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成都》 楔子 余君弥留之际紧紧攥住我的手说，拜托你了，西原，我有一篇稿子至今未能动笔，现在没有机会了。我的日记就放在书橱的第二格抽屉里。余君是我最为推心置腹的朋友。面对这样一位知已，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的遗愿。余君离世后不久，我取出他的日记。余君的日记由十二个大小不等厚薄不均的记录本组成。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记载十年前在成都打工的经历。这让我感到奇怪，英年早逝的余君为何如此看重短短的这段时光？经过两个月细致的阅读和思考，我的疑问渐渐消失，而余君的形象愈加清晰和丰满。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余君，或者说是日记里的余君。因此，在2000年夏天动手构思有关余君的小说的时候，我无须绞尽脑汁，余君的故事已经顺利地出现在苍白的稿纸上。 现在，我选择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个故事。我提醒大家注意下文的“我”将不再是现在的我，而是余君，虽然有时候我无可避免地被余君的形象所感染和渗透。 第一章 当西天的最后一抹云彩在武候祠大街路口那块高耸的广告牌背后落下的时候，我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此时大约在七点左右，正是十字路中央交警们换班的时刻。身着黄色条纹背心的交警一上一下敬个礼，两人互换了位置。下来的交警就走向我的书亭。在我前面的树下停着他的嘉陵摩托。他走过来，一边取下身上的背心，向我点一下头。 “还不下班？小余。” “马上。”我笑着答应。 他立刻把摩托车推下街沿，翻身跨上去，用脚启动着，再次回头客气地打了个“再见”的手势，一溜烟跑了。 我借着一丝天光和圆形路灯的光亮，开始收拢书架上的杂志。我必须尽快把它们分类集中起来，放在脚下的一口黑色的大木箱中，以便明早将它们重新摆出来的时候节省一些不必要耽误的时间。文学类的杂志不多，却是我爱看的一部分。我把它们摞起来夹在通俗类和科技类杂志的中间，并把下午还未看完的《收获》悄悄作了记号。这些杂志都不属于我，但我却比它们的主人还爱惜。一部好书倘若被弄脏、散线或者只是翘了角，我都会感到痛惜。它们的主人是一对退休在家的老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精力来过问这些事。作为被他们雇来的售书员，我每天都将在七点半之前将它们送往他们家中，然后第二天一早又去领取。好在他们的家离书亭不远，顺着一环路走五分钟的路程，再拐进一个住宅小区就到了。 我把所有的杂志都放进木箱，然后用挂锁锁好，关上铁皮门。我把木箱提到自行车的后座，用两根橡皮筋将它夹紧。几分钟之后，我把它扛上老俩口的客厅，告辞下楼。到此为止，我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这一个多月以来，我每天都重复着这样单调的生活。我是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到成都的。连续两年的高考落榜，我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满怀望子成龙之心的父母也屈从了命运。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督促我管束我了。当我向他们提出外出打工的想法，放心不下又无可奈何的母亲就趁我外出之际给远在成都的我的舅舅通了电话，让他给我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在132厂工作近三十年的舅舅老实懦弱，外面的朋友不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一位姓赵的退休干部自办的书亭，正要招一名营业员。他的招工条件只有一条：爱书，好静。这样我就只身来到成都，跟着几个中间介绍人的屁股转悠了两天，终于和姓赵的老干部见了面。起初，他见我人高马大，似乎孔武有力，不象是文静之人，但又碍于介绍人的面子，就同意试用半个月。哪知半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表现赞赏不已，见我的确是好静细心的少年，终于放了心，并把我的月薪从150元升至200元。我得知这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来之不易，就更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况且，爱好阅读和写作的我正好利用营业之便，埋头翻看自己喜欢的杂志。当然，即使某些时候沉浸在小说主人公的故事里的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因此，至今也没有发生被盗或遗失之类的事。每卖出一本书我都作好记录，定期向我的主人交纳收款。我一丝不苟的态度羸得老俩口的一致赞扬。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秋天的傍晚凉风习习。我骑着老式的加重永久车往家里赶。其实准确一点说，应该称为舅舅家。我来成都这么短的时间，当然没有自己的居所。我只能把舅舅的家称为自己的家了。不过，随着日子一一天过去，我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常常让我感到难受。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一家人对我都客客气气的。我从未谋面的舅妈和表弟，对我表示了亲戚见面时应有的热情。“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些。”舅妈拉着我的手说。我那时错误地认为真的象回到自己家中。慢慢地，舅妈脸上的笑容逐渐减少，时不时地对我颐指气使。我有些惶恐，拿眼去看坐在一边的舅舅。胆小怕事的舅舅一声不吭，装作没听见。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处境，又不能和他们顶嘴，只得忍气吞声地躲在一边。时间一长，我就想搬出去一个人住。我偷偷地四处打听租房的事。好心的人告诉我，小伙子，这里不是乡下，没有百十块钱一个月的房子，你那点工资翻一翻都不够。我吓得咂舌，打消了离开舅舅他们的念头。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过着被指桑骂槐的寄居生活。 正因为这样，我每天下班都不愿回到他们家中。我怕看见舅妈黑着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模样。我从小就受到“尊敬长辈，团结同学”之类的教育，这种教育很早就深入我的骨髓。我从来不敢和老师、父母之类的成年人顶嘴，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成年人所说的话都是对的，都值得我去听并照着去做，我也因此学着和所有的好学生做朋友，和顽皮的、经常打架斗殴的同学断绝来往。我从不放学后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以至父母找不到我而焦急。我也从不拿家中一分钱，在没有父母或其它成年人的陪同下独自买零食。当有一次我请求父亲给我买一只玩具狗而他说等长大了再买的时候，我就懂事地从此再也不提任何玩具的事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常常为听到我父母的同事或熟人在他们面前摸着我的小脑袋，称赞“这孩子懂事得早”而自豪地撅起小嘴巴。因此，从胆小、仁厚、内向、安分守已、与世无争、笨嘴笨舌却又吃苦耐劳、诚心诚意、谨小慎微、脚踏实地等等诸方面而言，我与舅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年我十八岁，我没有足够的智力来分析这些环境所养成的品质对我的性格有几分收益几分不足。 顺着一环路往东行，四十多分钟的路程我是怀着不情愿的心情度过的。不情愿也就是不愿意却又没有选择。我没有家。那个我讨厌的地方就是我必须的栖身之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段播出的电视连剧正在上演的时候，我的自行车终于靠在舅舅家门前的公用车棚里。 门紧闭着，我掏出兜里的钥匙。舅舅和舅妈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看电视。舅妈正在织毛衣。我进门之后没忘记向他们问好。舅舅点点头，把一只搭在小板凳上的脚收回来，起身去厨房给我拿晚饭。舅妈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偷偷觑了她一眼。她还是往常的表情，拉着脸，充满敌意。舅舅把他们吃剩的菜一样样端出来。我赶紧过去从他手里接过碗筷，让他休息，并且礼貌地问他们吃过了吗，表弟是不是还未回来。表弟是一个淘气贪玩的孩子，比我小五岁，常常放学后与伙伴们打篮球，很晚才回家。 “他吃过饭又出去了。”舅舅挥挥手示意我面前的饭菜都属于我一个人的。 饭和菜都有些凉了。今天的晚餐还算丰富，一碗元子汤，凉拌豆芽和三片盐蛋。自从来到成都，我的伙食远远不能和家里相比。我的晚餐里很少见到一点荤菜。我每天都回来得迟，每次都只能吃剩菜剩饭，虽然我在家里多少还是有些娇生惯养，但我知道父母不在身边时的艰辛。因此，在经过当初短时间的不适应之后，我很快习惯了。在我性格深处倔犟的成份里，我把目前所遭受的待遇掩藏起来，暗暗地把它当作我未取得成功之前的小插曲，虽然我对成功到来的时间依然感到茫然。 我尽量把饭吃得快些，尽量不让自己的响动去打扰沙发上那位高傲的长辈。不到十分钟，狼吞虎咽的我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晚餐。我溜到厨房。水槽里放着他们吃过的餐具。这早已司空见惯。我每天晚饭后的洗碗工作决不仅仅只是我自己使用的那部分。我不计较。我用惯常的速度去处理它们。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我一边重复着手上的动作，一边竖起耳朵去听电视里的主人公们对白的时候，一只青花圆盘从我手中滑脱，重重地撞在水槽坚硬的白磁砖上，“哗拉”一声，碎成几块。我顿时一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成天小心翼翼，谨慎地注意着自己的举动，生怕一点过失惹怒了这家主人，哪知厄运还是没能让我逃脱。我闭住呼吸，一只颤抖的手去捡拾那些碎片。我不敢回头，但我已经感到舅妈站在了门口，两道严厉的目光正烧灼着我的脊背。 她一言不发地站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转身出去了。很快，我能听到她高声的辱骂在客厅里回荡。 “成军你这个死瘟神，”她在叫喊着舅舅的名字，“你狗日的钱多了？你肥了？你能买车买房了？你每月的工资有几个十几块？我看你狗日的连饭都吃不起，两天吃一个鸡蛋还要抠脑壳，你摆你妈的穷大方，自己都保不住还管别人。” 我只能一声不吭地呆在厨房里。我自知理亏。我没有听见舅舅的声音。我知道他目前的处境。我能想象他缩头缩脑象只出气桶似地呆坐的样子。 “老娘欠你啥？找别人来白吃白住。老娘一个月才三佰多块。你救过我服侍过我了，老娘白养你？你狗日恁大男人，就喂不活自己？喂不活你出来干啥？死瘟神！” 我听见她的声音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蛮横无理。我强忍着，一个多月以来的怨气现在终于在她嘴里爆发了。我只能等待着，祈祷她快快收场。 她继续着自己的发泄，矛头已经毫不避讳地指向了我。她俐牙利齿，辱骂的词汇在舌尖上快速地跳动。