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 明王朝纪事》 第1页 [架空歷史] 《帝国政界往事 明王朝纪事》作者：李亚平【完结】 引 子 这是两幅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据说，围绕着这两幅画像，曾经死过不少人。 这副尊容，曾经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龙形凤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太祖本纪一）按照今天的眼光看去，朱元璋的长相如果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应该算是相当怪异了。 当时，为了给朱元璋画标准像，一些功底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画家被召到宫廷。他们兢兢业业，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专业水准，一丝不苟地照着皇帝本人的相貌画出——就是这副尊容——丝毫不敢走样。结果，这样的画家都被皇帝砍掉了脑袋。 后来，一位聪明人悟出了其中道理，于是，对朱元璋的脸型加以较大规模的修饰，着力于眉目传神，侧重于理想表达，便有了这幅据称是不怒而威的皇帝像。朱元璋见了这幅与自己本来面目没有太大关系的画像后，十分欢喜，认为其“谀而不佞”，就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意思。（陆容《菽园杂记》）于是，我们眼前这位经过呕心沥血、苦心加工、几乎凭空创作出来的慈眉善目的富贵老人，就成了朱元璋的标准像。那位善解人意的聪明人也受到了奖赏与表彰。 不过，今天的人们从史料中可以知道，这幅画画的基本不是事实。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和被描绘对象的实际存在之间，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差距。想像一下，一个不了解这两幅画的人，若突然被告之这上面画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会丧失真实感，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繫。 刘伯温是朱元璋的首席谋士——军师。此人精通阴阳数术象纬之学，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名气极大，被认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 在《明史》中，他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一如在《史记》中，刘邦认为，有三个人在帮助自己打下大汉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绝大的作用，他们是：萧何、韩信与张良，号称“汉初三杰”。子房就是这位张良的字。朱元璋将李善长、徐达和刘伯温看成是自己的三杰。 有一种说法，说是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在心中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高额细眼，凹鼻阔唇，耳虽小廓却厚，颊虽突而颏硕；身长而背弓，腿长而膝弓，腰粗而肩窄，手阔而指细；行动如虾在水，声音则鹰鸣而猿啼。据说，刘伯温一见之下，便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之相，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结果，后来的朱元璋，果然以自己的行为，准确地证明了刘伯温所言之不虚。 对这段说辞，我们不必追究其真假。事实上，它是后人附会发挥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至少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 史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同意一切歷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如果我们同意今日中国是歷史中国延续的话，那么，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后来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 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对朱元璋与大明帝国了解的渐次加深，我们会发现，围绕朱元璋两幅画像所发生的故事，相当意味深长，具有宿命般的象徵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歷史意义。 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明史》太祖本纪1）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史记》高祖本纪第8）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明史》太祖本纪1） 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僱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明史》太祖本纪1）
第2页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6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告终。就此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歷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99岁方才谢世。（《明史》卷300,外戚陈公传） 至今，我国各地仍然可以见到许多此类人，他们虽然蜗居一地，却能量颇大，常常是当地声名远播的知名人士。相当多的人们远离千山万水前去请教吉凶祸福，是为常事。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歷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他打下了文字根底。（《明史》卷300,外戚陈公传）并且，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 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蓆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王鸿绪《明史稿太祖纪》）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徐祯卿《翦胜野闻》） 这一年，朱元璋16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明太祖实录》卷1） 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而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歷，于人类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到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像。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歷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 用今天的事情形容，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导，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这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些缺少人文主义情怀的城里人，为什么会更多地成为这些犯罪的牺牲。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歷，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第3页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煳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24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40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明史》太祖本纪）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歷朝歷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捲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笼统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蒙元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国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蒙古帝国史》，《元史》）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勐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在他们手下，种族灭绝之类的事情，在中西亚地区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世界征服者史》） 然而，甚至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兇勐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繁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蒙古帝国史》，《元史》）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汪洋大海般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兇勐，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勐。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没有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着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华以后，下令华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人的髮式，穿蒙古人的衣冠。有一次，他去太学就是国立大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成了蒙古话，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翻过来的。
第4页 随着岁月的流逝，倍感痛苦的人们开始採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着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马可波罗游记》）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歷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歷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届时，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类心肝情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17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这种情形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主持这次工程的贾鲁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此次工程也堪称中国黄河治理史上的杰作。然而，因为上述原因，此人遂在中国民间传奇中变成了一个阴险、奸诈的恶棍，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虽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二，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剎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 公元1351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在中国，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歷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唿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唿应，势成燎原。（《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参见黄仁宇《中国大歷史》第13章；另见《蒙古帝国史》）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的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敌，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唿“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庚申外史》卷上）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草木子》克谨篇）
第5页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诸如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勐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明史》卷136，朱升传）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六百年后，20世纪下半叶，这九个字曾经被毛泽东主席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遂成为当时的国家战略而广为人知。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兇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于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兇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兇悍而强大的陈友谅。（《明太祖实录》卷8）表明了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慾，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的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髮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史记》刺客列传第26，游侠列传第64）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有的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復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嘆。他们一诺千金，捨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嘆迴肠盪气，至今常常仍然会让人情不能自禁地热血沸腾。一句让人无法理解的题外话是，翻一翻他们的事迹，我们会很容易感到莫名其妙，今天那些试图表现他们的充斥在银幕与电视屏幕上的影视作品，何以竟会如此猥琐、如此不堪？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註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着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当量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中国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盪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着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第6页 部下第一次见领导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帐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做“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杂俎篇》）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在当代医学界使用的专业术语就叫——爱滋病，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来自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杂俎篇》） 从歷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歷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变成了一切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歷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兇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着，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歷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着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唿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吴晗《朱元璋传》，第416页）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4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可能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明太祖实录》卷1） 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明太祖实录》卷1）
