《人生求索》 自序 2008年8月，我将退休，终于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了充裕的时间，去回首往事，品味人生，评价功过，看待世态。 回顾一下我走过的人生之路，不算平坦，也算不上崎岖。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事依次为：童年—少年—十年插队—大学生涯。忆起童年时代，很多轶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上映，栩栩如生，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从三十岁开始，以恢复高考为转机，重圆了大学梦，先后抓住机遇，系统学习了医学、英语，自学了放射放护学、电脑等专业知识，二十多年来，几经努力，几度抗争，却始终没有挣脱地球的引力，把根牢牢地扎在老家，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不知为什么，职场沉浮20余载，值得一提的事情，微乎其微，在脑海中留下的几乎是一张空空的白纸，在心灵中种下的是隐隐的伤痛；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仿佛是考题中一段长长的填空，填不满，也不想填满。这是构成回忆录有详有略的主要原因。 在开始写作前，权且用一段改良诗作为引子。 悠悠岁月稠，漫漫人生路， 上下苦求索，渴望新生活。 相伴万家灯火，细说人间真情。 忘却恩怨得失，坦然面对残阳。 第一章 我的童年(上) 童年，对大多数孩子们来说，是美好的，儿童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盼，正是这种初生态的希望，成为长大成人后，为既定目标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对我们这辈刚解放前后出生的人来说，仔细品味起童年，有苦涩味，也有甜味，这甜蜜时光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精神，来自母爱——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我，一九四八年秋出生在浙北的一个小县城，生活在一个——由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六个兄弟，一个表姐（表姐从小父母双亡投靠舅舅）组成的大家庭里，租住在一个大杂院内，房屋虽破旧，邻里相处却很和睦。 在这个大杂院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蕴生着讲不完的故事。我们全家11口人，仅靠父亲一人在上海布店当伙计赚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祖父是八旗的后代，不过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了，一生中仅托表兄在省城当大官的福（祖父的表兄朱瑞，浙江省督军兼行政长），当过几年管火药的长官（什么官衔不清楚，可能叫火药局长）。在辛亥革命后期，表兄因投靠袁世凯，倒了。祖父只得解甲归田，还乡之后再也没有务过正业，祖上留下的田地都被本家分光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无所有；也好，解放后被划为城市贫民，逃过“文化大革命”一劫，这叫因祸得福，负负得正。 父亲和叔叔十二、三岁就去上海滩“学生意”，尽管他俩长相活似一对双胞胎，但性格迥异。父亲是老大，思想早熟，懂事早，肩上压着维系一家老小十来口生计的重担，象老黄牛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他办事稳重谨慎，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他老人家时常教导我们：人心叵测，社会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中立，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等等；而叔叔生性好动，不安居现状，更不甘心给老板、老板娘干那些倒痰盂、刷马桶、抱小孩的活，被解雇了一次又一次，挨到解放，就干起工人纠察队，给解放军带路抓不法资本家，立了功，入了党，在里弄里当干部。 我的二哥和二弟，因贫病交加，幼年早早夭折，我和大弟年岁相差3岁，从小睡一个破被窝，学习上互相较劲，生活上经常闹点磨擦，记得有一次为争夺一块大头菜（咸菜）打起架来，连家里唯一的大橱上的玻璃都砸碎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61年），我和大弟都上小学，10来岁的小孩，白天一边念书，一边敲铁矿石、烧小高炉“大办钢铁”。我因学习成绩好，二年级就加入了少先队，三年级就当上了大队长，经常拿着格式化的决心书在校会上发言，开始几次紧张得要命，声轻如蚊，二腿直打哆嗦，反复几次后，胆子也炼大了，这也是属于逼鸭子上架吧！所以说，后天锻炼很重要，先天胆小的我，练得多了变胆大了。 一等下了课，我就赶紧到家，去生产队食堂里排队领粥（当然，开始几天是吃饭的），过不多久，粥就越吃越薄，最后只得吃菜汤。整天饿得发慌，面孔蜡蜡黄，还长满了一圈圈“蛔虫斑”，嘴馋得象猫。 由于饥饿加上寄生虫在体内的疯狂活动，雪上加霜，加剧了营养不良，肚子痛时常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二哥就在保送县中前一周（县中：指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被“蛔虫穿胆”（胆道蛔虫症）误症，夺去了生命，当时的他，年仅13岁。 第一章 我的童年(下) 时隔不久，在一天的半夜里，我的肚子也阵阵绞痛起来，母亲吓得半死，背起我拼命往县医院奔，在半路上，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阵怪叫声，毛骨悚然。后来听母亲说，这是“九头鸟”在叫，九头鸟原来有十个头，因作恶多端，被猎人用箭射去一个头，从此流血、流脓不止，四处逃窜。据老人讲，谁身上如果滴到了九头鸟的一滴血，他家就会发生火灾；谁沾上了它的一滴脓，他就会死亡。多么骇人听闻！回想那晚历险记，至今仍觉后怕。 “好了疮疤忘了痛”，蛔虫闹病刚好，耐不了饥饿煎熬的我又蠢蠢欲动了。一天放学后，我和大弟去屋子后面荒芜的高坡上找野果吃，突然发现许多野赤豆，我们摘了许多，把豆子放在衣兜里，小心翼翼地带回家。 接连几天，我们兄弟俩象解数学难题一样，绞尽脑汁琢磨着如何把它变成充饥佳品。忽然，我从家里的土灶（用稻草和烂泥制成的小灶，可以移动）上得到灵感，于是和大弟一起试制成功了“迷你型”小土灶，只有陶瓷茶缸大小，再炼了一些木炭（无非是把木材点燃一段时间后，用水冲灭，然后再晒干）；最难的问题是“锅子”了，后来，我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父亲的一只皮鞋油盒子，擦洗干净后当锅子。我们兄弟俩煮了一锅又一锅，你争我夺地享用这个美味佳肴。 母亲看着儿子穷凶极恶的那副饿煞相，泪水直往肚子里咽。她悄悄地和隔壁大姨（她是妈的干姐，因她娘家在乍浦，别人都叫她“乍浦姆妈”），一大清早，拿了点旧衣服，打了个小包袱出去了。 一晃，大半天过去了，太阳已经偏西，午饭时间早巳过了好一阵，正当大家担心的时候，她拖着疲备的脚步回来了。一走进门，妈就就急忙拿出几个包子，递给我们，轻轻地对我们说：“趁还有点热，你们快吃吧！” 几个菜包，当时来说真是稀物，我们兄弟俩象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没等辨过滋味，早就风卷残云地吃了个精光。 已大半天没喝一滴水、没进一点食的母亲，在一边瞧市面上，脸上露出了笑容。 长大成人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心里曾几次暗下决心，等将来“风光”后，一定要以加倍的努力，孝敬她老人家。但没等我们家的“形势好转”父母就撒手西去，这是我一生中几大憾事之一。 第二章 我的中学时代 第一节 上跃进班 在“三年自然灾害”快结束的1961年暑假，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我已被学校选中，作为尖子，跳级去县中上“跃进班”。儿子学习成绩好，这对母亲来说，是最大的幸慰；但对由母亲护送上学一直到小学二年级的我来说，要离开身边熟悉的学校、同学去上初中，却是一个十十足足的考验。我噙着泪花死活不肯去，母亲好说歹说，拉我去县城照相馆照了个相，后来贴在学生证上，仔细看来，脸上还带着哭过的痕迹。 进初中第一课，就是劳动课。校长在动员会上说：为了使孩子们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就必须从小养成肯吃苦、爱劳动的习惯，所以进中学安排的第一课是劳动课，希望同学们积极劳动，争取开门红。 一群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连滚带爬终于走到了10几里开外的目的地，当地农民早已在房屋正间泥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给我们搭地铺用，孩子们象“蚕宝宝”（南方饲养桑蚕也用这间屋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睡。 清晨，喝完粥，就开工了，每人背一个大棉花篓，跌跌撞撞地去田里摘棉花。棉花叶上的露水很快沾湿了衣服，凉风一吹就起鸡皮疙瘩；几趟小便下来，肚子就空了，疲劳、饥寒、想家的综合征终于暴发了，大家蹲在田里一个劲地放声大哭，老师以为出了什么事，过来一瞧，明白了是怎么会事，动了怜悯之心，就吆喝一声收了工。 由于整天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几天下来，孩子们个个变得漆黑精瘦。一天，班里一个叫金囡的黄毛丫头突然发现了新大陆——把几粒大米放在嘴里嚼起来有年糕味，味道很香，大家一嚼，果真如此！于是就纷纷彷效起来。但是这种方法不能从根本上上解决饥饿问题，一天晚上，金囡趁大家熟睡之际，爬到何老师（这位老师动过胃次全切除手术，遵医嘱，须少食多餐，故身边常备有饼干之类的点饥食品）床边偷吃了他的饼干，不幸被逮住，之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校纪处分。 漫长的劳动锻炼结束了，几百名学生沿公路浩浩荡荡地开回学校，在途中，我因口渴去河边喝凉水，踩在一块三角石头上，掉进了水里，给凉水灌了个饱，被老师们七手八脚打涝上来，冷风一吹浑身发抖，也顾不了许多，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我侧着身子，把湿衣服扒下，换上了递过来的干衣裤。 第二章 我的中学时代 第二节 好学少年 自幼体弱多病的我，经不起风吹浪打。劳动锻炼回校后没几天，就病倒了。症状是一阵畏寒一阵发热，冷的时候盖上几条棉花胎，牙齿还格格地直打颤，发热的时候汗水直淌，衣裳湿透，脑子里天旋地转的，犹如飞机起飞时腾云驾雾的感觉。听母亲说是得了“打摆子” (疟疾病)。 一周后刚好转一点，就又上学去了。由于疾病没有根治，反反复复地发作，疟原虫在我体内恣意横行，不但耗尽我体内本来不多的能量，而且使课程沓了一大截。数理化容易，俄语就有难度了。在病中，一俟热度退去，我就搬了个橙子，对着用废纸做成的小卡片记字母、背单词。这一招果然有效，在期中考试中，我竟然一门不拉，俄语还得了全班第一，在课堂上，俄语老师(一个经常围着一块漂亮白丝巾的年轻的女教师，姓什么我忘了)，特地拿我当刻苦学习的典型大大的表扬了一番。 上初中期间，我年年以几乎是全优的成绩名列前茅，记得初三时，报告单上包括音乐、体育、图画在内，所有成绩均为5分（当时学苏联实行5分制），实现了“一片红”。 班主任又让我当了一番先进典型（当然这也不排除老师刻意树立完美典型的可能）。 课后，我把大部分时间化在“博览群书”上，几乎是整晚整晚地，凑着不到一支光的煤油灯，挑灯夜战，生吞活剥地看完了包括《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七侠五义》、《拍案警奇》、《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等当时在图书馆能借得到的所有古代的、现代的长篇小说。而且，还喜欢上天文、考古等带有神秘性质的学科，心得、笔记、随摘记了厚厚一迭。我的视力也同步快速下降，至初中毕业时，二眼视力只有0。5。 回顾少年时期，尽管生活很艰苦，但终日无忧无虑，心中充满形形色色的幻想，五彩缤纷，身边又有慈母的关怀，在我的人生回忆中，依然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第二章 我的中学时代 第三节 全面发展 1964年秋，我考入高中，因为是个小县城，全县仅有一所完全中学，每年只招收二个班。 我们这一届的二个班级，各具特色，一班是个“武生班”，拉拉唱唱，蹦蹦跳跳的人才辈出，同学间偷偷谈情说爱也为数不少；我所在的二班是个“文人班”——夫子班，大多是戴着近视镜的书呆子。 由于我兴趣广泛的势头有增无减，上高中不久，我就迷上了装收音机，从矿石机，来复式到超外差式，一步步向高端攀升。 与此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和稻田产量一样，虽然没有高产田，但也没有低产的，平均产量仍然很不错。 从高一到高三的班主任大都是语文教师，他们对自己的课程抓得特别紧，象评“奥斯卡”最佳奖、最差奖一样，常常当堂把最好的和最差的作文读出来。为了面子，同学们纷纷奋勇争先，大家的文笔功夫长进了不小，这也为我日后在下乡当知青时写文章打下了基础。 正在此时，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学校要求我们：每天要写学习日记，每周要交学习心得。 在高二那年（1965年），父亲从上海退休了，当时政策上允许子承父业去上海顶职，父亲急于物色接班人，我和正在读初二的大弟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去接班。我的目的很明确，当然是想去上大学，毕竟高二离大学之门只有一步之遥了！好端端一个千载难逢去上海工作的机会就这样给丢了，父亲气得七窍生烟，但也无可奈何。 就这个事，竟阴差阳错地使我一举成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学校领导说我“不去上海留乡下”恣态高，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表现，他们把我写的学习心得体会向县文教局报，继而县文教局又向全县转发，转发前，德高望重的县长还亲自接见了我，谆谆教导了一番。 一下子之间，我大紫大红起来，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内部档案材料外泄时，才知道此时我已被内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中科大的保送生，我也祸从天降，为日后受批斗，种下了祸根，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 我的中学时代 第四节 暴风骤雨 1966年8月，正当我们验身体，填志愿，准备参加“皮鞋与草鞋的决战”之时（当时形容考大学的一句时髦话），一声沉雷，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高考取消了！我们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大串连虽则使从未出过远门的井底蛙去京城见了见世面，但也使这批小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代价是为期10年的“下放”！有的同学甚至从此与城无缘。 66年8月的一天，我刚满18岁。过完生日后，我兴冲冲地去学校，一进校门，就看见学校最高的那栋教育楼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他们正在看着大字报，我过去一看，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大标题——“彻底清算校党支部书记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下面大一、二、三、四，小1、2、3、4罗列了许多。其中醒目的一条是揭露校党支部准备把走白专道路的学生xxx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而这个学生的哥哥有反革命言论的！因学生名字用三个x代替，不知内情的我，也毫无忧患意识。 那天下午，当我走进教室时，看到全教室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指名道姓，逐字逐句地痛批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用心恶毒”……反正能用的贬义词都用上了。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大了起来，急急赶回家，问母亲，大哥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当然这问实际上也是多余的，在什么材料都保密的年代，作为一个家庭妇女的母亲会知道什么呢？更无况大哥从小去上海读书，高中毕业后本来是要去苏联留学的，因为在家里是老大，父亲坚决不依从，才改读哈军工，学飞机制造专业，因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大哥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虽然不深，但形象绝对是高大的。我家一直是军属，如何一下子会伦落为反革命家属？ 为寻找答案，我急忙提笔，向大哥写了一封信，并用挂号寄出，在信上言明，一旦事实确凿的话，就断绝兄弟关系。不久，就收到了大哥的回信。信上大哥以十分真诚的口气，讲了问题产生的全过程：由于他在担任教师时，工作干得不错，党组织准备发展他入党。正当前程一片光明之时，他的一个同事，出于忌妒，将他平时开玩笑，闲谈时的讲话，都偷偷记在本子上，经歪曲加工后，向上级密奏告发。于是，大哥就受到了处分，先是下连队锻炼，随后又去农村锻炼。信中再三说对不起全家，对不起弟弟们，使你们受到了株连，受到了委屈。 就这样我和大哥中断了近10年的关系。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7月8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用大量的笔墨讲述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并说组织上已给他彻底平了反，当上了哈尔滨市市化工局的处长，现已入党。十多年的厄运结束了，给我们家带来的阴影终于离开了！这当然是后话。 持续二个多月，接二连三的批判，一顶顶的大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灵备受着煎熬。对涉世未深的我来说，巨大的压力和暂时的孤立造就我日后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在冤屈面前的耐受性。 第二章 我的中学时代 第五节 混沌二年 1968年9月份，大串连之风终于刮到了我们的小县城，先是收到一封封大红印刷的告全国/全省革命师生的宣言书、关于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宣言等等。学校就象北伐战争初期一样，整天乱哄哄的。人们大脑的兴奋灶终于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获得解脱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许久，决定上北京看看去！一些的同学也加入我们的行列，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主要是筹钱，我从母亲那里讨到了10元钱），一支由13名同学，一名青年教师组成的“探险队”终于在1966年10月12日向北京出发了，它标志着我们开始迈出人生独立第一步。 我们仅凭着一张学校证明，从县城出发，经西渡、徐家汇到上海，历经南京、济南，最后到达北京。北京之行走走停停，整整化了8天。为去北京，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动了不少脑筋，回想起来真是不容易，对我们这批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个锻炼。 在北京15天时间里（10。19-11。12），我们主要去清华、北大、北航等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在11月10日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我们在车上缓缓从天安门前驰过，中央领导在城楼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后来因天气惭惭转冷，我们衣着单薄，抗不住北方的严寒，就听从了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劝告，打道回府结束了征程。 回顾总结35天进京串连的最大收获是：世上很多看貌似办了不到的事情，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大多可以梦想成真！这真使我们开拓了视野，壮大了胆子。 随之以后，直到1968年9月7日下乡插队，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县城一步。文革中在校待业二年的日子里，一会儿复课闹革命，一会儿下厂学工，一会儿下乡支援“双抢”（抢收、抢种），一会儿去茶馆宣传毛泽东思想……日子过得飞快。 冬去春来，星转斗移，一晃又一年，转眼我们都已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大姑娘了。来自农村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走了，他们中很多人回去结婚成家了。城镇居民户口的女生也在考虑归宿问题了，校园里成双成对的形影相拥的多了起来。而我们几个学究哥们却始终情窦未开，胡里胡涂地过着日子。有几个女生常来我们的教室没事找事地来玩，甚至到家里来串门，细心的母亲似乎有所觉察，而我则茫然不知。所以说爱情是要讲缘份的——此话一点不假。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一节 下放总动员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的动员工作开始了。校军宣队杜队长、大老张他们忙乎起来，先是全校总动员，然后组织各排（此时，班级已改编成排）学习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两个礼拜后就真刀真枪地提出：“一个面向”——即到离县城最远的、生活最苦的、收入最少的水稻区去插队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接连几天，同学们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大家反复探讨，商量着对策，想方设法留在城里。终于，重拳出击开始了，记得八月下旬一天，学校墙壁上贴出了“揪出抵制上山下乡的反党小集团”的大字报，其势如排山倒海，不可阻挡。在高压政策下，小知识分子的脆弱防线迅速瓦解了。大家都在心里作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只得下去。 