我已经不能连贯地听清她的吐词了。只有“吃屎”、“去死”、“要饭”之类的恶毒的词语撞击着我的耳膜。渐渐地我感到苍白的脸庞开始充血。坦率地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别人这样凶狠的当面辱骂。我说过，我脸皮子薄，受不了别人的指责和喝斥。记忆中，父亲有一次检查我的作业，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当时只是大声地吼了几句，而我的泪水却不争气地挂满了脸颊。现在舅妈虽说在另一间屋子里，但我的感觉却是她正指着我的鼻尖。我闭上眼睛都能看见从她嘴里飞出来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砸在我少年的心上。 我的两只手还浸在水槽里。我身着围裙靠在一侧的墙上，久违的泪水湿润了眼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伤害和刺激，一个多月以前，高考落榜时的那种心情又一次笼罩了我。我回到了从前屈辱、伤心、羞愧的氛围中。我涨红了脸，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从水槽里抽出双手，猛地一转身，带着冤屈的哭声跑过客厅。我扭开门锁，低着头冲进茫茫的夜色里。 一个从小懂事听话，腼腆怕羞的少年受到来自长辈的责骂，这本身对他就是一种耻辱。何况这责骂之中含有太多的无端指责和尖酸刻薄。我咬着嘴唇跑过一群群散步的人们，借着黑夜的掩示我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漫无目的地顺着街道往前跑，耳边只有呼呼的晚风和间或商店播放的音乐。我记不清自己跑了多久，但一定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了，当我已没有足够的体力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只能一步一步地拖着身子，最后终于瘫倒在地。 我慢慢地坐起来， 背靠着一堵冰冷的水泥墙。我的泪水已经流尽。我抬起头。我原来坐在二环路双桥子立交桥下。轰隆隆的车轮声从头上一阵阵滚过。借着桥旁高架枝形路灯的朦朦光亮，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雨。秋夜里的寒意随着绵绵细雨沁入骨髓。疲惫和寒冷袭击了我，劳累了一天加之刚才的一番折腾，我全身软弱无力，充满了睡意。很快， 头晕脑胀的我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起来，一幢幢的房子和偶而路过的人被放大了。我进入了睡眠。 当我醒来的时候四周的喧嚣都停止了，只有雨水拍打水泥栏杆的响声。大约已是深夜了。我的肩头意外地披了一件夹克外衣。我认出这是舅舅的工作服。我左右看看，却没有发现他的影子。我正疑惑，却见他远远地从雨中跑过来。手里提着一串热气腾腾的棕子。 他来到我身边，靠墙而坐。“你醒了？”憨厚的笑容象往常一样出现在他的脸上。他把棕子递过来。 “趁热吃。给你买的。” 我现在才感到肚子空空的。我早已饿了。我用几分大男孩的羞怯和感激望着他。他依然笑咪咪的。 “来——”他剥开裹在上面的棕叶，递得更近了。 我慢慢地接过来，咬在嘴里。才吃几口，我就变得凶猛起来。我觉得这东西好吃极了，比小时候母亲在端午节挂在我书包上的还香还糯。 接着我吃了第二个、第三个。棕子不大，但还是很哽人。在剥开第四个的时候，我发觉我实在咽不下去了。于是我把它递给旁边一直在看着我的舅舅。舅舅摆摆手。但我却执意给他。舅舅僵持不下，就接了过去。 “余来啊，”他咬了一口棕子说，“都怪舅舅不好，让你受委屈了。”他说完叹了一口气。 “你舅妈就是这份德性，对什么事都看不惯。好像身边的人都是眼中钉。想起小时候跟你妈在一起，姐弟俩的感情呀，哎！现在的人都淡薄了，生分了。”说到这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对了，你知不知道，你妈小时候还救过我呢？” 他侧过头看了看我。我摇摇头。我对上辈人的往事知之甚少，即使小时候母亲在教育我时，所引用的典故都是与已无关的事实或传说。 “那年我才六岁，你妈比我大两岁。我记得是暑假，我们第一次去重庆。那时候没有大人陪，你妈就带着我，好像也没跟你外婆说一声就走了。我们在重庆呆了两天，晚上就睡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即使这样我们都没有走失。哪知第二天上午在解放碑，不知怎么被人群一挤，我们就失散了。”他停下来细细地咬了口手中已变冷的食物，突然仰天打了个喷嚏。我赶紧把肩头的外衣取下来，给他披上。他摇摇头，固执地重新递给我。我心中的愤懑和委屈现在已减轻了许多。我怀着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心情听他讲述。 “我在人群中大声地喊姐姐，姐姐。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叫她的名字，还是不见她的影子。你可以想像，我当时那个怕呀！解放碑的人很多，很杂，难免会发生什么意外。虽然那个年代的坏人不象现在这么多，但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亲人在身边就够得上恐惧和不安了。我站在原地不动，我怕走远了和她错过。我想她也在找我，一定很焦急。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吧，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打量我，然后问我话。我瞧见他们的模样不周正，不象正派人，就没理会。结果，其中的一个矮胖子就试着拉扯我。我当时吓坏了，不知道叫警察，就奋力挣脱。当然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已经被他们拉出几米远了。就在这个时候，你妈来了。她高声喊叫着吓走了他们。你知道要是那天没有你妈，或者她再来迟些，我就永远回不去了。” 我默默地听着他与母亲的传奇故事。的确，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童年时代的一次丢失遭遇，已经够得上传奇而铭记在心了。 他再次转过头，面对我，一只手抬起来搭在我的肩上。我看见他一脸严肃，眼睛闪着中年人苍桑的目光。昔日懦弱卑微的形象消失了。我惊讶万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吗？”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茫然地摇摇头。 “余来啊——你有一天也会长大，也会懂得许多大人们才明白的事理和苦衷。我为什么当初答应你妈，让你住在我这里，因为我们是姐弟，我们是有感情的，而你舅妈和你隔得远，这就是她看不顺眼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倘若没有感情，相处会很难的。所以，你一定要理解你舅妈，不要生她的气。明天我去厂办小学打听一下，倘若有房间，你就搬过去住，也可以在学校搭集体伙食。如果钱不够，你悄悄跟我说一声，我会想办法的。” 他说完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我点点头。这样再好不过了，我原本是打算一个人住的。 “不要生气了。你能理解我的话吗？” “我明白。”我说。的确如此，每个家庭只能容纳它认同的成员，合不来的人是不应该去打搅的。我听懂了舅舅的话，也理解了舅妈的所作所为。真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是很难相处的。 我们站起身，冒雨回去了。 果然，第二天我下班的时候，舅舅已经办好了我搬进厂办小学的一切手续。我拥有一间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房间位于一排平房里的尽头，保留着解放初期修建时的老式模样，离舅舅家较远。但即使如此，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我像重新获得新生一样欣喜若狂，打扫房间忙里忙外，我遥想着这个独立的世界将给我带来许多的自由和好运。 第二章 秋天的雨即使来得突然，也不似夏季里那般轰轰烈烈凶猛异常，温良谦恭地打湿了路面，然后落落停停，停停落落，给人一种线装书里着长衫的书生之感。 上午10时左右的路口是白日里最轻松和闲适的。进城和出城的车辆陆陆续续过去了。从不远处的三大队赶来增援的交警们，现在如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小分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中央高高的水泥指挥台空空如也，只留下红绿灯自动地闪烁。轮班的黄灿坐在我的书亭里，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方侃侃而谈。 “要不是牟歪嘴抢胡，我自摸八万下雨。”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把手里转动的警帽甩在旁边的矮凳上。 “昨晚情况如何？赢了？”我不会打麻将，本身对这类游戏颇为反感，但我还是不愿扫他的兴。我常常是这样的，我对话题原本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厌恶，但我却不能抓住谈话的主动权，也不能放弃而拒绝对方。因此，我时常为这种讨好的态度事后暗自后悔。 黄灿滔滔不绝的叙述还在继续。我坐在他身边的一只竹藤椅里，歪着身子，耐心地作一个忠实的听众。黄灿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为人处事却老练世故。用我的话来说，完全不象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他身上的书生气早已荡然无存。他是我来成都后认识的陌生人中的第一个。据他自己透露，他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他知道自己考不上，考了也是白考，通过他爸爸的一个关系在一所警校混了两年，今年七月份才站在对面指挥台的那个位置。他对自己的现状充满强烈的不满，把目前劳累、低收入的处境归罪于严厉的父亲。“若不是我爸把我弄到手下以便严加看管，我恐怕早已去海南做大生意了。”他没有说他的大生意是什么，但我对他广泛的社交能力是有几分敬佩的。我们相处一个多月，说不上是否谈得来，因为少言寡语的我大多是听他天南海北地老天荒地神侃。哪儿打架捅了人，某某夜总会新来了什么小姐，昨晚打牌的手气如何，云云。他每天上班绝大多数都是在给我讲这些报上看不到的新闻。无论我有无兴趣，我都尽量耐着性子，笑眯眯地看他嘴皮子上下翻飞。我觉得我的模样就象没见过世面的十足的乡巴佬。 漫天的雨居然下得大了，掉在地上能听见响声。赶路的人们骑着车呼呼地往前冲。街道上显然已没有几个人影。一阵风过，我赶紧把雨篷支得更远些。 这样的雨天给我的生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没有几个人愿意顶着风雨去一个成天开着的书亭买几本并不急用的杂志。黄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仰头打了个喷嚏。他抬了抬手腕，快了，还有十多分钟我就下班了。还是去他妈地站站，做做样子，待会儿老古董来了，又要唠叨。他戴上警帽，一边拉抻着坐皱的衣服一边往外走。 窄窄的铁皮书亭又剩下我一个人。带着雨腥的风吹进来，有些凉丝丝的。我一缩脖子，看了看套在身上的夏天的t恤，心里盘算月底领薪之后，是否给自己添置一件御寒的冬衣。