第7页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后来，当郭子兴被其他造反好汉挤兑得很难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实力已经发展得很大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他，然后一如既往地辅佐这位并不成器的末路英雄。幸亏，不久后这位郭子兴一病不起，否则，后面的故事极有可能会演变得特别复杂。（《皇朝本纪》，《国初群雄事略》） 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酷似当年李世民收服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民间神话中百邪不侵的两位门神之一。 他曾经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勐将。归降李世民后很受重用。后来，与他一起投降的其他人反叛李世民。有人认为他也不可靠，劝李世民杀掉他。尉迟敬德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这时，李世民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笔钱说： “大丈夫相交以意气相许。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这笔钱不多，权当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咱们今后还是朋友；如果愿意留下来，我决不会做辜负你的事情。” 然后，解下佩剑扔到一边，就和尉迟恭在同一间卧室里唿唿大睡。 从此，尉迟恭死心塌地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玄武门事变中下死力帮助李世民，亲手杀掉了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成为凌烟阁上24位开国元勛之一。（事见《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 朱元璋则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怕遭到报復。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500名勇勐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汉灿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500人。灯火通明之中，这500人静听着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明太祖实录》卷4）从此，全军死心塌地，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社会缺少多元化的、理性的政治理论、信念与选择，因此，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应该不可小觑。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汤和比朱元璋大3岁，是当年一起分吃那只小花牛肉的小坏蛋之一。 《明史》记载说，汤和“幼有奇志”，村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明史》卷126，汤和传）这个情节和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的描述略有出入。在吴晗先生的笔下，相当细緻地描写了朱元璋在游戏中扮演皇帝的过程。（吴晗《朱元璋传》，第5页）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想想古代社会足可以灭族的十大恶罪名，当时的成年人是否敢于让孩子们玩这样的游戏很值得怀疑。就像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童年时会在游戏中扮演毛主席一样。倒是《明史》中骑马打仗的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史》中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表明此人高大魁梧，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九十以上，而且十分洒脱，富有谋略，沉着、敏捷、颇有才智。汤和比朱元璋更早投奔了红巾军，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汤和写信给朱元璋，劝诱这个游方和尚也来投奔了红巾军。当时，由于战功，汤和已经官居千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了，但他对朱元璋却相当恭敬。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从一个马弁迅速崛起为部帅后，军中诸将以同辈视之，没有人肯做低服小，唯独年龄与资歷都胜过他的汤和，很是奉命唯谨地遵从他的约束与指挥。这使得朱元璋“甚悦之”，感觉特别愉快。（《明史》卷126，汤和传） 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找不到更多细节说明何以会如此。从常理推断，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一定应该到朱元璋本人的素质、品性、才干、谋略中去寻找才对。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翻一翻歷朝歷代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歷史上，几乎所有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故事，大抵都是以这种“有肉大家吃，有事一身当”的动人情节开始的，但是其结局具有同样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原因在于，这种所谓义气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反人性的悲剧基因，这种基因与我国帝制文化传统中天性兇残的基因结合后，其果实通常都很难赏心悦目。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24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勛，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利与待遇。比朱元璋小4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第8页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捨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 显然，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暗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像，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贩卖私盐有利可图，却也相当危险。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唯其如此，歷代王朝对此控制得都很严酷。 唐代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当时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一百多斤食盐；到了五代十国时，则是不论多少，抓住就杀头，比今天惩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还要吓人；宋代最宽厚，取消了走私食盐的死刑；元明清三个朝代则又一次规定，走私食盐而又拒捕者，处死。（沈家本《歷代刑法考》） 根据短缺经济学理论，不必深入考究，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自己的人民消费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 ——社会在此方面的整体停滞。 ——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 ——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培养出与国家和社会为敌的、贪婪的力量与社会心理。 泰州白驹场盐丁张士诚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私盐贩子。 泰州白驹场的治下在今天江苏大丰。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32岁。史书记载说，他“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明史》卷35，张士诚传）意思是，此人并不拿钱当回事，时常仗义疏财，因此相当得众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记载了他在贩私盐时，遭受官吏与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们的上述说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证。这一年正月，他与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贩运私盐的一帮同伴，号称“十八兄弟”，杀掉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吏与富豪，起兵造反。 从时间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军还晚了一年，但其起点却比朱元璋高出许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满风险与变数的贩运私盐生涯中，张士诚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马班底与组织网络。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样，以投奔别人的造反部队当一个小兵开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门户，自成一派。 这些私盐贩子精明强悍，相互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战斗力颇为可观。 当年五月，张士诚在攻破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占领高邮，称周王，从而声威大震。结果，引来元帝国宰相脱脱亲率重军征剿。 这位脱脱宰相号称能文能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和卷帙最为庞大繁杂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这样一位人物，应该算是有元一代最高决策层高官中，受华夏文明文化浸润颇深的一类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国恢復科举取士、太庙祭祀，变更钞法，治理黄河等，史称“更化”。在元朝称得上是少见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学者的口中笔下，对此人常有褒赞，并被认为是元帝国最后的希望。（《元史》卷138，脱脱传） 然而，正是这位宰相的作为与命运——如前所述，就是这位宰相曾经为自己的弟弟谎报战功——准确的预示了大元帝国的不可救药与不配有更好的结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率军征剿徐州的红巾军。我们知道，徐州古称彭城，乃今天鲁、豫、皖、苏四省交汇处的第一繁华之地，人口常在数十万之间，为古今兵家必争之重镇。政府军队攻破城池后，作为整个国家行政首相的这位脱脱宰相，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元史》卷138，脱脱传） 明正统《彭城志》记载说，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无一倖免，以至于十六年过后，大明帝国宣告立国，这里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残砖废瓦荒草萋萋中，出没着狐鼠豺兔。（《明正统彭城志》） 时年24周岁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一年投奔了红巾军。 两年后，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晋升为太师的脱脱，再次率领百万大军征剿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史书记载其出师盛况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卷138，脱脱传） 这场高邮大战昏天黑地地打了三个月，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危在旦夕，张士诚弹尽粮绝，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了。
第9页 脱脱宰相在前线领兵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谁知，京城中有一位权贵很想要这个宰相权位，于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脱脱。大意是说：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宰相不称职导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罢免脱脱的宰相职位，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此时，皇帝以为叛乱真的已经平息，也有些担心脱脱功劳太大，不好安置。听了这个指控，正合寡意。于是立即下诏，指控脱脱师老糜财，下令罢职流放。皇帝的诏书中用语极为严厉，曰：若胆敢抗命，即时处死。 结果，事情变得完全无法收拾，诏书下达到高邮前线时，数十万大军无不忿恨，哭声震天，一时间溃不成军，风流云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红巾军。（《元史》卷138，脱脱传）张士诚虽然侥倖，但以高邮弹丸之地，能够与号称百万的国家正规军周旋、对抗三个多月，也足见其顽强兇悍了。 此后，续上了一口气的张士诚，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狂飙般席捲了东南沿海一代，今天江苏、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区尽入张士诚手中。在当时，这里便号称东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赋税尽出其半”而傲视宇内。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出于此地，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明史》卷35，张士诚传）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同志和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于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人民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唿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傢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吕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纪，“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徵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此是后话。（郑克晟《明清史探实》，35—40页，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士诚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享有广泛贤良名声的老太太。后来，朱元璋攻打苏州之前，曾经专门下令给前敌总指挥徐达，让他严格约束部下，不许惊动老太太在苏州的坟墓。（《明太祖实录》卷16）到了公元1964年6月，苏州要扩建一所小学，发现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无损，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说，这位老太太对张士诚家教极严，致使张士诚称王之后，有一段时间，“自奉甚俭”，就是说不近女色，不铺张奢侈，表现得很有气象。 对此，张士诚感觉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们的心情，却显得相当痛苦，以前做私盐贩子时，要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窝囊气，如今，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踏着多少人的尸体打下了这片锦绣江山，弟兄们也都当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可是却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荣华富贵醇酒妇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这江山和权力干什么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乏，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了今日的辉煌。
