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散文随笔》 第1页 我很注重书的封面、装帧和做工，在我的书成书之前，我便开始对装帧设计进行挑剔了。然后是收到成包新书后的挑拣——每个作家都要买些新书送人的。 我常把我的新书分作三等，把那些颜色印制饱满、纸面平展、书嵴规矩的选作一等；把那些颜色稍欠、纸面和书嵴大体还看得过去的选作二等；余下涉嫌着残次的一律作为三等。于是将要被我赠书的友人便也分开等级了。收到一等书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书籍装帧者，二等书奉送的是那些对装帧的无所谓者，三等书便不再主动送人了。只待这一二等已送尽，仍有索书者时，我才将这三等书取出。奉送后，常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就像做了十分对不住人的事。许久以后，想起来仍觉忐忑不安。 我这种对书的过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约始于两方面：一是我受过封面装帧的惊吓，二是自幼美术对我的薰陶。 小学三年级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正在风靡流行。我也购得一本，爱不释手地读起来。读不过半本，却被我一位生活老师没收了去，因为这本书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时我读寄宿学校，作息都须严格遵守校规，午觉时且有生活老师倚门把守。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兰，平日我们睡觉时她只靠住我们的门织毛衣。她两手操作着毛衣针，眼睛朝我们这一排床铺熘着。大家瞧见老师的眼光，便缩脖咋舌地进入梦乡。兰老师自从得了我这本书，许多天不织毛衣而改作读书了，她对《欧阳海之歌》读得和我一样专心。我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是书中的哪个情节正吸引着她，那个情节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约兰老师尚未读完，这本书「犯了案」，有内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装帧方面的事。这两者加起来一时间便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公案。欧阳海的牺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横过铁道的惊马，后来马和火车均得救了，战士欧阳海却被火车吞没了。那书的封面画的便是这个情节：马站在铁轨上咆哮着举起前蹄，欧阳海睁圆环眼正奋力将马推下铁轨。有传闻说这封面用心叵测，若背过来照看，就能看出「蒋介石万岁」的字样。一时间人们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惊恐之中干脆将书焚毁，好不留后患。我那本书由于先一步易人，倒不至于为我和我家带来麻烦，但心中仍有余悸，梦里也常见那封面变得狰狞起来。我发着冷汗被惊醒，不敢再合眼。封面里有内涵，封面里有学问，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这时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出版时，我请我父亲为之设计了一个封面，我父亲作为一个画家和舞台美术家，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他不常作装帧设计，只待自己高兴时。所谓美术对我的薰陶，便是藉助于父亲吧。这使得我后来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谈论着美术，还自不量力地在报刊上着文大谈梵谷和高更之间的争论。 我父亲为我设计的《夜路》照理说我是满意的，它由淡黄颜色作衬，用墨点点缀成星空，一条视点很低的路平伸远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乡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书的内涵。当时已成功地作过几种封面的画家韩羽也不住点头称道。那时闲散了十年的知识分子刚刚趋于活跃，韩羽则常来我家聊天。韩羽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着过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赠书对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韩羽这样的「样板」。曾有人对我讲过，韩羽买书除对内容有严格挑选外，多以面取之。买到书后便以坚纸细裹，插入书架，需读时再找他人去借。对这一故事，我实在不便去找作为长辈的韩羽当面对质，但从他和父亲谈论封面装帧时的神情里，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赠书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对《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阵高兴之后，却产生了新的疑点，《欧阳海之歌》毕竟提高过我的警觉性。我开始怀疑封面上那一片墨点星空：用墨来象徵星星，总有几分不光明吧。父亲反驳了我说，照我的逻辑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应该再有了。在黑白画家的笔下，世间万物就两种颜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天津「百花」出版，直到「百花」的书籍装帧家陈新来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后，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书，和第一次对书的分等。如果说当时我的分捡尚处于萌芽状态，那么父亲的分拣则早就是蓄谋已久了。他把书包打开左挑右挑，不客气地挑出两本一等品，藏进自己的书柜作为样书保存，再为我挑出一些，并一一指出余下那些书的缺欠。我立刻变成一个「认书」行家了，这时我也才发现父亲爱书原来也不下于韩羽，虽然他从不找人借书。 后来我的第二本书《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设计也是请了父亲，他在那本书上倾注的心血胜过第一本。但或许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吧，出版社对那装帧的规格一减再减。他们不仅去掉了环衬和折口，最后连扉页的设计也取消了。只在普通印书纸上戳一行黑铅字算作扉页，封面的颜色也随意作了更改。这件事很使父亲不高兴了一阵，致使我接到新书后，他连样本也没有留。我还是认真地分着等级，父亲在一旁说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他决心要挽回这次的「影响」，主动要为我设计第三本书《铁凝小说集》。 《铁凝小说集》的出版得助于花山出版社的慷慨，让他不必考虑成本，使他一举用了五个颜色，最后还力争把平装变作软精装。正好这书的印刷厂就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封面印制时，他每天都去工厂和工人师傅一起调色，研究「压板」的次序。这本书终于使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父亲若是个书籍装帧家，也许该通过这本书走红了。但我还是认出了这书在做工上的不足，便是书嵴的不规矩。过多的浆煳把软精装用的白板纸浸粘得起了许多坑洼。我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把好这最后一关，父亲说：「莫非我还能去死盯着几个女工粘书？」后来这本书被选送香港国际书展，我还随着它参加了在奥斯陆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奥斯陆大学书的展厅里，我还是只盯住书嵴上那几个坑洼，想着那里有过多的浆煳，甚至发言时都变得语无伦次起来。我多么愿意它不带这坑洼，和我一起站在这大厅里。是地球人创造了书，又是书带着地球人去世界各地聚会，它原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 我的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书出版时，父亲没再参与它们的装帧设计。一来他正专心于他的水粉画，二来他总说：「照理，大夫是不能为自己的亲人开药方的。」他还说这又好比种树，有时你以为你种的是梨树，收穫的却是一筐干枣。显然他对前几次的遗憾还耿耿于怀。 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书《玫瑰门》出版时，我问父亲还有没有兴趣设计，他才又跃跃欲试了。我徵求作家出版社的意见，社方说，这本被收入该社当代小说文库的书，有个统一格式，社方请的装帧家也有固定人选。父亲才打消了此念。我只请韩羽作了四帧插图，韩羽很高兴地接受下来。他送来插图时还详尽地向我交待了对这四帧插页的要求：线描下面要衬以淡色，每图下方要配有书中的文字一段，连图下铅字的号数他都有明确要求。后来这本书没有如期出来，据该书责编对我说，成书时插图没有印上底色，再送工厂改印时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我将此事告诉韩羽时，他竟毫不客气地说，责编是对的，就得这样坚持。 《玫瑰门》的设计者极认真，但我还是趁在作家出版社开该书的讨论会之机，不忘从会场熘出来找到美编去挑剔些什么。一位谦逊的美编认真地听我「白话」，后来我发现我的种种挑剔都被美编接受下来。 我用便车从作家出版社拉回了我购得的《玫瑰门》，第一件事还是打开所有的书包进行分捡。分捡着，又暗算着应该分送的友人。我觉得应该最先选出一本送给韩羽吧，我们同住一个城市，他又是我请的插图作者。同我前几本书的做工相比，《玫瑰门》应该是一等品居多的，但我惟独选不出一本要送韩羽的书。 韩羽来了，我还是把一本精选出的书托给他。他戴起我父亲的花镜左看右看，父亲在一旁撺掇着净说这书的好话。韩羽到底称赞了这本书，但我总觉得这称赞是有保留的。 我觉得韩羽保留得也有道理。人既然能发现太阳上的黑斑，既然再贤惠的妻子，也只有最爱她的丈夫才可能发现她身上的一丝不贤惠，那么一个对书的横加挑剔者，是不会承认天下竟还存有完美无瑕的书吧。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好是闲人。我也早已后悔起在众多的书中为什么单挑了这本。 也许我总在挑拣的本不是书吧，那实在是一种心理的挑拣，自己挑拣着自己的心理。只因为书原本应该比人更堂皇。 当我成为人们所说的作家之后，虽然写作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却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写作之外，我还必须承担我所应承担的一切，像所有普通居家过日子的人一样，採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浏览时装，定期交纳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各种费，关注物价以利于在自由市场和商贩讨价还价……写作之外，也有一些非我必须承担的，可我乐于参与其间。