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第1页 [史学研究] 《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作者：清秋子【完结】 谁人不知武则天 ——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清秋子 谁人不知武则天？ 笑话！要是有不知道武则天的，那就不只是文盲的问题了，除非他不是中国人，或者还正处于低幼时期。 武则天，中国的唯一女皇，纵横捭阖，传奇一生，青史有留痕。 谁能不知道她？ 那么，如果我要求各位尽量严肃地说一说，这位女皇究竟有哪些事迹，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我想，一般的回答无非是—— 以美色作为进身之阶，迷倒太宗、高宗父子两代皇帝； 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以陷害对手，最终自己当上皇后； 重用酷吏，扶植娘家人，然后索性做了女皇帝，篡了李家天下； 此外，还有没有？ 有，充其量也就是——“秽乱春宫”，是说她的面首特别多。 可是，仅这几条，就能令武则天名垂千古吗？ 当然不能。 除了“武周革命”、改朝换代之外，武则天可称道的政绩，多矣！那可不是靠填报表、编数字吹出来的。 我今天之所以要来赶热闹，也说一说武则天，是因为她是一个好皇帝。爱民，爱国、爱才，哪一条都做得很好。 首先来看她的爱人民。她执政时，推行的是富民政策，轻租税，减赋役。老百姓的负担一减轻，生产积极性就高，粮食就多得吃不完。当时由于国库充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还普免了天下租税一年。这个，现代人绝对不敢想像。为了劝农，武则天曾亲自主撰《兆人本业记》一书，据说，这是自古以来唯一由皇帝主持撰写的农书。 再说说她的爱国家。她执政时，国家最强盛，四海混一，华夷共主，天下和谐，版图四域达到唐代极致，东有高丽，西达波斯，南尽林邑（今越南中部），北抵大漠，武功远远超过“马上天子”唐太宗。 再来看她的爱人才。武则天用人，不怕你低贱，就怕你无能。她老人家求贤若渴，曾派出十抚使到各道搜罗人才，不少乡村教师因之平步青云。她还创立了有名的“殿试”、“武举”和“自荐”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尤其这个“自荐”最有意思，无论农夫还是工商业者，只要有能力，都可自荐授官，不必花钱去买。 当然，她还是一位着名的女权主义者，热衷于改善妇女地位，以至唐代妇女拘束最少，快乐最多，前朝后代那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有了这些，用现代标准看，就是好皇帝。所谓作风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她的文治武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有人算过一笔帐，说武则天参政与执政，前后共有50余年，占了初唐时期的五分之二，而且是从开国恢復期到强盛时代的重要转型期。因此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玄宗的50年“开元盛世”。 我们唯一可尽情赞颂的一段古代史，要拜这位女皇之赐！ ——伟哉，则天大皇帝！ 在儒家男权社会里，能替男同胞们站一班最高岗位，那是需要有点儿真本事的。 在有史二百四十帝中，能冒出这么一位粉黛裙钗，那是要有超人的智慧的。 尽管她前有车，后也有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女政治家。但是，吕后或慈禧太后，在专权上可能与她不分高下，而在治国上，则都要略输一筹。而且，以女人而当皇帝，那就更是谁也不敢、谁也不能了。 本书所讲的，就是武则天如何进行政治搏弈的史实。 在这里学学古人，我看不算迂腐，因为古今之理往往相通、古今之世往往雷同，让人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花样年华】 1、武则天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们了解一个人物，要从最基本的情况了解起，比方何年出生、生于何地，等等。武则天虽是名人，但旧社会里妇女地位很低，她早年又不是什么显赫的人，因此史料记载不详细，其说不一。就连她究竟叫什么名，都大成问题。 或许有人问，武则天不就叫武则天么？ 错！武则天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叫过这个名字，别人也不曾这样叫她。她死后，在很很长的一段歷史中，也没有人这么叫她。 武则天根本就不叫武则天。 有人说，因她是母亲杨氏生的第二个孩子，姐姐叫了“大囡（nan）”，她就叫个“二囡”，把乳名做了名字，没有正式的名儿。直到入宫之后，太宗赐名“武媚”，这才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 这个说法依据为何？不详。 就叫“武二囡”？很搞笑啊！这种说法大有解构主义的色彩，所以我觉得似乎是小说家言。 武家是世代官宦人家，到了父亲武士彟这里，虽然最初时惨了点儿，挑担子去各村卖过豆腐，但他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因致大富”，是个唐朝的成功人士。《册府元龟》载：武士彟“才器详敏，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未尝不三復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可见这是个知书识字、抱负不小的儒商，不可能仅用“二囡”这个名儿就把女儿给打发了。
第2页 武则天被赐名“武媚”之后，民间又叫她“武媚娘”，这算一个名儿。 太宗死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做尼姑，曾有个法名叫“明空”，这也算一个名儿吧。 后来她当政，新创了19个汉字，其中有一个，就是她为自己创立的新名字“曌”。此字音“照”，取“日月悬空，普照大地”之义，其造字灵感无疑是来自她的那个法名。当今也有人说，武则天原名为“照”，后改为“曌”，但无证据，猜测而已。 武则天自我命名为“武曌”，这是她最应该流传于后世的名字。 但是，因为她闹过“武周革命”，后世很多人比较厌恶她，所造的新字没人沿用，她为自己取的名字大家也不认可。在漫长的歷史中，人们就简单地叫她“武后”，这和“王太后”、“李太后”其实并无区别，不过“后”而姓“武”，又能让人们谈论谈论的，在她以后是绝无可能有了，所以不会产生歧义。 那么“则天”一名从何而来？原来，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大周革命”玩完了，儿子中宗復位，给她上了一个“则天大圣帝”的尊号。武氏死，有遗制嘱咐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个谥号，就是“则天”的由来。“则天”是个啥意思？《论语》里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意思是：以天道为法则——这确实够大气！ 至于“武则天”三字成为她老人家的名字，据天涯社区歷史版主萧让说：“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我很怀疑她是否会喜欢这样的称唿。”（《武则天——女皇之路》）女皇帝当然不可能喜欢这名字。武则天，这与“朱洪武”、“孙大圣”差可比拟，似乎有点儿调侃味道，却不想，如今成了她法定的名字。 草民我以为：武则天在当今的歷史书上不能叫自己的真实名字，其原因，是皇民时代的“反篡逆观念”仍在发生潜作用。你仔细品，就是这问题。歷史的荒诞，常见于这种细节之中。 那么，在武则天出生之后，到受赐媚名之前，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呢？肯定有。台湾歷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和天涯版主萧让女史，都分别有令人信服的考证。 据雷家骥先生考证，《旧唐书*孙处约传》载，有一个叫孙处约的人，在武后时期因“避中宫（皇后）讳，改名茂道”，同时有其他记载表明，唯一可能避讳的字只能是“约”字。因此武则天的原名可能叫“武约”。此为一说。 另外，据天涯版主萧让女士考证，《新唐书*地理志》载：“华州……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復故名”。此外还有“华阴，垂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復曰华阴”。垂拱年间（685-688年）为武则天准备登基的时期，神龙元年（705年）则为中宗復位的时间，所以说武则天的名讳中有个“华”字，当为可信。而且民间还有传说，武则天的闺名就叫“华姑”，看来其源有自。她的本名叫“武华”，这也为一说。 武则天的名字问题，大致也就如此了。关于她的出生地，史上也有异议。比较公认的一种，是说她出生在长安。而另一种说法，则说是出生在利州（今四川广元）。这都是根据她出生时父亲在哪里任职而推断的。 武士彟在长安当了5年的工部尚书，各种资料表明，武则天就生于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晚。之后武士彟赴扬州，不久又转调利州，都是任的军职。如果武则天是生在老爸在利州的任上，那就要比史料上记载的年龄起码少两岁以上了，因此不可能。在户口簿上，武则天最初应是光荣的首都居民。 关于她的出生年份，也有武德六年、七年和八年（623、624、625年）三种说法。我们不管那些了，取其大概就行。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武则天的籍贯为并州文水县（今山西文水县），老家就在县城北4公里外的南徐村，迄今村中仍存有武则天庙。 文水，这可是个出女英雄的地方。刘胡兰烈士的老家就在县城东17公里处。 武则天对自己家族的这个发祥地相当认可，革命以后，曾改并州为“北都”，意为“龙兴之地”。她还仿效汉高祖，几度回老家去见父老，为故里百姓世代免赋税，唱一唱衣锦还乡的《大风歌》。 好了，武则天的基本情况就探讨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样的老爸，才能养育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女皇帝？ 2、颇有胆略的“义军”后勤部长 武则天的老爸究竟怎么样？我们先看看这个武氏家族。 魏晋以来，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两大阶级——世代做官的和永远做不上官的。这就是所谓“世族”和“寒门”。武家是夹在中间的一个尴尬阶层——小公务员。 从武士彟往上数，五代祖宗都是幕僚、副职之类，离王、谢这样的豪门差得远，属于“小姓”，但也不是“寒”到了底的小老百姓。 武则天的爷爷武华，官职还挺体面，是隋朝的东都（洛阳）丞，可是几个儿子却一个当官的没有，长兄武士稜务农，二哥武士逸在隋府军中当小兵。老三武士彟做的是木材生意。那时候的木材，有如今天的钢筋水泥，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筑材料。
第3页 武士彟不过就是文水县的一位小商人，书也未见读得太多，但是他赶上了好时候。隋文帝晚年以后创业意志衰退，大兴土木，贪图享乐。武士彟看准机会，结交了不少负责搞工程的基层干部，一来二去就把生意做大了。史书上说他“家富于材，颇好交结”，应当是实。 他富起来以后，娶了一位退职军官的女儿相里氏为妻。从这个姓氏来看，可能是胡人之后。老岳父在武士彟的人生路上，还真起了点儿作用，把他推荐到鹰扬府做了“队正”。这是隋代府兵制里最小的一级军官，大概统领50人，相当于连长的干活。 看来这位小商人，已经闻出了隋朝山雨欲来的气息，准备以军功谋前程了。 不过，他要是仅仅这么干，似乎上进的可能性也不大——没有记载表明他在打仗方面有奇才。他的发迹，后来唐朝人都知道，是因为攀上了李渊，为“从龙首义”人员之一，也就是成了开国元勛。 李渊的来头很大，出身于关陇世家，世袭“唐公”。他还是隋朝的皇亲，是隋炀帝的表弟，从小在宫中长大。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人，武士彟是怎么巴结上去的呢？ 这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在机遇，必然在自己，小人物的崛起往往都是如此吧。 说来话长，早在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炀帝的堂弟杨达和宰相杨素、宇文恺奉诏营建东都。这个项目可是大有油水，武士彟闻风而动，备了厚礼託了关系，终于见到了杨达。 武士彟这人面相憨厚，但谈吐却不俗。杨达一见之下，大为赞赏，不仅让武士彟做成了一笔大买卖，还把他引见给了一群高官朋友。这些人里面，就有殿前少监、卫尉少卿李渊。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奉命到山西抓造反分子，在行军中，到武士彟家住了一晚。武士彟有此奇遇，当然尽心伺候，两人就此结成了朋友。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就安排武士彟当了行军司铠，专管太原府的武器装备。 武士彟这一脚，就登上了李渊的“首义”之船，开始了他的后勤部长生涯。 这个时候的隋朝，已是火山爆发的前夕——乱象丛生了。隋炀帝征高丽失败，咽不下一口气，还要再怔，在全国“广募骁勇，扫地为兵”。老百姓不愿意去送命，只有造反；军阀们也趁机起兵割据。这里那里，爆发之势根本就捂不住了。 眼看隋朝气数将尽，皇亲李渊也有他的小九九。他很想参与中原逐鹿，闹个乱世英雄干干，但又担心风险太大，所以只是悄悄地行事。 这一年，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出手了。他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开仓赈贫，公开造反了，一下子就招兵万人。又派遣使者与突厥通好，挟外敌以自重。本来他这点儿乌合之众，在桑干镇（ 今山西山阴南）已经被隋军困住了，但突厥派骑兵来救。刘武周反败为胜，趁势拿下了了楼烦郡，还一举占了隋炀帝的行宫汾阳宫。 小军官终于把事情闹大了。突厥为了给隋朝添乱，便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自称皇帝，改元天兴，对雁门採取进击之态。 这时的李渊是坐镇太原的大员，有守土之责，于是就以防突厥、平定刘武周叛乱为名，招兵买马，广纳豪杰。 武士彟就是在这个时期，干了几件颇有胆略的事，说明他并不是单靠拍马屁改变自己命运的。 比较蹊跷的是：他虽是得到留守李渊引荐当了军需官的，但不知为何，却是副留守王威一党，而非李渊死党。李渊后来起兵以及攻取关中，凡大事都没让他与闻。武士彟之所以从龙有功，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掩护了李渊。 这就是他的眼光了。 李渊图谋不轨，让儿子“二郎”李世民与刘文静招兵，这引起了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的怀疑。这两个人还是忠于隋朝的，嗅觉也很灵敏：唐公莫非有异志？ 王威对武士彟很信任，就直截了当问他：“唐公所募兵壮，尽付刘弘基、长孙顺德统管，我等不能干预，为何？” 武士彟知道来者不善，马上为李渊辩护道：“所募新兵，素乏训练，今委以专人，乃治军之常法。且唐公为今之勛戚，受委重责，恐无暧昧之情。” 王威半信半疑，又提出：这刘弘基、长孙顺德两个傢伙是什么玩意儿，都是征高丽的逃兵，应按律逮问。 武士彟又劝道：“此二人乃唐公之客，而非唐公族人，且曾为皇上侍卫。当此用人之际，启用也不妨。若按治二人，必使唐公不悦，方可堪忧！” 王威一向就畏惧李渊的威仪，听这么一说，就不敢动了。 另有留守司兵田德平也建议王威查查募兵的情况，也给武士彟劝止了。 事情一摆平，武士彟反手就将王威之言告诉李渊，使李渊有了防备。这是大功一件。 其次是武士彟曾力劝李渊起事，别再犹豫了。他假託听到空中“有称唐公为天子者”，又梦见“从高祖（李渊）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攀龙台碑》），专门写了个报告递给李渊。 这些说法，极富魔幻色彩；这个风，煽得也很及时。于是“高祖大欢，益以自负”——你们说我行，我大概真的就行！
第4页 武士彟又将自己所撰的一部兵书献给李渊，其意自明。 李渊心里有数，只是说：“幸勿多言，事成之后，当同富贵耳！” 这两件事，一实一虚，都是特殊时期的大功劳，非一般胆识所能及。 因此我一向认为，对小人物来说，拍马也许是必要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关键时刻，也真得提着脑袋干！歷史决不可能给小人物太多取巧的机会。 烽火连天日，正是蛟龙出水时。这一年的五月，李渊心痒难忍，终于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先就杀掉了嗅觉灵敏的王威和高君雅。 武士彟有此一功，也就成了大将军麾下的中郎将兼司铠参军，管的还是军帐与兵器。从此一路从龙，直到进了长安。 武士彟忠心耿耿，李渊也投桃报李，不断给这位后勤部长加官，说是“尝礼我，故酬以官。”（《新唐书》）你曾经以礼待我，我就给你官做。两人关系倒也简单。 武德元年（618年），隋炀帝被困江都，死于宇文化及之手，把大好江山彻底玩完。李渊见这下子万无一失了，就建唐称帝，要过一把皇帝瘾了。坐了龙廷就要论功行赏，武士彟便以二等开国功臣得授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封太原郡公，不久又升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世袭国公，这可是仅次于郡王的大贵族了。 武士彟的发迹，除了乱世这个机运外，看准机会、看准人是个首要的因素。其次，也是因为有胆量。天下的建筑材料商想必当时有很多，能当上贵族的怕不多。 他的这个素质，我看是明显地遗传给了武则天，父女两人是太相像了，此为后话。 但是他的老伴、汾阳相里氏可没有什么福气，连一品夫人的荣华都没享受到。相里氏给武家生了四个儿子，死了两个。没多久，自己也病亡了。武士彟身在军职，又是个工作狂，妻儿病殁也无暇顾及，惟哀悼而已。李渊得知后大为感动，下敕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远，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册府元龟》）干部要是都这样就好了！于是，他亲自为武士彟挑选续弦。 新的老伴不是别人，正是武士彟的大恩人杨达之女。杨达早在随从隋炀帝征高丽的时候，就已死在半道了。这位杨氏女，大概有恋父情结，从那以后就从佛诵经，为父亲追福，很是另类。 据说，杨氏自幼不习女红，专爱读诗习礼，平时也好煮酒论史什么的。曾经写过一幅箴言，曰：“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写好后也不示人，而是藏在了墙壁间，翻修房子的时候才被工匠发现。杨达看了大为感嘆，认定了她是“隆家之女”——我们家发达就靠你了！ 或许是因这期望太高了，要不就是素质太好了，杨氏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偶，耽误了大好年华。到李渊把她撮合给武士彟的时候，她已经45岁左右了。这个年龄是个什么概念？唐代女子结婚，年纪在13至18，到20岁就算是老姑娘了。可见这武、杨婚配，是典型的黄昏恋了。 这位独特的“老太太”，就是武则天的母亲！ 伟人真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啊！ 李渊就看好这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他对武士彟说，杨达“有女贤明，可以辅德”，绝对没错。他还亲自充当主婚人，下令婚礼费用由官家报销。这场盛大婚礼的时间，约在武德五年（622年）前后。 杨氏虽然蹉跎了多年，生育能力还不错，婚后一年多，就给武家生了第一位“千金”，就是后来嫁给了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武德七年（624年）左右，又在京城长安生下第二位“千金”。 这个“二囡”，就是武则天。 （注:华州改名太州确实是为了避武则天祖父讳，现特此更正，我在出书的时候会明确这一说法） 此后，又生了么女，长大后嫁的是郭孝慎。 一窝雏凤呀！ 说到这个老凤杨氏，她才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其家族为“宏农杨氏”，是关中六大姓之一，世代豪门，相当于南方的王谢家族，连李渊的那个陇西李氏都不能与之相比。杨氏这一门，和隋文帝杨坚是同宗。其父杨达，歷任隋朝尚书、纳言（侍中），后来又封了遂宁公。纳言这个官儿，是门下省的首长。北朝歷来政出门下省，那就等于是宰相了，居万人之上。不知这杨达还想指望女儿把这个家族“隆”到什么高度？难道他预感到女儿会生个皇帝出来？ 武士彟这个文水县的土着，能攀上显赫的宏农杨氏，完全因为他是新朝新贵，功名和身份都还过得去。婚后，两人恩爱自不必说。 武二囡出生不久，武德八年（625年）八月，武士彟奉调扬州，为大都督府长史。 这一调动来得很突然，原因是有人诬告扬州都督、赵郡王李孝恭谋反。这个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极能打仗，在建唐过程中累建战功。一年前，就在扬州这个地方，灭了农民起义军领袖辅公祐。李渊就在扬州设立了都督府，让他担任大都督，还委派了名将李靖做他的副手，任都督府长史。按照当时习惯，其治所（办公大楼）不在扬州，而在丹阳（今南京市）。 这年，边境不安，突厥入寇。李靖奉命与秦王李世民一起带兵去征讨，给调走了。扬州都督府就剩了一个李孝恭。李孝恭仅仅能打仗，治理民生很不在行。扬州地方屡经战乱，亟待恢復，他却贪图享乐，大建豪宅，闹得民不聊生。
第5页 事情闹过了头，有人就告了他一个黑状。由于李渊本人就是拥兵而谋反的，对这问题比较敏感，立刻把李孝恭召回京，投入大狱审查。另派了武士彟去接替李靖做长史。 扬州地面那时还很不安定，杨氏又刚刚生育，随行不便，于是武士彟就一人去上了任。武士彟到了扬州，显示出他居然还有很高明的地方官才能。 对扰乱治安的那些犯罪分子，他软硬兼施，“抚之以诚恕，经之以权略”。也就是，既以诚恳态度来安抚，也用一些手段来摆平，很快就建成了“平安扬州”。为了便于治理，他还把扬州的治所迁到广陵（今扬州市），从此这地方才专有杨州之名，以前是把现南京一带也叫做扬州的。 他在任上，致力于恢復扬州的农商各业，“开闢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道”。《旧唐书》甚至说经他个把月的治理，这里“商旅安行，农桑野次，化被三吴之俗，威行百越之境”，影响都达到今天的两广了！看来还真是个行政好手。 本来，李渊是捨不得把这个内阁大臣长期外放的，只让他“权检校”都督府长史，也就是代理代理，并且“期以半年”。没想到这一干上就走不了啦。半年期满，该轮到扬州人民捨不得了，集体上访，请求留任武长史一年。就这么，武士彟又待了下去，而且阴差阳错，后来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任职。杨氏带着两个女儿，也离开了长安，到杨州跟老公会合了。 武士彟离京外放，固然有些遗憾，但也由此避开了大唐宫廷的一场非常事变，就是“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年）六 月 四 日。这是唐初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其诡异、残酷与突然，都非同寻常。假如写起来的话，足够写出像本书这样篇幅的一大本。这一天，李世民率心腹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在玄武门设下伏兵，杀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逼迫李渊改立自己为皇太子，并全权处理军国大事。 这个举动，有兵变，有篡位，有妄杀，有逼宫，没有一点儿合法性。不过因为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成了千古第一明君，因而后世的人一般也就不大提这个了。即便提一提，也是只说他何等果断，或者何其幸运。 同年八月，李世民终于把老爸逼成了太上皇，自己做了唐太宗。在以太子身份执政的期间，他就已经开始在中央机关大换血，让秦王府的人占据各个山头。 太宗即位之后，为了安抚老爸的旧部，把他们纷纷从外地召回，以防有不服的在外地倡乱。武士彟也在召回之列，虽然待之以厚礼，但实际上给架空了。不久，可能看武士彟确实没啥想法，就将他改派到豫州去当都督了。 武士彟在唐高祖李渊时代的黄金岁月，就这么过去了。他在非常时期押对了宝，以后勤军需官的身份，跻身于14名首义功臣之列，官爵之外，还受赐黄金、田宅、奴婢，获钦定免死牌（免死一次），食封邑五百户。他的跃起，带动了文水武氏家族的彻底翻身。 长兄武士稜，弃农随武士彟从军，参加了太原起兵，得授宣城县公、官拜司农少卿。二哥武士逸，封安陵县公、官至齐王府户曹。李渊在先前曾有承诺，欲使武家“一门三公”(《新唐书》)，后果然成为现实。并州文水一带的父老对此无不称奇，津津乐道。 武士彟虽未入唐初富人的排行榜，但其成功的程度，又岂是金玉满堂可比！ 3、少女时代骤遇丧父之痛 武士彟在唐太宗时代，因其谨慎务实，地位仍得以维持，同时也还有一番作为。他晋爵国公，已是从一品的显赫人物了，外放都督虽然是三品官职，但唐代一般都以武人管理地方，所以这也算是才尽其用吧。 武士彟于贞观元年（627年）外放豫州（今河南汝南），除了任都督外，还受使持节豫、息、舒、道四州诸军事，就是辖数州军事及本州政事，地位在刺史之上。他在豫州整整待了一年，武则天也就在豫州长了一岁。 到这年年底，利州（今四川广元）又有事了，需要派武士彟去安抚。原来是利州都督李孝常在京朝觐期间，向几个将军发泄对太宗的不满，乃至互说符命，阴谋发动宿卫兵叛乱，结果事泄被杀。李的部下在利州蠢蠢欲动，需要有个人去镇住。 唐太宗数了数天下的人才，认识为只有武士彟能行，就派他去了。 武士彟领命后，带着妻小，从栈道入剑阁，领略了一路雄奇险峻的巴山蜀水，到了利州的治所绵谷。 在这里，他再次显示才干，招降抚叛，赈乏济贫，不数月就让境内安定了。 武士彟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武则天在这里也从4长到7岁。利州这地方的人，后来对武则天比较认可，深引以为荣。地方上有“武则天坝”、“天后梳洗楼”等名胜，传说中有“江潭感孕”和“袁天纲相面”的故事，虽是附会，其心可鑑。 利州有一湖名曰黑龙潭，传说杨氏有一天在潭中荡舟自娱，忽然感觉到有溉龙近身，于是感龙而孕，生下了武则天。这个传说，在武氏当皇帝以后就产生了，显然与上古“吞玄鸟之卵”、“践巨人之迹”而有孕之说是一个路数，民间的圣君崇拜而已。
第6页 中唐诗人李商隐也闻听过此事，曾在一首诗的题注中写下“感孕金轮所”之句。利州皇泽寺的歷代寺碑上，也均载有此事。据此，今天仍有人认为武则天是生于利州的。 此外《大唐新语》还载有一段轶闻，说是成都术士袁天纲奉诏进京，路过利州时，武士彟将他请至府中，为自己的妻子相面。袁天纲看了看，说道：“夫人骨相非凡，定生有贵子。”武士彟就把子女都唤了出来，袁天纲先看了相里氏所生的元庆、元爽两子，道：“官至刺史，堪称保家之主，然不得善终。”接着又看杨氏的长女，道：“将大富大贵，然亦不利其夫。” 那时武则天尚在襁褓之中，由奶妈抱着，正巧穿了一身男孩衣服。袁天纲一见之下，大惊道：“此郎君神采奥澈，其将来不可测。”他让奶妈把武二囡放下来走几步看看，看了后，沉吟半晌才说：“此儿龙睛凤颈，贵之极也。惜乎为男子，若是女子，日后将成天下之主。” 这个传闻最早出于私人笔记，后世文人竞相引用，在唐宋期间大为流行。袁天纲，确有此人，但专门记其事迹的《袁天纲传》和《定命录》却不载其事。可见这故事也是民间忽悠文学之一。 上述种种符命之说，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不足为凭。由于史料记载太少，后人无法弄清武则天的童年具体是如何度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她跟随父亲辗转宦游，走了当时大半个唐朝，眼界是开阔的。山川毓秀，估计也影响到了她日后的胸襟与容貌。二、她在父亲与母亲身上分别受到的薰陶都很不小。 母亲这头的影响至关重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鲜卑的风俗影响到汉人，北方女子时兴抛头露面，主持门户。甚至凡是有打官司、请託的事宜，都由女人替丈夫、儿子跑门路，坐着车子满大街走（见《颜氏家训*治家篇》）。杨氏就不是一个庸俗女子，言传身教，影响到武则天也是礼、乐、骑、射全通，且书法也好。武则天后来有很多诗文传世，《全唐诗》就录有她的诗40余首，此外还有政论文集《臣轨》、《金轮集》、《垂拱集》等。她这种才华的底子，显然是在童年时期就打下的。 父亲那一头，则给她带来最初的政治薰陶。她小时候喜欢坐在父亲膝上，翻看父亲写的奏疏和皇帝的诏敕，还喜欢摆官服、打听朝议趣闻、听父亲讲晋阳起兵的故事。据说，她童年时代的偶像就是太宗，虽未见过面，但常揣测其音容，估计那就是唐朝的普京吧。及至入宫侍奉太宗十多年后，这一偶像就更牢不可破了。在后来她对丈夫和儿子的要求，都是以唐朝普京为蓝本的，其童年情结不可忽视。 日子堪堪就到了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下令撤併都督府，利州也在撤销之列。武士彟被调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一带）都督府任都督。武则天便随着父母来到了荆州。一家人当中，此时又多了一个在利州出生的妹妹。 荆州那时比利州发达得多，环境很不错。可惜武士彟已身患哮喘病，病况越来越厉害了。在这里又过了四年，到贞观九年（635年）的五月，太上皇李渊龙驭上宾，死了。消息传来，武士彟悲伤过度，引起疾病加剧，竟呕血而死。这一年，武则天才11岁。 好日子戛然而止。母亲和她们姐妹几个，从高干家属一下子成了孤儿寡母。悲凉之雾，瞬间笼罩了这个美满之家。今后的日子，不好说了。 “贵之极也”？暂时没有人能看到这样的前景。 【才女入宫】 4、归葬之后的悽惶黯淡 武士彟于59岁那年病殁。大树一倒，娘母子几个立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灵柩在长沙大崇福观里停放了7个月，没能及时归葬故里。武士彟生前受赏赐甚多，不可能是因为没钱办丧事，也许是妇道人家一时张罗不起来这事。 消息传到长安，引起唐太宗注意。他对武士彟一向评价甚高。贞观六年（632年）时，荆州大旱伤稼，武士彟为百姓着急，亲赴长沙寺，迎阿育王像，祈雨七日。像这样勤政为民的事相当不少，唐太宗特下诏褒扬：“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及，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陇亩。其感应如此！”（《册府元龟》）话虽夸张，但赞赏之意跃然纸上。 唐太宗时代的政绩标准，就是“善政”。政绩不是楼盖了多少、税征了多少，而是“奸吏”被打压下去多少，百姓富不富足。皇帝当然要对行善政之臣多给一些好脸色。 太宗在后来还曾对武则天说，武士彟病重时，他曾派医官前往诊治，因故受阻而返。足见他是很在乎这位忠臣的。为了褒扬先进，太宗过问了武士彟的丧事，虽没有恩赐陪葬郿县高祖的献陵，但追赠了礼部尚书，令官办丧事，归葬文水。还命并州大都督、英国公李勣监护下葬事宜。 这个待遇，虽不十分隆宠，但也还不差，跟武士彟生前的地位差不多。 当年十二月，武则天兄妹随母亲杨氏扶柩回文水原籍。节气萧瑟，路途千里。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已是不堪，还要时时应酬地方官的弔丧，她们一家人的心情不会太好。 这次远行，对于武则天这位高干子女来说，无疑是一次走入民间的行动。沿路百姓的困苦之状，给了她极大震撼。贞观初年时，隋末大乱的创伤仍在，“户口未復，仓廪尚虚，灌莽极目”（魏徵语）。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草棵子，穷啊！
第7页 走了一路，看了一路的乞丐。走到山西境内，衣衫褴褛跪地乞讨的尤其多。武则天终于忍不，问娘：“前年我还听爹讲过，中原富庶，可无忧。诏敕上也道‘仓廪足实，黎民安乐，外户不闭’。往日在荆州府衙，亦不见有乞讨者，我还信以为真。却不知，这一路都不见民富，惟见乞讨，何也？” 何也？为上者，从来用的就是另一套话语也。 娘说：“府衙里来往的，尽是大僚，哪里能见着乞丐？出了州县衙署，还不都是这样子？” 武则天那时还较为天真，疑惑道：“今日不是明君在位么？莫不是州县官员剋剥百姓，阻塞皇恩？不知今上可有耳闻？” 旅次见闻，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她后来执政时，经常作态考察民情，鼓励农桑，又心狠手辣地杀贪官，除了权谋上的考虑之外，怜悯民生的心结也是一大因素。 路途上颠簸了一个月，总算到了地方。武士彟的葬礼还挺隆重，朝廷派来了使者，并州、文水的重要官员齐集。但是京中往日有过交往的朝官、贵戚却来得寥寥。世态炎凉，这也不怪。过去高祖在，武士彟毕竟是从龙旧部，人家多少得给点儿面子。现在进入新时代了，人也不在了，谁能真正缅怀一个“四民之末”的商人？ 葬礼一毕，大都督李勣也就再不来关照了，州县诸官更不似往日那样殷勤趋奉。杨氏心里不是滋味——成功者，在一个势利社会里，真是死都死不得呀！ 从小康家庭走入困顿，这种刺激最能催生非凡人物。父亲身后的萧索，不能不在武则天心里烙下印迹。 外面如此，家里也不平静。元庆、元爽依例在家守孝三年，和后妈的接触就频繁了。据《旧唐书*武承嗣传》载；“士彟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新唐书*武士彟传》也说：“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杨氏恨他们）。” 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士彟二哥的儿子，他们和元庆、元爽一样，对武士彟娶的这个后老婆都不太感冒。武士彟活着的时候，元庆、元爽谁也不敢跳，老爸一死，他们就按捺不住了，可能是对后妈多有顶撞、或者不理不睬。 这时候的杨氏万念俱灰，原本想长期礼佛，为亡夫祈福，以这种消极态度打发余生。但看到武家子侄如此猖獗，便感到对武则天三姐妹的命运不能不管。 杨氏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人，想到做到，遂决定携三女到长安去投亲。瘦死的骆驼怎么也比马大，宏农杨家的人，不能在这里被土老冒欺负！ 武则天深为母亲的遭遇不平，对他的两个兄长也是“衔不置（恨个没完）”。双方结下的梁子，纠葛日久。等到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武家兄弟仗着是功臣之后，仍不买帐。武则天母子哪里会饶了他们，安个罪名就把他们给统统干掉了——我让你们狗眼看人低！ 把这些兄长们除掉后，武士彟的爵位，宁肯给了大姐之子贺兰敏，也不给元庆和元爽的儿子。后来杨氏死后，也不葬在文水武氏祖茔，而是葬在了杨达的墓旁边。 与武家亲族不两立的这种心态，甚至也影响到武则天做了大周皇帝之后的立嗣考虑，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到长安后不久，大姐嫁了人。二囡这年14岁，也是待嫁之龄了。似乎她的命运也就是找个好人家，做个内当家的，终其一生。 可是，一个机遇突然降临了，说不上是好还是坏。武则天勇敢地迎了上去，一脚就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若干年后，她在这条路上每走的一步，都会让大唐的土地狠狠颤动一次！ 5、好运犹如春风来 老公冢土未干，老婆就被族属逼得要去长安寄人篱下。当杨氏踏入春明门的时候，面对这八代古都的千门万户，栖惶之心怎能不油然而生？ 她先去试探的，就是前文提到的侄子惟良、怀远。两人以功臣之后的身份，在京中做小官。他们见了杨氏这位落魄的婶母，并没有多少同情心，只是虚以应付。 见侄子不待见，杨氏当然只能去投靠娘家人。目前的状况，在长安住下来，温饱不成问题，山一时是吃不空的，投亲靠友不过是要寻个情感的寄託。她找到了自己的堂兄杨师道。 这杨师道是高祖第五个女儿桂阳公主的驸马。桂阳公主也是当年武士彟与杨氏的主婚人之一，他们当然愿意接纳。 就这样，除了姐姐嫁了人之外，武则天和妹妹就随母亲住到桂阳公主那里去了。 桂阳公主很喜欢武则天，夸她知书达礼、聪明剔透。舅舅杨师道也有心抬举一下这个可爱的外甥女。这就给武则天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可变性。 杨氏回到长安落了脚，背靠了桂阳公主，便有了家势復振的意思。武士彟生前的同僚故旧，也就陆陆续续跑来探望一下，以免失礼。寒暄之后，他们惊异地发现，武都督的二囡现已竟然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 武则天究竟漂亮到什么程度？一千多年前的事，很难落实。现存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和明刻本《歷代古人像赞》等，绘有武则天的像，但都是凭想像画成，且是中年以后的形象，不足为凭。蛛丝马迹，只能从典籍中的只言片语里去找。 武则天曾说过，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类己”，这首先指的是长得像自己。那么太平公主是个什么样子呢？史书上说是“丰硕，方额广颐”。体态丰满，大脸盘，这种模样，就是唐朝的标准美人胚子。此外唐中宗当太子时的侍读、诗人崔融曾经说过，武则天是“奇相偃月”。还有，就是袁天纲故事里说的那个“龙睛凤颈”。这些说法，都出自武则天的同时代，怕不会太离谱。总之，她的容貌，起码能让人眼前一亮。
第8页 貌是如此了，才又如何？《旧唐书*则天纪》说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新唐书*武后传》则说她“有权术，诡变不穷”，且“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聪明、狡猾，这在她是一个素质的两种说法，总之就是多计谋。关键还在于涉猎了文史之后，能忍、有城府、志存高远。这才是她日后崛起的基础条件。 尤其“成人”以后的家道中落，恐怕是大大加强了她“能忍”的这一面。 有貌且有才，又在婚龄期，武则天的名气在社会上就比较大了。据说，还在荆州的时候，不仅武都督的大名传至岭南，就连杨氏和漂亮二囡的名气也远及钦州一带。 武则天现在进入了一个强有力的人际关系圈，杨氏在皇族中的亲戚，不止桂阳公主一个。时候一到，这个关系圈子就会发生作用，而且很可能会发生奇异的“蝴蝶效应”。 在她们母女返京这一年，也就是贞观十年（636年）的六月，宫中发生了一件事，给武则天的命运带来奇异的转机。这件事，就是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病殁了。 长孙皇后是个好皇后，她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就是辅佐丈夫当个好皇帝。她死后，太宗很伤感，甚至觉得这个老婆简直是世无其匹。由于各种原因，此后中宫就一直虚位，没有再立别人当皇后。 长孙皇后死后，后宫的人事问题看来要解决一下了。首先是妃嫔人数太少，与制度不合。按唐制，皇帝有一后四妃九嫔，这14个女人是皇帝正式的老婆。下面还有九婕妤，掌妇学及礼仪。再下有四美人、五才人，掌祭祀、饮宴、服饰及车驾随行等。婕妤以下诸妇实际上是掌管宫中各种事务的女官，属低级妃嫔。这支庞大的老婆兼女官队伍的名额现在严重不满员。其次，是整个宫女队伍也缺员，因过去有好几次放归令嫁，走了不少人，所以急需补充。 于是内侍省就开始着手找人了。找宫女是从民间女子中挑选，找低级妃嫔是从官宦之家挑选。 由于宫中的情况特殊，对妃嫔的要求就很严，她们不但要侍奉皇帝起居，还要能够胜任管理工作，因此要求有貌、有才、有较高的门第出身。 选妃嫔在一般情况下，是由内侍省挑好了请皇帝批准，但太宗有时也根据传闻自己点名要人。 这一次，他就点名要前武都督的二丫头进宫当才人。令出如山，没什么商量！ 唐太宗怎么会点名点到武二囡的头上？ 促成这件事的，是两个重要人物。第一个荐举武则天的是杨师道。杨师道当时任侍中，职权等于宰相，又是皇亲，和太宗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朝堂上天天见面。他为了让自己的外甥女有出头之日，就极力向太宗推荐武则天的才貌；此外桂阳公主也从旁进言，让太宗未见其面，先闻其名。加之太宗对武士彟也还有些念旧，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敲定。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杨婕妤。这个杨婕妤不是别人，正是武则天的一位表姐，原为太宗之弟齐王李元吉的王妃。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宗杀了李元吉，却把元吉之妻杨氏封为婕妤——资源不要浪费掉了。 杨婕妤这女子的道行不浅，大概很会讨人喜欢。齐王死后，长孙皇后看她可怜，就把她接到正宫里来住，太宗也就顺势把她纳入小老婆队伍。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又想立她为皇后，可惜遭到魏徵等一干重臣反对，说是“恐遭天下人耻笑”，这好梦就没做成。 杨婕妤对此痛心疾首，对几位重臣衔恨在心，但敢怒而不敢言。为了加强自己在后宫的势力，开选妃嫔之后，她就想到了自己表妹武二囡。 上述两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一下子就决定了武则天未来的命运。 这日中使前来宣召，念了一通诏敕，母亲杨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等中使走了之后，杨氏如天塌了一般，放声大哭起来：这可怎么得了哦！ 杨氏深知后宫就是个角斗场，此一去，不能经常与家人团聚不说，是祸是福也未可知。官宦人家女儿，若是平平常常嫁人，起码体面与亲情都能兼备，进了宫，人人都在争宠，舒心的日子就别指望了。若是不入皇帝的眼，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据《新唐书*武后传》记载，武则天对这事的态度，与其母大不相同。当母亲与她泣别时，她却坦然自若，说：“见天子安知非福，何必作儿女之悲？” 这段记载，不见他证，不知是否属实，但却非常符合武则天一贯的见识。 她知道，改变命运，就在此一搏。虽然进宫不过是做个末等的妃嫔，但毕竟已是走近最高权力中心了。事在人为，只要有心，也许就能碰上重振家声的机会。 武则天进宫后，太宗见她果然是姿容秀丽，就赐号“武媚”。这个“媚”字，体现的恐怕不单单是漂亮，用现代民间的话语来说，就是会“勾人”。 她的宫中生涯就此开始，在才人位置上一坐就是11年。这和武则天心里隐隐预期的太不一样了！她根本就没有得到太宗的宠爱。在一群大小老婆队伍中，武则天不过就是个边缘人物，她的这一段经歷，连记载都没有多少。 媚娘怎么会没有媚住唐太宗？这里面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男女吸引，往往以互补型为佳。唐太宗是盖世英主，杀伐决断经歷得多了，内心很希望有个温柔贤惠的女子做伴。
第9页 武则天，可不是这样一个文弱类型的女子。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到那件着名的“师子骢事件”了。 事情发生在武则天随侍太宗期间，但不见于当时的记载，是武则天在76岁时提到的： 太宗有马名师子，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 这女人，太厉害了，简直就是纠纠武夫。虽然太宗当时鼓励了武则天，但他对这种男性化的女人，怕不会太感兴趣。 史料表明，起码太宗没被武则天迷倒。宫中日月长，武则天在宫里所做的，无非就是具体事务，眼睁睁蹉跎了11年。 而迷倒太宗的，另有人在。与武则天同时进宫的，还有一个才人叫徐惠。徐惠生于书香之家，四岁时始诵《论语》、《毛诗》，八岁能作文，辞意清通，文名扬于京中，被太宗知道了，于是亲自点名召进宫。 这个徐惠的气质与思想，才是投了太宗的所好。原来，自长孙皇后死后，太宗就开始有些颓废，耽于享乐，对女色兴致尤其高。徐惠曾为此上疏劝谏，言辞间有长孙皇后之风，太宗大为欣赏，遂把她提拔为九嫔之一，算是正式的老婆之一了。太宗死后，徐惠哀思成疾，拒绝医治，情愿早死，好与太宗“死同穴”。结果在24岁时就死了，被追赠为贤妃。 徐惠小武则天两岁，酷爱读书，入宫后也手不释卷，是个典型的知识女性。看来太宗还是比较倾心于这类风雅的小女人，不看好武则天那种粗喇喇的驯马者。 但从另一方面说，武则天在宫中也不算虚度。因为才人在宫中，要跟众妃嫔一起学习礼乐诗书，还要掌宴会、养蚕、休寝等职司。经过这一番锻鍊，让她大大长了见识，提高了素质，熟悉了宫中大小事务——这在以后，都用得着啊！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武则天在这11年里，耳闻目睹，积累了大量政治经验。首先，她的身份，是唐太宗的贴身秘书，用高素质一点儿的说法是“亲炙教诲”。唐太宗处理政务的那两把刷子，叫谋略也好，叫驭下术也好，她是了解了个一清二楚。这叫学好帝王术，留给自己用。 再有就是置身于妃嫔群中，亲歷了具体的明争暗斗，使她在时间中懂得如何韬诲、如何进退，将来技压群芳的路数也让她琢磨得差不多了。 总之，11年的磨练与寂寞，将她从纯真变为老练，成了一个深藏不露的女政治家。这一只暂时还灰不秃噜的凤，正准备着找机会一飞沖天了！ 后世有关这一时期的她，还有一段传闻。是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白星多次昼现，太史按惯例进行占卜，结果为“女主昌”之象。恰在此时，民间也流传着一本《秘记》，内有“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语。据说，唐太宗为此很不安，将信将疑。 一日，太宗在宫中与诸武将宴饮，兴之所至，君臣玩起了饮酒行令。这日玩的是报乳名，自然是十分好笑。 轮到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羡（武安县人）报名字，他报出，自己叫“五娘”！ 太宗大惊，佯笑道：“何来女子，如此勇健！”把惊惶掩饰过去了。 宴罢后，太宗琢磨这事，吓出一身冷汗——这个傢伙，官称、封邑、籍贯中都有“武”字，小名又是个女人名，且与“武”同音，这不是“女主武王”是什么？于是他果断下令，将李君羡从身边赶走，贬至华州当刺史，才到任没几天，又藉故把他给杀了。 李君羡除去后，太宗还不大放心，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 李淳风答曰：“臣观天象`，其人已在宫中，为亲属，今年不过三十。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即成矣！” 太宗慌了，忙问：“疑似者尽杀之，何如？” 李淳风不贊成，说：王者是杀不死的，现在杀，不过是杀了些无辜而已。况且再过三十年，其人已老，或许有了些慈悲心，会给你留下几根苗苗。若你今天将此人杀了，天还会生出个少壮的来，将你子孙杀光，那就不值了。 唐太宗心知天命难违，只得作罢，但此后防范甚严。或许武则天不被宠信，就与此有关？ 不过，这又是小说家言。根据有三，一是“太白昼见，女主昌”是谶书里早已有的，不为武则天而专设。且民间怎敢有《秘记》这样肆无忌惮议论皇家安危的出版物？其二是太宗死前的遗诏中，只字未提此事，别的正式文件也无记载；三是，后来武则天要当皇后时，曾遭到长孙无忌等老臣激烈反对，但他们并无一人言及此事。这样好的攻击武器，没道理弃之不用，说明它就是没有。因此可以判断，这又是后人编造的，中国的大忽悠文化之一，权且听个乐趣儿吧。 李君羡被除掉是实，但天知道是什么原因。太宗后期，心胸远不及早年那么开阔了，因为细故杀大臣的事，时有发生。后世的附会，尽管再有鼻子有眼儿，也掩盖不了明君政治背后的阴影。 【梅开二度】 6、尼姑庵的日子如何熬出头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可是熬到头并不等于熬出头，武则天的命运不料想又陡然下降一大格。
第10页 事情的起因是，太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快要不行了。 太宗早年就患有气疾（唿吸系统的毛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二月间，又因中风而加重。好不容易好了，到了这年三月又復发，竟严重到不能办公了，让太子李治听政。四月，到专门用于疗养的终南山翠微宫养病。在这里又染上了痢疾，需各妃嫔轮番在这里入侍。 太子在下朝后也必来，端茶煎药。到最后昼夜不离太宗之侧，有时数日不食，急得连白头髮都生出来了。 不管怎么努力，人命终抗不过天命。铁打的“马上天子”晚年意志消沉，又迷信丹药，一病，身子骨马上垮掉。挺到五月二十几日，他自己也知道不行了，叫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卧室，託付了后事，写好了遗诏。二十六日，一代英主喘口气，驭龙而去了。 太宗于29岁登极，享国23年，死时才52岁，也算是英年而逝了。所以，歷来有人说他的死因是医疗官为尊者讳，其实是服了印度僧人那罗迩娑婆的丹药暴卒的；也有人说是征高丽时在安市城下中了箭，箭创发作而死的。据我看，服丹药求长生而缩了寿是可能的，中箭说则太过离奇了。 几天后，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皇帝。 高宗是个大孝子，为了给父亲追福，他决定让太宗的妃嫔们剃度出家，都念经去吧，好让老爸的灵魂安宁。 如此，武则天这一大帮寡妇，就都去了感业寺当尼姑。——这个转折，还不如原来被冷落呢！青灯黄卷，远离荣华，到死，只能留下一个不载姓名的墓碑“大唐故亡尼七品大戒”而已。 那可就真就成了恆河沙，在滔滔的年代流逝中，连个响动都没有了。 武则天的命，真有这么苦吗？ 关于感业寺在长安城的位置，说法有好几种，到宋代就已经不可考了。有一种流行说法是，感业寺就是崇德坊的灵宝寺。但是雷家骥先生认为，感业寺应该就在禁苑之内，离大内宫城并不远，是皇家的专用的尼寺。那样的话，出家在这里，精神上虽然寂寞，生活上的落差还不至于太大。 武则天从小受母亲影响，一度还穿过尼姑衣服，对佛教颇感兴趣，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还不至于有太大的不适应。关键问题在于，既然来了，又怎么走出去？ 北朝以来的惯例，先帝的妃嫔，有子女的，可以去依附子女；没有子女的，需终身为尼或当女道士。至于改嫁，那是绝无可能了。 如此一来，武则天的上进之路，不就走到头了吗？ 钟磬香菸中，她一方面反思宫内生涯的得失，一方面考虑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她的路，没有绝，而是有豁然开朗的可能。 说来难以置信，机会已经是有了，就看能不能抓住。一个人，欲望有多大，成功的机率也就有多大吧。在宫内处于边缘化的武才人，其实早就有往中心挪一挪的图谋了。 唐太宗不欣赏她，她也没有非份之想——谁来拯救我？另外有人。 这人就是，太子李治！ 武媚娘在伺候病榻上的太宗的时候，就媚倒了前来陪床的李治。 李治，字雉奴，是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之一。他生性懦弱，排行最末，原封为晋王，太子原本是轮不上他当的。他是在贞观中期激烈的夺嗣之争中，拣了一个大便宜，才坐上这位置的。 按照礼法中的“立长立嫡”原则，大哥李承干早在武德九年（626年）十月就当了太子，那时李治还没出生呢。 承干少时聪明，很得太宗喜爱，在贞观之初就有意把他培养成合格接班人。太宗凡是有事外出，都会令太子监国，就为了好好锻鍊锻鍊他。 但承干的器局还是不够，地位一稳，年纪一长，就开始放纵自己，而且搞两面派。“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渐渐的，不走正路了。 东宫的一帮辅导老师，都是像孔颖达、于志宁、张玄素这样的大儒，他们看不过去，屡有劝谏。太子承干当面悔过，暗地里却企图坑害这些老师。 可是，老是像这么“打左灯，向右转”，能瞒得了几时？太宗终于还是知道了这些事，大为不悦。 这就给老二、魏王李泰提供了机会。李泰比他大哥强得多，有心计，富文采，这时候就图谋“立贤”，使出手段离间太宗与承干的关系，一心想博得父亲宠爱。他礼贤下士，对父亲也毕恭毕敬。 太宗在对比之下，当然对李泰就更好一些，专门给魏王府设置了文学馆，让他和众多学者交往。李泰不负父亲的厚望，果然组织一批人写成了《括地志》一书，共五百五十卷。这是一部超级规模的地理书，开创了汉代以来一种新的地理书体裁。 承干心知李泰有夺嫡的图谋，却不好好考虑该如何应对，越发地胡闹起来。他令近百名家人学突厥语、穿突厥衣、跳突厥舞。又让他们按照突厥习俗在东宫院里设帐而居，派他们去盗窃民间牛羊，宰了以后胡吃海喝。 他本人也与手下人同乐，扮成突厥可汗的样子，假装倒地死去，让众人围着他跳舞。而后，突然一跃而起，吓人一跳。 这完全就是疯了。他居然还扬言：“我作天子，当肆吾欲（要随心所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新唐书》）这也不知是谁教给他的？天下要是这么容易就能搞定，皇帝这职业也未免太轻松了。
第11页 李泰见此，夺嫡之志愈坚，把驸马都柴令武、房遗爱等人网罗至门下，广交朝中大臣，看上去是志在必得了。 ——老爸就是夺嫡抢到了皇位的，大伯死得不明不白。难道现在又要上演“新玄武门”？ 承干大起恐慌，索性派人去暗杀魏王，不成。就派人假称是魏王门客，到玄武门上书，捏造魏王种种不法事。太宗很感惊异，派人去查，发现全是扯淡！于是对承干的态度就更不好了。 承干见奈何不了李泰，便迁怒于老爸，纠合了一帮对太宗不满的人，如太宗庶弟汉王李元昌、大将侯君集等，图谋造反。同谋者以刀割臂，以帛拭血，誓同生死，要带兵杀进太极宫。 太宗这时候倒是看得长远，不愿意两子争嗣而引起政局动盪。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特发布文告，追认哥哥李建成的太子的称号，通过这个，多少对玄武门之变有所追悔，向世人传递了不拟换太子的信息。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去世，太宗又藉此机会表态，说要力保太子。 但他的计划被一场意外打乱。三个月后，也就是四月里，太宗第五子齐王祐谋反。 承干在此时就应该格外小心了，但他竟口无遮拦，说了句笑话：“齐王亦欲反？何不与我连谋？我宫西墙至大内不过二十步，即时可至，比齐王近多了！” 不想承干的部下也有参与齐王谋反的，在齐王事败后被逮，供出了太子谋反的意图。 太宗得报后，感到非同小可，立刻指派老臣长孙无忌、房玄龄会同刑部追查。一查，查出来太子承干确有谋反迹象。 这还了得，我能逼老爸，你们怎敢逼老爸！震怒之下，太宗将承干贬为庶人，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统统杀掉。 李泰见哥哥自己败了，大喜，对老爸就更加殷勤。按例，他也应该依次当立，没什么问题。太宗在承干案暴露后，也答应过，要立李泰为太子。但是，长孙无忌不同意，他提出：李治才是合适的人选。谏议大夫褚遂良也附和这个提议。 这一片大好江山，交给这么一个懦弱的人，如何能行？乍听起来，这是个锼主意。也许是长孙不愿有一个强势的嗣君吧，他想到的是太宗之后自己的地位。 但是，太宗却考虑，这也有道理。道理在哪里？那就是，李泰也靠不住。承干虽然栽了，却一万个不服，曾当面向父皇申辩道：“臣贵为太子，更復何求？”他说他是被李泰给逼的，为了谋自安之道而被人鼓惑。现在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大家就正好着了李泰的道。 太宗认可了这个说法，对侍臣说：“我若立李泰为太子，那便成了储君之位，可求而得之。这哪里使得！” 而李泰就怕老爸这时候犹豫，他知道太宗也是很爱李治的，就故意撒娇，扑到太宗怀里说：“臣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爱子，有如再生之日。臣只有一子，臣死之日，为不辜负陛下爱晋王之心，要杀子传位给晋王。”太宗很受感动，又倾向于李泰了。他对侍臣说，李泰如此大仁大义，自己不忍再另立别人为储君。 褚遂良当即提出质疑：“陛下万岁后，魏王继位，怎肯杀爱子传位给晋王？陛下先既立承干为太子，又恩宠魏王，以致兄弟争位，酿成大祸。若陛下定要立魏王为储君，愿先把晋王安置好，方可保全。” 这话击中了太宗的软肋。太宗听罢，潸然泪下，说道：“我不能这样做呀！”随后起身，蹒跚入内。 李泰听到风声，怕太宗真的会立李治，就跑去威胁李治：“你素与汉王元昌友善，元昌今败，你得无忧乎？”他这是要击垮李治的意志，警告李治不要在这个时候搅局。 李治是个胆小的人，经这一吓，果然忧心忡忡。太宗见了他朝不保夕的样子，很纳闷，问了好几次。李治被追问不过，只好照实说了。太宗立刻明白了癥结所在：若立李泰，自己一撒手人世，承干、李治就都没有活路。只有立李治，承干和李泰才都能平安无事。 可是李治，他行吗？ 英雄暮年，真是诸事不顺啊！太宗这个盖世君王，被立储问题搅得左右为难，竟然被逼得像妇人那样流泪不止。 大臣们也分为拥魏王和拥晋王两派，争论不休。太宗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终于做出决定。他知道，要立李治，就要斩钉截铁，于是想好了一场政治秀。 一天罢朝，太宗叫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慢走一步，有事要说。长孙无忌猜到事情就要揭开盖子了，便示意晋王也留下。众人洗耳恭听，只听得太宗说了一句：“朕弟元昌与子承干，不忠不孝，实为寒心！”说罢，一头就栽倒在御座上。 众人大惊失色，连忙将皇帝扶起。太宗却又嗖地拔出配刀，作欲自刎状。 褚遂良知道太宗这是要有非常之举了，便眼疾手快，夺下刀，交给一旁的晋王李治。 众人不胜惶恐，都问：“陛下要干什么嘛！” 太宗这才缓过一口气来，说：“我欲立晋王！” 长孙无忌心领神会，便大声道：“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如此操演一番，众臣也就知道，太宗是铁了心了，遂不再有二话。那位眼看就要成功了的李泰，立马就被降成了郡王，后又贬到了均州（今湖北丹江口）。
第12页 不过，李治当太子，也有他的问题。太宗便为他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东宫班子，让元老们把他硬扶也要扶起来。同时又编写了一本《帝范》，将自己总结的12项治国经验统统传授给他。 正是这一安排，为唐朝政局后来戏剧性的变化埋下了伏笔。太宗智者千虑，但就是没想到，这个软弱儿子在自己眼皮底下，没能抗住自己小老婆的诱惑。 江山易打，人心难测！英雄又能怎样？ 唯一能使他感到安慰的是，新太子李治好歹是个本份小子，尽忠尽孝是不成问题的，不会把老爸气晕。 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患病以来，李治开始听政，政治上的才干长进了多少不说，只要一下朝他就守候在太宗左右，这个痴劲儿其他儿子做不到。太宗有时心疼他，让他去花园里玩玩，他也不去。 小子，太憨了！太宗心有所动，让人在自己的寝宫旁边专设了一所“别院”，让李治住，省得来回跑太辛苦。 想不到这一来，李治就与同在这里入侍的武则天擦出了感情火花。这种事，始于何时，如何触发，是当事人之间的秘密，不可能史有明载。《唐会要》中仅仅是说：“时上（李治）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大部分史书，都本此说，另有说法的，我们等会儿再来分辩。 李治时年22岁，比武则天小4岁，且这时已有了太子妃王氏，但他却挡不住武媚娘的“美容止”（《旧唐书*则天纪》），乖乖做了俘虏。当然，也可能是双方早有好感，不过今日才有机会罢了。 两人好到了什么程度？不详。有现代史家说那是一段“激情岁月”，看来是可推测、无确证，恐怕早已超越了眉来眼去的阶段。病入膏肓的唐太宗，十有八九绿帽子已经戴上。 记得郭沫若先生在写话剧《武则天》时，是把这段畸情作为越轨来处理的。草民我小时候看这齣话剧，年纪才10岁多，有一句台词却是没齿不忘。那是高宗李治在调解武则天与儿子们的矛盾时，提到翠微宫旧事，十分沉痛地检讨说：“我没有把握得住，那时候就……与你母亲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大意） 郭老，很幽默啊！ 关于武才人究竟是如何投入了太子的怀抱，史上也有另外的说法。《新唐书*则天本纪》说，在武则天为尼后，“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復召入宫”。这个说法，要礼貌一些。把“悦之”的时间大大延后了。老子死了，儿子看上小妈，娶回了家，也不算太违背伦常。而且同一书里还有一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说是“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人召为昭仪”，这是说，高宗后来把先帝的宫女封为自己的高级妃嫔了。武则天在贞观时代的身份，在这里被大大降了等。 这两个另类说法，都是为了掩饰一件事，那就是武则天实际是李治的庶母，差着辈呢！且“悦之”是在先帝未瞑目之时，那就更不好说出口。唐初皇族于男女伦理之大防，沿袭了北朝，并不那么严格。但这样的事情也还是属于不可忍。 至于高宗自己后来讲，在伺候老爸时，他在“嫔嫱之间，未尝迕目”，也就是在那帮美丽的年轻妈妈们当中目不斜视，引起太宗嘆赏，就把武氏赐给了他。这就更是欲盖弥彰了。 那么，武则天是不是为了功利目的主动去勾引了太子呢？“勾引”不排除，功利目的却不一定。因为从先帝妃嫔到嗣君的老婆，这中间真有万水千山要跨过！武则天那时候有什么把握？ 其实，究竟是不是她主动的，都很难说。 武则天在性格上与唐太宗不是佳配，与李治却是一对儿上佳的伴侣。武则天要强、善谋断，李治内向、怯懦，这种互补是他们俩一见钟情的前提。而且，今人已有怀疑李治是否有“恋母情结”的了，我看可能有，否则“姐弟恋”不可能在那种特殊时期、特殊环境里发生。 但是，这一段恋情，仅仅是曾经的火花。能否把感业寺的漫漫长夜照亮，还要等待机会才行。 武则天这时，望眼欲穿！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他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7、感业寺的上空曙光初露 武则天和李治的这一段不伦之恋，在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被说成是“秽乱春宫”。骆诗人好文采，写的这文章百代流芳，把“作风不好”的帽子永世给武则天扣上了。这自是当时的道德标准。现在看，武则天与唐太宗在年龄上是两辈人，而与李治是同龄人，这种宫廷政治婚姻本身就是畸形关系，跟老的不来电跟少的来电，也无可非议吧！ 我相信武则天在爱李治这一问题上是真诚的。女人，内心毕竟有柔弱处，她需要有个依託。感业寺平淡的日子里，武则天的心头却有很多波澜。 《全唐诗》里收入她名下的，有一首乐府诗《如意娘》。其辞情真意切，不似他人代笔，应该就是在这时所作：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春去也，情仍在！思恋之火，不甘燃尽。没什么理由不信这不是爱情，要知道，武则天这时还不是权倾天下的人物，不是政坛上唿风唤雨的主宰者，她就是一个弱女子，她需要这个！
第13页 可是她和李治现在连相见都难了，各自被身份束缚住，要想墙头马上的学才子佳人，岂可得乎？ 在苦等中消磨了一年之后，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太宗忌日一周年，高宗要来感业寺行香，举行隆重的祭典。 这是个令人喜欲狂的日子！ 五月二十六日，典礼完毕之后，一切顺理成章，高宗果然与武则天正式相见。 ——昨日何年，今夕何夕啊？ 一见之下，武则天泪流满面，惹得高宗也跟着哭。 这一哭，星星之火也就燎了原了。高宗李治旧情復燃，回去后，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把武则天接进宫去。 武则天那边，当然甚感慰藉，总算有个盼头了。但是再度进宫，谈何容易？她仍有掠不去的忧虑。 这一段时间，也是两人的蜜月期。高宗在此后就完全把武则天视为妃嫔，有机会就悄悄潜来来幽会。 也可能是精诚所至吧，歷史这时候忽然奇特地为他们的靠拢敞开了一道门。一些小小的个人私慾，改变了武则天的命运，也改变了大唐帝国今后的命运。 机会来得要比料想的快得多！ 这个转机，就是高宗后院起火了。在他的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打得不可开交。王皇后在争宠中处于劣势，就想了个“借兵”之计。她要借的兵，就是高宗在感业寺的地下情人——武媚娘。 这个皇后王氏，出身高门，可以说是唐高层圈子内的人。她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不过父亲仅仅是个县令。李治还在当晋王时，就由高祖的妹妹同安长公主推荐，成了晋王妃。这个同安长公主，是王氏的奶奶一辈的亲戚。以后李治做了太子、皇帝，王氏的身份也跟着升级。 王皇后有姿色，为人也甚得太宗的赞许。太宗临终前，曾拉着李治两口子的手，对顾命大臣褚遂良说：“朕佳儿佳媳，今以付卿。”可见她政治地位不低。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重臣，与她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关陇集团这一伙的。 可是政治地位牢靠又有美色，不等于就能得宠。高宗偏就不大喜欢父亲给安排的这个正宫。他喜欢的是萧淑妃。 这萧淑妃是个什么来头？她是来自江南的侨姓，属于在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昭明太子的一支，是后梁皇族的后裔，这一支在前不久的隋朝还曾出了个炀帝的萧皇后，大唐开国，又出了个宰相萧瑀。这个身世，也是够显赫的，起码与王皇后旗鼓相当。 萧淑妃早在东宫时，就被选为“良娣”（太子嫔御之一）。她貌美善辩，深得高宗青睐。 王皇后在争宠上压不过对手，感觉自己地位受到了威胁。更要命的是，自己连儿子也生不出一个，名义上的长子燕王李忠，并不是她亲生的。而对手萧淑妃，则给高宗生了一子两女。 这两个女人的争斗，渐渐进入白热化，还牵扯进了朝中的各派势力。高宗对这个，很感不耐烦。 王皇后于心不甘，与她有密切关联的关陇大佬们也于心不甘。一场既得利益保卫战，就以女人争宠的特殊方式展开了。 首先，长孙无忌等大臣经过密议，决定请立皇长子燕王李忠（后宫刘氏所生，其母地位卑微）为太子，以堵塞萧淑妃将来可能谋立自己儿子的路径。 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一招。诸大臣联合上奏后，构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皇后无子，无嫡则立长，这没什么可说的，高宗只得同意。 但是，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这儿。即便立了长，萧淑妃依旧猖獗，高宗也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王皇后尽管百方诋毁，高宗连听也不要听。 这个王皇后，血统虽高贵，修养却差了点儿，她又沉不住气了，想出一个空前绝后的馊招——搬出武则天来！ 高宗偷偷熘去感业寺与武则天幽会，这在一个小范围内已经不是秘密。因为这事不涉及后妃们的实际利益，所以无人追究。王皇后也知道高宗对武则天有旧情、剪不断，于是决定，要把武则天引进宫来，以遏制萧淑妃的势力。 王皇帝后想得挺简单，她认为：武则天才貌皆备，高宗又情不能舍，这些条件与萧淑妃不相上下。引入武则天，必然能压倒萧淑妃的气焰。而武则天，毕竟名份上不够正大，所以将来即便得势，也不能怎么样。况且这“引进”的恩情，她总要感激吧。让武、萧去互斗，自己退到一旁观战。 她对武、萧两人力量的对比，分析得不差，但就是忘了人可能忘恩负义，那不是凭一个道义上的“不该”就能止得住的。 她这是开门揖盗啊！ 王皇后是被萧淑妃气昏了头，只要看到对手倒霉，别的就不大深想。她的那些亲信大臣，似乎也没把武则天估计得过高。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对武则天露出微笑了。 王皇后想到就做，密令武则天悄悄蓄留长髮，而后，大约在永徽二年（651年）七月以后，直接向高宗提建议：陛下干脆把武媚娘召进宫来，何必偷偷摸摸的！ 我有苦衷啊——高宗想要自己来打破这个伦理壁垒，怕是还缺乏勇气。王皇后提出这建议，正中他下怀。高宗喜不自禁，便顺水推舟，允了。 武则天于是就有了“二次入宫”。这次入宫，初时并无名分，仅仅就是所谓“后宫”，为低级女官或是一般宫女，并不在121名妃嫔的编制之内。
第14页 那且不管它！出了感业寺，再入大内，这往后就是顺风顺水了。面包会有的，名份也早晚会有。 伤春的诗，无须再做了。天清地爽，就连石榴裙上的旧泪痕，现在看起来也是透着喜气啊！ 【入主后宫】 8、由联盟翻为死敌 永徽二、三年间，在武则天的记忆中，应该是一段鼓舞欢欣的岁月，一切好得超过想像。她入宫后不久，就怀了孕；第二年，也就是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以后，给高宗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李弘，后被册封为代王。 这为她的身价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砝码！ 武则天不是个浅薄的人，她此次跨进这个门槛，便把驯马师的狂劲儿收了起来，每走一步，都眼观四路。在此期间，她充分意识到王皇后背后势力的强大——有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有太尉长孙无忌，有尚书左僕射于志宁、右僕射褚遂良，有侍中韩瑗。这是三省长官和顾命大臣的联合体。在当朝宰相中，除李勣之外的所有人，也几乎都是王皇后的拥护者。 他们死守着一个地盘，紧紧护卫着王皇后与太子李忠的地位。 武则天被王皇后“偷运”进宫，她很清楚不过是被人利用，是被当成拆萧淑妃台的过河卒子。这种身份其实很尴尬，但武则天并不以为屈辱，她之所图，不在这一时，对势力强大的王皇后，必须先顺从之。史载，她“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于帝，故进为昭仪。”（《新唐书*武后传》） 王皇后不疑有他，只知道这个盟友选得好，识大体，懂礼貌。于是在永徽二、三年间，在不断美言之后，索性向高宗建议，立武则天为正式的妃嫔——昭仪。 高宗哪有不允之意？武则天一入宫，就连萧淑妃也开始黯然失色。 天平已严重倾斜了，王皇后竟浑然不觉！ 人际争斗，宛如棋局。人人都自认为高人一筹，都想当那个最后完胜的“渔翁”或者“黄雀”。可是，想归想，实际上如何，那就要拼智商了。 武则天被封为昭仪，乃正二品，是九嫔之首，仅次于妃了。这是她命运上的一次“破冰”，以往她所担忧的伦理、礼法、舆论上的障碍，都由于这个封号而全部被粉碎。 正是，“关山度若飞”啊！ 因她目前还是王皇后的“盟友”，所以关陇大佬们可能也乐得促其成。否则，如果这些大佬们筑起障碍，武则天就是身有双翼，也难以飞过。 名份一正，一切都不同了。 武则天心里清楚：她有两个对手，两人有优势也有劣势。萧淑妃活泼聪明，高宗愿意跟她玩，但不可以寄心语。王皇后盘根错节，但作为女人魅力上差点儿，且她背后的那些顾命大佬也压得新皇帝不大开心。 武则天独有的媚，则是媚到了高宗的心里去。骆宾王的千古佳句“狐媚偏能惑主”，说的就是这个。为何独有她“偏能”？是因为她抓住了老公的内心需要。 史书上说她“未几大幸”，也就是轻而易举达到了“专宠”。据说，封昭仪之前，她因为没有名份，是住在正宫王皇后那里。高宗要见武则天的话，得天天往正宫跑，萧淑妃也就被冷落了。 但是一旦封了昭仪，她就有权利别居了，搬出了正宫。她一走，高宗也就再也不来了。 王皇后刚刚绽开的胜利笑容，不由得凝住了！ 她明白，这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啊！天大的一个败招。 这也就是《新唐书*武后传》上说的“一旦顾幸在萧右，寖与后不协”。王、武二人的争宠马上就成了主要矛盾。 其实王皇后这人，为人并不坏，性格比较直率。史书上说“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对上对下都不刻意亲近。这样的皇后，必令宫人敬畏。而武则天则大搞统一战线，“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我把你疏远的人全打点好，给我做内线。这样一来，后与妃一举一动，皆在武则天的掌握中。 这两人一有什么违规的地方，她立刻报告给高宗，无有不中。 王皇后这才惊觉，“黄雀”原来在这里！萧淑妃也大为不安。两人于是捐弃前嫌，“协心谋之，递相谮毁”。昔日的情敌开始联手了，向新的情敌开战。 但是两人的步调不够协调，只是各说各的，武则天的小报告又无比的精确，因此“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旧唐书*王皇后传》）。 而更可怕的是，现在对武则天来说，已经不是你们要搞死我的问题了——而是正好相反！ 就在这个僵持阶段，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永徽四年（653年），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很得高宗的喜爱，视为掌上明珠。王皇后没有子女，出于母性本能，对这个女孩也很感兴趣，常去看顾一下。 据《新唐书*武后传》记载，永徽五年（654年）初春的某一天，王皇后又去武则天处，对这小女孩“顾弄”了一番，无非是逗着玩玩。此乃人之常情之举，却被武昭仪阴险地加以利用。等王皇后一走，“昭仪潜毙儿衾下”，也就是，偷偷掐死了被子底下的孩子。等到高宗来了，武昭仪假作笑语欢言，待掀开被子一看，孩子已经死了！
第15页 高宗惊问左右的宫人，都说：“皇后刚来过。”武昭仪顿时大放悲声，高宗哪里猜得出其中猫腻，大怒道：“皇后杀我女儿！以往与淑妃交相诋毁昭仪，现在又干出这等事！” 由此。武则天陷害王皇后的阴谋得逞，皇后“无以自解”——说不清楚了。高宗便愈加信任武则天，开始有废掉皇后之意。 这段记载在《新唐书》上的事件，绘声绘色，不亚于话本小说。今天有一些武则天传记也把此事作为确凿的事情来讲。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成书距离唐朝更近的《旧唐书》却不载，所以有今人怀疑是修《新唐书》的宋人编出来的。这个怀疑，自有其道理。因为撰写《新唐书》欧阳修、宋祁，对武则天不大买帐，说她是“弒君篡国之主”，而且申明之所以专列《武后本纪》，目的是为“着其大恶”。 但是早在唐德宗时，苏弁、苏冕兄弟辑唐初至德宗时事编成的《唐会要》，就记载了这件事，可见欧阳修并不是无中生有。《唐会要》说：“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只不过“暴卒”原因不明，武则天给赖到王皇后身上去了。 武则天诬陷王皇后杀女的事，或许有，但“亲手杀女”未必能成立。欧阳修老先生太有才了，是在原素材上略加点染而成，也未可知。 这件事情引起的连锁反应相当之大。关于皇后的废立，从此，就摆上了高宗案头的议事日程。 9、废后浪潮遭到了顽强抵制 高宗登位之初的年号“永徽”，据说在古汉语里有永远美好之意。但是这层意思，在武则天那里也许是有，但在王皇后那里就是讽刺了。 高宗起了废后之念，宫中的气氛就大不一样了，稍敏感一点儿的人都能感觉出来。王皇后这下尝到了媚娘的厉害，萧淑妃大不了缠住皇帝不放，而武媚娘则往往出动出击。其不按照牌理出牌的招数，令王皇后晕头转向。 永徽六年（655年）的八月间，处于劣势中的王皇后又出昏招。她因“惧不自安”，也就是害怕武则天动摇她的皇后地位，便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秘商，求巫婆施用“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也叫“巫蛊”，是一种以诅咒害人的巫术。这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是迷信手法中的小儿科，可是歷来在宫中搞政治的，都不断有人尝试。民间人家搞争风吃醋的妇女，也爱用此法。具体做法是，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为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者把被施术者的衣物、毛髮乃至指甲，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巫师再来一番画符念咒。据说被施术者就会有感应，心智昏迷，直至发狂，甚或不明不白地死去。 这不是中原地区的老传统，据说起源于胡人的萨满之术。 歷来在宫中搞这个东西，都是大忌，惹出大乱子的都有。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爆发的“巫蛊案”，就曾杀掉数万人，逼得太子造反，长安城血流成河。 王皇后这是挺而走险，却又搞得事机不秘，“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 老妈因为这事被撵走了，舅舅也跟着倒了霉。在此前一年，宰相之一的柳奭因为外甥女失宠而不自安，请求罢相获得批准，仅任吏部尚书。现在，又丢了尚书的官儿，给贬到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去任刺史，走到中途，又贬到更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去了。 这事是谁告发的？《旧唐书》里没提。后来司马光等人不相信王皇后能昏到这个程度，便说是武则天诬陷。千年疑案，今天不可能搞清楚了。但武则天起了某种作用，大概是可能的。 出了这样的事，废后问题也就公开化了。后宫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 年轻一点儿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政治是一种理想。其实，在中国，政治就是一种私慾，自古皆然。凡有理想而玩政治的，几乎没有不身败名裂的。 武则天现在已经在娴熟地玩政治了。 高宗准备废后的想法，立刻引起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站在保卫王皇后一边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贞观元老，他们这一伙，是关陇集团——士族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唐太宗的临终嘱託；此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另一方，阵容没这么整齐，倒像是散兵游勇，但不乏机智之人。其中只有一个有份量的，那就是李勣。李勣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本姓徐，也就是《隋唐演义》里大名鼎鼎的徐懋公。该人是土豪出身的草头王，隋末投了农民起义的瓦岗军，瓦岗军垮了后，他率部下降唐，受到高祖、太宗两代皇帝的器重，是“凌宵阁二十四名臣”之一。 因这一伙反王皇后派是以李勣为头儿，所以有今人称他们为山东集团，代表的是庶族官员。他们最恨长孙无忌的专权，要为自己争利益、争发言权。就连李勣，堂堂的开国名将，，因为出身寒微，也不对长孙无忌讳退避三舍，只挂了一个空衔，不问政事。他当然有想法。 长孙无忌也确实霸道，因为他有那个资格。他是鲜卑贵族出身，家族原姓拓跋氏，自幼就和太宗是朋友。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力主发难，把太宗推上了帝位。在太宗时期曾一度独揽相权，又是拥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发起人。两代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借了他的光，他能不牛吗？
第16页 就在柳奭被罢相之后不久，高宗曾召集朝中五品以上官员开会，发感慨道：“贞观时，五品以上论事的，终日不绝。今日怎会无事？诸公为何都不说话？”从中可以看出，五年无人敢于上书言事，这些顾命元老是何等专制了！ 这个专制，高宗要打破，武则天要打破，李勣与其他不是贵族出身的官员，也都憋着劲儿要打破！ 王皇后这个冤大头，就成了他们的发起攻击的突破口。女人争宠，就这样成为了严肃的政治。 武则天现在的目标已经很清晰：她要扳倒王皇后，取而代之。这倒不完全是野心越来越大的问题，而是倘不如此，“惧不自安”的就该是她自己了——王皇后开门延敌是愚蠢，我要是做东郭先生软心肠，那就是我愚蠢了。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不能靠什么女人魅力，而是要靠“政治解决”。 参与政事、物色羽翼，就是她在这一时期不动声色地干的两件事。高宗被贞观老臣牵制得太苦，她就鼓励高宗树威。皇帝嘛就要像个皇帝样！ 这是从更深的层次抓住了男人的心。高宗对武则天“亦母亦姊”的依赖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此刻，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为武则天所瞩目。她要图大事，太需要人才了。 郑州刺史许敬宗，上表请求告退。高宗对这份辞职书拿不准主意，就来徵求武则天的意见。由此，武则天注意到了这个人。 许敬宗也是士族出身，但他不是关陇一派，而是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县）人。祖上是“南渡衣冠”，世代在南朝做官。许敬宗本人是个好笔桿子，太宗未做皇帝时就久闻其名，把他召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虞世南这样的大名人共事。贞观初年，任着作郎，参与了修国史。 在太宗时代，许敬宗还是太子李治的侍从——太子右庶子。在太宗征高丽，李治监国期间，曾经参与过中枢事宜。 他也算个老臣了，与高宗渊源又很深，是个宰相材料。但是高宗即位后，他受关陇派的排挤，反而地位有所下降，仅仅是礼部尚书，与相位完全无缘。后来又因嫁女给南越部落首领冯盎之子时，收了人家太多的财贿而被弹劾，贬到了郑州，心灰意懒。 他是高宗的亲信，这个告退的奏章，其实是以退为进，暗示皇帝：是否应该重新起用我啦！ 对这个人，武则天主张施以援手。她给高宗提了个建议：将许敬宗调回京，引为左右，但仍然修他的国史，估计朝臣们对此议论就不会太大。 高宗觉得很好，就把许敬宗调了回来，安排得也不太显眼，只是个管理仪仗的官儿，兼管图书和修国史。事情办完，武则天派人跟许敬宗打了个招唿。许是老官僚，当然明白这是昭仪在向他要人情。经过考虑，他做了回復，表示可以效忠。 许敬宗走出这一步，就算踏上了武则天的船。后世史家因为他的投靠，对他评价极差，《旧唐书*许敬宗传》说他“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不是个好史官。在他的传里，连他儿子许昂与他小老婆私通的事，都记录进去了。 武则天此时已不是初入宫廷的天真小姑娘了，她对朝中各派的实力、诉求、优劣都了如指掌。抓住许敬宗这个人后，她觉得可以放心利用，就于永徽四年（653年）秘密召见了许。这次秘谈，武则天亮出了她的政治诉求，一是争夺后位，二是立自己儿子李弘为太子。 两件事，图谋都甚大。许敬宗毕竟老辣，只是劝武则天勿太心急，目前仍以网罗人才、收罗人心为主，伺机再动。他还特别劝武则天，要多看歷代《实录》，知古而鉴今。 此后不久，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与妻子高阳公主谋反事发，长孙无忌在处理这件事上的一系列表现，更坚定了武则天要干预朝政的决心。 房遗爱是贞观宰相房玄龄之子，高阳公主是太宗的第十七女。这两人谋反，高阳公主是主谋，房遗爱是个没头脑的纨裤，跟着跑而已。 这高阳公主也是当今文艺题材关注的名人了。她生性聪慧，备受太宗宠爱。由太宗做主，嫁给了房遗爱，但高阳公主对这个夫婿不感兴趣，夫妻关系不谐。后来高阳公主与会昌寺僧人、玄奘的高徒辩机有了私情。事发后，太宗大怒，下令将辩机腰斩。连带高阳公主的数十名侍女也全部被处死。后来高宗即位，高阳公主又犯了老毛病，找僧人寻欢作乐。其中有三位僧道不安于本份，怂恿高阳公主造反。 事情就这么闹起来了。这夫妻俩联络了另外两个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丹阳公主之夫）、柴令武（太宗女巴陵公主之夫），密谋要掀翻高宗，另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其实还是“玄武门之变”的榜样在发挥作用。 但一帮金枝玉叶，搞不成什么事。事情败露后，高宗命长孙无忌来收拾他们。 然而，对这件事也有另外的说法。即所谓“谋反”完全是冤案，是长孙无忌为排除异己搞的一次政治大手术。 事发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谋反，只是房家自家的一桩家庭纠纷。此乃房遗爱两口子谋夺哥哥房遗直的梁国公爵位，他们俩在太宗时期就干过一回，被太宗责骂了一顿。现在，他们又来生事，由高阳公主出面诬告房遗直对她“无礼”，究竟是不尊重还是有非礼行为，不得而知。
第17页 高宗对这事情也很头痛，就叫长孙无忌去处理。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与太子承干争位的魏王李泰，也曾有一批支持者，房遗爱就是其中之一。长孙无忌没忘这个旧帐，加之对高阳公主的胡闹也十分厌恶，于是在审案子的时候，就完全朝向了另一个方向，审出了公主借僧人的占卜之术，来揣测宫中的人事变动。 这个行为虽属不法，但还远够不上谋反之罪。长孙无忌却不管那个，立马坐实两人谋反。而且，李泰已经贬死，长孙无忌深恨当年怂恿李泰夺嫡的一班人，于是索性把案件扩大化，将当年李泰一党统统牵进，捎带把平日与自己及褚遂良不睦的人也一同搞死，这就扯出了三驸马拥立荆王李元景谋反案，成为永徽期间震惊朝野的第一大案。 除了这几驸马几公主外，倒霉的还大有人在，最冤的是太宗第七子、吴王李恪。李恪文武兼备，素孚众望，太宗曾有意立他为太子。这样一个人如果登了大位，那长孙无忌还能有什么戏唱？于是长孙表示激烈反对，太宗也只好作罢。 太宗死后，高宗封了李恪为司空，这是正一品的荣衔，此外还有实授的都督任命，看来是较为信任。长孙无忌看在眼里，害怕李恪得势以后会报復他，就一直在找机会打击李恪。恰好谋反案发生，就干脆一勺烩了吧。 被牵进来的无辜，还有江夏王李道宗等人。 高宗虽然相信有这个谋反案，但毕竟还是心肠软，念及叔叔和兄弟之情，提出能否免李元景、李恪之死。 罗织大狱还能讲这个？长孙无忌当然不肯松口，串通一些人几次上表说：“如或谋反不诛，如何惩后？” 此案审到第二年正月，有了结果。高宗拗不过长孙无忌，下诏将三驸马砍了头，二王二公主赐死。 可怜房遗爱，还是太宗当年兵变的五大功臣之一，在狱中为求活命，违心地按长孙的暗示，将吴王李恪诬攀进来，仍是不免一死。 薛万彻至死也不能瞑目，临刑前嘆息：未为国而死，却死于房遗爱。 吴王李恪就死之前则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善良，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太宗庶弟江夏王李道宗流放象州（在今广西），病死于半途之中。 一干人犯的家属，皆流放岭南，入官为奴婢。 人头滚滚，哀声遍地。被翦除的这一帮，无不是皇亲国戚，影响巨大。长孙无忌制造的这一冤案，震慑了整个唐朝，他与褚遂良已成天下无敌之势力。 威权震主，这其实已经犯了做人臣的大忌。但长孙无忌环视朝中，觉得并无危险，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对他们构成威胁。 造成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在太宗对身后的安排，他是可以料得到这一点的。但太宗实在是太不放心懦弱的李治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但是，长孙无忌忘了一点：就算是再懦弱的人，也有他的尊严，何况是当今皇帝！ 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则天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骨子里的残忍，也学到了长孙构陷政敌的招数。日后她在处置长孙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后世许多史家都认为，这是长孙株连无辜的报应。 武则天越想越感不寒而慄，于是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高宗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 就在谋反案审结的同时，高宗方面也开始了平衡各派势力的动作。首先是封李勣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皆为皇帝最信任之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 第二年，也就是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又追赠武士彟等十三人官职，以示恩宠。 长孙无忌方面一直陶醉在胜利之中，没大留神就同意了这个举措，稍后才发现不对。追赠武士彟与王皇后失宠，原来是有连带关系的！柳奭就是在这个时候感觉大事不好，便自请罢相以求自保的。 高宗与武则天在这一时期，配合得相当默契。高宗已然铁了心要废王皇后，把武昭仪扶上去。这不过是第一步。紧接着，他们就考虑：由昭仪而皇后，中间还差了一格，不十分便当。于是高宗就提出，在“四妃”之外，再封武则天为“宸妃”。 唐有制度，四妃为贵、淑、德、贤四妃，本无宸妃名号。这不过是个权宜之计。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门下、中书两省首长——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的反对，他们以为“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新唐书*武后传》），不要因此乱了大唐的规矩。 反对的人很有地位，反对的理由也很有力。高宗不能霸王硬上弓，只好放弃了。 谋封宸妃不果，高宗和武则天也没了办法，想想，就干脆直截了当，去向长孙无忌行贿说情。这大概是中国歷史上罕见的皇帝向大臣行贿的案例之一。 高宗与武则天乘坐便辇，专程来到崇德坊长孙府。长孙一见，连忙置酒招待，双方畅饮尽欢。席间，在武则天的提议下，高宗又当场封了长孙宠姬生的三个幼年儿子为朝散大夫。这是个散官衔，没有实职，是从五品。一般唐代授予散官衔，起封点都很低，就是国公的儿子荫封也仅能从正六品封起。这三个黄口小儿一傢伙就当上了从五品，显然是高宗刻意笼络。就连封官的对象也都别有深意——我特别给你的小老婆面子。
第18页 然后，高宗不经意地在酒席间提起：“皇后无子，又无后得，何如？” 长孙无忌收了礼，也谢了封荫之恩，但就是避而不答。一场假惺惺的感情酒席，最终不欢而散。 高宗在这以后，又秘密遣使，给长孙送去金银、珠宝各一车，绸缎十车，作为贿赂，但仍换不来长孙的一个承诺。 武则天忍住性子，又叫母亲杨氏亲往长孙府第，多次请求，长孙还是坚不吐口。 这一来，闹得高宗和武则天面面相觑，没办法了！ 这个顽固的石头，不搬掉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抖着胆子，把废后立武的事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让局面转眼间柳暗花明！ 10、皇后废立之争进入短兵相接 一个看准时机趁势而起的小人物，掀动了永徽末年的政坛波澜。 他叫李义府，也是一个知名于当时的好笔桿子。他是瀛州饶阳（在今河北）人，出身寒微，擅长文字。当年有人把他推荐给太宗，太宗要考考他的才学，即令他赋诗，他援笔立成，内有“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之句。太宗呵呵大笑，曰：“吾将全树与汝，岂唯一枝？” 他在贞观重臣刘洎、马周的推荐下，连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算是李治一系的旧人马。到了高宗时代，水涨船高，升为中书舍人，成为草拟圣旨的圣手书生。其文名与中书令来济不相上下，时人并称“来、李”。 但是他的后台刘洎，在贞观末年遭褚遂良诬陷而被赐死，马周也病死。所以在高宗时期，李义府的官虽然升了，长孙一派却老压着他，没有什么安全感。 李义府为人阴柔，面常带笑，内心却颇狭隘猜忌，人送外号“李猫”。这着名的“李义府之笑”却打动不了阅人多矣的长孙。长孙对他心甚厌之，准备把他贬为壁州刺史。壁州在今天四川的通江县，山高水远，是唐代的“老少边穷”地区了。 这消息被李义府提前获悉，不由惊慌失措，只好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从许敬宗那里多少知道些宫廷内幕，便怂恿李义府道：“皇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直恐宰相掣肘而已。君何不出面建言，富贵立至！” 哦！这倒是！ 就在说话的当夜，李义府代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越想越是个好机会。于是说干就干，趁夜将表写好，天一亮就递了上去。他在表中声称：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应兆民之心。 高宗见了这表，喜出望外，马上把他唤来面谈，赐给珠宝一斗以资鼓励，原拟贬他职的敕令也作废了。 武则天也大悦，派遣密使前去勉励了这个小秘书一番。 两人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废后一事，到现在都还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本想通过暗箱操作，以减轻舆论压力，但长孙无忌又臭又硬，就是不同意。这事情竟然就卡壳了。 李义府是第一个把这事公开挑明的朝官，这表示了废后也是有人拥护的。话一旦可以公开说出，局面就会有松动的希望。 为了嘉奖他的首倡之功，不久，高宗就把他提拔为中书省的副职长官——侍郎，正式进入了中枢，由小臣翻为大臣。前几天对于贬窜巴山蜀水的忧虑，立刻一天云散！ “李猫”的这一声叫，石破天惊，朝中立刻就有响应的，忽喇喇冒出了一大批敢淌浑水的激进派。 长孙无忌精心构筑了近七年的权威堤坝，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有了李义府劝进而升官的榜样，出头“申劝”的人就多了起来，慢慢地聚集起了一批力量，他们是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侯善业、袁公瑜等。他们的身份，多为寒族出身的小臣，成了武则天图谋“大业”的第一批功臣。 废后的舆论渐渐公开化，长安县县令裴行俭听到，认为是国家之祸端，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裴行俭是将门之后，多才且擅草书，当年正值年轻气盛。他们几人的行为，被大理寺丞袁公瑜探知，便告诉了武则天之母杨氏。不久，裴行俭就因故被贬到西州任都督府长史去了。这一脚，可就把他给踹得远了——西州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 武则天，已经开始向不可一世的长孙派挑战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初一日，是个可资纪念的日子，高宗和武则天酝酿了许久的摊牌行动，就在这一天退朝之后正式展开。 当天，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了堂堂的部长大人。这是摊牌行动前的先声夺人。 退朝后，高宗传出话来，要在内殿召集部分宰相议事。名单是：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宁、右僕射褚遂良。这里面，没有地位相当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崔敦礼。前两位，就是曾明确反对封武则天为“宸妃”的那两个。 所议何事？退朝后正在门下省政事堂里议事的七大宰相议论纷纷。 首先大家肯定：“当是与昭仪事有关。” 有人便提议：“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意思是说，等会儿在议废立事时，长孙应该先表态。 然而褚遂良不同意，他说：“太尉是今上之舅，议事若有不如上意，则使今上有怒舅之名，不可。”
第19页 于是有人再提议：“英公李勣，上之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还是不同意：“司空乃国之元勛，若有不如意，使上有责功臣之名，不可。遂良是奉遗诏的顾命之臣，若不尽愚忠，他日何以于地下见先帝？”（见《唐会要》） 褚遂良这是想要自己来打先锋。这一决定，註定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众人就这么商定了，要与皇帝死扛到底！惟有李勣不是关陇一伙的，因此没有表态。 等到众人来到御前，高宗见气氛严肃，忽然感到难于启口，对着长孙无忌凝视良久，才鼓足勇气说：“莫大之罪，以绝嗣为重。今皇后无嗣，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如何？” 褚遂良早有思想准备，随即朗声道：“皇后出自名门，先朝所娶，无愧妇德。先帝疾甚时，执陛下手以语臣：‘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也曾听到，言犹在耳。皇后无过，恐不可废！今不敢违先帝之命。” 这是对高宗的当头一棒，首先搬出先帝来压压你的气势！ 高宗要休正妻，多少有点儿理亏，因此底气也确实不大足。随后他提出反驳，说可以根据《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原则来执行。所谓“七出”，是指中国古代丈夫休妻子的七种理由，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口多言、窃盗。这七大原则，早在汉代就有。 但是他没有大臣们精通法律。因为《唐律》中还有所谓“三不出”原则，也就是有三种情况丈夫不能出妻。一、妻曾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二、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三、有所娶而无所归（即娘家已无人），不能出。这也是汉代起就有的规矩。 王皇后的情况，起码符合“三不出”的前两条。 褚遂良当即以“三不出”来应对你那个“七出”。 长孙无忌早就有态度，当场虽没发话，但沉默也是态度。 高宗大不高兴，只好宣布散会。 对这一情节，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发现了一个破绽，就是高宗并没有把“杀昭仪女”和“厌胜”作为王皇后的罪状，可见这两件事，起码是没有坐实王皇后有罪（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不算完，次日下朝后，高宗再次召集宰相，开了第二次会。李勣藉口有病，躲了。 高宗又提起话头，问大家意见。于志宁首鼠两端，看看皇帝，又看看长孙无忌，不发一言。褚遂良仍以前言相对，高宗不听。 褚遂良急了，声色俱厉道：“陛下若必别立皇后，请选天下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掩天下人耳目？今若復立为后，岂不遗讥后世？陛下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今天臣迕圣颜，罪当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这是说，你就是把我烹了我也愿意！ 这是揭了高宗的老底，高宗一时无语，面色尴尬。 褚遂良还不罢休，把大臣上朝拿在手上的笏板往台阶上一放，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 说完，他解下头巾，伏地叩头至流血。 高宗也来了火，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武则天一直在帘中观战，终于也按捺不住，大声道：“何不扑杀此獠！” 强人性格，一语即见。 在此危急形势下，长孙无忌连忙阻止道：“遂良顾命先朝，有罪不可加刑！”（见《资治通鑑》、《唐新语》） 太尉大人的这一句话，才算把局面暂时稳住。此时有太监上来，将血流满面的褚遂良带出去了。 协商会开不成了。没参加会议的侍中韩瑗，这时恰好有事进来奏报，便藉机流泪谏道：“皇后是陛下在当太子时，由先帝选定，今无过错，却要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惶然？且国家若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考虑！” 高宗仍然不听。 九月初三日，韩瑗又为此事进谏，悲泣不能自胜。高宗听得烦了，大怒，急令人把他带出去。 长孙无忌集团知道已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此时若不奋身一搏，则全线崩溃。于是韩瑗被带出来后，又上了一疏，来济也在同时有密表上奏。两大宰相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在原来的立场上略做退让，只说选择皇后要慎重，武则天身份不正，资质不够，恐怕对国家会有不利后果。还用了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来加以影射，分明就是将武则天指为红颜祸水！ 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总之选了这个娘们儿，国将不国，指日可待！ 老臣们的态度如此顽强，这让高宗在盛怒之下，也不禁心生踌躇。国家政权的运作，至今还在这批贞观老臣的掌控之下，对方固若金汤，他作为新君，要是真的掰了脸，能有多大的胜算？ 据说，高宗为此而甚感沮丧，差一点儿就要放弃立武则天为后的打算了。 但是，就在此时，元勛李勣的一句话，起了一语定干坤的作用。 总攻未果，高宗和武则天都很郁闷，忽然想到李勣称病不朝，其中是否大有深意？于是，第二天高宗密召李勣入见。 面对这几乎是唯一可信赖的开国老臣，高宗自然而然就向他袒露了心曲：“易后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止乎？”
第20页 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都瞭然于心，只轻轻松松说了一句：“此是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唐会要》） 快哉！人真是不点拨不透啊。高宗精神为止一振，明白了—— 必须将废后进行到底。 刚刚荣升尚书的许敬宗，此时也勇气大增，居然几次跑到太尉府中，劝说长孙无忌回头是岸。终于把长孙说恼，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许敬宗见硬攻不成，就在朝中散布舆论，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古之计量制，十斗为一斛。大概是有了一年粮就想包二奶，自古已然。 武则天闻言，也颇为振奋，叫左右把许敬宗此话去说给高宗听，让高宗知道废后行动并不孤立。 有了臣下支持，高宗胆量愈壮，没几天就下诏，把褚遂良一脚踢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都督去了。 长孙派折损一大将，人人心里都明白，改立皇后的事已是唿之欲出了。 九月初的这三天决战，以武则天大获全胜而收束。她此时的力量已不可小瞧，不单是一个最高权威站在她身后，外朝内廷处处有她的眼线；庶族官员中有不怕当出头鸟的斗狠之士，元老之臣中有李勣表态力挺。整个拥武阵营人数虽少，但有皇权做后盾，前景乐观，气势相当高昂。 反观长孙一派，虽位高权重、经营多年，但目前正处于逆势，且因专横导致众臣离心，无法一唿百应。他们固然是在极力维护贞观政治遗产，其心不二，但由于永徽以来的政坛夹杂了他们太多的私货，贞观时的清明政治已蜕化为单纯利益格局，因此在反废后的抗争中，无法举起令人信服的正义旗帜。没有正义做号召，没有群臣的道义支持，在皇权与相权的决战中，他们转瞬间就有可能从巨人变为土偶。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二日，盖子终于揭开，高宗下诏正式废后：“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配岭南。”连带王皇后父亲王仁祐的所有尊号，同时除去。所幸老头儿已死，才得免去一场屈辱。 接下来的五天，皇后位置出现了真空。 这宝座为谁而留？ 武则天的脸上有世间最甜美的笑。 这位少妇，明天就要母仪天下了。她在这一年，不过才31岁。而此时距她迈出感业寺大门的那一天，也不过才4年整。 11、她志得意满戴上巍巍凤冠 可怜王皇后、萧淑妃，在4年前还是全唐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跟斗栽下来，竟成了阴谋“鸩毒”皇帝的罪人。高宗的这道废后诏大概是在盛怒之下草就的，为了堵住长孙一派的嘴，索性把问题说得严重，以使之没有反覆的余地。 “厌胜”或有，“鸩毒”何辜？ 两个紧紧依附于皇帝才得以享尽尊贵的女人，有什么理由要谋害皇帝？政治的逻辑，有时真就是不讲逻辑。 失败者的身家性命，永远是成功者的垫脚石。 王皇后与萧淑妃接到诏书后，如雷轰顶，相对而泣。争宠争出了滔天大祸，此时还有什么话说？紧接着，两人就被置于别院，形同禁闭。外家的亲属，原来鸡犬升天的，现在一切都被剥夺，只待踏上漫漫的流放路。 这时他们才会有几分清醒：由裙带而来的显赫荣华，老天把它收走也很容易！ 大局已定。百官们知道时代变了，纷纷上表顺应潮流，请立昭仪为皇后。 高宗于是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于十月十九日下诏，称： 武氏门着勛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恆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嘆，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这当然是一篇神圣的谎言。 武则天的出身门第平平，不过就是本朝新贵，何以就成了人杰地灵的显赫家族？太宗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妃嫔，何以就成了宫女而且是道德榜样？本是先帝病榻边两人就已定情，何以成了太宗的慷慨赏赐？ 先帝的老婆如何成了自己的老婆？就这么寥寥几字，给说通了！ 要骗别人，先骗了自己再说。 两天后，高宗又按例大赦天下。武则天在此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显出她非同一般的城府与老辣。她上表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要求奖赏政治对手？这是何意？ 高宗看了，心里有数，把这表章拿给韩瑗和来济观看。韩瑗、来济是何等人物，立刻就看懂了：这哪里是请求表彰他们，分明是炫耀，是示威，是警告：这笔帐，早晚要算！ 看罢，韩瑗、来济忧惧不已，屡请辞职。高宗当然不许，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有太大的政治震盪了，你们知道厉害就好。 到十一月初一日，一切准备就绪，武则天也出宫，回武氏宅邸暂住。太极宫和武宅两处都张灯结彩——皇帝要迎亲了。 这一套手续，跟老百姓娶媳妇也差不多，只不过极之隆重。高宗派了李勣、于志宁为正副使，乘车持节，带领仪仗，煞有介事地来到武宅，举行了“求婚”和册封仪式。
第21页 武则天仪态万方，正是天下第一新娘的模样。司仪宫人为她戴好首饰、穿上凤袍，面北而立。双方工作人员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由武氏一方的人接过皇后任命书和皇后大印。武则天遥向宫中拜谢，然后升座，接受宫女、太监们的祝贺。礼毕，她就随着两位婚礼大使，浩浩荡荡回宫。 百官则在肃义门齐集，朝见新皇后。百官朝见皇后，这是本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典礼，自这一次创新起，竟然成为惯例。妇女地位，因之提高！ 这是一次极有份量的政治秀，使得百官对新皇后的威严印象深刻。 女人上升，就要先挫一挫男人们的锐气。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再没见有什么企图阻挡巨流的石头滚出来。 武则天神态怡然，俯看伏地跪拜的群臣，大约是抑制不住有心潮激盪—— 男尊乎？女卑乎？不一定吧。从大唐永徽年间起，事情可能要起一点儿变化。各位，你们就请看仔细了！ 【母仪天下】 11、清除宫中隐患不讲任何温情 武则天如愿以偿入主后宫，她那位死去的老爸也跟着借光。不久，高宗追赠武士彟为司徒，封爵周国公，配享高祖庙，荣耀已达到顶点。活着的母亲杨氏也不错，再封为代国夫人。 新皇后的住处掖廷宫，现在是风光无限。 但是武则天并没有刀枪入库。她知道，所有的政敌，只是被她暂时逼退，还没有被粉碎。只要他们人还在，心就不会死。事竞全功者，一般都是做得彻底的人。不要怕杂草多，把它们划分成片，一片一片地来拔。 最大的威胁，还在宫中。王皇后、萧淑妃虽然已禁闭在后宫别院，但这两棵草是最容易“春风吹又生”的。 她的警惕不是没道理。 据《资治通鑑》载，王皇后、萧淑妃被囚，高宗还是经常想念她们。与关陇大佬们的僵持告一段落之后，也许，高宗觉得对两个女人处理得有些过狠，感到歉疚。 他有一次散步来到御花园，触景生情，想起两个可怜女人，便信步来到关押她们的别院。 不来则罢，一来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它们的居所“封闭极密”，只在墙壁上有一个小孔，可以送进去饭食。 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高宗恻然伤之，对着屋子喊道：“皇后、淑妃安在？” 王皇后听出是高宗来探视，忍不住哭道：“妾等罪为宫婢，如何还用尊称？”哽咽中又道‘“皇上若念往日恩爱，使妾等再见天日，就请将此院名为‘回心院’吧。” 话说得辛酸，高宗心里大不忍，急忙说：“朕即有处置。” 哪里知道，宫人中有武则天的眼线，随后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回来。 新皇后武则天闻之，大怒，马上去找高宗，追问他去了哪里？ 高宗懦弱，竟矢口否认去了别院。 武则天一股气冲上头顶，数落道：“去便去了，岂非遗笑于人！” 说完，她立刻派人前去杖两人各一百下，截去手足，放在酒瓮中，曰：“令二妪醉骨！”两人受此酷刑，捱了数日才死，尸体还被斩首。 据说，当行刑的人去宣读诏敕时，王皇后拜了两拜，说：“愿皇上万岁。昭仪得宠，我自然只有死的份了。”萧淑妃则破口大骂：“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来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 王皇后其言也哀，萧淑妃其言也烈！ 据说，武则天此后就禁止在宫中养猫。但她还是时常见到二人以披髮流血之状前来作祟，只得搬到东面的蓬莱宫去住。 处死二人后，武则天还觉不解气，遂令王氏家族改姓“蟒”氏，萧氏家族改姓“枭”氏。以泄其愤。 《资治通鑑》的这段描写，採集自《旧唐书》、《新唐书》，仅仅情节略有差异。有今人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认为高宗既有悔意，新皇后武则天何以能促其下诏将二人处死？且“断手足”、“投瓮”等细节，显然是抄袭吕后残害戚姬之事。是两《唐书》的编修者编出来泄愤的。 《旧唐书》在说这件事时前后矛盾，先说武则天派人缢杀二人，后面又说是塞进了酒缸。因此有人猜测：二人之死，应该是高宗应武后所请，下诏让她们自缢的。 但愿如此，否则真是太惨！ 但是雷家骥先生却认为其事可能真有。因为南北朝至唐代，公主妒忌之风大盛，对丈夫的“小蜜”使用割耳剜鼻、剖腹实草酷刑的都有，武则天以上述手段虐杀最具威胁性的政敌，当不足为怪。 这个新登台的武后，其政治风格与其丈夫的优柔寡断大不同。灭掉了废后、废妃，后宫其他妃嫔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哪里还敢存非分之想？也就不怕再有人乘虚而入了。以女色而进取的政治家，就要把别人以女色惑主的路堵死！这是根本。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太子问题。这个问题的凸显，实是眼中之刺，不得不拔。现在的太子李忠，是在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的，那时他才10岁。按说10岁的孩童，不可能有政治企图，他也仅仅是个象徵。 当年王皇后惧怕武昭仪的节节上升，与舅舅柳奭商量好，说服长孙一派将没有什么根基的燕王李忠推上了太子位。由于这个背景，这孩子就是再小，也是王皇后族属与长孙一派手中的一张牌。只要把眼光稍稍往远看一下，如果这个太子将来接任了皇帝，那后果，傻瓜也能猜得出来。