第10页 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恰能说明这一过程。 在张士诚“自奉甚俭”的日子里，他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们极为苦恼，他们很仗义，很希望与张士诚在有难同当之后，能够有福同享。于是，他们努力地想了很多主意，希望打开畅通无阻的道路，使张士诚、进而使他们自己能够痛快地享受生活。最后，据说他们想出了一个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对一个盛年男子来说却很难抗拒的主意：他们找来一位不但倾国倾城，而且善解人意的美貌风情女子，给张士诚布置了一个显然没有恶意的温柔圈套。结果，张士诚相当愉快地落入圈套。他那威严慈爱的高堂老母，在如今深深叠叠的庭院豪宅中，大约已经无法过分为难自己已经称王的儿子了。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既成事实。从此，张士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上，哪怕是纯粹虚构的都无所谓。因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反正都一样，构成了歷史上无法改变的事实。 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士诚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交给了这位弟弟。可惜，一次与朱元璋部队恶战，不幸战败被俘。士德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并在监狱中带出密信给哥哥士诚，让他宁愿投降元朝廷，也要和朱元璋血战到底。最后绝食而死。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则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或者应该说，比花花公子还糟。二弟士德死后，张士诚居然就让这位差不多完全不成器的三弟当了丞相，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进深宫里享受生活。 这位丞相处理军国大事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才干，而对于贪污受贿、昏天黑地地享乐却相当精通，而且还特别风雅。比如，此人纳娶的姬妾达百人以上，并教以天魔之舞。大约就是一个男人与一大帮女人脱光了衣服群歌群舞群交的胡舞。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他都要携舞女歌姬同行，为的是品味诗酒唱和、丝竹歌舞之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境。这种意境，与三国周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比较起来，可是要更有诗情画意得多了。遗憾的是，此公主持的军事行动，不是错失良机，就是一败涂地，很难找到能够让他如此顾盼自雄的案例。即便如此，张士诚对自己的这位老弟仍然怜爱有加。 公平地说，张士诚并不只是对自己的弟弟才如此厚爱。事实上，他对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弟兄们，基本都是义气深重。早在老母亲和士德死前，张士诚就已经不再亲歷战阵，甚至不过问军国政务了。和后来那位创建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可能越来越多地陶醉在那温柔富贵乡里，领略着生活的美好。否则，很难想像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整天在后宫里忙些什么？ 于是，跟随他一同起事的弟兄们皆大欢喜。大家纷纷占良田，筑精舍，修园林，赏古玩，广蓄歌姬美妾。醇酒妇人，各得其所。一时间，仿佛天下大定，一派歌舞昇平景象。 中国歷史告诉我们，哪怕真的打下了天下，出现此种情形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 到后来，每逢战事，这些曾经刀头舔血的将军们，便谁也不愿披挂上阵，一定要邀取了官爵田宅、功名赏赐之后，方才怏怏而出。而且，即便是置身前敌，他们也时常要携娇载姬，欢歌宴舞，书称“以酒令作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这样的军队，若还能打胜仗，倒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了。而且，打了败仗也没有关系。据说，只要他们回到张士诚面前，痛哭一番，诉说一下自己的烦恼与委屈，哪怕再丧师失地，张士诚也会很仗义地宽恕他们。于是，上下浑然无事，相当快乐。 对此，曾经有江南名士直截了当地对张士诚提出过批评。可惜，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的张士诚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逆耳忠言了。 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歷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歷朝歷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真正意义上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罗致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明史》，五行志）
第11页 在中国歷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易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47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种格局。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别人的阶下之囚，当然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阳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渔家。从各种记载中判断，陈友谅懂经史，通武事，胆气豪壮。但是，种种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属于那种艺不算很高胆子却极大，胆子虽然很大心并不细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天完红巾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书掾，大概是主管总务簿册一类的小官。随后，逐渐以军功升任为元帅。听起来这个名头很吓人，当时却并不值钱。 元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官名，春秋晋文公时，就已经称中军主将为元帅。唐初开始，元帅一般由皇子亲王担任，权任极重。后来的宋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大体上只有皇子才能出任号令一方的元帅之位。比如，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时，侥倖脱出的赵构，便被困在都城里的大哥宋钦宗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到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时，大约是觉得这个汉语的官名很威风，于是，最开始在边疆地区，后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元帅府或者分元帅府，成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公署。为此，元末大乱时，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马的人，哪怕是阿猫阿狗，只要手里握有百八十个鸟人，便都会自称元帅，有壮胆吓人、自娱自乐的意思在里面。这种情形，和民国时期，手里有几只枪就会给自己任命一个“司令”，今天满大街都是“总裁”、“董事长”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陈友谅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还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部队。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合谋，把太师邹普胜排挤出了决策层。不久，这位丞相便大权独揽，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里的模样。于是，皇帝徐寿辉准备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后，将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经独当一面的心腹陈友谅找来，商量着索性干掉徐寿辉，自己来做这个皇帝。 谁知，就在倪文俊设下圈套，发动兵变，天完皇帝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之际，陈友谅却突然临阵倒戈，以保驾勤王的名义，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并在后来干掉了倪文俊，将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编到了自己手上。陈友谅就此成为天完国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权，而且握有重兵。 陈友谅虽然有保驾之功，名义上也相当冠冕堂皇，但却显然有悖于江湖道义。于是，后来便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倪文俊召陈友谅在丞相府密议时，他的一个爱妾曾经出来招唿茶点。据说，当时已经30多岁的陈友谅向来不近女色，因此颇受部下拥戴。谁知，见到这位女子后，陈友谅惊为天人，一时间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后一连数日神魂颠倒，不思茶饭。因此，才有了反戈一击之举。于是，兵变平息后，陈友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马加鞭地赶到丞相府，将这位女子抢到了自己府上。后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兵败身死时，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投降的投降，只有这一位女子为他自杀殉情。 这段传奇是否真实，对歷史研究者而言或许重要，对陈友谅来说却是一点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号称“素怀大志”。我们知道，中国歷史上许多此类素怀大志的人士，一般都会把别人的脑袋看得很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但在内心深处，“宁愿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则是他们永远最真实的信条。因此，这种人大多都很有点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而已的气概。他们行起事来，一般只看自己需要与否，并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碍了他们利益的人们的脑袋。这种人一般在江湖上大多声名狼藉，很难存身，却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节”、“无毒不丈夫”之类成语在中国官场与名利场上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第12页 我们无法证明陈友谅不属于此类人士。 在这一点上，陈友谅与张士诚虽然大不相同，但一时间，似乎也是很成气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陈友谅在干掉倪文俊的两年之后，再一次同室操戈，杀掉了天完红巾军最孚众望的重要将领赵普胜。 又过了八个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他以向皇帝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由此，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改年号为大义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为都城。当年，陈友谅40岁。 认真说起来，徐寿辉不是一个富有才略的人。 我们知道，红巾军是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等为基础杂糅混合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按照他们的教义，明王出世、弥勒下凡后，世间就会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众生平等，天下太平。当时，相信这一说辞的民众相当多。他们起事时，如徐寿辉一系的红巾军，就在后背上大书一“佛”字，他们被告知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无往而不胜。假如不幸被杀死，则是因为自己心不诚的缘故。中国歷史上直到今天，此类梦呓性迷狂相当常见。在现象上看，此种情形的出现，常常与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艰难、无助、超出了他们理解与承受范围呈正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同比例消长的。我们对此应该并不陌生。 据说，徐寿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因为他具有才干和威信，而是因为长得魁伟不凡，威风凛凛，很有点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弥勒下凡的味道，于是便被推举为领袖，并受到众人的爱戴。那个怪怪的国名——天完国，可能也是出自该混合宗教教义，大约有“天赐完美之国”的含义。 一个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这样成了叱咤风云的天完国皇帝。 然而，这位天完国皇帝手下的几位大将却相当厉害，赵普胜就是其中之一。赵普胜，江湖人称“双刀赵”，假如用《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上的说法形容，大概可以说成是“双刀舞将起来，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韬略，在天完国创建的过程中，战功赫赫。因此，成为陈友谅图谋徐寿辉时所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加上朱元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于是，这位威望很高，且对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将军，被陈友谅轻轻地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便杀掉了。 《明史》在评价陈友谅时，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极强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好弄权术且狠辣。他不停地干坏事，其所作所为，距离一个“义”字，相去可谓远矣。然而，他却敢于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并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相当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枭雄的本事与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歷史上相当着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可能是中国歷史甚至是世界歷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唿杀贼而不退。《明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双手操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下凡。（《明史》，南昌康郎山两庙忠臣附）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本来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第13页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陷入到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陈友谅雄心不小，胆量极大，而且也不乏以权术驾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时间里，便迅速整合出一个在割据群雄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与兵力最多的“大汉”国，一时间相当咄咄逼人。 从投身造反开始，到自立为“大汉”皇帝，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种顺风顺水，可能造成了他极好的自我感觉，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之骄子，天命所归。于是骄横自负，甚至在处理事关重大的军国大事时，都显得相当粗疏草率。 显然，此人综合素质中的重大缺陷，是导致其毁灭的致命伤。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谋定后动、事缓则圆的深谋远虑，做起事来，常常是跟着感觉走，事到临头先干了再说。很有点拿破崙“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的气概。可惜，他不是拿破崙，他没有拿破崙的政治、军事天才，好运气也不会永远笼罩在他的头上。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特别常见的事例回望歷史，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或者反过来说，以这些歷史返观今日，许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招如果被对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将其讽之为军事上的巨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与迴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当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以復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却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璋徵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兇险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復加的、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吝啬的上帝每次只给人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徵集了达60万之众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第14页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中国商场上，经常在那些聪明的人们那儿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陈友谅却真的像一头蠢驴一样。 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率大军救援；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的祖孙三代。 在前前后后长达近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师老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南辕北辙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他要惩治这几个傢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成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也罢。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此后，陈友谅的大军在南昌孤城下一呆就是八十五天。按照古人的说法，“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一方面攻坚不下，已经足以将一支60万人大军的粮草、士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则做完了自己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他安顿好了大将谢再兴叛变带来的麻烦；从从容容地改正错误——将徐达率领的、被拖在庐州城下达数月之久的主力部队撤回到南京；做好战争准备；然后，从从容容地率领大军誓师出征，逆流而上，直入鄱阳湖。