这时担任高三排长的我显得十分镇定，通过数月来的深思熟虑，下放插队对我来说是一个铁定的选择。因大弟身体有病，在家中我是实际上的老大（我排行老三，大哥不在父母身边，二哥又早早亡故），下乡的重担“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我考虑的焦点是：如何制造一些理由，尽可能帮更多的同学留下来。什么“某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某人的父母早早去世，家庭困难”、“某同学的母亲大病初愈，需要照顾”等等，结果硬是让三、四个原本要下放的同学给留了下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刚满二十岁的我，打起背包和一批同学踏上了去沈荡公社的插队之路，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活。在这十年中，我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记工员、会计、理发员、学习辅导员，大队的文宣队员、机动插秧机手、拖拉机手、轮船驾驶员、出纳、民兵连长、团支书书记、若干大报的通讯员、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二节 小树扎根 下乡不久，当地农民发现我这个小青年有点不一般，拉拉唱唱、算算记记、修修弄弄、读读讲讲，样样在行（这完全得益于青少年时期广泛的爱好，喜欢动手的习惯和长期当班干部的经验积累）。深得政治队长昌哥，生产队长来富叔的信任，下乡不久就委以重任，先后担任队里的记工员、食堂会计、会计，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升，这些工作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同时，每天都要和谁都缺少的金钱打交道，大家都认为必须由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干。 刚下乡时，我与一个同伴寄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一间不足十个平米的破屋），隔壁是大队机站操作工“老县长”的小屋，“老县长”阮金鸟是一个单身汉，四十多了还没有娶上老婆，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在当地农机界出道较早，也算是一个“高年资”。由于“老县长”在机站长期接触粉尘，平时以抽了过多的劣质烟，因此经常咯血，开口第一句话总是“怨得来……”，时间一久，“老县长”的名字就叫响了。我从初中起就喜欢装收音机，对机械、电器有着特殊的爱好，一有空就跟“老县长”去机站学泵水、辗米、轧饲料，除碾米需要一定经验外，其它操作都很简单，几乎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老县长”干活累了，我就去替他一会，谁家的电灯坏了，广播不响了，我就帮助修好，过不多久，“心灵手巧”、“干一样，象一样”的美名就慢慢传开来了。 我们的大队是一个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支书阿夫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是绍兴移民，早年在私塾读过几年书，算是个“绍兴师爷”，在他的圆盘脸上星星点点布满了麻点（天花病后遗症），脾气很犟，人们背后叫他“犟麻子”。他的眼光也比一般农民要看得要远，还喜欢标新立异，在开展学大寨初期，就发动队里卖“爱国粮”，一担谷子硬是比收购价低好几元，这一爱国行动轰动了全省，省台、省报对此大吹大擂，阿夫还在队里树立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大标兵，上面派记者来，把他们的事迹提炼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全省也出了名，所以他当上了九大代表和省委候补委员。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三节 插秧机翻身 在我的知青岁月中，最值得一记的是在生死线上连逃三劫的经历。回忆起至今仍有刀光剑影生死离别的险恶感觉。 阿夫想到要加速实施农业机械化步伐，从外地购进了机动插秧机和高压喷雾机，“老县长”就积极向站长狗叔推荐我，狗叔的官名叫张小狗，也是绍兴人；叫他“狗叔”，倒不是骂他，而是尊重他，绍兴人为了使孩子容易带大，常常把他们取名为“小狗”、“小猫”、“猫狗”、“狗囡”等，因他土改时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资格老，所以大家都尊称他“狗叔”。我与狗叔也很熟，上机站时经常跟他瞎聊，培养感情，因此，狗叔和“老县长”一致向书记保荐了我。 于是，我和书记的儿子阿金一起当起了大队第一代农机手。别看书记是个领导，对机器的喜好丝毫不亚于我们，他看着我们开新机器，心里也直痒痒的。这台机器是一个庞然大物，自重一千多斤，虽然动力只有三匹汽油机，后面还拖着一块大木板，板上安装着一次可栽十二棵苗的滚动式插秧机，上面坐二个人饲苗，头顶还有由四根钢筋撑起的大阳伞，全队百把号劳力拔秧伺候它刚够。虽然秧给插得东倒西歪，质量上还有一些问题，但其功力可见不同凡响。 新机器当然应首先在书记队里试用，书记也乐呵呵地为我们当下手，当插完一片水田，准备转移时，我上去侦察了一下地形，一看渠道（当地人称“龙沟”）很窄，只有插秧机宽度的三分之一，我一看觉得难以通过。书记在旁边充满自信地怂容道：“行！我看能行！”看着他麻脸上一股挚着劲，知道拗不过他。就小心翼翼地开动机器爬上了龙沟，插秧机摇摇晃晃地走了十几米，书记在一旁认真负责地扶定机器，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但没过多久，就碰上了一段更窄的渠道，机器顿时失去了平衡，一头栽了下去，我也同时被摔了下来，人与机器一齐从几米高的龙沟往下滚，四周一片惊呼，眼看一场悲惨就要发生。刚滚到水田边，我就眼明手快地在烂泥田里作了二个漂亮的后滚翻（在中学里，我是垫上运动高手），插秧机也后滚到，它四脚朝天落在我刚才跌倒的印记里，四根支撑遮阳伞的钢管象四支利刃深深地插入烂泥中。“好险！”书记惊心未定地说，“没什么！”我轻松地答道。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四节 智斗飞车 第二次“生死搏斗”是发生在我兼任拖拉机手后。大队原有二台工农-10型手扶拖拉机，已用了好几年，要完成全大队1200多亩水田的耕作任务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又购进了一台。由于我在“插秧机事件”中表现“英勇”。博得了书记的赏识和信任，被委以兼职拖拉机手的重任。在当时，拖拉机手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被尊称为“机器师傅”。七、八月间，“双抢”大忙季节，都是通宵达旦地三班倒工作的，“机器师傅”们每天都在田里摸打滚爬，轮番上阵。听机耕队长说，有一台旧拖拉机工作不太正常，好强的我就主动向队长请战。那天我轮上深夜班，半夜里，这台老爷拖拉机毛病发作起来，机器飞速狂转起来，断油、减压等常规措施都用上去了，但毫无效果，机器象脱缰的野马一样，飞速狂转，发出可怕的啸叫声，排气管冒着青焰，机身深深地陷入泥田。 “完了，出”飞车“了，这家伙在烧机油。再不设法制止它，气缸就会爆炸，机器报废，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我向四周环视，空旷的田野里漆黑一团，嗅无人烟，无助的我，倒没有想到赶紧逃走，而是收搜索枯肠，想方设法如何制服它。真是“狗急跳墙办法多”！我脱下沾满泥浆的衬衣，把进气管裹住，断它进气，无效；我又迅速把衬衣一撕为二，往泥水田里一滚，将排气管紧紧包住，这一招果然收到效果。这匹“野马”终慢慢地停下了脚步。这事很快在队里传开了，报纸、广播电台记者纷纷来采访我“舍己救车，奋不顾身保护集体财产的先进事迹”，我一一予以谢绝，但最后通过收集整理，还是报导出去了，热闹了一阵子。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五节 游泳遇险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发生的第三次“生死搏斗”更是惊心动魄，不过这次纯属“私事”。因为是私事，有必要把我的婚姻、家庭简况交代一下，在下乡第三个年头，知青们纷纷成家了，当时知青成家大致是“三分天下”：第一类是实用型，他们被大队、生产队干部及家境富裕的贫下中农招为“附马”，虽然“对象”的文化层次相差较远，但办起事来七舅八姑的一呼百应，方便多了，腰杆子也挺直了许多；第二类是感情型，是知青间的结合，他们大多在学校时就认识了，下乡后，由于生活上互相照顾的需要和感情的升华而走到一起；这一类也不在少数；第三类是由于自身条件及其它原因，凑合着勉强结合。我与倪英是属于第二类型，我们于一九七○年十月十一日结婚，结婚时拆铺并床，喜糖一分，请几个要好同学、近亲吃上一顿，就完事，简单得很。次年，我们的宝贝女儿兰兰出世了，我和阿英（当地人为了图方便，就在名字中随便抽一个字，前面加上个阿，就构成了区别于张三李四的标记，我叫阿地，妻子叫阿英）生怕因“接受再教育态度不积极”而误了知青上调回城的机会，兰兰刚满十个月，就赶紧给她断了奶，放在奶奶家。阿英就回乡下，继续“炼红心”。 八月三日，已近立秋，为了使“双抢”不过立秋关，我们与天奋斗、与地斗了半个多月，疲劳不堪。那天傍晚，干了一天农活，浑身是烂泥臭汗的我和阿英，去河边洗澡。由于我在中学时代经常半天半天地在海里游泳，自恃功夫了得，望着十公尺开外的对岸，突然心血来潮地对阿英说：“咱们泅渡过去”！阿英应了一声，我就用脚一蹬，带着她离了岸，刚到河心，不会游泳的阿英就慌了，忽然转身，紧紧地抱着我，我的手脚动弹不得，顿时失去了动力，双双冒着气泡沉到了二米多深的河底。躺在充满烂泥的河床上，我的气越憋越急，心脏也越跳越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死神的脚步也在步步向我们逼近。在河底，我一边默默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松气！一旦吸入泥水，就意味着完蛋！一边准备着临死前的最后一搏，我试着用水下自救法，发力向左右相反方向扳开阿英的两个中指，解围得手后，用力一蹬河底，浮出了水面。猛吸几口气后又扎入水底，由于在河底长期屏气造成缺氧，浑身酸痛的肌肉根本无法完成救生规定动作！关键时刻也顾不得面子了，我再一次浮上水面，在岸边狂呼“救命”，刚出诊回来的知青赤脚医生小吕闻声赶到，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把失去挣扎能力的阿英托出了水面。一到岸上，我们赶紧给她倒水，在她的背上拍打了许久，竟一滴水也没有吐出来，正在纳闷时，阿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们也松了口气。原来她在水下气管痉挛了，所以没有进水。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从死里逃生的夫妻俩，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浮想联翩，庆幸着大难不死，我深深地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愧疚不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一句老话。在“大破四旧”的年代大多数人是不会信它的。但这句话竟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当年冬天我被提升为大队团支书书记，次年兼任民兵连长并入了党。这在当时对一个下乡知青来说都是不易达到的。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六节 组织文宣队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业余生活又是十分单调的，一般间隔一、二个月才能看上一本诸如《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等老电影和一些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那些经典老电影虽然质量都很不错，但看的次数多了，就不免乏味。 不甘寂寞的我组织起全队十几个有文艺基础的知青（下乡的和回乡的）骨干办起了文宣队，知青中藏龙卧虎的人才不少，不乏填词、作曲、二胡、笛子、扬琴、手风琴高手，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知青小r和小l，虽然她们只是个初中毕业的小妹妹，但文艺功底扎实得让我刮目相看，因为她们从小在上海少年宫受过二胡、手风琴等专门训练，实力非凡！ 我擅长于二胡、笛子、长箫，更擅长于老歌填新词。我们把《黄河大合唱》等著名老歌、越剧《半篮花生》样板戏片段搬上舞台，一演出真是轰动全队。在县里调演中我们的大合唱采用多声部重唱，在当时的农村文宣队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崭露头角、一举成名。 此外，我们在公社组织的篮球赛、游泳比赛中屡屡夺魁。一件件一桩桩的事，使知青的名声大噪。队里的青年小伙、姑娘也纷纷“投奔”我们，拜师学艺。 接着再说说文宣队骨干中的几个插弟、插妹的结局吧，我们的杨琴手小l，在乡下是个赤脚医生，虽然只是个68届的初中生，但他刻苦好学，胆大心细，事业有成。目前受聘于一家市级武警医院，当骨科医生，承包经营，收入可观，生活不错。手风琴师上海插妹小r后来回到上海，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目前在上海一家知名银行工作，女儿在西欧留学。二胡的主胡，上海插妹小l，和当地青年结了婚，后来上调到乡文化站工作，她的女儿去上海顶了回城户口，后来听说她因夫妻关系不和，和丈夫离了婚……反正是人世沧桑，变迁很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女知青的命运问题，女知青是在下乡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旦与当地青年农民结婚，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她们的命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后来知青的回城潮中，我们队的女知青们为子女、家庭着想，大多选择了牺牲自己留了下来，在当地农村任乡村教师甚至学校的勤杂工，由于文化、教育和素养上的差异，婚姻状况不十分理想的较多。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七节 女儿兰兰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兰兰降生之时，爷爷的心情真是可以用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来形容，我是老二，老大远在天边，在这里等于老大，如今添了个孙女，没有抱上孙子多少有些失望，但望着女婴那圆圆的眼睛，红红的皮肤，两脚两手欢蹦乱蹬的模样也觉得喜欢。“孙子没抱上，但也总算填补了我家没有女孩的空缺”！爷爷没有女儿，他很快在心灵的天平上找到了平衡点。 兰兰从落地一声叫开始就和“农”字沾了边，上了农村户口册，当起了小农民。刚满十个足月，就自然而然住在奶奶家，和爷爷、奶奶、小叔叔结下了不解之情。 家里只有四口人——爷爷、奶奶、小叔叔和她，两老两小，相依为命。小叔叔十七岁了，经历二年初中，二年高中，学工、学农、学军的洗礼，好歹毕了业，但也等于失了业。小叔叔从自幼在母亲的卵翼下长大，老实本分，胆子很小。直到十七岁，才独个儿去离家百把米的电影院看了本电影。当时县城的电影院，解放前是县参议院，刚解放时改名为军人俱乐部，斑驳陆离、破破烂烂的，在银幕后放了个便桶，看客憋不住时就往这里拉撒，不分男女老少，倒是个十足的公共厕所，影院内乌烟瘴气，臭气四溢。但不管怎么样，当时上电影院看影戏也算是一种高档享受；小叔叔敢一个人去看电影，还包含着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那就是向左邻右舍壮严宣告：“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后来托人介绍，小叔叔去一家螺丝厂学工，每月有几元钱的补贴，也算是有了收入。他把大部分钱交给了母亲，自己只留几毛零化。小叔叔平时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个“习惯”），但他对这位小侄女却特别大方，每当发了补贴他总是携着兰兰的小手，去街上逛逛，买点小吃，化一、二毛钱买几本小人书。兰兰总欢天喜地地回来，捧着《红灯记》、《迷惑人的鱼塘》、《小红擒敌》等小人书爱不择手，看了一遍又一遍。小姑娘也特别聪明伶俐，过不多久，几十本小人书的书名和书中故事概梗就能如数家珍似地一一复述出来，爷爷和奶奶自是喜欢。有时小叔叔即兴给兰兰开个玩笑：“兰兰是农民户，再不乖，就送你到乡下去！”兰兰就吓得眼泪汪汪找奶奶告状去。这也难怪，在当时，下乡去“接受再教育”是一个吃苦头、受惩罚的代名字，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城里青年学生仔来说，确实个吃苦“一辈子”的差使，广播喇叭里一天到晚在宣传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在农村“晒黑了皮肤，练红了思想”还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在乡下，他们住的是用泥墙、稻草搭成的破茅屋，每天吃的是不加菜油的臭咸菜（当地人叫“无油菜”），干的是在烂泥田里摸打滚爬的耘田活，而瘦弱的肩膀上挑的是200多斤的河泥桶（用来肥田用的）；不分天晴下雨，从天蒙蒙亮，干到夕阳西下，“从鸟叫干到鬼叫”；而且还常常挑灯夜战，填浜造田；每天挣的是几毛钱，一年下来，年终分红不是赤字已是恭喜，分到几十、百把，就算是大丰收。难怪连小小年纪的孩子听到上山下乡心里也发怵。 兰兰在奶奶、爷爷的悉心照料、呵护下，一天天茁壮成长。家里虽然清贫，但和睦相处，总算相安无事，奶奶喜欢看书，经常给她讲水浒一百零八将，西游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故事，兰兰听得津津有味，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文静。叔叔胆子小，兰兰的胆子还要小，一听说“篮帽子”（专拐小孩子的陌生人）来了，就象听到鬼子进了村一样，惊叫着躲进内房。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八节 下乡探亲 一天，奶奶突然想到：兰兰一天天大起来了，爸妈一年半载见不到几次面，久而久之，父母和女儿的感情建立不起来，一旦自己 老得不中用时什么办？和爷爷商量后，决定让她去乡下“锻炼”一段时间，培养一下亲情。 主意已定，奶奶开始做兰兰的“思想工作”。奶奶说：“兰兰，奶奶带你去乡下看看爸爸妈妈在干啥。”兰兰小嘴一嘟回道：“我不去，乡下有‘篮帽子’”。奶奶就拿出当年婆婆“骗”孙子的看家本领，从生锈的铁皮饼干筒内拿出一包用几层申报纸（江浙一带离上海近，称旧报纸为申报纸，申报当然是上海最早办的一份报纸）包着的南瓜子，小心翼翼炒好凉透后，把香喷喷的瓜子放在一只小布袋内，对兰兰说：“我们带上香瓜子到爸爸那里去。”在奶奶的“软硬兼施”下，兰兰终于点了点头，奶奶就抱着兰兰气吁吁地赶到了离家三里开外的轮船码头，踏上了去乡下的轮船。 三十多里的水路，走走靠靠停停，开了近二个小时，才到码头。我早在河对岸等着了，一等船停稳，渡口的俞老头摇着艘两只八仙桌面大的平底小船晃悠悠地过来了，撑到对岸只消五分钟，祖孙俩着实惊出一身冷汗，我抱着兰兰又弯弯曲曲走了半个小时，终于到了家。这个“家”，是新建才年把的知青集体宿舍，每人一间，二十来个平米，竹木结构的简易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平瓦，当地农民称它为“洋房”。奶奶详端儿子的这套“洋房”——一间直通通的平房，中间挡了扇破芦莲（用芦苇杆编织而成，当地用来养蚕的），中间贴了块旧报纸，上面写道：“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卡尔。马克思”，算是装饰品，也表示了主人的意愿和志向。 奶奶携着兰兰刚跨进门，就冷不丁打了个趔趄。原来里面的地皮是和外面烂泥场完全“保持一致”，几经日晒雨淋，早已沆沆洼洼；抬头一看，檐子是毛竹劈成两半做成的，象扁担一样，吃不住瓦片超重的份量，一个劲地往下滑，大梁两边三尺多已经没了瓦片，篮天白云清晰可见，缕缕阳光射进屋来。奶奶转身定睛一看，门口还砌了口小灶，锅台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碗筷，我急忙介绍道：“这里最安全，瓦片都滑到底了，堆在一起，厚厚的一迭，有墙体撑着，塌不下来，天下雨淋不了，地震震不倒（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不久，人人都心有余悸）。下大雨、刮台风时，我们常躲在这里。”母亲一边参观着宝贝儿子的“洋房”，一边把泪水往肚子里咽。“洋房”里没有客人宿夜的条件，母亲一看末班轮船时间快到，就匆匆踏上了回程。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九节 体验生活 兰兰的体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到底是血浓于水，奶奶走了，兰兰不足二岁小小年纪，一下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当晚也没哭没闹，静静地听爸爸讲故事，听着听着，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我和阿英俩当晚商量好，为了生计，明天我仍然去队里干活，阿英留下来照顾兰兰。 第二天，兰兰一觉醒来，妈妈给她洗完脸，喂好早饭，正在洗刷锅子碗筷时，只听得隔壁猪圈内的两头猪，却在嚎嚎叫。“噢！忙碌了一个清早，忘了喂猪！”阿英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提着猪食桶准备去拌饲料，到猪圈一看，饲料已不够一餐，好歹将就了一顿。猪的中餐也得赶紧想办法啊！阿英回到屋里对兰兰说：“囡囡乖，妈妈要去地里挖点胡萝卜，外边冷，兰兰呆在家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兰兰很乖地点点头。阿英生怕小姑娘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闯祸，就用根绳子把兰兰拴在桌子脚上。当阿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拼尽全力在自留地里挖完一筐胡萝卜时，已近中午。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赶回家。进门一看，一下子惊呆了，兰兰象小猫一样蜷曲在桌子底下睡着了，看着她一脸泪痕、鼻涕，一身烂泥，头颈上还绕了一道绳子，知道孩子是在多么委曲、多么孤单、多么无奈、多么危险的状况下睡去的。阿英急疯了，一个箭步窜上去，抱起兰兰，一遍又一遍地用湿毛巾擦拭着她那的小脸上的伤口和泥土，一遍又一遍地亲着她稚嫩的小脸；心里淌着血，阿英一边哭着，一边喃喃地说：“上苍啊！你为何这样不公！小小年纪前世作了什么孽，跟着我们来受苦受难！” 这时我带着一身泥粪气闯进门槛，一看阵势就明白了七分。我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不断地告戒自己要保持清醒：“我是一家之主，不要丧失理智，乱了方寸，让人笑话。”我扶起了阿英，安慰话也讲不出了。忍着辘辘肌肠，开始涮锅煮饭。我一手往灶膛添柴，一边在脑子盘算：“妈的！