第22页 因此，这个瘤子即便是良性的，也要切掉！ 而从另一方面说，武则天已今非昔比，是个堂堂正正的皇后了。皇后之子，乃为嫡子。古代在皇帝继承人的顺序上，向来有“有嫡立嫡，无嫡才可立长”的原则，因此武后的儿子，已是名正言顺可以当太子了。 武则天到目前为止，生有二子。长子是李弘，封为代王，那还是在二度入宫后怀孕生下的，也有人认为早在感业寺时代就已珠胎暗结，是高宗跑去与武媚娘偷情的结果。武则天运气好，不仅适时生了头胎，在当上皇后的这年，又添了二胎，是为李贤，封为潞王。新皇后有这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要把现任的太子换掉，完全有充足理由。余下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出头提出，且需要堂而皇之走个程序罢了。 跳出来当这个出头椽子的，又是许敬宗。他揣摩高宗和武后都有此意，自己又是礼部尚书，职权范围内恰好可以说的事，何不抢个头功？ 于是，在武则天正式当皇后的第三天，许敬宗就上奏，大谈换太子事宜。奏章做得古香古色，大意是说：今之太子，原非嫡子。因为永徽之始，国本（真正的太子）未生，所以从权安排了。现皇后已生子，是为正统，那么皇统问题就不可浮滥。我既然是负责礼仪工作的，便不敢失职，一定要说。 高宗看了，大喜，马上召见他，夸道：“卿，朕之伯夷！”忠到你这个份儿上，罕见呀！而后，又不耻下问：“立嫡之义，在礼如何？” 许敬宗振振有词：“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繫心（全天下都担忧）。东宫者（现在的这个太子）所出甚微，今知国家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疑（占据了位置而心怀疑虑），恐非宗庙之福也！” 他说的这些，正是武后换太子的礼法优势之所在。高宗放心了，于是说：“阿忠已有意自让。” 许敬宗立即跟上：“太子明智，愿速从之。”（《唐会要》） 谋私利也要披上“天下为公”的外衣。君臣俩的这番对话，好像是一场表情严肃的游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个月后，即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初六日，《降太子忠为梁王诏》颁下，大夸了一番李忠，说他主动提出让贤，“前后数四，情辞恳恻，义高旷古，道迈前修（道德超过前贤）”。为成其美事，特封梁王，出任为梁州都督。——孩子，这一捧大甜枣儿，你都拿去吧！ 同一天，册立代王李弘的诏书也颁下。次日，又下诏大赦天下（不知是否还有犯人可放？），改元“显庆”。百姓们，今个儿都来高兴吧。 正月二十三日，为了讨武后喜欢，高宗又亲临大慈恩寺，办无遮大会，召集5000名僧人为新太子设斋祈福。 废太子李忠全身而退，倒还算明智。不过当年他一个14岁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觉悟，是好心人提醒，还是迫于压力，抑或根本就是强加给他的？都很难说。 太子李忠被废时，太子的老师之一、宰相于志宁未发一言。其他长孙一派的人，因为新遭重创，也不见有人出面反对。 只有一个细节令人欷嘘—— 诏书颁下时，李忠上朝去听宣诏，还没等回到东宫，东宫的僚属们害怕大祸上身，都一逃而空，四处躲避。惟有右庶子李安仁岿然不动，在办公室坐等李忠回来。见李忠安然无恙后，方才顿首泣别而去。 谁个才是伯夷？怎样才算忠臣？ 板荡时见，背运时见，众人皆狼奔惧祸时见！这就是真正的人心。 最让人叫绝的是，武后听说竟有这等忠义之人，大加赞赏，建议高宗给他加官进爵。高宗和大臣们对武后的宽容大度都很感动。这一手，也许就是她当“才人”那会儿，揣摩太宗的政治管理术而学来的。 然而，废太子李忠的事，怕不会到此算完！以我们常人的智慧也能猜到：他起码是要坎坷一生。 完全正确。 到梁州后，还没出显庆元年，武后就又把他打发到房州去做刺史了。唐代的梁州在今陕西南郑一带，离长安不太远，还不算是太大的贬谪。而房州在今湖北房县，那时看起来就远了，是山高荒僻之地。 这一转移，是彻底把凤凰打到鸡群里去了。李忠长大懂事以后，对废太子这个身份的可怕性才渐渐明白，行事极为小心，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经常穿妇人衣服以防刺客，又迷信占卜，梦到自己为帝或化身菩萨，屡次派人到京城打听情况。 他的神经一有问题，麻烦也就找上门来。结局我们到后面再说。 时不利兮，惟有嘆息。出身决定命运，有时候用啥办法也改变不了。有的人终其一生，想改变或者逃避，终不能获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如血脉不绝，多说也无益。 这边是废太子落难，那边是新太子次到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老天似乎还嫌武后的命不完美，显庆二年（657年），又让她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李显。封为周王。这确是要好好显摆一下，京官们为此得到了实惠——统统加勛级。 这叫——武则天生孩子，收买人心吧。有实惠可得，众官更无异议。 据说。自从武则天封了昭仪后，后宫的其他妃嫔就再也没生过子女。武氏把皇帝都垄断起来了，焉得不接二连三生皇子？
第23页 看来，人的命运也是有周期率的。武则天自从迈出感业寺，事事顺风，几乎没有想到做不到的。 感业寺，就是武则天的炼狱，人在走到绝望处，在这里的一番思想洗涤，让武则天彻底脱胎为一个冷酷的政治人物——幸福是一块总量有限的大蛋糕，我要想多得，别人就要少得或不得，哪里有什么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共享的神话。 那么，谁阻拦我独吞这蛋糕，我就要谁的命！ 12、贞观留下来的牛圈也该打扫一下了 后人在读这段歷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后的政坛上迅速窜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固然搞出了一个就连现代也有所不及的“贞观之治”来，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的末期与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渐不克终”，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顾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一度曾被贬为刺史。 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就连高宗也有所耳闻。他曾经询问长孙：“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主宰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就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他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将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后妃年轻漂亮，却败给了半老徐娘的武则天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高宗“收復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窜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也是天佑武则天，恰从显庆元年（656年）起，高宗一贯患有的头痛病加重，“多苦风疾，头重，目不能视”。据今人考证，可能是高血压加耳前庭功能失调。这就给武则天提供了参与政务的更大空间。 据史书载，高宗“凡百司奏事，皆委武后详决”，百分之百地信任武则天的政治判断力。 武则天初登后位，雄心勃勃，也乐于完成这个非凡的使命。按照高宗安排，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 上朝时，夫君在前应答，武后在后决断，形成流水作业程序，纹丝不乱。以致到后来宰相们认为“天下无虑”，竟提出，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每日视事的制度，改为隔日视事了。 在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势下，武则天要实施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当然是以长孙集团为目标。 对长孙无忌的打击，有一系列的前哨战。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军对垒，却是武则天一方的中坚——李义府首先受到冲击。李义府此时是武则天阵营里官职最高的一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已经算挤进了宰相队伍。 事情的起因，还在于李义府的人品太烂。这年八月，李义府有恃无恐，闹了个桃色事件。洛州妇人淳于氏，因犯姦淫罪被关进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长得美，便垂涎三尺，竟然叫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把这女犯放出来，好纳为妾（也不怕今后戴绿帽）。 大理寺是古代的终审法院，丞是具体办事的从六品小公务员。毕正义官太小，不敢不听命，更不敢讲什么“正义”。 关陇一派得知这消息，哪里肯放过他！大理寺卿（从三品，终审法院院长）段宝玄立刻将此事上奏。高宗让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审理，毕正义也被下狱。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竟然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
第24页 这个丑就丢大了，估计武则天也是火冒三丈；但用人之际，不能管那么多，孟尝君、曹操就是榜样。下属私德有亏，无碍大局。也许是她跟高宗吹了风，高宗便不打算处理李义。反正毕正义已死，死无对证，且纳女犯为妾并未成为事实。放一马，也不是不可。 然而侍御史王义方不服，认为不可如此草草，他上奏弹劾李义府“擅杀六品寺丞，罪不可恕”。他还指出，如若放纵，今后生杀之柄将不决于皇上。 高宗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维护李义府，撇开这个话头不提，反而责备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将他贬为莱州司户（掌户籍、赋税的小官）。 软弱的君主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啊！高宗从这个时候起，施政上已开始有了明显的“武氏风格”。 这个反击武氏阵营的机会，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后世史家认为，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是“前不应当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这边却是进行得有板有眼，对长孙集团的剿灭行动已悄悄开始！ 按照武则天的计划，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任长史；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是天下显要州郡，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不实际到任，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权力很大。 然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一步棋，天下人都看明白了：是未演“定军山”，先演“断臂山”，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 长孙此时，倒还沉得住气。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一肚子的怨恨，索性不去上朝了，在家编篡《武德贞观二朝史》，以静制动。——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还能吃了我不成？ 统帅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中军动摇。而在前台做困兽犹斗的，是韩瑗、来济。 到此时，褚遂良外贬已有一年多，侍中韩瑗上奏，想说服皇帝把褚遂良召回，以恢復关陇一派的元气。他奏道：“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风气败坏之兆。遂良体国忘家，乃国之老臣，无闻罪状，即遭贬谪，内外、百姓无不嘆惋。遂良虽有迕君之罪，然颠沛经年，陛下何不怜而赦之乎？” 高宗此时情绪还好，平静地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而责之。卿何必言重？” 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为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脸色就有些不好。 韩瑗却不察言观色，一时失口，竟然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高宗闻言，勃然变色，吼道：“你下去！” 朝议时，武则天也在帘后，但始终未作一声。她观察得很细，心中已然有数。 韩瑗退下后，立刻上本辞官，但高宗不准。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底宣布将洛阳定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政治中心南移，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关陇一派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 关陇一派恢復声势基本是无望了，与此相对，拥武一派却在一路勐进。九天后，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中书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在唐代也一度有西台、凤阁、紫薇省之称。中书令则是中书省的主官，正二品，是辅佐皇帝执大政的国家重臣。 这个安排，预示着终局一击就要来临！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突然诬奏：“韩瑗、来济潜谋不轨，与褚遂良朋党为奸，密谋叛乱。因桂州为用武之地，故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意在引为外援。” 几个宰相要谋反？荒唐，但也有可能啊！ 高宗是经不起吓的，闻奏大惊，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立刻贬韩瑗为振州（今天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终身不许入朝。 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一傢伙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为刺史。王皇后的舅舅虽然已是死老虎，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了，这次也受牵连，再贬到象州（今广西）为刺史。 至此，关陇集团一朝瓦解。 大唐南疆的化外荒僻地，忽然多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刺史。 褚遂良这一贬，给贬到如今的外国地面去了，心情恶劣可想而知。他左思右想，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说：自己当初是有功于陛下的，曾反对李泰为太子，与无忌等四人定策，要立陛下。先帝临终时，臣独与无忌二人受遗诏，陛下当时哀恸，臣曾加以宽慰，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立刻奉陛下还京，处理大事，致使内外安宁。臣力小任重，动辄得罪，今成蝼蚁微贱之躯，乞陛下哀怜！（见《新唐书》）
第25页 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 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情动于中。按理说，高宗不可能不被打动。之所以没反应，据《新唐书》推断，是“牵于武后”——被老婆管住了。 政治不讲感情，高宗的冷漠，给褚遂良的身心打击很大。第二年，就在越之南郁郁而终，时年60岁。 褚遂良这个人，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他是贞观元老，办事干练，为大唐的兴盛立过大功。又是着名的书法家，博闻广记，说是一代人杰也不为过。但在另一方面，此人又并无甚高明见解，思想迂腐。私德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曾经强占民田，为人所垢病。尤其在太宗末期陷害前宰相刘洎，导致刘洎被太宗冤杀，是他抹不掉的一大政治污点。 这正是，现在人家拿来攻子之盾的，用的都是子之矛。 许敬宗因诬告了这帮贞观老臣，4天之后，就升了侍中，成了正宰相，顶替了韩瑗的位置。现在，武则天在门下省有许敬宗、中书省有李义府，高宗的圣旨再不会受到阻挠了，政务上的事情顺手的多了。 许敬宗、李义府这两个人，为人谄谀，行事诡诈，以株连功臣而发迹，人多有不齿。武则天在开闢政治通道时，起用了这两个人，使她后来很难洗清名誉。尤其在后人的眼中，形成了她专用卑鄙小人的印象，多少掩盖了她后来在用人方面的公平与明智。 最先投靠的许敬宗，当时名胜就极臭。隋末江都兵变之际，其父许善心遇害。许敬宗不敢营救，反而在乱兵面前跪地求饶，才活了一条命。此事传出后，为天下所耻笑。 李义府更是个无赖小人。高宗和武后信任他，他就狂了，卖官鬻爵，大捞黑钱，把老妈、妻子、儿子、女婿都发动起来收钱，到他家走门路的人不绝于途。 闹到后来，连高宗够看不过眼去，把李义府叫去劝诫：“听说你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有罪过。我亦为你掩盖，未对你讲，你可好好劝告，勿令如此。”李义府勃然变色，颈腮发红，稍后反问：“谁向陛下道此？”高宗说：“只要我说得对，何须问我如何得知？”李义府拒不认错，缓步而去，高宗也都容忍了。 中书令杜正伦是李义府的同僚，资格比李义府老，看不惯这个新贵穷凶极恶的样子，李就衔恨在心。两人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高宗一气，就把杜正伦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把李义府打发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当刺史。 吏部尚书唐临是长孙一派的人，他见李义府被贬出中央了，大为兴奋，想趁机扳回局面。他把素与李义府有怨的张伦，调为剑南道（今四川云南一部）巡察使，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不知耻的李义府。 唐临还保奏与来济关系不错的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以保护被贬在台州的来济，等待将来翻身的机会。 武则天当然知道李义府不成器，但“革命”大业初起，好人不愿意参加，不用这混蛋用谁？于是对李义府施以援手，决不给关陇一派以喘息之机。她对高宗说：“唐临弄权，私自选人授官，朝中对此多有烦言。不罢此人，朝廷将蒙尘。” 高宗相信了这话，立刻贬了唐临的官，断了关陇一派最后的幻想。不久唐临就死在了潮州刺史任上。武则天接着又提议，让许敬宗代李义府为中书令，另派大理寺卿辛茂将兼任侍中。 到显庆四年（659年）四月份，武则天的人事安排全部到位，宰相队伍差不多全换成了自己人，关陇一派仅剩下长孙无忌孤家寡人一个了。 13、把最后一棵老树彻底砍掉 研究长孙无忌这几年的心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不问世事，埋头着书。 从显庆元年（656年）起，他与史官、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陆续编出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30卷，组织礼官修成了《显庆新礼》130卷。 外面在厮杀，他却稳坐着书斋；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不见他发一言，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静坐战争”。他这是心灰意懒，是无能为力，还是惧祸？后世史家的说法不大一样。 有史家认为，关陇一派在后期的绝望挣扎，都是他在幕后导演的，他不过是外冷内热。但我认为不大像。 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只要越研究，就越觉得不可思议——武则天的进展，真是太顺利了。 首先，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其次，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不会积极附和武氏势力。再者，“后党”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论资格、论声望、论实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 但是，一个声威风赫赫的官僚集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宁死不屈之士，没有覆灭前的绝唱，这才是怪透了！ 我认为，其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探究。
第26页 长孙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在生死存亡之际，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我看，这是由于信念的破灭。 唐这个国家，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但在整个贞观时期，可以说是由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而长孙无忌，则是再造国家的灵魂人物。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一天天变得陌生，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坚定发起者，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唐太宗、没有贞观时代。几年来，眼看着永徽年间，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控制了皇帝和朝政；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这位元老免不了要寒透了心。 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 一切光辉灿烂之物，瞬间一钱不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为之而奋斗？ 放弃一切，这就是他带有极端个人色彩的选择。 然而，他的“大隐隐于朝”，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庞大的势力，无人统领，无人协调，就等于卸去了甲冑的巨人。 褚遂良虽然也是关陇重臣，但他始终是辅佐型、智力型的人物，不能操控全局。于是，群龙无首，不战自溃，这个结局当然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关陇集团垮台垮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专制使人心疏离。这个集团长时间养尊处优、唯我独大，既失去了斗争意识，也在士林中失去了号召力。 他们成了一只体态庞大、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恐龙。而一旦天变了，就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大僚被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武后登台，百官行礼如仪。 他们灭亡得真是不清不楚。 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倒下了，闪开了。关陇集团，就剩下了这一棵老树还站着。 磨刀霍霍声，已隐约可闻。 长孙无忌仍然那么神闲气定：早晚要来的这一天，就让它来吧。有后世史家说，这一天，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魇。不对！如果是的话，一切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生死荣辱，长孙已完全不在乎了。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命中注定的一刻到来了。此时，距褚遂良死已有半年。 事情的起因并不严重，但却是个很微妙的突破口。有洛阳人李奉节，出头告发太子洗马（东宫掌图书的官员）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说他二人勾结朝中权贵，朋党而营私。这是个“说你有，你就有”的罪名。人有朋友，乃是常情，何况官场关系从来盘根错节，谁都有人际关系上的渊源。 所以这类告发，一般都是别有图谋在。朝中权贵，所指为谁，在当下不言自明。两《唐书》的编者均认定，这就是许敬宗事先策划好的打击方案。 高宗接到这个白丁的举报后，居然下诏让许敬宗、辛茂将负责审理此案。民居然能告官员结党，皇帝居然马上就立案，这都很蹊跷。 许敬宗接了这个活儿，立刻就开始他准备扳倒长孙无忌的步骤。当初在皇后废立之际，他曾不知深浅地跑到长孙家里去游说，被长孙好一顿臭骂。如今这笔老帐，可以来算一算了！ 此外武则天在谋取后位时，也曾与皇帝老公低三下四去长孙那里求情，遭过老头子的白眼。现在，也要一总有个交代了。 上有新皇后，下有新宰相，两股力量开始联手发力。 韦季方跑不了啦，大理寺的官员哪敢不买帐？他们秉承许敬宗的意思，审问甚急，想让韦季方自诬与长孙无忌有勾结。问官许诺，只要承认了，便可从轻发落。 韦季方究竟是如何得罪了许敬宗的，不详。但看得出，他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不忍诬陷长孙大佬。在狱中，他不但抵死不认，还寻机自杀。自杀虽然未成，也是命在旦夕了。 许敬宗见犯人活不长了，又一时榨不出口供，索性就造假了，上奏诬告：“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日事发，所以自杀。” 他怕高宗不信，又将一封从韦季方身上搜出的密信一併递上，并奏道：“此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者，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 一个一般的告状案，到此陡然露出险恶的一面。这是要兴起大狱的兆头了！ 高宗近几年虽与舅舅渐行渐远，但也仅仅是执政理念有所不同，万想不到会有阴谋在身边酝酿。他刚开始的反应，果然就是不信，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 这位新贵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的覆核结果，当然是确有其事。 高宗还是不能信：“茂将无用，所奏不可信。果有此邪！阿舅为小人所间，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 许敬宗知道，“以疏间亲”的风险极大，必须要扳倒对方，一点儿退路都没有，所以嘴相当硬：“臣详细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不确，恐非社稷之福。” 高宗听了，很懊丧，嘆道：“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旧年高阳公主与遗爱谋反，今阿舅亦然，使朕愧见天下人！”说罢，竟然泪下。 稍后，又问：“此事若实，如之何？”他一下子没了主意。
第27页 许敬宗见高宗已有所动摇，便趁热打铁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岂得成耶！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相三十年，天下惧其威。臣恐无忌知季方自杀不果，事将败露，若为救急计，一旦悄然发动，陛下遣谁当之？今幸而宗庙有灵，苍天有眼（还有我许敬宗有胆），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昔日见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均见信于炀帝，结为婚姻，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宇文化及又得统领禁兵。一夕间在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遭其祸乱（我虽想救父但怕死未敢）。大臣苏威、裴矩等，皆附之。待天明，隋之江山亡矣！前事不远，望陛下鉴之，速作裁断！” 这一番如簧之舌，说得高宗心烦意乱。惶急之中，好歹还算守住了底线，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让许敬宗再去审审清楚。 这事哪还能搞得清楚！许敬宗退下后，神态虽还自若，其实已汗流浃背。他这一篇谎言，哄哄最高领导还行，一旦与当事人对质，势必漏洞百出。长孙若闻得风声，到高宗面前自辩，自己恐怕就无活路了！ 这样的后果不得不防，他急派心腹禀报武后，希望得到内援。同时又派人严密监视长孙一家，务求阻断长孙与朝中的消息往来。 这一夜，他过得焦虑不安。 幸而，长孙现在已是光杆司令，不似先前满朝都是耳目。太尉大人仍是闭门谢客，埋头着书，丝毫没想到将有大祸临头。对自己的结局，他是有估计的，虽然武后之酷烈，已露出大部分锋芒，但自己毕竟与当今皇帝有舅甥之亲。所谓娘舅亲，歷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就算将来夺了他的太尉名号，又能怎样？ 他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孤臣，其辈份、其资歷、其清高，都不允许他低下头去哀求一个由自己亲手扶上龙床的外甥。 即便是那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又能如何？武士彟本来就不算个什么人物，武家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么？ ——老臣的自信，就跟老树一样，不容易摇撼。 许敬宗安然度过了这一晚，其间大约是得了武后的明确指点，底气足了不少。 次日，许敬宗復奏，一番话编得有鼻子有眼：“昨夜再审季方，季方已承认与无忌谋反事，并供出韩瑗曾对无忌说：‘公以梁王（李忠）为太子，今梁王既废，皇上亦疑公，故将高履行（无忌表弟）贬出。’由此，无忌不安，始谋求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无忌堂弟）又被贬出，韩瑗亦得罪，故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供词，均与事实符合，请按律收捕！” 许敬宗现在虽有宰相之尊，但终究资歷尚浅，他这么说话，简直是在要挟皇上。这后面如果没有武则天在暗助，估计借他一万个胆他都不敢。 高宗闻言，极为震动，忍不住泣下道：“阿舅若果如此，朕绝不忍处分，否则天下如何言朕？后世又如何言朕？” 许敬宗再次紧逼：“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以代王而登极，薄昭有大功焉。后薄昭犯罪，仅为杀人之小过，文帝法不阿私，命百官着孝服，流泣而杀薄。迄今天下皆以汉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大亲，谋夺社稷，若比薄昭之罪则不可同日而语，按照典刑，合诛五族（那岂不是要诛到皇帝家来了）。今所幸奸状自暴，逆贼供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髮。陛下若稍迟延，恐即生变，悔无及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事先背好的演讲词。危言耸听之下，高宗给吓住了，对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胡说八道完全认可。 高宗本人并不是一个谋反起家的皇帝，对这方面其实并不敏感。但他的老爹李世民就是个靠谋反而夺位的皇帝，因此，贞观一朝对谋反的警觉气氛仍瀰漫于今。 许敬宗的恐吓，明显是有的放矢，终于说得高宗跟着他的思路转了。 脑筋缺根弦的皇帝也不想想：长孙无忌若要谋反，日夜与一个图书馆长商量什么？ 长孙他们当年的算盘打得好：扶起一个无甚主见的皇帝，元老们的日子会快活些。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帝能被你们左右，同样也就能被别人左右。 高宗竟然不把长孙叫来问问，就下诏，削其太尉官爵与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但仍按一品官员的待遇供给饮食。 看开列出的朝廷供给清单，很有趣——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斤，蜜三合，梨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撞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二十头，各一尽；酒九斗。 这是载于《唐六典》的一品供给标准，要真是每日不打折扣地供给，那真是“物质极大丰富”了，今人不敢想像。 歷史上对罪臣这样的处置，极为罕见。这个处置，本身就充满矛盾。既谋反，就应族诛，何来以封疆大吏身份安置？若谋反不确凿，又为何要从高位拿下，近乎于流放？政治待遇降了，何以生活待遇照旧？ 高宗不问长孙原委，就强行处置，我以为原因有两点。原因一，可能是被吓着了，不愿意直面阴谋，毕竟那是自己曾万分信任的舅舅，问起来会尴尬；原因二，是心里还有些虚，怕三两句话被舅舅问倒，定不了案，从而留下隐患。
第28页 总之，长孙就这么莫名其妙退场了。也许他以为，厄运最多不过如此。可是这位大佬想错了，事情到此，许敬宗已无法转身。那么，留下一个活口，就等于留下可能翻案的机会，许敬宗怎能安睡？ 所以诬陷者，必然要把事情做绝。不管你是否放弃抵抗，活着，就是你的罪！ 长孙这个决口一被打开，总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当。许敬宗趁势再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柳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志宁早在皇后废立之争时，就明确表示出中立态度，但也逃不掉——不在于立场如何，是因为你不下来，我们的人就上不去。 接下来的整肃，犹如铁碾滚过，一片狼藉。高宗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连已故爱州刺史也不是了。除去柳奭、韩瑗名籍，免掉于志宁的官职。长孙无忌上路期间，沿途发兵遣送。 扫荡了关陇大僚本人，再扫荡亲属和裙带关系。 褚遂良的儿子彦甫、彦沖流放爱州，在半途中双双被杀。 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沖除名，流放岭南；族弟长孙诠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到了流放地后，被县令按上意杖杀；外甥高履行由益州长史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令人感嘆。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赵持满，力大善射，性喜豪侠，其姨为韩瑗之妻，其舅为长孙铨。许敬宗怕这个莽汉发难，就诬陷他与无忌同反，将他快马召至京师，下狱，用尽酷刑。但赵持满终不诬服，只高声叫道：“身可杀也，辞不可更！”狱吏无法，只得代写供词结案。后被下诏诛杀，尸首弃于长安城西，亲戚都不敢去收尸。 他的友人王方翼嘆道：“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于是前去大哭一场，收而葬之。金吾卫（中央禁军）把他关了起来，上报高宗，高宗赞赏其义气，就没给他定罪。 许敬宗此时处在高度亢奋状态，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事全部办妥。稍微喘了口气，于当年七月，又将此案进一步升级。 在长孙无忌离京后的三个月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得而知。可以见到的是，形势到了七月，突然更加恶化。从四月的处置看，高宗在下手时还保持了一点温情脉脉——我虽然贬了你，但让你吃好喝好。等人到了地方，忽然就变了脸。 七月，高宗有诏，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新拜相的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户部）尚书卢承庆五位，共同复查长孙无忌案。 来者不善！ 高宗究竟是要宽恕长孙，还是要将此案升级，不是很明确。但许敬宗有了令箭，就由不得高宗控制了。他特别挑选了以前告发裴行俭的那个中书舍人袁公瑜来当催命使者，冒着炎天暑热赶赴黔州，再审长孙谋反事。 袁公瑜虎假虎威，逼长孙无忌在供词中株连他人。一个中书舍人也来胡搅，算什么东西！长孙当即严词拒绝。 袁公瑜是个小人，对许敬宗的意图瞭然于心，他故意激长孙无忌道：“公何不自缢以谢罪？公死，我必代公具状。” 长孙被逼到这一步，知道硬扛下去生亦无望，而且日子拖长了，恐怕还要连累更多的亲属及他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缢以求了断。 袁公瑜阴谋得逞，马上具状上奏，说铁证如山，完全属实。高宗得报，又下令斩柳奭、韩瑗。柳奭遂被杀于象州。 袁公瑜此次执行命令，积极得近乎疯狂。当他得知韩瑗已死在振州的天涯海角了，竟然风尘僕僕南下渡海，到了韩瑗贬所，开棺验明正身无误，才返回復命。 这一案中，长孙、柳、韩三家受牵连被贬降者，计有13人。中间派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亲属被贬者9人。 关陇一派的几大名相中，只有来济的命运稍好。他当初被诬告，只说他与褚遂良一起煽动长孙无忌不满，没说他参预“谋反”，因此得免一死。结案后的次年，从台州再贬为西域庭州刺史。这地方可是在万水千山之外了，在今新疆境内吉木萨尔之北。唐诗中多次出现的“轮台”，就在这地方，那时候与古高昌国接壤。 两年后，突厥来犯，来济毕竟是大唐忠臣，且对前途完全绝望，于是集合将士，慷慨陈词道：“我曾陷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尽职，特报国恩！”遂不等披上甲冑就沖入敌阵，最终战死，时年53岁。高宗闻报，大概也有所触动，追赠他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古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四大都”）刺史，由官方提供灵车送还故乡，总算是有了一份死后的哀荣。 来济，是扬州江都人，其身世也相当显赫，父亲来护是隋朝的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在宇文化及发动的兵乱中，阖家遇害，仅剩下他一人。史载，他自幼多艰，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其通晓时务。中进士后，在贞观年间任通事舍人，后升为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同撰《晋书》。 他一向是个敢说话的人。太子承干谋反事发后，太宗问侍臣道：“欲何以处承干？”群臣没有敢讲话的，惟有来济上奏道：“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太宗由此大悟，妥善安置了承干。
第29页 这样一个人才，被许敬宗之流牵入一场诬陷案中，结局如此壮烈，完全可证，所谓“谋反案”实乃子虚乌有，不过是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已。古亦然，今亦然。最高执政者也不会不明白这道理，总归装煳涂罢了。 长孙无忌无声无息的死于蜀中。至此，垄断大唐政坛约40年之久的长孙集团，完全被摧毁。一棵老树倒下，连枯叶都没有飞扬起来一二。此后，再无余波，再无集团性的反扑。正如史家所说，“自是政归中宫矣”（《资治通鑑》）。 分析整个事件，不能不令人惊嘆。其诡密之处甚多，精彩之处也甚多。 首先是武则天这只“无形的手”，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看得见后果，却不大能看得清它的动作。 在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可能。 然而，从永徽六年（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时间才过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的最高决策者。 今天有人评论说，对长孙集团实施的是“剥笋式”打击战略。也就是先外围，后核心；先枝叶，后主干；先断两臂，后斩首。 不错，整个打击过程，有重点，分步骤，讲效果，看得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部署。 这样一只果断、高明的“无形的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 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在打击行动开始之初，檯面上实际只有两个人在跳，许敬宗和李义府。他们所面对的是四位现任宰相（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和两位前宰相（褚遂良、柳奭），实力和经验都不成比例。尽管在两人背后有高宗支持，但高宗从来就没有在任何时候表现出果断来，这样的君臣三人，是撼不动长孙这棵老树的。 显庆二年（657年），李义府又因恃宠枉法被贬，公开舞台上只剩下许敬宗在唱独角戏。但是剿灭行动却一点儿没有因此而迟滞，反而更加迅速、兇勐。 可见，帷幕后面那个人，只能是武则天。 可是，她究竟在哪一件事上发了什么话呢？ 没有。 特别是在最后的长孙无忌“谋反案”中，武则天没有一次走到前台来。所有的“指使”、“操纵”、“授意”等说法，都只能是推测，查无实据。 武则天已经学会了“不着一字”。她已经不是那个在愤怒时能够脱口而出“何不扑杀此獠”的性情女子了。 坐在皇后座位上的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政治家。 有人评说道，她的“第三次杀人”（第一次权且认定是杀小女儿，第二次是杀废后废妃）与前两次相比，手法老练，手段残忍，规模巨大。诚然！这不过是同一个评价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总之，对长孙集团的清算，决不是简单的报復、出气、争权，而是显示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政治思维，这才是她身上最可怕的一点。 她绝对是“女人身，男人心”！ 击杀长孙，根本不是她政治蓝图上的一部分。只不过她自己想画画儿，请别人交出笔来。 许敬宗、李义府是何许人也，她很清楚。她没跟他们一块儿趟浑水。这些人，不过是棋子。 至于高宗，对她来说，固然是丈夫、知遇者、拯救者、权力的来源；但是，在终级的意义上，恐怕也是颗棋子！ 高宗在这场剿灭行动中的态度，也非常奇怪。后世对他“昏懦”的评价，几成定论。但我越注意这段歷史，就越觉得蹊跷。史家们从《旧唐书》起，直到现代，一致认为他是被武则天牵着鼻子走，最终撕去舅甥之间的温情面纱，下了毒手。但我以为，未必。高宗，我们不能低估他在这一阶段的智商。 他是不愿意受制于人，才与长孙渐渐疏离，最后闹翻了脸的，那么又怎么解释他能甘愿受制于另一个力量？ 他性格软弱，但决不是白痴，也不是“甩手掌柜的”。政务上一切决于武则天，不等于他可以允许老婆随心所欲。武则天之所以能说服他、控制他、能指点着他走，是因为两人有相交集的政治需求。 摆脱相权制约，摆脱老臣政治——这是两人共同的“痒点”。武则天为他挠准了地方，他才有可能言听计从。 因此，从他和许敬宗关于长孙有没有可能谋反的对话来看，这个歷来为史家所看轻的皇帝，如果不是一个傻瓜，就是一个绝顶的天才。 许敬宗不过是个新进大臣，纵然巧舌如簧，如何能几次机辩就把皇帝的看法根本扭转？这个皇帝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是别人能说服得了的吗？如果是，那么武则天怎么可能当得上皇后！ 我怀疑，在长孙谋反事件中，皇帝、皇后和新宰相是三人联手唱了一台戏。许敬宗唱黑脸，因为他需要有个固宠的机会。高宗唱白脸，因为他不愿意担骨肉相残的恶名。武则天则不露脸，因为她珍惜名誉——不是为了身后，而是为了当世，而且不久之后就有用。
第30页 戏唱完了，三人各有所得。不过两个男人在名誉上均有所失。许敬宗，罗织陷害，株连将相，这个恶名就算钉牢在他嵴背上了，千秋万代有人骂。高宗，懦弱无智，忠奸不辨，千年之下也有人不屑。 有得而无失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起码我手上未沾一滴血！ 凡要走路，总会有人说，就让人家说去吧。 最后再来评价一下长孙事件。从歷史的细部来看，这是个绝大的冤案。高宗、武后起用小人，以阴谋手段诛灭大臣，助长了一班小人的谄媚竞进之风。但是从歷史的宏观看，推翻贞观老班底，打破门阀垄断，又是开一个新体制的前提条件。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为什么不可以翻转一下？ 汉以后，就一直没有长久且稳定的大一统皇朝。在恢復了稳定后，好的执政者，就应有所作为。以贞观一朝的努力，只是恢復到了隋末变乱之前。一个肇始不久的皇朝，当然不应该仅止于此。 今后，应该有怎样更好的制度？ ——这就是武则天之所想。 长孙集团不愿意想这些，那就註定了有人要请他们退场。 这个出来清场的女人，所图者大，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女人”。 【辅政之初】 14、先革了门阀制度的命再说 显庆四年（659年）的这场大戏，檯面上互斗的人物命运迥异，或白日飞升，或永坠地狱，或有悲歌呜咽，或是弹冠相庆。 我们如果仅仅把这看做是个人的宠辱、权谋的高下，那歷史就不免太乏味了。这期间，所有的纷争，其“表”是元老与新贵之争，其“里”却是阶层利益的碰撞。 前面我说过，长孙集团所代表的，是创建这个皇朝的关陇贵族群体。他们把这个社会通往上层的渠道完全雍塞，只要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裙带，那就条条大路通长安。 如此几十年下来，一荣俱荣、近亲繁衍，不得了！大唐满朝都是他们一个品种的马铃薯了。 天下之大，却为几大姓的家族所独霸。大姓之间通婚援引，越有权势的，子弟当官、晋升就越容易。非我族类的那一拨，你们就靠边歇着吧。 仅以长孙无忌为例，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京华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又都是亲家，长孙与韩瑗、来济、于志宁、柳奭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枝叶蔓连，拔起萝蔔带着泥。在当朝得意者，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国家虽有号称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名义好听而已，骨子里不过是几只硕鼠护着一大群同样毛色的小耗子而已。 这就是魏晋以来有名的“门阀”制度。 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总之讲的就是一个高门槛、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豪门大姓把天下的好处占尽，这就不说了，关键是这一窝窝的“水葫芦”繁殖的太旺盛，会侵害到两大力量的利益。 一个是侵害了皇权。朝中尽是我们的人，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就有可能号令出不了宫门——我们的荣华富贵皆来自出身门第，凭什么要听你的？ 一个是堵塞了寒族子弟的上进之途。世界上只要有推荐制（不经考试或投票），那就一定是走后门拉关系的勾当，此乃百试不爽——我们手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编制、名额、好部门，好位置，凭什么让给你们穷小子？ 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精英阶层”。 但是皇帝和寒族都是人，受了挤压，自然有不服的，因此他们与士族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显庆年间的政争，不过是总爆发而已！ 说透了这一点，前面所有的纷纷扰扰，就不难找出利益之争的内在理路了。 武则天一生中最有个性、最兇勐的一句话——“何不扑杀此獠”，就是被褚遂良的出身歧视给激出来的。 惹了这个女人，那就会有后果。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武则天在从政之初，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先革了这个可恶的门阀制度的命再说！ 她究竟是早有此志，还是被长孙集团给激的？不得而知。我看，还是后者的可能性大。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歷史选择了一个不服气的女人，来把“门阀”这个老牛圈连锅端掉！ 门阀制度这颗大瘤子，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话说起来就长了，自西汉的武帝时候起，由于当局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致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的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是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第31页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 在汉代，被举荐的叫做“秀才”、“孝廉”，结果老百姓编了顺口熘大加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父别居，就是连自己的老爹都不肯养活。这种幽默，颇似近世的“一等公民是公僕”。所以，推荐制根本就是扯淡，掩耳盗铃而已。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是南北朝时代的“红五类”。 门阀制度，就好比篱笆，圈起来的是最肥的一块特权。士族可免徭役，婚姻要讲门第。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对寒门人士甚鄙薄之。这么干，当然要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态。而且这道篱笆又扎得非常紧密，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间，也有高低等差。想要钻空子，门都没有！ 寒门人士的上升之途被堵塞，歷代都有不平之鸣，比如《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就是诉说这种郁闷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但是，事情也有两面性。这篱笆固然圈住了一个大金饭碗，但也养活了一大批无能而又骄奢的废物。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战乱中，寒门人士多有以军功崛起的，甚至当了皇帝的也有几个。实践证明，有没有能耐，根本不在于门第。士族在动乱中无力自保，政治特权丧失，经济上也不行了，“名虽着于闾里，身未免于贫贱”，门阀制度由此才开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他大刀一挥，宣布消灭这万恶的“九品中正制”，同时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砍开了一个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不可能成为输送公务员人才的主流。传统习惯仍占上风，当官的主要渠道，还是要靠门第、荫庇，或者投门下（也就是“抱粗腿”），而且勛贵子弟上升也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关陇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视这一伙人。实际上，关陇集团的特点是“尚武”、“尚冠冕”，而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贵族——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严格来讲，关陇集团甚至不能称之为“士族”，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勛臣”。但是，唐太宗的意思是，既然打天下的是这一批人，那么他们就该是“老子天下第一”。 ——这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背景。 太宗一向对山东士族不太感冒，对他们在衰败之后靠门第卖婚而趋炎附势尤为不齿。为了抑制一下他们的臭架子，太宗特指派吏部尚书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他明令，编写时要把以皇族为首的关陇士族的地位拔高，起码要与山东、吴郡士族坐上一条板凳。 这个高士廉是什么人？说出来吓你一跳，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本人更是身世显赫。 他名俭，字士廉，渤海莜（今河北景县）人，是典型的山东士族。爷爷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僕射、太尉。父亲高励，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僕射。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子一女，其中的男孩就是长孙无忌。妹夫长孙晟死得早，高士廉就把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中抚养，视若己出。 高士廉很早就对李世民极为看好，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个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 此人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与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驰援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 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歷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僕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僕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两。 他这样一个人物，来执行唐太宗的这样一个指示，连我们都能看出，恐怕要文不对题。果然，他一接手，就广搜各地豪门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按门第高下把全国各大姓分为九等。《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儿气晕。 列为一等的，是山东望族崔民干，其余山东卢、李、郑等大姓也都列为高等，排名在皇族的关陇李姓之前。
第32页 太宗顿时发了脾气，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以往并无猜嫌，只因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称士大夫，婚姻之中，则多要钱财。才识平庸，而自视甚高，不过是以名气为交易，依託富贵罢了。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就是关陇大佬），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昔日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事迹，至今以为美谈，人人心怀敬重。难道卿等看不起我的官爵？” 他再次申明，修这个志，“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士廉传》）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让高士廉把原先的稿子回炉重来。 高士廉道理虽然听懂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衷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还是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骨子里仍旧以门第为标准，绝大部分有军功而非士族的人都未列入。 《氏族志》就这么矇混过关了，唐太宗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 太宗是看清了魏晋以来选官制度的毛病的，由于选拔程序中靠的是门第、势力、关系，选上来的官，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大量优秀分子则淤积在社会下层。久之，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底层人才也因不满而酝酿着颠覆情绪。这样一来，国何以安？民何以宁？ 这是贞年间的一段旧事。唐太宗没能把死而不僵的门阀制度送进殡仪馆，这个任务，就要由武则天来完成了。 唐太宗颁布了《氏族志》100卷，对山东士族的唯我独尊多少是个摇撼。但他迫于传统的压力，只能满足于把军功卓着的关陇士族与山东旧族拉平，让社会承认成功者的高贵。而武则天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甭管是哪里的），抬高寒门庶族，要让门阀制度见鬼去。 由于武士彟只是已故三品大臣，资格不够，因此《氏族志》里没有叙武氏家族的“郡望”。 郡望是指某地某家族的声望、发祥、渊源等等，现代汉语里很难找出对应的词。这个名单里不说你的家谱，自然就是轻视；加之褚遂良又曾公开蔑视过武氏家族，武则天当然要耿耿于怀。 几乎与发起对长孙无忌最后打击的同时，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革命”也开始了。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不叙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耻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武则天显然是力主此事可行，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12人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字上看，这已经与《百家姓》很接近了，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 《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 《姓氏录》共有200卷，比过去多出100卷，但是原来的士族却少了48家，另有一批“无名鼠辈”进入了新士族的行列。高宗亲自作序，明确肯定了新的等级。此举一出，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不光是许敬宗在前台一个人蹦、武后在幕后一个人操纵的问题了。 姓氏共分为九等，武氏作为皇后一族，当仁不让进入了第一等的前茅，与长孙皇后家族并列。而长孙家族的其他人，已经杀的杀、削籍的削籍，都没有资格进入名录了。 李勣在贞观年间虽然位高权重，但因为他是由山东土豪起家，门第寒微，在原来的《氏族志》里等级很低。现在好了，也堂而皇之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两人，则以宰相之尊名列第二等。 士族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都把这个新名录称为“勛格”——官阶表，对之极度鄙视。 但是，《姓氏录》将士庶界限彻底打破，一律不註明郡望，只按官阶排等级，连军卒起家五品官，都可以与昔日士族平起平坐，这毕竟是让士大夫颜面扫地的事。李义府还嫌不过瘾，又奏请搜尽天下《氏族志》而焚之，省得纨绔们老是怀旧。 在整个过程中，武则天依然是在幕后，没见她有公开的言行。可是，没有她的授意、支持和默许，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想，《姓氏录》就相当于唐朝的《解放黑奴宣言》吧，它解放了门阀制度下千千万万的“黑五类”。小人物进入上流社会的门完全打开，只要你能把官做大。 武则天就是用这个办法，赢得了广大中下层官员的拥护，特别是笼络住了一大批布衣出身的武官。以至长孙无忌在倒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为他说话；他也找不到军方的支持者以政变的方式自卫——原因皆在于此。 以断然的手段打破出身门第的藩篱，打通人才上流的渠道，给衰败的门阀制度以致命一击，武则天在这方面的远见与胆略，都远超过英明盖世的唐太宗。 魏晋以来绵延了400余年的门阀制度，至此彻底从上层政治结构中退出，仅残存于社会习俗中，以至逐渐走向消亡。 在社会习俗中，他们维持地位的方法是联姻。豪门大族在南北朝后期的动盪中，往往沦落，他们便以联姻的方式依附权贵，获取资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维持和炫耀这个有名无实的“门第”。
第33页 唐太宗是新兴贵族，不吃这套，曾带头抵制与山东士族联姻。唐初皇子公主的婚配，都在勛臣之后中选择。但是在一般大臣的观念里，婚姻还是要讲门第的，魏徵、房玄龄、李勣这些元老人物，都热中于与山东大姓联姻。 就在《姓氏录》新标准颁布的当年十月，新窜上来的李义府自认为身份不错了，就向山东望族崔氏求联姻，被老贵族拒绝了，外加一顿羞辱。李大宰相气歪了鼻子，当即奏请：不许山东崔、卢、郑、王、李诸大姓彼此通婚。 高宗同意，下诏令这几大姓不得自为婚姻，以削弱他们在社会上的潜势力。他还特别限制了天下官民嫁女接受彩礼的数目，并严格禁止夫家接受“陪门财”，让旧贵族们休想靠嫁闺女、娶媳妇发大财。 对这个规定，虽然望族暗中抵制，或者偷偷嫁女，或者女老不嫁，但是大姓在联姻上的优势毕竟随风而去。 与钦定新的士族秩序同步，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唐朝的官员任用还有一项大的变化，那就是大量“杂色”进入“流内”。杂色官员，是指那些既没有门荫、也没有经过科举的官员，是为“不入流”的小官。与之相反的，则叫作“正色”。 当时进士出身的候选官员每年只有十多人，再加上“明经”科的，也没多少。大量候选官员中，以“流外”或以军功得官的为多。在太宗时期，杂色入流要经严格的铨选（审查选拔），而在武后时期，杂色入流几乎没有什么关卡。 皇后要想控制朝政，就要在外廷有大批支持者。这道理，武则天心里明白。她放任“杂色入流，不加铨简”，就等于稀释了官员队伍中以门荫为主的势力，为自己聚集了大批拥护者。 当然这样做也有负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李义府藉此机会猖獗卖官，成了唐朝的第一个大贪官。 武则天这是有意以“恶”为新政开道。李义府敢这么干，没有武则天的默许是不可能的。当然，卖官的恶果以及如何处理，是另外一个话题。武则天借李义府之手“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掏空了长孙无忌的政治基础，培植起了自己在外廷的庞大势力。 在武后辅政治时期，科举制也有一些变化，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途径大大拓宽了，到显庆三年（659年）三月，制科共设有八个科目、有900人候选，选出了张九龄、郭待封等人进入弘文馆，作为皇帝的顾问。这也是为了积聚人才力量，等到第二年，她就发起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攻势。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谋立皇后之时，武则天被褚遂良激出的那句话：“何不扑杀此獠！”就能看出，一切皆有来龙去脉。 獠，是唐人咒骂南方人的话。褚遂良祖籍河南阳翟，晋时为避乱渡江，世居江南。所以武则天骂他为獠人。 既然你蔑视我，那么我也同样可以蔑视你，同时还要剥夺你高傲的资本。所谓翻天覆地，不仅仅是换一个人当皇后的问题。 我想，一个革命家或者改革家，总想以天下为己任，破坏掉一些什么，创建出一些什么。那么衡量他成功与否的标志，不是他道德如何、手段如何，而是他鼓捣出来的东西合不合用，是否能福及后世。 秦始皇的“革命”，手段残暴，他也落下了一个暴君的恶名，但是他的郡县制、书同文的诸种好处，我们至今还在享用。 王莽、王安石也搞改革，要花样翻新地造福于民，而且据说带有“中世纪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他们的东西不合用，搞到天怒人怨，留下的不是功业而是笑柄。 武则天的“革命”，与秦始皇相仿，起码废除门阀制度的好处福荫至今。一千多年来，在大的原则上，“学而优，则仕”，不会有一大群人因“出身问题”而被阻于下层了。倒是在“文革”和之前的十多年间，在最激进的“革命”氛围中，腐朽门阀制度的变种——“出身论”、“血统论”在当代大行其道，构成20世纪的黑色幽默之一。 武则天是古人，但其思想并不腐朽，我再次提醒大家正视。 15、女子在军事上未必不如男 长孙无忌被诛杀，新贵地位被抬高，武则天自是扬眉吐气。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她决定，要回并州故乡一趟。 这是一次大张旗鼓的衣锦还乡！ 跟他一块儿去的，不光是皇帝丈夫，还有朝中五品以上的所有官员。 离别二十年，今日回并州！离开的时候，是在葬父之后，那时武则天还是一个怀着无尽悽惶的少女；今日回来，身份已翻作万姓之上的国母。这巨变，不啻是沧海桑田！ 我们还能记得她当年的一句话么？——“见天子安知非福！” 看来，成功的第一前提，就是敢想。 看一路上的山川田畴，正是“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剪开了大唐皇室空前荣耀的一幕。仪仗金光耀日，百官迤逦而行。队伍抵达并州（太原）后，高宗大宴群臣，连带并州的官员、父老，同时各给赏赐不等。就连并州都督府监狱内的人犯也沾了光，获得赦免。 并州这地方，是高祖起兵的“龙兴之地”，高宗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祭祀当年的阵亡将士，赏赐功臣子弟。为此又连着办了三天酒宴。
第34页 唐开国迄今已有41年，据说，这“革命老区”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之后，又祭高祖李渊的旧宅，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三位已故功臣配享，武家的荣耀，可说已达到顶点了。 公家的事办完，武则天又亲自宴请亲属、邻里、故旧，还在居所接见了命妇和有关妇女。你们看看当日的“二囡”，今日是否给父老特别是女同胞们争光了？ 高宗这个姑爷也很知趣，给并州的地方主官——长史和司马各加了勛级；对武氏亲族、乡邻也各有赏赐。最绝的是，凡是城内诸妇女年八十以上的，都“版授郡君”。 郡君，是古代妇女的封号，四品以上官员的妻、母才有资格获得。 嘿嘿，无端地就得了一顶大帽子，老区的老太太们能不心花怒放？ 如此闹腾了两个月，直到麦子抽穗时，省亲队伍才打道返回东都洛阳。 这一闹，文水武氏名噪一时，哄传天下。武则天本人的声望，在官民之中也急剧地提高了。 这才叫真正的“母仪万方”。 但是她，不会仅仅满足于此。 这一趟光宗耀祖的旅行，从正月出发，到当年六月才回到东都，也许是一路寒暑太辛苦，也许是暴饮暴食没控制好，四个月后，高宗突然发病，“风眩头重”，连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于是百司奏事，高宗就只有委託武后来裁决。“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资治通鑑》），就是说，武则天就是从这时开始正式辅政的，权力与皇帝相当，迈出了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关键一步。 当时这么做，只是个权宜之计，因为没别人可以依靠。太子李弘年仅8岁，象徵性地临时“监国”还可以，但辅政基本没有可能。国家事务这么大一个摊子，只有让武后来参与管理。武后辅政之后，高宗身体又迟迟不能復元，他虽然勤政但力不从心，权宜之计也就演变成常例了。 高宗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后世看法不一。有说高血压的，有说近视的，有说神经衰弱的，有说心血管疾病的，不能定论。有人根据后来他的遗诏内容推断，可能是中风。 对于武则天辅政，《新唐书》的一帮作者很不以为然，说她“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这是说，她窃取权力，耀武扬威不知收敛。《新唐书》还指责高宗昏庸，受牵制于武后。 这都是激愤之语了，并不是事实。高宗性格虽软弱一些，还不至于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 太宗挑三拣四，最终选李治为接班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忠孝”，不可能胡来。他即位以后也颇有建树，不是个煳涂蛋。唐代最周密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就是他在永徽初年叫大臣们搞出来的。其条目简明，涵盖甚广，图表齐备，堪称古代的法律经典。 高宗头脑聪明，也善于纳谏，有一定的分辨贤愚的能力。他在即位之初，还保留着当太子时的爱好，喜欢打猎。一次，出猎途中遇到暴雨，雨衣挡不住雨水，他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油衣若何为，得不漏？”这雨衣要怎么制作才能完全防雨？谷那律想劝他不要因打猎而荒废政务，就一本正经地答道：“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高宗一听就明白了，大笑，赏了谷那律绢帛二百匹。 武则天辅政，遭宋人欧阳修等人的诋毁，原因不是她谨慎不谨慎、参政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在“儒家政治”的框架里，女人就不能干政。只要你参预了政务，不管是合法非法，不管是善政还是恶政，都是母鸡司晨，没得说。 楚人何罪？你是女人就是罪！ 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与欧阳老夫子类似的腔调，且喋喋不休，不能不让人感嘆：高贵不能由血统延续，愚蠢的因子却能代代相传啊！ 武则天辅政之后遇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四境开始不宁，东西两方都频频有警。 在此之前，唐太宗的赫赫武功使四夷宾服，也使大唐在贞观初期安享了十多年的清静。太宗到了晚年仍不服老，亲征高丽，还想最后地风光一把。可惜好大喜功，欺人太甚，遭到了人家顽强的抵抗，最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安市城。 仗打得挺热闹，但是顿兵于坚城之下，又不敢于冒险奇袭击平壤。结果在冬季将至、后勤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狼狈撤军。这使他在武功方面失了不少分。此战虽未能全部完成战略意图，但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显庆年间，唐周边局势陡然恶化。西边，中亚强国西突厥称霸西域，阻断商路，使西域归附唐朝的国家颇感不安。东边，与唐有密切关系的新罗，遭到高丽和百济的夹击，吃不住劲了，向唐朝求援。 边境问题一向相当复杂，就连唐太宗也不是回回得手。高宗、武后两人面对险境，冷静判断形势，正确制定了对外战略，软硬两手并用。自显庆元年（656年）起，积十年之功，东征西讨，使四境局面大大改观，疆土之广也达到了唐代的极致。 在征伐行动中，他们既任用老将李勣、刘仁愿、刘仁轨，也起用新手苏定方、薛仁贵。雄师西出玉门关，所向披靡，开始了唐朝首次向中亚霸权的挑战。读这一阶段的歷史，唐代边塞诗中的雄浑景象宛在目，可谓快哉！
第35页 最后，唐朝在实际上灭掉了中亚霸权国家西突厥，成功地取而代之。随后在天山南北两路广设府州，确立了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权，使大唐疆界西延至咸海和阿姆河以西，也达到了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这一时期，东部的战事也颇为顺手，苏定方兵临平壤城下，刘仁愿、刘仁轨攻破百济，形成了对高丽的夹击态势。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唐军在百济一战中，大败百济请来的日本援军，烧日本船只四百艘，致使海天尽赤，敌为之丧胆！ 这一时期大唐在四境的武功，客观地说，已经远远超过了贞观时期。 此为谁之功？不用说也明白了吧。 在西部屡与大唐争雄的突厥，史界一般认为是匈奴的一个分支，估计是在汉朝时没跑得太远的那一支。其势力初起于北魏末年，有官制，有立法，有文字。到北齐、北周时，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它的疆域，东到辽海，西至咸海，南抵阿姆尔河南，北越贝加尔湖。若是从地图上看，整个是压在唐朝嵴背上的一只巨熊。 突厥这个名字，源自其部众的主要居住地——金山（今阿尔泰山），此山酷似一顶帽盔，俗称“突厥”，其国也就由此得名。 突厥的英文单词为turkey，与“土耳其”相同，所以现代一般都认为土耳其人就是突厥人的后裔。当今全球约有1.3亿人使用突厥语族的语言，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后裔，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到了隋初，这铁帽子大帝国发生内闹，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的东突厥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原的北方，所以史籍上又称“北突厥”。隋文帝抓住天赐良机，征抚并举，引他们两家铁帽子互斗，导致他们双双衰落。 到隋炀帝乱政时期，隋实力大减，突厥又有反弹，力量相当不小。唐高祖李渊在太原兴兵时，还要遣使向东突厥称臣，以为依託。 唐建国之后，东突厥屡次进犯，高祖不胜其扰，一度曾有迁都的打算。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就在秦王李世民杀兄逼父、正式坐上皇位以后的第10天，东突厥大可汗颉利就亲率精骑二十余万入寇。八月十九日打进来，二十八日竟然冲到了渭水便桥边上。中间虽有尉迟敬德在泾阳（在今陕西）阻击了一下子，但未伤其根本。 东突厥大军沿渭河一字摆开，气势夺人。颉利可汗派出使者逼盟，对唐进行军事讹诈。 太宗又气又恼，下令扣押了突厥使者。这时唐朝这一方的情况很不好，长安城内兵力空虚，人心未定，仅有的军队里还有太子党、齐王党一派，是否能跟太宗一心阻敌还不一定呢。 但太宗毕竟是绝世的英雄，他亲率六骑（里面有几个还是文士）到渭河边与突厥大军对峙，斥责颉利背信弃义。颉利理亏，答不上话来，又见唐北衙“六军”（中央禁卫军）陆续开到，队列严整，竟被这支高祖起兵时的“元从禁军”给唬住了。他不敢挥军过河，便与太宗在渭桥上订了“白马之盟”（杀白马以为盟誓）。 颉利可汗逼盟成功，大胜而归。唐太宗将此视为一生中的奇耻大辱，“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郁闷了好久。从此，下决心要平定突厥，把唐以前的防守战略转变为进攻战略。随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整军练武，修復边障，动员军民，就专等着出手的好时机。 到了贞观三年(629年)，内外条件终于成熟。年底，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节度李勣等六道行军总管，发兵十余万，分道出击。 在这长让全亚洲都喘不过气来的双雄决战中，老将李靖不打堂堂正正之阵，舍正出奇，只率三千骁骑突袭，一举击溃颉利部众，斩首万余，俘男女十余万口。颉利率残兵万余人在仓皇逃遁中，又受到李勣的堵截，断了逃回漠北的路。老将李靖哪里能放过他，一路勐追，“穷阴山之北”。 可嘆颉利这个世界级的枭雄，兵败如山倒，只剩下狂奔的份儿了。穷途之中，仅率十余骑欲西逃吐谷浑。但在一路上，随从纷纷逃散，他本人也被唐军生俘。 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居然就这么一战而亡！ 唐军仅以少数奇兵，就灭掉了一个世界头号强国。这让中亚一带的国家目瞪口呆，大唐周边国家更是受到强烈震动。西北诸国相约上书，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 雄图大业，何其伟哉！几十年后盛唐边塞诗中那些豪气干云的句子——“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内在的雄壮！自此，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大片地域，统统都收入了大唐的版图。如果你能看到那时的唐疆域图，你就会感到，这一大片新边疆的形状，犹如一面旗帜，在风中傲然飞扬！ 东突厥垮掉了，但是西突厥的势力仍然强大。唐太宗此时对周边态势的考虑是，以睦邻为主，压制住邻邦可能的霸权倾向，能达到关系均衡即可，因此他并没有灭掉西突厥的战略打算。但是在其后，他接连出兵，先后平定高昌、焉耆、龟兹，打掉了西突厥在西域的“腿儿”，压住了西突厥的霸主气焰。
第36页 这次用兵，再加上先期的征服吐谷浑一役，可以说，为后来高宗时代彻底解决西突厥，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大战役完成，诸国纷纷内附，西域遂告统一，连西突厥也对唐军之盛感到震惊，不得不表示恭顺。 太宗为了对这一大片广袤的区域实施有效治理，特设了“安西四镇”，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碎叶（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被西突厥干扰多年的“丝绸之路”终于开始畅通，太宗实现了他晚年的最后辉煌。 但是在永徽初年，西突厥势力又有所復燃。太宗死后，已内附的西突厥一名首领阿史那贺鲁公然反叛，率部向西“还国”。此后渐渐坐大，拥有兵力数十万，竟成了一派大国气象。西域诸国也有不少倒过去的。 永徽二年（651年），这个西突厥的后起之秀贺鲁，大破亲唐的射匮可汗，在碎叶城的双河及千泉建“牙帐”，号称“沙钵罗可汗”。此时，大唐仍然延续太宗的“国际战略”，决不能坐视境外的势力称雄称霸——趁着对方立足未稳，就要赶快收拾掉。在永徽三年和六年，高宗先后两次派兵往讨，拉开了大唐对西突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序幕。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高宗又开始部署大的行动，命贞观老将程知节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引军西击西突厥这个新冒出来的沙钵罗可汗。 这个程知节的本名，说起来大名鼎鼎，原来就是程咬金！因为给写进了通俗演义小说，此名进入了日常谚语，至今妇孺皆知。他是济州东阿人，“少骁勇，善用马槊”（《旧唐书*程知节列传》）。在隋末大乱中，聚数百徒众，投靠了瓦岗军李密部。瓦岗军败，他只得降王世充，武德二年(619年)与秦叔宝在阵前一起降唐。 归唐后，程知节被派在秦王府效命，就一直跟着李世民了。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中的第十九名。 显庆元年(656年)正月，高宗亲至玄武门为程知节饯行。老将出马，一开始还是很顺手的。八月，程大将军在榆慕谷(今北疆)大败歌逻禄、处月二部，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进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也获得大胜，攻下了咽城，据说斩首三万级。 十二月，程咬金又引军至鹰娑川（在今新疆焉耆境内），遇到了突厥强兵四万骑。前军总管苏定方，发了神威，率五百骑迎头逆击。西突厥大败，唐军狂追二十里，斩杀俘获一千五百多人，缴获战马及器械遍野皆是，不可计数。 后来，这场战役突然发生转折，结局很窝囊。 据说，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之功，矫旨“以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拿过了统兵大权。他要求军队自结方阵，遇敌则击，不得深入追敌。士卒终日跨马披甲，不胜疲顿，马也死了不少。苏定方见痛失歼敌良机，认定所谓“密旨”有诈，劝程知节囚王文度，飞报朝廷，弄清楚再说。但程知节已不似当年造反时节，全无这样的勇气了。 更有甚者，王文度又杀了来降的胡人，分其财物。苏定方认为这哪里是伐叛，简直是自己做贼来了，但屡谏不从。结果将士离心，此后大军无功而还。 回师以后，这些事情当然掩盖不住，高宗、武后做了严厉处置，王文度因矫诏当死，特除名。程咬金也因“逗留不进”免官。 对这场半途而废的征伐，后世争论颇多。有人认为，王文度哪里会有胆量矫旨？而且矫旨之罪居然不死，后来仅仅三年时间就重新起用，这就更令人不解了。其内幕，实为高宗要打击程知节这位贞观老将。这只能聊备一说了。因为王文度当时两个主张，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关于结阵，他认为是：“贼虽走，军死伤者众。今当结辎重阵间，被甲而趋，贼来即战，是谓万全。”（《新唐书》）关于杀讲降，他认为是：““此属伺我旋师，还復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资治通鑑》）对战局的理解不同，顶多跟智商有关，不大像有那么深的阴谋。 此战没获完胜，第二年接着来，高宗授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领万余唐兵和回纥兵，自北道再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 苏定方，名烈，字定方，是冀州武邑(在今河北南部)人。其父苏邕，在隋末大乱中聚乡里数千人，保土讨“贼”。那时苏定方才十五岁，即随父作战，史载他“骁悍多力，胆气绝伦”。父死，代领其众，后降窦建德，为建德大将高雅贤养子，从窦建德、刘黑闼攻城克邑，累建战功。刘黑闼败后，苏定方隐居乡里。贞观初，在别人说服下，离乡效力于唐廷，为匡道府折冲都尉。贞观四年(630)，随李靖征东突厥并任先锋，就是打得颉利可汗狂逃的那一仗。 当了两次先锋，能打不能打已经得到检验，因此，高宗这次放手让这个已届老龄的新秀当了一路大军的统帅。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他率军至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北，先击木昆部，一举破之。大军到了曳咥河（今额尔其斯河上游），沙钵罗可汗率军十万，倾国而来。沿河西列阵长十里。 这将是一场预期中的大决战。古代打仗，在原野列阵，两军阵势一目了然，更容易激发男子汉的豪情。好一个勇将苏定方，自任前驱，仅率精兵万人出战。沙钵罗可汗见唐军人少，便挥军而上，企图把唐步兵“包饺子”。
第37页 苏定方要的就是这个，他命步兵持矛环据南原，矛尖向外，密如刺猬，遇敌不得擅动；自己则率骑兵列阵于北原待机。西突厥军三沖南原，仍动摇不了唐的步兵阵。苏定方见敌气馁，立率骑兵反击，一以当十，跃马飞驰。西突厥军挡不住，大溃。苏定方急追三十里，斩获数万人，至晚方罢。 次日晨接着追，西突厥军哪里还跑得动，纷纷来降，可笑沙钵罗可汗比颉利可汗强点不多，仅剩数百骑西逃。 苏定方乘胜追击，所过之处诸部落莫不归附，追至伊丽河（今新疆伊犁河）西的邪罗斯川，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二尺。诸将请求暂时休息等候天晴，苏定方说服部众一定要追穷寇，于是昼夜兼程继续追歼，在双河与南路唐军会师，又长驱二百里，直抵沙钵罗可汗牙帐。 这里是沙钵罗可汗的根据地，其部众正在忙着打猎补充食物，毫无防备。苏定方纵兵进击，一举斩获数万人。贺鲁父子逃脱，苏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至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贺鲁被当地人执送唐军。 这个可汗战俘，后被带回长安，免死封官，不久病死在长安。雄踞中亚的西突厥就此灭亡! 苏定方值此战时，已是65岁的老将军了。战后，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刑国公。 这是收穫的季。唐西部疆土这面旗帜，比前代更加辉煌夺目！旗角所及的地方，是赫赫有名的古国——波斯、天竺、吐火罗。 当我们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个辽阔、陌生、遒劲的旗帜形状时，胸中不能不涌起浩嘆—— 唐之盛，首在武功。国之盛，惟有军威！ 为了有效地管辖这片国土，高宗、武后下令，在西突厥故地天山北路，置“北庭都护府”。下辖二州、昆凌、蒙池二都护，及二十三个都督府。 太宗时期设置的安西都护府则西移至龟兹，对西突厥旧部分而治之，切断他们与原臣属诸部的关系。诸部归属州府，各给印信，开始对其行使统治权。 唐在西域平定后，又遣使分往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吐火罗（今阿富汗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歷史，绘制成图，由史官撰成《西域图志》六十卷。后在龙朔元年（661年），又在天山南路（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十六个都督府，及八十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这就是鼎盛时期的大唐。太宗的梦想和太宗没有梦想到的，都在高宗、武后时代奇蹟般地实现了。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行歌》） 那是一个继承了太宗之风的蒸蒸日上的时代，连记述那时的史籍文字也都具有神奇的色彩。在上者胸怀阔大，所图也就大气磅礴；在上者知人善任，虏骑自然会闻之胆慑。 大国之魂，魂兮在此! 这里要重点说说高丽。这个辽东的蕞尔小国，面积与人口仅相当于隋唐的一个郡，却让大隋垮了台，让大唐的太宗碰了壁。 真是块够厉害的石头！ 这个高丽（亦称高句丽），并不是有的人以为的那样，就是古代朝鲜国家。朝鲜是朝鲜，高句丽是高句丽。朝鲜，据传为殷商之末的箕子所缔造，其歷史源远流长，与中土的关系也相当紧密。隋唐时，朝鲜分裂为百济和新罗两国。 而高丽与朝鲜并非同源，高丽是辽东的一个部族。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古籍《逸周书?五会篇》，曰：“北方台正东高夷。” 后孔颖达疏註：“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西汉时，高丽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其势渐强后，疆土达于现今中国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将百济、新罗挤压到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 草民我年轻时，有幸到过吉林省的集安县（现为集安市）。在清幽的山城中，曾亲见高丽王陵（俗称“将军坟）。高丽雄距东亚700年，遗蹟甚多，有城垣，有着名的“好太王碑”，据说在集安的群山中有高丽墓葬近万座。 我当时曾进入将军坟的墓室内看过。此为高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寝，外观完全是一个小型金字塔。室内有壁画，色彩鲜艷，风格飘逸。据介绍，画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格局，还有莲花白鹿、伏羲女娲等，造型很独特，但总体也是汉文化一脉。 就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也就是唐亡之后的后梁贞明四年（918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个新的朝鲜国家袭用了“高丽”之名，却与隋唐时期的高丽（高句丽）毫无关系。 山高水丽，属我中华！ 隋炀帝就是栽在这个高丽国的手里。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发布《征高丽诏》，从全国各地徵兵百万余人，先后三次征讨。但是远征军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指挥严重失误。每次征讨，不是惨败，就是无功而返。结果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 几乎就在初次发兵的同时，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聚众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随即天下响应，遍地揭竿而起！ 本来有可能开千秋伟业的大隋，就这样被蕞尔小国高丽闹的，最终成了个短命王朝。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打这个高丽呢？
第38页 此时的高丽国主世袭爵辽东郡公，名义上受中土羁靡，而实际是辽东的霸主。 隋文帝的时候，隋与高丽的关系总体还不错，但是高丽老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之间打打拉拉，严重破坏辽东一带的“国际秩序”，而其一旦坐大以后，势必影响隋朝本土的安全。隋文帝生前觉得征高丽时机不成熟，就没怎么动它，还封了高丽国主为王。 但是到了隋炀帝就不同了，这位先生本人的自我感觉太好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隋书》），要亲自来完成灭高丽的千秋大业了。 （为了表述更准确一些，现在修改一下前文，再发一次。） 这里要重点说说高丽。这个辽东的蕞尔小国，面积与人口仅相当于隋唐的一个郡，却让大隋垮了台，让大唐的太宗碰了壁。 真是块够厉害的石头！ 这个高丽（亦称高句丽），并不是有的人以为的那样，就是古代朝鲜国家。朝鲜是朝鲜，高句丽是高句丽。朝鲜，据传为殷商之末的箕子所缔造，其歷史源远流长，与中土的关系也相当紧密。 “箕氏朝鲜”之后为“卫满朝鲜”，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改为直属行政区，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个郡，史称“汉四郡”。其时，半岛南部另有三个部落。即马韩、辰韩、弁韩三支,史称“三韩”.其名始见于《三国志·魏志》。 三韩族源现无定论,后马韩发展为百济,辰韩发展为新罗,弁韩后分别併入百济、新罗。 而高丽与朝鲜并非同源，高丽是辽东的一个部族。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古籍《逸周书*五会篇》，曰：“北方台正东高夷。” 孔颖达疏註：“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西汉时，高丽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其势渐强后，疆土达于现今中国东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将百济、新罗挤压到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 草民我年轻时，有幸到过吉林省的集安县（现为集安市），此地曾是高丽的都城之一“国内城”。在清幽的山城中，曾亲见高丽王陵（俗称“将军坟）。高丽雄距东亚700年，遗蹟甚多，有城垣，有着名的“好太王碑”，据说在集安的群山中有高丽墓葬近万座。 我当时曾进入将军坟的墓室内看过。此为高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寝，外观完全是一个小型金字塔。室内有壁画，色彩鲜艷，风格飘逸。据介绍，画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格局，还有莲花白鹿、伏羲女娲等，造型很独特，但总体也是汉文化一脉。 就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也就是唐亡之后的后梁贞明四年（918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个新的朝鲜国家袭用了“高丽”之名，却与隋唐时期的高丽（高句丽）毫无承继关系。 山高水丽，属我中华！ 隋炀帝就是栽在这个高丽国的手里。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发布《征高丽诏》，从全国各地徵兵百万余人，先后三次征讨。但是远征军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指挥严重失误。每次征讨，不是惨败，就是无功而返。结果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 几乎就在初次发兵的同时，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聚众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随即天下响应，遍地揭竿而起！ 本来有可能开千秋伟业的大隋，就这样被蕞尔小国高丽闹的，最终成了个短命王朝。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打这个高丽呢？ 此时的高丽国主世袭爵辽东郡公，名义上受中土羁靡，而实际是辽东的霸主。 隋文帝的时候，隋与高丽的关系总体还不错，但是高丽老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之间打打拉拉，严重破坏辽东一带的“国际秩序”，而其一旦坐大以后，势必影响隋朝本土的安全。隋文帝生前觉得征高丽时机不成熟，就没怎么动它，还封了高丽国主为王。 但是到了隋炀帝就不同了，这位先生本人的自我感觉太好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隋书》），要亲自来完成灭高丽的千秋大业了。 歷史狠狠捉弄了隋炀帝，“征高丽”不仅成了笑柄，还成了恶梦和送终曲。 但是被捉弄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个比他经验足、比他城府深的“百战老人”，也被捉弄了一把，这便是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是如何想起来要征高丽呢？ 那是因为——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就是：高丽现在的地盘本是汉朝的“四郡地”，这小国是占据了“我中国郡县”。我不计较就罢了，居然你还不大恭顺，所以要讨伐。 于是关于如何收復辽东故土的事，就此列入了太宗与臣下的议事日程。 隋的前车之辙，太宗心里当然有数：前后发兵百万，像武装大游行似地去打高丽，哪有成功的道理，拖也把自己拖垮了！他认为，只须“发卒数万”，且水陆两路合击，则取之不难。 然而，这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仍然把形势估计轻了，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内乱。其东部大人（酋长）泉盖苏文，弒国王高建武及诸部大臣百余人，立高藏为王，自封“莫离支”（相当于吏部兼兵部尚书）。
第39页 此人本姓渊，唐人为避高祖李渊讳而写作“泉”，盖苏文是他的名。他也是入了《隋唐演义》的人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广播评书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他名字里的“盖”，不知说书人为何要念成“葛”。 泉盖苏文大概信奉法家思想，专横残暴，以严刑立威。高丽“国人皆苦之”。 属国的大臣杀了国王，又实行暴政，上国当然有义务来管一管，这就为唐太宗征高丽提供了一个理由。 这时半岛上三国之一的新罗，与唐的关系很好。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新罗向唐朝求救，说百济夺了新罗四十余城，还与高丽连兵，阻断了新罗赴唐的朝贡通道。 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太宗就派使臣前去警告高丽。 贞观十八年(644年)正月，正当唐使臣抵达平壤时，高丽又出兵拿下了新罗两城。唐使劝其退兵，盖苏文根本不听。使臣回来一汇报，太宗当然恼了，决定发兵讨之，并且要亲征。 褚遂良对此持反对意见，劝太宗不必亲往，太宗不听。 这次出征是比较奇怪。以前对外作战，太宗都是派将领率军，这次却要执意亲征。据范文澜先生分析说，做出这个决定，一是为了打破隋以来军民对高丽的恐惧；二是太宗自以为有必胜的把握，想玩玩战争的游戏。 我认为，两条都很有可能。第一条，隋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为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高冢），这确实是够恐怖的。太宗即位后，在贞观五年（631年）就派人进入高丽，毁掉了这个京观，将前朝将士的尸骨收殓安葬。他很清楚，唐军民不可能没有恐惧心理。第二条，太宗在征高丽的战争中，有些决策和举动太过浪漫化，实在是太像搞一次军事演习了。 这次动员，唐朝共徵发了十六道的兵员，总计十万人。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太宗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南、淮河、岭南、三峡兵四万，又在长安、洛阳募士三千名（即志愿兵），乘三百艘战舰出征。这一路是从水路出发，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城）渡海，直趋高丽都城平壤。 另一路是陆路，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江夏郡王李道宗为辽东道正副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共六万，还有兰、河二州（河州在今甘肃和政西北）的一批“降胡”，直趋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两支大军“合势并进”。 出师前，太宗诏告天下，特别列举了此次征高丽的五条必胜缘由：“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 这话是用来激励军民士气的，可是人们战后再来看，滋味就很不同了。 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没被徵发、但自愿私人购置装备从军的志愿者，要求从军，且声称：“不求县官勛赏，惟愿效死辽东！”这期间，更有百姓给新生儿取名“平辽”的，形成时髦。民间復仇情绪顿然高涨。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二月二日，太宗发出总进攻令。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二日，太宗亲统六军（中央禁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等辅政。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离定州，踏上征程。 此行何去？ 健儿只道復辽东！ 这是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战争，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唐两路大军均有战果，李勣和李道宗一路，顺利攻陷了盖牟城。张亮所率水上一路也不错，渡海袭击卑沙城。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获罪后重新被起用的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一举拿下该城。 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四千余骑抵达辽东城下。盖苏文急派步骑 4 万人前来援助守军，但被唐军击溃。 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渡过辽水，渡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樑，以示此行定当背水一战。而后先行一步，自领数百骑飞驰至辽东城下督师。 辽东城，可说是一座铁打的城，隋炀帝三征高丽，都止步于此。 但太宗不是隋炀帝，他自有激励将士的一套。唐军在攻城前负土填堑, 太宗也参加到背土行列中，随从官员不好意思闲着，也连忙一起动手。数日后，城下沟堑被填满，唐军即发起总攻，以抛车攻甩出 300余斤的巨石，所击打之处无不摧毁。如此连续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 唐太宗亲率六军助威，击鼓声、喊杀声震天撼地。辽东城内外开了锅一般！ 五月十七日，唐军趁南风起时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士卒趁势奋勇登上城墙，杀入城内。 铁打的辽东城就这样被兇勐的唐军生生地砸开了！ 此后唐军又迫降白岩城。 六月十一日，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兵锋直指平壤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市城。二十日大军到达安市城北，连气也没喘一口就开始攻城。次日，盖苏文派遣高延寿和高惠贞率兵15 万赶来援救。 据有人分析，抵达安市城的这一路唐军顶多有5万人，除去维持后勤保障线和继续围困安市的军队，能迎战高丽援军的兵力大概有3万人。
第40页 一对五，形势陡然严峻！ 然而，看见敌兵源源开来，太宗不但不慌，反而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就连唐军的普通士卒对战场形势也都极为乐观，“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飘带），喜形于色”。 这不光是意志的问题，而是太宗料定高丽援军仗着人多，一定会跟唐军展开野战。那就正好闯到虎口中来了！ 唐史上这场着名的“驻骅山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江夏王李道宗此时提出建议，他认为，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弱，因此请拨精兵五千，直趋平壤，一举拿下。若如此，来的这15万援军也必不战自溃。如果太宗採纳了这一建议，此次征高丽的战略意图就可以完全实现。可惜，可能是出于谨慎，也可能是太想亲自指挥打一个漂亮仗了，太宗没有答应。 为诱敌深入，太宗先命将领率突厥兵千余人挑战。刚一接战，唐军即假作不支，纷纷后撤。高丽兵都以为唐军软弱，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太宗登山察看了形势，穗亲自做部署，令李勣率步骑一部在西岭布阵，诱敌出击；长孙无忌率精兵万余，埋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自己亲率步骑四千，携带鼓角旗帜，潜伏于高丽兵营之北的高峰之上。约定明日开战，三支队伍闻鼓角一起出击！ 部署完毕，太宗又命人搭起受降帐幕，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六月二十二日，总攻开始，各路唐军鼓譟而进，将高延寿人马围在了在核心。高丽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间，天色忽变，阴云密布，有耀眼闪电连番噼下，状极奇丽。但见战场上，一员白袍唐将跃马而出，手持方天戟，腰挎两张弓，大唿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军惊恐万状，皆披靡而逃。唐军气盛，三路齐发，越战越勇，将高丽军击溃，斩首两万余级。 这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将军，就是在《隋唐演义》里大名鼎鼎的的薛仁贵。薛仁贵名礼，字仁贵，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他自幼贫寒，习文练武，有膂力，以务农为生。这次征辽，他到将军张士贵门下应募，被收为部属，是为着名的“白衣从军”。 在两军对垒中，他服装奇异，胆魄过人，真是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可以说是唐朝的一场超级男子秀！ 在山上观战的太宗果然注意到了这个奇人，大为赞赏，战后论功，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职守皇宫玄武门（北门）。及征高丽还军后，唐太宗还特对薛仁贵说：“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之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又加封薛仁贵右领军郎将。由此薛仁贵骤然崛起，成为初唐将领中的一员新秀。 大战方歇后，高延寿、高惠贞率残兵败退至山上，依山自保。但又被唐军团团围住，欲归无路，只得请降。 太宗按辔徐行，查看高丽营垒，对侍臣说：“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佑我也！”随后下马再拜以谢天。 降将高延寿等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太宗面有得色，傲然问道：“后敢与天子战乎？” 这也是一代雄主的千古名言了！ 太宗从俘虏中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以军职，迁居内地。其余兵士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平壤去。只有靺鞨兵3300人因冲撞了“圣驾”，被全部坑杀。获释的高丽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唿雀跃。 经此一战，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渖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行逃遁，数百里内无復人烟。 此战后，太宗改所驻扎的六山为“驻跸山”，令人制作了《破阵图》，又让中书侍郎许敬宗写好纪念文章，勒石以纪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收拾了高丽援军，转过头来该收拾安市城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不仅城池高峻，且守城的名将杨万春也是个奇人。当年盖苏文篡权作乱的时候，独有杨万春不服。盖苏文派兵攻伐，却怎么也打不下来这座城，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权力。 太宗知道安市很难攻，杨万春也绝不会出城与唐军野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因为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正在围攻建安城，拿下了建安，安市就成了一座敌后孤城，困也把它困死了。 但李勣不同意，认为西攻建安，唐军离后勤补给基地辽东城的距离就太远了，如果安市的高丽兵冲出来截断唐军后路，情势必然危殆。他坚持要“先攻安市”。 当今有研究者认为，李勣之所以持有保守的观点，是因为皇帝御驾亲征，万一出了危险谁也担戴不起，所以宁肯用笨办法。大军统帅是这样一个意见，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先一步一步地啃吧。 八月十日，唐军切断了安市与建安的联繫，开始攻城。城内高丽守军士气高昂，死守不弃，且每次看见太宗的旌旗、麾盖，必登城鼓譟，弓矢乱发。 太宗何曾受过如此的羞辱，勃然大怒。李勣便请求，于克城之日，将城中男子尽诛以泄愤。这消息不知怎的传入了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 百战百胜的唐军这次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块骨头了。
