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作品相关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同时针砭当下的时政作品。上半部分以时间为序，梁晓声回忆这个半个多世纪自己亲身参与或见证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八十年代后期等鲜为人知的敏感历史，以散文的笔法真实记录半个世纪名人高干、大小官员、各色商人、各等物的命运，用一个个在那个极端年代里的人物经历拼凑出来这个年代的大环境，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牺牲品。融叙述与议论为一体，以个人命运反应大时代特征。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被隐藏的一段苦痛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并且值得去反思。 下半部分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梁晓声近些年出游美日、法，从海外视角启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的文章。 全书无论是回望过去，还是刻画当代，无不针砭时弊，一阵见血，无不寄寓着梁晓声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殷切希望。书稿既保持了以往的梁氏叙事文风，其中，部分文章采用了实验写法写杂文，借用多重隐喻进行“魔幻写作”，并穿越时空进行评论，以飨读者。 媒体推荐 ★这是二零一四年“两会”期间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对习李新政的试底。 ——港媒《南华早报》报道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的同时又针砭当下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部耗费作者毕生心血之作，书中更是首次曝光梁晓声若干“颇经坎坷”、“不易见到”的名篇！ ★上篇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故事也折射了当今的中国现实；下篇从海外视角获得启发，对美国、德国、日本进行了评论。 ★此书是作家梁晓声第一本以民间视角解读国家历史的著作！重新挖掘出那些曾在历史中呼风唤雨的“官二代”故事！再改革又成热门词，哪些改革的“硬骨头”要碰？二零一五新时局如何？又逢两会，政协委员梁晓声自然要说。 ★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到底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新中国成立这些年，我们为何过的如此沉重？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吗？对颇受国人关注的梁晓声来说，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 重磅观点 ◆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时，一个 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利益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 ◆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决无信任感可言的。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槽”一通：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吐槽”自己生活的那座城，那个省，进而整个中国。……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陷于狼狈之境。 编者说明 我们习惯于存敬畏之心，听人正儿八经地说史。 评书好听，那是野史。更鲜活的历史，在庙堂，也在民间、在国内外。 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 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大都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微末节组成的历史。 前三章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被隐藏的一段苦痛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并且值得去反思。 后四章则延伸海外视角，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尽管很多历史事过境迁，但其影响深远，今天读，意义仍然非凡。 对故人、故事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民间的“真历史”中。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 诚然，除了白色，任意别色的布、纸、皮革、染料都可使玻璃映出影像。 但只有水银能使效果最佳。 故——有时看历史中的女人们是怎样的，听女人们的当年话语，有助于想要了解从前的男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以往岁月…… 我的书《郁闷的中国人》里有一篇文章，叫《国与国的竞争就是女人和女人的竞争》，那篇讲的是近十年的中国女人。这次，我索性把近半世纪的女人全都写出来。 用她们之眼看中国，或许能知道得更多。 一、羡慕、嫉妒，但少见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 ，更没职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二十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 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所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们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外，就可以穿 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这一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地萎靡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 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是不时看表的，必得在四点半以前结束。 六点钟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 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七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 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着，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八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 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 九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点多就熄灯。 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一时几乎轰动整条街…… 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搽的叫“雪花 膏”，润手的叫“蛤蜊油”——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八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就算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气晒箱底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来潮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 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四十岁…… 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 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是 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 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八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被粉碎…… 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2) 夫的时不时爱抚她一下，亲吻她一下，讲段笑话给她听。如果丈夫具有“科学”头脑，会在婚前或婚后，花很少的钱买些部件，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许多新婚夫妻陈设简单的小家里见到过他们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手巧得很，借助厂里的机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铁的收音机外壳，看去也挺美观。年轻的工人们中，总有几个能工巧匠。他们既为自己做，也很乐于为将要成为丈夫的工友们做。 小时候我家没有收音机。我太喜欢听收音机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机的人家闯，尤其爱往有收音机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闯。我不讨厌，他们听什么我沾光听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烦我。也可能心里烦，我小，看不出来。还可能因为我母亲人缘儿好，他们容忍我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们听收音机时那一种心态平静的相依相偎的样子，当年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并且，经常暗自向往这一种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上班挣钱，也有那么一个小家，每晚也有那么一个小媳妇依偎在自己身旁，一边信手熟练地为自己织毛衣，一边共同听收音机里有意思的节目……那是深印在我脑海中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片断。 如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味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妇回娘家一般从不空手。厂里发的工作服、劳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么的，是她们常往娘家带的东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里仍总惦着娘家人。她也常会背着家人，尤其背着父亲，往母亲兜里塞五元钱或十元钱，并悄悄说：“妈，别吱声儿，是给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机关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过一间屋子，那么她回娘家的神态是很有几分高傲的。邻家的母亲们，也会以不仅仅是羡慕的目光看待她。她为了证明自己与一般小媳妇的不同，不但会穿得上下簇新，而且会拎两包点心。并不装在布袋里，就一眼可 见地明面拎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寻常百姓之家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包点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里，不法分子拉拢革命干部下水，初次也不过就送两包点心。 而她一进娘家门，她母亲就会埋怨她：“你真是，点心怎么不放布袋里呢？” 母亲赶紧就会收起，怕邻家小孩儿来看见了，给吧舍不得，不给块吧显着小气。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块跑出去吃，馋得别人家小孩儿凑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妇还骑回辆新自行车，那么全院在家的男人几乎都将被吸引出家门，围着羡慕不已地看，问价，听了价，望“车”兴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属娴静型。我小时候没见过一个所谓“泼辣”的大姑娘。农村多，城市里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两面性，她婚前娴静极了，婚后却往往会变得泼辣。如果她婚后仍住在从小长大的那个院子里那条街上，那么她给人的印象依然会是一个娴静的小媳妇。如果她搬到别处去住了，别处的人碰见她本街本院的人，谈论起她时往往会诧异地问：“她从前是那样的么？在我们那儿可一点儿不呀！” 她给街坊邻居的印象是娴静的，在单位也许恰恰相反，拔尖儿逞强，得理不让人，没理也不让人。 这两面性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居民社区，一种历史悠久的对大姑娘的要求标准便是娴静。“娴静”二字，形成一种对大姑娘们的民间审美的传统。反之，普遍认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从少女时期，便受这一种对她们的民间审美传统的影响，尽量娴静给居民社区母亲辈的女人们看。久之，外因转化为内因，娴静也就真的重塑了她们的天性，赋予了她们后天“修养”成的气质。何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没有足以吸引大姑娘们不甘娴静的事物。比如没有迪斯科，便没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经常“蹦迪”的大姑娘娴静。她们在婚后，在单位，在别的居民社区的不娴静，正是另一种天性的释放和反叛。只要丈夫宠她，她便觉得别人管不着她了。所以，古书中有“静若处子”一词。“处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娴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美的气质。所以， 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么？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珠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都倏地一齐红了脸，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 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 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 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边，赋予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于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有另几类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干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级文化人士大家闺秀式的女儿们…… 当年根本没接触过她们那一类，头脑里也就连点儿回忆都不曾保留下来。 二、饥饿年代的中国女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 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 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 ，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 事实上，从一九五八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 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哈尔滨市仅六七所中学，包括高中在内。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哈尔滨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来年内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过去，早晨七点多钟，下午五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女生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备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业或读书，对绝大多数中学女生而言，并非什么重大的抉择，往往服从于父母。倘父母替她们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她们从此中止学业，心里往往并无太大的遗憾和痛苦。甚至会觉得，早参加工作，早结婚，也好。因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女生中途退学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她们想法已经变了。中止学业对于她们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们会由于不情愿而伤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议。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已令她们感到委屈。她们自信如果继续上学，命运的安排很可能会是另一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城市里发生过在家长的逼迫之下退学的中学女生自杀的事件，也有过参加工作不久因终日郁郁寡欢精神分裂的。不消说，她们都是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的女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虽在忍饥挨饿，但中国的工业却在一如既往地发展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行业，新的行业似乎类分了人的命运区别。一个在小商店、小粮店、小饭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别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厂的厂徽，她心里的自卑和羡慕是难以形容的。而那样的大工厂，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学的中学女生。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 “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尔滨当年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之一，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公社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学前，预选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们的好学，以及城市里的人们尤其大姑娘们对知识和学历的崇尚蔚然成风。如果她们料定自己难以成为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女性，那么做一位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男性的妻子，乃是她们认为的终生幸福。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着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3) 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同一种竞争中——升学。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著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两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众多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都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排队购买的人群中。她们的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排队购买人群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 ，她们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漾漾细雨，在前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儿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 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于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鲜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单纯追求知识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批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 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 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 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 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几年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成想才几年，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骗子，还 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既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点。 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女性这一特点的四种有意思的态度。 第一种是怂恿的态度，是历代达官显贵及富贾豪绅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内容往往伴随着声色犬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们中地位至高无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们用他们的文化怂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权，是为着他们天经地义地占有女性。倘美丽的女性们居然接受另外某种文化的影响，居然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居然认为被选入宫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亲甚至祖父的老头子是不幸，那他们将多么地不开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游龙戏凤》的清代戏。这戏至今仍经常在舞台上演着，仍经常在电视里播着。内容无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见店妹子俊俏可爱，于是“戏”之。这《游龙戏凤》中的一个“戏”字，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永 。 少男“戏”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恶少，其行径也不过就是纨绔。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西厢记》中的张生戏莺莺，为什么成为名戏而不令人反感呢？因为张生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但与莺莺品貌般配，年龄也相当，故看戏的人们巴望他们做夫妻。 《游龙戏凤》中的皇爷，胡子一大把了，年龄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亲了。他之“戏凤”，实在经不起细想。细想就很丑。他凭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戏凤”呢？非凭别的，只不过凭他是“龙”。仿佛“龙”是没年龄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龙”在女性眼里也必是美少年无疑。 那被“戏”的店妹子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呢？起初当然是反感的，继而羞恼。及至一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是龙，于是受宠若惊起来，于是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于是一夜的主动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献处女之身而备感荣耀。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实的一脉，就是靠《游龙戏凤》之类怂恿女性傍权贵有理，攀荣华得意。 这里要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德国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经过一个村子，也是遇着一个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当她知道那坐在华丽马车里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惊讶于皇帝的病恹恹和丑陋，而且满村里嚷嚷着“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时正在草库里为皇车的马铡草。皇帝当时周围没有仆从，以至于不得不亲自下了皇车，请求村妇别再乱嚷嚷了。如果那德国的某世皇帝也要“戏”她，分明地，她不太会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 在全部的德国文化中，不乏宫闱秘史，但据我所知，似乎没有《游龙戏凤》之类。西方的皇帝们，从十六七世纪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合法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了。所以“洋龙”好色，也只有偷情。 中国数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实的一脉，对于中国女性的性尊严影响深远至今。 所以，现今权者“戏凤”、富者“戏凤”的现象比比皆是。每见某些女性们一旦傍紧攀牢，青春得意，却较少听说她们多么的不情愿。 第二种是批判的态度。 北齐时的《颜氏家训》中说：“婚姻勿贪势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内有言：“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愿所宜”（“高 ”指门第，“宜”意适宜）、“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男人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们对有女儿的另一些男人们的告诫。 