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另类史：超级帝国》 第1页 [史学研究] 《蒙古另类史：超级帝国》作者：未知【完结】 对于蒙古族的起源，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其实这和大多数民族以信奉图腾的思维意识来认同自己的归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蒙古人之所以选择狼和鹿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与他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而美好的传说。 据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也正如《蒙古秘史》译註者所说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就像我们名字中带有“龙”、“虎”等字一样。 另据波斯蒙古王朝着名歷史着作《史集》记载：北方草原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结果蒙古部落大败，大屠杀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险谷隘地，在那里他们结成了两对夫妻，经过世代繁衍之后，人口逐渐增加。传说两家一户叫捏古思，另一户叫乞彦。后来，他们歷经几代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唿伦贝尔草原。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乞彦氏族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 第一部分 从额尔古纳河说起 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蒙古起源 第二章　聆听额尔古纳河的讲述 第三章　海都的初开与合不勒汗的推动 第四章　没有领袖的大漠群雄 第五章　黎明来临前的帝国 第六章　一块“凝血”引发大漠震动 第七章　认“义父” 拜“安答” 第二部分 终结草原的战国时代 第一章　决裂“安答”扎木合 第二章　扫平世仇塔塔儿 第三章　弒杀狂妄自大王汗部 第四章　消灭最后的抵抗乃蛮 第五章　一统大漠天赐“天可汗” 第六章　政制统领 军制保障 第三部分 征服欧亚 拉近世界 第一章　花剌子模的杀身之祸 第二章　愤怒射落花剌子模 第三章　“神仙”丘处机指点迷津 第四章　反覆无常的降与不降 第五章　六次征讨盖棺定论 第六章　静看宋金形势　亲定攻金战略 第七章　众说帝王纷纭　陵墓依然神秘 第八章　改写欧洲歷史记忆 第九章　不可理解的消逝 第四部分 后成吉思汗时代的帝国 第一章　“黄金家族”的夺位之乱 第二章　“儒”、“道”武装窝阔台 第三章　实现天骄战略遗愿 第四章　坐收渔利的可汗蒙哥 第五章　吹响南宋覆灭的哀歌 第六章　曲终人散 一统中华 第七章　“美髯宏声”耶律楚材 第八章　所谓蒙系的“四大汗国” 第五部分 天可汗旗下的世界第一强国 第一章　忽必烈的再创辉煌 第二章　国定大都 凿京通运河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第四章　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 第五章　民族意识与汉化迟滞 第六章　上天的“杰作”：神风的魔力 第七章　不仅跨稳战马更要握紧锄头 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第九章　纸币兴衰沉浮的背后 第十章　汉唐均不是世界第一强国 第六部分 各路大家共聚大元盛世 第一章　大汗钦定的学院领袖许衡 第二章　“学究天人”郭守敬 第三章　“衣被天下”黄道婆 第四章　“西方玄奘”马可?波罗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 第六章　“东方莎士比亚”关汉卿 第七章　“红娘高手”王实甫 第八章　“丹溪先生”朱震亨 第九章　想像不到的帝国自然科学 第一部分 从额尔古纳河说起 从额尔古纳河说起 大德歌·春 关汉卿 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 几日添憔悴，虚飘飘柳絮飞。 一春鱼雁无消息，则见双燕斗衔泥。 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蒙古起源 对于蒙古族的起源，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其实这和大多数民族以信奉图腾的思维意识来认同自己的归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蒙古人之所以选择狼和鹿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与他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而美好的传说。
第2页 据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也正如《蒙古秘史》译註者所说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就像我们名字中带有“龙”、“虎”等字一样。 另据波斯蒙古王朝着名歷史着作《史集》记载：北方草原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结果蒙古部落大败，大屠杀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险谷隘地，在那里他们结成了两对夫妻，经过世代繁衍之后，人口逐渐增加。传说两家一户叫捏古思，另一户叫乞彦。后来，他们歷经几代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唿伦贝尔草原。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乞彦氏族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 其实，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还不止限于以上几个版本，因为每个民族都希望找到自己追根溯源的祖先，但在无法解释自己最早的祖源时，便利用各种各样的传说来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身我们人类的想像力就是无穷无尽的。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歷史，直到13世纪初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其实说到这些游牧民族，好多都是被我们混为一谈的，搞不清其中的关系由来。像：匈奴、胡人、鲜卑、契丹、女真……我们只有借史书来整理一下混乱的头绪了。 还是先回到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他们与匈奴为敌，不断向西侵袭。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时，匈奴遂强，东袭东胡，破灭东胡各部，大掠其民众及牲畜。东胡各部均受匈奴人统治达3个世纪之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力衰落。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一部分居于潢水流域的鲜卑山，故称乌桓、鲜卑。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鲜卑人转徙到该地居住。匈奴余者10万余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 到二世纪中叶，即檀石槐统治时期，据《三国志》描述：“尽据匈奴故地”，占据“东西一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各部首领割地统御，各有分界。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军事联盟也随之瓦解。同时，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也基本证明蒙古人与鲜卑人有渊源关系。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唿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恆室韦、大室韦等5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唿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着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这些都是关于蒙古族起源的一些史书的记载，然而我们要讲述的真正主角成吉思汗，他的祖先又是怎样的呢？ 成吉思汗真正有史可查的祖先是从勃端察儿开始的。相传他是阿兰豁阿夫人生的第5子，是日月之光所赐，是天的儿子。这天的儿子将来一定是有大作为的，按照歷史惯例，不做皇帝也是不同凡响的。勃端察儿不就成了皇上的先人了吗？当然，这都是歷史后人为他创造的神秘色彩罢了。他若不是成吉思汗的先人，这天赐的儿子怎么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第3页 勃端察儿的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对他们兄弟们说：“你们5人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一个个分散开，就会像一支箭那样给任何人折断。要是大家相亲相爱，同心协力，就像合起来的5支箭那样坚牢，谁也折不断你们了。”母亲死后，五兄弟并不和睦。4个哥哥说小弟勃端察儿不喜欢说话，是傻子，不分牲畜给他。小弟弟只得骑了一匹秃尾巴生疮的瘦马，沿着斡难河出去打猎为生，甚至拣拾野狼吃过后剩下来的残肉。 但这却养成了勃端察儿狼一样的性格。他抢劫别人的牲口，抢漂亮的女人做妻子，俘虏别族的人做奴隶。其实，勃端察儿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游牧民族中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他们的风俗，依然是无法迴避的“弱肉强食”法则。在勃端察儿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勇士合必赤，为什么说到他呢，就是因为他的曾孙海都是蒙古部落中公认的第一位汗。更主要的原因是勇士合必赤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第二章　聆听额尔古纳河的讲述 世上所有文明和辉煌的帝国，都由一条河流孕育而成，不管它多宽、多长，人们把她称为“母亲河”。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母亲河，找到了她就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温暖与亲切，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就像埃及人崇敬尼罗河、法国人迷恋塞纳河、俄罗斯人钟情于伏尔加河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同样视长江和黄河为我们伟大的母亲。 因此，所有中华儿女用最美的语言赞美她，更会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她、呵护她。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想起长江和黄河就会想起我们伟大的祖国，想起我们伟大的母亲。 同样，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每个民族也都有着各自的母亲河。“额尔古纳”，这个蒙语意味极浓的词语，自然就是蒙古族神圣母亲河的代名词。“额尔古纳”，在蒙语里是弯弯曲曲的意思，也解释为“呈送”、“奉献”的意思。额尔古纳河在不同的史书中对其有着不同的称唿。《旧唐书》中称“望建河”，《蒙古秘史》称“额尔古涅河”，《元史》称“也里古纳河”，《明史》称“阿鲁那么连”，清代称“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河被蒙古族奉为母亲河。她发源自大兴安岭西麓。环绕着大兴安岭，由西向北奔腾东流，干流全长970公里，她有多达1851条大小支流，上游支流较少，中下游支流较多。大兴安岭西麓的河流基本上都流入额尔古纳河。众多支流汇集如同儿女成群拥于膝下。这些支流纵横交错在大兴安岭西麓和唿伦贝尔草原上，山郁郁葱葱充满生机，草原水草丰美人畜兴旺。额尔古纳河像母亲流淌乳汁养育儿女般为万物生生不息奉上了甘泉。 奔流不息的额尔古纳河以其不舍昼夜的精神和汹涌澎湃的力量孕育了一个歷史悠久，彪炳千秋的神奇民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金戈铁马的生涯便是由这里开始的。由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威名与神奇美丽的额尔古纳河密切相连，在蒙古人的情感中，永远充满着对祖先的追思。夜幕下，人们常常弹奏着声音深沉浑厚的马头琴，唱起古老而悠长的蒙古牧歌，与遥远歷史进行对话。由于额尔古纳河是蒙古人的发源地，因此“额尔古纳”不仅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一段歷史的名字。 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的祖先曾在这里长期居留。隋唐时期，成吉思汗部族的先人“蒙兀室韦”最早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繁衍。这片风水宝地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一个民族的幼年。公元9世纪，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帖赤那率领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到今天蒙古境内肯特山一带游牧。 但在公元12世纪，铁木真率兵突破了女真人和塔塔儿人修建的金界壕，回到了唿伦贝尔草原。就在额尔古纳河流经的这片水草肥美的唿伦贝尔草原，铁木真和他的蒙古骑兵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当蒙古族羽翼渐丰，容纳众多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们吹响了振兴民族的号角，开始了完成蒙古诸部落的统一的伟大征程。铁木真在额尔古纳的力量积蓄为日后施展雄图伟略奠定了根基。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终于统一各部族，完成了在草原上一展宏图的夙愿，天赐“成吉思汗”。蒙古族也形成了一个成熟而强悍的主体民族，势力扩展到整个大漠，建立了蒙古汗国。后来，成吉思汗把额尔古纳流域一带赐给了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尔。此后，这里一直居住着蒙古部族。 至此，我们可以说额尔古纳河是蒙古族的发源地，她始终伴随着蒙古族的成长、成熟，是蒙古族人民心中神圣的母亲河。700多年来，额尔古纳河的河水已经流淌在蒙古人的血管中。这条河的水，圣祖成吉思汗喝过，蒙古的千户万户用它熬茶、大军洗濯兵马。按照生物学的解释，血液中98%都是水。那么，蒙古人血液中最初的原点，是成吉思汗所赐予的，其中同样包括了额尔古纳的河水。 因为河流孕育伟大的生命，所以我们膜拜河流，我们敬畏河流。又由于人与水的天赐交融，所以贯穿人文气息的它是一种象徵、一部史诗，它汇聚了人类发展中点点滴滴的文明，包括辉煌与苦难。因为河流，所以文明，我们向文明致敬实际上也是在向那些伟大的河流致敬。是河流给了我们智慧，是河流给了我们语言和文化，同样也是河流给了我们千差万别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第4页 坐在额尔古纳河畔，我们能体会到那当年蒙古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的震撼，会感受到大元超级帝国曾经的强盛和今天蒙古族人民的幸福。因为我们在听母亲讲述儿子的故事，那是真实的、是精彩的、更是引人入胜的。 第三章　海都的初开与合不勒汗的推动 前面我们提到了海都，讲到蒙古歷史，海都是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海都建立的王国（蒙古族歷史上的第一个王国）乃是后来成吉思汗家族王国的前身。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编年史作者以及波斯的歷史学家都很清楚，他们都承认海都是蒙古人中第一个获得汗位（即王位）的人。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可汗，即皇帝。但是，海都的可汗之称显然是后来追赠的，似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可汗之称应该追溯到他们的远祖。 海都小的时候，其所在的勃儿只斤氏族差点遭到全族的灭亡。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歷史就真的将要改写了，恐怕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一批专家学者来专门研究蒙古史了。歷史往往是这样的，永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性。 当年，女真人大肆屠杀札剌儿人，于是有70家札剌儿人逃到了蒙古人的地方，这正是那莫伦（海都的祖母）所管辖的地方。从她后来做的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由于札剌儿人的飢饿，他们挖掘那莫伦放马草地上的草根作为食物。这激起了那莫伦的愤怒，她命人打伤了几个札剌儿人。札剌儿人不甘罢休，就把那莫伦的马群赶走了，马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是和生命一样同等重要的。 那莫伦是不会眼看自己的马被赶走的，于是让他6个儿子骑上马去追赶，结果都被札剌儿人杀害了。连那莫伦本人也随后被杀掉，倖存的只有那莫伦的幼孙海都和几个妇人。那莫伦惟一倖存的儿子纳臣得知全家被杀后，迅速奔回，但他见到的只有躲藏在积薪中的海都。 海都长大后被奉为领袖，他率领本部的人报了这个不共戴天之仇，征服了札剌儿人。至此，札剌儿人成为了蒙古人的藩属。这期间，各部落中的许多家族也渐渐归附于他，他的臣民很快的多了起来，势力也日益强大。这就形成了最初蒙古帝国的雏形。 在这里，游牧民族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迅速成长膨胀的这种特性被表露无疑。虽然海都这一氏族几乎被灭绝而变得一无所有，但一旦狩猎地盘和畜牧地盘不受限制，他们繁衍生息的能力便会立即迅速恢復，併网络其他部落从而使自己又重新迅速强大。也正是由于海都的这种领导能力，使黄金家族勃儿只斤氏在边濒灭亡的边缘又起死回生，继而兴旺昌盛，所以他被后人尊称为可汗。 蒙古第一位汗海都去世以后，联合起来的原各个部落似乎被他的三个儿子分而有之了，这就必然要削弱刚刚建立起来的汗位。事实上，关于海都的继承人——长子伯升豁儿多黑申（“多黑申”是勐隼之意）的情况，史书上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但是，伯升豁儿多黑申之孙合不勒汗却是一位有为之君。 在合不勒汗的领导下，其疆域虽还只限于肯特山及其周围地区。但蒙古王国从此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那时蒙古王国已经相当强盛，以至于北京的金朝宫廷也不得不考虑到它的存在了。另一方面女真人要全力以赴对付南宋王朝，就必须消除后顾之忧，不能让蒙古牧民有可乘之机。 然而蒙古各部落已经在肯特山地区集合到了合不勒汗的旗帜之下。对金朝皇帝来说，这是否预示着一种威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向蒙古首领发出了邀请，请蒙古首领或者到北京王宫或者到位于满洲的王室猎场之一做客。这次做客蒙古首领合不勒汗的表现，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看似乎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笑话，或者认为合不勒汗似乎有些可爱。可合不勒汗当时的表现确实就是当时蒙古游牧民族的一个真实写照。 他是第一位敢于起来反对当时强大金国的人。蒙古传说表明，他最初是作为金朝属臣，在北京受到金朝皇帝的接见。但合不勒汗在金王宫殿做客时的表现确是极具喜剧色彩的。用通俗的话说他的举止就像出现在文明国家里的野蛮人。但是，当看到他们的客人合不勒汗的举止，特别是看到他那样食量过人时，金人都不胜惊讶之至。据波斯的歷史学家说，合不勒当时给人以食量过人的印象是有其非常有趣的原因的。 当时，金国皇帝命王公大臣们出席作陪，以示隆重和阔气。置身于这么多王公大臣中间，合不勒感到不安，特别是对那些美味佳肴不放心，因为他认为那些不知怎么烹调出来的珍馔之中很可能放有毒药。所以，他不时退席，走出去设法呕吐出所吃的食物，吐毕返回，又若无其事地高兴地大吃大喝起来。 但是，菜餚是那么味美可口，特别是那大米酿的酒多得喝不胜喝，不由合不勒不醉，而且从来没有这么大醉过。合不勒一醉就忘形，竟伸手去捋皇帝的鬍鬚。待到酒醒，他才明白自己犯了亵渎君王之罪。于是他亲自向金国皇帝请罪。皇帝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加罪于他。金国皇帝如此宽容可能是由于他觉得不应该苛求一个蒙古人必须懂得礼仪，也可能是由于值此要在长江一线对付汉人之际，他不想引起蒙古人对自己的敌意。所以，他原谅了合不勒，而且还拿出一些黄金、白银、衣物之类的礼物将合不勒厚赠遣归。
第5页 然而，金人转念一想，觉得他们刚才又宠又惯的那个蒙古人，貌似天真，实则是一个可怕的邻居。所以，合不勒刚走不久，在谋臣们的怂恿下，金国皇帝又改变了主意。他立即派人赶去请合不勒返回北京。但警觉的合不勒嗅出危险的气味，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于是他不但拒绝返回北京，而且一怒之下杀了金国皇帝派来的人。 这些栩栩如生的记载，由蒙古族的史家传到了波斯人的手中。汉民族的编年史作者也证明这种记载属实。金国在公元1139年，嗣后又于公元1147年两次在北线向蒙古人发动战争。结果，金国人大败，被迫将边界地区的几个州让给了蒙古人。 从公元1148年起，北京政权还每年给蒙古送去牛、羊和粮食之类的礼物。这些礼物实际上是为求得大兴安岭边境地区的和平而献出的贡品。更有甚者，金国还承认敌人的首领为蒙古王，只是私下才自欺欺人地把蒙古首领看成是一个受保护者和助手。关于这种交易的情况，蒙古的资料中没有作任何记载。蒙古的资料注意记载的是牧民首领的家谱。 他们记载了那些有幸成为成吉思汗祖先的近亲首领。我们从这些记载中了解到，合不勒汗留下了7个儿子，个个强壮有力、英勇无畏，因而都有乞颜之称（“乞颜”即急流之意）。他们的子孙皆称乞颜，在孛儿只斤氏这一王室氏族中形成了一个派生的氏族。蒙古的古代诗人们常常提到合不勒汗的这7个儿子，因为这些游牧诗人虽然很穷困，却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王室的后裔。 合不勒汗的这7个儿子是：斡勤巴儿合黑、巴儿坛把阿秃儿、忽秃黑秃蒙古儿、忽图剌、忽阑、合答安、脱朵延。然而，合不勒汗虽有7子，临终时却不把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让他的从弟俺巴孩奉承国统。 第四章　没有领袖的大漠群雄 12世纪的中国被分裂为二，南部是宋朝，以杭州为都；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王国（或称金朝），以北京为都。在中国西北部，即今鄂尔多斯和甘肃，是与吐蕃人有姻缘关系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在塔里木河西北，从吐鲁番到库车居住着回鹘突厥人，他们是具有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文化的、文明化的突厥人。 而在蒙古高原也是顺应了这个大时代的潮流，出现了各部群雄逐鹿的时代。各部之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相互联合，又为了掳掠而相互攻战。而蒙古诸部之中，有4个强大的部落: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塔塔儿部。 克烈部（又称：克列夷、怯列、克列亦惕等）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的强大部族，蒙古西面的克烈部，是由6个部落组成的强大联盟。他们游牧在土拉河和斡耳寒（鄂尔浑）河流域，信奉景教。克烈和蒙古孛儿只斤部的牧地紧相连接，是关系密切的近邻。克烈人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被编入各千户，后来克烈人作为蒙古族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 汪古部是金元时期及其之前活动于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汪古又名汪故、汪古惕、雍古、雍古多、永古、汪骨、旺古、瓮古等。汪古部信奉景教。汪古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迁居于阴山南北。他们自称是沙陀突厥人的后裔。金朝利用他们守护边壕。明王朝建立后，汪古部元赵王汪古图、左承赵友德投降明朝。汪古部作为“降夷”，残部迁徙于宁夏贺兰山一带，而后汇入诸土达之中，汪古部也就从歷史上消失了。 乃蛮又称为奈曼、乃满、耐满、奈蛮等。它在克烈部牧地以西，直到阿尔泰山的广阔地带，是乃蛮部的牧地。乃蛮当时已经建立起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任用畏兀儿族官员来维护乃蛮贵族的统治。乃蛮已使用回鹘（畏兀儿）文字记事。他们同克烈部一样都信奉西方传来的景教，是文化最为发达的游牧部落。 塔塔儿在古代称为鞑靼，又作达怛、达旦等。其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所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碑中有9姓和30姓之分，为突厥统治下的一个大部落。唐末，突厥衰亡，达怛（鞑靼）部落逐渐强大，其名称遂成为北方诸部的泛称。宋、辽、金时期，塔塔儿部是蒙古部的东邻，他们游牧在阔连海子(今唿伦湖)、捕鱼海子(今贝尔湖)一带的广大草原，受金朝的统治。因为它的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 分散的蒙古诸部落就在这样一个歷史环境里，在强大的邻人包围中向前发展。在这些部落中与勃儿只斤氏族怨恨最深的要数塔塔儿部了。这个仇恨要追溯到合不勒汗时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塔塔儿人与满族人一样是属于通古斯语族，但实际上，他们的祖先乃是纯粹的蒙古人，也就是说同勃儿只斤氏族共处一源。塔塔儿人中的巫师大概是很有名的，所以蒙古合不勒汗的妻弟卧病不起时，合不勒汗曾派人去请塔塔儿巫师来治病。 但是患者病情严重，不管巫师怎样念咒都无法阻止死神的降临。死者的亲属藉此责怪巫师存心不良，在巫师走后，他们就追上去将他杀了。塔塔儿人不肯罢休，遂兴兵前来为他们的巫师报仇。合不勒的几个儿子立即驰援合不勒，同塔塔儿人展开了战斗。 这场同种的两个部落联盟之间的搏斗非同小可。因为，这是决定该由谁来统治蒙古各部落的殊死搏斗。霸权究竟是应该属于居住在肯特山和斡难河上游的部落联盟呢，还是应该属于居住在克鲁伦河下游和贝尔湖地区的部落联盟？这个问题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到两代人以后，成吉思汗才最后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此两部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6页 此时，北京金国皇宫里的皇帝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使两部分牧民互相残杀、阻止他们向南推进的极好机会。鑑于目前蒙古人是最可怕的敌人，北京政权决定支持塔塔儿人。就这样，金人就同塔塔儿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蒙古人，从而使年轻的蒙古王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俺巴孩执政时，他是否怀疑到塔塔儿人仍对蒙古人满怀仇恨？也许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被歷史的泡沫淹没了。也许他认为，即使往事没有烟消云散，通过同塔塔儿人某部联姻也能解除塔塔儿人的武装，变敌对为睦邻，化干戈为玉帛。于是天真他表示愿意同塔塔儿人结亲，愿将爱女嫁给塔塔儿人阿亦里兀惕部和博鲁兀惕部的一位首领。 也许在这一点上，俺巴孩汗又不像是12世纪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俺巴孩汗以君子之心，决定亲自送女成亲，带着女儿来到女儿的未婚夫的居住地。然而，塔塔儿人对蒙古人的仇恨丝毫没有烟消云散。俺巴孩父女一到，塔塔儿人之主因部即伏兵四起，将他们掳去，并把俺巴孩汗押送交给了北京的金国皇帝。 金王朝因为蒙古人所到之处大肆抢劫的习惯非常痛恨并深受其害，但以前只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现在俺巴孩汗的到来金廷岂能轻易的放过？于是，对这个俘虏施加最残酷的刑罚才消心头之恨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们把俺巴孩汗钉在木驴背上，使之辗转惨毙。被塔塔儿人同时抓获送来的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勤巴儿合黑也受到了同样的刑罚。 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这个世仇。当时，俺巴孩汗在死以前设法派人（据蒙古史学家说，此人是别速惕人，名叫巴剌合赤）往告诸子及已故合不勒汗最有魄力的儿子忽图剌说：“我，蒙古人之最高首领，送亲女至塔塔儿部，为塔塔儿人所擒。汝等当以我为戒。当今之际，汝等纵令弯弓秃尽汝等之五指之甲，磨尽汝等手之十指，亦当誓报此仇！” 同时，他又让巴剌合赤转告金熙宗：“汝非能以武力获我，又置我于非刑。我死，则我子合答安(合丹)太师、耶速该巴特尔必復我仇。”（魏源《蒙兀儿史记》卷1）事实上，蒙古人的心中已积满了深仇大恨。后来，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果然兴兵復仇，相继灭了塔塔儿部和金国，把塔塔儿人和金国皇帝淹没在了血泊之中。 第五章　黎明来临前的帝国 俺巴孩汗虽然在酷刑下惨死，但他死前发出的报此世仇的怒喊，久久地迴荡在蒙古部落的上空。每个氏族的成员都是不能平静的。在这种世仇在先，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下，蒙古本部及其兄弟部落泰亦赤兀惕部决定在斡难河河畔豁儿豁纳黑川森林集会，推选出新的大汗。大会场面宏大，在众望所归之下，已故合不勒汗之第三子忽图剌被公推为汗。 新任大汗选出，全部落上下为之振奋，遂在选举结束后，人们高兴得在豁儿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疯狂舞蹈，直到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方才罢休。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庆功宴，新领导人当选了，肯定是要祝贺一下的。人之常情，古来已有。新当选的大汗忽图剌自然也参加这种具有神圣色彩的舞会。用我们现在的思路来分析这可能是一种图腾化装舞会。而且，图腾化装至今仍在泰加森林各部落中盛行。 在蒙古诗人的笔下忽图剌是传说中的天神似的人物。“其声音洪亮，如雷鸣山中，其手强如熊爪，就能把人像折箭一样折为两截，冬夜赤身睡在燃烧的巨木旁，火星炭屑落在身上而没有感觉，醒来后只把灼伤看成是虫蜇。每食可尽一羊，大碗饮发酵的马奶。”从这些可以看出忽图剌在蒙古人心目中还是备受尊敬的，是被视为英雄来敬仰的。 忽图剌登上汗位后，并没有沉迷于大汗之位的喜悦中，俺巴孩汗的最后吶喊在这位大汗的心里更是尤为不能忘却。所以在他称汗之后即与其弟合答安兴兵进攻塔塔儿部，为俺巴孩报仇。他们同塔塔儿部首领阔湍巴剌合和札里不花先后进行了13次战斗。金国和南宋的文献里从公元1135年到1147年的12年间，也不断载有“萌占斯扰边”与金朔作战的纪事。如：公元1138年，蒙古兵曾在金上京以北打败金兵。金熙宗派出完颜希尹，完颜宗磐等重臣率领大兵阻挡了蒙古兵的南下。蒙古兵在掳掠了一些村寨后便退转了回来。 在编年体史中还记载着：在遭到蒙古人的这些洗劫之后，金帝于公元1161年发动反蒙远征。在蒙古记载方面则有：金国的朝廷为达到消灭蒙古已有强势的目的与塔塔儿人联合，在贝尔湖附近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激战。对蒙古人来说这是一次灾难，金人和塔塔儿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蒙古人自己所记载的这次失败对于蒙古政权来说似乎是毁灭性的。因为蒙古王权被金朝和塔塔儿人摧毁之后，蒙古人又回復到部落、氏族和小氏族的旧秩序中。失去了有力的凝聚力。并且在后来的一代人中，塔塔儿人彻底取代蒙古人统治了戈壁东部地区。塔塔儿部从此日益强盛起来。 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随着蒙古第一个王国的覆灭，整个蒙古又陷入了极为混乱的局面，不但原有的政治联繫消失了，而且家族的纽带也断裂了。后来，阔阔湖思在成吉思汗确定继嗣时曾对成吉思汗之诸子说：“汝等未生之前，天下扰扰，普国相攻，大地翻转，人不安生。”
第7页 但歷史往往又是在相互斗争和相互矛盾中前进。尤其对于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联合与反目更是家常便饭似的对等。塔塔儿部的强大，也会同样使金王朝和金朝皇帝本人对此感到甚为不安。后来，成吉思汗则利用这种反联盟夺取了初步胜利。这自然是后话了。 至于忽图剌的最后结局，从史料中我们找不到确凿的印记，我们只知道并没有什么人继承他的汗位。虽然他有拙赤、吉儿马兀和阿勒坛这3个儿子，但这3个儿子中无一人称汗。可是忽图剌的下一代中有一个人物是不得不说的，他就是忽图剌之侄也速该把阿秃儿——成吉思汗的父亲。 在蒙古歷史上，像也速该把阿秃儿那样死后获得显赫声名的人简直寥若晨星。他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因而成吉思汗的荣光也反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也速该把阿秃儿一生坎坷，生不逢时。他在世时，正值祖上创立的第一个蒙古王国被塔塔儿部和金国摧毁，蒙古歷史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登上叔叔忽图剌曾据有的汗位。他至死也只是由孛儿只斤氏派生出来的乞颜氏的普通首领。但如果据此推断说他只起过无足轻重的作用，那也未免言之过分了。 也速该把阿秃儿一生中办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一件事是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冒险活动，这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氏族酋长的活动而已。他帮助克烈部的一位争夺王位者脱斡邻勒战胜对手——脱斡邻勒的叔叔菊儿汗，这一援助后来使成吉思汗得到了珍贵的友谊，也是成吉思汗积聚力量迈向蒙古大汗之位的开始。 另一件事就是在一次战斗中俘获了两个塔塔儿人，并用其中一人的名字命名了刚刚出生的儿子。后一件事看起来要比前一件事伟大得多，因为他创造了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可对脱斡邻勒的帮助是不能不说的，也可能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的一代天骄就会埋没在众多部落氏族的争斗中，蒙古帝国可能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有如此大的影响了。 当时克烈部的脱斡邻勒在已处绝境的情况下想出了最后一着棋：去找也速该把阿秃儿，请求也速该把阿秃儿支持他。不知当时他们的交情如何，反正主意已定的脱斡邻勒就来到也速该把阿秃儿跟前：“请助吾一臂之力，帮吾从吾叔菊儿汗手中夺回吾之臣民。”“汝既如此恳切地求助于吾”也速该把阿秃儿慷慨地说:“吾即同泰亦赤兀惕之二勇士忽难和巴合只前往，替汝夺回汝之臣民罢了！”也速该把阿秃儿的爽快让我们后人看来有些难以置信，但他当时就是这样的性情，好像江湖豪侠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也速该把阿秃儿的信守承诺似乎比他的英勇更让人印象深刻。他当即集合部队迅速奔向忽儿班一帖勒速特，攻入菊儿汗大营。此时的菊儿汗没有防范，被这次奇袭打得落花流水，只好慌忙上马逃入唐兀惕部辖区（今中国甘肃省境内）。由于也速该把阿秃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干预，脱斡邻勒重新登上了克烈亦惕部汗位宝座。两人在土拉河黑林发誓，彼此永远友好。“吾当永远铭记汝之助力。吾之谢忱将施及汝之子子孙孙，皇天后土作证。”脱斡邻勒赌咒发誓说。 正是由于也速该把阿秃儿的真诚守信，促成了这次庄严的诺言，它使脱斡邻勒和也速该把阿秃儿结成了兄弟，也确立了也速该把阿秃儿之子的保护人。在成吉思汗创业的整个第一阶段（直至公元1203年）中，这一“黑林誓言”一直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六章　一块“凝血”引发大漠震动 蒙古人当之无愧地将13世纪命名为“蒙古世纪”，这个世纪，草原风暴席捲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版图和文明进程。而成吉思汗，正是这场世纪风暴的发起者，歷史上最负盛名的征服者。他的出生在我们后来人看来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在当时来说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 在蒙古斡难河畔名垂百世的帖里温孛勒塔黑地方，在一顶被风雪吹拂着的蒙古包里，有个婴儿哌哌落地。这个男婴右手握着血块，“眼神如火，容颜生光”。按当时的蒙古谚语，这是吉祥的象徵。刚刚同塔塔儿人作战得胜回来的也速该把阿秃儿，见新生的儿子手握一小块凝血，额上有光，认为是吉兆，就用他打败的塔塔儿人首领铁木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 然而，究竟有谁曾经预料到，在这个普通的蒙古包里降生的这个婴儿就是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威名，在中世纪担负了征服世界的人呢?在荒凉的北亚细亚草原的一个角落，降生了震撼全球，改变歷史进程的英雄。虽然英雄的诞生被我们后人用伟大、神圣的词语来描述，但成吉思汗的童年可以说真是应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段话。他的悲惨童年是泪水多于乳汁的艰辛之路。 在铁木真9岁的时候，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为儿子求了一门亲，按蒙古规矩，男孩小时候如果与女孩结亲，男孩要到女方家中住一年或若干年。铁木真于是留在女孩家，也速该把阿秃儿乘马返回。当时，他碰到塔塔儿人正在黄草遍地的草原上设帐陈筵。也速该把阿秃儿正觉饥渴，遂入筵求饮。他生性粗豪，无防人之心，早已把塔塔儿人对他家的仇恨忘于九霄云外。但塔塔儿人却认出了他：来者乃也速该把阿秃儿。