没来得及带来的去年的衣物还锁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老家，看来应该打个电话给母亲说说，托人带一些过来。单靠这点微薄的工资，从购买衣物这方面来说，是不能对付这个冬天的。 我支起赵伯伯留在亭里的月白伞，顺着斑马线走到对面的公用电话亭。我给母亲拨通了电话，简要地说明我的意思。母亲答应着，说下周父亲单位的车要来成都出差，就给我放在舅舅家，我自己去拿。我重复着说不要带得太多，简单的几件就可以了。母亲却絮絮叨叨地坚持说要多带些，什么皮衣，军大衣，哪一件淡绿色的休闲装……我有些不耐烦。 挂掉电话，远远地我就看见铁皮屋子的雨篷下站着一个人。待走近些我才看清，是晓莉姐。她又来买书了。晓莉姐是我的一个老顾客，大约二十七、八岁，有着都市女人靓丽的装束。在我所能记起的顾客中，她算是跟我比较熟络的，几乎每隔四五日就来一次，阅读物大都是《三联生活周刊》、《读者》、《时尚》、《收获》这几种，有时候月刊还没到，就随便挑拣几本，好像她的空闲时间特别多，阅读的速度比成天守着杂志的我还要快。我们曾经有过几次简单的对话。我觉得她特别好，不仅仅因为长得漂亮。她说话轻言细语的，很有节奏和分寸，非常得体。而且比较随和，不象有些穿着入时却态度傲慢的所谓淑女，“给我拿几本xx。哎呀！快点嘛，烦死了。”随后就是一脸的不耐烦。晓莉姐却不是这样，每次见面都友好地跟我打招呼—“你好，生意好吗？……”脸上总是一袭微笑，令我感到易于接近。只是有一次我对她有几分不满。其实说来也非常好笑。似乎已是上月的事了。我们为了一个有关曹雪芹的问题发生一点争执。那时我们都有些熟了，在她每次买书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彼此随意地谈一些艺术方面的话题。我知道她喜欢看古典和当代的中国小说，她也常常看见我歪在藤椅里埋头阅读的模样。好象我说了一个什么典故她表示不同意，竭力争辩说，不是的，曹雪芹不是这样的。我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放。最后她摆出年长者的姿态，她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而我最怕别人说我年龄小，于是就撒谎“二十几了。”哪知她鼻子一哼，“别骗我啦小余，我敢打赌你不到二十。不信，马上拿身份证。”我被她这一揭穿，好像一个少年的秘密被异性所窥知，羞得面红耳赤，对她无端地怀恨了许多天。 她空着双手，就像是冒雨专门来买书的。她在我记忆里第一次留下印象，就是在一个大热天，一个恹恹欲睡的午后，我看见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书亭前面的芙蓉树下，一位戴墨镜的女人从后座站出来，慢吞吞地挑选了几本杂志，然后又乘车掉头而去。当时我很诧异，一个打的前来买书的女人。从此我记住了她。晓莉姐每次前来都是一个人，而且都是慢条斯里的，给人一种独身的错觉。当然，这仅仅只是错觉而已，在我对大都市还不太了解的头脑中，我相信晓莉姐这样的女人是不会独身的。不过，这样的问题我没有想得太多。我不是一个爱打听和猜测别人隐私的人。 这时晓莉姐也看见了我，脸上露出熟人见面时的微笑。 “你好。”她说，“跑哪儿去啦？小心被炒鱿鱼。” 她说完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 “怎么会呢？”我笑着说，“我离开还不到两分钟。” “是吗？”她夸张地皱着眉头，“我这么没运气。” 幽默和几分调皮在她脸上跳跃。我感谢这多雨的天气也能给我带来好情绪。我打算让她进来坐坐。 “《收获》到了吗？” “还没有。”这一期的《收获》不知什么原因，拖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你放心，到时我会给你留一本的。” “哎——”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这样的天气怎么捱哇。” 好像没有杂志在手，她的日子真就没法打法。 “你进来坐呗。”我指了指藤椅。 她好像没听见，怔怔地抱着双手呆望天空，过了好一会才折回身，从后门走进来。 “谢谢。”她在藤椅里坐下来。 而我却站着，有点手足无措，好像坐下来会让狭窄的空间平添几分莫名的紧张。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紧张而已。 我说过，我是一个腼腆，不善交际的少年，骨子里怕羞、孤独的成份不少。对于一个刚刚跨出校门、还来不及在大千世界里得到磨炼的人来说，和任何一个异性的单独相处，都难免会存在可笑的慌张和不安。 我记得中学时代曾经在一次春游的途中，偶然抚摸过一位女同学的长发。其实那是一场完全谈不上值得回忆的的片断。当时她走在我的前面，因为路滑险些跌倒，幸好我眼疾手快抓住了她。我触到了她的头发，而且右手在上面停留了短短的几秒。就是这几秒让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这种我无法表达的感觉一直陪伴到春游结束，回到家中，我躺在床上，还胡思乱想了一段时间。。 我没有说话，一时间我找不到话题。又过了很久晓莉姐才抬起头，从她刚才愣愣的沉思中醒过来，恢复了往日柔和自然的笑容。 我们开始谈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话题以面前的一堆堆杂志开始，引申到小说和其他的门类，又过渡到各自对某某文章的感受，最后谈起了自己的生活。 我叙述自己如何高考落榜、如何来到成都，又如何卖起杂志。我看见她听得津津有味若有所思。其实我知道我的经历很平淡，算不了什么。而她的阅历我猜想一定比我的复杂和精彩。我问起她为什么有这么多时间看书。 “那么你呢？你在哪儿工作？”我问。 她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我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有工作吃什么？” “靠老公呀！有人养呀。”她的笑容瞬间收敛了。 “怎么？你不信？”她歪着头问。 “不信！”我盯着她很肯定地说，“从你的言谈举止来看，你不象是长期呆在家里的人。你的思维很活跃。” 她又笑了，笑得模凌两可不置可否。 我们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我们很自然地又谈起了其他。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都是真实的，而且正如我的猜想，她二十多年的生命里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不被人理解的苦难和况味。我想起一位企业家曾经写下的段文字——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无论他（她）成功与否，他（她）背后一定有一段令自己无法忘怀的往事，无论这段往事是喜悦的还是辛酸的。 临近中午的时候她起身告辞，象往常一样，她站在路边招手拦一辆出租车，钻进车厢后又摇下窗玻璃对我笑笑。我看见她嘴唇动了动，然后一溜烟往红牌楼方向去了。 望着她乘坐的红色夏利汇入车流，我心中突然升起一种空落和忧伤，就象一片树叶被风带离了枝头，轻飘飘地在空中飞舞，不知道自己最终归宿于哪一块黄土。 我呆呆地在藤椅上坐下来，怅然若失地弄不清自己该做些什么，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变得极为陌生，两只手从扶手的两侧垂下来。感到非常沉重。 这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一直延续到赵伯伯站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他手里端着盒饭。我终于回过神来。 我每天的午餐都由赵伯伯送来。赵伯伯老俩口待我不错。和他们谈话，在他们面前做事，我都能感到一股慈祥诚朴的气流鼓荡其间。他们不象我舅妈那样颐指气使，看不惯年轻人的所作所为。赵伯伯身体不太硬朗，有中度的高血压，膝下的一个儿子如今留学美国，并且已经在那边娶妻生子，过着富裕满足的生活。因此，我每天早晨去扛杂志的时候，都会逗留一段时间，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琐事。老俩口退休后工资虽不高，但对付目前的生活绰绰有余。所以，平时的饮食生活还算有滋有味。说真的，我以前在舅妈家搭伙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晚餐远远抵不上午餐，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一定的营养是必须的。赵伯伯也懂得这个道理，三天两头买肉杀鸡，每次当我打开饭盒的塑料盖时，我都会为看见小半盒的肉食什么的而感到欣慰。许多年以后，当我一次又一次被邀请坐在各类宴席的面前，我想起当初的情景就感到好笑。但在当时，哪怕是一点肉末，对我来说却实在是值得欣喜快慰的。 赵伯伯放下饭盒，又简单地和我聊上几句。天空已经放晴，被雨水冲刷过的大街树木干干净净。赵伯伯有午休的习惯，坐了一会就回去了。整个下午我都显得无所事事而心情沉重。我捧着杂志却看不进去。我重复了几次拿起又不得不放下的动作。我感到心绪如潮，晓莉姐走后给我带来的莫名的烦燥困扰着我，其实这种情况以前还真没出现过。我今天究竟怎么了？我无法集中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甚至没法让自己安静下来。终于捱到暮色初上，街上车流如集。我可以下班了。我关掉铁门，站在树下长长在呼了一口气。 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去食堂匆匆扒了几口饭。我觉得我没有食欲，好像胸口被什么堵住了，憋得慌。通常遇上这种情况表明我害了病。这是我的经验。而且是发烧的前兆。但今天显然不是这样。坐卧不安，心绪不宁似乎有别的原因。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开始强迫自己静下来，一点一点地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很小的时候就善于思考，想一些天南海北又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也善于控制自己，把自己放在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去细细推敲。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显然是不能有多么高瞻远嘱的思想和周密细致的推断能力，于是，我只能使自己慢慢静下来，回到自己的阅读之中。 我已经有近一个星期没有动笔了。我喜欢现代诗歌，偶而也会不为人知地写一部分。现在抽屉里一大摞诗稿都是这几年偷偷写下的。我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不管走多远，它们都象家人一样令我倍感亲切。我也曾试着四处投稿，然而结果要么是石沉大海要么是被拒之门外。我最后不得不将它们锁起来，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却坚信自己会成为一名诗人或作家，或者说我的理想，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这样。我到成都的初衷，就是寻找机会去一所文学院或是中文系优秀的大学求学，以完成今生唯一的夙愿。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愿望很可笑，很遥不可及，很令人看不起。于是我很怕别人知道这些，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在一种偷偷摸摸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幻想着有一天能石破天惊一举成名。 