第41页 高丽降将高延寿见此情形，献策道：可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乌骨守军薄弱，大军可朝至而夕克。然后麾军南下，平壤即唾手可得。群臣诸将基本附和这一意见，但长孙无忌出于谨慎却极力谏止，他也是怕扔下安市将来会腹背受敌。 这次唐军若绕开安市，动作快一点，平壤估计就得自己先乱了营，不战而下也未可知。但是天子督师，唐诸臣众将谁都有一份无形的心理压力，就怕出危险。结果几次良机都这样被错过。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忽然传出猪叫鸡鸣声。众人不解，太宗却料定高丽军今晚可能可能会来袭营，这是在杀鸡宰猪犒劳敢死队。于是唐军做了充分的备。夜半，果然有高丽兵数百人缒城而下，太宗一见，跃马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兵死数十人，其余的只得退回城中。 第二天，太宗又令江夏王李道宗发动士兵在城南筑土山，以逼近城内，作为发射点。城内守军也加高城上的建筑，双方较上了劲。如此，唐军筑山昼夜不息，先后歷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已不远，而且居高临下。李道宗派果毅（官职名）傅伏爱领兵驻扎在土山顶上，以防敌人袭击。 谁也没想到的是，由于土山太高，屯兵过多，结果突然塌下，压倒了城墙一角！ 这是征高丽一役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刻。太宗的梦想，就断送在了这一刻。 本来这是唐军突入城内的绝佳时机。但是唐将傅伏爱擅离职守，土山附近的唐军群龙无首。高丽守军数百人反而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在四周挖堑壕而守之，唐军竟无可奈何。 太宗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下令一定要夺回土山。然而连攻三天，寸土未得。 李道宗犯了大错误，吓坏了，赤脚走到太宗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免。但也有人说，失职的应该是李道宗，他没有做好防备城内守军反突击的部署。而傅伏爱当时已经尽了力量率兵抵挡，只是因为土山上唐兵太少而未果。 战事就这么成了胶着状。一路破城而来的唐军，此时受阻于安市，如出峡之水渐渐失了冲击的势头。时间拖了快一个半月，进入了九月。辽东寒霜早降，草枯水冻，严冬将至，已不适于长期作战。加之唐军的军粮将尽，人马也难以久留。 在万般无奈之下，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做出此行最英明的一个决定：班师。 这场轰轰烈烈的征高丽之战，从三月自定州出发，至此，歷时已半年有余。 端的是，辉煌序幕——眩目高潮——黯然收场。 回师前，太宗考虑到安市守将杨万春抵抗得也很不容易，特赐绸缎百匹以示嘉许。而杨万春则登城拜谢，遥送唐军返乡。 这又是：庄严的开头——滑稽的结尾！ 归途上，霜色千里，满目苍凉，不知疲惫的唐军将士们有何感想—— 这一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 清点战果，这次东征，唐军共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即攻克辽东、盖牟、白岩后新置州郡）居民 7 万人入内地。在几次战役中，共斩首 4 万余级，俘敌10万人（都发给口粮打发回家了）。又获牛马各5万以及大量粮食。 而唐军自身战死仅近2000人，堪称奇蹟。只是战马损失较多，大概死了十之七八。在撤军途中又不幸遭遇暴风雨，“士卒沾湿多死者”，具体损失是多少，未计。 史载，太宗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之，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举也！” 关于这个战例的成败得失，千年来可谓议论不休，而且于今为烈。这里稍作分析。 这次出征，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争目标，那么失误到底有哪些？ 第一当然是轻敌。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征伐高丽，劳民伤财，固然不对，但唐太宗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派兵太少。陆路大军为进攻主力，却仅有6万，一路留下来维持后勤保障线和守卫所占城池的，占去约1万。唐的大国军队优势，在具体战场上则变成了兵力上的弱势。以至于在安市一战中，两次都不敢下决心绕城而过。 第二是水陆两军未能进行有效的战略配合，且水军战果太少，仅攻下一座卑沙城（亦在今辽宁海城），此后便“耀兵于鸭渌水”，建安城也没能拿下。对敌构不成实际威胁，无助于主力突进。 第三是一线大将用人不当。因太宗怜惜名将李靖年纪太大，没有叫他随行，唐军少了一员勐将。据说，李靖是中国歷史上少有的“全能将军”，适应各种类型的战争。唐军长于野战，但在攻坚战上略逊一筹，而进入高丽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坚战。至于水军的那个总管、刑部尚书张亮，据说基本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废物。 第四是皇帝押阵反而导致束手束脚。太宗本人在歷次战事中，一向敢于行险，但这次他并不是实际统帅，还带了整个“智囊班子”去，结果造成了决策犹豫。文臣武将都有怕担风险的顾虑，不敢出奇兵直袭平壤，只能以己之短（兵少路远），攻其所长（城坚地险），最终为坚城与气候所阻，未能实现战争目标。
第42页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战争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首先，这是自三国毋丘俭攻破高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间，中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丽，且收復了在南北朝时期被高丽夺走的许多辽东土地；其次是使高丽在战后无力再袭扰新罗，这就已经达到了惩罚战争的目的。 唐太宗可没有这么达观，估计他的看法就是没胜，第二年还想征高丽，被朝议劝阻，改为由牛进达、李勣等人率军渡海袭扰。 又过了一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还不死心，想趁高丽连年受灾、国力困弊，在明年发30万大军灭掉高丽，而且已经下令剑南道伐木造大船了。但是到了次年，太宗病逝，这个计划便搁置了起来。 不过，要出兵30万征高丽，这个想法已是在步隋炀帝的后尘了。两代雄主，都要不计一切后果攻灭一个东边的小国，看来这个小国，也确实够让人头疼的！ 太宗未竟的东征事业，从显庆年间起，由高宗和武后接过来发扬光大了。高宗在贞观末年征高丽之役时，曾经监国，管过内外大事；武则天那时是宫中才人，也用心揣摩过太宗的谋略；两人对征高丽失利的印象肯定十分深刻。 如何才能彻底征服高丽，他们做过周密的研究，这在以后唐军战略的改变上可以看得出来。 永徽六年（655年）,休整了10年后的高丽、百济气焰復张，又联手压迫新罗，接连攻下新罗33座城。新罗上表向高宗求救。 老戏又重演了。高丽、百济违规，太宗在时也没怎么样，太宗不在了，他们更有何惧？ 一开始，高宗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率军1万往击辽东,。唐军渡过辽水后，“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这只是小规模的牵制性战役，打击力度不大，所以高丽并没被吓住。 显庆三年（658年）和显庆四年（659年），唐又两次出兵辽东，斩获颇丰。连续几次的军事行动，虽然牵制了高丽的兵力，减轻了新罗的压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显庆四年末，百济又攻陷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王金春秋向唐廷连连告急。 半岛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引起高宗与武后的高度关注。 此前，唐朝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现在西域稍定，可以聚精会神来认真对付高丽、百济了。 高宗和武后早就意识到，仅从辽东方面出兵牵制高丽，远水解不了近渴。小打一下可以，打打又会陷入炀帝和太宗深陷过的泥潭。 怎么办才好？ 要拯救新罗，从陆路进攻不能考虑了，只有渡海作战才能避开高丽的地利优势。而且渡海支援新罗，可以先打击百济。新罗的地理位置是在半岛的东边，而朝向渤海湾的这边，恰恰是百济的领土。其时，大将刘仁轨建议说：“欲吞灭高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这是在朝鲜半岛作战制胜的不二法门，甚至迄今仍然有效。从陆路由北向南推，后勤将越来越匮乏，攻击势头也会越来越弱。而登陆沿海，中心开花，对方就很容易呈瓦解之势。 高宗和武后对这个建议极为赞赏，立即接纳，调整了针对半岛的战略方针。确定：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丽。 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遣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与高丽军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新秀薛仁贵仍是一马当先，沖入敌阵，箭无虚发，所射者无不应弦倒地。 接着，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今辽宁省辽阳县东北），遇一善射高丽将领，射杀唐军十余人，唐军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骑突入，直取敌将。该敌将被薛仁贵的神勇吓呆了，不及放箭，便被生擒。此战役唐军获全胜，预示着高宗时代对高丽战争的兆头很不错。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又攻新罗，高宗与武后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任命老将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帅精锐水陆军13万渡海，进行登陆作战。又委任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军夹击百济。 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构想:唐水陆大军船队从成山(今烟臺)出发，横渡黄海，在半岛登陆后直捣百济都城泗比。新罗武烈王则亲率5万新罗军，从陆路由东向西夹击泗比城。 这次唐军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首选打击点是敌方的软腹部，在另一战线又有助攻的生力军。这个新战略把太宗征高丽时的弱点完全避开了。这就是高宗与武后在战略思想上的高明之处。 八月，苏定方的远征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城)启航，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以拒。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但是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死士殊死抵抗，最后勉强惨胜。 老将苏定方一向是个穷追勐打的高手，唐军水陆大军刚一站稳，就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抵百济都城泗比城外二十里。百济这时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倾国来战，但已无济于事了。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第43页 百济亡国己成定局了！ 百济义慈王与太子隆仓皇出逃，次子泰自立为王，试图守城，但义慈王嫡孙文思认为这是找死，便率众跳下城墙投降，百姓也纷纷跟随。泰制止不了，只好竖起降旗。不久义慈王与太子隆也一起来降。百济宣告灭亡。 从唐军出征，到此刻，还没出一个月。 百济亡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高丽。苏定方率唐军主力约10万，分道北上进击。大将刘仁愿留守百济都城泗比城，王文度留守熊津江口。唐廷还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等5个都督府,委派当地的酋长分任都督、刺史。 第二年是龙溯元年（661年），征高丽的大业让高宗心情激动，想效法父亲，也御驾亲征一把。他从陆路派出增援军直奔鸭绿江，并下诏表示要亲率六军跟进。但这一想法，被武则天极力劝止。——太宗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么？现在的问题是，境外的作战宜速不宜迟。 高宗接受了意见，遂下令诸路军速攻高丽。 其时百济虽亡，但各地的地方势力和守备军并未受到打击。亡国一个月后，百济各地就掀起了抵抗运动，蔓延全境。刘仁愿兵少力单，竟被困于泗比城。熊津江口方面，王文度一到任后就死了，部众无人管带。 半岛南端的局势又麻烦了。北面，苏定方的主力现在已与高丽军接上了火，不可能回师南下解救。情势紧急，高宗乃派刘仁轨率领援军渡海，又令新罗军迅速西进，协助唐军解泗比之围。 十月下旬，唐援军赶到，汇合王文度的部众和新罗军，大败百济叛众，成功地解了泗比之围。两位刘将军会了师，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津江口是进退要地，便退守于此，等候高丽战场上的消息。龙溯元年二月，百济将军武王的儿子鬼室福信，又率数万乱军扑来，但再次被唐新联军击败。 我们再来看正面战场。龙溯元年（661年）四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再向高丽进攻，连战皆捷。七月，唐军进抵平壤城下。但唐军的攻坚能力似乎并没有多大提高，围住平壤后久攻不下。 再看从北面陆路增援的任雅相一部，则在鸭绿江受阻。后来，契苾何力带领另一支援军赶到，两军汇合，大败盖苏文之子泉男生率领的数万高丽军。可是不久，任雅相却在军中病死。高宗见陆路增援不是十分顺利，为防不测，就让契苾何力赶快撤军。 而平壤已成了吞不下的鸡肋，高宗便于次年二月，命苏定方撤围退兵。这次征高丽的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高宗审时度势，不死要面子，打得不顺手就撤，这是对的。但这样一来，留在百济故地的刘仁轨、刘仁愿一军就处于险境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一支孤军，在百济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奇蹟！ 而且两位唐将中的刘仁轨，年已六旬，原职务为刺史，这次来百济是他第一次带兵！ 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便宜行事，或留镇新罗，或乘船撤回。但刘仁轨心中自有主张。此时北线唐军已撤，百济余部满心以为南线唐军早晚也要走，防备上也就疏忽了。刘仁轨的意见是，要灭高丽，必先彻底灭掉百济，如果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马上就会死灰復燃。那么，不仅此次出兵前功尽弃，以后也再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不想走。 这个意见得到高宗的认可之后，刘仁轨趁百济余部不备，突然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险要之地真岘城，一举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牢牢站稳了脚跟。 百济再也无力进攻唐军，九月，便派了使者赴日本请援。龙溯三年（663年）三月，日本天智天皇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考虑，同时也性在半岛上插一脚，便派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等大将率军27000人，渡海登上半岛支援百济，占领了新罗的沙鼻歧、奴江两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军的联繫。 五月，唐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人的援军登陆仁存，与刘仁轨、刘仁愿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新罗文武王(原太子金法敏也)率新罗军，再次攻入百济。 几路大军会师后，刘仁轨力主直取百济的屯兵之地周留城，诸将同意。由孙仁师、刘仁愿和文武王率步兵从陆路围攻周留城；由刘仁轨、杜爽率水军从水路经熊津江进入支流白江,封锁白江的出海口，切断周留城与海上的联繫。 这边刚刚谋划好，日本又向百济派出了万余援军。如此，日军在百济的总兵力就达到了42000余人，实力已相当不小。 九月二十七日，两国水军在白江口狭路相逢，日军先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这是歷史上第一次中日大战。两军舰船数量相差悬殊，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万余人，由6个大将统率，战船1000多艘。但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着称于世，因而唐军在战斗力上又远超过日军。 刘仁轨临敌毫不畏惧，指挥大唐水军沉着接战，进退有序，将日军舰队全部包围。 唐军以两艘战船为一组，远则以火箭攻击，近则以船头撞击，充分显示了先进军事力量的素质。而日军则是由各地豪族的私人武装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只凭着一股蛮勇与唐军纠缠。日军将领盲目自信，以为靠勇气就能战胜一切，“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结果可想而知。
第44页 唐军与日军互发火箭攻击，唐军的大型战船占了便宜，一旦着火，可以及时扑灭。而日船规模不大，着火后很快就会烧及全船。同时火势也会在自己舰队中蔓延。就这样，日军舰船接连被焚毁，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也被唐军乱箭射毙。 白江口激战共打了两天，连战四阵，日军大败，战艘近半被毁，士兵溺死者不计其数。史书上关于此战的记载也非常的传神：“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百济新立国王扶余丰从火中逃出性命，驾舟逃去了高丽。败报传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济余众与日军只得开城投降。百济全境归顺，復兴之梦彻底破灭。 唐之国威，一战而成！ 白江口海战获胜后，唐军很快占领百济全境，与新罗一道，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日本方面也如惊弓之鸟，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日本本土，自次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这一战，对东亚格局也有着深远影响，日本在此后900年里再也不敢染指半岛。在此后不久，日本“遣唐使”的派遣进入高峰期，已开始的“大化改新”也越加深入，致力于建立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向先进文化看齐。 此前，百济有两位首领沙咤相如、黑齿常，他们在苏定方撤军后，招集百济亡众据险固定守。白江口海战后，各率所部归降唐军。刘仁轨见他们忠勇有谋，便力排他议，委以重任，为大唐收揽了两员大将。其中黑齿常在后来在边境战争中功莫大焉，稍后我还要讲到。 此次征高丽中刘仁轨的一系列作为，意义非常重大，使这场战争保存了极有价值的战果。假如他当初选择了撤退，那么唐朝下一次进攻高丽的行动就会困难得多。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自幼清贫，但“恭谨好学”(《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原为文臣，经次一战，成了大唐着名军事将领、水军统帅。 更令人感慨的是，此前在李义府逼死大理寺丞毕正义一案中，刘任轨受命审理案件，因秉公而断，得罪了权臣李义府，屡遭李的打击，在出征高丽之初，刘仁轨原负责监统水军输送物资，被立义府陷害，险些被处死。后被免职，白衣随军效命。 所幸高宗、武后毕竟还是识人，在紧要时刻果断起用他为援军统帅，成就了一番大业。 几乎就在征高丽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西部又起烽烟。龙朔元年（661年）三月，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屡次犯边。 回纥也称回鹘，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因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称高车，或称铁勒。隋至唐初，居住在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一带，分为九部（九姓），势力渐强。起初役属于突厥，贞观年间归顺了唐朝，隶属燕然都护府。 高宗经过斟酌，命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征讨九姓回纥。而回纥九姓则拥众十余万拒唐军。 薛仁贵在上次征高丽时练出了胆量，这次仅带数十骑当先开道。回纥见他人少，也只派数十骑前来挑战。薛仁贵见敌骑临近，大唿“看箭”，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回纥骑兵慑于薛仁贵神威，连忙下马请降。 这时后面唐大军已到，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回纥大败，降众两万余。 薛仁贵这个农夫出身的将领，忽然发了狠心，将降众统统赶下峭壁坑杀。接着，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 薛仁贵回营后，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土长歌入汉关。”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狠，回纥九姓从此衰败，不敢再为边患。 战后，唐高宗召刘仁愿、孙仁师回朝，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百济这个小国，穷兵黩武，不自量力，结果搞到“合境凋残，殭尸相属”(《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刘仁轨做了大量的恢復工作，掩埋骸骨，登记户口，修路架桥，赡养孤老。又在百济颁布大唐正朔及庙讳，百济人心大悦，各安其业。刘仁轨还在百济屯田积粮，训练士卒，把百济故地经营成了攻打高丽的前进基地。 征西军班师回朝后，武则天亲自接见了薛仁贵，见他器宇轩昂，不禁大为赞嘆，没追究他杀俘、掠取“番女”为妾等罪过，反而额外给予赏赐。 显庆初年以来大唐的东西边患，至此告一段落。唐朝的最高决策者在几次对外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其一是战略思想符合实际，注意了扬长避短；其二是将帅选择得当，又赋予临机处理的权力，使他们放得开手脚、敢于行险取胜；其三是充分发挥了友邦作用，令敌方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高宗初次面对重大战争，却处理得如此理智、客观、高明，这里面，皇后武则天的功不可没。这一时期，恰是高宗头痛目疾很严重的时期，政事一切委诸武后。武则天在战争时期的襄贊、策划、拿主意，恐怕多少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她在年幼时崇拜太宗的雄才大略，年轻时又亲受太宗薰陶，此次初试身手，竟是青胜于蓝！ 看来，战争并不是男人的专有领域。 16、铁腕平息“废后”风波 武则天自辅政以来，越来越显示出她凌厉的手段。唐朝的高层政治风格也与永徽年间有了很大不同。
第45页 新君性格仁懦，这是在盛世雄主之后的最大不幸，往往一个强国会因此在几年之间就滑向没落。然而天祐大唐，选出了武则天这样一个强势人物，可以继往开来。 她辅政后，对内的人才制度改革与对外的用兵方略，都证明她决非一个只知揽权的庸人。 她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遭人非议，并非真的是什么红颜祸水。某些舆论所攻击她的，无非一是任用小人，二是女人干政，三是滥杀亲族。 关于这些，我将在后面的叙述中，一项一项为她辩明。 武则天的一生，至晚年权力达到顶峰。 在华夏歷史上最强盛、最完美的一个朝代中出了一个真正的女皇帝，这使得很多“正统人士”无法直面。只有诽谤之、贬低之、妖魔化之，否定她开闢唐朝盛世局面的歷史功绩，方能泄他们的心头之愤。 但是愤怒不等于有理。从武则天从政后的总体表现看，她并不是一个品质卑劣之人；她的冷酷，往往是出现在维护皇权的关键时刻。 在她的观念里，皇权强盛，就是帝国强盛；所以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巩固皇权——不管是李家的，还是她自己的。 凡是与此牴触的，就要无情地扫荡之。 抓住这条脉络来分析她的行为，一切表现在她身上的悖缪、冷酷、矛盾，就都有逻辑可循。 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用人方面。武则天有一个使用“小人——酷吏——良臣”的曲线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先煳涂、后清醒，而是完全由政治情势所决定。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辅政、主政乃至最后大权独揽，这些行为触犯了正统的儒家礼法，必然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制度性抵制”。人心、舆论先验地就把她摆到了邪恶的位置上，“正人君子”不会主动依附她、支持她，这就迫使她起用小人或者品质有争议的人来为新政开路。但是，即使是对小人的使用，她也始终处在操控的地位，不会为小人所左右。小人们的角色，不过是揣摩她的政治意图，充当一个工具而已。 当政权稳操在武则天手中以后，这些小人、酷吏便失去了作用，她就会顺应人心将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武则天是一个继太宗之后掌握大唐命运的英明之主，而不是能被阿谀奉承灌昏了头的庸主。臣子孰优孰劣，她心中自有一本帐，或者说这是她始终注意思考的问题。 当后来她登上权力顶峰并巩固了体制之后，所用之人就基本都是“正人”了。当然，她的悲剧也在于此：“正人”从内心是不能接受“女主当国”这一违反儒家传统的情形的，因而她最终没能逃脱儒家体制的铁掌——被“自己的队伍”戏剧性地剥夺了权力。 千年的传统，惟有她一人能将其成功打破，但是她还是遭到了传统体制的最后一击。 她人生曲线的这样一个起伏，仅与“体制”有关，而与私德无关。 正因为高宗黯弱，当不起维护皇权的重责，才有武则天走到皇帝的身后，进而从幕后走到前台。 我们不要忘了，所有关于武则天的精彩大戏，都缘于这样一个歷史的节点。 武则天驭下，注重的是量才录用。但对于所器重的大臣，也决不是无原则地袒护纵容。尤其是，她对拥立功臣虽怀有感念之心，但一旦他们闹过了头，处理起来也相当严厉。 东征高丽时的北路援军统帅任雅相，就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将才。任雅相治军有方，赏罚严明，全唐朝的军人都知道。东征中，任雅相不幸病死在鸭绿江边，武则天为之嘆惋不已。 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听说支度尚书卢承庆才堪大用，便建议将他提拔为宰相，仍兼原任尚书。卢承庆是个经济学奇才，早在贞观时，太宗有一次问他歷代户口之数，他竟一口气从夏、殷上古时代一直讲到隋朝，听得太宗目瞪口呆，嗟嘆不已。 但卢承庆出任宰相后不久，在度支尚书的工作上出了纰漏，因未能征足赋税受到御史台官员弹劾。高宗觉得此事不好处理，因为卢承庆是武后建议提拔的，出任宰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武则天闻知后，请高宗按章办事，对大臣要功过两分清，不要看她的面子。于是，下诏将卢承庆免职以示惩罚，后又考虑其才干起用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当时的左相许圉师，位高权重，政绩出色。其父许绍是高祖李渊的少伙伴，在高祖、太宗朝都是重臣。武后对许圉师相当尊重，曾屡次登门求教。龙朔二年（662年）冬十月，许圉师的儿子许自然在游猎时踩踏了农民的庄稼，与田主起了争执。许自然不仅不认错，反而发响箭吓唬人（一说误杀一人）。许圉师隐而不奏，只想对儿子杖一百就算了事。 事主不服，一状告到了司宪台（中央监察机关），司宪大夫杨德裔不敢过问。 时任西台舍人的袁公瑜，叫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到了高宗那里。武后权衡此事后，建议高宗要严惩。 高宗便把许圉师叫来质问：“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许圉师辩解道曰：“臣位居中枢，向来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得众人之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不过是个文吏，奉事圣上，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高宗立刻发了火：“你还恨手中无兵么！”
第46页 许敬宗在一旁插言道：“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高宗于是令人把许圉师撵了出去，并下诏免官。次年三月，又贬为虔州刺史，两个儿子也被免了官。司宪杨德裔以徇私枉法被流放庭州。（顺便提一句，“大唐第一蛊惑仔”诗仙李白的妻子许氏，就是许圉师的孙女。）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李猫”李义府的处置。 李义府是个被钉在歷史耻辱柱上的贪官、小人，这就不用说了。但他在做官之初，似乎还是个可造就之才。在他当太子舍人时，曾经写了一篇《承华箴》，劝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 这文章连太宗看了都叫好，连唿：“朕得一栋樑也！” 这些话确实说得有大智慧。官场躁竞的小人，一般都耐不住寂寞，一有机会就要打破头的抢官做。青年李义府懂得克制，懂得以正直立身，原是一块很不错的璞玉。可惜他官越做越“聪明”，最后完全成了唯利是图之人。 他在显庆二年（657年），被高宗一气之下贬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但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因为武后在端掉了长孙无忌的宰相班子后，需要有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班底，于是向高宗说情，将李义府又调回中枢，升任右相、封河间郡公。 李义府起復后，忽然起意要改葬他的爷爷。改葬就改葬吧，墓地又偏偏选在高祖李渊的爷爷李虎的“永康陵”旁（在唐咸阳城东北的三原县）。这简直是太不知深浅了。他这样做做，一是为了光宗耀祖，二是要测试皇帝对自己的恩宠究竟到什么程度。 获得批准后，他便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爷爷修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征丁夫，昼夜劳作。其他七县的县令见了，都不敢怠慢，也起而效仿。高陵县令张敬业为人恭谨，迫于李义府的威势，终日操劳，竟累死在工地上。 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以襄助迁葬为名，争先恐后向他送礼。高宗还下诏，让御史去哭送灵车。这还了得！皇上一发话，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道路上，送葬的车马络绎不绝，史称“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他在居母丧期间，听一个方士杜元纪说，他的宅第有“狱气”，应积蓄二十万缗钱才可以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之，加紧收敛钱财。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长孙延索钱七百缗钱——诚信为本嘛！ 高宗还特地恩准他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吊亡母。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偷偷熘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古墓观望风水。估计是作恶多了心有点虚，不够唯物，想预测一下自己将来的命运。 一个宰相搞这名堂，怎么能瞒得住人？于是有人告发他“窥看灾异，蓄有异图”。《新唐书》上干脆就说他有“异计谋”，也就是想造反。同年四月，“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也将他“卖官”的事奏了一本。 武则天早知李义府素有恶名，恃宠骄恣，甚至到了敢于顶撞高宗的地步。但武则天念他拥立功大，不欲令其寒心，只是委婉地劝过他。这对李义府来说，已经是宠眷不再了，再加上出的这些烂事，终于超出了武后忍耐的限度。 高宗、武后于是下令，拘李义府下狱，派“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又命司空李勣监审。 经过高规格的审讯，查明犯罪属实。高宗便于当月下诏，痛斥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衰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将他的儿子李津也除名，流放振州（今海南万宁）。其他诸子及女婿一併除名，流放庭州（今广西天峨东北）。 这个处置李义府的决定，不可能是高宗单独做出的，他肯定徵求了武后的意见。因为在过去，李义府不仅是皇帝的亲信，也是皇后的亲信，在立武后一事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丢弃这颗卒子，一定是两人共同协商的结果。 李义府垮了台，朝野莫不称庆，有人还写了一张《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也就是罪行布告，张贴在交通要道上。里面称李为“铜山大贼”，是说他搜刮的铜钱堆积如山。 李义府得势时，常把别人家的奴婢占为己有，及势败，这些奴婢一闹而散，纷纷跑回原来的主人家。 后来高宗在泰山封禅时大赦天下，但规定长期流放的人不不在此列。李义府为此忧愤成疾，死时年53岁。 倒是武则天最终念及李义府在永徽年中有功，在她当了大周皇帝之后，追封李义府为扬州大都督，十多年后又大赦李义府的妻子还归洛阳，表现出一定的人情味。 李义府被贬后，留下了空缺。武则天便建议，让办案有功的刘道祥来顶右相的缺。但是刘道祥却多了个心眼，他怕武后因李义府的事而迁怒于他，便屡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高宗开始很不解，没病没灾的告什么老？后来悟出来：这是怕武后报復啊！
第47页 就这一件小事，却引发了高宗与武后之间的嫌隙，进而引发了一场大风波。先前李义府顶撞高宗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不快，但是忍忍也就过了。但这次刘道祥请辞的事，却引起了高宗许多联想。 早些年，是长孙无忌霸道，群臣不敢提意见；现在是自己的老婆太厉害，大家还是不敢说话。问勛臣李勣，大家为何不敢直谏，李勣也只是挑好听的说。 高宗也懂得一点儿朴素的辩证法：大家都夸好，那就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武后太专权了？——我偶有过失，她就当面批评；我谈论朝政，她也敢跟我唱反调。后宫的女人，哪个不怕武后？哪个还敢跟我嬉闹？我这皇帝，不是成了个“惧内”的皇帝？诚然大唐的男人惧内是流行病，但皇上总归还不一样。 难道我就是受制于人的命？ 武则天对高宗的心理变化却毫无察觉。她很忙，忙着处理政务，忙着学习贞观时期的奏疏诏敕。忙得上了瘾，一个通宵不睡也是有的。她的角色实际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打理一个国家，心里就放不进去女人的细事了。 如此把高宗撂在一边，高宗就不免思想空虚。多病多愁，又有个强悍的老婆管着，是够郁闷的！ 孱弱的人有时会有异常的行为；苦闷的人必须找一个发泄渠道。这两点，武则天都给疏忽了，结果，就在她的眼皮底下，高宗的感情出轨了！ 威仪赫赫的武则天也有情敌？谁能这么大胆？自然是有人，而且不是一个。她们不是别人，就是武则天的的亲姐姐和外甥女。 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曾是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之妻，生有一子一女。贺兰越石死后，韩国夫人就成了年轻的寡妇。 这个寡妇虽寡，但风韵犹存。年过四十，举止仍然柔媚，笑容十分可人，而且，还有一股子少女的娇态。 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家人的地位也大大提升，高宗封她姐姐为韩国夫人。因为有这层关系，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贺兰氏出入宫禁。小贺兰氏也是尤物一个，生得娇小风流，惹人怜爱。她们与高宗在后宫经常见面，互不避忌。 在愁闷中，这母女俩真是天赐给高宗的一对佳人。高宗愿意和韩国夫人聊天，也愿意逗贺兰氏玩。韩国夫人比高宗年长6岁，心思细密，善解人意，与武则天的严厉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个贺兰氏，就更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儿了，惹得高宗神不守舍。 高宗跟这母女俩在一起，估计是如沐春风，跟一家人似的。每日都召她们到寝宫来谈笑，有时还赐食赏宴、同赏歌舞。这么亲密的接触，不出问题才怪，时日一久，母女俩竟然双双成了高宗的枕上伴侣。 有了这温柔乡，高宗就更是乐得经常託病不朝了， 这是宫里的超级绯闻，宫女们看在眼里，谁也不敢多嘴。 武则天虽然忙，但也起了一点儿疑心，可是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隐忍未发。对姐姐和外甥女一如既往，热情有加，对高宗更是只字不提。逢到高宗上朝，她就垂帘于后，尽力照顾这多病的丈夫。事情竟然就这么奇怪地延续了两三年之久。 谁也料不到，韩国夫人忽然一下就死了。她死于何时、如何死的，史籍上都不载，真是消失得无声无息。 据说，她死于某个深冬，死前惊悸、发烧、说胡话，大喊：“活不成了，有人杀我！”宫女们无法，只能日夜守候在她床前，握着她的手安慰她。 临死前几天，她紧闭房门，不许任何人进，一听到有外人的动静，就惊坐而起，让宫女把人赶走。就连高宗、武后与贺兰氏也不得近前。 弥留之际，这可怜的韩国夫人把宫女们也统统赶开了，入夜，在一派凄凉之中气绝身亡。 姐姐死了，武则天悲痛欲绝。她去掉首饰、穿上素服，亲送灵柩于墓地，下葬时抚棺痛哭，还请高宗罢朝三日为之举哀。这一切做得无可挑剔。大概也正是由于如此，后世才有人怀疑韩国夫人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但是，没有证据。 韩国夫人成仙了，高宗当然很受伤。他茶饭不思，缅怀不已，一想起当日的种种温柔，就潸然泪下。他把对韩国夫人的爱恋，都加到贺兰氏身上了，对其加倍宠爱，索性封了魏国夫人。而且，还想正式册封贺兰氏为妃嫔，但碍于武后那里不好通过，就迟迟不敢搞掂。 武则天对姐姐不说什么，可能是出于多年的感情，但是对这个没大没小的外甥女，就没那么客气了，据说她内心甚为忌恨。 高宗在想什么，武则天现在当然心里清楚，但她故意装做不知，弄得高宗心里有话、口难开。 魏国夫人贺兰氏毕竟还是太嫩，听说有可能当妃嫔，满心都是乐。为博君王开颜一笑，每天都要在妆檯前花费很长时间， 她的梦，做得大了！ 就在这时，一件事打破了长期的微妙局面。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宦官王伏胜举报，说武后常召道士郭行真进入宫禁，行“蛊祝”、“厌胜”之术。 前面说过，这“蛊祝”、“厌胜”之术，就是暗地里咒人早死或者倒霉。那么，武后要咒谁，还煞有介事地请了专家来？史上不载。后世有人推测，总离不了韩国夫人母女俩人。 高宗得了密报，大怒：又来这一套！他深恶有人在宫中搞这些名堂，王皇后之废，重要罪状之一就是搞“厌胜”，太有失皇后体统。再者，道士郭行真再怎么是专家，也是个男人，居然可以在武后庇护下私自出入宫禁，这又孰可忍？
第48页 盛怒之下，软弱的高宗也来了蛮劲儿：他想要再次废后！ 不过为谨慎起见，他找来了一个人商量，这人就是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上官仪。 上官仪时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这个看着很眼生的“东、西台”，是新改的部门名称，就是原来的门下省和中书省。上官的这个位置，已是位列宰相了。 他是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家居江都，是初唐名气很大的才子，通佛儒，善文章，五言诗更是做得好。太宗李世民闻其名，召他为弘文馆直学士，后又升秘书郎，负责记录皇帝言行，还曾参预《晋书》的编撰。 据史载，太宗和他算是文友了，每逢写文章，都要让他改稿；写了满意的文章，还要让他也来上一篇相合。皇帝家的私宴，他顿顿都落不下。 高宗即位后，升上官仪为秘书少监。龙朔二年（662年），经武后建议，提拔为宰相。 上官仪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风薰陶，"文并绮艷"，尤擅五言诗，很讲究格律。当然他的诗歌内容都是歌功颂德的，无甚可取，只是词藻华丽罢了。后来因为地位显赫了，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比方这首《咏雪应诏》，就确有拍马之嫌—— 禁园凝朔气，瑞雪掩晨曦。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 飘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 不过，他的作品中清新可读的也有。 至于上官仪的为人，有的记载说他“刚直肯谏”，有的说他“恃才任势”，总之挺狂傲，为当世所嫉。 这个时候李义府已经垮台，上官仪就成了高宗身边为数不多的心腹之一。 高宗把他叫来，说自己实在忍受不了妻管严了，问他有什么主意。 上官的位置虽然显赫，但本质上不过是个文学侍臣，城府还不够深，一傢伙就卷到这旋涡里来了。不知他是早就对武后专权不满呢，还是仅仅为了附和高宗，张口就道：“皇后专恣，人所共知，失四海之望。莫如将其废去，以安民心。” 高宗心里一喜：这下可找到知音了，“耙耳朵，当不得”啊！于是就叫上官起草废后诏书。 这密室密谋，端的是风波骤起！ 难道武则天头上的凤冠，要摇摇欲坠了？ 难道前路上王皇后的幽灵，真的在向她招手了？ 皇帝诏书，就是金口玉牙，只要一颁发下来，舆论马上就会响应，那就不好翻身了。 这是为数不多的足可以改写歷史的关键时刻。 换了别人，早就跌下马来，但武后毕竟是武后，她的情报网在当昭仪时就遍布宫内，如今更是严密。事情一出，早有左右侍者奔告武后。 我们不要以为古人办事效率比今天低，那时的人大多数知道主子是谁，为主子效劳是牵扯自己利益的事，因此也有效率奇高的时候。不像辛亥后的一段时期，大家都不知道主子是谁，只说主子就是自己，那谁还会卖命地干？ 武后闻讯，大惊。她与夫君共结连理以来，也是一波三折，才巩固了权力，算是患难夫妻了吧。况且平日政见又甚吻合，怎么突然就会有此变故？ 她毫不迟疑，立刻去见高宗。 这边上官仪运足了文思，把废后诏一挥而就，据说开列的罪状有十数条之多。上官刚放下笔，草诏的墨迹还未干，高宗大概也正在推敲，忽见武后面带愠怒出现在他们面前！ 人“赃”俱获！看来眼线报告的是实。 所幸诏书只是个草稿。按唐代制度，诏书由中书省官员或皇帝指定之人起草，再由门下省审核，而后誊抄一份，盖印生效。现在这个稿子，还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晚来半步，就任凭是谁也无力回天了！ 此时上官可能是趁机熘掉了，高宗面对武后，羞愧不已。 武后当即跪在高宗面前自辩，问自己到底有什么过错，要被夫君休掉？ 高宗只好从实招来，说是王伏胜举报云云。武后则辩驳道，王伏胜并不在后宫值勤，何以知晓有厌胜的事？ 高宗无言以对。 随后，武后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几年来辛苦辅政的事，软中带硬地问，为何不信妻子却信一个奴才，竟然不顾夫妻之情，妄弃无辜？ 这一问，一下就把高宗制服。高宗连忙收起诏书草稿，但仍是惊魂未定，深怕武则天怨恨，便说：“是上官仪教我！” 武后听了，恨道；“好，好！”起身就回了后宫，高宗只得乖乖地跟在后面。 两人在后宫密谈了很久。高宗想想，自己做得实在不对，便连连道歉，待武后亲密如初。 这个废后的事，高宗想得太天真，也处理得太轻率了。武则天当皇后，迄今已有8年多，一直注意培植亲信。辅政之后，权力等于半个皇上，有权就有势力在，就会有人拼死维护。哪里会像王皇后，一纸诏书就能给打倒。现在要扳倒武后，不辅以武力，百不能成一，跟文臣密谋能成什么事？何况高宗还是个“耙耳朵”，当面交锋，一触即溃。 最冤的还是上官仪。他在这场风波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正史不载。如今不同立场的武则天传记，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他唆使宦官王伏胜坑害武后的，在事件里充当的是主谋。但是大多数史家还是认为，他不过附和了高宗的意图罢了。
第49页 上官是个做诗的好料子，放着好好的五言诗不做，登上了宰相位置，这里就潜伏着悲剧因素。他受高宗和武后的器重，任宰相一年多，就达到了“独持国政”的地步。这已经是与武后的权力有所冲突了，还这么不小心，捲入了皇帝两口子的矛盾，犯了“疏不间亲”的大忌。 北方老农有言：小两口闹别扭，炕头掐架、炕梢和好。外人掺合进去，不当牺牲品才怪！ 这场风波其实非常兇险，武则天之所以能举重若轻，一番言辞就把它给化解了，是因为她抓住了高宗的弱点。但是事情不能这样就算完，发难者、附和者，是一定要付代价的。 武后要杀鸡给猴看，好压制住潜在的反对派。 高宗被厉害老婆逼的无路可退，只好随她去了。 于是上官仪就成了武后要杀的鸡、成了被高宗甩出来的替罪羊。 其实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有关于上下级关系的“三铁律”：一是上级永远英明，下级永远愚蠢；二是上级永远正确，错误都是下级犯的；三是上级错了也没事，下级跟着错就要负全责。 上官吃透了做诗的格律，却没吃透伺候上级、特别是伺候皇上的禁忌。他付出的代价是，一颗才思敏捷的脑袋。 能把上官和王伏胜牵到一起的线索，很容易就给找到了，那就是废太子李忠。上官和王公公命太苦，居然都跟李忠有点儿瓜葛。在李忠为陈王时，上官是王府的谘议参军；王伏胜也曾经服侍过李忠。 李忠是身份何等敏感的人物！有这些关系在，就足够了。武则天开始动手报復，她授意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教唆故太子李忠“谋大逆”。 太子（法定接班人）本来就容易被扣上谋逆的帽子，故太子，那就更是“只欠砍头”的角色了，还能活着就是奇蹟。 这道奏表一上，高宗心里暗自叫苦：这是要折我的臂膀啊！但是为了平息武后的怒气，他只好准了奏。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上官仪被逮下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还有王伏胜，一併砍了脑袋。犯官家属籍没。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其时还在襁褓之中，她就是在这时候被没入宫的。 两天后，废太子李忠被赐自尽。 事情还牵连到刘道祥，他因“与上官仪交通”而被罢右相，留任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他一直就在往后躲，但秋后算帐还是找上他了。 还有郑钦泰等一批朝士也因相同罪名被流被贬。 鸡杀了，毛拔了，就风平浪静了。为什么要杀鸡，连鸡自己都明白，因此武后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可惜了上官仪一肚子文才，还没等全倒出来就归天了。他的一首五言诗《入朝洛堤步月》，至今还令古典文学教授们拍案叫绝。 其诗曰—— 脉脉广川流，驱马歷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诗里的“广川”是指洛水，“长洲”是指洛堤。写的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上朝的情景。唐初时，百官上早朝没有“待漏院”可供歇脚，大家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洛阳的皇城紧挨着洛水，皇城门外就是横跨洛水的“天津桥”。唐代宫禁森严，天津桥入夜要锁闭，天明时才开锁放行。因此百官一大早都得在桥下的洛堤上站着，隔着洛水等候放行入宫，就连宰相也不能免。 据刘餗《隋唐嘉话》载，上官仪当宰相那会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也就是骑着马而慢慢走。某日大概心旷神怡，就即兴吟咏了这首诗。当时一起等候入朝的官员们，听到远处上官大人的“音韵清亮”，再一抬头：呵，“望之犹神仙焉”！ 到底是诗人出身的宰相，同是在洛堤等候，其超逸之气，在群僚中如鹤立鸡群。 在下我早年也是弄过诗的，略知皮毛。细品这诗，直如长风吹透胸怀。惜乎，悲乎，若早些不要这顶官帽子，上官大人，何愁不成大唐的第二蛊惑仔！ 这次政治事件，有论者归纳为武则天二进宫后的“第四次杀人”。下手比较狠，但波及范围很有限，主要是震慑。果然，鸡杀了之后，猴儿也就老实了，在很长时间里，再也无人敢对武后辅政说三道四。 反对派企图废后的举动，反而刺激了武则天，她感到有必要把权力抓得更牢一点儿。在此之后每逢上朝，高宗在前，武后必垂帘在后，正式成为定例。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二人共同裁决。群臣朝谒，万方奏表，都将高宗、武后唿为“二圣”。 武则天，又直升了一步，即使是在名义上，也成了真正的皇帝了。 而在实际上，她所获更多。经过夫妻俩的这一番较量，高宗彻底认输，把大权拱手让出——耳朵，耙就耙吧。群臣上奏，要看的必须是武后的脸色了。《资质通鑑》对此描述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官员升降和生死），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 如此一来，高宗的所有重要政治活动，就都在武后的直接监视之下了。高宗本来已不大的施政空间，又进一步缩小，武则天的权力宝座则固若金汤。她把天下成了一盘棋，未来完全由她独自来执棋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第50页 有人讲，在中国古代，皇帝年幼时，太后垂帘听政并不算稀罕；但是，皇帝还没死，皇后就开始垂帘，这是仅有的一例。 天上就这样，出现了奇异的“双日并出”。武则天除了没有帝号，皇帝的一切权力她都有了，而且，比真皇帝说话还好使！ 是时势造英雄？是英雄造时势？还是两者互动？ 歷史真是太诡异！ 【天后专权】 此时的武则天可谓踌躇满志。环顾海内，再无对手；回首来路，步步升高。处在上升期的强者，其自信、其抱负，总要有个方式表现出来。她现在想到的，就是要去泰山封禅。 这是帝王之了，胆魄非常惊人，敏感的人不难察觉她将来可能的走向。 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一种规格最高的祭祀仪式。具体地说，就是最高统治者登泰山顶，堆土筑圆坛而祭天，就叫“封”；在其南边的梁父等小山上筑方坛而祭地，就叫“禅”。两个坛的形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古人相信“天圆地方”。 关于封禅最早的说法，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齐、鲁的一些儒生看到诸侯争霸有趋于统一的趋势，就提出了这种设想。他们认为泰山为天下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就应当到泰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天帝。 这个想法，当然来源于君王“受命于天”的观念。那么君王跑到泰山顶上去干什么呢？是去答谢天帝之恩。泰山高，在那上面大概可“与天语”吧。积土为坛，则是象徵性地增加泰山之高，以这个方法祭天，表示“功归于天”。 据《史记?封禅书》所引《管子》的说法：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帝王，共有72个，管仲本人记得的有12个，都是“受天命”以后举行封禅典礼的。怎么来判断帝王是否受了天命，首先必须是天下太平，此外还要天降15种祥瑞。条件具备，才能举行这种典礼。因为《管子》是战国时的齐人纂辑的，所以这实际上是战国时人们对封禅的看法。至于所说的那那72个上古帝王，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封禅，还不一定。 据记载，到隋唐时，已举行过封禅或者告祭泰山的帝王，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和隋文帝。 武则天，是准备向他们看齐！ 这封禅可不是闹着玩的，耗资巨大，劳师动众，国力不强大根本就搞不了。前面的那几个帝王搞封禅，多少符合国力强大这一条件，其中，要数最能败家的皇帝汉武帝最牛，一共举行了8次。而自唐初以来，还一次也没有过。 其实早在贞观六年（632年）时，就有文武官员力劝封禅，主张以此来扬大唐国威。太宗当然很愿意，露脸的事谁不愿意干？但有魏徵出来泼凉水，说国力尚弱，我们不能“崇虚名而受实害”。太宗明白这道理，嘆口气，放弃了。 武后时代的家底，要比太宗那时候厚多了，国库能不能承担得起费用，她一点儿不用担心。而且，她对自己与高宗联合执政以来的成就，充满了高度自信。你看，不是吗——天下太平、万邦悦服，百业兴盛。这份功业，远可以与秦皇汉武比，近可以与高祖太宗比。要是能以封禅的形式宣示天下，那就不光是炫耀，而是可以把帘子后的那个宝座夯得更结实！ 麟德二年（665年）五月，她把这事情考虑好了，就上表高宗请封泰山。其实在高宗即位以后，就不断有人在建议此事，武则天也一直在暗中推动。这次她一出面，大家就一齐响应，纷纷贊成。有的还举了民生富裕的例子来说明其必要性，他们说连年农业丰收，“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老百姓只吃大米了，杂粮都上不了台面了，况且米价又奇低。形势好成这样，不封禅行吗？ 这里插一嘴：古人的观念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经济繁荣的标志是物价下跌，而不是上涨。 这个建议，高宗哪能不同意？于是下诏，让李勣、许敬宗、陆敦信、窦德玄等为检校封禅使，先去筹备着，把仪式程序定下来。60多年都没人搞这个了，有些程序已无人知晓，必须从文献里找根据了。 在推敲仪式方案的时候，武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程序，那么她这个“二圣”之一的皇后，将没有在礼仪中的位置。 这真是个大尴尬！按照旧制，祭天，以皇帝为首献，也就是皇帝率先主持告天；亲王为亚献，是第二拨；德高望重之臣为终献。这个序列里，没有女人的位置。 祭地的时候倒是有女人的名份，是皇帝首献、皇太后亚献。不过，皇帝的老妈一般都龙钟老态了，上不了泰山，是由公卿替代，意思一下而已，实际还是没有女人出现。 这问题，难不倒武则天，她现在要革旧制度的命！这倒不是因为她有平等观念，或者有“反封建”的勇气，而是她有权。有权的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制度，有时也自称是变革，近世我们大概已见多不怪。 到十月，她正式提出：按照旧仪式，祭地神的时候，太后亚献由公卿代劳，这很不妥当，公卿的身份怎么够级别？所以这次典礼，请允许我率内外有身份的妇女亚献，且一定要亲自登山致祭。 高宗认为这当然可以（老婆比老妈一点儿不差），就下诏，决定这次祭地，以皇后为亚献，以越王李贞之母、越国夫人燕氏为终献。在太宗的后妃之中，只有这个燕氏一人还活着，平白无故地捡了一迴风光。
第51页 妇女们也要在国家大典中抛头露面了，这确实只有武则天才能干得出来。祭地的时候，第二拨和第三拨，就由她和燕氏带头，率领妃嫔和皇族亲眷致祭。 武则天又悄悄的，从幕后向前台挪了一步！ 去泰山，不仅百官、六宫都要随行，各地的都督、刺史也要参加，因此高宗给了大家一个很长的准备期。预定麟德三年（666年）正月举行仪式，公告于麟德元年（664年）七月就发出，各地方官在麟德二年（665年）十二月都赶到泰山脚下会齐。诸王在麟德二年十月必须齐集东都，随皇帝出发。 高宗一行在麟德二年初，就启程前往东都。十月，车驾从东都正式出发。 这样的阵势，现代人已无从想像，仅是随行的仪仗、扈从、百官，就绵延有好几百里。 这是牵动整个亚洲的大游行。从东方的高丽，到西方的波斯，各国都派了使臣参加。还有的部落酋长不肯错过机会，也亲自跑来参加，他们各带了不少的部属，以至于毡帐驼马，拥塞于途。一到黄昏，这些弟兄们宿营的时候，只见穹庐遍野，犹如星斗。 那时候，亚洲流行的口号，没准儿就是——“一定要努力赶上唐朝！” 车驾到达寿张（今山东台前县）时，听说当地的张公艺一家九代同居，齐、隋、唐三代官府都立有牌坊表彰，高宗和武后就特地上门去拜访。 据说隋末时，太宗曾经单骑到徐圆朗军中刺探军情，被人认出，围攻捉拿。太宗在负伤逃跑时，被张公艺救下。太宗对他一直念念不忘。 此时的张公艺已是88岁一老翁了，高宗问他：如何能做到家族和谐？张老爷子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并详细说明了"百忍"的内容，比方：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孝心……等等。高宗听得流泪，赏了老汉许多缣帛——大唐的老百姓，就认识这一个字也就够用啦！ 他又当场封张公艺为醉乡侯，封张公艺的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并亲书“百忍义门”四个大字予以表彰。 高宗大概是觉得又找到新的知音了——他自己现在也是要忍啊！ 麟德三年正月元旦，一元復始，高宗在泰山开祭昊天上帝，连搞了两天。第三天，在社首山祭地神，高宗首献完毕后，把在场的男性全部清走，由宦官手执帷帐，武后和越国太妃出场，率娘子军上山登坛行礼。 此时的场面颇为另类：表演仪式歌舞的，都是宫女；宦官执的帷帐，皆由彩色锦绣制成。到处莺歌燕舞，一路花花绿绿。庄严大典有如走秀，群臣远远望见，多有窃笑的。 千年庄严的古典，竟然来了一群“超女”，真是世风日下啊！但是官员们尽管笑，妇女毕竟是扬眉吐气了一回，泰山顶上也能站一站，与老天爷聊聊心里话。男尊女卑的规矩，就此被打破！而且，你们也笑不了太久了。 正月初五，高宗登坛，接受百官和中外使臣的朝贺，宣布当年改元为干封元年，大赦天下，百官统统加爵进阶。完事以后，就举行中国式的实质性大典——吃，连吃七天。直闹到正月十九，车驾才离开泰山返回。归途中来到曲阜，拜祭孔子家祠，追赠孔子为“太师”。又路过亳州，拜老君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直到当年四月，才回到京师。 这一趟大游行，歷时一年多，行程数千里。最乐的大概是那些朝廷命妇，居然代表全体大唐女子登上了泰山；最苦的大概是沿途百姓，麦苗可能都踩得差不多了！ 在武则天辅政、摄政和执政的发展曲线上，泰山封禅可谓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她的政治开拓之途，与她内心的自我评价曲线，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在掌控政权方面，这时候的她还远远没达到顶点；但是，其心理上的自我评价已经升至顶点。 歷史上凡能控制万民命运的政治人物，多有为祸百姓、搅得天下不宁的。这类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本质上就不是善类，他们根本就没想留下好名声，视百姓为草芥、视善良为无用，那是怎么快乐怎么来。 还有一类人在执政之初，尚有兢兢业业之心，生怕功业不及前贤，留下什么恶名。而当真干出一番好业绩之后，就开始自我膨胀，视自己为不世之才，不大顾及百姓疾苦了。 武则天当皇后之后的头十年，以政治偶像太宗为楷模，干得还是比较小心的。我们这华夏民族说起来也不难治理，只要执政者勤勉谨慎，太平盛世很容易就到来。关键是，一般的执政者到这时候往往把持不住，一有成绩就开始胡来，以为这太平的资本可以万世万代地吃下去。 从早年通宵达旦学习贞观诏敕，到现在公开出面提议封禅，武则天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骄奢之心渐起，独断之风已成。在此之前，经营东都的时候大起宫殿，就已经消耗不少财力，封禅更是一个空前的政治奢侈品。打这以后，武则天演奏的政治乐章，就开始不断有一些不谐和音了。 看来，成功的果实，也不是那么好咽的。 古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就败在他们曾经是太成功了！ 18、她顺手牵羊干掉了豆蔻年华的情敌 封禅活动把大唐上下闹了个鸡犬不宁，武则天以此树威的目的完全达到。不仅如此，她还借着这个机会，把让她十分难堪的外甥女贺兰氏也干掉了。
第52页 同时被干掉的，还有她的两个堂哥哥——现任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的武惟良，和任湽州（今山东邹平县？）刺史的武怀运。当年欺负孤而寡母的老帐，现在一起来算。 能把这三个人穿成一个糖葫芦，看来事先经过了相当周密的筹划。 事情的过程有如侦探小说—— 皇帝要封禅，各地刺史一般都先到京师集中，再从驾出发。武惟良和武怀运也在此列。唐时官场习俗，官员有向皇帝献食的做法，据说，两位武兄也分别带了任职地的土特产，有柑、橙、白鱼、糖蟹等等。 这是人之常情，说来他们还是外戚呢，与皇帝的关系怎么也比别人要亲一点儿。可就是这些瓜果海鲜，酿出了一场大命案！ 这个事件，牵涉到武则天对武氏家族的态度问题。武则天不管有多么英明，多么够资格管理大唐，但她能够从政的唯一资格，不过就因为她是皇帝的老婆。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在政府序列里没有女官，除了以妃嫔、皇后、太后的身份干政以外，女人从政别无他途。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一旦涉及到皇后干政，就有一个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存在。皇后干政，先天就名不正、言不顺，在朝中支持者寡，所以只能引用外戚，也就是娘家的人。但是外戚介入得多了，又容易导致政权易手，因此这个问题一向敏感。 武则天对自家的外戚，也就是武氏那一伙兄弟子侄，态度总有些摇摆。一方面，她知道外戚势力如果坐大，将会遗害无穷；因此她在当皇后的第二年，就专门写了《外戚诫》一文。这明明白白是警告娘家人不要胡来。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她之所以要用雷霆手段干掉长孙无忌，也是忌惮太宗留下来的外戚势力太大，已经全面压倒了当今皇帝。 此外她还和一般干政的女性不同，就是她对武家的亲属并不是很看好。当年老爸武士彟死后，武家兄弟（不管是亲的、还是叔伯的），都给了她们母子不少脸色看。这使她对武氏家族一直缺少天然的信任感。 她与外戚之间，按说是有疏离倾向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会依靠他们。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在这个问题上武则天遇到了她解决不了的困惑。古代最高权力的维繫，往往离不开血缘，血怎么也要浓于水。而武则天就不好办了——她的冉冉上升，李唐家族不会给予支持；朝中虽有大臣依附，但他们再忠心也是外人。自己的血缘根基在哪里？ ——还是在武氏家族那里，大不了再加上母亲杨氏的那一边。 所以，她对武氏家族的态度，一向不是特别明朗，让人有翻云覆雨的感觉。这一点，也曾在后世引起不同的看法。 在清除掉长孙这个唐朝最大的外戚势力之后，武则天恐怕是有“无枝可依”的感觉。思前想后，便把当年的恩怨放下了，为了大局，还是把武氏兄弟从低级官员提拔成地方大员或中央的部门官员。 前面提到的两位堂兄武惟良是司卫寺（掌宫门屯兵）少卿，武怀运是淄州刺史，同父异母兄武元庆是司宗寺（即宗正寺，掌皇族事务）少卿，武元爽是内府（掌管宫中用品）少监，都是连升三级以上，从六七品直跳为四品。 就是说，武则天此时的想法是，不用他们则亲戚中无人可用，用了好歹能增强一点儿己方的力量。 武氏兄弟如果领情，这正是命运向他们开口笑的好时机，掌握得好，未来将是龙蛇飞舞，前程不可限量。 但是武家子女的性格有遗传，都是死倔死倔的。武家兄弟中，竟然没有一个领这个妹妹的情的。 关系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恶化了。某一天，武后的母亲、已封为荣国夫人的杨氏置酒高会，请了武惟良等人闲话家常。老太太那年80多岁了，女儿有出息，晚年得享太平，心情非常好。看到武氏兄弟各个也都是体面之极，不禁问道：“你等还记得昔日之事么？今日之荣贵又如何？” 按照虚套，无论武家哥儿几个心里怎么想，都应该回答说：“托老太太的洪福，我们摊上个好妹妹，才能有今日的光景。” 可是武家兄弟个个都是牛脾气，根本就不想巴结。他们正色道：“我等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自认才分不高，不求发达。哪知道因我们是皇后亲属之故，侥倖受朝廷之恩，加官进阶，我等正引以为忧，不引以为荣！” 这话说的其实没错，错就错在不应该说。这跟武则天当年驯狮子骢说的话，是一个德性，可以见出他们的老爸武士彟，绝非庸常之人！ 此话一出，老夫人立刻不乐意了：这叫什么话！我这是热脸贴了你们冷屁股。结果，原想冰释前嫌的一顿家宴，没说几句话就不欢而散。 杨老夫人干了这件很丢面子的事，恨在心头，就旁敲侧击的窜掇武后，去跟高宗说，把武家这几个小子赶出去任外职。 武后知道了原委，也不禁大怒，感情在瞬间就战胜了理智。我现在是“二圣”之一，什么叫“圣”？就是我叫你死，你就活不成！ 你们既然不领情，那我也就不用再照顾面子了，统统滚！ 武家哥儿几个的京官也就当到了头。亲哥哥武元庆外放为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刺史，武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刺史，堂哥武惟良则给踢到剑阁的大山里去了，武怀运原本就在黄海边上。几个人去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
第53页 他们尝到了“功臣之后”的牌子什么也不顶的滋味，出了京，厄运就开始降临。他们知道，这个铁腕的妹妹不会放过他们，这不过是迫害的开始。武元庆到任后不久就忧愤而死，武元爽到任后又被牵连进一个案子里，改为流放振州（今海南三亚），到了天尽头，不久也死了。 两个堂哥身体好一些，没死，但也终日惶恐。这次两人到京，在客馆落脚之后，忽有宫里的宦官来通报，说皇后召他们去荣国夫人杨氏宅。 他们不知有何事，又不敢不从，只好匆忙赶去。进门一看，见皇上和魏国夫人贺兰氏居然也在。 二人大惊，连忙参拜。拜过，只听武后说：“听说你等带了些儿吃的来，要献给圣上，何不取来？” 武氏兄弟一听，原来如此！这才放下心来，说：不错，是带了一些瓜果鱼蟹。 武后笑道：“闻听白鱼味甚美，圣上一定喜欢。不妨烹几条，我们与圣上在此共饮一杯。” 二人遵命，叫人去取了鱼来。武后亲自挑选了几尾，送去庖厨烹了。 白鱼烹好，武后先端起一盘，出人意料地放在了贺兰氏面前，面带戚容地说：“自韩国夫人去世后，惟有我最怜你。你一心侍奉皇上，辛苦非常。今日这鱼，你就先尝吧，算是姨妈的一些儿心意。” 贺兰氏那时最多不过二十五、六岁，绮梦未醒，以为姨妈可以和自己和平共处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于是不无感动地接过了这盘鱼。 大家把其余的鱼各自分了，开始敬酒。哪知道贺兰氏几口鱼下肚后，突然口鼻流血，大叫一声，倒地身亡！ 其乐融融的家宴，立刻乱了套。高宗吓坏了，扑在魏国夫人身上大哭不止。武家哥俩更是六神无主，跪在地上大唿：“何为？何为？” 魂兮，归不来了！ 武则天立刻拍案而起：“欲毒死圣上乎！”随即请高宗下令，拿下这两个逆贼！ 高宗在神智恍惚中，也迁怒于武氏兄弟，下令将二人逮问。当夜经过突击审讯（没有电棍也一样见效），两人都招了：是要毒死皇上。这动机毫无逻辑可言，被屈打成招是无疑的。第二天，两人即被缢杀。可怜这兄弟俩，小心避祸多时，最终还是免不了一死。 临死前他们也许曾经哀嘆：我们武家老哥俩，有何罪？没罪，是因为有了妹妹那个“武”，就不容有我们这个“武”！ 女人的心肠，有时也是很毒的啊！ 兄弟俩死后，武后还不解气，将他们改姓为“蝮”氏，开除属籍。 武怀运的哥哥武怀亮死得早，算是善终的。但是他的妻子善氏尤不礼于荣国夫人，这次也因这个案子被没入后宫为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杨老夫人终于可以出这口气了，她让武则天找了个事由，用成束带刺的树枝狠狠鞭打善氏，直到打得肉烂见骨而死！ 势利惯了的小人们可要记住了，即使落魄之人，也万不能欺！人家落魄时你施人一饭，即使换不来什么，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你要是给人家一个白眼，伤了人家自尊，说不定日后就撞到了人家手里。 人世间升升降降的事，谁也说不好。永不降格的铁帽子王爷，能有多少？ 19、风流小生贺兰敏之的终局 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就是着名的武后“一计除三亲”事件。后来在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为了摇撼武氏统治的合法性，曾极力攻击武则天的人品，说武则天“杀姊屠兄”。 “杀姊”一说，史无记载，不能够确认，可能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而已。但是“屠兄”却是两《唐书》均有记载的，《资质通鑑》也予以确认，武后十有八九不脱不了干系。不过，那么多人出席的宴会，要想以食品里的剧毒，精确地只杀死一个特定目标，即便是现代的中情局怕也不易办到。 到此时，武氏家族身居高位者，已基本翦除干净。从这次“杀人”的指向来看，她主要针对的是家族内部的敌对因素，个人恩怨的成分比较大。虽然杀贺兰氏是在政治上维护自己地位的一个断然措置，但起码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泄愤。 强者在取得政权和巩固地位的过程中，是早晚都要清除异己的，这是统治铁律，只不过有人做得谨慎，有人做得扩大化而已。武则天是歷史上的统治强人之一，她下手清除异己是题中应有之义，绝非什么个人品质所致。她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震盪性清理，还远远没有开始，即使在发生了极其危险的“废后”事件后，也不过仅仅震慑一下群臣了事。这不是因为她对臣下很宽容，而是时机还未到，她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 武氏兄弟因为与武则天不和，而相继消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武后是否考虑过继续援引外戚的问题呢？当然有过。 早在两位亲哥哥因忧惧而死之后，武则天就想到了这一点。从父亲武士彟那里承袭下来的周国公一爵，现在空出来了，她决定不交给哥哥的儿子去继承，而是要交给姐姐的儿子、外甥贺兰敏之来做。 她把贺兰敏之叫到寝宫，和他密谈了这个想法，决定让贺兰敏之改为母姓，也就是改叫武敏之，袭周公爵，加弘文馆学士、散骑常侍。 这是武则天精心策划的移花接木。文水武氏一脉，她从内心反感之；自己所生的儿子，先天就是李唐正统的维护者（无论他们主观上如何）；想要在血缘亲族内找到依靠力量甚至后备军，就只有考虑母亲杨氏的这一脉。
第54页 歷史的诡异处就在这里，就目前来看，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足以挡住武则天上升的脚步了，然而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祖宗礼法”，却把这位女强人始终堵在了一个死胡同里！ 这个贺兰敏之，是个初唐的绝佳人物，翩翩公子一个。他的命运，由于和武则天搅在了一起，而暴起暴亡、倏忽而逝，也是颇令人感慨的。 “贺兰”这个姓氏来自贺兰部落。据有人考证，“贺兰”一词可能出自突厥语，是指颜色驳杂的马；贺兰山的得名就与这个有关，因为那山上草木颜色驳杂，远望如杂色之马。 贺兰部落的歷史源远流长，据说有匈奴的背景，后来为鲜卑之一部，是北魏早期的母后一族。因部落势力太强大，被北魏的创建者——魏道武帝拓跋珪所“离散”，其后人逐渐散入中原。 据近世出土的《贺兰敏之墓志》描述，此人“风情外朗，身材内融”，又说他“飞文染翰，为伯为雄”。抛去溢美的成分，总还是不会太离谱。他于弱冠之年当官，二十几岁就当了三品大员，偏重于做文字工作，曾奉命召集学士刊定经史、编写人物传记。 他的文才，着实不错。很巧，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语文卷，文言文的试题就来自他亲撰的笔记小说《三十国春秋》。 贺兰敏之仕途之所以顺利，据推测，与武后之母杨老太太喜爱这个外孙有关，同时也与高宗宠爱他母亲韩国夫人和他姐姐贺兰氏有关。 武则天对他显然也颇为看好，想把他培养成政治新秀。当初的拥立功臣都已老去，朝中一定要有能接替的新贵才行。虽然武则天与姐姐韩国夫人之间关系微妙，民间对韩国夫人的暴死也有流言蜚语，但武则天吃准了贺兰敏之不会不为利益所动。 她猜对了！贺兰敏之对武则天的器重果然大为感激，竟叩头谢恩至流血。从此朝夕跟随，“坐为师友，入作腹心”，成了武后跟前的大红人。 俊美少年，文采蜚然，官运亨通，上级独宠。这些好运气要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怕不是好事——他要担不起！ 中国的辩证法，其实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句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真理，摧你的不仅有不如你者，有时还有亲手把你提拔起来的人。另外还有一句“否极泰来”，那就多少像是安慰言辞了。否极了，就是死嘛，哪会有大善人能让你“泰来”？ 贺兰敏之改叫武敏之以后，终于在一件事上被彻底“摧”了，这就是姐妹贺兰氏之死。 贺兰氏被离奇毒死，武敏之进宫来弔唁，高宗泪流满面地对他说：“如何死得如此仓促？你可知道些什么？” 武敏之不答，只是号哭。 有眼线立刻将此情况密报武则天，武则天思之再三，怒道：“此儿疑我！”从此，武敏之就在武则天那里失宠了。 但是武则天并未立刻变脸，她欲擒故纵，一直看着武敏之蹦跳了4年——你自诩风流倜傥，我看是鸟为食亡。显贵子弟没受过磨难，一旦骤登高位，没有能把握得住自己的！ 到了咸亨元年（670年），荣国夫杨老太太死了，转过年，武则天这才动手。她正式上表，提出了一份武敏之违法乱纪的罪状。其中有的罪行，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骇人听闻！ 武后提出的罪状书，首要的一条就吓人一跳，说武敏之“烝于荣国夫人”，什么叫“烝”，与长辈女性通姦谓之烝。杨老太太是武敏之的亲姥姥，都七老八十了，能与自己的亲外孙乱伦？真是匪夷所思！ 但这一条《旧唐书》言之凿凿，《资治通鑑》也予以採信。后世史家多有为此感到迷惑的。有的干脆迴避不提这事，有的指为五代时史家编造，还有比较谨慎的，说是实无证据，恐怕是武则天以牺牲自己母亲名誉的手法，来坑害武敏之。但这一说也似乎太玄，总之是特大疑案一桩了！ 其二，司卫少卿杨思俭（这位也是武后的娘家人）有一女儿，貌美，已由武后选定为太子妃，不日即将成婚。武敏之垂涎其貌，竟将她“逼淫”，也就是给强暴了。 其三，在荣国夫人府“逼淫”太平公主的贴身宫女。 其四，在荣国夫人的丧期内，擅自脱去孝服，在家载歌载舞。 提出这份罪状的时候，是在咸亨二年（671年），高宗按理说应该对武敏之还有着一份顾念之情，但是很快有诏下，将武敏之流放到雷州（在今广东），恢復其本姓贺兰氏。 估计贺兰敏之确实有过不检点之处，因为多才与风流往往是伴生物，不奇怪，但恐怕远没有那么吓人。武后的这些指控，极有可能是欲加之罪，而高宗，大约也是迫于武后的压力才对他进行了制裁。总之，这流氓分子的帽子，贺兰敏之就算戴上了。直到今天的一些文艺作品里，贺兰敏之还往往以恶少形象出现，十分不堪。 冤就冤吧，自古多才而被嫉的不止他一个。可是，他是太冤了，流放走到韶州（在今韶关一带），莫名其妙就死在当地官府了，史籍上有说是“以马缰自缢而死”的（见《旧唐书》），有说是被武后令人用马缰绞死的（见《资治通鑑》）。 朝士中的纨绔子弟，因与贺兰有交往而被流放岭南的，还有一大批。
第55页 看来，风流也，富贵也，一个人摊得多了就不是好事也。贺兰敏之即便是什么罪也没有，起码他是忽视了自己所以能风流富贵的总根源。 光想着有姥姥护着就不怕，眼光未免短浅了一些。 贺兰敏之一死，周国公这顶帽子就找不到人戴了。三年之后，武则天又想用武家的人了，别无选择，便奏请将二哥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从天涯海角召回，袭周国公，任了五品的尚衣奉御，第二个月又越级提为三品的宗正卿（掌皇族事务）。 鞦韆又盪回来了：武氏一族，还是要用的啊！ 20、老将军李勣一路顺风平高丽 就在封泰山这年的五月，东边的高丽有了新情况。天赐给大唐一个良机！ 自从百济被灭之后，一向不服软的高丽也有点儿恐慌，老实了不少。高宗封禅时，高丽王高藏也派来了太子福男参加仪式，表示了顺从的姿态。 到了干封元年（666年）五月，高丽的权臣、“莫离支”盖苏文死了。权臣在接班人问题上没处理好，他一死，高丽就发生了内乱。 按照嫡长继承制，盖苏文的长子泉男生升任了莫离支。此人还比较敬业，一上任就到各地去巡视，把弟弟男建、男产留在都城代理朝政。这一走，有人就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泉男建受到诱惑，遂自立为莫离支。 结果，正宗的莫离支泉男生反倒回不了都城了，只能别走他城。他气不过，派儿子泉献诚向大唐求援。 这机会千载难逢！高宗和武后经过商议，决定发大军征讨高丽。这次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平了这个东方宿敌。 唐军以契苾何力为主帅，庞同善、高侃为辅，让泉献诚充当嚮导。庞同善、泉献诚领军先发，一入高丽境，就大破前来阻截的高丽军。被夺了位的泉男生见救星来了，立刻来了精神，准备率部汇合。唐廷让他做了辽东大都督，还封了他玄菟郡公。 到了十二月，高宗、武后觉得战事进展还不够快，便又任命老将军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郝处俊为副大总管，带领薛仁贵等将领率援军投入战场。先前的各军，也都全部归李勣节制。 老将出马，气象到底是不同，唐军渡过辽水后，庞同善、高侃分两路并进，薛仁贵带着一支人马专打游动战，策应各军。 这次唐军气势相当兇勐，一连拿下了高丽十六城。泉男建不服输，企图派兵偷袭，结果被薛仁贵一部中途横击，大败之。高侃率军行至金山，遇到高丽兵据险防守，打得不顺手，随后向北撤退。高丽兵离开险地，纵兵穷追，结果又被薛仁贵拦腰打了一傢伙。高侃也返回身来，两军汇合，一口气斩了高丽兵五万人！ 唐军趁热打铁，接着又连下三城，与泉男生的队伍会师了。 金山得胜之后，薛仁贵统兵三千，直扑扶余城。诸将认为这点儿兵不够用，都不主张打。薛仁贵来了蛮勇的劲儿，说：“兵不在多，而在使用合度，何患少焉？”说完引兵前沖，正与赶来拦截的高丽大军迎头相撞。一仗下来，三千勐士果然一以当十，斩俘万余人，顺势拿下了扶余城。 这次战争，唐军打得实在漂亮。高丽方面本应该步步据守，还像过去那样打守城战、持久战。但是几次大的战斗，他们都是倚仗人多，与唐军展开野战，当然没有好果子吃。 李勣见两路都打得好，捋着鬍子笑了，派侍御史贾言忠回京告捷。 高宗见了贾言忠，问他进展如何。贾言忠说：“高丽必平。” 高宗大喜，问道：“卿何以知之？” 贾言忠便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来。 他说：“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散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乱，无隙可乘也。今高丽王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一死，男建兄弟相攻，男生内附大唐，为我嚮导，彼方情形，无不知之。以陛下圣明，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无须费力矣。且高丽连年飢饿馑，人心危骇，其亡可跷足待也。” 高宗又问他对诸将的评价，贾言忠一一道来，各有优长，尤其称赞主帅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统驭之才在诸将之上。 高宗、武后对贾言忠的分析评价大为满意，深以为然。 此次出兵，看来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时机选得准，将帅用得好，胜负便已操手中。从高宗、武后认真听取前线情况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是很重视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教训，对战争相当谨慎。慎者，成也。这是胜利的前提之一。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军拿下扶余后，高丽方面又犯昏，派了五万兵来，企图夺回扶余，恰与李勣大军遇于薛贺水。好，又是一场野战！李勣奋力迎击，大破之，狂追二百里，汇合了诸路军，直抵平壤城下。围困了一个月后，高丽王高藏挺不住了，派泉南产率各部首领98人，举白幡投降，李勣以礼相待。 但是死硬派泉男建仍是不降，闭门拒守，还派兵出战。在这个情势下，这其实是无意义的举动了。 诚然，他坚决保家卫国，堪称一条汉子，可是高丽军民与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似乎全无斗志。他把军事委託给一个和尚信诚来管，但这个和尚名不副实，暗中却派人与李勣联络，以为内应。
第56页 五天后，信诚和尚大开城门，李勣纵兵登城鼓躁，焚城四角。泉男建见大势已去，举刀自杀，但未遂，被唐军擒住。 就这样，让隋唐两朝君主头疼了50多年的高丽，到此全部平定。 这年十月，李勣领兵西还回京，在昭陵和太庙献俘。十二月，高宗、武后又参加了在含元殿举行的盛大受降仪式。对高丽诸首领都按照政策做了处置。对高藏，因为他仅是个傀儡国王，所以免死；先后归附的泉氏两个兄弟都封了大唐的官职；抵抗者泉男建按大唐罪臣待遇流放黔中。 现在，整个高丽，都已正式收入大唐版图，500年东方之珠，点缀了中土的高昂之冠。高丽原有的五部，共计176城69万户人口，现分为九都督府，42州，置100县。统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原高丽首领凡有功者（乖乖投降的），各任府州县官，与中土派去的华人共理政务。 安东都护，就由大名鼎鼎的薛仁贵担任，领兵二万镇抚之。据说，其时高丽人只要说一声“薛礼来了”，家中小儿马上就会止住啼哭。将军的赫赫威名，甚至流传千年不衰，草民我早年下乡时，就经常听到村里中老年农民侃“薛礼征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又恰恰是高丽的故地。现在回想起来，仍觉神奇。那辽河流域的草莽之中，还真是有些故事。 以78岁高龄统率征东大军的李勣，第二年年底就病故了。李勣是从武德年间就开始建功立业的，从江洋大盗，做到了堂堂宰相，堪称传奇。他回首早年经歷时，曾颇为风趣地说：“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七八时为难当贼，怒则杀人；二十岁时为大将，用兵救人死。” 这话，大致不错。瓦岗寨，徐懋公，终于休成了正果！ 他的名字，流传于世的有好几个，这里顺便提一下。前面讲过，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北朝以来，世人多流行以字行（称唿字而不称唿名），所以在瓦岗时期他叫徐懋公。而《说唐》的作者懒得写中间那个繁琐的汉字，就改为徐茂公，自此，这个名字便家喻户晓。 武德二年（619年），因他献黎阳等十郡归唐，功劳甚大，高祖李渊赐他姓李，此后就叫李世勣了。李世民时期文化管制比较开明，姓名中一个字与皇帝相同，也不必避讳。于是太宗时期他依然叫李世勣。高宗上任，改民部为户部，以避太宗名讳，李世勣对这个很在乎，就自动改名叫李勣。 他的名字演变史，简直就是一部他个人的奋斗史。 老将军去世后，高宗、武后异常悲痛。元老里面，当初几乎就是他一个人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也只有他一个人，完全不与长孙一派合流。大树凋零，“二圣”不能不伤感。高宗于是有诏令，追赠李勣为太尉，让他的孙子李敬礼业袭爵英国公。 就是这个小英国公，也许血统中就有不安分因素，后来闹出了一场大乱子。不过这是后话了。 李勣死后的第二年，咸亨元年（670年），武后的亲信、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致仕。他回乡两年后，也去世了。 在永徽年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几个人物，就这样一个个的走了。有时候，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以一些人的死掉为标志的。也许，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21、武则天的改革纲领“建言十二事” 据记载，武则天是于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正式参预朝政的，由开初的权宜之计渐变为常例，至上元元年（674年），已经有15个年头。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它是一个开启大时代的分水岭。 这一年，武则天正好50岁。 年华转眼成沧桑！ 一个长于理政、沉稳多谋的女政治家，已在大唐政坛上锻打成型。 这一年，为了纪念武则天的50寿辰，高宗下诏，追尊父亲李世民、母亲长孙氏以上四代双亲以显赫的皇帝皇后名号。因为李世民与长孙氏的新名号中都有一个“圣“字，所以高宗与武后不便再称“二圣”，为此，高宗为自己加了“天皇”名号，为武则天加了“天后”名号。 名份的变化，看似游戏，实质不是。所谓避讳只是个藉口，为自己升级换代才是真的。 这极有可能是出于武则天的主意，高宗是万乘至尊，再加上“天皇”实在是意义不大。与前朝明君相比，自己水准如何，他心里应该有数。而这件事，对武则天就不同了，它是进一步确认武则天参政合法性的重大宣示。 与高调褒扬自己的同时，她也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怀柔政策，试图消除部分朝士心中隐隐的敌对情绪。 昨日之冤案，她要亲手来翻。本年九月，她请高宗追復长孙无忌官爵，令其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国公。并准许长孙无忌归葬，陪葬昭陵（李世民陵墓）。 这在唐代，是大臣死后无上的荣耀。 就让他们君臣在地下好好叙旧吧。 使出这一手，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自信。虽然创伤是无法抚平的，事后的安慰近乎作秀，但，这就是政治的艺术。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对天皇、天后，都是不平衡的。李治不类其父，是太宗李世民耿耿于怀的撼事。可是武则天却从精神上继承了太宗的政治血缘。她认真揣摩过太宗晚年所着的《帝范》十二章，把贞观之治的精髓吃透了。
第57页 “二圣”耶？其实只有一圣。 上元元年的年底，武则天经过深思熟虑，拿出了一整套新的改革方案，她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全盘改造这个国家了。 这就是她给高宗的上表——着名的“建言十二事”。 这十二事，并不是朝中琐事，而是涵盖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大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武则天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她的所思所虑，已有了圣明君主的格局。 “建言十二事”的具体内容是： 1.劝农桑，薄徭赋； 2.免除三辅一带百姓徭役； 3.息兵，以道德教化天下； 4.在全国各地禁止浮巧； 5.节省功费、力役； 6.广言路； 7.杜谗言； 8.王公以下皆习《老子》； 9.父在为母服缞三年； 10.上元以前勛官以给告身者无追覆； 11.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禄； 12. 百官任职已久、才高位下者，得以晋阶升迁 。 这十二条，归纳起来是四大政策：一是富国强民，二是善用人才，三是笼络百官，四是提高妇女地位。 四海之广，何为根本？ 武则天纵有千条错误，但惟有国之根本她看得准，抓得也很牢。 歷代君王，自夸英明的比比皆是，没有几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但是，英明不英明，只有一条检验标准——民是否富？国是否强？ 皇帝的政治新衣可能年年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件，那不过就是就跟愚民开玩笑。 用这一条来检验武则天，她起码是现代的所谓“心里装着老百姓”的执政者。 她步入政坛后，风波迭起，颇不平坦，耗费了很多心力来应付局面，但是太宗之魂从没有离开她的头脑。武则天自始至终把富民强国作为头等大事来完成。 在她和高宗联执政时期，大唐从战后恢復期进入蓬勃发展期，国力渐盛，人口激增，万民乐业。这个因素，才是武则天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她的智谋、权术、心计，固然是她纵横政坛的利器，但即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如果他漠视民意，或敢于倒行逆施，那是早晚都要被民众情绪这个“覆舟之水”所掀翻。 劝农桑，薄徭赋，这就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根本。无论何时，“牧羊者”都必须爱惜羔羊。老百姓的负担多少，看似与在上者的稳定无关，而实际上，民不堪赋役索取之累，是歷代所有皇朝灭亡的原因或导火索，无一例外。 武则天在第二条中提出的免“三辅地” 徭役，是指免去长安一带的京兆、冯翊、扶风三地人民徭役。京畿百姓负担本来就很重，那几年，关中又多有灾年。所以这一条，显然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惠民措施”。 在她的执政过程中，像这样把目光投向底层疾苦的事例多的是。 关中在咸亨元年（670年）遭大灾，连续发生旱、霜、虫灾，民间多有流离失所的儿童。在武后的推动下，高宗有诏下，准许民户领养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也可以让他们干活，但不得为奴婢，这样好让穷孩子们有个活路。四年后，又有诏下，要求把这些当年收容的难童放归原籍，各家还要给够他们衣食。 而对于一般饥民，则准许他们去其他州县“逐食”（讨饭），又下令转运江南租米来赈济难民。 永隆二年（681年），中原因遭水灾发生严重春荒，武后便带头捐出脂粉钱救济灾民。她还把皇后穿的十二道褶襉罗裙改为七道，以示节俭。她的举动，直接影响到众公卿，压抑了官民中盛行的奢侈夸富之风。 在中国古代，每逢春季，皇帝要率领公卿“祭先农”，亲自耕一耕地，做个表示；皇后也要率领命妇“祭先蚕“，亲自打理桑树。这就是着名的“劝农桑”仪式。武则天打破了惯例，在上元二年（675年）特别举行了大型的劝农桑活动，把原来的小范围的仪式，变为在邙山之南举办大规模公开仪式，以此激发民间的农业生产热情。 一个施政者，心里头有没有百姓，做出的事是大不一样的。武则天出身于勛臣家庭，是个典型的高干子女，但在早年，丧父归葬时的一路所见，使她终身不忘百姓疾苦。这也是她治下人民的一大幸事吧。 建言十二事里讲到的学《老子》，有论者说，这是尊崇李家老祖宗之意，是为了表明她是李家媳妇，并无篡逆野心。我倒以为，这是武则天大有深意的一个举动。唐朝本来就尊老子，用意是为了加强统治权的合法色彩，武则天提倡全体官僚读《老子》，则是为了刷新意识形态，为她将来的大变革开道。 老子的哲学是人文哲学、浪漫哲学，不是政治哲学，让自己的官僚集团读老子，实际是没有什么用的。这样做，无非是在意识形态上造成革命的气氛，让官僚们感觉到变革的先声，以便将来更容易接受变革的事实。 其实，只要是意识形态体系，无论老子、孔子，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不过是在解释世界。之所以新的统治者愿意使用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也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武则天作女人参政，与儒家政治相违，近乎异端，那么就来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让变易、变革、变动不居的理论先占据舆论制高点。
第58页 其中第九条“父在为母服缞三年”，则是为妇女壮胆提气的措施。中国古代规定，人死了，其近亲要穿熟麻布制作的丧服，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戴孝”，不过实际上一般都用白布替代。丧服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分为“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统称为“五服”。其中“斩缞”为第一等，把衣服边撕开，不剪不缝，也就是毛边孝服。子为父、父为长子服孝，都称斩缞。在这一级别里，没有妇女的位置。 齐缞要低一等，衣服边是缝好的，所以叫“齐缞”。在这一档次里涉及到母亲的有：如果父亲已死，母亲死时，儿子服齐缞三年；如果父亲还在，母亲死了，儿子服齐缞一年。对比来看，母亲的地位还不如长子。 把母丧的服孝规格提高一步，是武则天有意在提高妇女地位。虽然只提高了一小步，但对等级森严的礼法无疑是个挑战。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也是深谋远虑的一步棋吧。 其余“广言路”、“加俸禄”等，都涉及官员阶层和政治体制，武则天在这方面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十二事中的“广言路”等等，很难实行。其实“广言路”、“杜谗言”之类，极易流于口号。武则天虽然是比较善于纳谏的，但是也免不了要听信谗言。 谗言这东西，危害了政治正义几千年，统治者也知道它不好，可为何没有好法子禁绝？因为在政治运作中，有一条定律就是“谗言绝对有效”律，有效的东西人们当然要用。再透明的政治，也总有一部分必须是黑箱操作，谗言的生存空间，就在这黑箱中。 谗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上者不可能隔三差五到第一线找人了解情况，他要靠听汇报来掌握下情。而谗言就与真实情况具有了平等身份，上面怎么能一下就察觉？等到真相大白时，那已是巨奸大恶养成之后了。 统治者名义上反谗言，但实际上并不痛恨，他们知道谗言对所有的官员都有威慑力，有了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老实点儿吧。谗言有利于控制官员，这就是皇权制度下谗言不绝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在政治体制方面，武则天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大部分都属于“改革”措施。 她深知一个道理：大变动，要靠小变动来开路。大家一旦习惯变动了，真的天崩地解也就没人感到稀奇了。 她所做的比较重要的事，跟明朝皇帝朱元璋做的有些类似，主要有两件：一是削弱相权，二是起用低品级文官参预中枢。 干封元年（666年）对高丽开战后，宰相多由武人组成，这些人与武则天并无渊源关系。加之其后李勣和许敬宗的去世，武后在朝中已无得力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班子对皇帝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她于龙朔二年（662年）提出，太极殿低洼阴湿，不利于高宗的病况，应将皇帝居所移往大明宫。大明宫是早年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宫殿，尚未完工李渊就死了。现在武后下令把它建好，改名为蓬莱宫。第二年，高宗就正式移宫，此后就在蓬莱宫的正殿紫庭殿听政了。 过去，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都在太极殿，堪称君臣一体。现在一搬家，皇帝听政的地方就和原来的宫城隔开了，中书、门下两省都不在禁中。这样一来，中枢的谋议就在内廷进行，而不像过去那样在外朝进行了。宰相的地位由此大降，而皇权则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厉害。 此外，武则天在参政以后，还悄悄改变了大唐的高层运作机制。 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务，是“三权分立”，即中书省出旨、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封驳（监督）。这样的设置，是怕权利过于集中会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分权后大臣互相制衡，会好一些。 这时候皇帝的权力并不大，更多的像是一个“虚君”，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时，已经是宰相们审议过并有了意见的，皇帝只能批准或否决。如果是否决，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议。皇权与相权并未截然分开。 武则天当权后，情况发生变化，宰相的裁决权无形中被取消，仅剩下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裁决权归于皇帝。实际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她不再允许宰相们分割皇权了。 这种变动，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不能以现在的民主观念来衡量，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面对纷繁事务、辽阔疆域，加强集权也许就是一种进步，不然这样的事不会一再在歷史上发生。 着有《中国通史简编》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将唐代三大君的执政风格做过比较，他说，太宗是“慎始慎终”，玄宗是有头无尾，而武则天是“权不下移”，乃为专断之主。 在政治体制上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启用“北门学士”。 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两个，一是武则天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且已逐渐凋零，她需要有一批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二是中国皇权制度到了唐代趋于完善，政务开始细密化，尤其相权被削弱后，工作更多。武则天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覆，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
第59页 为此她把一批品级不高的文学之士召入内廷，参与决策，起草诏令。起初这些人没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到干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讥之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他们出入北门，与政府办公的“南衙”无涉，形同武则天的私人。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则天赏识，在武则天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在北门学士中，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元万顷，他是北魏皇族之后，史称他“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旧唐书*元万顷传》）这么一个洒脱之人，必有《世说新语》式的掌故。他在随辽东道大总管李勣征高丽时，一个人就有两件事成为掌故。 在李勣的陆路大军之外，当时还有一支偏师水军由裨将郭待封统领，前去袭击平壤。别帅冯本领大军在后，增援郭待封，不巧船破失期，大军没有赶到。郭待封那边苦等不至，急了，想要写信给李勣，但又怕被高丽兵截获，知道唐援兵不至，将会乘危迫之，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或作藏头诗）赠给李勣。李勣不解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元万顷当时为辽东总管记室（文书、翻译），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为李勣解释了一番，李大总管这才熄了火气。 李勣在军中曾令万顷作讨高丽檄文，文章写好后，其中有一句话是讥讽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收到檄文一看，大受启发，给李勣传了个话，说"谨闻命矣"，于是移兵固守鸭绿，使唐军不得渡江，这可把李勣给气疯了。事情闹大了，元万顷被判流放于岭南。后来遇赦得还，官拜着作郎。 上元年间，武后的权力空前增强，她特地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从流放地召还，储备政治力量。北门学士果然也是名不虚传，就在武则天升为“天后”之后的第四个月，他们就协助武则天拿出了“建言十二事”，抛出了一整套政治新概念，打破了贞观以来的理论闷局。 这个班子，在武则天的主持下，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着作共千余卷，作为整顿吏治、普及荣辱观教育的启蒙文本。 武则天对政治体制另外还有一项改革，看似没有实质意义，其实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革。那就是改职司名称和官职名。龙朔二年（662年），在她建议下，大唐中枢的重要机构和官职一股风地改了名。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三省长官也随之改名，侍中改“左相”，中书令改 “右相”，僕射改“匡政”。此外还有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左右丞改“肃机”，诸司郎中改“大夫”。 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改了名 名字动了，实际职能却并未动，所以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好动的证明，玩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把前代制定的职司官名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鼎革的信号，同如前面所说，意图是形成变革前的气氛。 改过的中央三部门的名称，中枢机要的色彩淡了，作为辅助办事机构的色彩增强了，这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而改革后的官职名，专业特色非常突出，是干什么的一望可知，且名称很有文采，有人估计都是武则天的杰作。 武则天在这以后，还改过几次官职名，都有刷新政局的意思在内吧。 顺便提一句，她在后来又将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真是越改越有诗意了。流传至今的《千家诗》启蒙读本里，就收有白居易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一诗。这是白居易在当中书舍人时，描写中书省黄昏景色的诗句。白大诗人以“紫微郎”自称，意境至为闲适。 “建言十二事”中，有两条不甚引人注目，但却意味着大唐国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这两条，都涉及战争。 其中第十条是说，上元前勛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这一条，如果不加解释的话，现代人不大容易弄明白。所谓“勛官”，就是战斗功臣，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根据勛品的高低获得一定的“勛田”。 这不光是一个福利待遇的问题，勛官本人以及五品以上勛官的子弟，还有资格做实授的官。具体办法是，服役一定期限或缴满一定的资金，再经考试合格，就可以参加“铨选”（成为候补官员）。 对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来说，勛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进身之阶。况且勛官之服色，与同级官员一样，在社会上那还是很有身份的。 可是在当时，由于战争创伤以及经济无着，一些勛官经常会惹出些麻烦，而被朝廷“夺赐破勛”。武则天提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求对上元前犯有罪错的勛官，不再追夺勛赏。这是对荣誉军人的照顾。
第60页 上元之前，大唐四境武功赫赫，都是靠军人打的，安抚他们理所当然。这起码说明，武则天不认为打仗是游戏、是比拼个人的勇气，她知道打仗不容易，百姓承担得太多。安抚军人，也算是“悯民”措施的一部分吧。 另一条，是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这里的“天下”，包括了唐四边的诸国在内，说的是国际问题。“息兵”这两个字，分量可是不轻，它表明武则天对“国际战略”已有了全新的看法。 既然连高丽这样难啃的敌国都给一举端掉了，为什么还要提出息兵呢？ 22、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 在平高丽之后的七、八年间，大唐四境的局势又有了新变化。新的强敌崛起，老的对手復甦，情况不是很稳定。 此时西境逐渐强大起来的是吐蕃，它把手伸到了西域，连连攻陷唐西域各州。在另一端，东境也没有消停，高丽、百济灭后，唐昔日的盟国新罗渐渐坐大，好了伤疤忘了疼，时而背叛唐朝，做些不仁不义的事。还有早就被灭掉的突厥残部，也有捲土重来的意思。 烽烟又起，哪一处不去平都不行。其他的，都还可说是癣疥之患，但是吐蕃不能不认真对付。 吐蕃这次对唐的挑衅，上下一心，攻势凌厉，其社会发展水平虽然还处在向唐朝学习的阶段，但对大唐帝国毫不畏惧。 这个初生之犊，让高宗、武后大大地头疼了一回。 吐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着名的文成公主嫁过去的地方。吐蕃其族源于羌族，繁衍于今西藏及四川西部一带，原为分散部落。在北周时便开始兴起，隋唐之际已是群雄并踞。到唐初，松贊干布统一吐蕃各部，定都于逻些城（今拉萨市），用正统史学家的话说，是“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势力渐趋强盛。 贞观八年（634年），松贊干布遣使向唐求婚，唐太宗同意和亲，这才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话。 吐蕃也是“向唐朝学习”的诸国之一，和亲之后，派了不少贵族子弟到唐求学，两方关系转为密切。唐太宗死后，关系也还不错，松贊干布还给唐廷写了信表示忠心，永徽年间，文成公主派人向唐“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高宗都欣然应允。 可惜的是，在永徽初，这位深具眼光的大英雄松贊干布死了，其子早亡，由孙子即位。孙子年幼不晓事，便由禄东贊为相，掌握国中大权。 显庆三年（658年），吐蕃向唐朝献金盎等礼物，请求再次通婚，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 局面是在龙朔之后开始逆转的。这一时期，吐蕃这个落后生产力政权的国力已十分强盛，有了攻略四方的雄心。它的邻居吐谷浑早在太宗时就被平定，内附大唐，成为大唐防范吐蕃的屏障。禄东贊对其久有图谋，龙朔三年（663年）时，便趁大唐正在东边与百济打得不可开交之机，悍然率精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顶不住，狼狈奔入唐地凉州（今青海武威）。 西境局势由此骤然恶化。为防不测，唐也屯兵于凉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双方已经是兵锋相对。 总章年间，高宗、武后曾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商议能否出兵打击吐蕃、援助吐谷浑。但三个人意见不一致，有说不可、有说不忙的，只有姜恪坚持必须马上打。结果议而不决，错失良机。 这个时候，吐蕃透露出，与吐谷浑还有讲和的余地，高宗也准备调停，可惜禄东贊就在这个时候死了。史载“东贊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新唐书*吐蕃传》）。他的死，更导致局面不可控制。 他一死，他的四个儿子同时当国，雄心更甚，完全没有了节制，开始大举进攻西域。唐西境自此正式上演“双雄会”。 到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大军已连陷西域十八个羁縻州，唐的安西四镇顿时烽烟遍地。安西四镇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其中的龟兹就是大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这四镇，是大唐羁縻西域各部的一个政权体系。 吐蕃这次胃口甚大，和于阗部落联手，竟然拿下了安西大本营龟兹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 搞什么搞，不可忍了！“二圣”决定用兵，派名将薛仁贵任逻挲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大总管。 这阿史那道真，名字像个外国人。不错，他是混血儿，乃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与衡阳长公主所生。 阿史那社尔是唐初相当有名的一位传奇人物，这里先回过头去略说一下。贞观十年（636年），阿史那社尔在突厥内乱中战败，率部归唐。太宗视他为兄弟，任命他负责守卫皇宫北门（玄武门）。一年后，他迎娶了太宗的亲妹妹衡阳长公主，成为大唐驸马。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带兵西征天山一带的西突厥。 此战大获全胜，唐军连破处月、处密二部，攻占龟兹的都城——拨换城等五座城，于碎叶川西大败西突厥军，俘龟兹国王和公卿。 这一战，也震动了整个中亚，西域有七百余城摄于大唐声威，争先请降。唐的疆界，一下就推进到了帕米尔高原和中亚。