第8页 在以前数次战斗中，也速该把阿秃儿曾大掠塔塔儿人。今日命运把他送到了塔塔儿人营地。復仇雪恨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塔塔儿人佯作欢迎，暗下毒药于马奶酒中。据说这是一种慢性毒药，饮下之时并不立即生效，须隔一段时间才能发作。也速该把阿秃儿酒酣起身告辞，跨马回家。他行至半途，渐觉腹中隐隐作痛，3天后刚一到家，药性愈烈。这时也速该把阿秃儿才明白已受人毒害。医疗无效，病势已无可挽回。9岁即孤的铁木真此时开始了他悲惨童年的严酷考验。 也速该把阿秃儿死后，留下了妻子诃额仑带领的一群孤儿寡母。但诃额仑生性刚烈，可以称得上是女中豪杰。一次，在祭祀祖先的典礼上，诃额仑虽然也坐在首领们当中，但是分鹿肉时候却没分给她，她说了一句后来让他们都发抖的话：“也速该把阿秃儿死了，你们以为他的儿子长不大吗？”这句话通常在男人口中说出会显示出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豪气，但在女人口中更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惧怕。 “墙倒众人推”的例子还不仅仅体现在此。蒙古部的泰赤乌氏族原来和孛儿只斤氏族关系很密切，常在一起游牧。看到也速该把阿秃儿死后，孛儿只斤氏族衰落，泰赤乌氏族的首领们便撇下铁木真一家不管，自行迁走了。更过分的是泰赤乌的首领担心铁木真长大后东山再起，于是，他们对铁木真家的住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铁木真被捉去并套上木枷到处示众。 虽然铁木真受尽了欺辱，但復仇和重振雄风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这天机会终于来了。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畔筵宴。他们大吃大喝，热闹非常，直至日落西山，方始罢宴而散。铁木真注意到看守自己的是一个身体并不强壮的年轻人，心中也就估量出了这个年轻人力量的大小。铁木真机敏过人、敢作敢为、果断坚决。他心里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如何对付眼前这个年轻人。 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到夜幕降临，泰亦赤兀惕人喝足了马奶酒，一个个回到蒙古包去休息时，他便开始按盘算好了的计划行动。趁那年轻人不注意，铁木真突然向他扑去，双手捧起木枷，照准他的脑袋砸去。这一木枷砸得准而狠，那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叫喊就倒在地上了。铁木真一看得手，立即拔腿就跑。 但是，茫茫四野，往哪里跑呢？藏身于斡难河畔林中吗？那肯定会被搜出来的。这时他的智慧便显现出来了。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跳入河水内熘到芦苇丛中，只把面目露出水面，一直还戴在脖子上的木枷此时正好作浮子。 泰亦赤兀惕人发现铁木真逃跑后，出动了众多人马开始了大范围的寻找。虽然铁木真藏得很隐秘，但还是被速该勒都思部落的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事情往往都是一波三折，起起伏伏的。锁儿罕失剌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对这样一个少年表现出了同情和敬佩。他并没有告发铁木真，并且把他藏了起来。 泰亦赤兀惕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他，认为铁木真已经跑远了，于是就都回到了帐中。锁儿罕失剌又悄悄地找到铁木真，让他快点离开，回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铁木真谢过了锁儿罕失剌，回到了母亲和他弟弟们的身边。这次的死里逃生，让铁木真更加坚定的知道失去势力的他们就像丧家之犬一样被人抛弃和鄙视，人情的冷暖更像残月的大漠冰冷无情。 铁木真回到母亲和弟弟的身边后为了防止再遭袭击，他把全家迁到肯特山去居住。铁木真全家在肯特山居住下来几年后，便和当年订婚的女孩孛儿帖结了婚。成婚不久，蔑儿乞惕人抢走了孛儿帖。对于铁木真，这是他血族復仇的开始;可对于这个草原，不过是一个环节，蔑儿乞惕人之所以要抢成吉思汗的妻，是为了报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从他们那儿抢走了诃额仑的旧仇。 然而在铁木真一生的事业中，孛儿帖对于他来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伟大女人。孛儿帖对铁木真来说是这种力量的源泉。首先（这对于一个蒙古妇女来说是主要的一点），她给他生了4个虎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她还是英雄铁木真言听计从的睿智的参谋。 每当事处关键而这位后来的成吉思汗不知当復何从之时，孛儿帖的魄力且又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铁木真的眼中，她一直享有极高声望。当然，正像蒙古其他首领一样，后来的成吉思汗也收婢纳妾，而且她们一有机会就伴驾远征，而孛儿帖则只能留驻蒙古大营。但是，在后来成吉思汗的诸子中，最后分得父亲遗产的却只有和孛儿帖所生之子。 在成吉思汗的众多妻妾和部下中，也只有孛儿帖的地位最高，最受尊重。这点在孛儿帖被蔑儿乞惕人掳去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对于9个月后怀孕归来的孛儿帖，成吉思汗仍旧对她是敬重有加的，甚至更不愿意去深究。无论是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前还是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孛儿帖始终是最受敬重的贵夫人，始终同成吉思汗配合默契、协力同心地去成就那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七章　认“义父” 拜“安答” 在蒙古草原没有统一政权，各部落相互争夺厮杀的大背景下，若自己没有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强大的势力作为后盾予以支持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如果再加上世代血仇的恩怨，那么则更是难上加难。从小就深知此道理的铁木真对草原上的你争我夺有种特殊的敏感度。逃命、欺辱、冷遇等一系列伴他成长的经歷使他深深知道单凭自己现有的实力是不可能让家族再重新崛起的。只有保存力量、寻求保护才能以待时机并东山再起。
第9页 铁木真这时想到了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生前帮助过克烈部的脱斡邻勒。脱斡邻勒现在已成为克烈部的首领并称汗，势力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人们都尊称他为“王汗”。当时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与现在的王汗结成了“安答”（结义兄弟），王汗对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帮助也是深为感激并承诺要世代报恩于他。当年的友谊被铁木真运用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为了争取王汗的支持，铁木真忍痛把妻子带来的嫁妆黑貂裘献给王汗，并称他为“义父”。 王汗热情的招待了这位年轻人，并对他说：“汝父曾助吾矣，吾至今犹记心间焉。说汝今日所求，岂非吾去岁已应允之乎？去岁汝来献貂皮袄之时，吾非言之乎？汝当记起吾彼时所言。故吾今当践其所言，兴兵救还汝之孛儿帖夫人，虽与全体之蔑儿乞惕人决战亦义不容辞，必尽灭彼蔑儿乞惕人也！”这段话显然已把铁木真当成了自己人来看了，至此，两人结为盟友。王汗帮助铁木真出兵蔑儿乞惕再次印证了这次归附的成功 在同蔑儿乞惕人开战以前，王汗要求蒙古的另一个部落联盟札答阑部首领扎木合作为第三支力量配合行动。扎木合是铁木真童年时代的朋友，两人一直以兄弟相称。在蒙古社会中，这种盟安答（兄弟）之称具有实实在在的价值，它同铁木真称王汗为父的父称一样具有约束力。 虽然扎木合与铁木真在年龄上相仿，但扎木合的实力远远在铁木真之上。甚至王汗也要惧怕他几分。因为扎木合统领着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所以，王汗也不无理由地建议铁木真同时请他这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出面相助。这样，铁木真、王汗和扎木合三股力量就向着指定集合地点孛脱罕孛斡儿只（靠近斡难河各源流处）进发。 但是，扎木合先于他们三天前就已到达集合地点。他在这里无聊的等了三天，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才看见铁木真与王汗率众而来。扎木合冷冷地迎接他们说：“吾等岂非相约虽风雪亦应翻山越岭准时相会乎？蒙古人岂非忠于诺言者耶？昔日相约：诺而误者宜被除班列也。然今却亲自违约矣！”听扎木合如此说，王汗态度马上谦和起来，说他本人和铁木真甘愿受罚。通过他们这样的口气我们的确可以判断出在这个时候，扎木合不但力量比他的安答铁木真占极大优势，而且还拥有足够的兵力使王汗本人也不得不敬畏。 在三股联军的突袭下，数万铁骑向蔑儿乞惕部奔来。蔑儿乞惕部营地顿时一片混乱，人们纷纷四处奔逃。联军骑兵跟着人群追杀掳掠，截获人员财产无数。但此时的铁木真已无心战事，孛儿帖在她心里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对她的寻找成为铁木真的首要任务。在一片恐怖和垂死的叫喊声中，他绝望地唿喊着孛儿帖的名字。这种唿喊是丈夫对他深爱的妻子的召唤。就在这一瞬间，他在一群人中发现了孛儿帖。 当时孛儿帖正随着被驱赶的人流而逃奔。慌乱中偶然听出了铁木真的声音。孛儿帖激动得浑身发抖，立即不顾一切地跳下正在急驰着的与豁阿黑臣乘坐的车，向铁木真声音的方向奔去。很快，她在亮如白昼的月色和刀光剑影中认出了铁木真。她飞奔到铁木真的面前一把抓住了铁木真所骑马之缰绳。铁木真也一下子认出了孛儿帖，当即滚鞍下马，与孛儿帖拥抱在一起。 同孛儿帖重逢后，可以说此次联军的最主要目的达到了，铁木真于是通知王汗和扎木合说：“吾所寻者，吾所失者，今已復得之矣。其勿夜行，就兹下营可也。”铁木真把孛儿帖的获救归功于“义父”王汗和扎木合，他衷心地向他们二人致谢。同时，他也感谢“皇天”（突厥——蒙古人的天帝）和“后土”降于他，帮助他向蔑儿乞惕人復仇，使他得以“尽空其怀，尽残其肝”。 随后这暂时的联合就又恢復了往日的相对独立，虽然铁木真又和扎木合相处了一段时间，但这种独立又同联合之前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变化尤其凸现在铁木真的心理和实力变化上。经过这次战役铁木真的实力明显增强了，同时在心理上对他这种“积聚力量以待战机”的策略更加坚定了。也让其他部落的人看到了铁木真的潜力，更多的有利因素开始倾向于这位未来的大漠盟主。 有联合就会有分裂的道理也开始朝着分裂的方向转移，3个部落定会有剪不断的战事发生，直到一方的最后胜出。 第二部分 终结草原的战国时代 终结草原的战国时代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第一章　决裂“安答”扎木合 征服蔑儿乞惕人后，铁木真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他依附于扎木合，伺机发展。他们俩人严格来说还可以称得上是远方的亲戚，同属于乞彦部。同祖的根源，再加上小时候的童年友谊，让他们坚定了共同统一草原的梦想。不过，在群雄争霸草原的年代，铁木真和扎木合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友谊，更不可能有共同成事的基础。因为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各自也都知道共同统一草原的梦想在他们两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之后的大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个和平的氛围倒是年龄稍长的扎木合首先打破的。
第10页 铁木真和扎木合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一年半，一天，扎木合对铁木真说：“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住；靠水居住，放羊的人可得饮食吃。”铁木真当时并不清楚扎木合的真正意思。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孛儿帖，精明的孛儿帖很自然的理解扎木合不愿再和铁木真一起的含义。于是，铁木真连夜离开了扎木合。 铁木真一路前行，愿意追随他的人陆续地从扎木合那里加入到了他的队伍。其实，本来在扎木合的队伍中就有一半左右是铁木真父亲的旧部，当铁木真父亲死后就归顺到了扎木合部。这次重投旧东家，恰恰说明了铁木真此时的威望和实力是处在上升的阶段，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这为他日后的称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相反，这也同时突出了此时扎木合内部已经开始分裂，人心思动的想法在开始蔓延。 在后来变化不定的混乱中，铁木真慷慨、英武的声誉越传越远，渐渐地有其他部族集合到他的帐前。铁木真于公元1183年成为蒙古乞颜部的可汗。他即汗位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克服旧式联盟那种互不统属、易于分裂的弱点，建立一套有利于汗权的制度，这使他得到了一支精悍的护卫军。 这时铁木真深知凭藉此时自己的力量还不是强大王汗的对手，同时也要照顾到仍具有实力的扎木合，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称汗之后，立即派使者报告了自己仍然必须依靠的“王汗”。同时，派人向扎木合通告了他称汗的情况。尽管扎木合对铁木真称汗一事无可奈何，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他暗地蓄积力量，准备讨伐铁木真这位昔日的安答。 机会终于来了，没有多久，扎木合的弟弟由于抢掠铁木真的马群被蒙古部人杀了，这是当时草原上时有发生的常事，扎木合以此为藉口，纠集他所属的13部共3万人准备向铁木真发起进攻。此时，铁木真对扎木合的进攻浑然不觉，幸亏每每在关键的时刻都有贵人相助。扎木合有个部下因他儿子在铁木真处效力，就将扎木合兴兵的消息向铁木真报告了。 铁木真于是把自己的3万士兵分成十三翼迎战扎木合。双方在克鲁伦河畔的答兰巴勒主惕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蒙古歷史上着名的“十三翼之战”。铁木真这一次面对扎木合併没有取胜。他的营盘被扎木合军队所冲击，他只好且战且走，向斡难河流域之哲列捏峡退去。扎木合便把仇恨发泄到被他抓获的铁木真的支持者们身上。他的这种举动激起了多数人的不满，扎木合这次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却遭到了失败。 而铁木真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笼络人心，十三翼之战后不久，对扎木合心怀不满的族人就前来投靠铁木真，铁木真的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势力更加壮大了。也正是这次战争之后，铁木真才真正独立的在漠北草原站稳了脚跟。 到了公元1201年，与扎木合结盟的各部也终于意识到铁木真的日益强大将威胁到他们，于是，扎木合组织了一个真正的部落联盟，想凭此同铁木真和王汗联盟一争高低。扎木合组织的这个部落联盟包括了除投奔铁木真的部落以外的大多数蒙古部落。 此外，参加这个联盟的还有：下克鲁伦河流域的塔塔儿人；下色楞格河流域的篾儿乞惕人；下斡难河流域的泰亦赤兀惕人；贝加尔湖西岸的斡亦剌惕森林狩猎人；与这些部落亲善的许多小部落，也参加了扎木合的联盟。最具戏剧性的还包括了铁木真岳父岳母所在的部落。 该联盟各部在刊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公推扎木合为汗，尊为“古儿汗”。紧接着，他们按萨满教礼仪书举行宗教仪式并相誓为盟说：“吾等之中，若有私泄机谋，阴怀异志者，将如此颓土断木般下场！”誓毕，共举足踏岸，使土崩于河水之中；挥刀斩木，使木断叶落于地。然后即分头行动，准备合力偷袭铁木真。 但他们并未能保守住秘密。他们分头准备时，豁罗剌思部的一个名叫豁里歹的人立即去向铁木真告密。铁木真立即向王汗求救。王汗一听有变，即起兵前来同铁木真会合，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马顺利来到赤忽儿忽山、扯克彻儿山和阔亦田之地。这时，扎木合的军队溯额尔古纳河而上，也抵达了这个地区。 两军在第二天的黎明开始决战。史书中被神化了的萨满法师不亦鲁黑和忽都合别乞在这时开始大显身手。他俩端来一盆净水，从怀中取出石子数枚，投入水中，望空祷诵，念动咒语。霎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雨雪从天而降。他们本想以此迷住铁木真和王汗的人马，然后乘势掩杀过去，不期老天有眼，蓦然间风势一转，雨雪随飞，反向扎木合的军马袭来。 铁木真和王汗大喜，便趁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之机挥军冲杀过来。扎木合的军队顿时乱了阵脚，慌忙奔逃，自相践踏，黑暗中不识路径，跌入深涧者无数。兵败如山倒，扎木合的联军就此分崩离析，活下来的人四散逃命。扎木合返回其额尔古纳河流域营地。扎木合在撤退时毫不犹豫地趁盟军遭难之机，大肆抢掠这些曾公推他为古儿汗的盟军。这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径使他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他刚登上不久的汗位也因此而崩溃了。 铁木真在这次征战中被箭射伤，后来射箭人见取胜无望就来投靠，并承认是射伤他的人。铁木真见他不仅箭法好，人品也好，就免他一死，并赐名“哲别”——箭簇的意思。这个人就是金庸笔下着名的射鵰能手哲别的真实原型。在以后的西征中哲别是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为铁木真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11页 乃蛮部是扎木合的最后绝唱。铁木真靠着有序的军事组织打败了游牧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的乃蛮部，收拾了各部族散落的残部。战争后，扎木合再无处可投，之后，被他的5个随从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念他们年少时的友谊，又念扎木合在强大时也没有谋杀自己，他愿与扎木合修好，但扎木合拒绝了，他说：“天下已非汝莫属，友伴有如我者，于汝又有何益哉？我二人之间，已不可復为友矣”。对于扎木合的死有一说法是他裹着毯子被骆驼踏死。而那5个随从则被铁木真作为叛徒斩首。 铁木真和扎木合作为多年恩怨的竞争者，最后以铁木真的胜出而宣告结束。在这一角逐中，铁木真具有的优势则是：性格顽强、政治敏锐，以及具有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艺术，并且在开始时得到了王汗的坚决支持。 扎木合似乎也很卓越，如果说他在内聚力上缺乏的话，但其活跃的思维和战术的运用是不逊于铁木真的。然而，如果有关铁木真的史书是可信的话，扎木合在做人方面是一位不可靠的朋友，他会毫不犹豫地掠夺自己阵营中的部落。而对于忠实于自己的部落来说，铁木真则是坚定、忠实的保护者。 另外，在他们两者之间，王汗也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始终支持铁木真，与他一起在阔亦田不顾斡亦剌惕部和乃蛮部巫师兴风作雨，迫使扎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可以说对铁木真无论是实力还是心理上都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 第二章　扫平世仇塔塔儿 塔塔儿人与勃儿只斤氏的世仇是不共戴天的，塔塔儿依靠金朝的支持，一直是蒙古勃儿只斤氏的东方劲敌。前面已经说过，在俺巴孩汗惨死于木驴背上的那一刻，这个仇恨就深深印刻在了勃儿只斤氏族人的心里。到了铁木真这一代自然更是不会忘却的，自己的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所带给铁木真的创伤是无法抚平的。同时，铁木真此时所具有的绝对实力更是了断这一世仇的终极条件。这样，塔塔儿部在公元12世纪彻底从世界的版图上消失了。 我们可能还记得游牧于东北边界的塔塔儿人和金国皇帝曾联合起来灭了蒙古的第一个王国。金国利用塔塔儿人的力量打击了铁木真的祖先，它使勃儿只斤氏的几代英雄洒下了鲜血，献出了生命。但是，被金国利用的塔塔儿人很快就强大起来，成了他们的保护人金国皇帝难以忍受的对手。于是，金国又“重操旧业”，玩起了它在处理同游牧世界的关系中屡试不爽的跷跷板游戏，转而联合铁木真和王汗的克烈部打击塔塔儿人。 公元1196年（金章宗承安元年），金国丞相完颜襄出兵讨伐叛金的塔塔儿部，铁木真趁机联合王汗去攻击塔塔儿部，当塔塔儿部被金军大败溃逃至浯勒扎河时遭遇到铁木真和王汗的联军，经过激战后，塔塔儿部大败，首领被杀。其残余人马等尽归铁木真所有。 这次战役，虽然是铁木真与塔塔儿部私仇的体现，但在无形中却帮助了金国，丞相完颜襄甚为欢喜，加封铁木真札兀惕忽里的官职。这次击败塔塔儿部，使铁木真不仅赢得了金国的封号，缓和了金朝与蒙古的矛盾，而且还赢得了“为父族復仇”的名望，深得蒙古各部人民的尊敬。于是，成吉思汗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从此可以以金朝命官的身份去统辖各部。 但塔塔儿部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它的部落联盟下属许多部落，游牧于下克鲁伦河流域一侧，其活动区域西起阔连湖和捕鱼儿湖，东至蒙古与东北的界山大兴安岭。虽然这次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铁木真在与之交锋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塔塔儿人的顽强与勇勐。所以在铁木真同样付出不小代价的同时更坚定了要彻底消灭塔塔儿人的决心。 于是，在公元1202年，铁木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打算最后解决这批宿敌，为进一步实现统一草原的大业扫清障碍。完成这一任务，对当时的铁木真来说已经不需要盟友帮助了，因为此时他自己已兵多将广，人强马壮，仅凭自己的力量已足以对付塔塔儿人了。这将是他与塔塔儿进行的一场毫不留情的生死决斗。 铁木真率军向察安塔塔儿、阿勒赤塔塔儿、都塔兀惕塔塔儿、阿鲁海塔塔儿等塔塔儿诸部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于哈拉哈河入海处的答阑捏木儿格斯，据考证，此地在哈拉哈河注入捕鱼儿湖河口附近。蒙古军队虽然耗损很大，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铁木真颁布了他的第一个“札撒”（法令，军令等），规定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财物要及时上交，战后平分。 他认为，只要夺取了全胜，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共分战利品。此外，他规定，如果第一次进攻被对方击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再次发起冲锋，“退而不翻身力战者斩！”但是答里台、阿勒坦和忽察儿却没有听从命令，将所获的财物据为己有。成吉思汗知道此事后，命哲别、忽必来二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其他人。 塔塔儿人在铁木真大军的勐攻下崩溃了。铁木真立即指挥全部人马进行围歼（从此，这种包围战术成了蒙古军队的着名战术），把败退之敌包围在阿勒灰河和失鲁格勒只惕河（此二河流均发源于大兴安岭之唆由勒吉山，向南流入戈壁滩）流域。 这次战役，4个塔塔儿部落（察安塔塔儿部、阿勒赤塔塔儿部、都塔兀惕塔塔儿部、阿鲁海塔塔儿部）全部被消灭，官兵几乎无一漏网。他们将塔塔儿部高于车辖的人全部杀掉，剩余的男女老幼皆收为奴隶。塔塔儿部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至此，蒙古草原上只剩下了克烈部的王汗与乃蛮部的太阳汗这两大势力可与蒙古部抗衡。
第12页 第三章　弒杀狂妄自大王汗部 在塔塔儿部和扎木合部势力渐渐消亡之后,整个草原就形成了蒙古部铁木真、克烈部王汗、乃蛮部太阳汗为主要势力的三足鼎立局面。当时的王汗为他一手造成的“养虎为患”的局面一定是追悔莫及。他深知这个义子的性格和抱负，再加上他现在的声望和实力，足可以拥有取而代之的能力。这对王汗来说则是放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他的威力将远远胜过远方的乃蛮甚至强大的金国。 于是王汗在心里开始对铁木真存有很大的戒心，并在行为上也表现出对铁木真的不公正和疏远。在铁木真与王汗攻打塔塔儿部时，王汗独自攻掠蔑儿乞惕部，战利品并没有分给铁木真，这使铁木真对此很有看法；另外，在铁木真与扎木合的斗争中，王汗曾擅自收留扎木合，这也引起了成吉思汗的不满；后来在公元1198年王汗与铁木真共同出征北乃蛮时，王汗又在其营地虚燃篝火，但事实上他的军队已经撤离到别处，这更是引起了铁木真的猜疑。 王汗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刺伤了这位英雄的自尊心，从另一个角度说王汗的这些行为更加速了他与铁木真的决裂。 客观上的煽风点火更是把这对平日情深的父子推到了兵戎相见的悬崖边上。扎木合在归附王汗的时候企图借王汗之手消灭铁木真。王汗之子桑昆也极力鼓动父亲讨伐铁木真，其目的是保住自己的江山。这样，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各怀着自己的目的，但在消灭铁木真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交集。 于是，在公元1203年春，王汗父子以答应婚约为名，邀请铁木真汗前来赴宴，企图乘机将其杀死。而铁木真虽有疑心，但还是信以为真。此时，可以看出铁木真还是想真心的修好与其义父多年来深厚的情感。没有防备的铁木真率领10余骑人马前往赴宴，这时，幸遇蒙力克中途劝阻。王汗发觉事已败露，决定次日清晨举兵先发制人。但其谋又被阿勒坦弟弟的两个牧马人探知，连夜驰奔告诉了铁木真。得道多助、人心所向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此刻的铁木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铁木真加紧备战，《秘史》中记道：他先撤退到卯温都儿高地附近，并在此留下一小支警戒部队。次日，他在卯温都儿后方较远的沙丘附近安营。《元史》称这一沙丘地为“阿兰塞”。其实更准确地说，该位置应是在兴安岭山嘴一带，合勒卡河源旁边。 尽管得到了王汗大兵压境的消息已有所准备，但铁木真在此还是遭到了他生涯中所碰到过的最严峻的考验。这次破裂也是这位蒙古英雄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起着王汗杰出副手的作用，现在他要为整个勃儿只斤氏而战，为自己而战，为夺取草原的最高地位而战。 这次战役是铁木真有生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也是第一次与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势力的一场较量。但因克烈军人数众多，铁木真只好进行了全面的撤退。虽然这关键的一仗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面派人假意与王汗和好，一面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准备再战。铁木真沿合勒卡河，朝贝尔湖和达费诺尔北部附近撤退。在贝尔地区的合勒卡河入口处居住着弘吉剌惕部，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就出自该部。铁木真以亲属的名义向他们求援，不久，便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公元1203年夏，铁木真及他的追随者在巴勒渚纳河的巴勒吉布拉格盟誓（史称“巴勒渚纳同盟”），决心共同完成统一大业。此前一战，同王汗的较量，虽然王汗获胜，但是王汗与追随他的蒙古贵族发生了分裂，达里台归附了铁木真，而扎木合等逃到了乃蛮部的太阳汗处，王汗的势力逐渐衰落。 面对此种形势，铁木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准备再次进攻王汗。他遣使向王汗伪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元史》卷1《太祖本纪》）。王汗信以为真，约定会盟。铁木真派出的两个使臣回来禀告：王汗已经受到迷惑，毫无提防，正在大营里举办宴会，如果日夜兼行，可以掩袭。 铁木真得知此情况后，当即决定连夜偷袭王汗大营。铁木真于是从克鲁伦河的阿尔合勒苟吉出发，以珠尔尺岱、阿尔孩为先锋，经过日夜行军，最后包围了王汗。此时，已失去往日强势风采的王汗再也没有资本与铁木真进行抵抗，本想以平和的结局安度晚年的他，也不会想到他一手扶起的义子会如此绝情。其实，他应该知道，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难道他忘记当时的汗位也是在弒兄逐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吗？也可能是人老心善了吧。 克烈部在苦战三日三夜后终于投降铁木真。王汗在逃入乃蛮境内后被杀，其子桑昆逃往西夏，西夏不留，后又逃亡忽炭至可失哈儿，被当地的合剌赤部首领所杀。自此克烈部灭亡。在消灭了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支势力之后，铁木真将他的统一大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胸有成竹的他跨上自己的战马，将他那杀伤力极强的目光射向了他最后一个敌人——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太阳汗。 第四章　消灭最后的抵抗乃蛮 铁木真消灭克烈部后，势力日益强大，能与之抗衡的只剩下乃蛮部，最后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决战即将到来。对乃蛮部的了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乃蛮部是今哈萨克族中玉兹的一个大部落，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地区。乃蛮部的歷史很久远，是古代突厥诸部之一。辽金时，乃蛮部与古代突厥诸部一样，游牧迁徙。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大阿勒台、哈喇和林、可可雷昔剌思山和阔阔也儿的石山等。
第13页 乃蛮部当时在蒙古西方科布多盆地一带，他们人数众多，是文化比较进步的部族，在当时来说是应该比蒙古进步和文明的。铁木真曾经几次与乃蛮的不欲鲁汗及其联军作战，极大地削弱了不欲鲁汗的实力，这次铁木真的兵锋所指，是太阳汗统治下的乃蛮部。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太阳汗同样犯了古今中外兵家最致命的错误，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想当然。太阳汗曾自负地说过：“莫非铁木真想做皇帝不成？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的一块领地内怎能有两个皇帝呢？” 这说明太阳汗并没有意识到铁木真此时的强大，也没有把蒙古人看在眼里。当时，草原上被铁木真打败的人几乎都集合到太阳汗周围，太阳汗认为自己应该负起讨伐铁木真的使命，看看这些强大的兵力，太阳汗自以为稳操胜券，得意忘形溢于言表。 但太阳汗也不是愚蠢到不可救药，为了更有把握战胜铁木真，他决定邀请也操突厥语的汪古部共同夹击铁木真。然而此时的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却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首领。他看到了乃蛮的内部分裂和太阳汗的懦弱无能，料想乃蛮必不是智勇无敌的铁木真的对手，既然是火坑当然不会眼睁睁跳进去。 因此他不但拒绝了太阳汗的邀请，反而派人去告诉铁木真说：“要小心，不要让乃蛮部的太阳汗夺了你的弓箭!”铁木真十分感激地送给阿剌兀思剔吉忽里500匹马和1 000只羊，同时邀请汪古部参加他对乃蛮的战争，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欣然接受了邀请。 公元1204年，铁木真在帖蔑延客额儿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围猎，与众臣共同商议出兵之事。然而多数人认为春天马瘦不宜出师，多年的游牧生活和征战，使蒙古人已经总结出了克敌制胜和休养生息的规律。尤其是对战马情况的了解可能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与蒙古族匹敌了。“马背上的民族”决不是浪得虚名的。但铁木真的弟弟斡赤斤和别勒古台却极力主张进攻乃蛮部，两个弟弟的想法说到了此时铁木真的心里，与他不谋而合。于是铁木真决定打破常规，就在此时与乃蛮部决一死战。 为了做好与乃蛮部作战的准备，铁木真首先做的就是整顿军事组织，他将军队集合于哈拉哈河的客勒贴该合答，在这里定军制，并颁布札撒。军制按千、百、十组织，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统帅所有的军队。设立扯儿必官（相当于元代的内府宰相），由6人分任，掌管各种事务。设八十宿卫、七十散班，宿卫巡夜，散班白天执勤，三天三夜轮换一次。此外还从千、百户那颜及平民的子弟中挑选1 000名勇士，战时作为先锋，平时充当护卫。经过一番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更加提高，纪律更加严谨，铁木真的权威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从这段的详细介绍，说明当时的铁木真在多年的征战和对部族的统治管理中，已经开始走向了一定的制度化和逐层管理化。至少在军事部队的统领上已经可以看出了逐层管理的模式和职责内容。这些对蒙古族以后的南征北战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甚至对后来元帝国的形成也是有帮助的。 公元1204年春，铁木真祭旗出发，命哲别、忽必来二将为先锋，逆克鲁伦河西上。先锋部队首先到达了撒阿里客额儿后与乃蛮部哨兵相遇，这时前面提到的瘦马一事又被歷史派上用场。真是成也瘦马败也瘦马。 安营扎寨之后，铁木真军中有一匹羸马惊慌跑入乃蛮部营中，太阳汗见了之后对众人说：“蒙古马竟然如此瘦弱，我们害怕他们什么呢？”再让我们听听蒙古人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扯儿必官向铁木真建言：“我们远道而来，人马疲乏，正好又有瘦马麻痹敌军。乃蛮人虽人多势众，但尽是愚弱之辈，可多设疑兵，令每人各烧火5处，待我们餵饱战马，再行攻击，必可获胜。”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反应，其结果也必定是不同的。 太阳汗急于速战速决，率领5万人马疾驰于铁木真营前，企图立即吞併蒙古军队。面对急躁来战的太阳汗，铁木真亲自担当先锋，命他手下的4员勐将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率部轮番对乃蛮部进行冲击，把乃蛮部的队伍一直逼到纳忽昆前的大本营。太阳汗对蒙古军的战斗力颇感意外，于是畏惧起来。当时，扎木合已投靠乃蛮，太阳汗知道其与铁木真作战多年，于是向他询问蒙古各队将领的情况，听后太阳汗更加不敢迎战，只有步步后退。 在蒙古军已逼近乃蛮军纳忽崑山大本营时，兀鲁兀惕部和忙兀惕部也同时赶来，两翼包抄。其主力一直冲到乃蛮部的大本营内，将乃蛮军困在两边陡峭的山谷里。这种闪电突击的战法在当时冷兵器时代是威力巨大的，尤其运用在骑兵上，是很类似于现在战争中坦克的作用。同时他又具备了比坦克更高的速度性和灵活性。 铁木真与太阳汗一直血战到夜里，乃蛮军被蒙古军层层包围，第二天剩余的队伍纷纷投降。朵儿边，塔塔儿，合塔斤，撒勒只兀剔诸部亦投降。太阳汗负伤而死，大将豁里速别赤顽强抵抗，死于战场。太阳汗王妃古儿被俘成为铁木真的妃妾。太阳汗的儿子古出鲁奔往北乃蛮，依其叔叔不亦鲁黑汗。南乃蛮被蒙古军全部占领。自恃文明、强大的南乃蛮部，在铁木真的打击下，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