甚至，——还有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他还曾经令刘伯温做媒、自己亲自主婚，把徐达从进退两难的合肥城下召回南京，举行婚礼，将该人心仪已久的一位女士嫁给了这位大将军做新娘。最后的结果是，朱元璋反断掉了坚城之下陈友谅的后路。从而，扭转了战略态势上的被动局面。 在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和以主力大军围攻庐州的长达几个月时间里，朱元璋与刘伯温始终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生怕陈友谅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然而，没有。陈友谅始终没有利用这一制敌于死地的良机。从此，随着鄱阳湖大战的到来，註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蠢猪一样的愚不可及，使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明的一招。与陈友谅的弒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相形之下，刘伯温一心为朱元璋打算的主意，反倒被衬托出一种逢人之恶的、小家子气的阴暗气息来。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士诚立即陷入在这广大敌国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第15页 公元1367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色的日子。 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幕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炮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应该说，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这可能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慨的。那就是——名字叫中国的那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僕。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了，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满清铁骑杀向北京的吴三桂，还在自己###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正义满胸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1644年5月。 与此相映成趣的故事，则发生在广受国人爱戴的郑成功身上。 公元1659年，即清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率大军溯江而上，直薄石头城下。在南京仪凤门，郑成功与文武官员登岸遥祭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诗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教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翻检世界歷史，我们知道： ——由此向前推十八年，即公元1641年，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了《大抗议书》，斥责国王的种种不法行为； ——由此向前推十七年，即公元1642年，英国革命轰然爆发，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向国王及其军队宣战； ——由此向前推十年，即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人民宣布成立共和国。 列举出这样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为了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诚如我们所知，任何歷史，都是在其当时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研究这些歷史，也就只能将其放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进行，分析其形势与作为，以裨益于今日。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人，毫无疑问是可笑的，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在于，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注意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当地球上另外一个世界里，发生着将国王交给人民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时，我们则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跪拜到了一个新的主子面前，诚惶诚恐山唿万岁。了解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只能是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角色。 如前所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一时间，英雄豪杰和流氓恶棍蜂拥而起，中国进入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 中国人习惯于诗意地称唿这种情形为——逐鹿中原。 由于中国文化排除了众人分享这“鹿”的可能，因此，就必须有一个人要灭掉所有对手——这里所说的灭，通常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灭，即肉体上的消灭——独自俘获并享有这只“鹿”。这既是中国政治传统具有特别兇残一面的原因，却也真的是中国人特别幸运的时刻。因为，如果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中国人立刻就会像被爹娘丢弃了的孩子，惶惶然于天下没有了主子，从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向谁磕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下去。中国社会则将就此进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中国漫长的歷史长河中，但凡这种时刻的出现，都将意味着更深重的黑暗与灾难的降临，意味着一个人的脑袋可能还不如一个土豆值钱。 因此，那些不论踏着多少人的尸骨血肉走上龙椅的开国帝王，常常都会受到热烈的爱戴、赞颂与尊崇。这也是那些赞颂的言辞和表现不管多么肉麻卑贱令人作呕，我们却很难将其一概看成是虚伪的原因。 公元1368年1月23日，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消灭了主要的割据群雄，登基称帝，创立大明帝国，算是正式捕获了那只元失之“鹿”。从此，开始了大明帝国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直到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即公元1644年4月25日午夜过后不久。当时，朱元璋的子孙——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与一位陪伴他的宦官，相对吊死在御花园的煤山寿皇亭。其地点在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里面。
第16页 据说，登基之前，朱元璋的心里充满了期待与忐忑。 一年前，朱元璋曾经派一员大将，准备将安置在滁州的“大宋”皇帝小明王韩林儿接到南京来。谁知，在长江瓜步渡口就是今天的江苏六合附近，一船人全部被翻沉于风大浪急的大江之中。当年，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将义帝装在船里沉于江中，结果，给刘邦留下了号召天下###项羽的口实。如今，所有护送小明王的随行官兵都可以证明，他们一路上如何恭谨护持，船翻后，这位大将如何奋不顾身地跳进隆冬时节的江水中抢救皇帝。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皇帝是被有意害死的，只能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归结于这位小明王并非真命天子。朱元璋表现痛心，他痛骂这位将军一顿，关了他几天有酒有肉的禁闭，然后将他发回前线去戴罪立功。 第二年，朱元璋将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小明王龙凤十三年，改元称为吴元年。这一年，已经是公元1367年。 七月，随着张士诚的灰飞烟灭，李善长率群臣劝进，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回答说：“若天命果然在我，何须汲汲惶惶？我曾笑话陈友谅，刚刚得到天下一角，就急吼吼地妄自称尊。我岂能步他的后尘。” 到了下半年，局势便显出大局已定的模样——割据群雄如浙江沿海一隅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等，终于在坐井观天之际，迎来了将自己变成釜底游鱼的时刻。而北京——元大都京城里的大元帝国君臣，虽然已是日暮途穷，却也在一系列的内讧与自相残杀中，冲杀出了几位相当厉害的角色。这些人称得上是百战之将，相互之间乌眼鸡一般，但没有人愿意把江山拱手送给朱元璋。因此，北伐中原，拿下大都，取元而代之便成为朱元璋此阶段的战略核心。 此次北伐，朱元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确实显出了大战略家的水平。 当时，谋士如刘伯温，武将如常遇春都主张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北京。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部署。 ——北京百年之都，城池坚固。悬师深入，若师老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而敌援兵四集，岂不进退失据？因此，要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回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则天下形势尽入股掌之中。此时元都势孤援绝，将不战而克。然后乘胜而西，大同、太原及关陇之地可席捲而下。 结果，正如此次领兵北伐的统帅徐达所说，此后的情形，与朱元璋的布置竟然“分毫不差”，一切都是按照朱元璋预料的那样发展的。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再次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此时，朱元璋被形容成万民仰望的“红日方升”，是帮助上帝抚育天地万物的上天之子，若不正大位，就无法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臣子们将要以死相请。朱元璋很谦虚地拒绝了。他显然很清楚，这些臣子们，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为此去死。 第二天，李善长再一次率百官恳请，希望朱元璋能够为天下苍生百姓的利益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出来当这个皇帝吧。终于，朱元璋“勉从舆情”，就是勉强答应舆论请求的意思，决定出来为天下造福。 此后，朱元璋的日子相当难熬。 原因是，举行登基大典的黄道吉日选在正月初四，然而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便阴霾四布，下起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二十二日，朱元璋搬进新建的皇宫，并祷告上帝：如果我朱元璋可以做天下的主子，就请上帝神灵在初四那天降临，届时日朗天清；如果不可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到大年初一这一天，雪虽然停了，天空却依然阴沉。初三日，朱元璋有些沉不住气了，下令百官戒慎戒惧、以诚敬恭谨之心侍奉上帝鬼神，不要惹神灵生气。结果，十数天风雪阴霾之后，正月初四一大早，竟然云开雾散，红日当空。只见蓝天丽日之下，彩旗白雪，把个六朝古都石头城装点得分外妖娆。 如此，表明上天正式批准他成为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 是日，登基大典在庄严肃穆中顺利举行。 先是祭天大典。 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导引下，于钟鼎鼓乐声中，朱元璋率众从皇宫浩浩荡荡直奔京都南郊的天地坛。那时，天地日月尚是同坛而祭。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建于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分时而祭，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天地坛第一层，南向东位供奉着昊天上帝，西位供奉着皇地神祇；第二层则为日、月之位；两侧东西分列供奉着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之位。 祭仪第一项为迎神，又称燔柴祭，燔烧祭坛之上的木柴，将宝玉和牛羊猪三牲置于火上炙烤，令芳香直达天庭，意义在于恭请天地神灵前来参加此人间盛会。 然后，便是宣读祭天祝文。祝文大意是：以前，上天您派来的天命真人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在您恩赐给我的英贤们辅佐下，天下已然安定下来。大家都说没有主人，非得尊我为皇帝，我不敢推辞，所以现在敬告您，已经决定定天下之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恭请您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尚飨！就是请您享用祭品的意思。 下一步程序则是和上帝神灵一起享用祭品，正式的名称叫做饮福、受胙，就是饮祭酒，吃祭肉，表示接受上天的恩赐。
第17页 大典的最后一项仪式是送神，燃旺坛上大火，毕恭毕敬地凝神注视，将贡献给神灵的玉帛埋好。再拜顿首，祭天大典礼成。 然后是即位大典。 紧接着前面的祭天大典，皇帝要立即换上绣着日月山川与龙的衮服，又叫龙袍；戴上前毓平顶冠冕，就是眼前耷拉着十二串珠帘的那种怪帽子，所谓皇冠是也，在天地坛南面即皇帝位。 文武百官在左宰相李善长的率领下，北向行跪拜大礼，山唿万岁。此礼行过之后，朱元璋便正式成为大明帝国洪武皇帝。 即位大典之后是祭祖大典。 即位后的当今皇上，需率领皇家诸子手捧神主即写着祖宗名字的木牌，前往太庙祭告祖先，行祭祖大典。在这个典礼上，需要感谢祖先神灵的庇护，将四代祖先追尊为皇帝和皇后，向每位祖先奉上玉玺与玉册。程序是，由皇帝依次向各位祖先宣读玉册册文，然后奉献叩拜如仪。 据说，就是在这一次祭祖时，朱元璋恍惚中似乎看到了他的母亲前来受享，致使他神情激动地疾步前去迎接。宰相李善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皇帝陛下的诚孝感通天地神灵所致。遂使皇帝感慨而满怀喜悦。 最后，皇帝需要驾临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朝贺。 届时，由李善长率群臣跪拜，宣读贺表，群臣舞蹈扬尘再拜顿首。然后，由李善长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有关人员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谢恩如仪。 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9） 此后，朱元璋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凡三十一年。 平心而论，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实令人感慨万千。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上进行，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于，作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歷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歷史的标准。所谓歷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歷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歷史究竟是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作出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国东北农村有一个形容人幸福状态的说法，叫做“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意思是说，若能经常躺着不干活儿并且时不时地吃顿饺子，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位东北农村的生产队长曾经相当严肃地询问一个城里来的插队知青：“你说毛主席每天吃什么？”知青显然无法知道问题的答案，当时的人们也无从知道毛主席对于辣椒、红烧肉与苦瓜的喜爱。于是发问者斩钉截铁地自问自答：“毛主席肯定和皇上一样，每天都吃饺子。” 另外一个故事颇为异曲同工。 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另一块土地上。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此地食糖供应极度短缺，人们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很少的白糖或者红糖。平时，一碗红糖水或者白糖水是产妇、重病患者或极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的崇高礼遇。于是，一位肩负对知青进行再教育重任的老队长问一个北京来的知青：“江青是不是每天都蘸着糖水吃馒头？”知青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在他的概念里，这似乎不是北京人特别应该不是江青享受生活的方式。老队长不等他回答，悠然神往地说：“江青肯定和娘娘似的，每顿饭都是两碗糖水，一碗红糖水，一碗白糖水，一口一换，可劲儿蘸！” 这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我亲身经歷的，另一个大致也是出自亲歷者之口。讲述这样的故事，仿佛一个廉价而无聊的段子，却至今都会令人心寒与心酸。