我翻阅着自己的诗稿，抱着欣赏的态度一篇篇轻声念着，偶而为几处不满意的地方修改一下，很快，我一个人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忧伤唯美的氛围里，偌大的校园寂静无声，树丛里秋虫的鸣叫此起彼伏，我看见一颗颗动人的词句从眼前划过，击中我的内心疼痛而快乐。 我似乎很久都没有这样与诗歌如此亲近了，我感到灵感将至。我摊开稿纸，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我写下了今生第一首爱情诗。 深秋的十四行 听寂静之蹄飞弛于暗夜 这是秋天，雨水走过路面 独身的人在酒中站立。窗外 一千棵桅子如月盛开 女孩，九月的海水漫过树顶 你目光上升，鸟群振翅 在无痕的手掌之外 河流带走一生的树叶 来自园外的爱情，一闪而逝的阳光 我们在十年前打开心脏 放飞羽毛。而今天空高远 女孩，远方的岛屿钟声飞扬 林间的果实 在南方之南照耀我不愈的伤 我居然一口气将它写完，并未作多大的改动。我前后反复阅读多遍，感觉自己被诗中的意境所渗透，无力自拔。 已经是深夜了，我听见屋外有夜归的学生绕墙而过， 嘴里还大声地谈论着香港火爆片里的情节，意犹未尽的样子。墙外远处的农家传来几声狗吠，激越而旷远。我夜不能寐，灭掉台灯推门而出。天空因上午的一场大雨而澄澈明净，没有月光，但满天的星子并未让天幕有一丝孤单。夜凉如水。我隔壁的一排门窗早已熄了灯，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油然而生，几分苍桑，几分少年的惆怅如海水爬上心壁，不停地撞击我难以入睡的心灵。 第三章 是一位面熟但叫不出姓氏的老太婆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赵长坤被送进医院了。赵长坤就是赵伯伯。我看见她双手撑着大腿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就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我匆匆地收起杂志，关掉铁皮门，骑上单车直奔省医院。 询问两位态度友好的中年护士，在住院大楼外科203病房，我看见赵伯伯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额头右侧缠着纱布。罗婆婆坐在老伴身边，双手紧紧握着他的右手。四周站满了赵伯伯的邻居，都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醒来。 我悄悄地走过去。邻居们见了我都自动地让开道。我经常在赵伯伯家进进出出，大家都以为我是他的远房亲戚。罗婆婆瞧见了我，微微点点头。我正要问她是怎么一回事。罗婆婆却低声嘘了一声，示我不要打搅床上的病人。一位好心的邻居把我拉到门外，把事情的经过简要作了叙述，又把刚才医生的意思说了一遍。我心领神会。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病人和家属休息。于是我走进去轻声地把人们唤出来，告诉他们现在病人需要观察，感谢他们的帮忙和关怀。大家听了我的话都觉得有理，于是就告辞回去了，临走之时还说如有什么需要，就不要客气之类的热心话，我连连称是。 病情的发作大约在上午11时左右，当时赵伯伯正在给阳台上的金鱼喂食，他手里端着的小竹萝里装满了从市场上买来的鱼饵。那天他起床时本来自感有些不适，好像是昨夜受凉所致，但他还是照例去体育场打了1小时的门球，结果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乏软，还给正在卫生间洗衣服的罗婆婆说了几句“我的头好痛啦”、“中午一定要多睡会儿”的话，但罗婆婆并未放在心上。没过多久，罗婆婆就听见阳台上什么东西掉地的声音，接着就是“扑”地一声，很沉很重的样子。罗婆婆赶紧去看，老伴已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右额被血染红了，鱼饵撒落一地，被碰翻的一只空花盆把金鱼缸的一角砸了个豁口。 用医生的话来说，除了头皮外伤出血之外，不排除颅底骨折的可能。病人倒地之时是前额着地，加之老年人骨质疏松、易碎，伴发其它的并发症也很难说。罗婆婆听到颅底骨折这个名词就紧张不已。我也不知道危险性到底有多大，忙问医生怎么办。医生用食指推了推下滑的眼镜说，今晚观察一下，明天作ct扫描。 下午的时候，赵伯伯却突然醒来了。只说头昏，很沉闷，全身乏力。我又把上午那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医生叫来。医生姓方，三十多岁的样子，看上去给人一种莘莘学子的良好印象。我看见他在办公室耐心地给一位漂亮的护士讲解什么。我客气地前去打扰。 方医生很快就跟我一同去了。他在床边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详细地询问病情。这一次是由病人亲自说出来的，跟上午邻居们的描述有些出入。方医生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最后他站起来，伸手摸了摸病人的头顶。痛吗？他说。不痛。病人回答。他又在其余几个部位重复了这个动作和问话。然后再次用手电筒查看病人的瞳孔。他直起身，突然转过头对我说，你来一下。说完就径直出了门。 我只是略微愣了一下就跟着走出去。在诊断室，我站在他的对面。他从抽屉里撕下一页纸单。我看清是ct扫描诊断书。我听见他说， “我怀疑有颅底骨折。” 他一边用签字笔在纸上飞舞，一边说。 “病人现在已经醒过来，尽早作ct检查，发现部位。如果严重，也许还要手术。” 他抬起头望着我。我把诊断书接过来。 “要多准备一点钱。很贵的。” 他突然用一种非职业化的语气说，充满舒缓和关切之情。我微微点点头。 我没有把方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告诉罗婆婆和床上的病人，只说了立即作ct扫描的事。两人没有多问。我背起赵伯伯，罗婆婆手拿诊断书在前面问路。很快，我们就从底楼的ct室作完了检查，医生说要晚些时候才能拿到结果，我们只好回到病房。赵伯伯经过刚才一番折腾，似乎疲惫至极，躺在床上又闭了眼睛。 我和罗婆婆一时空了下来，才想起还未吃午饭。罗婆婆递给我伍拾块钱。我跑到外面的餐馆买了几份现成的烧菜。老年人本来就喜欢吃软食，再加之赵伯伯病成这样，我就选了几种熟软的素菜。三个人慢慢地吃着饭。罗婆婆一边吃一边给老伴喂几口。赵伯伯却说自己能行，你自己吃吧。我偷偷地瞧见罗婆婆眼睛红红的。过了一会赵伯伯也察觉了，就笑嘻嘻地打趣，嗳，别弄成这个样子，我死不了，我硬朗得很呢。说着拍了拍罗婆婆的肩膀。罗婆婆嘴角一撇，也没有说什么，继续吃自己的饭。我在一边看得有些感动。都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还挺恩爱。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瞧见我的父母这样，举止言谈就跟同志似的，生怕一丝过份的举动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很多年以后，当我在另一篇小说里思考有关教育问题的时候，我对自己父母在我儿时的教育采取的畸形手段耿耿于怀。吃过饭之后，我把纸盒拎出去扔掉，回来的时候，透过虚掩的房门，我惊讶地看见罗婆婆在床上半躺着，微闭双眼的脸颊溢满幸福。我悄悄退回去，独自站在下午寂静的长廊里，莫名地想了很久。 晚上我也没有离开，罗婆婆执意要我回家。我不肯。我拿着罗婆婆的钥匙去她家取了几件衣物，两床被盖。我去诊断室借了一张藤椅，用被盖铺好，让罗婆婆睡在上面，我就坐在折叠椅里，双手伏在床单上。半夜里我醒了几次，每次都看见罗婆婆为老伴倒开水、掖被子或扶他下床小便。 其实那一夜我很久都没睡着。偌大的医院不时传来病人痛苦的喊叫。那种凄厉的叫声在暗夜里如同来自地狱。深秋的风裹掖着来苏和新洁尔灭的气味不时弥满在狭窄的房间里。我鼻子嗅着心里难受，迟迟难以入眠。 接近凌晨的时候我被罗婆婆一阵急促的喊叫声所惊醒。我使劲睁着酸涩的双眼，我听见她惊恐的叫声。 “小余，小余，快看，快看。”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见赵伯伯两个眼圈黑黑的，象熊猫一样。我惊呆了。我赶紧去叫值班医生。值班医生看了看，开了一些止血药和抗感染药，用吊瓶给病人挂上。我和罗婆婆都很惊恐。值班医生却镇静地回诊断室去了。 ct扫描的结果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才出来。正如方医生所说，是开放性线形骨折，位置在颅前窝。方医生把底片仔细看了看，转过身对我说，目前看来只是软组织出血，尚未有脊液漏和颅神经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我问要不要手术？方医生说，暂作保守治疗。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病人和罗婆婆，还重点强调不作手术。因为在普通人眼里，手术两个字听上去就很危险的。 赵伯伯照例每天上午输液。几天下来，两只手背布满了针眼。罗婆婆看着心痛，夜间就用水袋热敷。有时候天气比较暖和，就扶着病人在室内作轻微的运动。老俩口一边举手抬脚一边说着老年人才有的俏皮话，心情颇好。我在赵伯伯入院的第三天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书亭照常营业，只是中午关门两小时。下午下班后我把书箱搬回去。现在，罗婆婆把她家的钥匙也给了我。我放好书箱，开始做晚饭，弄好之后就送到医院。九点钟左右或稍迟一点，我就回去住在他们家中。虽然于我来说，这种生活较从前忙碌和劳累了一些，但我很快活。我是乐于助人的，加上老俩口平时对我又不错。况且，赵伯伯家的客厅环境舒适，我可以躺在沙发上看书直到深夜。有时候我居然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随心所欲地拿冰箱里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下意识的，当我惊觉以后，赶紧收敛起来，不再造次。 有一天晚上，大约11时半，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得从沙发上弹跳起来。起初我以为是罗婆婆打来的，是不是医院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我赶紧提起电话。 “喂——” 我听见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喂，你找谁？”我礼貌地问道。 哪知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即变得警觉起来。 “你是谁？” “我是这家主人的亲戚。”情急之中我撒了一个谎。 “亲戚？”电话那头思考了一下，“哪门子亲戚？” 我听着他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但我还尽量客气着。 “你究竟找谁？如果你不说，我可要挂机了。” “请等一等。”他说，“我找赵长坤。” “他不在，请问你是——” “我是他儿子。” 我终于明白过来，长长地松口气。 “哦，是这样。”我把赵伯伯入院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他，尽量把病情叙述得轻描淡写一些，以免他着急。 “我现在北京。那我明天过来一趟。” “好的。”我说，父亲患病，作子女的当然应该前来探视。 他就这样挂掉了电话，也没问我是谁，好像没必要打听，或者心想明天迟早会知道，不必在电话里哆嗦。我连夜赶去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婆婆。罗婆婆埋怨我不该说这些，还说他很忙，本身就照顾不过来。不过，她也只是说说而已。我知道，从她内心来说，还是盼望儿子能回来的。 