第14页 公元1204年冬，铁木真在阿尔泰山休养生息后，于次年春，越过阿尔泰山，消灭了北乃蛮。从此，乃蛮部全部为铁木真所征服。至此辽阔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已在铁木真的掌握之下。这也说明此时铁木真已拥有了自己独立成为可汗的地位，下一步便是创建国家，施行新的政策，扫平高原上尚未降服的势力，然后驱使他的铁骑征服更加广阔的土地。 第五章　一统大漠天赐“天可汗” 随着乃蛮部的灭亡，整个漠北草原再也没有一直抵抗力量可以与铁木真抗衡。铁木真成为惟一强大的力量，他此时统辖的地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界壕，北抵林木中百姓居住的边缘地区，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漠北草原的主人。古语说:“非有位尊，无以称成功；非有官爵，无以酬有功。”为了使他的地位正统化并宣布这个新生的强大联盟的诞生，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在斡难河河源召开了漠北草原空前的大忽邻勒台。 客观讲，铁木真此时的统一程度，无论是地域面积还是全部实力都是远远超过了他的先人。他也真正实现了勃儿只斤氏的再次復兴，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復兴，在这之后铁木真家族所表现出的控制能量更是他先人们所不敢想像的。 公元1206年春的这天早上，铁木真的大帐前竖起了九脚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徵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为本土固有传统，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他魔力联繫起来。圣旗的飘扬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 而“成吉思汗”的得名也完全与圣旗飘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受命下，铁木真正式以“成吉思汗”的名号一统草原各部落。他对铁木真说：“如今，被称为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们的领地，你可以像他们那样，採用一个同样意义的尊号：成吉思。”之后，他加重语气，继续说道：“神降旨曰：‘你的名字必须如此’。” “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同时铁木真确定了其所统治的国名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为“大蒙古帝国”，从而使“蒙古”开始有一个部落的名称扩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名称。从这些表述中能传递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萨满教成为铁木真统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政教相承的统治思路也开始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中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铁木真在即位的仪式上，对种族各异的追随者（后统称为蒙古人）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铁木真表达了对他们的帮助与忠诚的感谢。这样的场面似乎我们今天可以在各种影视及歌曲的颁奖礼上寻找到影子，然而这些明星可能不会想到早于他们几百年的成吉思汗早已把这些感言说得精彩绝伦了。 在欣赏了这种凝聚力极强的演说后，追随者们也从内心表达了对这位草原英雄的尊敬和忠心。更主要的是这些大小势力的首领从此可以不再付出血与火的代价来进行“骨肉相残”并且在得到地位被承认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奖赏。整个大会呈现出草原上的空前团结与和谐。 从《蒙古秘史》史料中保存的根据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忽邻勒台。并在“加冕”仪式结束后，都接受了成吉思汗分封。他每封一人，都要充分赞扬和肯定一番受封人的功绩和贡献。各位功臣都被一种上进心和荣誉感激励着。 1206年“成吉思汗”称谓诞生的那一刻，对世界其他几个地方的一些领袖来说意味着一个可怕的开始。这其中包括远在欧洲大陆想统治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皇，中亚及东南亚的苏丹、国王们，宋太祖赵匡胤的子孙们……这些显赫自大的领袖们若知道此时这个“天赐”的成吉思汗就是日后用铁蹄和战刀发动黑色风暴的缔造者的话，那么我相信，蒙古草原上此时就会出现大批操着各种语言的联军，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毁灭这个新生的帝国”。 种种的假设和联繫都只是空间横向的对比，对于纵向的时间来说都是不成立的，歷史在这一刻选择了成吉思汗，地球上的13世纪註定是属于成吉思汗的世纪。当1206年他在斡难河畔振臂高唿的时候，他在心底里也许早就预料到自己是13世纪的统治者，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更相信这神奇的草原力量。 他双目炯炯，脸上刻满坚毅的皱纹，那是大漠风沙送给他最好的礼物——它们就是用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让成吉思汗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一种兇勐的动物。他无疑是翱翔在广袤草原上空的一只志存高远的苍鹰，即使不能唿风唤雨扭转干坤，也有能力在红日初升的霞光中梳理自己凌乱的羽毛。 就这样，13世纪最伟大的名字——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上游诞生了。从此，在欧亚大陆掀起了一股黑色风暴，这股黑色风暴席捲之威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可怕程度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更甚于今天的原子弹和龙捲风。成吉思汗似乎切断了欧洲的歷史，搅乱了教皇的精神统治，让世界的格局重新划分。面对成吉思汗的强大，欧洲人感慨良多，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不能忘怀。
第15页 第六章　政制统领 军制保障 当年合不勒汗在金朝都城大殿中的表现，到了成吉思汗这一代早已成为了陈年往事。那个当年被认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虽说是成吉思汗的祖先，可在成吉思汗身上却已找不到他祖先当年的“风采”了。成吉思汗知道再用那种有意无意的“风采”去展示自己或麻痹那些金人乃至其他的君王已经不合时宜了，与他的“天可汗”的地位和实力是不匹配的。他现在要做的是怎样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从而使整个蒙古帝国走向他心中理想的强大。 成吉思汗当时颁布的札撒对蒙古帝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文件，作为正式法令对领导权、军队建制、社会习俗和律令都重新规定，规范了各阶层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札撒可以说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真正至高无上的，不可牴触的。 这个札撒在政治制度方面规定，最高权力集中于汗，全蒙古只能有一个在位的君王一个汗的称号，若汗死，只能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继位，但必须经贵族议会的推举。就是这“贵族议会推举”，使蒙古帝国在中华几千年封建政治制度统治过程中闪出了短暂的“不和谐”光芒。甚至蒙古帝国的这种“贵族议会推举”被现在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选举体制。 成吉思汗还设立了一个对他来说很有创意的新职务，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来监督与协调新扩大的行政体制的活动。这个官职大概是和汉王朝的宰相差不多。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对于人选的选择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不仅要有超凡的能力更要对成吉思汗有绝对的忠心。成吉思汗并没有选择他的儿子来担任，而是选择了被他家所收养的塔塔儿弃婴失吉忽秃忽来担任这一职务。 大断事官的职责多种多样。根据成吉思汗发布的命令，他将划分并分配属民，即决定怎样把属民分配给各军事单位与汗室。正如他的头衔所显示的那样，失吉忽秃忽具有帝国最高的法律权威；他将审判所有的恶人，而且被授予掌握犯人生杀的大权。同时，他被指令制定并维护一部“青册”，在那里面，所有的司法决议，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法律训言（札撒）都被保存起来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时的判例。所有有关部众分配的事例也记载在里面。 同时成吉思汗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管理国务的职能。成吉思汗的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帝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军事方面的建制和管理，札撒编制了军政同一的千户军。规定家有男子15岁以上70岁以下，尽签为兵，十夫长、百夫长和千户长就是这些士兵的军政长官，所有人都只能留在指定的千户、百户、十户内，迁移者要被处死，收留他的人也要被处死。 千户、万户的名号代替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的名号，变成了有编制的军队，而不是随时可以分裂，随时可以投奔他部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开国有功者为千户，分封所得的牧地范围，世袭管理。千户既是行政的，也是军事的组织，他们要生死在一起，在战斗中若不是整个军团退却，部分退却者一律处死，若有人被俘，同伴没有去救也要处死。 札撒的其他方面，也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从另一些角度看看这个札撒。札撒规定的刑法非常严厉，对杀人者、通姦者、盗窃者处死刑;抓了别人的逃犯不归还其主人的、经商而第三次破产的人也是处死;对汗出恶语的人，用土填嘴，然后杀死。几乎对所有的犯罪都处死刑。札撒还规定，女奴的子女也有财产继承的权力。从这点看实际上多少改变了旧有的奴隶制度。 这还不算真正具有进步性，这其中更值得我们现代人重视的是，成吉思汗的札撒中，还包含有爱护草原、爱护河流湖泊，严禁破坏、污染的内容。将生态保护纳入法律体系，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 另外，在掌印、狩猎、马匹等牲畜的管理与经营、官帐的建筑、军务的管理、军需的供应等方面，成吉思汗都以法定规，从而推动蒙古民族从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跨入法制社会的文明状态，并在短短的数十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当时曾到蒙古草原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对这个札撒惊异的描述道：成吉思汗发布的训言，目的是在蒙古人中保持和平，规定十分严厉，以致没有人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伤害其他人……他制定了许多好的法令，以确保和平。 在分析这个札撒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歷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成吉思汗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50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歷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继续走着被成吉思汗所灭的那些大汗的老路。
第16页 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也让蒙古人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希望。 波斯史家志费尼在言及当时草原生活变化的幅度时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使蒙古族的真正形成更加的稳固和坚韧。 第三部分 征服欧亚 拉近世界 征服欧亚 拉近世界 驻马听·吹 白 朴 裂石穿云，玉管宜横清更洁， 霜天沙漠，鹧鸪风里欲偏斜。 凤凰台上暮云遮，梅花惊作黄昏雪。 人静也，一声吹落江楼月。 第一章　花剌子模的杀身之祸 草原部落的统一对成吉思汗来说是他人生中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对他多年的苦难与征战的最好回报。人心思定，统一安定下来的成吉思汗并没有像人们传说中那样大的野心。虽然“天可汗”的称谓足可以让他再接再厉继续征战，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对客观形势正确的认识。 他心里清楚现在的草原需要的是迅速的恢復和友好安宁的周边环境。此时蒙古民族的强大统一对周边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威胁，其周边的其他势力是不会不知道的，但却又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暇顾及这个潜在的威胁。 西夏自恃没有完全的实力来消灭这个正如日中天的马背民族，于是就和成吉思汗玩起了胶皮糖的游戏，使成吉思汗来了个六征西夏，这自然是后话。按理说此时最惶恐不安的应该是和草原民族打了几辈子交道的金国，他们利用草原部落之间矛盾而採用打拉的手段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此时金国的实力远不如前了，最主要他们内部高层的你争我夺，特别是皇位之争已经让他们元气大伤，再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了。作为汉民族的代表南宋，此时恐怕除了江南温和的暖风再没有什么可以提起他们兴趣的了。至于中亚以及更遥远的欧洲，更是不会想到这小小的草原部落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就在这其他人无暇顾及，自己休养生息、积聚实力的几年中，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这个相对的安静。成吉思汗的商队被杀了，兇手叫花剌子模。于是，成吉思汗及其他的子孙就是以这个叫花剌子模的国家为突破口。一场席捲13世纪的最大黑色风暴开始了。 应该说这个风暴是被逼出来的。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并非成吉思汗的本意，更不是由成吉思汗挑起的。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先生在《翻开看世界歷史》一书中曾客观地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与经商的关系。 他说：“成吉思汗在占领朝鲜、唐古特之后，本想停止扩张。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且想要同花剌子模沙拉和平相处。但是沙拉的一个督统杀了蒙古商人。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仍然是希望和平相处，派使团要求处理杀死蒙古商人的督统。沙拉不但没有同意成吉思汗的要求，反而杀害了使团团长，其余的成员被剃光鬍鬚押出国境。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无理行径，做好准备后于1219年进攻并摧毁了花剌子模。”“沙拉杀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这是血仇，所以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报了仇。” 当时的歷史正是像尼赫鲁先生书中描述的那样，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剌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的450名成员被贪婪的花剌子模守将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以间谍的罪名处死。 成吉思汗得知后气愤至极，但他并没有出兵讨伐的打算，还是以“合为贵”的原则来处理这件事。他又派正使出使花剌子模国，提出要求严惩罪犯并赔偿。在遭到拒绝后，花剌子模居然杀害前来的使节，这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决定发动战争，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歷史事实。 花剌子模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视与侮辱，这种事件即使发生在现代，也会引发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更何况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及当时的势力，那更是无法避免了。但它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打破东西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成为歷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花剌子模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敢于和成吉思汗唱对台戏？成吉思汗西征的对手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本身也是世界征服者，花剌子模国原先是一个仅占有今伊拉克的一部分和唿罗珊（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小国，臣属于西辽。 公元1200年，阿拉乌定·摩诃末即位后，其国势开始兴盛。摩诃末为了摆脱西辽的统治，于1208年进攻西辽的河中城撒麻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但被西辽击败。当时西辽国内充满矛盾，撒马尔罕王奥斯曼背叛西辽，自立为汗。于是，摩诃末又与奥斯曼相联合，共同夹击西辽，从河中地区赶走了西辽势力。后来，摩诃末又击败奥斯曼，占领了河中地区（指阿姆河与锡尔河间的大片地区），再次向阿富汗进攻，征服了迦色尼王朝。
第17页 他经过多年战争已经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不少国家，并企图出兵征服东方。他之所以敢于杀死成吉思汗的正使，也说明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妄气焰。为了对付摩诃末，伊斯兰教主哈里发曾经派出使者，希望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出兵相救。而他们所谓的“约翰长老”正是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不少歷史着作反映了这一事实。 这也为成吉思汗西征事出有因增添了砝码。试想，当时花剌子模国如果一直和蒙古保持友好往来关系，而不是杀了蒙古特派的大商队，成吉思汗未必会向西大规模征战，花剌子模国也不会惹上这杀身之祸。这也说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从双方实力对比上看，虽然说花剌子模国已成为比较强大的国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花剌子模国给人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它的内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国土的大部分，是新征服的地区，统治尚不巩固；军队成员主要由土库曼人组成，而康里人是善人(上等人)，又是国王的外戚，享有崇高地位，因此引起了土库曼人和康里人之间的矛盾。 1217年摩诃末向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动战争，军队到达阿撒答巴忒山后，恰遇大风雪，兵马冻死多半。摩诃末的母亲图儿干合敦是康里人，乘摩诃末远征之机，依仗康里将领，别居乌龙格赤（今土库曼尼亚乌尔根奇）另立朝廷，干预国政，造成母子不和。所以，花剌子模国虽拥兵40万，但其战斗力相对比较松散。这也註定了它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盘中餐”。 第二章　愤怒射落花剌子模 经过几次的交涉成吉思汗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与花剌子模国的恩怨，才能以雪前耻，消除心中怒火。公元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成吉思汗待马群肥壮之后，于秋天亲率十几万蒙古军和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和畏兀儿、哈剌鲁首领率领的军队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翻越阿尔泰山，开始西征，向花剌子模进发，抵达讹答剌。成吉思汗的军队的这种气势让花剌子模吃惊，大军如潮水一般从蒙古草原一泻而下，更让欧洲惊唿：上帝的黑鞭出现了。 成吉思汗命令他的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留守蒙古大营；命众妃之一忽阑伴驾，给他在征战中解闷；命在过去的征战中已表现出杰出将才的几位将领率领前队人马：哲别为先锋，继哲别之后是速别额台所率人马，继速别额台之后是脱忽察儿所率部队。 面对蒙古军队的威胁，花剌子模帝国苏丹漠罕默德将军队分散部署于位于北疆（锡尔河一线）和东部边界（费尔干纳附近）的主要城市。他之所以如此部署，是因为他不知道蒙古军队将从何处发起进攻。他把其余的军队分别调去驻守河中地区各要塞（如不花剌和撒马尔罕）和原花剌子模各要塞（例如基发附近的乌尔妈赤）。 这种分兵御敌的战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尽管花剌子模军队总人数多于蒙古军队，处于优势，但每一个要塞守军的人数却又少于蒙古军队，处于劣势。据说这一错误策略是因为摩诃末死里逃生的心理后遗症所致，不敢野战。本来应该有的一场狮虎相斗，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之中。 另一个对花剌子模军队不利的因素就是此时的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军事贵族和太后势力结合，构成对国王摩诃末的严重威胁。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蒙古军的进攻。 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境内。成吉思汗分兵四路向花剌子模大举进攻。他一面派二儿子察哈台、三儿子窝阔台攻打讹答剌城，一面派大儿子朮赤攻打锡尔河下游各城镇，自己则和拖雷统率主力部队，横越沙漠，直趋西南方的不花剌(今布哈拉)城。 在察哈台和窝阔台攻打讹答剌城方面，由于守城的是杀害蒙古商人的亦纳乞克，蒙古军异常勇勐。经过5个月恶战破城，曾经杀掉蒙古商人的亦纳乞克知道求生无望，尽管刀枪尽折，仍然用砖头以死相拼。被擒后，成吉思汗命令化银灌其耳目，为被杀蒙古商人报仇。 成吉思汗和拖雷的主力部队则攻打不花剌城。不花剌是这个穆斯林世界的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包括三部分：城堡（周长一公里半），不花剌本城（狭义上的不花剌，即内城）和郊区（外城）。同其他多数城市相反，这个城市的城堡不是建在内城以内，而是建在内城以外。本城建在城中心的一个台地上，周围有城墙，有集市门，香料商门，铁门等7个城门，每个城门的名字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联想。一些着名的清真寺吸引着信徒们。 蒙古军的到来对于这样一座城市来说是经受不住的。大兵压境，兵来如山倒，不花剌城的突厥守军被成吉思汗军队的阵势所惊呆。于是无心恋战，一心只求保命，企图突破围城的防线而逃跑，结果自然是城破人亡。不花剌城被很轻易的攻破了。 蒙古军队士气大振，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不花剌浩浩荡荡进军撒麻耳干，恰好此时，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军队也开到了城下，于是两股大军汇合共同攻城。花剌子模国国王摩诃末以10万军队守城，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在国王的带领下也勇敢地进行了反击。善战的摩诃末也不是等闲之辈，成吉思汗一时也束手无策。
第18页 成吉思汗重新研究策略，他发现城里虽有守军11万，但这11万当中有5万为波斯人，6万为突厥康里部人。他根据此时的形势和对方兵士的心理，决定从敌方内部来瓦解敌人。这个被瓦解的对象就选定在6万突厥人身上。因为突厥人与蒙古人在歷史上是出于同一种源。 于是，成吉思汗派人向突厥人做思想工作，此计果然奏效，突厥人也认为和蒙古人同种，蒙古人必会善待他们，于是第5日，20多名突厥康里族将领率3万人出城交出武器投降。这使得城中大乱，蒙古军入城，摩诃末仓皇逃走。城中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成吉思汗爱才之心可见一斑。 成吉思汗的强大完全是摩诃末所没有想到的。他此时的境地在他自己看来似乎是做了一场恶梦。他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在他逃亡的生涯中，他到过巴里黑（巴尔赫），唿罗珊西部，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这不是现在的伊拉克，而在伊朗境内）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 然而摩诃末似乎就像是倒了霉的孙悟空，永远跑不出成吉思汗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成吉思汗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逐他。这两员蒙古大将一路疯狂追逐摩诃末，他们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列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 然后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熘掉了。他们摧毁贊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的一个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于公元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终止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摩诃末死后，其子札兰丁继承王位。公元1221年，为了替父报仇札兰丁率六七万军队北上进驻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在这股劲头的作用下打败了前来追击的蒙古军。成吉思汗是一个永不言败且执着到底的人，往往越是遇到强敌他的信心就会越坚定，这次的失败成吉思汗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不久，成吉思汗又派遣3万蒙古军再次来战，结果不知何故又被札兰丁打败，看来是等待着成吉思汗的亲自上阵了。此时的成吉思汗已到了再也无法熄灭心中怒火的地步，他立刻重新举起战刀，跨上战马亲自与札兰丁进行激战。结果，札兰丁的军队伤亡甚众，札兰丁跃马跳进印度河，泅水逃往印度。 至此，几乎整个中亚，包括帕米尔高原、现今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穆斯林地区尽属蒙古。征服中亚地区对于成吉思汗帝国是另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成吉思汗只是在蒙古草原上驰骋，还只拥有东方的经验，而中亚是穆斯林地区，对于蒙古人来说属于西方。既然西方大门已经洞开，欧洲就不远了。花剌子模的覆灭标志着成吉思汗开始成为当时东西方的共主，标志着这个草原帝国的开始。 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蒙古草原，从中亚带回估计有10万之众的各种手艺工匠和无数的财宝，6年的西征，蒙古人所占的疆域之广，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子侄们说：“无论东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岁期程。” 第三章　“神仙”丘处机指点迷津 “神仙”这个修饰词对于丘处机这个级别的道士来说似乎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成吉思汗在会晤了这位道界高人之后，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嘆。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成吉思汗这等重量级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信奉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为何接受了这样一位道教人士的指点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迹象。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復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内在的，即所谓的“软作用”是再多的千军万马也无法达到的。 丘处机19岁入山学道，拜师王重阳，是着名的全真七子当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观传道，在镇平县创建太极观，到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修行（丘处机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为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不仅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满腹经纶、通晓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说《射鵰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託，也是在人们寻找精神依靠时所产生的。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盪不安，人们生活也十分困苦。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教正是在这种特定歷史环境下而产生的。丘处机则继承了他师傅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宗旨，成为了一代宗师。作为全真教领袖的丘处机在当时的声望极高，人们也将全真道视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第19页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捨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髮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覆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迴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赞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第四章　反覆无常的降与不降 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对外战争中最让他头疼的对手要数西夏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对手的勇勐善战并不能让他止步不前，这样看来党项族的勇勐抵抗就不是这场时断时续歷经22年的超长战争的主要原因。 西夏文明的最终灭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遗憾。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个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又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疆域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地处我国西北部，所以，歷史上称之为“西夏”。 西夏是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从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西夏189年的歷史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在这期间西夏经歷了重武尚勇、安民求和、崇文虔佛、国道中落、族灭国亡的曲折过程。
第20页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王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西夏王朝建立以后，与宋时战时和，并不断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在广泛吸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疆域面积不断扩大。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夏曾时而对宋称臣纳贡，时而与辽联姻结盟，但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避重就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反而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歷史上敢与宋、辽抗衡，使之不敢小觑的重要力量，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 成吉思汗也是在征讨的22年间深受此战术的“毒害”。但事情往往就是利弊两分之说，在西夏从此战略获益的同时，其灭亡的祸首也是归于此战略。成吉思汗成为西夏灭亡的终结者。在成吉思汗眼中，西夏的这种反覆的降与不降是一种带有瞧不起似的挑衅。这种长期的挑衅最终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性格的成吉思汗愤怒了，他决心停止这场无休止的游戏，彻底消灭这个反覆无常的政权。这是成吉思汗给人的一贯感觉，只要他决心已定的事情，就会没有理由的成功。 西夏与蒙古的接触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夕开始的。由于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草原的日益临近，他的地域也开始与西夏相邻。有了接触就会有矛盾，更何况两个利益集团的对视，战争是缺少不了的。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被灭亡止，这22年是蒙夏关系激烈发展的时期，这种激烈的发展最集中表现的形式就是战争。 从客观各方面分析来说，由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部的崛起，就註定了其与西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当时极其重要的战略地带，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所以就成为了众多强国必争之地。另外，蒙古若想攻金，必须首先扫除西夏这个后顾之忧。西夏可以作为蒙古军很好的物资配备和兵员补充之地。基于这些原因，成吉思汗是没有理由不让西夏称臣的。 其实，按当时蒙古军的实力和气势来说，西夏是挡不住蒙古军前进脚步的。诚然西夏要是很痛快地投降蒙古，他的结局也许不会是那样的悲惨，至少留给我们后人的西夏文化会比现在丰富得多。 西夏在成吉思汗的眼里是并不被重视的，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与金国的世仇及摆脱金国的统治都是促使成吉思汗消灭金政权的原因。但是，作为战略家的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他知道金国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筑有3000里界壕，军力雄厚，当时尚能击败南宋而称雄一方，因此不可轻视。 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虽攻占了金国的部分土地，但蒙、金仍处于对峙状态。成吉思汗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谁知这个突破口并非成吉思汗想像中那样的轻而易举。蒙古军队同样与宋、金一样陷入了西夏的“迷魂阵”中。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前三次进攻都属于一种试探性的进攻。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统军首次进攻西夏，从此拉开了六战西夏的帷幕。鑑于女真统治集团长期对蒙古族的残暴压迫，力量日益壮大的成吉思汗决计灭金。为防称藩于金的西夏的牵制，遂先发兵攻打西夏。成吉思汗亲率骑兵南下，相继破夏力吉里寨经落思城与乞邻古撒城(今地不详)。 当时的夏桓宗李纯佑见蒙古军强大而惧战，蒙古军纵兵掠瓜(治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沙(治今甘肃敦煌)等州。4月，因盛暑将至，蒙古军撤退后，夏桓宗命修復被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此次，可以归结为天时帮助了西夏。这次蒙古军的大举进攻，让西夏感到了恐慌，虽然蒙古军最后退兵，但还是导致了西夏王朝内部的一场宫廷政变。夏桓宗李纯佑被废，李安全继位，称“夏襄宗”。 成吉思汗于称汗的第二年，即公元1207年，他又亲自统军第二次进攻西夏。这次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为藉口，破其边防要塞斡罗孩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遣兵四出攻掠。继位不久的夏襄宗李安全是一个强硬的抵抗派，他集右厢诸路兵抵御。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屯兵5个月，因粮饷匮乏，于次年2月自引兵还。此次可以说是人和帮助西夏躲过一劫。 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率重兵第三次征讨西夏。是年3月，金叛将李藻、田广明等建议蒙古攻金，成吉思汗考虑到西夏军有可能突袭其后方，于是，仍决定率军出黑水城(今内蒙古狼山山脉西北喀喇木伦之滨)，袭击西夏边防关口斡罗孩(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夏襄宗李安全命其子李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督兵5万阻击。蒙古军集兵勐攻，夏军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 4月，蒙古军进围斡罗孩城，蒙古军派人临城招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坚决应战。但寡不敌众，城池沦陷，西壁讹答仍坚持率兵巷战，之后兵败被俘。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外围要隘克夷门(今内蒙古乌海西南)。夏襄宗命嵬名令公率兵5万凭险据守。战初，蒙古军屡被嵬名令公击退。双方相持两个月，成吉思汗乘夏军懈怠，据险设伏，嵬名令公引军出击，中伏被擒。蒙古军遂破克夷门，包围中兴府。