第61页 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悲痛欲绝，请求殉葬，但高宗没批准。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死，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其父如此，其子也必不差。 另一位将领郭待封，就是在高丽战场上写藏头诗向李勣求援的那位。 这次征吐蕃，派出的将领阵容不弱。从薛仁贵的领军头衔来看，唐对拉萨也是志在必得。但是，问题就出在将领不和上。 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薛仁贵经过多年历练，已非復当年吴下阿蒙，胸中也有一点儿韬略了。十万唐军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准备奔袭乌海（今青海兴海县），薛仁贵拿出了作战方案。他对两位副将说：“乌海险远，军行甚难，锱重跟随，恐难成功。今宜筑两栅于大非岭上，锱重悉置于栅内，留二万人守卫，我等兼程前往，乘其不备，必能破敌。” 随后，薛仁贵即率所部先行一步，阿史那道真为后援，兼程疾行。郭待封率二万人暂屯大非岭，保护锱重。 这个部署，非常得当。唐军一路冲去，在积石河口遭遇吐蕃军，果然一战而胜，又进军至乌海驻扎。然后，薛仁贵便派兵一支去接应郭待封的锱重队。 哪知道派去的兵到了地方一看，郭待封已将锱重全部弄丢了！大军远行，这不是要了命么？ 锱重怎么会丢？原来，都是这个郭待封惹的祸！他原先的官职与薛仁贵平级，这次深感耻居薛后，于是屡次抗命，闹开了情绪。薛仁贵让他原地坚守，他偏不听，非要押着锱重缓缓前行。 这一着实在是险棋！果然，半途上突遇吐蕃大军二十万来攻。唐军就是再神勇，又怎能护得住一大堆粮草器械？ 郭待封情知不妙，硬着头皮迎战。结果不用问，东西给丢了个一干二净。 薛仁贵听到败报，气晕了，只好急速退兵至大非川，等候朝廷增援。 吐蕃方面的统帅，是宰相论钦陵。这也是一位能打仗的好手，他不给唐军以喘息之机，又率四十万大军来攻。唐军顶不住，再次大败。薛仁贵见取胜无望，只得派人与论钦陵约和，而后率残部东归。 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二圣”闻知后震怒，下令将三统帅逮至京师，皆免死除名。 副手自作主张，搞坏了战局，这在先前征突厥时就有过一次了。看来，唐军的前线指挥问题，显庆元年（656年）以来一直就没解决好。 这一仗没打好，吐蕃的崛起就更加势不可当。其势力所及，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今印度、尼泊尔），西至葱岭、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俨然一超级大国了。仪凤元年（676年）前后，又频频侵扰唐境。 天皇、天后便命宰相刘仁轨出镇洮河（今甘肃西南部）。这个刘仁轨当然很知兵，但是他与朝中另一宰相李敬玄不和。刘仁轨有事上奏，李敬玄就要捣捣乱。刘仁轨有气难平，竟把国家大事当了儿戏，推荐李敬玄来替他，奏道：“西边镇守，非敬玄莫可。” 其实这个李敬玄并不是个坏人，史书上没有关于他的劣迹，反而称他“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他博览群书，是个典型的文人。贞观末，高宗在东宫时，马周就把李敬玄推荐给了高宗，后召入崇贤馆侍读，曾在吏部（更名后叫“司列”）任职。这个人工作起来也很干练，史载他“典铨有序，选者岁万余人，每于街衢见之，无不知其姓名，时人服其强记”。好傢伙，万名候选干部，一见之下都能叫出名来，着实是个好记性。 两人闹别扭，据说是因为文人相轻，刘仁轨虽然在征东时一战成名，但是还是把自己列入文人之列。另外一个说法是，刘仁轨以前为李义府所不容，是反武派；而李敬玄是许敬宗提拔起来的，与拥武派渊源深厚。两人阵线不同。 李敬玄听说刘任轨推荐他去接任洮河道大总管，知道这是老刘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就奏请改派他人。 据记载，那天正好高宗听朝，见李敬玄再辞，就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 皇帝都这么说了，文人李敬玄只好硬着头皮去领一回兵。高宗为何在这时候蛮不讲理，不得而知。有论者说，高宗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武后专权的不满，我觉得不大可能。高宗也许就是认准了有行政能力的人，也一定能带好兵。 这是註定了的失败之旅。李敬玄推辞不了，带着工部尚书、检校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一班将领，率兵18万，浩浩荡荡西去。这是仪凤三年（678年）九月的事。 这李敬玄全不知兵，临阵心又怯弱，与他搭档的刘审礼却正好相反，勇莽无谋，就知道冲杀。这个搭配，令人悬心。果然，入了吐蕃境内，唐军的情况就不大妙了，李敬玄的主力沿途逗留，刘审礼一部只顾往前闯，两军前后相隔已远。 这个情势，正是吐蕃求之不得的。吐蕃宰相论钦陵率十多万兵，看准战机，把刘审礼一支团团围住。刘审礼拼死抵挡，只望着李敬玄来救，偏偏李敬玄率后军就是迟疑不进。可怜刘审礼一身蛮勇，怎么也突不出重围，身中数箭，被吐蕃兵拿将去了。 吐蕃的统帅论钦陵不仅是个好战分子，也是个善打仗的能手，首战得胜，立刻就进兵袭击李敬玄。李敬玄听说刘审礼被擒，慌了，连忙奔逃到承风岭。这时候敌骑漫山遍野，蜂拥而来，灭顶之灾眼看要降临。
第62页 可巧承风岭下有大沟，李敬玄急忙命将士守住大沟，在己方加土自固。论钦陵则屯兵对面高山上，居高临下，逼住唐营，声势甚勐。 李敬玄不是刘仁轨，没有武略，愁得不知所措。 但孬人居然也有天佑。唐左领军员外将军、百济降将黑齿常之，这时也在队伍中。他这傢伙倒是有胆有谋，乘着天黑，只率了敢死队500人，便悄悄去劫敌寨。吐蕃想不到还有这等不要命的，一时大乱。论钦陵虽然还稳得住，怎奈他的右营部将跋地设不知唐军虚实，领兵就逃。军心一乱，论钦陵压不住，只好跟着也退了。 黑齿常之杀了个痛快，从容回营。李敬玄大军才得以徐徐退走，进入鄯州。 刘审的儿子易从，听说父亲陷于敌手，便自己绑了自己，到朝门请求入吐蕃以身赎父。这简直是天朝耻辱！高宗、武后也没别的办法，恩准他去“省亲”。等刘易从到了吐蕃，刘审礼已伤重身亡。刘易从悲伤得昼夜哀号，连吐蕃人也生了怜悯心，准许他把尸体带回去。据说，刘易从就赤脚徒步，背着父尸回到了大唐。 这次黑齿常之力挽危局有功，高宗、武后提拔他为左武卫将军，把李敬玄召还朝，贬为衡州刺史。此外，还有一位监察御史娄师德，应“勐士诏”从军，在李敬玄大败之后，他收集散亡兵士，唐军声势才稍稍振作。高宗、武后看好他的胆略，就命他去宣谕吐蕃（去开导人家）。 吐蕃大将、论陵钦的兄弟贊婆，以盛大的兵容来迎这个说客。娄师德对他们一番开导，仔细陈说了利害，把贊婆听得口服心，情愿讲和。此后大约有一年多，吐蕃兵不再入唐境。 战争是检验将才的唯一标准。此后数年，唐对付吐蕃主要就靠黑齿常之了。黑齿先为河源(今青海西宁)军副使，永隆元年（680年）领兵击退吐蕃的再次袭扰，由此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认为河源为唐蕃双方力争的冲要之地，必须守住，但这里地处边远、运输不畅，粮食问题解决不好，于是就筑起了烽火台戍所70 余所，开屯田5000余顷，年收粮500余万石。 河源防线的军粮充足后，再无后顾之忧，把吐蕃的进军脚步给死死挡住了。 吐蕃将军贊婆不甘心就这么被黑齿常之制住，也率部3万人在良非川(今青海共和县恰卜恰河) 屯田。两军搞起了生产大竞赛。 高宗审时度势，决意打一个主动仗。于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命黑齿常之出击。唐军精骑万余夜袭吐蕃兵营，大获全胜，斩首2000级，缴获羊、马数万。贊婆不好好记住娄师德的劝谕，这次输得狼狈不堪，仅单骑逃走。 史载，黑齿常之在河源军前后共7年，吐蕃兵畏之如虎，多年不敢犯边。 在这个前后，突厥的旧众也先后復叛，好在都被唐军迅速平定。在平定东西突厥余部的战争中，涌现了一颗新的将星，也陨落了一颗老的将星。新星就是早年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被人告了密的裴行俭。这人文武兼备，被贬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后，很快又被高宗、武后起用，后来一直上升，曾当过安西都护。在平定叛归吐蕃的西突厥余部时，他出了个主意并受命实施，以护送滞留唐廷多年的波斯（今伊朗）王子回国的名义，假道西突厥。在当地召集了他在西州结识的众部落头领，汇聚了万余人，以打猎为名，兵不血刃，就将西突厥两个首领擒获。 陨落的老将就是薛仁贵。在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又有余众反唐，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征讨，敌帅闻其大名而丧胆，不战而逃。薛仁贵斩获三万余人，大捷而归。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不久患病死去，终年70岁。 西境战争连绵，东境后来也一直不安宁，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最可气的是新罗，现在已全然忘了当年的救命之恩，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同时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 天下还这等忘恩负义之徒！高宗、武后震怒，于上元元年（674年），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新罗畏惧，遣使者入贡谢罪，这才算罢了。 但是由于西境突厥、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唐廷终究无力顾及，只得在后来的仪凤元年（676年），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默认新罗独占半岛，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 回顾这一段的边境战火，令人感慨系之的事很多。后世有论者指出，高宗一朝的对外战争，以总章二年（669年）为分水岭，前面是一连串的辉煌，屡败敌国，领土骤增；而后面则是从顶峰跌落，开始出现令人惊异的惨败。财政困难，防线过长，两面作战、用将不当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开始暴露。 咸亨元年（670年）与吐蕃的争锋，名将薛仁贵居然吃了大败仗（尽管事出有因），唐被迫罢安西四镇，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危机已然爆发。 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仪凤三年（678年）再征吐蕃的惨败。这次对外战争，时机不可谓不好，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完全有可能获胜。 其时为吐蕃国丧期间，选择的战机是敌国人心不稳的时期，正确。 除了李敬玄的主力之外，高宗还敕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调动剑南道(今四川成都)之兵，予以配合，做了两线部署，正确。
第63页 高宗还派了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赴黄河南北广招精兵良将，组成精锐的参战部队，保证了主力军的战斗力，正确。 派遣兵力总计18万，对一次远征作战来说，人数相当充足（参照征高丽动用约13万人）；丝毫没有轻敌，正确。 可是，为什么主帅偏偏要选用一个在军事上纯属窝囊废的李敬玄？这项人事安排，高宗、武后难道没过脑子？ 草民我在读唐史的时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维方式、行事准则与今人有太多的不类之处。不像明清与近世接近，其人其事，当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对这场战争中的失误，我只能对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测。一是高宗、武后可能觉得只要兵员充足、兵卒健锐，就一定能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刘仁轨在高丽那样，以文臣身份在战场上出奇制胜。 上述第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是轻敌。第二个原因，则是犯了经验主义毛病。刘仁轨的意外胜利，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是不能复制的。况且刘仁轨当时的处境，是偏师（增援部队）和次要战场（高宗曾考虑放弃），即使败了，于全局的牵动也有限；而李敬玄面对的则是率主力与论钦陵大军决战，让他挂帅，实在是冒险。 两次大败，给“大唐必胜”的狂热大大浇了一瓢凉水。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渴慕军功，都争先投军。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正合唐诗里写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可是到后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出征时间拖长，胜利没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说不定，因此民间厌战情绪抬头，连兵源都发生困难了。 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这些，武则天都做过认真的思考。 从唐廷在后来推行的对外策略来看，可以推断出，她思考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前一段四境武功战果辉煌，是因为国力强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军事扩张立国的帝国，对外战争是为了国内百姓安居，一旦军事负担透支，百姓厌战，战争就必然撑不下去。这是其一。 当东、西、北几面受敌时，决不可均衡用力、四面出击，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敌国作为主要打击和防范对象，其余国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制夷。这也是考虑到了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国力。这是其二。 对暂时啃不动的敌国，就採取守势，不能赌气，不能为了面子就发动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哪怕把任务留给下一代。这是其三。 对可能復燃的游动部族之敌，要趁其羽翼未丰就干掉，不能养痈遗患，闹到将来不可收拾。这是其四。 所以，武后考虑的这个“息兵”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的唐之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和作战特点上，都不能对唐本土构成太大威胁。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到唐的本土来攻城掠地。因此，东边是次要之敌。 威胁最大的还是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一个要復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唐的西部领土是在他们的战略版图之内的，因此必须全力对付。 从显亨元年（670年）起，安东都护府两次后撤，最后撤至辽东，彻底放弃了半岛，除了高丽余众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 这一时期，高宗虽是与武后联合执政，但从某些迹象上可以看出，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回想当年征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率六军亲征。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 此外。在武则天后来单独执政时期，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见，她不是一个穷兵渎武的统治者，这是近世绝大部分史家的定论。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当然也引起了高宗与武后的反思。黑齿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贵的起復，以及一大批新老将领对稳定西北的贡献，都说明在用将上，唐廷也十分谨慎了。 有人研究过，高宗后期，唐与外族友好往来的频率突然增加，有很多还是与唐并不接壤的远邦。可以推断，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实行的，就是为了远交近攻。 高宗对“建言十二事”相当赞赏，曾下诏褒扬，并要各衙门去执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息兵”一条，看来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为国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上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被欧亚。 我们来看这时曾有过的疆域——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第64页 单于：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今内蒙、阴山与河套； 安西：治所先在西州（吐鲁番），后移至龟兹（库车），再移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辖远至咸海； 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即原来的交州都督府。史载“统海南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即辖今越南北部、中部。 再加上后来武则天的大周又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 此为着名的唐“六大都护府”。 如此的疆域，怎不叫人拍案慨嘆！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壮哉，我之大唐！ 就这样，武则天终于找到了本朝对外用兵的癥结，拿出了一副好药方。“建言十二事”虽然仅有短短百字，但却凝结着治国安民的大智慧！ 【铁腕临朝】 23、先后两位太子或死或废的谜案 叙述到现在为止，我讲仍然是高宗与武则天联合执政的事。武则天在当了大周皇帝以后，曾有一句很着名的话，是说：“朕辅先帝（高宗）逾三十年，忧劳天下。”（《新唐书*武后传》） 她这里说的“逾三十年”，只是个大略数字。如果从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从感业寺归来起算，到高宗驾崩，是31年多；如果从永徽六年（655年）当皇后起算，是27年多；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正式辅政起算，则是23年不到。 武则天对最高权力的获取，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拿到的，而是在这20多年中悄悄渐进的。有人把她参政后的时间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高宗日日临朝，而武后只是偶尔为之；第二段是两人临朝必同进同出，此为“二圣”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上元元年（674年）起，武后日日临朝，而高宗倒是有一搭没一搭了。 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说高宗手里的权力，是像沙漏一样，一点一滴“滑落”到武后手中的。不错，说得妙！ 高宗到后来就很苦了，跟韩国夫人母女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之后，在武则天的严密管制下，连别的女人也碰不得了。武则天以老婆多了有害健康为由，对六宫制度进行改革，把妃嫔编制大大压缩，一品妃为二人，名称改做“襄德”，二品嫔为四人，名称叫“劝义”。看看这官名吧，哪还有女人味儿？可以想见，高宗额外的性生活大概基本被取消。 其余的，就是打杂、伺候起居的宫女了。皇帝的后宫规模，比一般王公大臣都不如。 老婆管得死，倒还可以忍受。而权力的日益丧失，则是关乎国本的问题。 这期间，高宗是有所警觉的，也爆发过不满，“废后”事件就是一例。但当他有所“觉悟”时，已被武后死死钳制住了，动弹不得。宰相班子几次换血，“后党” 充斥；北门学士也已羽翼丰满。所有的亲信大臣旋起旋落，都不敢发一言，唯一一个敢掺合的（上官仪），也白白掉了脑袋。而且，自己的身体也不争气，朝政不让老婆处理，谁又能行？ 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到了太子，对太子寄予了厚望——我是软蛋了，但儿子一定得强一点儿，将来总能做主，不至于大唐老是阴盛阳衰，潜藏着难以估量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高宗的儿辈。高宗共有8个皇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前，就已经有了4个，即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武则天回宫后，又为高宗生了4个，即李弘、李贤（一说为韩国夫人所生）、李哲（原名李显）、李旦。这以后，其他妃嫔生的就没有了，因为武则天回来后受到高宗专宠，就再也轮不到其他妃嫔生孩子了。 皇长子李忠早先因长子身份而被立为太子，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之后，被迫“让贤”。武后亲生的大儿子李弘，顺理成章接任了太子。 武则天既然有意总揽大唐的最高权力，当然要考虑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扫清潜在对手，于是几个庶子的命运就很有些悽惨。 李忠的结局在前面已略有交代。他不当太子后，以梁王身份远徙房州（今湖北房县），因精神压力太大而得了迫害妄想症。显庆五年（660年）七月，一个服侍李忠的妇阿刘从房州赶到东都，举报了李忠的种种异常行为，其中甚至有大逆迹象。高宗在愤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据公开的诏书讲，似乎这还是武后含泪为他求了情，才从宽发落的，否则脑袋就掉了。 此后，李忠以白丁身份被软禁于黔州 (今贵州彭水)，就关在他的大伯、前朝废太子李承干的旧宅里。麟德元年（664年），终究难逃一死，被诬陷牵连进上官仪“谋反案”，在囚所被赐死，死时年仅22岁。 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先后被流放到边远州府安置，其中李素节是萧淑妃生的，更是被处终身监禁。 可是，即便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在太子这个位置上也是连连出变故，好像总也坐不稳的样子。 武则天也因此背上了与子争权、废杀亲子的恶名。 读史至此，很容易让人拍案大骇——
第65页 早年已经杀了一个襁褓中的亲生女了，现在如何又能忍心杀成年的亲子？虎狼之毒，亦不为此。武则天，其心真的如铁了吗？ 关于杀子的传闻，来源于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这人，从记载上来看是个很不错的接班人。他早年就熟习政务，有主见，能持正谏诤（敢说真话），且体恤民情。咸亨三年（672年）冬，因夏季旱灾引起饥荒，关中百姓多有饿死。李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掺杂着榆树皮和草籽，大为怜悯，马上吩咐把自己仓库里的粮食发给士兵们吃。同时上奏父皇，请将近畿闲地分给饥民耕种，以度过难关。 这在皇权时代，可以说是一位能为明君的好苗子了。 就连太子李弘的名字，也是大有来歷的。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盪过于剧烈，令世人普遍有浮生若梦之感，民间一直流传着“终世之说”，即末日来临说，余风一直延续到初唐。道教民众中则有 “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是说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拯救众生。草莽中假借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事，也屡有发生。 高宗和武后把头胎儿子取名为李弘，毫无疑问是“应谶意”，对这个孩子寄託甚厚。 但是据《新唐书》记载，上元二年（675年），李弘在合璧宫被鸩杀，时年24岁，“天下莫不痛之”。而且，在两处地方明明白白写着，是天后怒而毒死李弘。 这就是扑朔迷离的“合璧宫命案”。 武则天为什么发怒？ 《新唐书》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武则天“方图临朝”，“将骋志”，然而太子李弘不知怎么的，在奏请的时候触犯了武后，结果惨遭鸩杀。另一个原因更有传奇性，是说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因母亲之故得罪，被幽禁在掖廷（宫女宿舍），年近40还未嫁。李弘听说后，起了恻隐之心，请求把她们嫁出去。武后闻言大怒，把两位公主嫁给了两名当班卫士，李弘也由此“失爱”。 从宋代起，就有人说这事情是《新唐书》摆乌龙了。首先，《新唐书》作者并无鸩杀李弘的证据材料，只是推测因果。而说武则天在上元年间就想临朝称制，那是胡扯。 至于太子请嫁两公主之事，两《唐书》都说有，但是《新唐书》演义得太出格了，起码有两条不确：一是两公主的年龄，具体是多大，没有任何记载，但李弘请嫁那年，高宗不过才43岁，女儿岂能有40！《资质通鑑》对这个漏洞也有所察觉，略作了修饰，改为“年逾三十不嫁”，但就这样也很勉强。二是据《唐会要》载，义阳公主的老公权毅、宣城公主的老公王勖，都不是卫士。 也有人进一步质疑，说是“请嫁公主”这事可能根本就没有。萧淑妃被害后，她的儿子素节，按说身份说比女儿更易使武后猜忌，但也仅是撵出京师，去当了申州（今河南桐柏县）刺史。那么，有什么必要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幽禁在掖庭？ 还有就是《旧唐书*泽王上金传》里，有“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一句，这说明两公主早就嫁了。另外《册府元龟》根本就没载请嫁公主事，这就令人更起疑了。 还有，《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六载，武则天后来曾经上表高宗，请求为义阳、宣城二公主的老公升官。不管这是不是做秀，起码能证明，太子即使请嫁公主，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司马光考证来考证去，最后还是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什么意思？这是说，把传闻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的了。 那么，太子李倒底是怎么死的？想要搞清楚，也不难。 他是得肺结核死的！ 白纸黑字，记载无误，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旧唐书*孝敬皇帝传》里载有一篇高宗皇帝的悼念文，明明白白说太子李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 这是什么意思？ “琰圭”是古代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自琰圭在手”，是指李弘当太子。“沉瘵婴身”是说他得了一种“瘵”病。 瘵，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直至距今6、70年前，青霉素尚未普及的时候，这还是一种很难治的传染病。巴金的小说《寒夜》、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恋》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肺结核缠身的病秧子。相信看过这两部作品的人，印象都会很深。 李弘深受高宗喜爱，4岁就当了太子，看来这病在他童年时就已染上。他爸爸高宗，因为在爷爷太宗死的时候，操劳过度，也染有“风瘵”。父子俩都有这病，并不奇怪。 到太子弘19岁的时候，据他自己讲“比日以来，风虚更积”（《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病情更加严重了。 古人不讲现代科学，面对太子弘的病况，谁都束手无策。高宗和武后便想让他结婚，以新婚来“沖喜”——这种愚昧的习俗，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很普遍。这才有前面提到过的，选中了司卫少卿杨思俭之女为太子妃。这女子杨氏，在辈份上实际比李弘大一辈，是武后的表妹。 哪知道，咸亨二年（671年）揭出了此女被武敏之给玷污过，于是大婚泡了汤。婚事拖了两年，又给李弘物色到了左金吾卫将军裴居道之女。这年李弘恰是22岁。
第66页 裴氏女出身于河东名门，彬彬有礼。高宗甚为喜欢，对近侍说道：“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四年（673年）十月，太子李弘终于成婚。 可是迷信治不了病。小日子过了一年多，到上元二年（675年），李弘来到东都，住在合璧宫，病情勐然开始恶化。四月二十五日，死在倚云殿。 高宗对此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从而使李弘成为唐代第一位死后谥为皇帝的太子。 在高宗发布的悼念诏书《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中，有一个细节，是高宗在探望李弘病情时，曾明确告诉儿子：“庶其痊復，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也就是等李弘病稍好，就要禅位于他，高宗自己要去当太上皇了。 而李弘由于“天资仁厚，孝心纯确”，听了这消息的反映是，“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因为思想压力过大，想得太多，结果病情加剧，一命呜唿。 当然，这仅仅是官方的说法。但李弘自幼多病，长大了之后更严重，这是有他自述为凭的。而说他被武后鸩杀，凭据何在？没有。道听途说而已。 比较可信的《旧唐书》上只是说：“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这只是一个陈述。“寻薨”，也就是很快就死了，没说什么“鸩杀”。《旧唐书》成书时，大唐早已往事如烟，着者没有必要为武后忌讳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没说，就是没发生过。 那么宋人欧阳修老先生，是从哪里挖到的“武后怒而鸩杀李弘”的勐料呢？ 据与他同时代的司马光考证，此说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唐人柳芳编着的《唐歷》上的一句话，即李弘“不以寿终”而来。但是，不以寿终，是短命的意思，怎能拿来做鸩杀的依据？二是根据李泌和唐肃宗的一段对话而来。 这又是一个有趣故事了，涉及到一首“黄瓜歌”。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李泌对饱受皇嗣问题困扰的唐肃宗说到前朝事，讲了一个故事—— 高宗时，李弘仁孝，而“（武）后方图临朝，鸩杀之。”李弘死后，李贤代立为太子，每日恐惧，不敢多言，就做了一首歌，叫《黄台瓜》。歌词曰：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 四摘抱蔓归。 李贤叫乐工在宫中唱这首曲子，以期感悟父母双亲：可不要一再残害儿子们了。 李泌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正色告诫唐肃宗说：你现在已经一摘了，可不要再摘了！肃宗“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以皇子比瓜，不可一摘再摘，免得最后闹个没有接班人。这典故十分动人，歌词也写得好。可是，唐肃宗和李泌是什么时候人？ 唐肃宗李亨，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的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在马嵬驿兵变后西逃入蜀，李亨就在灵武即位，他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他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后来他病死于长安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在位共6年。 李泌则是个江湖异人，曾在衡山学道，后入朝为官，当到了宰相高位，算是肃宗的朋友兼军师吧。他对平叛战争极富战略眼光，出过不少好主意。 算一算，两人上面的那段对话，发生于李弘死后80年！ 于是有人怀疑，这《黄台瓜》词作得这么好，酷似曹植《七步诗》，比喻、格调都像，怎么未见当时有记载？会不会是李泌自己编出来的？ 因为就在上面的那段对话后，《资质通鑑》中还记了肃宗的一句话，是说：“你把歌词录下来，我要写给大臣们看。” 似乎肃宗对这首歌一无所知！ 《新唐书》如果是以这个作为武后毒死李弘的证据，那基本可以断定是一条假料了。 李弘死后，备极哀荣。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里称他具有“九德”：至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当然这是溢美之辞，但都还沾点儿边。 既然追谥了皇帝名号，这位没登过极的皇帝，就要有相应的陵墓，命名为恭陵。原本打算葬在长安昭陵附近，但武则天考虑节约民力，就安葬在了洛阳，成了唐代在洛阳少有的帝王陵之一。选址就在洛州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的景山，至今仍有遗址。 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陪葬甚厚，这大概是寄託了高宗和武后的哀伤。民间传说道，由于陪葬的珠宝既多又好，唯恐被盗，所以，派兵卒从洛河取沙，堆成了一座山，表面再用泥封固，若有盗墓者必被流沙活埋。 陵工由武则天亲自主持，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监工，限期四个月完工。一座皇陵，歷朝修几十年的都有，四个月期限，等于要民工的命。其间民工不堪劳役，发生过骚乱，投乱石击伤监督官员，烧营而逃。后来起用司农卿韦弘机来监工，才如期完成。 太子妃后来被追号“哀皇后”，死后也葬在恭陵附近，因此现在当地人这里称为“太子坟”和“娘娘坟”。陵前神道十分开阔，翁仲、天马、望柱两两相对，气势不凡。神道一侧，有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高约6米。
第67页 歷经千年，恭陵至今完好无损。而娘娘坟却在当代遭了厄运。1998年1月末，太子妃墓被一伙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走国宝级珍贵瓷器等60余件。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所幸案件很快破获，国宝追回，11名盗墓贼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李弘死后无子，那么就“兄终及弟”，由他二弟李贤继为太子。李贤此时已封雍王、任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时年22岁。 这个李贤，是个很有性格的皇子，后人把《黄台瓜》歌词编排到他身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小时天资聪颖，阅读典籍和诗赋能过目成诵，成年后“容止端雅”，似乎是个素质极高的公子型人物。 他的幽州都督只是遥领，自小没离开过京都，从18岁起，高宗就有意让他也学习处理政务。现在顶哥哥的班做太子，也还不算突兀。 高宗在李弘病逝的前后，病况加重，感觉撑不下去了，一度想让天后摄政，可是这个想法，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因而作罢。现在，高宗当然对李贤寄予了厚望，马上就让他监国。 新太子的属官，也配备得非常强，先后有郝处俊、高智周、薛元超、张大安、李义琰、戴至德等，都是位居宰辅、德高望重之人。 李贤在好学方面，酷似哥哥，但要比哥哥更聪明。此外他天性活泼、不拘礼法，又不似他哥哥那样胆小谨慎。这种性格，在男孩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李贤上升到太子这个敏感位置，性格还是不变，结果就种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刚开始时，苗头还不错。李贤本人表现很好，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很满意，次年，高宗还对他优诏褒扬，说李贤自监国以来，留心政务，工作做得到位，听政之余还能诵习经典，思考问题。 “家国所寄，深副所怀！”这就是高宗对新太子的评语。 李贤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及一班学士，注了《后汉书》。着作完成后，呈给天皇天后御览，二老很高兴，对学者们“赐物品三万段”以示嘉奖。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本子，到今天仍为史家所重视。 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一个是，李贤兢兢业业的时间没保持多久，就开始放纵自己。经常在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又在东宫和倡优、奴僕们吹吹打打，当音乐发烧友。 生活作风上就更不检点了，纵慾无度，热衷于泡妞。更要命的是他还颇好男风，宠爱一名娈童赵道生，动不动就赏给金帛。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时尚青年，其实他很有特点。李贤的年纪不过22、3岁，正如当今的“80后”，有叛逆性格是难免的。好学和好玩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 但是他身为太子，不走正道，对政局和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他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鸟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去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李家的这颗“黄瓜”恐怕又要被摘去。 只有司仪郎韦承庆不管那些，上书给太子力谏。李贤这时候玩得正疯，根本不听。 一班乐户、奴僕见主子这般潇洒，都挖空心思捧着他玩，“亲左右，承颜色”，一派乌烟瘴气。东宫的有些低级属官也投其所好，刘讷言就是其中一个，专门撰写了《俳谐集》、也就是搞笑文章来讨好太子。 这样一来，李贤成了又一个李承干。江山还没开始坐呢，就迫不及待地玩，实在是悬啊！ 韦承庆的上书，是在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这个月份，是风流太子李贤的多事之秋。韦承庆的这个上书，其实并没有什么背景，是他个人的性情与责任感使然。韦承庆过去就是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现在的职务太子司议郎又是专掌规谏的，他站出来说话，是理所当然。他劝告李贤“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这也是让人无话可说的。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 李贤对母亲的干涉大为不满。他本来就觉得母亲对后辈过于严苛，这么噼头盖脑的批评，他更接受不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母子关系就此开始恶化。 这个事情，我以为武则天没做错什么。她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女人，对待子女也不免从政治出发。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出一个像太宗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结。儿子们如果对此不理解，当然要生出怨恨来。 武则天和儿子之间的代沟，和今天应试教育下的代沟是太相似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台湾的史家雷家骥先生却要指责武则天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说她不该如此刺激李贤，使其不安。这大概是雷先生过于仁心宅厚了，用了新时代的观念来评价这件事。不过，新时代在教子这方面也不见得新。
第68页 儒家教子，歷来严厉，余韵至今犹在。眼下“望子成龙”的家长，家家皆有也，具有自由开明思想的家长反倒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认为武则天此举不应受到责备。 就在李贤与母亲有了嫌隙时，各种不利于武则天的舆论又深深影响到李贤，令他对母亲的专制和冷酷越发不满。这些流言，据说一个是大臣们传说李弘死得可疑，一个是有大臣认为高宗已完全被武后控制，失去了自主权。 此外，在太子属官中，有一个典膳丞高政，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他向李贤讲了不少长孙一系当年如何被整肃的事，对李贤的震动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流言，就是宫女中有人传说：李贤并非武后所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 这还了得！李贤听了，更感到疑惧。他联想到母亲的种种严苛手段，对此深信不疑，认定了这位非血缘的母亲将来一定会对自己下狠手。 那么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又是一个千古迷案。 我们来看，李弘生于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就是传说为武则天闷死的那个）。这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在武则天当时那个年龄上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一派，他们分析如下：据《旧唐书*高宗纪上》记载，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是早产。这一派认定，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655年）年初生的李弘，此后又生一女，再生李贤，就等于是在两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似乎太过密集。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很可能并没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有私通关系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了缸。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是有什么隐情。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干——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分权力保障。但是当李贤成年后，武则天就越来越不放心这位冒牌的儿子了，对立他为太子，曾经显得很勉强。 这后一种说法，推测多于论证，我们权且当个故事听吧。 就在这流言四布的敏感时刻，又出了一件事，使太子问题这个火药桶，在瞬间被引爆！ 事情缘于一个装神弄鬼的正谏大夫明崇俨。他是皇帝侍从，专掌讽谕的，可是他不好好给皇上提意见，老爱玩相面术、预测学。古代士大夫对这种旁门左道不屑为之，一旦有人会这个，就很显眼。天皇喜欢听他胡侃，因为能解闷儿，天后也很敬重他。 不知这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借着相面，对诸皇子做了一番品评。他说：“太子福薄，不堪继体；惟英王（李显）貌类太宗，相王（李旦）貌当大贵，两子中择立一人，方可无虞。” 武后对他虽然很信赖，对太子也有些失望，但并未把这话当真。据后世史家分析，明崇俨敢于这么胡说八道，可能是打探到了武后对太子有所不满。他这么说了，也没受什么斥责，说明他的观点与武后的态度暗合。 但是，有人却把这话当了真。李贤知道后，当然把这个明崇俨恨之入骨。 调露元年（679年）五月，明崇俨从东都到京师去办事，走在半途，夜遇刺客，被杀死。皇帝的座上宾，竟然就这么稀里煳涂的死了，天皇、天后不禁大怒，下令追查兇手。逮起来不少嫌疑人，但始终没找到真兇。 当时就有人猜测，是太子李贤恼怒明崇俨多嘴，暗中派人杀了他。武后也有些怀疑是太子干的，但拿不到证据。 事情拖到第二年春，太子李贤随二圣去游少室山，一家三口看起来仿佛其乐融融。可是，一回到东都，武则天就开始摘瓜了！她派人向天皇告发了太子李贤的诸种“阴事”。 捅出来的具体是什么事，不载，无非是声色犬马之类。尤其李贤与娈童赵道生欢狎之事，使高宗大为震怒，于是案发，太子及其同党被拘。武后便命宰相薛元超、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司官员同审。 这么高级别的特别审判庭，意味着武则天要起大狱了！ 果然，法司在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惊人的物证——“皂甲数百领”！ 藏这几百套甲冑干什么？难道李贤要谋反？ 这时候，娈童赵道生在审讯中的招供，又给这事雪上加霜。他招认：是太子让他带人去杀的明崇俨。 所有情节，全部对上了榫！可怜李贤枉读了那么多诗书，搞到这地步，已是逃无可逃了。 明崇俨究竟是不是被太子唆使赵道生所杀？史无明载。这也许是事实，也许是薛元超等人为自保，按武后意图用了酷刑，是逼供逼出来的“自诬服”。这个疑点，肯定是永远也搞不清了。 但这个罪，对太子来说并不太严重，不过就是唆使杀人罪。 严重的是——几百领甲冑缘何而来？
第69页 如果藏盔甲是事实，那武则天就不是小题大做。按照唐律，严禁个人与单位私藏武器，甲冑也在禁止之列。包括府兵，平时都不能存有武器，武器全部存于兵器库，出征打仗时再发给。冷兵器时代，谁要是藏个大刀长矛什么的，犹如现在民间私藏飞机大炮，那是相当危险的。《擅兴律》规定，百姓私藏盔甲一领，判徒刑一年半；若私藏三领，就处死——再爱民的皇朝，也怕草民造反啊。 这次在东宫一下搜出几百领盔甲，李贤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清的。 歷朝歷代，确实可能有对政敌栽赃谋逆罪的，但大不了是唆使司法人员在被查抄者家中偷偷塞入龙袍、印玺、文告这类小玩意儿。而现在的这几百领盔甲，用一队兵卒搬也得搬一阵子，现场栽赃如何能掩人耳目？ 当然，藏盔甲不等于就是谋逆，但说你谋逆，你是无法辩解的。以此废你为庶人，也属天经地义。 高宗平素很喜欢李贤，现在看看事闹大了，心又软了，想宽恕他。但武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为人子而怀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于是李贤被定罪，于八月二十日宣布被废为庶人，并派遣兵将把他押送回京师，幽禁在一处地方。 李贤的那些狐群狗党一个没跑得了，全部伏诛。盔甲在东都洛水的天津桥南公开焚毁，以示士民。 这个风流公子哥儿，就此在政治舞台上谢幕，旋起旋落，颇令人嘆惋。 武则天对李贤的这个处理，被后世有些史家激烈抨击，说是“居心狠忍”。从人伦之常来看，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此事涉及的是古代的“政治正确”，武则天这样做，不仅在那个时代有她的法理依据，而且与今日很时髦的“程序正义”也很吻合。况且，接班人不合格就搞掉，这种事情还罕见吗？我们后人似不应大惊小怪。抓住这个做文章，来苛责武则天的，我看是有点儿故作天真了。 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一般人在仕途上因无背景而受阻，就要大骂裙带关系误国；可是真正遇见大义灭亲的，又要大骂人家蛇蝎心肠；评价标准上的这个矛盾，自己是不易察觉的。 东宫的相关官员们，也受到不等的处分。刘讷言的《俳谐集》在这次查抄中也被搜出，高宗翻阅过后，大怒，说：“以《六经》教人，犹恐不能教化，以此鄙说呈进，岂是辅导之义？”这个不尽责的刘老师，因此被打发到振州（今海南三亚）反省去了。 高政，就是给李贤痛说长孙家史的那个，他不光是长孙无忌的外甥，还是高士廉的孙子。高宗念及这双重的亲戚关系，就饶了他，把他交给他父亲高真行去教育。这高真行担任左卫将军，很受信任；现在家中出了这么个逆子，真是又恨又怕，竟然和几个亲族一起，动用家法把高政给活活打死了！ 负责注释《后汉书》的左庶子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罪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对李贤一案之所以处理得这么重的原因，在后世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张大安等在注《后汉书》时，有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议论，引起武则天的猜忌。从属官中张大安被处理得较重的结果来看，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其他的东宫属官，可能是由于罪责不大，皆免罪，各复本职。薛元超等长出一口气，舞蹈谢恩。惟有李义琰心情不好，因自责而泫然泣下。他深悔未能引导太子走正道，又没能瞒得住武后，以至李贤垮台，武后专权的局面一仍其旧。以后他每见高宗，便伤心得哽咽不发一言，但高宗对他的暗示一点儿也没领会，只是奇怪这人怎么患了忧郁症？ 李贤被废的次日，三弟英王李哲(即李显)被册立为新太子，第三个瓜又结出来了。为庆贺大唐有了新的接班人，宣布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这件事的处理，本不为过，但是在武后专权的背景下，有的大臣就不免要嘀嘀咕咕。高层的事确实令人担忧：高宗看样子撑不了多久，太子的黄瓜又一再被摘，武后的权势越来越大，这该如何收场，如何是个了结？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武后知道了有这舆论，但也毫无办法——防人之口，就像堵黄河，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办到。她只有採取缓和措施，上表请求免去庶子李上金、李素节原来的罪，分别给了刺史做。又请给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的老公授官，以此来沖淡紧张气氛。 后来在永淳二年（683年），也就是高宗去世的那年，李贤又被迁徙至遥远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幽禁。那一带，草民我年轻时曾经去过，是在万山丛中，有强烈的与世隔绝感。 走的时候，太子妃和三个儿子也随行，一家人行装简陋，衣衫破旧，僕人们的装束就更狼狈了。以至于新太子李哲心里也不忍，上表请求，每年春秋由官府发一点儿衣服给他们一家，以示照顾。 昨日鲜衣怒马，望之若仙；今日鹑衣百结，不及匹夫。政治，真是不大好玩啊！ 在李弘暴卒和李贤被废的前后，舆论之所以汹汹，是有直接诱因的。李弘病危之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武则天曾经把“三瓜”周王李显（即英王李哲）的妃子赵氏幽禁致死。这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鑑》都予以确定的事，没有疑义。 赵氏之死是无辜的，她本人并没犯什么大错儿，主要是受她母亲牵连。赵氏姑娘的来头很大，祖父赵绰是唐开国功臣，父亲赵瑰是左千牛将军、皇帝的贴身侍卫；母亲就更厉害了，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女——常乐长公主，论辈份，这位老公主是高宗的姑姑，而赵氏姑娘则是高宗的表妹。
第70页 周王李显娶了赵氏，是与表姑母结婚，差了一辈；但这在当时，不成其为障碍。 据说，两人是很有一段因缘的。赵氏姑娘小时常随母亲来宫中走动，与李显是青梅竹马之交。成年后，二人又常在一起参加庆典、筵宴与游乐，有时还在一起读书，渐渐的就互生爱慕。太子李弘看在眼里，有心撮合，就在父亲面前为他们做了“大媒”。 高宗对这姑娘当然了解，非常满意，当即向武后提起，做主敲定了李显的这门婚事。 但是，武后的感觉又不同了。因为常乐长公主素为高宗所敬重，两人关系很密切，武则天对此十分忌惮。只是此番亲事高宗本人看好，武后不好反对。 但是，她不能容忍高宗和自己儿子身边有如此亲密的异己力量，马上就採取了反制措施。 武则天处理这事的手段非常狠毒。在周王婚后三天，周王妃按例去向婆婆请安。当时武后还没起床，周王妃并不知道，就直接进了内寝。武后藉故怒斥周王妃“失仪”。周王妃吓懵了，下意识地辩解了两句，武后便大怒，以忤逆为名将她软禁在内侍省，不准出屋，每天只给点儿米粮让她充飢。 几天后，卫士发现周王妃住的地方烟囱不冒烟了，就开门进去看，原来人已死了多日，连尸体都腐烂了。之后，武后下令把周王妃匆匆埋了，埋到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记载。 周王妃的父亲赵瑰受女儿之累，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常乐公主也被勒令随行。这股危险的势力，就这样被武则天果断地击垮。 周王妃被人发现死亡，是在四月七日；18天后，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两件事隔得实在太近，无怪乎要引起诸多关于太子被害的流言。 武则天的这种狠，一方面是缘于她的性格，“驯狮子骢”的那股劲儿始终没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她在皇权专制下出于自我保护的反应。你不狠，人家就要狠，史上的教训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虽然她在这方面理应受到指责，但也应把这个问题放到专制背景下去看待。 疑神疑鬼，凡是柄政者都在所不免！ 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有的臣僚为了避祸，也有过度反应。前面提到的那个李贤党羽高政，高宗并不想处理他，只是把他交给家长教育，但高政的长辈们却慌了神儿。高政一回到家，他父亲高真行就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政的大伯、户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他的腹部。高政痛得哀号不止，堂兄高璇再用佩刀砍下他的头，然后把尸首抛到路上。高宗闻之，大为不悦，认为做得太过，于是贬高真行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县）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今重庆市）刺史。 亲生骨肉，如何下得了手去？只能说，极端的专制足以泯灭人性！ 一场惨烈的风波过去，“第三瓜”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悬心。 这个现在叫李哲的新太子，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比二哥李贤还要喜好玩乐。他和李贤原本都没受过当太子的教育，养成放逸享乐的性格是必然的。而且，据说他在做亲王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十分“勇烈”的一面。 如何把这个公子哥儿扶起来，高宗、武后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因李贤案惩罚原来的宰相兼东宫班子，而让他们继续留任，就是想用一班老成之臣来辅佐新太子。高宗夫妇到东都去，留李哲监国，就专门指令薛元超辅佐。高宗还殷切叮嘱道：“吾子未娴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所幸，李哲因为有了哥哥的教训，也有前妻（周王妃）被废的教训，对母后还比较恭顺，在当太子期间，与武则天的关系也还算融洽。关于他未来的命运，要在后面再来交代了。 一年后，当年激烈反对天后摄政的中书令兼左庶子郝处俊被罢相，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因故受到高宗谴责，託病致仕。当初郝处俊对高宗说：高祖太宗之天下，只该“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琰也曾大力附和（《旧唐书*高宗纪》），一时形成强大舆论，致使武后摄政之议流产。 那么，出来混，现在就该来还了。 武则天仍然不断在做排除异己的工作，但客观地讲，她这时还不能说就有了“篡位”野心。她现在所做的，仍然是想让自己的一个儿子能够立得住，并且和她一条心。 24、高宗在忧心忡忡中一病不起 日子渐渐来到弘道元年(683年)，一直病歪歪的高宗大限到了。这一年，武则天对高宗的健康还抱有一定信心，她亲自给高宗侍奉汤药，并有一个宏愿，想在高宗有生之年封遍五岳，创下前无古人的记录。 为了封嵩山，还在嵩山之南特别筑起了一座“奉天宫”。 监察御史李善感不同意这样做，他上表劝谏说：几年来灾害不断，饥荒遍野，又有外族侵入，交兵不止。陛下却劳役不休，太令天下人失望了。 这种尖锐的谏言，据说朝中已有二十年听不到了。群臣颇感振奋，称此谏为“凤鸣朝阳”。 李善感并没有夸大其词，当时的内外情况都不太好。但武后二十多年顺风顺水，自我感觉太好、对民间的疾苦也看得轻了，执意要完成封五岳的大业。
第71页 在弘道元年正月，高宗夫妇就前去视察了刚建好的奉天宫。七月准备封山时，高宗身体突然不好，于是把时间推后。到了十月，高宗和武后再幸奉天宫时，高宗病情急剧恶化，头部沉重难忍，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下诏暂停封山事宜。 武后急召御医秦鸣鹤、正文仲前来诊疗。秦鸣鹤看了后认为，高宗的病症是“风上逆”，要用针扎一下，“刺头出血方可愈”。 武则天在帘后听到这主意，大怒，说：“此人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 秦鸣鹤吓得要死，只顾叩头求饶。 高宗的脑筋倒还清醒，他说：“御医议病，不可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鸣鹤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会、脑户二穴上各扎了几针。 不一会儿，奇蹟出现了。高宗说：“吾目明矣！” 武则天大喜过望，在帘中再三向秦鸣鹤拜谢道：“天赐我师！”然后又亲自搬来一百匹彩缎，赏给了秦鸣鹤（见《旧唐书》、《唐新语》）。 但是高宗的这条命，人留天不留。无论武则天多么虔诚，妙手回春终究是有限的，高宗还是进入了病危状态。在奉天宫一躺躺了20多天，眼看再呆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头了（这在歷代皇帝是大忌），于是到十一月下旬，车驾返回东都。 消息早已传开，百官都自动汇聚在天津桥南拜迎。但是高宗实在是太虚弱了，还都后连宰相都没有谒见的机会。 熬到十二月四日，在武则天建议下，下诏改元“弘道”，并大赦天下。武则天提出这个建议，是为祈求上天赐福，同时也是尽人事而听天命。 改元的意思，也就是要让官民弘扬道家宗旨，崇尚简朴，咸与维新。诏书还特别肯定了武后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这些内容，应该说是高宗在为稳定身后的局面而造舆论了。 高宗极为重视这道诏书，想亲自登上宫城的正门——则天门去向百姓宣读，但在被扶出宫门后，却因气逆不能上马，登城楼那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改行权宜之计，召百姓到殿前宣读之。宣读完毕，他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么？” 侍臣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欢欣。” 高宗嘆道：“苍生虽喜，吾命危笃！”想想然后又说，“天地神祗若能延长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憾！” 当晚，急召宰相裴炎入贞观殿，授遗诏辅政。把后事交代完毕，高宗也就不行了，于当晚驾崩，享年56岁。 这一年，武则天60岁，太子李哲28岁。 就这样，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他也由此捲入了高层政治旋涡的中心。 这里要提到的是，他亲领的这道遗诏，为日后政坛的诸多波澜埋下了伏笔。 这道遗诏，去掉那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吹嘘，实质就两条，一是死后七天就要出殡；天下之大，继承人的问题不能拖，太子就在灵柩前即位。二是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一切问题，都出在第二条上。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有严格限定，是说国家大事如有决定不下来的，再按照天后的意见定夺。 那么，高宗在临死前，究竟是怎么安排身后这盘棋的？ 究其内幕，他左右为难！ 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考虑。他对武则天的执政能力自然是一百个放心。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他和老婆互为表里，把一间夫妻店开得很好。但是武后势力日益坐大，有可能会引起难料的后果，他也是有所警觉的。 高宗在病重期间，他深为器重的尚书左丞冯元常曾上密言，说：“中宫（皇后）威权太重，宜稍抑损。”（《资治通鑑》）高宗对这个意见深以为然，但他病体支离，哪里还有精力来压制武后，于是就没有下文。 不过，对武则天的防范心理，却直接体现在这道遗诏上了。 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公务员身份的，马上就能看出：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无须请示天后了。那么，天后平时干些什么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无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机会一举解决。 白纸黑字，一句话，就让武则天退居二线。 其次是高宗对储君李哲的考虑。这个接班人，也让高宗十分头痛。李哲是个资质平平的人，远不及李弘、李贤，高宗与武后也并不溺爱这个“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监国期间，顽心不改，仍然大肆游猎，不像个干大事的样子。高宗与武后对他费尽了心思，除了加强东宫属官的力量之外，还特别立李哲之子李重照为皇太孙，目的就是让李哲安心，好好学习政务，多少要有个登大位的准备。 可是李哲对父母的这一番苦心并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间，几无长进。 高宗和武后大概也考虑过再摘瓜的问题。但是，太子是国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换，不利于天下安定。况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纪尚幼，又无特殊功绩，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可立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第72页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才提出了“如大事不决，以武后意见为准“的原则，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制衡措施。 以上的种种，是高宗考虑了多时，在临死前与裴炎定下来的。 对武后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但是，高宗人在的时候都无力解决的事，死后凭一纸遗诏就能定下干坤吗？ 我们再来分析武则天这时的心理。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她当然大为失落。以她的性格和20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她在这一期望间，所思所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能获得独立的执政权。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要是公开违背遗诏，总还是有所顾忌。 事态进入了最微妙的状态。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 中国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人在与人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也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槓子。他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这个建议，石破天惊，使裴炎一下就成了改写大唐歷史的人物之一。 他这个建议，其实并没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哪里会有异议？而且，更为可怪之处是，他的建议与遗诏的关键点正好背道而驰。高宗遗诏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呈报天后，再由天后发话。 而“天后令”又是下达到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设在门下省。 这样看来，这个建议是大有来头！ 这个裴宰相，到底要干什么？ 后世史家多指出，裴炎的这一建议实在是没有道理。他之所以这样做，有三种可能：一是为讨好武后；二是对武后的参政已习以为常了，认为今后继续下去也无妨；三是裴炎自己想避专权的嫌疑，拉上武后来平衡一下。 而实际上，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本来高宗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宰相和天后瓜分了最高权力，嗣君竟完全被架空！ 据说，武则天正在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她精神为之一振！ 这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先来看看裴炎这个人——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寡言笑，有奇节”。他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苦读不辍。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志向远大，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 他的仕途也相当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歷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于调露二年(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反对武氏专权的，并以此殉国，死得很壮烈。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了这么一个大昏招？ 这不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唐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让我们万难猜度！ 今有论者分析，说裴炎集团此次是在利益上与武则天不谋而合，即，都是想废掉嗣君。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是想夺回失去的权力。两方有所默契，便联手来对付新皇帝。 这个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但我以为，事态后来的发展是一步步形成的，说裴炎早就为立李旦而与武后勾结，有些勉强。裴炎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復以往的议事权。但是，如果动机仅在于此，那么白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不知裴大人是如何想的？ 七天之后，李哲继承了皇位，是为中宗，并更名为李显。“李显”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应谶意。据民间传说，这是老子降临人间的另一个化名。
第73页 所以有人讲，在李显更名的问题上，可见出武则对新皇帝还是寄予厚望的。母子俩的冲突，是因李显后来的不慎而引发的。 天后现在被尊为太后。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七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 这个状态，也还有理由能说得过去，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有非常措施，别人不好说什么。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武则天很稳得住，马上着手做了几件事。 头一件事，是安抚地位尊崇的宗室诸王。给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一大批爷爷辈、叔伯辈的亲王加封了一品荣衔。 歷来新皇登极后，辈份高的亲王都是不稳定因素。武则天谙熟歷史，先就把他们按住，不使其生乱。她明白：自己再怎么尊贵，也只是李家的媳妇，万一长辈闹起来，脸面上太不好看。 第二件事，是调整宰相班子。此时朝中一批名相都已先后病死或致仕，可称重臣的只有刘仁轨和刚任宰相的裴炎，其余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刘景先等，都是一拨新人，且都是低品级的宰相。这样一个班子，看起来怎么都有点儿弱。 她首先把太子少傅刘仁轨改任左僕射，仍让他留守西京。再把裴炎从门下省调到中书省来，转为中书令，让他掌握出旨权。以前宰相们都在门下省议事，现在也都随着裴炎改在中书省议事。 既然遗诏是任命裴炎辅政，同时裴炎也很知趣——白送我一块大饼，那么就让他掌握出旨权，有事好商量，不会在出旨上卡壳。 其余新人都有不等的提升或者改任，且统统升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变成了资深宰相。官帽子一加高，他们自会感恩效力。 最后一件事，是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变故。 这是武则天成为太后之后的三把火——干净、利落、周全。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这几手，能看得出武则天已是谋国的老手了。 25、中宗面对一场军事政变瞠目结舌 按照歷代皇朝的旧例，即位的皇帝若年纪太小，太后可以摄政，这就是“临朝称制”。太后临朝，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武则天临朝，却为何遭后世非议颇多？原因就是，她的临朝“不合法”。 天皇在遗诏中没有说要太后临朝的话，新上来的中宗也没有委託母亲临朝，所谓“太后令”并没有体制上的依据，是典型的人治。 到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转过年，改元“嗣圣”，大赦天下。次日，太子妃韦氏也正式成了皇后。武则天只是在此时对中宗夫妇稍微做了一下安抚，把韦氏的一个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太府卿（掌国家财物），位列宰相。 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交易原则，虽然双方交易的筹码很不对等，但强势者做了这个姿态，总比强抢要好一点儿。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 “性勇烈”的中宗却对母亲的安抚极不满足。或许是有心讨好老婆；或许是对太后临朝不满，他做出了一个抗争举动。次日，他提出：要把自己的老丈人韦玄贞提拔为侍中，来顶替裴炎调走后的缺。 此外，还要把奶妈的儿子也封个五品官。 敏感时期，他这个举动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脑袋一热就提出来的？我看像是后者。 中宗李显这个人，《旧唐书》对他评价不高，说他基本是狗屎煳不上墙：“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惟取当前之乐。” 这幅画像应该不错，都28岁的人了，刚一开始做皇帝就要提拔老岳父，就算这是有所图谋也不免太幼稚。 皇帝要下令，就要中书令来出旨，这就显出裴炎这个中书令的重要性了。他面对中宗的旨意，感到很荒唐。这个韦国丈，估计也没什么能力，原先不过就是普州（今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小小参军，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因为荣任了“太子岳父”，已升任为豫州刺史了，管的是东都附近的大州。这已经够照顾的了。到现在三年尚未满，寸功未建，又无其他三品官资歷，怎么可能一下就提拔为宰相？ 裴炎提出劝谏，坚持以为不可——我的好皇帝吔，您可不要闹笑话了！ 这个中宗，大概也是“耙耳朵”，惧内。一看跟老婆要交代不了，不由得大怒：“我让国于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为吝惜侍中耶？”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中宗这话说得过了！他当然是赌气说的这话，但可以听出对老裴极为不满。老裴以“太后令”做交易，为自己揽权，让新皇帝当了无权的傀儡，中宗还不至于傻到毫无察觉。 不过，他之所以要提拔老岳丈，我分析也不大像要扶植外戚与母后抗衡的意思，不过就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母后的权力有多大，裴炎的势力有多大，他还是基本有数的。别说一个老丈人，就是有十个老丈人，也未见能斗过对方。
第74页 他只是恨裴炎的张狂！ ——你到底还是个臣子，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裴炎看到皇帝发火，害怕了。这笔帐，将来要让我还怎么办？他没有别的办法，转身就把此事禀告了太后。 武则天闻报，也大吃一惊：这个李显，太没有城府！如此任性，怎能做一国之主？ 她是一个很警觉的人。在中宗的话里，有借外戚以自重的意思，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她不能不认真对待。 经过考虑再三，她决定废帝！这第三“摘”的决心很不容易下，因为前面的两摘，舆论就已经很大。现在高宗不在了，“三瓜”刚坐满一个月，再次下手的话，宗室、朝野会怎么讲？ 舆论狂潮能不能顶得住，出了大乱子能不能应付得了？ 放到别人身上，也许会举棋不定。 但武则天办事果决，她想好了就干——风险固然有，总要比养虎遗患强。就冲着中宗的那句话，他小崽子就不可一日为君！武则天想好之后，就把裴炎找来密议。恰好裴炎也有此意。他想废掉中宗，是公私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两个人为此策划了一段时间，将所有部署逐一安排好，废黜中宗的“太后令”也由裴炎起草好了。 就等着看戏吧，各位大人！ 如果说，裴炎在一个月前奏请太后问政，是一时煳涂，那么这次他与太后居然密谋废立，那就决不是煳涂了。利益所致，鼠目寸光！我们真是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在想什么。 高宗有遗诏，明令“王公卿佐，各竭乃城，敬保元子，克隆大业”。裴炎作为唯一顾命大臣，即使有异议，也要尽量扶一扶中宗这阿斗再说。高宗尸体骨未寒，就公然违背最高指示，那是死人活人都对不起的。 也许他深知中宗是个昏人，不足以当大任，维护中宗就等于毁了大唐，与太后专权比起来危害更大；也许他还看不出武则天专权的发展方向……总之，他不仅没有按照高宗的意图充当嗣皇帝的保护者，反而“开门揖盗”，把歷史生生扭了个方向。他忘记了：能谋废立的臣子，脑袋一般都不会稳，除非他想篡逆！ 因此，后世对他与武则天合谋的动机，有过如下分析：一、真有篡位野心，只不过没料到武则天比他强硬得多，结果他成了为人作嫁。二、他确实是李唐死党，废中宗是因为他怕大唐天下落入韦后一族手中。三、他只是贪恋权位，参与废中宗是为了防止相权被削弱，或是希望自己看好的李旦能当上皇帝，以加重自己的分量。 我的意见，前两条都有些极端化，可能性不大。想篡逆，裴炎的条件还远远不够，他不至于狂妄到那种程度。怕韦后干政，也不必把皇上就给废了，况且太后干政同样对大唐不利。所以极有可能就是贪恋权位，想扶起有书生气的李旦，自己好扬眉吐气。只不过他错了一点，就是小瞧了武则天的能量。 他哪怕是能预见到几个月后的事态，情况也会大不一样。 人，就怕钻进了思维的死胡同！ 双方密谋了近一个月之后，大幕拉开。 二月初六日，太后在洛阳宫的正殿干元殿召集百官开会。 这个紧急会议，开得有些蹊跷：一是自打显庆二年（657年）五月起，因天下无虞，皇帝就是单日上朝、双日休息了。初六是双日，如何要突然上朝议事？二是这天上朝的地点，是在用于大朝会的干元殿，似是有非常之举。 中宗与百官到会场一看，情况确实有异：负责左右羽林军的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竟然带了兵入宫警戒，现场总指挥是裴炎和曾是北门学士的中书侍郎刘祎之！ 大殿里刀光耀目、铠甲鲜明，一派肃杀气氛。 这是要干嘛？ 中宗和百官都在闷葫芦里，面面相觑。 只见裴炎出班，高声宣读“太后令”：嗣皇帝昏庸无德，不能为一国之主，着废为庐陵王，恢復李哲原名。念完，立刻命卫士扶中宗下殿。 中宗表现还可以，并没被吓傻，在这紧急关头抗声问道：“我何罪？” 帘子后，传来太后的威严之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资治通鑑》） 李哲顿时就没了话说。押下殿后，被幽禁在别殿，韦后和皇太孙李重照也同时被废，其余韦氏家属流配岭南。——天下暂时轮不到你们韦家，先尝尝荔枝去吧！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 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煳的一条，也给了她一定的法理依据。 她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第75页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则天就迅速宣布，她的幼子豫王李旦为新的嗣君。这个李旦，原来名叫李轮，武则天现在赐了他这个新名。 李旦时年22岁，早已成年，当皇帝在身份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王妃刘氏，就是被吐蕃俘虏后死在异乡的将军刘审礼的孙女，同时也被立为皇后。长子李成器被立为太子。当年改元为“文明元年”。 ——武则天喜欢改元，凡有所动作，总要改元以资纪念。不过，以“文明”二字来纪念一次武装政变，也是大有幽默意味的哦！ 新的嗣君就是睿宗。这“第四瓜”的情况又如何呢？《旧唐书》说他“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学训诂之学”， 为人谦虚谨慎，显然比“第三瓜”强；好学多才，又类似“一、二瓜”，但就是缺少大哥二哥的胆略，对政务既没经验也没兴趣，是个典型的文人。 皇帝最忌由文人来当，这武则天心里是有数的，她压根儿就没想睿宗一上来就能管理天下。从这一天起，她就让睿宗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政事。 当月十二日，武则天大驾光临武成殿，李旦率百官给她重上尊号。十五日，武后临轩称制，派礼部尚书武承嗣正式册立新的嗣皇帝。双方完成了互相确认的程序。从此武则天以61岁之高龄，开始了长达6年的垂帘听政。她的问事地点，就在干元殿后面的紫宸殿里，垂下一幅浅紫帐来，坐在那后面视朝。 睿宗，你就是再“睿”也没有用，关起门来，好好读书吧！ 这次废中宗事件，虽说是裴炎昏头昏脑送来的一个大礼，但无疑也触动了武则天最敏感的神经：最高权力，一天不可远离！于是，她在理应含饴弄孙之年，反而冲到了最前面，当上了不是皇帝的皇帝。以我看，她在后来的更大的政治野心，完全可能是由此事而激成。 像李哲这样一个不成器的皇子，尚且知道蠢蠢欲动，未等龙床坐热，就要扶植外戚。这事使武则天想起了被流放到巴州去的李贤。李贤虽是个“白人”，但他的危险性，又远大于李哲，不可轻忽。在政变的第三天，武则天就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赶赴巴州，检查软禁中的废太子李贤住宅（看是否又藏了盔甲），以备外虞。 这位丘神勣将军跑得倒也快，不到20天就到了巴州，不仅检查了住所，还把李贤“幽于别室”，逼令李贤自杀。二月二十七日，李贤死在巴州公馆，两《唐书》和《资治通鑑》都言之凿凿，说是“逼令自杀”，三者的资料来源都是《则天实录》，此事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这个所谓金吾将军，不过是个管治安的武将，高级警督而已，怎么有胆量逼死故太子？所以逼迫死李贤，毫无疑问是武则天授意。后来的处理恰也证明了这一点。丘将军三下五除二完成任务，还都復命，武则天却又宣称他擅杀，把他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刺史，当然很快又官復原职了。 如果真是擅杀，他丘将军就要脑袋搬家，哪里还会有什么刺史做？ 显然这是武则天在非常时期的过度反应，怕废中宗会引起宗室和朝野不服，有人可能会利用李贤之名造反，李贤本人也可能趁势而起。 李贤安然度过了高宗驾驶崩的国丧期，却为一场与他毫不相干的政变而送了命。他之死，武则天决不会有什么怜惜，因为“四瓜”中惟有这一瓜，才是真正有一点儿反骨的。 这就是武则天夺权史上着名的“废帝杀子”事件。 后世也有人反覆研究过几部史书所载，认为是丘神勣将军做事做得太认真了，把李贤关到了石室里，看管甚严。李贤不管怎么有反骨，总还有一些名士气，不像政治家那样抗折腾，一看如此，以为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自杀。但即使是这样，也等于逼死，不能为武则天开脱些什么。 对武则天来说，人死了，也就好办，死后的文章可以好好做。武则天专门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一年后，又追赠李贤为雍王。这事，就这样做了个了结。 李贤的家人，却一直留在巴州不许回来。一直到武则天死后，“三瓜”李哲復辟，才把李贤尚存的唯一儿子从巴州接回。又后来，到了“四瓜”李旦二度登基，才追赠李贤为太子，谥号“章怀”，陪葬干陵，可以去跟老爸在地下诉诉冤了。后世也就习惯把他称为“章怀太子”。 庄子的书里说过：“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李贤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最有才气的一个，风流倜傥，千年之下也可以想见。可是不仅皇帝没捞着做，而且又死得最冤。 圣贤说的对啊：有才犹如红颜，福祸真的太不好说了！ 顺带说一下，1971年陕西省博物院在干陵东南方挖掘了章怀太子夫妻合葬墓，可惜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陪葬损失了一些，章怀太子夫妇的骸骨也残缺不全。但仍有一批陶俑和三彩殉葬品，墓中壁画也保存完好。 此次还出土了神龙二年（706年）的《雍王墓志》与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墓志》。其中，《章怀太子墓志》以骊姬谗害太子申生、江充谗害太子据的典故，比喻李贤谋反案的冤情。墓志文辞华丽，记录了章怀太子的准确死期。斯人逝时，年31岁。
第76页 今人若读到《后汉书》中有“章怀注”的词条，即是李贤带领儒士们撰写的。这位在歷史上电光一闪的人物，留给后人的似乎惟有伤感。 再说那位被当今年轻人说成“中国歷史上十大搞笑皇帝”之一的中宗李哲，现在已是庐陵王了。在被软禁三个月后，于当年四月与老婆孩子一起被迁到房州，到了地方，屁股还没坐热，四天后又改迁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幽禁在他已故伯父李泰的故宅里。前面我曾提到过，太宗之子魏王李泰争皇位失败以后，就是被贬到这里的。 武则天让这一大家子人辗转于途，又安排了这么一个灰暗的地方落脚，就是要从精神上摧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 这位心里只装着老婆的废帝，果然沮丧得很，想死。多亏他那漂亮而又富于心计的老婆韦氏给他鼓劲，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意思是说，倒霉最多不过倒一阵子，不可能一辈子翻不了身。谁都免不了一死，你急什么？ 患难见真情啊！经过开导，这位废帝稍有振作，随之立下毒誓：“一朝见天日，势不相禁忌！”（《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我若翻了身，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开始搞笑了。 韦氏在流放地生了小女儿，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也大受李哲溺爱。李哲的宽纵，成为后来韦氏和安乐公主乱政的远因，那已是在本书叙述范围以外的事了。 李哲这个废帝，被废得也很冤，他极力抬举的老丈人韦玄贞，还真就不是个热衷于权谋的人。 据说，这老人家为人很淡泊，喜欢游山玩水，且原先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文吏，估计性情跟陶渊明差不多。因为搞笑皇帝的一句话，韦玄贞一家也跟着倒了大霉，被流放到钦州，他后来就死在那儿了。老伴更惨，被当地首领杀死。韦氏的四个兄弟中，有两个弟弟不禁折腾，也死在了钦州。直至捱到母亲死后，废帝做梦似地復辟了，才把老丈人的其余家属接了回来。 ——嫁女儿，看来也得小心点儿，尤其不能嫁给搞笑的皇子！ 事态发展到此，武则天下一步想要干什么，许多人都有所预料了。她的“废帝杀子”，在当时就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直到如今，也还有人说她有权术、心够狠。 她的这几颗宝贝瓜蛋儿，到现在是被摘得七零八落了，皇子们的坎坷命运也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不然后来不会有《黄台瓜》出来。 但是，个人的命运有时与歷史的轨迹并不一致。 在一个皇朝新开基业、大有希望向上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潜在的“歷史期待”，那就是国家渴望强人，百姓渴望明君。可是专制制度却决定了，这种期待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谁能最后站出来，完全出于权谋、时势和机运。在那种体制下，不会有代表全民意志的选择机制。因此，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揭幕以后，是哪一个人站出来了。 秦灭六国，隋定天下，基业不可谓不大，但是紧跟着雄主后面站出来的人，实在太糟糕，因此国运转瞬而衰。古代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君主的性格、能力和品质（在商业用语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大唐也有这个问题。从开国时起，到“开元盛世”，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就是四座首尾相连的桥樑，一步步把国运渡向上去。 很难想像，在太宗之后，高宗抑或李贤、李哲、李旦，他们哪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武则天的“冲上前来”，无疑是应合了歷史的期待。说她夺权的动机是个人慾望也好、是帝王野心也好，但只要是于国家有好处，我看，就不应受到那么多的指责。 在帝王中，没有私慾，单纯要为人民做个好皇帝的，百无一二，为什么独独要苛求武则天？ 如果她在揽权之后不思进取，那么说她不过就是个权谋家，也还有道理。但是，这位六十老妇在完全掌握政权之后，还是有一番大作为的，大唐盛世的帷幕，就是由她亲手拉开。仅此一点，她就足以屹立于歷代“英主”的群像之列！ 在临朝称制之后，对付潜在不满的舆论，她使用了恩威两手。对政变功臣委以重任，对不满者给予无情打击。 政变过后，曾有参与废帝行动的十多个飞骑（皇家卫队）军士在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早知道没有封赏，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当皇帝。”座中一人起身偷偷熘出，直奔北门告密。酒席未散，在场者即全被逮，囚禁于羽林军监狱。次日，太后下诏，非议者斩首，其余知而不报者处以绞刑，独告发者授以五品官职。据说，告密之风就由此兴起。 武则天一向信任的老臣刘仁轨，对临朝称制也有看法，曾上表劝谏，还举了吕后任用外戚被后世嘲笑的事做例子。他认为，现在应归政给睿宗，才是正道理。老刘的态度很坚决，并提出要告老还乡以明志。 武则天知道刘仁轨道的分量，也知道他提这建议是大公无私，于是以出奇的温和态度予以劝解。她派侄子、秘书监武承嗣持她的亲笔信，专程去长安安慰老刘。 信中辞意恳切，甚至把老刘比做萧何，说：“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她特地解释：自己临朝，是因为皇帝还不懂事，所以只是“且代亲政”。至于提到的吕后事例，武则天也没恼火，反而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也就是说，你提的意见我一开始很茫然，但仔细一想，可以无则加勉啊！
第77页 最后，武则天劝老爷子还是以匡救天下为怀，就不要以年老的藉口告退了。 至尊者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老刘也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于是再无话，继续为太后守好西京。刘仁轨德高望重，他一给安抚住，舆论也就渐渐平息了。各地官员见风使舵，竟争言祥瑞，以表示衷心拥护太后临朝。 此刻风平浪静，万里山河可谓都在股掌之中。且看下一个篇章，一位踌躇满志的老太太该如何书写。 【垂拱而治】 功臣之后徐敬业突然发动叛乱 皇权的治下，一个草民要是死了，不过像一个无声的蝼蚁。一个皇帝要是死了，国家这条船就有可能要晃几晃，弄不好，还会翻掉。高宗虽然只是个平庸的皇帝，但他死后的局面也是够复杂的。好在，武则天还压得住这条船。 这年五月，高层的事情摆平了，武则天腾出手来，要好好安葬自己的大恩人、亲爱的老公高宗了。 十五日，她提出要亲护高宗灵柩西返长安。群臣不同意，纷纷谏阻。武则天于是让睿宗扶灵回去，并主持安葬事宜。这个小子从一个皇子直升皇帝，连太子都没做过，正需要歷练歷练。 灵柩离开东都的时候，高宗率千骑缓缓而行，队伍左右一片哀哭，气氛突然变得悲壮。武则天遥望灵车远去，忍不住泪流满面。 翠微宫，感业寺……那些岁月不知不觉已过去30多年了！ 春华依稀仍在，秋实零落不堪。 武则天此时是真的动了感情。只有这个男人，才是她今后永不能忘记的人！ 六月，睿宗抵达长安。因为干陵还在修建，灵柩停于太极殿西侧；到八月十日，才移灵于干陵（在今陕西干县）。下葬之日，武则天亲撰的《哀册文》就摆放在高宗的梓棺前。册文里充满了“瞻白云而茹哭泣，望苍野而摧心”、“泪有变于湘竹，恨方缠于谷林”、“寄柔情于素简，播天音于金石”这类的句子，华美而又哀伤。 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文章的凄切，是真情流露，不是做官样文章能硬做出来的。 武则天还打破歷代皇帝陵前不竖碑的惯例，为高宗树立了一块巨型石碑。据说碑石取自西域于阗，高七米多。碑身有七节，榫眼扣接，俗称“七节碑”。碑文乃是《述圣记》，是由武则天亲撰、废帝李哲还没废的时候书写的。武则天在碑文中，把永徽以来的政绩，统统都归于了高宗。 斯人已逝，一个新的时代也就随之而来。安葬事毕后，武则天这时候想让睿宗临朝理政，实习一下，自己退下来，在旁边辅导。但是睿宗不敢，表示还没那个能力。鑑于此，武则天决定继续临朝称制。 这下，武则天是明白了：这个局面，暂时没法改变了；走了一步，就要接着走下去。她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要上对得起高宗的顾托，下对得起天下的拥戴。 九月六日，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光宅”。这样一来，这一年就有了“嗣圣”、“文明”、“光宅”三个年号。第一个，是表示那个废帝上台；第二个，是表示睿宗即位；最后一个，则代表武则天名正言顺地临朝称制。 所谓临朝，就是上朝处理政事；所谓称制，就是自称为“朕”，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太后代君执政的合法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光宅”这个年号也非同寻常。《尚书*尧典》里有一小段序，是说“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西晋着名才子左思的《魏都赋》里面则有“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之句。 “光宅”的意思，是指“光大所居住的地方”。《尧典》里说的是尧禅位的事，而《魏都赋》说的那个“圣武”是指什么呢？是指“魏太祖武皇帝”。这是谁呢？曹操！ 看到这个词的渊源，可以窥见，武则天想当皇帝的念头，在此时已经相当明确了！ 与此同时，一系列“改革”也同时推出，全都涉及意识形态。武则天是歷代执政者中少有的意识形态专家，每走一个“虚”步，都要求产生一个“实”惠。不懂的人以为她在玩花活儿，懂的人才知道她大有深意在内。 首先是易旗色，他决定把大唐的旗帜颜色从红色改为“金色”，也就是白色，仍饰以紫，画以杂纹。旗帜的颜色及标识，歷来是一个政权的象徵，政权更迭有时就叫“易帜”。武则天此时已在做易帜的准备了。 其二，是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以提高新都的政治地位。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蔽的因素是，东都曾经是上古周王朝的东都。武则天已经在考虑如何“重造大周”了。 其三，再次更改官职和官署名称。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御书房为“麟阁”，尚书省为“文昌阁”。六部尚书也改了名字，各以“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名之。尚书省首长左右僕射改称“左右相”，门下省首长侍中改称“纳言”， 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改称“内史”。这次改官名，是依据《周礼》而改，武则天表示要“因时而立号”、“适事而标名”。但当今也有人说她的这一套有仙家色彩，把大唐中枢搞得跟西王母的瑶池差不多了。
第78页 其四，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负责监察在京各衙门、监军和出使。同时新设立一个右肃政台，负责对州县的按察。这一条倒是很实，就是把监察部的腿儿伸到了地方。 其五，尊李唐皇家的“祖先”老子李耳的妈妈为“先天太后”（一说是尊老子的夫人），规定“先天太后”的像要进老君庙。这一条，当然是影射。唐开国时，高祖李渊就认了老子李耳为远祖，后又尊为“太上元元皇帝”，立老君庙，几乎把道教尊为国教。现在武则天又抬出老子的老母亲来，其用意不言而喻。 总之这一套，是以《周礼》夹杂着神道仙家学说，推出来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改革。可以看出，武则天这时主意已定，不仅要大干一场，也决心要“从头再来”。 这一系列动作中隐含的意图，让李唐宗室和朝中一些官僚们大惊失色。高宗入葬后，按理说就应该归政睿宗，现在不归政倒也罢了，还要大肆更改本朝的老规矩，这不是要变天么？ 最为失望和愤怒的，大概要属裴炎了。他支持太后废中宗和临朝听政，本意是立李旦为帝，希望在睿宗的治下，宰相集团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而现在的情况，与他当初的设想是越来越远了。 武氏家族势力在急剧地增长，朝中的格局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使得裴炎集团感到极度不安，他们与太后短暂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双方开始产生裂痕。 就在改元十天之后，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上表，请太后追尊武氏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七庙”是个什么东西呢？在古代礼制中，这是天子才享有的权利，即建立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也就是《礼记*王制》里说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到后来，也泛指帝王的宗庙。 武承嗣的意思很明显，他是想顺势而动，鼓动太后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武则天也恰有此念，她认为，自己贵为太后，按礼却只能立“三庙”，显然是男女不平等，但是如果建七庙，那就成了天子之礼，属于僭越，又容易授人以柄。 在犹豫之中，她将此议交给大臣们去讨论。 裴炎对这个提议坚决反对。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明白了：武则天绝非等闲老妇，而是一个千载罕有的政治女强人。大唐天下，危矣！他对武则天说：“太后母仪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了。但武则天似乎也有思想准备，振振有词地答道：“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死了的人就是抬得再高，于今天还能有什么大碍吗？ 裴炎则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 武则天不听，下诏追尊自己的五代祖以下至父亲，各为国公和郡王，配偶为夫人或王妃，并决定在故乡文水立“五庙”。按古制，“五庙”是诸侯之礼，逊于天子，这也算是她稍稍做了一点儿让步。 武氏的侄儿一辈，武三思、武攸暨、武攸宁、武攸归、武攸望等，随后也都统统加官进爵。 在此之前早已得势的武承嗣，在政变之后就已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当年二月太后册立“嗣皇帝”睿宗时，就是由武承嗣主持的典礼，其地位已明显在裴炎和刘仁轨这班老臣之上。 立五庙这件事，成了裴炎与武则天决裂的导火索。武则天对老裴倒还好一些，虽然有所疏远，但还是比较倚重。而裴炎则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他认定：一个当代的吕后，已经出现了！ 这件事，也直接催化了武则天与宗室及部分大臣之间的矛盾。面对武氏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心向李唐的一派人不胜愤惋，同时也不甘束手待毙。 政治气压之低，已是山雨欲来。 人心里的牢骚怨恨，如果压之过甚，就会喷发而出，由无形的情绪变为有形的行动。只是主宰者往往不大在乎绝望的人的心理。 令武则天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她兴致勃勃地导演托古改制大戏的时候，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復为辞”。 “匡復”也就是要恢復大唐旧制。不意在繁华之地，陡然竖起了反武大纛！ 这个徐敬业是谁？他就是武则天的得力臂膀、已故英国公李勣的孙子。因为爷爷李勣本姓徐，是被唐廷赐姓李的，所以当时叫“李敬业”。 这位功臣之孙，并不是个纨绔，还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他自幼就练武，走马如飞，射艺过人。长成后曾随李勣南北征战，勇勐异常，歷任太僕少卿、眉州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 此人有一点儿胆气，但他爷爷认为他未免太过狂妄。据说，高宗时，有“群蛮”聚众为寇，官军讨之不利，于是派了徐敬业去做刺史。州府派了兵卒在郊外迎接他，徐敬业让这些士兵们统统回家，自己单骑到了府衙。“贼”听说新刺史到了，都很紧张，磨刀擦枪严阵以待。 徐敬业对贼事却一无所问，待处理他事完毕，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于是徐大官人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观者莫不惊骇——这刺史胆也忒大了！
第79页 “贼”们手执兵器远望，只见官船里中没藏人，也没有武器，不知刺史是什么猫腻，于是把营门一关，都藏了起来。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之曰：“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不走的，那可就是贼了。”然后召其“大帅”来问话，责备他们为何不早降，各打了数十板子，都遣散回家了。从此以后境内肃然，再也没人闹“贼”了。 李勣闻之，壮其胆略，嘆道：“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见《隋唐嘉话》、《唐语林》）功臣毕竟见多识广，早就看出来苗头不大对。 史载，此次起兵，主谋者是徐敬业和骆宾王，此外还有唐之奇、杜求仁、徐敬猷等。 这二号人物骆宾王的名气就更大了，他是初唐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就是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的那一位！ 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人，7岁就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那首神童诗《咏鹅》就是他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迄今我中华妇孺，人人皆会背诵。 他父亲曾是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死在任上。父亲死后，他颠沛流离，早年的日子比较困苦。 在“四杰”中，顶属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长诗，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他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诸如“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之类，气魄很浩大。在中国古文学史上，少不了这位大才子的名字。如今的中学课本上，也收有他的《与博昌父老书》。 然而才高不等于运气好，他在仕途上颇不顺利。高宗永徽年间，曾是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陈述才能，他耻于自炫，拒不奉命。后来当了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 仪凤三年(678)，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宾王曾上书讽刺，得罪入狱。他在狱中写的《咏蝉》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就是抒发那时悲愤的。次年，遇赦被释放。 调露二年(680)，骆宾王又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但这种高人，终不是县城官场中的人物，郁郁不得志，遂弃官游广陵。他的仕途坎坷，既是因为爱说真话，也跟他恃才傲物有关系。据说，他的上级一般都认为他华而不实，行为不检点，好与下九流的人交往。估计他与他上司的关系，也就是互相鄙视吧。 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是怎么和徐敬业这个功臣之后搅到一起去的呢？他们又是因何缘故，都凑到扬州那个地方去举义旗的呢？ 说来很富有戏剧性。 就在这一年初，徐敬业因坐赃（贪污受贿罪）被贬为柳州司马。这一处分相当严重，司马不过是州刺史的一个小小属官，地位还在别驾、长史之下。他的弟弟徐敬猷，原为周至（在今陕西）县令，因受牵连也被免职。兄弟二人就带了前周至县尉魏思温一道南下。 此时，另外的两个角色，原给事中唐之奇也因事被贬为括苍（在今浙江丽水）县令，原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被贬为黔县（在今安徽）县令，此时也正好在南行途中。 也许是命中注定，这几个官场失意的人，在赴贬所的途中，在扬州鬼使神差地碰到了一块儿。骆宾王也不早不晚，从临海弃职后，游歷来到了扬州。 伤心人对伤心人，话就说得不好听了，“各以失职怨望”。大家都不是庸碌之辈，落到这个地步，完全是苍天无眼。眼下万里投荒，前途渺茫，倘或不去赴任，则又有杀身之祸，体制内的生活真不好过啊！ 渐渐地，众人又说到了时势，都觉得大唐今日外疲于戎狄、内困于水旱。朝中又是武氏临朝，杀太子，废皇帝，李唐已是名存实亡了！说到激愤处，有人就提议，干脆反了算了。眼下太后正在忙于安葬高宗，无心他顾，只要打出“匡復”旗号，宗室旧臣必会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 即使拿不下天下，总还可以算是匡復功臣，青史上会留下一笔，岂不快意？ 这几个热血分子，把一件押上脑袋的大事，就这样在酒桌上定了。 于是，几个人就都不走了，滞留在扬州，日夜密谋起兵！ 这一伙人里，徐敬业兄弟、唐之奇、杜求仁都是士族出身，家族是上了《姓氏录》的，但现在已然落魄。而骆宾王、魏思温则是庶族分子，始终不大得志。大凡人到了途穷，就想思变，他们想用武器改变命运。 这里面的魏思温虽是个最小的官儿，但是很有政治头脑，被大家公推为军师。 密谋酝酿了很长时间，这些人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也不是民间地下宗教团体，都是被降职使用的官员，徐敬业还是位居公卿之首的国公，所以策划水平还是一流的。 首先他们选择的起事地点还不错，扬州远离京都，又是富庶之地，朝廷的政治触角在这里不很灵敏，便于前期活动；而在举事之后，招兵筹粮又很容易。 其次是他们考虑到了要在朝中找到内应的问题。 他们的目标，盯住了当朝大佬裴炎。 24、扬州烽火连累宰相裴炎被诛杀