第二天下午，一位热心的邻居帮忙照看赵伯伯。我和罗婆婆乘出租去机场接赵大哥——这是罗婆婆让我对她儿子的称呼。一路上她不停地跟我说赵大哥的事，舔犊之情溢于言表。 “我媳妇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主要是经营酒类。他经常跑北京和山东。他在北京有一家办事处，一年总要去几次，一呆是十来天。” “我那两个孙子七八岁了，鼻子以上象他爸，下面象他妈。我媳妇那个子高得很哟，比赵志远高半个头。” 罗婆婆说得高兴，很快又将话题转到我的身上。 “等志远回来了我跟他说说，小余啊，你这么年轻，呆在我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让他帮帮你，他国内的朋友也不少，各行各业的，我跟他说说……” 我感谢地点点头。 在机场的出口处我们接到了他。中等坚实的身材，留着浅平头，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只小号黑皮箱，这气势首先就让我钦佩不已。凭我少年的想像，他一定是成功的商界人士。 他和罗婆婆走在一起。我在一旁不断地打量他。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脸庞除了气宇轩昂，还有几分自信和霸气，举手投足所散发的沉着、坚毅，以及说话时嘴角暗藏的一丝浅笑，却给人一种不能轻易接近之感。渐渐地我慢下脚步，悄悄跟在母子俩的身后。 打车的时候他突然让我坐在前面。你坐下。他指着副驾驶的座位对我说，自己却打开后车门扶着母亲钻进去。我觉得他说话时简短的用词和不容分说的口气显得突兀，心想他是把我当下人看待了，我有些生气。 母子俩不停地谈着话。内容当然是关于赵伯伯住院一事，罗婆婆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提到我的名字。 “要不是小余呀……” “多亏了小余帮忙……” 赵大哥只是点点头。我从后视镜瞧见他表情严峻的面容。我原本以为他会向我表达感激的。我有些失望。 出租车一直开到省医院。母子俩进去了。我则听从罗婆婆的安排，回家做晚饭。因为赵大哥回来的缘故，今天的晚餐比平时要丰富些，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把它弄好。我把饭菜分别盛在几个塑料饭盒里，用玻纤绳系紧，小心地摞在竹篮里，然后骑上车，奔往医院。 晚饭的时候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说话。赵大哥的话比下午要多得多，表情也不是严峻的样子。赵伯伯见了儿子当然掩示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断地笑，不断地手舞足道，不知不觉吃了很多的菜，胃口比平时好。我在一边默默地瞧着他们，偶而也随着赵大哥的俏皮话轻声暗笑，我没有象老俩口一样接连问他的西方趣闻，我知道我目前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去打搅这难得团聚的一家子。 九点半过后，我瞅准他们谈话的间歇起身告辞。我摸不准赵大哥今晚是否会守在医院。罗婆婆问他的意思。赵大哥想了一会儿说，我还是留下吧。老俩口都劝他跟我一起回去住，他却说，不，我说过留下就留下，口气又恢复了白日里的强硬和不容置疑。 我走到门外，正准备转身带上门，却意外地听见赵大哥喊我的声音，我莫名地回过头。 “你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他说完走了出来。我们顺着走廊慢慢往前走。 “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余来。” “嗯，很好。你的情况我妈下午跟我说了，等空下来我安排一下。” “谢谢赵大哥。”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随口的还是真的有所考虑，但我还是感谢他。 “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的脸一红，半天竟说不出话。 “我，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哦，对了。”他好像记起了什么。“没关系的，有些东西并不一定要到学校里去学习，只要用心，慢慢锻炼，很快就会熟悉的。” 我点点头。 “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说给我听听。” 我想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该把文学创作的事说出来。我迟疑不决的样子被他察觉到了。 “怎么？还有秘密武器吗？” 我羞涩地笑了，第一次觉得他并不象遥远的不可接近的人，他还是可以倾心交谈的。 “喜欢写诗、读书，主要是文艺方面的。” “嗯，很好。” 我觉得他爱说这几个字。 “这是一件好事。”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写诗这行在当今是当不了饭吃，单纯的书呆子是会被淘汰的，这个年代讲究的是商品与市场。要走出去，从书斋里走出去，到人群里，接受竞争和挑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又点点头。 “ 我看你还比较腼腆，还没能完全脱掉书生气。这不好！不要以为自己还小，还应该躲在深闺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实我以前也是你这样子，不信你问问我妈，我二十几岁了还在读书。是现实让我改变的。这很好嘛，对不对？” 我的确同意他的观点。我们已经来到楼梯口。 “好了，改天我安排一下。这几天你照顾我爸，辛苦了，好好休息。” 他说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还来不及跟他道声“再见”，他已经走过了几道房门，很快消失了。 我走到大街上，推着单车。平原上的夜风一阵阵拂面而过。今晚的天气不错，隐隐有几颗星星。街道两旁的芙蓉树在风中晃动，树叶纷纷飘落。我跨上单车。 灯火辉煌的城市，走着众多的不夜的人们，他们纷纷从我身边一晃而过。到人群里去。我想起赵大哥铿锵的声音。接受竞争和挑战。不错，充满竞争的社会，充满优胜劣汰的社会，只有迎接和面对才有取胜的可能。我常年深居简出的生活，是否是自身逃避和懦弱的印证。我是否应该如赵大哥所说，放下书本和笔，放下那些不能给我带来富裕生活的诗歌和杂志，跃入现实里，象许许多多下海的人们一样，去拼抢、搏斗，去敷衍应酬，尔虞我诈。我想起了黄灿，这个年龄不大却涉世犹深八面玲珑的男孩，成天无所事事却又忙忙碌碌纸醉金迷。我突然担心我今后的生活就是这副模样，昏昏噩噩懵懵懂懂，即使腰缠万贯又跟行尸走肉有何分别？ 我矛盾万分地回到罗婆婆家中，内心充满了无比的迷惘。 第四章 晓莉姐照例隔三差五地来书亭闲坐。我非常乐意。能有人陪着说说话是一件好事。甚至她偶而不知是何原因一个星期没来，我心里反而恍恍地。现在，我知道她家居武候花园，好像真的没有工作。从她的交谈里可以知道，她独身，抱养了一个女孩。女孩名叫济济，五岁了，很机灵，惹她疼爱。她是她从北京带回来的。她们来到成都还不到半年。晓莉姐从前是四川万县人，在北京打工许多年了。我猜想，兴许是在外赚了些钱，叶落归根，又不愿回到偏僻的老家，干脆在成都买房安家。不过，有一点我百思不解，象她这么漂亮又知书达礼的女人，怎么年近三十而不嫁人呢？也许是她的眼界太高了，或者单身贵族的思想束缚了她。不管怎么说，我从心里为她感到惋惜。因为于我来说，女人是为爱情而生的，深阁中的大家闺秀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关系情同姐弟。的确，在她眼里我俨然是一位小弟弟。这不仅针对年龄而言，我腼腆害羞的脸庞常常成为她逗乐时的笑柄。当我们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我常常被她弄得面红耳赤、语无伦次。 每次她都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看看你看看，都成火鸡了，还跟我争。我低下头甘拜下风。不过，当谈论起文学艺术的话题，我就变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的她只得闭上嘴巴，对我的叙述和描绘洗耳恭听。来源于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丰富和自如起来。我甚至可以看见她钦佩和惊讶的目光。每当此时我们都非常快乐，我知道她乐于听我的讲述。她是一位忠实的读者，而我却因写作的缘故，我的阅读绝不仅仅停留于获得快感，我会对任何与艺术有关的文字进行反复揣摩、研究、总结。因而，感悟比她深。当我把自己的收获和感想和盘托出的时候，我看见她是需要的。她不时对我的观点报以赞许的微笑。而此时的我，简直称得上是得意忘形了。 她也非常自然地把自己定位于“姐姐”这个位置。她时常关心我的生活。 “天气凉了，该加上毛衣。” 这时候我会不以为然地对她说，“没什么，这点温度能挺得住。” 她立刻以年长的身份教训我， “你还小，不知道冷热。感冒了可不是好玩的。” 每次听到她说——你还小——我心里都有些叛逆的成份在冲撞。我曾经顶撞过她几次，她却恢复了打趣的神色，怎么？不服气呀，说你小你就小嘛，我大你十岁你知不知道？想长大是不是？加油哇！哈哈！我只得认输。 后来她知道了我生活清苦，早起晚睡，一日三餐没有定准，就对我说，象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现在工资低，也就甭想去存钱了，有多少吃多少。其实我从未存过钱，每月的开支大多消费在吃穿上面，偶有结余就用来买书，买书亭里没有的对我却非常重要的书。有一次她临走之时递给我伍拾元钱，我当时愣了一下，立即拒绝了。她却执意留给我。相持了一会，我还是没有收。我觉得这样很没面子，虽然我认同了她是我姐姐，但我认为必竟不是真正的两姐弟。此外，一种异常的感觉摄住了我，有时我觉得她的确是好姐姐，甚至比姐姐还亲；有时却不是，我们像另外一种关系，模糊而暖昧的，我说不清。记得有一个深夜，我从梦中惊醒。我回忆这个奇怪的梦，我和她双双走在月光之下，在一个晶莹剔透的湖中沐浴。银色的月光明亮地照耀着我们。即使醒来，闭上眼睛我也能清晰地看见她美丽柔滑的胴体，充满诱惑与接纳。我醒过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久久不能平静，并为自己的这种行径感到可耻。 成都的秋天过了十一月就宣告结束了。无休止的绵绵细雨统治了平原上空。冬季降临。入冬以后的大街小巷好像一夜之间丢失了许多人，变得冷清寥落。车来车往的立交桥也显得孤影相吊茕茕孑立。只有商场里不减购物的人群。开着暖气的商场如同春天。缓缓行进的人们走出巨大的玻璃门，立刻变得行色匆匆，拼命地挤上中巴车，然后消失在细雨里。 我的生活象三十年代江南小镇的读书人，单调而闲适。每天重复着卖书、吃饭、睡觉三个基本动作。我没有起码的娱乐，象黄灿那样的花天酒地更是不可想象。其实他约过我几次，晚间去花都夜总会和东方红酒吧唱歌、玩牌。我没有兴趣。我不仅是因为自己消费不起，从骨子里来说，我对这类声色场所本身就非常反感。我想，即使某一天交了好运成为老板，我也不会背着太太去这种地方。 因此，成天只知道躲在深闺看书的我，少年身上的那种好奇易动的血性近乎于麻痹。当十二月的某一个夜晚，晓莉姐约我去她家玩的时候，我几乎忘记出门走走的普通生活习惯。那是一个对我以后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夜晚。后来我在回忆这个夜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前去赴约是否正确。我以后的种种所作所为都因它而变得复杂和不可思议。 当我站在那幢英国教堂式外形的住宅楼前，正是晚上八点钟。