从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故事，回望六百年前的中国农民，我们可以肯定和意图说明的一点是，农民心中的愿望或者理想，必定与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歷，通过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歷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歷史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第18页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歷史，中国人所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用来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词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帝不会让太多的中国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歷朝歷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譬如，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就是他亲笔写制的，称 “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廿四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引《稗史彙编》） 他那些充满个性与豪气的诗词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示不惹庵》诗曰：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野卧》诗曰：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至于那首与黄巢异曲同工的《咏菊花》，就不仅仅是个性与豪气了。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在这位皇帝的《御制文集》中，各体诗词有一百多首。为此，他相当得意，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徐祯卿《翦胜野闻》）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歷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金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明太祖实录》卷14）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需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 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之设计全部取消，取庄重简朴，少施彩绘。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部画上耕织图；太子东宫画朱元璋生平事迹图；朱元璋自己起居办公之殿堂内，则工笔大书歷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不治山水花木，大多闢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朱元璋自己时常流连于此，看人们浇水施肥，锄草捉虫。有记载说，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饭菜种类不多，甚少饮酒。与他后世子孙一年一个人的伙食费，便相当于今日数千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情形颇多不同。 登基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带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让这个未来的接班人观察体会他们的生活，并告诫曰：“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明太祖实录》卷26、27） 温饱思淫慾。与那些弄来几个钱就去养二奶的中国男人一样，朱元璋好色，故事也不少，有时表现得狠毒而且恶劣。奈何笔者没有满足窥私慾的义务，故此按下不表。总体看，他的后宫大致平静。此人身体健壮，生理正常，因此，一口气生下42个龙子凤女。在数量上，居于大明帝国16个皇帝之首。高于唐高祖李渊的41个，低于唐明皇李隆基的59个，低于宋徽宗赵佶的65个，也低于康熙皇帝的55个。在我国的高产皇帝中，肯定可以位居屈指可数之前列。
第19页 朱元璋的勤于政务在中国帝王中应属罕见。他高度热爱那些枯燥繁琐的行政事务，日復一日，乐此不疲，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舍昼夜，从不觉乏味无聊。在三十一年时间里，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早朝的时间冬夏不同，但大体上是在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了。长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见。单是这股子劲头本身，就实在可以成为许多当代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明太祖实录》和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说，朱元璋时常沉浸在帝国事务之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心情好时，他会戏称此衣为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有一件常被人们引用的故事，说明了这皇帝当得有多烦—— 有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原因是天降灾异，他诏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给他提意见。有一位文臣上的摺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还不知这位文臣想说什么。命人一数字数，已是16300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将此文臣急急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次日夜里，他又想起这个摺子，便命人再读，直到16500字之后，此人要说的五件大事才渐露端倪。据说，这五件事有四件都颇有见地，共用了500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长嘆一声，说出了那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名言：“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据说，第二天早朝，他还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明太祖实录》卷177）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当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时，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所及，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歷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歷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当代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在正常人的知识范围内，不按常识办事，大体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弱智，就是变态。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经做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相当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帝国建立之初的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徵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位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歷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着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歷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北平布政使司——后来永乐皇帝将帝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辖地区改为北直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所属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繫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5匹绢的费用。我们需要知道，在其当时，这5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第20页 按照官方银、绢、粮折价，5匹绢相当于大约6石米。当时，一个正七品知县，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正式收入为每月石米；而正九品县主簿——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其收入则为每月5石米。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8个县机关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14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朱元璋《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17） 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20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0多元人民币，3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嘆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明太祖实录》卷219）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马屁。朱元璋相当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 “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明太祖实录》卷45）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郑重其事。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明太祖实录》卷40）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蓆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6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便下起了一场透雨。（《明太祖实录》卷53）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 “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明太祖实录》卷96）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或不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交纳皇粮——完成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
第21页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其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正德《大明会典》卷19，“州县二”）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裊裊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董泌阳《碧里杂存》卷下）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作了相当细緻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正德《大明会典》卷19，“州县二”）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渡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其他许多因素缠绵交织后演变而成的，许多内容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产生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 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做 “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中国人特别自豪的郑和下西洋，可能就与这种“朝贡”贸易干系甚深。 此后的发展，肯定会令朱元璋于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和今后会不断看到的那样，皇家与官府的高度垄断及其“朝贡”贸易，果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效地培养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走私贸易。后来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只不过是这场走私加海盗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发生在他们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国歷史上都极其着名的东南“倭寇”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就是——简直就是这种垄断和“朝贡”贸易的直接产物。讨论上述种种事迹，大约需要厚厚几大本博士论文，在此从略。 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当一个本来应该是自然发育成长的东西，被缺少知识的政治权力强行介入之后，会演变得有多么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议。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必然地要回过头来削弱介入者的力量，进而形成敌对力量，对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知道了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约会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第22页 然而，朱元璋此时大力倡导的种植桑树，却在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在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成为广受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产之一，而行销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到大明帝国后半叶，即徐阶、高拱、张居正主政的隆庆年间，帝国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其后，以丝绸、陶瓷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包括官方、民间、走私贸易在内，一度横扫世界市场，甚至在数年之间，曾经将世界当年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事见《剑桥中国明代史》）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国之英特尔晶片。朱元璋虽不是始作俑者，确也着实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白银滚滚流入浪潮，才使得后来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购买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满船满船的鸦片，支付那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战败赔款。以中国自己的白银矿藏及其产量，断无此之能力。 另外一项堪称德政的，则是棉花及其棉制品的大面积推广与使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宋朝晚期，并没有广泛使用。从当时的资料中判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布衣，其实指的是麻布。当时，南方地区过冬，用丝绵袍御寒；北方则主要是用毛皮所制之裘衣。棉布轻暖温柔，优点颇多。但非本土所产，因此罕见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贵。以至于只有横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个级别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后，还要多次补缀。可见其珍视程度。（《元史》“英宗本纪”） 从《农桑辑要》中我们知道，元代中后期曾经在中西亚地区引进棉花种子试种，感觉不错，开始推广。于是有了广受人们尊敬的老婆婆——黄道婆。 棉花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得益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从而，使棉制品这种王公贵族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一个没有想到的副产品，则是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难。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县。当年松江府管辖的范围为两个县，比今日的县治要大。前面曾经说过，此地过去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切齿痛恨张士诚治下人民对张士诚的支持，曾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想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后来想想不对，勉强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还是有一块块垒，梗在胸口下不去。于是，改为向苏州、松江地区徵收高额赋税。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18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傢伙增到了98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120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2900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290万石左右，占全国的10％。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谈迁《国榷》卷7） 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丝绸发展，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以此，“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緻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以上均见《大诰续编》之松江逸民为害第2，再明游食第6，互知丁业第3）
