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第一章 回家探亲 一九六七年夏天，刚刚过完党的生日，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正处在高温季节。然而，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炎热。在当地部队工作的杨伟收拾好行李，一大早就从部队乘车到昆明市准备回江苏苏州老家探亲。自从杨伟十六岁当兵那年开始，已经离家不少年了。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里，杨伟都是通过书信向母亲和两个弟弟报平安。今天，杨伟终于可以返回久别多年的家乡，心里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激动。 杨伟先是到市中心昆明军区士兵招待所住下来，又马上赶到昆明火车站售票处购买昆明到上海的车票。由于当时全国正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各地的铁路交通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很大的冲击，火车不能正常的开通，市内的公交车也无法正常运行。 杨伟在昆明军区士兵招待所一住就是四天，每天都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火车站购票，而火车站售票员给出的答复都是千遍一律的“无票”。杨伟在昆明市区奔波了几天下来，都无法买到昆明到上海的火车票。一时竟然购买不到到上海的火车票，这是杨伟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杨伟在部队的工作，是属于部队的机要工作，要求绝对的保密性。因此，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要少一些。 当时铁路运输部门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杨伟等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买到车票，心急火燎，心想再等下去也是没有指望了，只有临时改变主意，下决心改变线路从四川走水路绕道而行，不然只能死等，毫无一点结果。身为一名军人的杨伟时间概念极强，更何况部队的探亲假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能把时间白白浪费在途中啊，归心似箭的杨伟心里是这样想的，他又一次试问售票员：有无昆明到重庆的火车票？售票员答复说：昆明到重庆的火车票有售，但数量已经不多，要想购买，最好抓紧时间。杨伟思索了片刻，立即表态，并购买了一张昆明到重庆的火车票。 购票返回时，杨伟在公交车站等车半小时之久，仍不见公交车的踪迹，他只好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昆明军区士兵招待所，办理了退房手续。几次三番的折腾之后，杨伟总算可以安心地踏上回家的旅途了。 杨伟走在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身穿制服、臂膀上佩戴袖章的红卫兵，一些带着造反派袖章的人拿着长茅和大刀在路上走动，耳边还不时的能听到从远处传来“呯……呯”地暗枪声。莫明而来的子弹从杨伟的头顶的“嗖嗖”地飞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或许没有多余的时间容你分辨太多的是非对错。 杨伟由于回家心切，顾不了太多的事情，为了赶上当天下午三点昆明到重庆的火车，他又急忙拎着行李包，以步代车，再一次往火车站赶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等待，杨伟终于乘坐上了昆明到重庆的火车。在火车的座位上坐定后，杨伟才松了一口气，他望了望车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似乎有点为自己感到庆幸；想到很快可以见到阔别许久的母亲和同学朋友，心里就乐滋滋的。 第二章 投靠战友 杨伟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山城――重庆。重庆杨伟还是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的，幸好杨伟在昆明军区直属部队的战友石广生，从小在重庆长大，俩人平时关系甚好，石广生的父亲是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后勤处处长，山东人，为人豪爽。恰巧石广生本人当时也正在家中休假，杨伟到了重庆就按照战友通讯录上的地址，直接找到了石广生的家中，并把自己购票难的情况告诉了石广生。 石广生热情地接待了战友杨伟，并告诉他说：现在全国正处于非常时期，重庆铁路、水路等交通也都不正常。如果一时买不到从武汉到南京的轮船票，你就先在我家住下，一边等待一边购票。杨伟对此深表感谢，接着他又将自己在码头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石广生：现在轮船票一时难以买到，水上交通也不正常，码头不能正常发船。另外杨伟还听说，轮船在长江里航行，在一些地段还有打暗枪的现象，走水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石广生随即安慰杨伟不要急，走水路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杨伟在石广生家住了下来，起初的三天里，杨伟每天早上一大早起床，就到离住处十几里路远的码头排队购票，一天站立下来，加之他内心急切，累得是腰酸腿疼，感觉一点都不亚于他在部队的训练。然而，辛苦归辛苦，头几天都是空手而归。直到第四天，杨伟排了一上午队，遇到排在自己前面的一个乘客退票，终于算是买到了一张第二天上午从武汉到南京的轮船票。这下杨伟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明天自己就可以乘船到南京，到了南京，离家就不远了。 第二天早上，杨伟告辞了战友及他的父母。再一次来到了武汉朝天门码头，由于来得比较早，离开船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 武汉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室外的温度酷热难当，这对长期适应昆明气候的杨伟来说，极度地不习惯，他赶紧钻进码头候客厅休息等候。一进候客厅，杨伟顿时就感到空气污浊，迎面扑来阵阵恶臭。 再往里走，杨伟发现候车厅面积不大，大约只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左右。多日以来，由于轮船不能准点发船，积压了大批旅客，滞留在码头。不少人把行李铺在水泥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看得出他们旅途时间很长，都很疲乏，还有些人，三五成群地围在地上打扑克牌。候车厅里被南来北往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在攒动，杨伟见缝插针，找到了一处相对比较宽松的地方坐下来休息。 杨伟刚刚放下行李，未等多时，杨伟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喊：三缺一，打牌。一位操着南京口音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东看看西望望，看得出他想寻找一个人，让他加入到他们打牌的队伍之中。中年人环顾四周，结果发现他们旁边有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很快中年人将目标瞄准了杨伟。 中年人主动了走过去，拍了拍杨伟的肩膀，低下身来小声地对杨伟说：“解放军同志，你还会打牌啊？” “会。”杨伟抬起头和中年人的眼光碰了一下，他很快爽快地回答道。 “我们打牌正好三缺一，你参加一个怎么样啊？”中年人示意询问杨伟的意思。 “行，反正没有事。”杨伟再次肯定地回复了中年人，随即向他们靠拢过去。 第三章 他乡遇知音 杨伟看离开船的时间还长，坐着等还不如玩着等，用打牌来消磨时间是等开船最好的选择。他们一边打牌，一边互相交流聊天，谈得很投机，在打牌进入高潮时，那位中年人来了兴趣，就随意问杨伟：“解放军同志，你是到什么地方去啊？” 杨伟笑着说：“我回苏州探亲。” 中年人接着又问：“你在哪里工作啊？” 杨伟说：“我在昆明部队工作。” 中年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身边的杨伟，又问道：“你年纪这么青，可能还没有成家吧？” 杨伟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我目前还没有成家，连对象也没有。” 那位中年人紧接着说：“如果你愿意地话，我回单位后，如有适合的人选帮你介绍，你看怎么样？” 对于眼前这位突如其来的媒人，杨伟极为惊讶，他连忙说：“好啊，那大哥，先谢谢你。” 那位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没事的。我是南京一家塑料厂的厂长，他们两个和我是一起出来采购生产材料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四川的这家材料厂停产了，我们只能空手而归。”中年人指了指一起打牌的另外两个人，接着又对着杨伟说：“如果你有意思的话，把你家苏州的地址写给我，我回南京后，如果有适合的人选，我会写信和你联系的。到时候，请你来南京与对象见面。”在彼此的交谈中，杨伟后来才得知这位中年人姓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南京。 杨伟和邢厂长他们终于踏上了回南京的轮船，在船行驶到江西省九江市码头段时，从九江码头官方传来消息，工作人员得知九江码头附近有人会开暗枪。为了保证船上乘客的安全，轮船便从江中心往江北岸靠，并减速向前行驶。船上工作人员要求，不允许乘客在船仓上随意走动和站立，以免被暗枪击中。轮船经过两天三夜的日夜兼程，终于在七月二十号下午平安地到达了南京下关中山码头。 杨伟和邢厂长他们经过两天三夜的旅途后，到了南京就各奔东西。为人厚道的邢厂长一直把杨伟的事放在了心上，有一次在厂部办公室中午休息的时候，邢厂长和其他同事聊天时，有意无意地将杨伟的事告之众人。其中聊天的人中间，有一个女同志，大约四十岁上下，是厂部的会计，姓刘。 刘会计心直口快，是个厂里公认的热心人，她听后立即说：“我这里有一名适合的人选，是我家老韩单位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是搞政工的，高中文化，干部家庭出身，身高160cm左右，长相不错，我看他们两个挺合适的。邢厂长，你看怎么样？” “行，那你回去跟你家老韩说说，看看女孩子的意思，也好尽快安排他们俩人见面。”邢厂长听后，好生欢喜，他拍手叫绝。第六感告诉邢厂长，可能这两个年轻人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到一起。 刘会计回家后，就跟丈夫老韩讲述此事，老韩同样是个热心肠，他表示愿意牵线搭桥，做“红娘”。这一对远隔千山万水的天造鸳鸯，令邢厂长也感到很般配，就在第二天，邢厂长就给苏州杨伟写信，要求他在国庆节期间无论如何来南京与女孩子见一面。 起初杨伟并没有把邢厂长想帮自己介绍对象的事情放在心上，更没有想到会很快收到邢厂长的来信。按照邢厂长在信中的要求，杨伟第三天就赶到了南京。在南京与邢厂长、刘会计、老韩在夫子庙一家小旅馆见面碰头。之后，邢厂长把杨伟托付给老韩，老韩决定国庆节十月三号由他带着杨伟前往女孩子家见面。 明天就要和女孩子见面了，杨伟回忆事情的前前后后，感到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他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更感觉好像是在演戏一样，而自己毫无疑问的是男一号主角。杨伟突然感到自己不简单，能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演绎出与众不同的故事。 第四章 初次相识 打开记忆的阀门，令我终身难忘的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国庆节，也就是和杨伟见面的那个国庆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国庆节其间天气晴朗，白云在高空中飘着，使人们的心情也多一份舒畅。 十月三号上午十时许，我正准备外出购物，刚走到大院门口处时，远远望去发现有一个一米六零左右、身体壮实、脸色有点黑乎乎的中年男子正向我迎面走来。而在他后面紧跟着一个，穿着一身整齐军装的男青年，他们两人从容地正朝院子中走来。 当我们近距离时，我仔细定神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我们单位同事韩师傅。我顿时感到纳闷，平时在单位里我从没有听说他有亲戚和好友住在这里，韩师傅怎么会到这里来呢？他怎么又会突然来到省级机关宿舍呢？一连串的问题钻进我的头脑里，想从韩师傅那里得到答案。 我赶忙抢先一步，脸带微笑地说：“韩师傅，你找哪一家啊？” 韩师傅听到我的问话后，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来找你的啊。” 我不解地问：“韩师傅，找我有什么事吗？”韩师傅说：“找你有点私事。” 我接着说：“那先到家里来坐坐，喝杯茶，有话进屋再说。”韩师傅欣然应允了。 我热情地把他们带到家里面，父亲那时正坐在沙发上，翻阅着＜毛泽东选集＞第四集，看到我带进两位客人来，我父亲放下手中的书，立即站起来打招呼，连忙说：“请坐，请坐，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此时的我一会儿找怀子，一会儿找茶叶倒水，也跟着忙碌接待起来。 韩师傅他们正在和我父亲交谈着，我给客人倒了茶水，便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韩师傅说明了此次来意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在单位的时候，韩师傅跟我提过此事，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和杨伟见面。 我一边听着他们交谈，一边情不自禁地偷偷窥视这位解放军同志的模样――身高170cm左右、不胖弱瘦、身材精干，还长着一双烔烔有神地、会说话的大眼睛，身穿一套已褪色地旧的黄军装，帽徽和领章配备齐全，脚上穿着一双旧的黑色皮鞋。从外表上看去，这位解放军一般年纪大约在二十四、五岁上下。虽然穿着很简单，但给人一种极为美好的印象――精干、英俊、大方的感觉。 经过韩师傅的详细介绍，最后我才得知，这位解放军同志叫杨伟，江苏苏州人，干部家庭，一九六零年七月份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特别进入初二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优秀生”。当时，杨伟就读的学校初中三年级共有七个班级，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共推荐十四名学生，经体验、人武部政治审查，多数学生三代红，从中选拔了七名优秀的学生，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由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推荐，当地人武部保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家口某军事院校，学习两年，全军分配，杨伟被直接分配到云南昆明军区直属部队工作，杨伟当年十六周岁。 韩师傅把杨伟同志的情况一一跟我和父亲介绍完以后，稍坐片刻便谢辞了。这次相亲和以前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有所不同，杨伟他是苏州人，这次利用探亲假的机会特意到南京与我见面。当时我想：无论我和杨伟最后的发展结果如何，我都要尽地主之宜，盛情款待他。 第五章 陪杨伟在南京游玩 杨伟同志原籍是江苏阜宁县人，解放初期，他父亲随部队南下，后安排至苏州市公安局工作，一九五零年杨伟随母亲迁至苏州生活。所以说他从未来过南京城，对南京地理环境很陌生，更不要提游玩什么了。 巧的是，今天正值国庆节，玄武湖举办了精彩的文体活动，我征得父母同意之后，就带杨伟准备去游玩。中午我们在大行宫十叉路口靠西北边上有一个小面馆，每人吃了一两小笼包子和三两面条，吃饱后，大家精神都很好。在大行宫汽车站坐车到玄武门，我花了一毛钱买了两张门票。当我们走进了玄武湖风景区城门时，一进玄武湖就感觉马路宽敞，人们行走起来很舒坦。从湖面远处吹来地阵阵秋风使人们感到秋意浓浓，远远望去湖水碧青碧青的，远处还有几只小船上座满了游客，他们划动着手中的船浆，拌着笑声在湖水中尽情摇曳。 今天是国庆节，玄武湖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进了玄武湖，在那个“非常时期”所造成的长期压抑的心情一时间感到轻松了许多，游人们不时地从远处传来谈笑声。我们俩一边走着一边交流着，各自都在介绍工作、学习、家庭等情况。从玄武门到翠洲距离不近，彼此之间要了解的事情不少，他一会儿问这个，我一会儿问那个，好像大家都有问不完的话，我们在谈笑声中不知不觉地在玄武湖度过了大半天时间。 与杨伟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好像过得很快，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又乘坐公交车往夫子庙旅馆赶去，杨伟来南京就暂住在这里。这个旅馆地处秦淮区夫子庙东牌楼出口处，是一座大平房，有好几径。旅馆的沿街大门像普通的住家的门一样大小，从外表上看，很难看出这是一家旅馆。我们在旅馆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了简单的饭菜后，就来到了杨伟租住的旅馆。 一进门我就看出这家旅馆是一个小型旅馆，比较陈旧，房间虽多，但每间面积仅有十二平方米左右，都是木板床，另外设施比较简陋。走进杨伟租住的房间，发现这是一间四人间，他主动倒了两杯水，休息片刻后。杨伟说：“今天晚上我就回苏州了，到苏州后我会很快地回到昆明部队。”当时我坐在大方桌子对面静静地听着，杨伟在结帐前又主动地说：“如果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大家互相留一个通讯地址，好不好？”“好。”我爽快地同意了。我便在杨伟随身带的小笔记本上，写上了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而他在我随身带的报纸上，也同样记下了他昆明部队的通讯番号。 随后，我把杨伟送到健康路1w汽车总站，在这里等车的人很多，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发车很不正常，不论汽车和电车半天都不来一辆，等车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心里都非常着急，归心似箭。1w公交总站的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人患。 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全国各地的交通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南京也不例外，站台等车的场地也没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这里出现了乘车极其混乱的状况。就是连汽车总站对面的健康路街道马路旁，也都站满了等车的人，正在大家心情焦急万分之时，我突然发现一部公交车缓缓地开进公交站台…… 没等公交车停下来，乘客生怕上不了车，就跟公交车一起跑。公交车还未停稳，大家都拿出吃奶的劲，拼命地不顾一切地往上挤。人流跟着车子跑，车门打不开，没等车上的人下完，等车的人就一涌而上。结果造成车上的人下不来，上车的人又难上去，当时乘车真是受罪，比上天还难。只要能挤上车，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人们就会自然地感到会松一口气。 为了保证杨伟今晚能按时坐上九点的火车返回苏州，杨伟上车时，我在他的后面帮助杨伟使劲地往车上推，最后杨伟终于挤上去了，杨伟站在车子后门的门口处。只要上了车，站在车上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都很开心，因为看到了希望。不然，还不知道何时能等到车子。 我在站台上，看着杨伟站在公交车的后门的位置，没等几分钟，车子启动了，我们互相举手示意。在站台上我向杨伟高喊：“杨伟，再见，一路平安，到云南记得来信啊。”杨伟听后频频点头，很快车子在我的视线里消失。 当时车站，人声鼎沸，吵杂声混成一片，车子开走了，我仍然呆呆地站在站台上，傻傻地立在那里，思绪万千，久久不愿意离开…… 第六章 鸿雁传书 与杨伟见面之后，我猛然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始逐步有了变化，似乎不再是平日里的一个人，脑海当中又多了另外一个人的身影。在闲暇的时间里，我会尽情去想像遥远的云南边陲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想像杨伟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有时想得太多，头脑会不自觉地感到累。 时光不知道为什么过得那么慢，好像老天爷在有意地折磨着自己。好容易熬了一个星期，我估计杨伟应该已经回到了昆明部队，正在我十分牵挂他时，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邮递员小高在我家走廊上高喊：“18号，黄秀兰的信。”当时，我母亲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当她听到有人喊18号黄秀兰的名字时，她第一时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向小高询问是谁的信。当确认是我的信时，母亲走到我房间门口高声地喊：“秀兰，秀兰，你的信。” 当时，我在房间里打扫卫生，也隐约地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母亲的喊声时，我急忙把手中的抹布往桌上一放，从房间里飞快地跑出来，心急地问小高：“谁的信？”“你们家黄秀兰的信。”我急忙从小高手中把信件接过来，并高兴地说：“那是我的信，谢谢你啊。”拿到信后，我的眼神一下子定格在右下方的通讯地址上，原来是云南昆明部队杨伟寄来的。我顿时心里惊喜不已、高兴万分，心想终于等到他的来信了。 拿着自己日思夜想的信，我进房间之后，把房间门轻轻地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又很快反锁起来。然后，快速地把信件打开来认真阅读。哇塞，真厉害！杨伟这家伙第一封信就写了八张信纸，每一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其间激情充溢字里行间。时光虽然度过了近四十年头，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伟给我来信的内容，它一直铭记在我内心深处。 “亲爱的，秀兰同志，你好。我们在南京见面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你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回苏州第二天，我把你的情况向父母亲作了祥细地阵述，父母没有意见，叫我自己决定。你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现在我决定和你正式来往。我们两人虽然相隔千山万水，距几千公里之外，但阻拦不了我们友谊的发展……” 杨伟如此热情洋溢的来信使我难以入眠，第二天我便提笔给他回了信。 “杨伟，你好！来信已收到，我找对象的条件一直都是部队干部，革命家庭，大学文化，特别是要学理工科的，有一技之长。你的基本条件均可，但文化程度偏低，这是不足之处。但你是部队干部，又是干部家庭，人长得精干、英俊，其他条件我就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你谈及目前你不是党员，就这一点而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不是党员不等于将来不是党员，只要自己努力工作，热爱学习，政治上要求上进，积极靠拢党组织，你年轻，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我们之间的每封信都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完的情，我每个月都在苦苦地等待着他的来信，每收到他的信，我如获释宝、心喜若狂。而从杨伟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遥远的云南边疆昆明部队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时时刻刻地盼望着南京的来信。 在那个信息来往主要依靠信件沟通的年代里，我和杨伟都将自己最为真挚的情感逐一放进了信中，遥寄对方。这份感情晶莹剔透，没有一点杂质。 第七章 遇到思想挫折 一九六七年，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前，中央军委就有明确规定，部队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部队虽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个别部队受到地方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状况，也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有一次，我在杨伟的信件中，发现他的心情比较痛苦，情绪低落，在信中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站错了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根据上级有关的精神，各部门都要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 后来，领导叫我们写检查，在小组会上“斗私批修”，找思想根源，若检查不深入者，其他同志帮助你找思想根源，一次检查不深刻，还要进行两次，甚至三次，直到领导认为你“斗私批修”深刻为止，不然不能过关。现在我们部队正在开展这个活动，我经过“斗私批修”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已经基本上过关了…… 当我阅读过他的来信后，心情起伏不安，在科里小组会议上“斗私批修”检查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政治上原则问题，还是仅仅给领导提提意见属于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我们相隔甚远，我们只能从信件上交流、沟通，了解一般的情况，别无选择。在那个年代，对一件事情的真相，地方上这帮“造反派”头头上来，一个问题这样说；过段时间，那帮“造反派”头头上来那样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群众不知道真相，有时确实难以判定、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当时，我认识杨伟时间不长，看到这封信后，我的心情七上八下，很不是个滋味，不知道如何是好，经过反复考虑，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知道你们部队在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你讲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科里出现了观点不同，意见分歧的两种倾向。我认为既然站错了队，言语不妥。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帮助是应该的、必要的。自己认识不到的地方，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是件好事，能从根本上帮你找出思想根源，认识会更清楚，有利于以后成长和发展。我真诚地希望你，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斗私批修’活动，早日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谅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南京已经进入了深秋，秋叶飘零，这时我突然接到杨伟沉甸甸的来信。 “秀兰，你好！我近来工作和学习都很正常，身体前段时间因感冒发烧住了几天卫生所，现在也治愈了，身体康复，已投入正常工作，请你放心……我母亲一九五六年在苏州一家纺织厂工作，由于当时我小弟弟生了一场重病，情况比较危急，其他人害怕担风险，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助照顾，她只好辞职……现在她是一名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生活来源，等我父亲百年之后，我母亲的生活要由我们兄弟三人共同负担……” 阅读完这封与众不同的来信，我经过思考给杨伟回了信，信里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你在信中所谈及到的顾虑就不必太多，你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你把你母亲的情况事先告诉我是应该的，至于你母亲的生活问题，到了将来你母亲年纪大了，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大家应该关心她老人家的生活，安排好她的一切，让她安度晚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发现杨伟在之后的通信之中，没有了悲观的情绪，取而代之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第八章 在文革中母亲被误认为叛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下，杨伟远在云南部队工作，而南京我们家又出现这种状况，作为家中长女的我，一时之间也是有点不知所措。我的父亲是位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一位从福建前线部队转业的老干部。 解放前，家里生活太艰难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接不上下顿，讨饭也一年比一年困难。就这样，不知道折腾了多少个年月，为了寻找生计和改变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村上的几位热血青年含痛离乡，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上革命的道路，去寻找共产党，寻找人民的军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机关内某些人怀着私心杂念，抱着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肆意怀疑我父亲参加了全国性的“5•；16”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了一年之后，1968年下半年，我父亲随省级机关组织的干部支援队，到苏北农场支援工作，自从他被怀疑是“5•；16”分子后，组织上就派他在当地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他回南京探亲，基本上与家庭失去联系。在此同时，也免去了他的领导职务。 在南京，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材料？母亲又被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误认为“叛徒”，一段时间以来，“揪出叛徒”、“有问题必须老实交待”、“不彻底交待死路一条”等标语突然贴在我们居住的一楼楼梯口处。每天我上下班经过楼梯口处，都会看到用红色、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广告纸写的长幅小标语时，我内心感到祸到临头，有不祥之兆。 我从小听母亲说，她在年轻时代就参加革命，其间吃过很多苦，特别在我父亲离家参加新四军时，家中一切生产和生活重担都由我母亲一人承受。 记得自从我父亲离家参加革命以后，家里严重缺乏劳动力，没有帮手，一切农活和重活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扛着。再加之，老家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是远近闻名的灾害区，遇到灾年，老百姓在家都蹲不住，都会想尽办法外出，寻找出路，维持基本生计。很多年来，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绝收的时候，农民们都会纷纷携老牵幼出去，到远处讨荒要饭。 解放后，据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没有参加革命前，她也和我父亲一起到外乡要过饭，当时我年幼，把我安排在奶奶家，托人照顾。当时，讨饭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要想较长时间地解决生计问题，光靠要饭也不是个办法。还得另外想点子找出路。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仅靠我母亲一人支撑这个家很困难，听说村里农户家的男子汉们都跃跃欲试，准备离家到一百多里外的山东境内去推盐，贩回本地集市来卖，我母亲也加入了。 第二年开春后，春寒袭人。母亲得知村上有几户人家的男人商量准备近期，到山东境内去推盐一事。回家后，她左思右想，觉得不出去找其他出路，光靠农田收成，生活维持太艰难了，决定随从他们一同前往山东。要去推盐，必须首先要准备一笔不小的货款，目前家中仅有几块大洋，缺口很大，不把本钱凑足，去了也是白去。 问题是在当前，各家各户的生活都很拮据，向哪家借都不好意思开口。怎么办呢？经过她反复思考，决定回娘家向我姥爷和姥姥开口。我姥姥家除种田外，舅舅们还利用空余时间织白布卖。经营数年，多年来生意还不错，全家人不愁吃、穿，日子过得还较宽裕。 我母亲决定回娘家去借钱试试，姥爷和姥姥出于对自己女儿的疼爱和关心，再说，从家中拿出一笔钱款来，资助女儿投资做生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母亲很顺利地借到了这笔货款，有了一笔款之后，就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推盐，母亲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第九章 母亲卖盐 回家后，准备好了路上吃的干粮，如煎饼、窝窝头、咸菜等，做好了简单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她和大伙们推着独轮车，马不停蹄地走了一百多里路，在上午九点多钟，到达了山东境内，他们以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盐巴，把装好盐巴的麻袋捆在独轮车上，又立即推着独轮车往江苏老家赶去。赶到中午时分，他们饿了，把车子停在路边，就在田间小道边喝上几口冷水，吃上二张煎饼就咸菜。休整片刻后，又继续往前赶路。在进入山东和江苏交界处时，大伙们憋着劲，拼命地推着车向前驶去。 就在这时，突然，我母亲发现小道的远处约有一百多米的地方，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两个男人各骑着一匹高大的马，鬼鬼祟祟地正朝着他们的方向疯狂的奔来。我母亲心里一惊，平时听老人们说，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土匪出没，专抢老百姓的钱财。 想到这里，她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并对其他人使了一个眼色，顿时大家都警惕起来了，骑马的人在远方就吆喝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还未等我母亲他们答话，其中有一个骑马的中年人，首先从马背上跳下来，蛮不讲理的说：“把包打开来，让我看看。”不管大家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大家只好打开袋子，抓了一把盐，捧给他们看。骑在马上的另外一个中年人看过后，气势凶凶地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要，但要给我们过路钱。”我母亲说：“我们都是穷人，是出来要饭的。”中年人说：“那不行，不然把你们和货全部扣下来。”我母亲低声地问：“那要多少呢？”“要二十块大洋。”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无可奈何，几个人只好掏尽内袋，勉强凑齐交给他们，这样才算了事，他们勉强愿意放行。 那时，从我老家去山东的路，没有什么像样的路，老乡们为了绕近路，都是走人们在田间踩出来的泥巴路。泥巴路高低不平，晴天风一刮，灰尘满天飞，人们的眼睛往往被迷得睁不开。石子及大的土块，横七竖八地躺在道上。人空手走路都很艰难，不要说是推独轮车行走，简直像走钢丝，极不容易，一不小心，轮子就会被石子和土块拦住，使车子失去重心，往一边倒。 推车子的人，如果不及时把把手用力握紧压住，车子东倒西歪不用说，整个车子上的盐巴都有可能全部翻在地上，出现盐巴散落在地上的尴尬局面。男人们推车推得都很吃力，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内衣。又何况我母亲一个女子，要付出像男人一样的体力，真是可想而知啊。 我母亲就这样不停顿地推着小车，向前跑，顾不到休息，一直推到晚上9：00多才到家。晚上到家后，顾不上吃饭，又马上把盐巴一包一包地搬到屋里，堆放好。 待事情全部办妥后，我母亲累瘫了，她顾不及脱去外衣，一下子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头来，天仍然是灰色的。我母亲又趁早推着满载盐巴的独轮车去赶集。一路上独轮车发生 “吱呀，吱呀” 的响声渐渐地消失在田间的小道上…… 我母亲在早上7：00钟就赶到土山集市，那里当地的农民们都非常的勤快，人们都有起早的生活习惯，赶集市、下地干活和在家里搞家务等都喜欢赶早，当地农民及镇上的人们对大粒子的盐巴都倍加喜欢。例如：炒绿色蔬菜、淹盐豆子、淹箩卜干等，都缺少不了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少的必需品。 那天，我母亲早早地赶到集市后，在这个地方，她寻找了一块地势优越的、人流量大的十字路口，把从独轮车上装盐的麻袋，用力地搬下来，摆在地上，一袋一袋地紧靠着摆稳。然后，敞开麻袋口，供路过的人群观看选购。 随着时间的推移，赶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向潮水一般似的。有的人是卖商品的，有的人是购买商品的。有的人挎着满满一篮子的新鲜的、红壳子的鸡蛋，有的人挑着干粉丝、辣椒、粉皮……还有的人挑着自家制作的豆腐干、豆腐果和老豆腐等，品种多种多样，热闹极了，使得你眼花缭乱。这时，集市的上空，吆喝声、谈笑声、讨价还价声等互相交织在一起，像在剧场一样，热闹非凡。 当时，我母亲在山东省境内购买的盐巴的时候，由于他们人多，购买数量大，老板们在价格上给予他们最大的优惠，最后以最低价成交。 另外，盐巴干净、杂质少，粒子又大，颜色呈白色，个个看起来既闪闪发光又很漂亮。许多人，从我母亲的摊子面前走过，都不知不觉地抓起一把盐，细细观看，久久舍不得放下。 我母亲由于购进来的盐价格比较低，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翻了一翻，每斤盐巴的价格仍然低于市场上同种盐巴的价格。她一边细心地向顾客介绍商品，又一边高声的吆喝：大盐、大盐，市场最低价，价廉物美，快来选购。 这一吆喝真是管用，不少想买盐的农民和镇上的人们，一下子都从四周涌上来，把我母亲围得水泄不通。“我三斤盐”“我五斤盐”……很快到下午4：00多钟，太阳还挂在半山腰，两百多斤盐就全部销售完毕。卖完盐之后，我母亲在集市上又购买了家里急需用的日用品和孩子穿的花布料。母亲轻松、愉快地推着独轮车，带着满脸的喜悦，往黄庄的路上返回。 第十章 虎口脱险 母亲年轻的时代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联合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和全国人民，为解放全中国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全国各地形势很好。 徐州邳县的人们爱国热情和全国各地一样高涨，农村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共产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出力。我母亲也背着家庭，经他人介绍也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严峻，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存在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和牺牲生命的危险。 有一天，中午十点多钟，我们刚好吃过饭，我母亲正准备扛着锄头下地锄草。突然，从院子外钻进来两个一高一矮的男子，我母亲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矮个子的是我们村的刘保长，而高个子的是一个俺村一个是刚入党时间不长的地下党，名叫李三，但从来没有正式谋面。 我母亲上前主动和保长打招呼：“刘保长，请进来坐。”随手从屋里搬了两张小凳子，放在他们的面前，示意他们就座。但他们始终站在那边，没有想坐下来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刘保长脸色一变，板着冷漠的面孔，态度生硬地对我母亲说：“小高，跟我们到保委会走一趟。”母亲不解地问：“有什么事吗？”刘保长不客气地说：“你不要哆嗦，去了就知道了。”我母亲把手中的锄头往门后一放，把家里的事简单地安排妥当后，并一再叮嘱我不要乱跑，把家看好。 他们把我母亲带到了村保会附近的一间大房间前，母亲站在门口，伸着头，定神地往屋里仔细一瞧，整个房间黑暗无光，桌子上、墙上都摆着和挂着各种刑具……我母亲额头顿时溢出冷汗，深感情况不妙。另外，还有几个彪形大汉赤着大膊，手中操着刑具，对屋内的几个共产党嫌疑分子正在施刑，抽打声、喊叫声，不断地从屋里传出，室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和可怕。 刘保长把我母亲带进这个房间，交待给一个施刑的男胖子。刘保长上前弓着腰，脸上堆着假笑，贴近男胖子的耳朵低声地叽咕了几句。然后，刘保长挺起了腰，装腔作势地对我母亲说：“他找你，他问你什么，你就如实地回答什么，绝对不能隐瞒。”刘保长说完，就站在一旁。和刘保长同来的李三，游气十足地坐在墙边的凳子上，大腿翘两腿，不时地抖动着，嘴里还叼了一根香烟。 我母亲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多少有了一点数。男胖子对我母亲恶狠狠说：“你丈夫离家多年，是不是投靠了新四军？”我母亲不动声色地回答：“他走了多年，从来没来过封信，他在哪里，死活不明，我也不清楚。”男胖子单刀直入地问：“你们村有人举报你，你是共产党。你是不是参加了地下党？要老实交待。” 我母亲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一位农村妇女，只管种田吃饭带孩子，别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男胖子绞尽脑汁，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怒发冲冠，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屋里受刑的人，对着我母亲大吼道：“你自己再不老实交待，你就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我母亲朝着男胖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几个暴徒正在给共产党嫌疑分子施刑。他们被打得浑身是血、面目全非，残酷程度可想而知，有的用点燃的蜡烛烧胳膊的液下，有的搞“老虎凳”等，喊叫声、痛疼声，声声入耳，汇集在一起。面对眼前这一切，母亲不但没有紧张，反而更加镇定、冷静。 随后，男胖子指着目呆地站在旁边的李三说：“他妈的，你过来，你不是指认她是共产党吗？”李三听后，心里一惊，抖呼呼地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高粱地里，地下党开会时，那天是阴天，月色蒙蒙的，或亮或暗，没有看清她的脸庞，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也说不准。”男胖子听了这番话后，气不打一处来，指着李三，对施刑人气凶凶地说：“给我狠狠地打，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报假案。” 施刑人受命后，兽性大发，把李三拼命往死里打，经过半个小时的毒打，李三被打得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男胖子感到无计可施，最后，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把我母亲释放回家。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她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地下党，任妇女主任等职，她在战争年代里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一定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零年，她又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为部队建设出了一份力。一九五四年，部队精减女兵，她复员后放弃了上海市民政部门安排的国营大厂工作的机会，成为一名家庭妇女。 几十年来我母亲艰苦奋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悉心培育儿女，是一位极能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第十一章 我和妹妹在南京 因为我父亲在部队的工作经常会调动，时常会在我读书到一段时间后，因父亲调动而转学，往往插不进班级，有的时候会出现读两次二年级，从而影响我们正常读书，我父母就把我和大妹妹从遥远的江西向塘安排在南京上学，小妹妹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南昌八一小学住校。解放初期，我们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所属的干部子弟小学――小营小学读书，一直读完小学，当时就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空军中高级干部子弟。 平时，我就听老师和同学说，我们学校五年级某某人的父亲是南空司令部的司令员，这仅仅是听说，但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的长相，我认为他应该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动自豪。 一九五五年迎来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聂风智将军委托有关人员，给我们学校送来了他自费购买的三百多本，适合小学学生阅读的连环画以及不同形式的文艺读物。将军的这一举动，震撼了我们。他如此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都倍受感动。