老子下午不上工了，爷仨到镇上去散散心。”主意已定，吃过中饭，换了套干净粗布服，背着兰兰，怀里揣着仅剩的二十元家当，踏上了泥泞小道。 江南的乡间小道，雨后特别泥泞，当地农民造房子用的泥坯，就是用它制成的，我穿的双防滑雨靴上粘了两个大大的烂泥圈，足足有十几斤重，的背着兰兰往镇上走去，活象队里的“大脚老三”（老三患了晚期血丝虫病，拖着两条像皮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小兰兰在背上看着乡间的风景，树啊、草啊的，觉得特别新奇，一路上问这问那的，上午的惊吓与不快，也一扫而光。走到途中，看到墙上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大画像（常规：当时的生产大队会堂上都画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就问道：“爸爸，那墙上的人是谁呀？”“是毛主席”，我答道。“他拿顶大雨伞到哪里去啊？”“去领导煤矿工人闹革命。”……走着走着要尿尿了，兰兰就蹲在地上画了个小水坑。一家子在路上走走歇歇，问问答答，也不觉寂寞。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走到了镇上。沈荡镇是典型的江南小镇，中间是一条小河称为市河，小河两旁是一北一南对应的是大街和小街，镇子上居住着一千多人，也算是一个县属大镇，沿街提篮小卖到处跑，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较大的国营商店则是开足了收音机的音量，一遍遍地放着雄赳赳的语录歌或铿锵有力的样板戏以招揽顾客，煞时热闹。我和阿英牵着兰兰东张张西望望，走到一家肉铺，看见仅有的一条羊腿高高挂着，吃羊腿在当时是高消费，很少有人买得起。我知道兰兰爱吃红烧羊肉，就毫不犹豫地掏出仅有的钱，买下了羊腿，又去杂货铺买了几毛钱茴香、桂皮等调料，背起兰兰，一家人匆匆往回赶。 一晃一个礼拜过去了，羊肉吃完了，该玩的地方玩过了，知青叔叔、伯伯也访问过了，兰兰又想奶奶了，吵着要回去，我和阿英一合计，也只得依着她了。我到隔壁供销社的下伸店里买了斤桔子。在回城的船里一边给兰兰喂着桔子一边讲着故事，二小时旅途，很快消磨掉了，兰兰象鱼儿游回大海一样又回到了奶奶的身旁。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十节 乡亲近邻 十年插队生活中，有很多关心、爱护、帮助我们的乡亲，至今仍然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首先值得一记的是——“兔子”。“兔子”是河南移民，官名叫王信仁，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个奇怪的名字，可能是属免吧。他三十多岁，近一米七十的个头，瘦瘦的脸，浑身发达的肌肉，休息时总是穿着双白球鞋，嘻嘻哈哈地往我们这批知青堆里钻。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象个体育老师（虽然并不识几个字），他为人豪爽，妻子福宝也是个河南人，为人善良，待人热情，短小的个子，上翘的嘴唇，一副憨厚相。福宝手巧，烧得一手好菜，他们夫妻俩深受我们知青的欢迎。每逢喜庆日子，我们总是上他们家，喝一杯土酿米酒，啃一回可口的鸡腿，不亦乐乎。 冬天农闲之际，“兔子”与我们一起去打野狗，用“压煞棚”把野狗抓住，洗剥干净后由福宝负责加工好，香喷喷的一大锅红烧狗肉，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有时我们在晚上，打着手电，爬到大队的大会堂屋顶上，在瓦片下挖出好几桶麻雀、鸟蛋；有时在耘田时抓到几条大水蛇，全都一古脑儿往他家拿，经福宝巧手一炒作，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大家嘻嘻哈哈吃到一醉方休。至今回味起来仍然觉得有趣。 我是个养猪能手，县知青办每年分配给我们一、二百斤米糠，我把饲料和稻草糠混合后，搞中曲发酵，并注意定期给猪驱虫，因此，别人养猪，一年下来，只有百把斤，而我总能把猪养到二、三百斤。卖猪也是个喜庆的日子，“兔子”总是一马当先，热心相助。我们用船把肥猪运到十几里地外的镇上去卖，一路上，“兔子”显得非常兴奋，毫不客气地地“敲竹杠”，要我请客。其实，这请客无非是在饭店里叫上几碟花生、卤味，要几盆糖醋排骨、猪肝等热炒，加上几斤黄酒，就能获得一醉方休，大家尽兴而归的良好效果。有一次“兔子”喝醉了，在饭店里耍酒疯，惹了邻队的“好汉”陆小宝。这陆小宝，膀宽腰圆，熊腰虎背的，肩挑二百斤担子走上几十里地从不歇脚，是个附近小有名气的大力士。也许是酒力壮胆的缘故吧，“兔子”不自量力地一定要和小宝争个高底。 小宝当然不会示弱，俩人先是在饭桌上比头首倒立（比谁坚持的时间长），这是“兔子”的强项，由于喝醉后影响发挥，只得了个平手；接下去比腕力，当地人习惯用中指互相勾住后较量，两人卯足劲，一使力，就听到“喀嚓”一声，坏了！“兔子”的中指早断了，摇摇晃晃连在手掌上。我急忙送他进医院。包札、固定后赶紧回家。说实在，“兔子”当时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真让人佩服，的确是一条硬汉！三天后，不耐心的“兔子”早把夹板拿下，到田里干活去了，结果硬是留下了终身残疾。 离开队里已近三十年了，算来“兔子”已该是六十多岁的老头了，听村上来的老乡说，“兔子”仍然是个“老顽童”，一有空，就唱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山歌，提着个篮子买酒菜去，偶而还到村里的茶店里，摸上两把。 杨美美是我们隔壁近邻，也是河南人，老婆二囡是本地人，家中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一个活泼的女儿，夫妻俩都是强劳动力，不幸的是被套上了“黑五类”的帽子，美美的祖父是个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土匪，美美是“反革命子女的子女”，其实，美美是不应该划入黑五类家属的，但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年代，这顶黑帽子也是传代的。因为家庭出身关系，美美在队里是没有发言权的。二囡娘家是贫农，性格泼辣，敢说敢讲，多少弥补了这个家庭的先天不足。美美夫妻俩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尤其是对我们的照顾，犹如兄嫂，至今不能忘怀。每当我们回城看女儿，或者外出开会，我家的猪、鸡、猫都托他们照料，他们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比自己管理还放心。 我们的另一个邻居是住在一排破旧、低矮瓦房里的俞家兄弟，他们是队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由于血吸虫病作祟，贫病交加，村里的本地人死得屈指可数了，俞家兄弟就是幸存者代表。哥哥余寿早已成家，满脸胡子拉茬的，从来舍不得刮一刮，老实巴交的，不善言辞，老婆静囡倒是很能干、活络；弟弟朱寿自小得了血吸虫病，医疗队给切了脾块（脾脏），硬是捡回了一条命，因他在治病前肚子大大的，“田鸡”（即青蛙）的绰号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三十多岁了，没娶上老婆，不免与嫂子有点暧昧关系，招惹哥哥生气，有时甚至打上一架，但不久后就恢复了平静。 俞家另一个本家叫音祥，矮矮的个子，弯曲成九十度的驼背，和老婆离了婚，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据说音祥还当过兵（可能是挑夫吧），去过朝鲜战场，每逢节日晚会，人们起哄，让他唱歌，他总是有五音不全地哼上一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助兴。一天早上上工去，我走过他门口，看见爷仨还在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似肉非肉的东西，好奇心驱使上前一瞧，他的大儿子福林笑迷迷地对我说：“是老鼠肉，要不要也尝一块”。听到“老鼠肉”几个字，我出于本能的恶心（虽然我在吃食方面不太顾忌，但对老鼠印象实在不好，况且自己也是属老鼠的），连道谢都顾不得说一声，就慌忙溜之大吉了。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十一节 小队干部 我们队的政治队长昌哥官名叫孙阿昌，他是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大标兵之一，据说昌哥有一次捻河泥，捻到一条大鱼，想到这鱼是集体的，就把鱼儿放了生，经记者提炼一下，形象就树了起来了，昌哥的职位相当于正队长（生产队长是副队长），是全队的主心骨。昌哥虽然没有文化，记性倒是挺不错，比如二斤四两半青菜多少钱，他那小眼睛夹上几夹一儿就能准确无误地算出来。因此，上边来人讲上几句，介绍点情况，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昌哥自幼得了气喘病，干重活时气喘得象拉风箱，听了怪难受的。一次在“歇烟”（农村在每天上、下午，总要休息十几分钟，吃吃点心，抽上一管烟）的时候，我一本正经地问昌哥，这病对干重活有没有影响，他笑着说，“习惯了就没事了”。 尽管昌哥享受着标兵的好名声，但有着先天不足，再提拔就没他的份了。因为她老婆是富农的女儿，更惨的是患有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生了三个女儿，直到第四个才得了个儿子，而儿子又恰巧和他母亲一样也是个小儿麻痹症，真是祸不单行！小孩子五、六岁了，一句话也不会讲，口水直淌，走路东倒西歪、张牙舞爪的，好生可怜。 昌哥为了表示与“五类分子”划清界线，在批斗岳父的时候，也常常振臂高呼打倒他岳父的口号（好在他老婆不会在场！），昌哥办事缺乏决断力，碰上难题，二粒小眼球在眼眶里的溜溜地转，大家暗地取笑他：“昌哥的眼睛又在搓圆子了！” 最近听村里来的老乡说，我们走后不久，昌哥的儿子、老婆先后死了，三个女儿都出嫁了，而昌哥最后也因肺心病发作离开了人世。想起《红楼梦》中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的大结局，真有点凄惨惨、悲切切的感觉。 生产队长来富叔，也姓俞，本地人，老婆仁宝是个当丫环出身的女人，四十多岁了，脸上皮肤凹凸不平，挺会打扮，有时还叼着一支烟，倚在门框上看人时，两眼直勾勾的，怪吓人。大家都暗地骂她为“癞蛤蟆”。来富叔一家七口，有四个女儿，最小的是儿子，美中不足的是宝贝儿子是个瘸子，一家子大多是女孩子，热热闹闹的，来富叔为人和气，热情好客，我们经常去他家串串门。 第三章 我的知青岁月 第十二节 转折点 一九七六年一天，我去镇上办事，走到镇上，看到很多人脸上有一股奇怪的神情，再向前走上一段路，答案就出来了——镇上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上刷上了一条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名字上都打上红叉叉。啊！红极多时的“四人邦”终于倒了，我不相信地揉了揉眼，定了定神。 “四人帮”的倒台，加速了知青回城的进程，七六年年底，阿英先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县城，当上了卫生院的挂号员，兰兰也按政策把户口迁回了城。一个人在乡下孤军奋战的我，在半年后——一九七七年七月，接到公社通知，说书记要找我谈谈，书记见了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四人帮”垮了，知青络续上调了，党委对我的去向问题也作了研究，准备把我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当负责人，并兼任事业大队（信用社、兽医站、广播站、医院等公社直属事业单位）支部书记。临结束，书记拍着我的肩膀勉励着：“小伙子，好好干！别忘了”双抢“时帮助公社出简报啊！”“看来书记对舆论工作倒是很重视的”，我一边道别，一边心里想着。 就这样整整九年的知青生活结束了。 公社卫生院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医院，当过院长的人倒占了将近一半。院长换了一茬以一茬，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象一个积劳成疾的老人。我也明白书记派我去的用意。为了证实自己，不辜负领导的厚望，我开足马力，整整化了三个多月，搞家访，开座谈会，摸情况。接下来赏罚并用，软硬兼施，建章立制。卫生院的状况终于有了起色。在管理过程中，我发觉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足，长期下去，不足以服民心。就与县里的“赤医大”（赤脚医生大学）联系进修一阵子。 正在我一心一意钻研业务之时，省报上刊登了恢复大学招考的消息，而且允许“老三届”破例，不论婚否，可参加一次考试，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我赶紧找到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似乎是彻底破灭的大学梦又给点燃起来了。我把大脑的兴奋灶又转到了实现大学梦想上。一连几天报名、借书、找复习资料，忙得团团转。当然，还得顾及影响，天天装模作样地上班。一个月后，我参加了高考，由于荒废了十年（当然，这些年大家都荒废）、复习时间短（这个原因对大家来说也是均等的）加上工作拖累，考得不理想，落榜的现实无情地摆在我的面前。我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低谷。心中充满了悔恨之情，恰似象一个溺水者连稻草都抓不住，晃悠悠沉到河底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死了心的我，又回头投入了工作。一晃，七八年春节来了，又很快的走了，平平淡淡的。想不到阳春三月又传来了好消息：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生工作又开始了，这一次，对“老三届”仍网开一面，不过也言明只有一次机会。我默默地用诗人艾青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不断鞭策自己、告诫自己，在这个生的转折关头，一定要把握好机遇，不能让它轻轻从身边溜走。到七月考试的半年时间里，我排出日程表，快马加鞭地与时间赛跑。一下班就看书、查资料、做题目。天热了，一开电灯，蚊子就成群的飞来，我就穿上高筒雨鞋，扎紧袖口，挑灯夜战；疲劳了，就用凉水一冲继续干。七月中旬，检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带着“范进”的感觉走进了考场。语文、数学考下来，感觉不错；考物理时，由于临阵磨枪忘记了时间，竟迟到半小时，慌慌忙忙进考场，结果自我感觉非常不好。我也顾不了许多，用“我考得不好，别人也不见得考得好”的阿q精神迅速调整了情绪，在接着的化学、政治考试中，考得十分顺手。考试结束后，我心中有一种成功的预感。 一个月后，成绩下来了，我以近四百分的成绩高居全区五个乡考生的首位。希望的曙光照亮我的前进之路！在填志愿时，我毅然决然地填了医学和农机两个专业，为了保险，又在是否服从分配的选项中打了个勾。 八月底，我收到了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入学通知书，十月初，我告别了父母妻女，去杭城开始了大学生涯。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一节 老三届聚会 1978年10月初，我跨进了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校门。医学系共有12个班，学校把我们78级的新生安排在全新的11宿舍，双人格子铺，八人一室挺干净。 我们寝室未住满，共有六名室友——来自嘉兴同学老金，一米八十的个子，思想细腻，脑子聪明，背书一流，入学前当过内河运输船工，工艺美术厂美工。安吉同学老刘，长时间当过知青，入学前已回城当教师数年，带工资入学（文件规定连续工作3年可以带工资入学）。义乌同学老朱和我一样长时间当知青，为了谋生，他到处打工，闯过天南海北，练就一身钢筋铁骨，苦读精神数他第一，每逢大考，常常能不知疲，倦通宵达旦地看书复习。宁波慈城同学老吴，入学前是工人，小个子，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的，脑子活，考试不当会事儿，但总能顺利过关，成绩和努力不成正比。以上全是清一色66届高中生，入学前都没有学过医。剩下的上虞同学老刘，在我们寝室数他年纪最小（68届高中），出身于医学世家，上过卫校，当过较长时间的内科医生，有一定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一般的课程基本不去听的，在寝室主攻英语，暗暗地在准备毕业后考研，后来他果真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上过山、下过乡、支过边，少数是现役军人。除少数人外，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也许从履历上看到我当过大队干部，卫生院院长吧，我被任命为班级党小组长，学号是3号。 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是“老三届”，年纪最轻的是小应，68届初中生，当过赤脚医生；年龄最大的是老林，65届高中毕业，温州瑞安人，他们那边把关不怎么严，虽然不是“老三届”（老三届指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也给“混”了进来（补充一句：其实老林是一个很好的同学，“混进来”这句话是我们经常跟他开玩笑时说的）。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二节 年办主任 78年级办公室主任张大炎是一位50多岁的军转干部，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去过朝鲜。张老师中等个子，瘦瘦的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整天穿着套旧军装，显得十分精悍。也许是久在文工团工作的原因吧，他嗓门宏亮，性格朗爽活泼，做起思想工作来，循循善诱，大会发言时幽默风趣，平日里事事处处替我们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大家觉得他象大哥一样，人人都对他尊重有加。 张老师爱人亡故多年，一直没有续弦的打算，家中有一对可爱的女儿，尚在中学读书。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着两个女儿，既孤独又辛苦。他身患严重胃病，营养消化吸收不良，因此身材瘦削、单薄。毕业后很多同学都想帮他找个伴，但都给他婉言谢绝了。同学们都推测：他爱人生前一定是个好妻子，夫妻感情一定很深。 在2003年，留校同学发起举办了浙江大学医学院78年级同学会，张老师一如既往地前前后后忙乎操劳，我早早地去了，看到已经70多岁的他，变胖了，脸色红润，脸颊上也有了肉，说起话来依然精神抖擞，两眼迥迥有神，对前报到的每个同学都热情地问候，使大家心里暖洋洋，充满着重逢的喜悦。中午会餐时，张老师对每桌同学都面面俱到地敬酒，在我们那里特地长时间逗留一会，互通消息。我们得知，张老师在我们毕业后，从事学校老干部工作；退休后负责全校老干部合唱团，把全校老干部业余文化生活搞得有声有色，充分发挥了他文艺工作的组织特长。张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添了两个可爱的小外孙女，而他本人，则一直没有再婚。我们情不自禁地纷纷祝福他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年办还有两名副主任高老师和沈老师都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在校时都是学生干部，挺会做学生工作，整天和我们打成一片，无拘无束的，印象都不错。高老师是余杭人，也是一位精悍而健谈的人，学校里住房困难，和老婆分居两地，他很艰苦地住在11宿舍边上的平屋里，旁边还是一只厕所，整臭气薰天，我们毕业后不久，高老师升任副校长，后来调到美术学院任副院长；而沈老师也升任校基础部主任，后来随丈夫去了美国。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三节高原反应 紧张的学习开始了，大学的教育方式和中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学时，每堂课上的内容有限，而且老师总是手把手地教；在大学，一门专业课程常常是二、三个小时连续上，一次下来，十六开大教本二、三十页过去了；更有甚者，很多老师完全不按课本上讲，而是海阔天空扯一气，上课硬是靠记笔记。记得有一位外科老师，上课时，国内、外进展什么的东拉西扯的讲了一通，刚切入正题就刹车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手里这本书就是我编，大家回去自己看看算了”。这种教育方法换了在中学，简直是不可思议！ 此外，在大学里，老师对教本也不作硬性规定，学生可以到教务处去买，也可到书店去买，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了。 学习医疗专业，除个别几门基础课外，大部分要靠死记硬背，恢复高考后仓促编就的全国统一教材，都是由编委成员（全国著名的医学院校专家、教授）各自分担的，章节之间七拼八凑的，连贯性差，内容重复、庞杂，篇幅很大。学生要从浩繁的教材中筛选出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难度不小，要化功夫很深的功夫。 医大的课程从周一到周六排得满满的，对我们这批荒废学业10年，长期在农村闲散环境中生活的“老头大学生”来说，要一下子适应这种环境真不容易。很多同学都得了失眠症，晚上睡不着，白天上课头晕目眩，恰似得了高原反应一般，有个别同学渐渐发展为重度神经官能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最后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学业。 每逢浙大、杭大、农大（现都合并为新浙大）的老乡（注：在省城，来自嘉兴地区的同学都称老乡；在京城，浙江籍的人也名正言顺成为老乡）星期天来串门，听到他们每周只上4-5个半天课（周一——周五上午），其余时间都是自学时，心中真是好生羡慕。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四节 参加竞选 第一个学期期中，学校改选学生会，校方把学生会干部候选人照片和简历都贴在公告栏内，我的简历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所有候选人中，我最年长，而且有从政多年的经历，同学、老乡们纷纷鼓励我参选。 此时，对七上八下的从政早已心灰意冷的我，自认为：既然“三十而立”，选择了学医，就应认认真真学点知识，长点本领，在下半辈子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声明一下：在学医同学中，也有少数热心于从政的，这不能说他们不务正业，人各有志嘛）。 于是，就反复向年办、校方真心诚意地表达了这一意愿。那时学校的领导也很通情达理，很快达成了谅解，没有再安排我当学生会主席。 后来我虽然当上主席团成员，并参加了竞选，但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最后分工当了个任务不重的治保部长。在临床实习阶段，我们医学系的12个班级一分为二，我们班划入医学二系，也是由于我在学生中的“老资格”关系，我担任了唯一的属于学生身份的系党总支委员。 