这一脉文化也很粗实。在它的批判视野里，一个女子一旦被斥为嫌贫爱富，她似乎就比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这一脉文化，大抵是那些无权无势并且没指望荣华富贵起来的男人们继承和发展的。至今批判的锋芒仍然时时毕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类男人的文化声音。他们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说透了包含着这么一种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权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为淑女，美目不应只望向王者、权者、富者，时不时地，也该青睐君子们些个！ 这一脉文化，难免地，总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穷酸“君子”们的醋劲儿。而从古至今的中国美人儿们，时机到来，又大抵总是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这一种文化，投向王者、权者、富者们的怀抱中去的。“君子”们醋劲儿十足的牢骚与讽刺，在她们，只不过当成诽谤，并不怎样在乎的。 第三种是聊以自慰的态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记》，作者叫沈复，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的清代文人。说他是文人有点儿不确切，因为他并不以文为生。除写了诗，大约也只写过《浮生六记》这么一本七万字左右的书。它非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之类，而是一本分六个篇章叙述夫妻日常生活琐事的书，具有自传性、自白性、纪实性，或可归于生活笔记文学。笔调平和儒雅，从容委婉，有行云流水、月清竹秀之风格。不能不承认作者文学的修养甚高，是谓文人，亦正可也。 这《浮生六记》虽入册文史，然作者生前并不曾因此书而声誉鹊起、名噪一时、获利多多。此书也不曾怎样地在世上盛传过。 应该说是林语堂使此书珠泽重现，令后代文人们刮目相看的。林氏将它译成了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读者。于是此书的名气，就很有点儿“墙内开花墙外红”、“出口转内销”的意味了。 当年，上海某电影公司将它拍成了电影，接着又被搬上了舞台，使万千观众一洒其同情之泪。 俞平伯教授当年还编撰了《沈三白年谱》，以七万余字之书，而获名人所梳记之年谱者，大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除沈复无第二人。 《浮生六记》的六个篇章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 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林语堂喜欢此书，推崇此书，盖因书中所记一个叫“芸”的女子。她是沈复的妻，年长沈复十个月，故沈复每与她夫妻私语时昵称其“姊”。 这位芸，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因为确有其人，林氏又说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为什么林氏给予她如此之高的赞赏呢？ 第一，因为她虽然“并非最美丽”，但却是“有风韵的丽人”。这极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欢女人的共识——她起码该称得上是丽人，她须有别样的风韵。用现代点儿的词，或可叫“气质”，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对于女性，传统心理上有两种“恋结”，或稍长伊人几岁，视她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龄略小于她，视她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依赖的“实体”。贾宝玉在林妹妹和宝姐姐之间的两难割舍，便是男人这一种心理的标本。 芸这位丽人的风韵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削肩乃中国传统美人儿的标准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现代美人儿的苗条新概念。 而长项又几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见芸真的称得上是一位丽人。当之无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这位丽人，按当时年代来看，属“知识女性”无疑。“生而颖慧”，“娴女红”。我们都知道的，女红乃使女性心思自静之技。她又善做诗，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联想到李清照。进而由李清照其词其人，反观芸气质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龄失怙”，家道随之清贫，因而芸是俭朴的。“但见满室鲜衣（着在别的女子身上），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不但俭朴，不但“娴女红”，而且做的鞋也美观。这样的优点，很合中国文人的情怀。因他们大抵清贫，即使富裕一时，也富不到哪儿去。物质上慕奢华的女人，他们纵然暗爱之，也是财力上养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窃玉前者无妨，娶妻还是觉得后者可靠。 第四，中国的传统文人们，一旦与芸这样一位“贤达的美德特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4) 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杂志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也每每“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杂志上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语堂对此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艺术使现代人有了性的意识，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第一步是艺术，第二步是商业对于女人身体的利用，由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到肌肤的波动上去，最后一步是涂脚指甲。我不曾看见女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那么完全受商业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国女人对于利用她们的身体这件事情，为什么服从得那么温顺。把这种商业上利用女人身体的行为，和尊重女人的观念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 他还说：“因此今日的人要‘艺术化’的时候，只须拿起一本杂志，将广告看一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女性挖空心思地“艺术化”自己的身体，积极地为商业之目的服务。她们干得往往比以此为职的男人们还来劲儿，还内行，甚至还专业。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 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是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议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在那两年中，有人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因工致残，有人在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项待遇，她们也就放弃力争了。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而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国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法律既维护国家的权利，也要同样维护公民的权利。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郑重起诉。 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她们中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和自己的工厂和国家斤斤计较地纠缠不休。她们委屈，恰恰证明她们是人，而非是一时可用一时可弃的无意识的生产资料。她们发牢骚，乃因她们有种种意识。倘她们竟愤怒了，那 么一定主要是由于当官儿的人们缺乏设身处地的体恤心肠，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对她们的思想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据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其时，那牺牲意味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起码的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颇认同辜鸿铭“一只茶壶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论的妓女，是很“高级”的一类，“她们大都兼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当然，她们首先当是年轻的、美的、风情万种的。他所列举的个中翘楚如董小宛、苏小小、冯小青、陈圆圆、李香君、薛涛、马湘兰、柳如是。 我替他补上一个近代的，当是侠妓小凤仙了。 林氏由于自己是高级的文人，所举自然皆是棋琴诗画唱五艺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举好妓的男人，又是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实在不似在谈妓，而更是在谈“才子佳人”。 在论到一般青楼妓女时，他也操相当温爱的口吻说：“她们是在叫中国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倒像青楼是专供男人实习恋爱的地方。 以我的年龄，当然不曾有过逛青楼的任何体会。我对妓女的所知，纯粹是从文学中来的，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儿》中的“我”，比如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岐婆。 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妓女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门卖笑勾引嫖客那一类，又被鄙称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当然都非闲踱秦淮河畔的风流才子，而是些相当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们无疑皆属“市妓”，无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们泄欲的对象。故我对她们一向是深怀同情的。 故我从前初读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时，对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话颇有同感。 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业已存在着的现实日渐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且日渐地削弱了我一向对妓女所深怀的同情。 我没接近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便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后来，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 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的内心悲苦。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十数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的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常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熟稔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倘我们重读《月牙儿》，定会从“我”身上看出些与今天卖淫女们的相同。 “我”自幼丧父，于是家庭赖以维持起码生活的“经济基础”彻底坍塌。先是母亲靠替别人家浆浆洗洗挣点儿小钱勉强度日。后来母亲改嫁，再后来继父“失踪”。母亲不得不将她们的家变成了“暗门子”，以向粗俗陌生的男人们零售自己肉体的方式供女儿上学。 也许，母亲希望女儿知识化了以后能嫁给个体面的、依赖得住的男人，从而改变命运，自己的晚年也能跟着享几天福吧。 但是，上了学的女儿不久便从女同学那儿明白——“我小学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 于是“我更疑心妈妈了，是不是等我毕业好去做……这么一想，有时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见妈妈”。 而“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们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头吐着，垂着涎。我在他 们眼中是更解馋的，我看得出来。在很短的期间，我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 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卖笑不卖身。但是老板雇她，当然主要是促她早点儿开始卖身的。只要肯卖身，笑不笑倒还在其次。不肯卖身，那么就滚。这前提是绝无可商量的余地的。 没第二种选择，她终于顺其自然地成为娼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们，其中一部分，或许都如《月牙儿》中的“我”，一步步面临过类似的无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状况的相同。 而心理嬗变轨迹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月牙儿》中的“我”是这样；今天的她们也是这样。 “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份。” “我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我们这群都不难看，都是高小毕业的小女子们，等皇赏似的，等着一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他选中了我。我不感谢他，可是当时确有点儿痛快。那群女孩子们似乎很羡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泪走去，有的骂声‘妈的！’……”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个早出道的妓）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做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一说起话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时，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 “男女彼此结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的选择一个。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啊，我错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 “及至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 “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些……” 我真是由衷地钦佩老舍先生，实不愧是文学的大师。笔触漫不经心似的，笔调娓娓地淡淡地，就将一 个少女变成娼妓的心路过程抽丝剥茧、观察入微地剖析给我们看了。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先生最凄楚哀婉的一篇小说。 “我”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她们其实不仅仅为了“挣上饭吃”，更是为了吃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钱包比大多数小女子更鼓。 时代不同了，所以卖淫的目标定得更高了。 其次，她们心理的嬗变过程极短，观念的“开通”也极快，往往并不需要过程，直接地就扑奔那更高的目标而去。因而，她们往往真的觉得，做娼妓最是一种等于整天玩儿似的“职业”，真的觉得是浪漫的活法儿。甚至，很可能的，在她们“开通”的观念中，是仅次于明星的“职业”。 “我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她们不愿深想。偶尔想想，再计算一下自己的积攒，非但并不觉得将来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将来的无忧无虑、将来的富裕、将来的美好。而事实上，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大笔钱，即使是靠卖淫所获，也还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时代对于“人”和“钱”的关系已似乎是这样的了——要么都不干净，要么都是干净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她们恰恰相反，企图拿每一天都当十年那么宝贵地活着。故每一天都及时行乐，及时挣钱。 “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们恰恰相反，因为有了钱，可以经常洗桑拿，可以经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双眼皮儿，可以垫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级的护发、护肤品，可以通过营养丰富的饮食和滋补药物调整内分泌系统——而且，这些花销，往往由男人们“义务”了。所以，养颜有术的她们，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对“憔悴”说“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爱活着，但不应该这样活着。” 她们由于以上诸方面与“我”所处时代的不同，其实并不鄙视自己。她们当然也爱活着。并且，比来比去，还很爱像她们那样活着。起码，她们认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与第一幸福的活法无缘，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么？于是，她们反而会看着与“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边儿的女性们着实地可怜。倘强迫她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劳劳碌碌，却每月只开极少的工资，她们反而会觉得等于是一种“迫害”。 因而，某些文 学作品中的她们，不再是《月牙儿》里那个自哀自怜、自惭形秽的“我”了，而是些鲜活快乐、“青春无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对她们有所观察，若再写出一篇半个多世纪后的《月牙儿》续篇，其笔触其风格，据我想来，恐怕会一反前《月牙儿》的凄楚哀婉，不由己地变得后现代主义起来吧。 老舍先生当年深怀同情地以“月牙儿”喻那些旧中国由少女而无奈沦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儿”，今也“月牙儿”。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依然的“千里共婵娟”。 “月牙儿”却似乎不再有伤感的意味儿了。 那么，你在听说的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花惜玉地同情她们么？ 人口众多导致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首先导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机会相比于男人大大减少。全世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都是这样。 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机会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相互间的谋职竞争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于谋职机会以外的年轻女性和少女，像幸运地有着工作的女性和少女们一样，时时会萌生穿好衣服的念头，也时时会萌生享受和享乐的欲望。这就需要钱。在男人们给她们钱的那一刻，他们同时表达或暗示了他们要的是什么，于是双方拍手成交。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钞票为前提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或不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是违背她们对自己没感情的男人掩护她们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在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男性妇科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 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地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已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由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少束缚、更自由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 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内地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 一、一个“逆袭”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他是一个青年。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小县城文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刚过十八岁。说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说是大人还不算大人，正处在青涩的年龄。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类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处——生理上开始分泌最初的荷尔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极能压抑自己。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选到小县城的文艺团里。一个农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运，这使他诚惶诚恐。 报到那一天，领导对他说：“五年后你才二十三岁，五年内不许闹恋爱！五年后再恋爱也不迟。” 他诺诺连声。 领导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怎么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你懂不懂？” 他吞吐不能即答。 领导教诲道：“第一，政治思想要过硬。对于你，那就得积极参加一切政治学习活动。第二，生活作风要过硬，千万不能小小年龄就搞出什么男女关系的花花事儿来。一旦出了花花事儿，那你就拎上行李走人吧！” 他连说：“不敢，不敢……” 多亏有领导的教诲在先，两年内，这小青年时时处处言行紧束，中规中矩。尤其是对于周围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就脸红。 那文艺团里的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几岁。再就都是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们和她们，倒是不被太严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里，打情骂俏，相互挑逗，寻常事也。蝶引蜂约，偷香窃玉，红杏出墙，投怀入抱，秘密幽欢，婚外云雨之类的勾当，不足为奇。连第一位领导本身，背地里也荷尔蒙过剩，不甘寂寞，闲不大住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风气不良的文艺团。没几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要论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干净纯洁，真是非他莫属了。正因为风气不良，领导们才动辄大讲生活作风要过硬的话。讲归讲，领导们自己先就不过硬。硬也是硬在别的地方。 两年中，他是都看在眼里了。他已经二十岁了，自我压抑了两年 了。越压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里的男女故事越多。团里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过时彼此交换了一种什么样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视线里，其细节就逃不过他那敏感的目光。 然而他似乎依然是两年前那个青涩的他，似乎不曾有半点儿改变。 因了他的不曾改变，领导们时常表扬他。 同志们也都夸他小小年龄竟有难能可贵的作风操守。 有的人还利用他的“无知”传情递意，觊成好事。 在他二十岁就要过去那一年，全中国都开始响应一种“伟大”的政治号召，叫作“斗私批修”，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号召来号召去，学习来学习去，革来革去斗来斗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义上与“公”相对而言的利益层面的内容了，泛指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识了。 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 政治一号召，他便赤心应召。 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的纸，作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 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 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 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落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 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 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 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 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 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们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们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 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部一一记在日记中了…… 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诉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 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 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 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阵咒骂和殴打。