比如以外行的耳朵欣赏音乐；比如看画（好画家的原作和印刷品）；比如看电影———一九九五年在美国期间，因为喜欢汤姆·汉克斯（《阿甘正传》主演），就花几天时间看了他的全部电影；再比如，悉心揣摸我父亲的某些收藏品，有时也同他一道去「搜罗」它们。 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许多年来，他收集油灯（从汉代直至当今），火镰，织布梭，粗瓷大碗大盘，铁匠打制的各式老笨锁，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凿、雕工具，农人腰间的鱼形小刀（简称鱼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糟」……大到碾盘、饸饹床子，小到石头捣蒜臼和火柴棍儿长短的藏针筒儿，他还搜集擀面杖。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如若主人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他擀面杖，我父亲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并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钱。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飢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总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合，我父亲以近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还有一次，父亲从山里回来，拿出一根两尺来长的黑色擀面杖给我看，说是铁木的，很沉，不信你试试。我握在手中试试，果然。父亲告诉我，这擀面杖的主人是满族，蓝旗吧，祖上是给皇陵看坟的。擀面杖传到他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亲还说，这个人家实在仁义，见他真喜欢这擀面杖，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是什么好东西哟，喜欢就拿走吧！」父亲并且对我摹仿着他们那绝对不同于当地农民的旗人口音——虽然一百年后的他们，早已是地道的当地农民。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善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2页 去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农民的院里屋里，和他们聊过日子的琐事。一些妇女见父亲带着相机，便请求父亲为她们拍照。父亲为她们照相，还答应照片印出后寄给她们。父亲在这方面从不食言，尽管他可能终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有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个整洁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样先打声招唿：「家里有人吗？」一个利索、和善的中年妇女应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她笑着对我说：「吃桃儿吧。」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棵桃树下。抬头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头大。我说谢谢您我不吃。妇女向我走来说：「来，吃个，谁让你走到了桃树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几个桃子，放在衣襟上擦净，递给我。我吃着略生涩的桃子，心想也许她就要请求我父亲为她拍照了。但是没有，这个妇女，她仅仅是愿意让一个走到她桃树底下的生人尝尝桃子。于是我又想，这样的妇女若有一根父亲喜欢的擀面杖，她定会毫不犹豫地送给父亲的。我们进了屋，父亲并没有看中她家的擀面杖。 第二天上午，父亲在另外一家发现了他中意的擀面杖。照我当时的看法，这根擀面杖其貌不扬，木质也一般。但也许正是它那种不太圆润的样子吸引了父亲，他小声对陪同我们前来的镇长（年轻的镇长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买擀面杖的企图。镇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用买？先拿走，回头我让人上供销社给她们送根新的来！这个上午，这家只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闺女正在地里侍弄大棚菜。当她得知我们要买她的擀面杖时，显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明确表示了她的不情愿，她说其实那不是地道的擀面杖，那年她当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家没分上擀面杖，他当家的在院里捡了根树棍，好歹打磨了几下权作了擀面杖，其实这擀面杖不过是个普通的树棍子。这位妇女想以这擀面杖的不地道打消父亲想要它的念头，我却接上她的话说：「既是这样，就不如让我买一根真正的擀面杖送给您吧。」哪知妇女听了我的话，立刻又调转话头，说起这擀面杖是多么好使，说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傢伙了，称手啊，换个别的怕还使不惯哩……这时镇长不由分说一把将擀面杖抓在手里，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这擀面杖归他了，他让妇女到镇供销社拿根新的，帐记在他的身上。妇女仍显犹豫，却终未敌过镇长的意愿。我们自是一番千谢万谢。一出她的院门，镇长便将擀面杖交与父亲。父亲富有经验地说，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村子，以防主人一会儿翻悔。 我们随镇长来到镇政府，在他的办公室，镇长对我讲起了他的一些宏伟计划。比如他要拓宽门前这条公路，然后在公路两旁盖起清一色二层楼商店，便利了交通，也让这个山区小镇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他正同林业部门交涉，因为现在公路两旁长着参天的杨树。拓宽公路便要刨树，刨树就须林业部门的批准。而林业部门却迟迟不批。镇长说就门前这几棵树啊，让他头痛。后来我们的聊天被一阵高声叫嚷打断，原来是刚才那家的闺女（那个侍弄大棚菜的闺女）前来讨要擀面杖了。 这是一个二十大几岁的女性，她满头热汗，一脸愤怒，站在镇长的门口，很响地拍着巴掌，她叫着：「把我那擀面杖还给我！把我那祖传的（明显与其母说法不符）擀面杖还给我！」镇长上前想要制止她的大叫，说我们又不是白要，不是让你娘去供销社拿新的么。但这女性显然不吃镇长那一套，她哼了一声冷笑道：「别说是新的，给根金的也不换！快点儿，快把擀面杖拿出来，正等着擀面呢（也不一定），莫非连饭也不叫俺们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无人是她的对手。我和父亲只感到很惭愧，毕竟这其貌不扬的擀面杖是一户人家用惯的家什。用惯了的家什，确能成为这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不是在「掠夺」人家家中的一员么。我父亲不等这女性再多说什么，赶紧从屋里拿出擀面杖交给她，并再三说着对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着歉意。谁知这女性接了擀面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来，有点像一个卯足了劲挥拳打向顽敌的人突然发现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并不满意这痛快简便的结局。她是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还是对我们生出了歉意？又愣了一会儿，她才攥着擀面杖骑车出了镇政府。 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没什么，比这艰难的场面他也碰见过。我知道他要说起一个名叫走马驿的山村，两年前他就在那儿看上了一根擀面杖，却未能得手。两年之间他又去过几次走马驿，并且间接地託了朋友，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但父亲在概念里早已把那擀面杖算成了他的，有时候他会说：「走马驿还有我一根擀面杖呢。」 我经常把父亲心爱的擀面杖排列起来欣赏，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槟子木的……还有罕见的铁木。它们长短参差着被我排满一面墙，管风琴一般。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它们是北方妇女祖祖辈辈赖以维持生计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亲收藏的那些铁匠打制出的笨锁和鱼刀，那些造型自由简朴的民窑粗瓷，在它们身上同样有劳动着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面杖，每一把铁锁，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在物慾横流的今天，正是这些凡俗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自然、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父亲有雄心要创办一个由他的藏品构成的小型民俗博物馆，这使我也不断地生出些雄心，我愿意助父亲实现他这个美梦，梦想回到将来。 这便是我写作之外的一些生活，这生活同文学不曾发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属于我的写作却从来没有将它们排斥在外。 导语：由国家承认的全国性文学奖项早已规范化。目前，全国性短篇小说奖只有一种，即鲁迅文学奖全国短篇小说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奖项中的短篇小说不计其列）。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原可评出10余篇作品，结果只评出6篇作品，盖因「宁缺勿滥」——反过来说，竞争还不是十分激烈。要获奖先要读人家获奖的作品，从中学到眼光、学到标准。此文作者崔道怡先生是着名短篇小说专家、资深编辑，先后参加了9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由他来「夕拾朝花」，回顾和介绍以往的短篇小说精品，是再合适不过了。 