从人生经历回过头来看，我这个选择或许是错的，因为：一是减弱了我在毕业分配时留校的竞争力；二是毕业后回家乡从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我有早年从政的经历，导致局长误判，“好心”地硬是把我挽留在行政岗位。这些当然是后话，因为我不是诸葛亮，所以不能未卜先知，预测未来。 所以说：对人生的道路的选择，有许多许多的无奈，如能自觉地肥它归咎于命运，那他就会心安理得，不会过多地怨天尤人，折磨自己，日子也会过得坦然许多。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五节 忘年之交 进校学习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几门主课的成绩都在95分左右，尤其是医学英语在班里和年段名列前茅，几乎每次考试都是99－100分。 第一学期成绩大家都不错，这与我们原来基础比较扎实，学习刻苦认真有关，来自农村、基层，当过10年知青的我们，都不愿放过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顾一切地玩命学习。这与现在很多大学生入学谈恋爱，“60分万岁”的实用、早熟思想、行为是有天差地别的（当然我并不是指全部，谁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击一大片的）。此外，我们有几门课如医学英语、解剖学成绩突出，是与几位任课老师的关心、鼓励密不可分的，我们与几位老学究都结成了忘年交。下面来说说其中的二位。 我的英语老师陆伯铮，是西北人，早年到苏联留过学，当过俄语翻译，因为敢于直言，后来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不久，又走上讲台重执教鞭，但改行成教英语，对于一位近六旬的老人，自己边学边教，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从由衷的敬佩转化为学习的动力。记得一次上一节叫“teeth”（牙齿）的课，在课堂上陆老师自我解嘲地说：“让一个没有牙齿的人上‘牙齿’课，这是对我最大的讽剌！”三个学期英语教下来，我和陆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另一位老师是我们的解剖老师陈好德先生，陈老师也快六十岁了，曾赴苏留学，他是西北人，讲话时慢条斯理的，挺有幽默感。整天在充满呛鼻剌眼的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内上课，教我们从酱鸭色的尸体上去识别一些枯燥无味的动脉、静脉、神经、骨骼等，没有充分的耐心肯定是不行的。每逢考试，大家都很紧张，他总是笑咪咪地为大家减负降压，他安慰我们道：嗨！你们这些“调干生”（以前医大招收过象我们这种年纪的学生，他们大多是来自部队、地方的卫生干部，两年学成后，回去提拔当干部），不用紧张，不要怕，对大学来说，“进门困难，出门容易”（当时浙江省高考的大学录取率不到2％）！大家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错，皆大欢喜。 也许是工作10年后入学的老学生吧，我们班的同学与老师的师生情谊十分深厚，我们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有的甚至是兄长关系，每逢到学校办事、开会，总是逐一询问他们的近况，转达对他们的深深问候。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六节 陷入危机 由于我争强好胜，为争名次，连续地用脑过度，从第二个学期起，就象不会分配体力的足球运动员一样抽起筋来——神经衰弱症越来越严重，有时整晚整晚地不能入睡，白天昏昏沉沉的，不能集中精力听课。强烈的好胜心和过份地追求完美，此时无疑已变成前进中的绊脚石！ 我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抱着“不成功，便于成仁”的决心，几次动了退学的念头。在老家的几位好朋友也竭力劝阻这一愚蠢的的举动，但身陷困境，思想钻入牛角尖后，什么话听不进去。 这时细心的年办主任张大炎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声不响地在帮我度过这个难关。首先，千方百计地从非常紧张的学生宿舍中挤出一个单间供我使用；其次是，请体育教研室老吴教授专门辅导我打太极拳、练“五禽戏”，同时建议我在课余时间，打打球，散散步，聊聊天，以调节心情；在节日里，还动员我邀请老婆来杭州玩上几天……就这样，慢慢地，睡眠状况逐步得到了改善。第二学年，我就搬回了大寝室。 回想起来，我得以顺利从医大毕业，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年办张老师无微不至的兄长般的关心和照顾，以及我的一些好朋友的支持和提醒。 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与张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女儿去金华地区读高中时，来回途中都吃住在张老师家里。 后来张大炎和我们的英语老师陆伯铮结成了亲家，张教师的两个女儿都生了个女儿，差不多大小，把婴儿车推到街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呢！这当然是后话。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七节 杀出重围 搬回了大寝室后，在学习方法上，我和室友逐渐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办法，可以说是百试百爽、百战百胜。这方法说来很简单：首先大家把课程熟读几遍，在脑子里建立初步印象；然后，召开“诸葛亮会”，大家对每门课的重点提出各自见解，统一思想，确定重点，分工归纳，集体共享；最后一步很重要，即在考前辅导时，我们把各自准备好的重点题，佯装不知，用车轮战法向老师请教，如果教师对答如流，则说明这个问题需重点准备，反之就作为一般题，了解一下就行。凭借这个发明，我和室友大大减轻了考试的负担，提高了学习的成绩。我们发掘出大量的属于自己的空间，去参加体育运动、去市郊旅游、去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每逢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日，是我们彻底放松的好日子。经杭州同学推荐，我们几乎游遍了杭所有的景点：如三潭印月、花港观鱼、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玉泉鱼跃、雷峰夕照及灵隐寺、岳庙、玉皇山等等。 印象最深的是游玉皇山，一名杭州同学到我们寝室作客，向我们大吹特吹城隍山的酥油饼如何如何好吃，是杭城一大特产。我们信以为真，定要见识见识那个酥油饼。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室友结伴出去找城隍山，结果阴差阳错地到了玉皇山，在山顶的一家素斋馆饱餐了一顿用豆制品做成的仿糖醋排骨、红烧肉、鱼香肉丝等，这精妙的菜肴几乎到达以假乱真的地步，至今还回味无穷。 今年3月份，对城隍山酥油饼仍然念念不忘的我，和老婆一起游河坊街时，特地在河坊街上找到了在大学时代梦昧以求的城隍山酥油饼，每只有2。5元，造型不错，可是看着它干巴巴的样子，就放弃了购买它的念头。是啊是代不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回味也就变刁钻了。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八节 父亲重病 大二下半年，大弟匆匆从老家赶到杭州，带了一张x光头颅照片，说父亲头上长了个瘤，县医院拍了张片，初步诊断为“溶骨性骨髓瘤”，为了保险起见再请省里的医生确认一下。 第二天我赶紧把片子拿到浙二医院放射科主任那里，老主任拿起照片一看，就明确地说：是的，这是“溶骨性骨髓瘤”，恶性程度很高，青年人活不过半年，不过年老病人因血液供给不足，发展相对慢一点。 回来后，我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了大弟，兄弟俩商量了半宿，决定用“老树身上长了个疤”的比喻骗父亲，让他平静地走过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父亲和叔父12-13岁就去上海“学生意”，父亲是老大，思想早熟，懂事早，肩上压着维系一家老小10口生计的重担，象老黄牛一样辛苦了一辈子。60岁那年，他退休后回到了老家，每月49的退休金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由于经济困难，我和大弟从小学一年级起，一直享受助学金，当然，我们的成绩也一直在全年段名列前茅。父亲办事稳重谨慎，心地善良，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他老人家时常教导我们：人心叵测，社会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话对我的一生，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父亲得病那年刚好76岁，我下放10年，然后读书，还没有孝敬他过上一天好日子，想到这里，心里真不是味！ 父亲的病一拖拖了三年，病故前，我正好从医大毕业不久，在哈军工留校的大哥也专程从哈尔滨赶来看望他老人家，只有在这短暂一刻，他高兴得把病都忘了，整天乐呵呵的，精神好，胃口也特别好，还一直把“老树身上长了个疤”挂在口头，母亲见状，也十分高兴。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假期一到大哥一走，父亲的病情就一天比一天地严重起来，头痛欲裂，每天需用吗啡镇痛，在时而清醒时昏迷，时而讲胡话的最后时刻，老父亲还一直相信着我们这句善意的谎言，不知做得对不对，至今没有答案。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九节 生产实习 一到大三，生产实习开始了，“生产实习”是我们医学教育上的一个术语，意思是，医学基础课教育搞一个段落，接下去是上临床各科的课，教育方法采取一边上课，一边下医院实习的办法。 我们从医大湖滨校区的教育基地搬到了田家院。从浙一、浙二、妇保院、儿保院，从内、外、妇、儿、中医、五官、皮肤等科轮转实习，临床老师很耐心的手把手地教，尽管每天课程排得满满的，有时晚上还要加夜班，手术、抢救后，接着写大病史……，但这种课程“看得见，摸得着”，直观好学，临床老师长期从事实践操作，比较讲究实效，因此，对于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我，觉得这段时间过得比较实在、舒心。 在生产实习期间，考试少了，学生的个人自由活动空间大了许多，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夫人也忙碌起来，她们纷纷前来探望，去西湖边玩耍，去解放路、延安路逛商店……，但大家深深地为没有家族宿舍而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毕竟是学生，不是部队里的军官，家属可以随军。看看现在的青年大学生，小小年纪就在校外租农民房，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真是妒忌不已！ 一天，老婆风尘仆仆地起来看我，吃饭时间早已过了，我才从手术台上下来，脱下手术衣，洗完手，走出医院。老婆问我：你刚才在忙什么？我说：接生。老婆吃惊地说：这活儿你们男人也做？我答道：产房的主治医生，产科的主任都是男的！确实，在我们实习的医大附属妇女保健院，严格按照医疗、教育规范，能够自然分娩的绝不允许剖宫产，不似现在，很多孕妇为了保持体形、怕痛，都滥用剖宫产，致使许多年来，剖宫产的比例一直降不下来，当然医院为了多抓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十节 午夜红娘 在实习过程中，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年纪比较大，举止比较老练，所以上夜班、独立当班的机会也就比较多。 上夜班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在凌晨时刻，又冷又困又饿，真是很不好受。在上夜班时，除了写病历、背英语单词、记处方外，我们还得巡视病房，和病人、家属聊天、沟通，解决一些病人提出的具体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中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病历书写工整，外貌、身高条件比较好的同学，还会经常受到年长女老师的“特殊关照”。每到半夜里，手头活干得差不多了，想空下来干些背英语单词、常用处方的“私活”时，常常有护士长捎信来，说某某老师叫你去一趟。去了之后，闲聊片刻后，就会切入正题——给我们介绍对象，如某某院长的女儿，某某主任的女儿，显然她们也是受人之托。 这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原先下放、支边的女知青，都把个人婚姻大事给耽误了，回城之后，城市里也曾一度出现“老姑娘过剩”的现象。这些领导的掌上明珠到了老大不小的年纪，要招门当户对的对象已是非常不容易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大学生就自然而然成为首选的对象。我们在空闲时间交谈时，经常会谈起这个热门话题。 当然，老师这个半夜红娘的努力，大多是无功而返，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被她们看中的人，早已被人看中了（也即早已成家了），而尚未成家的“老小伙子”，往往也不会被她们相中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充满了人生的哲理？ 所幸的是：我们班20多个男同学中，没有过一人当“陈世美”，也没有一个通过这种方法找靠山留校，尽管有个别同学在毕业后，因感情不合而与原来的糟糠之妻离了婚。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十一节 石头被捕 生产实习结束后，按照教育计划，就自然过度到临床实习阶段。临床实习阶段与教育阶段完全不同，老师虽然也常在身边指导，但更多的时候，是学生充当了医生的主角。如参加值班，手术完了，抢救结束后，我们要负责完成大病史写作，白天查房时负责记录医嘱，查房后，对住院病人写病程录、入院录、出院录等医疗文书。 虽然我们班大多是已婚的老学生，但面对各式各样病人，老师还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强调当医生的各种戒律。如：检查异性病人必须有带教老师在场，至少有二名以上同学参加；对女性患者的特殊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带上手术手套，用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手势进行操作……等等。现在想来，这对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确实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临床实习进行到临近毕业时，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隔壁寝室的同学石头，因违反规定，在夜间值班时，独自一人给女病人体检，而女病人告发了他。于是，石头就被派出所拘留了。 平时，石头看上去是一个挺老实的人，近30岁了，没有成家，1米60几的小个子，脸色白里透黄，少有血色，平时少言寡语的，我与他虽然是老乡（同属一个地区），但很少交谈；每逢周末、节日，大家兴高采烈地结伴出去游玩、运动，石头却常常一个人待在寝室里，或是看书，或是改善生活，他从食堂里买上几个好菜，沽上半斤黄酒，喝上几口，但从不邀请室友一起享用，实足是我行我素。 这次石头出事了，我们班干部和年办老师都很着急，给他搬被褥、送生活用品，还不时地向警方说情，并多次与原告协调、说明情况。最后，石头被保释了出来，校方为严肃纪律，给他作了劝退处理，若干年后他才补到了一张结业证书。 石头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灰溜溜地回了老家。毕业后我在卫生局工作期间，石头曾数次过来找我。听他说，回家后，去了一个乡镇的广播站工作，娶了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农村姑娘为妻；后来又改行做了小本生意，推销什么东西。通过反复观察，我发现石头的心理状态，为人、处事方式和与常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他的出事，可能与他怪异的思想方法有关。 毕业后，我们班另一个同学又出了类似石头的问题，还被判了刑，后来在毕业25周年同学会上见到了他，虽然不干医务工作了，但他仍然显得很坦然，丝毫没有羞耻之感。 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娶个老婆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偏偏要去干不该干的事，是思想素质差，还是病态？我们不得而知。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十二节 白衣天使 穿白大挂，拿手术刀的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穿白大挂的人，从事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所以又被称为天使。医生这个职业不管是在实行什么主义的国家，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 对这个观点的认识，在我临床实习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净化。 那是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的一天，在我实习的浙江大学附属一院内科病房里，住入了一位来自家乡的病人，男性，20多岁，被持续数月的发烧，折磨得十分虚弱，曾就诊过许多大医院，毫无疗效，入院诊断为“白血病待排”。 入院后，也许是老乡的关系，我经常去床边走访，边聊天，边了解病因，拓展思路。在晚上，我不断地查阅诊断、鉴别诊断方面的书籍。 根据对患者的发病过程，疫源地接触史，症状、体征的分析，经过反复比对，在我脑海里得出了“恶性疟疾待排”的疑拟诊断。 我把这一想法和带教老师谈了，带教老师听后觉得有道理，支持我进一步寻找诊断依据。于是，我对病人进行了包括骨髓穿剌在内的各种化验，寻找疟疾的病源——疟原虫，一次、二次……，终于在第三次化验时找到了疟原虫。 病因明确后，治疗就十分简单而顺利，简直可以用药到病除来形容。服药后不久，患者的体温就得到了控制；一周后，病人欢蹦乱跳地出了院。临走前，病人和家属千恩万谢地感谢我们，称赞我们的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 其实，说良心话，这并不是我的医术高明，只是我对病情的研究多化了一点心思而已。在很多情况下，对疾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正确、明确的诊断，一旦诊断正确，对症下药，很多疾病是可以手到病除的！因此可以说，名医的工作态度都是认真负责的，他们把常人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方方面面地进行思索、斟酌；同时，他们的医德也一定是十分高尚的，如果他们不把病人当亲人，就不会这样去做。 现在，一些人在鼓吹把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事业商业化，我是始终持反对态度的！反对拿红包、吃回扣、开大方等有亵渎天使这个神圣名字的行为！反对任何形式污染这方净土的行为！ 在毕业后的为期不长的医疗实践中，我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蔼可亲地对待病人，在业务上进步很快。原准备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相信如果一直坚持到现在，一定可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医生，可惜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很快就脱离了这个岗位，而且再也无法回头！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十三节 心灵的震撼 随着临床实习的不断深入，身边发生的一个个令人震撼的事件，使我们对医疗这个职业的神圣性的认识，在心灵深处一步步加深。 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病家，为了治好疾病，不惜变卖所有家产，抱着一线希望来到省城，为求得一个圆满的结局，无奈其中好些病人实际上已久拖成重病，病入膏肓，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而归。这些事例使我们这些知青出身，深受农村困苦煎熬的医学生的心灵中，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震”。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有好几件事，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有一天，我们正在办公室写病史，隔壁病区里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哭声，我们赶紧放下笔，闻声赶去，看到一个年纪很轻的山区农村姑娘刚刚咽气，亲人们正在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给她擦身换衣。那个姑娘已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头，形如骷髅，惨不忍睹，我们只是从床边椅背上挂着的一件穿著次数不多的红色的两用衫上，还能依稀猜出死者是一个姑娘。我低头从床头的病号牌上看到，那位姑娘患的是恶性程度很高的印戒细胞癌。 还有一次，我在医大附属妇女保健院实习，病房里住进了一个大三的在校学生，症状是腹部不明原因隆起三个月，经初步检查，诊断为畸胎瘤。 这位姑娘同样来自农村，生得白白净净的，象个“林妹妹”。这样一个姑娘家，在父母含辛茹苦的培育下，在苦日子快熬到头的时候，突然大祸临头，真是苍天不睁眼啊！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很快就给姑娘动了手术。手术后的病理切片证实：癌细胞已全身转移、扩散，病情已到了晚期。考虑患者年纪尚轻，就立即对她进行了化疗。药物一进入体内，病人就产生了反应，不断的剧烈呕吐使她痛不欲生，我们看了也只有心肠发酸的份。后来，由于实习科室的轮转，我们离开了这个科，虽然不知结局如何，但不吉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 由于我们老三届出身的医学生，在农村吃过很多的苦，对农民的艰辛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对病人的态度都很和善，看病也十分认真，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治病，故而经常受到病家的赞扬。