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 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 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 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机关…… 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 流氓罪成立。 诽谤罪成立。 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败坏革命样板戏罪— —也成立。 于是他像下篇写到的那一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 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农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 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 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 ，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 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 因为曾经属于他的三亩几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农。 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 后来，自然地，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一个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 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片段。 但他的眼泪，和演员的眼泪不是一样的眼泪。 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这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两年，非涝即旱。土地枉好，劳作枉勤。那两年里，这农民并没能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到多少庄稼。 接着，中国的农村就进入了初级社时期。 所谓初级社，就是几户农民以自愿的原则，建立互助组，将他们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种，共同收获，按劳分配。 这个农民哪一个互助组也不加入。 他想，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还没靠自己的双手收割过一茬好庄稼呢，怎么舍得归了组呢？ 是的，他是那么的舍不得。如同一个小女孩，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布娃娃没多久，稀罕劲儿没过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别人的伙，和别人一起“过家家”。 既然是自愿的，他偏不入，别人也奈何不得他。 以后的两年里，仰仗着年景好，风调雨顺，他靠着他的勤劳，在属于他的土地上喜获丰收。 他得意而且自负了。 不入初级社，我的土地不是也没亏待我吗？那我干吗还要入呢？ 而这时，中国的农村进入了高级社时期。 高级社也还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不自愿的，在农村干部们看来，自然是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无疑了。结果，连高级社也不入的这一个农民，这一个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里的思想落后分子。 落后就落后。他颇不在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他，已经没什么兴趣再去争取政治觉悟方面的 那一份儿积极了。他一心一意只想靠自己的勤劳种好那属于自己的三亩几分地了。 高级社时期只不过是中国农村一个特别短暂的过渡时期。转眼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始了。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所谓“人民公社化”，即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于是有了第二个称呼，叫“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歌唱的便是人民公社社员。 人民公社化，那就不再是自愿不自愿的事情了。 土改时期颁发的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拥有证，或曰另一种地契，在有的农村里，重新收缴在一起，烧了，叫“二次革命”。第一次是革地主阶级的命，烧的是地主们的地契。这第二次是农民革自己头脑里的私有思想的命，烧的是土改时期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地契。有的农村里倒也没烧地契，但明摆着是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除非本人想要留作纪念。情愿的也罢，不情愿的也罢，反正都得那么革。 我们前边讲到的那一个农民，他却偏不。 他说：“政府发给我的土地证，政府没说作废，谁烧了是犯法的。谁要硬把它从我手里缴去，也是犯法的。” 依他想来，只要土地证还在自己手里，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是自己的。 村干部们告诉他——政府已经下达了文件精神，土地归公了。 他反驳道：“我不懂精神。文件在哪儿？拿给我看看！” 村一级的干部拿不出那么高级的文件，他就认为理在他这一边，还说：“如果承认老婆归自己好，那就得承认土地还是归农民好！” 连人民公社也不加入，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了，而是对抗农村社会主义化的严重问题了。 但他毕竟曾是佃农，村里阶级成分最低的一个人，村干部们仍奈何不了他。 奈何不了他也不能任由他一个人大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之道啊！ 村干部们一商议，研究出了一条治他的高招。 他们当众向他宣布：“你觉得你手里攥着地契，那三亩几分地就永远随你自己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但是村里的条条村路可是集体化了。你偏要在私有道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也可以，那你以后就不要走我们集体化的村路！” 他一听，傻眼了。 但是他也同时犯了倔劲儿——不是想让我没法儿走到我的土地那儿去种吗？那我离开这个村就是了！ 当天晚上他背井离乡流浪到外地去了。 像他这么一个农民，流浪到哪儿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啊！ 但他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受歧视，居然在异地他乡活了好几年，并且积攒下了一笔钱。 那钱是怎么攒下的呢？ 是与人合伙，在城市里掏大粪，压成粪饼子，一车车卖了得来的钱。当年农村缺化肥，一车粪饼子能卖二三十元。但那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勾当。因为粪既然值钱，城市里的公厕就不是什么人随便都可以掏的。干那勾当，也是盗的行径，罪名是“盗粪”。盗粪者们都是半夜三更偷偷地盗。 幸而他几年中一次也没被逮着过。 背井离乡之人大抵是这样的——一旦积攒下了点儿钱，惦记亲人、思念家乡的心情就更深切了。 于是某一年的年根儿，他出现在村里，背着半扇猪，虽然衣着非锦，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儿褴褛，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分明呈现着衣锦还乡的那么一种意味儿。 毕竟，背着半扇猪呢！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六五年，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年。那一年队里也就是村里的收成很不好，一半怪天，一半怨人。男女老少都愁眉不展的，不知即将到来的春节究竟该怎么过活，才能多少过出点儿快乐的气氛。 我们那一个农民弟兄的出现，使村人们感到愤慨。瞧他这个坚决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人！他行进在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的步子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趾高气扬啊！——趾高气扬的什么劲儿呢？ 确切地说，村人的愤慨，主要是由他所背的那半扇猪引起的。 他们认为他是在公然挑衅，既是对他们，也是对农村集体化道路，对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人拦住他，谴责他：“你既然非要一个人走私有化的道路，为什么还双脚踩在我们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 他也恼火了，振振有词道：“你们想干什么？不过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在解放前也不至于不许谁走！” 听听，这不明明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嘛！ 有的村人想，你背回来半扇猪有什么值得显摆的？没有水看你那猪肉怎么个吃法？ 也不用谁下令，他们就轮流把村里的一口井看守住了——不许他家的人来汲社会主义的井里的水了。 事实是，他不在村里 的几年中，不仅他家那三亩几分地早已归了集体，凡是他家能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也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了。而且，和别的社员们的关系处得还都挺不错。 都是那半扇猪惹的祸，以及他那一种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仿佛走得不屈不挠、走得特来劲儿的模样。 至于那一口井，他很清楚——它不是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的。那是一口古井，解放前好几辈子的时候就有了。 不许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蹦着高骂了起来。 骂些什么呢？无非骂村里的人连点儿乡情都不讲，变得彻底地没了人味而已。 这一骂就惊动了村干部们。 村干部们凑在一起统一思想，皆认为太应该好好教育教育这个人了。 而在当年，对一个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无非便是召开批判会。 于是，他家里闯入了民兵，将他倒拧着两条胳膊押到小学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儿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会和批斗会，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当年的农村里更是那样。结果批着批着，渐渐就变成斗了。他被逼着站到一张桌子上去了。斗的非要使被斗的低头认罪不可，被斗的则你们越斗我越不服。结果，斗人的都急眼了，被斗的也急眼了。人们一个没留神，他做出了一件冲动过火之事——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转身，将毛主席像扯下来了，随之便撕，边撕还边说：“叫你们说话不算话！叫你们说话不算话！早知今天这样，我当年才不那么积极！……” 一阵肃静，鸦雀无声。 他自然几分钟后就后悔了，然而后悔也晚了。 众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么事。 那在当年是犯死罪的事。 谁敢把那样的事压下呢？没人敢。 村干部们连夜向公社汇报了；公社火速向县里汇报了；县里认为案情实属重大，汇报到了省里。 第二天，从省城开来了警车，将他用亮锃锃的手铐铐走了。 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七岁。 他千里迢迢背回家里的那半扇猪，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肉。 不消说，他也没能在家里过上那一年的春节。 专政机关念他出身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判了他个无期。 他这一个当年土改时期 的积极分子，始料不及地成了“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村人们，包括村干部们，过后细细一想，偏又都忆起了他这个人以前为人处世的许多优点。比如心地善良，比如助人为乐，比如义气、正直什么的…… 他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时候看问题太死心眼，往往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总而言之，太倔。 村人们都因了他的倔而替他喟叹不已，也都有点儿后悔——明知他的倔脾气，又何必那么较真地批斗他？ 然而他们的后悔，也晚了。 事情已经发生，已经结束，谁都减轻不了像他那么重的罪了。 他的家人们明智地宣布和他脱离一切亲情关系。不明智怎么办呢？不明智那就只有等当“现行反革命家属”了。 我的朋友马云龙被关投监时，他已在狱中被关押了十来年了。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不太知道。 他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农民了。 然而他一辈子都没能好好种过几年地，尽管他曾是一个种地的好把式。 解放前，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种。 解放后，是因为明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没有过几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侍弄庄稼的时光。 快七十岁的他，已在监狱里被关押得有点儿痴呆了。 他经常独向一隅，喃喃自语地嘟哝同一句话：“老婆要是归自己好，那土地就归农民好。” 至于那份地契，他不知把它藏于何处了，估计连他自己也忘了。 一天夜里，他喉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之后，双目不瞑地死了。 也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瞬，仍想说那句他百说不厌的话？ 那话，对于他，似乎成了一句经典的台词。 想来，他也太是一个悲剧角色了。 是否够得上是一个经典的悲剧角色呢？ 我没什么依据妄作评论。 呜呼！ 除了呜呼，关于他，我不复有话要说。 我替这一个农民的地下之灵感到安慰的是——如今，在中国，土地耕种权又完完全全地属于农民了，而且减免了一切农业方面的税…… 三、“贴树皮”是先富人群的捷径吗？ 榆树上有一种令 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 (1)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槽”一通自己的工作，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许多人备感自己怀才不遇，备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备感活得窝囊委屈。 一、哪怕只有一丁点权力 一日一个朋友找到我，商议怎样才能为她的两名同事雪耻并伸张正义——她的单位派出一男一女去河北某县催索债务，于晚九时许，在火车站候车时，被突至的“联防队”强行扭到站前派出所，理由是怀疑他们一男一女坐在一隅窃窃私语，有进行“卖淫交易”之嫌。 怀疑不过就是怀疑，没有口供岂能定案？ 口供怎样来？——打。 男女二人被铐上手铐，分开来逼供。 几名审讯那女子的联防队员围着她，一个个故作色情相，口出污言秽语，下流不堪入耳。且动手动脚，满足一点点邪狞心理。而隔室，一声声传来男同事遭打时发出的哀号。胆小的女人双手被铐，身遭凌辱，耳闻其声，抖瑟成一团，不由得心惊胆战。逼问什么，供认什么。审讯者们对细节产生极大兴趣。既然他们有兴趣，不回答是不行的，不顺着他们回答也是不行的。违心地顺着他们回答了，他们便发出心理满足的笑。 联防队听说她是本县人，父母家在某村，第二天派人去某村通知其父母，交出一千元钱保人。父母惶惶赶来，交了七百元现金，写了三百元欠条，才保出他们的女儿。 而她的同事，因本地没有熟人可来保他，身上也没带多少现金，继续被铐在桌腿上熬过了半个白天，写下一千元钱的欠条，才获得自由。 我听了不信，那作副主编的朋友的爱人，有天晚上就将那位同事带到了我家。那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没说几句话便哭了起来。朋友的爱人告诉我，她们单位的领导对此事极为愤慨，许下诺言，谁能伸张正义，使执法犯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一切费用由单位支付，谁还享受该单位名誉职工的待遇。 我见那女人双腕上有紫黑色的被铐过的肤痕。一问她，事情过去多久了？ 说已半个多月了。 半个多月了，肤痕仍那么紫黑，可知当时该是怎样的情形了。 她挽起袖子给我看，双臂上竟有烟头烫过的痕迹。 我问她照过像没有？ 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要留有证据。 她说她没想到过这一点。她说丈夫是个烈性子的男人，向朋友借了一支双筒猎枪，几次三番地要去找那些联防队员算账，搞得她每天提心吊胆，更操心丈夫别再去闯什么大祸，对自己遭受的虐待和凌辱，反而已有几分麻木了。 问她什么叫“联防队”？ 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那个县，治安警似乎人数不够用，雇了一些人。 问是些什么人？ 她说是些农民。 问是些怎样的农民？ 说是些在家里不愿种地，出外打工又嫌挣钱辛苦的青年农民。 问当联防队员给钱多少？ 说据当地人讲，每日三五元钱而已。但是“奖金”多。“奖金”便是各类罚款。大头儿归派出所，小头儿归他们分。所以，他们多逮人，多罚款，派出所是高兴的，也是支持和撑腰的。故对他们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采取鼓励和怂恿的态度。因为只有任他们使用他们的方式，才能逼获“保释金”之类的钱。若由警察去公然地干，怕多少会有损形象。而他们干，即使惹出了麻烦，由警察们出面调停、斡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这件事，我去找过妇联的朋友，朋友表示同情，但亦表示爱莫能助。我问他是不是不信？他说有什么不信的？可妇联每天收到的诉苦信、求助信多了，接待的上访者也多了。想都管，管得过来么？其中控告对象直接便是公检法人员的事件相当不少，妇联不能总是充当代表妇女姐妹和公检法对着干的角色哇？何况，比较而言，我代别人反映的事件，非说严重，也严重不到哪儿去。至多是个需要进行批评教育性质的问题。人家真的批评教育了没有，当事人还是个不知道。 我说那所谓“保释金”总该退给受害者吧？ 他说你怎么这样傻？“保释金”不就是他们的奖金么？既然分发了，还能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么？ 我不死心，代我的“当事人”——尽管我不是律师，但人家找到我，求到我，无形之中的，我也就成了人家的“代诉人”了——给公安部与河北省有关方面发了几封信，如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出差从外地回来，妻交给我一张名片，乃是河北省某县县委副书记的名片。事情正是发生在那一个县里。妻说来客是我复旦大学的校友，高我两届，来时还带了些水果之类。 我一想，心内也就明白几分了。 后来，那女人的老 父亲，因那一件事的发生，一气之下病故了。她料理完父亲的丧事，自己也病了，便再没找过我那朋友，也再没找过我。我呢，也就从这件注定了不可能真正替她伸张正义的事中自行解脱了。我必须有这点儿自知之明。其实我们三方最终都心照不宣地明白了一点——认了罢。区区小百姓，不认又能怎样？ 河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在“扫黄”中微服巡视，正巧发现某地书摊公开兜售黄色书刊，进行批评和侦询的时候，却被维护市场治安的警察以扰乱市场治安、干扰市场经济秩序为罪名逮了起来，并被审讯。 这一件事情，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副署长亲口对我讲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老作家李国文同志。这位署长接着讲到了另一件事。新闻出版署几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为了对黄色书刊冲击和占领书刊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在征得新闻出版署和党校负责同志的批准之后，前往某地。 他们在一出售黄色录像带的摊床前买了一盘，离开没多久，追上来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还买不买，说她有许多种。如果他们买的多，她可以按批发价优惠。 他们说不买了，一盘够了。 那女人说不买不行。 他们问怎么不行？ 那女人说你们买黄色录像带是要受罚的，并威胁说严重的还要收审。 他们说你强迫我们买就没事了么？就不怕受罚、不怕收审了么？前面一百多米处就有进行盘查的警察，你怎么敢这样做？ 那女人笑了，说他们是不会罚我的，更不会收审我。你们如果多买我的，保你们没事儿，保你们顺顺利利地通过。如果不多买我的，你们今天可就有麻烦了。 他们自然都是有些不信邪的。上了车，直往前开。邪存在着，不信是不行的。结果车被拦住，警察上来了，说看到你们刚才买黄色录像带了，想受罚还是想被收审？ 他们再不明智那时也得变明智些、变乖些了，都说那我们就受罚吧！ 于是几个人兜里的三千余元尽数被搜去。 问：有个人企图强迫我们买，你们怎么不管？ 答：你们无权问的就别问。我们只管买的。 后来还是新闻出版署派出一位副署长，去向河北省委宣传部进行交涉，才索回了罚款。 中央电视台某专题摄制组，途经一处两省交界之地，司机将长途汽车开 到了一饭馆前，催促乘客赶快下车用饭。摄制组的同志随乘客们走进去，见环境极脏，于是打算退出，到对面看起来较干净的饭店用饭。几人转身时，却见店门已被锁了，而且有人持棍把守。一般乘客哪里还敢有不悦的表示？只有端上来什么吃什么，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份儿。图个平安无事。只我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这几位朋友，执意离开。结果没说上几句理，从后店冲出几个汉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其中一人，发现窗外站着警察，大声呼救。警察的脸从窗前一闪，不见了。挨打之后，随身所带的钱及手表、相机一概遭掠。摄制组的成员中，有几位朋友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忍无可忍，齐发一声喊，与对方们拼搏起来。那警察才又“适时”出现，加以制止。未对店家们所雇打手们进行一句盘问，却将摄制组成员带到派出所大加审讯。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外屋正审讯着，里屋店主在向所长“上贡”奉献之物，皆系从摄制组成员或其他人身上掠夺的东西。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希望对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的一位在某县县委工作的朋友来看望我时对我说——全中国的情况，咱不敢随便发表看法。但是我们县里的情况，咱还是一清二楚，了如指掌的。共产党的干部中，有些受贿几千元、贪污万把元，就被处分了撤职了，甚至判刑了，你想了解老百姓对他们持何态度么？ 我说，想。 他说，其实老百姓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是些替罪羊。如果以几千元、万把元为量刑标准，那么我那个县里的副科长以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也甭审，拉出去就枪毙，可能会有一两个 清白的被冤枉了；隔一个枪毙一个，又肯定会漏网不少。 我说，照你这么讲，就没指望了？ 他说，指望还是有的。只不过中央不太清楚老百姓的心理要求，做不到点子上。比如说权钱交易的问题吧，老百姓看的多了，也就看透了，悟明白了，交易就交易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这已经初步实现了。你还指望先富起来的帮助老百姓啊？老百姓手中又没权，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能使他们更富么？不能吧？但有权的人手中那个权，却能使他们更富。他们又不傻，干吗不用钱去和权交易啊？这么一交易，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也就在这场交易中富起来了。毛主席打下的底儿，中国是个低工资国家，大小官员的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物价飞涨，他们就不感到钱不够花的压力么？ 他一席话说得我只有哑口无言的份儿。 他又说——不久前我在全县搞了次社会调查，你猜怎么着？百分之四十二的人主张行贿受贿公开化、社会化，索性由各级政府部门组建“行贿受贿统筹安排计划委员会”什么的。从某些行业的办事员到科、处、局以上干部，明令条文标出行贿受贿之价码，像商品行情、股票行情一样天天公布。可分为内部价、优惠价、市场价和调剂价几类。当然，不能完全地市场化，要以计划为主，否则，像物价一样天天涨，老百姓承受不起。国家还可以从这方面抽税。行贿受贿的现象越普遍，数目越惊人，国家的税收也越大嘛！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认为，此举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方便了人民群众的事儿。 我说，我实在是越听越糊涂。 他说，你想嘛，人民群众有了难事，哪怕是于情于理完全属于某些有权之人该替他们解决的事，甚至是解决起来并不成问题的事，不花钱就办不成不是？老百姓值得同情在于，有时花了钱也还是办不成。他们是早已明白了唯有肯花钱才能顺利解决困难的道理的，但却并非都知道钱该塞到谁的手里，怎么个塞法才算得体。明码标价是多么好的措施呢？一看报，一看电视，一听广播，该找谁谁，该带多少钱，心中全有数了。而且，也多了几分理直气壮——“喏，我来行贿！这是两千元，点点，尽快把我的困难给解决了。受了贿不办实事，小心我告到‘行贿受贿安排计划委员会’去！……”否则，老百姓手里攥着辛辛苦苦攒那点儿钱，连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去行贿的勇气都没有。好容易见上面，心里感到卑微，胆突突的，不知该怎么做人家才肯受贿。有时就得求助于第三者、第 四者，权钱交易的“流通”环节多了，一千元能办成的事，中间人一盘剥，变成了需要两千元才能办成的事。 我的朋友娓娓道来。说得很平静，很从容，对自己的分析相当之自信。 我则一时更加无话可说。 他问，你怎么无话可说了？ 我说，我是感到无话可说了，真的…… 他说，我的话有道理么？ 我说，听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的。 我又讷讷地问，你刚才不是说，指望还是有的么？那个指望究竟是什么？ 他开始吸烟。连吸了几大口，想过了千百遍似的说——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后连这些地方也成了权钱交易普遍之极、执法犯法肆无忌惮的地方，那…… 他不说下去了。 我低声问，那便怎样？ 他又吸烟。将那支烟吸得不能再短了，掐灭在烟灰缸里之后才说——那就又该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个国家，总得给老百姓留下点儿指望吧！ 他说完，就起身告辞。临出门，拍拍我肩又说——你这人足不出户，有些事我不想讲出来吓着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有充分的时间，愿意到广大的老百姓中间去走走、聊聊，我奉陪。你也许会感到，中国再照这样下去，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大发宏论认为的那样前途光明。 朋友来京的时间是一九九三年上半年。 朋友走后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反腐败”的口号。