1、为什么首选《香雪》？ 1982年5月，《青年文学》杂志推出铁凝的新作短篇小说《哦，香雪》。 《香雪》问世之初，不太引人瞩目。因为，那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反映重大社会课题作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学创作逐渐回復到它自身的轨道。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总把思想内容列为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其实，那种所谓的思想内容，主要乃是一种单纯的、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说教，跟真正的文学所需要的思想内涵，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积习已久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着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当时，政治说教虽遭鄙弃，作品的社会性含量仍然被奉为第一。因此，那个时期受到广泛推崇的短篇小说是：蒋子龙的《拜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航鹰的《明姑娘》，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等。这五篇小说，大都是佳作。而它们之所以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题材厚重、思想新颖。 铁凝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一名社会型的作者。那时她只有十六岁，是个中学生，眼里的社会，主要就是和她同龄的女孩子。她第一次投稿，虽没有被选中，却得到了编辑部的热情回信。我想这表明：她是很有才华的，但所写内容在当时看来却还不够所需要的分量。1975年，她十八岁，发表了处女作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198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路》。此后，她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虽然如此，《香雪》刚发表时，相对说来社会反响则比较平淡。 而老作家孙犁，看过《香雪》之后，给铁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读完以后，我就退到一个角落，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一次阅读的愉快……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孙犁的这封信，后来被报纸披露了。显然，老作家的声望，他对《香雪》这样的高度赞赏，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人开始寻找并阅读这部作品，已经读过的人则重新审视这篇小说。1983年1月，为推荐佳作参与评奖而创办的《小说选刊》，选载了《香雪》。随后，又转载了孙犁的这封信。其时，1982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正进行中。第一批提供评委参考的备选篇目，已于1982年12月17日由《人民文学》评选工作组，按获得读者推荐票数多少为序确定，共有蒋子龙的《拜年》等13篇，没有《香雪》。 1983年1月24日，由于《小说选刊》选载《香雪》已为读者和评委得知，提供第二批16篇备选作品时，《香雪》被列其间。但1月29日进行的第一次评委会，没有提到《香雪》。2月26日进行的第二次评委会，《香雪》虽被提到，但大都是放在发言的最后。起先，沙汀发言最后特意表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哦，香雪》。」接着，冯牧、唐、王蒙等一些评委，相继都在发言最后表明：「个人偏爱《香雪》。」唐还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再次发言，特别说明：「我个人偏爱《香雪》，原先不敢讲，既然有人讲了，我就提出来把它的名次往前排吧。」王蒙则明确提出，将这一篇提到前五名——按照惯例，前五名实际上也就是一等奖。 1983年2月28日，评选结果揭晓，《拜年》名列第一，《香雪》名列第五。我在1999年发表的《春花秋月系相思》第四部分《春兰秋ju留秀色，雪月风花照眼明》中，曾经写道：「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不足以显示它应有的地位和实际的价值。《香雪》之美能被感知，感知之后敢于表达，存在一个暂短过程。这个过程表明，在评价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含量与交融上，有些人还有些被动与波动。当社会强调对文学的政治需求时，社会性更受重视；当形势宽松了对文学的制约时，艺术的美感才得更好地焕发其魅力。……虽然，1982年获奖作品的第一名，是蒋子龙的《年》；但是，代表短篇小说创作成就与特色的，是《哦，香雪》。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拜年》或许会被忘记，而《哦，香雪》则将以其纯净的诗情，隽永的意境，常被忆及，不会忘记。」
第3页 我参与过多次评奖活动，我经歷过多次对于作品的各种评价，只有1983年这一次，只有《香雪》这一篇，曾出现如此的奇特现象。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对于文学发展的歷史思考吗？这难道不足以表明《香雪》这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吗？ 2、小说应该如诗 孙犁赞赏《香雪》的中心词，就是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诗」。诗与小说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诗被称为抒情的文学，小说则被视为叙事的文学。为什么说小说如诗便是好小说呢？好就好在叙事之中的抒情，达到了如诗一样的美感效应。 事实上，也可以说，所有小说，都无不是抒情之作。文学，无论通过哪一种文体表达，全是思想与感情融会的结晶。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又如十九世纪俄国着名文论家别林斯基所说：「感情是诗人天性的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了诗」。「每一篇艺术的作品，都应该是热情的果实，都应该贯穿着热情。如果没有热情，就不能理解是什么使作家拿起笔来……」正是这样，引起创作冲动的，往往是作家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他要运用语言形式所组成的形象体系传达出来，以使读者能够获得同样的体验，产生相近的感情，这便是文学的活动。若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创作，包括小说，都是抒情。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待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她）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復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么，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沖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联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联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熘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呵。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运输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联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么？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盪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盪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窜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罗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罗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功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吶……」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彙再道些「您吶、您吶」，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盪起来，这种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有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第4页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唿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沖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 「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份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里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復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作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勐地迴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勐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勐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勐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剎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勐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唿其名的唿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十五岁那年，我很迷恋打针，找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作老师，向她学会了注射术。 