在2005年医大78级25周年同学会上，老同学相会时，大多同学因医德高尚、医术高超，被提前晋升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在部队任职的二位同学成了师级文职人员，在教育医院任职的几位同学都成了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 第四章 我的大学生涯 第十四节 毕业随想 临近毕业了，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出路。1980年代初，刚恢复高考，毕业生分配仍沿用“哪里来，哪里去”的老办法，留校的机会并不多。要留下来的人要么是根子十分粗壮的人。要么去干年办主任、团委干部一类行政工作。 听一些传言，年办、校方已打报告，想把我留校干行政，我赶紧对年办主任张老师打招呼，明确表示我不会去考虑它的，后来在我们78级毕业25周年同学会上，张老师还谈起这个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未尚不是一条良好的出路，很多人先留下来，然后若干年也调动岗位，走“曲线救国”道路都成功了。看来，老实的我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 我暗中在托老家的好友联系去县人民医院工作，好友回信说：问题不大。我心中有了底，也不去东想西想了，就这样一直挨到毕业。 分配方案宣布后。我们几个室友商量好，一齐向家里发电报，请夫人和孩子来杭州玩上几天，慰劳一下她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支持。电报发出后没几天，夫人、孩子们陆陆续续都来了，只有我一家未到，正在纳闷，阿英一个人，匆匆赶来了，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兰兰没有来？”阿英见状，兴奋地回了一句“还好，没事！”两人象在对哑谜，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经阿英解释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全家接到电报，以为我生了重病或出了事情，经家庭会商量了半天，才决定派阿英来探路。了解个究竟。从这事可以看出我们家的老实、胆小本性！ 当然，后来阿英又辛苦了一趟，把兰兰接来，我们一起在杭州玩了几天。游玩了杭州的主要景点，在地下影剧院——宝石会堂看了电影，而且也逛了解放路、延安路和中山路上的主要商店，在龙翔桥菜场二层，兰兰站在蛋糕柜前硬是不肯走，我知道她喜欢吃白脱（奶油）蛋糕，于是就从干瘪的口袋中掏出几毛钱，买了二小块，想想当时的艰苦劲，如今真是感慨万千！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一节 别无选择 我们全家一起游完杭州，就告别大学，卷起铺盖，回到了老家。 回家后，见过父母、弟弟，问候了一番后，没顾上休息，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卫生局报到（我的经济条件不宽松，大学几年，靠每月21。5元助学金度过，家里靠阿英36元工资和父母一起过日子，给兰兰买蛋糕的事就可见一斑！早日工作对我来说是头等大事）。 局长是一位南下干部，和我同姓，我们这个姓很少，见了面特别亲切，大有“五百年前是一家”之势。局长问长部短的和我东拉西扯了一阵子后，就轮到人事干部例行公事了。 按人事工作惯例，一起和我谈话的是两个人——科长和一名作记录的干部。人事科长说：受局长委托，找我谈谈局里对我的分配意见——实际上是“智取华山一条路”宣布决定：要我先到爱卫办去工作，适当时候局里会另有任用。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大了起来，当医生的希望顿时成了泡影，口中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呢？” 我结结巴巴地对科长说：“我想去人民医院工作，去爱卫办我没想过，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呵呵！” 说完后，就急急地和科长作了告别，也忘记再到局长室与局长再见，就拖着两条灌铅的双腿，象一只六神无主的丧家犬似地回了家。 一连半个月，闷闷不乐，闭门谢客，亲朋好友们都不知我已回来的消息。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为一个月、逾期作废的时钟在一步步地逼近，父亲的火气也在一天天升级，一生清白的父亲不愿看到儿子背上不服从分配，取消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机会！ 在内外夹击下，万分无奈的我只得就范，去爱卫办报了到……。 事后，我责问了我的好友，为什么没有把联系后的实情告诉我？他呆了呆说：“我也不知道”！看来我过份相信朋友的话，这个亏吃大了！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二节 业务科工作 那时的爱卫办和卫生局在一起办公，都在政府大院内，一个50来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面放了5-6个桌子，互相之间不象现在分隔开来，办公时，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互相影响很大。 初来乍到的，在爱卫办，整天没事干，整整啃了半年的英语书。 直到半年后卫生局新办公大楼落成，我就调往局业务科。局长看我喜欢搞业务，所以把我派到那儿工作。 业务科，这个名称怪怪的，不做生意搞什么业务？实际上，这是医政科！主要任务是处理全县的医政事务。 科长是位“老卫生”，部队军医出身，身体很魁梧，说起话来慢悠悠的，白净的四方脸上始终带着自然的微笑。对全县医政工作很熟悉，对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人士也是非常熟悉，办事干练，效率极高；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写文章从来不用草稿，一气呵成，很少更改；他又是局里的数朝元老，局长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他始终“坚守”在业务科的岗位上，加上他那超强的记忆力，尤其是对每个关键时期的主要数据，都记得一清二楚，报出来如数家珍，所以，是局里活的数据库、资料库。 科长对我很关心，在业务股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在工作上，他带着我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把近200个农村赤脚医生卫生站的基本情况都调查了一遍；在生活上也给予我不少的帮助，他向局长要了半套——40多个平方的房子，使我得己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也使父母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尤其令人难以释怀的是他积极向卫生厅、局推荐，让我参加卫生部涉外班的考试，对我以后改变人生道路方面功不可没。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三节 考考余华们 我在卫生局短短的工作期间，局里正组织下属医疗卫生单位的中青年医务人员补学文化、补学医学知识，当时称为“双补班”，主要是提高从文革过来的医务人员文化素质问题。这些青年在学校学工、学农、学军，而且初、高中的学制各只有二年，虽然毕了业，实际文化程度十分可怜，当时在城关镇“牙齿店”（卫生院）工作的余华，我老婆等都是其中之一。 局长曾分配我一项工作，要我为在县卫校“双补”班学员出一张语文毕业考卷。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拿了局里的工资，只得听从局长的差遣。 于是我就去了我的母校，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找了教导主任龚老师，她曾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去了那儿不免寒喧一番，谈了近况，临走时要了几张学校初中学生大考的试卷。回来后三下五去二，改头换脸，挑些浅近的内容，“制作”成一张考卷，试题很浅、很普通，无非是名词解释、填空、造句之类，作文题目叫《记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一个小时过去，学生们交了卷，接下去就是我的任务了，几十张考卷改下来，确实余华这个小鬼写得不错，字体端正，内容丰富，语句风趣，大有他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笔调，我给了他一个最高分——85分（我从来不会给学生打满分的，85分就是满分）。 由于在卫生局待的时间不多，83年下半年，我去了北京二外语学习，后来听说余华从“牙齿店”（城关镇卫生院）调到了县文化馆，嗣后又考上了北京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就没有碰过面。如今余华成了中国现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我觉得除了得益于运气和机遇外，先天的才华，后天选择道路的正确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假如他当年不去考文学院，一直在“牙齿店”里面对病人的口腔，没完没了地埋头拔牙、补牙、镶牙，即使在业余偶而发表几篇小说，但最终绝不可能有如此重大成就的。 最后我还要补充说一句，其实，余华不满足于现状，敢于冲出去尝试的精神，也利益于遗传。他的父亲老华，当年从浙医大毕业后，开始在县血吸虫病防治站（防疫站的前身）工作，如果他不硬是从血防站调往人民医院，他也不可能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的！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四节 欢乐时光 到业务股工作不久，我就被借到宣传部工作。主要是原因是：那一段时间中心工作多，计划生育宣传月、爱国卫生活动月、筹建基层政协等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编写专题简报，为领导写专题发言稿等工作任务烦重，当时秘书少，文字工作的人手大为紧缺。由于由于我写官样文章出手快，效率高，质量也可以，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一下了被领导相中。 在被宣传部借调半年多，先后参加了计划生育宣传月，爱国卫生宣传月及县政协筹建工作，每天除编写2-3期简报外，还要不时地替领导写动员、总结发言稿，但对精力充沛，出手很快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那时办公条件差，在机关大院内，很多部、委、局、办挤在一起，很热闹，县委领导很注重劳逸结合，上、下午各有15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然后打几下羽毛球、投几个篮，活络一下筋骨，以提高工作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机关内，年青的公务人员也不多，只有政府办、团县委青年人多一点。平时，大家凑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于是这15分钟时间里就显得十分珍贵、十分活跃。我们临时组织了一个篮球队，人员不足10人时就改打半场。10几分钟的剧烈活动下来，大家都气喘吁吁汗湿淋淋的，这在夏天问题不大，上班后，擦一把就完事了；在冬季，汗湿的内衣捂在那里可难过了！更有甚者，我们中有几位不自觉的哥们，铃声响后还在打球。所以好景不长，这个“放风”政策在一些元老派的反对之下，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回顾这段借调日子，是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年多短暂的职业生涯中，过得最为快乐的时光。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五节 下派二院 在借调宣传部期间，我有机会接触了分管卫生工作的宣传分管部长，他一位很关心、倾听业务人员呼声的老同志，平时说话轻声轻气，循循善诱，在我下放时，他就非常关心我，可以说是有过一面之交。因此，当我编辑简报搞一段落，看到这位部长有空，就经常过去坐坐，聊聊我的心事，他对我下基层、搞业务的想法很理解、很支持。 此外，我还不失时机地去找部长、县委书记等，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反映我不愿留机关，想下医院当搞业务的愿望。水滴石穿！最后终于感动了“上帝”，经组织研究后，我被下派往县第二人民医院。 宣传部领导原计划想任命我为副院长，由于我考虑到自己技术根底不扎实，这样做既不足以服“民心”，又会影响我钻研业务的精力，于是就婉言推辞，最后组织决定仅挂了个总支委员，分管青年工作，这实质上是为我专心致志搞业务工作大开方便之门。 县第二人民医院就座落在我下放时背着女儿兰兰去买羊肉的那个镇子上，那个集镇也算是县里的第二大镇。我又一次打起背包，挑了一担日常用品的行李，又踏上了第二次下放之路——不过这一次是创业之路，而且是我自愿的，自己主动要求去的！ 当时，机关尚未兴起下派锻炼年轻干部之风，我的这一举动对机关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人们众说纷纭，评价不一，孰对孰错，我也不予以解释，还是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在医院我不但值夜班，而且还组织医务人员操作比武，写大病史，参加全国医护知识竞赛等，整个医院大兴学技术之风，大兴改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之风，使这个医院原本吵吵闹闹，内部不团结的现象有了根本的改观。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六节 第一个死亡病例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我轮到值夜班，在医生交班时，当班医生介绍了病人情况，说起了前几天病房里来了个曾几进几出住院老病号，50多岁的农村老头，是一个榜上有名的晚期血吸虫病人。病情感受了风寒，无异常表现，属一般观察病例。在80年代中期，国家对晚期血病人是实行免费政策的，除吃饭自费外，基本的医药治疗、化验等费全免，但不能开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在那时，深受血吸虫病肆虐的幸存者已为数不多了。 这个病人衣着褴褛，由于丧失了劳动力，又是可免费治疗的，家里人也不当一会事。我用了一些常规维持生命、护肝的药物，就去处理其他病人了。 不久病人家属急切地赶过来对我反映，病人很烦燥，把被子都蹬去了，我放下手头的活，赶过去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就嘱咐护士注射了一支安定作镇静、催眠处理。 等我把病房的病人巡视查房和处理结束，病人家属又来找我，说病人仍很不安静，不肯入睡，我又去检查了一下，并作了进一步的对症处理。那天晚上病人家属反反复复找了我数次，闹得我整夜没有休息。熬到早上交班，才得以脱身去寝室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上班去，在早会交班时，发现前几天那个晚血病人已经不在，问了一下，那个病人因消化大出血已经死亡。我心里狠狠震了一下，感到这个病人的死亡，与我的工作粗心大意有关，因为我值班那晚，病人表现出来的极度烦燥症状，实质上是消化道出血，体内容量迅速减少的一个典型表现，我竟然疏忽了这一点！这个病人是一个丧失劳动力的老病号，家属也觉得死得很正常，没有抱怨什么，把尸体运回去安葬了事。 但面对我独立值班后第一个死亡病例，我心里内疚了很长时间，如果当时细心一点，考虑全面一点，这个病人就有望多多活上一段时间。从此以后，在看病时，我对病人更加认真细心，业余时间中，对业务的钻研更加刻苦，目的只是一个：让这种事后遗憾的事，不再发生！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七节 三个老王 在二院有一正两副三位院长，他们都是部队转业干部，而且都姓王，为了区别他们，大家根据资格的老嫩，职位的高低分别称他们为大老王、三老王和三老王，不用说，大老王就是院长兼书记了。 大老王在部队是一个团级干部，并不是干医务工作的，所以对具体的医务工作过问甚少，他是正院长，负责抓大事，具体管理由在部队当过卫生队长、卫生所长的二老王、三老王负责。 大老王是一个身材魁梧，是一个山东大汉，50多岁，剃了个部队常见的平头。平时不苟言笑，显得很威严，难得在职工大会上露面，传达一下文件，训训话，他语言简练，一针见血，敢于批评，职工见他好象老鼠见了猫。 我去二院那阵子，机构改革尚未进行，上下关系也尚未理顺，县二院虽小，但却是一个享受科局级待遇的县直属单位，换句话说，与当地政府和卫生局是平起平坐的。大老王等级观念强，有点自以为是不服管辖，与卫生局及镇政府的关系都不十分融洽，因此，他很少走动，把更多的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因为我的宿舍在他办公室的对面，平时轮上值夜班，总要调休，所以对他上班时间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上午一上班，他先是看报、批阅文件，偶而去科室走一走，快到中午时，他就拿出一副石舀、石杵，开始剥大蒜衣，然后捣成蒜泥。大老王每餐都要吃大蒜，当时的南方人还不习惯于这种饮食习性，见他浑身大蒜味，觉得很难闻，大老王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当然不会就此改变他的饮食爱好，他向体保养得很好，平素很少生病。每当下午，办公流程进行得差不多时，大老王就去一里开外的酿造厂洗澡，洗完回来，就舒舒服服地吃晚餐。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大家对他也习以为常。 我去二院挂职，开始那阵子，大老王对我很警惕，很排斥，以为我是局里派去的耳目，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抢他的班。后来着我一心一意搞业务的样子，戒心也减少了许多，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友好起来。 大老王把家安在上海，老婆、儿子很少来看望他，一个人在乡下，孤零零的，也怪可怜。退休后，他把关系转到了上海，但不知什么原因，却时常在他二院简朴的宿舍里居住。 2000年4月初，二院的职工前来对我说，大老王得了肝癌，在二院住院治疗。我赶紧去看望，由于疾病的折磨，大老王瘦得脱了形，刚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但我们仍然在病床前谈了许久，主要内容是回忆我们相处的那段时光，临走时我们紧紧地握手，久久没有放开。 不久就传来大老王病故的消息。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百感交集地送他最后的一程。人生难逃一死，在这一点上，上帝是公平的。大老王吃了一生一世的大蒜，杀灭了无数细菌、病毒，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肝癌的命运！ 第五章 短暂的工作经历 第八节 力挺过关 80年代初，我从医大毕业后，本想从医的我，迫于多方压力，很不情愿地到卫生局干行政工作。卫生局虽然小，但局长却不少，一共有五位，全是“弯舌头”（南方人称南下干部叫“弯舌头”，因为他们讲起话来卷舌音很多，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打滚）。老韩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虽然资格老，但是他人为人老实，讲话吐字有点含糊不清，组织上认为他缺少魄力，所以只当了个副局长，因为廉洁得出名，所以局长放心地让他分管人事、财务工作。 在卫生局期间，一有空就拿出业务书来翻阅，局长就常派我去临时当差，如参加下乡工作队、借调到“宣传月”办公室当秘书、抽调去筹建政协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卫生部要从全国医务界35岁以下青年中招收10名人员，培训计划是：国内强化一年，国外（澳大利亚或美国）培训一年。培训目标是培养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中方官员。一向自认为英语功底不错的我就去报名，局长带着一副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看了许久，似乎在说：你能行吗？转念又想：反正全国只招10名，量你也没有这个水平！经过一番思量，局长故作爽快地答应下来，当时我还借调在宣传部门工作。 1983年7月，也就是我在县二院工作半年时，局里收到了卫生部关于要我参加入学选拔考试的通知，并寄来了准考证。局领导在是否同意我入学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就在这时老韩站了出来，坚持说：这是卫生部的通知，作为基层卫生局，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再者在局同意推荐参加考试的情况下，现在改变意见，显得有失信用。在老韩的坚决支持下其他领导也就松了口（毕竟钱不是从领导们的口袋里拿出来的）！我拿着老韩写给财务科的批示，领到了去长沙赶考的特别通行证。 在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情况是北方考区(北京)5名，南方考区(长沙)5名，卫生部属干部3名。学费为每年3900元，其中卫生部补贴1400元， 其余部分由局负担，要这个数目的钱，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如果没有老韩局长的强力支持，我就根本去不了二外语。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一节 出国培训 天下之事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在我下放15周年的日子——1983年9月7日，我再次踏上了去京城之路——参加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培训中心涉外班的强化培训。当时，我仅仅知道在全国只招收10余名学员，据说是为了卫生外交用途。 北京二外座落在东郊，从北京火车站到那里要换二次车（出建国门，经郎家园、茶家坟，在去通县的半路上），费时近一小时。 报到那天，我扛了二个大包，一个小包（放收录机，尼康8080的，360多元，化了我一年多积蓄购置的），满头大汗地赶到了学校。 报到后被分配在培训中心卫生部a班（卫生管理干部班），而b班是准备援外的中医针灸专家。 二外语的培训中心的前身为留学生预备部，从报到名册看，我们班共有13名学员，八男四女，分别来自浙江、上海、四川、辽宁、吉林、山西、陕西、广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浙江省去了两名（另一名来自肖山），看来我们省是个重点。 由于行李未到，我只得住在离校不远的卫生部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条件不错，是套房，由住宅改造而成的，一个套间住二人；食堂供应米饭、馒头，二两一碗的米饭又白又软，二两一个的馒头又白又大，菜就比较单调，清一色的青椒肉片、青黄瓜肉片、西红柿炒蛋等，且价格不菲。 