新闻媒体陆陆续续地报告了一些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人和事，以及一桩桩重大的全国性的案件。中央电视台的“质量万里行”专题组，忽而大江之南，忽而长城之北，也搞得有声有色，雷鸣电闪。由朱镕基总理亲自挂帅主抓的金融界的整肃工作，使全国的老百姓都出了一身冷汗——怎么着？国库都快被挪空了呀？！ 国库的钱那可是老百姓的钱。 中国人多，老百姓的汗水自然是不值几个钱的。中国之普遍的老百姓所挣的工资，差不多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工资了。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创造的价值也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如果说一个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归了国家，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它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创造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实际上是比百分之九十以上更多的部分——奉献给了国家。 这些钱关乎到他们将来的退休金、社会福利，也关乎到子孙后代 面临的国家是否在经济方面可以信赖。 而这些钱，却被用了去炒股票，炒房地产，以国家的名义做种种投机生意。赔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继续提高物价就是了。赚了，塞入一部分人的腰包，成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轻而易举而便捷的方式。 蒋家王朝时代的四大家族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基本上也是靠着诸如此类的一些勾当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家族集团的。翻开历史看看，记载得明明白白又简简单单。 二、我看深圳大时代 我虽没有长住过深圳，却也接触了不少深圳人，感觉他们大都是有点“野心”的。 我将“野心”这个词加了引号，意在强调含有赞赏，不带贬斥的。 “野心”这个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指对领土、权力或名利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 但是，细细一想，不会有哪个人是为了占有一片领土而成为深圳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法早已宣告得清清楚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都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你也只能在二三十年，最长六七十年内，用金钱买下一小片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可肯定地说，怀着占有领土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成为深圳人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炒土地”者们的本质动机和最终目的，并非企图占有它，而只不过企图在“炒”它的过程中赚取金钱。 为了权力成为深圳人的人，我想也不是太多。因为就权力舞台而言，深圳毕竟太小了。太小的深圳的权力舞台，怎能满足对它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的心理呢？除非是在别的权力大舞台上失意又落魄，才会转移向一个权力小舞台寻求安慰。何况，深圳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向商业城市发展的蓝图。而商业城市的特征之一，便是政治权力保障并服务于商业的规律。在一个商业时代典型的商业城市，第一位的骄子是成功的经商者，第二位才是从政者。一个对于政治权力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在深圳怕是找不到什么良好感觉的！ 为了名到深圳去的人大概也是不多的。想来想去，除了歌星们，还会有谁呢？他或她，也不过是将深圳当成较理想的演习场或集训营。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素质，便会从深圳这块跳板纵身一跳，跳往北京的。 更多的人，之所以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主要是为了一个“利”字吧？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个“利”字，我强调的，并非它的商业内涵的一面，而是社会学内涵的一面。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是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入，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以及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想，更多的人，是被这样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驱动和吸引，才由别处的人毅然决然地变成深圳人的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是可以不太确切地用“野心”这个词来谈论的话，那么具有这一种“野心”，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值得欣喜的事呢。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倘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野心”都没有，那实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幸事。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如果它的大多数人尤其大多数青年人，皆能有以上那么一种“野心”，它将必是安定昌盛、高速发展的，前途也将是美好光明的。 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许，它还是全国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识结构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后两点，和深圳的年轻、深圳的现代观念为主体的观念，可以说相得益彰。无论他们选择了深圳，还是深圳选择了他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在宁夏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调往深圳。后来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有去成，什么时候谈起来遗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原编辑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调往深圳，来寻求我的帮助，后来也是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去成，却至今“贼心不死”。 而我自己，一九八八年底从北影调到童影后，住房窘况大大改观，才最终灭了由北京人变成深圳人的念头。否则，尽管我觉得与深圳缺少缘分，但也可以划归为“贼心不死”者。可见，曾想要去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比已经去了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许多吧？ 我曾应邀到渤海油田讲过文学创作课，结识了那个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学爱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困惑地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写来的。告诉我她已经调往深圳了。而且，是因为陪她父亲到深圳旅游，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话说，是“我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 。于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时是父女俩，回渤海是她父亲一个人。老父亲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回原单位替她办理辞职手续的义务。 她那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闺中的女孩，忽一日红鸾星惊，相中了一位“白马王子”或被“白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头的文学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从深圳打来电话，说已受聘于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说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学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头办子公司，将他从单位硬“挖”了出来。后来深圳方面派员去包头考察，发现他那位同学志大才疏，不善经营管理，将他那位同学“炒”了鱿鱼，宣布解体子公司。同时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发现他倒挺有能力，问他愿不愿到深圳谋求发展。他自是喜出望外，于是跟随到了深圳。 我问：“干得顺心么？” 答曰：“我已经从那一家公司跳槽，换了一家公司干了。” 我替他忧患地说：“那么，是在第一家公司干得并不太顺心了？” 他在电话里笑了，说：“你别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干得也很不错，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处走嘛！在深圳工作变动是寻常事儿！” 我在南京签名售书，遇到了一位“兵团战友”。他竟也装模作样排队买我的书。 他说他已不是哈尔滨人了。 我问：调到南京了？ 他说：调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问他感觉如何。 他莫测高深地一笑，说：“人挪活，树挪死么。起码的感觉是——我挪活了！” 签名售书活动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排队买书。二十多年不见，她头发白了。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问老师近况怎样。 老师说，她已退休了。已调到深圳了。受聘于女儿和女婿的公司，当一名老业务员。 我奇怪，问老师：深圳也欢迎您这般年纪的人么？ 老师一笑，说：“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龄和资格论人，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我也没成想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一朝下海，居然还能扑腾几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一旦他们变成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轻了几岁 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 (2) 。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 北京朋友生气了，竟拍起了桌子，说广州朋友出言带有诬蔑性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向广州方面倾斜得够多的了，居然还觍着个脸敢同北京争夺举办奥运的机会！就是在你们广州举办，你们有能耐，大大地赚了一笔钱，能舍得分给全国其他兄弟省市一点点吗？ 广州朋友恼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们北京办，你们要是办赔了，全国各兄弟省市都跟着亏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办，影响就是世界性的，就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赔了也值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用钱买不到的。 广州朋友嚷，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北京人还没学会算经济账！中国真该考虑把首都迁到广州去！那中国就会更加高高地腾飞了！ “你们广州人都是些往钱眼里钻的家伙！” “你们北京人嫉妒广州人比你们先富了起来！” 他们竟至于争得面红耳赤。 我不得不将他们都撵出家门，独自地想——分明的，北京人和全国的人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世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有股“牛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的好话。可最近一两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猾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崇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有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罢了；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许 多次我本人也在场的情况下，北京人很“老大”地刚刚开口就谈诸如“当前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之类的话题，便会被东北人不客气地打断：“哎哎哎，别卖狗皮膏药，你想当政治局委员啊？谈点儿别的行不行？”——那种情况下北京人的窘态才令人暗暗发笑呢！这就好比某个童话故事里所讲的——一条狗的信条是“狗啃骨头”，所以它嘴里永远叼着一根骨头，以证明自己最是一条狗。后来它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的狗越来越少了。其实不是狗少了，是像它一样嘴里永远叼根骨头的狗少了。普遍的狗们终于明白，不必嘴里叼着根骨头也还是狗，而且腾出嘴来更便于找肉吃。于是它也舍弃了嘴里那根骨头。只不过起初内心里产生一缕悲哀——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我这样的狗了。可是它在和别的狗们争夺肉的时候，半点儿也不比别的狗仁义。 北京人的头脑“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的迅速化。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飘扬在北京上空的一切中国人企盼奥运的标语口号中，最引起我逆反心理的是“给中国一次机会”一条。当它不是和别的口号组合在一起，而是自成一句的时候，前边还多一个“请”字，后边还多一个“吧”字。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眼望着这么一条标语口号，内心里肯定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程度的近乎羞耻的感觉。 它分明意味着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弯着腰伸出双手向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乞求着恩赐。 我们不欠他们什么，干吗非要这样呢？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国际性的招标。设标的是国际奥申委，我们的参与的只是一次投标竞争。以投标者的竞争姿态参与，是我们拥有的权利。我们实行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没有任何必要以我们丝毫的尊严作代价。我们已表达了我们的愿望——相信我们的国力和能力，认为我们最有资格承办，就投我们的票；认为我们还不行，则绝不乞求。 到了后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简直觉得我们是在向奥申委“表忠心”了！ 如果说我们的有些过分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我们竞争有利的作用，很可能也同时起到了对我们不利的负作用。 当愿望异乎寻常地强烈之时，它往往会受到轻蔑。这符合魔鬼定律。 好比一个人到你家里来，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愿望要为你装修房间——那么你因此而信赖他的 可能性大概是和因此而拒绝他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我们在该表现得矜持一点儿的时候没有表现得矜持一点儿，倒是当我们的愿望落空的时候，我们的矜持似乎表现得难能可贵。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们的愿望已经表达到这种地步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虔诚地祈祷中国的愿望实现？ 我们正在招待所里各自投入地分析有利于中国或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一位西安朋友进入房间，打断我们之后神情沮丧地说：“都别自作多情了，中国没戏了！” 大家怔愣片刻，面面相觑。 我问：“你怎么敢断定？” 他说：“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位搞‘易学’的大师，他说中国代表团将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于是大家都七言八语地嘲讽他，都说让他的“大师”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儿没有“易学”弟子，也没人信“易学”大师神神道道的那一套。他自讨了一场没趣儿，坐不一会儿，怏怏地离去了。 他离去之前跟我打赌，如果中国申办成功了，他请我们到西安最好的饭店去撮一顿；如果中国的愿望落空了，我得将我新出的四本书各送他三十本，还要签上名。大家怂恿我答应，我答应了。他走后，大家就谈论了一阵应该让他请我们上哪儿去撮一顿，以及该点些什么上档次的菜，有人还格外认真地找张纸记下来。 中国乃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抗日战争，很具体。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八年就取得了胜利。比如解放战争，也很具体，只不过用了三年，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也都是目标，尽管荒唐，但老百姓照样砸了锅投进高炉里去，领着孩子老婆到公共食堂去喝野菜粥。从前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就是一切目标的“存盘”。他大手一挥，指出一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老百姓全信。他又大笔一落，提出了一项项近的目标，老百姓便老人家怎么说怎么干，图的是当一个中国老百姓的省劲儿。虽然只不过是头脑省劲儿。现在则很不同了，毛主席不在了，老百姓的思维开始启动了。他们不再相信远的目标了。有一句据说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在老百姓间广为传播——“我老啰。操不了那么多心啰。有些事只好留给下一代人去做啰！”。我个人认为这显然是编造的，却没有太多的根据能向别人证明是编造 的，而且也认为自己非要承担起解释的义务是可笑的。正如当年民间流传着好多编造的“最高指示”，今天民间也照样流传着好多分明是编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仅这一点就很可怀疑——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又怎么会流传到民间的？然而由于真的被证实是真的，对假的，老百姓也宁可先信以为真了。信了的老百姓但作如是想——将来的中国留给将来的中国人去应付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顾眼前吧！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们的确需要一个近的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比如令他们已是在忍耐地承受着的有些品类贵得荒唐的物价，明年后年是继续上涨还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数？倘物价继续上涨，工资会增加吗？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者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决定着，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分明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大多数苏联人至今仍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样。事实上并不是他们遗弃了戈尔巴乔夫或选择了叶利钦，而是他们陷入了空前的听凭命运摆布的困境，戈尔巴乔夫也罢，叶利钦也罢，其他的什么人也罢，随便吧！当叶利钦下令以武力攻占议会大厦的时候，更多的苏联人既不支持议会也不站在叶利钦一边，便是他们对双方袖手旁观、丧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证。我想，无论是攻占下了议会大厦的叶利钦，还是失守并作了俘虏的议员们及其追随者们，内心里大约都感到了同样的失落吧？ 与许多国家刚好相反，他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现在，而我们的政治家习惯于谈将来。 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1)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国高干备忘录 周北方乃是首都钢铁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儿子。 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国冶金系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自从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去首钢巡视了一次以后，他又似乎是一个有着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说的“通天”人物了。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非同小可的巡视，不过就是走走，看看，说了些话而已，却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无意地传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扬扬的，在当年的中国，仿佛成了一件莫测高深的大事。 巡视的结果，据说是使我们的一位副总理，不得不被动之极地亲率十来位部长，也在邓小平巡视后去首钢“现场办公”，对周冠五直言相问：“那么你对中央还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吧！” ——我的首钢的朋友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于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 周北方那时已是首钢的什么对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首钢对外贸易的完全的实权，也是首钢的一大块最重要的权力。能够直接“领导”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周冠五。恰如大邱庄的禹作敏才有资格“领导”自己的也当什么总经理的儿子一样。 周北方当年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世人统称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几年，我认识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后，具体说来，是在一九八九年。 那一年，北京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发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顾展”。我是组委会成员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顾展”，当然需要资金。资金要靠向社会各方面拉赞助。我至今并不清楚当年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在这方面毫无能力。我只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审定与策划，绝大部分解说词是我写的，而北方的贡献则大概在拉赞助方面。当然也非是他个人赞助，他当时已是首钢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已经可以个人做主批一笔赞助款项了。 北大荒知青们因为当年精神上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而且按军队建制组编，故彼此视为“战友”。不管当年认 识的不认识的，间隔着团或间隔着师的，都特别看重当年的一份“战友情”——便是那种常被世人羡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热讽的“知青情结”。 当年，组委会中不止一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北方很够意思。一听要搞‘回顾展’，二话没讲，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为难的事，绝不推诿。” 故在我还没见到他之前，已受着“战友”们的影响，对他颇怀好感了。 “回顾展”结束以后，我终于在组委会的一次答谢活动中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个不善言谈的男人，而我在那种场合也往往话不多，我们之间没单独交谈什么。 答谢自然少不了吃饭。饭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议我郑重其事地说几句。我想，我说什么呢？非要说，无非就是再重复别人已说过多次的对赞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话，也的确是心里想说的话。经济是基础，没钱办不成“回顾展”。 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干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 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公务缠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心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干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钢地盘内 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荡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他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 重考虑再做答复。 北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 第二，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考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这部“系列报道电视片”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婉谢，深表歉意。 