同学们及老师得知这一喜讯后，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大家都沉浸在感激和幸福之中。 聂凤智司令员不仅对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接班人――小朋友们倍加关心他们的成长，另外对部队的干部家属呵护有佳，在他百忙的工作中，抽空去探望他们。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底，我们家住在南空司令部鼓楼大方巷招待所。 记得一九五六年夏季，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的炎热。中午睡过午觉后，我和我父亲下楼到院子的大树下乘凉，我发现从院子里东边的远处，走过来一男一女两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两位下身都穿着深兰色的空军军裤。看得出，这两位中年人应该是一对夫妻，都是南空的领导干部。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身材均衡、梳着两条一直拖到腰部的粗辫子，粗辫子上还扎着两个彩色的结子的漂亮的女青年。女青年左手搀着一个四、五岁，穿着一身鲜艳的花裙子的女孩子，俨然她们是一对母女。大人们边走边低语，几个人一同前往大院子门口走去，当走到离我们二十米处时，我看到那个男同志正以谦虚和气地口吻和女青年交谈着什么，感觉很亲切。 当时，我正当少年，根本不认识眼前的这位解放军叔叔，当他们走出我们的视线后。我父亲悄悄地对我说，他就是南京空军司令部的司令员聂凤智，这位年轻的女同志的爱人原是我空军部队某飞行师副师长，飞行数年来，飞行技术精湛，为国家和部队作出了显著贡献，在去年执行飞行任务中，不幸飞机失事，光荣牺牲，时值壮年。这次聂凤智司令员夫妻俩是特意来看望飞行师副师长家属的。虽然干部牺牲了，但他们的家属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聂司令员都惦记在心中，积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逝者安息，让生者能幸福、安康。 听父亲说，在南京空军官兵中，都一直传颂着聂凤智司令员关心官兵的佳话，他工作再忙，都想尽办法挤出时间，他每一年都要抽空去看望飞行师副师长家属母女俩，问寒问暖，使得家属们时时刻刻体会到，部队的工作以人为本，让组织的关怀温暖家属的心田。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零年十月份，秋高气爽，一个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里（北院）玩耍，远远看见一位身材不高、脸色黝黑，但精神抖擞，身穿一身将服，在南空司令部大道上由南往北正步行走，当我正在犹豫这个人是谁呀，突然听到旁边的一位解放军叔叔自言自语低声地说：“这是聂风智将军。”我吃了一惊，终于目睹了聂风智将军的风采，要知道他可是我心中的偶像啊。 我以敬佩的眼光，崇拜的心情多看了两眼，原来那个一直以来关心我们少年儿童成长，送文艺书籍给我们学校的将军，是我们一位校友的爸爸，他是一位经过战争洗礼的慈祥的老人，他走起路来，是那样的坚强有力，虽事隔四十四年，但当时的聂风智将军的形象，至今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薪、历历在目。 母亲把爱都铺洒在这个家及儿女身上，怎么今天又突然被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竟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成了一个“坏人”，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母亲小时候家境贫穷，没读过书。当时，每当她买菜和外出回来经过楼梯口时，墙上到处贴着红色、绿色、黄色的小标语，到底写的是啥意思，和我们家有无关系，母亲都并不知晓。家中独有我一人知道。我母亲每天走过楼梯口，都很坦然，总是以坚实的脚步，平静的心态，欣然地走过。在那时，我是我们家唯一最大的懂事的孩子，深知标语的“含义”有多么沉重。 当时，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打击报复我父亲参加所谓的5•；16反革命组织的政治问题，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恶意的把不切实际的结论随意寄到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校、单位去，使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苦，受了很多不应该受的委屈，造成他们升学、入党、提干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和影响。 两个初中即将毕业的妹妹仅有十五、六岁，当时大妹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完全可以留城继续升学，但因某些政治问题的牵连，拒之学校之外，不能继续上学，无奈地离开南京赴农村插队。而三个幼小的弟弟年幼无知，在大院里“打弹子”和作“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天真的玩耍，全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个年代，我只能深深地把标语的“含义”悄悄地吞入肚中，永远把它埋藏在心底。 记得四十年前，一九六八年十月份左右，我白天上班去了，记不清是哪位同志到我家送来了一张纸条交给我母亲。我晚上下班回家，母亲立即把纸条交给了我，意思让我带上纸条去找纸条上的这个人。我接过纸条仔细一看，纸条上写得很是简单，只有两排字，第一排上写道：请到新街口南京市燃气公司（地址），第二排上写道要我去找的这个人的名字。 第十二章 信念的力量 拿到纸条的第二天我特意请假，一人悄悄地径直到了地处新街口南京市燃气公司办公楼，这个单位工作条件不错，是一座圆形水泥铸造的楼盘，总共有四层，整个楼盘不大。在当时来说，这个单位的办公条件已相当优越。 我走进去后，起初心情还有点紧张，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当时政治气氛很严峻。父亲在兵团接受审查，一直不给回家，又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得很历害。从公司大门口一直到办公楼里，每层楼的墙上贴着大字报，我到了三楼楼梯口，正巧遇到一位工作人员，于是我就问：“赵伟成在哪个办公室？”她指着前方一间办公室说：“他在这里。”我轻轻地推开了门，见到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同志，正在看报纸。我走上前小声地问：“赵伟成同志在吗？”“我就是，你是黄希望的大女儿吗？”“我是。”赵叔叔急忙招呼我坐下，他也就座在离我不远的单人沙发上，并把沙发往前拉了一下。 办公室很大，空荡荡的，别无他人，办公室外也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气氛过于紧张。我焦急地问：“赵叔叔，找我有什么事吗？”从外表上看出，他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很沉稳。他不慌不忙地压低声音地对我说：“你爸爸在兵团接受审查，他们怀疑他是5•；16分子，一时不能回南京，你回去转告你母亲，叫她不要太担心，我了解你父亲，他不会参加反革命组织的。你是你们家最大的孩子，告诉你心里有数就行了，正常生活。” 果真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号左右，我父亲终于回南京探亲了，所谓参加5•；16反革命组织的问题终于澄清了，实属子虚乌有。事隔数年，当我把赵叔叔和我谈话的事告诉我父亲时，他把他是如何认识老赵的经过告诉了我。 那时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阶段，南京大街小巷及单位，都卷入了大字报的海洋，省市各机关单位都不能正常上班，我父亲就喜欢往新街口方向去看看大字报，身上不带什么钱，到新百、中央商场转转。父亲在部队里长期干政治工作，在这个非常时期，他知道该如何适应目前的政治状况。 有一天，他九点多钟就到了新街口大圆盘，到处看看大字报，结果发现一位像领导模样的老同志，在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刮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怕大字报贴在墙上不牢，在墙上涂了很多浆糊。大字报贴在墙上非常结实，要想在短时候内把大字报刮干净，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赵叔叔在那里用湿抹布沾水，渗透片刻后，再一刀一刀地小心地刮，我父亲走上前去，小声地说：“老同志，你用刀好不容易把大字报刮掉，一夜过来，造反派又贴上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赵叔叔说：“没有办法，造反派叫我这么干的。”“那你是领导干部了？”“现在我是走资派，正在接受审查。” 经过多年的接触，大家都很熟悉了，后来经过交流，深知赵叔叔也是一位一九四零参加革命，部队转业的干部，现在是市属南京燃气公司的领导。老赵是山东人，人很爽直。虽然两人之间，来往时间不是太长，但两人的心是互通的，遇到一起谈话，都很投机，而且互相之间都很信任，所以就出现了前面所描写的那一幕。 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以前一直以来生活在平静的环境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动荡的场面，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紧张、恐怖、好像天要塌下来的不祥感觉，使家中唯一懂事的孩子――我，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之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我反复告诉自己说，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哪怕是内心再害怕，也只能放在心中。毕竟当时弟妹还小，在他（她）们天真活泼的心田里面，装载不下与弟妹年龄不相符的东西。而母亲天天在家里家外忙碌着，从来没有太多的话语，那时家里一种无形的压抑时常伴随着我们左右。 第十三章 私定终身 一九六九年初，杨伟在来信说，他今年上半年准备回家探亲，他希望同时借此机会想把个人问题解决。这样一来，部队可以照顾夫妻关系，享受到更多一些时间的探亲假，当然我同样也可以去云南部队探亲。 事实上，我们两人已经通信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互相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经过了多次反复地沟通和交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另外，加上前段时间，我也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我和杨伟的事情，而且请求领导以单位名义发函到昆明部队，在不让杨伟知道的情况下，再深一步了解和确认杨伟的工作身份、单位表现及家庭状况等现实问题。 很快部队在半个月之后回函了，函件中所描述杨伟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本人说的基本上一致，工作表现部队领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这一切都使我较为满意。因为是通过组织上出面调查了解情况的，因此更加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所以我心里比以前更为踏实了。 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里，我时常会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那时，我的父亲还在江苏省建设兵团苏北如东二十一团边劳动边接受审查，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在家里，母亲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忧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在这种不寻常的气氛中，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把我和杨伟今年上半年准备结婚的事情告诉母亲。其实，对于我和杨伟交往一事，父母亲一直都是知道的，平时父母亲没有明确表示出什么反对态度，我个人主观上认为父母亲对我的婚事会表示认同，最起码不会持强烈反对意见。 但意料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就我和杨伟结婚一事上，母亲代表远在农场父亲的意思，坚决不同意我和杨伟的这桩婚事。母亲还强调说明理由，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杨伟文化水平偏低，仅有中专文化；其二是杨伟干部级别太低，国家干部二十三级；其三是杨伟虽然是干部家庭，但经济负担太重等。 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好对象，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我的母亲自然也不例外。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女人结婚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说明了女人结婚的重要性，对于我和杨伟的事情，母亲之所以如此反对，我想是有她一定的道理可言的，毕竟长辈看得比我们多，经历的事情也比我们丰富。 母亲的意见让我感到很意外，当时心想：我和杨伟已经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互相之间都比较了解了，如果推翻再重来，既花时间又花精力，而且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全国各地学校停课、串联；工厂停产，工人回家，各省市的机关和学校及工厂都不能正常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我根本就无心再去找什么对象，而自己的年纪已经二十五岁了，再往后拖下去，可能会更加麻烦。 当时，在四人帮严重破坏和干扰下，各地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状态。在当时，我看到了社会这样混乱，文化大革命运动也不断地延续，不知道这样的局面到那天才能结束，人们确实从心底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厌烦了、乏味了……而我在单位和家，这两点一直线之间所定格的空间里生活，没有过多的想法。我是长女，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孩子，父亲的事情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下面还有五个弟妹，我应该给他们带个好头。 如果说现在我的个人问题还得不到解决，还不知道以后拖到何年何月。当时的我，心乱极了，由于年轻，头脑简单，甚至达到发昏的状态，根本听不进长辈的劝告。我把父母的意见掷于一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给杨伟的回信中，我同意了他的观点，在杨伟四月份回来探亲的时候，我们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至今回忆起来，我都感到当时的我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在婚姻这么大的问题上，我竟然能公然违背父母的意愿，自己为自己做主，和杨伟私定终身。 第十四章 遇到初恋情人 正在当年，一九六九年三月初，单位专案组领导安排我和同事小朱到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外调，情况比较简单，我们利用半天时间，就把外调工作完成了。 当天星期六中午十一点左右，当我和小朱返回招待所时，途经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大门时，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两年前，我曾经独自一人到这里的警卫部队，看望过我的前男友，怀旧的心情依旧。所以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指着紧靠着门口的警卫部队宿舍大院对小朱意味深长地说：“这里有我一位老乡，我们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你看行不行？”在小朱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她爽快地答应了：“那当然好了，我就不上去了，在厂传达室等你。”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部队营区大院，见到一位小战士正在自来水旁边洗衣服，我上前低声地问：“小同志，魏军医还在你们部队吗？”小战士回答道：“在的。”随后小战士停下手中的事，往前跑了几步，面对宿舍高声地喊：“魏军医，魏军医，有人找。”话音一落，魏军医急忙从宿舍的一楼里快步地走到大院，很远就看到是我，大方地说：“小黄，你来了。”我便急忙地解释说：“我在你们厂搞外调，顺路。”他说：“到我宿舍里坐坐。”魏军医正是我两、三年前由盐城公安分队政委我表哥介绍认识的，他是一九六四年徐州医学院毕业的，本科学历，大家都是苏北老乡。我的表哥是他的部队的直接领导，经过一年的恋爱，大家都非常了解信任。 我于是高兴地答应了，并和他一起来到二楼的宿舍。魏军医的宿舍面积不大，约有十五平方米左右，三边有窗户，采光很好，房间的最里面，铺着一张单人木板床，军被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墙的四周，都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穿着军大衣（军装），挥手检阅红卫兵的各种场面的彩色画，色彩绚丽，别人看后，会感到整个房间很舒服。从魏军医宿舍布置的情况来看，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确实是一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跟形势的人。 他主动搬了椅子叫我坐下，我也不客气地在门口窗口处就坐，魏军医问：“现在工作还忙吗？”“工作还好。”我又接着说：“今天在你们厂已经把领导布置给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下午就准备乘车回南京了。”我说：“你现在工作情况怎么样？”他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星期六，常州部队卫生队下午组织各基层单位的医务人员互相检查卫生，下午我要去常州检查卫生。”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一点半了，魏军医看出我要走的意思，便客气地说：“中午在我们部队食堂吃饭？我请客。”我说：“不用麻烦了。”他又主动地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休息，你今天不要走，明天我陪你到常州玩一天，星期一再回南京也不耽误工作。” 听到魏军医一再的挽留的话语和他诚恳的态度，当时，我的心情一时很复杂，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他以前在我表哥当领导的部队里当军医时，经表哥介绍，他积极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恋爱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他在一九六五年底由省公安总队医院指名抽调他从盐城公安分队到北京公安总医院进修，时间为一年。他调到北京大城市时间不久，思想就有了波动，一开始还在信中承诺，绝不会让我一个人度过一九六六年的春天，而数月后信件逐渐减少，态度也明显冷淡了很多。 诸多迹象和事实已证明，他已经无法使我再信赖了。他现在再怎么挽留我，态度再怎么坚定，我的心已经冷到底了，也不会再留下，当时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好像始终憋了一口气，总是咽不下去。我态度明朗地回答道：“不行，我回南京还有其它事情要办。”实际上我是用这样的话来搪塞他的，但是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近一年来，我一直和杨伟通信恋爱，心里一直牵挂着杨伟，从良心来说不愿意节外生枝，再伤害他。 魏军医见挽留我没有任何效果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地说：“那好吧，就让我就送你到楼下。”自从那次分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再也没有联系见过面。我想，很多人都有过初恋，初恋的感觉太美了，像洁白无暇的玉一样，一直能看到最深处。这种感觉即使在我结婚多年之后，我都会不自觉的拿出来回忆、品味和魏军医的这段感情，将它珍藏起来。 第十五章 妹妹在农村接受锻炼 当年四月份，杨伟回宁准备婚事，由于当时铁路交通不畅，部队对我的政审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部队首长就把调查函，让杨伟自己带到南京来，由当地人武部负责政审。 当时我父亲的问题已见底了，怀疑他是“5•；16”分子，纯粹是造谣，是强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但怀疑我母亲是“叛徒”一事，一直拖着，久久没有结论。杨伟得知后，心里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人武部负责人说：“杨伟同志，你在部队从事什么工作啊？”杨伟说：“我是搞后勤工作的。”那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从事后勤工作，你对象的政审那就没有问题了；要是搞其他工作，这事就有点麻烦了。” 事隔半年，后来我才知道，杨伟当时如果不称自己是干后勤工作的，那我们的事就泡汤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所谓的“叛徒”问题实属虚构，是人为想像出来的，根本不存在，事后单位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母亲的“叛徒”问题不存在，从我的档案中抽出了所谓“叛徒”问题的材料，当着我的面销毁。我母亲的问题终于澄清了。多年来，压在我们全家人心里面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我两个妹妹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 “到农村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号召。同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背着父母到学校――二女中学（现改名为梅园中学）报名下农村。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天公作美。她们离宁时，母亲特意让我帮她们两个拿着行李和旅行包，送她们到离家不远的二女中校门口集合。那天学校的大门口，横挂着“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型横幅，周围还插着五颜六色的彩旗，随风飘动。 远远看去，校门口聚集的人群熙熙嚷嚷。两辆崭新的大客车早已停放在校门口等候，来得早的人，有人已经坐进去了，还有不少的学生在家长地陪同下，拎着大包小包，正陆陆续续地从大街小巷急忙赶来，有的一家来了四、五个人，除父母以外，还有上了年纪的奶奶和爷爷及年幼的兄妹。我把她们送到车上安置好后，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舍不得离开，站在大客车的旁边，静静地等待她们出发，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此时我感到心情很沉重。两部车子的学生都坐得满满的，学校领导徐主任发令――出发。 车子就慢慢地启动起来，当车子开动行驶时，我和两个妹妹互相挥手道别，并一再嘱咐她们到目的地后，一定要来信。当时，车上车下都是一片呼喊声，车上的同学有的情绪振奋，向窗外亲朋好友频频挥手示意；还有的同学情绪低落暗自落泪，哭出声来……这时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内心一阵酸楚，两行泪水忍不住的像潮水一般涌出，车子启动的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内心的酸疼，在一起生活多年，有手足之情，惜别时难免有痛苦和挂念。在大客车途径梅园新村时，很快拐弯驶向宽敞的长江路大道，在人们的目光中逐渐消失。 时隔半个月之久，接到妹妹的来信，才得知她们俩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大妹妹分配到丹阳陴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小妹妹分配到丹阳公社第五大队第二生产队，原以为街道上会照顾，把她们分在一起，能够相互照应，结果是各居一方，无形中又给父母增添了一份牵挂。 从那时候起，她们就过上了知青的生活。她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她们到了那里和其他知青都组成了“家”，住在农民腾空的家中和公社仓库里，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大家一起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挣工分。每个“小家庭”，每天都有人轮流在家中烧饭，每顿饭菜都非常简单。中午的一顿饭菜油水很少，都是以蔬菜为主，基本上见不到一点肉腥，一个星期只吃一顿豆腐干（萝卜块）烧肉，而且肉很少。晚饭基本上都是以稀饭为主，就萝卜干等小菜。当时，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补充。 她们每次回家，母亲都给她们特别的关爱。做好吃的饭菜，为她们解搀，补充营养。当她们离开家又返回农村的时候，又给她们每人带，里面装着用油和辣椒炒的切得很小的一大玻璃瓶萝卜干，从各方面关心她们。记得有一次，大妹妹从丹阳农村回南京看病，我发现她走路时腿一拐一拐的，甚至连上楼都很吃力，还要用手扶着楼梯把手，吃力地拽着，艰难地上楼，事后我不解地问：“妈，大妹妹怎么好像走路不太方便吗？是不是腿部有什么问题？”母亲叹了一口气，低沉地说：“你大妹在农村插队，在水田里插秧，腿泡在水中，皮肤感染，颜色已发黑，我得马上带她上医院去看病。”我又继续地问：“怎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呢？”我母亲补充地说：“长期下水田，不服水土，皮肤发炎了。”从她谈话的语气中，我看得出，母亲心情很沉重，我得知这种状况后，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母亲带大妹去医院看病，回来天天煮中药，敷伤口，忙得不可开交。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调养，炎症治愈，腿部黑红色的皮肤也逐渐转变过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大妹妹又返回了农村。 第十六章 两个妹妹进工厂 光阴似箭，一九七零年三月，我母亲突然接到从省农垦建设兵团掘港农场人事科发的调令函时，母亲对我说：“秀兰，你把信的内容念给我听听。”我小心地把信拆开并认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生怕由于太激动看走了眼。当我确认信的内容后，高兴地对母亲说：“妈，这是大妹妹调往如东掘港农场的调令。”我怕母亲没有文化，听不懂我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当母亲知道祥细的情况后，她松了一口气，顿时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站在一旁的我，也被母亲这一时的激动惊呆了。 不知不觉地，我又回忆起当年两个妹妹下农村插队，离开南京时的复杂心情和她们当知青一幕幕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呈现。我心想她们终于结束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幸运地进了工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看到了今后的希望，为她们又增添了一份喜悦而高兴。 丹阳离南京不远，当时坐火车只要个把小时。第二天，我乘坐火车到达丹阳火车站，下车后，又乘坐半小时的长途汽车，不顾疲劳到了我大妹妹的知青点。我先到公社，咨询了具体的知青点，我妹妹插队的公社，地方比较大，知青点很多，一时难以找到。在公社干部的指点下，在途中正巧遇到当地一位农民告诉我：直走，村头那间房子就是。我急忙走到村头，站在房子的门口，看不到一个人，很着急，心想：这会儿大约九、十点钟，大家都可能下地劳动了。 看得出眼前的这是一间由稻草铺盖的平房，面积不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由于房子不高，屋内光线比较暗，门是敞开的，在外面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放了五张单人床，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外面也没有什么人，我在门口就高声地喊：“里面还有人吗？”许久，里面没有人回应。片刻之后，我把头伸进门里，往里面走了一步，又喊了一声，这次走出来一位小女孩，看上去年龄大概有十五、六岁，她很有礼貌地问我：“大姐，你找谁？”我说：“南京的知青黄美珍住在这里吗？”她回答道：“她住在这里，现在她正在田里锄草，你有什么事吗？”我对她说：“我是她大姐，有急事找她，你能帮我把她找来吗？”她爽快地说：“可以，你进来坐。”说着就急忙放下手中的活，飞快地往南面田地跑，她一边跑一边高声地呼喊着：“黄美珍，黄美珍，你大姐来了。”我站在门口的大广场上，往那个女孩子奔跑的方向望去。劳动的地方离住处不远，时隔二十来分钟，远远看到大妹妹一手拿着锄头，一边飞快地往住处跑来。她跑到我面前时，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当我告诉她，她即将要调到如东掘港农场工作的消息时，她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微笑爬上了她的脸庞。我迅速协助她整理好简单的行李，吃完在丹阳插队的最后一顿饭――青菜烧豆腐，负责人为了欢送黄美珍调动工作和接待我，又特意地安排人到公社小店购买了一碗满满的盐水鸭，大家有说有笑，吃得津津有味，到下午一点，我们带着行李离开了知青点，到了丹阳长途汽车站，我们俩就此告别，大妹妹乘上从丹阳到如东的长途汽车，而我返回南京。大妹妹从此离开了插队生活长达两年之久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工作，走了上新的工作岗位。 第二年春节过后，三、四月份，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气温开始回暖，春天来了，梅花山的梅花和我们大院里的桃花都争相开放，花草树木长得很茂盛，新的一年有新的盼头。就在这时，我母亲又接到了我小妹妹来自省农垦建设兵团如东掘港农场的调令。就这样，两个妹妹先后都调到了我父亲所在的农场。 我小妹妹插队的知青点在句容，句容镇离南京城比较近，在南京汉府街可以坐长途汽车直接到，到小妹妹插队的公社不用转车，交通很便利。到句容下车后，只要步行五、六里路就可以到达。我在句容站下车后，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顺着小路边走边打听，由于路还比较平坦，走起来快捷又轻松，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小妹妹看到我突然出现，她感到很惊奇，当我告诉她我的来意时，她突然跳了起来，心喜若狂。当天下午，我就把她接回南京，母亲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工作，事先购买好了从南京到如东的汽车票。第二天上午，我母亲亲自把小妹送到常府街长途汽车总站。小妹心中怀着炙热的渴望，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北去如东方向的汽车。 兵团在淮阴筹建纺织厂，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从全省各个农场抽调部分知青充实力量。两个妹妹在农场锻炼了半年之久，一九七零年七年，两个妹妹她们都调到了省农垦建设兵团淮阴纺织二厂工作，她们由种田的农民转变为工厂的工人。这种转变在当时来讲，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两个妹妹的身份由此从依靠种地挣工分的农民，变成了拿国家工资的国营工厂工人。 由于她们在农村基层经过艰苦的磨练，所以她们到了新的岗位上，都倍加珍惜现有的工作，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大妹妹很快成为领导的培养对象，最终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 第十七章 落实政策 妹妹回城 日月如梭，两个妹妹下放到农村锻炼长达八年之久，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苏、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解决了大量的现实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落实老干部政策，知青返城，安排工作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邓小平亲自主持工作以来，各方面状况很快走上正规，使知青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一九八零后，两个妹妹和全国的知青一样，按照党的政策，又陆续地调回南京，分别安排在科研单位和高校工作。 当时下农村插队时，小妹妹分配到了句容镇红花公社第五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和南京同去的一位女知青组成了“一家人”，过了两年多，这位知青调回了南京，“家”中就剩下小妹妹一人，她年龄小，一个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另外加之还有不便之处，她写信向句容上山下乡办公室反映情况，要求迅速安排人员。从那时候起，她就从农村“家”中暂时回到南京，在家等候句容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回音，安排新的伙伴。 就在这时，她突然收到了省农垦建设兵团下属有关部门的调令函，我两个妹妹先后调到了江苏省农垦建设兵团二十一团（原如东县掘港农场），和我父亲在一个农场。大妹妹安排在生产队种植水稻，小妹妹安排在畜牧场工作，以养猪为主，有三个人负责一百多头猪，还喂养了不少的鸡和兔子。小妹妹每天都手工切大量的猪草喂猪，她在南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劳动活，一时不能适应。 回忆当时，有一次小妹妹在切猪草的时候，不小心一刀下去，方向掌握不准，刀的方向发生了偏移，小妹妹把左手食指的指甲连肉都切掉了四分之一，当时鲜血直躺，疼痛难忍，人们常说十指连心，说得一点都不错，小妹妹当时疼得脸色发白，难以忍受，小妹妹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在另一位知青小李的帮忙下，她把小妹妹护送到了厂部卫生室包扎。 我的两个妹妹调至如东掘港农场，工作了三个多月后，大概在七零年七月份，又调到了淮阴省建设兵团纺织二厂。她们听说要调到工厂里当工人，都非常喜悦。当她们坐车到达淮阴纺织二厂时，眼前的情景使她们大吃一惊，这里没有高大的整齐的厂房，而只有望不到边的长着半人深的野草的一片废墟。在这里，只能看到废墟上唯一的破烂不堪的厂房残留。第一批和我两个妹妹一起从各个农场调来的知青约有两三百人，她们都居住在砂石野草上临时搭建的简易的平房。 到了这里，时间不长，很快大家都投入到创业建厂的高潮，有的挖地、有的运砖头……知青们很快进入了忘我的劳动之中。在第一批知青劳动了三、四个月之后，厂部抽调她们到淮阴市纺织厂对口学习，全面学习各工种纺织技术。第一批学习结束后，返回厂内，继续参加建厂工作；第二批再抽调人员学习，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淮阴建设兵团纺织二厂正式挂牌投产。 刚开始，两个妹妹都分配在同一个车间――筒摇车间，小妹妹做筒子挡车工，三班制倒班，五十个筒子，一班两个人，每人二十五个筒子。由于小妹妹在幼小时，腿部骨折过，在操作时，一趟要走四、五米，每天一班下来，要跑十几公里的路，很紧张，没有休息的时间，每次下班后，每人都累得腰酸腿疼。更何况小妹妹腿部受过伤，她的辛苦程度更加可想而知。 小妹妹在纺织厂当了八年的挡车工，有时她深沉地回忆说，当挡车工比当农民还要苦，因为挡车工在当班时，工作很紧张，节奏快，人要手快脚勤，适应流水线的节奏。大妹妹是摇纱挡车工，在这个岗位上，她干了两年多，后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厂部生产科当调度。当时，他们的待遇是每个月发十元饭菜票，女孩子一般的都够用了。要是饭量大的男孩子，家中还要补贴一点。我两个妹妹每个月十元钱的饭票，都用不完，还有节余。再加上，夜班费的补贴，手上的钱还比较充足，在当时那个困难年代，她们在淮阴贫困地区被当地农民，称得上是有钱的人，经常会带着鸡蛋和鸡到厂门口向知青们兜售。 事隔多年，每当两个妹妹提起当年下农村插队的事情，都感慨万千、颇为激动。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应该有同感，那段岁月太难忘了。在一九八零年之后，两个妹妹前后调回南京工作，真正意义上还原成为一个“城市人”。这对于那个农村、城市差距甚远，有着本质区别的年代来讲，无疑是一个飞跃。 第十八章 新婚之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在四人帮破坏下，像我们家一样受到打击报复的家庭，不在其数，甚至有的被迫害身亡。在那个时期内，就根本没有欢乐而言，只有内心深处的痛苦。 当时，家里没有一点欢乐，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只有多份的担心和忧虑，在当时的这种气氛下，父母亲没有心思，顾不上我和杨伟的婚事，对我们结婚也不太同意。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号上午，我和杨伟到五老村街道办事处，领了结婚证。然后，我们俩到新街口逛了一圈，购买了一些日常用品。于当日下午五点，我和杨伟来到了杨公井四川酒家一楼客厅，点了一盘红烧鱼，一盘青椒炒牛肉，一碗菠菜鸡蛋粉丝汤，当时没有证婚人，没有热闹的酒席，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是我们两人自己为自己操办酒席。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号，二十五岁的杨伟和我爱情之果成熟了，在南京市二条巷省级机关宿舍结为伉俪。这一天，我们就在平平淡淡中步入了婚姻地殿堂。 吃完晚饭，不太宽阔的空间突然静了下来。夜深了，窗外一轮圆月正挂当空，洒下满地银光。我在床前站立片刻，便轻轻拉上窗帘，只亮着一盏淡绿色的壁灯。此刻，房中光线柔和地照在床上，淡红色的被褥显得特别的浪漫温馨。杨伟正一声不响地坐在床沿，双眸默默凝视着我，我感觉到他有点害羞，又似蕴藏着什么。突然之间杨伟发现我是那样的可爱，那样迷人。 杨伟心头一热，温和地拉起我的小手，将我揽入怀中，轻吻我的唇，动情地在我耳边说：“我爱你。”我微微地点了点头，陶醉般地阖着双眼，头靠在他的胸前。杨伟低头望着已属于他的我，年轻时我那姣好的面容，那白皙的手臂、那温馨的气息。刹那间，杨伟浑身的热血涌上脑门，心怦怦直跳，那积蓄已久的热望，令他忘情地抱起我，把我放在床上，匆匆俯下身去……他顿住了！只见我双目紧闭，紧张和恐惧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好看的脸蛋有点变形扭曲了，失却了往日的灵气。我，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呵…… 记得第一次相识，杨伟便被我高雅的神韵所吸引，聪明柔婉又知书达理，一个理想中的女孩子。今天，他盼了好久好久的日子终于来到，可爱的我终于为他所有，而我又是那样地爱他、信赖他，他何忍一下子就断送了我那满脑子美好的梦幻！ 为了杨伟心爱的妻子，他极力忍着，他不能自私地只管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他不希望我带着紧张和恐惧顺从他，不希望给我美好的心灵投下阴影，不希望我们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新婚第一夜，这是最重要的一夜，并不仅仅是整个婚姻生活的开始，它甚至会对我们的一生一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婚姻生活固然重在精神，但也离不开肌肤之亲，离不开性，但性不是夫的权利妻的义务。女子是极敏感极容易受伤害的。杨伟希望今天晚上，不但他，还有他的我，都能留下甜蜜幸福的回忆。 今夜，我们躺在簇新的床上，我就在他身边。此时此刻。杨伟知道只有他才能解除我这种“痛苦”。女子的热情是需要慢慢激发的，这需要充分的时间。于是他轻轻拥着我的肩，让我半倚着他躺着，抚着我的长发和脸颊，轻声诉说着他的爱恋，和那句他对我重复了无数次的话，“我爱你，爱你”……在他喁喁情话、万般柔情的呵护下，我渐渐投入了。相互的轻轻抚慰，温柔细微的接触，慢慢不知不觉地，我们完全溶在爱里，溶在愉快的幸福中，两人全部心身的相汇合而为一……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女人的第一次是最珍贵的，伴随着疼痛感，令我终身难忘的。新婚那一夜，我从此由一个女孩子，转变成了一个女人，开始了漫长的婚姻生活。 或许是因为我出身干部家庭，从小的生活比一般人要优越得多，所以会不自然的把任何事物看得很美好，这其中也包括婚姻。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人，思想上至始至终被绿色覆盖着，一时之间无法看到阴暗面。 第十九章 到苏州婆婆家 蜜月过完了，杨伟带我到苏州去拜见父母。到了杨伟家后，才发现杨伟的父亲年迈体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等疾病，长年卧床不起，他睡觉的枕头里面塞的实实在在的，起码有七、八寸，将近十寸的高度，一般人会感到无法入睡。 以前，我们在通信中，杨伟曾经轻描淡写地讲述过此事，我根本没有想到他父亲的病情会如此严重，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年纪轻轻的，哪里会想到他父亲仅有五十岁出头的人，竟然病入膏肓，并且已病休长达十年之久，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这残酷的事实都是我事先无法预料的。 杨伟家庭严格说起来也没正式的住房，一家五口人，仅有四十平方米的住房，家中没有自来水，烧饭、饮水都要到街上自来水站拎水，平时主要依靠井水生活。厨房还设在狭窄的公用过道上，条件极差。解放初期，他父亲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单位分给他正规的住房，由于离市区较远，上下班不方便，同时看病也不便利，所以他没有要。当时，他家的住房是解放前的一座大寺庙，解放后由地方房管所把寺庙隔成很多的房间租给老百姓居住。 寺庙很高，分隔成了两层楼，由于年久失修，地板陈旧不堪，要是楼上稍有人走动或有其他动静，灰尘及零碎物就会自然地从地板中的间隙部位滑落下来。楼下的住户为了防止楼上地板间掉下灰尘和杂物，就在一楼的房顶空间位置上，固定铺了一层厚实的马粪纸（类似现在吊顶）。楼上莫明其妙掉下来的东西，先会落在马粪纸上，都会发出沙沙地响声。房间里面设置的窗户面积很小，采光相当差，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外面的阳光照射不进来，处处会感到光线黑暗。家中除了两张床和一张半截橱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俱了，院落中的天井里还有一口使用至今的水井…… 记得七五年在儿子三岁时，我带他到离我们家不远，住在大行宫一带的高中同学沈婷家去玩，毕业后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分别了数年，老同学都从来没见过面，互相之间挺牵挂的。沈婷见到我儿子后说：“这是你家儿子吗？”“是的，刚三岁。”“长得不错，想不到你能生出长得这么神气的儿子，”我平时和儿子天天生活在一起，也看不出儿子哪里长得比别人强，外人一看，就能看出几分来，但自己天天陪着儿子，并不觉得儿子有什么比别人长得突出的地方。 沈婷的话音刚落，她接着又说：“你找的爱人是什么人啊？”我不慌不忙地说：“在部队里工作。”同时我又简单的介绍了杨伟的基本情况，例如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等等，她一一细问，我也如一回答。沈婷听后说：“对象找差了。”老同学实话实说，她这句话倒出了实情，当时我们几个女同学找的对象都是大学毕业生，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我找的是一个中专生。平时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我对象找差了，在老同学实实在在的肯定下，我内心确有这种想法，不过不好言辞罢了。对这个问题，我彻底的默认了。 看到这一切，心想当初，我父母竭力反对我和杨伟的婚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只是我当时年轻，头脑比较简单，长期跟随父母生活在部队、机关，对社会缺乏了解，没有生活经验所至。更后悔的是，在认识的初期，应该亲自前往苏州去了解一下杨伟家庭的实际情况，终身大事马虎不得，不能仅仅听一面之词就草率决定。在苏州期间，杨伟带我拜访了他家的亲戚和好友，同时游玩了苏州著名的园林，例如：拙政园、虎丘塔等各大园林。 在杨伟苏州老家，有位女中医，她经常到杨伟家给他父亲搭脉、看病，她是一位大约五十开外，医术高明的医生。记得有一天，她到婆婆家来，当她得知我们新婚不久，就热情地主动帮我搭脉。她认真搭脉了两次，然后高兴地告之我婆婆说：“恭喜你，杨师母，你媳妇有喜了。” 得知自己有喜了，我和婆婆很都高兴，就可能就是人家常说的“进门喜”吧。听婆婆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的，我是幸运的。自己有喜了，就意味着快要做妈妈了，我一时还真没有思想准备。 第二十章 丧子之痛 探亲假很快结束了，杨伟奔赴昆明部队，我又重新回到南京，还原到原先的生活状态之中。从此，我们过着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究竟分居的时间会有多久？在我心里始终都是一个未知数。不过，那时候我年轻，并没有想到两地分居的生活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不便。 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是有苦难言的，有过同样经历的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然而，对于性，这样一个为了它共同走进婚姻世界的男男女女，在漫长的分居生活当中，其间的痛苦更加难以启齿。对性的欲望，对性的渴望，对性的需求，每个人都会有。如果说男人可以用手解决的话，那么相比之下，面对性欲女人是可怜的。 