附：a班学员名单 蒋达树 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 援外针灸专家 关惠玲 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经络研究所 援外针灸专家 耿俊英 北京中医学院 援外针灸专家 唐丽亭 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 援外针灸专家 穆腊梅 湖北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 援外针灸专家 章逢润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援外针灸专家 郑忠义 吉林省卫生厅医政处 处长 赵汉杰 辽宁省朝阳地区卫生局 局长 陈兴华 四川省自贡市卫生局 局长 沈恭治 四川省南充地区卫生局 局长 昭那斯图 内蒙古赤峰市卫生局 局长后来任副市长 罗保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 干部 邓秀琴 山西省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生 寿善友 浙江省肖山卫生局 干部 高棣 浙江省xx卫生局 干部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二节 故地重游 阔别了十七年的北京城变化挺大，已经和依稀记忆中的京城形象大不相同了。“文革”中，虽然在北京待过半个月，但都只是去各大学看看，景点一个都没有去过，原因一是没有空余时间；二是没有金钱；三是大部分景区都关闭了。脑海中只记得当时天安门第一层是“收租院”雕塑展，第二层以后是“谢绝参观”了。 这次故地重游北京，正好补上这一课！我和肖山的小寿，广西的小罗一起，跑马观花游览了故宫；在以后的节假日里，我们又游览长城、十三陵、雍和宫、颐和园、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以及香山、天坛、北海等有名的公园。 9月12日，我们在北二外语安顿了下来，住宅条件比浙医大差，但人住得比较少，我们寝室只住五个学员，我和小寿二个浙江人，阳剑锋（四川人把欧阳简称为阳）、老陈、老沈三个四川人。 我们班除了小寿、小罗和我属35岁以下低年资小青年之外，其余都是四十岁以上，年龄最大的四十七岁，他们都是卫生管理界资深的领导，其中有的是省卫生厅的处长、有的是地、市的卫生局长；另一个班b班的学员则都是专家级人物，要么是多次出国的中医专家，起码是大学里的讲师（要知道在1984年时，大学里教授不多！）或毕业不久的研究生。 在在9月14日开学典礼上，卫生部中医司、科教司长到了会，在会上，领导们对大家大大地勉励了一番。 从领导讲话中我们才得知：这次的培训计划是：国内强化一年，去澳大利亚或美国深造一年。培训目标是培养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中方官员。录取情况是北方考区(北京)5名，南方考区(长沙)5名，卫生部属干部3名。学费为每年3900元(卫生部补贴14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在学习经费上卫生局的老韩局长出了不少力。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三节 培训中心 二外语注重口语、听力，培养出来的学生应用能力强，是它的特色，在语言应用教育方面该校强于北京外语学院、北京民族语言学院，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上海、广州、西安、湖南等地精英的出国强化培训都放在这里，二外语的前身是留学生预备部、外语培训中心。因此，我们同学中有来自上海、广东、四川、湖南等地，他们那里本身就有外国语学院！ 二外语的学习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全英语环境，连书本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完全模拟国外环境进行教育。 主要课程有听力、口语、阅读、写作，与之配合的有先进的听力教室。教育的重点是听力和口语，大量扩充词汇也是学习的重中之重。 在教室里的课桌呈u字型摆放，我们班10几个同学围着坐一圈。上课时，老师要么坐在讲讲台上讲，要么不停地沿着u字型课桌走，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英语提问题，每个学生一节课中要被提问10多次，因此必须全神贯注，不能开小差。 在二外课程中，学生最怕的是听力和口语课，上课时，老师提了个录音机，当堂先放一遍原版英语磁带，然后把几个重要单词在黑板上讲解一下，稍作提示后，接着就让你用英语复述刚才听到的内容，这完全需凭个人实力！既要记忆力强，又要听力过关，还要口语流利，这是一项挑战性课程，逼上你上。为了扩充自己的词汇量，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多，就起床早锻炼，长跑二、三千米后，洗冷水澡，然后就开始背单词，白天上课，晚餐后结对子练对话，然后收看follow me，收听voa（美国之音），听录音带，10时30分才上床休息。 美国式的教育和我国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从小就接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治学精神，切忌不懂装懂，而他们鼓励尝试（try，just try！），译成中文就相当于“猜、猜、猜”。如当时很风行的“托福”考试，就鼓励你如果不懂就猜，只要猜对就可以了，这可能是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的原因吧！ 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是个小个子，皮肤黑黑的，是菲律宾华侨；外籍老师mrs。lee是一位澳大利亚老太太，澳中友协会员，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庄园，她乳腺癌手术后不久，就来华义务执教，精神十分可嘉。在课堂上她总是耐心、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澳大利亚的考拉、袋鼠等动物和美丽的田园风光，引发我们对澳大利亚的无穷兴趣。她的循循善诱使我们领会了学好英语的真谛：环境和思考——在英语环境学习和用英语思考的习惯——这是学好英语的关键！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四节 新颖的学习方式 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学的是俄语，其实10-20年下来，俄语也忘得差不多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老郑，是吉林省卫生厅医政处长，46岁了，胖墩墩的很憨厚，上课时每当提问到他时，总是一问三不知，嘴唇紧张得直打哆嗦，20多天下来，硬是掉了10几斤肉。辽宁的老赵、北京的老蒋和老唐、四川的老陈和老李等在学习上都觉得很吃紧。 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学的是英语，基础比较好，尽管上课听、说、读、写都用英语，但压力都不大，课后自由活动的余地也比较大，下课后，可以和几个年轻同学去打打篮球，星期天，可以结伴向北去市内，向南去通县（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玩玩。 我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在课堂上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总是在旁边提个醒，下课以后帮帮他们。他们对我都很感激，结业回去以后，还经常来信，回顾在二外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老郑他还热心帮我联系，在好几家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二个学期的强化教育，使我们的英语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我背了二本小词典，扩充了六、七千单词，能听懂voa慢广播，能进行日常生活会话，能看懂英文报纸的概要，能不借助词典写一些常用文章——这为我日后翻译文章、出国考察、使用电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五节 口语对子 二外主教育注重口语、听力，是众所周知的，出国人员为了短期内提高他们的外语应用能力，在强化训练期间，经常强制性在课堂乃至寝室内禁止讲国语，为了提高读、写能力，学生们不得不，起早摸黑背单词、睡觉时听外语，直至睡着，耳机还带在头上，晚餐后，结结子去操场、马路散步、练口语，是我们常用做法。 我与广西人小罗是练口语的对子。小罗比我小几岁，矮矮黑黑的，鼻梁凹凹的，嘴巴大大的往前翘，实足象个越南人，我和肖山同学小寿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是越南人，他从不生气，可见小罗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小伙子。 据我们老师说，讲英语口语与中文方言的发音方式密切相关，江、浙、沪一带的人学说英语相对比较容易，而小罗属于二广地区的，象n、l等音标咬不准，讲起英语来怪腔怪调的。为了纠正与这些字母、音标相关单词的发音，常常需反复练习、校正。 每天吃过晚餐后，我们在学校操场的400米跑道上，一遍一遍地练对话，不管刮风、日晒，每天坚持不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罗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进，加上他年纪轻，胆子大，敢于在公开场合尝试，因此，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培训结束后，小罗回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在医保机构改革时调往了劳动保障局。借出差机会，我们还碰过几次面，大家回忆起在二外语那段难忘的日子，仍然觉得近在眼前，十分亲切，万分感慨。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六节 看原版片 为了提高大家的听力，除了课堂上听录音，即复述，实验室听力练习外，看原版片也是一种有用的方式。 在平时，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外语舞台台词、歌词和诗歌，和日常用语不同，经常会采取缩略、倒装甚至古体格式，初次看原版，你能听懂30％，就不错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强化，一下了能听懂70-80％，就ok了。 刚开始时，我们看原版的经典影片如《蝴蝶梦》、《呼啸山庄》《简·爱》等，一个多小时下来，完全是一头雾水，除其中几句简单的对话外，几乎完全听不懂。我们很气馁。 后来，老师改变了方法，每次看电影前，先把背景和主要剧情介绍一遍，把其中的一些典型对白讲解一下，有时甚至还提前发了讲义，这样一来，大家的听力提高很快，在节假日，我们还根据剧情进行改编，编成剧本片断进行演出，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既活跃了生活，又提高了了外语学习水平，大家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很好，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如今，在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学校都对采取了这种方法，寓教于乐，收效甚佳。但是，说白了，要学好外语，主要还是浓厚的环境，如果大家讲外语，你不讲也不行，这样一来，就逼你上去了。同样，如果到了国外环境，我想，一般智力的人，外语都可以学得很好。有的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抱着“望子成龙，望女凤”的心情，急切地为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学外语，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当然，对学习不用功，成绩上不去的孩子补课，那是应另当别论看待。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七节 关的心事 我们在二外学习期间，为了更快地适应国外环境，平时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都单叫学生的姓的，如你叫王小二，老师会叫你mr。wang 单个姓氏“wang”。在校习惯了之后，我们彼此之间称呼也只叫一个姓。 “关”是我们班的一位女生，北京人，满族（大家可能知道，“关”姓是满族在京城里的大姓），六六届高中的，先支边，后读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一家国立的针灸研究所。关在支边时不幸感染上了肺结核，并发胸膜炎，由于没有采取有效及时的治疗，就留下了后遗症，30多岁了，没有结婚，而且打算一辈子单身过日子。 有一天，课间休息时，关在上卫生间时一不小心，把她那一块英纳格手表给掉进了抽水马桶里，这可是价值200多元的瑞士名表啊，在一个普通人月工资只有30几元的年代，丢这只表的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关急急地过来找我想办法，后来，我用铁丝做了只钩子，绑在竹杆上，象小时候钓鱼一样，把手表从厕所里钓了上来，关高兴得象个小孩，欢喜了好一阵子。 从此后，关与我们这些来自省市地方上的同学交流也就多了起来，我也就得知了她支边、工作的一些情况。临毕业时，关曾对我说，南方孩子水灵，她想托我从浙江领养一个孩子。 回家后，我由于忙于工作，加上当时国家的领养法规还不健全，一拖二拖地就把这件事给耽搁了。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听说她调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工作。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八节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是我们班最小的一位女同学的外号，她进校时只有20出头，年纪轻，爱打扮，生得也比较标致，眼睛大大的，长着象外国人一样的双眼皮，整个上眼皮都纳入了双眼皮的范畴，刚生完孩子，身材保持不错。碰上出国培训的好机会，就赶了过来应考，而且考中了，应该是运气不错。 时下流行一句话：“漂亮的女人有点娇，聪明的女人有点刁”。也许是家里比较受宠爱吧，平日里娇气较足，爱取笑人、指使人，班里年长的同学都对她有点看法。刚好在一次口语课里，听了一个有钱的退休上校被冰制弩箭头谋害的侦探故事（相信有网友会知道这个故事的，因为在1980年代初的英语刊物上登载过），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伊丽莎白，伊充当了一个反角，于是对她有意见的同学背后偷偷叫他伊丽莎白，大家都心领神会。 “伊丽莎白”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年纪轻，接受新事物快，那时学校为了培养外交礼仪关系，教跳国标舞，她得很快，姿势也不错，不久以后就达到了舞姿翩翩的程度。 也许是年轻相近，学习成绩较好的关系吧，对我们在班里小字辈的同学，“伊丽莎白”对我们倒也很客气，大家一起相安无事。 在我们班10几个同学中，45岁以上的人占多数，上了年纪，加上原来在大学学习的是俄语，因此，学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受罪，但他们在医学专业方面都是很有造诣的专家，有几位还是参加援外医疗队，反复出国的中医针灸专家，有的还给外国总统看过病，这次学几句洋泾浜的英语口语，只是为了出国时给人看病方便！ 有位来自陕西中医药研究院的mr。章，是一位多次出国的针灸专家，在课余聊天时就给我们谈起一次援外途中的惊险往事，当时因气候异常，飞机上结满了冰，摇摇欲坠，机长叫大家写遗书，大家急得什么都写不出来，整个人吓得变傻了，不知所措。后来虽然排除了故障，飞机也安全着落了，从此，老章再也不敢乘飞机。虽然我说的是个特例，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不怕一万，还怕万一呢！ 在我们班里还有好几位象老章一样的同学，虽然英语不行，但专业上却非常厉害，“伊丽莎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以为英语成绩好，就有了骄傲的资本，这也是年轻人常常犯的通病！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九节 少数民族同学 再说说班上的少数民族同学吧！我班有五位少数民族同学，蒙古同学昭那、回族同学穆、唐、满族同学关、赵，他们分别来自内蒙、武汉、北京和辽宁，我的父系虽然属于满族，但在南方已经改为汉族，故不计算在内，这么多少数民族同学凑到一起，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少数民族同学中，除了关以外，其他几位同学都觉得学习吃力，我经常与他们一起，开展互助，课余时间大家关系都很融洽。但有一次例外，我被挨了一通臭骂狠批。 那是在1983年中秋节联欢会上，我负责发月饼，当发到两位回族同学时，向她们开了个玩笑。我说：“这月饼虽然是素的，但是可能是用猪油做的，不知你们可不可以吃？据说你们回族把猪看成是祖宗，是不是？” 来自武汉中医学院的穆大姐听了之后，十分气愤，满脸通红地大声说：“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要是在我们当地，你早给大家打死了！”我听了诚惶诚恐地赶紧赔礼道歉，才算平息了这个“事件”。 今年上半年去西北旅游时，为了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我特地向宁夏导游打听了回族的民族习惯，语言禁忌，才明白了回族人不吃猪肉据说有二个原因：一是，相传回人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猪帮助过他们，使他们取得了胜利；二是，因为猪看上去比较懒而且脏，回人是很讲究卫生的。据介绍：回族人还不吃驴肉和狗肉。 第六章 奔向第二个梦想 第十节 叶落归根 一年的强化教育在快乐、轻松的气氛中很快结束了。1984年的暑假，是一个焦急的、充满期待的假期，因为按照教育计划，第二年是去英语系国家美国或澳大利亚深造，我们的澳大利亚外教mrs。lee老太太在上课时经常用幻灯片向我们介绍她的庄园的旖旎风光和澳大利亚动物袋鼠、考拉等，有意无意地吊起了我们的胃口。 假期一过，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消息，结果却一直是“原地待命”！后来从北京的同学那里得知：由于卫生部领导层更迭，对涉外工作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原来准备培养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涉外管理人员的计划中途流产了。 在1984年7月，我们根据上级领导的意见，各自在原地一边工作，一边“待命”（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个培训项目）。地球的强大吸引力又重重地把我抛回了老家。 重返“地球”后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我带着无奈而复杂的心情去防疫站任职，踏上了混迹卫生管理的职场之路，一干就是20多年！ 我几经努力，几次拼搏，几度抗争，企图杀出一条超越祖辈人生轨迹的“血路”，但最后还是叶落归根！地球的强大吸引力太强大了！这也许是冥冥中命运之神早已给我的一生安排好了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乐乎？残酷无情的现实摆在那里，依我看来，这并不可乐！ 但我欣慰地认为：我是一个勇敢而顽强的失败者！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一节 初试锋芒 1984年8月，我从北京二外语培训中心回来，没休息几天，组织部领导就找我去谈话，安排到防疫站任书记， 当时的防疫站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中层干部拉帮结派，经常闹矛盾，以致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运行；经济上也只是靠行政拨款，“等、靠、要”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组织上决心动大手术，对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改组，主要领导全部从外面派进去，我任书记那年正好35岁，在县直属单位中算是最年轻的正职干部。 在党政职能尚未明确分开的年代，书记无异是单位的主角。我虽然不想搞行政工作，但事到如今，既然挑起了全面负责的重担，也只得拼命向前了。 我主持工作后，考虑第一步是稳定现状，尽快恢复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这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全部留任了原有的中层干部。在这同时，组织中层干部学习分级管理知识，明确中层干部的责、权、利，并逐级向上负责的原则；然后签订了为期2年的聘任合同，在合同上写明科长的权利和义务，其中有一条：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有意见时，保留个人意见，但必须无条件执行集体和上级的决定，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 其次是，在了解科室职责和经济现状的基础上试行经济收支承包责任制，大力提倡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我觉得：不改善单位的经济状况，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就会变成一句空口白话！ 三是，在梳理业务工作的基础上，推行规范化管理。虽然不明说，其实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职工无疑是一个紧咒箍。 一年之后，防疫站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由于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和奖励挂钩，职工和科长再也没有精力去搞你争我斗，你是我非了。内部团结了，经济宽松了，人的积极性就焕发出来了，正气也就上升了。 二年后，聘任期满后，根据德、能、勤、绩和“四化”标准，对中层干部进行了重新聘任和轮岗，使单位的精神面貌和业绩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不久，单位刚好轮上拆迁，得到89万元的移址建造经费。