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 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 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 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这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所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吗？— —我为你一叹再叹。 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们都曾跪下去过——“三资”企业备忘录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发生的那事件，似乎没见过有哪家报转载，甚至没见过哪家报间接地报道过。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吧。就我的读报范围而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有影响的报，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电台和电视台，据我所知，概无评说。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国的一切媒体，对那事件，一时都装聋作哑起来。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许都收到了“新闻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的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韩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职工尽是中国人。那韩国女人，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个工时。平均每天八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者，即刻开除。那韩国女人，性情暴戾乖张，动辄对中国职工大加训斥，甚或打骂。数百中国职工，竟无敢抗议者。一次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一星期内，不分昼夜，除了吃饭，不许停止。即使吃饭，也不许离开工作台，只能守着工作台吃盒饭。一个星期内，包括每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全体中国职工只获准了不足十小时的休息时间。说是非人的对待，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 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就连他的双膝，当时也屈软了一下。却毕竟他没有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默默地终于双膝跪下去。他环顾着跪下在他周围一片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由这羞耻而从内心里产生的被严重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 他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嚣张，说你认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 没有一个跪下的中国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当时处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我们无从知道，他离去时内心里怀着怎样的想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国人，低垂着他们的头，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个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面前，长达十几分钟…… 那是一种怎样的沉默啊！ 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的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地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尼古丁没能立刻使我镇定如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远在北京，但我——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韩国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个在那淫威嚣张的韩国女人面前驯服如羔羊的同胞们，间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过，曾在美国人面前跪过，曾在英法联军面前跪过。 但那往往是被洋枪、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枪、被屠刀逼着，也有宁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观念，已被近年来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净化”得相当“灵活”了。 我已很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了——倘被洋枪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实是不打紧的。保命为重。若脑袋掉了，命都没了，其他的一切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们的同胞们的跪，并非像当年一样，是被洋枪、被屠刀所逼啊！他们面对的不是当 年的日寇！不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不是英法联军！只不过是一名韩国女人啊！而且我们的同胞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的城市里啊！ 想韩国人，当年也曾被日本人残酷地奴役过。同处亚洲，韩国和中国，当年曾同是患难兄弟国。 而现在，一名韩国女人，竟似乎认为，自己有特权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国人“没商量”了！ 想来想去，那特权，还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给的吗？我说“我们自己”，既包括我们的某些软弱可欺的民众，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媚外威内的大小官员。而且，细想起来，首先是后者们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变得软弱不堪了，才导致我们的某些民众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细一想，前者们的不争，未见得不是后者们一向“威内”的结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 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 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 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2) 是班里最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同学之一。对弱小男女生，惯以“保护人”自居。当年我们之间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极其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自我证明意识，以及他那一种凡事都积极到根本不顾别人对他会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参与意识。他是我从中学时代到兵团、到大学、到社会所认识接触过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现和自我证明意识最突出的一个。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为止，我没遇到过在以上方面像他那么愿望强烈的人。某些时代，某些活动，无论班级的抑或年级的、全校的，一开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单，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总在以他的行为昭示别人——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参与怎么行呢？仿佛别人行的，他都行；别人不行的，他也行。这难免会使他遭到非议、抨击。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无前。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他仿佛认为那是别人的自由，随别人的便好了。冬季里，刚上了几次滑冰课，他便开始学健将级运动员驰骋冰场的姿态，戴一顶滑冰帽，不顾惜耳朵和脸腮冻得通红，倒背双手，神气活现，屡屡摔倒却无窘色，亦无怯色。他爱打篮球，没进入校队，但极渴望代表学校参加正规比赛的机会。机会一经获得，横冲直撞地来“三步上篮”。犯规就犯规，被罚下场就罚下场，反正他体验了参加正规比赛那一种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这一个吴振海，当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想当年的时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鸡瞪着一只雏火鸡或者雏鸵鸟吧？ 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范不逾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脊。”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 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二十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十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 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员，或者一千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 对方又问：“何以见得？” “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 “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 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 小官员吗？” 我反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一千人中，最多有十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二百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三百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四百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 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献”的“策”云云。 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 那人佯装惊讶：“是吗？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六千元呢，我正好等钱用。” 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 一九九二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 许多同代人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后我们还将失去什么福利？ 回望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路，心中不免怆然。 吴振海及其公司的人们也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将拥有什么样的时机？ 回想当年他在哈双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肃然。 不 少哈尔滨人的嫉妒属于一种恐惧，和那种想维护我们对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们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们作为焦虑的最不得了的根据。 不少同代人问：这公平吗？ 我曾替吴振海回答：这很公平。安于现状的人不必忧患冒险者将承担的风险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冒险者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的一切。如果非说不公平，那和昨天时代太褒奖我们、太歧弃吴振海们是一样的。时代仅能在一点上体现它的公平，那就是给人以普遍的机会。 有了一个哈克森，便有二百多个哈尔滨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福利待遇比国家单位的还要高。有人说——进哈克森那要凭关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条罪状。但是如果哈尔滨有一百家、一千家这样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哈克森竞争并且胜利了，进哈克森还要凭关系吗？ 有了一个哈克森，只要它运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长久地没有这种机会社会将会怎样？ 有了一个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户哈尔滨居民住上了楼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决，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个哈克森，去年春节前夕，十几名台商，包括一位台湾“立法委员”，才应邀来哈考察投资项目。 有了一个哈克森，一幢四星级饭店正在筹划兴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连一幢四星级饭店都没有的话，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势的。 今天的中国人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市；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听来正当的什么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种草叫“节股草”。生命力极强，一节一节地生，一节一节地死，哪怕还有一节不死，它便活着，并且会一节一节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那“节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说我们已失去了很多，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一种顽强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们 的浪漫色彩、传奇色彩、自甘的苦难和无奈的磨难，早已是往事。在我们四十岁的这一年龄，我们除了依赖于自己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还能依赖什么呢？让我们彼此呼唤起、鼓励起、策动起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吧！ 看哦，时代的巨鲸已将它沉思的头潜入世纪的“海”面，它那庞大身躯已然渐渐竖起，纪元的旭日正从明天的时空冉冉升起，照耀着那蓝灰色的庞大身躯，照耀着它竖起、竖起…… 阵痛只不过是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击造成的真正的阵痛迫临。我们怵然，我们肃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吸入足够的一口空气和一口勇气，准备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三）疯子 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于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 一.“英雄”从此逃亡海外 如果我不作如下说明，则就对读者、对社会，尤其对我家乡哈尔滨市的公检法部门，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负责任了。 事实是主人公吴振海后来受到通缉逃亡国外，不知所去。 对于我这一位中学同学目前的结局，我此刻写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确的，唯一正确的。 那一天上午，他打来电话要到我家见我。 我问他，在哪儿？ 他说，已在北京。 问，何时来？ 说，立刻来。 问，什么事？ 说，非常严重的事。 但他上午没来。 中午，他的司机从哈尔滨打来电话，问我见到他没有。 我说还没见，说他是要到我家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来。 司机说：“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 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前两天，黑龙江电视台还播了他与众多外商签署开发项目协议书的新闻，并有一位领导人物到场祝贺。而电视里的吴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踌躇满志。 司机说：“老板见了你，会亲口告诉你的。”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想了想，并没太往心里 去。估计是经济纠纷。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纠纷中，某公司被起诉、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当时往往被传得惊天动地，不久又风平浪静了。 下午三点多，另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司机的话，嘱我千万不要再见他了。对方是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点——于“情义”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说：“不是我见不见他的问题，是他要到我家里来呀。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投毒，四没强奸妇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没见到什么通缉令，他若站在家门外了，我能不给他开门吗？能不许他进吗？” 那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晓声啊，反正你可要心里有数。” 我又认真想了想，仍觉事情的性质不会太严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贩毒、贩军火或出卖国家机密、被收买为特务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决定他来了我还是要见他的。 大约一年前，我曾陈书哈尔滨市的领导，指列吴振海优点、缺点各数条。缺点中诸如：好大喜功，强烈的表现欲，习惯于夸大其词，为了获得成功可能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缺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我来批评、指出他才不生气。我陈书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领导对他有更透彻的了解，更好地驾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更不至于犯法。同时为我们共同的家乡哈尔滨市做更多贡献。 市领导在我的陈书上批语：难得一片诤言，读来令人感动。请吴振海同志阅后自己保留，依言谨慎自戒。 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 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 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那我不管。师恩不可忘。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 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强。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 北》一书的作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五千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 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五千元钱。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 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 让他到我家里来。 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 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 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 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 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 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 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干什么？” 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 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 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 两年内我没回过哈尔滨市，但逢年过节，一定嘱别的同学们，千万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我一直推想吴振海犯的肯定不是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贪污、受贿和勒索。因为此前我一直以为，哈克森公司是属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进而认为，他可能只犯两种罪——走私和行贿。 后来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了行贿。 我又深知他的小气和抠门儿，心想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行贿，数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实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缓，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缉，亲人作鸟兽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常 常忆起，在他的公司迁往新落成的雄伟的哈克森大厦那一天，场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众。后来甚至连马路上的许多过客，都混进去大快朵颐，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亲，在他妹妹的搀扶之下，到处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开热闹，蹲在走廊的一角儿，一人手里端一只小盘儿，只不过一边吃着几片瓜果，一边儿聊从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团公司并非像人们以前所说是“吴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权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这一点确凿，那么吴氏兄弟的罪名，当然也就不止“行贿”一条了。 对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据的是“贪污”和“受贿”的数目。 在吴振海和哈尔滨市的公检法之间，我似乎很难相信他本人的完全无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亲。 毕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 大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吴振海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家。她说来北京看病，向我借钱。 我问她需借多少？ 她说出的数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声说：“女儿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么老板，非是当年的你父亲。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资条上只七百多，在哈尔滨的弟弟妹妹都下岗，生活都需周济。而我除了工资，额外的收入仅仅稿费罢了。我虽勤奋，但不善经营自己，属于多年低价的作家。你要借的数目把我吓着了！” 我给了她所要“借”的数目的五分之一。 面对以前有自己的跑车，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惯了的这一个年纪轻轻的晚辈，我不禁又说：“女儿啊，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节俭度日。叔叔给你的钱，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这钱来得可不像你父亲过去的钱来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后到了急需钱的地步，还可以来找叔叔。叔叔不忌讳你是通缉犯的女儿。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里的这笔钱，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啊！叔叔此刻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节俭着花，叔叔今后不会再帮你渡难关了！” 我相信我和吴振海此生还会再见面的。但在什么情况之下见面，则很难想象的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大约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当是代 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3) 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了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日本和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 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他们中许多人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往往比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没有对于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长和存在。