杨伟返回昆明部队以后，两个多月来，我突然感到身体明显不适，有恶心、食欲不振等状况，急忙到市第一医院妇产科检查，检查结果和苏州女中医说的一样，确认我已经怀孕了。我立即将这一喜讯写信告诉杨伟，告诉他，不久他就要当爸爸了。 但是，很多变故往往是在最得意的时候悄然发生的。在我怀孕五个多月时，有一次在家里下楼时，一不小心脚踩空了，从倒数第三层楼梯上摔下来，所幸的只是脚部轻度骨裂，没有其他任何不良反映，我感到很欣慰。但到了分娩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阵子不停，疼痛难忍，小孩始终不能顺利生产，由于在肚子里憋气时间太长，不幸夭折了。 当时我忍着丧子之痛，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杨伟，杨伟后来得知此事，哭了整整一夜。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小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一下美好的人生，就匆匆离去，的确令人遗憾。 女同志做“空月子”是非常苦恼的，整天躺在床上吃吃睡睡，无事可做，很无聊。在“月子”里人会感到很空虚，要是有个小孩盘盘，那整个“月子”就会忙的不亦乐乎，很开心。但我当时的情况大不一样，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老公，只有无尽的寂寞、无聊陪伴着自己。小孩的不幸，对作为母亲的我来说，更为痛苦。 做完“空月子”的我，发现自己对性的渴望达到了极点，白天还稍微好一些，因为可以分散一点精力。但是到了晚上，丈夫不在身边，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那种从内心深处所散发出来的欲火，一直燃烧着我的全身。然而，在那个压抑的年代里，医治欲望的最佳良药只能是思念。 尽管休息三个月产假上班后，我始终感到精神振作不起来，总想出去散散心，调整一下心态。政策规定军人家属一年一度有一次探亲假，我决定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于是我向单位领导申请探亲假，准备去云南昆明。 在中学的课本里，我知道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昆明是著名的“春城”，一年四季如春，令人神往。一九七一年年底十二月份，我坐上了南京开往昆明的列车，我的心自然而然地跟着火车晃动，随着车窗外的稻田和庄稼，越来越快的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知道昆明已经离我不远了。 地图上标明，昆明距离南京几千公里的路程，这一点我仅仅从思想上这样认为，但没有亲身经历过其间的漫长。这次探亲，我有了极为深切的体会，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我在上海转车，跨越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当列车即将到达江西向塘车站时，面对周围熟悉的一切，我立刻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二十一章 儿时江西生活 当时，已经是深秋时节，秋雨沙沙地下着，让人感觉到缠绵。这年10月中旬，接到上级――南京空军司令部的命令，我父亲奉命调至南京空军江西向塘飞机场站工作。 我们刚下火车，即有两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接待我们，因为我家弟妹共五个，年纪都小，再加上行李多，上级领导怕我们自己照顾不过来，特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中型面包车，向塘飞机场站离向塘火车站有30多公里，汽车飞快地在田间公路上奔驰着，公路两旁种植的小树，像哨兵一样笔直的屹立在那里；成熟的稻穗羞涩的弯下腰，在秋风中轻轻的摇动着。 农民们正在稻田里忙碌着收割，江西老表是以种水稻为主，一片连着一片的金色稻田，一眼望不到边，随着汽车飞快的奔驰，稻田很快地在我们眼前掠过。正在我们精心的观看时，时间过的很快，不足一个小时汽车把我们带到了新的场站——向塘，在站领导宿舍住处前广场停下，场站领导宿舍是钢筋、水泥、砖瓦建成，共计450平方米左右，二十间平房。厨房面积每户6平方米是专门提供给场站各领导使用的，建在离宿舍10米处的地方。 我们宿舍的前方靠右边是用竹子搭的3米高的简易的冷饮部、里面有雪糕、赤豆冰棒、汽水等品种的清凉饮料供应。在炎热的夏天，干部、战士都可免费享受，记得每天下午4点以后我（或母亲）拎着不大不小的菜篮子和带着一条白色上面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字样的长毛巾，凭票把冰棒等领回来，发给弟弟妹妹。 我们的住房除东南面有场站办公室，及西南部营级干部宿舍外，另外两面均是长满了杂草和矮小的灌木。靠我们住房的西边约有100平方左右杂草丛生的草地，那时我弟妹都很年幼，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弟弟。 当时，我和大妹妹正在南京空军干部子弟小营小学上学，家里有什么事我们都帮不上忙，仅靠我母亲一人照顾未成年的四个弟妹忙不过来。由于弟妹多，母亲精力顾不上，所以父母亲商量决定让小妹妹迟上一年学，在家里带弟弟，做好母亲的助手，减少她的压力。 我母亲每天早上起来，除了把弟弟的尿布、换洗衣服等洗净晾出后，还要擦地板，做三顿饭及大量的家务。她每天都忙的不可开交，时间都安排的紧紧的，好像还是不够用似的。 三个弟弟年龄相差只有一岁半，母亲每天安排小妹妹照看他们：带他们玩玩具、做游戏等。就在我母亲把家庭安置得井井有条的时候，为了改善全家的生活，她还考虑抽空去搞副业生产。我们宿舍的西边是一大块草地，草长的一尺多深，一般人都顾及不到它，草都是自生自灭。 有一天中午，我母亲从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家农户老表家，买了20只小母鸡，准备放养。把平时弟妹吃的剩饭不倒掉，集中起来喂养小鸡。同时，每天早上都把它们按时放出去，小鸡平时训练习惯了，一出鸡窝自觉地径直地往草地里跑，低着头细心的寻找虫子及草种子吃。杂草一般长的个子比较高，枝体而且还很粗，外形各式各样。特别到了春天，好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冬天那枯死的小草，如今正昂首挺胸，向耀眼的太阳微笑着。 每天上午九点多，我母亲打开鸡窝，小鸡像调皮的孩子又蹦又跳的跑出来，渴望着美好的春天。小鸡像孩子一般调皮的玩耍，草地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足迹，它们渐渐长大成人，回报人类。到时候，它们开始纷纷下蛋了，鸡窝里、草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硕硕成果。 我母亲每天下午5点多钟挎着篮子到鸡窝旁、草地里、拾鸡蛋，每天下来都能拾到10多个鸡蛋。有时鸡蛋是刚下的，拿在手中还热乎乎的、红壳子、个子满大的、又新鲜，真惹人喜爱。我们每月吃的鸡蛋基本上都不用买了，拾来的鸡蛋用一个小米缸（放米的）专门摆放鸡蛋。母亲很勤劳，手又很巧，她能用鸡蛋变换各种菜肴，例如：青椒炒鸡蛋、煮鸡蛋、蒸鸡蛋、烧菠菜鸡蛋汤等。光用鸡蛋就能做出各种品味不同的佳肴。 南方――江西南昌一带天气很宜人，夏天的季节比较长，但又不太炎热，春天时间短，冬天又不是很冷，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会感到比较舒适、痛快。同时在这个地方，就连饲养家禽也比较容易，小鸡在春暖花开后又活蹦活跳的、早早的从鸡窝里跑出来散步，锻炼身体，个个身上长得丰满的黄绒绒的绒毛，十分惹人喜爱。我母亲由于在农村生活过，养鸡在行，有丰富的经验，不需要花什么本钱，又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利用空闲时间，鸡都养得肥肥的大大的，到了过年过节，我母亲都会捕杀一、两只老母鸡来改善生活，庆祝节日。之后又会及时购买若干只小鸡补上。 我们全家人在江西向塘飞机场生活了两年多，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母亲那精心持家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信心……给我的印象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怀。 第二十二章 开荒种地 我母亲平时主要操持家务，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充分利用星期天开荒种地，改善生活。记得那是1958年的夏季，正逢放暑假期间，我和大妹妹从南京回到了江西空军向塘机场场站驻地。 有一天清晨，我看父亲早早地起来，头戴粗糙的、褪了色的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四公分粗一米多长的竹竿，和一把绕集在一起的壮实的粗麻绳，叫我和他一起同去。我们离开宿舍，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离停放飞机的跑道五十米处。我往远方眺望，看到大广场上停放着许多飞机。听父亲说，向塘飞机场是两用飞机场，这里停放的飞机，有民航机、也有部队的军用机。我远远地望去，看见停放在跑道上的飞机真不少，着实有十多架飞机处在待命状态。 当时，我内心好生奇怪，父亲拿着竹竿和粗麻绳到飞机场附近的大广场干什么事啊？正在我犹豫之际，突然发现我父亲带着我往草丛深处走，他在前面，我紧跟在后面，父亲弯下腰，在一尺多深的乱草里用带来的竹杆，他动作麻利的并用力地用竹杆来回在深草堆里，来回划动，划动了一段距离之后，人可以往前走一段，然后再继续划动。就这样，父亲朝草地里继续慢慢地走去，并叮嘱我紧跟在他的后面，一直划动到开辟好的菜地。 我父亲一边小心地往前走，一边用右手拿着的竹杆在草地里使劲地来回拨动，并告诉我南方的草地里蛇多，必须事先把蛇驱赶走，这样行走时才安全。我们就这样走了十米左右草地，父亲突然停了下来，我脚步也跟着停住，看着眼前的一切：惊喜地发现有一块十多平方米的菜地整治地很不错，用旧竹竿和粗树枝搭的架子稳稳地立在那里，上面挂满了有长形和圆形的南瓜，还有两、三个大冬瓜，最大的直径为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头朝下，竖在那里，用粗草绳编成一个圆圈，牢牢地套住。冬瓜表面上布满了细细的、白色的小绒毛。 我父亲小心地把其中一个最大的大约有三十多斤的冬瓜摘下来，把它放在大竹箩筐里，然后用绳子把它紧紧地绑住，父亲叫我一同用扁担把冬瓜抬回家。走在路上很艰难，步子都迈不开，我总感到路很遥远，肩膀压得实在吃不消，就用双手把扁担使劲地往上顶，尽量减少扁担对我肩膀的压力。由于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每走一段路，我都感到吃不消，主动提出要休息，因此我们途中歇了三、五次，才终于把冬瓜抬到家。 到家时我累得直喘粗气，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全身。我父亲把冬瓜小心地放在地下，他高兴地说：称称有多重，并顺手拿了一把大秤，秤后高兴地说：“乖乖隆地冬，那么大啊，真历害。一共二十六斤，吃几天都吃不完。” 为了更好地支撑这个家，父母亲既有明确分工，又互相支持。母亲全力操持家务，培育孩子。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部队工作中，但是他还利用星期天和班后休息时间主动到离家四五十多米远的水塘边开荒，利用地利，挖地种植空心菜。 父亲种植的空心菜的面积不大，约有10多平方米，他充分利用离水塘边近，水源充足的优势，浇灌空心菜，菜长得又嫩又青，长势喜人。在夏天，有一次我陪父亲去塘边菜地折菜，看见他弯下腰来小心折空心菜，很快摘了一篮子绿油油的空心菜。摘完后，他又立即舀水把整个菜地浇了一遍。后来我才知道，空心菜是水菜，是非常需要水浇灌的。 这种蔬菜我原来从来不认识，也没有吃过。我好奇的问：“爸爸，这叫什么菜啊？” 爸爸和气地说：“这叫空心菜，也叫嗡菜，是一种很好吃的南方的蔬菜。”从这以后，在我脑海里又增添了一种绿色蔬菜的名单。看到眼前父亲精心种植的空心菜长势这么好，我从内心深处油然产生对他的敬佩之情。 每当，我看见父亲用汗水换来的丰硕成果，高兴不已。我深深的感到父亲非常朴实，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在干好部队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能积极地利用闲置地块种植绿色蔬菜、南瓜、冬瓜等来改善生活，他始终热爱劳动，不忘本，永远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 1959年夏天，我父亲奉命调离江西向塘飞机场站，前赴福建漳州飞机场站任职。 第二十三章 漳州趣事 漳州市城市不大，是有名的“水果之乡”，自然环境相当优美，道路两旁除了高低不一的小树外，还有百姓种的各种水果树，比如荔枝、香蕉、芭蕉、木瓜等，硕硕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把树枝都压得弯下腰来，好像在向过路人们鞠躬，又好像高兴地大笑抬不起头来，还像…… 我们居住在部队机场场站办公大院里，离市中心约有2里路，和漳州市第一中学是一墙之隔的邻居。站在机场场站工作的大院（也是部分营连级干部家属的生活区）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漳州市第一中学校园的全貌和种满蔬菜、水果树的园林。种菜的园林面积很大，大约有几千平方米之多，师生们种的是苞菜、空心菜、黄瓜、四季豆等，都长得很旺盛，绿油油的一片，看后心里都很舒服。在大片菜地里，每间隔10米左右都种植一棵木瓜树（是一种水果），树长得高大，有十多米高，树杆长得细细地，但个个都笔直地屹立在那里，像武警战士一样拿着枪保卫祖国，守护着各种品种的蔬菜，健康茁壮地成长，像保护着幼稚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 我是从南京随父亲工作调动转学过来的，对福建的自然情况很陌生，只听大人说福建冬天天气很暖和不用穿棉袄，夏天不太热，每天下午4点以后就有海风阵阵吹来，极为凉爽，气候宜人，晚上很快就能进入梦乡。 另外，听漳州市的同学说“木瓜”是一种热带水果，容易种植，种植不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它喜欢在天气暖和，土壤湿度适中的环境中生长。在福建、广西、广东等南方省份到处都可看到它的身影，生长期不长，一般在3-4年，小树种下去，在3-4年间树干就能窜上去，长得相模相样的小伙子。果实刚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像大花生那么大，不到半年时间，不知不觉就长得像男子汉拳头那么大，颜色也渐渐地由绿色转变为黄色（成熟）。一棵树上长有4-5个木瓜，从下面往上看，树干枝头挂满着木瓜，头朝下，感到特别惹人喜爱。每当看到这些木瓜树时，我都会深深地感到自己身处南方大地。 木瓜树种植在哪个班级蔬菜责任田里，就属于哪个班级管理。收获木瓜时，还是要费点劲的，因为它处在“高原地带”，树主杆不粗壮，人们无法爬上去摘，只好找长竹竿子（短的要二根捆在一起）高高地举起来，轻轻地敲打木瓜和树枝交结的部位，绝不能误打到木瓜的果实部分。 收获好一颗树的果实，再收获第二颗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秋天，到收获果实时，若不及时组织人员去收获，就会被外人悄悄地打掉带走，甚至把周围的菜地也糟蹋的一塌糊涂。 每星期二、四、六（原不是双休日），下午第三节课后，各班的同学纷纷走出课堂，有的人扛着锄头到菜地去锄草，有的人挑着木制的大水桶去浇承包地的菜，还有的人挑着箩筐、带着镰刀去收获蔬菜……当时那个年代，我国正处于自然灾害严重时期，出现粮食大面积欠收的状况，各种人员的每月口粮都是定量供应的，主食及副食品供应缺口大，学生每月口粮32斤、居民25斤、上班的28斤，油2两。 孩子们及学生都是长身体、发育的阶段，需要充足的营养，鉴于粮食欠收、物质供应困难，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不等不靠，学校和个人都在积极想办法、主动为国家分忧，大家纷纷克服眼前暂时的困难，部队、学校等单位都发动群众开荒，种粮种菜，来弥补粮食供应不足的困难，共同渡过难关。 学校种的蔬菜大部分都交给食堂，用于全校师生改善生活，另外多余的部分也卖给师生、员工（不在食堂就餐的），使他们都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第二十四章 自然灾害期间种粮食 地方是这样，部队也是这样。发扬“三五九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的力量，减少国家负担，解决目前困难，也大力开辟农场种粮、种蔬菜和养猪等，发动部队官兵齐动手，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 当时，我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上级领导为了爱护部队干部的身体，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国防建设当中去，除每月有正常的供应外，在生活上都有额外的一定的数量的物质补贴。部队家属属于地方户口，物质供应和当地居民一样，每人每月25斤粮食，油2两，另外还有一点副食品票；政府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正处于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学知识的阶段，需要营养。对于上初中以上的学生每月供应的粮食和油比一般人要多一些，另外每人还有数张豆腐票、糖票等。当时，副食品供应量有限，而且供应的品种也很单调，据我母亲回忆，当时漳州农贸市场一斤肉竟卖到十块钱，平时供应的粮食少，加上油水也缺乏，学生经常不到吃饭的时间，肚子就开始“闹革命”了，整天都在想哪天能吃上一顿饱饭，那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部队上只照顾领导干部（一般的干部也有一定数量的照顾），每月都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副食品、油、肉等额外补贴，部队干部本身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部队上的家属人多，部队再去照顾他们的生活，是不现实的。家属生活上的困难，主要靠自己来解决，那时我兄妹共6个，除我以外，他们五人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不懂什么事，都是长身体、打基础的时候，小孩子上学及玩耍，活动量大，都需要充分的能量来补充。 目前的现状，我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们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不能让小孩饿着。我母亲把自己开荒种地的想法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说：“可以，必须到院子边缘土坡子上杂草丛生的地方去开荒，决不能影响院子的环境”，母亲听了父亲的话后，心里有了主张。一天上午，我母亲把家务全部料理完后，我发现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去院子边缘转了又转，一会儿往前走，一会儿又回头看看，站在那里静静的像思索什么似的，她想找块荒地，转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院子的东北角土坡上找到了150㎡左右大的土坡地，土质还算好，比较疏松，杂草长的多，说明这块地的土壤肥沃，极有使用价值。 晚上，她把找到荒地的事情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听后，频频地点头，然后不慌不忙的说：“你的眼力还真不错，这块地完全可以利用。”地找到了，到哪里找开荒的农具呀？要开荒必须要有铁锹来挖，都是部队干部，哪家也不会备有农具，她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到部队食堂去看一看，食堂工作人员午餐后，休息都不在班，只有司务长在办公室里作账，我母亲急忙走进办公室，司务长见到我母亲，立即站起来。 很有礼貌的问：“你是黄政委家属吗？” 我母亲脸上略带笑容地说：“小李，你是司务长，我认识你，我是黄政委的家属。” 司务长说：“高阿姨，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我母亲说：“我在大院子东北角土坡上看上了一块地，想在那里开荒种山芋，但没有农具，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铁锹，想借用一下。” 司务长说：“好像有，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母亲高兴的说：“司务长，麻烦你，帮我找一下。” 司务长站了起来，想了片刻，离开办公室，径直向食堂仓库走去，在仓库里翻找大约20多分钟，终于在墙角找到了锹口闪闪发亮地铁锹，高兴地朝母亲走来，我母亲看到司务长找到了理想的农具，顿时脸上绽放出一丝笑容。 第二天上午我们都早早上学了，9点多钟，她拿着铁锹飞快走到那土坡上干起了农活，干农活对她来说是太简单了，是她的强项，解放前，在苏北老家多年的劳动，炼出了健壮的身体，她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男同志都不一定能比得上她。她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150㎡左右的荒地开垦出来了，把大块土块用铁锹拍成小碎块，并拢成了多条地槽，有高、有低，高的位置利于山芋生长快，果实结的多、结的大。第二天就把从老乡家买来的山芋秧子栽下去了，经数月后，山芋长势喜人，山芋秧子爬了一地，把地槽都盖得满满的，叶子绿油油的，看了这一状况，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收获山芋的季节到了，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放学回家，母亲不在家，我断定她在收山芋，于是我就跑到东北角山坡上去找她，远远看去，我母亲一人在那里正忙碌着挖山芋，她一铲子一铲子的挖下去，很小心，生怕挖破山芋。一铲子挖下去，一手端着铁锹，一提就是一大串的山芋，有大有小、有长、有圆、形状不一，有的山芋皮是红色的，有的是淡黄色的，看到地里到处堆着一堆堆的新鲜的山芋，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这验证了伟人毛泽东同志常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硬道理。看到这一堆堆可喜的山芋，像小山一样，我深深的感受到母亲为了我父亲的事业，为了我们的家庭，付出了一切。虽然她离开江苏家乡已近十多年光阴，她热爱劳动，用自己的双手辛勤耕耘，解决了当时粮食供应的困难，使孩子们吃饱、吃好，付出了自己的辛劳。 福建省均属于亚热带地区，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老百姓种植水稻，一年收两季，我母亲充分利用南方有利的自然条件，种植易种易长的农作物，从这一年后，她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她每年都这样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一年两季山芋，和常年绿色蔬菜给全家生活增添了丰富多样的品种。 第二十五章 刮树皮烧饭 当时那个年代，任何东西都是按计划分发，就连部队食堂分给干部家属烧饭的柴火也是按计划分发到每户的。因为人太多，往往都不太够用，我母亲就想办法通过其他聚道来解决柴火的问题。 在我们居住的大院中，种植了很多苍天梧桐，树杆粗壮。福建漳州天气比较热，海风大，水份容易蒸发，梧桐树树杆上的树皮经过日晒风吹，都很干燥，干裂开来像小孩子的嘴那么大，很疏松。我母亲安排小妹妹带着小铲子到我们居住的大院子里头，把梧桐树上干裂的树皮用小铲子慢慢地一片一片小心地铲下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装满了一篮子树皮，长期下来，就能以此补充当时柴火不够的困难。 我父亲调至福建漳州空军飞机场场站工作后，全家人都居住在漳州机场干部宿舍大院。住在这里，主要有场站领导干部家属和一般干部随军家属。这里设有食堂、军人俱乐部，共有6幢两层大楼，面积不算大，建筑物稀少，四周总感到很空旷，到处都长着高大的热带树木，树顶直窜云霄，人们要看到树头，都要站到距离树十多米的地方，高高地昂着头，才能勉强看到，这里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 当时，部队住房条件还是不错的，每位场站领导干部都配有三、四间卧室，厨房、卫生间设施齐全的套房。据回忆，好像全部宿舍中的都配备了自来水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没有通自来水，家属洗衣服、洗菜等，都要到院子中心用井水，这里是有专供家属使用的两口水井，每家都拎着事先准备好的小铁桶到这里来吊水。每天到上午9点左右，到这里洗菜、淘米、洗衣服的家属都陆陆续续地集中在这里，一边说着，一边笑着，一边忙碌着手中的事。 离水井边不远处，杂草里还长着几棵树杆高几十米、双手抱不住的大树，树枝在高高的空中被风吹得轻轻摇动，发出沙沙的响声。在夏天的日子里，漳州的中午天气虽然闷热。但在这里打水、洗衣服……都忙的不停的人们，却始终感觉不到夏天给她们带来的炎热。 那天中午，我在厨房里用树枝烧饭，烧饭的任务是我母亲安排给我的。饭烧开了，要闷饭，火不能太大，要是没有人在炉灶旁边掌握火候，饭就很容易烧焦。我在厨房里烧饭的时间蛮长的，开始好像不耐烦，有点坐不住了，但炉灶正在闷饭，又离不开人看着。要是有人替我一下，就好了，我心里这样想着。 正在这时，我小妹妹从大房间跑到厨房里来玩，我看到小妹妹来得正巧，我就跟她好好地说：“春华，我在厨房里烧饭时间好像长了，该摊你来看炉灶了。”春华妹说“是妈安排你烧饭的，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我不烧。”话音刚落，她就转身要走，我看她有走的意思，就喊她不要走，她不愿意，连头都没有回，就急忙地往厨房外跑，她生怕我拦住她，不让她走，她就起步要跑。 我见春华妹妹不愿意替我一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看着她即将要离开的背影，我心生一计。 第二十六章 小妹骨折 我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春华妹妹，甚至于求她替我看一会儿，但她始终不愿意留在厨房。我脸一板，气愤地立即从小凳子上转过身，迅速地伸出左手，在小妹妹刚起步跑时，抱着报复的心理用力拽住她即将起步的左腿的裤角。结果没有拽到，她怕我拽住她的左腿的裤角不能向前跑时，在未出厨房门口时（正是有一条流污水的小沟）她没有看清地下有沟槽，结果她不小心被污水沟的槽拌倒，猛地摔在地上。厨房的地面及外面的走廊是水泥制成的，她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身子和水泥地面发生了猛烈的撞击，响声很大。 一开始所发生的一切，我没有在意。顿时，小妹坐在地上，抱着左腿，立即嚎声大哭，我看到小妹被摔倒在地上的情景，生怕妈妈知道后会责骂我，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放下手中的柴火，立即跑过去，把小妹妹抱到大房间凳子上坐着，不断地安慰她不要哭，并轻声地问她：摔到哪里了，疼不疼？我只看到小妹的脸色显现出疼痛的表情，怎么安慰她，她都不停地大哭，并痛苦地说：我腿疼，我腿疼。 当时，我妈不在家，到井边洗菜和洗拖把去了，看到这个情景，我心情格外紧张。心想：这下子，我可大闯祸了。我一边叫小妹坐好，嘱咐她不要乱动，一边飞快地跑到水井边，当时人很多，把刚刚发生的情况在母亲耳朵边轻声地讲了一遍。我母亲听完后，焦急万分，顾不上洗菜，拎了小水桶就和我一起往家里赶。 回到家里后，妈妈细心地询问了情况和查看了小妹的腿部。根据以住的生活经验，母亲立即判断小妹妹的小腿出现了问题。她急忙跑到办公室打电话给父亲，将小妹妹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正在场站开会的父亲。 父亲闻讯后，马上派车，由我母亲和我陪同小妹妹一起到离我们住处10多公里外的漳州陆军356部队医院就诊。一路上，看到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小妹妹，我内心自责无比。我一个劲地乞求老天，不要让小妹妹的腿有事。不然，我将负疚一辈子。 经医生诊断小妹妹为左小腿骨折，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我母亲为她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护士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她推进了手术室，用石灰膏打在小妹的左腿上，躺在那边，整个人不能动弹，这么小的孩子就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实在叫人不忍心。 第二天早上，我母亲用保温瓶装满了骨头汤，徒步从田间小道绕近路，带着换洗衣服，去看望小妹。到了医院，她亲自给小妹喂骨头汤，并帮小妹擦身、换衣，忙个不停。在小妹妹住院三个月的时间内，我母亲几乎天天如此，奔跑在军营宿舍和医院之间。 经过医生们的认真治疗和母亲精心的照顾，小妹妹的身体恢复的很快，小腿受伤的部位安然无恙。小妹妹站立起来的时候，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行走。那天中午出院时，我母亲坐着部队派来的吉普车，高高兴兴地把小妹妹接回来了。在家修养期间，我母亲在各方面都给予她特殊地照顾。过了一段时间，再次到医院复诊时，刘医生兴奋地告诉我母亲说：“高阿姨，您放心，你女儿腿部骨头长得很好。” 第二十七章 帮小妹妹找药方 我小妹骨折康复两年后，有一天，我母亲帮她换内衣时，突然发现小妹背部有一块像蚕豆大的小白点。一开始，还没引起注意，但是到后来，在脸上的眉毛上部的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像癣一样的白块，像背部的那块一样。一个漂亮活泼、长着小圆脸，惹人喜欢的小女孩子，突然脸部也长了“白癣”。父母亲看到后，内心都非常着急，时时处处挂在心上，于是他们到处寻医找药。 有一次，我母亲到科巷菜场买菜，遇到原住在桃园新村20号的邻居老刘，多少年前，就听说，他侄女脖子上了长了不少的“白癣”。后来，经人介绍，市中医医院一位年迈七十，行医五十多年的老中医王庆，他的侄女经王庆医生医治两年之久，基本痊愈了。 我母亲和老刘在菜市场出口处相遇，多年不见，一时感到互相之间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在谈到家常里短的话题之际，我母亲突然把话题一转，迫不及待地问：“听说，你侄女以前也长过白癣，后经医生治好了，是不是这样啊？”老刘说：“我侄女脖子上以前确实长过白癣，医学上叫白癜风，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到处投医找药，都不见明显效果。”我母亲焦急地问：“现在治疗到什么阶段了啊？” 老刘不慌不忙地说：“经中医两年治疗，病情基本上控制住了，原来的白癜风范围逐渐缩小了。”我母亲接着说：“目前，我也发现我小女儿脸上也长着白癜风，一个好好的女孩子，这个东西要是将来蔓延开了，长满了整个脸，今后可怎么办啊？”老刘说：“不要太心急，总是会有办法的。”我母亲充溢希望地问：“老刘，你有没有药方告诉我啊。”老刘说：“药方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可以帮你打听，他们是到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看病的。” 自从我小妹患上了皮肤病，一直牵挂着母亲的心，时常寝食难安。时隔半个月之久，不见老刘那边有什么消息，我母亲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一天下午她特意地赶到桃园新村，找到了老刘家，推开门就问：“老刘，上次托你的事，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老刘说：“老高，你不要急，你先进来坐坐，我再跟你细说。”老刘转身倒了一怀开水，并示意我母亲坐下。接着老刘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侄女是到建康路市中医院，找的中医二科王医生。是经他治疗两年多，并用西药药水涂患处，一日三次，才得以康复的。”同时老刘，还介绍了注意事项。在涂患处药水时，要由里往外涂。药水涂的时候，不能蘸地太多，以免流入眼内。 我母亲离开老刘家后，回家把情况告之我父亲，他们心中都充满了一份愉悦。第二天，我母亲帮小妹在学校请了一天假，就带她到市中医院看病，幸好找到了王医生。之后，经过王医生多年的精心研治、白癜风的处方，加上母亲按时为她一天煮两次中药，每天用外用药水涂擦患处，不厌其烦地坚持两年之久，小妹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仍然按照我母亲帮她寻来的药方，继续医治，一直坚持到很长一段时间。 过了数年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的内心都感到内疚和惭愧，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此，我很想对她说：小妹妹，对不起你啊，是我给你带来的痛苦！ 第二十八章 缝缝补补 记得我母亲和我离开老家，到了浙江林海部队以后，经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批准为随军家属。1948年初，我母亲正式入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她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在部队里主要是参加部队的后勤工作。 1953年，我父亲从南京空军后勤部调至上海江湾机场工作，他在这里工作时间不久，因工作需要及其他原因，之后又调至上海空军虹桥机场场站工作。当时，场站领导住宿条件很优越，每户领导都住着单独的小别墅，三室一厅，有厨房、卫生间，后面还有一个15平方米的花园。在当时，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相当薄弱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优越的居住条件。那时，我姐妹三个，二个妹妹年龄相差不大，大妹只有两岁。由于住宿房间多，小孩都很小，不易单独居住。为了保证父亲有充足的休息时间，除父亲一人住一个房间以外，我母亲和我三个姐妹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居住，便于照应。 1954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部队的女干部和女兵均转业或者复员到地方工作。那时，我母亲从上海部队复员下来后，地方劳动部门组织、安排她到上海某大型国营企业工作。由于当时，他们已有4个未成年的子女，而且年龄都偏小，就算花钱找两个保姆也都带不过来。父母俩商量并经反复考虑，母亲决定放弃参加工作的机会，在家培育幼小的子女。 那时，全家的生活就靠我父亲一人工作，虽然，当时部队工资待遇要比地方要高得多，但供养的人口多，包括奶奶、姥姥在内的约10口人之多全部生活费用等，还是不够宽裕的。 解放初期，虽然东西便宜，价格低，但干工作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分摊到每个人的生活费用都到了最低的极限。生活过得仍然紧巴巴的，平时不能有一点浪费，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精打细算。小孩子们的衣服，随着季节的变化，多数都是自己裁剪、制作。袜子穿破了，从来不随便丢弃，都用针线一针一针地补起来再穿。 我记得有一次，大弟弟的袜子的脚后跟的部位磨破了，破洞很大，穿的时候，两个脚后跟像两个大鸭蛋一样露在外面。大弟弟自然不想再穿了，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地把它甩到垃圾里。 一次，我母亲在打扫卫生时，发现有一双破的袜子甩掉了，她急忙拣起来，拿在手中，十分生气，自言自语的说：“真不像话，这袜子还好好的，只要把脚后跟补起来就能穿，甩掉了多么可惜啊！”母亲随即追问我们几个人，经过询问，知道是大弟弟所为。随后她把袜子洗干净，用碎布补好，叫我大弟弟继续穿，并对他进行了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衣服破了――补起来――再破――再补起来。补丁上打补丁，正如当时在老百姓当中常流传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这完全是我母亲持家的生动、具体的写照，她不仅是这样，对内衣也都是十分珍惜的，能补则补，绝对舍不得随便甩掉。 第二十九章 劈柴火 记得我们刚搬到漳州时，都在场站食堂里吃饭。后来，不知何因，通知家属都自行解决吃饭问题，食堂按每户人头供应柴火。漳州市四周都是小丘陵，山上长着很多的树，很多老百姓烧饭都到山上去砍树。因为我们初来乍到，没有发现市场上有柴火供应，部队家属也没有这个习惯去上山砍柴，柴火由食堂直接供应部队家属。但这些柴火都是供应长短不一、粗细不一的树枝、树墩子。 烧饭时，小树枝用手一掰，不费劲，一折断就可放在炉灶里烧。可是，哪有那么多小树枝啊？多数都是碗口那么粗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直径为一尺粗的树杆。我母亲每月从食堂里领回全家的柴火的时候，就直接把树杆、树枝按粗细分开。回家后，细的堆放在厨房的东面，粗的树杆堆放在厨房的西面。烧饭时先尽细的树枝烧，在细的树枝总数烧到一半时，就用锋利的劈刀把粗的树杆一一劈开。先是用砍刀用力把树杆劈成两半，再把每半个树杆再劈成两半。 由于锅灶比较小，又怕树杆太粗，烧不尽。造成柴火浪费，再劈成四半后，每半又都劈成两半。就这样，我们全家人在漳州场站生活的日日夜夜里，烧饭的柴火都是我母亲一刀一刀地把树杆、树墩子劈成像树枝一样粗、不长的柴火，这样在烧饭时都感到很省事，不用再烦心柴火烧不着，出现不能按时开饭，影响弟妹不能准时到校上课的尴尬局面。 1962年，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全家都要搬回了古城南京。但是，堆放在厨房里面的已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柴火，已经堆有一人多高，这里无不包含着我母亲辛勤劳动和汗水。离开之际，看着这么多的柴火，我母亲从内心里感到舍不得，因为只有她一人内心深处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她付出的多少辛劳。临走时，柴火全部处理给了部队的食堂。 我们在漳州一直生活到1962年夏天，在我国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蒋介石公开叫嚣反攻大陆时，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精神，全军积极备战，部队为了保证干部能集中精力，投入到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及安置好前线干部家属，由部队统一安排家属从福建漳州撤离到江西安全地带。当时，我父母亲考虑得比较全面，因为我们是江苏人，将来还要回江苏以及子女上学不受影响等诸多原因，她依然一人携带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和部分行李，返回到离别十多年既熟悉又非常美丽的古都——南京，在南京空军司令部老首长的直接关心下，安置在南京空军司令部招待所，我父亲仍然留在福建军区前线部队工作。 从此，我母亲带着儿女们开始了新的生活。用实际行动，支持我父亲工作，尽到了一个军嫂的应尽的一份责任。 我母亲的性格很刚强，具有北方妇女的爽直、干炼，她在平时全家生活上总是安排的有条不紊，并十分注意节约。绝对不会浪费一分的钱物，她生活俭朴，并不是为自己将来养老着想，而主要是因为子女多，要把他们培养成人，和成为建设祖国之材，需要积累一部分资金。我们每天的菜肴均是以绿色蔬菜为主，小荤为辅，每周为全家改善一次伙食。由此，我母亲在各方面会精打细算，人又能吃苦耐劳，而且手又灵巧，往往花钱不多，菜肴烧得却都有滋有味，使每个人都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记得1963年前后，母亲为了适应我们六个未成年的子女长身体的需要，使我们都能在伙食上吃得好点，多增加一点营养，经常天不亮就挎着菜篮去科巷菜场购买价廉物美的带鱼。当时，国民经济欠发达，很多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不同规格的带鱼（指宽度大小）、小黄鱼虽然不需要凭票供应，但供应量有限，消费者多，许多老百姓为了能够购买到价格低、质量又有保证的带鱼等，不少人在凌晨四、五点钟排除购买。由于一些人感到起得太早，身体感到吃不消，就在卖带鱼柜台前，在昨天晚上或者当日凌晨四、五点时，提早用破篮子、旧小凳子、砖头及石块等排成一排，带自己排队。否则，就买不到带鱼。 我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又不花太多的钱，她每次购买带鱼时，都事先摆一个破篮子为自己排队。一开始，她把购买带鱼的困难，向我们一一道来时，例如：人多，篮子在人头上撞来撞去的等情况。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傻傻地听着，但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这一切。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母亲的右胳膊关节炎发作，红肿地厉害，不能拎重物。 有一次，早上我随母亲同去菜场体验购买带鱼的生活，我就亲眼目睹了购买带鱼困难的情景，深深地体会到，要想购买到自己喜欢吃的带鱼又价廉，确实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在餐桌上，每当吃到味道鲜美带着北方口味的红烧带鱼时，我们六个子妹的脸上都带着微笑，吃得津津有味。那时，我们都还小，缺乏生活经验，还不知道这盘红烧带鱼里包含着母亲付出的多少辛劳。现在回想起来，内心深处十分内疚和惭愧。 慢慢地，我的弟妹都渐渐长大、上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上小学一、二年级学费为三元，三、四年极为四元，五、六年级为五元，初中为七元，高中为九元。六个子女上学的学费，在当时，平时如果不注意积攒，开学时一下子就要交几十元，还挺费劲的。我母亲在平时除勤捡持家外，每月都事先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放在旁边备用交学费，剩下的生活费仅汤下面。她细心地安置好全家每月的生活，照此，每到开学时，几个孩子的学费都能全额地、准时地交纳，从而保证他们按时入学。 “呜，呜……”列车的轰鸣声突然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看了看窗外，此时，列车已经进入湖南境内，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行驶…… 第三十章 激情相拥 当列车在途径广西省桂林段时，给我留下至今清晰的印象。这里风景如画，在平坦的地面上，一座座山像战士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山的形状别具风格，每座山都独自屹立在那里，简直像北方人做的高枕馒头似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真是名不虚传。经过三天三夜颠簸，终于在第四天上午到达了我日夜思念和向往的春城――昆明。 我第一次出远门，乘火车离开南京，途经浙江、江西、湖南等平原地带，然后列车加大马力，直窜到云贵高原，在云南、贵州省内先后穿越了一百多个山洞，很快到达了遥远的云南边陲。来到了日思夜想的昆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看到四周的风光与我们南京沿海地区风景与众不同，我竟然有了一种出国游的感觉。 在车站，我一眼认出了前来接应我的杨伟。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在大山与羊肠小道之间穿梭，山高路险，经历近两个小时的路途，才到达了杨伟部队驻扎的乡镇。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原以为到了目的地，杨伟却告诉我部队离这里还有七、八里路，要想到部队，只能看镇上有没有部队的公车，否则就得步行。在镇上，杨伟找了一圈，结果发现部队有公车，我们又坐了半小时的公车，终于在晚上七点抵达了部队营区。我从汽车上艰难地下来，看见水泥路两旁的路灯显得比较昏暗，狂风吹着树叶，树叶之间互相撞击，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伸展了一下长途跋涉疲劳的身躯，长叹了一口气：“老天爷啊，我总算是到了目的地。”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年的分别，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心灵和肉体的结合，我们不约而同地为对方脱去衣服，一直到最后一点。两个赤裸的身体在镜子中暴露无遗，我们都有些害羞，望着镜中的自己和对方。我从没有这样大胆地欣赏过自已的裸体，在半遮半掩中我的眼睛偷望着镜中，我惊呆了。难怪西方的美术大师喜欢画裸体画，人体确实是一件纯净的、高尚的艺术品。尤其当爱你的人附在自己的身体上时，那种线条、那种活力、那种令人心动的挺拔，简直美不胜收。裸体的杨伟更显得高大威猛，浑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暴露在光线下，他那高高挺起的性器官，更显示出了男人的阳刚之美。和他相比，我越发更显得柔弱瘦小，似乎都可以把我完全装进杨伟的身体里。 杨伟一把抱起我，他下面那个挺拔的硬物摩擦着我赤裸的身体，燎起我阵阵欲火。他轻轻地贴近我说：“你看镜子中这个鲜活美丽的爱情画面，现在我要让它更加完美无缺，你准备好，我这就来完成它的完美。”杨伟不断地吻着我的前额，顿时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在他的前额上咬了一口说：“你完成了，难道我还怕你吗？”我们就这样交融在了一起。在他的怀里，我被完全地融化了，镜子中的我们成为了一个整体，那确实是一幅完好无缺的有生命的爱情画面。 我顺从地躺在床上，温柔的灯光撒在我们的脸上、身体上、性器官上，使我产生了一种超然的脱离尘世的感觉。我微微睁开眼睛，在我身体的上方，杨伟那含带着情欲的双眸和忍无可忍的性器官，正在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我的裸体。我不敢再看他和他身体上挺拔的部位，紧闭着双眼说：“一想到从前，我总有些难为情。把这个暴露我们隐私的灯关掉，好不好？”他说：“这美好的灯光是不能关掉的，那样会破坏我们爱情的气氛。你知道吗，我喜欢这样，喜欢在明亮的灯光下和你做爱，喜欢看你的裸体，喜欢看你在我的身下呻吟喊叫时的表情，你幸福的模样能给我带来一种胜利的喜悦。自然一点吧，我这就来爱你……” 他在慢慢地吻着我的嘴唇、我的乳房，抚摸着我的阴蒂。他的爱抚激起我强烈的欲望，我感到我身体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不是在胃部，而是在我下身的隐私部位，它急切地需要充满。杨伟还在不断地吻我、抚摸我，使我的饥饿感更加无法忍耐。我扭起身子抱住他，示意他，我需要他的充实。 我所渴望的物体已经接近了我身体最需要的部位，顿时我的渴望中添加了一些恐惧成分。可它全然不在乎我的胆怯，随着一阵微微的疼痛我的下身被完全填满了，我的饥饿也缓解了下来。冲撞之中性细胞的大量蒙醒使我身体里产生了巨大的热量，使我难以忍受，需要运动来散发。我想杨伟此刻也许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进入之后便快速的重复做着同样的动作。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给我带来一阵快感，使我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床被我们折腾得发出吱吱呀呀的有节奏的响声，如同一首和谐的乐曲伴随着我们的叫喊声和呼吸声，形成了一曲美妙的乐章。 其实，我的下面已经被完全充满，刚开始甚至有些可怜。可是随着杨伟那有节奏的动作，先前的那种饥饿感又重新回到了我的体内，而且来势比上一次更加凶猛，它迫使我双腿紧紧并拢。