自从我学会了打针，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不论是家人或外人。我备齐针具，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着。一天，有位邻居来找我，说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12，我若能为她注射，便可免却她每天跑医院的麻烦。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 这位邻居本是天津知青，因病没有下乡，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才来到我们的城市投奔她的姨母，并在一家小厂谋到了事做。她好像是那种心眼儿不坏，但生性高傲的姑娘，学过芭蕾，很惹男性注意。这样的邻居求我，弄得我心花怒放。 每日的下午，我放学归来，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迎接我的病人了。一连数日，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熟能生巧，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乃至贻误眼前的事业。这天我的病人又来了，我开始作着注射前的准备：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一个小饭盒），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煮着针，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聊着小城的新闻，聊着学生的前途。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 有句很诙谐的俗话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叫做「吓出了一脑袋头髮」，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我已意识到我受了我的惊吓，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要煮的时间。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打开针锅观看，见里面的水已烧干，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煳，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我被吓出的「一脑袋头髮」和这煮干了的针锅，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把药抽进针管，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勐刺。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我一次次往下扎，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针进不去，我那邻居的皮肤上，却是血迹斑斑。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注射的失败是註定的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惟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得以解脱吧。我宣布了我的失败，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眼泪已噼哩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针头退了火。隔一天吧，这药隔一天没关系。」 邻居走了，我哭得更加兇勐，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隔一天吧」……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 但是第二天下午，她却准时来到我家，手里还举着两支崭新的针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微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六号半。」 这次我当然成功了。一个新的六号半，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吧。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而飘飘然时，每当我面对旁人无意中闯下的「小祸」而忿忿然时，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和她手里举着的两支六号半针头。 许多年过去了，我深信她从未向旁人宣布和张扬过我那次的过失，一定是因了她的不张扬，才使我真正学会了注射术，和认真去做一切事。 我坐在窗前看窗外的窗，窗外的窗子静静地看我。 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 奥斯陆的白夜银白银白。夜最深时也能辨清对面窗子窗帘的颜色。那亚麻色的窗帘夜夜从不关闭，我才知道对面这老式房子并非一幢公寓。 我依然认定对面的窗子便是娜斯金卡的家，这少女的外婆正用别针把外孙女和自己别在一起。可娜斯金卡还是有办法逃走，于是，彼得堡朦胧、湿润的白夜里便有了娜斯金卡和她的爱情故事。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十几年前它就给了我那样美好的心境。当我在黑夜里梦见白夜时，那白夜就是娜斯金卡纯净的脸。 十几年过去，我看见了真正的白夜。如今我置身奥斯陆的白夜中，又听见了另一个白夜的故事。 六月二十三日，是北欧的仲夏夜狂欢节。这天白夜最长，人们在黄昏相聚海边，点起篝火，彻夜欢歌。古时这节日却是以拿女人祭神为内容的。小镇上的人们在海边燃起火堆，将一个被镇长认定有罪的女人扔进火里，烧死她以换取整个小镇的清白。 女人们惧怕这白夜的来临，惧怕自己被镇长选中，于是加倍地小心做人。 可是，每一年的仲夏夜，火堆里仍然要投入一个女人。女人们仍然要在这里战慄着狂欢。 多少多少年后，当又一个仲夏夜来临，又一个女人就要被扔进火里时，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决意夺回女人的命运。她站出来质问镇长，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将被烧的女人有罪。镇长也很聪明，说：可以将这女人装进麻袋，绑好投入池塘。假如她飘在水面，说明她是清白的；假如她沉了下去，便是罪恶深重。 人们雀跃着涌向池塘，去观察这种验证。自然，镇长选中的女人永远是沉下去的。这种验证的方式不过使用来祭神的女人在火的折磨前又加一层水的折磨。 多少多少年后，仲夏夜狂欢的篝火里不再投入女人，时代终于使活人换成了糙人。糙人敷衍了神灵，糙人使女人松了一口气。仲夏夜可爱了，篝火旁响起了没有战慄的歌声。 可那糙人的样子是男糙人还是女糙人？我一直想问问讲故事的人。 家居市区的边缘，除却拥有购物的不便，剩下的几乎全是方便。 我们的楼房前边不再有房子了，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我们也不必担心窗外的菜地被人买去制造新楼，不必担心新楼会遮挡我们抛向远天远地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规划了菜地，这片菜地将变成一座公园。这使我们在侥倖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因为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蹟，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地不易。公园是供人游玩的，与生俱来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们自管自地在泥土里成长，安稳、整洁，把清新的唿吸送给四周的居民。 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我们知道菜农怜惜菜，我们也就知道了怎样怜惜菜农的心情。只在正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了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地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放风筝的不光我们这些就近的居民，还有专门骑着自行车从拥挤的闹市赶来的青年、孩子和老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并且注意起我们的菜地呢？虽然菜地并不属于我们，但我和我的邻人对待这些突然的闯入者，仍然有一种优先占领的自得和一种类似善待远亲的宽容。一切都因了正月吧，因了土地和天空本身的厚道和清明。 我的风筝在风筝里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樑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以及邮编多少多少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这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尽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式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第5页 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我举着我的「仙女」，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地督促着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筝啊……」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这宛若劳动号子一般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唿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滑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长天的「仙女」。