在近十年里，很滋长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级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中，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级的某些特征所熏陶、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级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级特征，一向总有某些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级特征明显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令人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级的明显的特征，再加上明显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回里积满灰尘的情形。 我再强 调一遍，我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一般。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级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以及对于劳动者妇女背负的沉重装出视而不见的模样。她们往往还暧昧地说几句有违社会良心和公道的话。 她们往往以为，又生产出了一种价格便宜的系列化妆品社会便又美好多了。 于是她们首先被自己的幻想、企望和期待感动得哭了。 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儿同情并理解她们。 因为，她们乃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最乏幸福可言的家庭主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年嫁给她们的丈夫，可能仅仅因为不得不结婚，就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地、仓促而无奈地嫁给了某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能恰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包括在性能力方面。即使他们后来“抓住机遇”先富起来了，成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中产阶级男人甚至“大款”，并“提携”她们成了中产阶级的女人甚至“大款”的老婆，他们也依然无可救药地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的。她们中许多人和丈夫的婚姻关系，更像经营上的合伙人。哪怕她们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优秀的，那许多方面的优秀，后来也很快被质量很差的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男人的俗劣抵消了。她们一部分人觉得这样挺好，但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骚动，这个人，更确切地说，是她们身上的另外一个女人，每每幻想“让人（当然是男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每每幻想“和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别的什么的生命长时间地做爱”。 在目前极其崇尚“洋货”的中国，情爱，首先吊起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中年女性的口味儿。 第五章 日本是我们心灵上的钝刀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一、“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风格极庄重、内容极严肃的电影——时间背景是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二战”已经持续了三个年头；美国已参战，战局已开始发生不利于德军的转变。有独立思想、热爱和平、嫌恶侵略战争的德国人，开始反省本国发动那一场世界大战的罪恶性了。 开始反省的德国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学生。 看到了希特勒给别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样使成为侵略军的德国青年自己同样陷入了战争苦难的德国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从前线归来养伤的青年军官。 他们与几名青年同志秘密印刷反战反希特勒的传单，四处散发——一次在大学里散发传单时，因被人看到、指认而遭逮捕。 接着是秘密审讯，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同时被判处死刑。不是枪决、绞刑，而是断头斩首之刑。 “二战”后的德国，是拍过几部反战电影的，如《铁十字勋章》和《锡鼓》，但都是与欧洲别国合拍的。 《希望与斗争》却是完全的德国电影。 它的思想性是显然而明确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发生“二战”那样的战争灾难；一旦又发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阻止战争而斗争。 这一部极庄重、极严肃、完全的德国电影，证明德国对本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恶仍在进行忏悔与反省。 对比日本，一个事实乃是——日本从未拍出过类似的电影。 他们只拍出过表现日本所受的战争苦难的电影——在那样的电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战”的苦难国。 他们更拍出了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啊，海军》、《偷袭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联 想到日本某些人士与政客，居然要为他们在“二战”中的所谓“神风敢死队”进行“申遗”活动，使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对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将侵略战争中的“疯狂勇敢”作为人类文明遗产予以保护，这是多么疯狂的思想！ 此种顽固地拒绝忏悔、拒绝反省、坚持以发动侵略战争为荣、以复活军国主义为责任和使命的恶劣态度，使日本多么像僵尸电影中的僵尸王！在那一类电影中，僵尸王只有一个行为目的——趁复活之机而对人类社会进行报复。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们那样的政客拉纤而驶，那么——它驶向的绝不会是宽阔的海洋，而必定是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所呈现的“鬼魂之港”。 如果说世界和平又值得人类忧虑，那么日本正是制造那一种忧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二战”后的德国，曾被美国和苏联分割为东德与西德。东德也罢，西德也罢，其意识形态，受到这两个制约国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监控，法西斯主义稍有复燃动向，即遭及时扑灭。在此点上，美国与苏联对西德和东德的态度是同样严厉的。整个欧洲的舆论监督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空前一致。东德、西德、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化领域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声讨强大无比，从不曾间断过。这促使“二战”后的德国（尽管曾被一分为二）不可能不进行历史反省。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之面对世界传媒的公开一跪，实属水到渠成之必然，标志着德国之民族意识彻底从法西斯帝国的噩梦中清醒。 “二战”后的日本却并不是这样。制约着它监控着它的仅仅是美国。美国仅仅高度警惕日本对美国的民族心理怎样。至于日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样，根本不是美国所考虑的，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这个国家倘对于中国依然磨齿切切，反而正中美国政客们的下怀。日本作为“二战”时期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一个，因其罪恶主要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它的态度一向是漠然的。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亚洲，各国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罪恶的文化指控和谴责，从来没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义上的合力。这使日本在亚洲的日子从来没有像德国在欧洲那么不好过。这是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反人类战争罪恶的国际前提。 “一战”后的德国，在从民族心理上，曾自以为是“英雄式的战败国”。因为它在“一战”中所面对的敌军是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四年的 大战打下来，德国虽然宣布战败，但事实上并没有哪一支外国军队攻入德国领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居然处处受到凯旋般的欢迎。这使德军官兵感到虽败犹荣。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将德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其一曰国内革命思潮的干扰；其二曰犹太人在德国发达，却不以德国为国，不与德国共命运。这一种归结的潜台词是——德国非是败给敌国的，而是败于自身状况。更深的潜台词是——只要德国将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时与多国宣战的，而且有战争能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气候的。他们的那个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谓的呓语哲学家尼采，干脆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配活着的——以他自己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迈的人”，和士兵——当然不是别国的，而是德国的。 “二战”后的日本，在整个民族心理上，也何尝不认为自己“失败得极其悲壮”呢？我这里的话确实在日本人的笔下是找不到的，但他们关于本国在“二战”中的一切记录的总合，始终体现着那样的意思。将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统统看一遍吧，其“画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认自己是战败国，但绝对不承认是败给中国的。依他们想来，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亚洲亡中国数次的。他们也不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放在眼里。“二战”后的日本，只承认一点——他们败给了两颗原子弹，美国人投在他们国土上的。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国面前从此跪服。“二战”后的日本，其实只明白一个道理——世界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其一是美国，唯一靠两颗原子弹打败了它的国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别的国家。只要日本能东山再起，别的国家都可以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被蔑视。这一种日本“道理”的潜台词是——德国已经无法再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了。 世界第一帝国由美国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就该是日本。只不过需要忍，只不过是从长计议之事罢了。 国内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学者尤其乐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构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仅仅一百余万而已。 其实，“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码在“二战”前后是那样。这也是一种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为日本 的社会阶层之后，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俗恶一面日益膨胀，由阶层而污染于全社会。它说穿了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邪狞的逻辑，即——倘我用暴力杀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买卖你的姐妹和儿女，那并不说明什么人性的问题，仅只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我强你弱。强者为王，弱者是虫豸，是根本不值得怜惜的。只配被杀。杀是无过的。被杀是活该的。 弱者是虫豸——靠了这一“理由”进行解释，“二战”前后的日本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十之八九认为“皇军”在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恶，既不是罪恶，更算不上凶残。那只不过是“皇军”在“主张”强者的“正当权利”。 迄今为止，曾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曾有许多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日本，却根本没有在文化方面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危害（无论是给别国还是给本国）进行过任何像点样儿的反省。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试图唤起那种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会遭到他的同胞的敌视，“英雄式的战败国”、“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壮一页”——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通过它的文化一再灌输给一代代日本人的总的历史印象。大多数日本政客不但欣赏以上那一种日本的文化现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曾一度与中国相安无事。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令日本人肃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服了，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中日建交后，双方关系几无摩擦。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中越边境冲突以后，又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另眼相看。倘事关中日关系，日本也是不敢轻易造次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不友善表现每每极为克制，似乎绝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实是倒退了，责任全在日本。 欺软怕硬，凌弱畏强——日本这一民族的劣根性，变相地体现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们倒是变得可爱多了。起码，他们总体上断不会再以“弱者是虫豸”这样一种反人性的眼光来看世界了。 对于某一些政治心理阴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视中国的克制为中国之懦弱的日本反华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艺术是不够了。他们差不多是与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将对中国的外交风格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进一步说，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但日本在亚洲。我想亚洲未来的和平，几乎必然地又将笼罩了阴影。 我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一条规律——看来，由一个好战的国家而真正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仅仅经历一次战败国的教训是不够的。当然，经历三次也太多了。或许，经历两次是正常的情况，比如德国。 “一战”失败——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二战”再败，这才深痛反省，于是脱胎换骨。 这是德国的过程。 日本绝不是一个比德国反省力强的国家。 我想，它现在肯定还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因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们基本上还是一帮信奉胜王败寇的政客。 它要养精蓄锐到什么时候再发起战争？以什么借口发起战争？对哪一个别国发起战争？多大规模的战争？ 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哪一国使它再败，也难估料。但总不会再是欧洲国家了，再不会是美国了。 有一点将是肯定的——日本，它只有再成为一次战败国，它才会有真反省。它才会真的脱胎换骨，亚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为亚洲、为中国忧患！ 二、轻重取决于日本——从小泉到安倍 据我看来，中日关系现状如何，前景怎样，利弊实不由我中国，轻重全然决于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国家意识的态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华罪恶，怎样端正态度。 由日中关系，联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倘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在去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播报。电视新闻资料，估计是由英国方面提供的。 究竟是一桩什么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词，行文太过轻佻了，那是一桩悲惨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国传教士只身来到非洲。在英国，其教绩卓然，颇得美名，到非洲，仅为神职而已。他去拜见一位 土著部落的酋长。在那过程中，他犯了一个微小的礼节上的错误——将自己的宽边帽从头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结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国度的人们都想不到的——那时世界已经迈入二十世纪。 他被杀死。 不仅被杀死，还被剥皮、剔肉、烧烤、煮汤，最后，敲骨吸髓，被吃得仅剩一个头骨，成为酋长家族代代相传的摆设。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他们能够从心灵上轻易忘掉那一件事吗？对于人类，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能够不能够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先人的头骨，还在别人家里成为摆设啊！忘记和铭记，这是人类之人性的两个显著特征。有时忘记更符合人性；有时铭记更符合人性，这是人性的真相。对于英国传教士的后代，铭记更符合人性。能否使从前之事成为过去之事呢？这分明不是单方面取决于他们的问题。它取决于那土著部落的酋长的后代们——他们正一代代做着新酋长。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后，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长，做出了一个他的几代前任酋长没有做出过的决定——诚挚邀请英国传教士的后人到非洲去，当面请罪；当面归还对方们的先人的头骨；当面以本部落习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对方先人的灵魂。 五分多钟的电视新闻，便是记录二零零四年的那一过程的。 试问——如果没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的诚意作为大前提，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们会与对方促膝而坐，谈什么弃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话吗？那后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吗？ 我将当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将当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这里主要比的是，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的人对本国家或本部落之历史行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日本政客们的意识远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之下。后者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是愿意向全人类的文明共识靠拢的。而日本右翼政客们的言行却是相反的。 至于当年的日军，我除了没有接触过他们当年吃中国人的记载，其他一概残忍罪恶，他们是全部犯下了。将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扩大十倍，不足以相提并论；扩大百倍，也不足以；扩大千倍，还是不足以；也许扩大万倍几万倍才能相比。 从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国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 社，所遵循的不外是两点：其一，人死了，灵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国的孔子曾曰：“仁者爱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进一步说，在小泉首相的意识之中，人死了，灵魂果然是平等的吗？倘果然是，又为什么只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呢？为什么不曾也经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灵呢？倘果然是，他们那靖国神社里，为什么只供奉名人贵族及所谓“英烈”的灵牌？对不起得很，事实上我认为，靖国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灵牌配摆放在那里受日本人敬仰的。但连国际法西斯战犯的灵牌也供奉在了那里，则我就不得不将他们的“英烈”也用引号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灵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还则罢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灵魂，是断不会被忝置于那靖国神社的。而战犯的灵魂却配。平等在他们那儿，说穿了，乃是——战犯与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杀之纪念日，他们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惨遭本国兽军野蛮杀害的中国黎民百姓和战俘们的亡灵祈祷祈祷呢？——既然人死后，灵魂都是平等的！再试问一问：近一两年，他们参拜供奉着法西斯战争罪犯的灵牌的靖国神社的次数大约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数还多吧？而这，叫如丧考妣。 说到“仁者爱人”，他们实是孤陋寡闻。在中国，岂止孔子说过这样的话！百千年来，反反复复宣传同一思想的中华先贤，多了。那话的本意——博爱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别人的生命。爱人之心爱人命。不知珍惜别人生命，“爱人”岂非伪装吗？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战犯，乃因他视别国人民生命如粪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东条英机们与希特勒无区别！ 他们想必知道中国除了孔子，还有一位孟子，同样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们对战犯们的亡灵的恻隐，已反复向世人证明看了。但作为当事国的首相，对死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亡灵的恻隐又究竟体现在哪儿了呢？倘无后一种恻隐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国字中，“斜”与“邪”有同义。对于这等样人，中国古人还有什么说法么？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已说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吧！ 至于中国在“二战”结束以后未对日本提出战争索赔，乃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当年也由于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而水深火热，哀鸿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国发动法西斯战争的代罪羔羊。 此考虑，义之端也。 世界各国，文化历史的长短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后不同，民族传统不同，民俗内容不同，现代与传统结合的程度不同……总而言之，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种多样的区别。 这是文化常识。 但十八世纪以后，全世界在文化方面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则的共识，简称“人文主义”。 起初的人文主义之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精神）。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文主义又理所当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张。 至今，人文主义还充实了环保思想。 是谓新人文主义。 联合国的大会上，讨论什么，通过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一言以蔽之，高于各成员国利益之上的原则，便是人文主义的原则。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与世界人文主义原则的共识相违背，必须遭到谴责。 在每一个国家自身的文化权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义思想原则的唯一权威。