我的并拢使他的性器官好像得到了奖赏似的，向我的体内横冲直撞，使我有些承受不住。在运动中，我体内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我的双腿已经很累了，可以说技能还是维持在起初的水平上。 我有一种感觉，这种给我的心爱之物带来奖赏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我的双腿，而是来自于杨伟和我最亲密接触的部位。另外，体内的变化使我感受到我性器官的表层细胞已在我们多次的做爱中被爱的力量冲击得完全清醒了，它们热烈地迎接着我们亲爱的伙伴，它们热情得跃跃欲试，它们迫切地需要和它拥抱，拥抱得彼此相融。懂得感受了这些之后，我努力地试了一次又一次，但由于清醒的细胞只有表面部分，效果实在是渺小，渺小到连我自己都没什么感觉。可是当这种微小的力量作用于杨伟身上那个神秘物体上时，它却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它传递给了它的主人，他惊讶地说： “你在动，你的里面在收缩。” “是吗，你感觉到了？这样好吗？”他的话给我带来了一阵惊喜。 “我感觉到了，非常明显。这样当然好了，我都有些受不住了，险些控制不了。” 他的话鼓励着我，我想我应该再接再厉。现在，他的勇猛、他的疯狂，都因为我的动作给他带来的力量，我为此心花怒放。 以前，尽管他每次都很执着地爱着我，甚至他的动作之快让我感到有些虚脱，但我还是隐隐感觉到，他的体内压抑着一股力量，他似乎有所顾忌，不敢把这股力量发泄到我的身上。每到我情不自禁时，他都会问上几句： “秀兰，痛吗？” 他现在又在重复着这句话，我正在高涨的情绪被他的话激怒了，我气愤地说：“我不希望你这样，我要你全部放开，不要有任何顾虑。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娇气，我不喜欢你这样，我要你运用你的全部精力。” 他激动地亲着我：“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啊，我是怕你受不了。也许我呵护你的时间太久了，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姑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总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在保护你。” “我说了，我没那么娇气，我要你重一点亲我。” “这么说你不需要我的保护了。我可是很厉害的。我开始了，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 我说了起来：“爱我需要负责吗？” 他完全放开了，在我的身体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爱像滚滚波浪，把我完全带入了爱的海洋。我感到我们一会浮在海面一会又潜入海底，沉浸在汹涌澎湃的爱潮之中。我的叫声、喊声融入到他强烈的动作之中，使我仿佛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神奇的仙境——爱情的仙境。我明白了，我的饥饿感就是来自于它的诱惑。随着它近在咫尺，我的饥饿感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绝妙的仙境似乎有着强大的魅力在吸引着我，执意杨伟和我一起前进。 他一边吻我，一边揉搓着我，一边快速地做着强烈的动作。一会儿，我们俩的叫喊声组成一个高亢激昂的乐章，随着他忘我的一声声狂叫，他身体里的岩浆汩汩地流入我的体内，乐章也从高潮转为平静，我们安静了下来。那个我见到的一直没能进入，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但是，我们清晰地看见了它？它现在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下一次。 在那个晚上，我和杨伟在性爱方面都收益颇丰。他终于明白爱我身体的时候？不必过分怜惜我。我经过努力，已经学到一点奖赏我心爱之物的技巧。然后我还不能进入心情的神秘境地，让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它，那时候，它就在我的眼前飘动。我想，对于它，我垂手可得可能就在下一次了。 在这个晚上，我获得了自信。我相信，我心中那本关于性爱的无字的书，它虽然摸不到、看不见，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和杨伟现在已经读懂了第一页。我判断那最美妙的乐章一定在这本书的更深一层。我决心用我们爱的力量来破译它所有的密码，品尝到性爱的美妙绝伦。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毕竟我和杨伟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分居两地的日子里，我们只能在脑海里思念着对方，将各自无尽的欲火压抑在心底。 第三十一章 尽情游玩 天色在不知不觉中亮了起来，到了第二天，刚刚睡醒的我，发现身边的杨伟已经早早去上班。我抱着对云南昆明地区自然环境的好奇，在杨伟上班期间，我独自一人离开部队营区，向农民种地的田间跑去。我沿着田间小道，一口气跑了两里多远，听当地的农民说，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春天，温度适宜，冬天从来不下雪，这时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穿过棉袄，没有见过雪的样子。 冬天没有寒冷的感觉，阳光仍然明媚。由于气温适中，土壤肥沃，水份也很充足，农民特别喜欢种植既易生长，又易管理的植物――蚕豆。种植蚕豆的坝子方圆几十公里，坝子的周围环绕着高山峻岭，朵朵白云笼罩住山头，仿佛像少女扎着白色的沙巾。山脚下，有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高山白云下，给人一种“世外桃园”的感觉。 在冬季，正是我们北方寒冷的时刻，冰冻三尺，万物都进入冬眠状态，而此时的昆明没的一点冬天的迹象，田地里种植的蚕豆杆子长得半人多深，像小树一样，叶子绿油油地，蚕豆夹子既长又很饱满，长得很茂盛，一阵微风吹来，在轻轻地晃动。站在远处望去，犹如置身绿色的海洋之中。昆明地理环境给我的感觉真得太美了，好像进入了人间仙境一般惬意。 星期天杨伟休息，他带我到离部队十多里的地方去游玩，他告诉我那里有一座美丽的天然湖泊――抚仙湖，位于玉溪市澄江、江川、华宁三县间，距昆明60多公里。湖的面积216。6平方公里，湖容积为206。18亿立方米，仅次于滇池和洱海，为云南省第三大湖。最深处为155米，是云南省第一深水湖泊。除东北长白山火山揣湖——天池外，抚仙湖又是我国已知的第二深水湖泊。湖面广阔，一眼望不到边，平静的湖面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煜煜生辉。周围有的人从远处到这里划小船钓鱼，还有的人三五成群的结伴在湖边游泳，活泼的孩子们在沙滩上晒太阳、嬉戏。 云南特产“康浪鱼”就出自于这里，钓出来的鱼大约有一两斤重，小的鱼参子身子长得细细地，但肉质既厚实又饱满，表面着色呈现银白色，在湖泊里、田间水渠里到处可见它的踪迹。住在附近不远的老乡们的农田的灌溉，都是来源于抚仙湖，小鱼很多，有的在湖泊里自由游动，有的小鱼顺着水流进了田间。我和杨伟在田间水渠旁，等候了半个多小时，抓住了两斤多重小鱼，晚上将它们变成我们的美食，味道鲜美，确实好极了。 我和杨伟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部队附近的村庄上，拜访农民老乡。得知住在平坝上的农民都以汉族人为主，另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他们都以种植水稻、玉米、甘蔗为主。还有的农民在山的半山腰平坦处盖房子居住，这里一般以少数民族为主，他们在水塘边，水源充足的地方，一般以种植玉米为主食。 我站在高山坡上，向远方眺望，雄奇的高山一座连着一座，像一条巨龙在地上盘旋着，蓝天下飘着白云，地上种的蚕豆棵棵像小树，连在一起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时隐时现、交相辉映，绘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图画。 杨伟还抽空带我坐部队的大卡车到他们的农场去玩，部队的农场建于一九五八年，离部队四百多里路，靠近著名、美丽的风景区西双版纳，拥有一百多亩地，主要种植水稻、甘蔗。每三个月杨伟部队抽调五十名官兵轮流到农场锻炼，一年三季的水稻，以获得的粮食来补充部队粮食不足的困难，甘蔗作为水果福利分到科室，供官兵品尝。 据杨伟回忆，有一次杨伟和其他同志共五十多人，在农场劳动三个月后，随部队军用卡车返回营区，途中的公路都是在半山腰上盘旋，羊肠小道，公路的两侧一边是陡壁高山，一边是万丈深渊，地行险恶。公路只能同时对开两辆车，路面很狭窄，汽车行驶时非常危险，稍有大意，就会酿成大祸，这和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地形地势一样，属于峡谷地带，它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公路是黄沙和碎石子铺成，公路养护工人怕灰尘太大，便用水铺洒路面，虽然路面灰尘被抑住，但是汽车车轮在路面上行走，容易打滑，当杨伟他们的部队的汽车一下子方向失控，冲出路面，在万急之中，正好路旁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汽车的轮子，没有使汽车继续往前滑行，才有幸避免了一场汽车翻滚到陡壁深沟中的惨剧。事后，部队战友一谈到此事，大家都还心有余悸。 第三十二章 分居两地的艰难 在云南探亲的日子里，我玩得很是尽兴，我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忘却了诸多不愉快，充分享受和杨伟在一起的日子。我探亲假的期限即将结束，杨伟送我到昆明，看着离下午要开的火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杨伟就提议带我到位于青年路北段的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游玩，它是昆明市区观赏内容最丰富，游人最多的公园，我欣然应允了。 这座公园虽在城区，却有着浓厚的山野气息，山上怪石峥嵘，林木苍翠，错落有至，清新俊逸。正值夏日，出水芙蓉，睡莲优雅；山茶吐红，玉兰莹洁，它们都各具风采，惹人喜爱。 当我们走到樱花林附近，就是动物展区。当时，全园已有动物一百多种，大小近千只。不仅有云南的珍禽异兽，如西双版纳的大象、野牛、棕颈犀鸟、勐腊虎、黑尾蟒，滇西北的小熊猫、黑长臂猿、金钱豹、叶猴、瑞丽江边的孔雀等；还有国内稀有动物，如金丝猴、东北虎、大熊猫、大雕等；更有国外来客，如澳洲袋鼠、食火鸡、美洲狮、非洲斑马、长颈鹿等等，给我们留下不灭的印象。 我离开了昆明，转眼间我又返回了南京。在工作单一的生活中，我再次回到了孤独的境地。分居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工作中遇到任何的困难，都无法及时与远在昆明的杨伟倾诉，也只能独自承受。这次回南京，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反映要比第一次更为历害。因为我的单位离家比较远，中间还要转两趟车，上一天班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很长，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一九七二年初，文化大革命虽然进入后期，但交通不便情况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依然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特别在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身体变得跟“国宝大熊猫”一样臃肿，行动不便到不及六十岁老年人，而我每天还要经受着坐公交车所带来的艰辛。由于当时，公交车少，乘客巨多，我放在皮包中的菜盒子，经常无缘无故的被挤翻，菜卤流遍了包里，还污染了其他东西；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吃到的菜和干饭一样硬。每天上班挤公交车的人多，冬天我戴的手套，已经不知道给挤掉了多少副。有时到了站，人太拥挤，像贴烧饼一样，一个挨着一个，下不了车，经常会出现多坐一站路再走回头路的现象。当年多少心酸的往事，我都不忍心再提起。 一九七二年七月底，我身体越来越笨重，离预产期也越来越近，第一孩子已经永远离开我们，这一事实对我和杨伟的打击都特别大。后来，我仔细分析过其中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我太过于粗心大意造成的。现在第二个孩子我一定要百倍小心，杨伟又不在身边，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扛着，我不能让他担心。 我为了让肚子里的孩子能够健康发育，特意从新华书店购买来一些孕妇生育方面和饮食方面的指导丛书，按照书上的说法逐一践行，收效甚好。 当时，家里弟妹多，我母亲一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我生产前后能万无一失，大人小孩一切平安，母亲让我提早向领导请假，前往苏州婆婆家待产。婆婆当时仅有五十多岁，身强力壮，再加上杨伟的两个弟弟都还未成家，婆婆有足够的精力照顾我生孩子。 第三十三章 喜得贵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号左右，我怀着身孕，在炎热的夏天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衣物前往苏州婆婆家，比预产期提前二十天。提前去苏州的原因，主要想到苏州当地医院进行复查，以便利当地医院熟悉我和胎儿的健康状况，从而有利于医生在接生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到了苏州第二天，我婆婆就带我到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小孩胎位不正，如果不能尽快把胎位磨正，那么在生产时就不能顺产，还可能带来其他的麻烦。我听医生一讲，心里自然很紧张，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按照医生的要求把胎位磨正。我把庞大的躯体平躺在床上，慢慢侧身坐起来，然后把双腿髋起来跪在床上，挺起胸脯，上半身挺立在那里，整个过程坚持半个小时左右，每天上午下午各做一次。 一开始，我由于怕苦怕累，迟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嘱咐练习。但是转念一想，眼前不刻苦训练，胎位磨不正，到时会吃更大的苦头，这个孩子一定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一定要顺利生产。每当想到这里，我咬紧牙关，每天到时我都会主动去练。每天的重复训练坚持一周后，果然出现了转机。第二次再到医院复查时，医生表示比以前有明显的好转，胎位基本磨正，但胎位不正的问题还存在。临走时，医生再次强调在生产前还要继续练习。 在离我预产期前一、两个月，婆婆为了保证我月子里能够充分地补充营养，让我身体能很快的恢复，就先后买了七只老母鸡，在院中喂养，同时还到吴江农村购买了十斤新鲜的鸡蛋。婆婆的心很细，人也很巧，白天除照顾病重的老公公外，她还利用早晚空余时间，自己用缝纫机在家中，把小孩的内衣内裤、薄棉袄、小被子等事先做好，为我们节省下来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由于一直担心胎位不正，怕生产时会不顺利，婆婆安排了我提早三天住院。前两天都没有什么反映，到了第三天下午发现，下身见红，逐渐有羊水溢出。医生立即把我安排进待产室，及时准备接生，肚子的疼痛逐渐由弱变强，折腾了我整整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小孩子都没有能够产出。我无力地继续睡在产床上静心等待，两位医生看我肚子没有什么动静，她们暂时离开了我的产床，到另外一个房间等待。 我见医生不在我身边，肚子中的胎儿也没有大的动静，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紧张、恐怖的心理。我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喊：“医生，我生不出来，你们看怎么办啊？”两位医生听到我的喊声后，又立即走到我的床边。其中一位医生安慰我道：“你自己用力试试看，看看能不能把小孩子生出来。”昨天我折腾了一夜，体力已经基本耗尽了，此时的我已筋疲力尽，哪还有力气啊。医生在我旁边观察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什么效果。其中一位医生从桌子上拿了一个竹制的听筒，把有听筒的一头对着我的肚子上下的部位来回移动，静心地侧耳听着。 听后，拿听筒的医生小声地对另外一位医生说：“胎音微弱，你看怎样处理？”当时，我只听清楚了这一句话。这时，窗外突然传来离医院不远的学校，学生正在做广播操的喇叭声音，在高空中回旋。我无意地睁开双眼，望着挂在墙上的计时器，现在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了。这时，天已完全大亮，我内心深处又一次产生了惧怕的心理，会不会又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呢？杨伟又不在身边，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掠过，正在我感到心神不定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医生轻轻地来到我的病床旁，看得出他是来接班的。他听了两位医生的情况介绍后，接过女医生手中的听筒，动作迅速地听了一遍胎音，然后转身对着站在旁边的两位医生说：“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不然胎儿会有危险的。”这时我看到这位男医生正准备帮我接生，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还很害羞。因为在我的潜意识当中，从来就没听说过妇产科会有男医生来接生的，接生的工作应该是属于女医生的特别专利，现在面对一个男医生，我除了害羞之外，又莫明的增添了一份紧张。 当时，情况很危急，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能做的事情，只有积极配合医生操作。只见男医生使用一种精致的仪器（当时没有听清楚仪器的具体名称），只记得仪器的顶部是呈喇叭型的，医生用喇叭型的这头部位，紧紧的卡在阴道部位的深处，另一端插头随后接上电源，接着我就听到罩子里面发出呼呼的响声，一个劲地往外吸，风声的力度很大。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害怕，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随着风声，一同灌进我的大脑里。 容不得考虑太多，就在这时，医生安排我有节奏地使劲振，和设备吸风协调起来。当时，时间很紧迫，必须在较短时间内用设备将孩子吸出。医生大约操作了两分钟左右，小孩脱险，终于顺利的出生了。 小孩子一直在肚子里，我担心因为憋气时间太长，孩子会发生意外，另生枝节。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小孩子“哇――”的一声啼哭声时，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子呱呱坠地，我的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坦。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的眼角流露出晶莹的泪花，心中激荡出无限的喜悦之情。谢天谢地，母子俩都平安无事，我从内心都深深地感激这位男医生，要不是这位男医生果断采取措施，技术高超，我的第二个孩子能不能平安的出生，又成一件难事。时隔数年，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来，我仍然感到很后怕。 杨伟在远方得知儿子顺利生产之后，便利用一九七二年的探亲假，从昆明部队特意赶回来照顾我的月子。在我生孩子第二天上午，婆婆和杨伟带着小孩的衣服和营养品，急忙赶到了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那时，我平静地躺在床上，突然看见他们高兴地走进来，脸上遮不住内心得喜悦。当我告诉他们，生的是男孩，七斤八两，健康状况良好，他们的脸上泛起了阵阵笑容。 第三十四章 在月子里 生完孩子，接下来就是“做月子”。这次不一样，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心情是开心至极的。在整个月子过程中，可忙坏了我婆婆，她主要负责烧煮汤水，一天五顿，每顿都是换着口味吃的。婆婆担心我晚饭吃得早，夜里时间又长，害怕我肚子饿，所以在晚上七点钟还加餐一顿糯米稀饭。月子里，杨伟主要负责外出购买营养品，婆婆主要负责在家中烧、洗。 出院不久，我发现自己的奶水少，不能满足小孩子的需要，小孩子经常饿的“哇哇”直哭。这姜还是老的辣，婆婆开了张清单，杨伟第二天天不亮，就赶去农贸市场选购三到四两重的鲫鱼六条，炖汤给我喝，就这样一连吃了三天后，我觉得乳房发涨，但用手还是挤不出奶水来。于是我就用奶拔子一拔，奶水就涌了出来，孩子吃起来一下子轻松很多，看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甭提我有多高兴了。 整个月子在婆婆精心照顾下，杨伟在一旁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作好护理我月子里的“助手”，每天五顿饭的安排都非常的合理和讲究。早上、中午、晚上分别吃什么，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刚出院的前几天，我都是以素为主。到了一周后，就开始吃汤水，有鲫鱼汤、腰子汤，逐步鸡汤、蹄膀汤以此补充营养。女人刚生过孩子后，身体一般都很虚弱，经过月子里的精心调养，小孩子长的很好，我的身体也恢复的很快。 孩子刚生下来，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小孩白天呼呼大睡，把白天当成夜里，把夜里当成白天。一到晚上，孩子精神就特别好，不睡觉，儿子一会儿看灯，一会儿自己玩，始终不能入睡。我们大人忙了一天都很辛苦，晚上需要休息，而小孩就一直哭，哭声叫人心烦意乱，哭得大家都不能好好休息。特别是闹得病重的老公公实在招架不住，只有把他自己的床铺调换地方。 小孩一直夜里哭闹，严重地影响了大家的休息，大家都被搞得很疲劳。每天晚上，杨伟都协助我给小孩子换两次尿布，尿布垫得厚厚的，小孩子由于饭量大，仅吃人奶量还不够，还要吃牛奶补充。晚上小孩尿多，每次垫得尿布都湿淋淋的。虽然尿布换得勤快，尿仍然把孩子的屁股浸湿得红红的。尽管婆婆给小孩子每天数次用清水冲洗屁股，撒松花粉，但皮肤的颜色仍然呈红通通的，好像是要溃烂了似的。 由于皮肤感染，有一天到了深夜十一点，小孩子哭闹不止，婆婆用手的正面轻轻地贴在小孩子的额头前面，对我们说：“小孩发烧了。”站在旁边的杨伟初为人父，揉了揉眼睛说：“那是不是要到医院看医生？”婆婆说：“你把温度计拿来量一下。”婆婆一量，细看温度计，发现是三十九度八，婆婆当即果断地说：“赶快送儿童医院急诊。”随即婆婆麻利地就把小孩子用包袱包扎好。 深夜里没有公共汽车，一时也难以找到其他交通工具，杨伟一直用双手捧着小孩子，和婆婆一直走了四十多分钟，挂了急诊，开了药和药水，为了使烧尽快退下去，按照医生的嘱咐，就当即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经过三天的治疗，高烧终于退下去了，婆婆和杨伟一直高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孩子满月后，杨伟把我们母子俩送回了南京，在此同时，杨伟的探亲假也即将结束了，他把我们母子俩安排好后，就准备返回昆明部队。我一个人带着刚满月的孩子，今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在等着我们。不过，这一次我不感到孤单，因为这一次的分居生活有所不同，不再是我一个人，身边还多了一个孩子。我知道，和儿子相伴的日子一定会很幸福、很有趣。 第三十五章 独自带孩子的艰辛 生完孩子后，杨伟送我和儿子到了南京，安置好后，他的假期也即将结束，又匆匆忙忙返回到部队。回到南京，我白天要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带小孩。白天就由我母亲帮助带，她忙了一整天后，腰酸腿疼很辛苦。我下班后及星期天休息时间，我从母亲手上接过儿子自己带。 小孩子一般在周岁之内，经常感冒发烧，一遇到这种状况，我心里就会自然产生非常的紧张和害怕的感觉，不管大病小病都不敢到小医院就诊，生怕医院技术水平差，会出现什么差错，我都是转乘两次公交车到离家较远的儿童医院就诊。特别遇到深更半夜及雨雪天气，碰上小孩身体不适及发高烧等，我都会坚持到儿童医院，那时母亲帮我拿着奶瓶等物品，陪着我同去。一人挂号、交费、拿药，一人抱着儿子在一旁等候，经过多次这样的折腾，我从内心感到夫妻分居两地所带来的种种不便。 每天一大早起来，我就忙着把夜间所用的尿布洗净、晒出去。儿子小时候有一个特点，早上七点钟左右都会拉大便，我把他大便，儿子不老实，身子总是动来动去，经常会出现大便会搞到我的裤子上，时间非常紧迫，上班离家前，我只好急忙地用毛刷子沾点水，把大便给刷掉。因为过于匆忙，时间不许可，经常会出现刷洗完数次后，裤子上仍留有黄色的便迹，别人看上去仍然很清楚。要是再去找干净裤子换，时间是不允许的，我也顾不上那么多，只好带着饭盒子、背着包飞快地往车站赶。 上班时，工作很忙，下班后，又忙儿子，吃完晚饭后一直忙到晚上九、十点钟，天天如此，时间长久下来，人感到很疲劳，非常想睡觉。那段时间，记得在听报告时，我经常听着听着，坐在座位上就到了苏州――进入了梦乡。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儿子渐渐长大到两岁半，也符合上幼儿园小班的条件，再加上单位离家太远，很不方便，我感到自己再带下去，身体实在吃不消，我就到离家不太远的地方多处打听幼儿园的情况，终于发现离家最近的常府街幼儿园条件还不错，独开门，有一幢三层楼的别墅式的住房。看得出，这幢住房是解放前有权势之人所居住的，大院子、小花园、养鱼池等样样齐全，门口还有一间传达室，这里离主干道较远，四周很安静。 我为儿子办理了全托。当时儿子小，一开始他还摸不清怎么回事，每次星期一，我送他去，他挺乐意的。但过了数月之后，儿子就失去了他原有的兴趣，执意不愿意上幼儿园。每次星期一早上，我告诉儿子，吃过早饭，带你上幼儿园，我就发现他的小脸上露出了痛苦。看到这种情况，就可把我给急坏了，他不上幼儿园，我可怎么上班啊？于是我就想办法，吃过早饭后，我就雇了一部三轮车，小声地告诉师傅到什么地方，关照师傅不要直走，从二条巷那边绕过去，刚一开始，这办法果真很有效果。 记得那次，我带着儿子上了三轮车，他心情非常好，很开心，认为不用上幼儿园了，一定是带他出去玩的。但当三轮车绕了几圈后，又回到了常府街幼儿园巷口时，儿子突然又认出路来了。再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去，他死活不愿意下车，赖在车上，小手用力地拽住三轮车一边的把手，我把他的小手慢慢地掰开，用力把他从车上抱下来，我另一只手拉着儿子的小手拼命往幼儿园大院走去，儿子想办法把身体往后赖，不肯迈步，我看得出他是不愿意上幼儿园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上班的时间眼看就要来不及了，我心急如焚，只好用尽全力抱着儿子往大院走，我一边走，一边感觉到儿子的两条小腿用劲乱蹬，我没有停下来，并坚持到院中才把他放下。我把儿子放在了教室前面的水泥地上，他仍然不愿意进教室，先是耍赖，怎样劝说他都不愿意站立起来，突然儿子就将两条腿跪在地上使劲地往大门口挪动，一边挪动一边嚎声大哭。我看到儿子实在不愿意上幼儿园，我又不得不上班，那时的心情既痛苦又复杂。我突然地跑过去蹲在地上，抱着儿子的头，将他搂在怀里，两人都痛哭，悲痛到了极点。 此时，我的泪水也情不自禁的从眼眶中流出。后来，我发现老骗儿子上幼儿园也不是一回事，大家都不情愿，又都很无奈，我再也不忍心眼前这一幕地重现。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儿子正在家中玩耍，心情很好，我走上前坐在他的身边，慢条斯理地告诉儿子说：“妈妈天天要上班，儿子你要听话，星期一早上送你上幼儿园不要再哭了，高高兴兴地去好不好？”儿子虽然年幼，他好像能听懂我的话，小头直点，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妈，我乖，我喜欢上幼儿园。”听到儿子断断续续、天真的话语，我心里既高兴，又感到踏实了许多。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解决了儿子上幼儿园的大事，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上班也安心了。对于儿子而言，他也慢慢习惯了幼儿园全托制的生活环境和节奏，与同龄的孩子相比较，他比别的孩子能较早地适应独立生活。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儿子的一种培养。 第三十六章 儿子的孤独 在人生记忆的隧道之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我无法忘却的。有了儿子之后，我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做了母亲。在儿子成长的岁月里，我对他倾注了无私的爱，而有一件事至今记在脑海中，久久让我无法平静。 人们常说，一个人在自己童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人在这段时期里，最天真无邪，没有任何烦恼和忧愁。在我和儿子独自生活的那一阶段，我无意中发现儿子小小年纪，竟然有了不开心的事情。 那是在儿子两、三岁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周围邻居中的同龄的小朋友还比较少，儿子经常都是一个人独自在家里玩玩具。一开始，一人在家玩耍时，他还能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 后来我在细微的观察中，发现儿子“思想”与以前有所不同，一人在家玩耍的时间久了，很不热闹，他会感到有点烦躁。这时，我就会主动地把邻居家中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找来一两个到家中和儿子一起搭积木、看小人书，他们玩得十分开心。人多，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很快到了中午，小哥哥小姐姐们要回家吃饭了，儿子玩得还不过瘾。当他们起身要离开房间时，儿子急忙跑到门口，两个胳膊一伸，形成一个“大”字的形式，严实的挡住他们的去路，儿子头顶上长着稀稀拉拉的几根毛发，优雅的圆圆的小脸，显示出几份恳求的面容，天真而又认真地说：“你们不要走啊，再陪我玩一会儿，好吗？”小朋友看见儿子他那可爱的、纯真的模样，都发出了“咯咯”的笑声，也不忍心马上离开，只好又留下来，继续陪儿子玩耍。 平时，儿子也会经常主动邀请小哥哥小姐姐们到家里来玩，有时候能找到他们，有时候小朋友也会随大人外出，不在家里面，儿子找不到小朋友玩，总会很着急，心情也不太好，小脸上时时会泛出忧愁。找到了小朋友，他就会走一步跳三步，脸上会绽放出笑容，高兴地手舞足蹈。 儿子这样喜和忧的种种表现，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时，我心里就会自然的联想到，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会感到很孤单，有时连玩都找不到伴，还得想办法去找其他小朋友，从那时候起，我内心深处逐渐萌发出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 七十年代中期，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是提倡生两个孩子，思前想后，我决定写信，把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告诉了杨伟。在回信中，杨伟表示自己也想要第二个孩子，目前一个孩子太孤单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如果将来再有一个女儿就更完美了。人们常说：一儿一女一朵花，福气啊。我知道“心想事成”是一个成语，意思是指自己心里面想的事物，能够如愿实现。我和杨伟，还有苏州的公婆都希望我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老天真应验了这个成语的内涵。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一九七六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那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不幸，接二连三的灾难降临到了人间。然而，经过灾难洗礼的中华儿女，并没有被灾难打倒，他（她）们在灾难面前选择了坚强，学会了面对。也就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里，我们的女儿降生了。 第三十七章 喜得千金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金秋十月，我生第二个小孩子。那时，我爱人还是在云南部队工作，我们过着分居两地的夫妻生活，彼此不能相互照顾。特别在我怀孕和生小孩子期间那困难实在是无法形容，我的父母家住在南京东郊大行宫一带，而我的单位在中华门外，光路上转车都要两趟，而且二个中转站相距500多米。在那个年代公交车不好坐，车辆少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交通部门管理不力，无规章制度和驾驶员工作责任心不强，车辆调度不到位，驾驶员经常溜站，人越聚越多，怕上班迟到，实在无奈，冒着风险，只好护着肚子往上挤。回忆起当年的零零种种，我的眼睛总会不知不觉地流下艰辛的泪水。 1976年那年正是全国闹地震，四周的空气充满了紧张，我父亲是省级机关干部，（是1965年5月从福州军区转业到省级机关），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住房条件比较优越，是单独开门的三层楼，上有天花板，下有木制地板，五间住房和卫生间等设施配置很齐全，三楼是30平方的平台，专供晒衣晾被，二楼前面小晒台10平方，供养花、养金鱼休闲使用。 在那个年代没有一定地位和对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在防地震的1976年，我怀着女儿，7-8个月时，听到南京也要发地震的传言，院内干部、家属都不敢住在家里，大院里搭起防震棚，把木板、木床也搬到露天，我母亲叫我们姐弟四人（两个妹妹在农村插队）都不要回家住了。她自己不顾自己的安危，回家把饭菜做好，再把做好的饭菜拎到防震棚，七、八两个月都过着担心受怕的日子。 在全国闹地震的期间，南京也不例外，我居住的大院中，周围邻居纷纷搭起了地震棚，一户连着一户，虽然当时地震情况既紧张又复杂，但人们在防震期间，都没有忘记互相之间有困难都能热情相助。 事隔数年，据我母亲回忆说：“当时，住地震棚时，各家都备有开水、水果和食品等，预防突如其来的地震。住在大院中两排的老刘的丈母娘，由于年事已高和精神紧张，有一次她仅仅带了食品就匆忙地离开了住处，而她却忘记带开水和水果了。那里闹地震的风声越来越历害，一时她又不敢回家去拿，她家的地震棚和我家的地震棚靠得很近，我母亲对她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便主动倒了两怀开水，送给她，并且从篮子中挑选了四、五个新鲜的、红通通的大苹果，塞进老刘的丈母娘怀中，她很感动。 事隔很久，老刘丈母娘一提起在院中搭地震棚的事，她就会深有感触地说：‘老高，人真实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她都会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我不会忘记自己在困难的时候，老高对我们的热情帮助。’”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时间过得还算快。到了九月初，我请假提前到我爱人老家（苏州市中心）——观前街肖家巷。我原来以为苏州的地震情况会好点，但一下火车，眼前的情景把我惊呆了。我看到马路旁搭满了地震棚，人们谈论的话题仍然是地震，老百姓的心情都很紧张。天灾带给人们的只有无尽的烦恼和悲伤，但同样的，所有的中华儿女没有被灾难击倒。在当时，全国的人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战胜灾难。 在临产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内心很焦急，笨重的身子拖得时间太久，恨不得早点摆脱“痛苦”。在家中，我经常做些简单的、有一定振动的体育活动，使孩子在肚子中能活跃起来。在临产前七天内，孩子好像也想早早出来，走进这美妙绝伦的世界。胎儿在我肚中活动很频繁，位置变化无常，一会儿右边小腿一踢，肚皮慢慢鼓起来，像个小馒头。过了片刻后，鼓起的部位又慢慢地消了下去。一会儿左边又是一拳，把肚皮支撑起来，像个小山丘，我用手轻轻地抚摸，软软的，滑滑的，过了数分钟后，它又会自然地恢复原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临产前。 到婆婆家，在家没有住几天，婆婆就把我安排到她朋友家，离苏州市区有一段距离，在郊区。郊区相比较市区而言，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我一进门，发现这户人家的房子比较多，感觉解放前肯定是个大户人家。虽然都是平房，但很宽敞，全部都是木制结构，防震能力很强，而且房子后面还有一个50多平方的大花园。由于主人的孩子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家中人很少，所以房子一直闲置在那里。 当时大家都忙着防地震，院子里杂草丛生，长有一尺多深。我在这里住了约半个多月时间，由于离预产期越来越近，婆婆又把我接回家住。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肚子痛起来，“见红了”，我婆婆立即晚上9：00带我做三轮车径直赶往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经医生检查，决定叫我立即住院，当时正处地震紧张阶段，工作人员让人坐在推车上，将安排在大广场的防震棚里，里面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待产妇女，恐怖的气氛，充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地震。 深夜10点以后，我肚子剧烈疼痛，快临盆了，护士立即用小推车把我推进住院部大楼产房室，我的心情变得特别紧张。没等我多想，这边的医生又叫我配合他们，我拼命反复地使劲，都没有产生效果。我再一次拼命用尽全力，全身都是汗，头上的汗水也顺着脸庞流进了眼角，在我使完全身力气之后，在1976年10月14日深夜23点45分，经过医生们的努力，孩子平安降生，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时我感到全身精疲力尽，肚子都有了“饥饿感”。 在第二天上午10时许，婆婆和我老公（从云南部队回家探亲）带着一个装满糯米稀饭的保温瓶和一包小孩衣服到医院看我。这时护士抱来了刚出生的女儿，听到女儿“哇哇——”的啼哭声，看到在婆婆和老公脸上那掩饰不住的笑容，我再一次感到了无限的欣慰。 第三十八章 女儿在苏州 我在苏州生育修养后，杨伟乘坐便车把我和女儿送回南京，安置就绪后，假期也将结束，他就立即返回了部队。儿子四岁在南京上全托，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以我母亲为主帮助照应。我们夫妻分居两地，两个孩子都在我身边，全家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南京我母亲帮我把女儿带到一岁多，我本人除了上班，也要协助照顾。 日子久了，我也感到浑身筋疲力尽，由于长期辛苦和劳累，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身体已吃不消。记得那时，我经常生病，特别在忙碌一天下班后的途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眩晕症，又会经常突然地发生头昏、心慌、淌汗、不能行走，得赶忙到附近医院挂号急诊。 让得有一天下午下班，时值傍晚，因为交通一时不正常，车子等了许久，都不见踪影，我想早点回家，于是我步行从地处中华门的单位到建康路公交总站坐车，在行走到市立医院旁边的小巷子里时，突然又发了眩晕症，头晕目眩，不能站立，只好蹲在路旁手扶着大树休息。天渐渐黑了下来，人们匆匆忙忙地从我身边经过，正在我无奈时，正好遇到了我们单位下班回家的同事张师傅。当他发现我坐在路旁，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虚汗直冒时，主动上前询问我的情况：“小黄，你怎么啦？”我有气无力低声地说：“我头晕，心脏跳得很快，心里蛮难受，不能行走……”张师傅说：“这样吧，我把你送到市立医院挂急诊，你看行不行？”我感激地说：“行，谢谢你。”市立医院离我们站立的地方很近，只有一墙之隔，张师傅用自行车慢慢地推着我，到医院主动帮我挂急诊，经医生精心诊断为眩晕症，医生开了药并嘱咐我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并开了三天病休。我在家休息了三天，身体稍有恢复，第四天又投入了正常的工作中去。 我的单位离家很远，要天天很早出门，又要关照两个孩子，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都给我无形的压力，使我经常感到身体不适，心想再勉强下去，已无法支撑。我就写信跟杨伟商量，是否把女儿送到苏州老家，给她奶奶带，杨伟同意了。儿子留在我身边，在南京继续上全托，把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的重担分散开来。 七八年三月初，我把女儿送到了苏州老家。走进苏州婆婆家，径直走完狭小的走廊，里面有一个十五平方米的天井，四面都有房子围住，除左侧有一口小井以外，右侧仅是七、八平方米的空地，里面种满了各种花卉，还种有挂满树枝及爬满墙头的金黄色的苦瓜和月亮型的长长的丝瓜。小天井的这口水井，不同于南京看到的古井，井口处有半尺高的青色大理石的井栏。 在解放初期，自来水还不能普及到百姓家的时候，用水很不便利，古井就成了当时人们的稀罕物。这口古井，在炎热的夏天可以用作天然的冰箱，可以因地置宜，制作冰水、冰西瓜等，这口古井冰镇功能仍然有效。古井的井盖上刻有美观的清清楚楚的石纹，苏州的古建筑非常讲究风水，井盖上的石纹象征着天地乾坤。 我婆婆是苏北睢宁县农村人，家里虽然贫穷，少年时期还读过两年私塾，平时写信看报纸都行，她除精心照顾孙女生活外，还教她识字，记得女儿长到三岁时，婆婆还主动到新华书店去购买小朋友识字的字片和小画书，每天坚持半小时教女儿识字，一开始每次教十个字，到了四岁以后，每天都教二十个生字。另外，她还安排女儿一边玩一边听有线广播。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五岁时，女儿已能识四、五千个汉字。另外，她经常给女儿出一个题目，练习她即席讲话，经过多次练习，她竟然能条理清晰，主题突出，还能运用不少的成语和形容词，讲得很精彩，邻居在旁边听后都会拍手称好，同时，婆婆还向邻居借了小学课本，教女儿做一二年级算术的加减法及背乘法的口诀。 时间过得真快，女儿送到苏州婆婆家已快有半年时间，婆婆对她的孙女照顾得会十分细心和周到的。因为，苏州居住条件差，怕女儿年幼不习惯等原因，但我心里始终牵挂着女儿的冷暖。 第三十九章 去苏州看望女儿 趁五一节休息时间，我前往苏州去看望女儿。自从我和杨伟决定把女儿放在苏州，由她奶奶带，我打心里有点自责。无论如何，女儿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一岁多就离开自己，很是舍不得。但杨伟当时在云南，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还要上班，实在感动精力不够，照顾不过来，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多，当我一跨进门槛时，看到女儿在屋里走路，像小企鹅一样，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很不稳，好像随时会要跌倒似的。女儿的头发长得比较多，而且发质好，呈淡黄色，有点自然卷。在她头顶上，她奶奶帮他扎了两根小羊角辫子，小辫子像人们踢的毽子一样，站在头顶上；又像两束小草，女儿随着走路的节拍，走一步，抖动一下……童气十足，很有意思，显得既可爱，又惹人喜欢。 我轻轻地走到她的面前，她没有任何反映，像没有人进来一样，从她的表情来看，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印象。对于我的到来，女儿只顾自己坐在小桌子旁边，集中精力玩她的玩具，当我把买来的好吃的饼干、巧克力、蛋糕等拿出来，还有漂亮的布妹妹摆放在她的面前时，她用小手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又碰碰那个。女儿活泼的小脸上绽放出一丝笑容，我撕开蛋糕的包装纸，把蛋糕送到她的小嘴边，女儿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一下蛋糕，当她尝到香味后，又急忙张开小嘴猛得咬了一口，两眼望着我，然后她会心地笑了起来。我拿着蛋糕一口一口地喂女儿，她也吃得甜蜜蜜的、津津有味。 此时，我从桌上拿起“人”字的字片后，在她眼前晃了两晃后定了下来，并问她：“女儿，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字啊？”女儿很快地认出这个字来，字音读得很慢，而且尾音拉得很长，活像老师教学生似的。然后，我又把“人”字、“大”字、“小”字字片都一一摆放在女儿的桌子面前，我用手一个一个地指着字片，她竟然能随着我的手指，连着一起慢慢地读了下来，看到女儿每一个动作都如此认真，简直像“小大人”似的，我一时间忍不住内心的喜悦，“嘻嘻”地笑出声音来。 我与女儿接触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天性，很快互相熟悉起来了，有说有笑，亲热无比，打破了一开始冷漠的气氛。很快地拉近了我们母女之间的距离，在我离开苏州城，从家中出发时，女儿细嫩的小手拽着我的衣角，撕心裂肺的嚎叫，哭闹不止，念念不舍，不愿我这么快地离开她。看到女儿泪珠从小脸上滚落下来时，我强忍住内心的阵阵痛楚，伤心的泪水像线一样涌出。 苏州婆婆家，楼上楼下及隔壁院子里有很多住户，当时各家没有什么年幼的小孩，周围的邻居对我女儿显得格外喜欢。当时，在婆婆家楼上住了一家住户，他们夫妻俩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是苏州一所中学的中学教师，男主人是教语文的，女主人是教数学的，五十开外，膝下两个孩子都非常聪慧、勤奋好学，先后考入北京清华、上海复旦的名牌大学，在大城市读书。每逢星期天休息，夫妻俩做完家务后，都会剩下大量的空闲时间。他们经常把我女儿领上楼，带她到他们家中去玩耍，他们都很热情，一会儿拿饼干、一会儿拿桔子，逗着我女儿乐。 另外，他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传授知识。在他们家中有一个很大的站立在地面上的大算盘，是他们孩子小时候曾经使用过的，保护得完整无缺。每个算盘珠子都很大，都用鲜艳的不同的颜色区分开来，用手推动起来很方便，男主人教女儿数数子，一、二、三……每次都这样细心地教着，女儿跟着他后面学着大人的模样，并推着算盘珠子。大算盘一共有十排，每排有二十个算盘珠子，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一个、二个、三个……女儿每次到他家时，首先就去找算盘珠子来数。 在半年之后，女儿能把所有的算盘珠子都能数的很清楚。女主人除在学校里教语文外，她平时很喜欢用纸叠东西、剪纸等，于是她手把手地教女儿用纸叠出各种形态的动物、船等。女儿那时长到三、四岁时，女儿在女主人的耐心的帮教、熏陶下，就能单独操作，叠出了各种栩栩如生的千纸鹤、小鸟等纸制品。在女儿那个年纪，能叠出很多东西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婆婆的住房没有卫生间和厨房，居住条件比南京要差得多，但它有它的优点与外界不互相干扰，很安静，有利于学习。苏州那特别的优势就是每个院落里都有一口水井，市内小河流水是苏州的特点，气候宜人，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就是对苏州优美环境的最好写照。