第23页 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歷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瀰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繫，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诚如我们所知，上述情形中的一部分在后来一口气持续了六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方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其许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无法不扼腕嘆息。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盪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盪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所谓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淋漓尽致地展开的。 事实上，此时，就如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一样，朱元璋其人也已经变成了人格化的帝王。其他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诸如昔日的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等，已经全部退到了这位帝王的背后和心底，变成了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盖此之谓也。 人格化的资本，必须按照资本的本性，寻求资本增值即利润的最大化，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因此，当我们面对这种人时，经常会惊异于人类情感在他们身上的缺失——真善美的一切对他们不发生作用，只有面对钞票图案时，他们才会两眼放光，一副色迷迷的表情。为了将这些钞票攫取到手，他们常常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并不惜做出下贱的举动。用人性的标准，通常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若放在资本的性格之下，则立即可以大体了解此类人形经济动物。 同样，人格化的帝王，也同样必须按照帝王的逻辑，寻求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他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因此，应用人性的标准判断这些帝王时，通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帝王，而是进行这种判断的人显得可笑无比。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己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已经距离人相去甚远。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骂人的话：那个傢伙，原来是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做了官儿有了点儿权——或者，一发财有了点儿钱——就不是人了。大体指的就是此种情形，完全可以从人格职业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做的努力称得上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唿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帝国的下层士大夫和上层士大夫。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而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第24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勛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兇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然就是盛世了。我们经常在各类官员们口中听到一句充满感慨的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此话真诚洋溢，大约就是缘此而发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已极。深究起来，令人寒彻肺腑骨髓。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卒子，数量最多，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上。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去的机会。 如上所述，朱元璋对这个阶层的施为大抵如斯。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上应该算是成功了。 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北朝时期，一个出身门阀世族、夺了别人皇位的傢伙曾经讲，我当上皇帝，纯粹是天命人愿，关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当时门阀世族是政治舞台上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隋唐和五代十国，世俗地主及其读书人作为士大夫，逐步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则已经有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文人士子们的普遍抱负或说辞。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种说###如何演变了。原因是，它被一个力量所强力打断：来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铁骑。 经过元朝的短暂插曲之后，到了朱元璋的时代，他所面对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这支力量，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歷，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自农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的成分在。而对官吏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僕。但凡这些工具与奴僕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 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
第25页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经歷，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应该足以在他心灵深处，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纲纪堕落，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勐手段对付之。 其三，做游方和尚时，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争夺天下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足以使他心如铁石，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度敏感与警觉。 其五，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极度庄严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代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反覆论证，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们坚信，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上天和国家的利益，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在视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开国功臣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负担与歉疚。 其六，从现象上判断，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相当严重的心理变态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与被迫害狂之类。此类变态的一个特点——恰如朱元璋那样——可以高度理性地去执行那些杀人计划。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长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花样百出。那些官官相护、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浮沉仕途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四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歷史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都与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大面积突破道德法纪底线的巧取豪夺、荼毒良善、贪婪兼併紧密相关。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採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嘆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註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嘆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10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1367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14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徐学聚《国朝典汇》卷89）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当悲凉。（赵翼《陔余丛考》卷41，“凤阳丐者”）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典型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在各种记载中，少见其人劣迹，大约是元代极为活跃的国际、国内贸易中的一位商业天才。由于人们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于是便传说他手中有一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聚财富。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樑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且一介平民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会遭天谴。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九朝谈纂》卷1，引《近峰闻略》）
第26页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受到当代——直到今天歷史学者们的热烈赞颂。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明太祖实录》卷68）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着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採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160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100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100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九朝谈纂》卷1，引《冶城客论》）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10万以上到15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採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箇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141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92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1013个县。这1300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煳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明史》卷281，方克勤传）二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方孝孺也成为中国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结果成为中国歷史上唯一一位被灭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后话。
第27页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2400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无从查考。 最后，为了化戾气为祥和，平息人们的怨恨与恐惧，朱元璋把办这个案子的专案负责人员也拿来杀了，并相当郑重其事地布告天下说：“我让他们除奸，谁知他们反而生奸，来扰害我民。这种人哪里可以纵容？今后再有这样的坏蛋，将不在赦免之列！”（《明史》之“刑法志二”）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嘆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大诰续编》“朝臣蹈恶之五十”） 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 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 朱元璋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约是杀人杀得手滑兴起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歷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像力和高度技术含量的发明，在人类歷史上大约会列入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之属，我们民族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刷洗，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等等。 此外，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以至于一百五十多年后，当这个帝国基本烂透了时，那位以青天之名着称于中国史册的海瑞，还大声疾唿，希望恢復祖宗创立的以剥皮实草为主的刑法。 最后，朱元璋还愿意使用的杀人艺术则是凌迟处死。这项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于将人肉活剐了数千刀之后，还必须保证被剐者是活着的。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朱元璋所开创的这个朝代崩溃之前不久，他的子孙是如何以此来对付袁崇焕——这位帝国忠心耿耿的捍卫者的。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着作中，罗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至少万例以上，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徐祯卿在他那本着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于是，满朝文武便随着这玉带的高低起伏，体验着人世的冷暖炎凉，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据说，当时的官员，许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会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恩典。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明朝小史》卷2） 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傢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