第21页 夏襄宗亲自登城督战，蒙古兵屡攻不下。9月连降大雨，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堤，引水灌城，西夏兵民伤亡甚众。12月，中兴城因水淹浸，水势泛滥，蒙古军亦难驻足。夏襄宗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献女察合给成吉思汗，蒙古退兵。上天又一次垂青了西夏。这几次的蒙夏之战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西夏那一群气节忠贞的战将。 第五章　六次征讨盖棺定论 成吉思汗第三次攻夏获胜之后，西夏又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夏神宗李遵顼夺取了政权。李遵顼决定调整自己的战略，决定联合蒙军对金进攻。数年间蒙古占据了金国大片领土，蒙古愈加强大。但连年的征战让西夏疲惫不堪，于是西夏不堪奔命，礼仪渐疏。 公元1217年，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再次向西夏徵兵，西夏不堪徵调，拒绝出兵。成吉思汗于是以西夏不应从征为由，率军四度攻夏。12月，蒙古军渡过黄河进入夏境，直抵夏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夏神宗李遵顼仓皇出奔西京(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一说西凉，今甘肃武威)，留太子守中兴府。西夏马上遣使请降，由于成吉思汗忙于对花剌子模的征讨，于是命令退兵。但成吉思汗留下话说：“待西征胜利归来，却再理会之。” 公元1223年，夏神宗李遵顼因附蒙攻金之策连遭失败，成吉思汗又屡遣使指责，不安于位。遂李遵顼于12月传位于次子李德旺，自称上皇。李德旺继位后，改变国策，联金抗蒙，趁成吉思汗远征西域之际，遣使联络漠北诸部，企图结为同盟，抗御蒙古，以固西夏。 成吉思汗闻西夏有异图，遂在西征返回途中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但久攻不下。于是命令军队乘夜暗暗挖掘地道，不料被西夏守将籍辣思义发现，夏军向地道中放火，许多蒙古兵窒息而死在地道中。于是9月成吉思汗转道进攻银州。西夏守将盐府塔海出战，兵败被俘，蒙古军攻破银州，击杀夏兵数万，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孛鲁令都元帅扼守要地，自率军还。11月，夏献宗闻银州失守，漠北诸部溃散，遣使至蒙古军中请降，承诺以子为人质，于是蒙古撤军，沙州围解。 成吉思汗西征回到漠北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闻西夏接纳了其仇人原蒙古乃蛮部，并且违约不遣其子为质，他勃然大怒，发誓再次大举攻夏。成吉思汗于公元1226年春以西夏拒绝出兵助战和不纳质子为由，分兵两路，东西并进。东路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领，从漠北南下，西路由大将阿答赤统领，从西域(今新疆)假道畏兀儿(回鹘)东进。这是西夏的最后机会，也是成吉思汗给自己的最后机会。 成吉思汗率领的东路军乘胜进至贺兰山(今宁夏银川西北)，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7月，成吉思汗长驱直入，围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夏宿卫官粘合重山等力战不敌，守将斡扎篑举城投降。同时，夏献宗在蒙军日益进逼之下，惊悸而死，其侄南平王李晛继位。 8月，西路军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县西)，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10月，东路军攻破夏州。两路夹击，形成对西夏政治、经济中心灵、兴地区的钳形攻势。11月，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大军围攻灵州。末主李晛遣大将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紧急赴援，途中被蒙古军队打败。 德任领固守灵州的夏兵和蒙古军队进行死战，其激烈的程度为蒙古作战以来所少见。最后因夏兵伤亡惨重而失败。灵州失陷，德任被蒙古军队俘获，不屈被杀。公元1227年1月，末主李晛以蒙古兵临城下，国势濒危，顾不得改元，继续使用干定年号。 这时，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兵继续围攻中兴府，自己带领大部分军队渡黄河进攻积石州，以彻底卡断夏兵的后路。末主李晛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内，一筹莫展，委託右丞相高良惠领兵抵抗。 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将士”，领兵在都城日夜拒守，积劳成疾。部下劝他保重，他感嘆说：“我身为国臣，不能消除祸乱，使敌寇深入至此，活着有什么用呢？”最后由于劳累过度而死。成吉思汗在回师隆德途中，因天气炎热，避暑于六盘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谕降。 6月间，又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晛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其实，此时的宽限对李晛来说是存在一丝侥倖的心理，他想静观成吉思汗的病情如何，再决定是否再来一次他们的拿手伎俩。 7月，成吉思汗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西江得重病，立下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成吉思汗太熟悉西夏的一贯作风，22年的交手使他再也不会相信西夏的改邪归正。于是立此次遗嘱，也算给自己一个最后的交代。不久，末主李晛、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建国189年的西夏王朝最终灭亡。蒙古军在返回途中行至萨里川，成吉思汗病死。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陨落在与小国西夏的征战途中，可见，西夏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是有着不解之缘的。与西夏的战争也成为了蒙古帝国歷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其中成吉思汗在战争中的去世是占有一部分因素的。
第22页 另外，西夏文明本身的灿烂也深深吸引着各个时代歷史学家的目光。从仅有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夏人保卫自己家园所表现出来的坚贞，这种坚贞说明当时西夏文明的一种发达程度。据了解，在当时西夏的文明程度是要远远高于蒙古人的。一些资料对西夏城池的描写，也可以映射出西夏当时的经济已是非常繁荣。一切的这些只有交给歷史学家来不断地考证和充实了。 西夏的灭亡对蒙古人来说扫清了灭金路上的最大障碍，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金国此时的局面岌岌可危，它在这个准超级强国面前已经颤慄不止，似乎只待蒙古军队前去予以接收了。 第六章　静看宋金形势　亲定攻金战略 金国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就像是永远也抹不平的伤痛，虽然双方在扫平塔塔儿部时为了各自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但这种合作只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他们各自心中也是心照不宣的，最后兵戎相见的结局也已是不言而喻了。其实，这种兵戎相见的主动权更多的时候是掌握在成吉思汗手中的。这位蒸蒸日上的草原新贵是越来越接近可以掌握时局的那一类人的特性了。 成吉思汗虽然与金有过合作，但歷史的车轮是不允许他们的轨迹最终成为交集的。对成吉思汗来说上有祖先的血海深仇，下有他所面对各路势力的严峻形势。 所以他在等待时机，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同时又随着自己实力的变化把这个过程分成了几个阶段。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大漠称汗后，他的实力就可以与金国抗衡了，不能说达到可以消灭金国的程度，至少金国是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公元1211年秋，成吉思汗分兵两路大举攻金。成吉思汗率领东路军进入金境，哲别率领先锋军向乌沙堡进攻，占领乌月营(今河北张北县西北)。金军统帅完颜承裕败退。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占抚州(今河北张北县)等地。据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市西北)的金军号称40万，但一触即溃。在浍河堡(今河北怀安县东)，成吉思汗从中央突破敌军，全歼金军主力。 接着，蒙古军攻入居庸关，哲别率先锋军攻打中都(今北京)。金兵坚守，蒙古军见一时无法攻陷，于是撤退。朮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西路军，进入阴山(今大青山)地区。早已降蒙古的汪古部首领为蒙古军作嚮导，蒙古军顺利地攻下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丰州(今唿和浩特白塔)、云内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等地，进围西京(今山西大同)。1212年，成吉思汗围攻西京，成吉思汗被箭射伤，蒙古军退回。同年，哲别率蒙古军攻入东京(今辽宁辽阳)，大掠后满载而归。 从这些战役的最后结果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对金国的态度还只是试探性的，每次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金国有一个正面的接触，了解金国的虚实程度和金国的反应程度。同时另一个意图就是为抢夺大量物资及人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于城池的侵占在这个阶段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 公元1213年，蒙古军队再次捲土重来，在怀来、缙山（今河北延庆），击败金将完颜纲、朮虎高琪，乘胜进至居庸关北口。金以重兵守居庸关，布铁蒺藜百余里。成吉思汗留部分兵力守北口，自率大军迂迴南下。成吉思汗派遣先锋将领哲别率军北上，与守居庸关北口的蒙古军两面夹击居庸关金军，一举夺取居庸关，再次到达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留一部围中都，分军三路，深入河北、山西、山东、辽宁等地。河北除中都等11城外，全被蒙古军队攻破。次年，各路蒙古军会师中都城下，金宣宗被迫纳女、献财物求和。这时已经形成了金迫于蒙的压力而向蒙进行乞讨式的求和了。这在蒙金的歷史上是几乎未见的，这种轮迴的转换，预示着蒙古部彻底反击开始的讯号。在蒙古军撤退后，金迅速迁都到了南京（今河南开封），这种角色转换后而採取的逃避战略註定金国走上了自己的末路。 成吉思汗得知金迁都的消息后，马上派遣将领石抹明安、三模合拔都率军由古北口南下，与譁变的金乱军一起进攻中都。金中都此时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守将完颜承晖服毒自杀，中都城被蒙古军攻破。由于金宣宗没有意识到威胁的来临而是一味的採取南迁的逃避战略，此时的金国不仅失去了河朔、辽河东、西的土地和人民，而且加剧了和南宋的紧张关系，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中。 这种逃避的“战略”似乎是从与南宋作战中取来的真经。而今，却成了金“抗衡”蒙军进攻的“法宝”。成吉思汗也看透了金此时已经无力北进，于是率大军向中亚的花剌子模开进。 成吉思汗在经过了第一阶段试探性的进攻后，更加增强了自己的信心。这就像小孩子认识世界一样，试探性的尝试之后，胆子就慢慢的大了起来，就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成吉思汗在这几次的进攻中已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上的掠夺了，即使在与金国和亲的前提下，他还是攻占了不少金国的土地。最后他甚至看到了自己可以不屑于金国的资本了。他心中已经胸有成竹的认为，征服金国是指日可待的。 虽说成吉思汗把此时的进攻重点放到了花剌子模身上，但还是给予了金国以一定的“照顾”。木华黎就是此次“照顾”的全权负责者。他受命经略中原，进一步削弱金朝力量。成吉思汗西征，只留蒙古军13000人给木华黎，指示其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金朝南迁，河朔百姓见得不到金朝的保护，纷纷结寨自保，木华黎以高官厚禄招降那些结寨自保的首领和地方武装头目，组成了蒙古的汉军部队。
第23页 汉军在木华黎的军队中占绝对多数。木华黎改变了蒙古军机动迁移的特点，用汉军扼守河北、山西、山东各城邑，而以蒙古军队为机动力量，有效的控制了各地。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袭其职，继续从事其事。木华黎的经略中原为蒙古全面灭金打下了坚实基础。 花剌子模的灭亡和西夏的扫除让成吉思汗更清晰看到了金国穷途末路的影子，甚至也嗅到了南宋毁于硝烟的味道。成吉思汗用他的智慧和胸怀掌握着金国和南宋的倒计时錶。在认真研究了蒙、金、南宋此时的势力和各自关系之后，成吉思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南宋由于长期经受金的欺凌和压迫，已经与金形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每年的敬贡和称臣让南宋不仅在身体和财力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更是在思想上饱受着折磨，因为在当时汉人看来长期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压制是不可以忍受的。所以对于南宋来说全国上下对于金的仇恨是空前高涨的。在这一点上南宋与蒙古会很轻易的达成共识的。另外，成吉思汗看到自从蒙古对金宣战以来，南宋已表现出了对金没有过的强硬态度，这些都是蒙宋联手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就此说蒙和南宋之间没有矛盾，也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蒙和南宋毕竟是各自为政的两大政治集团，他们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潜在的你死我活关系。这点在南宋的统治者心里应该说是心知肚明的，同时，当时的形式又迫使两个政权必须联手，以藉助对方的力量来消灭共同的敌人——金。这就有如当年孙刘联合抗魏的情形。只不过是蒙比当年的孙权更具兇勐性和坚定性罢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最终我们看到了成吉思汗临终时那样条理清晰且切实可行的攻金遗嘱。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后，准备挥军灭金，但是不久成吉思汗病死，临终时留下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没有亲自统兵实现自己灭金的计划也许是成吉思汗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第七章　众说帝王纷纭　陵墓依然神秘 在众多古代帝王陵中，如果说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最为人们所期待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陵墓可以说是更为人们所魂牵梦绕。更广泛一点说，在整个中国歷代帝王陵墓中，只有元代帝王的陵墓是未被我们所知道确切位置的。而元代帝王中无疑成吉思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对于他的陵墓的探寻也就牵动着世界各国歷史爱好者们的目光。700多年来，带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创立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究竟埋身何处，成为数百年来考古学上的一大谜团。 公元1226年的深秋，蒙古帝国的大军从草原出发，浩浩荡荡开往遥远的西夏。这支队伍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谁也不会想到，成吉思汗从此再也没有活着回到他心爱的大草原上。就在这个冬天，六旬的成吉思汗在征伐途中，依然外出猎野马，来到一个名叫阿尔不合的地方。当成群的野马疾驰而过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坐骑青豹花马忽然受惊。这时正是严冬，控制不住马儿的成吉思汗被抛了下去。 这是致命的一跤，成吉思汗全身都疼痛异常，而且还高烧不退。当战争进行到中途，他又患上了当地的流行病。在这样雪上加霜的情形下，虽然攻克了西夏，他自己却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1227年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离开了他心爱的草原。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他自知将死，就把儿子们找来，留下着名遗言。病危的成吉思汗想到了他一生事业尚未完成的征服大业，他向幼子拖雷等人秘授了攻取开封的战略。 他对拖雷等人说：“金精兵在潼关（潼关是河南陕西一侧的门户），南据险山，北限黄河，难以遽破。从此进兵，势难取胜。应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可由宋道下兵河南南部，由河南南部直取开封。届时金急，必征屯集于潼关之精兵。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为时已晚。即使彼潼关援兵赶到，必定人马疲惫而不能战。如此，则破开封易矣。”这就是成吉思汗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向其子拖雷和众将等人口授的最后的作战计划。6年后，拖雷率领众将很好地实施了这一计划。 关于成吉思汗死后所葬之处，有许多种猜测。传说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率军远征西夏途经伊金霍洛（今鄂尔多斯高原），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心里特别高兴，陶醉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了地上。部将刚要拾起马鞭，却被成吉思汗制止了，并即兴吟诗一首：“梅花幼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孵化之乡，衰亡之朝復兴之地，白髮吾翁安息之邦。” 后来成吉思汗远征西夏时病死途中。成吉思汗的话不能违背。诸子和诸将据大汗命令，先后决定将遗体葬在萨里川，在伊金霍洛地方葬衣冠。据说，路经伊金霍洛，灵车突然深陷泥潭中，用五匹马拉仍纹丝不动。大家即以此为衣冠冢，并建陵园，那里有八个白色的蒙古包，被蒙古族视为全民族的圣迹，称为“八白室”。留下卫队中的500户在此专门侍奉，称作“达尔扈特”。
第24页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杨·道尔基曾介绍说，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是从窝阔台汗13世纪30年代为其父汗灵榇建造的四白室(四座白色的毡帐)演变而来的，而守卫成陵的达尔扈特人则是成吉思汗8位功臣的后裔。 到2006年，成吉思汗离开人世已近780年，相应地，达尔扈特人守护他的英灵也经歷了整整780年。这期间，达尔扈特人歷经元、明、清、中华民国到新中国，一直代表全体蒙古族同胞守护成吉思汗陵世代相传到现在。现在成吉思汗陵第38代守灵人就是达尔扈特的楚伦巴特尔。 关于我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可以说是现今世界公认的一座权威的成吉思汗陵墓，虽然此处并没葬有成吉思汗的骸骨，但这里栖息的是成吉思汗的灵魂。成吉思汗陵能够保存下来与达尔扈特人世代的看护是分不开的。虽然有达尔扈特人世代的保护，成吉思汗陵还是有着它惊心动魄的往事。 公元1937年，蒙奸德王投靠日本，想要将成吉思汗的陵帐盗往日占区归绥（今唿和浩特）。消息被透露，并通过沙王立即上报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很快便派傅作义、邓宝珊将军移灵，将宫帐不远千里护送到了甘肃榆林。此后，灵棺又迁往青海省塔尔寺。1954年4月1日，在蒙古族同胞的要求下，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将成吉思汗的灵柩移回鄂尔多斯，在伊金霍洛旗重新修建了陵园，并将散落在各地的成吉思汗遗物逐步集中到了成吉思汗陵。 对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歷史地位和它的歷史价值，各方专家众说纷纭。离成吉思汗最近，最了解这座陵墓价值的莫过于成吉思汗的后人。奇忠义先生是成吉思汗的第34代嫡孙、中国最后一位蒙古王爷。对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他有着这样的理解。 奇忠义老人认为: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很重要，并不仅仅是先祖成吉思汗的衣冠冢。成吉思汗的灵棺中有很多秘密，但是不能说。他还记得1954年大祭灵时，曾开过棺，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眼看过。里面确实有部分人骨。在奇忠义家中现在还珍藏着一幅成吉思汗全家人画像，画中共12人，成吉思汗的像与现在流传在世面上的形象不同。奇忠义说画像是从成吉思汗的灵柩中取出的。 奇忠义还分析说：“从蒙古人的习俗和过去信奉的萨满教讲，祭奠先人主要是祭灵魂，不是祭尸骨。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人将死时，他的最后一口气——灵魂将离开人体而依附到附近的驼毛上。根据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先祖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 对于成吉思汗骨骸的确切葬地，奇忠义老人认为，“成吉思汗死于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当时是夏季，气候炎热，遗体不可能运出很远，秘葬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可能性很大”。关于这位奇忠义老人的介绍，或许又为我们走近成吉思汗最终的安息之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可以说揭开了成吉思汗陵神秘面纱的一角。 若要研究蒙古歷史，《蒙古秘史》是蒙元专家们绕不过的一本奇书。关于蒙古皇族的殡葬《蒙古秘史》是这样记载的：蒙古皇族下葬后，先用几百匹战马将墓上的地表踏平，再在上面种草植树，而后派人长期守陵，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迹方可离开，知情者则会遭到杀戮。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写道：“可汗或汗的称号，等于我们语言中的皇帝。一切鞑靼人的大汗和成吉思汗——他们的第一个主人死后，按例应葬在一座名叫阿尔泰的山去，无论他们死在什么地方，甚至相距100天的路程，也要把他的灵柩运送到阿尔泰去。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尔泰山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遇到的一切人作为殉葬者。”不知道马可·波罗的这些记述能给我提供多少关于成吉思汗确切埋葬地的准确资料。 百年来一直吸引世界各种人来寻找成吉思汗陵墓的另一原因，就是在成吉思汗的陵墓内可能存在大量宝藏。一位蒙古专家就曾预言：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大量奇珍异宝，里面的工艺品甚至比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还要壮观。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他东征西讨从20多个王国搜刮而来的无价珍宝，这些都成为吸引私人考古队前赴后继的诱人原因。 再回到成吉思汗陵墓的确切位置问题上来。目前，各国考古专家关于成吉思汗墓地确切位置的圈定，比较认同的有四个地点。一是位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不儿罕山）南，克鲁伦河以北的地方；二是位于蒙古国杭爱山；三是位于中国宁夏的六盘山；四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境内的千里山。 对于千唿万唤的成吉思汗陵墓，当年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访华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在採访中曾特地向他提起这个问题，巴嘎班迪的回答是很巧妙且耐人寻味的:“根据成吉思汗传承下来的一个遗嘱，也就是他去世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让他的陵墓永远不让世人知道。因此，我们遵循成吉思汗的这一遗嘱。我认为，成吉思汗陵墓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这并不重要……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底似的问题，使那些愿意猜谜底的人继续猜这个谜底吧。”
第25页 第八章　改写欧洲歷史记忆 公元1227年，对于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的蒙古帝国来说，是个仿佛突然回到了黑暗的年份。他们的骄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一统欧亚大陆的凌云壮志溘然离世。 然而蒙古人是一群天生不会退缩的勇士，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承了他的遗志，率领着曾经攻破了万里长城的无敌铁骑，继续向欧洲推进着。在成吉思汗死后10年里，窝阔台率领蒙古远征军再次远征欧洲，在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令人谈之色变的蒙古风暴，让欧洲人领教了超级帝国的席捲“风范”。 公元1236年秋，奉窝阔台汗之命，一支由15万精兵组成的蒙古大军向欧洲开战。军队名义上是由统治咸海草原和乌拉尔山区的拔都汗率领，拔都是朮赤的继承人，是长子中的长子，由他做统帅。在他身边会集了成吉思汗各支代表：拔都的兄弟斡儿答、别儿哥和昔班；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合丹；窝阔台之孙海都；拖雷之子蒙哥；察合台之子拜答儿和孙子不里。按照察合台的长子出征人马众多，威势盛大的提议，诸王、万户、千户、百户、那颜等的长子参加这次出征，故称长子军出征。 蒙古军进入欧洲后，首先攻取伏尔加河下游的布里阿耳城。1237年冬，进兵俄罗斯，里亚占公国成为蒙古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里亚占大公尤里·伊果烈维奇无力抵抗，向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切尔尼克夫公国求援。可是，俄罗斯诸公国均不出兵。里亚占公国无援，经过3天交战，其都城里亚占被蒙古军占领。 1238年初，蒙古军打到莫斯科，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它的居民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它的四周，树木和茂林密布，以致连一头蛇都不能穿过。蒙古军到达后，从四面八方修筑了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然后架起投石机，仅用5天时间就攻陷了莫斯科城，杀死了该城的王公弗拉基米尔。 占领莫斯科后，又向东北方向进军，占领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首都弗拉基米尔等14座城市。至此，全部俄罗斯领土被蒙古军所占领。俄罗斯歷来是被公认为强大的帝国，但其在骑兵帝国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在这次远征的过程中，蒙古王公之间并不是十分和谐，尤其在领导者之间产生了分歧。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两人不满拔都的最高地位，对他犯有不服从的罪，更重要的原因，是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王子们心中对朮赤系的王子都瞧不起，总记得朮赤并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 不里甚至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使窝阔台不得不把他们召回，同时又把贵由送去给拔都处分，把不里交给察合台处分。拔都自然不敢当真处分大汗的儿子贵由，但这场怨仇互相结得很深。拖雷之子蒙哥在此时也离开了军队，但仍与拔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拔都与贵由和不里的不和，以及与蒙哥的友谊对以后的蒙古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个俄罗斯对于窝阔台的胃口似乎是不能满足的，他的目标是整个欧洲。说到欧洲，窝阔台当时也未必就知道欧洲的真正内涵，对于它的面积、人口、文化等方面估计一片模煳。又由于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跋涉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因此不以行军为苦。 所以，这个西征，多少也徵得有点煳里煳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西方到底在哪儿，欧洲到哪里算是边界。按蒙古人自己的思维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理应统治欧洲，统治世界。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他们继续向西开进着。 公元1241年初蒙古军进入欧洲腹地。首先领教铁蹄之苦的是波兰。拜答儿率领察合台手下的3万军卒，向波兰进攻，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的外援。这时的波兰，其国王波利斯拉夫五世住在都城克拉克夫，只能管辖直属之地，其余4个小公国各自为政，不能实行统一指挥。 兵临波兰城下，西里西亚大公亨利集结波兰军以及日尔曼、法国、捷克的条顿骑士共3万人，准备迎击蒙古军。条顿骑士团乃十字军时代产物。他们身穿铁甲，手握长矛，刀箭不入，勇不可当。蒙军久攻不下，拔都与左右将耳语一番，似是经不起城头攻势，撤兵退逃。联军见机不可失，忙出城追击，来到一处山林，烟雾四起，这当然是蒙军的火攻之计，沉重的铁甲反成累赘，铁甲战士一筹莫展，惨遭歼灭，亨利本人也阵亡。蒙古军获胜后，拔都便命拜答儿立即离开拉齐布日，向莫拉维亚挺进。拜答儿遂率军向匈牙利前进，与拔都主力部队会合。 欧洲这次不知深浅的应战，使欧洲骑士对蒙古骑兵大感恐惧。一些平民百姓连蒙古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见蒙将横刀跃马，威武非凡，还以为是天兵神将，故对蒙古西征，欧洲出现了所谓“上帝之鞭”一说。他们认为是由于自家腐败，罪孽深重，才导致上苍派神兵来惩罚他们。有人则更认为蒙军是魔鬼之师，所以，他们甚至拿着十字架出战。 第九章　不可理解的消逝 公元1241年4月2日至5日，蒙古的三路军队（至少是部分）在佩斯对面集合。佩斯城的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匆忙集合他的军队。4月7日蒙古军开始攻城，此一役，双方惨烈异常，蒙军用沾上火药的火箭攻城，城头也不甘示弱，报以飞箭。蒙古军缓慢地撤退，一直退到绍约河与蒂萨河合流处。正是在合流处上游的莫希南部，速不台于4月11日在那里赢得了他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拔都在战争前夕，以成吉思汗的方式登上高地，唿唤蒙古人的最高神腾格里——长生天，并祈祷了一天一夜，这显示出了蒙古人对这场战役的志在必得。