这里的园林很多，大小加起来，都有十几个，苏州的郊区有虎丘、拙政园、周庄等全国著名的风景区，一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景。 女儿在苏州这个水土适宜的土壤，生活了的三年多，讲了一口流利的苏州话，饮食全是苏州口味，一切生活习惯都和南京人大不一样。小时候，女儿长得小巧灵珑，看上去很精明，一脸南方小女孩子的面容。刚把女儿接回南京时，我带她到单位和同事家里玩耍时，经常有同事会带着惊讶和羡慕的目光问：“这小女孩怎么长得这么漂亮、灵巧，是你生的吗？”从他们的口吻中，我可以听得出，她们认为我的女儿长得非常不错的。 我生的一双儿女都长得很不错，每每听到别人夸耀自己的孩子，我打心底里高兴。孩子是我们夫妻俩生命的延续，儿女们是我们今后的全部希望。我常常这样想，目前我和杨伟再苦再难，都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 第四十章 最后一次探亲 杨伟在来信中说，1978年春节后，部队要宣布第三批转业干部的人员名单。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既高兴又不情愿。高兴的是多年的夫妻分居生活即将结束，大家可以团圆在一起；不情愿的是，杨伟的转业意味着以后不能再去一年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了，要知道，我对昆明一草一木的热爱之情仍然没有对位，这种程度绝不亚于我对我故乡的爱恋。 我想，既然今年是最后一次去云南探亲了，婚后我虽然已经去云南好几次了，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和人情风貌，我是既热爱又熟悉，更多一部分是留恋。儿子长到五岁，女儿长到一岁多，还没有出过远门，更不要谈到遥远的云南了，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儿子和女儿从小就能享受到祖国大自然的丰富多彩。 于是这一年四月中旬，我带着刚满五岁的儿子和一岁多的女儿去昆明探亲，经过四天三夜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云贵高原，美丽的城市――昆明。儿子当时只有五岁，抵抗力差，加之水土不服，到了部队营区，第二天就发高烧，白天还好，烧得不高，卫生所开的药，吃吃还能控制住。但一到晚上后，温度逐步又上来了，特别到了晚上九点钟以后，再服退烧药也无济于事。当时，我身边没有带温度计，只好用土办法，我习惯地用手在儿子额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感到有烧，又有意识的再摸一下，然后再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部位，明显感到儿子有烧，而且好像温度不低。 我果断地判断儿子发高烧了，我决定马上去部队卫生所看医生。值班医生用温度计一量，果然不错，是39。5度，医生采取快捷的办法，临时控制高烧，并告诉我们：“孩子的烧如果一时控制不住，到了深夜还有上升的可能。卫生所条件简陋，没有住院的地方，得立即派车送到司令部医院。”正在我抱着儿子站在水泥路路口等车时，到处一片静悄悄的。我由于思想紧张，加之露天的路灯昏暗，风特别大，周围的树叶发出了阵阵的响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感到肚子疼痛，想马上上厕所。这时，我赶忙把儿子交给杨伟抱，往前跑了几步，我东望望西瞧瞧，极力寻找厕所，并飞快地往公厕跑去。 这时，小吉普车来了，儿子发高烧，杨伟急得不得了，在这紧急的时刻，我又不在，跑去上厕所，耽误了不少时间。杨伟和司机在焦急地等待我，急得大家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很快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十多里外的司令部医院，医生复查后，小孩烧得仍然很历害，医生给儿子打了退烧针。医生分析高烧不一定能退下来，对杨伟说：“必须住院观察。”杨伟说：“听医生的安排。”我带着儿子住院了，在这里医生态度很好，服务周到，技术也很高明。儿子在医护人员精心的护理下，第三天烧逐渐地退了下去，病情很快有了好转，身体得到了康复，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出院了。 儿子出院后，恢复得很快。在家蹲不住，又要往外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家里洗衣服，杨伟上班去了。我叫儿子在门口草坪上玩，不要跑远，当时他答应的很爽，过了半小时，我就抱着女儿下楼去找他，门口草坪上空无一人，到了楼房四周看看，空荡荡的一片，也没有人影。我心中顿时产生了紧张的心理，营区有十多亩地那么大，有水塘、山丘、树林，到哪里去找啊？ 正当时，杨伟下班回来，他得知此情况后，没有回家休息，并安慰我：“不要急，这里的地形我很熟悉，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说完，他就朝着办公区后面的山上走去，叫我在家里等待，但我心里仍挂念着，在家等得焦心。我又往大广场和水塘四周去寻找，一边寻找着，一边还向走来的官兵询问，结果都毫无音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所熟悉的地方，也都跑遍了，都没有找到儿子的人影，当听到随军家属讲，工作区后山有狼时常出没时，我大脑速即高度紧张，也联想得很多，此时儿子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当我在万分焦急之际，远远看到前方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正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我不敢相信，他们是谁，当我急忙把眼睛擦亮，再定神一看，原来杨伟把儿子找回来了。听到杨伟简单而生动的陈述寻找经过，我既生气又高兴。看到儿子平安无恙，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地，大脑原紧绷的神经一下子舒展开来。 事后得知儿子原在楼下门口草坪上和同年龄的小孩玩耍，玩腻后，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哥哥说，我们打游击好不好，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有一个小朋友，抢先地说：“草坪上不好打游击，没有地方藏起来，我带你们到后山去，那里有茂盛的矮树和可躲藏的山洞，到那里打游击才过瘾呢。”小朋友个个带着用树叶编的帽子，手上拿着树枝，山上山下奔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时间过得也很快，不知不觉孩子们在那里玩了两个多小时，要不是大人来找，孩子们还不知道要玩到什么时候。在那里他们玩得很开心，但家里的人可急得团团转。 在部队探亲的日子里，我早上一起来把小孩的衣服洗完后，叫儿子自己出去玩，我就抱着女儿下楼在营区里活动。 当时女儿不大，走路还走得不太稳，不能单独行走，我就抱着她到离家不远的篮球场上玩耍，练习走路。我怕她会跌跤，就用一根长三米的粗布绳子拴在她的胸部，她跌跌冲冲地往前走，我就用粗布绳子掌握她的方向，跟着她后面走，使她既练习了走路，又不会跌倒。在部队探亲的一个月中，我每天都这样坚持给女儿练习走路，在我探亲假结束，即将离开昆明部队时，女儿已经能够单独行走了。 第四十一章 女儿长虱子 我们到了部队营区，第二天就帮女儿订了一瓶牛奶，女儿从小就是吃牛奶长大的，奶瘾大，每天离不开牛奶。只要有一天没有牛奶，她就会和你死绞蛮缠、哭闹不停。记得一次，在营区的一天早晨，我把烧好的牛奶灌在奶瓶里，递给女儿喝，女儿没有反映，迟迟不愿意接下奶瓶，我对她说：“你把牛奶喝掉，再吃两块饼干。”女儿用幼嫩的小手把奶瓶慢慢地推开，然后就吃起了饼干，我看女儿不愿意喝牛奶，我就把牛奶瓶往桌子上一放，去洗衣服了。 快到中午十一点，儿子在外玩得满头大汗，回来后见到桌子上有牛奶，趁我不注意，急忙拿起奶瓶，一口气地喝完了。没等儿子擦嘴，女儿突然大声地哭叫起来，一边说：“哥哥喝我的牛奶了，哥哥喝我的牛奶了。”我转过身来，再三劝说女儿：“从明天开始，牛奶你天天喝，上午不想喝，留着下午喝，不给哥哥喝，好吗？”女儿听了我的话以后，似懂非懂，立即收起了哭声，又继续吃起了饼干。 昆明的三四月份，天气比较暖和，再加上女儿活动不断，部队供应的开水主要是供应官兵正常饮用。我们临时去部队探亲的家属，也可以到食堂打开水，但用温水瓶打开水，量是很有限的，只能解决正常的饮水。如果打开水给孩子洗澡就很不方便，所以女儿洗澡的次数少了点。虽然澡堂子一个星期开放两次，但由于女官兵和家属很多，每开一次澡堂子，都非常拥挤。我一个人带女儿去洗澡，没有一个帮手，很是不便。 过了一个星期，我竟然发现女儿内衣衣缝中长了小虫子，我突然怀疑起来是不是长了虱子，我极力瓣开衣缝，用手指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小虫，然后用两个大姆指用力对着一挤，只听见“扑哧”一声，有一滴血迹溢出。我这才意识到，最近没有及时给女儿换洗衣服和勤洗澡，而最终导致女儿长了虱子。 我知道这虱子是非常不好对付的，只要生了虱子就犹如大祸临头，它会在衣缝里到处钻，而且虱子产下来的籽速度很快、数量极多，繁殖能力极强。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快会扩展开来，甚至祸及到他人。 我当即立断，向邻居借了一口做饭足能供应十多人吃饭大的旧铸造的铁锅，我把女儿的内衣内裤及毛衣毛裤全部放在大锅里整整煮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再放在烈日下，爆晒了三个大晴天，才把它们彻底消灭掉了。这时，我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的探亲假即将结束，我一人带两个孩子坐火车回家很艰难，杨伟决定享受最后一次探亲假，护送我们一同回到南京。杨伟这次不仅仅是利用假期来护送我们，而更重要的任务是考虑转业后，单位的安置问题。 在以前计划经济的年代下，部队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并不是什么难题，国家基本上都能全部给予解决。但是单位分配存在优差之分，这里面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人际关系。好单位，你进也是进，我进也是进，大家都符合条件，能找到管事的人，工作的安排就会好一点。为了让杨伟能够进入比较好的单位，我四处打听、拖人，主动介绍杨伟的工作情况，但一时没有着落，我开始担忧起来。 第四十二章 转业前后 多方打听之后无果，我就把杨伟今年下半年要转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虽然在一九五四年从上海部队复员回家当了家庭妇女，从事家务和照顾子女，从此脱离了工作关系。但自从一九六四年我们从福建前线把家安置在南京后，她平时接触和认识了许多邻居及不少老同志，他们有的还在岗，有的虽然退入二线，但他们的战友和下级都仍然在不同的机关工作，并在领导的岗位上干了多年，手是有一定的权力。原先住在我们大院中二排的老刘同志，他虽然不是老干部，也不是领导，但在省委组织部门工作，具体负责军转干部安置，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但人事权力很大。我们在住地震棚时和他家人相识的，而且在地震最紧张的日子里，都能够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大家关系处得既融洽又和谐。 对于，母亲想找老刘帮忙的事情，我原半信半疑，心想你一个家庭妇女，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吗？我曾持有怀疑的口气问母亲：“老刘能帮上忙吗？他只是一个办事员。”我母亲自信地说：“问题不大，老刘是一个心地善良，能助人为乐的人，他会尽力的。” 据我母亲回忆说，在一九七六年，大地震期间，有一次，我母亲和老刘在大院地震棚旁，闲聊时，老刘问：“老大姐，你家有几个孩子啊。”“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平时我怎么只看到五个小孩啊。”“大女儿上班，早出晚归，晚上回家天都黑了，一般都碰不到她人。”“你女婿在哪里上班啊？”“在昆明部队工作。” 一九七八年七月份即将转业，我母亲一心想请老刘帮忙，老刘他爱人的工作单位是省地震局，她在珠江路一带分了大套房子，因此搬走了，现在已经不住在我们省级机关宿舍院子中了。一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多，我母亲一人特意购买了两斤油炸果子和五斤苹果去拜访老刘，并把杨伟的简历递交给了他。老刘边看简历边自言自语的说，年纪轻（当时35岁），中共党员，张家口某军事院校毕业，干部家庭，条件不错。杨伟七月份在部队接到了省委组织部门的调令，接收单位为江苏省对外经济贸易局，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当时地点在中华路50号。 同时，因工作性质关系，部队还派人到江苏省组织部协助部队干部安置工作（部队各省都派出人员），部队原来联系的单位是省公安厅等单位，后组织部门查看了他的档案，认为杨伟参军后，在部队院校里学习的是英语专业，有一定的英语水平，最后组织上对口分配，还是决定分配他到省外贸公司工作。当时，部队转业干部从部队下来后，对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没有明确的概念，统称为国家干部。 过了不长时间后，主管部门才把下属企业区分开来，丝绸、机械、工艺品等十几家外贸公司从对外经济贸易局细划出来，明确身份。外贸公司从此一律按照企业管理办法运转，单位的性质才逐步在转业干部、人们的头脑中清晰起来。 当时，杨伟刚分配到外贸公司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办公室很拥挤，两个人合用一个办公桌，十来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里，摆放有四、五张办公桌，一张连着一张，人多都无法进出。单位更没有职工住房，部队要求地方接收的单位给转业干部安置住房，由于当时的现状，很多人都是自行解决的。对于没有条件解决的，单位临时安排住旅馆，那时组织上安排我们在新街口一家小旅馆，住了近两年时间，家俱及大量的行李统一堆放在单位食堂里。后单位又腾出了一间二十平方的房间，全家人才得以搬迁。 时值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尾期，外贸公司开始组建，已进入启动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贸一时停顿下来甚至跌入低谷，各外贸公司都是刚组建的，条件比较差，缺少办公室等，出口不同商品的外贸公司只能都挤在一幢大楼里一起办公，后由于外贸逐步发展，才又按不同出口商品种类划细，然后组成新公司。原来的五化机就是一个大公司，后由于业务量增大，人员增多，为便于管理，又重新分成三个小公司，杨伟分到了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 杨伟到了外贸公司后，组织上安排他到业务科，协助业务员搞货源。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等院校一时停止招生，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青黄不接，一时接不上来，省委组织部就从全省各地选拔和抽调南京籍在农村工作及在乡镇中学当教师的外语人才，通过严格的选拔和面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充实外销员的队伍，以此解决外贸缺乏人才的困境。 杨伟虽然不是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因有一定的外语水平，也就成为从其他岗位抽调到外销员岗位上的人员之一。当人事科长找他谈话时，杨伟欣然答应了，并满怀激情。在外贸公司，杨伟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积极从外地战友那里借来了三本外语书籍，努力重温，为做外销员工作做准备。当时，杨伟的外语闲隔了一段时间，要重新拾起来，尽快适应外销员工作，在短时间内，是有很大压力的，存在一定的困难。加之与经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大学生相比较来说，外语水平差距太大，深感到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杨伟刚从昆明部队返回南京，由于长期在云贵高原工作近二十年，一下子回到沿海平原城市――南京，心脏时常会出现异常，而且由于颈椎病出现诸多不适，而导致头脑经常发昏，一时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情绪低落，不容乐观，更对外销工作也无法适应，还因其他种种原因，杨伟在无奈之下，放弃了外销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又重新安排了他其他工作。 第四十三章 女儿骨折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把女儿从苏州接回南京，由于我们天天都要上班，家中无人照顾，为了培养女儿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增加学前班的基本知识，就把女儿送到离家较近的幼儿园。一开始，我们送她到幼儿园，她不愿意去，因为她在苏州都是奶奶一人带大的，适应在家中一人玩耍。刚进幼儿园，见到小朋友很多，很不适应，各方面都受约束。经常会一个人坐在小凳子上看其他小朋友在做游戏，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的孤独的性格逐渐有了好转，也能和班上的小朋友打得火热。大家一会儿搭积木，一会儿叠小鸟……每天玩得很开心。 有一天，她看一个小朋友没有凳子座，没有征得老师的同意，她独自一人飞快地跑到教室的另一个角落，去搬了一张小椅子。在回来的路上，由于跑得太快，不小心抱着小椅子一下子摔倒在水泥地上，她突然哭了起来，但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感觉，老师就把她送回家中。 我把女儿慢慢地抱起来，让她坐在凳子上，我重新细问女儿发生的情况。“女儿，你的腿部疼不疼啊？”女儿痛苦地说：“小腿疼。”我连忙追问道：“疼地厉害不厉害？”女儿说：“疼得蛮厉害的。”我见情况不妙，心想女儿的小腿可能伤了骨头，我便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老公，商量后我们决定立即把她送往市儿童医院。经医院透视检查后，诊断为小腿骨折，怎么会这么巧，跌了一跤，就把小腿摔伤了？女儿腿疼，我们心中更疼。 医生给女儿右腿绑上了石灰膏，固定小腿部骨折处，她从此就在床上休养。听医生吩咐，躺在床上绝对不能动弹。在一个月后，她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我们从单位借来了很多画册，和购买了一些小人书和古诗词。我和老公轮流请假照顾她，除了细心地给她补充大量钙质以外，我还教她读唐诗。女儿聪明好学，我每天抽时间教她学习古诗。不知不觉中，腿恢复得很快，三个月后医生撤除了石灰膏，她能在屋里来回自由走动。 女儿腿部恢复得很好，我们每天坚持让她在室内练习行走。中午吃过饭后，仍然安排她在床上休息。女儿在三个月的休息中，腿部完全恢复了，能自由走动了。我利用时间教她背诵的唐诗一百多首，我点到哪首，她都能滚瓜烂熟的倒背如流。从此，女儿从这时候起热爱学习唐诗，热爱文学，为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十四章 两个孩子抢饼干吃 在八十年代时期，我们的工资水平都比较低，我和杨伟两个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块钱出头，当时杨伟外贸公司初期每月只有五块钱奖金，我单位一个季度才发二十到三十块钱奖金，要养活连婆婆在内的五个人的生活，往往过完一个月之后，工资奖金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平时就是再注意节约计划用钱，也无济于事。一个月下来，节余所剩下无几。 女儿从苏州接回南京，当时才五岁，平时我们对她在生活上都十分关心，给予特别的呵护。往常，除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饮食外，还特地给她买了饼干、糖果等美食，煤炉烧饭慢，怕饭没做好，会饿着她，就准备了一些零食。 至今我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有一次，女儿坐在小方厅的凳子上，吃着有味的夹心饼干，这时儿子突然从外面玩耍回来，肚子饿了，到厨房里到处找东西吃，一时并没有找到好吃的，这时正看到妹妹在吃饼干，小桌子上的饼干盒里还装着很多的饼干，儿子突如其来的快步到桌子前，抢走饼干盒，抓了两块饼干急忙往嘴里送，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女儿看到她哥哥抢她的饼干，突然大声的哭叫起来。杨伟听到后，急忙从房间里走出来，猛力地把饼干盒从儿子手中夺过来，气得脸色发灰，大骂儿子一顿，并生气地将装满饼干的盒子往水泥地上使劲的一砸，饼干溅了一地，饼干盒子的一角也被砸弯了，女儿被眼前惊人的一幕吓得停住了哭声，儿子也被他爸爸的举动惊呆了。 我听到有响声，也飞快地走过去，蹲在地上把散落的饼干一一拾起，又随手拿了几块完整的饼干塞到儿子手中，儿子看到他父亲的态度，并不愿意给他饼干吃，儿子当时也不愿意接。面对儿子我蹲下来，并心疼地说：“儿子，给你吃几块，你比妹妹大，以后不要和妹妹争。” 每想到这里，我的泪水会不自觉地像潮水一般涌出眼眶，我内心深处极其痛苦，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当时的心情。我想，当时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能够再宽裕一点，每个孩子都有一份饼干，也不会发生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因抢吃饼干而发生的一幕。时间虽已流失了近三十年，但对这段情景，我始终不能忘记，它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久久不能抹掉，犹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后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杨伟的身体突然感到不太舒服，特别是颈椎部位的阵阵酸痛，以导致他头部经常发昏，每天早晨一吃过早饭，身体难以支撑，就又会急忙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离上班不足半小时，才勉强起来，因为从我们家到单位骑自行车要二十多分钟，再晚走一会儿，否则上班就会迟到，杨伟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强忍着病痛天天坚持去上班。 好不容易熬到休息天，杨伟基本上一整天躺在床上，直到我下班回家。长期的病痛折磨得杨伟精神很差，甚至于经常对我和孩子发脾气。刚刚才四十出头的男人，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下来，这个家以后可怎么办啊？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真是无法入眠。为了让杨伟尽快摆脱因为病疼所产生的思想负担，我时不时地安慰他：应看医生看医生，不要老是把病疼当成一回事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老想着自己的病，这样病情反而会好转。 为了尽快治好颈椎病，杨伟遵照医嘱，在房间的门头上吊一根三米长的粗布绳子，行成一个“u”字形，把脖子套上去，然后把头部轻轻往下坠，每天吊脖子两次，不管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早晚他都要挤出半小时时间吊脖子，经过半年多的配合药物治疗，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原来的症状已显著减轻。杨伟一边工作，一边坚持治疗，卸下思想包袱的他身体也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健康。 后来一回想起这一幕来，我真是有点后怕。感觉好像老天爷都在暗中帮助我们一样，杨伟的身体奇迹般的好起来，当时的情形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第四十五章 搞基建 随着外贸公司的发展，各种人才需要的越来越多。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很多高等院校断层，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充实外贸公司力量，为国家创更多的外汇，就安排从部队转业来的“海陆空”到外贸公司，当时也有从省属单位和基层单位抽调专业技术人员来填补外贸公司人员空缺的。 因此，职工的住房问题一时成了单位的首要问题，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公司领导议事日程上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经过研究，公司决定成立基建小组，大家都知道搞基建工作就是意味着吃苦，经常出差，无暇照顾家庭，别无其他好处。因为成员不够，随后公司领导找了好几个人谈话，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领导在人选上一时陷入了冷门。一天，当时的人事科科长姚科长找到杨伟说：“小杨，公司基建组人员还缺乏，公司领导想请你考虑一下能否抽调出来，参加基建小组的工作。”杨伟听了姚科长的话以后，没有过多的思考，二话没说，当即答复科长：“既然组织上需要我，我就服从组织安排。” 从这时候起，杨伟就开始投入了基建工作之中。基建小组一共有八人组成，其中有一位是四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任基建组的组长，有会计、驾驶员、采购人员等八人组成。杨伟当时是负责采购建筑材料，这次公司基建主要是给职工建宿舍，是和南京一家广告公司合伙的，盖两幢六层楼的宿舍。当时外贸公司没有地皮，地皮是广告公司无偿提供的，资金全部是由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提供，自营建造楼房。如木材、砖头、黄沙等建筑材料，都是自己组织采购的。 记得当时需要大量的木材，木材分为圆木和方木，圆木较粗糙，是建筑工人用来搭建建筑架子，方便操作使用的。方木是用来建造房屋内部门窗使用的，每次要购买木材都要几千立方。当时，南京市面也有，但需求量特大，南京市场无法及时供应，以及考虑到价格问题，领导决定让杨伟出差到江西永新县林区，现场购买。江西永新县的林区是我国一处著名的木材基地，全国各地的大型建筑公司，所需要的建筑木材都是从这里发出的。杨伟每次出差到江西，采购木材都需要一个多月时间，亲自到现场选购好的木料，并组织汽车运到火车站，同时还得申请车皮。当时，由于火车车皮特别紧张，一时批不下来，经常住在车站等待车皮的批复。另外杨伟等到车皮后，还亲自过目木材如数装上火车，还要亲自押车，监督察看装车情况。 一九八零年，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用他巨大的双手拨乱反正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国民经济建设，但国有企业原有的顽症，依靠国家，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等不良倾向，仍然严重存在。 在一九八二年，当时承建外贸建筑工程的建筑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都是吃惯了大锅饭，在当时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下，工人们都普遍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楼房基础浇铸好后，每往上盖一层楼，外贸公司基建组都要邀请建筑工程队队长及技术员等人吃饭、喝酒，不然迟迟不愿意开工。那时，不是工程队求客户，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条件下，而是客户跪下来求着工程队，要捧着他们，豁着他们，给他们足够的好处，他们才干一点。如若不然，不给足够的好处，就让你的工程停止不前。 外贸公司请的建筑公司是南京一家本地的建筑公司，人员基本上都是南京人，上下班八个小时，除浇铸卫生间及厨房的位置外，不能停顿，一定要连续的工作，其他时间能摸到下班时间就不错了。建筑使用的水泥是在栖霞区一家水泥厂采购的，厂里经常送货都拖到晚上七、八点钟才送到工地，工人都下班了，就是事先通知他们来下货，他们也不愿意来，有一次，天色已晚，一时也无法找到搬运工。杨伟和基建组的几个年轻人，就一起去下满满一车的水泥。杨伟在部队里一直是从事办公室脑力工作，过度的体力劳动使他全身的衣服，都落满了一层水泥，白花花的一片，活像一个水泥人。杨伟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体力，每次下完一车子水泥后，都累得筋疲力尽，回家后顾不得吃饭，就瘫坐在板凳上。 杨伟在搞基建工作的两年中，一生兼两职，虽身为办事员，但还扮演搬运工的角色，随时需要干体力活，都要马上上，在这期间，他穿破了两双皮鞋、一双球鞋，同时穿坏了三套工作服（都是我单位发的）。我有时生气地说：“你们外贸公司的领导真是小儿科，干体力活不说，连工作服都不发，工作服不发，也应该另外给点补贴，怎么一样都没有。”杨伟每每听到我这番话后，默默无语，极不自然的傻傻的一笑。 两年之后，位于大行宫一带，省外贸机械公司的职工宿舍楼一共两幢，其中一幢的房屋使用权，按照合同约定归广告公司所有。建成的职工宿舍楼解决了公司当时近三十户职工的住房的问题，杨伟和他的基建组成员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四十六章 熟悉货源业务 基建工作结束后，组织上分配杨伟到大五金科学习外贸业务，主要负责外销货源这一块，当时和从省外贸学校毕业的张巧平同志搭档。张巧平是南京市东郊菜农出生的子弟，进外贸时他刚二十岁出头，他从小心灵手巧，所以家人起名叫巧平。张巧平从小聪明好学，酷爱学习，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成绩门门优秀，每年评为班上的“三好学生”，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以高分考入外贸学校后，各门功课成绩在班上处于名列前茅，特别是外语水平当时已达到了能对答如流的翻译水平。 张巧平在外贸学校学的专业是国际贸易，在大五金科他负责外销业务，外贸水平较高，同时有很强的实干精神，当时杨伟主要配合他搞货源。 货源工作不是很复杂的，但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在外贸工作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杨伟进了大五金科以后，对外贸工作一无所知，一切从头开始，就虚心地向其他同事学习，有不懂的问题及时和张巧平沟通和请教。货源工作先按照外销员和外商所订的订单的数量及规定，然后给工厂下任务单，对出口的产品，如：数量、质量、交货时间及外包装的各种要求，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任务单上，事先寄给工厂，工厂接到外贸公司的任务单后，再根据要求开始组织生产。 在工厂完成任务后，杨伟就要及时去工厂抽查产品，都按照事先发出的任务单，一一核查，对不符合任务单要求的产品，坚决予以纠正，甚至退货拒收。当时，杨伟所负责的货源产品有黄铜扁丝（半成品）是做拉链的材料，主要是出口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另外还有铜管（半成品）是做空调及压缩机的必备材料；铜芯（半成品）是做锁的必需材料，它们也都是出口到东南亚的产品，需求量甚大。 货源工作虽然是协助外销员的，不直接和外商打交道。但是这项工作极为关键，是关系到出口产品质量有无保证，能不能顺利出口。从事货源工作的人不需要高深的外语水平，但是要求工作要十分认真细致，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否则会影响出口，甚至外商会退货，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保证货源工作万无一失，杨伟每次发货时都能全面按照外商的要求，立争为国家创更多的外汇，杨伟积极做好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杨伟在大五金科的两年中，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党员。” 出口产品的出厂价格是负责货源的人和工厂谈判的重点，也是难点，杨伟经常为产品的价格谈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产品价格的高低对于工厂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工厂再和外贸谈生意的时候，总是想尽办法抬高价格，而外贸公司为发从中获得利润空间，又极力压低出厂价格，每次在谈判中，双方讨价还价，争执得不意乐乎，甚至面红耳赤。杨伟力争使产品的出厂价能给外销员与外商谈判留于充足的余地，同时让工厂也能接受这个价格，而外贸公司又能赚钱，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大五金科工作两年中，杨伟积极钻研业务，竭尽全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经过长期工作的磨练，他很快就能熟悉和掌握所负责的货源工作及出口程序。杨伟在较短一段时间内，由从事部队技术工作的军人转型为从事外贸工作的熟手。 张巧平在外贸公司从事外销工作以来，工作认真踏实，头脑灵活，聪明能干，多年来为公司创汇成绩显著，是公司“十佳外销员”排列之首，同时被公司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一九八九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之后又被省经贸委提拔为分管公司业务的副总经理，当时年纪只有三十多岁，正处于如日中天的黄金年代。杨伟因配合张巧平外销在货源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同时被提拔为公司人事科科长兼党纪检组组长。 第四十七章 觉察微妙的变化 从普通的职员提拔到公司的中层领导干部，而且是分管公司人事和党办工作，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提升之后的喜悦之情意于言表，随时你可以在杨伟的脸上读得懂。 杨伟因公司人事科人手少，工作繁忙，比如：干部提拔、人员出国政审及劳动工资等，科里只有两个人，从公司内部调，各科室人员也都很紧张，特别是业务科都是高等院校培养的外语和外贸的大中专毕业生，甚至有的老大学生都是从事多年的外语和外贸工作的同志，都是公司的宝贝，他们是搞业务的骨干，不能动他们，公司领导决定从外单位调人来补充人事科的力量。 当时，虽然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但外贸发展的强势已经展现出来，很多人都羡慕外贸工作，想尽办法，拖人拉关系，甚至连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都通过父辈的战友等关系，从社会上不同的单位往外贸公司里面钻。 那时，有一位女同志，年近三十岁，年轻漂亮，长得大方得体。她的父亲也是部队干部，她本人曾在十二、三岁时，就入伍当兵，现在南京市房产局当打字员，因不满足目前的现状，他父亲拖人找到省对外经贸局办公室主任，李主任向各外贸公司人事科积极推荐，当时各外贸公司也正需要人，两撮合，公司领导同意让小许来公司面试。 当时，杨伟任人事科科长，由他统一负责调入人员的面试。小许的档案材料已翻阅过，中共党员，退伍军人，正参加全国自学高等教育考试中文专业，共计十六门课程。经过两年的奋斗，已经过了十三门。在那个政治年代，搞政工工作，政治条件是摆在第一位的，小许各方面都符合。另外还有其他同志也推荐了两个人，经过考察及面试后，公司领导及人事科认为小许各方面条件较优越。通过层层筛选，最后，小许一九八五年正式调入了省机械外贸公司人事科，与杨伟成了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记得一九八六年夏天那年，天气特别的酷热，在高温七、八月份期间，高温已达到三十八、九度，超过人们的正常体温。这时，江苏省及南京各单位都普遍施行了半休制（上午上班，下午休息）。我们单位是星期四休息，我发现外贸公司中午十一点半钟下班时，我看到同一楼上的书记老总和其他同志都下班回来了，下午都在家里休息。而我却发现，杨伟照常每天都上全天班。我一开始并不在意，后来逐步觉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 有一天，我以奇怪的口吻问杨伟：“你们单位别人都上半班，为什么你一人上全班呢？”杨伟不加思索解释地说：“单位领导安排各科室下午有人值班。”我又接着问：“怎么你人事科每天都是你一个人值全班啊？”杨伟不慌不忙地辩解说：“别人家里有事，反正我回来也没有事，还不如在办公室里休息。”我心想，不回来就不回来，反正家里的事我一人也能干了，再说外贸公司条件好，办公室都有空调，比待在家里要舒服很多。 这事一开始我就没有往心里去，也没有往深处想。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在房间小客厅中，我正忙着洗衣服，杨伟突然板着面孔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半休，你不要去问书记，我杨伟为什么天天值班。”看得出他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生怕被我知道似的，他的口气和往常截然不同，我听得出，他是以一种略带威胁的口气，叫我不要把事情抖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把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和当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才知道他的目的是叫我对他的作为不声不响，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记得一九八七年元旦前，杨伟公司发福利――每人十斤鸡蛋，除出差的同志以外，在班的人员都要到操场从卡车上下鸡蛋，装得满满的一筐一筐的鸡蛋，每筐约有五十斤。人事科人员带头组织全体人员去下鸡蛋，杨伟在搬鸡蛋的过程中，不慎扭了腰，杨伟下班回家，我看见他腰板挺得直直的，好像不能动弹，我就主动问他怎么回事。听他讲，在搬鸡蛋过程中闪了腰。我关切地问杨伟：“那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他说：“没什么大事，不影响上班的，休息两天就行了。”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四，是我们单位的休息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在厨房里洗菜，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我急忙把门打开，一看是公司人事科的小许，她热情地对我说：“昨天，杨科长，在公司下鸡蛋时，腰扭了，我特地来看看他怎么样。”她一进门，好像对我们所居住的房间套型很熟悉似的，从门口径直往大房间走去，快步地走到了床边，低着头，以极其关心的口吻问：“杨科长，腰怎么样了啊，还疼吗？是不是好点。”“稍微好点。”“我给你灌热水袋，放在腰部疼痛的部位捂一段时间，疼痛的程度就会减轻。”杨伟慢慢地把热水袋从被窝里拿出来递给她，杨伟一只手紧紧的握住她的手，过了片刻才勉强放松。小许把热水袋装满后，掀开被子放进去，并把杨伟的被子两边用手压了压，然后很自然地坐到床边，和杨伟聊起天来，两人谈得很投入。由于孩子们都在房间里做作业，缺乏适当的机会，他们没有敢做其他任何过分的动作。 在单位里搞人事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掌握着公司内部的人事权利。事物存在着它的两面性，搞人事工作久了，因为工作关系，也非常容易得罪人，他们公司一位职工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的家属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死绞蛮缠，冲击领导，给公司施加压力。 作为当时参与并研究处理该同志后事意见的公司总经理、书记、人事科负责人等都在冲击之列，在一次职工家属与公司领导相互争执的过程中，杨伟也被他家人打伤，一段时间，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十分匮乏。杨伟除白天坚持上班之外，晚上九、十点钟还抽出时间跑到公司，打电话给正在广交会布展的小许，把小许离开南京到广交会这段时间以来，公司里所发生的一切向她一一细说沟通。在那一段时间内，杨伟每过几天都主动打电话和小许沟通，很认真，也很执着。电话那头小许的句句安慰，似乎像是一剂良方，抚平了杨伟身体上的伤痛。杨伟神情的自然流露，点点滴滴，丝丝入扣，让我很明显地发现，他的心早已不在家里了。 第四十八章 积极投入样宣工作 机械公司样宣科科长老刘，夫妻俩都是一九七八年从浙江省部队转业来南京的。老刘的爱人小陈，是一位六零年初中毕业考入南京军区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军区35789部队医院工作的护士，她也是一位部队高干子弟，她和老刘同在一个野战部队工作。 要是说起他们俩相识、相爱的过程，还真是有那么一点浪漫。据老刘说，有一次，老刘在部队突然患阑尾炎，需要开刀，住院两个多月，小陈就是护理老刘身边的护士，在两个多月朝夕相处之中，从认识到了解，从了解到相爱，逐渐产生了感情。在老刘回部队工作后，写了一首情诗寄给了小陈，小陈打开信件后，读了老刘充溢激情的诗后，更坚定了对老刘的信赖。从此，他们俩人走上了恋爱之路，一年后，他们结为伉俪。数年后，因为小陈是南京人，所以他们又一同转业到南京工作。小陈转业到中华门外一家市属企业医务室当厂部医生，而老刘则分配到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外贸公司。 由于老刘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擅长会写会画，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解放军报”上，写作能力很强。刚分到公司时，领导就把他直接安排到人事科，负责公司对外宣传这一块，公司领导的讲话稿、总结、计划等，都是他亲手执笔，各方面能力超群，高人一筹。骄人的工作业绩，深得公司领导的赞赏。 老刘在人事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组建了样宣科，指派他任临时负责人，三个月之后就正式任命他为样宣科科长。老刘从浙江农村参军，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但他天资过人，自学成材，是位才艺齐全的人才，从小酷爱绘画、写作。他除写一般的文章外，还有高水平绘画、设计能力，老刘在每年一次全国性的广交会上，机械外贸公司样品宣传摊位的设计，在每次江苏省经贸系统十多个公司评比中，都是名列前茅，得到各公司同行的赞许，多次被省对外经贸局的领导表彰。老刘虽然只有初中文凭，在八十年代末，文凭开始起到一定作用时，局领导打破常规，鉴于老刘工作业绩突出，能力超群，被省对外经贸委破格提拔为江苏省国际展览公司任总经理。 机械进（出）口公司样宣科科长暂时缺员，公司领导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研究决定派杨伟兼任样宣科科长，两个科室人员虽不多，但工作量相当大，样宣科要负责公司在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上的布展工作，杨伟除以身作则外，还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两个科都管理的有条不紊，公司领导也较为满意。 我记得有一年春季广交会，由于工作量大，科里一位搞样宣的同志，突然生病住院，不能前往广州，科里其他同志手上都有紧急的工作，一时无法抽调人员。当时，杨伟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杨伟不动声色，便主动顶那位生病同志的班，自告奋勇去广交会，去参加紧张而劳累的样品布展工作。由于布展、撤馆时间紧，工作量大，连续工作之后，杨伟从广交会回来，因为当时缺乏休息，感冒发烧病情加重。回宁后，休息调整一天后，第二天，他又急忙赶去上班。 在样宣科工作，能接触到外单位搞业务的人很多，除接洽工作外，还经常互送礼品，礼尚往来。有一次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样宣科科长老张送给杨伟一套棉制的精装睡衣，花纹漂亮大方，非常优雅，很抬人。一般人穿起来就够耀眼了，要是年轻的、漂亮的女同志穿上就不知道怎么美了。杨伟心中总是惦记着小许，老刘也知道，老刘便直爽地对杨伟说：“你肯定会送给小许。”杨伟不吱声，心想老刘怎么会这么了解我的呢？果真第二天晚上，吃完晚饭，杨伟神不知鬼不觉得把衣服奉送给了小许。小许年轻漂亮大方，穿了这套合身、花色配备合理的睡衣，那可真是锦上添花了。 小许从十二岁就开始当兵了，退伍回来分到地方工作，都在办公室里负责内勤。调到外贸公司后，看到业务员经常出国和出差，很羡慕，认为他们能一边工作，一边又能见世面。平时，仅仅听同事说广州怎样繁华、热闹，但耳听不如一见。有一次，小许向杨伟提出：“科长，有机会是否可以安排我到广交会参加布展。”这一下，正好让杨伟有了机会向小许献爱心。杨伟立即表态：“行，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小许听后，高兴不已，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容，果真当年秋季广交会，小许就如愿去了梦寐以求的南方开放城市――广州，参加了广交会的布展工作。 这次，杨伟在广交会负责公司样宣科布展工作，在具体安排中给小许特别的照顾，身怕她累着，只要看到小许和别人抬笨重物品时，杨伟就会主动上前换下小许，遇到爬高上底的活，杨伟怕小许会出现危险，就主动安排男同志替她，让小许在旁边负责递递拿拿，做一些轻巧的活。 正是由于杨伟长时间以来，对小许方方面面的悉心照顾，才会令小许一直心存感激，这也为他们俩人感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至最终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四十九章 第一次提出分手 随着外贸的发展，职工住房又有了新的改善，公司又购买了一幢南京军区建造的楼房，一个单元十二套住房，是部队师、团级干部居住的标准，师级干部九十五平方，四室一厅，团级八十二平方，三室一厅，卫生设施及厨房样样配备齐全，二楼的平台（晒台）分别为一百二十平方和八十平方。公司总经理、书记都搬入，杨伟也分到了一套八十二平方米（三室一厅）的住房，这里的住房比以前分到的一室半要宽敞得多，不用愁房子不够住。儿子和女儿可以各住一间，学习和生活既方便又不互相干扰，显然住的很舒服，但条件好转了，其他的事情又接踵而来。 记得刚搬入新家的一天，我正好休息在家，当时是什么法定节假日，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和杨伟都在家里休息，而且正巧两人都在厨房，我在水池边洗碗，杨伟什么时候进的厨房，我都不知道。就看见他一个人蹲在厨房门口，在储藏柜旁边整理他们单位过节发的福利――鱼、油、大米等各种物品，糖果、墨耳等杂品整整装满一个蛇皮口袋，真是应有尽有，遇到过节只要购买一些蔬菜就可以。每次过节，自己家里根本不用再怎么花钱，都能吃得很好，发的东西一直能吃很长时间。 那天，我在水池边洗碗，突然杨伟脸上不带一丝笑容，提起话荚：“小高，你做做好事吧，就成全我和小许。”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话语愣住了，大脑好像一下子停止了思考。当时我一言不发，心里有数，过了片刻，我神经才反映过来，突然说出了与自已内心想法无关紧要的话：“不行，过年过节我们单位也不发什么东西，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边说边洗着碗，像是在开玩笑似的。