全世界各国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个国家将国际战犯的亡灵与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灵并列陈设；一个国家的首相参拜这样的神社，并以“文化区别”为借口，除了说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国家是多么蔑视世界人文主义的思想原则，还能另外说明些什么呢？ 倘是我前边所举的那一个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与其酋长，中国人倒也无话可说。吃人还要边吃边歌边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后若此，理论也白理论。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从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 日本是站在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啊！ 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赔礼道歉的酋长，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义的原则了啊！倘不，会道歉吗？人家没拿“文化区别”当借口啊。用孟子的话说，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头脑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长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战”的祸首国，日本 的结局与德国有所区别。与意大利尤其有所区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是被他的本国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国民们。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战车，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战车后。他们吊死他，意味着是对他的惩处。一个国家的人民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他们的元首，证明了他们与他“划清界限”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 某些德国将军预见到了德国必败，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为德国争取到一个较体面的投降机会，却一次次都没成功。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国民不断采取欺骗手段，德国必败的心理阴影，却早已在苏美两军攻克柏林之前，就扩散于军队和民众之间了。可以这样说──德国人对于德国必败是有所心理准备的。对于德国人，保卫柏林不过是垂死挣扎。军队明白这一点。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挣扎也败，不挣扎也败，总之注定了必败，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后的谢幕人。 日本的战败，却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国的东北，他们还有几乎整整一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啊！这一尚未受挫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只为自己保留了两种选择──或者较量到底，或者，以势均力敌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没想过。东条英机根本没想过。普遍的“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根本没想过。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没想过……五十年前，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前，政客也罢，军中首脑也罢，普遍的日本民众也罢，有哪一个日本人的头脑中，暗暗相信过日本会战败吗？ 由于深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五十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们的军队，即使有厌战情绪，也绝无反战心理。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们的“子弟兵”所进行的“东亚圣战”呢？父母们当然会巴望他们的儿子回到身边。妻子们当然也会那样巴望。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应该是“解甲荣归”。在政客和军中首脑们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落笔之前，日本是要与苏美坚决地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合法权利”的…… 广岛和长崎就在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云…… 原子弹的蘑菇云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东条英机蒙了，政客们和军中首脑们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们蒙了。正如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蒙了一样，只不过后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 第六章 到美国去？ 美国人当然并非没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们信仰民主与法律的坚定性超过对一切宗教的信仰。此前提决定了这样一种美国现实——经过数代民主与法律教育的美国当代青年，头脑中的个人崇拜五花八门。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是病态的。 一、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走向美国。如今，中国和美国之间，“丝绸之路”已然铺通。世界上，有许多路的说法是美好的。但是我以为，仅仅就说法而言——“丝绸之路”是最美好的。尽管，事实上的“丝绸之路”，乃是古代中国与别国的一条极为艰难的通商之路。 “走向美国”是目前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内心里的“丝绸之路”。它很具吸引力，充满迷幻色彩。似乎，一个中国人，一旦“走向美国”，则意味着他或她的人生走向了理想和成功；而如果他或她居然还获得了美国“绿卡”，那么，似乎简直意味着已经是一种成功了的人生的标志了。 是否确乎如此呢？ 正打算“走向美国”的中国人，不妨要知道一些“走向美国”的常识性问题；美国有某些像丝绸一样美好的方面，也有某些不怎么美好的方面——在这些方面美国不但不像丝绸，反而像“玻璃纤维”。“玻璃纤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十之八九都知道那是什么——刚刚经过第一道工序的化纤团。它闪亮，但是绝不柔软。它洁白，但是对皮肤有严重的伤害性。恶少年对他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就是暗包一团，趁人不备，往人皮肤最细嫩的地方一搓。那么结果就会有无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纤刺扎入皮肤，顿时红肿一片。轻则须用放大镜照着镊子一根根拔出，重则须住院…… 对于正打算“走向美国”的中国人，了解这些方面显然也是必要的。 对于并不急着“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对于仅仅对美国发生兴趣（目前，又有哪一个中国人对美国毫无兴趣呢！）只想隔岸观火雾里看花地了解美国的中国人，美国也值得看看。它将对你以后是否打算“走向美国”发生影响。 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纷纷“走向美国”去干什么呢？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尴尬，但几乎接近着事实。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 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航空事业避免了走的艰辛。飞机使古代漫长的路途压缩为十几个小时。不仅毫不艰辛，而且会一路受到漂亮空姐周到热情的照顾。 从前是——到了之后就一切顺利了； 现在是——到了之后，一切的不顺利和立足的艰辛才扑面而来。 从前是——到了就赶快开始吆喝着卖东西； 现在是——到了就赶快开始推销自己，证明自己，而非别种中国货。 从前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样美国人并不会太在意，主要看你的商品； 现在是——你到美国去既然推销的不是商品而是自己，那么人家便首先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人。你在国内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人家可能并不认账。人家另有衡量你优秀不优秀的标准。你在国内证明你自己优秀的那一职业那一专业，很可能在美国得不到公认。 几乎有点儿是喋喋不休地三娘教子般地告诫我们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此种告诫——因为它分明是诚心诚意的，也是善意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散见于全国各报刊。旨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电视中的有关节目、报刊栏目、互联网络，早已使美国具体化了、细节化了，对于中国人一点儿也不神秘了。想要知道的，几乎都已经知道了。还不了解的，想要作进一步的了解，也极其简单容易了。 但，最终的忠告是：“在美国千万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 二、比丑闻更丑的是围观者的幸灾乐祸 那个美国总统的绯闻，实际上已全无了半点儿所谓“桃色”，而被彻底涂上了“黄色”。当一个当代男人和一个当代女人的绯闻内容，被电台、电视台、报刊以及网络，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反反复复地、连篇累牍地向全世界报道的情况之下；当这内容涉及该男人和该女人十余次性关系的细节，并附有插图的情况之下；当这内容像三级片一样被贴上“少儿不宜”的标签的情况之下——绯闻毫无疑问已经彻底变成了“黄色”。 绯闻一旦变成“黄色”的，并被传播向全世界，也就毫无疑问彻底变成了丑闻。据我想来，古今中外的一切绯闻，十之八九总是包含有性的内容的。若将这一部分内容的细节一一道来，难免都是会带有“黄色”的意味的。 绯闻变成丑闻，是比 绵白糖变成糖水还简单容易的事。一勺水可使一罐糖化稀，一瓢水可使一罐糖化水。只要十分之一定量的性内容，往往便足以将一桩绯闻中的其他内容——诸如男女情感的前提、政治集团较量的背景、双方个人及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极限、公众对公众人物的性隐私的病态兴趣排开到仿佛不存在的程度，似乎视而不见最好。 就像一本《金瓶梅》，直接露骨的性的描写，仅占二十分之一还不到的文字。几乎所有此书的推崇者张口首先都要谈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但又几乎所有的爱书人，并不爱内容上删除了那并不重要的二十分之一不到的文字的《金瓶梅》。尽管删节本的社会认识价值肯定不至于受任何影响…… 戴安娜的绯闻竟没有被涂上“黄色”，也就几乎始终是绯闻，不太算是丑闻。我真替戴安娜感到万分的幸运。于是便不免相当替一九九八年的克林顿总统感到悲哀。我从最初就不视他的绯闻是丑闻。 现在也不。 现在，说实话，我非常非常同情他，并且，作为一个和他差不多同龄的中国男人，非常非常羡佩他的心理承受力。我很难想象在他目前所处的这一个“悲哀、艰难”（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语）的境况中，换了是我也会有同样的心理承受力。 我能感受到美国的相当多一部分公众，乃至全世界相当多一部分公众，对克林顿陷入的狼狈之境所抱的幸灾乐祸的快感。据我想来，这快感绝不仅仅发生在相当一部分公众内心里。肯定也发生在他的政敌们的内心里。 也许（恐怕不是也许）还发生在另外许多国家的元首们的内心里。 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第一强国的总统历来是世界政坛的中心。 现在，他终于不再是这样一种政治中心人物了，而变成了一桩“性丑闻”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连醉鬼都有资格轻蔑他。 克林顿——一个二十世纪尾声中陷入“性丑闻”事件无法摆脱的男人；一个几乎将人的尊严丧失尽净的男人；一个二十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男人。我因此而同情他。 在他之前，似乎没有哪一位国家元首的漫画像，被“钉”在女人的真丝内裤广告上。而那女人的身体伸展为十字架形；而那广告登在美国某画刊的插页和封底；而那画刊全世界发行，几乎在全世界各大饭店的书刊架上以及书刊亭里都不难发现…… 总统也是人。 美国的总统也是人。 一 想到在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到了目前这一种程度以后，一个具体的活人的起码的人格尊严被亵渎到如此程度，一想到商人通过此种方式合法地大谋其利，我不禁不寒而栗。 据我想来，部分人类那一种病态的幸灾乐祸的快感，以及商业行为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是远比一位当总统的丈夫的婚外性关系更丑陋的。 科技的进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类。但人类以上的丑陋，从古代至现代，几乎半点儿都没被改变。而且，比古代更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心中对克林顿的同情，与我心中对人类自身心理丑陋现象的厌恶是并存的。 二十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公众人物克林顿总统先生，似乎只有一个心理可依靠、可信赖、可获得些许无济于事的安慰的人了——一个女人，他的夫人希拉里。 当某些世人不禁赞赏希拉里作为女人、作为妻子难能可贵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非同寻常的第三当事人姿态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我也羡佩希拉里夫人的各种难能可贵。但我心中还是在更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女儿。她毕竟还算是一个少女。她可能是二十世纪尾声中心理遭到最严重伤害的少女。与她相比，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储的两个儿子是幸运的——毕竟，作为少年，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父母各自的绯闻被各种媒体一股脑儿地涂上“黄色”。相反，在他们的母亲不幸身亡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本国乃至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为他们的母亲伤心哭泣；他们看到的是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悼念方式、那么多的盛赞文章。以至于他们小小的年纪，竟不得不煞有介事地于去年和今年两次作出俨然大人似的反应——恳望那些崇拜他们母亲的人节哀、理性、克制感情，尽量使各种悼念活动简单化、正常化。 但克林顿夫妇的女儿却只有一种对公众开口的选择——替她的父亲乞求宽恕。除了这一种选择，再就是沉默地承受压力。 毫无疑问，在她心理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日子里，全世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中，肯定有另外的某些少女，身陷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身心也正遭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但后者们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可向社会发起呼救，向世人求取同情，向法律要求公正和庇护。 但美国的第一小姐目前直至永远显然都不大可能有这种资格。 因为正是美国的法律以公正得近乎冷酷无情的原则，将她的父亲一步步稳而不乱地、完全符合章法地推到“性丑闻 ”的灾难之中去的。 我这样说，我对她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她的父亲克林顿总统先生的同情，绝不意味着我对美国法律的心存成见，更不意味着我对它的谴责。恰恰相反，此事不能不使我再一次感到美国法律原则的无势力可超越的权威性。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一切权威以及权威人物都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卑微，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根本不堪一击。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对于政治权威人物——从州长到市长到议员到副总统、总统们的要求，竟是多么的严格！严格得近于苛刻，苛刻得仿佛故意——从诚实的品质（哪怕在某一件事上哪怕在学生时代说过谎话）到十几美元税金的缴纳与否，到男女关系一二次失足（实际上仅仅一次就足以下台），都不是什么“小节”。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对于政治权威人物、政治家乃至总统，几乎一向宽大他们政治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一点上美国人似乎不太要求他们的总统是完人。但是社会监督却从不放过他们“小节”上的自律素质问题。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国家，尤其中国，却显然恰恰相反。据我想来，此相反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颇值得进一步分析。 对于某些国家，总统的丑闻，差不多一向被视为国家的丑闻。对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一向被视为仅仅是某一个当总统的美国人自己的丑闻。美国几乎一向从不因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而感到是国家的羞耻。 美国一向从毫不留情地公布此种性质的丑闻的过程中体现它的自信，证明它的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美国从不在乎他们的总统怎么样了。他们抛弃总统就像抛弃旧鞋子。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一步步衰败下去。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极为在乎他们的法律怎么样了。他们在乎这一点，就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们的儿女怎么样了。也许这正是美国强盛不衰的条件之一。在同情克林顿总统的同时，我又不能不对美国的法律心怀肃然。 我承认，这肃然之中甚至不无悚然的成分。 三、民主若失庄重，何异于“文革”之疯狂秀 坦诚——这是一种优秀的，有时甚至显示出一个人的高贵性的品质。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敌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挡住最歹毒的敌人发动的攻击。 但坦诚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 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缺点和错误，甚至需要公开承认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面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还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人。更甚至，需要公开承认任何人都绝不愿公开承认的属于隐私中的那一部分丑陋。这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 如果人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么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已经很平凡很普通了，坦诚的结果，不是肯定会使我的人格和名誉受损吗？也肯定会使我失去亲人和朋友原本对我的好感吧？是的，很可能是这样。但这往往又是暂时的。人一般情况之下却不会这样想。人心里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难道坦诚真的比狡辩、掩盖、否认对我更有利吗？于是人放弃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后的“武器”。于是人反而变得更加脆弱了。 如果人是一个名人，是名人中的名人——总统，那么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还则罢了，但我分明不是呀。坦诚的结果，不是等于自己在公众面前剥光了衣服，完全丧失了总统的尊严吗？这将会置我的家人于何地？事关我的道德品行，承认了我还有何面目继续做总统呢？我还有何资格呼吁社会道德化？我还有何资格批评别人的不道德呢？继而会想到他那一个党派的得失、他那一届政府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声誉，以及他卸职后历史对他的评价——毫无疑问，一位是大国总统的人，他选择坦率的压力是更巨大的，顾虑是更多的，也需要更非凡的勇气。这时他心里也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凭总统的影响力和权力，难道不可以靠狡辩、掩饰、否认，顺利地摆脱开去吗？ 而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冒比坦诚的结果更难估计的危险了。 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党派斗争每每势不两立、新闻监督一向无孔不入的国家里，哪怕是总统，尤其是总统，几乎注定了最终必成法律的俘虏。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系，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因为他的企图掩盖，必定刺激新闻界更大的“窥淫癖”——这一点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可称之为“美国综合征”，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敌人攻击的能动性，同时必定会激怒法律。而这时他要应付的已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骚扰，要抵抗的也不单单是政敌们的进攻了。他的最坚决的敌人，已经是权威远在其上的法律了…… 我们遗憾地看到 ，治国颇有方略、很是尽职的克林顿总统，恰恰便是这样一步步陷于令全世界人睽睽关注的困境的。 当全世界的媒体仿佛都对美国的现任总统的桃色事件表现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奋和激动时，几乎没有媒体评说到莱温斯基的那位“亲密女友”。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总统，身边若有那样的一位朋友，实在也是很恐怖的。最近我接触到两位美国朋友，他们都极言她乃是因为不幸成了知情者，故屡受来自总统及总统手下人的警告和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报复的。但我们从见诸国内外报端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取证材料中，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故我接触到的两位美国朋友的话不足为凭。而且，经我一问，方知他们是美国共和党人。他们的话带有政党之间的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作为莱温斯基的朋友，她所知情的是“水门事件”性质的事，那么她隐而不举，则证明她非是一位有觉悟的、爱国的美国公民。但她所知情的，最初也不过就是纯粹的男女关系。只不过一方乃总统，具有所谓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而已。显然，她之所以能在电话的另一端录下音来，是因为莱温斯基直至那一时刻，仍视她为亲密的朋友。她的行径，无论怎么解释，都是相当卑劣的。据我想，她今后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将再难有朋友。美国的法律可以恕免她的行径，美国的道德评判尺度，似乎也不会怎样地谴责她。但是她的行径，肯定会引起全世界许多人对自己交友原则的自省和警惕。而她也就在这一点上成了人们的反面教员。 莱温斯基也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人。这个二十一岁的其貌平平的白宫女实习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动地、卖弄风情地去“傍”总统，显然不至于在白宫那种特殊的时空内格外吸引总统的目光。我那两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除了对她的女友，至少还对十余人炫耀过她与总统的性私情。这一点我倒是相信的。国外的媒体也报道过这一点。那么足见她是一个虚荣到何种程度的浅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她性心理的正常与否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为什么会保留有那样的一条裙子呢？保留它的意念是什么呢？这种保留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恋物满足呢？ 克林顿总统因这样的一小女子而受辱于世，实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镜的。 绯闻乍传，但莱温斯基尚且未向独立检察官从实招来之前，总统克林顿是不能首先供认不讳的。这么做坦诚倒是够坦诚，主动倒是够主动，但若不顾及莱温斯基的感受，其实也是有违 道德的。这意味着是单方面出卖女当事人而巧获坦诚美名。故他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沉默中静待事态的发展，而这不符合克林顿的性格；要么共同与莱温斯基商议对策，而这又必将落下妨碍司法的罪名。克林顿既然选择了后者，那么他当然也就只能承受今天所面对的困境了。 在莱温斯基从实招来之后，克林顿有一次最适当的、足可以比较不卑不亢地显示和证明他的坦诚的机会。他起码可以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如果美国只能由一位完人或圣人做总统，那么他不是，也可以因为自己并不是而下台；如果美国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位治国有方的总统，并且能够宽恕他的道德失足，那么他保证不再犯同类错误，并将以更积极的态度为美国服务，通过更尽职的服务证明更切实的忏悔。如果他能够这样，他的坦诚便具有了勇气的闪光。并且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提到了美国政界、新闻界、国会、司法机构和公众面前思考——美国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一位总统的功过才体现出一种客观冷静？总统犯了哪类错误或可宽大一次，犯了哪类错误才应定罪不饶？以及民主前提下的党派监督、新闻监督、司法监督，要不要引导较多层次的原则？那原则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 足以证明坦诚的力量的例子是有的——我记不清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具体发生在哪一个国家了：竞选中，有记者当场问一位总统候选人，“您有过对您妻子不忠的行为吗？”而他的妻子当时就站在他身边。他沉吟片刻，庄重地回答：“有过。仅有一次。没有任何人了解此事。现在我公开承认，身为前任总统，这是不好的。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第二次了。”——于是他转身拥抱他的妻子，吻她，并说：“亲爱的，我请求您的宽恕。”刹那间他的妻子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全场肃然，继而一片掌声。 