第26页 两军分别对阵于绍约河两岸。速不台于4月11日夜间率军在吉里勒斯和纳吉·者克斯之间渡河。次日早晨，他派出他的两侧翼军，从侧面包抄敌营，突然把匈牙利军包围起来，四面袭击，然后从西面让出一条路，使匈牙利军在逃跑中互相践踏，蒙古骑兵在后面快速追击。结果，许多大主教阵亡，只有少数军卒退回佩斯，贝拉四世逃往奥地利，继后又逃亡到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岛上。蒙古军转而进攻佩斯城，当地居民顽强抵抗，因无人组织，经过3天苦战，佩斯城失陷。 1241年之后的整个夏天和秋天，蒙古人都留在匈牙利的平原上休整，这片没有树的平原也许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故乡。随后，北、中、南三路军队在多瑙河畔会师，拔都大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一路打到离维也纳只有30里的地方，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指日可待。 就在此时，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从远方的草原传来。这一天是公元1241年12月11日。窝阔台的突然离世给各位首领带来了一个关系他们命运的新问题。继承问题使蒙古人决定撤离匈牙利。贵由和蒙哥已经率先回到了蒙古，其他军队首领于是也无心恋战，如退潮般的撤回了蒙古。 这无疑拯救了欧洲，使它摆脱了自阿提拉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欧洲诸国对吓得他们心惊胆破，几乎要横扫欧洲大陆的这些人的突然撤军大惑不解，这事件甚至成了当时欧洲史上的悬案。及至近代东西方交流才真相大白。 拔都班师回到俄罗斯，在自己汗国都城中驻守。从东到西，几万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统治的钦察汗国，欧洲人称为金帐汗国。俄罗斯侯王在金帐前战慄听命，达400年之久。当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后，金帐汗国仍然统治着俄罗斯。直到16世纪中叶，俄国彼得大帝兴起，蒙古人在俄国的统治才衰退而消失。 蒙古大军征服俄罗斯，侵入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惊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英国人不敢出海，中断了与欧洲大陆的贸易活动；德国上下也为之震恐…… 蒙古入侵欧洲，从客观来分析，欧洲人似乎有点被蒙古人打蒙了的味道。欧洲骑士本身也并非没有抵抗。关键还是在于双方的战法不对路，所以蒙古可以用区区数万人马横行无忌。中世纪欧洲的战争，很类似于中国春秋时代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事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双方列好阵势开始对沖。打仗点到为止，以分出胜负而不是杀伤为目的。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骑士之间的单挑来决定战斗的成败，也就是主将间的拼杀过招。像三国中的群英战吕布的场面都似乎很难看到，更讲究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士兵仅仅是“啦啦队”。俘虏对方的骑士，不但不杀害，反而仔细款待，以等待对方出钱赎回去。 在这种战斗思维下陶冶出来的欧洲人，碰到狼群战术的蒙古兵，只有挨打的份，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对于骑士们来说，他们的伤亡是更加惨重的。因为蒙古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也是最好的弓骑兵，等骑士冲锋的时候，弓骑兵就远远的放箭，不射人，只射马。 这里要说明一下，欧洲骑士的盔甲非常的厚重，需要4个人服侍才能穿起来扶到马上去，只要倒在地上就无法站起来。就盔甲而言，是没有弱点的，连火枪都不怕。但是马不然，马是要跑腿的，所以盔甲无论是覆盖程度还是厚度远远逊于骑士本人。 所以，等到骑士们七扭八歪都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蒙古人就可以面带笑容的走上前，掀开地上已经被自己的盔甲压瘫痪的骑士的面罩，拿出小刀就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问题了。这些描述似乎有些随意性和不严谨性，甚至带有些调侃性。但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骑兵所遭遇的尴尬境地。 超级帝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深刻初次记忆让欧洲人久久不能忘怀，致使到了今天还是余音未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欧洲及美洲的一些专家学者来专门对蒙古族文化以及元文化进行研究，不管这些专家处于什么样的追求和目的，至少可以说明元帝国对世界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四部分 后成吉思汗时代的帝国 后成吉思汗时代的帝国 十儿月尧民歌·别情 王实甫 自别后遥山隐隐，更那堪远水粼粼。 见杨柳飞棉滚滚，对桃花醉脸醺醺， 透内阁香风阵阵，掩重门暮雨纷纷。 怕黄昏不觉又黄昏，不消魂怎地不消魂， 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 今春，香肌瘦几分，裙带宽三寸。 第一章　“黄金家族”的夺位之乱 作为“黄金家族”的四位继承候选人，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位王子在蒙元帝国第一次继位中的表现确实是没有什么创意。他们的表现与这个“黄金家族”的称号明显是不那么搭调。甚至给大元帝国后代们的继位工作做出了一个“夺位”的“表率”。以致其后代们更是肆无忌惮的纷纷效仿。 在孛儿帖所生的4个儿子中，拖雷是幼子。他也是成吉思汗最为宠爱的儿子。但是，成吉思汗最后却把这个重要的汗位传给了他的三子窝阔台。窝阔台承继了父业，成为大蒙古帝国第二任可汗。他于公元1229-1241年在位，统治了帝国13年。
第27页 窝阔台生长在战乱不断的时代，从小就得到了骑马射箭的锻鍊和薰陶，随父成吉思汗参加了多次战役，这其中不乏西征和攻金这样的关键之战，经过歷次战役的歷练，他逐渐成为一位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更为突出的是他治国的才能也超过了其他的兄弟，这一点成吉思汗是看在眼中的，他深知窝阔台的才能比他最为疼爱的拖雷更为全面。 成吉思汗根据4个儿子的才能和特长，分别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掌管方向，特地安排窝阔台主持朝政，很有针对性地让他慢慢过渡。成吉思汗改变了当时蒙古幼子继承汗位的旧传统习俗，擢升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皇后示意让他在4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此事传出后，朮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通过商议便通过此提议。 同时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守产”之子，理应继承父亲的财产和牛羊。作为幼子的拖雷又是成吉思汗最为疼爱的儿子心中肯定是愤愤不平。成吉思汗曾经让拖雷担任监国，还曾经将拖雷称为自己的“那可尔”（同伴）。可见，成吉思汗对拖雷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 成吉思汗曾经想将帝位传给拖雷，但是有了前面的家族内部纷争，他最后决定将帝位传给嫡三子窝阔台。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成吉思汗还是觉得窝阔台在掌控大局等方面更适合作为一国之君。从这点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在大事的决断上还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因个人的偏好而耽误整个蒙古帝国的前程。 同时，大约是为了补偿，更因为蒙古习俗的使然，成吉思汗随后将绝大多数的财产分给了拖雷。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对比是这样的：拖雷所得军户为10万1 000户，汗位继承人窝阔台仅得4千户。 随后，窝阔台与其父西征。当时蒙古军西征分路：一路由窝阔台、察合台指挥进攻讹答剌；另一路由朮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又一路由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再一路由成吉思汗和拖雷统率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剌。窝阔台、察合台在统兵攻打讹答剌时，该城防御工事坚固，储粮充足。因此攻防之战极为激烈，直到数月后城中在粮尽援绝时，城中部分军士想突围出走，又被全部围歼。最后攻陷了讹答剌。 公元1220年秋，成吉思汗又派遣窝阔台、察合台统率右翼军进攻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命朮赤率本部兵从其驻营地南下会合，3 000个蒙古军在夺取桥樑时全被守军杀死，朮赤想用“软攻”法攻取以保这个富裕的都市，于是在进攻方式等方面与察合台发生争执。 此时在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知道后委派窝阔台为最高指挥官，皆由他统率，窝阔台很好的调解了兄弟之间矛盾，严整了军纪，然后统率大军攻城，激战持续9天，坚守者在力竭的情况下，只得请降。蒙古军赶走居民于城外，将10万工匠遣送东方，部分被分配各军。公元1225年春，窝阔台随父回到蒙古故土，从此结束了持续7年的第一次远征。西征后，窝阔台被成吉思汗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封为窝阔台汗国。 据《史集》记载：公元1226年7月，成吉思汗攻下京兆(今西安)后，终因积劳过度，在六盘山的营帐中病死。在临死前，成吉思汗召见诸子，告诫他们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要他们精诚团结，服从窝阔台的指挥。他坚定地说：“我指定窝阔台为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钥匙放在他英勇才智的手中。” 不过，蒙古帝国时期有一个这样的规矩，即使老皇帝有遗嘱，也必须通过忽邻勒台大会的最后批准，新帝才能继位。这是一个必须得走的形式。但是，当时由于蒙古的忽邻勒台(部落议事会制度)仍起作用，成吉思汗的遗言不能马上实现，其汗位就这样空缺了两年。这两年中，由拖雷监摄国政。 直到公元1229年，此时朮赤已死，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蒙古宗王和重要大臣举行大会，会议由拖雷主持，由耶律楚材从中周旋。虽然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拖雷却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拖雷的态度起初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之意，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给他。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议犹未决。 最后经过40天的议论考量，实力雄厚的拖雷觉得再这样下去，反而让自己处于很被动的局面，于是表示愿意接受父亲的主张，将汗位给予三哥窝阔台。由于拖雷的实力实在太雄厚，虽然他已经点头应允，窝阔台仍然颇为踌躇，又经过多次推让后，窝阔台终于被二哥察合台、弟弟拖雷、叔父斡惕赤斤一起又推又拉地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 从此，窝阔台开始採用“合汗”称号，因此元朝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合汗皇帝”而略其名。窝阔台登上帝位之后，拖雷遵守诺言，尽心尽力地辅佐他。不过我们可以想像，窝阔台心里面不可能不对这位实力超群的弟弟满心忌惮。 第二章　“儒”、“道”武装窝阔台 对于窝阔台本人来说，他是成吉思汗诸子中最为明智的。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别能力和稳重，但没有继承其父亲的那种天生的军事才能与能力。他是一位生性随和且无忧无虑的大汗，但他嗜酒如命，利用他的绝对权威按自己的方式饮酒取乐，以致最后送命丧于酒上。同时他又在待人方面表现出了非常宽厚和慷慨的一面。
第28页 窝阔台即位后，便着手对蒙古漠北地区的治理，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撒》（《成吉思汗大法》）。授旨曰：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变动、篡改和混淆。同时窝阔台在《大札撒》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为保证新旧《札撒》的实施，规定谁触犯新旧《札撒》，即按罪行之轻重给以惩罚，这使整个国家纳入了以法治理的轨道。 窝阔台在位期间依然非常信任父汗任用的耶律楚材，于是奉他为中书令，他对耶律楚材所说的：“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句话非常贊同和欣赏，所以对中原和北方地区进行治理时是与战时的政策截然不同的。 在整个思想领域，窝阔台开始注重对儒学的研究。其实，蒙古统治者本不懂儒术，也不信儒术，后来在一些地主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逐渐懂得了孔孟之道。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就向他“进说周礼之教”，懂得“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深刻道理。他曾请名儒向皇太子和诸王大臣的子孙讲解儒家经义。 公元1233年，窝阔台听从耶律楚材建议，派人到汴京征孔丘51世孙孔元楷，袭封衍圣公，并命令修孔庙。当程朱理学在南宋盛行时，北方正处在金朝统治下，当时，“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在北方还未传布开来，到1235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南宋儒生赵復被俘至燕京(今北京)，北方才开始有程朱理学。赵復是朱熹的门徒，也是谢梦先的弟子，他到燕京后，“学子从者百余人”，许衡、郝经、刘因等都成了他的门徒。儒生们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是空前的。 在治理国家方面，窝阔台採取了一系列超越他先人们的措施。他制订了赋税法，从这个税法的内容看，会从中体会到它的进步性。税法中规定，蒙古族中有马牛羊一百者，可抽一只；每一群羊中抽一只两岁羯羊作为汤羊；每千户须出骡马、马夫和挤奶人，备诸王、那颜聚会时用。用这种制度来进行规范，避免了很多内部矛盾的出现。 另外，窝阔台还命察乃、畏吾儿台二人到验川勒地方，凿井取水，以迁牧民前去居住；并设置仓库，储备金帛器械，应付对外战争的需要。窝阔台所以实施这些措施，原因是成吉思汗艰难创立国家，如今可让百姓安定生活，勿再辛苦。 窝阔台还建立起了驿站制度。规定各千户须自备人和马，每隔5程设1站，人员20名，以供来往使臣使用，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和林至汉地设37站，敦煌至玉门关有驿站相连，可通往西域。同时鼓励商旅到漠北经商，在价格方面给予优惠。1236年初又开始印制货币，供商品流通使用。 窝阔台的一切措施都说明他在向一个封建帝王转换。他要建立一个封建的超级帝国。作为帝国的中心，哈拉和林走向了歷史的舞台。窝阔台选择的这个地点是具有歷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 8世纪的回鹘可汗们在附近的哈喇巴喇哈森建他们的斡耳朵八里，成吉思汗的都城最初就是以同样的名字斡耳朵八里（宫廷之城）为人所知。几乎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公元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 另外，这个超级帝国封建性的表现还在于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窝阔台在位期间，漠北已形成了与畜牧业相分离的独立手工业。手工业者主要是被俘的外族人，他们一般都在被监控状态之下，在工局里制作武器和生活用品。除此，手工业者也从事农业生产，以做到粮食和菜蔬的自给。土拉河、克鲁伦河上游、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以南）等地出现了定居的农业区。定居下来，从事封建的农业生产，让部落的人们开始向封建的农民过渡，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儒学方面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公元1237年，窝阔台採纳耶律楚材的主张，兴办国学，进行开科取士(儒生)。考试后得儒生4 030人，其中有1/4的人原已沦为奴隶，中试后摆脱了被奴役地位。中试的儒生免去赋税，并对优秀者任以官职。窝阔台还接受耶律楚材关于在燕京设编修所的意见，设经籍所，编集出版经史，以此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 窝阔台应该是蒙古帝国歷史上比较幸福的人。他没有他父汗那么多的早年痛苦、仇恨，以及“革命未成身先逝”的遗憾，他比较顺利地继承了汗位，没有像他的后代那样出现更为残酷的兄弟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情形。他令天下人都对他感恩戴德，谈论着他的美名，期待着见到这个了不起的君王。 还有，他的言行表明他绝对是一个豁达大度而内心清晰的智者，一个充分替他人着想的仁者。无疑，他的身份条件和履歷，很少有第二个人能够具备。不过即使具备了，也很难达到他的那种境界。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出有几分老子和庄子的为“道”色彩。 第三章　实现天骄战略遗愿 成吉思汗在攻灭西夏途中病死，未能实现攻灭金朝的宿愿，遂在临终遗嘱中诏示后人，利用宋金世仇的矛盾，借道于宋，迂迴至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联合宋朝，直捣金朝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的灭金方略。
第29页 在木华黎死后，蒙古由于各种原因在抗金方面处于了低潮时期。于是，金国收復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復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河中（蒲州）要塞。金末代皇帝金哀宗又燃起了金国新的希望。这种暂时性恢復的假象，并没有使金哀宗意识到潜在的威胁，这只是他们最后的迴光返照。 然而，蒙古帝国新的希望在歷经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也终于千唿万唤始出来了。公元1229年8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成为蒙古人们心目中的新的领袖。他继位后明确了要完成先父的遗愿，尽快扫平金国。于是，公元1229年底，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次年率军攻金。 金朝急忙调整部署：增加凤翔、京兆(今西安)等州府守城兵力；抽调忠孝马军入关，加强京畿外围突击力量；改陕西西路行省及陕西东路行省为陕西两路行省，置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增强潼关防御。1231年2月，蒙古军攻克金军事要地凤翔。5月，窝阔台回官山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单资北灰腾梁)驻夏，召集诸王将领商议灭金战略。窝阔台採纳拖雷之策，决定分三路进攻。 窝阔台汗统中路军，由碗子城(太行山之隘)南下渡河，由洛阳进攻；斡惕赤斤那颜统左路军，由济南进攻；拖雷此时正统右路军率3万骑兵穿过西南方，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有意穿过宋境，从渭水流域进入汉水上游流域，夺取汉中（南郑，在宋境内），继续沿四川嘉陵江流域前进，在四川洗劫了宝宁地区。然后，回师东北，过汉水中游流域（他于1232年1月横穿过该地），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 同时，窝阔台已经指命他最杰出的战略家、波斯和罗斯战争中的胜利者速不台去围攻南京，南京军民奋力抗战，用震天雷、飞火枪(在枪内注入火药，点火后火焰喷射可达十余步远)等火药武器打击蒙古军。而金哀宗却遣使议和，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最后，金西面元帅崔立杀死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布，献城投降，并将两位王后、两位宗王及500名宗室贵族带至蒙古军营。4月入据南京。 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不要毁掉该城，从此，南京成为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在南京城被陷之前，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最初，他逃至归德（今河南省商丘）避难，后又逃到小城蔡州（汝宁）。 宋朝企图对它的宿敌金国进行报復，借给蒙古人一些步兵帮助蒙古军夺取蔡州。金哀宗见宋助蒙攻金，派皇族完颜阿虎去宋朝和谈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也是为宋也。”对此，宋朝加以拒绝。 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1234年2－3月），金哀宗见蔡州无法守住，便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入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恨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随后便在幽兰轩自缢而死。他的结局和他的帝号一样，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结果。 蔡州的失陷完成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併。从此，蒙古人成了宋王朝的近邻。至此，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完成了他的最后遗愿。他们在政治上以反抗压迫为号召，激发了新兴民族的斗志；在谋略上善于利用金、宋、夏以及金朝内部矛盾，联此击彼，各个击破，尤为突出的是成功地运用了假道于宋、联宋灭金、招降安抚之方略；在战法上长于声东击西，迂迴夹击，突袭歼敌；注重吸收中原先进技术，改进武器装备，增强攻坚能力，故屡战屡胜。而金朝统治者，政治腐败，多方树敌，战法消极，士气不振，终至败亡。 胜利后，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復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这应该是一种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报答。然而，南宋的统治者对这一报酬并没有领会其深层次的含义，并且不满足金所给这部分领地，他们想得到河南全境。 于是，南宋竟愚蠢地对蒙古人首先发起了进攻。最初，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1234年7-8月）。当然，他们的做法激起了蒙古人的不满，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这给了蒙古人更充分发动战争的理由，从而也加快了蒙古人对其进攻的决心。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哈拉和林举行的大会上宣布征服宋朝。此时，南宋统治者的耳畔应该可以迴响起金哀宗最后的“唇亡齿寒”的感慨吧。 第四章　坐收渔利的可汗蒙哥 在窝阔台去世消息的召唤下，各路大军都匆忙从欧洲战场赶回草原。继位问题的争论似乎比西征还要让大家群情激奋。在经过各种势力的一番角逐后，贵由从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位大汗。然而这样费尽心机得来的大汗之位，却只坐了短短的两年，就病死了。看来没有好的身体即使是做了皇帝也是无力消受。从另一个角度说，没准也是做了皇帝更累心的结果。 贵由死后，汗位的继承再次引起纷争。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是蒙古斡亦剌部长之女，在贵族中有较高的地位。贵由死后，暂由她摄政，这又是一个野心勃勃慈禧似的女人。而此时的蒙哥唿声也是极高的，他在先前的多次征战中屡建功勋，又与贵由统兵征服了阿速国。由于蒙哥功勋卓着，不仅消除了窝阔台系对他的猜疑，同时又在蒙古诸王中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为此时的争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30页 在成吉思汗四子中，朮赤和拖雷的后裔宗王为一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宗王为一方，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派系。拔都以王室之长的资格，在阿剌塔黑山邀集诸王选汗。朮赤及拖雷系后王应邀到会。但窝阔台、察合台系的后王以大会应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绝参加。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八剌参加大会。会上，拔都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八剌提出，窝阔台曾指定其孙失烈门为继承人，应选失烈门为汗。 八剌的意见，遭到忽必烈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反对，他们说，脱列哥那立贵由为汗，早已违背窝阔台的遗旨。大将兀良合台、忙哥撒儿也竭力主张推选蒙哥。但是，按着传统的惯例，诸亲王不到，选汗仍不能定议。拔都等议定，派别儿哥等率军与蒙哥一起返回蒙古本土，再邀请各系宗王在鄂嫩河畔重开忽邻勒台，正式选汗。 但是，反对蒙哥的亲王，仍然有很大的力量。除窝阔台系失烈门而外，贵由的两子火者和脑忽都企图继承汗位。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主张汗位应属于窝阔台后人。拔都和唆鲁禾帖尼多次遣使往来商议，不得一致，前后拖延两年之久。公元1251年6月，拔都定议，由唆鲁禾帖尼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源的阔帖兀阿阑之地，正式举行大会，承认阿剌塔黑大会的既成事实，推举蒙哥为大汗。 在西征中蒙哥和拔都结成的友谊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同时，拔都推选蒙哥为大汗也是由他自己的考虑的。既然得不到大汗之位，就选一个能保护自己汗国利益的领袖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再回到蒙哥本人身上，蒙哥让我们更熟知他的原因是因为金庸先生所写的《神鵰侠侣》，在文学作品里蒙哥大汗被杨过击毙在襄阳城下的样子深入人心。但歷史上的蒙哥其实是非常英武的君王，他不喜欢珠宝也不喜欢女人，要说算得上爱好的，只有打猎。蒙哥即位时43岁，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 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復其原来的严厉性。他是一位能干的领袖和严厉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辈们签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据），他是一位头脑冷静、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因此，他完全恢復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政权。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他的种族特徵（他的继承者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加强了行政管理机构，把蒙古帝国建设成为一个正规的大国。 蒙哥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他任命亲信，更改政制，强化汗权。大将忙哥撒儿拥立蒙哥有功，被任命为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景教徒孛鲁欢掌管文书，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儿驻守和林，掌管宫廷、帑藏诸事，阿兰答儿为副。 蒙哥任命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政，并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以牙老瓦赤、布智儿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分别管理当地财赋和民刑公事。 对于他称汗成功的最大恩人——拔都，在他的统治初期，他对拔都的感恩可以说到了一种放纵的程度，这也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权力的分裂。实际上拔都由于这种特权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内实行独立统治。 但拔都的去世又一次使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君主，让他能够重新整合蒙古各个汗国，成为实质上全蒙共推的君王。他首先从各个兀鲁思入手，也就是成吉思汗诸封地上的首领们。这些首领们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免税权，或者是与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国家的税收。蒙哥毫不犹豫的禁止了这些做法。他又依惯例拒收前朝所发付的牌印、诏旨、宣命。对诸王和官府向民间的征敛，也做了若干限制。阿儿浑在波斯，也制定了按贫富征赋税的制度。 第五章　吹响南宋覆灭的哀歌 蒙古骑士的马鞭终于指向了占据半壁中原的汉人政权——南宋。这个被当今人们视作“扶不起的阿斗”的王朝，却在和“上帝之鞭”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最为勇勐和智慧的一面。以至于在蒙古帝国众多的对手中，南宋成了最难战胜的“巨人”。可能在金看来，南宋就是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根本就不堪一击。甚至南宋自己还在不断“帮助”着金国夺取自己的政权。 他们斩自己的抗金名将，不断的称臣纳贡，就连皇帝也不断的逃跑，成为“海上朝廷”的常客……这些在与蒙古帝国抵抗的40多年中却奇蹟般的消失了。虽然南宋在这个时期内有“蟋蟀宰相”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当权，但在蒙古数十万大军日夜进犯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了少有的抵抗能力，让蒙古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从窝阔台于公元1235年竖起出征南宋大旗的那一刻，蒙宋的战争就持续开始了。公元1235年，窝阔台对南宋防御部署，採取削弱南宋实力、迫其臣服的方略，并以南宋背约为藉口，分兵两路，大举犯宋。东路主攻襄樊、江淮，西路主攻四川。 人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刚一开始，蒙古军就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军事进展缓慢，这就预示着蒙古军在征战南宋的道路上是不会一帆风顺的。直到战事的第二年才有所突破，东、西两路军分别攻占了阳平关和襄阳这两处战略要地，抵抗的宋军有些招架不住，蒙古军开始在湖北沿江集结，准备横渡长江。
第31页 宋廷则受到极大震动，派大将孟珙救援。孟珙很快连破蒙古24寨，大败蒙古军队，取得江陵大捷，粉碎了蒙古军南渡的企图，从而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孟珙似乎是岳飞抗金似的人物，他在对蒙古人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多次被史书所记载。 此后几年，宋军在孟珙率领下与蒙古军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双方互有输赢，难分高下。至1239年，大将杜杲在庐州（今合肥）大败蒙古东路军主力，蒙古东路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宋境。而孟珙则进入反攻，连败蒙古军队，收復襄樊诸郡和信阳，基本解除了蒙古大军在东路对南宋的威胁。 同年，主攻四川的蒙古军队势如破竹，进逼三峡。孟珙再次率部迎敌，至1240年初，大败西路蒙古军，取得大垭寨大捷，并收復夔州，两路围攻南宋的蒙古军队全面受挫。公元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突然病死，西路蒙古军队从四川撤离北归，长达6年的蒙宋战争，以蒙古的失败而告终，这也是蒙古征服史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在第一次蒙宋之战中表现异常出色的抗蒙名将孟珙、杜杲在战争结束后相继病逝，这就如同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样，在飘摇不堪的大厦中又装了一枚重磅炸弹。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蒙古放弃一统中原的信心，因为他们从来就认为征服南宋是早晚的事。只是第一次仓促盲目了些，轻敌也不能不说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所以蒙古经过周密计划决定于公元1258年发动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大军共分三路，中路军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南下四川、直扑重庆，南路军从云南出发，经广西，直扑长沙，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直扑鄂州（今武汉），三路军计划在鄂州会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这次的排兵布阵及出击路线，是冲着一举灭亡南宋的目的执行的。 窝阔台去世后，他的继承者贵由也是一个短命的大汗，所以这次进攻都是一批较出色的蒙古领袖，由蒙哥大汗领导的。蒙哥率领的中路军是三路军的主力，开始的时候进展非常顺利，一举攻克了成都，此后宋军节节败退，四川大部失守，蒙军顺嘉陵江南下，妄图攻占重庆。合州位于重庆北边门户，抗蒙名将孟珙曾在这里经营过，并在合州旁的钓鱼山修筑堡垒以加强合州的防御能力。 孟珙死后，其部将王坚也不敢怠慢，一直在加强防守，因此，当1259年蒙哥率领的蒙古军来到合州后，马上就遇上了挫折，此后，双方在合州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相持了几个月，蒙古军一直不能前进半步。 下面来说说王坚这个人，或许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在歷史上，王坚的确是默默无闻，但是请尽量记住他，因为歷史上的蒙哥大汗正是毙命在他所守护的钓鱼城下。当时的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像金庸先生在小说《神鵰侠侣》中描写的杨过抛起一块石头，旋转身体腾空而起，优雅的一磕，石头透过了数十个蒙古兵的身体，击中蒙哥。 而是，心情焦急的蒙哥亲自率兵攻城，守将王坚果断下令开炮，把蒙哥打成了重伤，这个场景又非常类似于后来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被轰死的情景。王坚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在蒙哥身受重伤后，王坚从山上的天池内钓起一条30余斤的大鱼，做成鲜鱼面饼，并附上一封书信投到蒙古御营，上书:“英雄的蒙兀儿！请你尝尝我们的鲜鱼面饼吧！如果您愿意，我们再战十年，如何？” 此举目的简直就是直取蒙哥的性命，蒙哥看完信，从病床上负痛而起，对侍从说:“如果攻下城池，杀尽全城军民，为我雪恨！”言罢便气绝身亡。蒙哥不仅是一路军的主将，更是全蒙古的领袖，他的战死对中路军来说撤退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对于整个三路军的灭宋计划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以说这次灭宋的计划因此事而宣告失败了。 第六章　曲终人散 一统中华 大汗去世再次影响了整个蒙古军攻宋的战局。此时忽必烈率领的北路军在鄂州城下久攻不克，大汗死亡的消息其实是罪魁祸首，忽必烈的心早已飞回了大漠。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大汗的位置更重要了。前面所说的南宋奸臣贾似道此时出场了，他和所有歷史上的奸臣一样，在战士士气正高的情况下，背着手走了出来。 但这次又与歷史上的无数次有所不同，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奸臣并没有请示朝廷，而是直接前来议和。其实，就算请示朝廷，当时懦弱的南宋皇帝也是会欣然接受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议和已是轻车熟路了。这时的议和正中忽必烈下怀，是忽必烈求之不得的，于是双方很快签订议和协议。 之后，忽必烈便率蒙古军撤退争夺汗位去了。到1260年，所有入侵南宋的蒙古军全部撤退，第二次蒙宋战争以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三路大军无功而返告终，但贾似道私自与忽必烈议和，再次为以后埋下了祸根。 关于那个奸臣贾似道，再次认识他的本质，对了解宋的灭亡是有帮助的。奸臣贾似道本是市井的地痞无赖，凭藉外戚身份，竟位极人臣，专横跋扈。在鄂州前线，本来忽必烈急于回蒙古争汗位，南宋是掌握主动权的，而贾似道竟私自与忽必烈签订对南宋极其不利的和约。贾似道更无耻的是在议和后隐瞒乞和真相，谎报战功，昏庸的皇帝擢升贾似道为右丞相。