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移动脚步，我被它豪华气派的装修震住了，坦率地说，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当我得知宽敞的草坪和整整第一层楼都属于晓莉姐，我对她的疑惑开始布满脑海。 长发披肩的晓莉姐站在门口。我看见她身穿一件紧身红毛衣，给人一种暖意盈然的感觉。她侧身让我进屋，随手关上门。 偌大的客厅，意大利真皮沙发，深红的绒毛地毯，一只正在播放香港言情剧的29英寸大彩电，高耸的大理石音箱，以及屋角一侧的吧台和酒柜。我想，这些构成了我对她家的第一印象，豪华甚至奢华。我非常惊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哪来这么多钱购置如此高档的家俱和摆设？我心里腾地升起一种巨大的排斥感，因排斥而坐卧不安。我变得拘谨起来。 晓莉姐还是平时的模样。她问我喝点什么，是饮料还是茶。我不知所措。她就自作主张地给我压了一杯可乐。我把纸杯捏在手里，迟迟不敢送到嘴边。我很少在别人家中见到这玩意，一种盛水的纸制品。 “别这样好不好？忸忸怩怩的，象个大姑娘。” 我脸红了，放下纸杯，双手撑在沙发上。 “不习惯是不是？没关系，以后常来。” 她躬身从茶几上取过遥控器，对着电视机把音量调小，在我对面坐下来。 “没事。让你过来玩玩，别老呆在书堆里，会闷死的。” 我局促不安的心境渐渐平静下来。 “济济呢？”我问，我这会儿还未看见那个小女孩。 “和保姆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保姆？”我有些惊讶，“你还请保姆？” “是呀。” “你不是没上班吗？” “没上班就非得带孩子吗？”她还振振有词。隔了一会她才说，“主要是有人陪着，好说说话。” 我们又说起话来。这次主要谈论这套房子。一百八十多个平方，好几十万呢。我听出她口气中并没有炫耀的成份，也不知道原本是这样，还是几十万对她不算什么。但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和她隔开来，比平时有了一段距离。似乎太有钱的女人是不该成为我的姐姐的。我有些惶惑。 她似乎也觉察到了我的局促。我没有以前那样随便了。她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断断续续的，最后停住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原本就是来跟她聊天的，怎么能冷场呢？恰好就在此时，响起了阵敲门声。我一听就知道是一只小手在叩门。 晓莉姐起身开门。跑进来一个梳着长辫的小女孩。我猜想是济济。济济喊着“妈妈，妈妈”，却从她母亲的腿旁跑过，直接冲到沙发这边来。这时突然发现了我，立刻停止脚步，用陌生的目光盯着我看。我笑了。 “你是济济吗？”我歪着头问她。她还是不说话，慢慢走到沙发旁，双手放在上面。“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突然冲出一句。 晓莉姐走过来。身后是一个瘦小的农村女子。 “叫余叔叔。” 小家伙却扭过头望着她母亲，调皮地问， “为什么要叫余叔叔？我又不认识他。” “你叫了不就认识了吗？” 她母亲认真地对她说。 她这才回过头，又用小眼睛偷偷看了我一眼。 “余叔叔好。”她站直身子，双手下垂，对我鞠了一躬。 “济济好。” 晓莉姐也笑了，重新坐下来。保姆去厨房里弄得叮当作响。 “这孩子非常懂事，看得出你是贤妻良母。”我夸耀晓莉姐。济济又跟到厨房去了。 “我在北京从一个乡下人手里接过来的。那时候她快断气了。我抱她到医院，说是得了肺炎。整整一个月才出院。” “好了？” “早好了。”晓莉姐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芒，“小家伙命苦，我当自己女儿养。” “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哪能知道呢？还小嘛 .长大了再告诉她。” 我看见她满脸柔情。每一个母亲谈起自己的子女似乎都是这样，充满怜爱与自豪。 保姆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鸭梨。济济也跟着出来，急于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塞进嘴里。 “洗手了吗？”她母亲说。 “洗了。”她仰起头回答道。 “应该先请客人吃，知道吗？我说过很多次了。” 她立刻捏起一块递过我。我笑着接过来。 “谢谢济济。” “不用谢。”她正经八百地说。那模样真是可爱极了。我招呼她到身边来。 她大大方方地过来了，坐在我身边，两只小脚吊在沙发边沿前后摆动。 “你叫什么名字？”她用大人的口气问我。 “我叫余来。”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但你要叫余叔叔。” “我知道。”她撅起小嘴，“你是我妈妈的朋友吗？” 我有些惊讶，小小年纪知之不少。“对呀。” “那你知道安徒生吗？” 晓莉姐在一旁说话了。“我经常跟她讲安徒生的童话。她很感兴趣。” “余叔叔比妈妈还知道得多。”晓莉姐对她说。 她用怀疑和惊讶的目光望着我，良久才说， “你能给我讲一个吗？” “好哇。”我说。我觉得自己也开始喜欢这个口齿伶俐的小女孩了。于是我扮起老爷爷的声音，给她讲了一段夜莺的故事。她听得入了神。 故事讲完以后，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她提了几个有关安徒生的问题，我一一作答。看得出来，在她眼里，我俨然是位不折不扣的故事大王。 我又坐了一会就回去了。自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晚都朝她家里跑，有时候晓莉姐并未约我，但我吃过晚饭收拾之后，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写作了。当然，我的到来晓莉姐都非常欢迎。我弄不懂我们哪来那么多的话，告辞的时候大家都意犹未尽的。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小家伙济济共同参与。她机灵的小脑袋里装着许许多多的怪想法，她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弄得我疲惫不堪。晓莉姐坐在一旁看着我跟济济讲故事，脸上平和的表情荡漾着无比的幸福。有一次她对我说，没想到济济这样喜欢你，你稍来晚些她就嚷着问我，余叔叔什么时候来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笑着说，其实我也挺喜欢济济的，她太聪明了，晓莉姐突然歪着头笑眯眯地问，你喜欢济济，那么我呢？我听了就是一愣，不知怎么回答，哽了一会才讷讷地说，也喜欢。因为你是我姐姐呀。晓莉姐仰着头哈哈大笑。我红着脸站在一边。 对于初到大都市的我来说，那段时光无疑是难忘而令人心醉的。这给我枯燥冗长的日子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以前那个只知道与书为伴的少年，现在也变得活跃富有生气了。我为自己这种性格上的改变而欣慰。同时，回避现实、自卑敏感的心灵由此动摇，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是有一定的社交能力的。我对自己说，其实所谓的社会交往并不象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只要信守真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原本就是简单的。我开始建立自信心，督促自己大胆地走向人群，接受磨炼。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圣诞节。那天成都的街头、广场，以及宾馆、酒楼、商场门前都树起了高高的圣诞树，挂满闪烁的彩灯。充气的塑料圣诞老人在街口随处可见。我的书亭象众多的小商店一样，停业一天。一大早，我就骑车去了武候花园。晓莉姐早已起来了，正在给小济济梳洗打扮。小家伙兴高彩烈地跟我描绘昨晚动画片中的情节，比手划脚的动作不断影响了她母亲的工作，至使晓莉姐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你能不能先停住嘴巴等我弄好了再说。小家伙这才发现母亲生气了，翻了个白眼闭了嘴。 大约十点钟我们就出了门。也包括保姆小勤。小勤是郫县农村人，老实勤快。我们今天打算去世界乐园。晓莉姐跟我说，济济嚷了很久了，来成都都快半年了还没去过呢。她想看看外国是什么模样。 半小时的路程我们是打出租去的。偌大的停车扬排满了各种不同的小轿车和中巴。售票处人山人海。我仗着人高马大很快弄到三张门票。我们排队走进广场。 坦率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凯旋门和与人嬉戏的和平鸽群。发出惊叹的不仅仅是济济稚嫩的声音，我孤陋寡闻坐井观天的脑袋也给惊呆了。我牵着济济飞奔而去，掏钱买了几袋食料，摊在掌心。雪白的和平鸽扇动着翅膀扑过来，它们争相啄食，有的站在肩头。我们轻轻捉住了它，它不挣扎，小眼睛放心地打量着我们。济济用手小心地抚摸着光滑的羽毛。我对她说，这是和平鸽，代表了小朋友们之间友好相处，不骂人，不打架……。她静静地听着，眼神里充满了孩童的天真、单纯和爱。 晓莉姐站在身后。我感觉到她在偷偷地听我讲话。她没有参与进来打扰我们。她把时间留给我们与这些可爱的鸟儿呆在一起，留给我去给可爱的孩子深入浅出地讲述道理。我一点一滴地叙述，孩子一点一滴地倾听。后来我们走向另一处风景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你刚才讲得真好。我不以然地问，是吗？真是这样？她停下脚步认真地点点头。真的，她说，我真的认为你讲得好。她拉住了我的手。 我心里一颤，却没有拒绝。 我们又走向埃及金字塔、美国自由女神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阿拉伯地宫……。欣喜若狂的济济在前面不停地奔跑。保姆小勤怕有不测，紧紧跟随。沉浸在满意和幸福之中的晓莉姐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什么话都没说。我能感觉到她握着的手充满柔情和力量。那是一种我从未体会到的柔韧，大胆的柔韧，好像怕一时会失去我这个小弟弟似的。 我被一种醉意所笼罩。这种醉意一直伴随到这次旅行结束。回到成都，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手一直都未分开。我已经无法去注意别人是否有所察觉。济济下车后嚷着要去肯德基玩游戏。晓莉姐意外地没有陪同，只是叫保姆小勤带她早去早回。 我们扭开门，走进屋里。 我们没有说话。我们已无话可说。晓莉姐放下手袋，不小心碰响了桌上的玻璃杯。我心里慌慌的，感觉有什么事将要发生。 她去了洗手间，一会儿走出来，取过杯子喝水。她把茶杯送到嘴边却又放下。她的动作一改往日的流畅，把到处弄得叮当作响。 她突然折身走进的卧室。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她的房门半开半闭，我慢慢地挪到门口。我不敢进去。 她背对我，身上的毛衣已经褪下，露出圆领内衣。白色的紧身宜而爽。她把手反剪过来，把背上的拉链“哗——”地拉开。她把它脱下了。 我心潮起伏、呼吸急剧。我感到一阵无名的燥热。这在十二月寒冷的冬季里，显得不可理喻。 她突然转过身跑向我，“平”地一声推上门。 她抱住了我，疯狂地吻我的嘴唇。我们的舌头已经纠缠在一起。 她喘着气给我宽衣解带，动作急速而凌乱。我们已无法自持，内心的欲望漫过理智。我体会到一个少年走向男人的全过程。欣快、恐惧又势不可挡的过程。 第五章 我回到自己的居所，无论如何也没法抑止狂跳慌乱的心，一种无耻的罪恶紧紧裹住我了。我躺在床上，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断在脑海里回放，喘息、深入、冲撞、呻吟……所有的细节不可遏制地展现在眼前。