第28页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 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80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最高财政经济部门首长。此人就是因为奏摺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328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都可以想见其景象多么壮观。 此后，从明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在诸多歷史学家们的堂皇着作中，能够读到许多对于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赞美。事实上，这些颂扬之词，除了表达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扯淡。 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其一，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里，吏治的状况都是该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与我国以往时代的吏治比较起来，作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仅仅是将传统思想与手段推到了极端处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间、政治伦理资源已经萎缩枯竭，其山穷水尽之际，只剩下苟延残喘和迴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后，在他所开创的朝代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泛滥成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最糟时的情形。由此，印证了上述结论。 假如一定要从朱元璋个人功过是非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毋宁说，此人的作为，相当有效地展示了一点，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下，帝王个人的心理、性格与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揆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 从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断，他对开国功臣们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战争年代那一系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荣、谢再兴叛变和他的亲侄子朱文正谋叛，应该起了重要作用。 邵荣勇勐善战且多智谋，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战友与助手，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达之上。关于此人为什么要叛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我们只是能够看到不少史学家常常喜欢引用的一个说法，当他叛乱失败，被捉住后，朱元璋曾经与他相对喝酒。期间，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朱元璋：“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在手里做人质，使我们骨肉分离，无法团聚，全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这是不得已。”说完，潸然泪下。据说，朱元璋是在全军将士面前，与邵荣置酒洒泪而别，然后行刑将其杀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也不妨作为参照。这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曾经在邵荣领兵在外时，调戏并姦污了邵荣刚刚成年的女儿，从而促使邵荣发起叛乱。后来，朱元璋念邵荣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此点，而放过了他的全家。这种说法，特别容易在讨厌朱元璋的人们那里得到响应。姑且存疑。 谢再兴则是另外一位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他的叛变显然与朱元璋颇有干系了。当时，谢再兴领兵镇守在外，朱元璋没有通过他，便自说自话把他的女儿做主嫁给了徐达，形同配给。虽然据说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法让做父亲的感觉愉快。不久，可能是内部###的结果，有人举报谢再兴的两个朋友走私，贩卖皮革等军用物资。朱元璋立即将此二人杀死。当时，江南早已进入潮湿闷热的黄梅天气，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经腐臭的脑袋，悬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场所，同时，命派去做这件事的人夺了谢再兴的军权，从而，导致他率兵叛投张士诚。 前面说过，这次叛变发生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前夕，假如陈友谅和张士诚能够把握好时机，后来的歷史会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文正则是朱元璋的亲侄子，以大都督衔坐镇南昌。在决定生死的鄱阳湖大战之前，他以艰苦的南昌保卫战，立下了将陈友谅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轻，手握重权又立大功，于是，骄横异常。据说，他任意掠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淫逸无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里。于是，朱元璋在论功行赏时，便没有给他赏赐。此后，他认为朱元璋赏罚不公而心怀怨恨，并一度在其他人的撺掇下准备谋叛。结果，又一次被人告发，导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南昌，朱文正仓促来迎，朱元璋斥骂说：“小子打算干什么？”将他带回，禁锢而死。
第29页 其他人姑且不论。这三位被他视作心腹甚至是其亲戚的人，起了这般心思，显然不能说朱元璋完全没有责任。从后来的情况看，他虽然没有过分为难这些人的遗属，然而，从此后的众多谈话与举动判断，他基本上还是把这些情形归结到了人性自私险恶、人心奸诈难测，根本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从而不可信任上面去了。这是他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也应该是他必欲置那些昔日战友们于死地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平心静气地观察与分析，具有朱元璋这样生命阅歷的人，上述事件引起的如果不是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反倒是一件不真实、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煳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勛。共封6个公爵，29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 公爵的待遇是每年3000——5000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35万~6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900~1500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12万~2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勛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歷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1000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10~20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180万元到200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武们，其待遇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5万石禄米，加25000贯钞。钞是当时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25000贯钞大约可以购买25000石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2000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1013个县，正七品知县，即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县官，年收入为90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42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勛，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 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勐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傢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歷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并且还颇为灵验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一次，道同将一帮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流氓当场抓住，然后，拴成一串在繁华商业区示众。朱亮祖出面请道同喝酒，为这帮坏蛋讲情。不管是论爵位，还是论级别，这位侯爷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级八级，算是给足了道同面子。谁知，道同很诚恳地希望朱亮祖不要为这帮子人渣坏了自己的名声和体面，没有买帐。
第30页 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当场打碎枷锁，释放了那一干人犯。后来又找机会，以礼仪不周的名义，把道同当众痛打了一顿。 当地一个罗姓富豪，看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便将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给朱亮祖做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妆。此后，成为侯爷小舅子的罗姓富豪便越发富豪起来。致使道同不断收到百姓求他为民作主的状子。其中大体包括诸如占人田宅、霸人妻女、强买强卖等等。道同忍无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进了监狱。朱亮祖闻讯，立即派兵包围了县政府，并将该人犯——罗氏舅爷抢出。 就此，道同被挤在天职、天良与天敌之间，再无迴旋余地。此后发生的一切，便是标准的中国式悲喜剧了—— 道同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则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马加鞭地将自己对道同的控告信，抢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去斩杀道同。几天后，道同的报告到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命人飞骑追赶前面派出的使者并调道同入京。结果，朱亮祖早已安排专人，买通前一位使者，日夜兼程地赶到广东，在追赶的使者到来之前，杀死了道同。 随后，朱元璋下令锁拿朱亮祖父子进京。 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别点出这个并不重要的日子，是因为此时，帝国歷史上着名的“胡惟庸奸党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前一年刚刚被派往广东的朱亮祖父子被押进午门。据说，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盖跪在地上走路，来到朱元璋面前后，“以头撞地”，口称罪该万死。朱元璋挥起鞭子就打，武士们也看出朱元璋要的是催命棍，于是，更加不遗余力。最后，据说朱元璋是亲眼看着这一对父子气绝身亡后，方才气咻咻地悻悻而去。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其人一生行事，对于违犯法纪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还是在战争年代，他手下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亲属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当时，有人劝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测之祸。朱元璋的反应是，宁愿胡大海叛逆，也决不能放纵。下令立即处死。开国后，有一个傢伙“尚”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爱的一个女儿。当时，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大约是有所倚仗的缘故，这位得意忘形的驸马爷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后，将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痛斥一顿，然后，算是给他们夫妇留了体面，勒令该驸马必须自杀，并将同案人犯全部杀死，并不管女儿守寡与否。朱亮祖的例子则是一个典型，表明在这场政治战中，有一批人，确实是撞到他枪口之下的为非作歹者。 而绝大多数牺牲者，则可以肯定并非如此。 在鞭死朱亮祖时，“胡惟庸奸党案”的序幕已经拉开将近一年，此时，正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 应该说，胡惟庸其人不是一个值得特别同情的人，但也很难归入大奸大恶之类。他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干练机敏，常常能把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论多么棘手，都能办得干净利索，相当到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颇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至相当长时间里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宰相，时称“独相”。 但史料中有一个情节，相当意味深长，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徵求过刘伯温的意见。显然，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牛犊子，认为让他驾辕，会把车弄翻。（《明史》列传第16，刘基传）我们知道，刘伯温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这一次，刘伯温错了。 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让他做了宰相。同时，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使他完全陷入到一种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在一种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谈到了一个故事。 在刘伯温战战兢兢地留在京师，不敢返回家乡去的日子里，朱元璋曾经赏赐给了刘伯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 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但皇帝认为是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65岁的老翁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悽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一下子懵了，他哪里可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大罪名却恰好合适。刘伯温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这是想要自己死。 不料，那位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相当失望，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
第31页 据记载，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事见董宇峰、周实着《刘伯温》） 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层，催人泪下。可能出自时人或后人的附会或想像。不过，哪怕纯粹是传说或虚构，却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朱元璋的一个认识：此人做事情时，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笔的。 随后，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明史》列传第16，刘基传） 胡惟庸案发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蒸鹅等发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第二个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相当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经犯走私罪，并在闯关时殴打官吏。我们知道，朱元璋曾经为同类事情，不顾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终至杀死自己的驸马女婿。此时，他只杀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释。 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属于在首都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路的那种人。一天喝醉酒后，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横着走路，结果被一辆马车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将驾车者杀死。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惟庸的儿子逮捕，命其偿命。胡惟庸要求赔偿金钱赎出儿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连儿子带老子一起干掉的。但他未将胡惟庸怎么样。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交往，大约是一清二楚。据说，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龙金床，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给胡惟庸，胡惟庸搬给李善长，又由李善长献给朱元璋的。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相当密切，这可能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提携举荐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期间，发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添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着名的纯银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在此处，口腹身心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15万到25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可能不应该低于1500百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当时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临行前，委託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