第32页 贾似道此人外强中干，表面嚣张，内心非常惧怕蒙古人。他唯恐阴谋败露，于是极力打击陷害作战有功将领，一批抗蒙将领被他冤死在狱中。宋度宗赵祺继位后，贾似道更加专权，军政愈加腐败，民力益竭，将士离心，战备松弛。 贾似道又大肆提拔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心腹，用这些庸才来代替被害忠良的位置，从而完成了对南宋军政各界一次致命的大换血。此时，趁蒙古内乱和贾似道营造的“太平气氛”，秉性难移的杭州君臣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岂料大难即将来临，南宋之亡，始于贾似道。 忽必烈继汗位、平定内乱后，即着手整顿军队，督造战船，组训水军，进行灭宋准备。并制定了先取襄阳、樊城，实施中间突破，浮汉入江，直趋临安的方略。公元1268年，蒙古以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阳、樊城，襄樊保卫战拉开序幕。襄樊的城池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坚固的，至少在兵源和粮草的供应上是不成问题的。这与抗蒙名将孟珙的多年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所以襄阳成为了蒙古军进攻的重点，但是他们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攻破城池。 此后，襄阳宋军与外围的宋军取得联繫，双方约好共同夹击蒙古军。但在关键时刻南宋出了叛徒向蒙古兵投降，出卖了这条计划，致使襄阳宋军遭到蒙古军埋伏，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反攻，至此，襄阳保卫战对蒙古已是极为有利。随后，在公元1273年蒙古军水陆双重对襄樊进行夹攻，并配以威力较大的回回炮，攻破襄阳城。守将吕文焕向蒙古军投降并献出了襄阳城。南宋的门户从此被彻底打开。 早在襄阳城破之前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就去掉汗称改称皇帝，并且改国号为大元。之后公元1274年忽必烈强令徵兵10万，增加攻宋兵力，决定乘胜直捣南宋腹地。他命驻蜀元军进攻各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淮西行枢密院使合丹、刘整攻淮西，淮东都元帅博罗欢等攻淮东，牵制两淮宋军；以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等率领主力，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趋临安。 忽必烈告诫伯颜勿妄杀，此时，忽必烈已经完全以一个封建帝王的身份进行怀柔天下了。“得人心，治天下”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到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而南宋各地官僚将领只求自保，勤王之师甚少。最终，谢太后带领小皇帝宋恭宗投降，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气数已尽。 虽然恭宗投降，都城临安被攻破，但南宋余部还一直坚持抵抗。大将李庭芝坚守扬州；同时，陆秀夫、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端宗为帝，着名爱国将领文天祥则在江西一带发展反元势力。他的部队像他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宁可战死，也不屈服。在这样豪情满志的精神激励下，文天祥控制了不少城池。 李庭芝坚守扬州，虽遭元军重重围困，但仍坚持不降。在突围去与福州陆秀夫会师途中，被元军打败于泰州。李庭芝和文天祥一样有着一颗宁死不屈的赤胆忠心，最终惨遭元军杀害。而文天祥此时在江西实力的壮大也引起了元朝的重视，于是，元军主力南下江西。文天祥因寡不敌众，只得退守广东。后在广东潮阳被南宋叛将张弘范出卖，又是一个被叛徒出卖的可耻行为。虽然元朝百般诱惑和威逼，文天祥至死不降，一代气节大夫文天祥吟诵着他的《正气歌》以身殉国。 在福州的南宋小朝廷，后来不断南迁，途中小皇帝端宗去世，陆秀夫又立其同父异母的兄弟为帝，并且率领南宋小朝廷一直坚持在广东沿海抗元。公元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 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另有一些逃往今天的越南，意图东山再起，但终因没有形成有力的反击而无所作为。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并且结束了唐末以来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忽必烈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第七章　“美髯宏声”耶律楚材 一个非蒙古族人能得到蒙古大汗的重用，并且影响着全帝国制度和立法的建立与制定，这在200多年的超级帝国统治中也只有耶律楚材一人可以担当。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採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 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薰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 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父亲感到金的大势已去，取《左传》中“虽楚之才，晋实用之”之典，给他取名耶律楚材。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是浸入血脉。
第33页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所以受佛法的影响也是很深的。着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皈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 耶律楚材自己曾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并且是在儒学指导下的华夷一统。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今北京市)，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耶律楚材以长鬍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成吉思汗叫他“吾图撒合里”。“吾图撒合里”就是蒙古族长鬍子的意思。 在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耶律楚材特别受到他的宠爱，因为耶律楚材会星象占卜，预言常常应验，所以成吉思汗对他更加器重。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他重用耶律楚材，使耶律楚材在改变蒙古帝国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耶律楚材把帝国向着他理想中的儒家方式来引导。 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原之时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种状况也是被身受礼教君臣思想教育的耶律楚材打破的。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在选举大会上，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蒙古国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这其实就是元朝汉化的开始，只是后来他们的汉化较清王朝迟滞了许多。 耶律楚材在自身做人方面更是堪称千古的楷模。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便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兇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了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 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耶律楚材还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追述随军生活的《西游录》，记载了我国新疆和中亚、西亚的见闻，是研究歷史地理的重要着作。他的诗文集《湛然居士集》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耶律楚材的出现可以说是蒙古帝国乃至后来的大元王朝的一件幸事，他把蒙古人的统治引向了正轨。蒙古铁骑虽然在军事上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 但这其中的遗憾也令耶律楚材惋惜不已，他在有生之年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 但是耶律楚材的倡导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矣。耶律楚材不愧为“治天下匠”，为大元帝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章　所谓蒙系的“四大汗国” 四大汗国在研究蒙古和元代歷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有的歷史学家和学者都绕不过对由四大汗国所组成的超级帝国的研究。他们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实际上又各自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四大汗国是蒙古统治者逐次在西征胜利中扩张领土的结果。四大汗国的出现，是蒙古族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蒙古西征后，在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四大汗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在血统上均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彼此血脉相连，因而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与元朝驿路相通。
第34页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四大汗国都併入了中国的版图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这将是一个怎样庞大的国家。之所以说四大汗国所出蒙系，就是因为这四大汗国当时的建立及真正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分而论述就会比较清晰直观的认识它们的本质了。 钦察汗国 四大汗国中的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最为辽阔，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由于拔都的大帐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钦察汗国也被称作“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 在汗国内，拔都的13个兄弟及其后裔各有世袭封地，拥有军队。拔都的兄长斡儿答及其后裔据有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白帐汗国。贵由汗去世后，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位，打击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势力，乘机占有河中地区。汗国内居民成分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因此他们逐渐突厥化。 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位时(1257-1266年)，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别儿哥因同伊儿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无力东顾，于是河中地区被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占领，别儿哥便支持窝阔台之孙海都对阿鲁忽作战，帮助海都崛起。 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继位(1266-1282年)，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元朝，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直到1282年脱脱蒙哥继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 1302年，钦察汗国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八儿，笃哇、察八儿战败，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月即伯继位钦察汗(1313-1341年)，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 月即伯在位时，汗国达到极盛时期。迁都到别儿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与伊儿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部分蒙古牧民也伊斯兰化。14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15世纪20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公元1480年为莫斯科公国击溃，灭亡。 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初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路及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初建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察合台系后王笃哇与窝阔台系后王海都联合,屡与元朝皇帝军队争战，终世祖一朝未断。至公元1303年始与海都子罕八儿归服。 1306年，笃哇败察八儿，尽收海都生前所占察合台封地。1310年笃哇子怯伯再破察八儿，兼併窝阔台封地。后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復分裂为若干小国，汗权旁落。14世纪中叶，秃鲁帖木儿即位后，削夺藩镇权柄，汗权一度有所恢復。1362年合不勒汗即位后,诸藩王日益跋扈,汗空有其名。1370年(明洪武三年)，为帖木儿帝国所灭。东部察合台后王的统治维持到16世纪。 窝阔台汗国 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领有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1229年窝阔台继帝位后,将封地赐给其子贵由。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以窝阔台系诸后王屡与作难，将封地分割，分授诸王，以去其势。窝阔台子合丹领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灭里领额尔齐斯河之地，窝阔台孙脱脱占领叶密立，海都占领海押立(今伊犁西)。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海都自以太宗嫡孙不得立，先后联合阿里不哥、乃颜、笃哇争夺帝位。1301年(大德五年)兵败，汗国势衰。1310年(至大三年)，海都子察八儿为察合台系后王怯伯所败，封地併入察合台汗国。 伊儿汗国 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统帅旭烈兀，他与元朝统治者同为拖雷后裔，关系也较其他汗国更为密切。其疆域东起今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是沟通亚欧两洲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之一。元朝曾经与伊儿汗国双方互派官员、工匠，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很频繁。阿八哈汗时(1265-1282年)相继败西利亚(今叙利亚)，战埃及王,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合贊汗时(1295-1304年)，进行一系列改革，清除积弊，制定税率，整治驿站，鼓励农桑，统一货币及度量衡，加强法制，提倡文治，是汗国最盛时期，农牧商业均得到发展，岁入增加。同时合贊汗为争取当地领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废除“大汗”称号而改称苏丹，加速了当地蒙古人的伊斯兰化进程。 公元1317年，年仅12岁的不赛因即位后，由于权臣出班专政，二丞相不合，内乱迭起，并遭到钦察汗月即别的进攻，国势渐衰。公元1334年不赛因死后，诸王争立，汗国陷于分裂，国势益衰。公元1388年为帖木儿帝国所灭。 第五部分 天可汗旗下的世界第一强国 天可汗旗下的世界第一强国 干荷叶·失题 刘秉中 南高峰，北高峰，惨澹烟霞洞。
第35页 宋高宗，一场空。 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 第一章　忽必烈的再创辉煌 忽必烈被看作是元朝真正的开始，他把游牧的蒙古帝国带向了正统的封建王朝。在元太祖的称谓下，忽必烈在中国歷史上是具有相当分量的君王。 忽必烈为藩王时，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公元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他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 公元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復吏治，恢復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蒙哥即汗位后，遣忽必烈开拓南部汉地，令旭烈兀远征西域，以阿里不哥留守和林看管蒙古本土，自己则亲率大军伐宋。不料蒙哥汗于1259年在合州城下阵亡，大汗蒙哥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 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按规矩，大汗之确定须由大会推举，由于阿里不哥在和林颇受诸王公之拥护，所以忽必烈就想抢在他之前行动。他率军从武昌北上，在上都府（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建大本营。 公元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党羽，即他的军队，拥立为大汗，建年号为中统，并诏告内外。按成吉思汗的法律，这次仓促的选举是非正式的。按传统，大会应该在蒙古召开，会前应召集成吉思汗的四个兀鲁思的代表们出席。与此同时阿里不哥则在和林召集大会，亦称大汗，于是兄弟拔刀相向，内战长达4年之久。 关键的胜利一仗是忽必烈的副将们为他取得的，他们在甘州东部（甘肃境内）打败了阿里不哥军，这次胜利巩固了忽必烈在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原的所有权。同时，忽必烈把他的优势向蒙古推进，他于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叶尼塞河上游撤退。接着忽必烈错误地设想战争已经结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军队后，回到中原。 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捲土重来，驱逐了这支驻军，并进军迎战忽必烈。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的有窝阔台家族的首领、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的统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鲁忽，阿里不哥曾帮助阿鲁忽从其堂兄妻、兀鲁忽乃手中夺得察合台兀鲁思。 由于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势力与忽必烈的势力相匹敌，直到将近1262年年底，阿鲁忽背弃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变了形势。最后在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宽恕了他，但是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公元1271年，时机终于成熟。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和蒙古本土合併成一个帝国，国号“大元”，为《易经》“大哉干元”之意，蒙古国从此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变为中华帝国正统王朝的一个朝代。元世祖建立帝国后成为蒙古汗国唯一的宗主，建都北京，北京成为远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世界之都。 忽必烈以前辈们的赫赫战绩为荣，并鉴其经验与教训，最终完成中国空前大统一的丰功伟业，成为中国歷史上一位享有盛名的开明君主。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古一代伟人。但在人们的脑海中，成吉思汗几乎成了蒙古征服者的代名词。提起忽必烈，人们又马上会联想到元朝的大一统帝国。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着称天下。 元朝的建立是蒙古帝国各方面制度朝向汉化的重要步骤。元朝初年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与忽必烈年轻时重视人才、听取汉人的意见有很大的关系。元朝在这样开明君主创建下可谓是开了一个好头。 马可·波罗对忽必烈也是敬仰有加。他是这样描述忽必烈的：忽必烈中等身材，四肢匀称，面目清秀，眼睛乌黑，显得精明强干。他英勇善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即位前是一位战功卓着的军事统帅。继位后，他是有史以来臣民最多、疆域最广、收入最丰、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第二章　国定大都 凿京通运河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定燕京为“中都”，忽必烈採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朝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这其中包含了地理条件，内部夺权争斗，长远规划等一些因素。 当时，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这样在程序上就违背了合法性，所以导致很多贵族不拥护他；另外，忽必烈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这就避免不了触犯一些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所以，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另外，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也是重要的军事及供给要地。
第36页 当时可以有两套方案，一种是在原来金都所在旧址上重建，另一种是重新选址进行重建。在忽必烈的敦促下，刘秉忠仔细对金都的旧址进行了勘查，最后，他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 同时，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另外，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当时着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并且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去规划。 元大都建设的思想理念，刘秉忠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这就像现在要举办或者策划一个活动一样都得有一个理念及主题。那时的城市设计就已经把这个概念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去了。 公元1267年元大都的建设开始动工，歷时20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像，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笔直而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有约40万。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万人。元大都从城市建筑规模之雄伟恢宏、建筑工艺之精美壮丽、商业贸易之繁华发达以及东西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彩，都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些欧洲旅行家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有的还写下了游记。着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用了许多篇幅和形容词赞嘆大都之繁华。如“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位义大利传教士约翰阿拉的《大可汗国记》中，也认为大都的“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难怪当时的西方人读到这些游记后，会对中国和大都惊羡不已，以至掀起了寻找东方航路的热潮。 大都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全城的中心钟鼓楼一带。这里西濒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海子，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沿岸歌台、酒楼遍布。钟楼的附近有米市、面市、缎子市、毛皮市等，而西城羊角市一带还有羊市、马牛市、骆驼市。甚至附近还有专门贩卖驱奴的人市。中都旧址虽日趋冷落，然道观寺庙却仍然香火盛行。每年正月十九京城的居民纷纷来白云观游玩，称之为“燕九节”或“安邱节”，届时人流拥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元朝的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採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朝的大运河总长3000余里，和今天的大运河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37页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发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国歷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元代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更为突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管理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着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新兴民族——回族。 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这种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例如他们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採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他主持的大都兴建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 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 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军南下，军旅中多有“回纥、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军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对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 这最明显的要数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8种汉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这其中被汉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从歷史角度地看，起于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夺取统治权及其统治的前期，打断中原文化，即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朝最终成为继续华夏“正统”的一环，其发展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勐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这种汉化首先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重视，才能更快的转化为行动。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统治区的江南文化，而且，他还广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因子。 同时，其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中原与江南文化的大迁移，先是在金朝统治区里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大都文化圈，在灭宋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它又对江南进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典籍文化及精英知识分子北上。这些行为，对江南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文化的迁移，更增加了大都文化圈里汉文化因素的分量，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 这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薰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着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第38页 第四章　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 元朝的全方位大融合也造就了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思想文化上，元朝的统治者与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他们积极吸取、接受汉族文化传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治海内”，并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为正统思想，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也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朝廷还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还亲自带头学习经史，表示对于儒学的重视。并下令翻译儒家着作，还请名儒学大师讲授汉文经典，要求皇室成员、群臣百官都必须习读儒经。 在朝廷中，统治者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赵復、许衡、姚枢等一批汉族或少数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职。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之下，使儒家学说在元代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程朱理学的地位被统治者得到确认的同时，儒学声势的显赫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韵律。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也知道其有着不同的效用。元仁宗常常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宽容。 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复合体和交叉体，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元朝廷对各门宗教採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加以优待和提倡，唯独禁止白莲教和弥勒教，因为这两种宗教在民间秘密流传，已成为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之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另外，景教和明教（摩尼教）等也都可以自由传播。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特别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形成的一个教派，最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重。吐蕃（今西藏）地区，在贵由为蒙古大汗时，已通过吐蕃的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向蒙古纳降，接受蒙古对吐蕃的统治。 后来蒙哥继任大汗，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国，途中驻军于六盘山（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法王八思巴（萨斯迦班智达之侄），又来这里会见忽必烈。今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保存着八思巴朝见忽必烈的壁画，形象地记录了这一歷史事件。 忽必烈即位后，乃封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命他制定蒙古新字，下诏颁行天下，俗称八思巴字。此后，元朝皇帝和后妃们都以喇嘛为帝师，由其传授佛戒。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北京居庸关的云台寺和北京市区内的白塔寺都是元朝着名的佛教建筑。 道教也是元朝十分推崇的一门宗教。因为它也是有着大汗钦点的歷史。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召见全真教主丘处机，问以长生之术，唿之为“丘神仙”，封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命其总领道教。丘处机随从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着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另外，《雪山应聘图》绘的也是丘处机偕弟子尹志平等18人，受成吉思汗之召，前往西域，在雪山之下，阿姆河畔营帐里应聘的情景。 道教在元代分为几派。江南有正一教，也称天师道。天师世居江西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这是传统的旧派。在北方有3个新兴的派别，即全真教（王喆所创）、大道教（刘德仁所创）、太一教（萧抱珍所创）。其中以全真教势力最盛，广泛流行于北方。忽必烈统一江南后，又宣召正一教天师至京城，命其世代管领江南道教。道教徒在元代被称为“先生”，一般是种田的不纳田税，做买卖的不纳商税。全真教在北京的总坛是位于京西的白云观。 基督教自欧洲传入，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在公元1293年间，义大利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颇兴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大批来到中国，散处各地，被称为“回回”。他们的传教士称为答失蛮（波斯语音译，意为学者）。当时，也有一些汉人和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 第五章　民族意识与汉化迟滞 说到民族意识和汉化迟滞，元朝在这两方面可以看作是连带关系和因果关系。说得更严重一点这两方面也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当时元朝建立后，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因为，所有的外患几乎都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平了。只是在元朝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