第80页 起兵举事，等于造反。徐敬业这次造反的成功系数不是很大，因为造反也要有条件。最易成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在皇朝末世，皇帝昏聩，民不聊生，老百姓为奔个活路愿意跟着闹，这是有民众利益做基础。另一种是军阀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而大唐此时正处于上升期，政治大厦并没有朽烂，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百姓也没有吃不上饭的问题，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徐敬业手中也没有现成的兵马，临时招募来的“义兵”，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朝野都有一批对武氏专权不满的人。但这仅仅关涉到信念或者意识形态，有多少人愿意为意识形态而死战，这很成问题。 况且，武则天在歷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因此，徐敬业起兵，缺少强大的民意基础。 尽管如此，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正大，她忙于安抚内外，想不到脚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徐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 见缝就要插针！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裴炎战》所说，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徐敬业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了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决无胆量参与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这一文一武两位大员，就成了徐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据《朝野佥载》记载，为了拉裴炎下水，徐敬业让骆宾王想办法鼓动裴炎反叛。这骆宾王不愧是当世才子，他一足踏于墙上，沉思一顿饭的工夫，精心炮制出一首童谣来：“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 “一片火，两片火”，这就是“炎”字；“绯衣小儿”，就是“裴”字。当殿坐，也就是当皇帝。 古代谶语，大多以童谣形式流传。骆大才子编的这童谣，直指裴炎的内心，不怕他不上钩。歌谣编好后，徐敬业就派人去裴炎家乡，教小孩们唱。这歌谣朗朗上口，很快连神都的小孩也都满街唱开了。 裴炎有所耳闻，就想找学者来问问歌谣的玄奥。因为骆宾王名气大，裴炎就把他召来，给了他不少礼物，请他解释歌谣之意。骆大才子却不吭气。裴炎知道这一问的分量，便又送了伎女和骏马，骆宾王仍不说话。 裴炎便拿出古时的大臣图像来，与骆宾王共赏。等看到司马懿的画像后，骆宾王忽地站起来，欣然道：“此英雄丈夫也！自古大臣执政，多能谋夺社稷。” 裴炎闻言大喜。骆宾王看看已经做足了戏，这才开口，请裴炎把歌谣内容说一说。裴炎说了，骆宾王便故意急忙离座，伏地下拜，说道：“此真人主也！” 就这么，把裴大人给套了进来。 上述情节，酷似笔记小说，但也有今人说，此类记载可信度较高。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徐敬业把入朝拉拢内应当做了头等大事，派了骆宾王前去联络。可巧，骆宾王与程务挺也是老相识，于是就先去拜访了将军大人。然后通过程务挺的介绍，面见裴炎，谈了匡復大事。 裴炎不是热血青年，他考虑的就比较多一些。当初他和程务挺力助太后废中宗，目的是要挺李旦，现在眼见得睿宗只是个傀儡，当然愿意促使太后归政。可是作为朝中大佬，与小儿辈谋这些事，不免要为天下笑。且徐敬业这个人桀傲不驯，一旦扶佐睿宗成功，这小子还不是要一人独大？裴炎想到这儿，就不打算介入。 再者，千里传信，这犯上作乱的勾当，万一泄露了怎么办？ 于是他表态说，匡復是人心所向，现在高宗入葬事紧，待山陵事毕，太后若再不归政，尔等不妨放手去做，老臣自会料理。 这是什么滑头态度？骆宾王大失所望，临离开洛阳时，给程务挺留了一封信，劝他还是以忠心辅佐皇上为念。 回到扬州后，骆宾王把在都中活动的结果一讲，徐敬业居然还很满意。接下来，这个造反统帅就考虑起如何建立基本队伍的事了。 几个光杆儿文官，要想拉杆子起义，人在哪里？刀枪、马匹、经费在哪里？这是需要好好筹划的。 军师魏思温这时候开始显示作用，他拿出了一条妙计。那个裴炎的外甥薛仲璋，过去曾经跟他共过事，两人意气相投——这次能拉他入伙，显然主要是魏军师的功劳。 薛仲璋久已对太后专权不满，也愿意共举大业，不妨就让他请求出使江都（今江苏镇江一带），等他到了江都，再派雍州人韦超到他那里去告变，就说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然后让奉命出巡的薛御史大人把陈敬之给逮起来。扬州的军政大权，就握在匡復党手中了。那时候，有权、有兵、有粮草、有行政机构，还愁何事不成？
第81页 此计可称是歷史上“空手套白狼”的最佳案例之一。 再说到了八月中秋，高宗入葬的事情弄完了，武则天连连打出一套改旗易帜、追王其祖、更易官名的组合拳来，哪里还有归政的意思？据《新唐书》载，裴炎面争无效，知道局面万难挽回了，就与程务挺策划实行兵谏，想趁太后出游龙门时，以武力胁迫她交出政权。 这是真正高明的逼宫计，可是天不灭曹，那一段时间阴雨连绵，武则天顿时没了兴致，取消了游龙门的计划，因此兵谏计划泡汤。 这一条记载，可不可信我们可以存疑，但是薛仲璋却的确是在裴炎的帮助下，才如愿以偿赴江都巡视的。因此后世史家普遍认为，裴炎即使没有“暗通”徐敬业，内心也是有所期待的，希望扬州举事能给武则天带来巨大压力，他也好趁机有所动作。 这之后的九月，武则天突然派程务挺去当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御突厥侵扰。据说，程务挺一走，裴炎感到鼓掌难鸣，才开始与徐敬业秘密联络。 这边徐敬业在八月迟迟没等来裴炎的消息，以为宰相大人还在犹豫，于是也就不再等什么内应了，先扯起大旗再说。 一切都按照军师魏思温的妙计执行。 就在九月初改元“光宅”之后没几天，匡復党的党羽韦超就跑到薛仲璋在江都的临时官衙告变，说扬州都督府长史陈敬之谋反。本书前面曾经提到过，都督府是一方军政机构，都督一职一般由亲王在京遥领，真正掌权的就是副职长史。长史要造反，这还了得吗？ 薛仲璋心领神会，立刻下令把陈敬之收捕入狱。如此一来，扬州的兵马群龙无首。匡復党立刻抓住了这个空档登场。 徐敬业早已准备妥贴，几天后，在一队仪仗的簇拥下，堂而皇之来到扬州都督府门前，自称是奉密旨前来担任扬州司马。薛仲璋闻讯，也装模作样前来迎接。 杨州都督府的僚属不敢怠慢，赶紧好酒好饭的招待。一个失意官僚，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扬州的军政大权，为匡復党白拣来一个指挥部。 随后，徐敬业矫诏杀了陈敬之，又诈称高州（在今广东）酋长冯子猷谋反，皇帝有密诏要他“募兵进讨”。他召集群僚，当众宣布平叛事宜，要求立即准备出兵。 这谎越撒越大了，扬州官员也有闻出不对味儿的。事参军孙处行拒绝执行命令，立刻就被拉出去砍了脑袋示众。其余官佐吓得皆不敢作声。 当日，徐敬业命人打开府库（内有武器）、释放囚徒，开始招兵买马。招募了在押犯、民工、壮丁百余人，统统发给武器盔甲。 有了基本的武装力量，又能够调动扬州一州之兵，就有了起事的本钱。徐敬业以武力胁迫官员，正式打出了“匡復”旗号，宣称要起兵勤王，匡復社稷。他训令众官：如敢不听命，一律军法从事。 到这时，官僚们才如梦方醒，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徐敬业宣布从即日起“復称嗣圣元年”，志在匡復中宗。他还在扬州同时开三府，即：匡復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自任匡復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一帮同党也各有分工，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薛仲璋为右司马，骆宾王为记室（秘书长），魏思温为军师。其余党羽也各授了“伪职”，迅速搭起了一个领导班子。 他这里义旗一举，临近的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司马李崇福也大为激动，带领所辖三个县响应。 唐代史上着名的“扬楚事变”就此爆发！ 造反可真是一件大大快活的事。所有因各种缘故对当局不满的人，都为之一振。据史载，旬日之内，徐敬业竟招募、裹胁了十几万人！据说，大量农民为赋税所苦，能逃避一天是一天，纷纷涌入匡復军中，一时造反队伍声势大振。 官有了，兵也有了，徐敬业就要开始造舆论了，他决定“传檄四方，疏武氏过恶”。这写檄文的任务，骆宾王自然是当仁不让。 燎原之火已经起，武氏大厦将倾！ 人在狂热的时候，文思更是十倍的活跃。骆宾王本来就是满腹锦绣，当此之际更是挥毫如飞，倚马立就，下笔如有神助。 这文章仅五百余字，却写得翻江倒海，狂舞龙蛇。文章为骈体文，词双句偶，字字金石，歷数武氏乱伦犯奸、妒杀皇后、鸩死皇子、杀姊屠兄、废帝窃国的种种大罪恶。 开篇一句，就大义凛然，说“伪临朝者武氏，人非温顺，地实寒微”，这是说她性格不好，出身微贱。接着就是一句批判武氏的千古名句：“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然后说她豺狼成性，残害忠良，包藏祸心，窃窥神器，以至“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 接着，又申明徐敬业先生是“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此次起事乃“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然后介绍自己队伍之声势，说是“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而后又展望匡復大业的前景，说是“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沖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第82页 再下来，是对大唐衮衮诸公使出攻心战术，说你们“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而后又给诸君指出一条“转祸为福”的光明大道，就是“共立勤王之勛，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 最后，骆大才子激情奔涌，气吞山河，以无比豪迈之句收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一篇煌煌檄文，端的是人间极品！既文辞华丽，且气势磅礴，晓以大义，诱以大利，做足了讨逆先攻心的文章。 当然，今日里也有史家认为，这里面多华而不实，捕风捉影者有之，无限上纲者有之，夸大其词者有之。但是檄文就是檄文，自然要挑有利的说，只要能煽动人心，就是好檄文。实与不实，彼时彼地谁还能去细究？ 徐敬业等一干义军头领看了文稿，都赞嘆不已。 是啊，他们怎能不赞嘆？他们读到的，乃是古今第一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这文字，简直当得百万雄兵。徐敬业不由大喜，命善书者抄写数千份，发往各地。 雄文一出，应者影从，一些对武氏专权不满的官员与士绅也被打动，纷纷前来投效。扬州这猗丽繁华地，一时势倾东南，震慑神州！ 十月初，事变警报传至神都洛阳，朝野气氛骤然紧张；但武则天却镇静自若，无事一般。原来，徐敬业的叔叔李叔文素来敬仰太后，当得知敬业即将叛的消息，马上就密报太后。武则天知道这场风暴迟早要来，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据说，当《讨武曌檄》传至京都，武则天初读时微露讥笑，但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不觉耸然一惊，问侍臣：“此语谁为之？”有人答曰：“骆宾王之辞也。”武则天便嘆息道：“此乃宰相之过，安失此人？”其惜才之心，溢于言表。 然而夸是夸，对方既然把挑战书都传到大殿上来了，军情就不能不认真对付。武则天此时显出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指挥若定。她令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御史魏元忠为监军使，责成他们在七日内调集30万大军，前去征讨。 为给徐敬业以心理打击，又下诏削夺徐敬业已故祖父李勣的官爵，把个忠心老臣的坟也给挖开了，砍烂棺木，復其徐姓。按古代皇朝律法，一人谋逆，殃及上下几代，即便是曾经的肱股之臣，也不能免死后之辱。其余徐氏家属更是给杀个一干二净，连个苗苗都不留。有个别侥倖逃脱的，甚至吓得跑到了吐蕃，终身不敢返回。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武则天觉得，必须对内外都得施展一点儿铁腕，才能一劳永逸地把反对势力压下去。对外要镇压叛乱，对内要清洗高层。 而对高层的清洗，首先就拿了当朝第一宰相裴炎开刀。 武则天起了这个念头，是由于两件事激成。第一件事是，扬州兵变警报传来后，武承嗣和武三思几次劝太后，找个藉口把威望很高的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人给杀掉算了，以绝宗室之念。武则天就此事徵询宰相意见，刘祎之、韦思谦都不敢表态，独有裴炎力争不可。武则天对此相当恼火。 第二件事则是整肃的真正导火索。 徐敬业起事已闹得如火如荼了，裴炎作为朝中地位最高的辅弼之臣却不着急，“不汲汲议诛讨”。他此时的真实想法，是想给叛军一点儿时间，待事态闹大后，他再相机行事，逼武则天交权。 首席大臣不急，别人当然也不好发话。武则天等得心焦，也感到有些疑惑，但对裴炎还是表示信任，特地召开军机会议，问计于他。 裴炎这时候脑袋一热，想孤注一掷，以当前危局来要挟太后。他不谈如何平叛的事，反而对太后说：“皇帝年长，却未能亲政，这才使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还政，则此贼不讨自平矣！” 这话说的，简直太不是时候！若义军已占了半壁江山，说此话也许有出奇制胜的效果。现在形势尚未分明，大军已经集合，说这话不是自找倒霉么？ 他太不了解武则天这样的女强人了，不要说扬州的区区10万叛军，就是吐蕃倾国来攻，她也不会眨一下眼的。 这样的要挟，当然没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裴炎的真正立场。 这个裴炎，真是白读了一肚子典籍，自他在最高舞台上亮相以来，几乎没做对一件事。他忠于李唐，抵制武氏，其精神固然可嘉，但考察其前后作为，总是想以阴谋取胜，尤其在叛乱爆发后还想首鼠两端、坐收其利，这就几乎是政治上的小儿科了。 在叛军和太后这两个势力之间，他本应该迅速决定靠向一头，促其速胜，这样在今后他就有会相当大的施展空间，因为胜利者肯定会把他视为第一功臣。 可惜，他把这个机会丧失了。 监察御史崔察，不知怎么知道了这次军机会议的内幕，向武则天上奏说：“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 武则天对裴炎的磨磨蹭蹭早已有疑，这话一下把她点醒，于是不顾平叛战争在即，“攘外必先安内”，下令把当朝第一执宰收捕入狱，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严加审问。
第83页 唐代的御史（肃政）台，职能相当于监察部，设有专门的诏狱，关押和审讯被弹劾的官员。首相裴炎因为“异图”罪，一夜之间就沦为了这里的阶下囚。 裴炎初被逮时，他的下属们都劝他对审官说点儿软话，以求保命，裴炎却嘆道：“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旧唐书*裴炎传》）他知道，这一关是过不去了，竟不低头屈服。 当初扬州叛乱的消息传来，朝士们尚能稳得住架势，待宰相裴炎入狱，他们却如同炸开了锅，在朝堂上与太后发生激辩。凤阁（中书省）的一二把手纳言刘景先、侍郎胡元范，都以身家性命担保裴炎无罪，奏道：“裴炎乃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武则天不听，对他们说：“裴炎有反端，卿等不知耳。” 两人急了，竟然说：“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 武则天一笑，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 一时间，文武大臣证明裴炎不反者甚众，但是“太后皆不纳”。 当然，另外一种表现也有，凤阁舍人（正五品、掌起草诏令）李景谌就极言他的老长官裴言必反。下级官员为利益所驱动，有时的疯狂表现会出人意料！ 裴炎到底有没有反迹？两边的人都只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物证人证。这个案子，是唐朝的一桩“莫须有”。 武则天也并不是煳涂，而是她在关键时刻看出了裴炎的用意，不能容忍自己一直倚重的大臣竟存有逼宫之念。她明白，当日废中宗时的盟友，现已成为抵制她临朝称制的大敌，不除掉裴炎，则国无宁日。 本来，拿掉裴炎，也可以简单地摘了他的官帽子就是，之所以要诬以谋反、通敌，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朝臣。否则，外有叛乱，内有贰臣，临朝恐怕就真要临不成了。 武则天做事，快刀斩乱麻，她不能容许朝堂上这样纷争不休。时隔不久，她就将刘景先、胡元范一併下狱（你们不是也要反么），又命骞味道以本官代理内史，取代裴炎的位置。那个狂咬旧上司的李景谌，则升为同凤阁平章事。两人都一下子就晋升为宰相。 尤其是李景谌，居然以五品官拜相，为大唐开国以来的首例。 武则天惯于使用这种官场升降术，来操纵政局、引导人心。果然，这一褒一贬之后，汹汹朝议有所平息。但是此刻，一封从灵武飞递而来的密信，却让武则天大为紧张。 这是在边防对付突厥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上的密表，内容是为裴炎申冤。 程务挺，是洺州平恩(今河北曲周)人，其父程名振远为窦建得部属，后归唐，为唐太宗部将，龙朔二年(662年)去世，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程务挺从自幼随父东征西讨，以勇力闻名军中。 早年，程务挺作为裴行俭的副将，在平定漠北突厥叛乱中立下大功。废中宗的时候，又曾领兵入宫助裴炎一臂之力，是拥护太后临朝的功臣之一。 废中宗的前后，武则天是把程务挺作为心腹来倚靠的，专门调来洛阳保驾。后来武则天觉得形势平稳了，就派他去灵武镇守，还给他升了一级官职。 程务挺是军界实力派人物，又素与裴炎友善，他的表态，给了武则天不安小的压力，也引起她一定程度的警觉。 武则天早已铁了心，要杀裴炎，为平叛祭旗。但是朝中文武的态度，她不能不有所顾忌，为防不测，她决定争取老将刘仁轨的支持。刘仁轨此时正留守长安，这里是唐主力军——“府兵”的驻扎地，大唐的安危，就繫于老刘一身。 在此之前，刘仁轨曾明确反对太后临朝，但武则天知道他的分量，特别予以优容，两人最后达成了谅解。有了这个前提，此次她寻求刘仁轨的支持，竟非常顺利，因为老刘一直遭裴炎等人的排斥，对“红衣小儿”的专横跋扈早就不满。 有了老将军的支持，武则天心里便有了底。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十八日，就在骞味道、李景谌拜相的第九天，她终于出手了，下令斩裴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并籍没其家财。令人无比慨嘆的是，等到法司派人前去裴炎家登记财物时，才发现，首席宰相家中竟无一担米的存粮，穷得基本是家徒四壁！查抄之人莫不怜之敬之，暗自嘆息。 担保裴炎不反的那两位，结局也不好。刘景先被贬到吉州（今江西吉安）做长史，胡元范被判流放琼州（今海南海口），后死于流所，悽惨之极。其余宰相郭待举、韦弘敏也都贬到外地做刺史。 裴炎空怀辅佐睿宗的大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初唐政坛上，是个很难评价功过是非的人物。不过定他谋反罪，显然是冤枉。《新唐书》说他有意趁武则天出游龙门时发动兵变，此说已有司马光的《通鑑考异》确定为不实。 另外，关于他与徐敬业是否有过暗通，也很成问题。唐开元时期的文人张骛所撰的《朝野佥载》载：徐敬业约裴炎为内应，裴炎书“青鹅”二字作答覆。事泄，信函落入朝廷，但无人解得“青鹅”二字含意，惟有武则天一下就猜出谜底，说此乃“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之意。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中发动政变，以响应扬州叛军。
第84页 《朝野佥载》是一部稗史笔记，虽然总体上可信度很高，但这个段子却不免太像个文学故事。 裴炎其实是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了。他作为朝廷最高位置的命官，显然不可能去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但他又很希望这场叛乱能起到迫太后还政的作用，所以不肯为太后去当平叛的前驱。 他试图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迴旋余地实在太小，因而竟然被逼死！ 他死时，还是相当有骨气的。 大丈夫，事不成，慨然一死而已，哪有什么软话要说！ 当今也有学者分析道，武则天杀裴炎，内心实际上还是甚惜之的。按理谋反是要族诛的，而裴炎“谋反”，却只死了他一人。也许，武则天此举，就像曹操伐袁术时做的那样——借你的人头以安军心。 在此之前，裴炎曾因嫉妒，排挤过在平定突厥中立有大功的裴行俭，后来更是参与了太后的废帝密谋，所以当时人对他评价不是很高。他死了，有人还觉得他这是活该。说他居中掌权，亲受顾命，却未能尽到匡救时局的责任，只顾行伊尹、霍光之谋，将国家大权拱手让人，为虎狼添羽翼，现在死了，也是应得的（见《唐新语》）。 惟有他一心想扶起来的睿宗，对他念念不忘。睿宗二次当皇帝后，给裴炎以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追赠他为益州大都督。裴炎的两个儿子，长子彦先后来当了太子舍人；次子伷先当了工部尚书，都还相当不错。 如果说裴炎被斩，以及几个和他同气相求的宰相被贬，还算是事出有因。那么，大将程务挺被卷进此案，则完全是冤枉的了。程务挺在那样一个时刻写密信给武则天，为裴炎说情，正显出他的坦荡和顾全大局。如果他真是裴炎的同党，那时候就应该避嫌，稳住阵脚看看风向再说，但他却是直言不讳地表了态。此外，用密信的方式，也说明他不想给武则天添麻烦，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态度，免得推波助澜。 当然，这事他也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但是程大将军性格刚直，兔死狐悲，为国为己他都是非说不可的。 他的悲剧，正是天所註定！扬州叛军中的两位头领唐之奇、杜求仁，又恰好与他友善。本来他的密信，就使武则天内心感到不悦，此时便有人进谗言，说：“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 这一下，武则天不能不感到极度震惊。程务挺位高权重，手握重兵，于西北独当一面，在文武大臣中威望甚高，万一真的是也有“异图”，其能量将远超过一介文士。对这一说法，武则天并未去求证，因为她认为，如果是真，求证无疑于逼程务挺速反。反正程将军与裴、徐两股势力都有扯不清的关系，干脆宁信其有，一起收拾掉算了。 为避免引起更大的震盪，对程务挺的处置，错后了一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敬业叛乱已完全平息后，武则天方才秘密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在军中斩了程务挺，同时诛连全家。 可怜将军为国戎马一生，死得不明不白。他在前线，一向威震敌胆。东突厥闻程务挺死，都喜出望外，欢宴相庆，然而他们对将军又非常敬佩，为他建了祠堂，每次出师征战，必先来此祷拜。 《旧唐书》里对程务挺评价很高，而且对他的死因也有独到的分析，说是“务挺勇力骁果，固有父风，英概辅时，克继洪烈；然而苟预废立，竟陷谗构。古之言曰：‘恶之来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迩。’其是之谓乎！” 程将军的忠勇是没什么可说的，错就错在不该贸然参与废立。他之横死，进谗言的人也许并非阿附太后之徒，而很可能是憎恨太后临朝的人——他们要替中宗被废出一口恶气！所以，凡是恶事，千万不要干；干了，就总有一天要还！ 此案中最为冤枉的一个，是夏州（今内蒙白城子、亦即“统万城”旧址）都督王方翼。他与程务挺同守西疆，因职务关系与程素来友善，他本人又是废王皇后的近亲，武则天怕他生变，便也将他下狱，后流放至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最后死在了那里。 两员优秀武将，就这样，成了武则天过度反应的无辜牺牲品！ 裴炎全案，到此落幕，令后人欷嘘不止！ 至于在本案中因告密、审案有功的人，其结局也很有戏剧性。 本书前面说过，武则天对于“正人君子”的期待、与正人先君子们对女主当国的拒斥，两者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此时，武则天对于正人君子拥戴自己还抱有很大的期待，她目前的整肃还是比较克制的，主要是为了震慑，并不是想全部剷除大臣中的异己。 她还幻想着有一天，人们能适应、接受，进而衷心拥护她的临朝。 因此在本案中，对那些无良小人的提拔与任用，几乎是昙花一现。她从心底里还是看不上这些杂碎人物的。首告者李景谌拜相不到半个月，就给罢了职，让他去做司宾（鸿胪寺）少卿，这只比他原来的职务高一品。 那位诬陷裴炎有异图的崔察，被提拔为同平章事（低品宰相）后，也被罢职。 武承嗣曾经在此期间曾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当了宰相，也因太后觉得他才能不及，一个多月就免了。
第85页 主审官骞味道出任内史之后，恰逢有人因事被贬，到他那里去申诉，他竟然说：“此事乃太后所定。”而对同一件事，宰相刘祎之则坦然告诉来人：“你有过失，改任他职，这是臣下我奏请的。” 武则天闻知此事，立即贬骞味道为青州（在今山东潍坊一带）刺史，加赠刘祎之为太中大夫。 谁良谁莠，她很明白。她亲自主持编过《臣轨》，对近佞小人玩的那套把戏，是太熟悉了！ 朝中的乱局，就这样逐渐摆平了，而扬州那一伙愤怒造反者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25、徐敬业因一念之差兵败被杀 徐敬业虽是名将之后，不乏勇气，但是揭竿而起做扫荡天下的大事，才识显然不够。扬州起事，从一开始他就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是起义的名义上有问题。 徐敬业祖上是开国功臣，本人又袭爵国公，这在和平时期堪称光环夺目；但是要想以此名义来造反，还欠缺点儿分量，不比得亲王造反那样理直气壮。所以他一定要打“匡復李唐”的牌。 从骆宾王的檄文看，“匡復”宗旨主要是为了恢復中宗，求其次是逼迫武则天归政于睿宗。这两个理由本来都堂堂正正，但徐敬业毕竟心虚，又从民间找了一个长相酷似故太子李贤的人，声称李贤未死，已来扬州入伙。匡復军把这个假李贤当成金字招牌，“因奉以号令”。 这个把戏，唬一唬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还可以，但是怎能唬住朝臣及天下有识之士？李贤于年前死在巴州，朝廷是隆重发了丧的，朝臣们都知道，这事不可能有假。现在突然冒出来个假太子，只能让朝中的人看轻了匡復军的地位，认为不过是一伙假冒伪劣的乌合之众。这么干，等于义军自行放弃了舆论上的优势，自陷宵小之途。 此外，这个画蛇添足的假李贤，也使义军的政治意图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究竟要扶谁？如果就像一开始申明的那样，就是要扶中宗復辟，那么裴炎的残余势力就有可能给予或明或暗的支持，而现在冒出来这个“影子李贤”，裴炎集团当然有所疑虑，觉得这明明白白就是倡乱，谁还敢来趟这道浑水？ 其次是在战略上也犯了致命错误。 在进军方向的问题上，义军首脑人物先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北上还是南下，争个不休。 军师魏思源不愧是位小诸葛，头脑清晰，所图者大。他提出，义军应及早渡过淮河北上，纠集山东河北豪杰，兵锋直指神都洛阳，在都门与政府军决战。他说：“明公以匡復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必四面响应矣！”。 这个设想，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因为义军突起，天下汹汹，想跟着闹事捞一把的，大有人在，只要大军向西北一动，声势就会越来越大。且匡復军初起，士气正旺，又有弔民伐罪的堂皇理由，在气势上是占优势的。朝廷方面仓促应战，内部纷争，虽兵多但不一定占强势地位。一战之下，义军或许可以凭着旺盛气势破敌。 他的理论，就是趁着人心可用，速战速决。打下或者围住东都，逼迫武则天下台。特别要避免打长期战，以免义军后劲不支。这是很有眼光的看法。 骆宾王虽是文人，但毕竟读的书多，知道一些兴废韬略，所以极贊同此策。 但是魏军师的那位旧友、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自固。不如先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据，此良策也！” 他这一策，是谨慎的打法，先占住一块地盘再说，不能胜则可割据。这种战略，在歷代末世都有枭雄採用过，有的还据此成了大事。这一战略的根据是，义军兵弱，以不硬碰硬为好，先经营一块地方，待天下形势进一步大乱，再伺机北上问鼎中原。 但是，这一战略若要取胜，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天下已经大乱，朝廷无力顾及地方上层出不穷的叛乱。义军本身又不是朝廷要打击的主要目标，在义军根据地和京都之间，有其他更强的割据势力给你做屏障。 本朝的高祖和600多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以这种策略，最终拿下天下的。 而匡復军不同。此时天下的愤怒者也许不少，但是造反者仅此一家，因此扬州义军就成为朝廷要全力打击的唯一目标。朝廷方面，不会让你慢慢去经营一个什么根据地，在短暂的筹备之后，雷霆打击会紧随而至。 义军虽然指望天下响应，但是你停留在长江以南，徘徊不进，那么有反心的人也必然要观望观望再说。 时间一长，最初的那股劲儿一凉，双方拼的就是实力了。朝廷方面，现在是个高效政府在执政，调集几十万大军并不费力。试想，义军就是再能打，能比雄踞辽东500年之久的高丽国还厉害么？ 等朝廷征剿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杀过来，义军又靠什么来抵挡？ 所以，这个主意，实质上是个坐等挨打的计划。 魏思源深知其弊，便反驳说：“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候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
第86页 两种意见，摆在徐敬业的面前。这是检验王者抑或流寇的试金石。 最终，徐敬业毕竟还是目的不纯，胆气不足，惑于所谓“金陵王气”，选择了薛仲璋的意见。他令左长史唐之奇守扬州，又令弟弟李敬猷屯兵淮阴、韦超屯兵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自己亲率主力渡江，勐扑润州。 魏军师的绝妙主意不被採用，情知前景不妙，忍不住对右长史杜求仁嘆道：“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併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见《资治通鑑》） 既想匡復，又想称王，本身这就已经乱了，想竞全功，可得乎？徐敬业仗着过去有不败的记录，手下又有十万狂热的义士，终于向称王的方向偏斜了。结果，你往南一动，所有的人就都等着看热闹了。当时就有敏锐之士看准了：“是真为叛逆！”（《资治通鑑》） 起事后，在扬州蹉跎了一阵儿，徐敬业终于动起来了。 他第一个进攻的城池润州，担任刺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叔叔李思文。李思文若立场是反武的，那徐敬业就可以旗开得胜了。可惜，他叔叔不贊成叛乱，早就告了密。得知叛军来攻，就和司马刘延嗣一起发动百姓修城墙，训练士卒。 此时润洲的唐军只有五千人马，城池也是自开国以来就没修过。 难道大唐根本就没有地方防务吗？ 原来，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征来的兵都集中在约380个“折冲府”中，这些折冲府主要分布在三个道，即关内道（拱卫京师）、河东道（防守太原）和河南道（拱卫神都）。其他地方的兵，非常之少。这就是所谓“强干弱枝”部署，即：保住了朝廷的中枢和北边就好，其他地方等出了问题再说。以扬州都督府为例，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百分之一。所以，润州被困，还要靠自己军民的力量先抗上一阵儿，等候朝廷发兵来救。 匡復军来到润州城下，先是侄劝叔降。李思文虽然年已过六旬，但仍披挂上马，前去迎敌。据说，李思文明明白白地告诉侄儿：只要你领兵北渡淮河，我这里的五千人马就统统交给义军，连粮草也都给你，但是义军一日不北伐，我就要一日为朝廷守土。 徐敬业见叔叔没有降的意思，就发起勐攻，但遭到的抵抗十分顽强，城内死守了几十天。不过义军首战，气势还是很兇勐，加之城里的士卒中，有不少原本在思想上是做好了投义军的准备的，所以战到最后，已有人在暗中帮助义军。到十月十四日，义军终于拿下城池。 李思文、刘延嗣和领兵前来支援的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令尹元贞战到力竭，都当了俘虏。 三人忠于朝廷，威武不能屈，惹得徐敬业大怒，把小小县令尹元贞杀了泄愤，魏思温请求杀了李思文，以警告其他敢于顽抗的州官，减轻今后攻城的难度；但徐敬业没答应，只是令李思文改姓“武”（跟太后老太婆开开玩笑），以示侮辱。 徐敬业还非常城恳地劝刘延嗣入伙，刘延嗣不干，说：“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岂以一身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徐敬业大怒，要把他当场斩了。魏思温说刘延嗣是自己的旧交，出面讲情，才免了刘延嗣一死。随后，李思文和刘延嗣一起被关进了狱中。 这边欢庆胜利的锣鼓还没等敲呢，情况发生突变。就在润州失陷的同时，李孝逸率领的三十万征剿大军，已经逼近了叛乱的另一重镇——楚州。 魏思温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金陵的王气尚未借着，要杀草头王的政府军却已经开到！三十万对十万哪——我拿什么来拯救你？ 徐敬业也知道不好，收编了润州的兵马，留下一万人马守润州，自己慌忙率军回江都去布防，同时把李思文和刘延嗣也押回了江都。（但也有史书说，徐敬业拿下润州后，是斩杀了李思文的，不知何据？） 有两个地方更正一下 1、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百分之一。 应为“举全府七个州的兵力，还不及关内道兵力的三十之一。” 2，前文的“军师魏思温”，有几个地方因疏忽写错了他的名字。 徐敬业不杀叔叔，魏思温见出他的优柔寡断，便又有了嘆息：“不顾大义，专徇私图，恐败亡即在目前，我辈无死所了。”当然，后世也有史家很纳闷儿：他怎么光嘆息，却不及早抽身呢？ 其实，魏思温的见解，也不一定都对，他可能是对匡復军目前的状况过于悲观了，对北伐的前景又估计得太乐观了。 匡復军固然有诸多劣势，但一般民众义军，都有机动和亡命这两大特点；而政府军则都有迟钝和患得患失这两大弊端。所以义军并不是不可以一搏。 此外对北伐也不可太一厢情愿。徐敬业、薛仲璋见一个小小的润州都不肯投降，哪有什么百姓拿着锄头自动来当义务兵的？从而悟到：若北上，一路的恶战还不知道有多少，根本别指望山东民众能闻风影从。自此，他们就把关于北伐的最后一点幻想也放弃了。 徐敬业任命了李宗臣为润州刺史，自己则来到前线，屯兵在高邮的阿溪（在盱眙和江都之间），来对付这个朝廷派来的李孝逸。
第87页 李孝逸的大军这时已开到临淮，与盱眙隔河相望。两雄对决，必有一场恶战了！ 那么，征讨军的主将李孝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颇受武则天重用，军事才干也有一些，但是胆小无勇，过于谨慎。 首战，他派偏将雷仁智与义军交战，不利。义军气焰大盛，李孝逸心中害怕，于是按兵不进。两军在前线演开了“静坐战争”。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神都，武则天大怒。她知道对付匡復军非要下狠手不可，就在朝中做了一系列部署，为前线大军造势。她斩裴炎、削徐敬业爷爷的官爵、挖徐家祖坟、夺李姓復徐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做的。 此外，她还准备召集增援军队，下诏赦免匡復军中被胁从的百姓，悬赏授官三品、要徐敬业的脑袋。 这都是在制造舆论，打心理战。 对前线征讨军的情况，她不大满意，派了专人去联络。 当时担任监军的侍御史魏元忠，虽然是个文臣，却颇知兵。他见战况胶着住了，心里很急，就对李孝逸说：“朝廷以明公是王室亲属，故派了来主持征伐。天下安危，实赖此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变乱，朝野莫不倍加关注，就等着他们伏诛。今大军逗留不进，远近都失望。万一朝廷换他人以代明公，你将以何辞逃避逗留之罪？最好是从速进兵，以立大功，否则祸患将至矣！” 这样一番连劝带威胁，惊出了李孝逸一身冷汗！他想想说得不错啊，便急忙下令继续进军，直奔都梁山，去找义军大将韦超交锋。 征讨大军的副帅——副总管马敬臣憋了好长时间，现在总算可以放手一搏了。他奋勇当先，在阵前斩义军别将尉迟昭、夏侯瓒于马下。 大军千里而来，首次获胜！ 这一仗，赢得很关键。从此，征讨军声威大振，义军渐渐有些不支了。 时间已经到了十一月初，武则天又对前线施加压力，派名将黑齿常之任江南道大总管（比李孝逸的扬州道大总管高了一个级别），统辖诸道援军，开赴前线。 李孝逸这回心里更发毛了：黑齿将军此来，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么，是不是有取代前线主将的意思？显然太后对前线战事已有所不满，必须得主动一点儿了。 于是李孝逸再发兵攻都梁山。所谓都梁山，是盱眙县城及其周围山陵的统称。韦超前面败了一阵，不敢冒然接战，就仗着山势险要，坚守不出。 这块顽石太难啃了，还要不要再打下去？府兵又不是山地作战旅，这么顿兵于险地，不是把什么战机都给耽误了吗？ 李孝逸又犹豫了。 他拿不定主意，召集众将商议。有人提出：“韦超凭险自固，我步卒无所施其勇，骑兵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徒然多损士卒。不如分兵困之，大军则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这个建议，用的是刘邦攻咸阳之计，主张直奔主题。但刘邦那时是避实就虚，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邮是徐敬业重兵所在，不那么好啃。 主管军资的支度使薛克渺持反对意见，他说：“韦超虽然据险，但其众不多。若多留兵在此，则前军势弱；若少留兵在此，则有后顾之忧。不如先击都梁山之敌，一击必克。都梁若克服，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 一番话说得李孝逸开了窍，遂决定先拿下都梁。 但诸将尚有异议，说是：“击淮阴或都梁，徐敬业必来引兵来援，我将两面受敌，如何自全？” 魏元忠反驳道：“避坚攻瑕，是兵家至计。徐敬业精锐，尽在下阿溪，只求与我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而李敬猷原是个赌徒，韦超等人也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徐敬业虽欲往援，势必赶不及，我得乘胜前进，彼方虽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 此番见解，至为精当，他看重的是首战得胜之后的士气。 两边的军师，无独有偶，都姓魏，也都以文官而知兵。可是此魏的运气，实在是大大好过彼魏。 李孝逸这人虽然优柔寡断，但唯一优点是能够採纳正确意见。听魏元忠这一说，当下敲定：先灭韦超，再灭敬猷，最后击敬业。于是引兵出击都梁山，激战一整日，终于荡平都梁义军。韦超乔装改扮，趁夜遁逃。 这是自讨伐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三军无不欢唿雀跃。李孝逸也来了精神，乘胜趋进，直击淮阴。 淮阴城在淮水之南，城池险固，但守将徐敬猷只懂玩牌，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不知所措。 李孝逸统军，还是有一套的，他督军大举攻城，一鼓作气拿了下来。徐敬猷从暗道熘出城去，仅以只身脱逃，回到了徐敬业的军营。 徐敬业本是一员勐将，一生胜多败少，此时连闻败报，不胜其愤。于是沿下阿溪布防，要与李孝逸一决高下。 那边厢，李孝逸也领兵进入扬州府地界，直抵下阿溪北岸驻下，两军隔溪相望。 生死决战，就在明朝！ 到了晚上，官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乘小船悄悄渡河，抢先偷营。 那徐敬业久经战阵，早料到官军会有这一手，天罗地网已经布下。等官军接近，一声号炮，义军伏兵铺天盖地杀出，将渡河官军杀得大败，苏孝祥死在乱军中，果毅成三郎被俘。其余残兵被逼至水边，不肯降者，投水而死过半！
第88页 这一仗，打得太惨烈。义军一扫多日颓靡，士气顿然高涨！ 李孝逸急率诸军赶到，战又不利，便又有了胆怯之意，想退守石樑。 恰在此时，有探报来说，徐敬业的营地上空有许多乌鸦噪集。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不愿意撤军，就对李孝逸说：“这是贼势将败的预兆。乌鸟集幕，势必空营。然而徐敬业尚未退，鸟已先集，岂不是将覆灭么？”随后献上一策，就是用火攻。 此时讨伐军的位置，在义军西北方向，正好借冬天的西北风放火。李孝逸听了，极口称善，于是命军士各持火具，跨溪再战。 这边徐敬业正要挥军截击，不意对面官军强弓火箭接连射来。溪边芦苇甚多，正值冬天干燥，朔风勐厉，一霎时四面延烧，捲入阵中。义军立足不住，纷纷退后。 徐敬业还想抵抗一阵，急命部下调整位置。这却是一着致命错棋：紧急中临时调动军阵，反而闹得自己营垒大乱。李孝逸见义军混乱，便督军疾进，一顿乱杀，斩义军七千余人。直杀得溪流皆赤，岸草尽红，另有掉进河里溺死的无算。 这一仗，义军的主力彻底崩溃。 徐敬业等一干首脑人物狼狈逃入江都。李孝逸哪里肯放过残贼，紧接着就追踪而至。徐敬业料知江都不能再守，于是焚去图籍，携了妻小，带着一队人马奔往润州，要去义军刺史李宗臣那里落脚，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官军和义军残部的战线已经打乱，徐敬业怕在途中被官军截击，就先潜入蒜山。写了信让李宗臣发兵来接应。可是，这一行人在慌乱中将原定的联繫信物丢失，小卒只拿了手书信件跑去润州，李宗臣以为有诈——别不是官军使的调虎离山计！于是不理。 徐敬业一行见没有回音，以为李宗臣已经降了官军，大感绝望。连忙乘舟潜入长江，意欲顺流出海，东奔高丽避难。十一月十八日，航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地界为风所阻，船不得行，而追兵将至。 穷途末路至此，就是有信念的人也不免恐慌，况且众人造反，大多还不是为了谋个更好前途。徐敬业的部将王那相，生了叛变之心，鼓动兵士杀了徐敬业、徐敬猷，以及徐敬业的妻儿老小等，共砍下25个首级，拿到李孝逸军前投降。 其余唐之奇、魏思温、韦超、薛仲璋等人逃散，也被李孝逸部下捕获，全部砍了脑袋，传首东都。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骆宾王的结局。 据说，义军决定南下后，魏思温和骆宾王认为，歷代谋大事者，不取京都而在外府盘踞的，没有哪个能成的。两人因此很沮丧，不去匡復府议事，只在酒家流连买醉。徐敬业也听之任之，他们不去，也不派人来叫。 就在海陵败亡的这一天，骆宾王下落不明。 但是史书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资治通鑑》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徐敬业败亡后，“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髮，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復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这个说法，或许能给人一点儿安慰。， 另有人考证，在南通东郊的狼山山门右侧，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坟，墓碑上赫然写着“唐骆宾王之墓”。据说事变那天，有人救了骆宾王，因江都一带李孝逸正在大搜义军余党，骆宾王就流落到了这里，并卒于此。 总之，他当时死了还是没死，是一件无法确定的事。 这样一个传奇才子，以“下落不明”作为他人生最后的收梢，我以为，是最符合他的性格的。 后来中宗復位后，心里还是感念匡復军这帮兄弟吧，曾下诏广求骆宾王的文稿，竟得数百篇。时人郗云卿辑成文集，但后来散失了。明、清时期骆宾王的文集流行有4卷、6卷、10卷本三种，以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最为完备。 骆宾王这个名字，也有点儿怪。这是他饱学的爸爸为他取的，源自《周易》中“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意。原文意思是说：体察民情这种方法，有利于辅佐君王。 君王没有辅佐成，但是大名毕竟垂了宇宙。他曾经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很像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诗曰——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前后才44天，一场悲壮的大戏就落幕了，惟余水畔哀诗一缕。 待到大将黑齿常之带援军来到江都，已是乱党肃清，不劳他动手了。 武则天随后下令，尽杀徐氏宗族。只有那个不降叛贼的李思文，给放出了江都监狱，没有被连坐，并且因功官拜司僕少卿，后来又升了春官尚书。 武则天专门召见了这老头子，面谕道：“敬业改卿姓武，卿可便姓武吧。”——我也跟徐敬业的幽灵开个玩笑。李思文当然只有拜谢。 后来有人举报说，这个李思文原本是与徐敬业同谋的。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些蛛丝马迹，于是，“武思文”被免官，还是恢復徐姓。后世有人嘆道“可怜李勣百战功劳，只剩了思文一线，留遗曹州（今山东荷泽）”。
第89页 徐敬业起义之所以迅速败亡，除了他在兵力部署、战略方向上犯了诸多错误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若讲匡復、废武氏专政而恢復李唐正统，最恰当的首倡者应该是一位或几位亲王。若以勛臣身份造反都很勉强，更何论勛臣的孙子——号召力差得远了。 没有各地豪杰蚁附，没有百姓簟食壶浆，那还不是如同草寇？ 再有就是此时大唐的局势，仅仅是上层的政治空气有些紧张，老百姓却是已经安居乐业60年了，没有充足理由去跟着造反。所以这是一场没有民意基础的作乱，影响出不了扬、楚两州。 尽管有的士族人士或地方豪族对武氏强烈不满，但这种矛盾颇类似“党争”，不需要暴力解决。很多朝中大臣，你让他参加反武氏的政变都可以，但让他加入造反队伍，他就会赶紧打住。 所以说，徐敬业的孤立，还在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近代曾有伟人很精闢地总结过革命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下层百姓再也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上层人士也不能用原来的方法统治下去了，革命才可能到来。这意思是说，或是上层搜颳得太厉害了，或是统治方法太落后于当世了，百姓活得憋屈、甚至活都活不成了，才有可能揭竿而起。 我们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个在上古时代没出过长篇史诗的民族。像这样的民族，一般都是世俗民族，老百姓所崇尚的无非是求财和升官。就连游手好闲或淡泊名利者，都要被众人目为异类。至于想当英雄、想轰轰烈烈干一场以搏青史留名的人，那就更是万不及一。 因此，徐敬亚虽是一时豪雄，想到了就敢出手一搏，但无奈潮流不跟他走，只能落得海陵道上荷戈独彷徨。 反观武则天，则是比对手不知高出多少个级别。在这次平叛行动中，她沉着冷静，把一切做得有板有眼。比如：不惜以多出征高丽一倍的兵力去对付内乱，藉机除去朝中掣肘的权臣，只抓首恶分子其余凑热闹的不问，等等，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尘埃落定后，事实发展跟她所设想的一样：海内既平，她本人的声威也就如日中天了！ 谢谢青山豢鹿朋友提醒!我现在把这一细节补充如下: 徐敬业终于露了一手，得意洋洋。 官军的果毅成三郎被擒，送到了江都。义军统帅唐之奇为激励士气，指着他对部众说：“此李孝逸也！”随后下令斩之。 哪知道这成三郎是个不怕死的硬汉，临刑仍大唿：“我果毅成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 其凛然正气，威慑敌胆，最终不屈而死！ 这位忠勇的成三郎，是幽州渔阳（今北京密云）人。光宅年，任“左豹韬卫长上果毅”。 这个所谓的“左豹韬卫”，就是守卫皇城的十二卫之一,是中央警卫部队。在唐代原来叫“左右威卫”，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改叫“左右豹韬卫”（见《新唐书*百官志四上》）。 而成三郎的官职“长上”,是“卫”里的低级武官，一个卫里就有25名。“果毅”是级别，全称为果毅都尉，相当于大唐几百个外军折冲府的副职，类似于现代的副团级。 这个普通军官，却有如此之高的觉悟，实在令人慨嘆。相反的，征伐军的主将，倒显得欠缺那么一点儿阳刚了！ 26、四方来上访者有如过江之鲫 叛乱平定后，恰逢年末，武则天环顾海内，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的是小试牛刀就把内外的敌对势力给翦除了；怒的是她深为倚重的权臣，居然就在眼皮底下公然与她为敌。 据此，她採取了两个行动，来宣洩自己的这种复杂心情。 一是改年号。平定叛乱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她将新的一年改元为“垂拱”。垂拱一词，来自《尚书*武成》篇，原文为“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垂拱的意思就是“垂衣拱手”，形容做事毫不费力。 这一年，武则天62岁，从少女时代奋斗到此，她既有睨视当世的自信感，也有不愿再起风波的渴望。“垂拱”这个年号，恰好代表了她此时的心情。 另一件事是，她要好好训斥一下群臣。多年来，她信任和提拔有才有德的大臣，视如心腹。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穿起官服做官、脱下官服骂娘的角色，就是不与她同心同德。 她知道，问题的癥结就在于“女主当国”。假如她是个男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朝士早就会颂歌盈耳了；但可恨礼法衡量明君的标准，有一个附加条款，那就是“女人除外”。 对此，她决不让步。特别是经歷了这一场叛乱风波，她就更不能“高枕深居”去当甩手掌柜的，仅为博得一个“贤明”的虚名而丧失对国事的控制。 在杀了程务挺之后不久，她特地把群臣召集起来训话。噼头就问道：“朕并未辜负天下，也未辜负诸大臣，尔等可知？” 群臣回答：“是。” 武则天这天似乎有千思万绪，她说：“朕辅政先帝二十余年，一心为天下事操劳。公卿富贵，皆乃我赐与；天下安乐，皆乃我治理。先帝弃世，将天下交付给朕，朕不敢爱己身而爱百姓。如今为首叛乱者，皆出于将相，辜负朕何等之深！你们中有受遗命之老臣、倔强难制逾于裴炎的么？有将门贵种、可纠合亡命逾于徐敬业的么？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逾于程务挺的么？此三人在群臣中素有威望，因不利于朕，朕乃杀之。”
第90页 群臣听到这里，已是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不知道太后这一番疾言厉色是要干什么？ 最后，武则天恶狠狠地说：“卿等有逾此三人的，可及早反叛，不然，就须革心事朕，勿令天下人耻笑！” 这是在敲山震虎了。在歷史上，最高柄政者跟臣子这样叫板的情况，十分罕见。经过数次风波，武则天与群臣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有些话，必须撕开面子说了。 当然她也知道：人都是被“整”怕的，不是被吓怕的，于是在改元第二个月，她以公开手段，开告密之风，用以监视内外臣子的言行。 在唐初，依照前代旧规，在西朝堂设有“登闻鼓”，也就是一面悬挂的鼓。百姓或臣子有谏议、有冤情，都可以击鼓，以达天听。在东朝堂设有“肺石”，也就是在地上立一块石头，因颜色赤红而得名。百姓如果想告发地方官渎职，就可以来到这里，站在石上，皇帝闻报可以立即处理。 但是，由于朝堂重地日夜有兵卒把守，老百姓即使有情况要上诉，也无法靠近。所谓“登闻鼓”和“肺石”，成了粉饰太平的摆设。 武则天现在则下令：“登闻鼓和肺石无须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即取状纸交给朕。” 这一措施，在后世长期被人垢病，说她鼓励告密就是钳百官之口，以便行独裁之实。但是在皇权制度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皇帝不独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古代面向最广大百姓的“大接访”，是民意上达、开拓言路的一个方式。 鼓励上访的口子一开，战战兢兢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员。以后，不仅涉及太后专权的话题要小心，其他的言行也都要小心了。 这是武则天动用非体制手段来控制官员的一个办法。 一年后，她的高压手段逐渐见效，国家已完全稳定下来。她为了缓和内外矛盾，同时也体现不食前言，于垂拱二年（686年）正月“下诏復政于皇帝”。 睿宗这一年已经24岁了，在古代这已是非常成熟的年龄了，说他不想执政，那是假的。但他深知太后的这一宣告很可能是做个姿态，自己若真的答应下来，也许就是第二个中宗。于是他不但不喜，反而大为惊恐，上表坚决表示推辞。 于是太后也表示“为国家社稷计，復临朝称制。” 这种双方的辞让，其实已经毫无意义，朝野基本上没人相信武则天会真心交权。这个时候的情况是，一方面武则天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另一方面，群臣内心的牴触情绪始终顽强地存在。 这种天长地久的角力，还将持续下去。 就在垂拱年间，太后也还是不能垂衣而治，接连有人公开表示对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採取的处理手段也比较狠辣。 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有山涌出，估计是地壳变迁，侍臣当然要说这是祥瑞。于是武则天大喜，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的官员也纷纷上贺表、拍马屁。 但民间有脑筋转不过弯的的直率者，不信这一套。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地上冒出个土山来，那就跟人脸长豆豆一样，是地气不和所致。为何地气不和呢？是因为“今女主处阳位，反易于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 这话说得赤裸裸的，把武则天气个半死。由于这人只是个“白人”，胡说八道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跟朝士没有联繫，所以只判了流放岭南。不过到后来还是没逃过一死，为“六道使”所杀。 垂拱三年（687年）五月，被武则天一手扶起来的宰相刘祎之，在和凤阁舍人贾大隐闲聊时，说了一句：“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这个贾大隐，翻手就把自己的长官给卖了，向太后告了密。武则天很生气，恰在此时，有人诬告刘祎之受贿，并和许敬宗的小妾私通。武则天就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去拘捕刘祎之，审问这事。 王本立见到宰相大人，拿出武则天的敕令要宣读。刘祎之冷笑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就是中书省，是专门出旨的地方。刘祎之是凤阁侍郎，工作就是起草诏敕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太后之敕的权威性。武则天恨之，以抗旨的罪名，将他赐死于家中。 这刘祎之在上元元年（674年）就被召入禁中，是赫赫有名的北门学士。他笔头子快，倚马可待，那时朝廷所有的诏敕，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武则天对他也相当器重，曾密令他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临朝后又把他提为宰相。 这件事，说起来有两奇。一是，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居然也不贊成太后临朝；二是，武则天对这样有过拥戴之功的大臣居然也不怜惜。 这一年，不光是死了个宰相，还有人要学徐敬业。虢州人杨初成诈称自己是郎将，伪造圣旨招募义士，要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氏和睿宗。事泄，被武则天下令处决。 从垂拱元年（685年）起，武则天对得到“正人君子”真心拥护的期望，开始大大动摇。她的忍耐已达到一个限度，不再指望人们的服从是否出自衷心了，只要能压服就行。因此，她觉得那些“登闻鼓”之类的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慑力，“大接访”必须成为一种常规制度，成为一个法。
第91页 垂拱二年三月，她沿着登闻鼓的思路想到一个办法，命令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家保特制了一个铜匦。这东西十分奇特，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意见箱，内有四隔，四面都有小门，分为青、红、白、黑四色。将它置于朝堂，用来搜集天下普通人的意见书。 其中青匦在东，名为“延恩”，收集“养人及劝农之事”的建议以及献颂赋、求仕进的帖子；红匦在南，名为“招谏”，收集“论时政之得失”的各类意见；白匦在西，名为“申冤”，百姓有要陈述冤屈的，可以往这里面投书；黑匦在北，名为“通玄”，有言天象灾变或要进献军机密计者，可以往这里投书。 这个东西的颜色和方位，与春夏秋冬及“五行”中的木、火、金、水相合。 太后又下令设置“知匦使”，专门指派正谏大夫和垂拱元年新设立的补缺、拾遗各一名，来掌管此事。凡有投书者，经他们检验了身份之后，才允许投入；“每日有所投书，至暮并进”。另外又设“理匦使”两名，由御史中丞等官员来处理收集到的意见。 意见箱设置好了，还要保障想提意见的人能够到京师来，不能让他们穷困于途、潦倒于街市，也不能允许地方官从中起阻挠作用。于是太后下诏，规定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沿途还要为告密人提供驿马、供给五品伙食，到京后安排在客馆住宿。这些来自民间的告密者，即使是农人、樵夫，太后都要亲自接见。 如果所告的情况属实，可不按等次授予官职；即使不实的话，也概不问罪。 此例一开，等于赋予了大唐百姓以完全的言论自由权，做到了真正的言者无罪。上古三代设立“诽谤木”（即“华表”的前身）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上面有太后提倡，下面的百姓当然踊跃进言，一时之间四方告密的人蜂拥而来。所告之事，当然不止是反武言行，更多的是告地方官员贪污弄权、怠政渎职、欺压百姓之类的事。 有了这个空前普及的信访制度，武则天的耳目就遍天下了，坐庙堂而洞察江湖，“由是人间善恶事多知悉”。 在歷史上，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之间不睦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由于主政者与文官系统的理念有矛盾冲突。而像武则天这样因身份问题而得不到官僚集团拥护的情况，就更罕见了。 主政者要想解决这样的矛盾，以体制外的管道广开言路，发动群众监督来制约官僚，是一个常用的办法。 这个铜匦告密的办法实施以后，还出了一个很搞笑的插曲。事情因铜匦的发明人鱼家保而起。鱼家保的父亲鱼承晔，是审理裴炎的审官，显然深受太后信任，然而这个儿子却是个扬州事变的拥护者。 鱼家保看来是个心灵手巧的技术天才，但政治敏感性却未免太差。据说他曾经教徐敬业制造刀剑弓弩，造出的东西十分精良，在战斗中给官军以极大杀伤。徐敬业败亡后，因无人告发而倖免于被追究。 按理说，在事情平息后，这样的人就应该低调一点儿，省得惹麻烦上身。但他不甘寂寞，当得知太后想详细了解民间事后，就上书建议，可以创立这么一个投诉箱，接受天下人的密奏。 武则天对这个创意大为赞赏，就责成他去做。做出来的铜匦在设计上很巧妙，从小洞口投进疏表后，别人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有负责官员通过机关打开铜匦才能取出，具有很高的保密功能。 结果铜匦刚一设置，就有人投书告发鱼家保“通贼”，结果，鱼大发明家因此而掉了脑袋。估计告发者并不是拥护武则天的人，而是对临朝称制不满的人，过去之所以不告发，是因为念鱼家保贊助起义有功，而现在这小子居然又去帮助独裁者，那就请你自食其果实吧。 所谓“作茧自缚”的例子，最恰当的可能就要数这一个了！ 告密制度一兴，对整顿吏治、控制群臣当然会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任何体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很难避免——有人为了邀功，就会利用这个制度，成批地制造冤案，从而造成人心恐慌、统治基础不稳定。 歷代皇朝的实践证明：官员的忠诚，一是靠信念来培养，二是靠有凝聚力的制度来培养，而靠整肃打击的办法，只能使整个官僚集团心怀不满，随时都可能抛弃主子。 武则天现在还看不到打压官僚的负面作用，既然已不指望官僚们对她从内心忠诚，索性就放手狠狠给予打压。她一生中最为人垢病的起用“酷吏”的做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高层的这种政策漏洞，小人看得最清楚，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揣摩武则天的意图，把告密当成了改变命运的阶梯。 胡人索元礼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阶梯的。他看准了时机，跑出来告密，受到了太后的召见。因所告之事经查属实，武则天就直接把他拔为五品散官游击将军，让他来负责审理钦定的“制狱”。 这个索元礼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政治信念的人，他性格残忍，本质上就是一个流氓。首次告密撞上了大运之后，他总结出一个经验：靠“整人”也能发迹！于是，他每审一人，必牵连出数十乃至上百人来，锻成大狱。
第92页 武则天却认为他办案得法，屡次召见，大加奖赏，以树立他的权威。 他的成功，给了一批奸诈之徒以启示，小人们群起而效仿。其中后来居上者，是尚书都事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为了争功，蓄养了几百个无赖，专以告密陷害为业。想要整一个人，就派几个人到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告状，告的都是同一件事，以增加诬陷的可信度。 周兴、来俊臣和司刑评事万国家俊还总结经验，写了一本几千字的《罗织经》，也就是诬陷诀窍，发给手下的人学习。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合适诬陷，怎样把他给套住，怎样让他牵出更多的人，怎样诱使他自己承认反状，等等，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式。 周兴因为整人有功，竟升至秋官侍郎（刑部侍郎），来俊臣也当了御史中丞，都成了高级官员。 此后，太后只要得到密状，就叫周元礼等人去审。犯人一到他们手里，基本就没有生还之可能了。他们擅长的一套刑罚，堪称古代的刑罚极品。只听听名目，就能吓破人胆——比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凤凰晒翅”、“驴驹拔橛”……等等，不一而足。 每有犯人押到，他们先摆出刑具来，让犯人参观。犯人看了，无不胆战心惊、汗流浃背，不用上刑就会自动招认。 如此害人无数，直到杀人杀上了瘾。假如碰到朝廷有大赦，酷吏们就叫狱卒擅自将犯人杀死。 这么干，对社会的震动非常大，天下之人无不屏息重足，道路以目！ 武则天在这里想学秦始皇，以恐怖手段维持专政。但她没明白一个道理：恐怖、高压，这些手法不但不能让人老实，反而会让人很不老实。因为一个社会的常态，不可能是高压状态，一旦实行了高压统治，人们就会起颠覆之心。 古代的社会，并没有“公平律”，尽管一部分人穷奢极欲、一部分人吃糠咽菜，这社会也还是照常运行。但是，这个社会却有一个“活命律”，如果人人忧虑不知哪一天就死，或者生活艰难到了奄奄待毙，就很可能有一种颠覆的力量出来，对现状加以修正。 所以古代的暴政，很难延续十年之久。 武则天任用酷吏，跟秦始皇的“峻法”还有所不同，比秦代暴政好一些的是，酷吏打击的对象一般是官僚，且不管再怎么枝蔓牵连，打击的范围总还是有限；而秦法则是针对天下百姓的，平民动辄就可能成为罪人。 而武则天用酷吏比秦法不如的是：秦法毕竟是法，是明摆在那里的，对大家一视同仁，不愿犯法的还有规避的可能；而酷吏要陷害谁，你是防不胜防的。这是蛮不讲理的恶政。 虽然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着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一个。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是个九品小官，却能斗胆上书给太后，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他说：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有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大家都说，陛下你这是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哭泣，不知何处才是安宁之地？我以为，只要大狱一起，怎能不滥？为何呢？因为刀笔之吏，心中从来没有全局；凡是以断狱而出名的人，无不以严苛为能事。他们抓捕得越多，人们越说他们是至公之人，而上头又称赞他们执法严格。于是他们也明白了，利在杀人，害在宽恕。于是狱吏都相约：杀得越多越好！不是因为他们仇视人，而是有利益在里面。得利既多，则刑罚怎能不滥？一滥，就害及无辜，这就是所谓“淫刑”了吧！ 陈子昂就是登幽州台而放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位。他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屡次谏议不被採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青少年时是富家儿，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24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他在高宗驾崩的那年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碰上太后下诏招贤，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 他那时没能看得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而现在上书劝禁止滥刑，也没看清楚太后究竟要干什么，还以为是太后对徐敬业的事不能释怀，一定要穷追到底呢。 不过这道书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还指责太后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这些话说得都够大胆的。
第93页 他在书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飢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休生养息，所以扬州之乱长达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这就可知百姓思安久矣！而现在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 话虽说得激烈，但因为他是公开上书，而且还带有浓厚的迂夫子气，所以武则天也没有怪罪他。 陈子昂是一位不世之才，大概也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若生在盛唐，大名不会比李杜二位差。可惜生不逢时，最终还是死在了武三思的手里。 当然，这一时期武则天虽然用了酷吏，所针对的主要还只是下层官员，也波及到一些无辜百姓，而上层官员暂时还没有受滥刑的危险。对于高官中的反对力量如何处置，还是武则天自己说了算。 她有一个原则，就是：当面提意见的，不管多难听，都能包容或给予宽大处理，一般不会因言论而掉脑袋。她坚持认为，只要当面提出，那多少还是有点儿忠心的。而背地里捣鬼说怪话的，就是搞阴谋，务必予以严惩。如前面提到的刘祎之，就是因私语临朝之非而被赐死的。 当时武则天对白马寺主薛怀义相当看重，认为他擅长营建宫殿，就让他随意出入宫中。薛怀义是个莽汉，五大三粗。大臣们认为，高宗才死了仅一年，就有这么一个大男人私入禁中，其中一定有秽乱宫闱之事。 武则天和这个莽和尚两人，这时是否已经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不可考，估计有八成的可能吧。 补阙王求礼是一位讲死理的监察官，对太后的不检点上表进行了批评，他说：“太宗时有名为罗黑黑者，善弹琵琶，太宗将其‘去势’，成了宦官，命他进宫去教宫女奏乐。陛下若以为薛怀义有巧性，想在宫中驱使，则可阉之，以免秽乱宫闱。” 这话说的，几乎是指鼻子骂娘了，但太后也没怎么样——绯闻也不怕，有话说出来就好！ 27、李唐宗室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皇帝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从她在垂拱年间的一系列作为来判断，起码在改元“垂拱”之前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年号，寓意是她自己垂拱，而不是指那个傀儡皇帝睿宗垂拱。 至于她为什么有了做皇帝的念头？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她是被“三从四德”的儒家观念给逼的。只要她是个女人，就不能执政，否则就“一从不从、一德不德”了。如果想执政，就必须忍受“母鸡司晨”的舆论压力。无论是辅政还是摄政，都有人顽强抵制，甚至还闹出了造反事件来。 那怎么才能摆脱这困境呢？一个办法，是放弃权力，但她不能这样做。另一个，就是干脆自己来做皇帝。做了皇帝之后，她就可以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压制“三从四德”。 不要忘了，“三纲”的第一纲是什么？君为臣纲！ 如果我这个女人做了君主，按照儒家礼法，所有的臣子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你不让我做小恶，我不妨就做大恶，从儒家意识形态上取得合法性。 对于武则天来说，在对最高权力的控制上，无论是摄政、还是做皇帝，都是一样的。她想当皇帝的目的，并非为了更大的权力。而是她不愿意在死后像临朝听政的吕后一样，被万世嘲骂。 自己当了皇帝，那就大不同了，只要自己的皇朝寿命足够长，后人总要承认开国皇帝是正统——哪怕是一只母鸡。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她在垂拱元年（685年）之后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为当皇帝而进行预热了。 这期间，她也不是一门心思用酷吏整人，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了一些政绩。未来的皇位，不是谁传给她的，也不是打江山打出来的，因此，必须有过得硬的政绩做基础。 第一件事，是大开仕途。武则天想做公鸡报晓，官僚集团基本上不支持，那么，她就得有自己的队伍。而这个忠于自己的队伍从哪儿来？惟有破格聘用！ 唐代的仕进之途，在前面已经讲过，无论门荫还是军功，都是士族优先。唐初实行了科举之后，寒门上进算是有了条路子，但是还是士族上进比较快，因为“朝中有人好做官”。 武则天急需人才，仅有的这几条路太狭窄，就只能从体制外去招。垂拱元年五月，她正式实施了太宗曾有过的打算，允许百姓和低级官员自荐，下诏对“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这是中国歷史上针对性最广泛一份求贤令。 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入仕就是捧了金饭碗，升官就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怎么能敞开口子随便来？ 那不是鱼鳖虾蟹都可以当官了，这世界还成什么体统？ 不怕，这一措施是有制约条款的，《新唐书*则天传》上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破格授官）。至不称职，寻以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进来容易，当不好这个官儿，那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一点儿也不宽容。有了这一条限制，还不至于连阿q这样的也都来报名。
第94页 凡是最高统治者觉得手下的官僚集团不能为我所用了，那就只有摈弃考试，从低级官员和白丁中选拔中上层干部，逐步换血。所以大换血不管名义上叫做什么，实质上都是为了建立一支新的“自己的队伍”。 第二件事，就是抓吏治，干部要像个干部模样。一个政权，不管后代对它的合法性如何评价，如果吏治好，那么它的功绩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歷代农民造反，有成的有不成的，除了战略原因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个正规化的官员队伍来管理行政。一味做山大王、流寇，能捞一把就捞一把，那没有不失败的。 武则天抓吏治，就是普及她主撰的《臣轨》。《臣轨》这部教材，还不完全是老生常谈，里面有点儿新东西，甚至于可以拿来鉴今。其中，“十大标准”很引人瞩目，这里不妨略述。 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二曰“至忠”；要以谦虚谨慎为本，功多而不言，不要天天讲我干了什么什么。要“推善于君”，把功劳记在君主的领导上；“引过在己”，勇于承担失误的责任。 三曰“守道”；做官要有“大道”在心，也就是辅佐君王、匡正时弊。要清心正身，做到“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勿以捞钱升官为第一要务。 四曰“公正”；其中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当公法、而不阿亲党”、“举贤才、而不避仇雠”。这三条，其实最难做到，官员若都能做到，那就都成了圣贤。君不见，从小小芝麻官，到三四品大员，谁不是一掌权就引用私人？ 五曰“匡谏”；要敢于矫正君主过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不过，这个要求不大好办到，以掉脑袋的代价来尽忠，这是理想主义。说到底，人有脑袋几何啊？ 六曰“诚信”；对君主要以诚信作为忠的基础，对下属要以诚信作为笼络的手段。“上下通诚，信而不疑”。这基本是和谐大同的蓝本了。 七曰“慎密”；不泄露禁中之语；非所言者，勿言。 八曰“廉洁”；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要拿。 九曰“良将”；这里的“将”，是指“将作”。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机智果断，不能当只会吃喝、泡妞的庸官。 十曰“利人”；其中包括“禁末作”，少修建没用的东西，少搞没用的庆典；“兴农功”，多关心百姓民生；“省徭轻赋”，不以徵税多为荣；“务使家给人足”，也就是不要有太多低保户。堂堂大国，竟有百姓不能自给自足的，更有何夸耀？ 这本《臣轨》，于垂拱元年写成，发给官员人手一册，据说功效很好。起码能让官僚们知道，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第三件事，是重新规定律令格式，也就是文件规范化。这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基本功。所谓“律、令、格、式”，是指四种性质的文件。律，是国家律法条文；令，是等级制度规定；格，是皇帝诏令；式，是行政法规。 唐代的律令格式在高宗即位后，就有了大体规范，颁定了《永徽疏律》等，现在则进一步严格化。武则天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等十余人，对旧条文重新删定，还制定了《垂拱格》和《垂拱式》以作为文件彙编。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件文书，上传下达，歷代都有固定格式，“等因奉此”必不可少。一直延续到清代，无不要求格式严谨，用语清晰；所述问题，一目了然。只可嘆当代行政文书，各赖秘书班子循经验而拟，多有废话连篇不知所云者，如“抓住机遇”、“明确职责”、“真抓实干”之类，可称为超级模煳语言。 第四件事，是赈济灾民。垂拱年间，不知怎么搞的旱灾连年，武则天惦记灾民的生活，不能释怀。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山东、河南百姓因为前一年遭受旱灾，粮食不够吃，出现了大饥荒，武则天就命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冬官侍郎狄仁杰前往灾区巡抚赈给。 总之这一时期，武则天一直是在扎扎实实做事，威望也有所提高。同时，她称帝的野心也就一天天在加大。 一方面她仍然优待李唐宗室，继续做姿态；另一方面，却一改以前排斥外戚的做法，开始尊崇武氏，为自己称帝夯实人事基础。 垂拱三年（687年），她及时封了几个皇子（也就是她的孙子、睿宗的儿子）为亲王，将李成义封恆王、李隆基封楚王、李隆范封卫王、李隆业封赵王。 到了垂拱四年，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太后当皇帝的舆论就开始冒头了。这个浪潮，也许是武氏子侄辈在发动，也许是武则天自己授意， 事情是很巧妙地开始的。这年正月，武则天下令在神都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仿京师太庙之例四时享祀。 就近祭祀祖宗和先帝，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太后还有一个动议，就是在神都建立武氏宗庙“崇先庙”，同时也享受香火。 她让礼仪官员们去讨论一下：要建的话，建多少间房子为好。
第95页 这显然是在放试探汽球。 司礼博士周悰嗅觉灵敏，马上就建议：这没问题，请立七室，减太庙（李唐宗庙）为五室。 这是地地道道的昏话，既无礼法根据，也没有逻辑。这博士显然是看准了行情要投机。 但是没想到，有人坚决反对。这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曾经向太后密告刘祎之的贾大隐。这位贾先生告密固然为人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却也能守住底线。他说：“按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此乃百王不易之义。现在这个周博士胡说八道，只尊崇当今掌权人的威仪，将国家与常法置之不顾。太后功劳非常，光照天下，先庙当然可享诸侯之礼，而太庙之制则不应轻易。”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武则天也无话可说，于是否定了周博士的建议——她现在不过是想试探试探而已。 到了二月，武则天又有名堂。她下令毁掉神都的干元殿，在原地建一座“明堂”。 这明堂是个什么玩意儿呢？相传为周公创制，是古代帝王做报告、祭祀、朝会的场所，在汉魏六朝多有建立的，但是到了初唐，这明堂是什么样子、有多大规模，就无人可知了。不仅“巨儒硕学”说不上来，就是查遍典籍，也找不到线索。 在以前，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有建明堂的念头，但是诸位儒官对明堂的结构布局争论不休，所以到最后谁也没建成。 高宗在世时，武则天就是建明堂的积极推动者。这次平定徐敬业之后，她是发誓一定要建了。建起这东西，不仅可以祭祖宗，还可以扬国威、镇邪气。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她不能说，就是可以为她当皇帝制造气氛。 她知道，这事要是再交给儒士们去讨论，又将一事无成，所以她不问诸儒，只与北门学士商议明堂的建法。 儒士们都说，明堂应该建在皇宫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武则天却嫌远，认为每次祭祀搬东西不方便，就“自我作古”——我说的就是规矩——下令把干元毁掉，就在皇宫里边建。 修建这个意识形态建筑，一共出动了万名役夫。总监工头儿，就是花和尚薛怀义。 到四月，直奔主题的花样出来了。有个名叫唐同泰的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据称是从洛水中打捞出来。 史书上载，这是武承嗣暗中搞的鬼，他使人在一块白色卵石上刻了字，放入河中，又叫唐同泰去打捞上来，自称发现了“洛书”。 《周易》上有一句很着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什么叫“河图”、什么叫“洛书”，后代有不同的解释，但都理解为圣人出世、盛世到来的象徵。 大臣们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少人就上表祝贺，说是生在这样一个好时代，真是无限荣幸。武则天也很高兴，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于把这石头命名为“宝图”，赏了唐同泰一个游击将军衔。 天意既如此，那我也就不推辞了。紧接着她下诏，要亲拜洛水，举行接受“宝图”的仪式，还要在南郊祭天，以感谢上苍。礼毕，再移驾明堂，召见群臣。她要求诸州都督、刺史和宗室、外亲戚都要参加，在大典前十日就要齐集神都。 群臣心领神会，马上拥戴武则天加了新的尊号——“圣母神皇”。这个称号，不伦不类，但是明显向皇帝靠近了一大步。 七月，为此事又大赦天下，将“宝图”改称为“天授圣图”，洛水改称“永昌洛水”，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将宝图所出的小潭命名为“圣图泉”，在当地特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山神为“天中王”。 这一系列意识形态花样，令人眼花缭乱，该明白的人也都明白了：中国马上就要出个女皇帝了！ 但是另一面，也有逆向的潮流在涌动。 把母鸡司晨说成是正常的，就已经是很困难了，还要说成是千载难逢的盛世，那肯定会有人不服。 这年四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的家奴告主人谋反。这个事情很不合乎常规，据说是因郝象贤反对给花和尚薛怀义拜大将、封国公，得罪了太后一系的人马，武承嗣就一手策划了这个诬陷案。 武则天叫酷吏周兴来审这个案。周兴查了一下，原来郝象贤的爷爷郝处俊在世时，曾以“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为由，坚决反对高宗逊位给武后。 周兴就琢磨着，太后可能至今也没忘记这笔老帐，是要我来替他出气。于是他就对郝象贤施以酷刑，最终，竟问成灭族之罪！ 郝象贤的家人不服，到朝堂鸣冤。监察御史任玄殖也称，郝象贤没有谋反事实。但武则天不听，将任玄殖免官，仍维持原判。 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出了大问题！ 古代死刑犯在临刑前，要去掉枷锁镣铐，据说是为了能让罪人的灵魂顺利度过奈何桥，抵达阴间。 这枷锁一去，郝象贤突然就跳将起来，大骂太后与和尚薛怀义秽乱宫闱。这一通骂，据说是用尽了天下最难听的词彙。他说，薛怀义早先不过是个江湖郎中，行同乞丐，现在却成了太后的床上贵宾。还说太后与薛怀义在床上的淫乱言语，连在床边侍候的宫女都捂起耳朵来不要听。
第96页 是吗？围观者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又大声喝彩，场面完全不可控制了。 郝象贤索性夺过围观者正在挑卖的木柴，殴打在场的刑官，法场一片混乱！ 后来还是负责维持街道秩序的金吾卫士卒一拥而上，才把郝象贤乱枪捅死。 武则天闻报后大怒，下令支解郝象贤的尸体，还下令把他父母和爷爷郝处俊的坟墓都挖开，毁棺焚尸。从那以后，法司每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后加刑。这个古老的做法，似乎是一直延续了很久。 这个时候，真正坐立不安的，是李唐宗室。确切地说，就是高宗的叔叔辈、兄弟辈和子侄辈的一批亲王。 武则天自从当了皇后之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高宗这一系的本家亲戚一直优礼有加，不像对自己的娘家亲戚那样约束得很严厉。这些亲王，一般又都兼任地方上的刺史，有封邑、有家奴、有官属、有实权，养尊处优，既富且贵。即使在当时的特权阶级里，他们也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群。 垂拱四年初以来，武则天频繁的异常举动，引起这批亲王的不安。首先在宗室里就有谣言传开，说太后密谋改朝换代，欲废宗室。又说：“太后将于洛水授图之日，召集宗室，尽行屠戮。”也有的说，太后将在明堂大会时诛杀宗室。 在专制体制下，政治谣言歷来都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宣传，它有时代表一些人的意愿，有时代表一些人的恐惧。 这个“杀宗室”的谣言肯定是想当然耳，但李唐宗室们可不会只当它是流言，因为即使打个折扣不杀，也可能是天下即将要姓“武”。一旦有变，那么宗室锦衣玉食的生活就将结束。这才是他们最恐惧的。 于是诸王开始串联，“密有匡復之志”。 最早发起行动的是黄国公李撰（此字为言字边），他以暗语给越王李贞写信，说：“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韩王李元嘉也有这个意思，说太后拜洛授图之时，必会大兴告密之狱，到那时“皇家子弟无遗种矣”。 接着，李撰又假造了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沖，里面的内容是：“朕被幽禁，王等宜各发兵救我也。”李沖一看，不错，自己跟着也假造了一个，内容是：“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 他把这两份假冒的皇帝书信分送韩、鲁、霍、越、纪各王，让他们各自起兵，向神都进发。各王收到“皇帝玺书”，都心中有数，加紧准备起兵。 这里面最积极的，是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沖父子俩。 越王李贞是太宗的第八子，为燕妃所生，在贞观五年（631年）就封了王。武则天临朝后，还给他加了太子太傅衔，兼任豫州刺史。这个人比较有才，武能骑射，文通典籍，而且有相当的行政能力。在宗室中，名气很不错，有“材王”之称。 但他在品德上略差，喜欢听谗言，容不得手下的正直官员，又纵容奴才僕人欺凌地方。因此在民间，他的形象并不好。 李贞想作乱，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太后临朝称制时，他就联络诸王准备“反正”。但武则天当时防了他们一手，给他们加了官，另外高宗丧期也不便起兵，于是作罢。后来徐敬业反，诸王觉得是别有企图，就没跟着干。而这次，连什么“河图”、“明堂”都出来了，他们再不能等了，决定联手起兵！ 诸王连谋，这次来头确实不小。他们每个王差不多都拥有一州的行政和军事权，分布于各地，以皇族名义为号召，按理说应该比徐敬业闹的动静大得多。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一批人是个什么素质。他们生来高贵，不谙民生，未经战阵，活活就是一群废物。就因为血统优秀，享尽了这个国家提供的一切便利和尊荣，现在却要举起道义之旗与这个国家宣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不难猜度了。 诸王中只有李贞父子还有点儿干事的样子。李沖率先招募了勇士，准备队伍，又串通好了几位驸马爷也一块儿干。 范阳王李蔼向越王李贞建议，应该定一个统一的起义时间，届时四方一起发动，让太后顾不过来，则大事可成。 李贞觉得这主意对，就定了一个时间，通告诸王，也要学那黄巾徒众三十六方一起发动。 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中宗前妻的妈妈、太宗第七女常乐公主，此时随丈夫被贬在寿州（今安徽淮南）。她倒是个很有骨气的女人。李贞要举兵，写了一封信给常乐公主的丈夫赵瑰，要求借道，常乐公主就趁机对送信的使者说：“替我谢谢你们大王，与其进，不与其退，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拖延到今日。诸王乃国之懿亲、宗社所託，不捨生取义，尚何须邪？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国患为逆，王等勉之。”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颇有丈夫气。说来奇怪，自唐太宗之后，唐皇室一直是阴盛阳衰，无论公主也好，皇后也好，都比男人更有主张。 果不其然，李贞的通知发出后，诸王就露了怯。平时说大话可以，一动真的，有的犹豫不决，有的仓促间募集不到兵员，还有的路远一时接不到通知。 这文齐武不齐的，时间一长，气就可能泄了，也很容易走露风声。琅琊王李沖沉不住气，不等到父亲约好的时间，就抢先于八月十七日在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发动了！
第97页 他想得好：一旦点火，还怕它不能燎原？ 武则天在神都得到急报，她反应非常快，马上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这帮叛逆。 这个丘神勣，就是在巴州把故太子李贤给逼死的那个，也算是一个武夫出身的酷吏了。武则天用这样的人，是要下狠心灭掉这帮不领情的宗室。 李冲起兵的条件其实不很充分。他募兵募了半天，仅募得五千人，比徐敬业的旬日之间招来十万人相差天地。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五千兵卒也得打！他打算渡过黄河去打济州（今山东聊城以西），然后直取神都，一路上声势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但是在去济州的路上，有博州本境的武水县挡在道上。县令郭务悌是李沖的下属，但是听说琅琊王兼刺史李沖造反了，他就不听这个上级的了，关起诚门来拒守，还一面向魏州刺史求救。 博州的莘县县令马素云也不听李沖招唿了，带了一千七百多兵卒准备半途邀击叛军，但未果。干脆就跑到武水县城内，与郭务悌一块儿守城。 李沖叛军来到武水城下，决定用火攻。叛军用草车把县城南门塞住，趁风放火。 这一把火放起来，城里的两位县官都免不了要成烤鸭子。拿下武水，攻济州也就多了几分把握。济州一下，天下就要震动，那局面也就活了！ 但是，歷史的细节由无数偶然所组成。没想到，火一放起来，天公不作美，南风一下就变为北风，火势倒转回来，烧着了叛军自己。李沖的人马只得急退，士气顿时大沮。李沖手下的将领董玄寂偷着对人说：“琅琊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故上天不佑，反致逆风。” 李沖听说，就下令杀了董玄寂。这一杀，出了大问题，本来兵卒就是裹胁来的，一见自己人杀自己人，就都一闹而散，窜入草泽之中。李沖吆喝也吆喝不住。 这一来，他身边只剩下左右家奴几十个人了，造反成了扯淡。 连将领的思想都不坚定，其他人可想而知。起事之前，李沖连个像样的讨逆檄文都没写一个，他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号召力了。 到二十三日，起事不过七天，李沖见大势已去，干不成什么了，只好慌忙带着余众退回博州。 哪知道，他刚一进城门洞，就被守城将士抓住，不由分说，砍下了脑袋。 七日造反，就此结束。 李冲到死也不会明白，平日里一唿百应，怎么一起兵就成了孤家寡人？ 等丘神勣带兵来到博州，已无叛可平，博州的官员和士兵皆素服出迎。这个丘大将军又来了蛮劲儿，认为自己不能白跑一躺，他对这些立了功的人不仅不加以抚慰，反而统统以通敌罪杀掉，藉以邀功。 李沖既死，结局自然也是“传首神都”了。 李贞听说儿子抢先起兵，知道事情已拖延不得，于是于八月二十五日也在豫州（今河南汝南）仓促起兵。其时，李沖的脑袋掉了已有两天了，但因为消息不通，李贞这里并不知道。 令人丧气的是，李冲起兵之后，诸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竟然“莫有应者”，结果只有父亲李贞这一彪人马举兵响应。 李贞在筹备发动时，曾经派使者去串联东莞公李融，约定同步起事。但是，李融仓促间发动不了，在下属官员的逼迫下`，只好把使者先逮起来，等待事态发展。 这样的王爷，这样的能耐，真是活该被斩尽杀绝了！ 五天后，武则天听说越王李贞这里也发动了，知道叛乱闹大了。豫州地近，且老王爷也有点儿韬略，于是她就决定派大兵围剿，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发兵十万讨之。她还担心战场上将军们协调不好，又派了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 这次对付越王的统帅，在档次上高了一大截。去讨伐李沖的只是个城市治安大队长，这次去打李贞的，是中央警卫大队长。兵力上，更是接近了当年征高丽的军队总数。 武则天心里有数：对付这种鸟，就要一巴掌狠狠拍死！ 越王李贞到底是经验丰富一些，一出兵，就拿下了上蔡（今属河南）。这个势头本来不错，但是恰在此时，他得知儿子已经失败掉了脑袋，心里大起恐慌，竟然想罢兵，打算自缚诣阙请罪（自己把自己绑了，到皇宫去请罪）。 看来老王爷是白读了一肚皮的书，造反了居然还天真地想活命。可巧在这时，他的下属、新蔡县令傅延庆率勇士二千人前来参加起义，李贞这才有了点儿胆量，决心继续干。 为了鼓舞士气，老王爷哄骗大家说：“琅琊王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即到（大概是地府的阴兵吧）。” 接着就在属县徵兵，一下徵得了七千人，这样子就凑了约有万把人。他把这些人分为五营，自领中营，其余各属县的僚佐都封了官，各带一部。又把这乌合之众中的五百余人封了九品以上的官职。这样七搞八搞，声势比当初李沖那一彪人马要大得多了。 此时时间就是生命，可是李贞只顾在豫州城里建府封官，没有扩大攻下上蔡的战果，没有继续攻城略地以引起全国响应。 但是人家可没工夫等你明白过来。 十几天后，麴崇裕带领的讨伐军开到，在距豫州四十里外扎下大营，就等机会收拾这一伙叛贼了。
第98页 这边李贞似乎没有什么战略部署，只知道发动道士僧侣诵经念咒，求大事成功。还给将士们都发放了“避兵符”，说是戴上它就可以刀枪不入。 跟着他起事的属官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被胁迫的，本无斗志。只有他的女婿裴守德武艺高强，愿意为之卖命。李贞嘉许其忠勇，就让小儿子李规和这位裴大将军带兵出城去迎战。 不知这老王爷是怎么想的，凭着一群地方杂牌军队，就敢和中央军去对阵。两边刚一交手，素质高下立见分晓。叛军一触即溃，裴守德浑身是血，狼狈逃回豫州城里。 李贞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坚守城门不出。没等他想出办法来，征讨大军已经到了城下，把豫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老王爷在城头一看，征讨大军铺天盖地、军容甚盛，知道今番是完了，不由得连声嘆息。 ——造反哪是那么容易的！ 昔日诸王恨不得要生吃武则天的勇气，早跑得一干二净。范阳王李蔼过去叫得最凶，声称“四方一时并起，事无不成”，现在竟纹丝不动。那个最早写信鼓动诸王造反的黄国公李撰，也吓得蔫了。 哪里可见群雄并起？只有这孤城一座，无可奈何。 拖了几日，越王李贞手下的将领进言道：“事既如此，王岂得坐等受戮之辱，当须自为计！” 李贞想想，再无路可走，只得和小儿子李规服毒自尽。女婿裴守德也自缢而死。余下的家僕纷纷放下武器就擒。 越王的这次造反，比他儿子造反的时间长一点儿，但也不过才17天。 筹划多时的唐宗室之乱，竟以这种闹剧的方式旋起旋落，实在有些搞笑。究其原因，一是民众并不欢迎战乱。生活日渐富裕安定之民，决不可能是造反的拥护者。二是下级庶族官员不支持变乱。武则天为庶族寒门之士敞开了上进之门，她的威望在这一阶层里相当之高，所以变乱一起，反抗和抵制的官员相当多，越王父子连本境都占领不了。三是诸王平日作威作福、鱼肉地方，其社会形象极差，甚至远远不如徐敬业“大唐功臣之后”那样有号召力。 他们想逆流而动，当然最后只能落得孤家寡人。 武则天对诸王作乱当然很生气，但这也给了她一个诛除宗室势力的机会。她认定韩、鲁诸王肯定参与了李贞谋反，就命监察御史苏珦调查此事。苏珦经过审讯和查问，报告太后说全无证据。有人就告苏珦与韩鲁二王通谋。武则天召来苏珦，责问他为何庇护逆贼，苏珦一言不发。武则天知道苏珦是个儒士，存了宽恕之心，就嘆口气说：“卿乃文雅之士，心慈不能施杀手。”于是改换周兴审理此案。 周兴早就等着这一天呢，受命后，立刻把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撰、常乐公主等都逮到东都，一通酷刑逼供。 一辈子的金枝玉叶，哪里受得了这个？犯人全部招认，定成了铁案。周兴完全明白太后的思路，审完案后，就做主逼迫犯人全部自杀。而后，向太后密报诸王都参与了谋反。 武装则天得报后，恨得咬牙切齿，将参与谋反的宗室之姓改为虺氏(音毁)，亲族党羽全部杀掉。“虺”，意为毒蛇，可见她的痛恨之深！ 事后，又派狄仁杰担任豫州刺史，处理善后事宜。豫州是叛乱重灾区，当时地方上正在穷治李贞党羽，连坐者六七百家，籍没五千余口，罪当杀掉的不少，司刑官正在催促行刑。幸亏狄仁杰冒死密奏武则天说：“彼辈皆误判。臣欲明奏请求赦免，似为从逆之人申冤；但知而不言，恐有违陛下仁慈之心。”武则天看了密奏，大为受用，这才同意改判，一律减为流刑，让他们到丰州（今内蒙河套地区）戍边去了。 这些流人在去丰州的途中，路过宁州（今甘肃宁县一带），狄仁杰过去曾在这里当过刺史，百姓为他建有德政碑。宁州父老见到这些流刑犯人，就说：“是狄大人让你们活的吧？” 平叛之后，朝廷大军滞留在豫州一时没有走。大兵们仗着有功，对地方多有索求。狄仁杰一概不理，惹得诸军节度张光辅大怒：“你一个州官，怎敢轻视我一个元帅？”狄仁杰当面顶撞他：“乱河南者，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噎得张光辅没话说。回到朝中，告了狄仁杰一状，说他“态度不逊”。于是狄仁杰被贬为復州（在今湖北天门一带）刺史。 狄仁杰，这是一个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将要起大作用的干才。他是并州太原人，祖、父两代都在贞观年间为官，他少年时就博览经史，后来明经科中举，从州郡基层法官干起，升为大理寺丞。他敢谏言，有直声，断案公平，曾有一年办理了17000人，无一人诉冤。高宗和武后都很欣赏他，称他为“大丈夫”。 平叛的事，在他手里告一段落，大唐的歷史也就进到了一个大转折的时期。诸王的这一番躁动，不但没有阻挡武则天改朝换代的脚步，相反的，更加速了巨变的到来。 28、先把那一道“男女之大防”的帘子拿掉 我们老祖宗的珍贵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其内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够大气，即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做有罪推定。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非礼勿视”、“坐怀不乱”、“从一而终”等等理念，说得冠冕堂皇，其实都是防人“偷腥”的。
第99页 这个弊端，影响的不仅仅是自由恋爱，更主要是严重阻碍了妇女才干的发挥。诸种清规戒律，把妇女圈在一个小天地里，举手投足，都有“礼”在束缚，还谈何施展？ 古代略有身份的女子，都不能随意抛头露面，不能见外人。家中来了男客，女眷要迴避；女人要看病，只把一只手从帐子里伸出来让男医生号脉。就连贵为太后的武则天，临朝办公也非得垂帘不可。 古人的思维，在今人看来很荒谬：一道帘子，就能挡住邪念？ 武则天是个不听邪的女人，也是一个靠不断违反常规而获得成功的执政者。她决心拿掉这一道狗屁也挡不住的帘子，以权力来挑战陈腐的意识形态。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下旬，在收拾掉了一班不成器的李唐宗室后，武则天如期举行“拜洛受图”大典。在这个仪式上，她命令永久撤下她前面的那道帘子，以本真的面目来面对天下的臣民。 这才是真正的“光照天下”！太后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她已经自认是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了。 二十五日这一天，雪后初晴。武则天率睿宗、太子来前往洛河边上的“拜洛坛”。在她身后，文武百官、部落首领、诸蕃使节扈驾随行。一路鼓乐齐鸣，仪仗遮天，洛河两岸百姓观者如堵——这才是五千年未有之盛世哩！ 坛上供着“天授宝图”（大石头），坛前陈列着珍禽异兽、各式珠宝。浩荡队伍开到后，文武百官和仪仗等“依方位而立”。 万事具备，丝竹雅乐悠然响起，太常礼官高唱武则天亲撰的《唐大享拜洛乐章》，其词曰：“九玄眷命，三圣基隆。奉承先旨，明堂毕功。宗祀殿敬，冀表深衷。永昌帝业，式播淳风……” 其歌14首，待第三首唱完，头戴冕旒、身穿兖袍的武则天，即起身离御座，徐步登坛致祭。 登至坛顶，武则天仪态万方，随着乐声舞蹈拜祭，先是“拜洛”，而后“受图”，接着是“登歌”、“迎俎”、“文舞”、“武舞”、“撤俎”“辞神”、“送神”等一系列仪式。待14首歌曲全部唱完，余音裊裊中，大典方告完毕。 从祭坛之上，可见远处嵩山、北邙苍莽如龙，起伏于天际；洛河一脉浩荡而来，蜿蜒于脚下。再看坛下，旌旗猎猎如林，万民仰望如痴。 这庄严肃穆的场景，正所谓“虹开玉照，凤引金声”。 武则天本人此时的心情不知如何？她也许已经想到：华夏千载，代谢无穷，她作为一个女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即便至此也是空前绝后了。 受图之后的第二天，由薛怀义主持修建的明堂也宣告落成。 这座建筑，也算是当时的世界奇蹟了。据史书记载，其高294尺，四方每边长300尺，由上、中、下三层组成，寓意天、空、地。下层为四室，象徵四季；中层十二室，象徵十二时辰；外为圆盘，九龙捧之；上层象徵二十四节气，上有圆盖，置有巨型铁凤一只，以黄金装饰，势若腾飞。 建筑中央有巨木一根，粗十围（十人合抱），贯穿上下，作为大殿的主支撑。殿外置有铁渠，用作排水之道。 在明堂之北，还有一个高出明堂约一倍的“天堂”，是放置“神皇”巨像的地方。 唐代的宫室建筑，原本就清雅大方、气象恢弘，不是后来明、清皇宫那种红墙黄瓦的俗世风格。从史籍描述的这个规制看，说它是琼楼玉宇一点儿也不为过。 大唐第一鼓惑仔、诗人李白年少时迷信神仙，“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在游歷途中亲眼目睹了明堂的气象，大为震撼，曾写有《明堂赋》一首，洋洋千言。形容明堂的规模是“势拔五岳，形张四维，轧地轴以盘根，摩天倪而创规。” 若不是建筑本身有一种震慑心魂的美，他也不可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修建这样一座毫无实际用处的建筑，自然是劳民伤财。当时就有礼官提出异议，说古之明堂，不过是一间不加修饰的茅草屋，今天咱们这个明堂，就算是夏桀的瑶室、殷纣的琼台也不过如此了。 反对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武则天在参观验收之时，对这明堂却是满意极了，称它为“开干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有了这个庞然大物，“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有没有这功效暂且不说，起码是加强了“恭承天命”的合法性！ 古来凡是政治，就离不开忽悠。 武则天为了纪念这一标志性建筑，特意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又亲自将明堂命名为“万象神宫”。这地方还没开始使用，就先对民众开放，凡是东都的妇女和诸州的父老，都可进去参观。 不仅是可以走走看看，而且“兼赐酒食”，真是惟恐招待不周。这个活动搞了不短的时间，“久之乃止”。 自有阶级以来，何曾有过老百姓可以随便到皇帝办公的地方去参观？消息传开，万民踊跃，一时前来参观的人摩肩接踵，四顾而惊嘆！ 以我们今人对古代社会的揣想，皇权之下，整个社会一定是死水一潭，日出日暮、百无聊赖而已。其实不然，中国的古代社会，向来就是好戏连台，其热闹程度今世远远不及。试想，若是我们躬逢大唐盛世，今日有消息传来：只要想当官的就去报名，十有八九都能捞一顶帽子戴戴；明日又有消息传来：想去瞧瞧中央议事堂是个什么样子，就只管去，中午朝廷还管一顿好饭伙……那该是何等振奋人心！
第100页 武则天此刻对自己的权威已有充分的自信，只有充分自信的执政者，才不会防范普通的老百姓。至于东都的妇女同胞们，更是享受到了现代妇女解放之前最大的一次解放，估计其中的丫环、老妈子在梦里都能笑出声来。 不过，明堂建起来，毕竟不是为老百姓开办的免费公园，武则天要利用这里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为此她下诏，来年正月，要“大享明堂”，在这儿祭祀三圣（高祖、太宗、高宗），连带拜祭上帝；并声称：今后明堂既为祭祖之地，也是布政之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此时武则天的名号“神皇”， 为秦始皇以来所没有。新的办公地点“明堂”，前代也不多见。她对此做出了解释，说这是“自我作古，用适于事”。“古”是指规矩、传统；“自我作古”就是创新体制；“用适于事”则是说，实践才是检验合不合法的唯一标准。 就在拜洛的当日，武则天宣布明年改元“永昌”。几日后，就是永昌正月初一，“大享明堂”仪式隆重举行，具体内容是祭祖并大宴群臣。 此次祭祖活动规格超常，实际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武则天身着帝王服饰，腰配三尺大圭，手执镇圭（帝王或诸侯礼拜时所用的玉器）为初献；皇帝为次献，太子为终献。依此拜过昊天上帝、“三圣”，还有被追尊为魏王的武士彟。 祭祀完毕，马上等上则天门，宣布改元，大赦天下。 次日，“天子坐明堂”，武则天接受了百官的朝贺。第三天，又在明堂布政，颁布九条训令训导百官。“九条”是哪九条，史书不载，据后人推测，左不过是《臣轨》里提出的那一套。 初四日，又大宴群臣一遍。 在酒足饭饱的中国式老套中，武则天圆满完成“大享”仪式。 诗人陈子昂目睹此盛事，曾替别人写了一篇贺表，称大享明堂为“旷古莫闻，于今始见”，实为武则天的气魄所折服。 武则天通过恩威并施，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完全扭转了临朝称制初期群臣不合作的局面。作为整体势力的“皇唐旧臣”，已在诛裴炎、剿灭徐敬业与宗室之乱这三大战役中被击垮；作为政权基础力量的中下层官员，因为仕途通畅、国泰民安与酷吏钳制这三大因素，而对武则天完全心悦诚服。 他们被武则天导演的一场又一场政治秀闹得眼花缭乱。 在儒家礼法看来，女人无正当理由当国主政，是不合礼不合法的，而武则天偏偏就要在儒家传统中钻空子，以最最合法的天命所归、三代古制来压制你们的“不合法论”。她祭起儒家传统的法宝，杂以神道花样，把这场政治大游戏玩得无比庄严和神圣，通过对自己的官员集团实施“愚民政策”，而达到了建立权威的目的。 通往皇帝宝座的大门，已为她豁然敞开。 余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座风光无限的明堂，从设计到监工都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 高宗去世后，作为太后的武则天不可能再嫁，三年守丧期满后，薛怀义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个江湖野郎中是怎么接近当朝最有权势的武则天的呢？原来是有人割爱。高祖李渊有个千金长公主与武则天年纪相仿，也是寡居，与武则天交情甚厚。她看武则天形影相弔，不知是惺惺相惜，还是有意巴结，竟然把自己的一位男宠冯小宝转让给了太后。 这个冯小宝是鄠县（今陕西户县）人，人聪明，且多才多艺，不仅粗通医术，还懂建筑与武功，是古代社会中难得的科技人才。不过在儒家文化系统内，这不过是个末流人物。 武则天接收了冯小宝后，倒是颇为欣赏，觉得这小伙子有“巧思”，便给他赐名“怀义”。又可怜他出身寒微，就把他硬塞给驸马都尉薛绍当叔叔，改名薛怀义。 正式敲定情人关系后，为了让薛怀义能自由出入宫禁，武则天就叫他剃度为僧，称唿他为“薛师”，命他为白马寺寺主，凡是宫中精密一点儿的营建之事，就都由他负责了。 薛怀义是个粗人，有才无德，现在有了这么一棵大树乘凉，牛气沖天。凡出行，皆有十余名宦官随行，出入宫禁均乘坐御马。路上士民如躲避不及，就要被打得头破血流。 中国人中的裙带关系，往往胜过血缘关系，朝中权贵知道他的分量，无不趋奉。就连武承嗣、武三思这样显赫的外戚，见他也要执奴才礼，为之牵马执鞭。 由此薛怀义更是不把大小官员放在眼里，招了一批无赖少年，统统剃了发收为党徒，横行都中。因为他建明堂有功，武则天就封他为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成了中国歷史上最成功的一位江湖郎中。 对薛怀义的横行不法，也有人上表劝谏，但太后不听。独有宰相苏良嗣不买薛面首的帐。一次，薛怀义在进宫路上遇见苏良嗣，竟然不理不睬，苏良嗣大怒，命左右把薛怀义掀翻在地，抽了他几十个大耳光。 薛怀义气晕了，跑到太后那里告状。武则天倒还能掌握原则，只是一笑，说：“阿师应当从北门入，南衙乃宰相往来之地，你休去惹他们！”闹得薛怀义没办法。 武则天临朝之后，没有了权力制约，用人也就昏乱起来。永昌元年（689年），竟然命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带兵前去讨伐突厥。薛大将军运气好，一直进军到阴山的紫河，也没遇见突厥人，于是就在单于台刻石记功而还。后来又让他统兵攻击突厥骨笃禄部，估计战绩不错，回师后又升了官爵。