现在想来，我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可能在我的潜意识当中，我不想与杨伟分开，我不想和孩子分开。我不愿意让家庭破裂，我珍惜这个家。 然后，此时杨伟摆出一付认真的面孔，态度明确地对我说：“你们单位不发东西，是你的事，自己另外想办法解决。”厨房只有两三平方，中间大、两头小，不成形，是狭小的长形（不完全是长形），厨房里平时也只能站一个人，两个人在里面操作已经相当拥挤了。我是先到厨房里面洗碗，杨伟是后进来的。 据以后回忆，杨伟他是有备而来的，他想套我的话，让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同意我和他离婚。平时我和杨伟沟通的机会就不多，他们单位是正常休息，而我们二轻局的下属单位是周四休息，两人经常不能同一天在家里。就算是碰到两人一起在家的时候，有时间沟通，我们俩人的话也是不多的，可能我与杨伟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杨伟他内心想跟我说的话，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所以说他也不好莫名其妙的开这样的口，只能趁整理年货的机会，低着头，不愿意正视我，在我看不到他的眼神的这种情况下，才能壮大胆子，把他内心的话找机会说出来。 从那时候起，我就预感到杨伟的心和我越走越远了，他对家庭的感情也渐渐的淡漠了。当时，他想得到我爽快的答复，但事与愿违，我没有被他事先设的圈套套住。至于杨伟今后还会怎么做，他又会如何对待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我都不想过问。因为我工作忙、单位离家路又远，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考虑太多。残酷的现实让我烦不了那么多，事情过去了，我也将它抛在脑后，听天由命，随它去了。 第五十章 第二次提出分手 还是那一年的夏天，孩子们都不在家，也和第一次一样，大房间里只有我和杨伟两个人。杨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的音量放得很低，不影响互相之间的讲话，而且声音互相之间都听得很清楚。 那时，我正在床边整理衣服，杨伟向我开口说：“你在外面不要乱讲，领导知道了，会影响我加工资和出国”。前一段时间，杨伟在和我聊天时，曾经谈过他们单位的情况，并举例说明，他们单位一个老同志在上班时间，趁四周无人，有意用手指碰了一下女青年的乳头，而因此单位给了他处分，结果在加工资时，他没有加到。杨伟也知道这种事情如果张扬出去，被领导知道，没有好果子吃，同时并不是件什么光彩的事情，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切身利益。 杨伟自从进外贸公司以来，是公司后勤人员中屈指可数的中层干部最先出国的人员之一。他前后出国六次，到过苏联、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参观学习和做外贸生意等，他见了不少世面，身价也自认为是提高了。在九十年代初，杨伟的收入很可观，因此他总觉得自己比我高一等，他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取得了一点成绩，生活条件优越了就翘尾巴，目中无人，于是就盲目地骄傲起来。 有一天，在莫愁路家中，杨伟态度很冷淡，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在一起生活不太适合。”另外他还说：“我和小许都长得很漂亮，我和她结合，生的小孩会肯定长得既漂亮又聪明。”还有一次，过了数年后，我在和杨伟闲谈中，他提到他两个弟弟的小孩，都很聪明，先后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而我们自己的小孩都不行，并说他自己很聪明，都是我的原因造成的等等。听到杨伟的这一番话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成绩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开始后悔我当初的选择，但为了家庭，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忠诚这个只剩下外壳的家。 自从杨伟到了外贸公司，出了几次国，到外国见了世面和被公司领导重用，在较短的时间内由普通干部提拔为中层干部，是公司大家公认的领导身边的“红人”。 杨伟之所以成为公司老总身边的“红人”一方面是杨伟在平时工作中，认真、能吃苦，又能善于团结同志和处理好各种矛盾，在公司职工中有较高的威信，同时公司书记原和杨伟都是人事科的正副科长，在工作上大家配合的很默契，又在长期搭档中能够互相信任支持。老王提拔为公司党委书记后，当时是分管人事科、党办这一块，所以对杨伟负责的人事科工作格外关注，当人事科的工作遇到困难时，王书记都能主动帮助排除。在工作中，他们仍然配合的很和谐。在一九九九年七、八月份，王书记退居二线，不再主持公司党委工作，杨伟也在同年十月份，也随其他符合内退条件的同志，也离岗休息了。“一朝君子一朝臣”，在任何时候，任何单位，这都是不变的真理。 当年，公司职工曾一度热传杨伟将很快提拔为公司党委书记，当我问他时，杨伟说：“我根本不想当书记，书记不过就是看看家，做些杂事”。现在想来，亏好此事被别人调包，没有变成现实，不然照他的说法，当一名小小的科长，就差距那么大。若是当了公司党委书记，那不是差距就更大了吗？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当公司党委书记之日，就是家庭破裂分解之时。 外贸公司人员经常出国，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从南京到北京总公司出差一样，是很平凡的，根本不需要申张和值得一提的，但这些正常的事在杨伟的头脑里，却变味了。把日常的工作当成了令箭，感觉了不得，自己提高自己的身价，大脑昏昏然起来，在我们高干子弟面前，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竟然把小小的科长职务捧上天。 在杨伟的同事中，有不少是转业干部，也有的是从中央机关和省属单位调来的，在他们当中，有的人走上了公司的领导岗位，大多数人也都走上了公司中层干部的岗位，平时大家都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据我观察，别人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就算是个别人有这种情况的，也是逢场作戏，不是来真格的。 后来知道公司也有少数部队转业干部，在男女关系方面犯错误。记得当时公司在南京的一个基层单位，在三山街交叉路口处开了一家“永兴饭店”，主要是解决公司内部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该饭店的负责人牛希平，上海人，长得一表人才、十分帅气，就是个子矮了一点，在硬件方面简直找不出他的缺点。他在男女关系上也是很不注意小节的，他的爱人是在市内一所中学教书，长相一般化，个子还比牛希平高一点，和他年龄相仿，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正在上高中，一家人的生活幸福美满。但老牛不甘心寂寞，经常在外面不断地寻花问柳，寻找刺激。 有一次，他竟然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处处带头遵纪守法，结果一时糊涂，萌生了邪念，去了洗头房，他经不住女色的诱惑，竟然和洗头房小姐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最终被当地派出所巡逻民警抓获。公司党委为了挽救他本人，消除影响和教育广大党员，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当时在公司内振动很大。一些转业干部，工作、生活条件好了，便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就忘记自己的本色，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辜负了公司领导和家人对自己的期望。 如今杨伟他同样背叛了我，背叛了家庭，动了真感情，给我及家庭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有时，我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气愤地对杨伟说：“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条件一好，你就变心，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我呢？你又是冲什么来的呢？在那个政治年代，不要我说，你自己心中怎么想的你应该很清楚。”当他听到我这段话语后，一声不吭，迟迟不做任何解释。 杨伟多次以不同形式向我提出要分手，考虑到孩子和家庭，我一直都没有松口，杨伟始终没有达到目的，他示意到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多大希望，就改变了以往的策略，把家庭虚设起来，把家当成旅馆，在外面继续搞婚外恋，而且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行我素，镇定自如。在任何场何表现的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都似的，他又觉得不好硬来，也知道我不同意，他硬要闹离婚，将来在单位会造成恶劣影响。单位的同事也会在背后指责他，甚至会发展到身败名裂的地步。 有一天，他又主动找话岔，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既然这样，大家就撮合着过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已经有了家室，不好好珍惜，还要到外面去寻找刺激，找情人。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知道，因小许思想发生了变化和其他原因，不愿意再继续和他保持关系。我通过对杨伟的观察，发觉他和小许还没有完全断掉关系，仍处在藕断丝连的阶段。 那时候，我常常在想：杨伟是不是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想改过自新，收回他自己的心。男女方面的事情，我看得太多了，如果杨伟愿意回头，我和一双儿女还有什么怨言呢？ 第五十一章 梅开二度 小许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还没有完全结束。没有想到，杨伟又早早地暗中盯上了同一个党支部的从事财务工作的赵兰，她是北方人，个子瘦长条，长得谈不上漂亮，但很大气，有着北方人爽气的性格。赵兰的老公在中央驻江苏省一家有名气的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赵兰的老公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在三十五岁左右就被提拔为研究所所长，主要负责开发新产品，属于正处级干部，前途无量。但是对此，赵兰的老公并不甘心目前的现状，一心想到国外有更大的发展。因此，他借公派出国的机会，在国外跳槽，随后在外国在长期工作。几年后，赵兰的老公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站稳了脚根，随即将赵兰和儿子接到国外定居。 赵兰出国后，劳动关系仍然保留在外贸公司，而此时公司正在进行房改，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公司分给她一套政策性中套住房，由于她人在国外，房子一直闲置着。杨伟就主动写信给赵兰说，她在白下区的住房地点优越，中等套型，八十平方米左右，这种套型正是房介急需要的房源，建议她出租。赵兰来电表示同意出租后，杨伟如获命令，当天下午就在报纸上找信息，打电话一一联系，把房源分别挂到十多个中介，在两、三天时间内，房介纷纷来电，要求承租，杨伟和房介报价最高的一家中介成交，这边刚把房子出租出去，杨伟就及时写信给远在国外的赵兰，另外还为他专开了银行帐号，把房租一月不少的打入赵兰的存折。当赵兰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每每感谢之情沉浸在话语之中。 事情并不是想像中的一番风顺，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赵兰房子所属的派出所一位民警同志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要找杨伟，我回答他说杨伟他不在家，有什么事，能不能先告诉我，等他回来后好转达。民警同志说赵兰的出租屋内，承租人在进行违法活动。我听了吓了一大吓，浑身冒冷汗，当时房屋中介公司不正规，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光顾收钱，而忽视让租赁双方签定合同，互相制约，再加上由于杨伟在出租房子方面缺乏经验。 派出所人员起前怀疑，杨伟与承租人认识，给承租人提供违法的场所进行违法活动，后根据有关规定要罚款月租金一到十倍，杨伟得知后，主动打电话给派出所，说明承租人的违法活动与自己毫无关系，更谈不上认识。派出所当时追得很紧，房子刚刚出租三个月，拿到的租金全部用来缴罚款还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到了原来老邻居的儿子，现在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小李，他主动出来证明杨伟的身份以及他和承租人不认识的事实。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最后由小李出面解决了此事，才使此事得已平息。杨伟为了赵兰的事情如此奔命，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就是旁人看来似乎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同志关系，更何况是我呢。 后来，赵兰随他老公到国外定居和发展。杨伟一直都和赵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不断，时有电话。而赵兰每次回国探亲，到山西省太原市（看父母）都会以各种理由为借口到南京，住宾馆逗留几天，两人关系不寻常，密切接头联系。赵兰每次到南京，都主动打电话（手机）给杨伟，约他到宾馆里见面聊天，往往一去都是一整天。有一天下午，杨伟从宾馆回来后，我突然发现他精神焕发，从他的身上显示出了他平日里缺乏的男性动力。 自从杨伟有外遇以来，近二十年，我们从来没有过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我们的性生活早已停止了。我们俩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但天各一方，就像两个陌生人，谁也不理睬谁。杨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关系，性功能开始减退，他为了增强性的功能，保持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他经常自费去药店让购买了大量的补肾壮阳的药。 第五十二章 花心的男人挡不住 我曾经记得自己长大后，父亲有的话都会讲给我听，因为那时弟妹太小，母亲又是家庭妇女，无法深层次沟通。父亲在一九五四年时，全国空军各部队在各地选拔了师团级干部轮流培训，父亲他被派到山西太原空军第一速成中学学习文化，当时，许多女教员都是长得年轻漂亮的军官，又是大学文化，刚参加工作不久，很多都是单身。 有一年，即将放暑假时，其中教我父亲语文的一名女教师，名叫吴群，二十五、六岁，浙江杭州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她主动找到我父亲说：黄主任，放暑假就不要回去了，学校里条件蛮好的，你就留在学校里一边休息，一边让我继续帮助你提高语文知识和写作水平。父亲知道吴群此话的用意，考虑到家属和孩子，他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 平时，他们在闲谈中，话很投机，很多观点也都不约而同，他们始终保持着同志式的关系，但是要再往前继续发展两人的关系，我父亲是不情愿的。父亲对吴群说：吴老师，自己已经有几个孩子了，而且我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时远离老家，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家里劳动，守着这个家，很是不容易。现在条件好了，我也不能没有良心，把她们抛弃。 事情过去已经五十多年了，父亲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一直铭记着父亲的话，他教育我们要讲道德、讲良心，不要去做损人利已的事情。后来，我父亲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而我母亲没有文化，退伍后又当了一名家庭妇女，但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我父亲从不嫌弃我母亲，并非常尊重她的家务劳动，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共同支撑我们这个家。 我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而我自己找的伴侣却是一个花心男人，这些苦，我只能深深淹埋在心底。杨伟为了赢得小许的喜欢，他经常把工厂里送给他的鱼、螃蟹、米、油等物品，隔三岔五地往小许家里送，一袋大米重四、五十斤，杨伟扛不动，就用自行车驮到下关大桥小许家中。另外，价值贵重和稀少的物品，杨伟想办法搞到手，都会送给小许的，主动满足她的各方面需求。 另外，我记得小许的弟弟在八十年代中期在老家下岗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一度遇上困难。杨伟闻及此事，不辞辛苦，到苏南地区外贸厂主动帮助他联系工作，暗示厂长给予特别的照顾，增加一个驾驶员的编制，让他给厂长当专职驾驶员，把原来给厂长开车的驾驶员小邱调到仓库开铲车，一时厂里职工传言不断，都纷纷议论新来的驾驶员后台真硬。 所以说，花心的男人，怎么也拦不住，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我有时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赵兰曾经坦率地对他说，要不是我们年龄相差太大（相差十五岁），我们就结婚了。”杨伟知道，小许和小赵都是嫌他年龄太大，不愿意和他组成家庭。而杨伟还死皮赖脸的粘着别人，继续做感情游戏，和她们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小许的爱人小陈也是一位部队的高干子弟，在一家市属工厂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他也是从部队下来的退伍战士，在厂里当过十年的浇铸工，但在艰苦的劳动中，长期酷爱学习，除平时练习书法、画画、写文章等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以超人的毅力坚持数年，通过了全国自学考试全部课程，获得了大学汉语文学专业文凭。 小陈每隔半个月，星期六下午四点，都会带着儿子去南京郊区部队干休所看望父母。杨伟和小许就利用这最佳时机在小许家同居，第一次同居都很正常，没有被小陈发现，于是他们也放松了警惕性。 事隔一个月，在一星期六晚上，小陈带儿子去同事家参加完婚礼，已经接近十一点，因为参加婚礼晚上回来时间较晚，未能及时赶上去干休所的最后一班的公交车，所以小陈和儿子就准备回家休息。当时由于小陈工作忙，事先没有及时告诉小许，就带儿子一起返回家里。小陈怕惊醒小许，影响她休息，就轻轻地推开门，静悄悄走进房间内，没发出任何的响声。小陈走到自己的床边的床头柜，准备去拿茶杯倒水，他眼睛不自觉地往床边一看，这下可糟了，小陈很惊奇，怎么床下放着两双拖鞋，一双女式的，一双男士的，男士的约有四十二码，小陈感到纳闷，又把眼光往床头上一瞄，和他老婆同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面貌好像很熟悉，定神一想，让小陈很吃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老婆单位的人事科长吗？那个男人用两只大手把我老婆抱得紧紧的，亲热得很，眼前的一幕全部映入他的眼帘，小陈简直不相信这一切，但又不能不被眼前的事实所征服，他调整了一下心态，镇定了情绪，小陈不露声色，也不声张，强忍住内心的怒火，只好吃闷亏。 事隔数天，小陈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小许开口提出离婚，在铁的事实面前，小许知道想赖也赖不掉，把炳被小陈握在手里。小许理亏，只好低头认账，答应近期和小陈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 外贸公司上到领导，下到普通员工，得知小许离婚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很突然。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大家按正常逻辑推理，一般是夫妻关系不和等原因，人们再也想不到是她和她的人事科长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造成的。 小许离婚后，暗地里多次催促他的科长加快速度离婚，对此，我始终不松口，一拖再拖，杨伟离婚的念头没有希望，小许感到自己吃了大亏，两头都落空。她平时在单位表现不错，工作积极肯干，上下关系也处得算融洽。但目前来了一个大转弯，致使她情绪低落，精神萎靡不正，工作拖拉，不能按时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领导对他的突然的变化，感动吃惊和不满。公司的员工对她也是另眼相看，原来的威信一落千丈，她感到自己如若不很快调离公司，已无法在原单位再混下去了。于是她忙于策划，暗地里拖人找关系，在短短的半年之中，结果调到了市属一家事业单位。 小许的调离，彻底让两人的希望破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所谓的激情也淡漠起来，他们之间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 第五十三章 婚姻亮起了红灯 进入九十年代初期，外贸的形势已经崭露头角、蠢蠢欲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运行，单位、个人都在追逐经济效益，我突然感到头脑一闪，预感到每个人即将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每个人要注意不要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卷入旋涡之中。通俗地说，就是个人在工作中，不要被金钱击中。 那时，外贸公司有个别领导和业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择手段，损公利已，贪污挪用公款，为自已非法牟利。然而，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乱纪的经济犯罪分子，终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虽然我和杨伟的关系已经开始有了裂痕，但我仍然以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以人为善。在这关键的时刻，以我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关心他、提醒他。有一天晚上杨伟在看报纸，我突然对他说：“在这关键时刻，你要特别注意啊，经济浪潮凶猛而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已经拉开序幕，要注意不要被金钱迷住自己的双眼。我们只要过正常的生活就行了，不是正规渠道的钱不能拿。”我发现杨伟在注意听我的讲话，他自己从部队下来，也从事了十年的政工工作，曾积极配合过政法部门调查处理过经济案件，也有一定的觉悟，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杨伟各方面工作处置的很好。他从事经济工作二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不良状况。 一个家庭经济上有了保证，日子就会过得好点，但是我们之间这种感情的伤害，达到了刻骨铭心的悲痛。有一次，我妹妹到我们家来玩，正巧杨伟不在家，我妹妹就随意地问我：姐夫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情不自禁地很生气地说：“不知道，我才不会管他的事呢，他到哪里去与我无关。”我妹妹态度很生硬，随即脱口而出：“现在人家挣钱少了（内退），你就说人家不好了。”我听她这话后，气不打一处出，身感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内心深处悄然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伤心，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又不能讲述给别人听，我把这事长期藏在心底，自己硬扛着，那种精神上受的压抑，难以想像，别人不知情，还在责怪我说三道四，不要说我是多么的痛苦了。 据回忆，一九九八年左右，杨伟的弟媳妇从苏州来宁陪她儿子在大学读书。记不清当时，我们不知是谈到什么事情，我自然地流露出对杨伟的不满情绪，他弟媳妇马上板着脸，一屁股坐在杨伟那边，讲他怎么好怎么好，结果我和他弟媳妇争锋相对的理论起来。自己受了欺负，杨伟做的事情能蒙蔽别人的眼睛，却蒙蔽不了我。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可以说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我们站在汽车站等车，最后搞得不欢而散。 平时，在长期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和杨伟只要发生争执，他们单位的同事都很自然的对我进行说服、批评，甚至责怪，而杨伟坐在一边总是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往常，杨伟的同事和战友对杨伟的评价都很高，都称赞他人品好、素质高，对于这些说法，我一概都装聋子，一律东耳进西耳出，任凭别人怎么称赞他。时间长了，我也不和他争执，因为人们都处在不知情中，都不会把他往坏处想，都认为杨伟他很正规，人很老实，不会做不道德的事情。尽管杨伟披着红色的外衣，装扮成“伪君子”，但我对他的言行却了如指掌，而这一切，只能蒙蔽他的同事和亲戚。 有一回，我高中老同学熊桂芳告诉我，他的表妹的爱人在安徽省某县任公安局长，在外面也搞婚外恋，由于经常不回家，被她表妹发现了。她就去单位领导那里反映情况，结果局里其他领导和同事们讲，我们的局长很正派，不会做这种出格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你的猜疑和担心是多余的。一句话把她表妹拦回去，使得她哑口无言。老同学无奈地对我说，这个年代真有意思，做坏事的人，别人说不可能，说真话的人，别人不相信。 当时，我从内心来讲，也是很矛盾的，遇到这样的事，哪个女人都会很气愤，无法再生活下云，肯定要提出离婚。看起来，杨伟天天正常到单位上班，竟然意想不到他还在外面搞婚外恋，从而导致家庭不和谐，甚至发展到分解、破裂的边缘。若我到杨伟单位向领导反映此事，当时两个孩子都才十岁左右，正在上学，需要培养。 杨伟的两个弟弟，一个在苏北农场工作，一个在苏州的当地小厂工作，他们工资待遇都很低，只能维持他们各自的正常生活。另外，杨伟在苏州的老家，还有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上主要靠他供养的老母亲，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杨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单位会对他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家庭也遭殃了。 小的小，老的老，今后漫长的生活道路该怎么度过啊？若我为了一时气愤，出一口气，心里是舒服了，但后果很惨。后来经过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思想斗争，决心把这件带给我耻辱的事，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我宁愿自己承受着巨大的悲伤，为了孩子的明天，为了老人的晚年，我的心在暗暗地流血…… 第五十四章 僵死的婚姻 我有时会傻想，某些人在单位里为什么看上谁，基本上就能很快搞到手呢？除了当时任职的职务，掌握手中的人事大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伪装，把女同志所喜爱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我们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杨伟的缺点和过错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不露声色地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的，若你要是不注意细心观察，你永远都不会发觉。记得有一次，晚上睡觉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又扯到这事，我单刀直入的气愤地对他说：“你真一个大色狼，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他听后，不但没生气，反而脸上泛出了满不在乎的样子，却显示出冷笑。杨伟以傲慢的口气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共玩了三个女人，我满足了。”我睡在床上，对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声一色，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他暴露出来的流氓习气，我感到可气、可狠、可悲。他虽然是个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团结同志，又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平时能给人们一种老老实实的印象，但谁又会想到他的生活作风会是如此不堪入目呢？ 当时，机械外贸公司人事科需要人，我也曾经给他积极推荐过，我公司组织科的小陶，她也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因她当时文化程度只有高中，而且参加全国自学考试仅仅过了四门，要通过全部科目，以最快的速度来计算，还要两、三年时间，外贸公司急需要人手，拖得时间太长，不可能再等她。因此，就没有考虑到小陶，结果小许就顺利地调入了人事科。后来，杨伟和小许的不正当关系，被我发现后，我后悔地对他说：“当时，要是把我们单位的小陶调过去，就不会出这个事了。”我再也没想到杨伟会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你意想不到的事，他却对我说：“要是当时把你单位小陶调到人事科，那你不是叫我和她发生关系吗？” 真是可耻可悲，自己的男人是地地道道的大色狼，见女人就上，我彻底的认命了，从遥远的边疆找来的对象，竟然是一个流氓式的人物。有的时候，我会责问老天爷：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让我遇到这样的男人？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无法给自己一个牵强附会的答案。 虽然我一直极尽全力维持这个家，但这个家却失去了它应有的灵魂，它只是给人们一个从外壳看来是完美的，实际上是一个联合的独立体，我们是天天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陌生人。对此，我极大的痛苦和气愤，到了这一步，却使我进退两难。到了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想壮大胆子主动提出离婚，但因很多具体问题，都摆在眼前，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又惧怕外界人们的嘲笑和无端猜测。几次到嘴边想说的话，又一次次地咽了下去，再度陷入长期的痛苦之中。 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深夜，我突然患了感冒，但不发烧，我就没在意，心想感冒是小毛小病，一夜休息过来就会好的，就没有及时的起来吃感冒药，可以到了深夜十二点钟左右，病情加重了，我突然感觉到大脑后颈部神经在猛烈的抽动，好像连着脸右测，嘴巴的精神往右拽动。由于正值冬天，天气太寒冷，又处深夜，我就强忍着没起来吃药。 每二天一大早，我就照镜子，发现病情严重，嘴角歪了，右脸面瘫，全身感到无力，我也没有声张，只好撑着病体，独自一人去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就诊，许医生说：由于体力透支，引起高血压和面瘫。随后开了降压药和六副中药，并一再告诫我一定要卧床休息，不然全引起全身瘫痪。我听了医生的这段话后，心里很恐惧，心想：我才五十多岁，以后的路还长呢，儿女还需要我帮扶，绝不能被眼前的病魔折磨的就此倒下来。 于是，我百分之百的听医生的话，每天吃完三顿饭后，简单的收拾一下碗筷，就很快卧床休息，一天时间基本上都在床上度过，前后长达半年之久，长期吃中药。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自己想补充一下营养，我都是自己硬撑着身躯，虽然走不动路，就慢慢地一步步的往前挪，连手也不能拎一斤重的物品，稍微拎了一点东西，就会顿时感到气喘不过来，心脏好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就连身上挂的不到半斤重的小包也感到是额外的负担，可见身体状况差到了极至。 孩子们天天上班都去忙工作了，家中也没有其他人问我一下身体状况，或者发现为什么我老睡在床上不起来。自己吃饭自己烧，吃中药时间长了，心里很刮，想喝点排骨汤解解谗，没有人关心自己，还要自己一步步地慢行，亲自艰难地去菜场购买。在我病重的半年内，没有听到杨伟他的一句安慰，一句问候，一点照顾，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艰辛地走过了我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我认为，在任何时候，女人都要依靠自己，甜言蜜语只能代表过去；只有真情永驻，才能代表永远，不能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在平时的生活中，我和杨伟之间的语言很少，有时一连几天，相互不理睬、不沟通，个人干个人的事，自己管自己，连邻居都不如，晚上看电视时，虽然在厅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大家都一言不发，默默无语，像身边没有人似的。 另外，有时在议论一些社会上事情时，我们之间的观点从来都没有一致过，经常会出现尴尬的局面，我说生姜，他就说不辣；我说东，他说西。平时很多问题，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时间长久，大家都没有共同的语言，为此这样生活两人都非常痛苦。夫妻两人感情不融洽，再凑合勉强一起生活，实在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间沟通很少，在加上他有婚外恋，而且越陷越深，我与他之间的心灵距离越拉越远，婚姻成了我心灵中的一把枷锁，我萌发了与他分手的念头。在孩子们的心中，都认为爸爸妈妈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今，儿子知道爸爸妈妈要分开，他优雅的心又怎么能接受得了，儿子哭倒在我的怀里：“妈妈，你和爸爸不要分开，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我耐心地向儿子解释，可孩子比较小，哪能理解大人之间的事，他哭着说：“你们真的要分离，我也不想活了，我就跳到秦淮河里去。” 泪水止不住从我的眼眶里滚滚而落，一直以来，我就不是希望儿女们能快乐、健康的成长吗？如果自己真的与孩子的爸爸离婚，也许儿女们一辈子都走不出家庭破碎所带来的伤痛，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儿女们，我打消了离婚的念头，我哽咽着告诉儿子：“妈妈，听你的，不离开爸爸了。”儿子带泪的脸上，顿时浮现了笑容：“太好了，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这一幕让我的心五味杂陈。 第五十五章 尽力维持家庭 杨伟外贸公司有一位女同志，名叫汪红珍，是南京人，一九六五年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苏北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八十年代初期，外贸公司开始恢复组建，急需外语人才。江苏省人事厅下文通知至全省各基层单位，积极推荐凡是学外语专业的未婚大学毕业生，同时又是南京籍的，能自行解决住房的同志优先考虑。经过推荐、筛选、面试，最后选拔通过五个人，她们都分别调入各大省级外贸公司，任外销员，汪红珍就是其中一位。 汪红珍调到南京后，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差，年龄相对偏大，所以选择与南京一家军事大厂的技术工人结合，并在第二年生下儿子楼健。当时生活虽然清苦，但夫妻两人的情感很好，相敬如宾。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汪红珍夫妻两人不约而同的迷恋上了跳舞。 因为跳舞，两人各自都有自己的舞伴。汪红珍的老公楼强认识了一个舞伴叫喻莉，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公司女职员，他们长期搭档，配合默契。喻莉的丈夫是市级机关公务员，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不在家里，他们的孩子还小，很多家务事都压在喻莉身上。楼强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承担起喻莉家里所有的家务事，减轻了喻莉的负担，让喻莉感动不已。一段时间下来，楼强的心思已经不在家里了，有的时候正在和汪红珍在家里谈话，楼强的bp机一响，他看到是喻莉家的号码，知道喻莉有事找他，便立即调头就走，完全不顾汪红珍的感受。 日久生情，楼强和喻莉越走越近，楼强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喻莉家的免费“钟点工”，随叫随到，最后两人甚至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汪红珍知道这一切之后，曾多次劝说楼强回头是岸，但楼强一意孤行，毫无醒悟。在万般无奈之下，汪红珍提出离婚，儿子归楼强培育，自己每个月付一定的生活费。 离婚之后的汪红珍极为孤单，在好心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年龄相仿一位省级医院的一名理疗医生，经过几个月的了解，两人很快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老年人的再婚问题，一直是一个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房产、子女等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成为困扰老年人的首要矛盾。尽管汪红珍在单位是公司的中层干部，既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又很会处理各方面人事关系，但对于家庭的复杂情况，却令她不知所措。老年人再婚的家庭，外表看起来往往是幸福的，但内壳却充满了烦恼和痛苦。 我有时和汪红珍在闲聊中，发现她会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再婚的无奈。她深有感触地说：夫妻还是原配的好，能不离婚，尽量不要离婚，再婚后组成的家庭也不一定会幸福。 汪红珍的事情深深震撼了我，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尽量维持这个家。家虽然保住了，但我越来越感到痛苦压抑。有时我一人独自在屋里，会突然失控，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我每天都在陪伴着儿女，照顾着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尽管我和杨伟之间貌合神离，但为了不让儿女们看出端倪，心里的难过，我极力让自己快乐起来，有时有说有笑，与儿女们一起去公园玩耍，但欢乐过后，我和杨伟独处时，两人相对无言，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让彼此都感到压抑。 婚姻生活的不如意，让我的家像没有了灵魂的驱壳。我常常一人外出奔跑，和用白酒把自已灌醉。儿子得知，爸爸妈妈不离婚的消息，晶莹的泪花在儿子的眼角飞舞。 女人应该追求婚姻，相信婚姻，不应该拒绝婚姻，但不能依赖婚姻，很多时候，相信自己要比相信婚姻更重要。 第五十六章 筹备展览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入，外贸公司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外贸业务也逐步地放开，工厂、个人、外商都能经营外贸，失去了外贸公司垄断市场的优势，外贸公司由众人追捧的金丝鸟变为和其他企业一样，丧失了以往的荣耀，共同参加市场竞争，自生自灭。随之外贸公司的生意就越来越艰难，公司的经济效益也逐年下滑。 九十年代末，贯彻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各家省级外贸公司也都像工厂一样，采取减员下岗，维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国庆节刚过，杨伟外贸公司一大批人，也都按年龄（男50岁，女45岁）一刀切和没有工作岗位的中青人一道内退回家，待遇还算不错，享受百分之百的工资以及公司正常的福利，若不愿意者，不按规定时间内退就不享受百分之百的工资待遇。当时，很多符合内退条件的人，都积极移交工作，立争在规定时间内离岗，杨伟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心情还好，认为干了几十年工作，工作也干够了，也该休息了，感到是一种解脱，但在家休息时间长了，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内心感到很无聊，甚至埋怨领导，让他们回家太早。 正在这时，江苏省国际展览公司的刘总也到年龄退休回家，他在老总的岗位上干了近二十年，跑遍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大国家普遍都去过，连泰国、柬匍赛小国家和非洲的落后国家都有他的足迹，一直忙碌到退休。现在退下来，很不习惯，仍然想要干工作，就和杨伟共同协商策划、筹办自己的民营展览公司－格罗布公司。刘总和杨伟原来同在机械公司样宣科工作过，对杨伟的工作态度和为人了解甚深。有一天，老刘特意打电话来约杨伟面谈，筹划公司一事，杨伟在家里正闲得慌，得知有这个机会，欣然答应了。 民营企业共由三人集资筹办，除刘总外，还有一位是中央一级外贸公司驻江苏办事处的老总，另外一位是新加坡华人外商，他们三人每人出资十五万，创办了展览公司。一开始公司工作人员连老板在内共有三人，（除刘总主持工作外，其他两人为名誉董事）后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扩大到七、八个人，进公司的几个人有的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是社会上的下岗职工，还有的是自由职业者，绝大多数人都是刘总的好朋友。因此，在工作中，大家彼此能尽职尽责，主动加班加点，从不计较上班时间和报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对于办展览，杨伟也算是个内行，老板亲自掌握公司的大事，杨伟帮助他出谋划策，一年之内展览做的还不错。 记得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份，在南京国展中心成功举办了和江苏省农业机械厅共同举办的“江苏省农业机械化展览”，当时正值大力发展农业机械的大好形势，参展单位多，效益很好，仅这次展览除去投入成本及人员工资，还获利七、八万元。第二年年初，和省工商局举办了“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展览”，尽管宣传工作到位，但由于其他原因，不少企业都没来参展，只订出四、五十个摊位。而这次展览的预算摊位必须保持在一百个，才能持平。展览虽然是按期举行了，但由于参展单位很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无法收回，结果以亏本而告终，同时又拟订举办了“江苏省室内装潢展览”，又特意印制了大量的宣传材料，并派人到北京和有关部门联系，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结果企业缺乏对本公司的了解和信任，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在公司成立的近两年中，共招展八个项目，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新开发的项目，难度很大，投入大量成本，结果怎么样还是一个未知数。招商成功两个，并获利七、八万，后因其他各种复杂原因，而导致招展流产六个，把获利的七、八万全部赔进去，另外还亏了七、八万。杨伟得知公司经营情况不妙，做为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他多次向老板提出：公司不行，就不要硬撑了，以免损失更大。老板在杨伟多次诚恳的劝说和提醒下，考虑到无法扭转亏损的局面，老板在无奈和叹息中果断地宣布收场。 第五十七章 退休生活 杨伟从展览公司回来后，无事可做，主要是在家休息，他经常抽空到新街口证券公司和其他股民聊天，打牌，每天坚持两次往返，这样既锻炼身体，又过得很充实。时间长了，杨伟的心情也慢慢地稳定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漂浮不定，也渐渐适应了退下来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买报纸，看时事和证券消息，报纸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一天看不到报纸，就好像无法生活。一顿饭不吃可以，但一天不看报纸就无法忍受了。 杨伟从十六岁参军，一直到退休，干了几十年工作，退休回来一时无法适应休闲的生活，在家总是蹲不住，老是想外跑，就和老同事到股市转转。去股市一段时间之后，在别人的“带动”下，杨伟也以尝试的心理，也购买了少量的低价股，如：上海石化、申能、四川长虹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炒股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就根据报纸和电视上的评股家推荐的绩优股，进行适量购买。 由于从二零零零年后，股市不景气，逐渐走低，而且经历了漫长的震荡下跌阶段，当时杨伟所购买的股票也都被深深地套牢。从来没有经历过股市长时间的下跌状况，一开始认为股票下跌是暂时的，目前跌两天，过几天就会涨起来，万万没有料想到，这次股票的下跌是前所未有的，一般人都是抱着总是会涨的心态来对待它，但股市却事与愿违，一直往下跌，长达近五、六年的时间。 很多股票的价格由原先的几十元下降到十元左右，甚至跌到三、四元，基金更是如此，很多股票和基金都跌破了发行价，股市这边下跌很历害，而那边评股家却天天在吹，股市的形势一片大好，吹得天花乱坠，让股民飘飘然，使得炒股的人出现听评股时信心百倍，而炒股操作丧失元气，大家都在绝望中挣扎，抱着一线希望，在不知不觉中股民手中的股票全部被套得死死的，其价值骤然缩水。如果再等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杨伟就和其他几个股民商量好后痛下决心，把自己所有的股票和基金，忍痛割肉卖出，亏损了三、四万元，损失惨重。