第39页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强大盛世的元朝，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这就说明问题出现在元朝内部，是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关于内部治理的状况，很多朝代内部出现问题时，我们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元朝的歷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所以我们探究出了过分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迟滞。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异未能更协调的发展与磨合。 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所以，在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就要困难些。这就是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採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採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歷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歷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是迟滞的，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时期。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的协调与吸收，就註定了他们与整个歷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被歷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杰作”：神风的魔力 强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陆上几乎横扫之后，他们的领袖忽必烈又把铁蹄踏向了大洋的对岸——日本。这时，与大元王朝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日本独立于大元王朝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5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
第40页 关于忽必烈的两次出征日本，日本国内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进攻日本时还曾经遭到了以“神风”命名的特攻队的死亡攻击，可见神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不是“神风”的力量让日本两次逃离了死亡边缘呢？先看看战争的经过再加以分析吧。 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此时的日军处于不利的形势，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200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当颱风乍起之时，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颱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颱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似乎又找回了当年惩罚花剌子模的气势。 忽必烈于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忻都等率蒙古、高丽及汉军4万人，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 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 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 两个月之后，即8月15至16日，一场巨大的颱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颱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颱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唿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公元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公元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忽必烈才不得不于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 表面上看，这两次西征的失败都是与日本人所敬仰的“神风”有关，而且，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颱风的记载，然而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努力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入鱼腹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国德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板材在造船时曾反覆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从当时另一个细节也可以推断出，船只质量的不过关。忽必烈由于想要迅速征战，所以让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要的船只。在忽必烈强压之下，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实属难事。结果，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41页 第七章　不仅跨稳战马更要握紧锄头 马背上的民族是对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形容。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马背上可以解决的。在大汗带领蒙古军横扫天下的时候，马背政策是蒙古军制胜的法宝。然而当硝烟渐渐散去，马儿渐渐放慢脚步，需要考虑的就应该是下马之后的事情了。那只有锄头才是治国安天下的硬道理。在消灭了金国之后，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拿起了锄头，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復。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元朝首先加强的就是要对荒地的开垦，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着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闢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緻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元代江南一带被推广的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徵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徵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壠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壠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彙编歷代农学着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着《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着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着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歷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蹟。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第42页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唿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着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远赴欧洲。 海上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着《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 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嘆，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繫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歷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说得更前卫一些，元朝在对外的世界贸易政策上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第九章　纸币兴衰沉浮的背后 时间回到公元1275-1291年，义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歷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唿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82年，在维修唿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籤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第43页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歷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管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復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的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如果此条法令放在现在，那制造假币的冒险者们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覆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元朝初期，也就是忽必烈皇帝时期纸币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因此，马可·波罗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这说明当时聚集在中国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在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顺帝年间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誜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 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最后发展到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以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钞的兴衰不仅预示着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同时对世界贸易及金融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时的马可·波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为西方人所首次见到，印象十分深刻。此外，根据元朝规定，外国商人所带来的金银、珠宝、皮革等贵重货物，必须卖给官府，先换成纸币然后再用纸币购买所需物品。这样，就把对外贸易纳入纸币流通范围，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要与纸币打交道，印度、日本、波斯等国陆续仿照元朝，也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第十章　汉唐均不是世界第一强国 汉唐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文化盛世在中国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一笔。汉赋、唐诗这两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物，映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欣欣向荣。汉武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年代更是无不印照着汉唐的强盛之势。虽然汉唐为中华文明创造了无价的宝贵财富，但单从军事力量和对世界整体影响力这一方面来说，它还是要逊色于他们后代的大元王朝。 汉朝虽然强盛，但在西方，还有一只雄狮——罗马帝国；唐朝的繁荣是空前的，不过，在唐的西部，还存在一个阿拉伯帝国，正是这个帝国，公元751年，在中亚打败了大唐的军队，控制了中亚大部分地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歷史上只有元朝在当时的歷史时期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强国。
第44页 这种强大首先就表现在其军事力量上的突出。在汉代虽然朝中不缺乏中国歷史上的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被尊为战神式的人物，但纵观汉代歷史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匈奴的不断侵扰，以上说的这些将领也都是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但好像在对付匈奴的问题上，汉朝始终不是像男人那样战斗到底，往往在作战中伴随着不断的妥协与和亲。这在强大的元军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汉王朝的特性要求他们不可能如当时匈奴一样可以背水一战，所以他们往往是击退匈奴便鸣金收兵，以求得一方的安宁。可这种主导思想却使得匈奴一直成为其耳边的噩梦，汉代并没有蒙古军队向外扩张和征服的雄心，如果是那样的话，汉代同样进行西征，他将与当时世界上另一个着名帝国相遇，那样的结局就更是无法预测的了。 当时在西方，与汉代处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表现出的强盛是要超过汉王朝的，罗马帝国对后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罗马帝国的大国思维要远远超过汉王朝，他们有着和蒙古军同样不断扩张的思维，这种涌动激进似的扩张思维直到公元1世纪才慢慢恢復平静。在此后的200年罗马帝国度过了所谓的“和平时期”。但之后，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帝国也开始走向衰落。 他的分裂，形成了当今欧洲的基本格局。这个分裂与大元王朝的最后分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帝国首先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拥有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这个国家后来又叫做拜占庭帝国，它一直存在到公元1453年。 西罗马帝国的领土比东罗马帝国要大一些，包括现在的义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大不列颠、奥地利、匈牙利、地中海的整个西部，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西亚、利比亚的北部，首都仍设在罗马。 被我们称为“盛唐”的大唐王朝在军事的气魄上也是显得力不从心的，从他的创立开始，虽说也是“以武夺权”，但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在不断的内战和叛乱中建立起政权的，没有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那样突入陌生领地，进行没有解释的征服。在唐中期叛乱就不断出现，以至皇帝被赶出家门，贵妃被迫上吊自杀，大唐的尊严一扫而光。 所以从军事力量上来说，大元王朝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强国”。关于大元王朝的军事力量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歷史》一书中说：“元太祖铁木真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得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他的指挥艺术。他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汉唐元的另一个可比之处就是，他们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都与西方世界有着不解之缘。汉代的西域情结在沟通的基础上似乎更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张骞六次出使西域，其中的坎坷经歷也许就是汉代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真实写照，无论怎么说，他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沟通之门，丝绸之路出现在了歷史的舞台上。如果说汉代的西方之行多少带有些悲情色彩的话，那么大唐盛世时的中西交流就可以说成是互动。 唐代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频繁而繁荣的。然而这种繁荣更多的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当时唐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盛世之景令人嚮往不已。全盛时期，唐代甚至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无条件的提供给来华的外国人一切吃住。以显示自己东方大国的财力和气度，这其实是一种大国心态在起作用，没有把交流当成一种正常的学习过程。 元代的交流则给人一种更加洒脱，更加实惠的感觉。首先他们是抱着必须交流的态度来进行的，这一点从西征花剌子模就可以映射出。元代甚至表现出一些强迫似通商交流的意味。但元代的这种交流却在东西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闢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大元王朝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正由于大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于是将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繫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1 383处，拥有驿马44 301匹，驿车3 937辆，驿船5 921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
第45页 当时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歷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復兴。 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大元王朝不仅为世界的畅通开闢了一条最为宽广的道路，同时它也从西方世界不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慷慨的“送去”和大方的“拿来”。大元王朝从西方带回了大批各行业的工匠，同时在自然科学、医药等领域上还不断引进了大量的书籍来借鑑和完善，使元代在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薰染，但他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可谓世界第一强国非大元王朝莫属。 第六部分 各路大家共聚大元盛世 各路大家共聚大元盛世 朝天子·志感 无名氏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 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蹇，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第一章　大汗钦定的学院领袖许衡 在中国思想史的画卷里，元代思想是色彩最为浅淡的一页。这主要是因为元代存在的时间较短，仅有百年的时光。元代的政治、经济经常又是在不同于有丰富积累的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使得元代思想没有精力和资源去创造出更多的灿烂，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其统治者都是处于思想补课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留给学者们创造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元代还是涌现了能反映自己这一时代特色的学者和思想家。 许衡，作为元代思想传播和创造的先贤，它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被伟大君主忽必烈任命为帝国的学院领袖，作为最主要的学者在朝廷之上受到了尊重。许衡审慎而细緻地向蒙古人介绍朱熹的学说。为了将蒙古贵族的子孙教育成为儒家经典合格的师资，他承担了个人责任。 许衡在医药、法律事务、军事、算学、天文以及水利方面的博学多能，使得他能够对元朝征服者发挥一位指导者的作用。他为元朝官僚体制儒家化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调。事实上，正是元朝首次正式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朱熹的学说能够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得以流行，这要归功于许衡。 许衡自幼受章句之学。许衡在青年时期，曾应试元朝的选士，并中选，占籍为儒（在元代，“九儒十丐”，“儒”是仅高于奴隶的与乞丐同列的平民身份）。许衡34岁时，接触到了《伊川易传》﹑朱熹的《四书集注》，于是他倾心研读，视为“进德之基”，完成了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他之所以崇信程朱理学，为的是使由尧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统不被中断，并以此来影响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成为对理学、儒学有独特体悟和见地的、声誉遐迩的一代名儒。 能够实现他这一愿望的时间就是忽必烈对他的赏识。许衡生平第二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中年(45岁)以后一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器重。忽必烈主政秦陕时，闻许衡之名，就徵召委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帝位后，又召他入京担任顾问，授为国子祭酒、中书左丞。虽然这些眷顾与权位并非一定是许衡的衷心所求，但他毕竟获得了一个可展示其作为儒家学者思想和才华的舞台。 他在“学院领袖”的位置上向元世祖提出了着名的《时务五事》谏言。他对忽必烈详细讲了朱熹的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为许衡採用了“践履”的传道途径，所以其哲学思想在元初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他与刘秉忠、张文谦等议定元朝官制、朝仪，与王恂、郭守敬等制订元朝新历(《授时历》)。以儒学六艺教习蒙古弟子。 在这些实际活动中，许衡也展现了作为生活在不同于汉文化传统的元代社会环境下的一位儒家思想家的独特的方面，他张扬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念和歷史经验。他承传理学主流而未辨识其分歧，并开启理学向实学的转向。 许衡在哲学上，称世界本原是“独立”的“道”。认为“道”生“太极”，“太极”函“一气”，“气”具阴阳，由此化生天地万物，而其中又以人为灵贵。他又称太极是理﹑天理，说“有是理而后有是物”“无理则无形”，认为形而上之理是世界根源。
第46页 他在论到天地万物时，认为“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万物皆有刚柔﹑动静﹑内外诸矛盾。每一矛盾双方都相济相胜，“天下事，常是两件相胜负，从古至今如此。”但他认为，矛盾发展最终“以静为主”，止于无对﹑静止的状态﹐又表现了形上学的思想倾向。 在心性问题上，许衡认为人禀赋天理即天命之性。人性本善，是本然之性。但人禀气有清浊之不同，故又有气质之性。通过静时“存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能使“气服于理”，復见天理。他还提出心与天同的天人合一论，强调“反身而诚”“尊德性”等自省自思的认识和修养方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 在《元史·许衡传》中曾有过对许衡这样的记述：许衡与众人外出，天热口渴，道旁有棵梨树，大家争相摘梨吃，唯独许衡强忍口渴，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不吃梨，他说，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又有人说，兵荒马乱之时，这梨树是没有主人的，摘吃无妨。许衡正色道：梨无主，我心有主！终于没有吃梨。 后人论及许衡，歷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他迂腐古板，不知变通，傻冒儿一个，活该挨渴；一是认为他能自觉抵制诱惑，不随波逐流，可敬可佩，理当效法。后一种说法当然是事物的主流，而且许衡的“‘我心有主’论”，不仅可以名垂史册，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章　“学究天人”郭守敬 郭守敬于公元1231年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浓郁的书香世家。祖父郭荣是当时的着名学者，精通数学、水利。郭守敬从小沉静好思，学习十分专心，颇爱钻研，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特别爱好天文学。他跟着祖父一面读书，一面观察自然现象，学得不少实际知识。并且在邢台西紫金山跟刘秉忠上学时，曾创造过一些天文仪器的模型。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15岁的郭守敬偶然得到一份《石本莲花漏图》，立刻被它迷住了。这“莲花漏”，原是北宋的一种计时器，由几个漏壶配合组成，结构特别复杂，因而计时也比以前的漏壶精确得多。遗憾的是，到元代时，莲花漏已然失传，不少着名机械学家对着图纸冥思苦索多年，仍然琢磨不出个道道。而郭守敬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摸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并照着图纸成功地复制了一个莲花漏。 元朝初年，20多岁的郭守敬就勇敢地承担了邢台五里的流通淤塞河道修建石桥的任务。全部工程用了45天就胜利地完成了，当地人民都很佩服他。郭守敬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符合了元朝统一中国后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统三年（1262年），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习知水利，巧思绝人”。 在与忽必烈见面时，郭守敬不卑不亢，侃侃而谈，面陈了自己关于兴修水利的6条建议。他每说一条，忽必烈都要赞嘆一声，最后，这位君王感慨万端地说道：“天下管事的人要都像这样，哪会有不劳而食者？”立即任命郭守敬为管理水利的提举诸路河渠。看来忽必烈是从心里喜爱和佩服这位学者型知识分子。 此后，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水利专家身体力行，排除万难，先后完成了20多项农田灌溉、河道航运等工程，件件设计科学合理，收效显着，深得后人称道。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元大都（今北京）通惠河工程的修復。 当时，元大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需要从江南运往京城。为长途运输方便，就必须靠大运河的这条水路交通干线。但由于地理及歷史的原因，大运河无法直接通到大都，只能通到河北通州。更为严重的是“民以食为天”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京城。所以把运河开凿到京城就成为了多年来人们盼望已久的愿望。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水利方面的专家试图开凿它，终因水源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告失败。郭守敬上任后，首先想到这个重要工程，并做到开凿河道的尝试，开始也没有成功。 水源问题也成为困扰郭守敬的最大问题。公元1291年，郭守敬经过多次实地勘测，找到了水源，立刻向忽必烈提出开凿大都运粮河的新方案：他根据大都周围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将大都西北昌平神山（今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先引入瓮山泊，并让这条引水河在沿途拦截所有原先从西山东流的泉水，汇合成流，这样，便可使运河水量大大增加。另外，由于这些泉水清澈明净，几乎不含泥沙，在运河下游还可建立一系列控制各段水位的闸门，以便运粮船能够平稳行驶。 忽必烈听着这个颇具科学道理又切实可行的开凿计划，深感满意。于是立即下令重设掌管水利工作的专门机构——都水监，任命郭守敬全权负责。第二年刚开春，这个千秋功业在郭守敬的精心打造下开始了。 60多岁的郭守敬雄心不减，他率领几万军民，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这条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便全部竣工，一切就像郭守敬预想的一样成功。忽必烈喜不自胜，亲自为这条运河取名为“通惠河”。从此，南来的运粮船及各路商船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内了。以后明清两代的水路运输，都始终受益于通惠河。
第47页 除了在水利方面，在历法方面郭守敬也是成绩斐然。元世祖忽必烈从巩固其封建统治出发，顺应当时歷史发展的要求，重视发展农牧业生产。至元十三年（1276年），这也就必须决定改革历法，于是他派王恂主持这项工作，同时，郭守敬首先提出：“歷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的革新主张。他认为只有打破陈规，根据天象观察、实验，才能定出比较准确的历法。 于是，郭守敬就在宋代原仪器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并在实践中重新设计，在3年的时间里，改制和重新创造了10多种天文仪器。其中主要的是简仪、赤道经纬和日晷三种仪器合併归一，用来观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运动，改进后不受仪器上圆环阴影的影响。高表与景符是一组测量日影的仪器，是郭守敬的创新，把过去的八尺改为四丈高表，表上架设横樑，石圭上放置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时，即当地日中时刻，用这种仪器测得的是日心之影，较前测得的日边之影精密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郭守敬还根据“四海测验”的结果，并参考了1000多年的天文资料，70多种历法，互相印证对比，排除了子午线日月五星和人间吉兇相连的迷信色彩，按照日月五星在太空运行的自然规律，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编制成了新历法——《授时历》。 《授时历》推算出的一个回归年为365.2425日，即365天5时49分20秒，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钟，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俗称的阳历）的周期一样，但《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明万历十年）开始使用，比郭守敬的《授时历》晚300多年，可见郭守敬所编《授时历》的伟大性。 郭守敬一生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直到年近七旬之时，还担负着兴建铁幡竿水渠工程的重任，并亲自勘测了这一地区的全部水文地质情况，制定了工程方案。可惜，当时主管这项工程的官员缺乏远见，把郭守敬所定的河道宽度减少了三分之一。结果，一到雨季，山洪直涌河道，由于河道狭窄，大水外溢，两岸顿时变成一片汪洋，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连元成宗的行宫也险些被沖毁。这位皇帝不由跌足嘆道：“可惜当初没听郭太史的话！” 为了肯定郭守敬对人类的贡献，国际天文学会将美国在月球上发现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经国际小行星研究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他在1964年发现的编号为20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歷史应该记住这位“学究天人”给我们现代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他的名字就是郭守敬。 第三章　“衣被天下”黄道婆 在民间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里所说得黄婆婆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着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中国着名的蓝印花布，就是出自黄道婆之手。正是因为有了她，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才被带到了江南，才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才会有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的普及、提高和发展。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迫，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藉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黎族的纺织技术是很有名的。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到了海南后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在海南生活劳作的20多个春秋一晃就过去了，中年之后的黄道婆，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復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并决心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辛苦，效率极低。经黄道婆改革“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大大提高了效率。