第101页 说到这里，自然要带出一位武则天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薛怀义的那个所谓的“侄子”、驸马都尉薛绍，娶的就是武则天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生于何年，史籍上没有记载，据推测应该在“二圣”封禅泰山前后，是继于四个哥哥之后的么女。 太平公主5、6岁时，常常往来于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家，她随行的宫女（一说是太平公主本人）被表兄贺兰敏之逼奸，从而引起武则天大怒。加上此前贺兰敏之还曾姦污了内定的太子妃，武则天最终决定，将贺兰敏之流放并于半途处死。 太平公主8岁时，武则天为了给去世的母亲荣国夫人祈福，令太平公主出家为女道士。“太平”一名，就是公主的道号。虽然号称出家，太平公主却一直住在宫中。仪凤年间，吐蕃大兵压境，唐军曾在青海大败，吐蕃派使者前来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高宗和武则天不想让爱女远嫁外邦，又不好直接拒绝吐蕃，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正式出家，以“公主已出家”为藉口，避免了和亲。 太平公主的长相。性格都跟他妈差不多，“丰硕，方额广颐”，且又“多权略”，所以深受父母喜爱。 出家之后，她的岁数也不小了，动了嫁人的念头。一次，她作武士打扮在御前歌舞。父母见了都大笑，说：“儿不是武官，为何忽然如此？”公主却调皮地答道：“以此赐驸马，可否？”父母这才知道：姑娘是想嫁人了。父皇高宗赶忙为她物色婆家。 开耀元年（ 681年），太平公主大约16岁时，下嫁给了高宗的嫡亲外甥、太宗之女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也就是太平公主的表哥了。婚礼在长安附近的万年县馆举行，场面极盛。据说，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因为婚车太大难以通过，甚至不得不拆了县馆的围墙。 武则天对四个儿子都不太好，唯独对女儿十分宠爱，常与之讨论政事，她甚至认为女婿薛绍的两个嫂子萧氏和成氏，出身不够高贵，想逼薛绍的两个哥哥休妻，声言“我女岂可与田舍女为妯娌”！ 有人提醒她说：萧氏出身于兰陵萧氏，祖上有人做过开国宰相，并非寒门，武则天这才作罢。这时的武则天，已经自视为天潢贵胄，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了当年褚遂良等人对她出身低微的歧视。 这是太平公主的第一次婚姻。嫁人后的这段时间里，她还比较本份，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但是这段婚姻时间并不太长，唐宗室李沖谋反，薛顗、薛绪、薛绍哥仨都卷了进去，打造兵器，招募人马，准备响应。结果李沖旋即事败，三人怕事情泄露，又杀了知情的地方官以灭口。武则天得知后大怒，下令将薛顗、薛绪处死，给太平公主留了一点面子，只对薛绍杖责一百，可是这位驸马爷最后竟然饿死在了狱中。 当时太平公主正怀着她和薛绍的第四个孩子。事后，武则天打破唐公主食实封不过350户的惯例，将太平公主的封户破例加到1200户，以作为对女儿的安慰。 时过不久，武则天打算将寡居的太平公主嫁给武承嗣，因为武承嗣生病而作罢（也有一说是因为太平公主看不上武承嗣）。后来太平公主改嫁给武攸暨，最终还是与武家联了姻。 太平公主既懂得讨母亲的喜欢，也比较畏惧母亲的权势，为人比较谨慎。母亲找了汉子，她也很贊同，对薛怀义这位“叔父”非常尊敬。 此时正在野心勃勃地走向男人的最高专利——皇帝位置的武则天，身边并没有一个与她的利益休戚相关的官僚集团。所谓北门学士，只是一批仕途出身与传统官僚不大一样的文臣，他们所能做到的，仅限于恪尽职守。真正可称得上心腹的，只有薛怀义、武氏子侄和太平公主等十来个人。至于那几个酷吏，仅仅是起威慑作用的工具而已。 这样的力量，操控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说很微薄，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无广泛的社会背景。但是，武则天完全以个人顽强的意志，逆儒家礼法的潮流而动，强硬地向既定目标迈进。 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与构成社会基础的民众，没发生根本利益的冲突。民安，则国泰。至于儒家价值观是否受到冲击，老百姓是不管的。对她原本怀有敌意的官僚集团，此时也只能顺应大势，成为她的拥护力量。 29、武则天的“革命”革掉了辉煌的大唐国号 从现在起，到武则天如愿以偿做皇帝，还有两年的时间。在这段不算短时间里，武则天所做的事情，既有务实、也有务虚，都是在为铺平道路而努力。 实的方面，她做了如下一些事。 首先，抬高武氏地位。要做皇帝，採取这一手很必要，自己的家族必须是最尊贵的家族。她在永昌元年（689年）二月，把已故老爹武士彟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格，原先是魏王，现在追尊为“忠孝太皇”。已故母亲杨氏则尊为“忠孝太后”。此外五世祖以下的各位祖宗原来的尊号也都变了，新名号更加堂皇。 三月又任命武承嗣为鸾台纳言（门下省侍中），再次成为宰相，这大概是对他策划献“宝图”一事的奖赏。 第二，进一步控制禁军，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
第102页 第三，优待阵亡士卒家属，战死士兵所获勛位可以两次转授给近亲属。战士遗孤若生活困难，州县要给粮食养活。对出征军人家属，州县要经常慰问，并劝说富户助其耕种。 第四，移风易俗。成功人士必须节俭，服饰不得过于华丽，丧葬也不得太奢侈。州县长官要督促天下男女适龄结婚，不使外有旷夫、内有怨女。 虚的方面也做了重大改革。 一是刊正礼乐，删定律令，让五品以上官员必须明了新的章程。 二是推出一批新文字。她以自创的“曌”（音照）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为避讳，诏书的“诏”就改称“制”。 曌，寓意“日月当空，恩被天下”。此前，老古董们老是说她只能“主阴”而不该“理阳”，那么现在她的名字中，日月齐全，阴阳兼备，你们还有何说法？ 此外还有新创造的12个汉字（一说16个），代替原来的天、地、日、月、星、国、君、臣、人等字，在诏敕、礼仪、祭祀上使用，以示时代更新。 这批新字，是武则天的堂外甥宗秦客造出来的，都很有创意。比如，新的“天”字在结构上为“上而下一”，“地”为“上山下尘”，“臣”为“上一下忠”等等，以会意、象形字为多。宗秦客这小子有点儿小聪明，对武则天阿姨十分巴结，很早就劝她称帝，自己也想闹个皇亲噹噹。 三是改元、改正朔。永昌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宣布改元“载初”，并以本月为“正月”，也就是一元復始之月。而第二年的正月，改叫一月。这个改动也有典故，据儒家传说，三代夏、商、周各承天命，所以正朔不同。夏以一月为正月，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 武则天的家族，自认是汝南郡望。这一支武氏，出自周平王少子姬烈，姬烈是周朝大夫，因其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后来他的子孙，便一直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是为河南武氏（见《姓纂》）。武则天立志“造我旧周”，所以从周俗，以十一月为正月。 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能玩的花样，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建明堂也好，受河图也好，用周历也好，固然是把武氏地位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但是，何曾有一部经典里说过：女人可以当皇帝？ ——这才是问题的死结！ 不解开这个疙瘩，武则天不敢贸然称帝，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她知道，如果篡逆的名字一背上，那就是一万年也卸不下来。 其实，就在她的同时代，大唐的东、南、西三面，都女主当国的事例。东面，是新罗。史载“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资治通鑑》卷一九三）。这是贞观五年（631年）的事。 还有一个是日本，出了一位“推古女天皇”，为日本史上第33代天皇，也是日本第一位正式称为“天皇”的人（以前的都叫“大王”）。她既是公主，也是皇后（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纳为妃，后升级为皇后），丈夫死后，以太后身份控制朝政而当上天皇，在位期间进行了日本史上第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她死的时候，是大唐的贞观二年（628年）。 不仅如此，在日本的歷史上，居然一共出现过8位女天皇，仅隋唐时期就有6位，这段时间被日本人称为“女帝时代”。看来，东瀛国民接受一位女天皇，在心理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南边，有林邑（今越南中部，秦汉时为象郡之地），史载林邑王范头利卒，几经内乱，国人立头利之女为王，只不过这位女王不会治国罢了。这一年是永徽四年（653年）。 在西方，有“女国”（也称“东女国”）。史载“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其王若死，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俗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唐会要》） 贞观八年（634年），女国曾有朝贡使到长安。 这个古国，不知其位置今天的什么地方。在歷史上曾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对当今饱受二奶之辱的妇女同胞们，倒是一个安慰。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个女人当家的时代。就是在咱们的大唐，在武则天称帝之前，也早就出了一位女皇帝。 睦州女子陈硕真自幼父母双亡，和妹妹相依为命，尝尽人间辛酸。后妹妹被乡邻收养，她自己到一户乡宦人家帮工。某年当地发生洪灾，民不聊生，饿殍载道。陈硕真不忍见此惨景，擅自打开东家的粮库救济灾民。管家发现后，将她捆绑起来毒打，当夜被乡人救出，逃入山中隐迹。 此后，当地民众不时听到陈硕真"升仙山、受仙法"的传闻。众人对她为民众造福救难都抱有很大希望。 永徽四年十月初六夜，陈硕真顺应民意，在淳安农村率众起义，当地百姓群起响应，队伍几日内竟扩大至数万人。陈硕真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僕射，总管各项事宜。于十月二十五日夜，兵分两路出击，章叔胤率众攻陷桐庐；陈硕真亲自带兵两千连克睦州治所淳安（今杭州西南）及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此后义军进攻歙州未克，又进袭婺州（今浙江金华）。
第103页 惜乎义军最终为婺州刺史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军所败。当年十一月底，数万义军大部战死，陈硕真及章叔胤在激战中被俘，英勇就义。那时，武则天还是个昭仪，跟王皇后斗得正激烈呢。 女人做国主，看来不稀奇。可是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大多为外邦小国，没法作为武则天的援例——天朝哪能向外藩看齐？至于本土的“文佳皇帝”，就更不成了，她只是一位未成功的绿林女杰而已，更不能作为范本。 必须在权威的理论体系里找到根据，以塞天下之口。 老祖宗的儒家经典看来是不行了，因为儒家理论不仅不支持女人主政，而且旗帜鲜明地寓意反对。比如，《尚书*牧誓》就说：“鸡之晨，惟家之索。”《诗*大雅*瞻邛》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此外本朝比较推崇的道家理论，也没有支持女人主政的说法。 西方不亮东方亮，这难不倒武则天，她最终从佛教经典中找到了有力的根据。 武则天与她母亲杨氏两代人，与佛教都甚有渊源。她小时候就很信仰佛教，后来还在感业寺当过几年尼姑。她的印象中，佛经中有女王转轮的典故，于是就叫薛怀义发动人去找。 薛怀义回到白马寺，组织一帮僧人查了个人仰马翻，终于在北凉时的高僧昙无谶翻译的一部经书里找到了。 这部经书名为《大方等大云经》，里面白纸黑字提到一条预言：“尔时（到那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在佛出世时，净光深得大义，捨弃了天赋之形，以女身当了国王，得以管辖转轮王统领之地的四分之一。 《大云经》在另一处还预言说，佛死后七百年，南天竺有一个无明国，国王有一女儿名为“增长”。这为增长姑娘“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并预言，无明国王死后，“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意指人间）中所有国土悉老承奉，无违拒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这两条经文，简直是救了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已经树大根深，到隋文帝时，据记载“天下之人从而风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声势上已经远远压倒儒学。唐朝虽然独崇道家，但也不排斥佛教。 因此，佛教的理念，在大众中甚有市场。 武则天便叫薛怀义和东魏国寺的僧人法明，给《大云经》作疏（即做註解）。两人心领神会，巧为附会，说武则天就是弥勒佛下生，为天下女主。这个引申，就不免有点儿夸张了。弥勒是个菩萨不假，而且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之一；但是《大云经》并没有说女王就一定是弥勒佛转生的。薛怀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南北朝以来关于弥勒佛救世的信仰在民间极为流行，就连起兵造反的人，也多有以弥勒佛为号召的。 所以，一提弥勒佛，老百姓就欢迎，因为这是救世主啊！ 这个《大云经》，是武则天可以当皇帝的唯一理论支点。所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鑑》对此嗤之以鼻，都认为是法明和尚伪造的。 但是宋代的贊宁在《高僧传》里驳斥说：“此经晋朝已译，于是（在那时）岂有天后耶？”近代更有人对敦煌出土的《大云经疏》残卷作研究，发现薛怀义所引的《大云经》经文，与南北朝时的两个译本几乎全部符合，故伪造之说，不能成立。 《大云经疏》的扯淡，主要在它胡乱附会的那部分。法明和尚在向武则天进呈新刻好的《大云经疏》时公然建议：太后是弥勒转世，应代唐为“阎浮提主”（大地之主）。他所作的“疏”里还讲到，北魏有位道士寇谦说过：“火德王，王在止戈。”止戈，武也！大唐的土德，也该到换一换的时候了。 这个搞法，实际与佛教真义无关，相当于近世的“假某某某主义”。在千百部佛经中寻章摘句一二，就证之自己掌握了真理，只能说这是唐代的活学活用。 不过，武则天多少年来等的就是这个。她一高兴，就赏了法明一个“县公”的待遇。 《大云经》跟着也就走了鸿运，由官府刻印颁行天下。又令两京与各州都要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还要请高僧登坛宣讲。经过两个月的普及教育，大唐人都知道了：圣母要受命，女主要当国了！ 在此之前，继“宝图“出来之后，曾有人又伪造了一块“瑞石”，装模作样从汜水里打捞出来，发现上面竟然刻有完整的一首诗，这就是《广武铭》。其诗曰：“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千秋不移宗，十八成君子。歌曰：非旧非新，交七为身，傍山之下，到出圣人。” 这首诗，语句怪诞，有如《推背图》，但所含的信息实在太多了！隋朝时曾有《武媚娘》乐曲，流传至唐，唐宫廷的春节宴会也曾以琵琶演奏此曲，这里显然是附会武则天应成为女主。其他如“化佛”、“光宅”“授记（预言）”、“八表”等等，无不与《大云经》所载菩萨转世典故相吻合，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系列名堂是早就统筹策划过的。
第104页 经过普及教育之后，唐朝人民的思想基本都转过弯来了，武则天代唐自立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但是，还缺少一个环节——臣民劝进。古来做皇帝的，无论是合法继承还是篡位，都需要经过这一程序，很少有人无耻到抢了座位就坐的。 但是莫担心，这事似乎也有人在策划。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三日，东都开始上演一系列狂热大戏。 这一天，关中耆老九百余人自发来到洛阳诣阙（叩拜宫门），说是要“请革命，改帝氏为武”（《新唐书*则天传》。有个左肃政台御史名叫傅游艺，这天正在值班，他本人也早有劝进之心，于是就抓住大好机遇，领衔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嗣武……岂不宜乎”，请求改唐国号为“周”，赐睿宗皇帝姓武。 这是舆论上的破冰之举，是公开提出要改朝换代。没点儿胆量，是不敢出这个头的，傅御史也因此千古留名。但是，仅仅劝这一次是不行的，被劝人一般都是“三劝而允”。于是武则天不允，只是把傅游艺连升了十个官阶，由原来的从七品上的御史，擢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 这是什么意思，连白痴都能明白了。 后世有的史家很怀疑这次请愿是出于民众自发，他们怀疑是武氏外戚在幕后进行了组织。但是接下来的活动，可能就是完全自发的了。 从这一天起的七天之内，是唐朝人民盛大的“革命”狂欢节。九月初八，二劝紧跟着就来了，这次是神都耆老、四方蛮夷、道士和尚共一万二千余人诣阕，请神皇登正位，要求把睿宗皇帝降为皇嗣，并赐他姓武。 武则天认为火候尚欠，还是“谦而未许”。 九月初九，开始三劝，其声势更加浩大，请愿队伍中既有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也有文武百官、李唐宗室，人数共有五万！他们不再是表达完了意思就走，而是“守阕固请”——守在宫门不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三劝上表的言辞，也比前面的更为强硬：“臣闻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又说，“陛下不顺天、不应人，独高谦让之道，无所宪法，臣等何所仰则？”——您若是不当皇帝，我们可就没有了指路灯呀！ 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情势下，睿宗迫于压力，也上表自请赐姓武。 这一天正逢上朝，有群臣上奏，说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然后飞往东南方。又有赤雀数万只自东而来，飞集朝堂，另有黄雀在后跟随之。这不是预兆火德（赤色）要革土德（黄色）的命么？大家坚请太后赶快称帝，以应吉兆。 消息传开，大众嚣声雷动，欢庆天人之应！群臣也争相议论道： “天物来，圣人革时哉！” “天意如彼，人诚如此，陛下何可辞之？” “陛下若遂辞之，是推天而绝人，将何以训？” 武则天也为这气氛所感染，兴奋不已，说：“俞哉！此亦天授也。”于是欣然批准“革命”，命有司准备改朝礼仪。 初九日，武则天登上宫城正南的则天门，宣布革命，改元天授，“建大周之统歷，格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惟新。”（《全唐文》） 九九重阳，66岁的武则天做成了中国歷史上最离经叛道的一件事。此刻她登高远望，不知心情如何？ 父母九泉之下若有知，是该喜还是该惧？丈夫李治若起于地下，是该惊愕还是愤怒？ 九月十二日，大周皇帝武则天上尊号为“圣神皇帝”；原睿宗皇帝李旦降为皇嗣，原皇太子降为皇孙。 次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为始祖皇帝，而武则天真正的五代祖宗在庙中均有位置，后来三代祖也都追尊为皇帝。 武氏子弟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混成了宗室，共有13人封为王，姑姊皆为长公主。 中枢行政机构也响应进行了调整，有武氏宗亲和武则天的亲信各据要津，以保证新的核心能够令行禁止。岑长倩、史务滋、宗秦客、傅游艺、张虔勗、丘神勣、来子珣等纷纷被提拔，且都赐姓武。其中傅游艺的迁升最为眩目，从一年前最初的八品小官，直升为三品大员。 当然这帮“假武”风光了没多久，第二年都因罪被杀。官场潜规则的作用无处不在，如果不是凭能力与威望，而仅仅靠政治上的投机而成功，不见得是什么好结局。 第二年正月，旗帜颜色改为赤色，正式定都洛阳，将社稷坛从长安迁移到神都，武氏祖宗迁进太庙，原来在长安的李唐太庙改为“享德庙”，四时仍祭高祖、太宗、高宗，其余人就不祭了。 今日大唐天下，已是赤旗世界！ 武则天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体颜色革命，群臣的拥戴不可忽视。前面提到的诗人陈子昂，现在就是一个狂热的拥戴分子，他抓住时机，进献了《大周受命颂》和《神凤颂》，把武则天吹捧了一通，说自己是：“亲逢圣人，又睹昌运，舜禹之政，河洛之图，熟悉皆洞见，幸而多矣！” 不知他为何激动成这样？ 原先忠心耿耿的大唐臣民，现在成了拥戴女皇积极分子，许多朝士的变化，与陈子昂的心路歷程很相似。
第105页 另一位唐代着名诗人李峤在《请立周七庙表》中，也是激情澎湃，称武则天是“纂祖宗之洪绪，资圣神之睿问，干坤合德，日月在躬，利泽浃幽显，光明烛宇宙”，称今日盛况是“神灵扶更始之运，亿兆庆维新之业”。（《全唐文》） 光芒照耀了神州还不算，直至照遍了全宇宙！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当时的颂歌和后世的评价，往往有宵壤之别。看来，文人在写赞美文章时，还是笔下省点儿力气为好。 李峤，字巨山，赵州贊皇（今属河北）人。少有才名，20岁进士及第，任长安县尉，后歷任监察御史、给事中、凤阁舍人，甚得武则天赏识，“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在武周、中宗朝官运亨通，屡居相位，竟然封了赵国公。到睿宗二次当皇帝时，开始走背运。后来玄宗即位，被贬为庐州别驾，但他没去赴任，告老还乡了。他的生卒年份不详，据推测起码活到了七十开外。 李峤对唐代律诗的成熟，有一定的贡献。他前接王勃、杨炯，又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在当长安县尉时已是文名大振，据说在县尉这一级官员中，李峤与骆宾王齐名。诸人死后，他成了文坛耆宿，为时人所景仰。其诗绝大部分为五言近体。 他还有一首七言歌行《汾阴行》，写盛衰兴亡之感，最为当时传诵。据说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离长安前，登花萼楼，听到歌者演唱此诗的结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心有所感，悲慨多时，赞嘆李峤是“真才子”。 在文人的一片赞美之中，堂堂大周就这样应运而生。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理论上的悖谬，周代唐立，根据的是“五行相生”学说，可是五行里只说火可以生土，现在土怎么生出了火来？ 这也难不倒高智商人士，陈子昂等人解释说：“土则火之子，子随母，所以篡母姓。”黄雀追随赤雀而飞，就是子随母。因此五行中的逆向运动，也就说得通了。 武则天之所以对“周”这个国号情有独钟，除了前面讲到的武氏源出周平王之子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武士彟曾在高宗时期被封为周国公，现在以“周”为国号，表示新国家是有渊源的。二是武则天对上古三代的盛世一直很嚮往，国号取名为“周”，显露了她的宏大抱负。 国家的新首都洛阳，经武则天多年的经营，现已是政令所出、人文荟萃的首善之区。“革命”后，武则天又加强了神都的军事防卫，驻扎在新首都周围的诸军人数，约在30万左右。武则天以此居中御外，万无一失。 从嗣圣元年（684年）的废帝政变，到今天不过才6年时间，武则天恩威并施，操纵大局，以一女子而登帝位，不出宫闱而易社稷，手段之高，确实令人惊嘆。 陈子昂曾赞美道，武则天“不改旧物，天下惟新，皇王以来未尝睹也。” 其实，她哪里是不改旧物？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最大的礼教叛逆者，非她莫属！ 30、辉煌歷史必有它阴惨的背面 这样轰轰烈烈、花团锦簇的一场“革命”，与那些民众自发地掀翻一个皇朝的革命不同，这其实是在强力人物操纵下的体制变革，其过程中必然伴有高压、钳制和大量冤案。后人决不该只看见表面的欢唿拥戴，而忽略了背后的悽惨血泪！ 骆宾王当年的檄文不幸而言中了——今日之域中，竟是武家之天下！ 此时最尴尬的一个人，恐怕就是前睿宗皇帝了，当了几年傀儡皇帝不算，还要遭遇改朝易姓的厄运。从皇帝位置上跌落下来，当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皇嗣”，这个称号前无古人，跟皇太子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身份是太子，那就预示着将来一定会继承帝位，可是这皇嗣，只不过意味着他是女皇的儿子而已。 女皇的位置将来由谁来接替？不一定就是“皇嗣”。 大周在礼法上的这一个空档，武氏的那些子弟们当然要打主意。这里面最想、也最有资格谋得皇储身份的，要数武承嗣了。一是他身份过硬，是武士彟家族嫡系的袭爵人，现已被封为魏王；二是他官职最高，现已是文昌左相，也就是首席宰相了，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是他拥护“革命”出力最多，请愿之事十有八九是他一手谋划。 人之欲望，从来就是个无底洞，武承嗣不会满足于这“三个第一”。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夺嫡”，由自己来当皇太子。 考虑到前面的几次群众运动都见了效，武承嗣就发扬光大，密令凤阁舍人张嘉福再组织一次父老请愿。于是不久，由洛阳人王庆之牵头，有数百群众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废去李旦的皇嗣身份。 女皇这会儿还不煳涂，她专门召见了王庆之，问道：“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王庆之的回答也很厉害，他说：“今是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他提出的这个命题，正是武则天永远也没解开的一个死结。母亲当了皇帝，这没有问题，但是，皇帝位传给谁？假如传给儿子，尽管李旦现在姓了武，可毕竟是李氏血脉，传给他就等于又轮转回去了，谁能保证在武则天身后，他还甘心姓武？
第106页 那么传给武氏子弟怎么样？武则天还没有想好，因此，她拒绝了王庆之的建议，令他回去。王庆之不肯走，以死泣请（我就指望这个飞黄腾达呢）。 女皇见他态度诚恳，就给了他一张“印纸”，说：“今后想来见我，以此出示守门者。”有话，我们以后再慢慢聊吧。 在这个过程中，女皇就此事徵询了文昌右相岑长倩的意见。这个岑长倩也是个拥戴功臣，如今也被赐姓武了，按理说他应该支持把革命进行得更彻底。 但是，同是拥护革命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却很不同。岑长倩表示坚决反对！ 这个岑长倩，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人，曾任征讨越王李贞的后军大总管，现在的位置又是如此之高，仅次于武承嗣，显然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之一。当初他也曾奏请将睿宗改姓武，作为大周的皇嗣。不过在他的概念中，皇嗣就是太子，无须多说，因此他不同意另立武氏子弟为太子。 他提出，皇嗣就在东宫，臣民不宜有此议，请切责上书者，出告示让他们解散，死了这份心吧。 女皇又徵询另一位宰相、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的意见，格辅元也不同意。两位宰相都拒绝在请愿奏表上签名。 武承嗣没有办法，只好奏请通报批评张嘉福等人，但也没给他们什么处分。 由此，两位宰相大忤武氏子弟之意，估计女皇也为此很不高兴。加之早先武则天诏令天下普建大云寺的时候，岑长倩曾表示反对，即得罪过武则天，现在恐怕要新帐老帐一起算了。 果然过了不久，也就是天授二年（691年）的六月，岑长倩被罢相，改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吐蕃。走到半途，又突然被召回，逮下诏狱。由来俊臣主持审理，竟平地兴起大狱，把格辅元、欧阳通等数十族也给牵了进来，用尽酷刑，诬以谋反，于当年十二月统统给杀掉了。可怜岑长倩的五个儿子，同时被害。 岑长倩的家族很有来头，叔叔岑文本是太宗时的宰相、侄儿岑羲是后来睿宗復位时的宰相，三人为唐代有名的“一门三相”。 岑长倩早年是孤儿，由叔叔岑文本抚养成人。唐朝着名的边塞诗人岑参，也出在这一门。 这样看起来，岑长倩虽是武则天的红人，但家族中的贞观渊源终究对他有影响。在关键时刻，他力保李旦的嗣君地位，也许是有一番苦心的。可嘆稍忤圣意，竟遭灭族！ 也是岑长倩时运不济，此时女皇刚登极，对李唐宗室及旧臣可能的反扑极为敏感，对宰相团队也格外戒备，不惜屡起大狱予以震慑。岑长倩这是撞到刀头上了。 后来睿宗復位后，在景云元年(710)追復了岑长倩的官爵，备礼改葬，算是对他表示了追念。 却说这武承嗣志在必得，他知道歷史的机遇就这么一次，一旦错过，此生就再不可能有君临天下的机会。于是一手请愿，一手整肃，直逼那个连皇嗣座位都坐不稳的李旦。 可是冥冥中似有定数，越是急功近利想爬上去的人，往往越是不成。因为其咄咄逼人的态势，会使别人感到威胁，于是就惹得人家来反制他。 在前台为武承嗣卖力的那个王庆之，虽然第一次请愿未成，但显然受到女皇温和态度的鼓励，就再三求见，固执己见。最后终于惹恼了武则天，叫来了凤阁侍郎李昭德，让他好好治一治这个不识趣的白痴，打一顿棍子再说。 李昭德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是个强悍的人，他把王之带到光政门外，对公众说：“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 说完，令人把王庆之痛揍一顿，直打得耳目出血，然后杖杀。围观的“请愿党”一看，大惊失色，一闹而散。 而后，李昭德向武则天进言，讲了一个道理。他讲的这个道理，非同小可，直接影响了武则天和大周后来的命运。 他说：“我听说文武之道，贵在方略，岂有侄为姑立庙乎？以亲缘而论，天皇乃陛下之夫，皇嗣乃陛下之子，陛下合该传之子孙，方为万代计。” 这里，李昭德很巧妙地向武则天强调了私有制的核心——“亲不亲，一家人”。只有把江山乃至一切值钱的东西，传给一亲等的亲属，才最牢靠。同时他也强调了父系社会的关键，子孙一系才是可靠的，娘家那一头的侄子，弄不好就是外人了，能把姑姑的牌位供到太庙里吗？ 大唐所有的旧臣，对唐王朝的挽救，都没有李昭德的这一句话有力。武则天听了以后，有所觉悟，废立皇嗣之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李昭德并未就此满足，他再接再厉，密奏武承嗣权太重，似有不妥。 武则天对李昭德已经相当信任，于是推心置腹地说：“承嗣，吾侄也，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施用攻心战术，晓以利害：“侄之于姑，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弒于父者，何况侄乎？” 武则天闻之不禁变色。 李昭德又补上一句：“承嗣为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中枢。且自古帝王父子间相篡弒，何况姑侄，岂得以重权委之？若他趁机而起，帝位可安乎？” 说得武天倒抽一口凉气：“我未之思也！” 这一堂权谋教育课，使武则天刻骨铭心，此后就开始考虑是否要收回武氏子弟的实权。
第107页 武承嗣有所察觉，便也跑去告李昭德。但女皇已有了主见，只说：“我自任用昭德，高枕无忧，此人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旧唐书*李昭德传》） 古来以疏间亲的，少有成功，弄不好还可能掉脑袋。而李昭德却做的很漂亮，他巧妙地在武则天的子与侄之间做了个亲疏的划分，使得敏感的武则天对武氏子弟大起戒心。 第二年八月，武承嗣和武攸宁同时罢相，而李昭德以夏官侍郎拜相，也许跟这次谈话很有关系。 在整个大周时期，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等人虽然贵为宗室，先后几度拜相，但时间都不是很长，累计起来也不过两三年，未能对政局产生什么影响。 武则天对诸武总体上是控制使用，起用他们的意义，在于壮大自己的“宗枝”，同时也让他们起到耳目的作用。至于大政方针和治国实务，却不大让他们插手。在特权上对他们也有限制，原先唐诸王的封邑之租，是由王府自己徵集，而对武姓诸王，武则天则改令州县征送，以防止诸王额外盘剥。 对诸武的限制，好歹减轻了他们这一伙的危害。但是在“革命”前后，酷吏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 酷吏是些什么东西，武则天心里是大致有数的，但是新朝初立，旧党待除，不养一批恶狗是不行的。酷吏以用法严苛搏取名声，以图厚赏，武则天也知道这里面冤案大概是少不了的，但为巩固政权计，也就不想多加干预。所以自永昌元年（689年）平定了宗室之乱后，酷吏们已经开始把黑手伸向了朝中大臣和李唐宗室，成为一股能影响政局的疯狂力量。 几年间，由于酷吏的作用，先后以各种罪名处死或流放的唐宗室有十数家，牵连家属数百人。倒了霉的大官也为数不少，上有宰相魏玄同、尚书张楚金、侍郎元万顷，下有刺史郭正一、长史刘易从、都督李光谊等，共有大臣数十家，刺史郎将以下不计其数。就连战功赫赫的名将黑齿常之，也被周兴诬陷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谋反，在狱中被逼自缢！ 一代将相，如落叶纷纷！ 当年作为武则天辅政时期的基本力量“北门学士”，也几乎被酷吏们赶尽杀绝。人世无常，福祸难料，站“错”了队的自无话说，站对了队的竟然也性命难保，政治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 永昌元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逃回，想去投奔突厥。途径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和洛阳令张嗣明送钱资助他出逃。待逃至定州（在今河北）被逮住，牵连到两位资助者。弓嗣业被缢杀，徐敬真和张嗣明贪生怕死，竟然诬攀多人，其中就有那位在平定越王李贞之乱时专横跋扈的“元帅”张光辅。 两人诬陷张光辅在征越王时，“私议图谶天文，阴怀两端”，结果现任内史的张光辅有嘴说不清了，三人一齐被处死。 最为荒谬的是，武则天的亲信元万顷、郭正一，以及平定徐敬业之乱的大功臣魏元忠等，竟被诬陷与徐敬业通谋，判了斩刑。这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啥人也免不了这铁律啊！ 对这几个人，武则天多少还是了解的。他们真的会和徐敬业联谋？武则天难以判定，犹豫不决。 直到人都被拉到刑场上去了，她才下决心要保下这几个人，于是，令凤阁舍人王隐客快马前去传旨：要刀下留人！ 王隐客领命后，生怕去得迟了救不了人，女皇要怪罪，于是一路扬鞭纵马，狂唿：“有旨免罪，刀下留人！”引得一路行人惊讶不止。 刑场上待决的犯人张楚金等人听到唿喊声，都不禁欢唿雀跃，惟有魏元忠仍跪于地上，神态如常。众人唤他起来，他淡淡答道：“虚实未知。” 王隐客勒马而下，请魏元忠起来，魏元忠却说：“宣敕后再起不迟。” 待读罢敕书，魏元忠才缓缓站起，舞蹈谢恩，脸上看不出任何忧喜之色。这人实际上已经参透了政治的清浊，一切置之度外了。 后来，这批人都免死流放到了岭南。 徐敬真案牵扯进来的人，也有没能逃脱的，彭州（今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就是在当地被诛杀的。他在彭州官声很好，吏民皆怜其不幸，在行刑时纷纷解衣投地，称：“为长史之灵求福。”事后，衙门把这些衣服估了估，约值十余万钱。 到九月，周兴又诬告宰相魏玄同谋反。他这一告，纯属个人恩怨。早先在高宗时，周兴为河阳县令，高宗有意提拔他，但吏部认为周兴是“流外官”，即不入流的杂职，连九品都不是呢，不好提拔，于是否决了皇帝的提议。 这事的内幕，周兴无从得知，几次到朝堂去痴等任命。几位宰相见了，谁也不屑跟他说一声。魏玄同当时是代理宰相，见状有所不忍，就说了一句：“周县令可去矣！” 周兴不领情，反而以为是魏玄同从中阻挠，便记恨在心。眼下周兴已今非昔比，就要来算这笔老帐了。他知道魏玄同曾与裴炎交好，就跑到武则天面前诬奏：“魏玄同曾与裴炎合流，近日对臣说：太后老矣，不若侍皇嗣富贵持久。” 这是揣摩过武则天心理之后的诬告。武则天此时万事如意，只是年近黄昏，最忌讳别人提及，于是一怒之下赐魏玄同死。
第108页 前来监刑的御史房济，对魏老爷子的遭遇很同情，就劝魏玄同：何不以告密为由求见女皇，以期自辩。 魏玄同不听，嘆道：“人杀与鬼杀有何分别？我不能为告密之人！”说罢，从容就死，死时已是73岁高龄。 对酷吏的横行霸道，朝中也有非议，陈子昂就是敢说话的一个。他那时年轻，口无遮拦，又是拥护武周革命的热心分子，所以敢于极言酷吏滥刑之弊，主张“抚慰宗室，各使自安”，不贊成把旧唐宗室搞得那么惨。 永昌元年三月，武则天特意召见陈子昂，询问为政之要和哪些弊政需要革除，让他详细写来，不要引用古典，空发议论。 陈子昂就写了一份三千言的建议书，提出了八条：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 在“措刑”一条里，他提得很有见地，说严刑峻法是用来禁乱的，乱子平了就应该息刑，严刑不是为承平时代而设立的。太平之人，喜德政而厌刑罚，刑之所加，人必内心惨痛，所以圣人用刑罚非常审慎。近日诏狱大兴，钩捕支党，株蔓推穷，都是因为狱吏不识天意，所以才如此惨刻。最好是敕法慎罚，省白诬冤，这才是太平安人之务。 对于用人，他也说得好。他说。政治政治，政所以能治，在于用人惟贤。君子小人各分其类。要是陛下好贤而不用，或者用了也不能信，信了又不能善始善终，或者用完了不加奖赏，那么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即便贤人当了官，也不肯用力。如此，怎么能行？（见《新唐书*陈子昂传》） 对安抚宗室诸子一条，武则天当然听不进去，但也没恼怒。她知道陈子昂敢这么说，就是没有包藏什么心机，同时她又有爱才之心，很快提拔这年轻人为右卫胄参军（专甲仗等）。 武则天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此时她还不想收拾那些酷吏，狗虽恶，毕竟是我的狗，等狡兔死光了再说吧。于是，女皇虽然数次召见陈字昂，谈的也很详细，可是每次都是谈完了就算完事。 陈子昂的上表至今我们还能从史籍上读到，可称得是见解不凡，不是书生空论，他也因此被提拔为右拾遗（正八品上）。但他“居职不乐”，革命后的严峻形势让他很感失望。 反观酷吏，却是越来越得意了。有个醴泉人侯思止，早先以卖饼为业，后投到索元礼门下为仆，也学到了陷害人的一手。他有个朋友被恆州刺史裴贞因故杖责，他为了给朋友出气，就出头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 革命是好事，拥护者也多，可是革命后的谋反案为何又如此之多！ 侯思止一告就准，李元名被废，流放边地州县，裴贞掉了脑袋。侯思止因告发有功，授了游击将军。 可是他还不满足，嫌游击将军是个散官，没有实权，就向女皇求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对要官的甚为厌恶，就问道：“卿不识字，岂堪御史？” 侯思止答道：“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见人相斗，便以角触无理者）何尝识字，却能触邪呢！” 这花言巧语，哄得女皇大喜，果然给了他朝散大夫、侍御史的官做。 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更霸道，比侯思止的发迹还要不可思议。他素来无行，曾向邻舍乞求吃两个瓜，人家不给，他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天降祥瑞？）。县官派人搜捕，践踏瓜田，顷刻立尽。 他后来出游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见乡间的耆老聚会作邑斋，就告以谋反，致使二百余人无辜被杀，他也因此得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后来有人诬告胜州都督（在今内蒙）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叫王弘义去审这案子。王安仁被冤枉当然不服，王弘义就在枷上把他脑袋割了下来；又下令去捕王安仁的儿子。其子是军人，刚巧来到堂上，王弘义不由分说，也把他脑袋割下，装在盒子里回京復命。至于这父子俩反不反，那就在于报告怎么写了。 回京途中路过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请王弘义吃饭，吃了不大一会儿，王弘义忽然喝叱毛公滚下去，命人斩之，用枪挑着砍下的脑袋回洛阳，沿途百姓见者无不震慄。 那时武则天的中央监狱——“制狱”是设在丽景门内，凡入狱者，非死不出。王弘义竟然戏唿此门为“例竟门”，意为照例都得死。 恐怖政治到了如此地步，朝士人人自危，相见不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因入朝时经常有人密遭逮捕，所以每次上朝，官员们都要和家人诀别：“未知復相见否？” 当时的法官，竞相以酷为荣，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办案还比较平恕。以至于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资治通鑑》） 这徐有功，也算是武周时期的一个异数。他常跟家人讲：“今为大理寺命官，人命所系，不能因顺从皇上而妄杀无辜！” 他起初在蒲州任司法参军，审案从来不用刑罚。以至于他手下的小吏相约，如果有犯人被徐大人下令用刑，那么咱们就往死里打。结果直到任满，也没打过一人。 武则天在起用一批无赖酷吏之外，还用了一两个这样正直的刑官，对当时的妄杀多少有所阻遏。
第109页 其时，魏州有人告发贵乡县尉颜余庆，说颜是琅琊王李沖的同党。武则天就把这案子交给来俊臣去审。 这个小小的县尉，当年能跟李沖谋反有什么瓜葛呢？原来李沖曾在贵乡县放债，到期以后，就派家奴去收债。几个家奴图方便，在出发之前给县尉颜余庆先送去一封信，请他帮忙。 亲王的事，颜余庆当然要给面子，于是先就帮忙收了一部分。其间，与李沖也有过通信。 所谓跟李沖有瓜葛，也就这些。 不过这案子到了来俊臣的手里，审讯的结果不问可知，当然是反叛有据、应定为死刑。 但是在永昌元年，武则天曾有过一个敕令，对李贞父子造反案有一个政策规定，就是“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也就是说，元兇被处决后，其余胁从同党即使未被举报，也一概赦免了。 当时做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定人心，不至于牵连太广。 御史台根据这个永昌敕令，便改判颜余庆为流放。 这么改判是否妥当？武则天拿不准，就召集了官员来商议。 当时侍御史魏元忠认为：“颜余庆助李沖收债，且有通信，谋反证据俱在，并非支党，该判死刑并籍没家产。” 武则天深以为然。 但是徐有功反对此议：“颜余庆在赦免令后被举报，可称支党。今以支党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杀，不如勿生。我以为朝廷处置不当。” 武则天很恼怒，问道：“何以为魁首？” 徐有功从容答道：“魁者，大帅。首者，元谋。” 武则天又问：“颜余庆何以不是魁首？” 徐有功答：“若魁首者，虺贞（即李贞）是也，已然伏诛。而余庆今日才治罪，不是支党又是什么？” 听了这话，武则天怒气稍平，说了一句：“卿等再议吧！”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免去颜余庆的死罪。 在徐有功与武则天争论的时候，朝堂上官员和侍卫有好几百人，众人鸦雀无声，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有徐有功一人镇静自若。 类似的传奇事迹，他还有很多。在酷吏横行的年代，这么干无疑是逆风而行。他两次因有人进谗言而被罢职，但时过不久，武则天总还是念及他的忠直，觉得有一个敢唱反调的人在身边也好，就又把他召回，授予更高的职务。 《旧唐书》载：“时远近闻有功授职，皆欣然相贺。”恐怖时期的官民，把他视为救星。无处可以诉冤的时代，就是一座暗无天日的铁屋子，哪怕是一缕星光，也是莫大安慰。人们只能祈愿：有此一人在，正义就不可能完全泯灭。 此后，他在仕途上就再无挫折，直到68岁死在任上。 这是一位唐代的“护法英雄”。 但是，这样的“好官”，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只能是社会紧张气氛的缓释剂，而不可能是安全阀。武则天有意制造的高压态势照旧存在着。 她如今在海内已无敌手，为什么还要这么紧张？这是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旧唐正统观念。这个顽固的观念，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李唐的子孙们和那些心怀不满的李唐旧臣。 李唐子孙是摆在明面上的，能肉体清除的都清除掉了。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周兴诬告高宗的两个庶子，也就是过去离皇位最近的两个亲王——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谋反。武则天诏令两人到朝廷受审，素节被缢杀，上金随后因恐惧而自杀。到八月，又有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被杀，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也被鞭杀。 侥倖没死的废帝李显和现皇嗣李旦，是因为身上有一半武则天的血统而不便于杀，或者武则天考虑他们还不至于翻天，所以勉强保住了命。 可是李唐旧臣就不同了。因为大周是从大唐脱胎而来的，中间没经过大动乱的清洗，革命后从白丁提拔起来的官员毕竟极少，官员们人人都可以说是李唐旧臣。那么谁心怀不满？大家都没在脑门上贴着标籤，不好辨认也不好防备，所以只能以高压态势（妄杀无辜者）来加以震慑。 凡事都有因，这就是武则天在“革命”前后青睐酷吏的根本原因，不能说她生来就有嗜杀的本能。但是，她这样做，无疑也是踏进了歷史的地雷阵：为了巩固政权而採用恐怖手段，政权虽然暂时稳住了，却使得这个政权在名誉上蒙尘。 批量制造冤案，这不仅授人以柄——给了反对派将来“变天”的理由，也在身后留下了万世骂名。 是耶，非耶？ 大概武则天自从有了当皇帝的念头那天起，就准备好了任万世的人去笑骂评说。 这个女人的性格，是典型的“抓住机遇派”，宁为执掌权柄而做冒死一搏，也不愿老死窗下求个平安一生。 歷史常常因为有了这样的人而发生转折，多走了弯路或者抄了近道，是功是过有时候是不好说的。 31、酷吏们终于尝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 天授三年(692年)四月，武则天的心情好，改元“如意”。改了不到半年，老人家身体健壮，容颜如春，竟然“落齿復生”，她一高兴，又改元“长寿”。结果这一年就有三个年号。
第110页 从新改的年号能看出女皇心满意足的心态，也能看出革命已基本成功。 在这个背景下，酷吏集团的存在，就不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固的因素了，反而成了社会动盪之源。 由于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使官僚集团感到人人自危；因为他们陷害无辜，使起码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古代人把管理国家比喻为“牧羊”，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划定一个圈子，不得超越，然后就让羊儿吃草挤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得其所。偶有越界的，执鞭而警告之，这就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了。 但是若把国家变成屠宰场，依靠今天杀一批、明天杀一批来震慑，臣民们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强的反抗心理，社会也将瀰漫着不祥的戾气，焉得长治久安？ 那么，垂拱至天授年间的酷吏集团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呢？ 十分可怕！ 据中宗復辟以后的清算，这个“妄滥杀人”的集团共有26人，他们“以粗暴为能官，以兇残为奉法”。无辜官民“倏忽加刑，唿吸就戮（眨眼之间就被杀掉）。暴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革命之前，制狱（也就是诏狱）尚无固定地点，革命后，来俊臣等把诬陷人当作了一项事业，案子越来越多，女皇就在中枢机关的集中地——皇城之南的丽景门“别置推事院”，这就是新开的制狱。 制狱设在这里，是为了便于逮捕中央高级官员，借上朝之机就把你给逮了，不须惊动地方。 到后来，抓的人太多了，连丽景门这里的地方都不够用了，就又在司刑狱设立“三品院”，关押三品以上的大官。 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所使用的酷刑，在中国歷史上也堪称极有创意，或以醋灌鼻，囚禁于地牢中；或装入瓮中，用火来烧烤；或断其口粮，令犯人吃棉絮以充飢；或令犯人睡在粪秽之中，备受荼毒；或将铁圈套于人头之上，加插木楔，直至脑袋破裂…… 种种惨毒之刑，不是肉身可以承受得了的。史称“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酷吏们的为非作歹，引起了大臣的强硬抵制和抗争。天授二年（691年），继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等被杀后，另一宰相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也被杀。李安静的得罪，不过就是当初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来俊臣在审问他的“反状”时，这位李将军毫不屈服，怒喝道：“以我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 如意元年（692年）初，肃政台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被控谋反，侯思止奉命审案。他事先对魏元忠说明，不承认就要吃棒！ 魏元忠不肯承认。 侯思止就叫人把魏元忠倒曳起来折磨。 等放下来后，魏元忠站起来说：“我薄命，如乘恶驴坠倒，脚为镫所挂而被拖曳！”（《旧唐书*酷吏传》） 侯思止目不识丁、满口土话，本来就被人视为滑稽人物。审这一案，被魏元忠一顿臭损，更是传为笑谈，连武则天听了都大笑。 这个所谓的七人谋反案相当经典，首告是来俊臣，被告里面头一位就是宰相狄仁杰，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撞到了一起。 为了减少审案的难度，来俊臣事先奏准，只要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罪，也不给上刑。狄仁杰与魏元忠的斗争策略不同，他不愿受酷刑，就自己承认：“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受伏戮。反是实！” 好，只要承认就好。不过这案子当然不能这么痛快就完了，另一个酷吏王德寿又诱供，要他最好把女皇母亲方面的亲戚、冬官尚书杨执柔也牵扯进来。狄仁杰坚决不干，说：“如此，皇天后土，必将谴我！”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面。 王德寿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抱住狄仁杰，说：“不牵扯就罢了，狄公何必如此？”此后，王德寿再见到狄仁杰，态度就尊敬多了。 狄仁杰乖乖认了罪，对他的看管也就不十分严了。他趁机把被面撕下，写了冤状塞在棉衣里，以天热为由，託付王德寿交给自己的家人带回，让家里人把棉花掏空了再送来。王德寿自然很乐意去办。家里人收到棉衣，知道有名堂，在衣服里找到了密状。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马上拿着状子，前往皇宫告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告变者，都可得到女皇召见。女皇听取了狄光远的汇报，又看了冤状，非常惊讶，就把来俊臣叫来问：怎么能对狄仁杰逼供？ 来俊臣巧言令色道：“狄仁杰等入狱，臣未尝去其巾带（还让他们穿着官服），起居妥为安置，若无谋反之事，他们怎么肯招认？” 女皇不信，知道这个事光问是问不出名堂来的，就派通事舍人周琳前去监狱视察。来俊臣连忙把监狱现场伪装好，但是这个周琳畏惧来俊臣之威，根本不敢去见狄仁杰，回去就对女皇说监狱里一切都很好。来俊臣见有机可乘，就叫人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认罪书），还假冒狄仁杰签了名字，进呈给女皇。 正巧在这时，刚刚被冤杀的故宰相乐思晦，有个未满10岁的儿子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不甘心受屈辱，也告变诉冤。
第111页 女皇召见这个小崽子，问他有何事要告发。 小孩子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陛下之法也为来俊臣所玩弄。陛下若不信臣所言，可择朝中清正可靠之臣，试以谋反按之，只要经来俊臣鞠问，无不承认谋反！” 武则天大惊：“竟有此事？” 她这才有所悟，想想狄仁杰不正是这种情况么？于是马上召见狄仁杰，问他：“卿为何要承认谋反？” 狄仁杰回答：“不承反，臣已死于拷掠矣！” 女皇又问：“那么，为何要作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写。” 女皇向狄仁杰出示了谢死表，经辨认笔迹，才知道是由他人冒签的。经过再三考虑，武则天最终赦免了这七人，只是统统都贬为了县令。 对于这个结局，来俊臣、武承嗣大为恼怒，一天几次坚请杀了他们这批人。但武则天终究没答应，只是说：“诏令已下，如何能返悔？” 武承嗣见无法说动老太太，只得退下，又密嘱台官联名上表，力求杀掉这七人。来俊臣则改变思路，能杀一个算一个，他上奏道：“七人之中的裴行本，叛迹已露，其罪犹重，请诛之。”徐有功当场反驳说：“明主已有再生之恩，而俊臣等却欲违背上意，执意诛杀，岂非欲置主上于无恩无信之地？” 最后还是武则天拍板：“吾意已决，众卿勿再争。” 这边刚告一段落，那边又冒出来一个。在“七人阴谋集团”中，有一个司农卿裴宣礼，他的外甥霍献可，是朝中的侍御史。这个霍御史鬼迷了心窍，非要让女皇杀了他舅舅不可。他伏阕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死于阶前。”说罢，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 霍献可这么做，既是为了表示“为人臣不私其亲”，企图邀宠；同时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做个远期的政治投资。至于舅舅的脑袋掉不掉，他一点儿也不心疼。 对于这种矫情到违背常理的“忠诚”，武则天心甚厌之，根本不理。但这个霍献可并不灰心，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之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为了向上爬，连良心也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们的民族中，世世代代这样的“官瘾一族”何其多也！也许是——文化不断，官迷就不绝？ 这个“七人事件”，我认为，极有可能是酷吏问题的一大转折点，聪明如武则天，不可能从中没领悟到什么。酷吏们的作为，是否已超出了她的容忍限度？他们的作用，是否已从必要走向了多余？有没有必要将他们彻底剷除？这些问题，女皇已经在考虑了。 这一时期，是两股力量在交错起作用。一方面，在正直大臣的抗争下，酷吏开始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滥刑之风仍在蔓延。 其实，事情早在天授二年（691年）就有了微妙变化。当时御史中丞李嗣真曾上表反对告密，他说：“近来狱官单人奉命，鞠问既定，便不再覆审。刑法操于臣下，若有妄杀，陛下如何得知？且九品之官操生杀之权，不经秋官（刑部）与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转入个人之手，他日恐成大患！” 这一番话，说得武则天心动。此后，她为了遏制酷吏、挽回舆论，就採取了一个幽默办法：让酷吏去整治酷吏。 恰在此时，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在博州平叛时，妄杀已经反正的官民千余家的暴行被人揭了出来。当年二月，事情被查实。 好，这条倒霉的走狗就该被烹了！ 武则天下令，将这个屠夫将军斩首示众。这傢伙自从迫害故太子李贤起，不知滥杀了多少无辜，现在是该还的时候了——以自己的人头来还。 将军断头之日，朝野为之鼓舞！ 一个倒下去，就有人趁势而上，再揪出一个来。 有人接着告发，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合谋，陷害无辜，罪在不赦。武则天此次发挥了高度的政治幽默，把周兴交给了来俊臣去审。 这是两只老虎面对面。 其结果，极富有戏剧性，创造出了一个千古不灭的成语——“请君入瓮”。 周兴资歷很老，在酷吏当中官位最高，素来擅长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他的崛起早于来俊臣，可以说是来俊臣的老师了。 来俊臣受命后，充分理解了女皇的幽默，就很正式地在下班后宴请周兴。席间，两人相谈甚欢。 忽然，来俊臣虚心向老师求教：“近来囚犯多不承认罪名，当为何法？” 周兴不知就里，大咧咧地说：“此甚易耳！取一大瓮，以炭四周烤之，令囚犯入其中，何事不承？” 来俊臣拍案道：“妙哉！” 于是他马上命人抬来一个大瓮，依周兴之法，架起木炭烤热，然后徐徐起身对周兴道：“有‘内状’要我审问老兄，请兄入此瓮！” 周兴大惊失色，吓得一个劲儿叩头伏罪。不用入了，我全招！ 武则天念及周兴也还有点儿功劳吧，就没要他的命，判他流放岭南。但是，皇帝饶了他，仇家却放不过他。在流放途中，他被仇家杀死，碎尸万段。究竟是谁杀的？魔头千夫所指，死了也就死了，没人追究这事。
第112页 同年九月，那个领衔劝进的酷吏傅游艺，也被人告发，说他曾自述梦中登上湛露殿。好傢伙，做什么梦不好，做这样的梦，不是谋反是什么！结果他被逮入诏狱，受不了苦而自杀，殉了他自己一手催生的大周朝。 大约就在此时，为抚慰众望，武则天还下令，将酷吏的祖师爷——索元礼也下狱。进了制狱，自然有别的酷吏来收拾他，三下两下，就给折腾死了。 酷吏接连毙命，朝野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时期，史称“制狱稍衰”。但是，典型人物仅仅倒了几个，酷吏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来俊臣，独得女皇信任，继续作恶了多年。 那一年的八月，来俊奉命审问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这个张虔勖，就是当年跟随裴炎勒兵进宫、参预废中宗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个是程务挺），后来被赐姓武。此次他犯了什么事，不详，只说是被人告发傲慢自得，言语不逊。 他是拥戴太后临朝的大功臣，傲慢并不奇怪，不过因为傲慢而获罪，倒是古今罕见。女皇现在不给他留一点儿情面，估计还是记着裴炎的那笔老帐呢。 张虔勖知道不好，怕自己受不了酷刑而被问成死罪，就跑到徐有功那里去自讼（坦白交代），以求公正。 来俊臣闻讯大怒，把张虔勖逮到，一款不问，就命卫士乱刀斩杀，枭首于市。而后，伪造了口供报了上去。 可怜当年可以胁迫皇帝下台的大将军，竟被一个小小法官杀鸡一样给剁了，这也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一例。 来俊臣再接再厉，眼里也没有了什么大将军不大将军，杀起武将来毫不手软。他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贿，被拒绝，就诬告泉大将军谋反。伪造了证据，先斩后奏。可怜泉献诚，乃高丽泉男生之子，归唐后为一代名将，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其他的，还有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李谨行等外族名将，在唐为将十多年，也都为酷吏所杀。 要是只杀几个文官，国家一时还乱不了套，但是对赫赫有名的武将大开杀戒，那纯粹就是自毁长城了。酷吏在这个问题上的恣意妄为，并没有引起武则天的警觉，其后果就是：堂堂的大周朝在对外战争中饱受屈辱、狼狈不堪。这都是后话了。 这年五月，据说武则天听了一个道士韦什方的马屁进言，为了礼尊佛教，要把大周变为弥勒净土，遂下令禁止屠宰和捕鱼虾。道士出了个佛家的主意，这也是大周的奇闻之一。 这个禁屠禁捕令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全国军民皆不许吃肉，渔民也不能打鱼。馋肉的，还可以忍一忍，但是渔民的生计怎么办？女皇已经想不到这些了，“革命”原则超过了民生要义。这项禁令一直到八年后，才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这其间，真是苦了大周的万千臣民。 其时，左拾遗张德添了一个儿子，为了庆贺这事，他在孩子生下三天后，偷偷杀了一只羊，请同僚及好友到家里喝例行的“三朝酒”。所请的几位当中，有个叫杜肃的补阙。拾遗、补阙这两种官职都是谏官，所以杜肃和张德是同事。这本是一次范围极小的私人宴请，大家凑个热闹，吃完抹抹嘴走人，就算完事。 却不料这位杜肃先生，吃了人家的肉，也不嘴短。他趁人不备偷偷带走一块肉饼，回家后便写了告密奏表，附上肉饼作证据，上呈武则天。 第二天，武则天临朝，把张德叫到前面来问话：“听说爱卿生了儿子，向你贺喜啊！”张德赶忙拜谢。武则天接着就问：“请客的肉是从何处得来？” 这一问，把张德唬得魂飞魄散，连忙叩头伏罪。 武则天说：“朕禁屠宰，但红白喜事的宴请并不限制，此乃人之常情。惟爱卿今后若再宴客，对客人也须有所选择！”说完，拿出了杜肃的奏疏给张德看。 杜肃顿感羞愧万分，满朝文武也都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唾沫。 狄仁杰获救，杜大人受辱，这种种迹象都表明：风向已有所变化！众臣受到鼓舞，掀起了第二次反酷吏的舆论攻势。 同月，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痛陈死刑覆按制度（即死刑覆核）遭破坏之弊，他说：“《周礼》上有审案‘五听’之道，今亦有三次覆奏方能定案之令，而今敕令审谋反案者，陛下仅遣使者去查问后，即可处斩。此极不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蒙冤，只能饮泣吞声；合族受累，欲诉无路！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只能助长酷吏福威，令天下臣民生疑惧。臣万望禁绝此种处分，还是依法覆奏为妥。” 右补阙朱敬也在这时候上疏，他提出：严刑是为了禁异议，现革命已成，众心已定，就应该绝酷吏、省刑罚。 朱敬是望族出身，“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的奏疏写得特别透彻，用了汉高祖“马上得天下，礼仪治天下”的典故，劝女皇抛弃那害人不浅的法家思想。他说，用严刑固然好，否则平息不了暴乱；但是，路走远了就没有好的足迹，琴弹快了就没有悦耳的和声。昨日之善政，很可能成为今日之恶政，还望陛下详察。 看了这篇充满辩证法的奏疏，武则天大为赞赏，赏了朱敬三百段丝帛。对他的意见也基本採纳。史籍上记载，自此之后“制狱稍衰”。
第113页 紧跟着，侍御史周炬也上疏，直指酷刑之非。他说：“刑官常以酷刑待囚犯，无所不用其极。囚犯之所以承认罪名，因其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暂时不死而已。臣窃听舆情，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难道被告尽是英雄，皆欲为帝王耶？只不过不胜虐待而自诬罢了！” 他还把批评矛头直指女皇：“今满朝文武屏息而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这样翻脸不认人的君主，怎么伺候？他提出希望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这几人敢说话的人，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地位身份都不高，不过是谏官而已，并非朝廷重臣；二是他们讲的都是常识、常理，并非精深的哲理高论；三是其中有两人都引用了秦用严刑而速亡的典故。 三个人的话，发生了作用，说动了女皇。使她终于发生了一些转变，不至于成为歷史上的“女秦始皇”。 这段歷史，现在读来颇令人感慨。在古代的皇权制度下，人君虽然独裁，但是进言和纳谏的途径是畅通的。只要是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有时甚至白丁也可以），都可对国家大政方针提意见；而且是随时提、君主随时就可以听得到。这多少能够纠正独裁政治中的偏差。 进入现代以后，政治体制从整体上有了进步，君主变成了共和，一人独裁的事是不常有了；但下情上达的直接渠道同时也取消了。下级官员一般不得越级谈问题，更何论谈国家大事？政府没有了保障直接提意见的运作系统，官员们也无法随时随地提意见。整个国家机构的纠错功能，远远落后于古代。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君主所出的偏差，往往犯的都是常识性的错误。在政治旋涡中混了多年的武则天，难道不知道苛政失人心么？但是一旦坐到了高位之上，就耳也不聪、目也不明了，把绝大部分臣民视为潜在的谋反者。 正如周炬所说，无论是臣还是民，都以平安为人生目的。和平年代里，哪来那么多的图谋造反之人。统治者的过度警觉，根源还是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不自信。这在各个方面都能表现出来。比如，大周朝固然伟大，难道非要把它的母体大唐说成是万恶的，才能显出当今之伟大来么？ 这几个小人物的忠告，终于使武则天有所转变。她决心对酷吏加以限制，派出了监察御史严善思去按问那些告密的人。严御史素以公直敢言着称，经他追查审问，竟查出有850多个告密者所告的事，纯粹是虚构的。 这些诬陷者自然都受到了严厉惩处。这以后，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再不敢肆无忌惮了。 这一年里，万人切齿的酷吏又倒了几个。来俊臣因贪污被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参军。王弘义被判流放琼州，在半路诈称有敕令追还，偷偷跑回来，被人发觉，当场杖毙。侯思止也因违反法令被李昭德举报，女皇下令，将这个连“官话”都说不标准的傢伙在朝堂上活活杖杀。 但是女皇稍有回心转意，并不等于从此就春风化雨了。在两股势力的胶着状态中，恶势力仍然以惯性作用在前行。 就在长寿二年（694年）的二月，一场大屠杀骤然爆发。事起有人告发“岭南流人谋逆”，所谓“流人”，就是正在服流刑的官员或者犯人家属。 这件事，是谁告的？告的是什么阴谋？正史上并无记载。但有人考证，这事与补阙李秦授有关，因为他曾经上奏说：“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亲人家族流放于外。据臣估计，有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怕社稷必危。今有谶言曰：‘代武者刘。’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也！”（《通鑑考异》） 这纯粹是诛心之论，有罪推定，根本没有事实。据说武则天深信谶讳，看了这道奏疏，不由不信，连夜召见了李秦授，把他提为考功员外郎。 紧接着，女皇就派出了使者，分赴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手持“墨敕”（女皇直接发出的公文），名为去安慰流人，实为相机杀之。——这就是有名的“六道使”。 最先出发的是司刑评事万国俊，以代理监察御史身份前往广州。女皇授权给他“若得反状，便许斩决”。这个授权，简直是无限授权，只要一经授予，哪还有不杀人的？ 万国俊领会到其中奥妙，到了广州，就将流人集中起来置于“别所”，假传圣旨，赐令自尽。流人皆号哭，称冤不服。万国俊就将他们都赶到水滨，挨个儿杀死，一时间三百余人同时毙命！ 而后，他伪造了谋反状上呈，说：“诸流人都有怨恨，若不追究，为变不远。” 这也是推论，但是女皇深信之，为嘉奖万国俊杀人有功，特将他提拔为侍御史。 接着，“六道使”中的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等人也陆续到各地审查流人。 这些官员都是小官，此次执行任务只是暂代一下监察御史职，因此个个升官心切，看到万国俊杀人如此之多，居然得了恩赏，便也都放开手来杀。据说刘光业杀了700人，王德寿杀了500人，其余也都有滥杀，最少的也在百人以上。另外，不光是因反对“革命”的流人遭此一劫，连一些早年的流人也未能倖免。
第114页 此次“六道使”之祸，估计共杀了2000人之多。万国俊首开恶例，连走过场的审问都略去了，一纸矫诏就几百几百地杀人，这在和平时期真是骇人听闻。 但是，目前的时势毕竟是不同了，六道使的残暴很快被人揭发。武则天一下被点醒了，知道这又是酷吏们在杀人邀功，不禁有了悔意，便另外派了使者去各道安抚侥倖逃生的流人，公开承认六道使的做法酷暴之极。并下令将他们全部用枷锁枷起来，押解到各道他们滥杀的地方处斩，以慰亡灵。倖存的流人，则允许他们统统返回故乡。 这个惨痛的事件，若追究源头的责任，女皇将责无旁贷。她授权从重从快杀人，连覆按的手续都免掉了，焉能不出冤案？专政机器，只要一放松制约，它本身就有自行滥权的倾向，歷史的实践已屡试不爽，这跟具体执行人员忠诚不忠诚没有关系。 到此为止，酷吏作为一个集团，已经被武则天杀的杀、贬的贬，势力大大地削弱了。惟有来俊臣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独享恩宠，始终没有倒。他在革命后，一直猖獗了7年。此人既贪且淫，不光是喜欢受贿，还酷爱美色。只要知道官民家中有姿色出众的妻妾，就要设法搞到手。或者是出面强索，或者是罗织夫家的罪名，把丈夫抓了，再抢人家老婆。 只要他相中的女人，他都志在必得，不管人家的丈夫官有多大。 后来到了万岁天通年间，监察御史纪履忠忍无可忍，上疏弹劾当时已是御史中丞的来俊臣“五大罪状”：一曰专权擅国；二曰谋害良善；三曰赃贿贪浊；四曰失义背礼；五曰淫昏狼戾。他认为，来俊臣罪恶滔天，合该下狱处死。 武则天没有採纳，对来俊臣纵容依旧。她这时仍护着这个着名酷吏的原因，可能是考虑：手中总要有一把刀吧。 但是来俊臣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不能理解女皇总体考虑，只以为自己地位稳固，恩宠不衰，越发地肆无忌惮起来。 到万岁天通二年（697年）六月，这个酷吏利令智昏，竟然想诬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和女皇新物色到的情人张易之和张昌宗，同时又诬陷皇嗣李旦和废帝庐陵王李显，说他们勾结南、北衙共同谋反！ 这南衙，指的是中央机关和京都卫军；北衙，指的是北门禁军。 看看他告了一批什么人？ 除了两个皇子之外，其他都是与武则天关系最密切的人，是组成大周政权金字塔尖的人与机构。他们要是都想反，大周还能是大周么？ 从逻辑上说，皇帝只能有一个，如果掀掉武则天，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地位也未见得能比现在更高。那么他们谋反，所图何为？ 南衙，北衙，都是武则天全力控制的部门，两个不成气器的皇子能否勾结得上，武则天的心里能没数吗？ 来俊臣由于长期得宠，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渐渐形成了权力幻觉，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倒。在此次发动攻击之前，竟没有掂一掂自己与对手的分量，犯了“疏不间亲”的大忌。 ——狗，永远不要想去取代主人！ 如果他没有这一击，其命运也许能与大周相始终；但只要一出手，就等于自己往无底深渊里纵身跃下。 可嘆的是：恶人，永远也掌握不了科学的世界观。 来俊臣的这个举动，使得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大为惶恐，他们是亲眼见过这条恶狗是怎么咬人的。过去咬咬李唐旧臣和无关紧要之人，倒也好玩，今天居然要咬到女皇至亲的身上来了，这还得了！ 他们深知，老太太喜怒无常、威福莫测，万一听了来俊臣的谗言，他们这金枝玉叶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于是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这两股势力联起手来，共同检举来俊臣的种种不法行为，轻而易举就把他弄到监狱里去了。 入瓮之鳖，还有何能？酷吏再酷也是肉身，一用刑，照样也是顶不住的。很快，有司就审结，拿出了意见：应处以极刑！ 武则天对这把曾经用过的刀子，犹存怜惜之心，想保下他的一条命。判决奏疏上去，三日没有批出来。宰相王及善进谏道：“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但武则天还是犹豫。 这天，武则天在宫苑中游玩，为她牵马的，恰是另一位宰相吉顼（读xu）。 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身长七尺，高大魁梧，为人“刻毒敢言”，在大周时期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他同样也名列酷吏，据说为巴结武承嗣，把自己的两个妹妹也白送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做过一些很明智的事。 武则天就在马上问他朝中的事，吉顼说：“外臣只是奇怪，判决来俊臣的奏疏为何还不发下？” 女皇说：“俊臣有功于国，朕正在考虑。” 吉顼一听，就来了劲儿，话说得无比刻毒：“俊臣聚结不逞之徒，诬陷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如此国贼，有何可惜！” 几句话，掷地叮叮噹噹响！ 武则天被他说动，终于批准把来俊臣处死。 这个来俊臣，可称大周朝第一酷吏。他过去当过响马、入过狱，因缘际会，被武则天看中，做了官。在20年的酷吏生涯中，他似乎与所有的官员和皇亲有仇，冤杀了大小官员近2000名，灭族1057家，杀掉的人总计有好几万。其中，有李氏宗室的亲王、郡王、国公、郡主、县主等几十人，还有宰相5名，大将军十几名……
第115页 汉语里“血债纍纍”这个词，只有他来顶着才是最贴切的。 此外，来俊臣还娶了十多个官员的女眷，都是官员们的老婆、小妾、妹妹、女儿、孙。抢了人还不够，还要这些官员们拿钱来养活她们。 变态魔头终于就戮，人心怎能不大快！ 行刑这一天，脑袋刚砍下来，仇家们就扑上去，争着咬来俊臣的肉，挖其眼珠，剥其面皮，剖其心肝，须臾之间一抢而空！ 武则天为收拢人心，立刻下诏，歷数来俊臣的罪恶，并说“本应加灭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现准籍没其家”。 士民奔走相告，相贺于路，都说：“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可算能睡上个安稳觉了！ 唐周时期的酷吏史，以来俊臣的被诛为标志，可以说是渐渐落下帷幕了。 但是，若追究酷吏产生的源头，武则天罪无可逃！正如《新唐书*酷吏传》所言：“吏非敢酷，时诱之为酷”。 武则天要“革命”，要巩固政权，就纵容酷吏滥杀，以震慑异己。现在政权巩固了，她为安抚人心，就诿过于酷吏。 她可不是天真少女。这些权术，她全懂。 当然，我们也不妨把她想得好一些：有些情况她不了解。 至于她和秦始皇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还没把事情做绝。 恶狗一群，是她自己动手收拾掉的。 女皇有经验，她知道身后名声的重要，也知道该如何作秀。于是，在来俊臣被灭掉后，就有了一场戏。 武则天对侍臣说了一番话，算是对自唐至周的酷吏史做了一个总结。 她问大家：“以往，来俊臣等审理制狱的案件，下狱的朝臣互相牵连，都承认自己是反逆。国法昭昭，朕如何能干预？这中间，朕也疑有冤枉滥刑，派了近臣到狱中去亲自查问，但犯人们的手状，都承认有罪。自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有谋反之事了，那么以前已受戮者，岂不是有冤枉的了？” 夏官侍郎姚崇过去曾在刑部干过，知道里面的猫腻，便对奏：“自垂拱以来，被告家破人亡的，都系冤枉自诬。告密者因此而立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朝党锢之祸。陛下派近臣到狱中查问，但近臣自身也难保，又怎敢动摇原案？被问之人若要翻案，又恐遭毒手。今全赖天佑，陛下有所悟，诛杀奸人，合朝安定。自今以后，臣以一门百口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吏再无反者。恳求陛下再收到告状，只管收存，不须再追查。若以后发现证据，真有人谋反，我甘受知而不告之罪。” 姚崇，字元之，原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他在贞观年间应举，从濮州司仓干起，升至夏官郎中。到大周时契丹袭扰河北，姚崇剖析军情，应对如流，武则天奇之，遂将他提拔为夏官侍郎。 这个人，既才干超群、又忠于女皇，註定了是大周朝的栋樑人物。 姚崇这次对武则天的批评，一点儿没留情面，但武则天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大悦，说：“以前宰相都顺成其事，陷朕为滥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资治通鑑》） 读史，常令人感慨：什么叫天理？没有。 政策变了，在上者说话的调子也就变了——以前的宰相，想要不“顺成其事”，谁敢呢？ 32、生在帝王家究竟有什么好处? 大周拨乱反正，朝臣们算是解放了，但是李唐皇子皇孙们的“接受改造”还未有穷期。 说来难以置信，华夏民族最堂皇的一个朝代——“唐”的名字，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竟然是“反革命”的文化符号，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李唐旧臣，毕竟还可以洗心革面，或者忍耐一下耻食周粟；而李唐的金枝玉叶们则全无这个出路了，自身的血统怎么能改变？该着死的，跑不掉；侥倖未死的，也成了大周朝身份最可怜、处境最危险的一小批人。 当革命后的情势稳定下来后，为安抚人心而保留的皇嗣李旦，地位就更加无足轻重了。长寿二年（693年）的元旦，女皇按例在“万象神宫”（明堂）祭祖，她本人为“首献”，也就是带领一批人第一轮拜祭，而“亚献”（第二轮）却没像以往那样安排皇嗣，而是安排了魏王武承嗣，“终献”（第三轮）则由梁王武三思主持。 可怜的正宗嫡子，现在却几乎等于“后娘养的”了。 皇嗣的地位被边缘化了不算，还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史载，女皇有个很受宠信的户婢叫团儿，这女子大概也看准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真理，竟然要主动献身于皇嗣，也想捞个皇嗣妃当一当。 皇嗣是有老婆有孩儿的人，没同意。可能是他正统观念较强，也可能是怕惹是非。 团儿被拒，恼羞成怒，就做了木偶偷偷摸摸埋在皇嗣的两个妃子刘氏和窦氏的宫中，然后在元旦这天去诬告，说二妃使用“厌胜”之术，诅咒女皇。 两个妃子根本不知内情，第二天去嘉豫殿朝见女皇，从此就一去不復返，被女皇下令杀死，埋在了宫里，具体地点在哪儿无从得知。 皇嗣知道老妈这是做给他看的，心中畏惧，很怕祸及自己，就强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举止如常。
第116页 团儿学酷吏学得挺像样子，一击得手，大为得意，还想继续陷害皇嗣。幸亏有人举报了她诬陷的事，才引起女皇警觉，将这个没出息的女流氓给杀了。 从血缘上来说，皇嗣之贵，应该仅次于女皇，可是他眼下连老婆都保护不了。不止如此，祸端还延及窦妃的家里人，窦妃的老妈庞氏因为惧祸，晚上偷偷摸摸地祈祷，结果被家奴告密，被判处斩刑。多亏窦妃的兄弟向徐有功诉冤，徐有功据理力争，才得免死，母子四人一道被判了流刑。徐有功本人也因这个案件得罪了女皇，被除名。 两个月后，又有更兇险的事发生了，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谒李旦，竟然被腰斩。 唐代法定的死刑处置方式，一般是斩首和绞刑，腰斩并不多见。由于採用此法，犯人所受的痛苦更甚，所以一般多用于罪大恶极者。女皇此举，就是要震慑百官：看谁还敢跟皇嗣勾搭！ 自武则天临朝听制以来，李旦无论是当皇帝还是退居皇嗣，实际上都形同软禁。这一来，就更是这样雪上加霜，公卿以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探望他。李旦与朝中文武官员的联繫通道，完全被切断，平常只有一些太常乐工在他身边。 皇家的显赫，那只是平民的想像，李旦落到这个地步，还不如笼中的鹦鹉——鹦鹉起码还有言说的自由！ 李旦的五个儿子，原本和武氏族子侄一样封王开府，就在二妃被害后，全部被降为郡王，女儿也一律降封为县主。女皇还把他们召还“入阁”，随父幽于深宫。据说看管得极为严厉，想到庭院里去散一散步，也是不成的。 那一年，皇嗣的长子李成器15岁，三子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才9岁。 这个可怜的李旦，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失去了自由，一直到后来的圣歷二年（699年），他将皇位继承权交给了三哥废帝，受封为相王，才有了一点点自由。这一段时光，是从他22岁起，到37岁止，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慄！ 在宗室里面，惟有李千里的脑筋活络，知道武则天好哪一口，千方百计地讨好，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大伙献“符瑞”。 这世界总是小人活得好些。为何？因为人之弱点，本无区别。不光昏庸的上级喜欢小人，就是英明的上级也喜欢。女皇对他，果然“稍见亲近”。 加之李千里只是郁林县侯，任的又是闲职，地位不重要，女皇也就放了他一马，成了例外。后来，此人在唐室匡復时起了作用，据说有如汉代的陈平、周勃，因而被封为成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 史官不能原谅他一度丧失原则，故而对他评价不高。但他的墓志铭却称：他虽然承蒙“稍见亲近”，却心怀復兴大业，在建言献计之际，为保存大唐余脉起了作用。唐之大业未沦，全赖他这一忍。所以对他的盖棺定论，是“圣期千载，功业一匡”（《成王千里墓志铭》）。 这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歷史怎么打扮都行，关键在是谁来打扮。 李千里肯定没有那么伟大。不过，皇嗣李旦岌岌可危之时，也确实有人捨生忘死起而维护。这人却不是金枝玉叶。 当初裴匪躬、范云仙因私谒皇嗣被腰斩后，皇嗣遭软禁，唯有一帮太常寺乐工（史称“工人”）在其左右。这时候，武承嗣认为夺嫡的时机已到，就唆使人诬告皇嗣“潜有异谋”。武则天很警觉，叫来俊臣审讯皇嗣的左右。 来俊臣求之不得，立刻用上了酷刑，皇嗣的左右开始不承认，但不胜拷打之惨毒，都想自诬参预了皇嗣谋反，以求解脱。 惟有太常乐工安金藏性格刚直，不忍看到皇嗣被害，大唿：“若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随即拿佩刀自剖其胸，五脏迸出，流血遍地，气绝而扑！ 来俊臣几十年来所逼死的人何止千百，但如此刚烈之举，却是闻所未闻，一时竟张皇失措。 有人见状，立刻飞报女皇。 武则天闻之，感到十分震撼，连忙下令用轿子把安金藏抬进宫里，派太医抢救，为其收纳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敷之以药。一夜过去，安金藏方得甦醒。 女皇颇不心安，亲临探视。安金藏动弹不得，女皇就令他一概免礼，并感嘆道：“吾子不能自明（我儿子自己解释不清），使汝至此！” 随后，她传令来俊臣停止审讯，并将诸人释放。 武则天见一个平民的反应都如此激烈，心知对皇嗣不能再逼迫了。史载“睿宗由是免难”。 仗义执言的“工人”安金藏，在后来唐玄宗即位后当上了大官。玄宗追思早年安金藏的忠烈之举，授予他右骁卫将军，并下诏褒扬，令史官编撰其事。开元二十年（732年），又封他为代国公，后以寿终，赐兵部尚书。 由此，安金藏成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位工人。 顺带提一句：安金藏先生的墓至今仍存，就在陕西永寿县监军镇的永安村。该村村民皆姓安，自称是安金藏的后裔。 在对待旧唐势力方面，武则天很懂得分清主次矛盾。她把李唐宗室的枝蔓差不多都削去了，留了自己生的几支族系，也都死死地看守住，局面就变得可控了。相对而言，对大臣的控制便不妨放松一些——臣下没有了其他的偶像可以尊崇，就只能忠于现在的最高统治者了。
第117页 武则天熟读经史，又曾亲炙太宗的施政之风，她在建立了大周的权威之后，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人来治国。但是由于政治上过度敏感和偏爱法家手段，结果导致朝中佞人与贤臣并立的复杂局面。 正邪两股势力此消彼长，颇不平静。 革命后不久，两股力量的翘翘板就开始起伏。武则天先后干掉或拿掉了四拨宰相，即岑长倩、格辅元等一拨，乐思晦一拨、狄仁杰、裴行本等一拨，李游道、袁志弘等一拨。最后，又起用了李昭德和娄师德等一批干练之臣，做为行政骨干。 娄师德的浮出水面，也是大周的一大幸事。他的名字在本书前面已经出现过，就是在李敬玄被吐蕃重创后，出头收拢散卒御敌，又受命“宣谕”、一番话把吐蕃大军给说退了的那位。 娄师德，字宗仁，是郑州原武(今河南原武西)人，自幼才思敏捷，年及弱冠就中了进士，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从军的那年，他是监察御史，虽是文官，却应“勐士诏”投笔从戎。 这是个奇才，文武两手都硬，可比以前的裴行俭和刘仁轨。武则天曾一度干脆就把他当武将用，任命他为左金吾将军兼丰州都督。 自此，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相继受到重用，使大周的朝政稍稍有了点儿样子。 这三人，在史上各有逸闻，可见出当时风采。 先说李昭德。武则天在“革命”前后迷上了“符瑞”，就是上天降下的吉祥物，喜拍马屁的人也就投其所好。当时有人献白石一块，上有赤色纹路。百官不解，问此石有何来头？献石者说：“此石赤心。”李昭德素来痛恨阿谀，不禁大怒：“此石赤心，别的石头皆欲造反么？”说得众人哄堂大笑，连女皇的面子也有些挂不住。 又有人献乌龟一只，背上书有“天子万万年”几字，也称是祥瑞，天生就有字的。这种小把戏，君与臣一般都心照不宣，大家图个乐呵也就得了。但李昭德不听邪，找来刀子刮。那字原来是红漆写的， 一刮就掉。李昭德说：“此乃欺君，请予严处。”武则天也不好说什么，便说：“此人亦无噁心，就放他去吧。”献龟人吓破了胆，抱头鼠窜。 再说狄仁杰，前面我们说过，他在任豫州刺史时，收拾越王造反后的烂摊子，曾经谴责过跋扈扰民的行军元帅张光辅，被张光辅告了一状，结果被贬为洛州司马。 那次平定叛乱，张光辅是功臣，武则天处分了狄仁杰，是给张光辅一个面子。但是女皇对狄仁杰印象极好，到天授二年九月，就把他提拔起来做地官（户部）侍郎。这是狄仁杰第一次拜相。武则天觉得前次贬他有些过分，想安慰一下他，就问：“卿在汝南，颇有政声，卿欲知是谁害你么？” 狄仁杰心里明白，但是却拜谢道：“陛下以为臣有过，臣当改过自新；陛下知晓以大义 臣无过，乃臣之大幸。臣不愿知那人的名字。” 几句话说得光明磊落，武则天听了大为赞赏。 “七人案”后，狄仁杰再次被贬，为彭泽县令，从总理直贬为县长。武承嗣曾多次奏请把他杀了算了，但武则天就是不允。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一改前任刺史把四乡百姓驱赶人城、充当防守力量的作法，让百姓全部回家去耕作，先解决民生问题。 百姓为之大悦。契丹部闻之，也颇受震动，自动撤军了。当地百姓感念狄公，，为他立了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又升为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声望因此而鹊起，武则天更是激赏，特赐他紫袍、龟带，还亲手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期望甚殷。 果然，到了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召回，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纳言，再次做了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的一代名相。 狄仁杰在高宗时，曾任大理丞，为官刚正廉明，执法不阿。这个经歷，甚至使他于后世扬名欧洲。 在近代，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以狄仁杰的事迹为蓝本，写了侦探小说《狄公案》，风靡欧洲。 这个事，在这里多说两句。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来中国后取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从小就对中国事物感兴趣。后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专攻中文与法律，经过一番苦读，通晓了包括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在内的15种语言。 1935年，此君进入荷兰外交界供职，1943年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后来，娶了一位22岁的中国女士——使馆女秘书。 在重庆，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的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爱不释手。把玩之余，索性用英文译了出来，出版后大受欧洲欢迎，这就是早期的《狄公案》。 1952年，高罗佩又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任参事，在那里，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用中文把原作改写成章回体小说，在新加坡出版。小说共有52回。西方人用中文写章回体小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第118页 从1954年至1967年，他又用英文撰写了十几个同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编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宏篇巨制———《狄公案》。 《狄公案》的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出版后立即征服了西方读者，“judge dee”（狄公）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 再说娄师德，此公的境界和处世方法，又要高出前面两位，在史上以忍让出名。其弟曾任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将要赴任时，娄师德问他：“我位登宰相，你又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嫉也，将何以自免？”其弟跪下说：“如今虽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 这个回答本不为错，但娄师德却面有忧色：“此所以为我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更加重其怒。应是，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见《资治通鑑》) 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来歷。娄师德可谓吃透了中国官场“树大招风”的规律，考虑得万无一失。性格决定命运，正因为这种谨慎，他才能在大周时期，始终受到武则天的信任。 他最有风趣的几件逸闻 ，都涉及到吃饭的问题。娄师德在任监察御史时，正是武则天禁屠令已下。一次他到陕县视察，吃饭的时候厨子给他端上了羊肉，娄师德责问：“何为有此？”厨子说：“豺狼咬死了羊。”娄师德心知肚明，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幽默：“这豺很懂事啊。”过了一会儿，又上来了鲙鱼。再问，厨子又答：“豺咬死了鱼。” 见这谎撒得太拙劣，娄师德便叱道：“智短汉，何不说是水獭？” （《古今笑史》） 据《朝野佥载》记载，娄师德任兵部尚书时，曾巡视并州(治晋阳。入境后，附近一带的县吏都来迎接并随行。中午到了驿站，娄师德怕人多打扰，就让大家在一起吃饭。娄师德见自己吃的是精米饭，别人的却是糙米饭，便把驿吏叫来，责备道：“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吏惶恐，答道：“遍寻浙米不得，死罪。”娄师德便说：“同食，亦復何损。”便换了黑米饭和大家一起吃。 娄师德到梁州(今陕西汉中)考查屯田，有一与他同乡同姓的人因犯罪，都督许钦明准备杀之以儆效尤。那人便来见娄师德，请他说情。娄师德说：“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你。” 第二天宴会上，娄师德对许钦明说：“听说有一人犯国法，说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而宽国家法。” 许钦明立即让人给那个人去了刑具，带到厅堂。娄师德见了那老乡，斥道：“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奈何？”说罢，拿了一盘饼给他，说：“吃吧，作个饱死鬼去！”许钦明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开释了那人。 娄师德善于举谏人才，狄仁杰在当宰相之前，娄师德曾在武则天面前极力推荐他，但狄仁杰对此事却一无所知。武则天便问狄仁杰：“师德贤乎？”狄仁杰只觉得娄师德作为一个将才还行，就说：“为将谨守，贤则不知也。”武则天又问：“知人乎？”狄仁杰说：“臣曾与他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笑道：“朕用卿，师德荐也，诚知人矣。” 女皇随手拿出以往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章，让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十分惭愧，嘆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及他远矣！”(《新唐书*娄师德传》) 三人中，比较有争议的是李昭德，结局不好的也是他。他虽然敢于直言，顶住了诸武的压力，但是对下却过于专擅，引起很多中下级官僚的不满。武则天自唐至周，对执政大臣的使用向来控制得很严，李昭德能在女皇眼皮底下成为一位权臣，也堪称是奇人了。 但李昭德的结局却很惨！ 这宰相，真不好当啊。 据史家推论，李昭德的失势应在延载元年（694年）左右，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参了李昭德一本，说他专权擅事。 然而，在武则天这样个强势君主的手下，就是专权又能专到哪里去？ 在众人心目中形成李昭德专权的原因，有人做过分析。 一是他树大招风。武则天一度对他极端信任，超过了对武氏诸王的倚重，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二是他锋芒太露。当时罗织正盛，大多数官员为之侧足，而李昭德独独敢挑战歪风邪气，比方在殿外杖杀王庆之、堂上奏责来俊臣、当众嘲笑侯思止、怒斥所谓“赤心石头”等，都是惹祸之举。众人不敢挑战诸武，让他一人去斗，结果嫉恨都集于他一身。 三是欠缺城府，说话伤人。一次李昭德和娄师德一同上朝。按礼数，两位宰相要并排走，但娄师德体肥胖、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上来，便怒骂：“被田舍夫拖了腿！” 田舍夫，唐时的口语“乡巴佬”也。 好在娄师德脾气好，一句幽默应对了过去：“吾不田舍，復在何人？”（《新唐书?娄师德传》） 娄师德与李昭德可说是平起平坐，且又年长，李昭德尚且如此不敬，那么他对其余人则可想而知。
第119页 丘愔在参他的奏疏中，说李昭德“性好凌轹，气负刚强”，也就是欺负同僚和下属，是抓住了要点。 这份奏疏中写得汪洋恣肆，应该说是好手笔：“陛下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日，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 这一大段，总的就是说，相权已经压倒了皇权。这是典型的攻心战术——你怕什么我就说什么。 自古以来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这个，除了昏君，稍有想法的君主，都不能容忍有个权利比自己还大的权臣在眼前晃。 接下来，奏疏更是危言耸听，把李昭德比前代篡逆之臣：“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可以託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这文章写的，说理严密，针针见血，不由武则天不动容。 紧接着，又有长上果毅邓注，写了《石论》数千言，描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逄弘敏把它拿来，向女皇帝奏上。武则天看了，对纳言姚璹说：“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 谗言只要打在领导的软肋上，没有不起作用的！ 史载“太后由是恶昭德”。 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县尉。南宾县辖属钦州，在唐时是瘴疠之地。随后，又追论为免死流放，连官员资格都被剥夺了。 李昭德在那个蛮荒之地徘徊时，不知总结出教训来没有？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在中国，想不搞好人际关系就把事情做好的，难！ 与此同时，他的老对头来俊臣也因受贿被贬出京都。后人有言：假若李、来二臣如此客死他乡，也不失为善终的结局，但两年后，女皇觉得还是离不开这二人，便把他们召回京都，任命李昭德为监察御史、来俊臣为司僕少卿。 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冤家！ 据说，李昭德这次发现了来俊臣比以前更为严重的索贿罪证，正欲告发，却被来俊臣先下了手。 来俊臣与李昭德的另一仇人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联手，诬告李昭德谋反，先把李昭德打入了大狱。李昭德的最后厄运，就此铸成。 不过，来俊臣螳螂捕蝉，最后也难逃一劫。正是由于这次得手，让他利令智昏，才起意要以同样手法除掉武氏诸王。他与心腹密谋，欲以武承嗣逼抢民女为妾之事发难，告发武氏诸王意欲谋反。不料，他的心腹之一卫遂忠，却将此事密报给了武承嗣。 武氏诸王于是成了那只最后的黄雀，他们先发制人，指使司刑卿杜景俭和内史王及善等几位朝臣，上表女皇，揭发来俊臣贪贿事实，要求对来俊臣处以极刑。 一下子要干掉两员能臣，武则天着实定夺不下。在一段时间里，她寝食不安，情绪波动，对处李昭德和来俊臣以极刑的奏表迟迟未予敕许。 女皇这时向一个人徵询了意见。这个人，就是在后世名声甚大的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前面已经讲过，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配没掖庭。 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出落得花容月貌，且文採过人。仪凤二年（677年），武则天召见了上官婉儿，当场命题作文。婉儿须臾而成，不仅文辞华美，且书法也极好。武则天大悦，免其奴婢身份，令其掌管宫中诏命。此后，武则天所下制诰，多出于上官婉儿的手笔。 虽是政敌的孙女，武则天却将上官婉儿倚为心腹。她对上官婉儿说：李、来二臣都是可用之材，杀之令我有切肤之痛，然不杀又不足以平众心。我怕杀错人，如何能知谁该杀、谁不该杀。 上官婉儿说：难矣！群臣评议人物，向来众口不一，真伪莫辨。 据说，女皇沉吟良久，才说：或许惟有将二人弃市，百姓面对尸首，好恶自然不同，孰好孰坏任由百姓去定评吧。 于是就有李昭德和来俊臣同赴刑场的戏剧性场面。 时逢六月炎夏，大雨如注，洛阳百姓在雷鸣电闪中观看了一代名臣李昭德和酷吏来俊臣的死刑。李、来二人死前始终怒目相向，假如不是含着口枚，怕也是要互骂着一块儿踏入地府。 老百姓的反应如何呢？史载：“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 惜哉！敢讲真话、敢抗上的直臣李昭德，就这样与来俊臣同归于尽。 直到神龙年间，中宗復辟，才给李昭德平了反，评价甚高，追赠为左御史大夫。后来到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时，又加赠司空。这个80多年后迟来的荣誉，已经是顶天了。
第120页 从武则天对这三位名相的使用上，能看出“中国式领导”在用人上的矛盾心理。 在这样的领导面前，你是废物不行。武氏诸王自革命后的身份已从外亲戚转为宗室，应是武则天最可靠的政治力量了，但她仍不放手使用，因为她知道武承嗣等人除了搞“符瑞”，别的本事不大。 但你太有稜角也不行。武则天本人固然很有个性，不大按照牌理出牌，是个反潮流人物；但是有个性的领导不一定就喜欢有个性的下属，李昭德栽就栽在锋芒太露了。 最好是既精通业务，又小心谨慎、本份宽厚的。娄师德之所以屹立不倒，就得益于此。当然，这只是你给领导的印象，其实处事谨慎和处事圆滑，有时领导分不大出来。那时还有一个宰相苏味道，就是以明哲保身着称，凡事不趟地雷，处事模稜两可，人送外号“苏模稜”，也混得很好。 总之，“革命”成功后，干部是关键。武则天深知没人不行，也知道人才不能在最忠诚的人里去找，因为“忠诚”往往与“无能”是同义词，因而要在最能干的人里去找。从前面的几则逸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三位名相都有明显的笼络甚至讨好的举动，很耐人寻味。 中枢选人如此，中下层选人也如此，说那时武则天“求贤若渴”决非溢美之辞。她在选拔人才上，有几项名垂青史的首创。 首先是创立了“殿试”这一程序。天授元年（690年），她在洛阳南门内的洛成殿亲自策试乡贡（通过了州县考试的举人），也就是亲自担任监考官，一连考了数日才考完。这一程序，原本是由尚书省或者礼部来完成的。 虽然殿试在唐朝未形成制度，但启迪了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正式开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正式确立。进士及第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就直接授官。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给了知识分子以极大的荣宠，有利于增强官员的忠诚度。 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年）又设立了武举科，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举重等等。“高第者授以官”，为选拔军事人才开了一个通道。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才被废除。 尽管武则天时期，科举录取人数远超过太宗时期，但老太太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革命”大业，用人当然应该多多益善，于是就在科举之外广搜人才。除了老百姓可以自荐做官以外，她还派出存抚使，分赴十道，搜罗那些进士、明经科的落榜生，甚至乡村私塾的民办教师也不放过，不经考试和培训，就直接授官。 她在皇宫前设立的那个铜箱子，朝东面的叫「延恩」，就是让自荐做官的人把自己的诗赋文章投进去，只要确有才能，马上就可被试用。 “白人”做官，又没经过考试，有可能流于浮滥，武则天就特别创立了“试官”制度，先给他们一个临时的官做做，以便考察。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特别召见了由十道存抚使选来的人才，一律给了官做。原先就有官职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原先是白丁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和校书郎。 当时有人对这么大批的落榜生涌入干部队伍不满，就做了打油诗讽刺，诗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这里的“椀脱”，就是说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儒生沈全交又在后面加了一句：“煳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也算是周朝的政治笑话了。 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最后两句的作者，就把沈全交抓了起来，要以诽谤朝政罪进行惩罚。他提议，先当着百官打板子，而后交刑部处置。 武则天当时笑了笑，说：“只要你们选人不滥，何畏人言乎？”纪先知听了，为之惭愧不已。 后来明代的思想家李贽读史，看到这一节，拍案叫绝，在书上批道：“胜高宗十倍，胜中宗万倍！” 是啊，“何畏人言乎？”——不要说皇帝，就是单位小官儿，又有几人能有此雅量？ 武则天知道，一个身居高位者，就算是千年出一个的天才，终不能独理天下。一天能弄明白五、六件事，就算高效率了，“日理万机”那是专门造出来哄皇上的谀词。 她在临朝称制时，就曾多次下过《求贤制》。登极后，更是连下几道求贤诏书，要求凡是“长才广度，沉迹下僚”者，或“英谋冠代，雄略过人”者，内外官员都要注意搜罗。哪怕这些人隐迹市井、託身乡闾，行为有违流俗的，也不要嫌弃。 举荐的对象不论门第高下、贫富贵贱；不限部落族属、离京远近；甚至“逆人”族属，“能公勤清白者，自当随才擢用，不以为瑕”。这在“一人犯罪、祸及全家”的古代来说，是相当宽容的了。 总之，她的看法是：“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师尤在。会须搜访，不得称无。” 她不光笼统地号召官员举荐，有时还特别点名叫某些大臣举荐。如果“所荐不虚”，则荐者给予记功；若“非举其士”，则荐者要受贬责，有人就因举荐了“犯逆者”而被杀。
第121页 在她的倡导下，官员们以荐贤为忠，有才者多被荐于朝廷。《朝野佥载》载：“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託。” 《唐诗纪事》载：如意年间，有女子年九岁，能吟诗，武则天试之，皆应声而就——连神童她都注意到了，可见当时荐才的范围之广。 当时很有一批善于荐才的官员，狄仁杰就是其中一例。自从他知道娄师德曾多次举荐他之后，深受触动，他本人后来也推荐了不少贤才。 《旧唐书》上所载的一件事，颇能说明他在这方面的执着——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歷，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復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他推荐的这个张柬之，可是了不得，后来成了大周末期举足轻重的人物。谁也想不到这个长史出身的老爷子，能够一举扭转了歷史走向。 武则天还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制度，也就是由四品以下官员来担任宰相。她为树立权威，频繁地更换宰相，为防止中枢削弱，就提拔这种低品宰相来补充，一旦合适就扶正，不合适就走人。由于採用了这一制度，在她临朝称制的20年里，始终保持了一个干练的宰相集团在处理朝政，一切都井井有条。 后世对武则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事，有着不同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是说：她为庶族人士开闢了宽阔的上进之途，是歷史的进步；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储备了大量人才，姚崇、宋璟、张说等名臣，就是武则天发现和提拔起来的。 负面的评价则说，她为收买人心、打击李唐宗室，开了滥官滥阶的恶例，导致唐朝官僚体制紊乱，直到开元时代的姚崇、宋璟出来，才收拾了局面。 这就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件事，就看你怎么说了！ 关于用人过滥的问题，当然是存在的。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荒谬，这一点，现代人见识得多了。 前面我们提到的政治打油诗，不是没来由的。干封年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过千人，到了垂拱以后，每年竟然达到5万左右。编制不够用，就创置里行、拾遗、补阕的官职来安排。 要知道，古代中国的官员人数，大大少于现代，全国约有10余万在编文官，就绰绰有余。所以这个数目可以说是惊人的！ 更惊人的是，自女皇提倡官民自举以来，官员的录取率也大大放宽了，原来大约为十之六七，现在则是十不汰一，几乎是敞开大门招聘干部了。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当时人见有此好事儿，更激发了人性中的卑劣一面，士民以跑官为时尚，自夸其能，大言不惭，把钻营求官称之为“觅选”。有能耐的，自然可以显示一下；没能耐的怎么办，只有靠告密、诬陷、整人以表现“革命态度”，希图封赏。酷吏的大批涌现，其源盖出于此。 对于这些弊病，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倡导自举后不久，就有鸾台侍郎魏元同上表，说现在官员“淄渑既混，玉石难分；用捨去就，得失相半”（《唐会要》）。 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也上疏说，过去唐朝太过惜官，现在陛下改革整顿，很好，但矫枉过正，也未免太过了一些。以至六品以下的编制外官员，多如土芥沙砾。德行上连邻居都没听说的，忽而就侧身朝官；见识上不能举一反三的，转眼就加入干部队伍。这样的情况“比肩咸是，举目皆然。”（《唐会要》） 他的名言“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就是在这一奏疏里提出来的。 武则天也知道官多必滥，里面肯定有不行的，所以她罢起官来也相当厉害。在大周一朝，宰相集团成员的更换之频繁、平均任期之短暂，实为史上罕见。 对中下级官员，那就更严厉了。为整肃吏治，她不惜杀戮。史称女皇诛杀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计。到后来，每任一官，宫女们就私语：“鬼朴又来矣！”果然，“不数月，辄遭掩捕、族诛。” 鬼朴，是指“做鬼的材料”也。 形势严酷如此，仍挡不住人们做官的热情。那么，现代人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做了官以后，只上不下，又有诸多隐性特权，那还能挡得住天下汹汹跑官、买官的么？ 值得一提的是：为防止官员腐败滥权，由她亲自撰写的教育材料《臣轨》和《百僚新诫》，还是很有一些现代管理思想的。 她说：“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