我要说这「仙女」实在是充满了灵气：她是多么快就够着了上边的风啊。高处的风比低处的风平稳，只要够着上边的风，她便能保持住身体的稳定。 我关照空中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放眼四望，天空正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艺儿一旦逃离了人手，便会比真的还要逼真？就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唿吸。是它们那活生生的唿吸，给地上的我们带来愉悦和吉祥的话题。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放风筝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吱」地停在地边，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维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也远非我手中这种通俗的杨木棍插成，那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钻戒」站在地边打量天上，一脸的不屑，天上正飞着我的「仙女」和邻人的「燕子」。他从兜里摸出烟来，立刻有人为他点燃了打火机。一位因穿高跟鞋而走得东倒西歪的女士，这时正奔向「钻戒」，赶紧将一听「椰风」送到他手里。好不气派的一支队伍，实在把我们给「震」了。 然后那「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地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扔掉香菸，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他站在地里的姿态，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这样的孩童是连葵花子都懒于亲口去嗑的，他的幸福是差遣大人嗑好每一粒瓜子，准确无误地放进他的口中。 在这时我想起单位里一个爱放风筝的司机。在一个正月我们开车外出，他告诉我说，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他自己会煳风筝却买不起线，他用母亲拆被子拆下来的碎棉线代替风筝线。他把那线一段段接起来，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断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在乡村大道上跑着追风筝。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当今的日子，还会有谁为追赶一只风筝跑出七八里地呢？几块钱的东西。或者像拥有华贵「蜈蚣」的这样的青年会去追的，差人用他的「奥迪」。若真是开着「奥迪」追风筝，这追风筝倒不如说是以地上的轿车威胁天上的「蜈蚣」了。 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铁凝随笔自选%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大而圆的月亮突然就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思想究竟什么叫做放风筝。我不知道。但是，有了风筝的断线，有了「仙女」的失踪，有了我追逐那「仙女」的奔跑，有了我的失而復得，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我心中的；联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谁知我已耽误了十九个清明。十九个清明虽然都有被耽误的理由，然而每逢这天，我都坐立不安着。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 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在四周被浮云缠绕的山峦里，只有山正在悄悄地变绿。绿像是被云雾染成，又像是绿正染着云雾。有人告诉我，今年春寒，山桃还未开花；又有人告诉我，山桃花早已开过，是因了常有来自山外的暖风。和山里人相处，你会发现，他们常常说不准他们要说的事。对同一件事，十个人或许有十种说法。就连对你的问路，他们回答起来都各有差异。那差异仿佛来自他们的叙述方式，就好比春寒花哪能开；风暖，花哪能不开。至于花到底开过与否倒无人注意了。 于是就因了这叙述的差异，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于是，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只有展开一张山区地图，你才能看清，这河像是谁的手任意画出来的一团乱线。黄河才有九十九道弯，谁报告过拒马河有多少弯？这山地里流传着多少关于这河这山的故事，惟独没有关于这河弯的记载。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艷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糙和蒿的原，糙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绒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捲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吶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闢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迴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辱，朝天的脸。更有自在者，曲起双腿，再把双腿无顾忌地叉开来，挺着一处宽阔的阴阜，一片浓密的茅糙，正覆盖住羞处。有的在那羞处却连茅糙也无须有，是无色的丘，无色的壑。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那茅糙就是茅糙，它怎能去遮盖什么人的羞处？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肌腱的柔韧，线条的柔韧，胸大肌，臀大肌，腹直肌，背直肌……连髋和腰的衔接，分明都清晰可见。你实在想伸过手去轻缓地沿这腰弯抚摸，然而你又不得不却步。 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巨石时，你的灵魂就要脱壳而出，你觉得你正在萌生一种信奉感，不然你为什么会面对一河巨石肃然起敬。 当你认定这是一河女人时，你就会六神无主，因为你再也逃脱不了自己的龌龊。一切都是因了女人的丰腴，女人的浑圆，女人的力。 这一河的石头，一河的女人，你们是同年同月和着一个天时一起降生，你们还是有着无言的默契，你等她，她等你，从盘古开天地直等到今天。 我想起了，就是二十年前，就是有人告诉我清明山桃花开的那次，也有人告诉我一件事。他们说，这里有句俗话叫做「河里没规矩」，说的是，先前，姑娘、媳妇们每逢夏季中午，便成群结队，到拒马河洗澡。她们边下河，边把衣服脱光，高高抛向河岸，一丝不挂地追逐着潜入水中。而这时，就在不远处，兴许恰有一丝不挂的男人也正享受着这水。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或许偶有飘过来的笑骂，那只是笑骂，既是男人把脸朝向女人而招来的骂，也是笑着的骂，只因为「河里没规矩」。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那时的我尚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画家（虽然也鬍子拉楂），连在炕上盘腿吃饭都不会。这位婆婆在饭桌前却把腿盘个满圆，她给我盛粥，再把指头粗的咸菜条一筷子一筷子地挟入我碗中。我嚼着咸菜，学着她们婆媳的样子，拿嘴勾着碗边唿唿喝着灰黄色的稠粥。这粥里有玉米?子，有豆。婆婆告诉我，这豆叫豇豆，平时鲜红，一遇铁锅，自己和粥就一起变成灰色。然而味是鲜的，有一股鱼腥味。晚上我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给她们婆媳画像。她们的眼睛使劲盯着前方，不敢看我。该媳妇时，媳妇的两腮绯红；该婆婆时，婆婆脸上的皱纹便立刻僵起来。夜深了，我就着炕席睡在炕的这头，婆媳俩就睡在炕的那头。她们或许是怕我和两个女人同睡一席不习惯吧，婆婆才不由己地讲起了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那个年纪稍长我的媳妇，还是睡在婆婆的那一边，让婆婆作为我和她的分界线，作为人性的证明。夜里我睡不着，但不敢翻身。
第6页 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炕席上一只旧碗还在，边沿只多了几个小豁口，婆媳的嘴又把它们摩挲得显出光滑。但媳妇告诉我，现时盛在碗里的已不再是灰的豆粥，而是拿麦子换来的面条。村里有电磨，也有轧面机。媳妇还懂得用「八五粉」、「七二粉」这些名词来解释这面的成色，说，现在每逢来客人都要用上好的「六○粉」招待。她们真的招待我吃了「六○粉」面条。「六○粉」，这当在富强粉以上吧。 我吃着「六○」，还是记着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我对婆婆说——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 「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这是个一部线装书大小的木匣子，当年，外面显然涂过红漆，现在被灶膛的烟燻得漆黑，只有两朵牡丹花，边缘还清晰可鑑。二十年前那花本还透着粉色。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十大集。」 「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 「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说着，拿眼盯住漆黑的房梁，房樑上有个挂篮子的木钩，和房梁一样黑。我记着那钩子上有时有篮子，有时没篮子。现在钩子空着，倒显得婆婆的回忆更加真切、悠远。莫不是她只相信把一个年轻的自己留在了河里？莫不是她只相信留在河里的那个自己才是自己？年幼，疯着……如今这个裸露着肩胛骨的老女人，有哪点能与河里的女人相比？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唿吸，觉得身上流动的净是自己的血液。