后来，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我反复询问自己，我是否做错了什么不能饶恕的事，是否不可再这样继续犯错了。 然而，当第二天傍晚降临的时候，我又变得焦燥不安。我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双腿。我又冲向武候花园。晓莉姐打开门。我看见她疲惫不堪的双眼。也许她也度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就在我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彼此心中的欲望再次被点燃了。熊熊烈火焚烧着我们。我们又相拥在一起，忙乱地探寻着对方的身体。 结束以后，我们重重地瘫倒在床上。所有的衣物和被单散落一地。晓莉姐蜷缩着侧身面向我，脸上的怜爱和羞涩是我未见过的。我伸出右手把她揽在怀里。 她像一只小动物温顺地伏在我的胸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静默无声，窗外传来邻居家播放的萨克斯音乐。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少我的脑中是一片空白。这是一种令人舒坦和满意的空白。真的，成天行色匆匆，为生计和体面而绞尽脑汁的人们，偶而让空白来填充血液，也不是一件值得指责的坏事。 “我很喜欢你。”她突然用双手撑起身子，支起下颌，两只饱满圆润的乳房掉在我的胸前。 我点点头。“我也是。” 她莞尔一笑，重新把头埋下来。我感到她的舌尖在我的皮肤上滑行。 我们又冲动起来，恢复了粗暴剧烈的行为。我们不知疲倦地又做了一次。 晚风轻轻地撩起窗帘吹进来。我看见草坪上的树木瘦小的枝干。天空晴朗湛蓝，深邃得没有一丝驳杂的云彩和星星。我把双手枕在脑后。我能感觉到她柔情似水的双眼正注视着我。 “你在想什么？”她问。 “没有哇。”我的确什么都想，沉浸在一种自足的倦怠里。 她摇摇头。“你没有想想我们吗？” 我侧过身子望着她。 “我们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不加思索地说，“娶你呀。这还用问。” 她笑了，含有一种苦涩和不相信的成份。 我急了。“你不信吗？我马上发誓。” 我翻身爬起来，右手高举空中。她立刻拉住我。“不要这样，小余。” “我爱你，晓莉，这是真的。”许多天以来，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恋终于被我脱口而出。 她的脸慢慢严峻起来，恢复了平时的姿态。我听见她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把衣物穿上。” 说着她下地拾起衣物，一一扔给我，自己站在镜前系上胸衣。 我心中的兴致一落千丈，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变脸。我偷偷地看了看她。她低着眉，把手里的东西弄得恨恨的。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卧室。济济和保姆散步还未回来。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视。 后来，我好像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我看见她满脸的焦虑和烦燥。我没有对付这种场面的经验，不知道是安慰她还是躲开。我选择了后者，极不情愿地回到住所。 同样的焦燥不安弄得我无法坐下来。我在窄小的屋子里来回踱步。晓莉姐骤然的变化令我不解。我不明白什么时候得罪了她，让她不悦。我开始回忆自己的话，哪一句不妥，哪一句给她以歧义。思前想后，我不得而知。然而，我越是找不到答案就越是心急如焚。我象一只被揍昏了头的东北虎在屋里乱窜。最后，我不得不重新跨上单车，再次奔向武候花园。 在我抬手掀门铃的时刻，我听见客厅里传来济济和她母亲的笑声。我愣了一下。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充满着欢乐的喧哗。济济跑来开门，一看见我，就扭过头向屋子里报告我的到来。过了一会儿晓莉姐出现在眼前。从她的脸上我没有发现一丝异样。她微笑着，两只酒窝挂在脸颊。 “进来坐呀。”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们都坐下来。突然的变化搞得我手足无措。我暂时还来不及从刚才的焦躁中脱身。我感觉到我的笑容很不自然。 我看看济济和保姆。两人都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我赶紧咧了咧嘴。这时候，晓莉姐突然站了起来。 “走，去看看我的草坪。有半个多月没修剪了。” 我明白她的意图。 “我也去，妈妈。”济济对这个建议非常欢迎。 她母亲回过头，立即沉下脸。保姆赶紧拉住她。 “济济不去啊，乖。妈妈和叔叔是大人。大人才知道该不该修剪了。” “我知道。”小家伙嘴里虽这样说，双脚却不敢向前迈一步。 我和晓莉姐走出门。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完全是平时眉飞色舞谈笑风声的模样。而我却板着脸，对她的谈笑无动于衷。 走出好远了，我终于忍不住停下脚步，粗鲁地把她的双肩扳过来，朝着我。 “你怎么了？”她洋装糊涂的脸凑过来。 “我……我……”我越急越是语无伦次，“这话该我问你。”“是吗？”她说完故作惊讶，歪着头作思索状。 而我却气不打一处来，我高声嚷道， “你今天忽阴忽晴，一会儿笑一会儿怒，弄得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甭想嘛。”她笑喜喜地说。 “我要！我要想！我还要问你。”我的犟脾气上来了。 “那你慢慢想得了。”她眉头一扬，完全是一副打趣的模样。 我对她这种不认真的态度怒不可遏。我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过了很久她止住了笑声，我已经心急如焚张口结舌。她看着我，目光定在我的脸上。她突然把双手搭向我的肩头。我听见她喃喃的语调。 “你怎么这么傻？”她的眼里意外地闪着一汪泪水。 “你干嘛这么认真。”她的声音变得颤抖了，“我是你姐姐你知不知道。你不应该爱我的。” 她的声音哽咽着。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我们相差近十岁。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很多生活观念各不相同。这怎么可能有结果呢，对不对？” 她抬起头望着我，竭力保持着一位姐姐的风度和姿态。她坚强着终于没有流下泪来。 “你不用这么在乎我。没必要这么晚了又跑来。其实我没事。姐姐经历的事比你多得多。你回去吧。” “不。”我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一点也不想离开她。我内心的恐慌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到我的小屋子去了。我一定要和她生活一辈子。 “你必须听我说，”她见我如此执拗，着急地说，“我只能是你的姐姐，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你可以每天到这儿来玩，我非常欢迎。但你必须打消其余的念头。不然……” 她拉下脸，露出绝然的表情。“不然，我再也不会见你。” 她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湿漉漉的雾气打湿了草坪，也打湿了我冰凉的双脚。 我头晕脑胀，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艰难地蹬着单车往回走。推开门，我就轰然倒在床上，再没有一丝力气。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我睁开双眼已经天光大亮。十二月的阳光柔软无力地摊在我的身上。校园里传来学生们课间嬉闹的声音。我觉得全身酸涩乏力，头部昏沉沉的。我试着坐起来却失败了。我只得睁着双眼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 后来我跟罗婆婆打电话说自己感冒了，今天不能来。罗婆婆也没作太多的过问，宽慰几句就挂了。我意外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天，却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只是在下午去附近的集市闲逛了一气。 许多年以后，我在回忆那个令我难忘的圣诞之夜，我为自己当时的笨拙和无知感到好笑。此外，更令人可恨的是我当时的糊涂。我被晓莉姐反常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恨她还是爱她，应该避而远之还是一如既往。我完全没有想到她这样做是因为爱我。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那就是无论如何，我对她的爱和感激是不会减弱的。 真的，说到感激，我忍不往要多说几句，从那以后，我惊讶地感到自身观念和性格上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下意识觉得自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了。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责任，一种涵盖了保护、报答、供养、尊重、自信等众多成份在内的理所当然的责任。我也真的试着这样去做，不断地改变自己。其实一个人的成长不需要太长的过程，往往因为一次事件，或者短短的一瞬，他的顿悟使他的人生态度立即与从前截然相反了。 元旦过后，我接到赵大哥捎来的口信，叫我上他家去一趟。赵伯伯一周前痊愈出院，幸运地躲过了手术，虽然行动比以前更为迟缓，但必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下午关门后我推着书箱来到小区。赵伯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脚边放着一只拐杖。罗婆婆正在厨房里淘菜，“哗哗”的水声盖过了电视里主持人流利的普通话。我放下木箱。赵伯伯招呼我坐下。我没有看见赵大哥。 赵伯伯从茶几下层取出一个信封。他边递给我边说， “志远今早回北京了。那边催得紧，来不及亲自给你办这事。” 我接过信封，上面有几个工整的小楷字——“太安制药公司 王黎新（收）” “这是志远临走前交待的。他说这家公司的王总经理是他大学的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他已经跟这个人通了电话。姓王的答应给你一份工作。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太安公司在温江，离成都不远。” 我欣喜万分，不知道该如何说上几句感激的话。 “你最好明天就去，免得别人忘了。书亭这边我安排好了。楼下的小魏先接替几天，熟悉之后我就把他定下来。” 我不住地点头，紧紧地把信捏在手里。我为赵大哥的守信而百感交集。我想，我从此再也不会在街头卖书了。当然，我不是鄙视这种行业。我是有抱负有出息的人，我不会让数十年的光阴抛撒在铁皮屋子狭小的空间里。而同时，一丝隐隐的不安困扰了我，我没有学过医，对制药那一套完全一无所知。我担心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用心勤学不耻下问，要在短时间内熟悉业务。我一定不能放弃这难得的好机会。