我就和班子成员一起在郊区征地，放开手脚建造新站。由于请上海城建设计院设计，因此，格局新颖，内部实用。虽然完成移址迁建工程超过预算将近一半多，被县委书记批评了一通，但想想这么漂亮的大楼建在县里的土地上，为县争了面子，也就没有过多责备。没几年，通过“几个一点”（省厅讨一点、财政安排一点，自己创收一点）就还清了欠款，防疫站又处于一个新飞跃、新起点。1992年，又开始自筹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从根本上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卫生事业欣欣向荣。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二节 修古塔的呼吁 古代把修桥、铺路、造宝塔当成是乐施善事，如今政府领导也很重视，有人把这一举措看成是政绩体现；有人是为了扩展旅游项目；当然不乏一心一意为了保护古迹者。说起保护古迹，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 在我任防疫站当站长的后期——1992年的一天，有一位脸色白净，头顶微显的老者过来找我。一见面，老人就称老弟，从双方寒喧、攀谈中得知，他是我父亲的师侄，名叫俞辛初，论辈份我应叫他大哥。接着就切入正题，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申报纸包好的纸包（上海办报比较早，当地人都称报纸为申报纸），打开一看，是一张泛黄的照片（见上面的黑白照），照片后还写了注解： 俞兄说：“这张照片是1931年拍摄的，历经沧桑 ，保留至今，十分珍贵。要我帮他扩印80份，一是呼吁领导重视，希望重建古塔；二是馈赠亲友，留作后人纪念。后来我想办法把事情办妥，俞兄拿到照片后，心里十分高兴，马上从中取出几张，回赠给我和我家兄弟，并在事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函。 当时我年纪尚轻，根本没有体会到一位老人的良苦用心，反而觉得他的做法有点不可思议。时代沧桑，如今，终生庸庸碌碌的我也步入了他的年轮，他的一个和我差不多的儿子建华兄(驾沧)也早已成为全省知名的书法家(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杭州市政协诗社社员)。可以说：没有象俞先生那样的一批关心古迹的人，也没有海盐宝塔那意气风发的今天。 最近回老家去，看到了城外古塔已修缮一新，心中自然十分高兴，赶紧取出相机，连拍了几幅。回到家里，与过去收藏的老宝塔照片作一对照，二者外形十分似真，看来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确是下了一定功夫。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三节 轮流当盟主 随着我对防疫站业务管理工作的逐步熟悉，内部关系的逐步理顺，我逐渐把触角向外伸展，慢慢地，与全市、全省同行间的参观取经和交流多了起来。 在这基础上，再接再厉，和杭、嘉、沪地区的平湖、海宁、上海的金山、青浦、杭州的余杭、湖州的德清等10余个兄弟防疫站搞起了血防(血吸虫病防治)和卫生管理联防，定期召开卫生管理协作联集会议，值班县、市、区轮流当盟主。在每次会议上，与会的兄弟单位间、不同县、市、区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了信息的传递，交流卫生管理的经验，会议结束后，我们还把会议发言整理、装订成册，留作宝贵的历史资料。 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推行了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对科室实行分级管理、岗位责任制，干部、职工的年终考核制、定期聘任制，在经济管理方面实行成本核算、开源节流，奖金发放与科室创收、业绩挂钩……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了管理工作的科学化，也促进了卫生防疫工作的蓬勃发展。有很多管理制度和经验至今仍被沿用着，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卫生管理互动机制在1985-93年间，一度搞得轰轰烈烈，单位之间的参观、互访也十分频繁。 时过境迁，在老朋友偶而相聚时，我们还常常兴致勃勃地回味起当年那段美好的时光！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四节 母亲的猝然离去 事情发生在我防疫站工作期间的1989年的11月份，那天我刚下班，习惯性地去母亲处转转，一踏进我早年搭制的简易厨房内，看到母亲有气无力地坐在小竹椅上，望着煤炉，想做什么，但又似乎无力去做。母亲转过身来，低声对我说：今天真倒霉，出去买菜时被人挤了一下，正好撞在铁磅秤上，脸颊上起了老大一个疱。我当下说：妈，我陪你去医院看一下？妈说：不要紧的，你下午还要上班，我去躺一下，醒来就没事了。母亲因操劳过度，经常头晕，也不慎摔过几跤，休息几天后就好了，加上我下午有个会议，所以我也不再坚持。 下午由大弟值班照顾母亲。会议一结束，我就提前赶到母亲住处。进门就问大弟：妈的情况怎么样了？大弟回答说：妈整个下午都在睡觉，还大声地打呼噜呢！我当时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大了起来，下意识地说：不好！赶紧一个箭步窜上前去，先摸着母亲的手，担心更加明确了：母亲一侧已经瘫痪，颅内血肿已经占位！ 我来不及自责自己的粗心大意，急忙招呼二个弟弟，送妈去医院。但来不及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母亲在医院躺了3天，一分钟也没有醒过来……母亲！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一天福还没享到，就这么快地离开了我们，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语都没有留下！ 我和全家人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在守灵的那个晚上，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停地哭泣，看着母亲走后留下的遗物，想着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四个一手带大的恩情，想着母亲对自幼体弱多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想着我不该去参加那个无足轻重的该死的会议，而葬送了抢救的关键时光，想着那天母亲最后对我说的话：“今天真倒霉……”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之辞！ 我母亲生于1914年3月1日，是一个独生女，父母早亡，没有亲戚。母亲一生平凡，既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建树起轰轰烈烈的伟业。她和所有天底下的母亲一样，慈爱、温柔、勤劳、善良、正义和坚韧，我觉得天下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和天性，在她身上折射和体现出来了。 年青时的母亲勤劳能干，干净、利索，但比较寡言，很少串门、不喜欢搬弄是非。因父亲长年在上海工作养家，很少回来；在家里有我们兄弟几个、祖父、母和自幼父母双亡的表姐生活在一起；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大小八口人，妈总有忙不完的活。每月我们全家靠父亲寄来的40元钱维持生计，家境十分艰苦，平时很少见到荤腥，妈妈怕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缺少营养，为了让我们多吃一些鸡荤菜，又养鸡又养兔，还出去开荒种菜、种南瓜（我家住在郊区）。回来又要为我们做饭，洗衣服。 我从很小时起，体弱多病，嘴又很馋，吃食不卫生，又经常肚子痛得死去活来。每次痛时，妈妈都会让我躺在她的腿上为我按摩，直到不痛为止，为此却累坏了妈妈的手腕子，可妈妈却从没有告诉我她每次为我按摩时手腕子会很疼、很疼，母亲就是这样的爱我，为了让儿子减轻痛苦，自己却忍着疼痛，这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母爱，因为母亲的这份爱我至今仍徘徊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母亲走的那年76岁，虽然她老人家已走了19年了，我也步入了花甲之年，但每当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就象灌满了铅，充满着内疚和遗憾，不断地自责自己的粗心。但一切都于事无补。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五节 太极高手 在防疫站工作期间，由于我对行政工作不感兴趣，不准备终身混迹职场，所以平日里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就去和业务科室人员一起下乡、下基层去，或参加体检工作。1989年我参加业务晋级考试，晋升为中级技术职称。 在80年代末，英语人材还是很紧缺的，尤其是在基层，我还沾了二外语进修的光，在县城小有名气，一旦遇上外国专家到来，附近店家的老板、单位的领导都会来请我去当翻译，虽然这都是尽义务的，但我仍然乐此不疲。 有一次，来了一批西德、芬兰和阿根廷等国的放射防护专家，我又被请去当翻译，与非英语系国家的人交流，我一点不觉得吃力，反而觉得游刃有余，一连几天的接触，彼此熟悉起来，很谈得拢，在依依惜别之际，我向外国专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他们回国后寄一些有关电离辐射对人体影响方面的资料，以供日后研究，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一个多月后，专家们寄来了很多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有关最新资料。我如获至宝地通读、学习、归类，利用一个冬季的晚上休息时间，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并编成章节，总数有25万多字。然后请省放射防护所、卫生部放射防护所的著名专家进行校审，写序言，同时又从各方募集资金、联系出版社、申请书号等，足足忙了大半年。终于在1991年大功告成，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刊了题目为《电离辐射和健康》一书。这本书凝聚了许多专家的心血，我和专家之间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90年，我受国内著名专家推荐，去国家际原子能机构培训点学习，推荐表、推荐书都已填完，万事具备只欠公章！他去组织部、县政府、卫生局，找领导签意见，结果压了好几个月，杳无音讯，最后找县委书记反映情况，有关方面领导才答应研究研究，最后结果是：要出国留学，必须上面发文件！在开放程度不高的年代，这个结论等于宣布一番努力的失败！ 在行政官僚的太极神功之下，我四处碰壁，精疲力竭，功亏一篑，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在1993年6月，我被调离防疫站去卫生局任职，因为行政单位不能评职称，因此我的职称也只到中级为止，而我的同学，甚至是晚辈如今都已是正高职称了。 可怜的我，过早地放弃了技术工作，又不安心于行政工作，人生的拼搏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分惨烈，但始终是无功而返。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六节 和功师傅 我的前任老刘，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大跃进时当过血防社长（那时南方某些地区的血吸虫病很猖獗，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所以，血吸虫流行区专门设立了一名分管血吸虫病防治的副社长）。老刘文化不高，只是去部队当兵时学了一点文化，但他刻苦好学，进步很快，平时又喜欢写写东西，在系统内也有点小名气。 由于解放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南下干部在基层科局占主导地位，老刘的才华被太阳的光辉掩盖住了，久久没有提拔的机会，直到58岁，局长破格提拔去了省厅任处长，老刘才有了扶正当局长的机会。由于局长的位置来之不易，老刘就特别珍惜。 对各种会议、上级下来指导工作，老刘严格按照级别（稍优一点，如上面来个副局长，只要有空，老刘就会出场欢迎），而且做到逢餐必请。老刘有好酒量和好身子作后盾，对官阶从大到小，一一敬酒，无一疏漏。 老刘对局里职工也很关心，吃喝、旅游考虑得很全面，但对人事、财务控制很牢，严格实施“一支笔”的规定。在业务工作上，只要做到不出差错，维持惯性运转即可，对业务工作不熟悉的老刘，深谙当官之道，他是不会过多介入这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的。 对下属各大单位，老刘会抓住几个主要领导，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听话的单位，就多拨一点款，对不听话的单位，就少拨一点款，终于把他们治得伏伏贴贴。 上面干部“四化”要已实施多年了，老刘为什么当局长当到60岁还在发挥光和热呢？因为老刘主管这个部门是一个业务性很强的局，年轻干部成长太慢，几个县级单位的负责人，一当就是10年，等到提拔时，年龄已经不小，40多岁了还显得很幼稚、不成熟，左看右看不合适。他亲手提拔的一位副局长，能力实在太差，上上下下看上去都不合格，后来他向组织提了一名初中文化的副科长破格当接班人，结果在人大表决时没有通过。 接班人问题陷入了僵局，一个2000多人，数百名大学生的单位竟然选不出一名局长，真是咄咄怪事！挨到最后，直至老刘超期服役到61岁时，班子到届了，县里才下决心从县直属单位负责人中，提拔了我，还算是破格的！那时我已45周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刘的确是一位和功高手，上上下下都被他玩得团团转。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七节 赴美考察 在1995年10月，受美国u s c(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邀请，省卫生厅组织了医学急救培训组(一行1 5人)，我作为组员随组对美国6个医疗、急救单位进行了为期15天(10月9日—22日)的考察、学习。 9日-14日在洛杉矶公务活动，我们参观了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洛杉矶儿童医院、凯撒医院(注kaiser perhenent hospital，还参观了mercy air直升飞机救护中心，goodhew救护车急救中心及med-tech enterprisis医疗器械修配厂。参观学习由美中文化交流协会精心安排，所到之处均受到美方有关单位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和介绍，时间虽短，感触颇深。（关于本次执行公务详情请看：高棣博客医疗保健《美国医学急救一瞥》） 此外，我们还顺便先后去了纽约-大西洋赌城-费城-华盛顿，然后再折回洛杉矶，去拉斯维加斯城-访问墨西哥和美国接壤的小城地瓦那（tijuana）-迪斯尼乐园（好来坞影城），最后经北京-上海回家。由于有关美国的游记网上很多，加上我在博客《忆美国之旅专辑》中已作过较详细的介绍，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只说说旅途所见的二件小事。 10月21日，我们去地瓦那，这个墨西哥小城给我的印象不佳，从美国一进入该城，马路就窄了一半，路面也能差了许多，街面不整洁，那那些兜售货物的小商贩，一见游客过来，就一哄而上，他们中有的肩上扛着小地毯、壁毯，有的手里托着石膏雕塑、老鹰等，拼命向你推销，而且口中唸唸有词地用半吊子英语说着：美元、美元（意思是希望用美元成交），看到这种状况，使我想起了我们国内的某些景点，真是何其相似！ 10月22日，去好来坞，参观了迪斯尼乐园和全球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亲身体验各种特色效果。真人现场表演，令人大开眼界。我们立体电影院，通过世界最大的三百六十度大银幕，看了一篇星际旅游的短篇，大家坐在飞船内，用保险带固定后，飞船配合影片中与星球、流星擦肩而过等惊险情景，剧烈地颠簸、震荡，如同真的坐宇宙飞船一样，十分刺激，至今念念不忘。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和信息的普及，现在在香港及国内的迪斯尼乐园，都可以享受到这些精彩的场面了。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八节 与三毛家的故事 1995年，张乐平夫人冯雏音女士向家乡人民捐赠张乐平的592幅（组）遗作原稿，其中包括除《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以外的大部分三毛原作。 是年11月12日来盐处理后续事务，那天来了很多人。因张乐平先生的一位女儿朵朵曾在防疫站工作，我们的关系不错，所以女士就邀请我们夫妻俩过去聚聚。 说起冯女士，我早从书报、刊物上对她的身史有所知晓：冯女士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冯步青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律师。1939年，16岁的冯雏音与父母不告而别，参加了宣传抗日的浙江中心剧团。1939年秋，救亡漫画宣传队队长张乐平在金华举办个人战地素描展览会，正在金华主演于伶的《夜光杯》和“上海老乡”，风度翩翩的漫画家与秀雅柔美的女演员一见钟情。一对恋人于194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在江西玉山结为伉俪。 我们在朵朵的陪同下，一起在宾馆里叙起了家常， 冯女士毫无架子，显得非常和蔼可亲，与我们谈了许久，毫无距离感，还反复对我们照顾她的女儿的事表示感谢，这时，我也用带去的光学老相机拍了一些家常照片。 每当逢年过节或有什么事时，冯女士和朵朵总是很热情地给我们打电话，互相问候一番。 后来，朵朵为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特地从香港赶回上海，伴她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时光。 2003年初，我们小外孙女出生后，我们举家把生活重点转移到了杭州，和冯女士一家的接触相对减少了。 2006年我有事去老家一趟，听朋友说，冯女士已因病仙逝，我闻讯后十分悲伤，冯女士的音容笑貎时常浮现在脑际，尤其是她那慢条斯理的纯正上海腔，时常在我耳畔回荡。值此，特写此篇章，以寄哀思，告慰冯女士在天之灵，愿她在天国与张乐平先生团聚快乐！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九节 和世界军的较量 在1998年1月15日，我局下属的海塘卫生院院长全我打了急电，他说，在血吸虫病治疗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一名18-19岁的青年姑娘，服药后，在家中死亡，家里人也是早上才发现的！而死者的姑妈是一个挺有名气的运动员，曾在1993年获得过双人双桨皮划艇世界锦标赛冠军和1996年特兰大奥运会女子的银牌。家属对姑娘的突然死去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可能要到县里闹事。 我挂断电话后立即向县里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同时，在业务上又与省、市、县有关专家进行了咨询、探讨和磋商。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叫吡喹酮，是公认比较安全的药物，致死病例罕见报导。 心中有数后，我就向有关科室进行了紧急布置。不出所料，这位世界冠军和带着一批人来局进行交涉，冠军是见过世面的人，讲话还是注意分寸的，缺点是不懂医务知识，解释工作十分艰巨。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傍晚，终于在谈判休息时，从当地乡村医生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原来这女孩患有癫痫，经常服抗癫痫药物，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使女孩非常肥胖，行动不便，反映迟缓。 这样一来，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家属隐瞒了一个很需要情节，于是我就抓住这个突破口，大胆推断了女孩的死因是：癫痫突然发作，家属照顾不周，造成倒扑在枕头上，窒息而死。 我又与正在遥控的常务副县长进行了电话汇报，考虑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适当精神补偿。于是我找了冠军，单独进行了私下谈话，推心置腹地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对她说：名人出场应效应非凡，作为名人的她更应注意公众形象，不要以为名人出马，无理就会变成有理！她表示虚心接受，她也亮出了心里话：由于偏听了一些人的话语，搞得下不了台，今后确实应吸取教训。临别时还邀请我去她们单位玩玩。最后我们化了一万元，顺利平息了这场风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位世界冠军还是一个通情理的人。 （待续）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节 小张的悲剧 小张是浙江医科大学首届营养系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去县城附近的乡镇锻炼了一年，1993年，经分配到我们局，安排在医政科工作，由于小青年踏实肯干，群众关系也不错。 到局里工作没有多久，就能很放心地让他独立工作了。医政科是一个主管全县医政业务的大科室，负责对全县20多个医疗单位和数百个农村、社区卫生室的业务管理、质量控制，医疗纠纷的处理等。这个科室工作量大，难度大，对局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所以一直是局里的重点科室。 自从老科长退休后，这个科的科长换了一任又一任，难以物色到既熟悉业务，又能协调各方关系的接班人。 小张的脱颖而出，无疑成了局领导心目中的最佳接班人选，培养和使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张稳重而成熟的表现也让领导称心、放心。 在1996年11月，小张和一位中学教师喜结良缘。一年后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小张的父母高兴，单位同事的祝贺，使他沉浸在喜悦之中，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小张渐趋成熟，先提副科长的考虑也在领导的脑海中酝酿。 1999年4月，局里所有干部参加了两年一度的常规体检。没过几天，医院来电话，邀请局里的领导去一下，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赶了过去。