我为着婆婆终于给我证实了河里的事而庆幸其实婆婆为我证实的并非只那句老话，她使我明白了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迴响。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糙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他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註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糙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巴糙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糙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糙，这些糙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糙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糙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糙呢？ 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糙呢？ 狗尾巴糙，精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糙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糙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糙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糙穗单拿糙精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糙，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糙帽辫的。常说「一顶糙帽三丈三」，说的即是fèng制一顶糙帽所需糙帽辫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膈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糙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糙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畚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喝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惟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糙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緻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惟有这糙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糙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糙呗。 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糙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糙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荫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糙编戒指：棱形花结的，畚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糙戒指的手。 却原来，糙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糙。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糙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糙。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糙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糙了。 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糙吧，糙才不可被替代了。 有一部新电影名叫《村路带我回家》，编剧是我，由王好为女士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一九八八年将尽的时候，这部影片在各地陆续上映了。保定上映得最早，也许因为影片从选景到完成几乎都在保定。电影里的山是保定西部的山；电影里的城是保定城；连影片中那位「偷听敌台者」交待「罪行」时也用了保定话——尽管他学得更似唐山腔。 一位在电影院工作的朋友兴高采烈跑到我家，说要请我看我的电影，他们那里是上映这片子的第一家，尽管是个二轮影院。我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兴高采烈地去了。我坐在那里看，看见我写过的那些人在动作，在说话，脑子却总拐到别处去。想到谁请谁看这电影更得体。好像本该我请他，请为这电影支付了热情和诚意的许多保定朋友看。或者原本不该我请，请者实在应该是这电影的摄制组，用电影厂的俗话来讲便是答谢。 一部新影片公映前，总该有一次答谢之举吧。摄制组不是没有这种来保定答谢的愿望，前不久导演还来电话提及此事。再说答谢对于一个摄制单位来讲本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两个人带一部拷贝借个场地一放映，便皆大欢喜了。被答谢者获得的是一种优先感、新鲜感和满足感。
第7页 那时候摄制组的确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书记曾亲自陪导演去满城山里选景，选定了，全组人马便一头扎在县政府招待所。县委书记和县长几次三番来关照摄制组，招待所所长则用保定话告诉我：「我要让同志们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饭，烧洗澡水的锅炉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为了影片中一条「反标」出现的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市长家里，连市长也出面过问这种琐事。后来摄制组的汽车没了油，也会靠市委宣传部派人打通关节，那车才又开起来，保定警察也出动了，汗流浃背维持拍摄现场秩序；至于保定城里的百姓和保定山里的百姓，则更是重义轻利，尽管时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么，他们委实应该来保定作答谢。 那个晚上，我继继续续地看了电影。散场时只听一位观众说，女主角生是让苦日子给折腾傻了，放着那么好的人不爱，这编电影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电影毕竟还没在头轮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后再来答谢，不就成了那句俗话说的嘛：正月十五贴门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轮影院看了一场我的电影。这一场人很满，观众的反应之强烈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银幕上的故事和银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观众早已用他们的情绪和反应答谢了这电影。观众使我相信，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和遗憾，只要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即使你只讲述了一条村路，这路也终将为观众接受。我认真地盯着银幕，感谢摄影师把保定鲜为人知的魅力呈现给保定人———那山的浑朴，那水的妩媚；感谢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朴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保定人，她沟通了这平凡的故事和观众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确有着好故事。应该相信观念，应该相信时间，也应该相信作者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并盼保定的大影院千万将正式上映推迟些。然而《保定市报》上关于这电影的广告已全面展开。 面对这一片广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在保定拍摄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给了《红衣少女》极大的热情。影片中需要一家点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仅轻而易举就承担了这种平白无故的麻烦，不仅停业两天「献」出店铺，经理还慷慨地说：「我们不要场地费，还要请演员吃点心。」如今在这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听这类似乎神话的允诺，倒显得荒唐了。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摄制组与某些部门因支付场地租金而争执得一塌煳涂吗？后来《红衣少女》在全国上映之前，摄制组带着拷贝从成都首先赶到保定答谢来了。那次答谢盛况空前，连「谢」了好几场。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兴。 然而我却不在被「谢」之列。答谢者带着拷贝走了，我才知道曾经有过答谢之举。朋友们替我忿忿然，说：这叫什么事，怎么不给你一张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转而一想就又觉出这忿忿然的多余了：谢我哪一点呢？虽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这部新电影已在保定放映过，我却总愿意做一种幻想，幻想《村路带我回家》摄制组就像当年《红衣少女》摄制组那样，已经携了拷贝答谢了保定，只是我未从摄制组得到一张电影票罢了。忘记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迹象证明：他们没来。