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我简单地打扮一番，从皮箱里翻出离家时带走的唯一的碎花领带。领带用塑料纸包着，我从未使用过。自从认识晓莉姐后，准确地说应该是对晓莉姐产生不易察觉的爱慕之后，我开始改变自己松散而懒于修饰打扮的坏习惯，注重自身的形象和仪表。我把一本时尚杂志摆在镜前，上面有几种领带的简易打法。我照着图案重复了几次，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领结。我罩上心形毛衣，套上黑色西服就出了门。 我在八点刚过的时候就赶到太安公司的铁门前。太安公司位于温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在电视或其它媒体上很少见到它的广告，但在省内还是小名气的。我向一位穿着经济民警制服的年轻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还把手上的信封递给他看了看。他立即回到门卫室拨通了里面的电话。几分钟之后，他走出来给我指了指行政大楼的具体位置，挥手让我进去了。 经过空荡荡的花园式厂区，绕过几幢挂着“制剂车间”、“提取车间”、“质检部”等牌子的大楼，我按照门卫的指点来到了一溜大理石镶嵌的平房门前。很快，我走进了总经理室。一位三十出头、瘦削精干的老板模样的人正在神色严峻地接电话。他瞟了我一眼，立即点头笑了笑，抬起捏着签字笔的右手，示意我在门口的沙发上坐下。我心里一热，对他和蔼的态度报之一笑，略微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暗自思忖这一定是位容易相处的好老板。 他放下了电话，起身从写字台后跟我握握手。我们重新坐下来。我递上了赵大哥的那封信。 一位身着职业女装、胸前挂着塑封证件的秘书从侧屋走出来给我泡茶。王总经理背靠皮转椅飞快地阅读了信的内容。 “好的。”他抬起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我暂且安排你在质检部协助江总作gmp工作，以后根据表现再作调整。你的月薪按八佰元计算，所有的手续由办公室李主任带你前去办理。” 他说完又想了一下，接着说：“厂内有宿舍，如果你需要，可以搬进来。” “太谢谢你了。”我谦卑地说，“我想还是搬进来比较好些。” “好的。”他侧过头对女秘书说了一声“叫李主任来一下，”又翘了翘嘴角对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没有了。”我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在走出门之前，我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谢。 “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我跟志远是铁哥们。”他富有人情味地小声对我说，还悄悄作了个挤眉弄眼的怪相。我觉得他跟赵大哥迥然相异的待人方式，豁达、热情和几分自在的顽皮。我欣赏这种方式。 我非常顺利地被太安制药公司留下来，跟着一位六十岁的老工程师江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半个月以后，我不仅对公司的一些基本业务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我已经可以独自完成gmp药品生产管理规范中的文件书写工作。当然，这与自己的努力和江总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江总是六十年代药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保留着那个年代莘莘学子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随和的为人处世态度。对于我的提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画图、分析，还耐心地带我去几个车间熟悉药品生产的工艺流程，帮助我建立从宏观到微观的感性认识和概念。我对制药这一行业愈来愈清晰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床上思忖，我真是有福气啊，这半年多来所遇的好人们，给我的帮助和扶持是那么地无私和有效。我打算将来某一天写部小说来纪念他们，同时也纪念我在成都这段时光里富有意义的所作所为。 王总也时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简短地询问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我老实地一一作答。作为介绍我入厂的总经理，他尽力做到人至义尽。许多职员对我的到来和安排投以羡慕的目光。不只一次有人低声下气地问我，你跟王总是什么关系？对于这种爱打听别人事由的人，我也不便得罪，对他们的提问只是含糊地摇摇头。现在，我几乎一星期都不会走出厂门一步。厂里的作息制度极奇严厉，每天工作整整10个小时，没有午休时间。因此，我和晓莉姐的联系几近于零。只是每周周末去成都一次。好在成温公路路程短，我完全能够在星期一早晨赶回公司，因而我与晓莉姐又可以多呆上一个夜晚。 经过那次的一番吵闹，我们起初的狂热已渐渐冷却，双方都变得平静和克制。虽然我无法掩示内心对她的爱恋，但已经不会轻意去碰她了，我怕她生气。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我们照例成双地出入，散步、购物、游玩……但不再有过份亲密的行为。我们象害怕触动什么似的，尽量不去提及那仅有的几次放肆。我们彬彬有礼，象火车上同行的两位同事，自在地交谈、说笑，却又显得做作和可疑。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怪怪的。 诚然，这种可笑的关系不会维持多久。一个月以后的某个周末之夜，济济被保姆带到农村的家中去玩了。孤男寡女再也没法沉静下来。我们又找回了当初的疯狂和热烈。这一次我们终于明白过来，我们是没法分开的。再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的爱情面前，都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然而有一丝遗憾始终萦绕了我，晓莉姐至今没有对我说上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并对我的表白和请求不置可否。 第六章 然而，这种疑惑并未在我的脑袋里维持多久。一个月以后，一个极其偶然、谁也无法料到的机会，彻底解决了晓莉姐身上的几分神秘之气。 那是正月间。我如往年一样，回到偏远的家中度过了淡泊冷清的春节。由于药厂开工得早，还没来得及和父母去乡下的亲戚家走一遭，我就回到了成都。王总也早早地坐在了办公室指挥勤务人员打扫厂区。 我从他的门口走过，，给他新春的祝福。他抬起手示意我进去，模样神神秘秘的。我凑上前，他低声耳语：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打开自己的房间，把离开时折叠的床单、被褥重新铺好，简单地对屋子作了一番清扫。下午三时半，我走进了王总的办公室。王总正斜在沙发上弄他的手机。好像那玩意儿什么地方出了点毛病。主人却心不在焉地把它在手里翻来翻去。 “你坐。”他扫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摆弄。 “王总有事吗？” “没什么。主要是找你聊聊天。另外，志远春节过后在成都碰见我，问了问你的情况。那小子在武候花园弄了个女的。有福气。” “哦，谢谢！” “江总反映你的工作进步很大。我打算今年把你下到几个车间去锻炼三个月。江总年龄大了，很快就会退休。你以后就负责gmp论证工作。你的意思如何？” “我服从王总的安排。”其实我心里高兴死了。 “这可是下放哦，基层的工作累、苦，但很锻炼人。” “我不怕吃苦。我愿意去锻炼。” “那好，就这样吧。” 从此，我穿上了蓝色的卡其布工作服，混杂在巨大的热气腾腾的车间里，和数十名工人一样，成天游走在油渍的机器、药渣、潮湿的地板之间，但我毫无怨言。我明白要想当将军首先得做士兵。第一战线上的工作经验是我以后当好一个将军的有力保证。 利用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我去赵伯伯家拜了年。根据成都的风俗，正月十五以后才算春节结束。我买了许多老年人喜爱的食品，又送上了家乡的土特产。老俩口自然高兴无比。现在我已经习惯于人情世故。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立世之本。罗婆婆在一旁给我削苹果。赵伯伯兴趣盈然地讲述最近小区举办的门球比赛，他得了第二名。话题很快就转到我的工作情况，又转到赵大哥身上。这时候我问赵伯伯赵大哥什么时候离开成都的。谁知罗婆婆一听就诧异地停下手中的水果刀。赵伯伯也是一愣。 “自从上次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 现在轮到我吃惊了。 “不会吧。春节没和你们在一起？” 我心里纳闷，思忖着王总那天的话。我不便告诉他们听到的一切，就把话题叉开了。 又坐了一会我起身告辞了。我打算去晓莉姐家一趟，半个多月没见到她，心里还是放不下。 屋里却黑着灯，门也紧锁着。看样子没有人。不知道她是出去散步了，还是长时间去什么地方了。春节前她告诉我是不会离开成都过年的，还让我早点回来，免得她挂念。我准备再等等她，就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大约十点钟，还没见人影，我只得悻悻地回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又来到武候花园。这一次晓莉姐的防盗门是打开的。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踮脚踮手地往里走，打算吓唬吓唬她，给她一个惊喜。我绕过短短的过道，接近客厅。我偷偷扫视一遍，没人。我又悄悄往卧室走。卧室的门半开着。我听见有人翻箱倒柜的声音。我探头一看，只见晓莉姐穿着睡衣在抽屉里寻找什么。杂志，衣物，毛线，玩具散落一地。我冲进去“呼——”地将她拦腰抱住。她吓得尖叫一声。 “是我，别怕。”我把她转过来。 她这才惊魂未定地拍拍胸口。 “吓死我了。”她说，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我笑着说，“你这是干什么？” “我……我没什么。”她赶紧绕过我。 我发现她神色有些慌张。 “我在找一件东西，马上要出去。”她解释说，“你能不能下午再来。” 我莫名其妙。“你究竟有什么事？” “没什么。一点点小事。”她强作笑脸，“你回去吧，下午我等你。” 我有点不高兴了。“你没问我春节过得怎样，一见面就催促我离开。你到底怎么了？” 屋外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喇叭和汽车的引擎声。紧跟着有人走进来。 “你怎么还没弄好？你在干什么？” 一个多么熟悉而厚重的声音。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天啦，我以为是谁，原来是赵大哥，赵志远。 三个人同时僵立在原地。我看见赵大哥一脸的狐疑。晓莉姐默不作声。 我们都在猜测对方的到来，什么时候、何种背景、与这间屋子的主人的关系……仅仅几秒钟，我们都明白了。赵大哥强作笑颜。 “是小余啊。”他故作惊异，“你怎么来这儿呀。” 我心中的惊讶开始转变为愤怒。我哑然无声。一股股热浪直冲脑门。我感觉自己两耳发热、青筋暴露、嘴唇颤抖。晓莉姐看着我，露出辨白的神色。她欲言又止。我转动着头颅来回打量着两人，一种受骗上当的屈辱在心中翻腾。我再也按捺不住，咬紧牙关冲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