但杨伟对亲戚、朋友委托炒的基金坚持守住，亏只能让自己亏，不能让别人亏。心想，朋友委托你炒股是希望能够叫你帮他们赚钱，而不是亏钱，所以绝不能随便给他们割肉。 到二零零五年年底，基金基本上跌破了发行价，一股只有七、八毛钱。针对这一现状，杨伟以平静的心态把他们所持有的基金都捂住不动，直到二零零六年年初，股市终于开始由阴转晴，开始启动。到了股市四千多点左右，每人帐面上少则赚了四千到五千元，多则赚了两万元，这时杨伟才把股市基金涨势情况一一转告他们，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出局，何时出局。 在股市长期低迷的阶段，杨伟做到能沉稳，挺住、捂住，虽然前后长达近六年之久，他尽力帮亲戚、朋友赚了一笔不少的财富。当时，我们割肉出来后，杨伟在股市最低点又全部购买了大量的基金，几年来，杨伟以老办法处理，做到不乱动，树立长期投资的理念。到了二零零八年三月份，仅基金一笔共赚了十一万元人民币，成为退休之后又一笔不小的进账。 杨伟自从退休之后，家里每天早点都由他负责，星期六他特意骑车到远离住处十多里路的“欧尚”超市去买牛肉、兔肉、排骨等一周的荤菜，他每次考虑得都很周到，一周五天内，荤菜尽量不重复，做到一顿一荤，两蔬一汤。在全家饮食方面，他像女同志一样安排的井井有条，和外界的其他人联系的很少了，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家庭里，改变了以前对家庭漠不关心的状态。 第五十八章 儿子退伍 记得在1992年11月中旬一个星期天上午，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得知是儿子从远处安徽打来报喜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部队正在安排新兵入伍和老兵退伍工作。估计本月25、26号即可回南京。知道这个事情后，心里老是琢磨着到底儿子什么时候能够到家，原来经常外出购物什么的，现在也尽量减少外出的次数，而愿意在家里等着儿子的归来。 1992年11月26号，这一天天气特别得好，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一眼望去看不到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天我心情特别的轻松愉快，忙里忙外忙个不停，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正值下午三时许，我忽然听到门铃声“叮当、叮当……”响了起来，我急忙把手中要叠的衣服往床上一甩，径直往客厅大门处跑去，拿起对讲机急切地问道：“请问哪位？” 这时从对讲机里面传出来一个既熟悉而又亲切的男孩子的声音。“妈，我是毛毛，我从部队退伍回来了！” 当时我听到这个声音后，知道是儿子回来了。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手紧紧握着对讲机说：“儿子，妈妈马上来开门，你东西多不多，能不能拿动呀，要不要我下楼来接你啊？” “妈，东西不多我能拿动，楼高你腿脚又不方便，你可千万不要下来，我马上上去”。儿子诚恳地说。 大约五分钟时间，儿子肩上背着草绿色的被包，提着一个部队发给退伍战士纪念的行李箱，精神抖擞、满脸红光地走进家门。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更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在儿子离家当兵的这三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远在部队里的儿子。 “妈，你看看我是不是要比当兵之前要瘦了点啊？”儿子放下行李，站在了我的面前。 “嗯，精干多了。”我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儿子一番。 “部队是磨练人的地方啊。”儿子深有感触地说。 “人要经过艰苦地磨练才能成长。”我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妈，爸爸和妹妹他们好吗？”儿子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 “都蛮好的，你放心吧。”我一边帮儿子把行李拿到房间，一边对他说。 “妈，我自己整理就行了，你不要忙了。”儿子赶紧上前抢过我手上的东西。 “等会儿，晚饭想吃点什么？妈妈去给你弄。”我抬头看了一下钟，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了。 “随便点，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吃。”儿子竟然拍起了我的马屁。 “那我就做个你最喜欢吃的糖醋带鱼吧，你看怎么样？”我稍加思索了片刻。 “没问题。”儿子爽朗地回答道。 事实是，儿子当兵三年一直很忙碌，也没有时间回来看看。刚回家的那段时间，前几天和我们父母有说有笑，真是有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事情，恨不得把在部队三年时间的所见所闻一下子全部道出来，那高兴劲甭提了，笑容始终挂在脸上。 第五十九章 儿子看望长辈 儿子回家很快到了第五天，那天上午，他到大行宫仁义里二条巷省级机关宿舍看望阔别三年之久的外公和外婆。 我的父母亲都是江苏省邳县薛集乡土山镇人（现系江苏省邳洲市薛集乡土山镇）邳县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当恶劣，十年九不收的不毛之地。田地都是盐碱地，一下雨就捞，一晴天就旱，田地旱起来裂开的口子像小孩的嘴那样大。另外远远的看过去，连片的田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若是从远处看去，简直就像铺了一层白色的薄被。 由于家庭贫穷，我父亲很早就离家参加了革命，加之缺乏劳动力和地主的剥削生活过的很艰难。我小时候经常随母亲挎着小竹篮到田地里拾麦穗、捡柴活做些杂活。田地一年四季收获不到什么粮食，很多农户吃不上、穿不暖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村里不少人携老带幼背井离乡出去要饭。 记得有一次，父母带着我去远处村上的一户人家要饭，远远望去，好象没有狗看门，于是便走过去想要碰碰运气，不曾想，还没等靠近门口，突然从院子里窜出一条凶相毕露，站起来足有一人多高的狼狗，一边汪汪叫着，一边向我们迎面扑过来。父亲是北方汉子，幸好做惯了粗活，眼疾腿快一下闪了过去，没有伤到。可是母亲由于带着我，又要顾前又要顾后，结果一个不小心被大狼狗扑到了身上。 大狼狗死死咬住母亲胸前的衣服，狠狠地用力往后一撕，本已破旧不堪的衣服顿时就被撕掉了长长的一条，上身衣服立刻像小旗子一样飘散开来，又惊又吓，她当时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像是断了线的珍珠的泪水，从红肿的眼里落了下来。 年幼的我被眼前惊险的一幕吓蒙了，只知道躲在她的身后，瘦弱的身体死劲抱住母亲的小腿吓得嚎啕大哭。好在父亲及时赶了过来，用木棍赶走了恶狗，否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连想都不敢想。 一户人家没有要到，又遇到那么大的危险，我们只有再换另一家，就这样，遇上好心人，也许能施舍点饭菜，碰上没有同情心的，人家就不愿意施舍，后来，我母亲一提起要饭的事情就心有余悸，面露惧色，她说：“我太害怕那条凶恶的大狼狗了。” 生活太艰难了，吃了上顿接不上下顿，讨饭也一年比一年困难，就这样，不知道折腾了多少个年月，为了改变这艰苦的生活，我的父亲和村上的几位热血青年含痛离乡，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上革命的道路，去寻找共产党，寻找人民的军队。 1937年底，我父亲毅然和同村上的几个热血青年奔赴洪泽湖一带的部队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入党、很短时间内从战士到班长。1939年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在部队干了整整30年。1965年底，从福州军区漳州飞机场转业到生他养他的江苏大地，分配到省委统战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党落实干部政策分配到省农科院果木培殖研究所任书记，一直干到离休。经过战争的锤炼和党的培养使他从一个普通农家的穷孩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一名高级干部。为国家的解放事业、部队的建设，农业科研工作献出毕生的精力。由于战争年代部队的长期奔波、生活的艰辛和解放后工作的劳累，到了晚年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疾病，久治无效，不幸于1993年11月3日上午10点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高干病区逝世，享年72岁。 我母亲也是一名革命老战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从事地下工作，曾担任过乡妇女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1954年从上海空军部队复员到地方。由于她年轻时参加过家乡劳动的锻炼和经部队战火的洗礼，当时虽然已70岁高龄，但看起来精神抖擞、体魄健壮，从外貌来看就根本不像70岁的老人，买五十斤大米都是自己扛上楼。当时我爱人在云南澄江部队工作，夫妻分居两地长达十年之久，根本无法照顾家庭，由于住房问题我和我儿子长期住在我父母亲家（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一直受到他们老人家的关心和照顾，在儿子六岁时，1978年8月我爱人从云南澄江部队转业到省外贸公司，当时单位没有房子，安排我们住进旅馆，我和儿子才从我母亲的住处搬出。由于我儿子长期和她婆婆生活在一起，无形之中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感情。从部队退伍回来，特意把从在部队带来的红枣、大豆等土特产送给了婆婆。临走时还再三嘱咐婆婆和外公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多保重身体。 第六十章 儿子练车 儿子该拜访的亲戚、朋友和同学都拜访过了，在家时间休息时间长了，也渐渐感到无聊。 儿子以前在部队时，新兵连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分配到警卫连站岗、放哨，在警卫连干了一年多，也挺有意思的什么活都干过；挑水种菜、挖地修路、割草养猪、下厨当炊事员，奔赴抗洪一线等，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经受了部队锻炼生活的很充实。 在警卫连一年多后，有一次儿子来信说想学开车，叫我们想办法托人，正好当时我们家的邻居老张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平时待人和气又助人为乐，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南京军区机关里的老同志认识不少，听说他还很熟悉从南京军区调到建邺区武装部工作的刘部长。 通过多方面的沟通，黄胜利很快就从警卫连调到汽车连学驾驶，部队和地方学驾驶也一样先培训了三个月，先学理论后实际操作，教官天天带着他们在大训练场和营区外实地练车，从教官手把手的教到单独一人驾驶一直干到退伍，驾驶工作看起来简单，基本要领能够很快掌握，三个月就能开车上路，但要开得好，又要达到技术熟练，遇到各种复杂情况都能如意的处理好，可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部队从学习驾驶到单独一人开车才一年多时间，显然练车的时间太短，总感到技术熟练程度不到位，谈不上学好，到地方单位任一名专职驾驶员用，总感到技术上差点什么，遇到复杂情况，免不了会出现心慌、手忙脚乱的现象。 回宁等分配还有一段时间，再跑也没有地方跑了，儿子心想再利用这段时间再把驾驶技术巩固巩固，想练车是对的，但到哪里去找车子呢？有一天早上儿子吃完早饭，在小房间里低着头走来走去，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就走过去站在小房间门口问。 “毛毛，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怎么坐立不安呢”。我说。 “妈，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把车再练一练”。儿子说。 “那你有车吗”？我问。 “就是考虑没有车子，你看认识什么人，能借个车子练一段时间，保证不影响他人工作”。儿子说。 “那让我仔细想想，向哪个人借呢”？我说。 “妈，我小姨夫小赵不是在工厂销售科工作吗？他应该有办法，不妨找找他吧”！儿子说。 “对，这条路可试试，我晚上打个电话和他联系联系”。我含笑道。 我妹婿，小赵是在地处中华门处一家大型重工业企业（属省机械厅）——晨光厂他在这个单位干了近20年之久，从年轻时学徒后调到厂部销售处当销售员。在90年代左右，由于多方面原因厂里生产不景气、效益不好许多职工下岗回家，自找出路，汽车班的车子基本都承包给个人了。工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老师傅（刘司机），妹婿当把情况讲给他听后，他一口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妹婿和我儿子买了两条“金南京”、一蓝水果等礼品到他家拜访，小赵和刘师傅平时关系不错，往常刘师傅有困难时也伸手相助过，有了这层关系，经过简短的交流，事情很快敲定，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十天时间，第二天开始。 时间定下来后，儿子心情挺爽，第二天一大早就从莫愁路骑车到中华门厂门口等，而且刘师傅亲自陪练，经过十天的紧张的练习，终于车子练的满熟练的，而且市内路况基本上都掌握了。在由部队驾证转换地方驾证时一切手续顺利办妥。练车的事情过去了，算一下距离分配工作还有不短的时间，儿子又考虑到这段时间怎样安排。 “妈，车子又练完了，还有一段时间我不能在家呆着白白浪费时间呀”儿子说。 “民政局什么时间安排工作呀？”。我问。 部队领导说“半年之内、在家等”。儿子说。 “这段时间不长，你想干什么事呢”。我笑笑说。 “有什么事就干什么事，反正我不想浪费时间，时间浪费掉太可惜了”。儿子坦率地说。 “那行，我来托人，试试看吧”我说。 “妈，你现在不是在国际展览工程公司帮忙吗？能不能在那里想想办法”。儿子说。 “好，那明天上班就找领导谈谈，看看怎么样”。我说。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抓紧时间把手上的活干完就去找吴总，心切地往吴总办公室走去，不知不觉的又停步下来，思索片刻，便又鼓起勇气往前走，轻轻的叩响办公室的门。 “请进――” 我慢慢的推开门，看见吴总伏案正在批复报告，我不好意思开口。吴总看到我有顾虑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从我的表情看出我内心有话要讲，便和气的问：“黄师傅，有什么事吗”？ “有点小事，想请领导帮个忙。”我还是不好意思地说。 吴总便诚恳地说：“黄师傅，你有什么事就直说，能帮忙的我尽量的帮忙，你放心好了”。我听到吴总这番话，心情好多了，顿时顾虑打消了。 “吴总，我儿子是一九九零年三月入伍的，部队在南京军区军事训练中心（安徽），当了三年兵，前段时间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目前在家等分配，民政局领导说要等九三年春节前后才开始分配，现在在家已经休息了两个月了，休息时间长了感到很空虚，想找个临时性工作干干，边干边等，这样时间过的会快点，吴总你看看公司能不能安排个事情做做，工资多少都可以，麻烦领导帮个忙”。 吴总听后便说：“唐总带队出国到土耳其、巴基斯坦、越南三国考察，一周后唐总回来后向他汇报再说”。 一周很快过去了，唐总听了汇报，加上公司还有其它事，立即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目前工作。着重研究和部署93年4月份在上海举办“华东地区交易会”（简称华交会）有关事宜，为了备战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决定招八名临时工充实力量，今年参展单位除了省级外贸公司参展外，另外还有市级外贸公司和省市级特大型企业参展，本次华交会参展单位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工程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原来工程部的七八个人肯定是不够的，绝对应付不了这次的华交会，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充实工程部一线人员力量，再招八名年青力壮的临时工，主要任务：清理地毯、擦展扳和铝型材（规格多种多样）等大量的准备工作。 “黄师傅，你在我们公司工作也有二年时间了，我们工程公司工作的性质你也应该是很了解的，你回去把情况跟你儿子讲一下，看看他愿不愿意干，要愿意干，明天上午来公司找工程部殷经理报到。”吴总单刀直入的对我说。 “吴总，我帮儿子先报个名，他说了，什么工作他都愿意干，总不会比在部队挖地、修马路苦吧！”。我急切地说。 “那好，你回去给他讲讲情况，不用心急，愿意干明天就可以直接到公司来”。 下班回家，我一进门，急忙把挎包往沙发上一放，飞快地走到儿子房间，把吴总讲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儿子听，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帮他报名了。儿子听后非常开心，在我面前做了个手势，说了声“ok”，并俏皮地对我说：“好，妈你辛苦了，谢谢你”。 第六十一章 参加布展准备工作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儿子立即起床了。洗刷后，飞快地骑着单车，经太平门，直达锁金村……正常速度要1小时，儿子只用45分钟即到达了国际展览工程公司——锁金村90号，靠门口一幢大楼的二层是该公司的办公地点。 儿子连蹦带跑地找到了工程部，向殷经理报到。儿子来得比较早，上班时间是9：00，他8：30即到了，其他几个人都提前10分钟左右。人到齐后，数下人数，结果是10个人。后来才知道怕中途因其他原因有人离开，才多招了2个人备用。人员到齐后，吴总给大家开会，吩咐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技术，不要怕苦和累，要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保证华交会展览工作圆满完成。接着由殷经理具体分配人员，每个师傅带一两个临时工，负责教会操作。 儿子和小陈的师傅都是杨师傅（杨建国只有25－26岁，是农村来的长期临时工，工龄长达八年之久，身体强壮有力，他的技术也非常精湛），其他新招来的临时工也都各有其师，杨师傅首先教他们搭摊位，搭摊位的活要爬高上低，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体力，里面还有技术活，技术活如果动作太慢，直接影响搭摊位速度的快慢，我儿子和小陈都受杨师傅直接传教，小陈是位30岁左右的男子汉，个子虽然不高，只有1。60米左右，身体精瘦，但非常精明，学习起技术来头脑相当灵活、够用，接受能力快，不到一天时间就能单独操作。 儿子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但接受能力差一点，小陈一遍就能学会，儿子起码要学两三遍才能掌握。他们掌握基本操作后，又达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杨师傅就把他们带到仓库领料备料，（仓库是工程公司租用工厂的厂房改造而成，在偏僻的城乡结合部），搞展览工程的工作内容相当繁多，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般的体力活，杨师傅首先安排他们用洗涤精和其他液体擦净展板。 华交会工程大，展览会用的展板要用几千块（展板的规格各不相同，复杂多样），一块展板正反两面都要擦洗干净，很多展板上除堆积大量灰尘外，还有上次展览没有除净的底子，这个是最难铲除的地方，都要用小刀子轻轻地先把它刮掉，再用液体擦净。擦净一张展板，操作工人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以前用过的展板要求都一一擦净，再继续使用，华交会参展单位多，工程量大，展板用量数量惊人。其他几个临时工也分组承包，考核到人。备料灯泡（大小、颜色）、地毯（尺寸、颜色）、铝型材（长短不一）也都要一一落实，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每天上班从上午8：30到11：30，下午1：00到5：30，时间是这样定的，但工作干起来根本就没有下班时间，上班不停的干，工作也干不完，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无法保证。 中午吃饭时间，忽然车子来货，就要把手中的饭碗一丢，就得去下货，把货送到仓库还要帮仓库保管员验货入库。然后三口并作两口地吃饭，根本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接着又上班了。下午5：30下班从来没有按时过，每天都要延长到6：00多，经常晚上加班到九点，根本没有享受过双休日的待遇，就这样“革命加拼命”的干，辛辛苦苦一直干了40多天，才算把华交会备料的工作告一段落。还没等喘口气，又接到公司第二天上午9：00在仓库装货到上海的通知，一直忙到下午5：00才算了手，总算今天能按时下班了。儿子参加了华交会备料、参展、布展和撤馆的全部工作，经历了磨难，受到了锻炼，为今后跨入社会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六十二章分配工作 从华交会回来后，儿子正在家里休息，2月17号上午10：30，忽然家中电话铃声不停的响起，儿子从床上一咕噜地爬起来，往客厅跑去，迅速拿起话筒说： “你好！找谁啊？” “喂，黄胜利家吗？”一位领导口气的人和气地问。 “我是省经贸委人事处，你今天下午来我处拿调令。”这位同志心情平静的说。 “好，我下午准时去，谢谢！”儿子兴奋地说。 下午2：00准时到了经贸委拿了调令，分配到省医保外贸公司，该公司在中华路50号。 阳光灿烂，第二天上午9：30，儿子到省医保外贸公司人事科报到，被分配到公司驾驶班，驾驶班在副楼靠东边的106室，办公室有20多平方，有5张桌子，有4张桌子是一对一方向摆放的，另外一张是靠窗口的，单独摆放，看起来这张桌子应该是调度的。后来得知，驾驶班正式编职，连儿子一共是5个人，调度是一位女同志，叫王爱萍，30多岁，另外几个人都是小伙子。 除了正式编制外，其余几个人都是工厂下岗的关系户，来做临时工的，就连调度王爱萍也是通过上层关系来协助帮忙的，驾驶班隶属于办公室管理，随着外贸体制不断地深入改革，驾驶班取消，驾驶人员安排到各个业务科，驾驶员就直接接受业务科科长安排任务，儿子做后勤工作，跟随业务员跑遍了江苏各个角落，出差到外省也是常有的事情。 驾驶员中有位叫王峰，是位农村参军的退伍军人，他处世活络、八面玲珑，在工作中也是非常能吃苦耐劳的，给公司领导很好的印象，得到老总的赏识。是李总的专职驾驶员，他本人在公司干得时间虽然不长，但后来也转为公司正式职工了。在2001年七、八月份公司分房时，他分到了70多平方的中套住房（公司驾驶员中最高待遇）。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公司又把他爱人从外地调到南京，安排在省医保公司下属单位当会计。虽然不少人都有很多的想法，但只能暗地里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九十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的外贸形势进入了强势阶段，各地的外贸景象欣欣向荣。公司1992年到1995年之间呈上升的趋势，人们常说：“这几年是外贸的辉煌年代！”，效益好，职工的奖金、福利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每季度都有几千元的奖金，过节都有过节费，并发大量的年货，特别是在过春节时，年货都不用买，冰箱都摆不下，一直吃到小年都吃不完。 这样好的日子在医保外贸公司大约有三年之久，后来因外贸体制改革，又继续深入，外贸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工厂和个人都可以做外贸了，还有外资企业直接到国内做，在较短的时间内，国有外贸企业失去了他的“大优势”，业务量缩小，经营困难，效益不佳，外贸逐年下滑，驾驶班的驾驶员连外招的临时工也辞退了，调度因为工作干得出色，驾驶班年年被评为省经贸系统的“先进集体”，同时也得到了经贸委领导和公司领导的一致好评，再加上后台硬，领导不但没让她走，反而公司还给她转正了。儿子是退伍军人，是正式编制仍然在岗位上，另外还有四名正式的。驾驶班人员减少了，但还是肩负着全公司的用车任务，到最后外贸经营全部放开了，2000年前后，由于业务量锐减，加上一些业务水平不够及责任心差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的业务员，也开始下岗回家了，外贸公司也呈现出十年前工厂下岗的局面。 第六十二章 分配工作 从华交会回来后，儿子正在家里休息，2月17号上午10：30，忽然家中电话铃声不停的响起，儿子从床上一咕噜地爬起来，往客厅跑去，迅速拿起话筒说： “你好！找谁啊？” “喂，黄胜利家吗？”一位领导口气的人和气地问。 “我是省经贸委人事处，你今天下午来我处拿调令。”这位同志心情平静的说。 “好，我下午准时去，谢谢！”儿子兴奋地说。 下午2：00准时到了经贸委拿了调令，分配到省医保外贸公司，该公司在中华路50号。 阳光灿烂，第二天上午9：30，儿子到省医保外贸公司人事科报到，被分配到公司驾驶班，驾驶班在副楼靠东边的106室，办公室有20多平方，有5张桌子，有4张桌子是一对一方向摆放的，另外一张是靠窗口的，单独摆放，看起来这张桌子应该是调度的。后来得知，驾驶班正式编职，连儿子一共是5个人，调度是一位女同志，叫王爱萍，30多岁，另外几个人都是小伙子。 除了正式编制外，其余几个人都是工厂下岗的关系户，来做临时工的，就连调度王爱萍也是通过上层关系来协助帮忙的，驾驶班隶属于办公室管理，随着外贸体制不断地深入改革，驾驶班取消，驾驶人员安排到各个业务科，驾驶员就直接接受业务科科长安排任务，儿子做后勤工作，跟随业务员跑遍了江苏各个角落，出差到外省也是常有的事情。 驾驶员中有位叫王峰，是位农村参军的退伍军人，他处世活络、八面玲珑，在工作中也是非常能吃苦耐劳的，给公司领导很好的印象，得到老总的赏识。是李总的专职驾驶员，他本人在公司干得时间虽然不长，但后来也转为公司正式职工了。在2001年七、八月份公司分房时，他分到了70多平方的中套住房（公司驾驶员中最高待遇）。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公司又把他爱人从外地调到南京，安排在省医保公司下属单位当会计。虽然不少人都有很多的想法，但只能暗地里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九十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的外贸形势进入了强势阶段，各地的外贸景象欣欣向荣。公司1992年到1995年之间呈上升的趋势，人们常说：“这几年是外贸的辉煌年代！”，效益好，职工的奖金、福利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每季度都有几千元的奖金，过节都有过节费，并发大量的年货，特别是在过春节时，年货都不用买，冰箱都摆不下，一直吃到小年都吃不完。 这样好的日子在医保外贸公司大约有三年之久，后来因外贸体制改革，又继续深入，外贸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工厂和个人都可以做外贸了，还有外资企业直接到国内做，在较短的时间内，国有外贸企业失去了他的“大优势”，业务量缩小，经营困难，效益不佳，外贸逐年下滑，驾驶班的驾驶员连外招的临时工也辞退了，调度因为工作干得出色，驾驶班年年被评为省经贸系统的“先进集体”，同时也得到了经贸委领导和公司领导的一致好评，再加上后台硬，领导不但没让她走，反而公司还给她转正了。儿子是退伍军人，是正式编制仍然在岗位上，另外还有四名正式的。驾驶班人员减少了，但还是肩负着全公司的用车任务，到最后外贸经营全部放开了，2000年前后，由于业务量锐减，加上一些业务水平不够及责任心差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的业务员，也开始下岗回家了，外贸公司也呈现出十年前工厂下岗的局面。 第六十三章 儿子找女朋友 儿子是1993年2月中旬分配到省医保外贸公司工作的，碰到了好的福运，遇上了外贸强势发展的大好形势，职工各方面待遇都很好，工资奖金福利就不用说了，参加工作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1995年公司第一次分房就在市内交通便利、繁华地段三山街附近也分到了一小套住房，而且周围环境很优雅，也很热闹，到新街口只要10分钟时间，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儿子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1995年过完春节后，大约在5月份前后，阳光普照大地，人们的心情格外轻松愉快。有一天下午，我在客厅打扫卫生，儿子在小房间里沙发上看杂志，我忽然听到从小房间里传来声音。 儿子高声地说：“妈，你来呀，我有事找你。” 我说：“找我，有什么事吗？” 儿子高兴地说：“妈，您坐下来，我慢慢地跟你讲。” 我说：“行啊！我慢慢地听你讲。”我坐在沙发上，洗耳恭听。 儿子说：“帮我找女朋友哎。”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感到很愕然。 我急忙地说：“找朋友，还要我找吗？我都退休了，和别人都没什么联系了，到哪里去找啊？”我怕儿子生气，话音一落。 我又急忙补充地说：“你自己想想办法，托托同学、朋友、亲戚，实在不行，你可以找婚介所，试试看，不要性急。” 儿子在我的开导下，他自己开始“活动”起来，先是托亲戚、同学，他们都很热情，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不是儿子嫌女孩长的不漂亮，就是女孩嫌他长的太胖，折腾了四、五个人都“泡汤”了。一个星期三的晚上8：00，儿子拨通了汉中门一家“帮你忙婚介所”的电话，但铃声响了几声都没有人接，儿子自言自语地说：“她不是24小时服务吗？怎么说话不算数呀！”正准备挂机，过了片刻，有位中年妇女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 中年妇女语气平和地说：“你好！我是‘帮你忙婚介所’。” 儿子问：“你是李阿姨吗？” 中年妇女说：“我就是‘帮你忙婚介所’李阿姨。” 儿子问：“李阿姨，您好！我想请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不知道需要带什么证件和资料？” 李阿姨耐心地说：“要带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两寸照片、未婚证明，服务费是150元。” 星期天下午1：00，衣冠整齐的他，带着证明材料及照片，兴高采烈地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朝汉中门方向驶去，到了婚介所，把证件与资料及入会手续全部办妥后，李阿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儿子定神一看，原来是“帮你忙婚介所”征婚人员的登记表，迅速地填好表格后，李阿姨从资料柜中取出三本20岁到25岁之间年龄段的未婚女青年征婚资料。儿子先拿了一本在手中翻阅，一开始很有兴趣，对条件基本符合的人选拿笔一一记下编号，看过资料，记录的编号很多，头脑弄得昏昏然，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好，心理很烦躁，最后儿子无奈地把记下来的几十个编号的纸揉成一团，用力地甩在纸篓里。 儿子说：“李阿姨，这样吧，资料几大本，太多了，看来看去，头都看昏了，到最后也不知道哪个合适，还有没有其他便利点的好办法？” 李阿姨说：“看资料这样的方法你不喜欢，我建议你能够打广告。” 儿子说：“打广告有什么好处吗？” 李阿姨说：“打广告，速度快，信息多，面广。” 儿子说：“那要多少费用啊？” 李阿姨说：“一个字两块钱。” 儿子说：“一个字两块钱，标点符号算不算钱呢？” 李阿姨说：“标点符号也算钱，一个标点也是两块钱。” 儿子说：“广告词是你写，还是我自己写呢？” 李阿姨说：“你决定，你会写，你自己写，写不好，我帮你写，也可以。” 儿子说：“我自己写。” 李阿姨说：“好。”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稿纸，往儿子面前一放。 儿子五分钟内把广告词写完：1。介绍自己的自然状况；2。要求女方年龄大小、长相、身高标准、文化程度、工作等要求都写的很周全。李阿姨看后很高兴，脸上溢出微笑。 “写得很好，明天就可以去报社打广告了。”李阿姨说。 “你计算一下，合计有多少个字，标点有多少个？”儿子问道。 “字一共80个，标点20个，共计100个，你看怎么样？”李阿姨说。 儿子思考片刻，说：“可以，给你200元。”然后大大方方地把两张大团结往李阿姨面前一放，随后高高兴兴的离开了。 打广告征婚确实速度很快，第二天“扬子晚报”上征婚、交友广告就刊登出来了。儿子看到征婚、交友广告这么快地印出来，心情格外高兴。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陆陆续续地接到打来的电话：有幼儿园老师、有医院的护士、也有小学教师……先在电话里聊了一下，对条件基本上合适的，都分别约定时间、见面地点。有一天下午一时许，儿子骑车正往单位去上班，突然手机响了，原来是位姓李的小姐打来的，对方语音细声细气地做了自我介绍：“她是城南一所中型医院的内科护士，从省护校毕业来院工作已有两年之久，家在白鹭州公园附近的小区，1975年12月出生，身高1。60米，长相一般，家中还有个妹妹，在一中上学，父亲大学文化，在市农科所工作，母亲中专文化，在秦淮区绿化养护队任会计，家庭经济状况还不错，晚上在长乐路市第一医院门口电话亭见面后，儿子得知女孩在电话中介绍的情况和见面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但她的外貌长得比较差，特别脸型长得不讨喜，大大的扁型脸庞（像赵本山那样的脸型），特别讲话的声音跟正常人不同，发出的声音尖而刺耳，让别人听起来极为不舒服。同时儿子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女孩静心的听着，时时的频频点头，看得出女孩挺满意的。临走时，儿子礼貌的说声“再见，有机会再约会”。儿子回来后，第二天中午把情况给我做了详细的汇报。 儿子说：“昨天晚上，在市立医院门口，我和市内医院一位内科护士见面了。” 我说：“她情况怎么样？” 儿子说：“在医院工作，是护士，南京人，住在白鹭州公园附近，父母都有工作，经济条件还不错。”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儿子说：“不行。” 我吃惊地说：“怎么会不行呢？在医院工作挺好的，又干净、又轻巧，还有专业知识，以后家里面有个小毛小病，也能自行处理。” 儿子说：“人长得太差了而且讲话的声音怪里怪气的，让人听后感到心里很不舒服，我不愿意。” 得知儿子的态度后，我急忙接着说：“你自己的大事，你自己决定，妈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你。” 接触了几个人都没有理想的结果，正在儿子忧愁末展时，晚上7：30手机突然地响起，经初步了解后，决定约定时间见面，得知是位齐小姐，是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职员，南京人，高中文化，身高1。65米，长相漂亮大方，是位长发波浪的女孩，是独生子女，父母也都是大型企业的职工，见面后，儿子一眼看上了，虽然她家在西善桥，离城区较远，但儿子全然不顾，决定和她交往。齐小姐看了我儿子，个子1。75米，长得男子汉架势，是部队复员军人，在省属企业工作，父母都在大中型国企单位上班，都没有什么负担，又有宽敞的住房，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当时齐小姐就是要找驾驶员，双方个人条件都满足了，互相之间决定交往，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恋爱，都互相了解了，也很随缘。 父母双方都见过面、吃过饭，没有什么意见，双方父母都很开明，一致认为，只要年轻人愿意走在一起，我们做长辈的不会反对。 1998年八、九月份，儿子准备婚礼，婚礼前前后后都是他一人策划的。如：布置新房、写帖子、买酒、找车子接送等事宜，都是儿子亲自找战友、同学帮忙，整个婚礼安排的有条不紊。于1998年10月1号，在新街口金丝利大酒店举办婚礼。酒席30桌，每桌2000元，菜肴质量中上等，有双方的亲戚、战友、同事、朋友，共计有300多人前来祝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齐老家镇江的亲戚为了来庆贺，大人、小孩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早上7：00就从远处赶来。酒席晚上6：00准时开始，喜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婚礼现场，先有双方父母代表讲话，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和谆谆教导，充满了字里行间。接着双方亲戚代表讲话，儿子的大伯也特地从外地赶来，小齐的表哥也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祝贺，他们诚恳、期盼的话语，时隔近十年，仍然历历在目，永不忘却。 婚礼自始至终办得隆重又很热闹，欢乐、热闹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婚礼的各个角落，延续到深夜…… 第六十四章 亲家的呵护 从儿媳妇开始怀孕到分娩期间，她不顾怀孕身体反应强烈、呕吐、食欲不振，身体不适等一直坚持上班。儿子他们的婚房，地处三山街绒兴山庄，有花有草，绿化环境优美。住房离媳妇单位板桥9424有40多公里路，住在城里的职工也不少，大客车三山街临时停靠点离他们的小区有相当一段长的距离。为了上班方便，自从怀孕以后，媳妇仍然住在父母家中（父母是梅山的老职工），他们住的小区离西善桥大街不是太远，但仍然有两站路的距离。 从小区到西善桥大客车停靠点，没有公交车（冬季马自达到晚上5：00以后也没有），约有二站多的路程，厂里为了照顾职工上下班方便，每天都安排了三趟大客车接送。媳妇怀孕了，不会因为交通不便而影响上班。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客车临时停靠点，从梅山小区门口搬到了西善桥大街路口，二站路的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路面是石子铺成的，高低不平，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路边煤炭厂灰尘满天飞，走这段路很不方便。 特别是下二班时，都到了深夜11点左右，夜深人静，灯光暗淡，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就连平时白天多见的马自达也被车主带回家“睡觉”了，虽然一起上班的同事有7、8个，他们没有什么负担，下车后骑着停靠在马路边的自行车，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媳妇怀孕月份小的时候，还能自如的骑车与同事同行。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份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怀孕后几个月，身体变得特别笨重，行动很不方便，像这样的晚上下二班时，即由她母亲事先在约定时间、地点用自行车接送。在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盖地，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天色黑暗、地面又滑，一位50多岁的老母亲骑车带着一位孕妇――她的女儿，确实很艰难，叶师傅就是凭着这种胆大心细，技术熟练，及关心下一代的信念，帮助我们克服了媳妇在怀孕最后一段时间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在预产期前几天，媳妇住进了梅山医院。没想到，住院的第二天，媳妇就感觉肚子有隐痛，隐痛二天三夜，逐渐加重，都没有“阵子”来，媳妇和她母亲都焦急万分，在产房待产三天，小孩都没有生下来，我亲家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着，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 最后，在4月28日下半夜直到4月29日上午8时，媳妇肚子剧烈疼痛，“阵子”也来紧了，媳妇高喊：“我要大便。”医生急忙说：“不行，要生小孩了。快，做好准备工作。” “使劲、使劲――”二位女医生有一定节奏地继续说着。就这样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的“战斗”之后，终于在4月29日上午8点35分，从产房里传出了宝宝“哇哇……”的报到的声音。 媳妇躺在床上，吃力地看着身边的的女儿，把右手伸出轻轻地扶摸着自己的女儿，脸上写满了一个母亲会心的微笑。我深深地知道，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无私地付出不图回报。 第六十五章 媳妇坐月子 凡是过来人都应该知道，女人“坐月子”是件大事。月子里的工作量很大，仅亲家一个人干，会感到吃不消。小孩刚生下来，儿子抓紧时间到离单位不远的家政公司请了一个“月子保姆”，保姆是位近50岁的农村妇女，家住漂水县双乐生产队，身体长得很壮实，离家多年，长期在南京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听工作人员介绍，她是专门从事月子保姆，有丰富的经验。 为了把媳妇和孙女照顾好，亲家、保姆、儿子三人都作了严格的“分工”。（我因从小不会做家务事，所以没有具体任务，属于机动人员）保姆负责产妇的饮食、宝宝的牛奶、及全家的饭菜，产妇一天四、五次汤水随叫随到，宝宝的牛奶及时供应。另外，洗尿布也是保姆的份内事。 亲家主要照顾好宝宝喂牛奶、换尿布，洗澡换衣服，这些都是我亲家一个人负责，我有时也过去帮忙，打打下手，做些杂活。儿子要正常上班，他利用班前班后空余时间和双休日，负责“购物”。他早上5点多起来就去菜场买菜，买回来煮汤。媳妇做“月子”期间，儿子单位也给了十天的“月子假”，上午上班，下午休息，一个月不出长途。儿子房子小，是个小套间（只有一间半），大房间14平方米，放张大床，小房间6平方米，仅能放张小床，连保姆一共5人，床不够睡，保姆每天忙个不停，她是重量级人物，对她要特别的关心，首先要保证她好好休息。 儿子把小房间席梦思床让给保姆睡，自己睡在客厅四尺长、一点五尺宽的长皮沙发上，媳妇怕自己不小心压到宝宝，仅在能睡一个人的地板上（翻身都困难）打地铺，让她母亲带着宝宝睡在厚厚的席梦思大床上。 保姆是一位近50岁溧水县偏僻的农村妇女，个子不高，155cm左右，略胖、短发，身体结结实实，她家里有55岁的老伴和两个刚满20岁未成家的儿子――双胞胎。因为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两个孩子主动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帮助父母做农活。 老伴年龄不算大，但他是一位缺左胳膊的残疾病人，在老伴离家做保姆的五年中，他把房前屋后的空地都利用起来了，种满了青菜，大葱、豆角、菜瓜等多品种蔬菜，丝瓜、四季豆爬满了树枝和屋顶，另外还养了100只老母鸡，老母鸡天天下蛋，草地里面都有“蛋”的痕迹，家门口的小水塘撒满了鱼苗（鲫鱼），个个小鱼，都是活蹦乱跳，由于老汉精心喂养，小鱼成长得很快。在不长的时间里，它们都由又小又短的小鱼苗长成几寸长、巴掌大的中型鲫鱼。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他们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种好家中几亩地，保证了全家全年的口粮。 他们还在离不远的地方盖了几间空旷的“大厂房”，办起了养鸡场。由于当时经济条件不许可，养鸡场设施简陋，但很实用，模仿先进的模式，共计养殖了7000千只鸡，并和溧水县一家超市签订了鸡蛋销售合同，每年产的鸡蛋都分批地送到那里去销售，一年的收入可以有2万多元。 原来家境困难，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徐师傅（保姆）就不到城里打工，家庭生活也过得去。但考虑到两个儿子还未成家，她到城里做保姆，打工挣钱，特别是“月子保姆”的收入比较一般钟点工要高很多。徐师傅这心里就盼望着，能给自己两个儿子在成家的时候盖上二层小楼房。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月子结束了，保姆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亲家在我儿子家里忙里忙外，精心操劳、百般呵护，把宝宝渐渐带大。为了从小培养、锻炼宝宝，2003年9月1日，孙女三岁半的时候，走进了府西街幼儿园，从此，孙女开始了天真活泼的幼儿生活。 母爱是伟大的、崇高的。慈祥、善良的母爱撒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 第六十六章 分房 2001年7月份，儿子单位又开始第二次分房。听儿子讲，这次房源只有三套，两套中套（各70平方米）、大套（85平方米）都是兄弟单位用房子来抵押借款的。分房小组在公告栏公布了通知，分房消息很快在公司传开了。房源虽少，但打报告要房子的人却不少。这其中有后调入公司的无房户，也有要换房（小换大），还有老干部面积不够，要补差的等诸多原因。 儿子从部队退伍回来，1995年公司第一次分房，分到了一个小套，使用面积37。5平方米（一室半）的住房。儿子一家三、四个人住（亲家母住过来带孩子），经常是转不过身来，床不够睡。特别是厨房只有3平方米，卫生间2平方米，连装洗脸池的地方都找不到适当的地方，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了。 儿子将住房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先后找到了公司工会主席、人事科长，并作了汇报同时递交了申请报告。2001年9月底，分房的结果公布出来了，名单上没有儿子的名字。但名单里有驾驶班另外一位驾驶员的名字，这位驾驶员来公司时间不长，而且当时还不是正式职工，但他是李总的专职驾驶员。 这一事实，让儿子无法接受，他感到公司领导处事太不公平，甚至跟李总说了两句“过头话”。之后，儿子又继续努力，分别找到公司领导，并希望能得到照顾解决，但都无济于事。 由于单位分房的等原因的导火线，儿子有相当一段时间心情不佳。我们大人干了几十年工作，经历的太多了。能不能分不分到房子，不取决于自己。人多，房子少，再加上其他因素，分不到房子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年青人，经历少，为个人想得多了点，个人位子没有摆正，关系没有理顺，感到不愉快，以及闹情绪，情绪低落也非常正常。儿子这段时间平时的言行举止，我们没有太在意。 1995年后，外贸体制深入改革，政策力度也随之加大。小型外贸公司的效益原先就不是太好的，外贸公司经营艰难，效益严重下滑，奖金发放的金额由高变低，最后干脆停发了，驾驶员奖金按公里数计发。这一切对于一个参加工作时间不久，工资不高的年轻职工来说，给生活带来了节拮。为了维持生活，让经济宽裕一点，媳妇带宝宝回到了她娘家住。儿子把仅有的一套实用面积只有37。5平方的小套房出租，自己到离市区僻远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八平方的小平房，用租金的差额来补贴家用。最近几天，儿子身体不适，有一天晚上大约九时许，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妈，我是毛毛。”声音有点低沉。 我吃惊说：“你有什么事吗？” 儿子说：“我现在很痛苦，在西善桥租了一间平房。” 我追问：“你怎么住到那里了啊？” 儿子说：“我把绒兴山庄的房子租出去了。” 我生气地说：“你把房子出租了？我们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出租绒兴山庄的房子吗，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儿子解释地说：“现在单位效益不好，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妈，我想回家住。” 