第122页 这是说，真正的忠君就是对百姓好，这讲的是民本思想。 她说，好的大臣要能做到“不面誉其君以求亲巳也”，“不苟悦君心而与之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老拍上级的马屁。武则天从一个低级嫔妃扶摇直上，其间马屁赞美听得多了，她不会当回事。她要求的忠诚标准是“忠也，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人”。 她把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说大臣若能“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远谋也；损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浅虑也”。 什么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是“田畴垦闢，家有余粮”，当官的能让百姓达到这一步，就可以高升。反之，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那就不可能是好官，要受到贬责。 武则天为什么把民生问题看得这么重要？因为她知道“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也”。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是国之本呢？很简单——“家给人足，则国自安”。 这里，我们可以把武则天治国理念的脉络看得很清楚了，她就是一个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实信徒。 在我们过去的习惯思维里，皇帝，就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天经地义；但歷史决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些皇帝，偏偏就不代表上层阶级。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决不做“损下益上”的蠢事，比某些自以为聪明的现代执宰者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说武则天是好皇帝，根据就在于此。武则天执政也确有严苛的时候，但她的矛头是指向宰相集团这一类上层官僚，不是老百姓。古代的官僚士大夫，就是现代概念里的知识分子。自古凡得罪了知识分子的皇帝，多半没有好名声；因为史籍是知识分子写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做的。武则天是大大地得罪人了知识分子，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的评价自然也就毁誉参半。 也正因为如此，凡是“聪明”的皇帝，无不懂得要虚心纳谏，善待大臣。只要把大臣笼络好了，不管是否杀兄逼父，武力篡位，在后世留下的都会是明君的美誉。 歷史，是很有点儿意思吧！ 武则天在《臣轨》中要求大臣“助君而恤人”，就是要帮助皇帝减轻百姓负担；那么她本人能否能在这方面虚心纳谏呢？ 能！ 在大周的中后期，她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突出的。“革命”时期的疾风暴雨过去后，政权趋于稳定，她的心态也就平和下来，不仅能远小人、亲贤臣，而且能从谏如流。因为这时候臣下的谏言，多不涉及“基本路线”问题，不大有人在女人能否当皇帝的问题上叽叽咕咕了，意见多半是技术性问题，武则天当然乐于採纳。 在古代，臣僚向皇帝提建议，我以为，一类应叫建言，就是撺掇皇帝去做什么事，搞工程、搞活动，那是烧钱的。另一类，则应归类于谏言，是劝阻皇帝不要去做什么，罢土木、废冗政，那是省钱的。 对于谏言，武则天觉得是多多益善，养了那么多拾遗、补阕，就是想听到意见和反映。人家说你的事情没办好，这是把你当回事，并不等于恶意攻击。她数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让九品以上官员“极言时政得失”。所谓“极言”，就是鼓励放开了说，不以言论治罪。 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武则天以梨花一枝出示宰相。秋季里有春花盛开，宰相皆以为祥瑞。但杜景俭独不以为然，说：“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对，咎在臣等。”说完，就向女皇表示谢罪。武则天听出他话里有暗讽，便嘆道：“卿真宰相也！” 圣歷年间，武则天打算把讲武活动从例行的冬季改到春天去搞。凤阁侍郎王方庆上疏切谏，认为这样会妨害农时。武则天知道自己错了，就亲笔写了诏敕，如其所请，打消了这个念头。 久视元年（700年）四月，有胡僧请求建庙宇存放舍利，武则天答应了，但是狄仁杰不同意。武则天听他陈述意见到一半，就肃然起身聆听，并解释说：这样子是“以成吾直臣之气”！ 这年七月，武则天下令天下僧尼日捐一钱，准备造一尊大佛。狄仁杰上疏极谏，认为这有损于百姓，且无益于国家。武则天爽快地接受了意见，说：“卿教朕为善，何得相违！” 十二月，凤阁舍人崔融上疏，认为全国禁屠宰于民无益。武则天欣然接纳，下令復开屠宰，让大家敞开吃肉。 女皇乐于纳谏的特点，到晚年越加明显，这与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雄主截然不同。那几位，到晚年功成名就之后，耳朵就听不得杂音了。就连以纳谏博得千古美名的唐太宗，到晚年也变了，老是想法子“杜谏者之口”，只想听好话了。 武则天早年受太宗纳谏之风的影响，暮年的表现颇为人称道，这就是她在后世也博得了一些美誉的原因。 我于读史时会联想起，统治者在这世上统治了一遭，都不免有志得意满的心态，想刻石勒碑以流芳百世。其实，真正不朽的纪念碑，绝不是什么与世纪永存的建筑物，而是老百姓的口碑，是千万人的人心！ 普希金有一首诗说：“我为自己竖起了非人工的纪念碑，通往它的路将人流络绎永不荒芜！”
第123页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强权之下为自己树的碑、立的传，能在身后永远不倒么？ 很多人在这方面，其实是唯心论者而不自知！ 33、武则天最大的功绩是搞好了民生问题 中国古代的歷史，就是一场大戏，其中有剧本可读的，大概有两千多年吧。在这些戏里，皇帝也是一个角色，而且是被规定好了的角色。尤其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后，出演这个角色的人是不能胡来的。尽管在240 个皇帝中，敢于瞎胡闹的大有人在，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世世代代被人骂作昏君、暴君。 皇帝到底是个什么角色，皇帝本人也是要好好掂量掂量的。 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做了皇帝，就特别要考虑这问题。如何才能不被后世代代唾骂，如何才能让人承认自己是合格的皇帝，她肯定没少动脑筋。 她在临朝称制以后写的《臣轨》，表达了她对什么是好皇帝的看法：“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这是她对孟子民本思想的铨释。孟子提了一个神圣的命题，说老百姓的地位高于一切。那么，民何以贵过社稷、贵过国君？因为民是创造基本财富的人。做皇帝的，不把民生问题搁到第一位，那就是存了心要把国家搞垮。 武则天本来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她处心积虑登上这个位置，心中肯定有宏图大志。但是她也知道，硬道理纵有千万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最硬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要让让步。 她执政以后，固然做了不少荒唐事，也有很多残忍之举，但“民为贵”这条基本路线始终没动摇过。 反之，她对官僚集团的态度就很不同。她可能从来没有把官员集团看成是“咱们一伙的”，前面说过，她的概念里，大臣就是“助君而恤下者”，是帮皇帝照顾好老百姓的，是跑腿儿的、帮忙的、办事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精英。因此，她整肃起官员来从不手软，也看不出有多怜惜。 执政者，要站在大地上；这个大地，就是万万千千的草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终武则天一朝，她没有纵容官员们杀鸡取卵——鸡杀光了，还能有蛋吃么？这还用得着经济学家来解释么？ 鄙人我年轻的时候读史，最喜欢看的是大人物经天纬地的功业，最不耐烦看的就是歷代的民生问题。待年纪到了中老年之交，遍尝了谋生之不易，才对歷史中的民生问题也有了兴趣。 “生活”这两个字，对平头百姓来说，份量重矣！生怎么生，活怎么活，油盐柴米价值几何，那是悠悠万事中的大事。百姓是没有几个能奢望青史留名的，他们日日考虑的就是怎么活！ 因此，在这一节里，我要讲讲武则天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的。所涉及的，无非农商，也许会枯燥一些，但读过后，大家也许会有意外的感慨。 武则天的政绩最可称道的，是她重视农业、关心农民。她说：“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就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不爱护不行。 她刚一当上皇后，就上了“建言十二事”，这是她的施政纲领。其中头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劝农桑，就是鼓励农民干活儿。怎么才能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她认为就是减轻负担、少收赋税。盘剥得少了，大家才愿意干活儿。她对州县官员的政绩指标有规定，哪里的百姓“家有余粮”，哪里的官员就称职；哪里的官员“为政苛滥”，横徵暴敛，那么不到任期就得拿下来。 轻赋税，就是施仁政，这是古代明君贤相的普遍认识。徵税越少越光荣，这是好官和清官们骄傲的资本。但是到了近代，不知为何这观念整个给倒过来了！ 武则天关注农民，不光是每年春天赶两鞭子耕牛意思一下，而是有实在措施。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则天把她亲自撰写的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各州县主官，命他们在当地刻印颁发。 这是我国歷史上唯一的一本由最高统治者亲撰的农书，现已失传，据后世专家分析，按照武则天的写作习惯，这大概是集前人农书之大成删削编篡而成。此后，唐歷代皇帝都很推崇这部书，以至形成定制，每年二月初一，州县百僚都要向中央进呈一部当地翻刻的新版《兆人本业记》，以示上下都很重视农业。 劝农桑的效果非常明显，她的统治期内，粮食打得多，这是有实例为证的。1971年，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一座唐代大型粮仓——含嘉仓。在这个仓库里，挖出了登记粮食入库的铭砖，上面刻的的年号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歷等，全是女皇的年号。这个仓库的规模大得惊人，共有290个仓窟，每窟可藏50余万斤粮。 据《唐会要》所载，长安四年(704年)洛阳都尉杨齐哲上书云：“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久流衍。”长安四年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这则史料可以证明，那时粮食充足并非虚言。 此外，武则天还是一位兴修水利的热心倡导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老话现在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了。但是，据说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之所以成为大一统国家，就是为了能集中民力兴修水利之故。武则天时期，全国水利建设可以用“蓬蓬勃勃”一词来形容，仅《新唐书*地理志》中，就有20项大型水渠建设的记载。
第124页 在土地制度方面，武则天也做得非常严谨。据敦煌资料记载，武则天时期曾有力地推行过均田制。唐之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这个土地分配制度，自北魏时推行，被证明是当时较好的土地制度，可保证近代“民生主义”的所谓“耕者有其田”。 武则天还特别重视屯田。屯田，就是军队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减轻人民负担。娄师德在外任武将的时候，起码有一半的任务就是屯田。名将黑齿常之曾任河源军经略大使，那时曾屯田五千余顷，一年能收穫500多万石粮食，娄师德是他的副手，且专管营田一事，是行家里手。他在河套地区屯田效果显着，史书上说他 “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 转饷，就是运送军粮。在古代，这歷来是老百姓的义务，也是老百姓的苦恼。《汉书*高帝纪上》就说过：“丁壮苦军旅，老弱罢（疲）转饷。” 娄师德有此善政，武则天大为满意，特下诏予以慰劳。武则天还经常叮嘱娄师德说：“大军在边疆，必依赖营田，公不可惧怕操劳。”后来索性让他当了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诸州的“检校营田大使”。 凉州都督郭元振也是当时的一位营田有功者，他在防守凉州（今甘肃武威）时，不仅开拓州境一千里，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施行屯田。连续几年丰收，积军粮可用数十年！郭元振由此军威大振，凉州一带的老百姓也跟着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假币。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併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话说到这里，我们要谈谈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的另一面。说起来，我们都是辩证论者，也就是认为：凡硬币都有两面，既有光明的正面，也有阴暗的负面。尽管有些辩证论者只愿谈正面、不愿正视负面，谁谈了负面就要下禁令——他们的硬币只有一面，但不妨碍大家心里有数。 武则天时期的民生状况，被后人垢病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逃户”，一个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第125页 我在这里只讲“逃户”问题，劳民伤财的事留到下一章去讲。 史家纠缠不放的武周后期人民大量逃亡的现象，据有人考证，主要是依据三个人在上疏中的言论。第一个是陈子昂，他几次上疏谈到垂拱年间蜀地、关中、山东一带的流民占百姓的“十之四五，可谓不安矣”。之后圣历元年（698年），他又提到蜀地诸州有逃亡问题。第二个是韦嗣立，他在圣歷二年（699年）说过“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赋税）既减，国用不足”。第三个是狄仁杰，在神功元年（689年）谈到了“关东饥馑，蜀汉逃亡”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古人说话有时不免夸大，特别是上疏谏言时，为了引起皇帝注意，就更是如此。比如陈子昂在垂拱元年说，各地流民占居民的“十之四五”，这情况如果属实就相当恐怖了，但是到第二年，他又上疏赞美大好形势，说“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真不知应该听哪一个？ 因此这些资料要好好辨识。 据当代专家分析，狄仁杰在神功元年所说的“关东饥馑，蜀汉逃亡”应是事实。因为那一年契丹进犯，大周将领王孝节在抗击中战死，突厥也趁机来勒索。武则天为安抚突厥，给了他们不少东西，都是由关中老百姓负担的。由于战争侵扰和负担加重，关中出现了流民。此外，突厥犯境后，曾经驱使了一批大周的百姓卖命，突厥退去后，这些人怕朝廷追究卖国罪，便纷纷逃亡。 这个事情，后来经过狄仁杰安抚民众、召回逃亡、赦免租赋，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再来看陈子昂说的两次逃亡事件，他在垂拱三年（687年）说的“关陇弊，歷岁枯旱，人有流亡”，是指关中地区连续三年的旱灾。关中地区是原京都长安所在，歷来负担就重，更禁不起灾害打击。这种状况自隋文帝时起就很严重，并不是从武周时期开始的。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出现饥荒，连隋文帝也被迫跑到洛阳去“就食”。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子逐粮”现象。到唐初，这个情况就更甚。 对于关中的疲弊，武则天是採取办法了的。在大旱之年，除了皇室减膳、赈济灾民等例行措施之外，她还开创了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移民的先例，于天授元年（690年）和天授二年（691年）两次将关内各州数十万户迁入洛阳一带。 对于这些移民，不仅国家给予舟船之便，还派出清正官员一路护送。人到了新居住点后，免税一至三年。没有田地者，“任其所欲”，也就是可以从事任何产业谋生。有愿意在当地落户的，则允许编入户籍。 这个措施，使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大大减轻，同时促进了神都的经济发达，据说大周人口的激增，就是从实行移民以后开始的。 至于“蜀汉逃亡”的问题，则主要是出于人祸。陈子昂做过分析，说是由于当地“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小官与幕僚），因此侵渔（仗势盘剥）。剥夺既深，人不堪命，因而逃亡。” 这个问题既然有陈子昂公开提出，可见当时已发现了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于全国、贯穿于大周的顽固性弊政。 另外，现代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是说武周时期出现流民，是百姓愿意流动，官府乐助其成，因为双方都从“逃亡”中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一观点认为，均田制是北魏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抛荒的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制度，目的是让土地有人种。但是在80年的安定之后，富人想兼併土地，农民想摆脱户籍另谋发展，于是离土农民就形成了庞大的流动群体。 土地兼併，就是两极分化；逃民出现，就是农民到外地谋生。据说，武则天政权并没有採取严厉措施维护均田制，对土地兼併和农民逃亡都採取了宽容态度。 土地集中了，证明经济繁荣了，这不可怕。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有的逃亡了，但他们是以另外的身份回到了土地上，一是去给大财主当佃户，租种土地；二是到荒山野岭去开荒，成为新的自耕农。这种“逃户”，严格来说并不是无业流民，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从事正当生产的人。而且逃户们的流动走向，是朝向偏远地区，从而也振兴了偏远地区的经济。 据说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乃至三分之一的人口为“逃户”。这个概念，是指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迁移人口，不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吃不上饭。当时社会稳定，农商发达，有些人变换了劳动地点或调整了生产结构，并未引起什么动乱。这就说明这个变动是合理的。 武则天时期对于逃户的政策，一开始还是沿用了老法子，命地方州县搜检，查出来就遣返原籍，但是执行得并不彻底。到后来，地方官府发现，流动人口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新因素，有自己的利益在内（可以增加政绩），于是就採取了暗中保护的政策。 在武周后期，武则天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她採纳了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干脆把逃户合法化了，搜检还是要搜检，但允许逃民在新逃入地入籍。这样，逃民又回归到国家掌控的户籍中了。这样做，是必要的，免得税源流失。
第126页 在武周时期，一方面有很多逃户，一方面户口又在激增，后一个现象就能说明，逃户并没有逃到哪里去，还是在国家户籍的掌握中，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谋生而已。武周时代，边远地区新设置的州县很多，就是逃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 客观地说，武周时期总体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前接贞观之治、后启开元盛世，是初唐老百姓有幸遇到的一个黄金时代。 大周的商业、手工业、建筑、交通、外贸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那时的宫廷作坊尚方监，有各类工匠5700多人，大多为纺织工匠，蔚为大观。在民间，私人纺织作坊的规模也不小，家有织机500张的大户不乏其例。丝绸制品质地优良，享誉海内外。 大周的都城洛阳，于长寿二年（693年）由李德昭主持增建了外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街坊整齐，市场繁荣，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与西京长安媲美。 长安城内的大雁塔，是为安放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所建，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年），曾一度倒塌，在武周长安年间重建，迄今已1300余年，仍屹立如昔。 大周时期，以神都和长安为中心的驿路四通八达，重要敕书日行五百里，朝令夕至。武则天自创的新字，在敦煌、吐鲁番都得以广泛推行。 其时，海外贸易，盛于广州；内河航运，遍布江河。时人称“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大周的疆域盛极一时，东至海滨，西邻波斯，南抵林邑，北迄大漠。在这片令人惊嘆的辽阔国土上，在女皇武则天的治理之下，生民有幸，算得上是百业兴旺吧。 武则天身后的名声，虽然毁谤颇多，但也不乏美誉，人们所称道的，多半还是她让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执政者的最大美誉，莫过于此。 34、圣明的君主也免不了好大喜功 前面我说过，凡是硬币都有两面。譬如一个执法严正的机构，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它就会自发地滥施权威、侵害百姓。古代的君主也是这样，普天之下，无出其上者，谁也管不了他，那么他就再是仁圣英明，也难免要胡作非为，劳民伤财。 他在胡作非为的时候，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他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坏事，尤其那些雄才大略之主。 武则天虽然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强的君主，但毕竟不是颜回那样的道德楷模，不是一瓢水就能满足的。 她在年轻时，就表现出事事都要拔尖的性格，当了皇后以后，无论是营建宫室，还是出游大典，都要搞成空前绝后的。至于搞这些名堂是否会增加民力负担，是不是无谓消耗财力，那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武则天有伟人思想，总想建造与自己的胸襟相称的宏大建筑。搞起这些大而无用的“意识形态纪念碑”来，她好像有无穷的想像力和劲头。 结果盛世之中，就出现了爱惜民力和好大喜功两种主旋律并存的现象，主政者丝毫察觉不到这有什么荒谬。 前面我们提到的明堂——“万象神宫”，就已经是超越前代的标志性建筑了，武则天还不满足。又下令由她的情人薛怀义主持，在明堂的后面造一座五层的“天堂”，供一尊超级大佛像。 这个人间天堂，高得无与伦比，爬到三层就可以俯视整个明堂。这个中国的“巴比伦塔”，大概是古代中原地区除了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因为实在太高了，刚一建好就被大风摧毁。 伟人们都有“人定胜天”的倔强劲儿，失败了就再干，从头建起。武则天自恃国富，挥金如土，每天使役上万人，从山中採伐巨木运回，数年之间耗费钱数以亿万计！ 这个薛怀义，堪称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不仅能领会伟人的意图，而且有能力造出气势磅礴的建筑来。 据说，天堂里的佛像，高二百五十尺，仅佛像的一个小指头里面，就能装下几十条汉子；整个佛像的肚子里，大概能塞下一个军团了！ 巍乎高哉！天堂！ 不过以我看，凡是号称要建天堂的时代，老百姓到最后是捞不到享受天堂滋味的，只有付出滚滚血汗而已！ 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假币。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第127页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併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武则天的崇佛到了此时，已不加节制。正是有了佛经上的“理论根据”，她才能堂而皇之做女皇，她当然要感激不尽。延载元年（694年），她为自己加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所谓“慈氏”，就是指“弥勒”；所谓“金轮”，就是指《大云经》里说的“女转轮王净光天女”，这都是佛教概念，而“圣神”又是儒家概念。总之，只要帽子高，就都给自己戴上。 这年八月，武则天的另一侄儿武三思，投女皇之所好，又纠集部落酋长请求修建一座歌功颂德的“天枢”。 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罕见，是由铜铁铸造成的图腾柱，选址就在神都皇城的南门——端门之外。 武则天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即令宰相姚璹为督作使。武三思便号召各部落来洛阳的使节与外族商人捐款百万亿，收购天下铜铁。武则天是比较优待外商的，曾在洛阳置“来庭县”让外商居住，让他们享有一定特权。于是，外商乐于常驻洛阳做生意，大周的外贸触角也伸到了今义大利、法国、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地。对此，外商还是心存感激的，捐钱没费多大的事。 这个“天枢”的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一百七十尺。柱为铜铸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尺，蟠龙麒麟围绕柱身，顶端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三思亲撰铭文，称颂大周之功德，贬低大唐之旧政，镌刻于柱，并刻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于其上。又由武则天自书"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几个大字，也铭刻其上。 经过一年的折腾，天枢方铸造完毕。因消耗的铜铁量太大，所募之钱购之不足，又在民间强行搜刮，把农民的农具、器皿也无偿徵调，闹得百姓家败人亡。 武则天到了晚年，虚荣心大增，她的情人薛怀义给她出力不少，她对薛也就信任到无以復加。延载元年，武则天甚至让这个和尚任代北行军道大总管，领兵去讨突厥。薛怀义由此成为中国歷史上军职最高的一位和尚。 和尚出征，威风凛凛，下辖18位将军，连宰相苏味道、李昭德这样显赫的大臣也随军听他调遣。前面说过，薛怀义的运气好，不等大军开到，突厥就退了，但和尚大帅却出尽了风头。在军中，因与李昭德一言不合，薛怀义还抽了李昭德几鞭子。像李昭德这样的强人，竟然也服了软，因惶惧而请罪。 薛怀义越发有恃无恐，伸手向女皇要起钱来理直气壮。每做一次无遮大会，就要费钱万缗，还要向民众散发功德钱十大车。在撒钱的时候，万人哄抢，甚至导致踩踏死人！ 到后来，薛怀义嫌宫中拘束，又恼很大臣们老是弹劾他，就不常进宫去陪女皇了，整天呆在白马寺与千名武僧舞枪弄棒。 不仅如此，薛怀义还经常带领这群年轻僧人四处作恶，白日唿啸于街市，殴打百姓，凌辱妇女，引得洛阳百姓怨声载道。 这还了得！有人便怀疑他“潜图不轨”。 这个人，就是殿中侍御史周矩，他奏请女皇，要求调查薛和尚。 在此之前，已有御史冯思勖弹劾过薛怀义。薛怀义知道后，就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在朝臣们出入的宫门前徘徊，伺机寻衅。
第128页 这一日，两人狭路相逢，薛怀义骑着快马冲到了冯思勖面前，故意口出狂言，以图激怒冯御史。他拉着缰绳，趋马围着冯思勖转圈圈儿。 冯御史是个硬骨头，既然敢做就敢当，他傲然而立，毫无惧色。薛怀义气急败坏，一声令下，那些随从僧人立刻冲上来，围住冯思勖勐打，直打得这个文弱书生满身是血，几近断气。 薛怀义要让天下的士民知道，能吃女皇帝软饭的人，自古以来也没有几个！你们惹得起么？ 但薛怀义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周矩。周矩想扳倒薛怀义，那可不是一时的激忿，他为此已准备了将近十年。 周矩提出请求后，武则天考虑到薛怀义在拥立问题上出力甚大，又怕追查薛怀义会牵出她的宫闱暧昧之事，影响不好，就表态说：“不可。” 周矩一再坚持，不肯让步。武则天考虑了一下，便说：“你先退下吧，朕马上让他到你那里去。” 武则天这么做，是给了周矩一个面子。这样做，算是煞了一下薛怀义的威风，如果周矩知趣，就应该按照官场对等交易原则，也给薛怀一个面子。 果然，待周矩回到御史台，薛怀义跟着也就到了。 可是，薛怀义不能理解女皇的苦心。他向来是个不讲规矩的人，其身份又如此特殊，哪里会把什么御史放在眼里。到得衙门口，踏阶下马，傲然而入，也不搭话，就坦腹靠在了床几之上。周矩正要审问他，却见这“薛师”又腾地起身，出门跃马而去！ 周矩无奈，只得向女皇告状。武则天说：“此道人患风，不须苦追。他所度的那些僧人，就任凭你穷追到底吧。” 什么叫“患风”？就是疯疯癫癫，做事异于常人。这并不是个免于追究的理由，不过是给了周矩一个台阶下。 周矩动不了薛怀义，但处置那一千多个恶僧还是绰绰有余，把这帮小子一古脑都流放到远州去了。 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这样处置，对周矩不公，就把周矩提拔为天官员外郎，以示安慰。 薛怀义的羽翼被翦除，忿恨不已。过了不久，便找机会构陷周矩。结果，周矩的结局是“下狱死”。 女皇也是女人啊，再怎么样也还是袒护自己情人的。 武则天也遇到了她的色与戒之两难处境。这个薛怀义，实在是可爱又可恨。 他在工程技术上才华横溢，又富于奇思妙想，传说中的鲁班爷也不过如此。他在万象神宫做无遮会，想出来的花样儿匪夷所思。无遮会是佛教的一种法会，是向各地僧人与普通民众（包括乞丐）布施财物的大会，举行的时间长、人数多。“无遮”，意思就是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限制，可以平等参加。 薛怀义为了制造惊人效果，命人在地上凿了一个深五丈的大坑，上面用彩绸扎成宫殿，将佛像置于坑中。举行法会之时，用机械装置将佛像徐徐抬起。众人远远看去，犹如佛像从地底冉冉升起。周围又有上千支腊烛同时点燃，将佛像照得金光熠熠。 中国人习惯于偶像崇拜，民众们看到这庄严神奇的景象，无不为之倾倒！ 薛怀义的奇思层出不穷，他还在一幅巨幅的布上画上了佛像，高张于天津桥南，然后设斋会，把僧人召集起来吃斋饭。 这幅巨画，高有两百余尺，仅佛像的一只鼻子，就有一条船那么大！画是用牛血做颜料画成的，薛怀义则声称：是他刺破自己的膝盖，取了自己的血画成的。 这副中国史上罕见的户外广告一经挂出，立刻轰动洛阳，人人称奇，都以为是逢到了五千年未有之盛世！ 可是，此时薛怀义与女皇的关系，已经比较微妙。武则天虽然感念他有拥戴之功，但也越来越不喜欢他的蛮横狂野。 据说就在薛怀义领兵出征的两个多月里，女皇耐不住寂寞，就召御医沈南缪（此字为王旁）顶岗，成为女皇新宠。御医看病看成了面首，这在古代医疗史上大概也比较罕见。 这个沈南缪，据说在房中术上的功夫不如薛怀义，但在理论上相当有一套，并能炮制独门春药，可以博得女皇欢心。 薛怀义班师回朝后，发现武则天对他的态度冷淡，远不如从前。心中便有些不快。但他还不知道沈南缪已经接了他的班。这段时间里，倒是太平公主和他有了一腿，让他心中才略略找回了一些平衡。 太平公主自从再嫁之后，就有些不大守妇道了，多有出轨的绯闻。不过，她此次把母亲的情人搞到手，倒还不是横刀夺爱、飢不择食，而是见母亲冷淡了薛怀义，怕这个胆大的和尚一旦闹起来，大家都不好看。此外，她也确实很喜欢这个孔武有力的野和尚。 薛怀义一开始，并不知道有这么多曲折，只是以为武则天年事渐高，已经没有什么性趣了。母亲不行，还有女儿接替，也还算不错，因此薛和尚倒也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后来，薛怀义听说了武则天宠幸沈南缪的事，这才恍然大悟，“恨怒颇甚”。想来想去，想不通，就由着性子撒起泼来。 他在白马寺奢华的寮舍中，喝了几大碗酒，借着酒劲就直奔天堂而来。 由于他身份特殊，没人敢拦阻他。他坐在那尊二百五十尺高的巨型佛像下面，越想越气，索性放起了一把大火。
第129页 天堂紧挨着万象神宫，两座土木建筑一着起火来，势不可当！巨大佛像的内部，又是用贮麻填满的，本来就易燃。火一点燃，整个大佛瞬间就变成了一尊极为壮观的“火佛”！ 这天晚上，恰逢有风，火借风势，一举沖天。火光照亮了整个洛阳城，如同白昼。那幅世界第一户外巨画也被引燃，折成几百段飘落而下。 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其间虽然也有人救火，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众人只能拼命泼水，护住周围的宫殿，眼睁睁看着巍峨的万象神宫和天堂被烧成一堆废墟。 天堂失火时，武则天正在端门外赐宴官员与百姓，这下看到了好大一场烟火表演。有人赶来向女皇报告薛怀义放火的真相，武则天听了大为尴尬。这个真相，怎能向百官言明？ 她只好向众官宣布：在天堂里干活的工匠，在烧剩余的废料时，不小心失火，点燃了佛像，延及天堂和明堂。 左拾遗刘承庆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便请求停止宴会，以答天谴。武则天本想同意，但是宰相姚璹却反对，说不必大惊小怪。武则天也就改了主意，赐宴如故，又亲自到城门外去看望正在大吃大喝的官民。 但是这把火不能就这么白放了，武则天几次下密诏召薛怀义进宫，想教训一下他，让他放老实一点儿。薛怀义却以种种藉口就是不来。 武则天这下动了怒，想除掉这个无法无天的和尚。然而薛怀义的身边有上千名武装僧人，还有50名“亲兵”，不易近身。无论是公开逮捕或是密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这事，恰恰又不能闹大，一旦闹大了，太失体统。 武则天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事。五湖四海都可以踏平，一个和尚却除不掉了。她不由得犯了难！ 这时，她想到了视之为心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派人把公主召进宫来，商议对策。 关于薛怀义的结局，史书上的说法略有歧异，但可以判定，大致为如下的情况—— 武则天母女最后商定，薛怀义最近的行为已走火入魔，很难揣测下一步还能干出什么来，须严加防范为妥，并且有机会就应下手除掉。武则天便命女儿挑选几十名健壮的宫女，在自己身边作为防护。 《旧唐书*薛怀义传》记载，不久，有人告发薛怀义谋反，“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 但也有说是太平公主这里布置好了以后，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二月初四，派了一个从前与薛怀义关系不错的心腹出面，去宣薛怀义入宫。 薛怀义听说女皇宣召，不疑有诈，大摇大摆地就入了宫。 过去女皇密宣薛怀义入宫，薛总是疑虑重重，不肯去。但这次为何欣然前往？史书不载，可能是太平公主方面来的人，使他放松了警惕。 这位花和尚刚刚步入后宫，几十名壮硕的妇人就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绑在了瑶光殿的树下。紧接着，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的哥哥、建昌王武攸宁带领卫士赶来，将薛怀义殴杀，尸体送到白马寺焚烧。 据说，花和尚化为灰后，被混入泥土，烧砖造屋了。 彼时太平公主通过政治联姻，已与武氏子侄结为联盟，她秉承母亲的意图，利用这一势力灭掉薛怀义，是比较可信的。 大概是这个恶僧死前的胡闹让武则天羞愤难当，当月十六日，她去掉了“慈氏越古”这一富有佛教意味的尊号。 崇佛使她蒙羞，但儒家意识形态的活动还是要继续搞，而且规模要大，名堂要多，不然怎能有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她下令重建明堂。 四月，天枢建成，费去了民间铜铁二百万斤。 九月初九，女皇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赐群臣宴会九日，改元“天册万岁”，大赦天下。 “天册”，这已是儒家的概念了。这一系列举动，表示武则天已经渐渐疏远佛教理念，在向本土意识形态靠拢了。这一思想转变，我以为，直接影响到了她不久后对于身后事的安排。 第二年的腊月初一，武则天又开始了一次谋划已久的大典，前往中岳嵩山封禅。她亲率百官、宗室、部落酋长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来到嵩山脚下。十一日，封嵩山为“神岳”，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成县为告成县。一切都照搬当年的封泰山之仪。 当年封泰山固然显赫，但她那时还是作为高宗的皇后参加的，这次则是她独立的功绩。女皇当国，到此时可谓登峰造极。武则天一高兴，就免了天下百姓当年的租税——她知道，百姓都是现实的，只有给点儿看得见的好处，他们才能从内心感恩戴德。 在中国本土神话中，有一位周灵王的太子，叫王子晋，相传曾在嵩山修炼30余年，后升仙而去。这次，武则天还特意追尊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单独立了庙。武则天亲自撰写了《升仙太子碑文》，文为骈体，字为飞白体。此碑至今犹存，就在今天河南的偃师县。 据《偃师县志》评价，“其行书有丈夫气”，端的是字如其人！ 这年的三月十六日，新明堂建成，规模略小于旧者，但也高达294尺，名曰“通天宫”。新明堂显然没有薛怀义建造的那个那样壮丽，但武则天还是很满意。四月初一，她举行了亲享之礼，改元“万岁通天”，大赦天下。
第130页 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又铸九鼎。所谓“九鼎”，也是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礼乐”中的重要一项，是象徵国家权力的镇国之宝。与当时天下的“九州” 相对应。分别是：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九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即表示豫州为天下中枢。 相传最初铸九鼎的是大禹，九鼎集中放在夏朝的都城阳城，表示天下从此一统。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周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的“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周王朝末期群雄争霸，战乱不已，九鼎也就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踪，成为千古之谜。成语中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都源出于九个宝贝。 到了武则天时代，九鼎当然早就没有了线索，女皇就决定自力更生。当年四月，鼎铸成，其中豫州鼎同样也是最大，高一丈八尺，容1800石；其余均高一丈四尺，容1200石，共用铜56万斤。从这些数字看，简直是一批用青铜铸成的巨无霸了！ 武则天还嫌不够气派，想融化黄金千两，为九鼎涂一层金。宰相姚璹这一次总算没有迎合上意，提出反对意见说：“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本已五色夺目，不须再饰以金。”武则天这才没有多此一举。 九鼎铸好后，武则天动用了军队的牛和白象，将这些大傢伙从玄武门拖曳到“通天宫”。运输途中，牲畜与人一起用力，宰相与诸王都在现场指挥。武则天为了鼓舞士气，还自创了“曳鼎歌》，命乐工谱曲演唱。一时间人喊马嘶，好不热闹！ 武则天还为九鼎亲制铭文曰：“神农首出，轩昊应期，唐虞继踵，汤武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玄降鉴，还建隆基。” 后来，她的孙子李隆基称帝后，把这段铭文作为自己受命的符瑞诏告天下。因为铭文的最后两句可以理解为希望上天鑑别人才、以“隆基”为帝之意。武则天当时是否果真有此意，难以考证。但在亲制铭文时，李隆基已有12岁，受到女皇的特别宠爱，所以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来由。 武则天是个有文化根底的皇帝，她治下的大周，在文事方面非常鼎盛。她大兴土木、铸铜铸铁，当然是瞎折腾，劳民伤财，但是她在振兴文化方面，也还是有大功劳的。 由于她本人的爱好与影响，她执政时期，经学、史学、文学、音乐、舞蹈、天文、数学等事业都非常发达。国史馆编修了《高宗实录》一百卷和一部未完成的《唐史》。私家史着也极为兴盛，有姚璹着《时政记》，专记军国大事；有刘知几着《史通》，阐述史学理论。 特别是刘知几在当时提出的史观：“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官要“不虚美，不隐恶”，史书应“文约而事丰”（议论少而史实多）等等，迄今仍是史学圭臬，映照出了一些现代史学家的羼弱与浅薄。 武则天还下令编辑了一套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类书，就是百科全书汇总；三教，就是儒、佛、道。这部《三教珠英》，是收集三教名人名言的总集。她命张昌宗召集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等26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 这些参与编辑者，人称“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在修书其间，“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是武则天时期宫廷诗人的盛大聚会，极一时之风光。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集成了《珠英学士集》五卷。史载：“当时文人，以沈、宋为杰出，每以丽词，邀女后欢喜，上官婉儿又为之染翰着色，朝野争羡，故一时化之。”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摆脱六朝积习、焕然一新的时期。武则天本人就会做诗，现存尚有46首。她的诗，也有清新可诵的诗句，比如“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之类。当时她经常出游，一旦看到好景色，自己即兴作诗不算，还命令臣僚奉和。 当时还有大型的诗歌赛会，其中“龙门夺袍”就传为诗坛佳话。武则天在游幸洛阳龙门时，命群臣作诗，左史东方虬先成，武则天以锦袍赐之。后来宋之问诗成，武则天读了，大为赞赏，认为超过前者，就夺下锦袍转赐宋之问。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武则天对诗歌的爱好、对诗人的礼遇，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武则天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决定以诗赋取进士。结果，作诗之风，风靡全国，上至朝廷大僚，下至五尺孩童，作诗蔚然成风。史称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年，“公卿百僚，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 以诗歌作得好而选官，并且成为长期制度，这在人类史上大概绝无仅有！ 百官以作诗为荣，学子以作诗为务，草民以作诗为乐。此风气一开，唐初诗风为之一变，完全脱出了宫体诗风格，格律渐趋完备。齐梁猗丽渐消，汉魏风骨重振。出现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等一批明星级诗人，为盛唐诗歌的繁荣铺下了一条开阔大道。
第131页 唐朝，何以成为“诗国”？唐诗，何以成为巅峰？ 武则天，功不可没也！ 女皇不仅喜欢作诗，也擅长书法，尤精于“飞白”与行书。所谓“飞白”，是指笔划中露白的一种书法，十分苍劲典雅，但书写起来不易。她的行书，学的是“二王”，极有造诣，群臣是非常服气的。 她还规定，“善书”也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当时，涌现了一批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李邕、王知敬等。 那时的画家阵容也是不得了，有薛稷、殷仲容、曹元、李思训、吴道子、李嗣真等人。其中的吴道子，为古代赫赫有名的“画圣”。 武周时期的音乐舞蹈，也因盛世降临而兴盛。武则天曾亲撰舞蹈乐曲多套。有一支《鸟歌万岁乐舞》大有来头。其时，宫中养有一种鸟，南人唿为“吉了”，样子颇像八哥，会模仿人语，常唿“万岁”。这支舞曲由三人表演，伶人皆穿大袖红抑，戴鸟冠，学鸟步，腾跃起舞。乐曲中还夹杂着“能言鸟”唿喊万岁的鸣声，是典型的太平时代歌舞。 武则天还叫人组织撰写了《乐书要录》十卷，这是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书籍，后失传，仅在日本存有三卷。 那时的文章，也处在一个鼎盛期，名人甚多，其中“青钱学士”张鷟(zhuó，音卓)尤为特异。史称，他下笔敏捷，言词诙谐，着述颇多，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所作大行于时。时人贊他“文辞如青铜钱，万选万中”。“青钱学士”即由此得名。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唐，皆争相以金币购置他的文章。这已经是国际知名作家了。 他用骈文写的传奇小说《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投宿某大宅，受到女主人十娘和五嫂的柔情款待，宴饮欢笑，以诗相调，宿一宵而去。小说中的“仙窟”，实际是指妓馆，这是以委婉手法写了士大夫的潇洒生活。 这篇传奇小说採用通俗的骈体，韵文散文夹杂，间杂着民间俗语、谚语，十分活泼。《游仙窟》在中国久己失传，但从唐开元年间起，即已流行日本，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影响。直到清朝末年，此书才倒流回中国。 唐初科举里还有“明算”一科，也就是数学科。由于数学着作深奥难懂，明算科时兴时废，到了武则天这里，她始终坚持保留数学考试。 武周时期，张文仲精通医术，任尚药奉御。武则天重视医学，召集张文仲等名医撰写了《新本草》等医药书籍，凡十八种。前面提到的乐工安金藏自杀以明志，五脏皆出，医官都能把他给救活了，可见当时的医术已非常高明。 武则天对天文学也很热心。时有道士尚献甫，精通天文歷算，武则天特地召见他，任命为太史令。这尚献甫是个超脱之人，声称“不能屈事长官”，武则天为了留住人才，就把太史局更名为浑仪监，变成独立单位，不再隶属于秘书省。 唐初的贞观年间，平復战乱创伤是主旋律，文化的恢復与重建还不具备规模。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文化才勃然兴盛，百花齐放。盛唐时期的文化繁荣，有很多能在大周这里找到源头。 盛世，那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没有雄厚的文化打底，谁敢妄称盛世？ 35、大周朝被边境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 武则天的大周朝，虽然文事鼎盛，但是武功方面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本来，大周是由武功赫赫的大唐脱胎而来，四夷已基本宾服，就连气焰甚高的东突厥和高丽也被唐灭掉，周边应该说没有什么强敌。 西边的吐蕃势头虽然很勐，但几经较量，双方已处在僵持状态。 可是，在大周立国以后，对外战争中的倒霉运气就始终纠缠着女皇。 早在武则天称制后，平静已久的边境就又有了烽烟。前来挑衅的，是早已灭国的东突厥残部。这时，唐朝的名将已凋落得差不多了。本来负责西部防卫的大将军程务挺、安西都护王方翼，也因裴炎案被杀被贬。 武则天自翦羽翼，把东突厥阿史那骨笃禄可汗高兴得摆酒相庆。垂拱元年（685年）东突厥袭扰朔州、代州。武则天派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与副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唐军行至忻州，与突厥兵遭遇，大败，死5000余人。“蜀中无大将”，从此东突厥势力復起，成了边境一大患。 垂拱三年(687年)二月二十二日，东突厥又来攻掠昌平；七月攻扰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则天这回不敢大意了，任命名将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李多祚为副大总管，率军进讨。双方在黄花堆(今山西山阴县)遭遇，黑齿常之挥军奋勇冲杀，大破突厥兵，乘胜追击4040余里。突厥军溃不成军，逃往大碛以北。 十月，左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因妒忌黑齿常之的战功，遂上表请求穷追突厥。武则天接到表章后，让爨宝璧与黑齿常之计议，遥为声援。爨宝璧欲独占军功，不等黑齿常之同意，就擅领精兵13000人先行，出塞2000余里，进袭突厥。 追上突厥之后，见突厥统帅阿史德元珍并没有设防，本该一举出击，但爨宝璧昏了头，自持兵力强盛，派人告知突厥，迫人投降。结果人家当然严加防备。一战下来，唐军被突厥击败，全军覆没。爨宝璧轻装乘马逃归。武则天一怒之下，诛杀了爨宝璧。
第132页 在与东突厥的战争中，武则天因政局不稳，徐敬业乱起，所以不想对外大打，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动态势，全赖黑齿常之扳回了一局。 可是不久，黑齿常之就被冤死。他死后，北边再无良将，致使东突厥日益强盛，成为纠缠了武周整整一朝的恶梦！ 将才凋落，武则天本人可能不以为然，她在权力高位上呆久了，容易产生掌权者无所不能的幻觉，以为过去的胜仗都是靠自己的威望打出来的。她忘了，具体的仗，是由具体的武将打的。没有一线得力的勇将，最高统帅就是威名再高，又有什么用？ 就在东突厥被暂时击退后，吐蕃又来进犯，与唐争夺西域。 西域是唐的羁縻区域。在古代，领土的概念与今天不大一样，那时分为“本部”与“羁属”两大类。本部，就是直接管辖的领土，与今天相同。羁属则是臣属诸藩，也设立羁縻府州县，但与直辖正州不一样，是由边州的都督或都护来管辖的。他们的头头，还是原来的酋长。 这么看来，羁縻府州县实际上就是大唐的自治属国或所属自治部落，大唐中央不实行直接管辖。 在他们以外，那些没有臣服的周边国家，就是一般的诸藩；而与大唐干脆一点儿联繫也没有的遥远国家，就叫做“绝域”。那时候的中国人，打死也想不到：一千多年以后，就是这些绝域的野人成了大气候。 西域诸国已是大唐藩属，吐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抢这块地盘呢？ 是武则天的对外策略出了问题。 武则天在对付内政上是一把好手，经歷了无数险恶，歷练出了高度的警觉，往往不给潜在的政敌以生存空间。但是，她在对外策略上，却犯了宋襄公式的错误，老想以德服人。 在国际关系上，歷来是实行丛林原则。要想人不犯我，你得先把对方打服了，或者有效地震慑住。单纯和平外交的结果，除了割让领土之外，换不来人家的一点儿尊重。唐太宗实行的“消灭强敌、震慑其他”的总体战略，即便延续一千年也是有效的。武则天却完全把这一策略放弃。 她这一段时间想要当皇帝，内政上有太多的牵扯，所以不大想穷兵黩武，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让西域各羁縻诸藩復国，使其成为大唐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这样，天朝既有“存亡继绝”的美名，又省去了万里转输军资之劳。 她这个策略，是“看上去很美”。 光宅年间，她下令“其都护、汉官及镇兵等，并悉放还”，后又扶植西突厥两位可汗復国。到垂拱二年（686年），干脆罢去了安西四镇。这一让，可是让得太彻底了。 让远戍的将士回本土，这诚然是好事；可是撤回了监护力量，那些属国会发生哪些变化，事先并没有科学的预见。 在这里，存在着两个危险：一是诸藩归属已久，甚为熟悉大唐的军国情势，一旦独立，很可能会反叛，其势难以制服；二是大唐势力一经撤退，就会有别的势力趁虚而入，这些属国即使不想叛变，也完全没有力量自卫，最终只能叛降。 她低估了邻国称霸的野心。在这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肯真心做绵羊的，只要有可能，大家都想做狼！ 和平外交，也须有刀剑来维护。 武则天却1顾陶醉于她的“务在养人，不在广地”的德政。这话，对内说说还行；对外，没人会买你的帐。你不广地，人家就要来抢你的地。 一着棋错，武则天精心构筑起来的大周，边境上就不得安宁了！ 垂拱三年（689年）年底，武则天命文昌右相韦待价领兵击吐蕃。这个任命，一看就很悬！韦待价是文官，现在忽任武职，他本人又没领过兵。而他的对手，则是两次大败唐军的吐蕃雄师，这岂不是驱羊餵狼？ 除了这一路之外，武则天还想徵发梁州（在今陕西汉中）、凤州（在今陕西凤县）的民夫，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出一条山路，先出击生羌（川西部落），然后从这个方向夹击吐蕃。 陈子昂上疏反对，说雅州一带的边羌一向安居乐业，现在突然攻击，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么？如果，逼得边羌为吐蕃先导，从这个地方向我突破，那我们就弄巧成拙了。陛下弃安西四镇，就是为了休养生息，现在忽然又想兴大役，动甲兵，这无疑是要走古来国亡家败的老路。 武则天见说得有理，方才作罢。 转过年，也就是永昌元年（689年）的五月，韦待价率大军抵达寅识迦河（在今新疆霍城县），与吐蕃战，结果不问可知——唐军大败。 唐军主帅惊慌失措，士兵冻饿交加，死伤者众，只得撤退。 这是唐军第三次败于吐蕃了。 武则天大怒，将秀才不知兵的韦待价流放绣州（今广西桂平），副帅安西都护阎温古被斩。 其间，倒是有一位安西副都护唐休璟脱颖而出，他收拾残军，安抚西土，显得颇有胆略。武则天对他很赏识，将他提拔为西州都督。 顺便提一句，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派薛怀义北上讨突厥，侥倖未遇敌。第二年，派右相岑长倩西征吐蕃，但半道又莫名其妙下令退回，岑长倩也因内政问题被处死。 稍后，上苍好歹让武则天喘了口气，吐蕃内部接连出现问题，贊普（国主）和文成公主先后病死，部属多有来归降的，东突厥骨笃禄可汗也病死，边境形势因此有所缓和。
第133页 唐休璟见形势不错，就建议武则天收復安西四镇，重建西域霸权。 武则天採纳了这个建议，命右鹰扬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领兵收復四镇。 这个王孝杰，是个传奇人物，以前在随刘审礼征吐蕃的时候，在青海战败被俘。因为他长得像吐蕃国主的父亲，所以居然得免死，安全归来。武则天考虑到他久在吐蕃，悉知虚实，于是力排众议，让他当了大军主帅。 自武则天独立执政到现在，除了黑齿常之那一次以外，任用出征统帅几乎没有一个是恰当的，有时候简直就是乱点将。直至这次用王孝杰，才算是终于识人。 王孝杰不负重託，于长寿元年（692年）十月，一举收復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驱逐了吐蕃势力。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留三万精锐守卫，号为“武威军”。有这一根钉子牢牢钉在这里，从此之后丝绸之路的通道才得以确保。 两年后，王孝杰又大破吐蕃和西突厥联军，因军功而升至夏官（兵部）尚书，同三品，成了宰相。 吐蕃是个扩张型的国家，在安西这面（今新疆一带）受到阻遏，就图谋陇右方面（今甘肃一带）突破。 证圣元年（695年）七月，吐蕃宰相、老将论钦陵又出马，击洮州（今甘肃临潭县），武则天仍是命王孝杰统兵迎战，授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给他配的副帅，是娄师德。娄老爷子以前曾以宰相身份在这一带代理过营田大使，熟悉情况。这一对正副统帅的搭配，应说是相当不错的。 两军旗鼓相当，可是吐蕃老将钦陵终究是技高一筹。次年三月，在素罗汗山（在洮州界内）大败周军。 王孝杰获罪，免死被罢为民。娄师德也被贬为原州（今宁夏固原）员外司马，连正式编制都不是了。 娄师德遭此挫折，本性依然不变，在移交问牒时吃惊地问：“连官爵都没有了么？”而后又说：“也好，也好。”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 这年五月，契丹部落以几万人的实力，居然也起兵而反周。同时，东突厥也入侵凉州（今甘肃武威）。 大周西北边境，眼看着烽火连天，万分危急。 恰在此时，本该趁火打劫的吐蕃却不知为何，遣使来请求和亲。 争取和平的机会千载难逢，武则天立即任命右武卫胄曹参军郭元振为谈判使节，前往吐蕃交涉。 郭元振只不过是个中下级官员，但此次奉使谈判极为成功，他本人也由此成了大周的一颗外交明星。 他在出使途中，恰遇吐蕃宰相论钦陵。两人地位虽不对等，但郭元振指责吐蕃背盟，晓以大义，竟使钦陵无话可说。 钦陵于是开出了条件：要和平可以，但大周能否罢四镇之兵、割让西突厥十姓之地。 郭元振当然不能同意，说四镇与十姓之地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这不是有兼併之志么？ 钦陵狡辩说，吐蕃若贪恋土地，何不就近侵入甘、凉，反而跑到万里之外去贪图那一点土地呢？ 双方唇枪舌剑，郭元振就是不答应。钦陵只得派使者随郭元振入朝，向武则天当面提出这两个条 郭元振回朝后，立刻提出建议，认为大周的甘、凉等州易受吐蕃攻击，是近在眼前的大患，四镇十姓之地则是远患。因此不能直接拒绝吐蕃的要求，防止他们被激怒而攻击甘、凉；但是也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而捨弃安西诸国，重蹈当年罢四镇的覆辙。 在此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谈判，寻求机会化解危机。他建议对吐蕃使者採取这样的说词：“四镇对朝廷本无用，我之置四镇，是为防吐蕃东侵；如贵国无意东侵，则应还我吐谷浑部与青海故地，我也将以相应土地归还土蕃。” 果然，这样一说，吐蕃方面权衡不下，不愿意失去离周近的领土，而换取离周远的领土。 郭元振还料定，吐蕃百姓疲于征伐徭役，早就想与大周和亲。只有论钦陵因掌握兵权，不愿和亲。若朝廷使用离间策，年年向他们派出和亲使，钦陵仍不从的话，吐蕃臣民对钦陵的怨恨就会加深，日久天长，他们内部定会生乱。 武则天採纳了他的建议，与吐蕃的和谈就这么拖延了下去。到圣歷二年（699年），果不出郭元振所料，吐蕃君臣发生猜忌，爆发内乱，专制了30年的宰相论钦陵兵败被杀。他的党羽受株连被杀2000人，子弟也都跑来投降大周了。 吐蕃经过此一乱，实力大大减弱，后来再数次攻大周，却只有吃败仗的份儿了。 特别是从长安元年（701年）起，武则天提拔官职卑下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甚得其人。 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增筑城堡，广开屯田，将州境扩大了四倍，积军粮可用数十年，把凉州治理成了路不拾遗的小天堂。吐蕃、突厥均不能侵至城下，终于彻底解除了这两大宿敌对周朝的威胁。 他是一位天才将领，善抚部下，令行禁止，在西域诸部中享有很高威望。多年后，他被调任回京时，诸部分酋长依依不捨，甚至有人以刀割破脸以表示离别哀伤的。这是后话。 吐蕃眼看北上和东进都无望，便于次年遣使来和，后又献马千匹、金二千两求婚。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国内大乱，属国皆叛，贊普死于讨伐军中。大周西部的形势才从此缓和下来。
第134页 此时的敌人，就剩下来自东北方向的契丹一支了。这个契丹，是个混杂的游牧部落，大抵属于东胡族，唐时居于辽河上游，也就是高丽的西边，占地两千里。过去曾臣属于突厥，隋初时内属，到唐时仍是属部，酋长还被赐姓李。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这里出了大乱子。因管辖他们的大周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残暴不仁，激怒了契丹诸部。李尽忠、孙万荣两位酋长于五月起兵，攻陷营州，杀了都督。 这简直是老虎头上动土！ 武则天遂派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28将出兵讨之。又改称李尽忠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以泄心头之怒。 这种文字游戏毫无用处。李尽忠占据营州后，自命“无上可汗”，派孙万荣为前锋，四处出击，所向无敌。仅仅旬日之间，就纠集了数万人，又进兵檀州（今北京密云），冲进大周的本土来了！ 这真乃奇耻大辱，自贞观以来，就从没有过。 但更大的耻辱，还在后面。周朝几十万大军刚一与叛军接战，就中了人家的诡计。 那李尽忠等既然叛乱，又怎能束手待毙？他们将在营州俘虏的几百名周军士卒放还，诈言“我军饥寒不能自存，待大军一到即降”。这种鬼话居然哄住了大周诸将，各将以为契丹不堪一击，都奋勇当先，想夺头功。 官军行至黄獐谷，契丹又遣老弱兵卒来降。曹仁师等三军更是心急，甩下步兵，率骑兵疾进，不想在平州的西硖石谷遭遇契丹伏兵。主将张玄遇、麻仁节被飞索绊马，滚下马来成了俘虏。其余周军将卒死伤满谷，几无生还！ 契丹又在战利品中找到军印，写了假文书，强迫张玄遇等署名，召大周另外两将燕匪石、宗怀昌火速赶来会战。两军接到假文书，不疑有诈，昼夜兼程赶来。契丹则以逸待劳，伏兵四起，一网打尽！ 败报传至神都，朝中大惊。 大周这只大老虎，竟然被契丹这只小耗子捉弄至此！ 随着岁月推移，大周的军队不仅将校素质下降，士兵的素质也远不如前了，已是一支军纪松弛、士卒怯战的疲老之师。对外战争靠这样的军队，只能是“兵愈出而事愈屈”。 堂堂的朝廷大军，竟被区区数万叛乱部族所灭，这事深深刺激了女皇。她咽不下这口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歼灭这股悍贼。 她任命建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大将军，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任命能征惯战的王孝杰为前锋，率18万大军再行征讨。同时下令徵发天下在监囚徒及士庶家奴，由官府给钱赎身，以解决兵源紧缺的问题。 这样的决策，又是昏招。武攸宜毫无作战经验，武家的男人又多是虚骄狂妄之徒，以他为大军统帅，无疑又是驱羊饲虎。放着名将王孝杰不重用，不知女皇是怎么考虑的；是怕王孝杰兵带多了会造反，还是为了给武家的子侄增添一点儿威望？至于以囚徒和家奴充当战斗人员，就更是驱平民以陷战阵，人再多，也是去餵老虎。 不过，女皇的运气不错，恰在此时，东突厥酋长默啜请求归附，表示愿意率部众讨伐契丹，助大周一臂之力。武则天见他有诚意，便应允了，授予他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由于东突厥的加入，战局这才有了转机。 这年十月，李尽忠忽然病死了，孙万荣接替了他的位置。默啜看准这个机会，袭击了叛军的老巢松漠，抓住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妻儿。武则天大为高兴，晋封了默啜的名号。 孙万荣虽然被断了后路，但他并不惊慌，反而採取更凌厉的攻势，克冀州（今河北冀县）、攻瀛州（今河北保定），越战越勇了。官军此时迟迟调集不齐，河北人心震恐，百姓纷纷逃难。 到了神功元年（697年）三月，朝廷大军才开到前线，与孙万荣大战于西硖石谷。 又是西硖石谷！这地方简直是周军的天然坟墓。 武攸宜这人，既迷信，又狂妄轻敌。此前略有小胜，立刻夸大报功，吹牛吹得连自己也晕了。他发信给前锋王孝杰、苏宏晖，只说是孙万荣到了穷途末路，说什么“营州飢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即拟归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情报，估计又是上了契丹假情报的当。 因此，周军上下无不瀰漫着轻敌速胜的浮躁情绪。 决战当天，王孝杰自率精兵在前，奋力击敌，苏宏晖在后跟进。契丹顶不住，纷纷败退。王孝杰领兵穷追，追至一悬崖处，契丹忽然回兵反击，来势兇勐。 在后押阵的苏宏晖畏敌如虎，一见情况有变，率先弃甲而逃。周军大部分素质不高，一见将领先逃，立刻大乱，全军溃散。可怜王孝杰势单力孤，被逼上悬崖，坠落山谷而死。 武攸宜傻了眼，只得写了谢罪书飞报朝廷，请求换帅，自己回京待罪。 武则天闻报大惊，但他并未处理武攸宜，只下令追赠了王孝杰的官爵，派使者到军中去斩怕死鬼苏宏晖。但是苏宏晖命大，在使者抵达之前，他又立了战功，得以免死。 武则天一方面与突厥讨价还价，催促突厥赶快去打孙万荣，一方面又派了武家的另一个废物——河内王武懿宗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前去剿灭契丹。 这个武懿宗在低能方面，大概又比攸宜多了一等，胆小如鼠，领军刚到赵州（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军有数千骑在攻冀州，吓得就想后撤。有人建议说：敌军无后勤，如果官军在此拒守，日久敌必然涣散，而后击敌，可获全胜。
第135页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武懿宗早已吓软了腿，不听众议，下令后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一路上张皇失措，抛弃了大量军资。随之而来的契丹，乐得大掠赵州而去。 契丹孙万荣大破王孝杰后，企图与突厥联手袭幽州。但是突厥的默啜刚与大周结好，又担心孙万荣坐大以后，会殃及自己，就扣下了孙万荣的使者，发兵攻击孙万荣的后方。 突厥势力介入后，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孙万荣大为恐慌，原本与他结盟的奚人部落也叛变降周。大周将领杨玄基、张九节和奚人分道夹击孙万荣。 孙万荣狼狈东奔，到最后身边只剩下几个家奴。他在途中于林下喘息，嘆道：“今欲归唐，但罪已大。归突厥亦是死，归新罗亦是死，如何是好？”家奴听了，心中惶恐，就趁他不备，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来，降了大周。 这场自武则天临朝以来最费力的一仗，总算惨胜。战后，武则天命武懿宗、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民众，收拾残局。 这个河内王武懿宗，到现在可是神气起来了，把那些被契丹裹胁的民众都视为叛逆，剖腹取胆，极其残暴。河北民众把他与契丹的勐将何阿小并称，道是：“唯此两何（河），杀人最多！” 武懿宗还朝后，又上奏请求将河北民众从贼者尽行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女皇面前按捺不住，大骂武懿宗畏敌如虎，陷民众于水火，是不忠之徒，惟有斩首以谢河北百姓！ 武懿宗被揭到痛处，不敢反驳。司刑卿杜景俭趁机请求，赦免河北被胁迫之民。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一战，大周虽然出尽了洋相，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武则天彻底清醒了过来。她明白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肉身，上苍并不特别护佑，既无什么“金轮”，也非什么“天册”。此后，便主动去掉了“天册金轮”的尊号，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皇帝了。 武则天虽然当了皇帝，但到底是中国女人，心里向着娘家的人多一些。此次接连授给武氏子侄兵权，就是想让他们有个表现的平台。 如若他们智勇双全，能横扫契丹，建立一番“封狼居胥”的功业，倒也可能树立起巨大的声望来，做个唐朝的卫青、霍去病也未可知。但是，朽木终究难雕，“二武” 在军事指挥上一塌煳涂，人心丧尽，连武则天大概也冷了心。此后，武氏子侄就只能居高位而无实权，远远地被隔在政治中枢之外了。 女皇年事已高，对武氏诸王来说，他们的这个状况已是十分堪忧了。 而在这次战争中，武则天在后期重用了一批有用之才，如娄师德、狄仁杰、杜景俭，都是一时之选，为巩固防线、安抚民众立了大功。战后，武则天把他们都提拔为宰相。 这一年，武则天73岁，是“革命”之的第8年，恰是大周时代的一半。这一年，契丹平定，边境再无大事，朝中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伏诛。大周磕磕绊绊地走了8年，到了这时，才出现了正人当朝、四海昇平的稳定局面。 回顾几年来的战事，高宗时期战略思想的失误（放弃四镇）是肇祸之端。其次，武则天把良将屠戮殆尽，几次征伐所用非人，也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女皇也有她的优点，其一，就是她不固执，发现问题后，能够改变思路。战争后期不断发现和提拔人才，就是明证。 其二，她对自己的失误，是痛心并认错的。她曾在战后的科举考试中，亲自出策问题，向广大考生徵求对于国防的意见，里面有“使三圣（高祖、太宗、高宗）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这样的沉痛之语。可见她并不是文过饰非之人。 其三，在败报连连的危机形势下，她没有乱了阵脚，而是坚持原则，调整策略，以图恢復。狄仁杰在入相后，曾经提出再次放弃四镇，交给突厥；放弃安东，交给高丽；中国坚壁清野，退守塞上。第二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也提出类似建议，请求放弃泸水以南诸镇，退守巂州（今四川西昌），把相当于现在的云南、川西等一大片土地放弃。 他们的意思，是国家彻底採取守势，本土以外的一切领土都可放弃，不与列强争霸。 他们两位是贤臣，但对战略方面的想法不见得高明。武则天没有採纳这些意见，没有再犯当年撤消四镇的错误，而是坚持以四镇和凉州这两个前出基地，从两面钳制住吐蕃，并割断吐蕃与突厥的地理联繫，避免再出现三国交侵大周的窘迫局面。到最后，还是基本延续了唐太宗的对外战略——用武力威慑周边，决战皆在境外，以保证本土安全。 在平定契丹作乱的关键时刻，她也能灵活处理与突厥的关系，为了化敌为友，答应了突厥许多苛刻的条件，促使突厥出击契丹，争取到了战争的早日结束。 这一时期，武则天面临的东突厥问题，可说是充满了戏剧性。在整个问题的处理上，可以见出女皇的忍耐功夫也够让人吃惊的。 在契丹作乱的初期，东突厥先是趁火打劫袭击了大周的几个边州，把凉州都督许钦明也给绑了去。而后，又突然向大周谢罪，提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要大周答应，就出兵攻击契丹。 默啜的三项条件是，要求武则天认默啜为儿子，要求把女儿嫁给大周的一位亲王，要求归还“六州降户”并赐给农具和种子。三个条件，有些古古怪怪。
第136页 头一个，好说，不过就是个名义，武则天又不吃亏。 第二个，就不好办，可以说是突厥方面无礼之甚。当时的凤阁舍人张柬之就提出：“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 第三条中的“六州降户”，是指高宗时归顺唐朝的一些突厥部落，被分置在丰、胜、灵、夏、朔、代六个州。 这分明就是在趁机敲诈。武则天开头不许，但权衡利弊以后，认为不能树敌过多，就统统答应了。 契丹的事平定了以后，突厥的事还没有完。第二年，武则天兑现承诺，派阎知微代理礼部尚书，带了大批金帛，护送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迎亲。结果默啜突然翻脸，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武家小姓，门户不敌，敢冒为婚？”不认武延秀为女婿，将其扣押，又立阎知微为“南面可汗”，发兵十余万来攻大周，号称助李家天子儿夺回皇位。 东突厥经过长期的经营，此时復国的大业已具规模，绝非去年作乱的契丹可比！ 河北一带局势骤然紧张，各地纷纷徵发百姓修城备战。 武则天更是不敢大意，先后发兵45万前去迎战，除了留守神都和各地必须的驻军外，全国能动员的常备军几乎都发动起来了。 突厥攻进河北后，烧掠诸州，大周似乎一下子就面临着存亡关头。 这一年是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此前曾数次使人游说女皇，谋立为太子。武则天一时没有松口。 狄仁杰在这关键时刻，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即废帝）李显，不给突厥以进犯的理由。他抓住武则天顾及身后名声的心理，进言道：“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 武则天说：“此朕家事，你不要管。” 狄仁杰还是坚持己见。最终，武则天有所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正式立为太子，原皇嗣李旦退为相王。这是大周政局的一次巨大转折。 两日后，武则天果断任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 当时太子只是挂名，并不出征，狄仁杰代掌元帅事，武则天亲自给狄仁杰送行。 在此之前，朝廷就已发出募兵令，但应募者不满千人，一听说此次是太子李显挂帅，几日内竟有五万多人投军。这个细节，对后来的政局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未等大军开拔，突厥默啜便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万余人，退还漠北。武则天遂改任敌为河北道安抚大使。 武则天在此后加强了北边的防线，在太原以北与河北诸边州都布置了重兵，严阵以待。突厥见向南突破不易，便将拓展战略改为以西进为主，再未对大周採取重大军事行动。 从高宗时代起，战后赏罚不明，也是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危机过去后，武则天吸取教训，严明赏罚。 那个被迫当了“南面可汗”的阎知微在被俘期间有严重变节行为，默啜派他去招降赵州，他竟然和突厥人在城下手拉手跳胡舞，唱《万岁乐》。大周守将陈令英在城上对他说：“你官拜尚书，地位不低，竟与突厥人一起唱歌跳舞，羞也不羞!”阎知微不知廉耻，只说：“不得已耳！” 突厥退后，周军逮到了阎知微。武则天将他杀于天津桥南，令百官共射之，并夷三族，严厉惩治了这个叛徒。 对有功军民或殉国者，女皇则给予加官晋爵或者荫子，且妇女也不例外。平州刺史的妻子奚氏，在战斗中率家僕和城内妇女助夫抗敌，也获得了“诚节夫人”的封号。 几经调整，武则天这才把国防上的思路理清楚了。 【女皇暮年】 36、女皇身边有了两个超级美男 经过几年边境上的战火，女皇似乎是身心疲惫，自此之后行事不再夸张，大多数时间在后宫享受生活，或者四处游幸，与随驾诸臣于山林间酬唱诗文。 此时女皇的感情生活，也颇不寂寞。薛师死后两年，又有了令她更为满意的情人。 可怜那薛怀义从垂拱元年（685年）起，伺候武则天前后凡11年，只因吃御医沈南缪的醋，自寻了死路。其实那沈医官只不过因为比较敬业而“得幸”，且不一定就是上了女皇的床。薛怀义可说是白白送了自己的一条命。 沈医官此后并无下文，这也可证明，他的得幸只是女皇偶而青睐。 就在契丹作乱之时，善解人意的太平公主为母亲推荐了美男张昌宗。张昌宗入宫之后，又向女皇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 张易之也是一位美少年，此时不过二十出头。女皇召见后，心内大悦，让这小哥俩一块儿入侍宫中。 张氏兄弟出身于官僚家族，叔祖张成行在太宗时期任侍中兼刑部尚书、高宗时为宰相；兄弟俩的父亲也做过雍州（今陕西凤翔）司户。 两人聪明伶俐，精通诗词音律，善弄乐器。张昌宗向女皇推荐张易之时，说张易之不仅懂乐器，而且还懂道家丹药。 堪可称奇的是，两人都生得面若傅粉，风流倜傥，宛若翩翩少女。 女皇对他们相当喜欢，令随侍左右，自由出入宫禁。凡举行宴会，两兄弟就出来吟诗弹琴，甚洽圣心。
第137页 武则天在73岁时，居然能找到两个比自己小50岁的小情人，真可谓赛过活神仙了！ 张昌宗因而被任命为“云麾将军”（贴身侍卫将军）。张易之原本由门荫而为尚乘奉御，是专管皇帝出行车驾的。武则天把他提拔为司卫少卿。又赐给两人宅第、丝帛、奴僕、骆驼、牛马无数。不久，张昌宗又被加为银青光禄大夫，最后升至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这都是近侍中的高职位了。 二张的母亲臧氏、韦氏也沾光得了不少赏赐。张昌宗的生母臧氏，年四十而丧夫，与尚书李迥秀有私情。武则天连这个也关心到了，考虑到寡居确实寂寞，就令李迥秀要常去看顾臧氏，别人不得追究。 二张地位骤贵，武氏诸王等一批傢伙也赶紧巴结，以求二张能在御前为自己美言。他们经常候在二张家门外，等二张一出来，就争先为之牵马执鞭。他们对二张的称唿，也颇为亲热，唿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极尽了媚态。 可嘆武氏诸王，本身贵为皇帝宗亲，却要奉承两个小白脸以求自固，其地位真是太过脆弱，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见武氏宗室都如此谦卑，二张也就一改起初的小心，嚣张无度。王公大臣中的谄媚之徒则纷纷趋奉于门下，搬弄是非。 当时有人赞美张昌宗之美，奉承说“六郎面似莲花”，而外号“两脚野狐”的宰相杨再思却还嫌不够，说那不对，“乃莲花似六郎耳”！ 我们中国最美好的言辞，好像一般都用在了谄媚上，自古以来如此。 这两个小白脸进出宫中太频繁，女皇总还是要顾忌一下舆论，就专门设立了控鹤监，以张易之为监卿，召集一批文学之士兼任控鹤监供奉，让他们常来宫中吟诗宴乐。被任命为供奉的员半千却不领这个情，认为自古无此官职，且所召之人多有轻薄之徒，于是上疏请罢此衙门。武则天大为生气，将他贬为水部郎中。 二张把女皇伺候得精神抖擞，年已七十五了，竟毫无疲态，且新生出八字重眉。百官闻知，都来道贺。 一到夏天，女皇就带着二张、诸武、太平公主与皇嗣到各宫去小住，有时侯还跑到在风景秀丽之地建的隋时旧宫去住。她觉得告成县的石淙涧景色不错，就在这里造了一座行宫，称为三阳宫。 宫殿落成后，女皇帝带领一干人马来这里避暑，在一块巨石上饮宴作乐。这就是武则天晚年时着名的“石淙会饮”。 武则天服了张易之制作的丹药，一些常年的病痛竟然好了，她极为高兴，下令改元“久视”。同年又改控鹤监为奉宸府，让张易之和诸武等天天陪着她宴乐。因怕狄仁杰等宰相劝阻，就命一批学士在内殿编修《三教珠英》。因为在编辑之余，文人经常吟诗作赋，饮酒行令，可以此来掩人耳目。《旧唐书*张行成传》说这是 “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 有一次在宫内宴会，武三思奉承张昌宗是神话人物王子晋的后身，武则天开怀大笑，让张昌宗穿起羽衣，吹奏凤笙，骑在一只木鹤上演奏。众人大为赞嘆，纷纷赋诗赞美他。 武则天从年轻时候起，就捲入了深宫争斗，后又执掌国柄，几十年没有放松过。现在，有两个年轻人作陪，其乐也融融，大概是“真的想再活五百年”了。 她随后又下令增选美少年为奉宸供奉，要搞一个庞大的超级美男团队。一些急功近利之徒听说后，纷纷自荐貌美，甚至有人在自荐书上註明自己“阳道壮伟”！ ——伙计们，干得好不如“傍”得好啊！这观念绝非起自当今之世。 待到《三教珠英》编完之后，二张的荣宠又升了一大截。张昌宗被加为司仆卿、封邺国公；张易之被加为麟台监、封恆国公。两人小小年纪，就凭着一张好面皮，竟能位列公卿，一般的人真还经不起这种骤贵的考验。 两人亦不脱俗例，虽有点儿小聪明，但对宦海沉浮、人世兇险全无经验，身居一人之下后，不知收敛，反而竞相贪贿，逞强比富。张易之为自己造了一幢大屋，以琉璃沉香为饰，极尽壮丽，耗钱数百万。 他们的其他兄弟，也跟着鸡犬升天。洛阳令张昌仪一向贪婪，经常为人跑官买爵。据说某日早朝，一位薛姓候选官员以五十金贿赂他，并附上一张状纸写明姓名籍贯。张昌仪便把状子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叫赶快办。过了几日，张锡不小心把状纸失落，去问张昌仪。张昌仪便骂道：“办不了事的！我亦不记得，只要姓薛的，你就给官儿吧！” 张锡心惊胆战，回到衙署把铨选名单拿来，见其中姓薛的有六十多人，他也不管那么多，统统都给了官做。 最为荒唐的是，二张之所以得封国公，竟然是出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推动。这三人早就上表请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未同意。他们再请求，才封为邺国公。 他们三人，都是武则天亲生的子女，按理无须仰人鼻息，但此时都需要靠拍母亲小情人的马屁来自保，可见二张权势之盛。 但是也有一批正直大臣不买二张的帐。宰相王及善在参加内宴时，看到二张在女皇面前没大没小，女皇也像个老顽童，于是屡次劝谏，说二张“无人臣之礼”，暗讽女皇“包二爷”实为不妥。
第138页 左台中丞宋璟侍宴朝堂时，不随流俗，对二张并不特别恭敬，只称张易之为“张卿”。天官侍郎郑善果问他：“奈何唿五郎为卿？”他答道：“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旧唐书*宋璟传》） 宰相韦安石更是厌恶二张侍宠弄权，多次公开折辱他俩。一次女皇在殿内赐宴，张易之带了蜀商宋霸子等人进来，同座赌博。韦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参预此会。”说罢，叫左右把他们逐出。座中诸臣害怕女皇发怒，都吓得失色。而武则天却欣赏韦安石的直言，特予慰勉。同僚见此皆嘆服。 不过二张在武周后期，也做过一件“政治正确”的事。缘于当时武则天的心腹、时任左台中丞的吉顼跟他们说的一番话。吉顼实际上也是一名酷吏，只不过程度略温和。他素来瞧不起武氏诸王，认为他们要才学没才学，要相貌没相貌，成不了大事。而与二张却较为亲近，一次在一起饮酒，吉顼道：“你辈荣贵至此，然非以功业而得，天下侧目切齿者多矣！若无大功于天下，如何得保全？吾实为二卿担忧！” 二张被说中心事，顿然变色，心中大惧，泪流不止。因平素敬慕吉顼多谋，便虚心请教自安之计。 吉顼又道：“天下士庶未忘唐之旧恩，都盼望庐陵王復立。今上春秋已高，帝业须有人承继，武氏诸王都不遂其意。何不劝今上立庐陵王，以应人望？如此岂止免祸，更可保富贵。” 二张深以为然。此后，逢到女皇高兴，二张就总是委婉提出此议。女皇听得多了，也觉得甚合常情。后来在狄仁杰劝谏时，也就很容易听进去了。 两个小情人担心后事，武则天心里是清楚的，也能体谅，所以一直没让他们掌实权——不掌实权，就不至于得罪人太多的人，结局也就不至于太坏。 女皇能想到这一点，也还算比较“人性化”的吧。 武则天晚年宠幸二张，这事一直为后世不少人所讥讽，近年更是坊间歷史小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当今大多数史家对她这一点却都持谅解态度。 为她辩解的人说，女皇固然是养了男宠，包括前面的薛和尚、沈医官，但也不能说她就是“淫乱”。应把武则天还原到人的位置来理解，七情六慾谁都有；爱美之心，老妇亦不能免。古之资产中上的男子，都可有妾，男性皇帝更是有一个庞大的后宫队伍，何必独独对武则天苛责？以往之人苛责武则天，显然是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作祟，有歧视妇女之嫌。 这话说得倒是。男性皇帝若是死了皇后，可以再立一位；不立的话，也有其他妃嫔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女皇却不能再嫁，如果再嫁，于皇权的继承上有背谬之处，因此找情人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好在唐代风尚较为开放，否则这问题还真是不好办。 还有辩解者说，武则天其时已是七十老人，于性的要求还能有多少，大可存疑。与二张厮混，恐怕主要还是为了愉情悦性。这一说，我个人觉得比较公允。 当然，在现代的研究者中，也有坚定的卫道士一派，对武则天的胡闹不能原谅。如台湾的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对武则天的治绩评价不高，对她的私生活也多有谴责。他说，古代官员和皇帝，其妻妾虽多，但那是有人数限定的，是一种制度，不能僭越。男性皇帝不会偷偷摸摸养情妇（宋徽宗、明武宗不算？），如果要养，就会招致臣民批评。 他说，武则天要养情夫，完全可以立法，公开规定“男妾”的名分和名额。但她却要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招致批评，这与歧视妇女无关。 他还说，武则天之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干，还是心虚，她并不具备真正的男女平权意识，只不过胆子大，敢于纵慾享乐罢了（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真是，各说各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明白：“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诚然！就是！ 我辈浅陋，在女皇生活作风的问题上，无话可说。 37、她为了救情人低三下四向大臣求情 随着边境战火稍歇，晚年的武则似乎越来越胸无大志了。宴乐，游幸，养生，成了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在她身上，有几点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则天晚年改元频繁，雷家骥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她有负罪感（称帝、杀戮过多），为了缓解内心压力，就频频改元。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但从她晚年的一些年号看——“如意”、“长寿”、“延载”、“久视”、“长安”，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就是渴望长生。 她除掉酷吏，把朝政交给狄仁杰等贤明大臣，去掉“天册金轮”的尊号，回归一个凡俗的皇帝身份，这都说明了他价值观基点的大转移。 其次，因为张易之信奉的是道家的那一套，武则天大概是爱乌及屋，开始改变她在登极之初崇佛抑道的立场，开始提倡“道佛齐重”。她晚年屡游嵩山，是因为嵩山曾有过王子晋骑鹤成仙的故事。她后来甚至还起用嵩山山人什方为相，这个什方大有仙风道骨，自称生于三国时代。还有自称700岁的洪州道士胡超，也深得武则天信任。这两人都为女皇制作了长生药。
第139页 道家飘逸、空灵、幽远的想像世界，是她晚年莫大的慰藉。她所钟爱的年轻人所供职的地方，叫做“控鹤府”，这也是道家的概念。控鹤，骑鹤也。女皇大概很想永世与两个年轻男子骑鹤乘风，优游在白云飘渺间，无冷无暖，万年如一。 再有，武则天越到晚年，心境就越是平和，不再有滥杀事件出现，对臣下的谏言大多也都能听进去了。 长安二年（702年）年末，监察御史上表，请求为以前来俊臣等酷吏所罗织的冤案平反。女皇此时早已耳顺，欣然同意，下令逐案覆审。许多冤案就此得以昭雪，朝中的暴戾之气一扫而光。 就在内外一片祥和之际，女皇与她信任的大臣魏元忠之间，却突然爆发了一场冲突。事因二张而起，险些酿成大狱。 魏元忠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他是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太学生出身，性情独立不羁，并不把谋官当回事，所以长期不得徵用。他热心跟随左史江融学习，对古来用兵成败之事多有留意，终于学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仪凤三年(678)，这位不得志的太学生向皇帝投密信，畅言唐屡为吐蕃所败的原因，受到高宗与武后的赏识，给了他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官做，入值中书省，算是一个高级智囊了。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光宅元年(684)，徐敬业作乱，武则天认准魏元忠是个军事人才，就任命他为李孝逸讨伐大军的监军。果然在其后的进军途中，他计无不成，简直是料事如神了。胆小谨慎的李孝逸也多亏了有他，才完成了平叛大业。魏元忠随后因功升为洛阳令。 不久，他为酷吏周兴诬陷，在临刑前夕侥倖始免死，远贬岭南。一年多后，被召回任御史中丞，结果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但武则天终究是爱惜人才，没有杀他。 老魏的仕途如此倒霉，连武则天也觉得甚为奇怪，有一次她问道：“卿如何累陷狱中？” 魏元忠答：“臣就像一只鹿，罗织之徒要用此鹿熬肉汤，臣如何得免？” 武则天明白了，嘆息良久，颇有悔意。圣歷二年(699)，她就把魏元忠提拔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列入了宰相队伍。 魏元忠个性鲜明，史书上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掌故。 据说说，以前高宗巡幸东都洛阳时，正逢关东大飢。高宗考虑到路上草寇盗贼太多，就让时任监察御史的魏元忠做车驾检校官，负责整个车驾队伍的安全。魏元忠受命后，就马上去视察了监狱，见一个在押的盗窃犯神采语言不同凡响，就给这人打开镣铐，换了衣服，戴上帽子，让他坐着驿车紧跟在自己后面。在路上，魏元忠与他一起吃饭睡觉，将治理盗贼的事情委託给他，那人欣然同意，一路卖力。车驾在去东都的往返途中，随从高宗的上万随行人员，没人丢失一个铜板。 张昌宗兄弟受宠，魏元忠却不买帐。他兼洛阳长史，对洛阳令张昌仪的为人很不齿，常常给予训斥。张易之的家奴在洛阳市上欺凌百姓，魏元忠也毫不客气，下令杖杀之。 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且驭下过严。这等人物，歷来在中国官场上都是倒霉蛋。武则天在晚年尽管平和了许多，但也还是很难容得下魏元忠的刚直。 事起张易之的另一兄弟、歧州刺史张昌期，武则天拟将他升为雍州长史。在徵求宰相意见时，诸宰相都说“陛下得其人”，而魏元忠独独反对，说：“昌期不堪为长史。”他歷数张昌期在歧州任职时治理不当，致使当地户口几乎逃亡殆尽的事，说这小孩子哪里懂政事，雍州是长安帝京之地，事重而繁多，他绝对干不了。魏元忠极力推荐薛季昶可胜任此职。 女皇心里不大高兴，但还是听从了这个建议，重用了薛季昶。 魏元忠对二张这不男不女的一对面首十分厌恶，甚至到了仇恨的程度。曾向女皇进言：“臣自先帝以来，蒙陛下恩宠，如今位列宰相，却不能尽忠死节，听任小人在陛下之侧，此乃臣之罪！” 武则天听了，很恼火：这岂不是在说我年老昏聩？这个魏元忠，谁叫你管得这么多！ 张氏兄弟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武则天“不在了”，像魏元忠这样的重臣若还在朝中，就会要他们俩的脑袋。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诬奏魏元忠与太平公主的情人、司礼丞高戬有密约，说“天子老，当挟太子为长久计。” 这种议论，是女皇最忌讳的，人还没死，这么一催还不真的就催死了？她当下大怒，想到魏元忠还是太子的左庶子，这种事还真是不得不防。 不过女皇现在处理问题，已经比较重证据了，她把太子、相王、诸宰相和二张都叫到朝堂上，令双方当众对质，魏、高自然说没有此事，二张则一口咬定有。事情陷入了僵局。 据说，张易之揭发道：某月某日，魏元忠到礼部视察，司礼丞高戬负责接待，两人站在司礼府的二楼上，指点着皇城说的那番话。 高戬反驳道：“司礼府楼宇年久失修，我和魏相说，想请他批些钱来维修，何时说过悖逆之语？” 张易之辩道：“此话肯定有。司礼府之人都见你二人上楼。司礼少卿张同休也想随同登楼，被高戬阻拦。”
第140页 高戬说：“张同休言语粗俗，我怕他惹魏相生气，故不让他上楼。”这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的确是粗人一个。 武则天见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就问：“谁能作证？” 张易之眉头都不皱，就熘出一句瞎话：“凤阁舍人张说亲耳闻听。” 原来这张说在官场上是个雏儿，也是奉宸府的帮闲，一向与二张走得近。张易之就找到了张说，引诱他做伪证。张说经不起诱惑，答应了。 次日，女皇帝召张说当庭对质。一大早，张说快要走进朝堂时，他的同事、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把他拦住，说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苛免！若你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你事有不测，我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宋璟刚说完，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在一旁背了一段孔子语录：“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两位先生的意思，简直就是让张说要捨身成仁。 紧接着着，张说的老师、右史刘知几也拄着拐杖，在众人的搀扶下走上前来，以杖捣地曰：“勿污清史，为子孙累！” 张说听了这几个人的劝说，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一个劲儿地点头，但并不搭话。 魏元忠见张说到了，忽生惧意，便孤注一掷道：“你想与易之、昌宗一起罗织我魏某么？” 张说一惊，这才想好该怎么说。他对魏元忠说：“公乃丈夫也，位列宰相，何出此无赖小人之语？” 上了朝上，张说向女皇和诸臣行礼如仪，似乎并不着急说话。 张昌宗早就急不可耐，催逼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还是欲言又止，二张心急火燎，凑近来围着张说，扯着他的衣袖威逼。 在再三逼迫之下，张说终于开口，但说出的一番话让二张瞠目结舌：“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此言，但昌宗逼臣使证之耳！” 朝臣们闻言，一时大哗，纷纷谴责张易之、张昌宗太霸道。 二张回过神来，才醒悟到张说已经“叛变”，于是气急败坏，朝女皇喊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朝堂上的这齣戏，把女皇也搞煳涂了，她当即问二张：“反状何在？” 二张相互低语了一阵，说：“张说曾说魏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这不是欲反是何？” 女皇便质问张说道：“这话你讲过？” 张说老老实实地承认：“这话我是说了。” 而后，他当着女皇的面驳斥二张道：“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昔者魏元忠初任宰相，臣以郎官身份往贺，元忠对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说过：‘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让他们学伊、周，又让他们学谁呢？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高官，附元忠立致诛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 张说能被选入奉宸府，也端的是有一些才华，这番话说得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看来，他经过反覆权衡，已决定改邪归正。 诸朝臣听罢，都长出了一口气，一齐向女皇乞求道：“案情已大白，请圣上恕魏元忠等。” 武则天觉得张说如此出尔反尔，似不可信，脸色就一变：“诸卿想同反么？” 众人只得沉默。 次日，武则天把张说从牢里提出来再次讯问，张说仍是不改旧词。可是女皇对他还是有疑心。 魏元忠与高戬终究还是被下狱,。至于张说，武则天把他交给了河内王武懿宗去审问。武懿宗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但此时他也在考虑后路。女皇来日无多，后事难料，武懿宗觉得没必要去得罪那么多大臣，便草草审了一场，没挖出什么新东西，把案件又推回给了女皇——这是张说的侥倖。 魏元忠被冤枉，也有一些人敢于为他说情的。宰相们大多不敢作声，惟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大胆辩冤，上表道：“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罪无名，若令其抵罪，恐令天下人失望。” 冀州有一儒士苏安恆，以前曾投书女皇建言，受到过女皇嘉许，现在也上书说：“陛下革命之初，人皆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皆以为受佞之主（愿听谗言）。今元忠下狱，百姓街谈巷议，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忠良。而今忠烈之士亦缄口不言，惟恐悖逆陛下。如今赋役繁重，生民艰难，更有谄媚小人专恣，刑赏失当，只恐人心不安，别生变乱，陛下将何以措置？” 这个布衣书生，话说得很不客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悲观，但是女皇读了以后，却受到某种触动，心下稍平，对魏元忠的敢言也不那么恼恨了。 二张见到这份奏章，大为恼火，劝女皇杀了这个妄议时政的白丁算了。女皇没有答应。 魏元忠的命是保住了，且武则天对他也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但是，执政者考虑问题，往往是由利益决定，公平不公平在其次，女皇觉得魏元忠直声满天下，性子又急，留在朝中，万一生变，就是一个可能危及她皇权的因素。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打发到岭南高要县去做了一个小小县尉，先把他冷藏起来再说。
第141页 女皇对高戬的处置，也没给太平公主留面子，把他与张说一起流放到了岭南。 二张的这一次攻势，可说是基本获胜。但是，他们这次把太平公主的情人也加以整肃，等于与太平公主的势力宣告决裂。而太平公主此时早已与武氏联姻，二张的这一举，触犯的等于是整个武氏集团。 女皇行将就木，二张即将失去唯一靠山，他们却不惜得罪朝中忠直大臣，同时也得罪了潜在势力很大的邪派势力，把两边的人都得罪光了，完全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这一伏线，在日后的政局中，终将会爆发出意外效果。可嘆的是，古今中外的邪恶之徒，都愿意如此在火山口上跳舞，概莫能外！ 魏元忠远赴贬所之前，来向女皇辞行，曰：“臣老矣，今至岭南，恐不得回，陛下或有思臣之时。” 女皇问道：“为何？” 魏元忠指着伫立一旁的二张说：“此二小儿，终成祸源！” 二张顿时惶恐不已，连忙伏地叩首，连唿冤枉。 女皇倒也没往心里去，一笑了之。 魏元忠转身离开，渐渐走远。女皇却倏然起身，往前踉跄几步，似想送行，口中喃喃道：“元忠去矣！元忠去矣！”脸上竟有茫然之色。 魏元忠此次触礁，不单是因为得罪了二张，还缘于女皇怀疑他与太子李显合谋。那个时候说二张坏话的，大有人在，女皇一般不予理睬，惟独在魏元忠事件上反应过度，证明她对权力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 优游卒岁，愉悦身心，不等于连权力都不要了。 魏元忠离开神都前夕，太子仆（官名，掌太字车马仪仗）崔贞慎等八人曾在郊外为他饯行。二张侦知此事后，化名“柴明”投密信于铜匦，称崔贞慎与魏元忠谋反，反状已明。 武则天接到这个情报，再次起了疑心。太子仆——魏元忠，这两者之间的联繫果然可疑！于是她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去审问当事人。 女皇对马怀素也不十分放心，派了人去监督审理，并再三催马怀素，要尽快问出结果来。 不过，据崔贞慎等人所供，当天他们去，就是饯行，绝无他事。马怀素觉得办案不能造次，就向女皇提出，请将“柴明”传到，以便对质。 女皇哪里拿得出证人来？只说是按照举报内容来审就可以了。马怀素便以审讯实情相告。 女皇发怒了，问道：“卿欲纵容谋反之人耶？” 马怀素说：“臣不敢。元忠以宰相身份而被贬，故旧老友相送，乃是常情。若诬以谋反，臣实不敢。陛下操生杀之权，欲加之罪，陛下可圣断也。然臣不敢！” 见马御史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女皇心里有了底，不疑有所谓谋反之事。一天阴霾这才散去。但是，一切可能的危险因素都要排除，魏老头儿冤枉也就冤枉了吧。 老头儿忠直能干，足可倚重，但是放在身边又不放心。这就是武则天在魏元忠离去时的矛盾心理。 魏元忠这一去，还真的就再也没见到女皇。直到中宗復辟时，才被召回，提升为中书令，再次拜相。不过，被贬的这一段经歷，大概是让他刻骨铭心，老爷子性情大变，从此随波逐流，不再直言。后来，因牵涉到节愍太子起兵反韦后及杀武三思一事中，被贬为思州（在今贵州凤冈、务川一带）务川尉，行至涪陵而死。年七十有余。 皇权专制，歷来就不是把人百鍊成钢的制度，而是一个把人化铁成泥的高压制度。 这个制度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葆其千秋万代；然而正因如此，它就决不可能千秋万代！ 二张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扳倒了一个魏元忠。可是在女皇统治的晚期，大臣中的正直之人已为数不少，如韦安石、唐休璟、崔元暐、姚崇、宋璟、桓彦范、袁恕已等，人才济济。要想把他们逐一扳倒，几乎是不可能。 从长安四年（704年）初起，女皇的身体有了大问题，二张虽然没有掌实权的职务，但由于他们与女皇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成了女皇某种意义上的代理人。 他们狐假虎威，居中弄权，不仅拉拢了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回秀、韦承庆等权要人物，还把他们的几个兄弟也活动到重要位置。张昌仪从洛阳县令做到了司府少卿、尚方少监，张昌期自歧州刺史升为汴州刺史，张同休为司礼少卿，都是三、四品的高官。 而在另一阵营，部分大臣已看好时机，正在密谋復唐。復唐当然还只能是非常隐密的潜流，现在大家能做的，就是打压二张。 于是，二张与大臣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 这个局面，本来是女皇尽力要避免的，但二张毫无远见，不知激流勇退，反而愈加猖獗，激起了正直势力的强烈反弹。 这年七月，大臣们发力，揭出二张的三个兄弟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式贪赃，三人被下狱审讯。同时有人告发，二张也有牵涉，应一同问罪。 女皇不想担徇私枉法的恶名，就颁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与张同休等人併案审理，但她私心里当然想放他二人一马。 二张于第二天也被下狱。 反张的力量眼看要大功告成！ 审讯了两天后，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买民田，应向他徵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下诏说：“可。”几天后，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又上奏：“张同休兄弟共贪赃钱四千余缗，依法应处张昌宗免官。”