院长和医务科长向我汇报了近期体检的开展情况，同时告诉我，b超检查结果显示：我们局里小张的肝脏发现阴影，需进一步排除占位性病变（肝癌）可能！ 天哪！一个30岁还不到的壮实青年竟会患上肝癌。学医出身的我并不慌张，要求院方立即把资料送上级医院，以进一步确认。 医院也立即行动，与省、市医院专家一起进行了复查和会诊，查数天后，结果出来了：确诊肝癌！而且是中、晚期！ 接下去的半年时间中，小张由父亲带着，求遍了全国的好些名医，也实施了很多先进疗法，但回天无力，小张的躯体一步步被癌细胞吞噬，形体一天天消瘦。在那年10月27日，我从外地开长会回来，听到了小张快不行了的消息，立即赶了过去，进屋一看，原本结实、英俊的小张已变成了一具骷髅，双眼向上翻上，只剩下一丝游气。虽然见过很多生死离别的我，仍忍不住流下了泪水。那天晚上8时小张终于匆匆离开了只度过28个春秋的人世。 父母痛心、同事痛心、局里的每一个人痛心，追悼会上很多人流下了惋惜的泪水，大家默默说道：小张，你一路走好！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一节 大弟的病 1998年11月的一天，大弟过来找我，说最近一段时间来，大便经常带血。 我赶紧叫他去医院检查，第一步做肛门直肠指诊，结果排除了痔疮；过了几天出血仍然不止，随即进一步做直肠镜检查，果然发现异常！马上取组织活检，证实是直肠癌早期。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我们家的大哥在东北，远水不救近火），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大家庭首脑的角色。 11月26日，大弟默默把单位的会计帐目全部做完，先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并进行了术前一切准备。11月28日，立即进行了手术！ 我请上海肿瘤医院专家莫教授任主刀，手术十分顺利。 3个小时后，手术车推出来了，大弟尚未从麻醉中苏醒，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久经沙场的我也禁不住几下寒噤，仿佛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 术后，医院再将病理组织作了切片检查，进一步证实了原来的诊断：直肠癌早期，但尚未转移。为保险起见，大弟又作了为期半年的药物化疗。 那年，与大弟一起住院的很多病友——同室的、隔壁的；年长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怕死的、不怕死的；都先后走了，因为他（她）们入院时都已是癌症晚期。 由于大弟得病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所以，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恢复得也很满意，能正常上班、出差，至今已渡过了10年生存期，每年复查，无复发，每天上班无缺勤，我们都替他高兴。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二节 闯过鬼门关 1993年6月，我去卫生局任职后，由于领导职数少，只有正副职二人，副职关系不协调，组织上又迟迟不给充实，要管理一个拥有数千人的业务大局，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应付不完的应酬，听不完的汇报，处理不完的事务……，身体整天处于透支状态，心情不愉快，晚上睡不好，经常感冒、发热，硬是靠下乡当知青时的吃苦精神、不服输拼劲撑过了为期五年的一届。 换届前，我听到了轮岗到另一个局任职的消息，我立即给县主要领导们打了报告，要求留在专业对口的卫生局。1998年4月，在班子换届时，我退了下来，由于上级领导改变思路，又恢复解放初期推行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干部路线，局里派来了一位乡镇干部，我由于业务熟悉，留下来改任书记，帮帮他。 由于局长是外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业务局，要进入角色谈何容易。好在这位局长是部队过来的干部，个人素质不错，所以，我就明退实不退地实足帮了他一年多。 在在1999年的七月下旬，我去舟山出差回来不久，就以感冒样发病，服抗感冒药后病情未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就出现了“三黄” (即尿黄、脸黄、眼白黄)，肝炎症状已十分明显。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住入了医院。 化验结果出来，吓了一跳：谷丙转氨酶(alt)830(正常值：23)，谷草转氨酶(ast)1010(正常值：13)，后来，从抗体试验中得知是患上了戊型肝炎（和甲肝一样也是从消化道出感染的，病愈后可终生免疫）。平素身体越健康的人，得了甲肝、戊肝后，如果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就越可能发展为急性黄色肝萎缩而导致死亡，的我们医学史上不乏先例。我们的中学体育老师、好几个小青年都是死于急性暴发型肝炎。 为了预防万一，院方从杭州请了传染科专家浙二医院的陈老师会诊，最后陈老师讲了一句话：现在是疾病发展到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如果一、二天内主要指标下来了，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就很危险。 病情发展正如专家预料，经过二天的治疗，主要的化验指标大幅度降了下来，我终于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三个月的休养，我终于基本得到了恢复，肝功能也恢复了正常。但这次发病对我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年龄不饶人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身体已大不如当知青时的状况了。身体是自己的，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我不能再玩命地工作了，该歇息的时候就应歇息了！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三节 阿关被捕 阿关是我高中的同学，因为家在农村，文革那年，就早早地回家种地了，由于那时回乡知青中66届的学历已经碰顶了，所以没干几天活就当上民办教师，由于工作认真，又写得一手好字，龙飞凤舞的，所以很快又当上了乡小校长。在阿关的苦心经营下，这所小学教育质量，升学率都名列前茅，在县里小有名气。阿关的上进心很强，虽然1978年没有考上大学，但并不气馁，参加了教育系统的函授，先后拿到了中专、大专学历。 在1993年体制改革后，领导干部第二次“大换血”中，阿关从有数千人之众的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局之长。他的前任被提拔当上了文卫副县长。由于学历低，部下中不乏心中不服的，既然上了船，当了过河卒子，阿关也不管他了，放开手脚干了起来，由于他的聪明能干，上面又有分管县长罩着，几年下来成绩不错，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阿关办事的特点是，小心谨慎加认真，当上了局长后，亲朋好友中说情托办事儿的人不少，但在人事方面他从来不开空头支票，不是“当面敷衍得很好，事后却忘得精光”，因此为人作事信誉很高。阿关连续几年都是人民代表，人大主席团成员。 记得96年我们召开66届高中同学会，阿关乘星期天空隙，把近百名同学安排在城关小学里，既安静又热闹，安静的是星期天干扰少，热闹的是30年难得一聚的同学，聊得非常投机，此外还请来了当年的老师、班主任，一起照相、聚餐、叙谈……，事后还印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不用说，这次同学会开得非常成功， 同学会结束后，大家都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约定数年后再相会。 可是，在分别不久后，传来了阿关因经济问题被隔离审查、逮捕的消息，原因是贪污受贿，建筑老板、包工头先进去，把他供了出来。 阿关受贿起因于老婆，是老婆把钱、物收了进来，嫌于面子，没有退回，造成了“千古恨”。由于数额不大，退赔积极，认罪态度好，因此只判了几年，在狱中表现好，没有多久就提前释放。 阿关被开除了党籍，丢了工作，回来后经朋友帮忙，去小学配餐中心工作，不久就当起负责人来，行政上要发任命文件，阿关坚决不同意，至今仍隐姓埋名地工作着，碰上同学，都是低头匆匆而过，甚至连打一个招呼都来不及。 我们都为阿关的结局而惋惜不已。其实，阿关是一个不错的人，关键是他当官后，没有管住周围的人，最后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四节 木匠病逝 强是我很要好的同学，强姓莫，同学们常叫他“木匠”。 我和木匠一起从小学五年级跳级上初中，强是遗腹子，父亲早亡，母亲没有再嫁，一直守寡，全心全意地抚育强。他家住在城的西郊，放学后，我经常去他家玩，看着他母亲挑着粪担进进出出地操劳，母子俩克勤克俭，相依为命过着清苦日子。后来我们又 一起唸高中，66年又一起内定保送读大学，他去清华，我去中科大（那里中科大在北京），因为我的兴趣太广泛，“德、智、体”都喜欢，在自己动手能力上比较强；在成绩上，木匠的数理化稳产高产，而我则是平均产量比较高；我们二人在学习上是竞争对手，在平时是铁杆朋友。 在“文革”待业时期，我们一起上午在学校打篮球，下午和一群同学去海边游泳。我们家住现杭州湾大桥的桥的北侧，海湾畔整齐排列着一道道“丁”字坝，就是前不久钱江潮一下卷走12条生命的那种海潮缓冲坝；我们常常一游就是半天，向东游出丁字坝数百米，然后顺着潮水流向游，10多里路，一刻不停地用各种泳姿交替游，游啊游，一直游到双脚能站立在坚硬的沙滩上为止，在这游泳途中一旦抽筋，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我们老家，每年都有小孩命丧大海的，但大家仍前赴后继地去游泳，因为大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在大海中游泳其乐无穷。 在1968年“四个面向”中，我去了离家30多里地的农村插队，而木匠家是郊区农村户口，就在城西回乡务农。 1972年起中国大学恢复招生。1973年，在辽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木匠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杭州大学物理系（现浙江大学），木匠这个66届的高材生，在那批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考生中确实是鹤立鸡群，木匠的入学，使得早在农村结了婚的我羡慕不已（当时规定已婚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报考资格的）。好在1978年恢复了高考，我也已高分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才算弥补了这个遗憾。 因在7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分配都是执行“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木匠毕业后就回到了老家，在县广电局当上了技术员。 在1984年提拨“四化”干部时，我们又一起走上领导岗位，他任广电局长，而我则在自己的本行局。 强在当局长后，一直兢兢业业，身先士卒，大冷天，独自爬到几十米高的电视转播塔上修天线，百姓们都在背后议论强，说他当局长不像局长的样子，不懂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真是出力不讨好！后来我把听到的群众意见转达给强，他不以为然地笑了说：天太冷了，电视转播塔出了故障，不及时修好，群众意见会更大。 一段时间，局长们都热衷于学开车子，手脚并不十分麻利的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由于强开车地较稳健，开车一年，还算顺利。但在开车满一年后的某天，强载着几个朋友去出公差，在老沪杭公路90度转变处，因避让往来车辆，而不幸翻车，乘车人无大碍，而木匠却伤得不轻，经当地医院救治数日，强一直昏迷不醒，经我们反复商量，算得家属同意后，决定冒险转送上海，经过上海医院的精心医治，终于化险为夷，半年后，强终于重新站起了来，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大家都庆幸他的神奇恢复，纷纷说：大难之后必有后福。 1998年4月，我们又一起“半退”下来当了书记。在2000年春节后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木匠，发现他失声得十分厉害，问他这种状况多久了？他说，可能是感冒吧，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根据直觉，我觉得需要排除一些疾病（用行话讲叫鉴别诊断），他说好吧！我立即帮他联系好去上海汾阳路五官科医院检查，结果是未见异常；但我不相信，旋即又让他去上海瑞金医院作一全面检查。不久后结果出来了，很不幸，是肺癌转移，压迫声带而引起失声。从不抽烟、不会喝酒的木匠竟然患上肺癌，真是出乎意料！ 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事实，木匠化疗了大半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当时我还在履行职责，工作之余，常去医院看他，经过一段时间化疗，不到50岁的他，然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头发全脱光了，戴了个绒线帽，手里拿了迷你收音机，似听非听，若有所思，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来日无多了。 在2001年元月底，木匠已经不能说话，在弥留之际，只是用十分疲惫的眼神焦虑地望了我一眼…… 在处理后事中，发现他竟细心得把每个看望他亲戚朋友一字不漏地记在小本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大半个本子。 我知道木匠走前最不放心的是他那尚在浙大读书的宝贝女儿，毋需言明，我把这事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的女儿毕业后，想报考公务员，我们几个要好同学齐心协力，过关斩将地帮他女儿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完成了老同学的一项遗愿，我终于嘘了口气。 好友木匠的早逝更加剌激了我，加深了我及早退出江湖，退出职场，退出这个人生的是非之地的念头。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五节 退居二线 2001年11月，在班子换届前一年，县里根据上级指示，对科局领导班子进行了新的一轮大换血，根据市里规定，凡男性干部满53周岁，女性满48周岁，不管青红皂白全部“退二线”，当时称之为“一刀切”，我也成为其中之一。虽然我在那批干部中学历是最高的，经历也是最丰富的，但在大潮涌来之际，也不能幸免于难。 此时此刻，在医院当医生的同学正在意气风发，充当技术中坚力量！但深陷职场，象老牛跌进窖潭里，有力无处使，最终给弄得筋疲力尽的我，巴不得早点退下来。我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想法。因为当初从政的做法，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11月的第一天，组织部门对退二线的干部，加班加点地进行谈话，面对假惺惺的套话：“今后还要发挥优势”，“做好传帮带”……，我是不惜一顾的，直到最后临别时，我也假惺惺地回了一句：“谢谢领导关怀！” 实际上，在退下来之前的半年中，社会上早有“灭鼠” （那一年，男性53周岁的属鼠）一刀切的传言，我虽然在大学毕业后，二次就业（第一次是下放，算工龄，姑且算作第一次就业吧）仅仅工作不到20年就退了下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退居二线的结果，我无怨无悔！而且在很多人象热上蚂蚁的时候，就作好了准备，同时鼓励在医院工作的女儿，赶紧想办法，冲破阻力，尽快离开那个相互倾轧，令人诅咒的地方。 就在组织谈话后20天，我收到了退居二线的正式文件，几乎是同步，在11月15日，经过一番努力，一番争斗，女儿和女婿一起调往了省级医院，顺利实现了大逃亡。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六节 天伦之乐 2003年3月，外孙女融融来到了人世。为了照顾好小外孙女，我们老夫妻俩离别了老家，一起来到杭州。由于身体原因，加上组织的照顾，接下来直至退休的5年时光，主要是以锻炼身体，培育下下一代为主轴了。 爷爷管孙辈是“隔代亲”，看着外孙女一天天长大，心中自然喜欢，我、我的女儿、外孙女的血型都是a型，手、脚的模样甚至指纹都一模一样，自然而然地我把小外孙女视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对她宠爱有加，享受着天伦之乐。 融融的成长基本上是很健康的（包括心理和生理），她性格很外向，爱交小朋友，大家都叫她“阳光女孩”，但是我们也经常闹点小矛盾。小外孙女在爷爷、奶奶面前爱撒娇，小的时候，熟睡中如果受到了刺激，象妖魂附体一样，又哭又闹，毫无断绝，没有办法，我把她往床上狠狠地扔了几下，任她去哭闹。哭了一阵子小孩醒了，就乖乖地跑过来找爷爷了。小外孙女烦恼来得快，忘记也快，一会儿就手舞足蹈地在床上表现起即兴节目来了，瞧！我们的融融妹妹摆起s形pose来，有模有样，一点不输于芙蓉姐姐！大家一起看着她哈哈大笑。 我觉得在孩子任性的时候采取“不理睬他”的政策，虽属无奈之举，也不失为一个行这有效的处理办法。 融融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正在茁壮成长，目前已上幼儿园中班，很快就要上小学了，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第七章 重返职场 第十七节 双重性格 在全文行将结束之际，我想剖析一下自己。通过全文章阅读，大家可以知道我这一生曲折路；通过分析，大家可以得出最后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由。 我的性格是一个双重性格，在公众舞台上，我是一个性格外向，喜欢广交友的职业人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包藏着一个十分内向的自我世界，从本质上讲，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直是没有根本改变过的。 我的好胜心极强，认准的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外因许可的情况下，往往是以成功告终的，如：下放10年后，重圆了大学梦，这大学梦还不止一个；我的内心世界丰富，喜欢冒险，追求完美，渴望浪漫；此外，我那很强好奇心，对很多事情都要探根求底地问一个为什么，然后实践一番，“凡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这是我的座右铭，这就造成了我比较强的动手能力，成人之后，融入社会机会比不喜欢自己动手的人要多一些；但由于从小父亲就不在身边，由母亲一手带大，母亲的性格和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使得我的内心世界过于细腻，遇事瞻前顾后考虑得过份周全，以致大大减少了尝试的机会，阻止了成功进取的步伐。 我从小学三年级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到中学时的班干部，下放知青时任大队干部，再到重圆大学梦时担任干部直至重返职场担任多个岗位的一把手，这一切都是和我踏入“政界”的第一步——下放后担任了大队干部有关系，命运注定，我已不可能回头，不可能随心所欲去干适合我从事的技术研究工作，尽管，如果从事技术工作，我的前途可能大得多，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要大得多，但我无法和命运抗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的人生的轨迹。 从我的一生看出：我的人生结果，早在命中注定了！确切地说，早由我的先天秉性、性格所决定了，虽然历经后天环境的磨砺和自身的努力，改变了一点点，但毕竟是“一点点”，无足以改变人生的大趋势。 曾几何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不久，我还刚步入中年，担任基层部门主要领导的那阵子，人们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印象是有魄力，有能力，有文凭，有实践经验，又有年轻的优势，甚至外表性格活泼，思想活跃，能歌善舞的一位现代化干部，殊不知，我不爱搞行政工作的内心世界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干事的时候常常想着，如果我搞技术，就一定不比任何身边的人差！一心二用，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在职场打拼，金盆洗手早早收场，是迟早的事儿。 在2001年底，在我刚满53岁就退居二线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至今7年来，慢慢地也麻木了。我一直在总结、反思，我虽然终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着，努力着，但结果离自己的人生奋斗标杆距离越来越遥远，为什么？是定位太高，还是性格决定？我初步认为是后者。 最后我告诫自己的儿孙们，在如今自身有更大自主权决定权的今天，千万不要去强迫去干那些自己不愿意干的工作，以免日后后悔！ 结束语 《人生求索》（原名《人生路漫漫》）要与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部纪实小说中，大部分篇幅的初稿写成于2002年，即我刚退二线不久。2003年后，主要在杭州生活。去年2月在新浪写博后，我把内容作了大幅度的增容，第七章职场故事原本不想写，因为牵涉到的人和事离现在太近了，难免对号入座，产生误会。这次在《人生求索》中只写了职场生活中很少的一部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思想烙印的淡化，若干年后可以再慢慢回忆，慢慢补写。 今年奥运会后，我就要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了！《人生求索》回顾了我人生中的60年历程，我把认为一生中主要的、值得写的片断都写了，里面还在其中加进了一些个人的反思。 由于本人非文字工作科班出身，因此文章总体来说，还比较粗陋，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一个个串连着的纪实故事。但不管怎么样，文章总算写完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人生求索》的完成，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愿网友能给我提出改进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