我说：“这怎么行呢？你自己有住房，另外你结婚的时候都讲好了的啊。” 儿子说：“嗯――” 我挂上了电话，明显感觉自己不是很高兴，转身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的爱人。 我说：“毛毛把绒兴山庄的房子出租了，现在他又想回来住了。” 我爱人生气地说：“那不行，装修好了的房子不住，偏要出租。现在搞得又没地方住，他自己解决吧。” 事隔五天，一个星期天中午1点多，电话又响了起来。我从厨房里跑了出来接电话，听到电话里还是儿子的声音。 儿子说：“妈，最近几天，身体不舒服。浑身没劲，不想住到外面了。” 我说：“那你住到哪里呢？” 儿子说：“我外婆前段时间不是搬到农科院住了吗？现在小房间不是没人住吗？” 我说：“那你既然想回来住，那就搬回来住吧。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儿子说：“那我今天晚上就搬回来住。” 我说：“毛毛，你东西好不好拿啊，要不要我帮忙。” 儿子说：“不用了，我自己想办法。” 晚上我吃完晚饭，和爱人坐在厅里看中央电视台一套的电视剧。突然电子门的铃响了起来―― 儿子说：“妈，你开一下门，我把被子都搬来了。” 我说：“好，小心点。”我立刻按了键，就听见大门被拉开的声响。 我接着说：“回来了啊，来，把被子给我。”我接过儿子手上的被子，动作麻利地为他铺好床铺。 儿子关上了房门，我透过门缝，看见儿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过了一根烟的工夫，我又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妈，我浑身感到不舒服，打不起精神，想请病假。” “有病看医生，现在这个年代，有一份工作不容易，干工作不能怕吃苦，小毛小病能坚持要坚持。”我推开儿子房间的门，无意间发现旁边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妈，我休息二天，再去上班。”儿子感觉我的话很在理。 “那也行啊，明天去单位向调度请假。”说完，我便轻轻地关上了儿子的房门。我想给儿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把儿子的“痛苦”给清除掉。 2001年12月底，在“坚持”的促动下，儿子出了最后一次长途。 回来之后，儿子拖着疲倦的身体，无精打采地对他老爸说：“爸爸，我的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不能再开车了。我想去看病。” “你先再休息两天，情况不好再去医院看病。”他老爸说。 第六十七章 发现异常 说抽空去看病，但一直没有及时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几天儿子在家坐立不安，也总是往外跑。就是到了深更半夜也不能入睡，反复往楼下跑。有时嘴上叼着一根烟，在楼下的大平台踱来踱去。有时打开大平台的铁门，站在大街马路边看来往的汽车。而在白天，儿子一会儿走到客厅，一会儿又从客厅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一天下来，反复无数次。儿子的这些举动，让我和他老爸看到心里很烦。 有一天，上午10点左右，儿子蹑手蹑脚地走到大房间的晒台上东瞧瞧西望望，并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妈，对面楼上的安装了监视器，正在监视我。” 我着急地说：“怎么会呢？对面都是住家啊。” “真的，李总派公安局来抓我。”儿子的神情变得更加紧张。 “你一个小工人，干活吃饭，不违法乱纪，谁会来抓你，你真是吃饱了撑着的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目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觉得儿子是多虑了，对他的这种反常态的行为，并没有往深处想。 昨天晚上，儿子从我手中抢走病历，气愤地使劲把病历撕得粉碎。把撕成碎片的病历，从窗口一下子抛了下去，嘴里还叽咕着：我才不要这个病历呢。我站在旁边劝都劝不住，气得我直跺脚。 接下来的每天夜里，儿子几乎都不能入睡，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休息。他一开门出去，我立即叫我爱人对儿子进行劝说，拉住他一遍一遍地做思想工作。但是，这些好像都无济于事。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约4点多，儿子背着一个兰色的旅行包要走，刚准备出门，我急忙跑到他的身边拦住他。 “毛毛，你背这个包要到哪里去啊？”我好奇地问。 “李总派公安局的人来抓我，我到西善桥去躲躲。”儿子说得很认真。 “你把包打开让我看看，里面都带了什么东西啊？”我说。 “没什么东西，包里只有几双袜子和几个晾晒衣服的衣架子。”儿子说。 儿子的话使我无法相信，我拉开拉链往里面瞄了一下，里面确实是两双多久没洗的臭袜子和几个已经扭曲不成形的晒衣架。 我们劝他不要去，都产生不了效果，不管怎么讲，他都是听不进去，我行我素，阻挡不住。我爱人对他做了那么多思想工作，儿子始终听不进去。他生气地说：“随他去吧，不听就算了吧，不费口舌了。 这五天，我爱人再做儿子思想工作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静心地分析近来儿子的言行，感觉很不对劲。 有一天，星期天下午2：00多，我到梅山亲家去看孙女，叶师傅站在阳台上，一只胳膊摆在窗台上，头低着，无精打采，眼睛往地上看，情绪不佳。我一进门就走到哂台，站在叶师傅的身边。稍停片刻之后，大家都没有吱声，空气好像也沉闷起来了，没有一点吵杂声，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这两天我看毛毛，最近精神好像不对头。”叶师傅声音低沉痛苦地说。 “毛毛精神不对，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惊奇地问。 “昨天来时，他一直咬定为了分房讲了两句过头话，李总联合公安局和经贸委纪检组来抓人，而且神情很紧张。”叶师傅解释道。 儿子前段时间没有住在家中，我情况不太清楚。 “不会吧。”我肯定地说。 “我也开导过他，分房的事过去就算了，房子分不到，就不必要再多想了。”叶师傅说。 “以前，我和他爸跟他反复讲过，单位分房只能打报告试试，不能报任何希望。”我心烦地说。 “这次他好像非要分到不可，人好像入迷似的。”叶师傅无奈地说。 “这怎么办呢？我和他老爸做他思想工作也尽力了，什么话都说尽了，就是听不进去。”我着急的说。 “毛毛这个样子要去看医生了。”叶师傅肯定的说。 在2001年12月底，绒兴山庄的房子租期没满，我儿子突然打电话给租房子的王小姐，说：“房子不想出租了，要自己住。” 王小姐说：“那我们约定一个时间，把停租手续办一下。” 有一天中午，在绒兴山庄小区，王小姐给了他三百钱电话费和上网费，儿子收到钱后放到西装口袋。可到了第二天，他突然说，这三百块钱是假币，要打110报警。 “我说是假币就是假币，我要把它们撕掉。”儿子肯定地说。 “是真币，不能撕。”媳妇着急地说。 “不行，我非撕不可。”儿子固执地说。 “我们到银行去让工作人员用验钞机来验。”媳妇无可奈何。 尽管媳妇怎么解释和劝租，儿子坚持要去银行验钞。媳妇一边推一边拉，儿子坚决要离开绒兴山庄。后来两人到内桥一家建设银行，经工作人员验证，确定是真币，儿子才就此作罢。 第六十八章 患病 我平时给别人的感觉是个憨厚的人，不精明，干事也不干脆利落，有人都管我叫“马大哈”。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父母都是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时间注定我是干政工的料子（指未开展“文化大革命”和未落实干部政策前，因怀疑父亲是“5•；16”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母亲被打成叛徒而下放劳动及打杂）。当时我负责职工的政审工作，一干就干了近二十年。由于工作性质和多年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培养了一种特殊的“警惕性。”这种“警惕性”在今天突然发挥了作用。儿子的异常反映，像闪电一样触动了我的大脑精神，让我一时间被恐怖笼罩住了。一种不祥的念头在脑海里蔓延开来…… 最近天气很冷，外面地上盖了一层雪，白天融化的雪水也结了薄冰，真可以说是冰冻三尺。儿子即一点都不感到冷，尤其到了晚上，说走就走，劝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时间那么长了，事情不会那么奇巧。我猛然间醒悟过来了，情况不妙，天哪，儿子肯定是为了分房的事情，想不通得了病。我对爱人说：“杨伟，毛毛生病了，你有没有发现啊？”我爱人无语。 “你没发现毛毛现在的思想和行为都不做主吗？”我接着对爱人说。 “赶快，带他去脑科医院检查一下。”我爱人听了我的提醒，好像从梦中醒来，思索了片刻说：“好，我带他去。” “不要怕花钱，来回都打的。叫医生开药，回来抓紧时间吃，早吃早好。南京脑科医院治疗精神方面疾病是很有名气的。”我接着说。 我爱人说：“好，多带点钱。” 我爱人接着说：“带一千元，你身体吃不消，我带他去就行了。” 我说：“好。” 夜深人静，外面只能听到寒风呼啸的声音。到了脑科医院，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我爱人把病情给医生祥细地阵述了一遍。医生问了情况，开了镇定睡觉的药，并叮嘱效果不明显的话，过二天挂专家诊号。 儿子吃了两天的药，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和往常差不多。我们顿时心里紧张开来，我和我爱人决定2002年1月6号上午继续带儿子到脑科医院看病。通往南京脑科医院的公交车很多，由于我们心切，为了快一点到达医院就诊，那时还是选择了出租车。出租车跑得比公交车要快，就如同我们当时的心情一样。 因为昨天晚上，我爱人一夜没睡，加上天气寒冷，又感冒，早上又爬不起来了。只有我拖着病体，带着儿子去脑科医院挂了专家门诊。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医生，她个子不高、短发、脸瘦瘦的、人很精干。听同来看病的人说，她是脑科医院资深的一名专家。 我们坐在1号诊室外面的长凳子上等候，一位年轻的小护士安排就诊。当喊到12号时，我立即站了起来，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艰难走了进去。前面一位患者，还没有看完，我们站在一旁等候着。 正在就诊的是一位50多岁的男患者，是他爱人陪同他来的。他家属慢条斯理地向薛医生（专家）阵述病情。听得出来，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一家省级科研单位从事设计工作。由于单位内设计工作量分摊到个人，工作量繁重、压力大；加之精减科室，人员分流。患者担心自己的去向，思想紧张，晚上经常不能入眠，白天精神恍忽，恶性循环，导致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想主动提出内退。但由于他不到内退年龄，让他处于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薛医生先是耐心地开导他，要他思想放轻，随后开了一些药。 第六十九章 看医生 送走这位患者，接下来就是我儿子了。薛医生叫儿子坐下来，询问病情。我怕儿子说不周全，在儿子讲了几句后，我迫不急待地抢在他前面讲了起来。由于心急，我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讲得很凌乱。有的讲到了，有的讲得不周全。很多细节都漏掉了，经过前后两次补充，才勉强把病情比较全面地介绍清楚。 儿子的病情终于讲完了，我和儿子眼巴巴地看着薛医生脸上的表情，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答案。几秒钟过去了，薛医生说：“根据你们介绍的情况看，患者都很明显有幻觉和妄想的症状。另外，患者有很强的怀疑心，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明显特征。薛医生讲了不少内容，大约有拾多分钟。有许多都是从医学的角度阐述的，有的听得懂，有的听得似懂非懂。 后来，薛医生举了一个易懂的例子。譬如：年轻精神分裂者有的会出现幻想，老觉得女孩子对他有意，女孩子的眼神和表情都显得很喜欢他，而实际上别人对他没有想法，这就构成了一种幻想。而你的情况是在分房的问题上，因为你说了几句过头话，得罪了领导。之后，你又怕公司联合谁来报复你、整你，从而出现幻觉，产生怀疑。而事实上，公司领导根本就没把这事当一回事。这就构成恐惧幻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薛医生最后说：“你这样情况，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我听了薛医生的这一番话，吓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无法相信儿子得了一种平时离我们很遥远的疾病――精神病。 虽然说是拿到了脑科医院的诊断书，但我心里总是觉得不可能，实在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总希望听到不同的诊断。回到家中，一个人瘫坐在沙发上黯然神伤。 我认识省中医院的许医生，50多岁，是一位专家。我们一家以及两个妹妹（包括亲戚、同事、朋友等）都喜欢找她看病，因为长期相处，关系一直很不错。当天下午1点多，正值周四（许医生专家门诊），拨通了省中医院中医科的电话，我把儿子诊断的结果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许医生。 “许医生，儿子的病情是不是很重啊？”我问。 电话那头的声音消逝了片刻，又传出了严肃地话语：“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病中比较严重的一种……” “那怎么办呢？许医生。”我急切地问。 “脑科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一定要接受正规治疗，赶紧住院治疗吧。”许医生说。 “许医生，这病能治好吗？”我急切地问。 “嗯……你们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不要耽误最佳治疗时间。”许医生沉思片刻后说。 “治好以后还会再发吗？”我的问话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了。 “我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医生无奈地说。 我听到许医生近乎肯定的回复，我挂上了电话。那一时刻，我再也控制不住压抑的心情，嚎啕大哭，痛苦的泪水崩涌而出，这种致命的打击像一个魔爪一样笼罩着我。 从这以后，我的身体慢慢地垮下去了。2002年12月9号，我患上了高血压和面瘫，长达半年之久卧床不起，全身无力，双手竟然提不起一两重的物品，就连平时背的小包，也感到压迫得心脏呼吸困难，恨不得全身穿单衣。许医生一再告诫我，一定要按时吃药，卧床休息，不然会半身不遂。虽然其他方面经过长达五年的治疗，病情有好转，但是面瘫仍然没有治愈。 每二天中午1：30，我爱人和媳妇一同去了省医保外贸公司。把黄胜利发病的前前后后的病情，及脑科医院的病情诊断结果和要求住院的情况向人事科陈科长作了细致的汇报。公司领导闻及此事，十分镇惊，当即会同财务科办好了资金领用手续。离开中华路50号的办公大楼，我爱人和媳妇匆忙赶回家中，带着生活必需品，马不停蹄地又奔向了脑科医院住院部。 第七十章 住院 下车后，我们径直地向住院部走去，手续办理完毕。一位年青、身体壮实的男护工带我们到住院区10病区。十病区是一栋老式二楼，远远望去，很明显窗户全部用钢筋铁栏杆罩得严严实实的。走到二楼，听不到一点声音，到处一片静悄悄。顺着楼梯上去，二楼中间靠右边的病房主要是接受治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中青年男同志（其他病房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对门也关得紧紧的，楼梯上下根本看不到什么人。 我们进去的病房总共约200多平方米，划分8间面积相同的房间（每间大约14平方米）。摆放四张单人床，大客厅30平方米左右。客厅的作用主要是供大家休息和接待探望亲朋好友，有四个桌子和四个长凳子（有三份报纸和20本杂志）供阅读、打牌、下棋等休闲活动。“即来之，则安之。”有三三两两交谈聊天，有四个一桌打朴克牌，有认真的收看电视剧的，还有患者家属来探访的……总的来说，大客厅熙熙攘攘的，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 病区的人员都很复杂，各个行业都有，有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也有工厂的工人，有大型企业工作人员的，也有小型单位的员工，有大学生、有研究生，也有初中生和文盲。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30岁左右的青年人及12、13岁的初中生，有经济条件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也有经济困难的下岗职工和农民家庭，甚至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从栖霞寺过来住院的僧人。 这位栖霞寺的和尚穿着一身僧服，在人群中很醒目，当时他给我们全家的印象比较深，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天我们送儿子入院时，正好栖霞寺有二位年长的和尚来看望他，还带了不少水果。 病区里医生的办公室，配药房及卫生间都配备地很齐全。十病区楼房前，有几千平方的绿草地，花坪四周笔直的水泥路，两旁栽着整齐的小松树，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卉（花卉品种繁多，叫不出名字来。）远处的西南角还有人造的水池、假山和石凳，活泼可爱的小金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玩，显得很开心。环顾四周，环境优雅、安静，是个休闲养病的好地方。 病房的大门是用粗钢筋焊接起来的铁门，里面用保险锁牢牢地拴住。男护工随时随地严格把守，除了医护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更谈不上出入了。我顿时感到汗毛直竖，头皮发麻、浑身紧张，简直就像关押犯人的“牢房。”平时，亲属、同事、朋友来探望，都先按门铃，经护工“审查”过关后，得到同意，护工打开总门。护工把我们领到医生办公室，办公室不大，约有12平方米，摆着三张桌子，有二位主治医生。姚医生是位先生，是南京医科大学精神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个子不高，大约160左右，戴一付金丝的近视眼镜，看得出他是负责人，非常利索干净，医资水平很高。林医生是位30岁出头，长得年轻漂亮的女士，并留着长发波浪。是成都一所医科大学毕业的，也是位读精神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都是精神科中青年的骨干。主要负责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的医疗工作，平时还要经常参加上午的门诊。 护工把我们带到林医生办公室，把住院通知交给了她，他很快离开了。看到我们，姚医生搬张椅子，手里拿着记录本和笔迅速地走过来，耐心地开始询问病情，并作祥细地记录，我和我爱人也被严格“审查”过。第一天，儿子被安排住在第一个房间，听其他病友讲，刚入院的患者，都要在这个房间住上一两天，能正常按时入睡，才能转入其他房间。 第二天清晨开始，儿子就全身体检、照x光、化验肝功能、照b超，全身各部位能检查的都检查了一遍。连我们当父母的也祥细地盘问、抽血，还细心地询问身体状况。比如，平时有什么疾病，及我的我和爱人夫妻双方的家庭中，有无遗传精神方面的疾病等情况，能问的都问了一遍，并作了祥细地记录。 事后，听儿子讲，他第一天晚上就安排在第一个房间，晚上7：00休息，久久不能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护士叫儿子配合她们，男护工动作迅速地把儿子紧紧地捆在床上，动弹不得，护士给儿子打了一针安眠针。这一针真历害，打下去，不一会大脑精神就被控制住了，很快进入了梦乡。听病友说，不管进来的病人病情严重不严重，住院第一天晚上为了大家晚上都能休息好，患者住院第一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打镇静针，这是规定。 病人的药量是逐步增加的，起初是基本量，每天两次，每一次四、五粒，儿子还能适应。后来，每隔一段时间，药量都要加上去，到了一个半月时，药量加到了顶点，每天两次，一次约20粒，每次都是一大把（还有其他配药），简直是像吃饭似的，儿子感到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多次请求医生是否药量能减少点，二名主治医生答复都是一样的，“不行”，每次都让他失望而归。 为了治病，他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他原来肝不太好，一直吃复方乙肝灵，而精神方面的药对肝脏的损害又很大，两种药都不能不吃。这真是“雪上加霜”，吃药他受的苦比别人多。由于药物作用，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我每次看望他时，他的表情目瞪口呆，讲话嘴巴都不容易张开，发言不清楚，讲话很困难，舌头发硬，讲话时舌头都打结。由于药物的强烈作用，白色的头皮一层层的出现，挂在头发上和散落在衣领上，远远地望去像一层“小雪花”。回忆起前段时间，儿子被疾病折磨的那么痛苦的模样，我内心的疼，内心的苦只有我知道，用语言无法表达，深重的痛彻，直达脊髓。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便主动找医生反映情况，求得“解决。” “姚医生，黄胜利吃那么多药，他感到受不了，能不能减一点。”我从窗口处，急忙走到医生面前说。 “这种病人吃药很痛苦，我们也很同情，但剂量不到位，病治不了。”姚医生坦率地说。 “不要担心，这段时间过了，药量慢慢地减下来，情况会好转。”姚医生又补充地说。 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9：00，林医生和姚医生检查病房，在查到了黄胜利的病床时，儿子主动走到姚医生面前。 “姚医生，我来了不少时间了，病情也有明显地好转，双休日能不能回家看看。”儿子说。 “你的病情是有明显的好转，双休日可以由家长带回去休息。药量请护士备好，但要写保证书。”姚医生细心地说。 下午2：30以后，我带着水果匆匆忙忙地赶到病房，把水果往儿子手上一放，急忙到办公室找医生。姚医生有事外出，林医生正在认真地整理病历，我顾不了一切，三步并两步朝林医生桌前跑去。 “我听黄胜利说，姚医生上午告诉他双休日可以回家休息两天，要护士备药并写保证书。林医生，是不是有这回事啊？”我满怀希望地问。 “有这回事，但家长必须事先要写保证书。”林医生解释道。 “行，我来写保证书，请借只笔。”我迫不急待地说。 “这份保证书统一打好了，你把内容祥细看一下，签名就可以了。”林医生一边耐心地说一边从抽届里取出保证书放到桌上。 “好，我来签名。”我看完保证书，高兴地说。 带好生活用品，特别是两天的药量，给护工打个招呼，我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赶。从病房出来，儿子一路上有说有笑，脸上洋溢着喜悦，儿子像笼子里放飞的小鸟，（犯人出狱）一般，浑身轻松愉快，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仰望高空，看着兰天，看着白云，像重新获得自由似的。 有一天下午，王护士主动告诉我：“双休日可以回去，但平时每天下午2：30以后也可以申请到楼前草坪上活动。” 每次看望儿子，都带去他平时喜欢吃的：鱼汤、小排汤、鸡汤、荷包蛋汤及元宵等，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那样开心，我打心眼里高兴，脸上不时的泛起了微笑。 自从能享受“自由”的待遇以后，每天都不放弃机会，吃完营养和水果后，尽早出去，轻松地在草坪上散步聊天，重新听到了儿子的笑声，尽情享受“自由”的快乐。 住院很快三个月了，一个疗程过去了，他的言行举止渐渐恢复正常行为，听医生讲，经过治疗后，患者身体状况、各种生活习惯及其他表现都能恢复到病前的状况，说明患者病情治愈。而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第七十一章 领导的关怀 黄胜利患病住院的消息在公司传开了，很多人都感到很突然，还有人很惋惜：太年轻了，才29岁。住院第二天，人事科陈科长带队，有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业务科长（代表），驾驶班调度组成慰问小组，代表公司领导和全体职工，带着花蓝、营养品、水果等，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打消顾虑，并再三安慰他。在病房门口陈科长说：“小黄，不要想得太多，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出院。” 我和儿子把陈科长等人送到楼梯口，我就把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向领导做了祥细地汇报。有一天下午3：00，儿子站在病房窗口处，向病区外远远望去。 “妈，你看广场上怎么停了那么多汽车啊？”他突然拉着我的衣角问。 “医院住了那么病人，是单位、亲朋好友驾车来看望病人的。”我立即回答道。 “你看，靠前面花坛那一部蓝色的车子，好像是公安局的警车。”儿子担心地说。 我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不是的，就是警车，也是亲朋好友借单位的车子开来看望病人的。”我心平气和地对儿子说。 “不要管那么多事，公安局的警车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转过身来，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我发现儿子身上总有一种担心和恐惧，如果不把这些多余的“事情”解决掉，儿子病情不会根本地好转。我把儿子的要求即：能跟李总当面与他讲清，有关联合公安局、经贸委抓人的事情澄清。于是我向陈科长正式提出，陈科长表示同意。 陈科长把黄胜利和我们家属的要求汇报给了李总，为了帮助黄胜利尽早了结他的心愿，及他身体尽快康复，李总欣然答应了。 患病和住院期间，儿子念念不忘李总对他打击报复，联合公安局、经贸委策划抓他，一直心神不定，惊慌不已，为了消除顾虑，放下包袱，早日恢复健康。一个星期五的下午3：00，李总在百忙之中抽空去病区，李总一进病房，疾步走到儿子面前，抓住儿子的手：“小黄，你好！”一边握手，一边找凳子坐下来。 “李总，你是不是联合公安局、经贸委策划抓我。”儿子的眼睛始终不敢正视李总。 “一点小事，那有这个必要，你多虑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李总直截了当地说。 “李总，今天我和你交心后，我的顾虑也打消了。”儿子听了李总的话，把手放到了胸前，拍了两下。 “我希望你安心治病，早日康复出院。”李总接着对儿子说。 “好，我听领导的话，一定好好治病，早日出院。”儿子充满信心地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儿子自从和李总交流后，打消了思想顾虑，心情明显轻松起来，病情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好转。 “妈，要是在住院前就能和李总沟通思想，消除不必要的顾虑，休息一段时间，就不会患病住院了。”儿子带着后悔的口气说。 “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是你多虑了，完全是自己吓自己。”我略带责备地口气说。 2002年3月31日下午2：30，我们办好出院手续，和儿子一同回家，儿子终于离开了那个痛苦而又永远不愿去回忆的地方。 第七十二章 坚持治疗 儿子出院后，一直在家休养，由于药物作用，他几乎不经常外出。2002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星期天中午1：00多到西善桥亲家去，亲家正站在阳台上晾晒衣服和被单，自从儿子生病住院后，她的心情也非常痛苦，从平时的言行中也可以看的出。 我说：“我们绒兴山庄出租的房子，准备到四月底不出租了，儿子回来想自己住，为尽快帮助他恢复健康，我们希望你们能搬到一块去住，这样可以互相照顾。” 亲家频频点头，媳妇知道这件事后也表示同意。“目前困难比较多，大家能住在一起要好的多。”亲家说。 我肯定地，说：“我衷心希望你们能住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家庭的温暖对儿子的康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亲家态度诚恳地说：“我们父母要坚决帮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的难关。”当我听到这段话后，心里很激动，开心不已，一股暖流流到了我的心头，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在这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以大无畏的情怀，怀着一颗无私的心，为自己的亲人支撑起一把遮雨的“伞”。 有一天上午11：00，我到绒兴山庄儿子的住处，我一推开门，看见儿子一人站在客厅里发呆，不知在考虑什么，这时才一岁多的孙女走路还走的很不稳，东倒西歪，跌跌冲冲的从大房间里走过来，站在我儿子的面前。此时突然儿子并齐两腿跪在地上，望着我的孙女，撕心裂肺地痛哭，这种哭声响彻我整个心灵。 儿子大声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拿什么东西来养育你啊！我拿什么东西来养育你啊！” 孙女站在那里，木呆地看着她爸爸，不知爸爸在说什么，看见爸爸的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天真活泼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头扑过去，依偎在她爸爸的怀里，也嚎啕大哭，站在旁边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地被这一幕惊呆了。 站在那里毫无反应，稍等片刻，我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我猛然间地醒悟过来，走到孙女面前，用手轻轻地抹掉孙女小脸上的泪珠，弯下腰慢慢地抱起她，用嘴在她的小脸上用力地亲了一下。我强忍着泪水，把头转向儿子，深情地说： “我会关心她的，我会关心她的，你放心，但你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不要趴下去。”儿子听到这番话后，放松了很多，心情好像渐渐地轻松了点。 2002年3月31日，儿子出院了，医生配了半个月的药量，回家后每天都按时按量地督促他吃，切勿半点怠慢。每过一段时间，药量都要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每次能为减少一颗药，内心都是非常开心，恨不得时间过得快点，一颗颗减下去，减到最后能不吃就好了。开始儿子还抱着强烈的幻想，但最终希望变成了泡沫。有一次，我陪着儿子去脑科医院看病拿药。 “最近情况怎么样？”李医生问。 “最近还好。”儿子道。 “我吃药两年多了，每一顿只减一颗，要减到什么时候才能减完啊？”儿子疑问地说。 “吃药要有耐心，不能心急，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你要向患高血压的病人一样，一直吃下去，这种药是不能停的，要是停下来又会发病，到时你就要付出更大的精神和经济代价，那就划不来了。”医生心平气和地说。 “那我要做好吃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了？”儿子无奈地说。 “是的，就是要做好吃一辈子的思想准备，平时不要把减药的事放在心上，该减时医生会给你减的，患者不要在后面催。”李医生说。 儿子为证实李医生说的话对否，看病时，这次找廖医生，下次找刘医生，这次看普通门诊，下次又看专家门诊，想从医生的话语中了解不同点，找到减药的理由，达到能减药的目的，就这样折腾了长达一年多时间，得出的结论：医生讲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终身服药。 幻想破灭了，在今后的日子里，也不再提减药的事了，当作天天吃饭一样，不能少一顿，不能少一粒。就这样从2002年4月1号一直到现在，儿子铭记医生的谆谆的嘱咐和及时树立调整的信念。多年来，病情一直控制的很理想。 我为了使儿子的身体康复的更好，也就是说能恢复到病前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我每天都有看报的习惯，除看些新闻外，我还特别精心关注精神方面的疾病治疗和保健的知识，民间有“菜花黄，痴力忙”的俗话，在2007年4月初，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范俭雄坐客。lifenanjing，与广大网民探讨保健知识，我也主动与范主任请教。 我发信息问范医生：“范主任，你好，请问什么叫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范主任回信息解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偏执的特点是意念非常坚持，其他什么都能放弃，就是要成功某一件事情。” 我又继续发信息问他：“精神分裂症治疗到什么时候才算正常？” 范主任回信息：“如果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那就要长期的治疗，但不等于说长期治疗就不能治疗好，如果通过治疗后，一、病状得到控制；二、行为适应社会；三、又有明显的自制力；四、生活上自理得到基本恢复，我认为他就基本上达到了痊愈，不过痊愈后仍要继续一边工作，一边用药。” 第七十三章 振作精神 看了范主任的信息以后，我心情一天天的好起来，有了希望，我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有了衡量的标准，在各方面想方设法把儿子照顾的更周到，更好点。在营养方面，每天饮食都注重合理搭配，有荤有素，还有新鲜的水果。刚出院回来时，主要在大厅（大约50平方米）里活动，做做广播操，甩甩膀子，甩甩腿，吃过饭后就在客厅里散步，防止活动量太小，时间长了腿部神精会萎缩。 另外还给他买了月票，安排他坐公交车外出散心。为了使他的心情更开朗，每天午睡后和他聊天一个小时。晚上7：00安排他准时观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接着看中央一频道电视剧。 总而言之，想尽办法把他的生活安排的很充实，使他没有时间去想以前痛苦的人和事。 儿子在家休养期间，起初心情比较平稳，但这样的日子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有一天下午，儿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看得出他非常之痛苦。因为长时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到处碰壁，内心深处感到痛苦不堪，对生活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到最后发展为严重缺乏自信心。我知道儿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心情沉闷，经常去关心他。 有一天，儿子躺在床上，双手重重地捶着胸部，高声地叫着：“妈，我是一个废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你把我杀掉吧，我不想活了。” 看到儿子这种情况，我一时间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忍着内心的痛苦快步地走到床前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对儿子说：“你不是废人，会好起来的。黄齐还小，离不开你啊！” 儿子无奈地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能给她们带来幸福，还在拖累她们。让黄齐另找新爸爸吧，这样，她们的日子会过的比跟着我强。” 我说：“儿子，你太傻了。黄齐要是找新爸爸，你的家不就破碎了吗？” 儿子说：“如果不这样，我实在没有能力支撑这个家啊！” 我说：“你一定要树立自信，振作起来，你还是很年轻啊！要走的路还很长呀。” 就这样，经过半年之久。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一遍一遍地同儿子谈心，开导他、鼓励他，时常感到话说得太多，口干舌麻，泪水也流干了。但我始终一直坚持一个信念：要让我的儿子自己站起来――重新生活、拥抱生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儿子在我们反复地、耐心地、思想工作的感召下，自信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四处寻找锻炼工作能力的机会，彻底抛弃了给他带来痛苦的那段回忆，为今后工作和生活开启了希望的大门。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多年之久。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儿子的病情有奇特的好转，各方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恢复。有一天上午11：00，我在客厅看报纸，儿子向我走过来，慢慢地坐在我的身边。 儿子说：“妈，我身体各方面都恢复的挺好的，我不想老待在家里。” 我说：“那你准备怎么打算呢？” 儿子说：“我想出去找工作，一边干一边吃药，这样身体恢复的会更好点。” 我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你！” 我接着说：“各家报纸上都刊登了招聘启事，找适合自己干的，不防试试看。” 儿子在我的指引下，他开始每天一大早就看报纸，到处寻找招聘的信息，一看到比较适合的岗位，立即打电话联系，结果都不行，没干几天就回来了。主要是病休时间太长了，体力跟不上，不是单位辞退他，而是他自己不适应，就这样一连几份工作都不了了之，找工作的时间花了很多，一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不行再找，又要花半年时间，折腾了一两年，都没有找到干到一两个月时间的工作。在这屡屡遭到找不到工作苦恼的打击下，儿子又一次陷入痛苦的旋涡。他早上起来吃过早点又睡到中午，有时连饭都不想吃，一直到下午2：00吃过又睡，简直不分白天黑夜。我看到这一情景，真叫人感到有苦说不出，那痛苦的心灵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自己才能深深体会到。有一天下午3：00左右，我在大房间里收拾衣柜，儿子在小房间里招呼我。 “妈，你来呀。” “有什么事吗？”我听到他的声音后，走到厅里，我高声的问。 “我有话和你交流。”儿子说。 “你有什么事吗？”我顺着他的手势在床沿坐下。 “我怎么办呀？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儿子痛苦的说，忽然儿子双手捂着脸痛哭起来，泪水仿佛像冲破堤的洪水一样一下子涌出来。 儿子心急如焚地说：“手上的技术丢了！手上的技术丢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我声撕力竭地说：“孩子，你不要那么太伤心，不开车难道就不能干别的事了吗？” 话音刚落，我又补充地说：“非要开车啊，非要开车啊，不开车就不能生存？我看多少人都不是驾驶员，照活的很好。” 这段时间，我发现儿子白天精神萎靡不振，夜里总是失眠，非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又把几年前单位里那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了，越想越痛苦，一直发展到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简直把他折磨地不成样子，精神状态低落到极限。有一天中午1：00多，我想从门缝中观察儿子的情绪时，突然发现儿子用牙签在膀子上乱划，到处都有血迹。我猛地推开门，尽快地冲到他的床边，用力地把牙签从儿子手上夺过来，往纸制篓里狠狠地一摔。我痛心地说：“儿子，你在干什么啊？” 接着我又说：“天下没有跨不过的坎，再大的困难，只要树立信心，我想都会克服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不想活了，想寻求自杀来解脱。看了这些状况，我也痛苦不堪，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感到情况不妙。我又一次陪他到医院看专家门诊，诊断结果是忧郁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来的病就够难为人的了。这样一来，真叫人招架不住，思想上实在承受不了，李医生看我一筹莫展时。 主动对我说：“这种病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治疗一段时间后会好的，好了以后药就可以停了。这种病像感冒一样，容易得也容易好。”我们听后才松了一口气。 我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满脸笑容地说：“李医生，谢谢你，我保证叫儿子好好配合，尽快治好。” 果不其然，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抑郁症很快治好了，大家心头又多了一份开心。忧郁症治愈后，一切走向正常，想找工作干的念头又出现了，又开始每天早上看报纸找工作，一看到比较适合的岗位，马上又打电话联系，可行的就马上骑车面谈。有时一早晨电话联系四、五家都没有下落，就在这困惑的时刻，一个好的消息传来了： 2004年过完春节后，3月初，一个星期五的晚上9：00，儿子手机忽然响起悦耳的铃声，儿子拿起手机，听到是原初中的同学，叫王林，他在一家电力垄断企业工作，工人一年收入都可以拿到10万，那不用说干部了，那老总的待遇更是个天文的数字了。 儿子说：“你好，有什么事吗？” 王林说：“我有事想找你，看看你有没有空，找个小茶亭，我们坐下来谈谈，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 儿子说：“行啊，我闲着呢，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下来。” 他们在集庆门汽车站找到了一个小门面的茶馆，每人要了一杯茶，就开始聊起来。 儿子迫不及待地说：“老兄，有什么事啊？你直说啊。” 王林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一个朋友在下关开一家货运分公司，总公司在上海，老板是上海人，他想在南京发展货运事业，但他在南京认识人少，叫我负责在南京召集几个人组建分公司，你是我初中同学，情况都很了解，我想请你加盟，怎么样？” 儿子沉思了一会，慢吞吞地开口：“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啊？” 王林说：“办公室是在下关鹏运大厦五楼。” 儿子说：“有没有固定货运业务啊？” 王林说：“固定业务有80%，还要去市场找一部分。” 儿子说：“那我具体负责哪块呢？” 王林说：“你主要负责联系货运和找业务。” 儿子说：“一个月多少工资啊？” 王林说：“一个月工资800块，交通费80，手机费100，午餐费50，你看怎么样？” 儿子说：“蛮好的，朋友帮忙也不能考虑那么多了。” 王林说：“明天上午8：30到公司报道，详细操作情况到时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就赶到公司，办公室不大，20多平方，摆了3张桌子，会计和出纳各一张，老板一张，儿子是跑外勤的，专门负责货运业务，老板是业务总管，业务上有什么问题，遇到困难怎么解决都要请示老板，由他出主意拍板，儿子是具体操作的。 在一个月里，由于多年来没有正式干工作，做起来还不是那么畅快，但过了关键的头一个月后，渐渐的时间长了，情况熟悉了，各方面工作都干得很顺手。老板叫他自行处理，不要动不动请示他，儿子得到了这个法宝后，就能大胆的开展工作了，遇到问题按公司规章制度办，业务工作都能圆满的完成，老板也很满意。前几个月公司效益一直都不错，大家干得都很开心，也赢得了上海货运总公司大老板的赞许。但好景不长，市场竞争力加剧，业务渐渐减少，效益逐步下滑，只干了八个月，公司就无法经营下去了，连寥寥无几的几个人的工资都不能按时支付，因为到朋友这里干，一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另外也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儿子外贸公司效益不好，只能拿到1000块钱出头，要养活一个家，差距太大了，必须另找门路，在这种情况下，儿子谢辞了。 第七十四章 创办企业 儿子回来休整了两天，把身上的疲劳感消除掉，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了。自己文化水平低，只是高中，除了开车外，没有其他技术。各家报纸上招聘广告是铺天盖地，都是要软件人员、科技人员，文凭要本科、研究生，儿子根本沾不到边，适合自己的只有出体力，上等的岗位就算是保安了，干体力根本不行，肝脏不太好，保安是三班制，特别是上大夜班，对于晚上要吃药、休息，完全受不了，时间长了，病魔要卷土重来。儿子回忆起前两年找工作、干工作所遇到的尴尬局面，从内心不想在社会上再找工作了，在他脑海中涌现出自己创办实体的念头，有一天晚上，儿子叫我到他房间里去商量事情。 儿子说：“妈，我目前不想在社会上找工作了。” 我说：“不在社会上找工作也可以，但工作怎么解决呢？” 儿子说：“我想办个实体。” 我说：“你想办什么实体啊？” 儿子说：“我想办个汽车修理厂，和开车技术有联系的。” 我说：“也可以，但哪有那么多资金啊？要租大场地和购买各种型号的配件，资金少了办不起来啊。” 儿子说：“我想与战友、朋友合资，资金不就出来了吗？” 我说：“可以，这条路可以探视一下。” 事后，儿子分别联系了几个战友和朋友，他们也都是驾驶员出身，还有的本身在部队和单位里就是汽车修理工，有的朋友虽不是干这行的，也挺感兴趣，他们一拍即合。先是考察修理厂的选址，修理厂不能设在市内，一是市内找不到适合的地方，二是市内房价太贵，决定到城乡结合部去找。他们约定星期天上午9：30，在集庆门汽车总站集中，骑车向城外寻找，看了几处，不是离公路太远，就是面积太小，不适合做汽车修理厂，跑了大半天，大家都很辛苦，一直跑到下午4：00，最终选中了铁心桥铁心二村的大厂房，面积有300多平方，包括厂房前的广场，修车绝对能耍开来干，同时目标又醒目，修车人很容易找到，租金每月3000元，他们能承受。最后决定每人出资5万，总筹资20万，作为流动资金，由我儿子全权负责。他不但是负责人，还兼管下任务单、开发票、仓库收发、销售汽车配件等工作，后因业务发展需要，人手不够，又从社会上招了两名修理工，有车就修车，修车和洗车可兼营。 开业以来，战友、朋友都主动利用双休日来厂帮忙，及跑单位招揽业务，从开业每月纯收入只有几千元，一年后，逐步上升到每月15万之多，生意越做越红火，效益也逐步呈上升趋势，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大家看到眼前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脸上都不时地露出甜蜜、幸福的笑容。 第七十五章 生活的意义 每当，我看着儿子的身体和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一直压在我心底的大石头终于是落了下来。儿子生病期间，我和杨伟一门心思扑在儿子身上，帮助儿子度过难关。现如今，儿女皆已长大成人，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和杨伟老夫妻俩人。周围的一切从过去的嘈杂中，回复到了料想不到的平静之中，这一切，似乎我还很不习惯。 今年是二零零八年，在人生的长河之中，我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六十四个年头，太多太多的感慨，让我一时间无从谈起。当年那个负心汉，今天早已经是风竹残年。每每天气转冷的时候，杨伟居然会开始关照我多穿一点衣服，以免受凉。 究竟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曾经用大半生的时间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我终于有了答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