结果是人们又选这位已当过一届总统的男人再次任总统。多么遗憾！克林顿的坦诚，没有表现在最应证明自己具有这一种可贵品质的时候。 他对政界、新闻界、国会、司法机构和全体美国人说了谎。 正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说假话，可以在某些时候对一切人说假话，但你无法在一切时候对一切人说假话。” 据我看来，克林顿后来的坦诚也是可信的，但表现得太迟了。那一种坦诚已不可能具有勇气的光彩，却只能给人以屈辱、无奈、羞愧难当的可怜的印象了。因此许多世人才分外地替他感到遗憾。 他目前仍拥有63% 以上的支持率，说明了一半以上的美国公众的理性和成熟。但这理性和成熟中，显然也包含着不小的沮丧和失望。并且，再是一位治国能力不可低估的总统，形象破损到如此地步，其能力的继续发挥也必大打折扣。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克林顿请求继续为美国效劳的愿望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美国换一届总统是比小学校里换一位班主任还寻常的事。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在整个事件中给我这个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极为深刻又极为矛盾的。 一方面，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锲而不舍的、为了直抵事件真相毫不动摇地履行职责的司法原则和精神。我们中国人称颂这一种精神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尽管在美国，总统不过是高级“打工仔”，其权威丝毫也不能与皇帝相提并论。但面对总统本人的一次次断然否认，面对白宫律师的一次次强烈抗议和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反驳，能够锲而不舍地坚持调查下去，实在也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事件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渐渐超出了绯闻本身，而变成了诚实与否的问题——在总统和莱温斯基以及女友之间，必有一方公开说了谎。如果说谎的是后者们，那是美国社会中习以为常之事。但如果是前者，便是美国司法不可以等闲视之的事了。斯塔尔身上那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体现了美国司法令世人肃然而又悚然的独立性，尤其对总统法律要求和约束的严厉性。相对于克林顿强调国会重点应放在国家问题上的呼吁，斯塔尔的锲而不舍，令人联想到中国京剧《铡美案》中包公的一句铁铮铮的唱词——“先打官司后上朝”。 而另一方面，斯塔尔身上也分明体现出一种阴暗的、堂而皇之地利用职权的报复快感。因为他所调查的，乃是绯闻的确实与否，非是报告一桩涉及总统的风流韵事的性情节。进言之，他的使命是证实总统诚实与否，非是报告总统的性方式。如果说总统在向公众承认绯闻以前，报告中的一切性内容具有确定事实的法律依据的意义，那么在总统公开承认绯闻以后，一切性内容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法律意义，变成了一堆根本没必要经由互联网传播于全世界的淫秽垃圾。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任何一方希望事先看到报告内容的要求，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其实都是妥当的考虑。这一要求的被拒绝，显然是居心叵测的。这也就难怪白宫律师们指责斯塔尔“蓄意公开羞辱总统”了。据我看来，这指责是有道理的。于是斯塔尔给我的印象又仿佛是《悲惨世界》中的皇家警长沙威。沙威冷酷，但是并不低级庸俗。斯塔尔的报告，却 第七章 重新解释三个中国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 一、狼狈的处境，怨不得世界险恶 我有一位朋友，家乡人，经商的。业务主项在北京，每个月都要往南方去一两次。 一次又往，目的地是常去的一座大城市。从机场到市里，约四十多分钟车程。拎着包刚一出现在机场大厅里，便被一个小伙子迎住了，问要不要乘便宜车。一听就知道是黑车司机，不理睬。 然而小伙子却彬彬有礼，恭敬之至。说可以少收二十元钱；说有什么特许证，可以免缴设在半路的高速公路费；说可以抄近路，保证至少提前十分钟进入市区。最后，特别强调地说，他的车可是一辆奥迪。 我的朋友，竟被说动了心，跟着那小伙子去坐那辆黑车了。 黑车果然是奥迪。而且，是黑色的。但那辆奥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款，里里外外已经旧到不能再旧的程度了。 黑车司机将车开走以后，得意扬扬地说：“是奥迪吧？我开的是黑车不假，但是我不骗人。” 我的朋友就问：“早知道你开的是这么一辆奥迪，我根本不会上你的车。” 小伙子一笑，说已经坐上了，后悔的话就别说了呀。你不是还能省下二三十元钱嘛，不是还能提前十来分钟进入市区嘛。 我的朋友一想，可也是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不满的话。 这事儿，在我的朋友那儿，其实图的不是能省下二三十元钱。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每年入项颇丰，根本不在乎能否省下二三十元钱。早十来分钟进入市区，对他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是直接坐到宾馆去，早不早那十来分钟，对他没什么特殊的意义。我的这一位朋友，本身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烟瘾很大，第二是难耐寂寞。但飞机上是不允许吸烟的；坐在他旁边的又是一位年轻女士，人家不和陌生人说话。所以他一下飞机，便立刻想要满足两大急迫而又强烈的要求。一是生理的，赶紧吸上一支烟才舒服；二是心理的，三个多小时没主动和人说话了，急迫而又强烈地想和人说说话。该市是他常去的。该市偏偏又对出租车行业规范严格——“请勿在车内吸烟”、“请勿与司机交谈”。这样两行文字，醒目地印在“敬告乘客”之宣传卡片上；卡片用透明胶条贴在车里。故我的这一位朋友 每次乘坐该市的出租车，反而备觉约束。对他这一类乘客，那两条“警告”很不人性化。主要是由于这种原因，我的朋友才坐上了那小伙子的黑车。 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懂得起码的文明礼貌的人，试探地问：“我可以吸支烟吗？” 小伙子爽快地说：“可以。太可以了！您想吸多少支就吸多少支，想怎么吸就怎么吸。” 我的朋友一听，高兴了。掏出烟来，迫不及待地吞云吐雾起来。 生理的要求获得满足的同时，心理的要求也开始蠢蠢欲动了，于是没话找话地跟司机搭讪。 “看你样子还不到三十吧？” “老板您眼力真准，我二十九。” “结婚了？” “都有孩子了。” “男孩儿女孩儿？” “女孩儿。” “女孩儿好，将来往外一嫁，也就省心了。” “老板，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这车是你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三个哥们儿合买的一辆二手车。” “这车开不了几年了呀，该淘汰了啊！” “能开几年开几年呗，得养家糊口哇。” “那为什么不争取当一名正式的出租车司机呢？” “那太受剥削了呀！辛辛苦苦一个月，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钱让出租车公司搂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大发感慨，对出租车公司进行谴责，对开黑车的小伙子表示同情。 忽然他觉得不对，问：“怎么还没过收费站啊？” 过了收费站，离市区就只剩一半路了。 小伙子说：“咱们绕过收费站去。我不是有言在先，要为您省下十元公路费嘛！” “那咱们现在绕过去了吗？” “还没有。一会儿就绕过去了。” “可我坐到你的车上已经二十多分钟了。你保证了的，提前十分钟进入市区。” “放心，没问题，没问题。” 那时车开在一条我的朋友完全陌生的路上，坑坑洼洼，颠颠簸簸；路两旁，看不见一处他熟悉的标志性建筑。他开始怀疑，再过十分钟怎么会进得了市区呢？开始有点儿后悔坐上那一辆黑车了。心理满足了一下，话也不多了。 路上的车渐多起来 。一会儿，那辆老旧的奥迪被堵在了一处十字路口。 “你看，现在都半小时过去了，这儿是市区吗？” “这儿当然不是市区啦！我怎么能料到会在这儿被堵住呢？” “那你偏往这么一条路上开？” “不是要为你省下十元过路费嘛！我得讲诚信啊！” “你居然还说什么诚信！我就那么在乎能省下十元钱啊？” “你不在乎你上我的车？你不在乎你一开始就声明啊！” “你、你还这么跟我说话！” “那我该怎么跟你说话？” 由于堵车，二人的情绪都变糟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几乎吵了起来。 堵车是因为前边出车祸了。他们的车一堵就被堵了半个多小时。等终于又能往前开了，我的朋友已是满肚子的气了。但生气也白生气，而且，只能生自己的气啊！车里的气氛，当然也就不像他吸第一支烟时那么友好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汽车才进入市区。其时天已黑了。 我的朋友却还是看不到一幢标志性建筑，忍不住气呼呼地问：“你是在往我住的宾馆开吗？” 黑车司机反问：“那你以为我是在往哪儿开？” 他说：“那我怎么看着道两旁一点儿都不熟悉？” 黑车司机说：“咱们不是从别的路开入市区的吗？” 那时候，偏偏又是市区里堵车的时候。 简单说，又过了四十多分钟，我的朋友还坐在那一辆黑车上。黑车下了这一条封闭马路，驶上另一条封闭马路。往复不已，似乎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是小伙子成心要多跑冤枉路，耽误他的时间坑他的钱，而是根本不清楚我的朋友要去的宾馆在一条什么街上。 “你他妈的不清楚，你还敢诓我上你的黑车！” “老板你别骂人行不行？你不是说你常住那家宾馆，你熟悉路嘛！” “我当然熟悉啦！”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走？” “我怎么知道？” “你刚刚还说你熟悉！” 二人终于大声吵了起来。开黑车的小伙子也急得怪可怜的，淌下满脸的汗来。但我的朋友已不同情对方也要养家糊口的难处，只觉得对方实在可恶可恨了。 当黑车又一次从封闭公路驶下来，小伙 子打算向停在人行道边的一辆正式的出租汽车的司机打听路时，我的朋友反应迅速，在几秒钟内便拎着包下了车，坐入正式的出租车里。 正式的出租车毕竟是正式的出租车。朋友刚一说出要去什么宾馆，司机已经把车开走了，并说：“不太远，二十分钟就到。” 那开黑车的小伙子，开着黑车尾随出租车，时时与出租车并行。一并行着了，便从车里伸出手臂向我的朋友讨要乘车钱。 我的朋友正在气头上，怎么会让出租车停下来给他钱呢？非但不给，还恶语相骂。 出租车司机对开黑车的小伙子用当地话说了几句什么，那辆黑车才不尾随了。 出租车司机又问我的朋友怎么回事。 他据实相告，末了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想赖他那几十元乘车钱，给了他我自己心里的气如何消？” 出租车司机沉默良久，低声说出几句话是：“那您老板在本市的日子里可要多加小心了。据我所知，他们那些黑车司机都不是单干，也是有组织的，跟黑社会差不多。您须提防他们报复您。何况他已经知道您住在哪一家宾馆了。” 我的朋友心中大为不安起来。 宾馆离他换车的地方确乎已不甚远。那时已不堵车了，没用二十分钟就到了。然其办完了手续，进入了房间，冲过了澡，定下心来一想，那开黑车的小伙子自然令人恼火，但分明并非成心，何必非惹对方记恨自己呢？再联想到那小伙子对自己做的那一种手势，以及出租车司机对自己说的那一番话，越发不安，进而疑神疑鬼。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到前台去退房。从迈出房间那一步，到迈入电梯，到退罢了房迈出宾馆，站立在人行道上，左顾右盼，神情惴惴，仿佛前后左右都会冷不丁冒出一个或几个仇人，以夺其性命为快事。 好在很快就拦了辆出租汽车，于是转往别一家宾馆去住了。因在前一家宾馆是预订的房间，已超过退房规定时间，白交了一天三百多元的房钱。但他那时已顾不上计较经济的损失，悠悠万事，唯保性命安全为大了。 虽然顺利地住入了另一家宾馆，一颗心却还是终日忐忑，草木皆兵，出入诡秘，不安并未稍减。业务之事，但凡能请对方到宾馆来谈，便不离开宾馆。心里的害怕，又不便向对方解释。结果那一次给对方的印象就特别不佳，使对方误以为他架子大了，摆谱了，对他也就不怎么待见起来。这年头，商机多着呢，都是商道上 见过世面的人了，谁离开了谁不行呢？谁又非得把谁格外地放在眼里不可呢？ 几天内双方在宾馆里见了几次面，来前原本有把握谈成的几桩买卖，到头来竟一桩也没落实。这令他大为失望；对方觉得他架子大了，对他的印象不好了，也感到不爽。 离开那一座城市的前一天，他要求对方派人派车送他到机场。买卖没谈成，架子又变大了，对方本已不爽；便将他的要求又误解为摆架子了，更加不爽，便随便地找了个借口，把他的要求挡回去了。 悸惧的他，为了安全起见，买的是最早的一次航班，六点来钟就离开宾馆去往机场了。唯恐在机场遭遇到那黑车司机及其同伙，一下出租车，几近逃入了机场。 回到北京后才安稳下一颗惊恐万状的心来。然而此后，一打算要去a市，立刻便会联想到那一名开黑车的司机对他所做的那一种威胁的手势，以及那一名正式的出租汽车司机对他的忠告，于是畏缩不愿成行。半年后，连在a市的业务也都荒废了。 唉，我早已听惯了许多人对社会险恶的抱怨和切身感受。但大抵是以自己的优点说事。比如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的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先言自己的大公无私，接着谴责别人的私欲膨胀；先言自己的与人为善，接着抨击别人的小人勾当和伪善行径…… 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在某些时候陷于狼狈之境的。 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便是后种情况之一例。 而依我的眼看来，对并非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多得多。 是以为戒。 二、小城与古镇能拯救中国文化吗？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样。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国的小城和古镇，那些千百年来在农村和大城市间星罗棋布的小城和古镇。 仅以现代史为例，我们所敬重的众多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国的小城和古镇留下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镇，也都必然地以它们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濡染过他们。开一列脱口而出的名单，委实气象大观。 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废名、苏曼殊、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艾芜、张天翼、丁玲、萧红…… 这还没有包括一向在大学执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闻一多们；而且，也没有将画家们、戏剧家们、早期电影先驱者们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文化学科的学者们加以点数。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镇，不单是他们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们后来的文化作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镇，有德于他们，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国之近代的文化。 摇篮者，盖人之初的梦乡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声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会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为，“厚德载物”四字，中国许许多多的小城和古镇，是绝然当之无愧的。它们曾“载”过的不单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们还没成人物的时候，给他们以可能成为人物的文化营养。 小城和古镇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极具风味的那一种，大抵加了各种的作料腌制过的；比作点心，做法往往是丝毫也不马虎的，程序又往往讲究传统，如糕，很糯口的一种；比作酒，在北方，浓烈，“白干”是也，在南方，绵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面，小城和古镇，于地理位置上，即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只需年景太平，当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乡两种文化的滋润了。大都市何以为大都市？乃因它们与农村文化的脐带终于断了。不断，便大不起来。既已大，便渐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则往往对农村文化侧目而视了。就算也还容纳些个，文化姿态上，难免地已优越着了。农村文化于是产生自知之明，敬而远之。小城和古镇却不同，它们与农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一般远不到哪儿去，它们与农村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它们并不想剪断和农村文化之间的脐带，也不以为鄙薄农村文化是明智之举。因为千百年来，它们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与农村文化胶着在一起，撕扯不开了。正所谓藕断丝连，用北方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镇是大都市商业的脚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为这比伸到国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业的脚爪，不太有可能越过阻隔在它和农村之间的小城和古镇直接伸向农村并达到获利之目的。它们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得不与小城和古镇发生较密切的关 系。有时，甚至不得不对后者表示青睐。于是，它们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带给小城和古镇了。起初是物质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镇起先出现留声机的买卖了，随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镇有了知识的青年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质的，更向往文化的。他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而只有对事物有敏感反应的人，头脑里才会有敏感的思想。故一个小城和古镇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他在还没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经是相当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小城和古镇的文化立场；进言之，乃是站在一种较传统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狭，可能极端，然而，对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场和观点的自我矫正只不过是早晚之事。他们有自我矫正的本能和能力。他们一旦成为大都市中人，再反观出身的小城和古镇，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发酵、化合，或扬或弃，或守或拒，反映到他们的文化作为方面，便极具个性，便凸显特征。于是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景观纷呈。何况，他们的文化方面的启蒙者，亦即那些小城里的学堂教师和古镇里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里谋求过人生的人，载誉还乡也罢，失意归里也罢，总之是领略过大都市的文化的。他们对大都市文化那一种经过反刍了的体会，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哺予他们所教的学生们。 谈论到他们，才谈论到我这一篇短文的自以为的要点，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之文化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大都市到小城、古镇，原本有一条自然而然形成的链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归去来兮往复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学识治国平天下的，说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当不成官，他还有一条退路，即教书育人。在还有这一条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门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之中大多数后来也都成了“坐学馆”的人或乡间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学馆又往往开设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镇。小城和古镇，由此代代的才人辈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输送往大都市；大都市里的文化舞台，才从不至于冷清。古代的中国，一名文化人士，一辈子为官的情况是不多的。脱下官袍乃是经常的事。即使买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银子，通常也只能买到一届而已。即使做 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却官职，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举家还乡。若他们文化人的本性并没有因做官而彻底改变，仍愿老有所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义的事，那便是兴教办学。而对仕途丧失志向的人，则更甘于一辈子“坐馆”，或办私塾。所谓中国文化人士传统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迷恋，而是在离农村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还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生，即授业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每朝每代，对文化人的这一退路，还是明白地给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国时乖运戾，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强寇逞凶，疆土沦丧——纵然在时局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之文化人士，稍得机遇，也还是要力争在最后的一条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条由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自然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便如此这般地被钳断了。受到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镇。从前给它们带来文化荣耀感的成囚，一经彻底破坏，在人心里似乎就全没了意义和价值。 碎玉虽难复原，断链却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气息著称的小城和古镇，正在努力做着织结文化经纬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些当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厌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许还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退居故里。并且，在故里，尽力以他们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风景。 是啊，那时，中国的一些小城和古镇，大概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吧？ 三、寻找城市最优良的气质 （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属于的那一个国家的立体说明书。 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书写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乃是有气质的。而所谓城市的气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决定的。正如一个人的气质，肯定与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遗传和后天的文化教养关系密切。城市文化作用于城市的各个方面，也必然作用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怎样，是城市人居家有感，凭窗可望，出门面临，终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谁都承认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和生理影响，于是必须承认，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优劣，往往也从正面或负面决定着生活在一座城市里的普遍之人们的趋同心性，以及愉悦指数。而后一点，是在城市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谈到了文化，那么我愿在此坦言我的当代中国文化观。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之一。而此点，每使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于中国近当代文化状况，持有特别自以为是的心态。 我们承认我们在经济实力方面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科技方面显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全民文明素质方面亟待提高……我们常言要缩短这样的差距，要缩短那样的差距，需补上这样的一课，要补上那样的一课；但是，一论及文化，我们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们唯独没有什么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们唯独没什么课应该补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们在文化方面，决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优越着。 而我以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十八世纪末起，贯穿整个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史称启蒙文化。启蒙文化所要弘扬的，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影响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社会学思想。因而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类的思想。没有每一个公民特别觉悟和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实际获得，“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此点上，中国近当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宝贵的一课、基础性质的一课。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还处在晚清没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五四”启蒙。此后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五四”启蒙近乎夭折。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