第32页 当时，被抓住的李彬坚称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官修正史上记载了李善长为此人所作的斡旋，虽然相当简略，也没有谈到其他人的作为，却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长与此人的亲密关系。当时，甚至在朱元璋亲自从开封发来处死李彬的命令时，李善长还试图以天象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刘伯温的坚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杀掉告终。后来，杨宪死在李善长手里，而刘伯温则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李彬贪渎事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有一种推测，认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长的大儿子与李彬合谋做下的这桩大买卖，否则，李彬断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长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疏忽大意。从当时情形和李善长一生行事判断，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更接近实际情况的。 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杨宪诸人之间，关系复杂，在此没有必要展开叙述。但上述事项很有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大明帝国开国之初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原因之一。甚至，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我国宰相制度的诱因之一。于是，就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关了。 关于胡惟庸案发时的情形，各种说法很多。择其大者，可以注意下列两种完全不同的说辞：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说法，说是胡惟庸老家的旧宅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拍马屁的人们又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是为大吉大利之兆。于是，胡惟庸开始想入非非。他儿子与马车的事情发生后，胡惟庸开始谋划造反。 到1380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报告朱元璋，说自己家里的水井冒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请皇帝临幸。朱元璋答应了。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面，激动地拉住马缰绳，舌头像被夹住似的急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怒其不敬，左右乱棍齐下，几乎把他的右臂打断，差点打死。但此人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忍痛不退。朱元璋似有所悟，立即返回去，登上宫城观察，发现胡惟庸家里的墙道间，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情形却又是另外一样。 这里说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1379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当时，占城国——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道此事，于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头谢罪，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坚称已经报告中书省。朱元璋更为恼怒，连下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谁该负责，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当时的两位宰相和礼部尚书，已经都被抓进监狱里去了。 这样一来，前一种说法便无从谈起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个被抓进监狱的胡惟庸部下与亲密战友，突然揭发说，胡惟庸想要谋反。结果，牵连缠绵，雪团越滚越大。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杀死。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这项变革，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为一重大事件，这就是歷时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从而，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以此为由头，朱元璋对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时间持续了十多年，死于此案的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于是，以往一直有一种几乎是权威性的结论，认为“胡惟庸奸党案”是朱元璋为代表的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长期斗争，最后，君权大获全胜的结果。 从上述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情势看，这种说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当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时，其杀伐决断常常间不容髮。为什么在对胡惟庸的问题上却不是这样？ 比如—— 王文禄在《龙兴慈记》里记载： 常遇春是朱元璋最喜爱的勐将，民间传奇中，有许多此人神奇的作战故事。他家里有一个妒悍成性的夫人，致使常遇春根本不敢挨其他女人的边。朱元璋知道后，挑选了两个美貌侍姬送到常遇春府上侍奉。一天早晨，一位侍姬端洗脸水侍候常遇春，常遇春在该女子的手上摸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便出门上朝公干。晚上，大将军回家后，他的妻子送给常遇春一个包装讲究的礼品盒，大将军打开一看，里面盛着那位女孩子的双手。常遇春魂飞魄散。如此对待皇帝赏赐的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 随后，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常遇春心事重重的模样被朱元璋发现了，逼问缘由。常遇春不敢隐瞒，跪在地上，讲出了这件事情，请求朱元璋宽恕。朱元璋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就是了。然后继续开会。其间，朱元璋在奉茶的侍卫耳边说了几句话。最后，每个与会的重要臣僚都收到了一个匣子，上面大书“悍妇之肉”四字。里面装着常遇春被肢解了的妻子。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此时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第33页 在《九朝谈纂》中还有一个记载。 徐达有两位正夫人，一位是张夫人，一位是谢夫人，就是朱元璋做主嫁给徐达的谢再兴之女。张夫人会武功，经常随丈夫出入战场，可能教养不是太好，说话不走脑子。大约属于在北京人嘴里会被称唿为“事儿妈”的那种女人。一次，做了皇后的朱元璋之妻马夫人，宴请那些文武功臣们的妻子。席间，马皇后说：“大家都是吃过苦的人，那时，哪里想到会有如今的好日子。”大家纷纷附和，说了不少逢迎拍马屁的喜庆话。谁知，首席武将功臣徐达的这位张氏夫人冷冷地接了一句：“都是穷过来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全都傻了，谁都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不久，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来到徐达面前敬酒，敬酒词曰：“牝鸡司晨，家之不祥。我这杯酒是特意来祝贺你可以免去灭族之祸的。”徐达一头雾水，不知所言何谓。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张氏夫人已经被皇帝派人来杀了。 朱元璋一生行事，为微小过失杀人，大抵如斯。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1371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58岁，从他一口气活到77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77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70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他的心细如髮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做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薰心、并可能慾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以轻轻搬开，10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 于是，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从现在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其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情形，让人只能坚信一点，那就是，即便没有发生“胡蓝奸党案”，也会有其他的什么案。如果没有胡惟庸和蓝玉，也会有其他的什么人被拉出来顶缸。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罗地网。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国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也不是打击武将的合适时机。因此，朱元璋用称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语言，将李善长和深卷其中的几位将军开脱出来。 终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却远没有徐达之死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亮祖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有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中曾经看到过的细节，决定了此人难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派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将蓝玉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当时，蓝玉随身带了几员将军一同觐见。朱元璋要把密令单独授给蓝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谁知，连说了三遍，几位将军都一动不动。直到蓝玉挥了挥手，这几位将军方才退下。
第34页 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39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之后，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丧子。这一年，朱元璋65岁。五个月后，九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标年仅16岁的长子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开始筹划对帝国武将们的清洗。他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当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 胡惟庸一案结束后，颁布了一个《昭示奸党录》。谁知不久就有人为李善长公开辨冤，致使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 第二年，公元1394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将一位类似徐达的人物逼死，他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 从史书的记载上判断，这位傅友德作战勇勐，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而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在史家笔下，对他的评价甚高。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这个人惊心动魄的作战故事。 他的死，同样惊心动魄。 傅友德有四个儿子，公认的仪表堂堂且聪慧过人，傅友德爱如性命。他的长子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为驸马。二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三儿子是皇宫卫队军官，最小的儿子则战死在沙场。因此，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即驸马和皇宫卫队军官在他身边。他的小儿子战死时，傅友德悲痛欲绝。从此，对剩下的两个儿子倍加疼爱珍惜。当时，朝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军傅友德特别怜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 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此时，距离蓝玉案爆发，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去。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此时，朱元璋的女儿寿春公主已经去世。（事见吕景琳着《洪武皇帝大传》第10章，“将帅之死”）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并不在乎把任何人推进火坑与地狱。并且，到蓝玉案之后，他已经索性不再费心为自己寻找藉口了。 公元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 对此，不必过多浪费笔墨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冯胜和傅友德一样，是朱元璋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国建立之后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战功与地位了。 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马放南山后，这位本来是读书人出身的大将军、宋国公、太子太师却静不下来。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不再能读得下去书，偏偏喜欢骑骏马在旷野奔腾驰骋。他在打谷场的地底下埋了许多个大腹小口的瓦瓮，然后，陶醉在那轱辘压上去时，所发出的类似铁马金鼓的“咚咚”声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个亲戚发生口角后，被该亲戚向朱元璋控告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杀。距离傅友德自杀只过了两个月零几天。（《罪惟录》“冯胜传”）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所封的全部54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第35页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採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极端，使我国知识分子终至形成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心态与面目，直到公元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端，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出了我国的内阁——司礼监制度。从而，酿成了我国歷史上最为僵硬且风险极大的政治制度，和最为严重的宦官弄权现象。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国从上到下，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致使这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关闭了发动机又无人有权启动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则仿佛在精神上被裹挟或绑架一般，大体丧失了思维与创造的能力。 在此期间，文艺復兴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强大的发动机轰然起动，逐渐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 从此，帝国的政治挟带着生活在这个帝国里的人民，一步步走向那灰恶的深渊，昔日的光荣变成了真正的梦想，滋养着日益猥琐的头脑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