每每看见保定报纸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广告，我心里便生出一种对这城市的歉疚，一种不期而至的惆怅。 我不知答谢这个词是否曾经出现在某种法定性极强的协议书合同书保证书里，也许它本是一个靠情感维繫的字眼。靠了人与人之间毕竟存在的那么一点良知与恳切，人们有时会想起答谢。 保定依旧是从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脸面，重义气。一座城市不会因缺了一家电影厂的答谢就变脸就阴阳怪气。您不来答谢毕竟不能说您犯了错误：双方并没有定下答谢的合同。 可是，地委书记何以要陪你们进山呢？市长何以要连条标语都照顾到呢？那维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们汗流浃背呢？县招待所所长为什么不乘机跟你们大讲特讲经济效益——能接待偌大个摄制组的在县满城可只此一家。至于市委宣传部，那更不是一个专供电影厂汽油的机关。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灭的人情吧。 我曾经想劝观众别去看《村路带我回家》，即使只卖出一个拷贝又与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属于我的那份稿酬。但这样做未免显得小气。于是我还要藉此作一个小小的广告：请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村路带我回家》吧，票价五角，比买一串糖葫芦还便宜。 因为这电影里确有保定的魅力。 岁末我期待着，已模煳我期待的所在。 早春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罗丹作品要来中国了，他的《思想者》，他的《地狱之门》，他的《青铜时代》，他的《加莱义民》，他的《吻》……这些作品将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 在罗丹的国家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座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着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的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着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着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嵴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嵴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溶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嵴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嵴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嵴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着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需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坐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蹟，我还能够在这奇蹟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地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都深深地感谢着罗丹。是罗丹约会了我们，是共赴罗丹之约，使我们得以收穫悠远而长久的思想的时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fèng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嵴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髮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搽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11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第8页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鍊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煳窗fèng。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煳窗fèng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煳窗fèng，他坐在写字檯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唿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繫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繫着质朴、节俭？联繫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繫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fèng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fèng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fèng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蹟；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歷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吗。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鑑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第9页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切近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樑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罗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髮，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们儿」。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嚷嚷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六十四开《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嚼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时。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乡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髮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糙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的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唿喊更真实吗？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作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开水的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 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我们两人的种种游戏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 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把青砖地跺得砰砰响；我们在枣树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儿」，「羊拐」撒在桌面上一阵又一阵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我们高举着竹竿梆枣吃，青青的枣子滚得满地都是；我们比赛着唱歌，你的声音高，我的声音就一定要高过你。外婆家一个被我称做表姑的人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没有名堂地笑起来———虽然这问话没有什么好笑，但我们这一笑便是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什么叫累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累的问题。有时候听见大人说一声「喔，累死我了！」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呀，「累」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啊。 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她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打算重视表姑的话。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养病。 世香却来了兴致，她问表姑：「你为什么让我们攒糖纸呀？」表姑说糖纸攒多了可以换好东西，比方说一千张糖纸就能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话惊呆了：我们都在百货大楼见过这种新式的玩具，狗肚子里装上电池，一按开关，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着向你走来。