第48页 她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家乡人民，迅速把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她改进推广的“擀(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原来“民食不给”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黄道婆对人类的贡献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穿”在人们心里的位置可能是仅次于“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道婆把美丽带给人间，同时人们也把崇敬赞美的词语留给她。英国着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黄道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称她为世界级的科学家。1957年中国又在上海为黄道婆建墓园并立纪念碑。吴信辰题联曰：改草衣卉服之观，人间温暖；极错彩缕金之妙，天下文明。 第四章　“西方玄奘”马可·波罗 我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谈欧美对我纺织品设限看法时说：“义大利的马可·波罗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眼光长远地跑到中国做生意，如果马可·波罗先生突然醒过来，得知义大利现在要对中国优质、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设限，他一定会感到很惊奇或者感到很遗憾。” 马可·波罗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似的人物。他是世界歷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做出报导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 马可·波罗的父亲名尼古剌，他的叔父名玛窦，都以经商为生。公元1260年，尼古剌和玛窦兄弟二人经商于君士坦丁堡，后由此过黑海至克里米亚半岛贸易，当他们到达当时的钦察汗国境内时，正好遇到波斯的旭烈兀与钦察别儿哥汗发生战争，他们不能回国，尼古剌兄弟于是决计东行。 尼古剌兄弟大约于公元1266年到达大汗住处，大汗即元世祖忽必烈。大汗见到他们很高兴。据说蒙古大汗后来命尼古剌兄弟带了他的致罗马教皇的书信回到欧洲去，要教皇派遣100个熟悉基督教律和通晓七艺的人到中国来。并要他们到耶路撒冷取回耶稣圣墓上的灯油，如果这些人能证明基督教胜于其他宗教，忽必烈就可以改信基督教等等。这是《马可·波罗游记》里的话，恐怕多少有点夸大，不过尼古剌兄弟毕竟奉大汗之命回到欧洲去了。 尼古剌兄弟在外的经商和旅行，特别是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敬仰，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他父亲的时候，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后来，马可·波罗这个美好的愿望实现了。 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义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 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公元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威尼斯，口述了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马可·波罗生命的歷程在人们看来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由他讲述，比萨作家鲁思蒂谦诺笔录的这本游记，轻易成了中古欧洲最畅销的着作。 游记的最原始版本《世界奇异录》作者，这样评论他的“故事人”：“从上帝创造亚当到现在，从没有人，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鞑靼、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观察和探险，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在这部影响欧洲数个世纪的名作中，作者描绘了北京、杭州等富庶繁华的中国城市，引发了西方世界对遥远、神秘的东方世界的遐想。 带回许多东方珍宝的马可·波罗成了富豪，人称“百万君”。但同时也得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因为很多威尼斯人认为他的“天方夜谭”不可尽信。但自称看过马可·波罗拿出珠宝的船主佐罗说：“如果不是鞑靼的国王，谁能给这么多财富？”
第49页 在马可·波罗之前，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是地中海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裕的城邦；都叫“地中”海了，不是世界的中心是什么？但这位伟大旅行家却指出，在东方，还有一个更大的文明和权力中心，加上了一些夸大的叙述，他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歷变革，在科技、工业、军事上开始出头时，他们对世界的所知，远胜过所有竞争对手。 事实上，欧洲人拥有的第一张精确亚洲地图，便是参考《马可·波罗游记》制作的。有人因此认为：帝国主义和东方学是同一天诞生的。而马可·波罗是这一切“单向学习”的启动者。也许这是后人从特殊的角度来研究马可·波罗给东西方所带来的影响吧。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虽然禁锢在监狱里，但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此时已经小有名望。于是，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笔录马可·波罗经歷的人。 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薰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歷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徵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 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两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 大概没有一本游记能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引发如此多的世纪争论。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怀疑者。英国图书学者伍德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故事太精彩了，但……就像很多伟大的歷史传奇，记载的都是神话。”她还举例说：“如果马可·波罗真到过中国，为什么最重要的事物如长城、茶、筷子、方块汉字、女人绑小脚……全给漏掉了？”同时，也有学者翻查了中国文献。他们的最大疑点是：中国史官的记录，就像记流水帐那样详尽，可是马可·波罗连名字都没出现过。 这些的确是说明了一些道理，那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像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那样到过中国呢?也许在下面的分析之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的。 首先回到《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上来，《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了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 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从书中一些对细节的描述，让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会凭藉想像把当时的元大都描绘得那样生动、真实。着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当年带着渴望而探知的心情来到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在这座不属于他的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写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新鲜的事物，也带给后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老北京。 马可·波罗讲述了当时皇宫的情景：周围有一圈大理石的平台，外侧装着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都装饰雕刻着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士的图形和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大殿非常宽敞，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皇宫内还有许多独立的房屋，构造精美，布局合理，并装饰着红、绿、蓝等各种颜色。 此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记录了许多我们今天有据可参的信息。这其中对景山（当时叫青山）的描写尤为贴切。书中记载：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达一百步，山脚周围约有一英里，山上栽满了美丽的常青树。因为大汗一听说哪里有一株好看的树，就命令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有多重，也要用大象运来栽种。树木四季常青，给小山增色不少。
第50页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许多当时元朝民间人们生活的一些状况。这些也都让当时的欧洲人惊讶的目瞪口呆。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杭州人每天却消耗4740公斤，这在欧洲根看来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另外，马可·波罗还讲述到城内有石桥1万2千座之多，桥下都可通大船。试想，身为水乡之都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定会投来不服气的目光 游记中提到的亚洲城市超过100个，叫欧洲人吃惊的描述还很多，例如他说看到了喷油的泉（巴库的油田）、可燃烧的石头（煤）、用轻巧的纸张来作货币（钞票）……当时的铁匠奇劳洛在听完后说：“他打死也不信大家卖命工作，都为了铜币或银币，给一张纸，谁肯收呢？” 《马可·波罗游记》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而详实的，它不仅给欧洲人带来了太多的惊讶，更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中国富裕强大和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和震动，它带给欧洲人一片全新的知识天地。游记打破了很多猜疑和宗教谬论，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嚮往，自此两大洲的距离，才开始拉近。 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都是参考游记制作而成的。同时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着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嚮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 欧洲后世不少伟大航海家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可没想到的是欧洲人从此发现了一个他们可以利用的更大空间——美洲。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在东西方文明的天平上，倾斜角度开始倒转。不管威尼斯以至整个欧洲有没有受骗，他们“哥伦布改变地理，马可·波罗改变歷史”的说法是绝对真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佳楠把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来对待。刘佳楠认为：马可·波罗是不是把中国面条带回义大利并形成义大利通心粉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争论，就像菲亚特汽车或空中巴士飞机同中国制造业的关系一样，到底有多少零部件产自中国越来越难以说清。随着中欧文化交流发展和中国工业合作不断深化，总有一天马可·波罗将会发现，他的故乡同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之间正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上更深地融合在一起。 第六章　“东方莎士比亚”关汉卿 戏剧是元朝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唐代的时候，戏剧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戏剧还显得比较单薄，内容远远没有元代那时充实。戏剧在元朝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什么戏剧会在元朝这样的朝代有它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在文化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 这与当时元朝所制定的等级政策是分不开的。能够写剧本的人必定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元朝却被列在第九等，比第八等的妓女身份还要低下。在元朝之前，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走上自己的仕途之路，所以那时的读书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到了元代，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样读书人没有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又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方式，所以许多的读书人结交了当时同样地位低下的戏剧人，开始写剧本。至此，大批读书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戏剧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质量。这大批的读书人中就包含着日后戏剧界的泰斗关汉卿。 以关汉卿的才能若生活在重学的其他朝代考取一个功名是不成问题的。可生活在公元13世纪元朝的关汉卿则没有他自己的出路。可关汉卿并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他却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 关汉卿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里，曾经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不太感兴趣，由于上述的那些独特的个性和才情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相符合，便驱使他热心对剧本的创作，走上了终身以戏剧创作为职业的人生旅途，没想到这种歷史的巧合却诞生了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大师。 当时，元朝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盪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关汉卿非常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辞去官职，进入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生活，藉助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揭露现实黑暗，寄託自己的社会理想。杂剧在内容上丰富了民间说唱故事，而且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都很爱看杂剧。 关汉卿了解人民疾苦，多方面接触和了解到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与世态人情，感受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反抗，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同时他又具有卓越的艺术修养，这都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当时，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经常和他们交往，甚至亲自导演和上台演出。在他写的一支曲子里，他描述自己坚强、耿直的人格时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噹噹一粒铜豌豆。”所以，他创作的剧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瀰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第51页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下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他的作品均为元杂剧家之冠。杂剧而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曲，今存小令50多首，完整的套曲12篇。 流传下来的18本“关剧”，依题材划分，可大致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歷史剧三类。作品的题材大多与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生活，有的虽然借用了歷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框架，所反映的仍然是元代的生活，即使是以歷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打上了作者那个时代的浓重烙印。 由于自编自导和自演，所以，关汉卿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他经常虚心的向当时的着名演员珠帘秀、顺时秀请教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关汉卿在当时就组织了一个叫“玉京书会”的组织，性质和职责与今天的剧协组织差不多，经常聚集当时着名的戏剧界人士在一起讨论戏剧问题。 他的剧作中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在不同方面的成就。关汉卿戏剧语言十分有特色，他是中国古典戏曲本色派的语言大师。他继承古代诗词精心提炼语言、注重表现意境的优良传统，熔铸经、史、子、集的各种语彙，吸取平民百姓生动活泼的口语俗谚，锤鍊成质朴自然、生动鲜明、丰富多彩的戏曲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都带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关剧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创造性。关汉卿的剧作在人物唱词的动作感、舞台性以及曲白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显然得益于他通晓音律、长于歌舞、拥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正如王国维所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由于他的伟大成就，关汉卿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元杂剧的鼻祖”；关汉卿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享有极高盛誉，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同样没有忘记这位戏剧老人。2008年是戏剧家关汉卿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50周年、从事戏剧创作750周年的特殊年份，同时这一年也是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奥运年。在政协会上来自农工民主党的李汉秋委员建议：让关汉卿助“人文奥运”一臂之力。应该展示以他为突出代表的元大都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这将是“人文奥运”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李汉秋委员说，关汉卿的创作在13世纪已经“红极一时”，比欧洲文艺復兴时期的戏剧“巨人”莎士比亚还早300多年。2008年举办一个“关汉卿戏剧节”，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久演不衰的关汉卿剧目可以为“人文奥运”助威。 第七章　“红娘高手”王实甫 与关汉卿同样为伶人编写剧本的王实甫，他擅长所写的“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与关汉卿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的出众才华还是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但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详知。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公元1255-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与官员不和，40多岁就弃官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60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以诗酒琴棋为伴，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復的政治创伤。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 以上的这些介绍性的文字是体现在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的，其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证的。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这可能与王实甫的性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实甫最具代表性的名剧就要数《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逾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唐代贞元年间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艷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的事。
第52页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闢”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歷来为人们称道。明代着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復祚也赞嘆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 第八章　“丹溪先生”朱震亨 朱震亨，天资聪慧，性情豪爽，好学不倦。6岁时即可日诵千言，阅读一遍就能知晓书中的大意，说得头头是道，因而家中长辈都很喜欢和器重他。世人有“神童”之称。当朱震亨到了15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了，这样朱震亨一家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家境的衰落，使朱震亨一家的生活变得艰辛起来。 26岁时，他终于几经周折来到临近东阳县的八华山，结识了当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代弟子许谦，拜在其门下学习程朱理学，日后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朱震亨在学术思想上有很高的造诣，但他后来却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朱震亨研习朱熹的学术思想，对于其后在医学的建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朱熹关于精神与物质相互依存的观点、强调清心寡欲以养身的观点都被朱震亨运用到医学之中，形成了新的医学理论。 那么朱震亨为什么要从儒转医，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转变的呢？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得了重病，请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于是开始有了自己从医的想法。他找来古代经典医籍仔细读了起来，这样坚持了三年，收穫甚多。又过了两年，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癒了老母的旧疾。 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他烧掉了以往所学的儒学之书，一心致力于医。 虽然朱震亨自学已有些成就，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罗知悌，罗知悌人称太无先生。他是金朝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的门徒，并旁通李东垣、张子和之学说，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朱震亨得之后说，不胜欣喜，立即到罗知悌的家，拜他为师，两人一见如故。 罗知悌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下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癒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深得人们的爱戴。 朱震亨能跻身于元代四大名医之列，除了他能继承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具有高超的医术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医学理论上推陈出新，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医学理论，对后世的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格致余论》一书，充分反映了他关于人身“相火”和“气常有余，血气不足”的学术思想。 朱震亨在强调阴血的重要作用和保养阴血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被后世称为“养阴学派”的开山鼻祖。这一学术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理论和治法，而且他所强调的养阴和泻火二法，对于热性病的治疗尤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这一方面，他对明清时代温病学派的崛起与养阴法的进一步完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53页 他在总结自己丰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气、血、湿、热、痰、食郁滞致病称为“六郁”，成为中医学辨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后世内科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不仅精通医道，也爱好文学。剧作家汤显祖与其交情甚笃。一日，汤显祖登门造访，恰逢朱午间小憩。他发现朱震亨书案上有篇文章：“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若天仙。巧遇推车郎，于芍药亭畔，牡丹花下，一见钟情。托金银花牵线，白头翁为媒，路路通顺。择八月兰开成婚，设芙蓉帐结并蒂莲，合欢久之，成大腹皮矣。生大力子，有远志，操大戟平木贼，诛草寇，破刘寄奴，有十大功劳。当归期，封大将军之职。” 这是朱震亨巧集药名成文的戏作。而汤显祖读后，大受启发，回家巧妙构思，写就了不朽之作《牡丹亭》，动人的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逼真的心理刻画，优美的词曲，不仅轰动当朝，还流传后世，受到人们喜爱。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着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完便端坐而逝了。 第九章　想像不到的帝国自然科学 说到元朝，我们会马上意识到它军力的强盛，地域的宽广，这些方面在当时可以说都是处于世界超级地位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元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科技水平发达程度的角度说，中国歷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许多的歷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等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此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徵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 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歷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元朝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发展状况也是歷朝歷代所不具备的，由于元代高度的鼓励贸易的自由及其特殊的超大疆域，所以形成了一类特殊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一起把元代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的顶峰。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鲜为人知的外来支援者身上。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着作。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天文图书，他们的引进让中国研究天文学的科学家们开阔了眼界，给中国天文学带来了活力。 公元1260年，元朝仿造金人的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歷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 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这可以与当时布鲁诺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只不过布鲁诺没有札马剌丁幸运，他最终被当时统治欧洲的教廷烧死。这与当时元朝宽松的科技政策是没法比的。 这时，我们本土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第54页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覆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于公元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着名的历法——《授时历》。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在数学方面，元朝也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数学家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5块铸有阿拉伯数字铁块，其中4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蹟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后跻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数学家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公元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数学家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公元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才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另外，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义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人带到中国。 也许，在知道这些之前，一个游牧民族统治下的中国，自然科学发达到如此程度是不敢想像的。但歷史就是这样让一些不可思议一次次的发生，这才吸引着无数爱好者来探寻它的伟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