第142页 张昌宗不服，上奏申辩说：“臣有功于国，所犯之罪不至免官。” 武则天正要给张昌宗一个赦免的合法理由，就故意问各位宰相：“昌宗有否功？” 滑头宰相杨再思立即答道：“张昌宗炼制神丹，陛下服后确有效验，此乃莫大之功。” 武则天大悦，借着这个台阶，就下令免了张昌宗的罪，恢復原官；只把张同休和张昌仪外贬了事。 杨再思在关键时刻表现恶劣，正人皆不齿，左补阙戴令言为此写了一篇《两脚狐赋》，大加讥讽。杨再思恼羞成怒，上了谗言，将戴令言外放为县令。 此时宰相韦安石又上奏检举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和唐休璟审讯，但韦安石很快就在八月初一被任命为检校扬州长史，唐休璟也外派为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史称二人在审查张易之时“未竟而事变”。事变的缘由不详，唐休璟临行前对太子李显密言：“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可以判断出，这次突然调动，是在张昌宗在恢復官职后，对反张势力的一次反扑。 朝中形势变得非常微妙,双方都在加紧活动。 九月，姚崇被任命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和安抚大使，出使西北边陲。临行时，武则天让他推荐一个中书、门下两省以外的官员做宰相，姚崇便说：“秋官侍郎张柬之沉着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于是，年近八十的张柬之就在十月二十二日当上了宰相。 这个年迈的张柬之,不仅是反对二张的激进分子,而且是一个极有胆略的人.他的入相,大大增强了反张势力的分量。 长安四年最后的这几个月,武则天一病不起,卧倒在床，长期住在长生院，宰相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她身边伺候。 待女皇病况稍愈,宰相崔玄暐就奏道：“皇太子和相王，一向仁孝，足可以侍奉汤药。宫禁事重，请不要让异姓人士出入。”这是明明白白让女皇提防二张. 武则天倒也领情,说：“多谢卿的厚意。” 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重，怕她一死,祸延及己，就串通同党，暗地里做好了应变准备。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一段时间以来,屡次有人作”飞书”或在街头张贴榜书(传单)，说“易之兄弟谋反”，但武则天皆不信,不予理睬。 十月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可使天下百姓倾心归附。 此言一出,形势骤然紧张。一张“潜图谋反”的大网,扣在了张昌宗的头上。 话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女皇不起疑,就命宰相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共同审理此案。韦承庆一向与张氏兄弟友善,初审过后,就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当时就向天子奏明了。’依律，张昌宗自首当免罪；李弘泰妖言惑众，当逮捕治罪。” 宋璟与大理丞封全祯有不同意见,他们上奏道：“张昌宗受陛下恩宠如此，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意欲何求！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干》卦，此乃天子之卦。张昌宗若认为李弘泰是妖言妄行，何不将李弘泰执送有司！虽说已将此事上奏天子，但终究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处以斩刑，籍没家产。请逮张昌宗下狱，穷究其罪！” 哦?这样一弄,这小伙子不是要死?武则天闷了好大一会儿,没有作声。 宋璟又说：“如不拘禁，恐动摇众心!” 武则天说：“卿等且停审，待我仔细看看文状再说。” 宋璟只得退出。左拾遗李邕跟着向女皇进言：“闻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准其奏！”武则天不听。 事情看来急矣! 武则天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耍赖。不大一会儿,就先后连下三道敕令,让宋璟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璟作李峤的副职,前往安抚陇、蜀之民。 ----还是走吧你!你不走,我这里连缓手的工夫都没有。 但是宋璟拒绝接受这些任务，不肯出行，他上奏道：“依惯例,州、县官吏有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非军国大事，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陇、蜀二地并无事变，我不知道陛下让臣外出是何原因，因而臣不敢奉诏.” 大臣抗命,不卑不亢.病中的女皇竟也没有办法。 反张阵营趁机掀起又一股大潮。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道：“张昌宗无功受宠，却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张昌宗既然已奏明陛下，就不应再与李弘泰来往，让他求福禳灾，这明明白白是毫无悔心。以前之所以奏明陛下，是准备一旦事发则可以说事先已奏陈，若事不发,则待机谋逆。此乃奸臣诡计，若说此也可赦，那么谁当受刑?况其事已两次暴露，陛下皆放手不问，致使张昌宗愈加自负得计，天下也以为他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若逆臣不诛，社稷亡矣!” 可是,这道疏上去以后,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第143页 现在,就是各方在比韧性的时候,谁能坚持住,谁就是最后的得胜者。反张的大臣们看准了女皇已病入膏肓,不可能再復元。此时若不冲击,稍后局势就很难预料,弄不好,很有可能"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因此,他们的攻势相当坚定。 宰相崔玄暐在此后屡次进言,说应当依法处置张昌宗。女皇迫于舆论压力,只好让法司议张昌宗之罪。 恰好崔玄暐的弟弟是司刑少卿，因此报上来的处理意见是处以大辟，没有任何悬念。大辟，也就是死刑，砍脑壳。 大臣们的紧逼，真是刻不容缓。 现在三方的力量是在打一场“三岔口”。 二张这两个人，对武则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煳涂的女皇晚年何以如此信任这俩绣花枕头？ 而正直大臣的一方，又何以放过诸武，单单把矛头指向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二张？ 这个问题，在当代学者中也有一些争议。 洛阳师范学院的郭绍林先生最近提出，二张实际上并不是千年以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面首”。他们二人，一是承担着女皇的保健任务，二是女皇有意培植起来的私人政治势力，作用是防范倾向李唐的“正统派”大臣与太子联手图谋復辟。 这当然是个标新立异的说法，但我以为根据还是不足。 女皇信任二张，实际上就是当今社会很时髦的老年人心理寂寞问题，她召二张到身边随侍，又没有给名正言顺的政府职务，如何能防范得了大臣们的异动？ 二张的品质和政治能力如此不堪，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连女皇都陷入了被动，又能起到什么耳目作用？ 女皇晚年疏远诸武，任用能臣，在用人方面已经比较客观公正了，为何惟独要不顾一切地袒护二张？ 她是需要二张给她带来快乐，无论是色，还是情。 这一点，女皇不能明说。 她对二张的袒护，几乎是无原则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老年人，生之乐趣渐少，而女皇恰恰在晚年又开始耽于享乐，二张的出现，是恰逢其时。 两个小白脸的定位，在武则天那里，就是面首。保健不保健的，倒是其次。身心感到愉快，就是最大的保健。 而武则天想不到的是，在皇权独裁政治下，亲密私人这个位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哪怕他并不是一位高职衔的官员。 二张不是政治素质很高的人，若是的话，也不见得愿意充当玩物。地位的急升，使他们尝到了身居显要的荣耀。他们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主动介入了政治圈子，充当了女皇的代理人、联络人和私人秘书的角色，使自己处在了险恶的旋涡中心。 在所谓“正统派”大臣那里，诸武的力量已不是太大的障碍。女皇在时，诸武就处在边缘状态，女皇若撒手而去，诸武的能量恐怕还比不上西汉时的“诸吕”。 眼下比较难缠的，就是二张。两个小子既然最接近权力中心，就有可能在女皇弥留时期操纵政局。他们可利用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具备一定能量。万一得手，等待着正统派的就会是一场屠杀。 为此，必须先拔掉这两根刺。 反观二张这边，武则天的威权尚在，二张就曾两次下狱，屡遭危机。他们所採取的攻击行动，却常使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状态。从此也可看出，他们根本就不是玩政治的人。打击正直大臣，只是为了自保，并未有通盘的考虑。 最可奇怪的是诸武集团的态度。他们中除了武三思有所介入之外，其余人皆置身于政争之外，一点儿也意识不到：二张倒台，下一批被宰的，就该是他们了。 诸武之所以对二张不施以援手，有可能是二张因整肃高戬得罪了诸武集团；也可能是二张的地位早已引起诸武的嫉妒，所以他们乐观其败。 总之，在女皇时期，二张与诸武的势力没有合流，这是李唐的幸事，也是正统派大臣们的幸事。 判处张昌宗死刑的意见报上来后，宋璟又紧逼了一步，再奏，请求收张昌宗下狱。 武则天只好说：“张昌宗已自行奏报过了呀！” 宋璟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没有办法了才自首），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不容许自首者免罪）。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 女皇竟低声下气地请求：“且饶恕他这一次。” 哪知道宋璟却声色愈厉：“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 臣下能如此疾言厉色与皇帝抗争的，史上也不多见。在一旁的杨再思怕宋璟忤旨惹怒了女皇，急忙宣读敕令，令宋璟先退下。 宋璟却翻了他一眼，道：“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 碰到这样迂直的大臣，头痛，实在头痛！武则天没有办法，只好准其奏，打发张昌宗去御史台受审。 在御史台，宋璟摆足了驾势，当庭而立，讯问案情由来。问话还没完，只见女皇派来的黄衣使者翩翩而来，宣读敕书：特赦张昌宗。 宋璟顿足嘆道：“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 女皇太后知道宋璟气大，便又叫张昌宗去宋家谢罪，宋璟拒不见。
第144页 两派争斗到此，互有胜负。二张方面显然处于劣势，他们只扳倒了一个魏元忠，却激起一批正统派的顽强反弹，竟然几次下狱和受审，也是够悽惶的。 女皇此时的性情，与革命之初已大不相同。现在，她认准了朝中大臣都是才堪大用的人物，即便对自己有所冒犯，那也是忠直本性的流露，而不是什么阴谋。因此，朝堂上才会出现大臣犯颜直谏而不受责罚的情景。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正因为女皇对自己早年的苛政有了负罪感，所以酷吏时期的那些老帐，也有了机会来清理。先是李峤、崔玄暐上奏：“往昔革命之时，人多逆节（不遵守原则），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 司刑少卿桓彦范也就这个话题连续上奏，表疏前后竟有十余道。女皇终于同意。于是，凡是酷吏时期被判刑而家破人亡的，无论有没有罪，一律赦免。 那时候杀，现在平反，都是形势的需要。 皇权统治者，永远有理。 女皇在观念上的改变，于正统派来说是一大喜事。就连千年以后的歷史看客，读史至此，也不禁大松一口气。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 宽刑仁政，信用正人，固然是国家之福，但是，在一家一姓的皇权制度下，这种平恕宽容对武则天这种“来路不正”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却恰恰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以威严驭下的女皇，一旦变得仁厚，危险就要悄悄逼近她了。 这是武则天的悲剧。 这也是女人在中国做皇帝的悲剧。 【被迫逊位】 38、这万里江山究竟託付给谁？ 晚年的武则天，曾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好久。那就是，将皇位传给谁？ 这是一个皇权时代的智力迷宫，武则天怎么也走不出来。 她成功地做了几件开天闢地的事，以一个女人身份当了正式的皇帝，把一个皇朝改变了名号。但是，任何伟人，就是再有魄力，也改变不了习俗，改变不了文化传承。 社会是一驾依惯性而行的马车，你硬去拉它改变方向，难免要把这车上的东西颠得一无所有。 武则天遇到的是强大到无人可敌的一道藩篱——父权社会。 所有财产、姓氏、血统、文化的继承，都是以男方为主。 在这道栅栏前面，女皇几乎束手无策。 古代是一姓一皇朝，罕有例外；因而武则天在唐朝的天下，是做不了皇帝的。她在唐朝的身份，永远是李家的儿媳、大唐的太后。后来的史家也不承认她的皇帝身份，凡是高宗死后有关她的记载，一律以“太后”名之。 所以，她要改天换地，另起一个大周朝的炉灶，另开一个武氏皇室的户口。 可是，她应该把皇位传给谁，才能维持住现状？ 曾经有一度，她想把位置传给侄子武三思。 这个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与武承嗣是堂兄弟。他善于逢迎，心思诡诈，女皇对他很看重。武三思想借武后出幸时在朝中擅权，就在嵩山建了三阳宫，在万寿山建了兴泰宫，请女皇每年临幸。 武三思因外戚身份，在年少时就是大唐的武官；太后临朝以后，升至夏官尚书，革命以后封梁王，歷任天官和春官尚书，是唯一一个能参预军国大事的武氏诸王。 当时的人们，对武三思极为鄙视，将其比做篡政的曹操、司马懿。 雍州人韦月将、高轸曾上书，说武三思将来必乱。武三思得知，就串通有司将韦月将杀死、将高轸流放岭南。当时还是黄门侍郎的宋璟，对此案说了两句公道话，也就被贬为外官。 武三思是很典型的中国官场劣质分子，凡是刚直的官员，他就猜忌；凡是心术不正的，他就拉拢。他有一句名言，《资治通鑑》里收录在案：“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即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真是透彻，直白，入骨。 中国官场，像这种人是死不绝的！ 他与武承嗣一样，垂涎太子位已久，多次唆使人向女皇吹风，说古来天子没有以异姓为子嗣的，陛下姓武，当立武氏为储。 女皇被说动了，就来徵求大臣们的意见。 诸宰相大多没有意见，认为武三思当之无愧。惟有狄仁杰默然不语。 女皇很诧异，追问其故。狄仁杰说：“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歷尽艰辛而得有天下，理应传于子孙，陛下却拟移赠他人，臣以为难合天意，大违人心。臣观天象，并未有易主之象，且察民意，亦皆思大唐功德！” 说这样的话，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在此之前，谁敢提一句前朝好？ 狄仁杰又搬出高宗来，进一步施加压力：“天皇将二子託付陛下，陛下不立二子，却欲将储位转赐他人，臣以为不妥。” 他的话，既有原则，又有策略。搬出的两个幽灵，都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想发火都不成。 这前后，大臣王方庆、王及善也劝女皇还是召回庐陵王为妥。 狄仁杰等人的话，点醒了武则天。 古之皇室的太庙，是以父系为主线的，爷爷——父亲——儿子——孙子，这样轮下去。母亲只是做为外嫁进来的配偶，占一个配享的地位。一句话，女人是男人的附庸。
第145页 在大唐的太庙里，武则天死后可以高宗皇后的身份配享，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把大周皇位传给诸武中的一个，麻烦就来了。 在太庙里，只能以父亲一系来表示传承，比方说武三思接了班，做了新皇帝，他就应该追赠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把老爹加入这一链条。而武则天只是姑姑，不是任何武氏男性皇帝（包括追赠的）的配享，那么，尴尬的事情就出来了：武则天在大周的太庙里，将来就会无一席之地！ 那么，把皇位传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呢？也大有问题。那就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社会氛围里，无论是李显，还是李旦，他们任何一个做了至高无上皇帝，凭什么还要延续武家的香火？ 到那时候，一纸敕令，就可以把大周转回大唐的轨道，一点儿障碍没有。 如此，为“武周革命”所付出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武则天仍然进入不了大唐太庙里的皇帝世系里去。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让武则天想破了头。 为什么在当今为万民景仰的皇帝，死后却无法被后人承认？荒谬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当然，若要彻底解决问题，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将父权社会转变为母系社会。 这，有谁能做得到？把皇位传给太平公主？那不又成了姓李的做皇帝？且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处理。 女皇晚年时期，能为她多少缓释一下这个困惑的，是狄仁杰。从革命那时候起，武则天为继承人的问题，犹豫徘徊了多年。是狄仁杰在关键时刻的一番话，促使她迎回了庐陵王李显，定为正式接班人。 据说，那是武则天有一晚梦见一只美丽鹦鹉，心甚喜之，却不料鹦鹉忽然双翅折断，坠于地上。武则天第二天说给狄仁杰听，狄仁杰便借题发挥，说“鹉（武）者，乃陛下之姓也，断翅乃陛下两子。今起用两殿下，断翅则復振矣！” 恰好过了不久，契丹以“还我庐陵、相王”名义起兵做乱，女皇认为狄仁杰占梦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才下了迎回庐陵王的决心。 庐陵王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从软禁地房州被召回的。 女皇先派了十几个宫人前往房州，其中一人换上庐陵王服装，留在当地，庐陵王则换上宫人的服装，随队潜回宫中。当地州县官府对此毫无察觉。 待还宫后，武则天将庐陵王藏于帐中，又召狄仁杰前来议庐陵王事。 狄仁杰慷慨陈词，女皇遂唤庐陵王出帐，笑着说道：“还卿储君！” 狄仁杰惊讶万分，喜极而泣。 女皇便对庐陵王说：“速拜国老，乃国老令你返。” 狄仁杰摘去头冠，叩头不止。女皇也为之动容，令人扶起他，嘆道：“真乃社稷之臣！” 为了维持大周皇统，武则天做了最后的努力，赐李显姓武，尽管这是掩耳盗铃。 女皇不愿意为此动脑筋了，她决定把问题留给子孙去解决。自从迎回庐陵王为太子之后，她再没有追究过大臣心系李唐的问题，也没再兴起过大狱，完全投入了俗世的享乐。 对后事，唯一採取的防范措施，是加强了“武李合一”。 她把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武氏诸王召集到一起，为他们立下誓文，监督他们在明堂敬告天地，保证两枝之间永不残杀。又将誓文铭于铁券，付之史馆。 对这问题，武则天就算尽了人事。至于天命如何，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武则天做出了一系列颇有意味的决策：为过去的冤案平反昭雪，废除临朝以来新设的一些官职，将周历恢復成夏历。 她这是明白了，她自己的这个大周，跟上古的那个周，差得远去了。她本人，也根本不可能成为继唐尧虞舜之后的“第三高峰”。 是她自己主动走下了神坛。 应该说，武周后期的政治清明，跟老臣狄仁杰的功劳是分不开的。促使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为恢復大唐铺平道路，这是一功；有知人之明，以举贤为意，为大周选了不少栋樑之材，这又是一功。 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柬之外，他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廉洁、干练的官员，这批人被选拔上来后，大周的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再以后，他们大都成了唐玄宗时期的名臣。 由此看来，武周时代最终能成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一段黄金时代，狄仁杰功莫大焉！ 对于外族将领，狄仁杰也能公正举贤。契丹勐将李楷固曾经屡次打败周军，后兵败来降，有司主张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此后李楷固率军讨伐契丹余众，果然大胜，武则天在庆功宴上，举杯对狄仁杰道：“公之功也！” 有人当着他的面赞美道：“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狄仁杰为相数年，武则天对他信之不疑，常称“国老”而不名，这在有唐一代，绝无仅有。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就是不许。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常阻止他下拜。每见狄仁杰下拜，她都十分不安。为了不让国老太辛苦，武则天曾告诫朝中众臣：“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第146页 一次，狄仁杰陪女皇郊游，狂风吹落了狄仁杰的头巾，惊了他的坐骑。女皇赶紧命太子上前勒住惊马、拾起头巾，为老爷子戴上，她才觉放心。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卒年60岁（另有一说93岁，不确）。噩耗传出，朝野凄恸，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以后每遇朝中大事，众臣不能决断时，武则天都要嘆息：“苍天无眼，何以夺我国老？” 像这样关系融洽、互信无猜的模范君臣，中国歷史上仅有五、六对而已，堪可比唐初的太宗与魏徵。 狄仁杰死后，追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中宗復辟后，追赠为司空。到睿宗二次为帝后，又封为梁国公。身后荣誉，无与伦比。 在当代，拜电视传媒之赐，狄仁杰的美名几乎是妇孺皆知了。老先生辅国安邦、一生清正，这也算是歷史对他的最好回报了。狄仁杰的故乡在今太原市南郊区，至今，其故里狄村尚有一株古槐，枝叶繁茂，世代相传为狄母手植。而古槐旁仍有石碑一座，上刻“狄梁公故里”。 槐叶萧萧，犹思故人。抚今追昔，惟慕先贤。 看来，做人、做官，还是要顾及身后的名声为好！ 对于武则天的身后事，在那时还有两个人进过言，都在史上留下了一笔。 一个就是宰相吉顼。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进士出身。此人高大魁梧，“刻毒敢言”，据说办案时擅长诬陷诱供，严酷暴虐。因依附武则天，正史上对他的评价多有不好，《旧唐书》干脆将他列入《酷吏传》。不过他和来俊臣者流还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一些事。 吉顼在武周后期，已是很明显地倾向李显。一次突厥犯境，攻入定州、赵州，朝廷人心惶惶。武则天派武三思募兵，一个多月只招到几百人。危难之际，武则天让吉顼代理相州刺史，出任“监军使”，借他的声威来阻吓敌人。他便以庐陵王名义作号召，不出两旬，很快募到了五万人，顺利退敌。 突厥可汗是从赵州退走的，这一带的官军首领是吉顼和武懿宗。战后，两人在朝堂上争功，为此撕破了脸皮。 吉顼伟岸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在廷辩中，吉顼傲视武懿宗，声色凌厉，把武懿宗搞得很是狼狈，武则天的脸面挂不住，不高兴地说：“你在朕的面前，犹敢卑我诸武，假以他日（我不在了），如何可以倚重！” 过了些时日，吉顼奏事，正在援古引今、滔滔不绝之际，武则天怒道：“卿说的，朕早就不知听了多少遍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一匹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人能驯服。朕那时为宫女，侍奉太宗，就对太宗说：‘妾能制之，只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若不服，则以铁挝击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听了，壮朕之志。今日卿莫非要污朕匕首么？” 吉顼歷来是女皇的心腹，像杀来俊臣这样的大事，女皇都要与他讨论。女皇疏远诸武，他也是心中有数的。劝女皇传位于儿子的建议，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是，天心歷来难测。女皇心里固然想的是这样，做臣子的却不能领会得太快、做得太过。 老太太目前求的还是一个平衡。反右，更要反左。 吉顼是会错了意，倾向性表现得太过了一点儿。 见龙颜大怒，吉顼吓得汗流浃背，伏地请求免死。武则天当然不会杀了他，见他那个样子，也就渐渐消了气。 但诸武却看出了吉顼失宠的苗头。以往他们就恨吉顼依附太子，于是趁势发难，联手揭发吉顼的弟弟假冒官吏的一件旧事。由此吉顼连坐，被贬为安固县尉。 从宰相的位置上跌下来，这个小官职就跟老百姓差不多了。 吉顼辞别京师之日，武则天召见了他。吉顼流着泪对武则天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永无再见陛下之日。今愿陈说一心愿。” 武则天就赐他坐，问他想说什么。 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乎？” 女皇答：“无之。” 吉顼又问：“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 女皇答：“有争矣。” 吉顼便离座，伏地叩头道：“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宁。现在太子已立，而外戚还在为王，这是陛下驱李、武两家日后争斗，两不得安呀！” 女皇一声嘆息：“朕也知此事难处。但事已至此，即便不好，又该如何呢？” 向来以果断着称的武则天，面临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因循下去，得过且过。 高高在上者，就一定知道方向吗？不。 混过一日无事，也就多一日平安，这大概是古代的唯物主义。 对于武则天的身后事，在那时还有两个人进过言，都在史上留下了一笔。 一个就是宰相吉顼。吉顼是洛州河南人，进士出身。此人高大魁梧，“刻毒敢言”，据说办案时擅长诬陷诱供，严酷暴虐。因依附武则天，正史上对他的评价多有不好，《旧唐书》干脆将他列入《酷吏传》。不过他和来俊臣者流还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一些事。 吉顼在武周后期，已是很明显地倾向李显。一次突厥犯境，攻入定州、赵州，朝廷人心惶惶。武则天派武三思募兵，一个多月只招到几百人。危难之际，武则天让吉顼代理相州刺史，出任“监军使”，借他的声威来阻吓敌人。他便以庐陵王名义作号召，不出两旬，很快募到了五万人，顺利退敌。
第147页 突厥可汗是从赵州退走的，这一带的官军首领是吉顼和武懿宗。战后，两人在朝堂上争功，为此撕破了脸皮。 吉顼伟岸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在廷辩中，吉顼傲视武懿宗，声色凌厉，把武懿宗搞得很是狼狈，武则天的脸面挂不住，不高兴地说：“你在朕的面前，犹敢卑我诸武，假以他日（我不在了），如何可以倚重！” 过了些时日，吉顼奏事，正在援古引今、滔滔不绝之际，武则天怒道：“卿说的，朕早就不知听了多少遍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一匹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人能驯服。朕那时为宫女，侍奉太宗，就对太宗说：‘妾能制之，只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若不服，则以铁挝击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听了，壮朕之志。今日卿莫非要污朕匕首么？” 吉顼歷来是女皇的心腹，像杀来俊臣这样的大事，女皇都要与他讨论。女皇疏远诸武，他也是心中有数的。劝女皇传位于儿子的建议，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是，天心歷来难测。女皇心里固然想的是这样，做臣子的却不能领会得太快、做得太过。 老太太目前求的还是一个平衡。反右，更要反左。 吉顼是会错了意，倾向性表现得太过了一点儿。 见龙颜大怒，吉顼吓得汗流浃背，伏地请求免死。武则天当然不会杀了他，见他那个样子，也就渐渐消了气。 但诸武却看出了吉顼失宠的苗头。以往他们就恨吉顼依附太子，于是趁势发难，联手揭发吉顼的弟弟假冒官吏的一件旧事。由此吉顼连坐，被贬为安固县尉。 从宰相的位置上跌下来，这个小官职就跟老百姓差不多了。 吉顼辞别京师之日，武则天召见了他。吉顼流着泪对武则天说：“臣今日远离宫阙，恐永无再见陛下之日。今愿陈说一心愿。” 武则天就赐他坐，问他想说什么。 吉顼说：“合水土为泥，有争乎？” 女皇答：“无之。” 吉顼又问：“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 女皇答：“有争矣。” 吉顼便离座，伏地叩头道：“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宁。现在太子已立，而外戚还在为王，这是陛下驱李、武两家日后争斗，两不得安呀！” 女皇一声嘆息：“朕也知此事难处。但事已至此，即便不好，又该如何呢？” 向来以果断着称的武则天，面临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因循下去，得过且过。 高高在上者，就一定知道方向吗？不。 混过一日无事，也就多一日平安，这大概是古代的唯物主义。 另一位向女皇进言、规劝女皇处理好接班问题的人，就是在前面讲到的，冀州武邑平民苏安恆。 从皇帝到平民，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猜度，不知隔了多少级别。山遥水远，他们之间怎么会有政治上的联繫？ 此人不是武则天的亲戚或者老乡，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天子垂顾，他就是凭着直觉，给武则天投了一封很不客气的意见书。女皇也就很认真地读完了他的意见，特地召见了他，赐给宴席，慰谕有加，然后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从唐代开始，古代中国就是个文凭社会，没有功名的人，几乎不是人，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但是，武则天时期不同，她安置的铜质意见箱，是面对全国臣民的。有冤可以诉，有话可以说，有情况可以举报。 其中意见中肯、情况重大的，女皇还要亲自接见。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民意渠道，这就是古代的全民议政。独裁体制下竟有如此通畅的民意渠道，人民有如此切实可行的意见表达权，实在是超乎想像！ 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如何知道草芥百姓的想法，如何了解辽阔国土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类的渠道，下面的情形经过层层过滤，到了上面，还不知会扭曲成什么样？ 那个金字塔尖上的人，恐怕也就与一个盲聋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不可鄙薄祖先。即使是古希腊的全民政治，也只是特定人群才有权议政。而武则天，却是给了所有的人以说话权。 苏安恆的上书，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劝武则天下台，还政于太子。她说：“陛下受圣皇之託，受嗣子推让，执政已二十余年，今太子仁义孝敬，春秋既壮，若让他驭使天下，与陛下有何区别？陛下年事已高，倦于宝位，何不禅位太子，自怡自乐？臣闻以往之明主治理天下，不见有二姓俱王也。今武氏诸王蒙陛下庇荫，恐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于事不便。请降他们为公侯，授以闲职（这样将来能保住命）。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皆未封王，此非长久之计。还请给他们分土封王，以藩屏皇家。” 这个上书，已经说了很多犯忌的话，但是苏安恆并不知足，在女皇接见一年后，又上了一书，干脆谈起了恢復大唐的事。 他说：“陛下虽居正统，实为大唐旧基。今太子已追回，年纪德行正盛，而陛下却贪恋宝位，将来以何面目去见唐家宗庙？以何身份去谒大帝（高宗）陵墓？臣以为天意人心，将归李家。陛下天位虽安，然而物极必反、器满则倾。陛下何故要日夜积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第148页 既然早晚要变，还拖着干什么呢？ 这简直就是言论上的逼宫了。 出乎意料的是，武则天并未治他的罪。——我可以不听你的，但是你尽管说。 古代君主，有此雅量的，不多。 确实，一个坦坦荡荡的社会，就不该有那么多关于说话的禁忌！ 江河滔滔东流而去，它绝不会因为某个强势人物的好恶取捨而西流；硬要让它西流的话，少则十年，多则九十年，它终归要掉头而东！ 武则天在暮年，内心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她已经知天命、已经耳顺、已经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该发生的必将发生。 她选择了让李显做太子，而没有让李旦做太子，也就是意味着她全都考虑成熟了。李显虽然任性，但毕竟有一点儿刚烈之气，比文弱的李旦更适合做未来天下的主人。 到此为止，除了她本人的皇帝名号和大周这个新国号，一切都已经不逾矩了。此后的天下，究竟属谁，武则天不再去考虑了。 她只想做个百事无忧的富家婆。 可是，她能安安稳稳当个富家婆吗？ 38、女皇惊起时见到的是满院兵卒 在武周末期，急剧扭转歷史方向的的，是一位80岁的老人——张柬之。 耄耋老人以莫大的勇气和智慧扭转歷史方向，这样的事，在歷史上不乏其例。当代人中，大概有半数以上都曾亲歷过。 这不是什么奇蹟。 是因为他顺应了歷史大势和人心。 不是伟人拯救了人民，而是人民成就了伟人。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弄颠倒。 上一节所提到的平民苏安恆，就已经说出了真理：“天意人心，将归李家”。而在河北御敌时，太子李贤的大旗一竖，就有几万人踊跃参军，则是对这个真理的印证。 这和前面的叙述似乎有一些矛盾。不是说，武则天时期国泰民安么？不是说武则天为广大下层寒族打开了上进之门么？不是“薄徭役”是武则天一贯的国策么？ 为何人心还要思唐？ 这是因为：首先，国泰民安是从贞观年代延续下来的，人们至今仍感念大唐。其次，高宗时期虽然灾害连年，但并没有大的政策失误，同时还完成了堪与太宗比美的开疆大业，人们觉得革命的理由不充分。其三，大唐没有武周时期的酷吏和杀戮。一个制造了大量冤案的政权，无论如何不能获得人们的原谅。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臣民在文化观念上不能接受女人当皇帝，这件很别扭的事，实际上颠覆了人们的信仰所在——儒家观念。华夏民族是无神论民族，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神圣化的理论来做精神支撑，否则全体民族都将陷入迷惘和道德沦丧。 由于这些原因，无论是平民的朴素感受，还是士大夫的忠君观念，就都和最高执者别着一股劲儿。 这就是苏安恆所说的“天意人心”。 大家想不通：一个为实践所证明是很好的政体，为什么不去实行它、或者为什么要提前结束它？ 人们这种情绪的积累，潜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它无时无刻不在酝酿，要挑选一个代表者来完成打破现状、拨乱反正的大任。 就在武则天与大臣和解、倦于政事的六年多时间里，由她亲手培植起来的一批正直大臣却在悄悄地酝酿着政变！ 这真是一个很幽默的背谬：她要做一个好皇帝的时候，人们就不想让她做皇帝了。 起决定作用的是狄仁杰。他在武周后期获得了女皇的莫大信任，却不动声色，在隐蔽地做着为大周掘墓的工作。 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薪火不能中断。为此他不惜自秽，故意与二张交好，饮酒赌博，似是同流合污。同时又故意表现出贪财好货，以掩盖自己的“异志”。 这是在演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对他阿附武则天有非议。但若不在其位，就很难理解他的不得已。 他为匡復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人事安排。他向武则天推荐的一批人，无不是志在匡復的正统派，尤其是当做“佳士”特别推荐的张柬之。 狄仁杰的忍辱负重，瞒过了武则天，这一批定时炸弹就稳稳噹噹地埋上了。 其中张柬之虽然没被马上重用，但狄仁杰对他的评语——“其人虽老，宰相才也”，想必给女皇留下深刻印象，为他将来的入相埋下了伏笔。 到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义杰病重，自知不起，就与张柬之密谈了一番。而后，心满意足地告别人世。 匡復的辉煌固然是看不到了，但奠基人是我——这也就够了！ 到长安四年（704年）之秋，女皇也一病不起了，她感觉，需要有一个老成之人来充实宰相班子。 当时宰相姚崇受到二张的排挤，为避祸就活动了一下，被任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暂时离开了中枢。行前，女皇要他推荐一位可做宰相的人，姚崇力荐张柬之：“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前后两位素所器重的宰相，都推荐了张柬之，女皇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日就召见了张柬之。 当年十月，时任秋官（刑部）侍郎的张柬之拜相，时年80岁，与武则天同龄。
第149页 这是歷史最诡异的瞬间之一。两位八十老人在朝堂上相见，一个想的是：你要给我看好家。另一个想的却是：我要让你当不成这个家！ 这个新冒出来的政治明星，他一生活了80岁，好象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活的。 张柬之字孟将，是襄州襄阳人，太学生出身，少时就广涉经史，中了进士以后，任青城县丞，长期不得志。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徵召贤良，各地推举上来的有上千人，张柬之以65岁高龄考了第一名，得授监察御史，此后才稍微顺利了一些。 圣歷年初，升为凤阁舍人，后因为反对武则天与突厥联姻，被贬到边地当刺史。在被狄仁杰推荐时，他正在荆州长史任上。 狄仁杰推荐后，歷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和秋官侍郎。后来的官职已是不小了，相当于副部长级，但以他的资歷和才干论，还是有些委屈他了。 直至姚崇推荐，张柬之才得以登上舞台中心，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在任荆州长史时，前任是杨元琰，两人曾一同泛舟于大江之中，言及女皇革命、诸武擅权、幽禁宗室之事，都目眦俱裂，慨然有匡復之志。 杨元琰是大姓出身，虢州阌乡（今河南灵宝）人。他身材魁梧，长于理政，曾歷任六州刺史、两州都督，所至皆有政绩，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加之年届老龄，有相当的经验，武则天曾对他多次褒奖。 张柬之在这时候入相，相当于武周出了个赫鲁雪夫，但是他的胆量比赫鲁雪夫可大得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杨元琰为右羽林卫将军，先在宫廷禁军里布下了一颗重要棋子。 任命一下，张柬之就提醒杨元琰：“使君身当此任，并非无故。月夜江上之言当未忘怀，愿共勉力！” 中央警卫队长里面有了自己人，胜算已多了几分。 除此而外，张柬之还串联了几位愿意共图起事的人，有桓彦范、敬晖、李湛，把他们安排为左、右羽林将军，以便暗地控制禁军。 唐代的禁军，分南北两卫，步骑兵都有，两卫又分为几个部，由六位将军统领。其中南卫相当于京城巡警，北卫则负责皇城警卫。不过，也许有人要问：张柬之刚刚上任，他哪里有那么大能量往禁军里安插那么多人？ 原来在这上面，他用了一番脑筋，在中央警卫队里找到了同盟军。禁军里级别最高的将领——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是一位外族名将，入禁卫军已有20余年。张柬之先去做了他的工作，以大义激之。 张柬之问他：“将军在此间几年？” 李多祚答：“三十年矣，” 张柬之就激他：“将军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高宗）之恩？将军既感大帝之恩，能否报答？逆贼张易之兄弟擅权，大帝之子现在宫中朝夕被逼。社稷之重，在于将军；诚能报恩，当属今日！“ 这一番话，说得李多祚热血沸腾，他表示：“只要是为了王室，惟相公你吩咐，豁出来被族诛了也干！” 两人又对天盟誓，语言激昂，义形于色！ 在李多祚的默契配合下，政变分子源源不断派进北军，掌握了部队调动权，事情已基本有了眉目。 张柬之年纪虽大，但久经磨练，办事慎密，行动迅速。他很快组织起了政变的核心集团，即：他本人、宰相崔玄暐、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 崔玄暐是大姓出身，长安元年（701年）任天官（吏部）侍郎，后又为文昌左丞。他清廉自律，谢绝一切请谒，与当时高层官员的贪贿、应酬之风格格不入，因此深受女皇器重。 他于长安四年(704年)拜相，兼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属官。前面讲过，他曾经力主让太子和相王来侍奉女皇帝汤药，将二张逐出宫去，显然也是一个死硬的反张派。 此外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都是狄仁杰所推荐上来的。敬晖为洛阳州长史, 桓彦范为司刑少卿, 袁恕己为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 还有一些其他参预的人，各色人等都有，甚至还包括李唐宗室子弟、女皇的孙女婿和女皇母亲一系的亲戚，作为密谋，其人数相当不少，但行动极为保密，没有走露一丝风声。可见有信仰支撑的密谋到底还是不同。 张柬之大规模地往禁军里安插人，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疑惧。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张柬之便又奏请女皇，任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这才安了心。但是后来政变时，武攸宜根本就没有什么动作。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初, 姚崇出使灵武回都，正统派的力量又加强了。张柬之与桓彦范大喜，相互鼓励说:“事济矣!”于是将政变密谋通告姚崇，共襄大计。 而这边武则天则完全丧失了警惕。她以为朝中是老成之人在执政，二张势力已有所抑制，两派的冲突不会很大。另外”李武并贵”的策略也有了收效，儿子和侄儿之间不会发生火拼。除此而外，内政外交，还能有什么大问题呢？ 二张那边，也是同样。他们是浮浪子弟，没经过政坛的大风波，以为有女皇在，天就塌不下来。因此对禁军换将的一点儿疑虑，很快也就忘得没影儿了。 张柬之策动的这场政变，矛头所向就是二张。政变的根本目的，是废黜女皇、恢復李唐。前一个是最低目标，后一个是最高目标。
第150页 后来的史家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为何要除去二张？难道二张是女皇的政治代表？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牵扯到了政变必须合乎民心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政变是为了匡復大义，但臣子起兵对付皇帝，终归还是犯上的事，必须有一个能在社会上一唿百应的由头。 二张恰好充当了这个道义上的靶子。 他们劣迹斑斑，大失人望，各派势力均对他们侧目而视。就连诸武集团，对他们也心怀不满。 就在长安元年(701年)九月，发生过一件宫廷惨案。太子的长子、皇孙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一块儿非议张易之擅权。后来这话传了出去，张易之向女皇告状，女皇就将这三人交给太子处置。 太子李显经过多年的磨难，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护老婆的废帝了，他在女皇的压力下，将三人一起缢死! 这三个年轻人，当年才不过才十六、七岁. 这是李唐宗室遭受的最后一场惨剧。其中的武延基，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当时武承嗣因为当不上大周的太子，已经忧愤而死，大概没有什么有力的人为武延基说情。 武延基等于因为二张而死，这件事在诸武的心里想必也投下了不小的阴影。事后证明，诸武在政变中态度不明朗，其中太平公主的几个儿子还可能参与了政变。政变结束后，诸武中有一批人受到封赏，据推测是跟倒装有点儿关系。可见诸武对二张也是乐观其败的。 如此看来，二张既失人心，又得不到诸武的支持，力量相当脆弱。既然除掉他们很容易，又能唤起广泛响应，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武则天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她最放心的一支力量——宰相集团中的几个人，会在她眼皮底下完成了这个阴谋。由于政变集团以“除二张”为号召，成功地离间了诸武与女皇关系，使用得诸武不再成为女皇的屏障。 两股本来应该互相制约的力量，不再互相制约，而是有了某种改变现状的共谋，这时候的女皇，处境确实就非常危险了。 一个病卧在床的老太太，与外界完全隔绝，身边只有两个招万人恨的面首。 这实在是太脆弱了。 在权力巅峰21年的一贯感觉，使她意识不到这个危险。 ——谁敢？ 是啊，这种政变，说得好是清君侧、为民除害；说得不好听就是谋逆。 在政变集团的核心，一开始，对于应该怎么干，也曾有一定的困惑。 为此，敬晖曾向冬官（工部）侍郎朱敬则问计。 这个朱敬则也是个对二张恨之入骨的人。当年女皇有了二张还嫌不过瘾，下令徵召一批美少年，竟然有人以自己的“阳道壮伟”而自荐，时任右补阙的朱敬则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陛下内宠已有易之、昌宗兄弟，固应足矣”，现又有人自荐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这成何体统？“无礼无义，溢于朝听”！ 当时女皇倒也没恼，慰勉他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还赏了他彩绸百段。 朱敬则确实见识过人，对敬晖只轻松点拨了一句：“若借皇太子之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之力耳！”（《唐会要》） 张柬之等人觉得这计策太好了，于是照计而行，开始了对北军的渗透。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一带的左右羽林军，统称为“北军”。“飞骑”则是禁军里的一个兵种。掌握了北军之后，政变集团紧接着要干的一件事，是与太子接头。假冒太子的名义还是不行，将来会很被动。 此时，太子每天都要通过玄武门，进宫去向女皇请安。这就是接头的最佳机会。 当了羽林军将军的桓彦范、敬晖，便在长安四年的年末，瞅了个空子谒见太子，向他密陈大计。太子欣然同意。 这就再没有任何问题了。 当年在太后的授意下，裴炎、程务挺带兵入宫，把中宗李显逼得退了位，如今有人主动要求以同样方法助他夺回皇位，这简直就是天意！ 长安四年的下半年，实在不是个安定的年月。这一年从九月起，神都一带就总是日夜阴晦，间有大雪雨，城中甚至有人冻饿而死。 女皇在病中，对这些天象颇为惶惧，採取了一些消灾的办法，比如开仓赈济、迎请佛骨，下令禁屠、赦免自临朝称制以来所有的罪人（参预扬州之乱和宗室之乱者除外）。 正月九日，又下诏改元“神龙”。神龙为何意，后人不详。难道是预示着“见头不见尾”？总之是有些奇诡。 女皇是强人，她想竭力消弥不祥之兆，祈求重新振作。 二张的心里，此时却有一种隐隐的末日感。据说，张易之刚刚建好一座府邸，夜间就有鬼在墙上写字：“能得几时？”易之令人刮去，次夜又有字迹出现。如是六、七次，张易之无奈，只得在“鬼书”后面加题了一句：“一日即足。”旋即，“鬼书”便不復再现。 张易之的兄弟张昌仪，也尝与人言：“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 奸贼恶人的这种“迟早要掉脑袋、蹲大狱”的预感，往往灵验。这种事，在近世也有过。
第151页 张柬之在这段时间内，还争取了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和洛州长史薛季昶的支持。洛州长史负责的是神都附近地区的军政事务，争取到薛长史的支持，也是为政变成功添加了一分把握。 姜，还是老的辣。在拜相以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张柬之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正月初，女皇病情进一步加重，寝宫内传出的消息令人不安。正月十一日，作为迎佛骨的特使崔玄暐还都，朝中一片忙乱。 张柬之认为，政变的时机到了——女皇病重，她採取抵抗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这是一；女皇病重，二张就可能从中做手脚，万一矫诏罢免了几个宰相，正统派就要失去当前的优势，因此不能再等，这是二；政变集团的核心人物，现在已经全部汇齐，便于统筹，这是三。 若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正月二十二日，军事行动开始，史称“神龙政变”。 政变部队共分三路—— 第一路，由总指挥、宰相张柬之带领，参预者有宰相崔玄暐、检校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杨元琰、敬晖、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统率左右羽林军开赴玄武们。这是一支主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包围宫城，攻进皇宫，直捣长生殿，逼迫武则天退位。 第二路，由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牵头，参预者有右羽林将军李湛、内直郎王同皎，前往东宫，他们的任务是迎太子前往玄武门，与前路会师后，伺机拥太子登大位。 第三路，以司刑少卿袁恕己为主，跟随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也就是南军，作为警戒部队，控制皇城，连带监控整个首都。各要害地点，均派兵守卫；特别要前往政事堂，逮捕当天值班的亲二张的几个宰相，切断皇城与宫城之间的联繫。并围住二张的府第，防止他们的家丁作乱。 三路之外，洛州长史薛季昶则发动洛州兵马实行警戒，“以备非常”。 在国家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整个首都全部被政变部队控制，中央警卫队几乎全体倒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可以见出张柬之是一个十分高超的组织者。 这一天，天气仍是阴冷。各路兵马分头出动，大路上只闻马蹄橐橐、刀剑相撞，一派肃杀之气。 李多祚的一支兵马来到东宫门前，却不料太子事到临头，因疑惧而不肯出。太子不出，则政变师出无名，那不真就是犯上作乱了！他的女婿王同皎倒还有胆量，力劝道：“先帝以国家付殿下，殿下却横遭幽废，此事神人共愤，二十三年矣！今北门、南衙同心协力，诛凶竖，復李氏社稷，愿殿下速至玄武门以副众望！” 太子李旦的那点儿刚烈劲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是搪塞：“凶竖诚当夷灭，然而主上圣体不安，不应惊吓。诸公更为后图！”——这事情各位缓一缓再说吧！ 掉脑袋的事，怎么能缓！ 正在一旁的李湛急了，说：“诸将不顾身家性命以殉社稷，殿下奈何让他们送死？请殿下自己去制止他们吧！“ 太子听了这话，只好犹豫着出来了。 他一出门，王同皎一下就把这不争气的岳父抱上了马。马鞭一抡，一彪人马风驰电掣直奔玄武门奔去。 武则天此时是否完全没有保障了呢？不。 她还有最后一道防线——玄武门。驻守在这里的是一支绝对忠于皇帝的精锐卫队“千骑”。它的前身，是由太宗组建的“百骑”发展而来。百骑士卒都是百里挑一的神箭手，太宗每次出游，他们就簇拥在鞍前马后以为护卫。到武则天时，则扩充为千骑。 此时，千骑的指挥官——玄武门镇守使是殿中监田归道。这是一个立场中立的人，与武三思、二张的关系都不错，但对李唐也似有怀念。 政变发动后，敬晖派人去叫田归道交出千骑的指挥权，田归道不给。等张柬之大队人马开到时，田归道不予放行。 城楼上的千骑卫士，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敢攀城，就万箭齐发。 政变的主力部队被阻于玄武门外！ 自古以来，政变部队因为攻不下宫城而溃散的，何其多也！但是要拿下玄武门，没有攻城的专门装备，也是非常的麻烦。 千钧一髮，万物屏息！ 田归道已经知道发生了非常事变，他这样做，是忠于职守的。皇帝没发话，即便是正义之师，也不得入。 就在这时，第二路部队簇拥着太子而来。 田归道见状，吃了一惊，原来不仅宰相加入了政变，连太子也卷了进来。他在片刻之后做出了一个选择：放弃抵抗。 他当时是如何权衡这件事的，后人永远无法得知了。无论是对歷史大势的一种屈服，还是出于对声势浩大的政变后果的恐惧，他的这一念之转，决定了政变的成败。 见城楼上的千骑不再抵抗，张柬之一声号令，命所部“斩关而入”。 史书上记载的这简短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斩关”意为砍断门闩，也泛指攻破城门。 士卒顿时大噪，撞开了城门，奉太子一拥而入，直扑武则天所住的迎仙宫。 当时二张正在宫中侍奉，听见动静，出来看时，被士卒逮了个正着。张柬之等即命人将二张拖至集仙殿，斩于殿庑下。
第152页 凶竖已除，第一目标已顺利实现。随后，张柬之等又带兵包围了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布下了警戒线。 这时已有人告知外面发生了兵变。女皇闻变惊起，问道：“乱者谁耶？”声音一如往日般威严。 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李湛等一批政变首领戎装而入。桓彦范答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命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不敢告诉您）。称兵宫禁，罪当万死！” 原来如此！ 女皇见到太子也跟着进来，掩饰不住一脸的轻蔑：“是你啊！小子既诛，可还东宫！” 太子嗫嚅不能言。 回去？那不就是个死！桓彦范寸步不让，扬声道：“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太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政变首领公开了他们的第二目标。 女皇帝知道，今天这一关很难敷衍过去了，但又于心不甘。想不到宰相们能把太子说动，这两方，缺任何一方都成不了事。真是用人不察，悔之晚矣！ 她一眼看到李湛江居然也在，不禁诧异：“你也是诛易之将军？我对你父子不薄，却有今日！” 这李湛，是李义府之子。李义府是第一个拥护武则天为皇后的朝臣，他死后，武则天一直感念，登基后不断对李义府追封并加封其妻儿，皇恩可谓浩荡。面对女皇的质问，李湛惭不能对。 女皇一转眼，又看到崔玄暐居然也在，更是又惊又气：“他人皆因别人推荐而提拔，惟卿乃朕所亲擢，亦在此耶！” 崔玄暐上前一步，不卑不亢答道：“臣正是以此报陛下之大德！” 闻听此言，武则天才知大势已去，遂返回床榻而卧，不再说话。（见两《唐书*桓彦范传》） 政变当日，政变集团还派兵到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的家中，将三人处斩。张氏兄弟五人皆被枭首（死了再砍下脑袋来）于天津桥南。史载，士庶见者莫不欢叫相贺，或脔割其肉，一夕而尽。 亲二张的宰相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被收捕下狱，后遭流放。同时被流放的还有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铨期、阎朝隐等数十人，皆当时的知名文士。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玄武门的镇守使没有给女皇争取到一个缓手的时间，倘若有一个时间辰左右，女皇就可登高一唿，做一番恩威并施的宣谕，那些听从军令而被调集起来的政变军，能否再服从政变首领的指挥恐怕都要成问题。 兵甲逼到床头，诸武不见影子，加之女皇年老病重，意志力大概也衰退了不少。她就此承认了现实，不再做无谓反抗。 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的尽头，武则天就都处于被幽禁的状态。 政变次日，张柬之等逼她让位给太子。武则天反覆思量，无计可施。她万念俱灰，往日信任大臣、寄厚望于太子，最终竟落得如此结局，现在再变卦立诸武为嗣，已决无可能。如若蛮干，也许这些孤注一掷的大臣会让她也去步二张后尘的。 有了李显这张正统的牌，他们就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 武则天只好先退了一步，同意太子监国，交出了执政大权。 张柬之等立刻代拟了《命皇太子监国制》。 这份文件的内容，包括了谴责二张、肯定政变、大赦天下、命太子监国，并给李显以很高评价，为政变的合法性定下了基调。 比较微妙的是，其中对武周政权的定位，是用了“社稷宗庙，寄在朕躬”的说法，表明武则天改朝换代是临时性质的。这样一来，武周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太子监国也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显然是双方折冲的结果。 为安定天下计，当天，太子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随同一批使者分赴十道各州宣慰。 张柬之等还是不肯罢休，继续施压。女皇顶不住，于政变第三天下诏：传位给太子。 政变第四天，太子李显继位，成为新皇帝，按他的资歷，同时也是復辟的中宗皇帝。但是此时国号尚未改，甚至李显现在还姓着“武”。 当天，新皇帝给他的弟弟相王和妹妹太平公主都加了尊号，前者叫“安国相王”，后者叫“镇国太平公主”，生怕这国家他一个人镇不住似的。 李唐宗室的解放日也盼到了，所有被流放、籍没者（大多已死），子孙皆恢復属籍，酌情给官做。同时再次大赦天下，惟有张易之党不赦。 时代这驾马车的转轨，在几天之内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政变第五天，新皇帝将女皇徙于上阳宫，外人轻易不得入见，特命李湛负责宿卫——幽默啊，让你最信任的大臣之子来看守着你。 移宫之时，新皇帝率百官前来问安。王公以下诸臣皆欣然称庆，惟有姚崇呜咽流涕。桓彦范与张柬之大为不满，对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 姚崇说：“我服侍旧主年头久了，乍此辞别，情发于衷，悲不能忍。且日前随从诸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道，岂敢言功？今日辞别旧主悲泣者，亦是臣子之节。若因此获罪，实所心甘！”（见两《唐书*姚崇传》）
第153页 女皇被禁，虽宰相亦不易见。姚崇多年受武则天的器重，恩深意厚，因此他的悲伤，倒也是真情流露。为此他马上就付出了代价，当天被调离中枢，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但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他预见到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为避祸而玩了一个脱身之计。虽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告别老主子的伤感多半还是真的。 移宫第二天，新皇帝又率领群臣前来，特别向女皇上了一个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注意，这是武则天之所以叫“武则天”的最初来歷。 这样一来，政变后的大周竟然有了两个并行的皇帝。歷代皇朝中，国有两帝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其中必有一个为太上皇。而现在，大周的两个皇帝，在法律上却是平等的。 这一“天有二日”的背谬，当时的人们只顾高兴了，也不遑多论。 从二月二日起，新皇帝每隔十日来请一次安，是为定例，以表示对逊帝的尊崇。但在实质上幽禁照旧。就是借给李显八个胆，他也不敢把女皇放出来。黄台瓜落，教训深刻啊！ 在政变第二天，监国的太子向武氏太庙告庙，天气仍是阴霾不散。侍御史崔浑觉得怪怪的，就奏道：“陛下復国，当正唐家位号，合乎天下之心。怎的仍告武氏庙？请毁之，復唐宗庙！” 李显被说动了心。 二月四日，政变成果进一步深化，新皇帝下诏，抛弃“大周”国号：“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侵、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年间故例。”那么，永淳元年是哪一年？就是高宗逝世的前一年。 让时光倒流回去吧，忘却这一场浩劫。 轰轰烈烈十五年的大周朝，今朝寿终正寝。 当天改制诏书一下，天气很快就澄明见日。举朝都嘆，此乃天人之应啊！ 新皇帝这下成了真正的大唐復辟皇帝中宗了。 在诏令中，中宗给足了武则天面子，大意是说，高宗去世时，徐敬业、程务挺作乱，天塌地陷，幸亏赖有则天大圣皇帝“拨乱之神功”，安定了天下，并且“开太一之宏略”。在受河洛之图后，惠育万民，得享高寿。忽而有了更高的追求，嚮往无为，倦于政务，这才令儿子復辟。而且明命要继承先绪，光復大唐之国，以为復兴之基。 好一篇中兴宣言，明明是颠覆了一切“革命”意识形态，却说成是受命復辟。不过，这样一说，武则天开创的“大周时代”倒也有了权宜之计的合法地位，不至于被定为非法。武则天在大唐的帝统中，今后虽不能公开占有一席，但好歹不会被说成是篡逆之贼了。 新的舆论基调，为何是这个样子？这是因为“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大唐，完全復旧已决无可能。如果把大周说成是“伪周”，那么政变的发动者们，十有八九都是伪官，他们自己就要陷入非法性的尴尬了。 復辟诏书还规定，将神都的名称恢復为东都，同时再给武则天一个面子，以并州为北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恢復老君尊号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仍习《老子》。又令各州县置寺观一所，名曰“中兴”。 只是逊帝的年号并没有改，还叫“神龙”。也许，中宗觉得它很吉利？ 復辟以后，“则天大圣皇帝”的尊号也没有取消，仍然有效。但是，这是哪一国的皇帝呢，没有了了法律的依据。如果是大周的，大周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大唐的，大唐復辟是自中宗始，没有另外再加尊一次，官修歷史也决不会承认大唐有这样一个皇帝。 这个名垂千古的“则天大圣皇帝”，就成了超时空的名号。 它不是属于哪一朝的，它属于整个华夏，属于永恆。 它的含义，就是这片热土上的唯一女皇帝。 （请看下一章【走向永恆】） 【走向永恆】 40、人生落幕之前她决定回归皇后身份 从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五日起，武则天被移送到上阳宫，此后，她在这里又活了300多天。 朝暮相替，春去秋来，这一岁的枯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无趣和最无望的日子。 上阳宫，说来倒是个好地方，位置在东都皇城之西。南边就是洛水，背倚禁苑。内有观凤、仙居、甘露、麟趾、丽春等殿宇。你就听听这些名字吧，皆有仙风。武则天的住处，就在观凤殿。 武则天自当皇帝以来，对仙家生活有所嚮往，倦勤情绪日渐滋长，若是主动让位，当了个太上皇，这地方倒是最佳的养老处。但可惜事实却不如此。过去被她幽禁的儿子，现在倒过来幽禁了她。这口气如何能咽下？ 看好端端的一片河山，赤旗一夜间落地。伟哉大周，竟片羽不存！这结局如何向后世交代？ 前些年，还在追慕那上古三代的圣君，今日却成了老于窗下的寂然老妪，这岂不是要被千秋万代嘲笑么？ 这近一年的岁月，武则天所过的生活，大概要用一句欧化语言来形容了——“她的心无时无刻不被痛苦咬啮着”。 她在上阳宫的活动，史册上几无记载，因而后世史家，常爱推测她这段时间在想些什么？ 我想，对张柬之、崔玄暐等忘恩负义者的恨，和对丈夫高宗的思念，也许是令她最萦绕于怀的。
第154页 她的精神几乎垮掉。史载：“太后善自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但在政变之后不行了，“及在上阳宫，不復栉颒，形容嬴悴。”（见司马光《考异》） 不復栉颒，就是不再梳洗。这是意志崩溃之表现。 有当今的史家说，她这是演的苦肉计，要以此来给中宗一个心理冲击，使中宗对她产生强烈的反哺之情、并生出对政变诸臣的厌恶，以达到报復张柬之等人的目的。 据说，“上（中宗）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谋。” 这个情节，虽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鑑》没有採用，但看起来似乎很合常情。 除此而外，没见到武则天有过什么图谋復出的言行。 她的确认命了。 洛水汤汤，残阳凝血。有300多个日夜就将这么静静地过了。 而上阳宫的高墙之外，此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弹冠相庆吧，伙计们！ 中宗把龙椅一坐稳，就开始论功行赏，对张柬之等政变有功之臣委以大政。政变集团的核心五人，全部封为郡公，袁恕己、敬晖、桓彦范也都成了宰相。 此外李多祚因资格老，封为辽阳郡王，最为荣耀。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封郡公。李湛也甚是了得，为左羽林大将军，封赵国公。 据说，只有那个洛州长史薛季昶是个脑筋清楚的，他觉得现在的情况有后患，便建议张柬之等召集百官，把武则天绑赴太庙，歷数其恶，取来太宗的黄钺斩之。黄钺是什么？是象徵帝王权力、用黄金装饰的斧子。 好傢伙！这个薛季昶也是够激进的，要把武则天用斧子砍了！这还不算，他还认为“二凶虽诛，产、禄犹在（产、禄是汉吕后的侄儿) ，去草不除根，终当復生，”，建议将“诸武之在中外者，皆尽杀无赦”。 他总觉得，现在这个政变结果，不彻底，很怪异。这样子女皇总有一天会捲土重来。 张柬之等人沉浸在一月里响春雷的喜悦中，并不在意，没有听他的，反而说：“大事已定，彼犹几肉（案板上的肉）耳，何復能为？”薛季昶只能嘆道：“三思不死，我辈不知死所矣！” 关于薛季昶的这些事儿，是小说家言，当然歷史上也许真的可能发生过，因为当时情势确实如此。 由此看来，武则天之所以没有任何异动，甚至有人觉得这和她的一贯作风不符，是因为形势对她来说仍然险恶。中宗是个容易摇摆的人，大臣中有人怀有恐惧感，女皇若有言行不慎，真有可能在各派利益的合力下，拉出去被斧子砍了。因此她的不作为，是明智的。 就这样呆着固然孤苦，但总还是活着，尊位也还保留着。若是被砍了，那就成了女王莽，不仅遗笑、而且要遗臭于后世，那就更不上算了！ 张柬之等发动政变，看样子也不是为贪功。在武周一朝里，他们大多深受器重，尤其张柬之、崔玄暐已位极人臣，没必要冒死去搏一个公侯。倒武，应该说是出于大义。但是政变成功后扫荡余孽，防止反攻倒算，这些功课是必须做的。 他们除了贬黜房融、崔神庆等“张易之之党”外，对武周时期的所有酷吏，也都夺其官爵。凡为周兴等酷吏所枉死的无辜者，全部予以昭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 对那个曾在政变当天不肯打开玄武门的田归道，敬晖也主张杀掉。田归道不服，据理力争，认为是职责所在。中宗对这事倒还公允，仅免去他殿中监的职务，令其回家。后来，念田归道毕竟是忠勇可嘉，又将他召回，任命为太僕少卿。 可是，他们放过了诸武。 由于太平公主已是武家的媳妇，加之武三思以前曾对中宗说过二张必为祸乱的话，中宗认为诸武亦有功，所以有所袒护。 中宗君臣的这一仁慈之举，造成了“后武则天时期”的一场连环大闹剧。 在政变后的大封赏中，李湛的提升分外显眼，封爵甚至高过张柬之等人，估计中宗这是为了让他把武则天看守得更紧一点儿。 敏感时期，再无人敢向她通消息。 武则天不知上阳宫外后来成了怎样的世界，否则，她定会慨嘆不已，再经歷一番冰火煎熬的。 张柬之等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名垂青史，再无疑义。岂不知诸武并不是朽木。他们对政变后局势的感觉很不好。 武则天下台，大周消亡，武氏宗庙被废弃，诸武的正统身份骤然下降，成了最尴尬的一族。他们怎能心安？ 同时他们也怕中兴五臣说不定在哪一天，会起意“斩除武氏”，因而当然要起而自保。 既然留下了青山，他们就要自己想办法来找柴烧。 此时，有两个女人开始深深地介入了朝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位，就是与李显共了几十年患难的妃子韦氏，现在熬出了头，成了韦皇后。另一位，就是上官婉儿。 韦皇后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虽然苦了这么多年，但政治野心从未泯灭，婆婆武则天就是她一心想效仿的榜样。现在，好时候来了。中宗一生颠沛，朝不保夕，把那点儿刚烈磨平以后，剩下的只是柔弱和平庸。韦后便和女儿安乐公主一道，在政变后迅速把持了朝政。每逢中宗临朝，韦后都要置幔坐在殿上，预闻政事。
第155页 上官婉儿在此时也介入进来。 婉儿这个名字，美丽而清纯，似乎永远是个少女的名字。她在本书中第一次露面时，也确实是个少女，但岁月更替，如今她已是四十出头了。 她是武则天身边的红人，早就免除了她的努婢身份，长期掌管起草诏令事宜，是一名宫中女官。一度因违忤旨意，犯了死罪，但武则天惜其文才而特予赦免，只处以黥面了事。此后，上官婉儿曲意伺奉，更赢得武则天欢心。自圣历元年（698）起，女皇又命婉儿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 最奇妙的是，武则天下台了，上官婉儿却没有倒，依然负责起草诏令，而且异常活跃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中宗娶她做了小老婆，册为“婕妤”。婕妤在唐的后宫，是仅次于妃和昭容的妃嫔，正三品，比当年武则当年那个正五品的“才人”要高得多了。而且后来又升婉儿为昭容。 中宗怎么会看上她？说来源远流长，据说在高宗驾崩那年，婉儿已是二十年华，与中宗就有了私情。但旋即中宗就被废，这次復辟后，立刻召幸婉儿，圆了多年的干柴烈火之情。 这个上官婉儿，现在可不是个清纯女儿了，在此之前，她就曾与武三思私通。武家的人多不招人喜欢，但这武三思却是相貌不凡，枕席上的一套也很是了得，婉儿对他相当满意。 婉儿做了中宗的小老婆之后，大概对韦后感到有点儿内疚，居然把武三思推荐给了韦后。韦后一见武三思，立即神魂颠倒，两人不免就犯了一些“生活作风错误”。 这关系，全乱套了！ 武三思被韦后引入禁中，中宗居然跟他很对脾气，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政事。 韦后平日在宫中爱赌“双陆”游戏，她和武三思常对坐着赌双陆，韦后故意撒娇，逗武三思嘻笑。中宗则在一旁观察战，手中握着一把牙籤儿，替他们两人计算输赢的筹码。 这位绿帽子搞笑皇帝的胸襟，还是很宽和的。 在此之后，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娶了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成了驸马都尉、太常卿兼左卫将军。这一来，武三思又成了中宗的亲家。这还没完，中宗在韦后的窜掇下，又把武三思提拔为宰相，以至武三思在朝中的势力，比在武则天时期还要显赫！ 上官婉儿和武三思的介入，令韦后势力大增，基本把中宗的权力架空了。 这就是“后武则天时期”的乱局。看来，武后当初把中宗废了，也是废得有道理！ 这个局面，大大出乎张柬之等人的意料，他们当然要反对韦后参政——不能走了一个老的，又来一个年轻的。桓彦范甚至上表说：“臣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五大臣与中宗、韦后的关系因此渐趋不睦，武三思的拜相，很明显就是中宗在向宰相班子里搀沙子。 武三思是个有韬略的人，他一上来，就大批起用武周旧臣。平心而论，武周旧臣中大有可圈可点之人，比方魏元忠、韦安石、李怀远、唐休璟等，就连杨再思这样的“两脚狐”，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杨再思位居宰相，但为人恭慎畏祸，从不忤犯他人。有人对他讲：“你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他答道：“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近世的人如果听到他这话，恐怕更有同感一些。 这批旧臣一上来，明显地就有取代政变功臣的意思。 张柬之等这才察觉势头不对，悔不该不听薛季昶之言。他们这时才去劝中宗贬抑诸武，但中宗哪里肯听。张柬之在政变之际运筹帷幄，似无所不能，此时却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了。五大臣在背地里嘆怨：“主上昔为英王时，诸臣都称其勇烈，我辈信其言。先前不诛武氏者，是为留待主上圣裁，以张天子之威，不想今日弄成此等模样。事势已去，如之奈何？” 武三思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为避锋芒，他进宫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他一不来，韦后就闷闷不乐。中宗受韦后感染，也觉得亲家不来是没什么意思，就几次微服私幸武三思的宅第。 监察御史崔皎知道后，甚为不安，密奏道：“则天皇帝在西宫（上阳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也位居朝堂，陛下怎可轻易出游？” 中宗不但不听劝告，还把此话告诉给了武三思。 武三思是个有韬略的人，他佯做根本就不在意。并且为了减少压力，他和武攸暨都请求辞去新授官爵，不再参预政事——明里不管事了，暗里可以在“赌博俱乐部”里出主意，效果都一样。 中宗同意了，授给了武三思等文职散官。 为平衡两派矛盾，中宗想了个主意，将张柬之等6人和武三思、武攸暨等13人皆列为有功之臣，赐以铁券（功勋牌），只要不犯谋逆之罪，各恕十死。 武三思以退为进之后，加紧了活动，与韦后两人日夜在中宗耳边吹风，说敬晖、张柬之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武三思建议：“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 中宗觉得这明升暗降的办法好，就把政变五功臣统统封了王，史称“五王”。给他们赐了金帛、鞍马，但罢免了行政职务，只须初一、十五各上朝一次，其余时间就回家呆着吧。
第156页 张柬之等人知道，现在他们倒成了砧板上的肉了，这可怎么得了。神龙元年五月，敬晖率百官上奏，表示自己绝不能容忍与诸武同封为王！他说，今唐室重兴，诸武王爵依旧，并居京师，这样的事，开天闢地就没有过。他恳请中宗削去诸武王位，以安人心。 有韦后在后面监督着，中宗哪里能採纳这意见？敬晖等人不能上朝了，完全计穷，又怕武三思在中宗面前进谗言，在家里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只得让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窥伺武三思动静。这简直是病急乱求医了。 这崔湜原是奉宸府的一个学士，文才虽高，骨头却不硬。他见中宗亲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马上转向，将敬晖的计谋全部告诉武三思，反而成了武三思的内线。武三思后来把他提拔为中书舍人。 众功臣中，只有杨元琰识时务，他见势不好，就请弃官为僧。敬晖不以为意，起初还跟他开玩笑。因为杨元琰是个大鬍子，非常像外族人，敬晖就说：“早知如此，我早就奏请皇上，削卿鬚发，卿即为中土之士了。” 杨元琰说：“功成名遂，不退则招祸。此为由衷之请，并非儿戏。”敬晖听了这不祥之语，大为不高兴。杨元琰这一退，果然在日后保住了自己平安无事。 碍事的五大顽石一搬走，武三思迎来了他从政以来的黄金时期。此时执掌朝纲的大臣，多是周之旧臣。以魏元忠为例，中宗即位的那一天，即派驿车去高要县将他接回。二月十八日，魏元忠刚一抵达东都，中宗就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后又升为兵部尚书。魏元忠在武周时期行事耿直，不畏强权；但可惜，英雄一世，晚节不保，此次回朝后竟然也附和了武三思。其他人就更不用说。 于是，“三思令百官復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权尽归三思矣。”（《资治通鑑》）武三思在武周时期也仅仅能做到参预政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控制朝政的大梦！ 亲家在位，胜于姑母。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心思去“营救”被幽禁的冷酷老太婆了。 上官婉儿更是一心辅佐韦后和武三思擅权。她劝韦后袭武则天故事，上表请规定天下士庶为母亲服丧3年，又请男子23岁方为丁服徭役、59岁以上免役。以此来收买天下人心。 正在武三思得意洋洋之际，中宗本人发现了不妥，觉得武氏势力是有些过大。上阳宫里，此刻还保留着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朝中若真成了武氏独大，那么掀掉大唐这个帽子岂不是随时可能的么？ 难得中宗有这样的清醒，他採纳了五王的建议，将武氏诸王统统降为郡王或者国公。皇帝的一句话，就是风向，群臣立刻会意，知道诸武略遭贬抑，就都调整了立场。武三思“復则天之政”的打算，落了空。 各派力量的争斗，就是这样兔起鹘落。大唐似乎没有什么中兴的样子，反倒是越来越乱。中宗将政事委于韦后、安乐公主和武三思，自己只顾玩乐。从此，朝廷政出多门，官员人数激增，宰相、御史、员外官多得竟然公堂里坐都坐不下。 政治如此，财政上也开始有了危机。大批武周时的罪人被平反、恢復了官爵；为优待李唐宗室、奖励功臣，又为很多人增加了实封户数；中宗和韦后信佛，上台后又大修寺观，广招僧尼……这些，都是要用钱的。钱不会因为“中兴”就自动多起来，财政上捉襟见肘，竟然开始动用备荒的义仓。 神龙元年七月，张柬之终于感觉局势不妙，奏请告老还乡，要回老家襄州去。中宗考虑，这样一个大功臣，完全退休总不好，就任命他为襄州刺史，但不用管州事，白拿全俸。张柬之这老头儿，策动政变，以异姓得封王，在政坛上风光了半年，也算是不枉此生。只是这一退，是否能免祸？谁也说不准。 在武则天驾崩之前，“中兴大唐”的闹剧就是这些了。 下面，我要打破一下本书的体例，把武则天死后一些人的结局，稍微提前来说一下。 伟人驻足之后，虫蚁仍在蠢动。 武则天死后，朝政愈加令人担忧。中宗任命魏元忠为中书令，本来还算是一步好棋。魏元忠是老臣，素有忠直之望，朝野对他期望很高，连武三思对他也有所忌惮。但是这次他重返政坛后，表现大不相同，由刚烈变为平庸，对朝局不发一言。 史载，魏元忠“为相，不復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县尉袁楚客，甚至愤而写信给魏元忠，列举他十大过失，指责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信的最后嘆道：“君侯不正，谁正之哉！”魏元忠收到信后，无言以对，惟有愧谢而已。 武三思毕竟还是怕这个老臣，就伪造武则天遗诏，慰谕魏元忠，赐实封百户。魏元忠手捧遗诏，感咽涕泗。见到的人都在私下里长嘆：“事去矣！” 唯一能扭转颓风的大臣不作声了，“中兴大唐”也就开始江河日下。 中宗这次一共当了五年的皇帝，业绩基本没有，但胡闹的故事却留下来不少。他让宫女和大臣们在宫中做市场买卖游戏，假做讨价还价，他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又令三品以上大臣举行拔河比赛，见老臣们汗流浃背、委坐于地，他又是哈哈大笑。
第157页 正月十五，洛阳城万民观灯。中宗顽心大盛，带了韦后、公主和一帮宫女微服出宫去看了一夜的灯。走到黑灯瞎火之处，不少宫女趁机逃跑，一去不復返。 韦后的老妈当年估计已有六十多了，中宗做媒，硬要御史大夫窦从一娶了她，来一个少夫老妻配。迎娶时，中宗还非要让这老太婆打扮得花枝招展。 把这样一个皇帝拥立上台，也算是瞎了眼，拥立之臣先后都遭到报应。 最先倒霉的，是那个把中宗抱上马去参加政变的驸马王同皎。事情起于他交友不慎。少府监丞宋之问和弟弟宋之逊都因依附二张而被贬到岭南，两人在神龙二年（706年）二月逃回了东都，藏在朋友王同皎家。 王同皎对武三思和韦后的所为恨之入骨，只要和亲随一提起这事，都要咬牙切齿。 宋之逊在帘后听到这些话，就密遣儿子和外甥去武三思那里告发，想以此来自赎。武三思想就唆使他们上书，告王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和武当丞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而后想勒兵进宫，废掉皇后。 史上卖友的人固然是不少，但像宋之逊这样无耻之极的，实为罕见！ 中宗见自己的女婿想造反，很吃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审问此案，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监审。 在堂上，张仲之歷数武三思的罪状，连韦后也一起骂。杨再思、韦巨源假装打盹不听。李峤和姚绍之见越说越不堪了，就下令把他反绑起来送到狱中。张仲之仍然回头说个不止。姚绍之就命人用铁棍击之，打折了他的胳膊。张仲之大唿道：“吾死当讼汝于天！” 没过几天，王同皎等一干案犯被斩，家产籍没。惟有周憬在外地，闻讯后逃入比干庙中，慷慨说道：“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说罢自刎而死。 事后，宋之问、宋之逊等都当上了京官，加朝散大夫。宋之问是初唐着名诗人，成就不小，然而这次卖友的勾当干得实在太离谱。他因此当了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后来他一直依附安乐公主。直至几经宦海沉浮后，才终于有所醒悟，但终因歷史不清白而被唐玄宗赐死。 从这个月起，“五王”也开始倒霉。除了张柬之已回老家外，其余四人被武三思诋毁，都贬出为刺史。大概还没等他们走到地方，又被贬到更边远的州为刺史。到五月，武三思又指使人诬告“五王”与王同皎曾经共谋废皇后，五人遂再贬为边州司马，其中敬晖甚至被贬到了崖州（在今海南三亚），且都是员外官，长期留任。勛封也给夺了，再不是什么异姓王。 悲剧还没完——人不死就不算完。武三思暗中令人写了一张传单，列了几条有关韦后的秽行，还写了请求废黜皇后的内容，然后把传单贴在天津桥。中宗得知后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此事。李承嘉诬奏道：“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 武三思生怕这还搞不死五人，又唆使安乐公主去对中宗吹风，中宗当然相信，就命法司结案判刑。大理丞三原李朝隐不同意，上奏称：“敬晖等未经推鞫（审问），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则奏称：“敬晖等宜据诏书处斩、籍没，不应再加审问。” 最后中宗考虑到，对敬晖等曾经赐与铁券，许诺不死，于是就把敬晖流放到琼州，桓彦范到瀼州，张柬之到泷州，袁恕己到环州，崔玄暐到古州。他们的子弟年十六以上者，也都流放去岭南。 事到如今，他们不仅不是王，就连平民都不是了，是罪人。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很荒谬。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如何得罪了中宗？事情的内在原因，恐怕还是中宗还有一个心结——一个皇子，做不成皇帝，却要靠几个大臣政变才推了上来。在“五王”面前，还曾表现过临阵的懦弱，丢死人了。这种自卑感挥之不去，不把五王搞得家败人亡，中宗是不会住手的。 压垮“五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来自那个双重卧底崔湜。这傢伙出卖了朋友也就罢了，还恨这些人不死，专门去说服武三思：“敬晖等将来若遇赦北归，终为后患，不如派使者矫诏杀之。”武三思问他谁可以担任使者，崔湜就推荐了大理正（官职名）周利用。 周利用原先曾为五王所厌恶，一度被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马。武三思一听：这正是好人选！于是任命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南，带着假圣旨去处置五人。当周利用赶到岭南时，张柬之、崔玄暐已死在流放途中。 死了的就算万幸，活着的，则不能让你们好死。周利用在贵州处置桓彦范，令左右缚之，放倒在竹排上拖曳，直到肉被磨尽，露出骨头，才将他杖死。抓住敬晖之后，将其剐死。袁恕己平素服食丹药，周利用就硬逼着他喝有毒的野葛汁，喝下去好几升之后还未被毒死，但毒性发作难以忍受，疼得他用手扒土，把指甲都磨尽了。而后，周利用又命人捶杀之。 此外还有一个薛季昶此时正在昭州（今广西平乐县），他也是多次被贬，一直被贬为儋州（在今海南省）司马。还没等他从昭州前去上任时，就得知了“五王”全部死难的消息，他自知不免，于是置办棺椁，沐浴更衣，饮毒而死。
第158页 “神龙宫变”的首义五功臣以及其他人，到此全部被结果掉。当年曾把赫赫女皇逼下台的风云人物，如今似猫狗一般，死得不是凄凉、就是惨毒。 他们在临死前，不知是否想清了一个问题：皇帝这东西，究竟是正统重要，还是贤明重要？ 接下来的天下，那就可以由着中宗和韦后的性子来了。这时候，群臣已给中宗上了尊号叫“应天皇帝”、韦后叫“顺天皇后”，不知他们顺应的是什么天？也许是人间极乐天吧， 这样的昏乱政治，到神龙三年（707年）终于激发了一场大事变。事变的主角，是太子李重俊。 李重俊是中宗第三子，乃后宫宫女所生，不是韦后所生，原为卫王。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对国事比较担忧，就趁韦后不在中宗左右时，建议速立李重俊为太子，以固国本。中宗同意了。 待韦后与安乐公主知道后，木已成舟，由是她们对太子极为嫉恨。尤其安乐公主和驸马武崇训（武三思之子），对太子极为蔑视，常唿之为奴。 上官婉儿因与武三思仍然有私情，在所草诏令中，经常推崇武氏而排抑李家 这一切，使太子李重俊极感压抑，就图谋政变。他见满朝都是武三思死党，就去找魏元忠、李多祚求援。魏元忠早已没了锋芒，不愿介入。而李多祚则还是直肠子一根，他也恨韦武乱政，就答应参预其事。 景龙元年（即神龙三年）七月，事变爆发。太子李重俊与左御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军将军李思沖、李承况、独孤讳之，沙咤忠义等，矫诏发左御林军及“千骑”三百余人，于夜半时分直扑武三思府第，诛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亲党十余人。随后又命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父子， 分兵守卫宫诚诸门。太子率兵直趋肃章门，斩关直入，挨个叩门搜索韦皇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慌忙逃至中宗和韦后处，报告说：“观太子之意，是先杀上官婉儿，然后再依次捕弒皇后和陛下。”韦后和中宗大怒，带着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仓皇逃至玄武门城楼上，躲避兵锋。中宗又命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百余人，于城楼下列队守卫玄武门。 李多祚等领兵至，欲突袭玄武门楼，被守卫兵卒拒挡，不得进。中宗靠在栏杆上唿叫李多祚部下说：“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诈等，与汝富贵！”于是，千骑纷纷倒戈，斩李多祚及李承况、独孤讳之、沙咤忠义于玄武门前，其余同党溃散。 太子李重俊惊闻败报，率残部百余人从肃章门逃入终南山，准备投奔突厥。中宗令长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赶。李重俊逃至鄂县西十余里休息，被部下杀死，首级献于朝廷。 中宗犹恨恨不已，下诏将太子首级献上太庙。韦后见死了武三思，心中凄楚，下懿旨说：“将太子首级在三思、崇训父子柩前致祭。”韦后和安乐公主还亲自到灵前弔奠。 这一场大乱，丝毫没影响中宗夫妇寻欢作乐的雅兴，国事还是一片混乱。中宗对韦后也许是怀有内疚太深，真的就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我若能重见天日，就允许你随心所欲。 韦后想的就是效仿武则天，但其才干不及武则天的百分之一，给中宗出的主意，多为昏招，不过是让荒唐的老公更加荒唐。她本人更是疯狂追求“性福”，除与武三思私通外，还召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入宫禁、光禄寺少卿杨均以善烹调入宫禁，实际都是大开色戒、淫乱宫闱。 韦后的秽行，宫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怕是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平民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私通韦后，必为逆乱，把这事捅了出来。中宗当然不信，大怒，命斩之。 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奏请先审问一下再说。中宗更是冒火，等不及整理头巾，穿个拖鞋就从宫中侧门出来，找到宋璟质问：“朕已下令斩之，怎么还没办！”命宋璟马上去执行。宋璟答道：“人说宫中与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对此必有议论。”他还是坚持要审问。中宗不许，宋璟也来了火，说：“必欲斩韦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中宗这才稍稍消了气。 后来有几个官员认为夏季杀人有违时令，中宗就改为杖刑、流放岭南。不过，韦月将到了岭南后，还是被广州都督周仁轨给斩了。 这么闹下去，韦后也担心中宗早晚有一天会知道实情，于是就有谋杀老公之意。女儿安乐公主也贊同把老爹宰了得了，待母后临朝，自己好当皇太女，从此把大唐变为母权社会。 母女俩有了共同利益，就日夜谋划，终于在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实施谋杀。中宗突然中毒，暴毙于宫中，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了。 歷史上的皇帝，非正常死亡的不少，也有各种各样的死因，但是像这样被红杏出墙的老婆毒死的，怕是罕见。 搞笑皇帝中宗的一生，就享了这五年的福，也够可怜的。他这五年，内政一无是处，有两次对外战争战果尚可，还算是还有一点儿政绩。 在中宗一朝倡乱的韦后，不仅淫乱，而且以皇后之尊卖官鬻狱，拼命捞钱。 安乐公主一贯受父母宠爱，中宗復辟后，她也和母亲一样，热衷于卖官鬻爵。只要有人肯出钱三十万，她就可以让父皇写诏敕，交付门下省授官。有时她自拟诏敕，把内容部分挡住，让中宗盖章，中宗也都乐呵呵地答应。她选中了相貌俊俏的武延秀为夫，韦后见女婿不错，竟然强行逼奸。安乐公主知道了也不问，只要能讨母亲欢心就行。
第159页 这一对荒唐母女自以为大权在握，无人可以掀翻她们，自此可享百年太平，什么礼义廉耻都不要了。 韦后毒杀老公之后，自作主张立了年仅16岁的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改元“唐隆”。她本人以太后身份临朝摄政，又起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军。这套做法，显然是想效法武则天，图谋帝位。 但是武则天迈出称帝这一步，是在丈夫高宗的庇护下经营了许多年才完成的，韦后目前的根基怎么能比？韦后母女毒杀中宗一事，可说是愚蠢之极。中宗就是再不济，也是她们最安全可靠的屏障，是她们作威作福的合法依据。中宗一死，屏障立除，人人得而诛之，再无顾忌。 韦氏母女的胡闹，终于激起了一个人的愤怒，这就是相王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暗下决心要除掉韦后，事先广结宫廷禁军将佐及长安城里的豪杰，与“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结为死党，相约伺机起事。 韦后称制后也感觉到，当前最大的威胁是相王李旦，便与安乐公主密议，欲杀掉少帝李重茂，嫁祸于相王，然后将所有的异己一併剷除。 兵部侍郎崔日用获悉韦后阴谋，密遣宝昌寺僧人深夜至李隆基府中告密。李隆基不敢怠慢，马上去告诉太平公主，说道：“今事已急，若再犹豫，吾辈皆死无葬身之地！” 太平公主听到这个阴谋，勃然大怒，表态支持李隆基发动兵变，还命儿子薛崇简相助，去说动内苑总监钟绍京作内应。 就在中宗死后的第18天，黄昏时分，李隆基微服与同党刘幽求潜入南苑中，来到钟绍京住处与其相会；钟绍京忽然反悔，不想打开门。其妻许氏曰：“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 钟绍京这才醒悟，连忙出来拜谒，隆基执其手一起坐下。其时羽林将士皆屯驻玄武门，等到入夜，同党葛福顺、李仙凫皆来到李隆基这里，请示号令。 时间接近二鼓，天上流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意如此，时不可失！”葛福顺遂拔剑，带领羽林营几十个心腹，从南苑潜入羽林营，将羽林将军韦璇、韦播、高嵩三个“韦党”杀死，提着几颗首级，向羽林营将士宣布：“韦后耽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 韦氏乱国，素不得人心。李隆基的宣示，马上起了作用，羽林军士欣然从命。钟绍京也聚集丁匠二百余人，各执斧锯，随众同行。众人涌出军营，兵分两路，一路攻玄德门，一路攻白兽门。而后在凌烟阁前会合，一齐扑向太极殿。 韦后闻变后，从床上惊起，披髮跣足逃出太极殿，想逃到飞骑（皇帝卫士）营避难。半路遇到乱兵，立被斩杀。士卒割下首级，献给了李隆基。此时，安乐公主也被杀进宫的万骑营斩首。 上官婉儿在当时已由婕妤进为昭容，在太子李重要俊事变中受到惊吓，有所收敛。她闻知李隆基发动兵变后，马上见风使舵，带领宫人前迎接，却被李隆基立斩于旗下，死时46岁。 负责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在这一晚特全部被斩首。次日，李隆基下令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由兵部侍郎崔日用率兵诛杀诸韦，连襁褓小儿亦无免者。 秘书监、汴王李邕娶了韦后妹妹崇国夫人，此时与娶了韦后奶妈的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将首献上。可怜那奶妈，做一回老新娘便横遭枉死！ 左僕射韦巨源听说发生兵乱，家人都劝他逃匿，他倒还有勇气，说：“吾位居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出至街头，即为乱兵所杀，时年八十。 待大事已定，李隆基亲赴相王府向父王谢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得以保全，汝之力也。”李隆基遂迎相王入辅少帝。 此后不久的一天，少帝李重茂照例视早朝，太平公主走进大殿，大声宣告：“嗣君（指李重茂）拟让位于叔父（指李旦），诸位以为如何？”大臣中有人事先已与太平公主通气，随即附和，说理应立长君，群臣自然异口同声贊同。 太平公主走到少帝面前高声道：“人心皆归相王，此非孺子之位！”李重茂木然，不知所措。太平公主亲自动手，强行将少帝拉下。相王李旦第二次当上皇帝，是为唐睿宗。 可怜少年李重茂被拉下龙椅后不知如何应变，只能流着眼泪走到下首站立，随即被降封为温王，又改封楚王，史称殇帝，又称少帝。不久，李重茂兄谯王李重福不服相王，拥兵占据洛阳，自行称帝，并封李重茂为皇太弟。但李重福旋即兵败身死，李重茂则不知所终。 梅开二度的睿宗李旦，为人宽厚，谦让安恬。先前太子李重俊造反失败后，安乐公主曾经诬陷李旦与李重俊同谋。幸亏中宗还念及兄弟之情，不忍加害。这次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推他上来，他也是推让再三。当了两年皇帝，就说什么也不想干了，让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去过享福生活，优哉游哉。后于开元四年（716年）去世，终年55岁。 为诛韦出了大力的太平公主，一向城府较深，武则天执政时，她一般不参预朝政，始保得平安。从神龙元年起，因遭安乐公主诬陷，从此涉足政坛，与韦后、安乐公主暗地里较量。这次成功灭掉韦后以后，她权力日隆，飞扬跋扈，“贵盛无比”。睿宗每有政事不知如何处理，都要向她请教。
第160页 太平公主在朝中内连王公，外结将相，宰相以下诸臣的进退，全在她一句话。史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资治通鑑》）。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但是，在太平公主的鼓动下，太上皇睿宗仍然掌握处理军国大事的实权。李隆基虽为皇帝，却是虚置。玄宗与太平公主矛盾日益激化，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碍于姑姑太平公主的实力，玄宗始终瞻前顾后，不大敢动作。太平公主那边却日夜与党羽谋划，准备行废立之事。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三，太平公主党羽尚书左僕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雍州长史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应太平公主之召，来公主府密谋。经过讨论，定于第二天即七月四日，由羽林军发动政变，废唐玄宗，拥立太平公主登基当皇帝。 大唐的“母权情结”真是绵延不绝！ 但是太平公主的这个密谋，被紫微令魏知古侦知，向玄宗做了密报。 公主一方基本掌握了羽林军大权，而这边几乎没有马上可以动用的兵力，事情急如燃眉！ 当天深夜，玄宗颁密诏，命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太僕寺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牵出马厩中闲散马匹，率领诸臣家丁二百多人，出武德门，入度化门，出其不意地在皇宫北门门洞内杀死了羽林军将领常元楷和李慈，控制住了羽林军。又活捉了宰相萧至忠、岑义等人，处以斩首。 太平公主闻讯仓促逃进圣善寺，在那里住了三天，才又回到家中。太上皇睿宗出面为她说情，玄宗不允。后太平公主被赐死，她的儿子及党羽数十人也被诛杀。 政变第二天，睿宗颁发诏谕，把一切权力完全交给玄宗，自己名副其实成为太上皇。.这年十二月，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取“一元復始”之意。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29岁，英姿勃发。 史家普遍认为，自此时起，唐代高层政治中持续了62年的“阴盛阳衰”现象才告结束。 经歷了“后武则天时代”三次政变、四位皇帝的波折，尘埃总算落定，此后就由玄宗开启了中国古往今来唯一真正的盛世——“开元盛世”。 ( 请看下一节： 41、千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 41、千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什么是歷史？歷史就是烈火油烹之盛，犹有竟时。 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登临绝顶之贵，终成一梦！ 但当事之人，多不会有这种眼光。世俗民族的人，一般都以为：今世所捞到的，就是万世荣华；今日跃至显贵的，也必将永葆子孙。 庸人之庸，世代如此，是无人可以警醒的。 神龙元年（705年）的深冬，天寒地冻也挡不住復辟皇帝中宗的雅兴。他屡次亲临洛城南楼，观看“泼寒胡戏”，乐此不疲。 泼寒胡戏也称乞寒胡戏，是西域民族的节令性歌舞表演。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土，流行于宫中，初唐时已渐成为社会风习。 这种表演的刺激之处在于：演员们着胡服，带胡帽（胡语“苏莫遮”），跨马列队，舞之蹈之，伴以“豪歌击鼓”。更有不要命的，于寒风之中裸身舞蹈，以皮囊（胡语“浑脱”）盛水互泼取乐。史载“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资治通鑑》卷二○八） 南朝刘宋时，宋明宗曾在宫内举办别开生面的泼寒胡戏，让皇族妇女裸体舞之，以为欢笑。（《宋书*后妃传》）。一般的泼水戏当然没这么刺激，但也是所穿甚少。 那个阵势，很难想像有多壮观。据唐人吕元泰的描述，那是满街满巷“相率为队，骏马胡服……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 《新唐书*吕元泰传》）。 西风东渐，乐不思蜀。 这样的日子，岂是再活五百年能撒手的！ 但就在此时，上阳宫内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瑟瑟寒风中，一代女皇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于仙居殿与世长辞，终年82岁。 武则天在临死之前的心情如何，是悲愤？是颓丧？还是无奈？无史可考。 但可以推断的是，她在死前头脑仍非常清晰，召集中宗、相王、太平公主、武三思等託付后事，口述了一份遗诏。 遗诏的全文，史所不载；但综合各书可以看出大略。 归纳起来，武则天的“临终遗制”包括如下内容： 一、 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二、 入李唐宗庙祭享，归葬干陵； 三、 王皇后、萧淑妃二家及诸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受连累者，均令其復业； 四、 恢復武三思、袁恕己以前被削减的实封。 寥寥数条，可以窥见女皇死前的心情，也可以看出她最为牵念的身后大事。 人之将死，其心也随和。可以推断出，武则天对自己一生努力的成果与后世可能的评价，都做过相当冷静的思考。
第161页 临终遗制里的第一、第二条，实际是一件事。她彻底放弃了要求后世承认大周伟业及女皇名位的奢望，正式回归李唐谱系。她明白：“人走茶凉”是任何伟人也避免不了的命运，即使她生前不作出这个决定，死后她的儿孙也将这样一来来做，因为他们将面临无法在祖庙搁置这个“则天大圣皇帝”的尴尬。 现在，由她自己来结束这个神话，回归太后身份、回归李家媳妇的身份，替子孙解开难题，同时也是求得身后名份的合法性。 归葬干陵，也就是乖乖到地下去继续做高宗的老婆。 这些事，如果她不做，后代也会做，而且情况有可能会很糟。 她在生前，有力量违抗任何传统、惊世骇俗，直到最后一息都顶个皇帝帽子；但她知道，只要一瞑目，再伟大的人也挡不住传统的捲土重来。 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放弃了叛逆，与传统和解。 而后两条，则是为缓和武氏家族与正统派大臣矛盾所做的安排。准许王、萧、诸、韩等人的子孙家属復其业，是大有意味的。古代对犯罪之人或者敌国官民採取优待政策，有一条就是“官仍其职，民復其业”，原来干什么照旧可以干什么。武则天在这里把被害者的子孙当作合法平民对待，是一种有限度的宽恕。这倒不完全是表示对过去的行为反悔，而是为了缓和怨恨。 对武三思和袁恕己两人的所谓“復所减实封”，也是缓和矛盾的一种暗示。武三思是武则天最看好的一个侄儿，袁恕己是诛二张的功臣之一，还曾兼任过相王的属官。这两人，是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两大派代表人物，武则天对他们的特别嘉奖，显然是想弥合两派矛盾，以免引起动盪。至于对袁恕己等人的逼宫之举，她等于已经表示宽恕了。 可怜老太太临死也不放心不成器的儿子，担心着武氏一门被人斩尽杀绝，所以费尽心机布下一些局。只可惜，死人实实在在是管不了活人的，她死后到底还是有血雨腥风。 好在，她的担心只是部分地成为了事实，復辟的儿子确实是把自己给折腾死了，所幸武氏诸子侄还不至于结局太惨。 诸武之中，有几位是死在武则天之前，比方武载德、武攸归、武重规、武攸止。其皆得善终，自不必说。 只有一家的命运不好，就是武承嗣。他谋求大周太子之位，遭狄仁杰等反对而未果，于长寿元年（692年）罢相，郁闷而死。其子武延基的命也不好，娶了武则天的孙女、太子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小俩口私议二张与武则天的丑闻，被武则天交给李显处死。 武则天死后，诸武侄辈的亲王，大多结局还不错。武攸宜在大周时为右羽林大将军，中宗復辟后，仍任此职，但他很聪明，从此不参预朝政，于景龙年间老死。那个在河北抗击契丹时贪生怕死的武懿宗，在中宗復辟后景况也不错，升为太子庶事，老死于任上。武攸暨是太平公主的后夫，为人谦和，人缘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且死得又早，也是在景龙年间就死了，没有看到太平公主被赐死的悲惨一幕。武攸绪则是个非常特出的散淡之人，当年随同武则天去封嵩山时，就留在嵩山了，一意修行，亦得善终。 前面曾经讲过，其中死得最难看的，是最为风光的武三思父子，被太子李重俊兵变杀死。还有武氏孙辈的武延秀，为安乐公主的后夫，与安乐公主一道被李隆基杀死。其他孙辈的结局大多没有老爹们那样好，凡是与武延秀亲善的，都被贬或被杀。仅有武载德和武攸绪的子孙，审慎避世，不事张扬，最终得免于祸。 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弟，其子武平一为避祸，也是在大周时就跑到嵩山去修行的，女皇屡召不应，中宗復辟后他为母亲奔丧，被中宗强迫为官，雷升至考功员外郎。此人敢于犯颜直谏，到玄宗朝时因说真话被贬，但其名望却不衰。武载德的曾孙武元衡更是不得了，是中唐一位着名的诗人，还是唐德宗时的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上早朝途中被淄青藩帅李师道遣刺客暗杀，状极惨烈。其诗如“悠悠风旆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题嘉陵驿》）之类，读之足以令人一振！ 武则天的侄儿武攸绪放弃一切官爵，要求留在嵩山隐居时年仅41岁。武则天大为不解，甚至“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派人去监视过他。在隐居期间一心研读《易经》、《庄子》，“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中宗復辟后曾两次藉故请武攸绪回京，迎送礼仪备极隆重，邀他做官，但他坚辞不受；给他的赏赐，他也一无所取。他从不搞人际关系上的拉拉扯扯，“亲贵来谒，道寒温外，默无所言”（《资治通鑑》）。睿宗继位后，曾特别下敕书给予褒奖，玄宗对他也很尊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后病死于开元十一年(723 年)，年69岁。 他这一支，堂堂正正地延续了武士彟的一线宗脉。 红尘中费尽心机的争夺，还不及一位隐士给子孙带来的福多。这道理，当下里若是讲给庸人们听，又有几人能信！ 武则天的遗制颁下，有一个细节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给事中严善思是张柬之一党，他对武则天归葬干陵提出了异议，上疏说：“尊者先葬，卑者不该后开入。……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欲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不合理），恐非安稳。”
第162页 他还提出，干陵的玄宫之门是以石头塞住的，石缝以铁汁浇铸，坚固异常。若开陵的话，势必动用大锤来凿。而皇帝陵寝本是幽静的地方，如此兴师动众地开工，怕是多有惊扰。再有，自从干陵修好后，国家就开始有难，则天皇后总揽全局二十余年，其难方定。现在又要动工营建，怕又会有灾难生出来！此外皇帝与皇后合葬，本非古制，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自魏晋以后，始有合葬。希望能依照汉朝之故事，一改魏晋之颓纲，在干陵之旁，更择吉地，别起一陵。 这个事情，让他说得头头是道。中宗读了，心里有所动摇，就令百官详议。 归葬在古代是一件天大的事，关乎盖棺论定的地位。武则天的归宿地问题卡了壳，最着急的是武三思。若武则天死后不能入干陵，就意味着她的地位大大下降，连带着诸武的地位也就不稳固了。 于是他唆使韦后和上官婉儿出面，对中宗做说服工作，力求归葬。两人也都帮他去说了。其中韦后的心思，是想将来做武则天第二，她当然乐得武则天死后的待遇高一些。 中宗此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两个老婆都出来说话了，当然更要考虑。再说，自己的帝位，是发动“宫变”从母亲那里提前夺来的，现在将母亲的葬仪从优，多少也可以掩饰一下。于是没过几天就下诏，令群臣不要再议了，“准遗制以葬之。”（《唐会要》） 转过年来，神龙二年（706年）的正月二十一日，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驾返回长安，等待下葬。 开陵的工程果然是繁难，四个月后，干陵的石头门才凿开，布置好玄宫，武则天的安葬大典正式举行，据说，仪式规模超过了高宗下葬时。 迄今为止，高宗的灵柩已经独自在干陵地下躺了21年了。如今武则天魂兮归来，两人将在这幽静世界里永久厮守。 盛夏里，草木葱茏。神道上，气氛肃穆。灵柩徐徐移入地宫，放置于高宗御床之左。国子监司业崔融所撰《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也一併放入。 这篇哀悼文，写得洋洋洒洒，好一篇华丽大赋。内容高调肯定了武则天的功绩，其中大部分是“英才远略，鸿业大勛。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的谀词，但是其中有一段，是动了真感情，文曰：“出国门兮林邱，览旧迹兮新忧。具物森兮如在，良辰阕兮莫留。当赫曦之盛夏，宛萧瑟之穷秋。山隐隐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呜唿哀哉！” 睹物思故，良辰不再。虽骄阳盛夏，却如晚秋般萧瑟！伟人逝矣，山为之崩，水亦为之倒流！ 这文字，真是合泪写成。 这位才子崔融，是齐州全节（今山东章丘）人，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中宗为太子时，他曾为侍读，东宫表疏多出于其手，就连武则天也深爱其才。后来，二张广招文学之士，崔融屈节依附二张，算是“张易之之党”。二张被诛后，被贬为袁州刺史，但是中宗忘不了他，不久就召回，当了国子监司业。据说，他作这篇《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时，因苦思过甚，竟然发病暴卒。中宗念其有侍读之恩，追赠他为卫州刺史。 一篇文章写死了人，这才真正叫呕心沥血吧！ 玄宫封闭时，在场的宗室、臣僚，乃至僕役走卒，无不流泪痛哭。其中尤属“张易之之党”最为悲哀。 其时，文人做輓歌哀悼者甚众，且多为二张之党。如崔融还有一首《则天皇后輓歌》云：“前殿临朝罢，长陵合葬归。山川不可望，文物尽成非！阴月霾中道，轩星落太微。空余天子孝，松上景云飞！”宋之问也有《则天皇后輓歌》云：“象物行周礼，衣冠集汉都。谁怜事虞舜，下里泣苍梧！”都是至情至性的好诗。 武则天的脚步，止于巍巍干陵。 干陵位于今陕西干县城北6公里，依梁山主峰为陵，气势雄伟。梁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1047.9米，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就在此峰中。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夹着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名为“乳峰”。 墓前神道两侧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一座为高宗立的“述圣碑”，东面的就是着名的“无字碑”。据说武则天曾有遗言道：“朕一生任由后人评说”，故此碑未刻一字。 无字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规模和气魄均超过“述圣碑”。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两侧有“升龙图”，龙腾若翔，栩栩如生。碑座上有“狮马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喜；雄狮则昂首怒目，状极威严。如此精细的雕刻，在歷代墓碑中极为罕见。 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令后世猜测纷纭。主要意见有三种。一是说武则天自以为功高无伦，不是文字所能表达，故而无字。二是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若有溢美碑文怕反遭后人责骂，因此不写为好。三是说武则天确实是想留待后人去评说。至于哪一种说法有可能是她的本意，我们已永远无法知道。 无字碑，大概就是一个亿万年的谜吧。 宋金以后，有人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歷经宋、金、元、明、清各代，现碑上共有13段文字，且在书法上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备，成为跨时代的有字碑。
第163页 干陵除了无字碑之外，还有两奇，一是两个皇帝合葬一墓，这在歷史上极为罕见。二是至今干陵从未被盗过，这也十分罕见。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帝王陵墓甚多，有许多被盗过，甚至被盗空，就连秦始皇陵也难逃劫数，唯干陵因极其坚固而未被盗过。 这难道是天意？ 柏荫森森，山色寂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一个女人，她来过一遭这人世。爱过、恨过，杀戮过，怜悯过，如今就在此安祥地长眠。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是一个最大的儒家传统叛逆者；她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也一个好的统治者，远胜过那些不义的倒行逆施者。 但是，她也给万千苍生带来过灾难。 唯其如此，她所代表的那种时代才註定要永远逝去。 2007/11/26 海口海甸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