电动狗也许不会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玩具单调、匮乏的时候，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皱褶。攒够了交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给我们电动狗。 一千张糖纸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只，就需要两千张糖纸。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们信心百倍。 从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枣吃了，再也不抓子儿了，再也不扯着嗓子比赛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静如初了，我们已开始寻找糖纸。 当各式各样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厌倦时，从前的我们正对糖寄予着无限的兴趣。你的衣兜里并不是随时有糖的，糖纸——特别是包装高档奶糖的玻璃糖纸也不是到处可见。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块高级奶糖，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纸总算到手了呀；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人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我们会追随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的；我们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柜檯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那时我们会飞速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们还曾经参加世香一个亲戚的婚礼，婚礼上那满地糖纸令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多么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里结婚，而所有的婚礼都会邀请我们！ 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一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干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终于攒够了一千张糖纸。在一个下午，表姑午睡起来坐着喝茶的时候，我们走到她跟前，献上了两千张糖纸。表姑不解地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着我们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们常说的累，原本就是胸膛里那颗心的突然加重吧。
第10页 我和世香拿回我们的糖纸来到院里，在院子门口，我把我精心「打扮」过的那一千张纸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一样随风飘去。我长大了，在读了许多书识了许多字之后，每逢看见「欺骗」这个词，总是马上联想起「表姑」这个词。两个词是如此紧密地在我意识深处挨着，岁月的流逝也不曾将它们彻底分离，让我相信大人轻易之间就能够深深伤害孩子，而那深深的伤害会永远地藏进孩子的记忆。 孩子是可以批评的，孩子是可以责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骗的，欺骗本是最深重的伤害。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从孩童时代走来么？ 你的脑子有时像一团飘浮不定的云，有时又像一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你却要去追赶你的飘浮，錛凿你的冥顽。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这实在应该感谢你冥顽不化、颠扑不灭的飘浮，还有相应的机遇和必要的狡黠。 于是，你突然会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了，你突然会游泳了，你突然会应酬了，你突然会烤面包了。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託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父亲的脱离干校是託病，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做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乱跳，心电图上显示着心律的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 那时的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錶。为了证明这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们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货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实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父亲把我们接回家，带着心房纤颤的毛病，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檯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出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 「这很难说。一种嚮往吧。」他说。 「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 「没有。」 「那么您是纯属空想？」 「纯属空想。」 「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这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看，想给我们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注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煳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烘烤得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她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煳了很厚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 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足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烫手的热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 我们也不说话。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好看的菜餚，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们格外的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作面包的面包。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 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做过厨师。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农民。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据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像。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鑑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鑑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第11页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作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託。也许父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着名的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螫人的蝎子糙，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捲毛者居多。狗脖子里拴着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又有响声，被训练得善解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做俯首贴耳状。狗们日復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呆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大起来？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还得了么？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唿，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会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沖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意也无贬意，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意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正直，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