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录》


 额亦都

    历览清朝名臣的一生，沉醉于风云波澜之中缕出奇策之惊讶，神斧天工的之臣服，声东击西变幻莫测的兵术之赞叹，厚德满汉，一匡天下之神往！

    额亦都

    额亦都(1562—1621)，世居长白山英锷峪(现辽宁省清原县英额门），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为清开国五大功臣之一（五大功臣即何和礼、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以赀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康熙重臣遏必隆父亲，孝昭仁皇后祖父。

    额亦都(1562—1621)，世居长白山英锷峪，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为清开国五大功臣之一（五大功臣即何和礼、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和扈尔汉）。康熙重臣遏必隆父亲，孝昭仁皇后祖父。

    编辑本段少年时期

    他的家族是雄踞乡里的富贵之家，因此遭到嫉妒。在他小的时候，父母被仇人所杀，额亦都躲在邻村得以幸免。十三岁那一年，他亲手杀死杀害父母的仇人，报了深仇大恨，然后逃到姑姑家。他的姑父是嘉木瑚寨(今辽宁新宾县境)的寨主穆通阿，有一个儿子哈思护，比额亦都大两岁，额亦都与表哥相处的非常融洽，两人一起玩乐，度过了少年时代。

    公元1580年(明万历八年)努尔哈赤路过嘉木瑚寨，小住穆通阿家，与额亦都谈得十分投机。额亦都欣赏努尔哈赤的领袖气度，告诉姑姑要跟努尔哈赤出去闯世界，他说：“大丈夫生活在世间，就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决不能碌碌无为。这番出走，我决不会做让姑姑为难的事，请姑姑放心。”于是十九岁的额亦都就跟从二十二岁的努尔哈赤走了。这一走，额亦都终身都未与努尔哈赤分离，护卫左右，折冲御侮，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得力的部将。

    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前往进攻仇人尼堪外兰的城堡图伦，额亦都身先士卒，登上图伦城墙。1587年(万历十五年)额亦都领兵攻巴尔达城，利用夜色掩护，率先登城，守城兵士惊起，箭如雨下，额亦都身中五十余创，坚持拼杀，不肯退却，最终攻下坚城。努尔哈赤亲自出郊迎接凯旋的英雄额亦都，设宴慰劳，将俘虏全部赐予他，赐号“巴图鲁”(意为英雄)。

    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叶赫贝勒布寨率九部合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令额亦都以百人出城挑战，连续击杀九人，来犯者畏而退却，额亦都乘机冲杀，最后擒杀叶赫贝勒布寨。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额亦都从努尔哈赤攻哈达，哈达灭亡。1607年(万历三十)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理等从努尔哈赤攻东海窝集部瓦尔喀，九月灭辉发。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又与何和礼、费英东等出征窝集部虎尔哈，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灭乌拉。至此海西四部都归人努尔哈赤麾下。

    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作战过程中，几乎每一次大的战役，额亦都均未漏下并屡立军功，努尔哈赤视之为股肱之臣，先将族妹嫁给他，继而又以公主妻之，额亦都成为努尔哈赤的女婿。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定八旗旗制，额亦都隶镶黄旗。次年建国号后金，他与费英东、何和理、费扬古、扈尔汉等共为顾命五大臣，由额亦都、费扬古两巴图鲁主军事，费英东为大扎尔固齐(扎尔固齐，蒙语断事官之意，大即长)，主刑政，扈尔汉主扈从，并辅何和理参与执政。五大臣或为努尔哈赤的养子或为努尔哈赤的女婿，都是文武兼备的强有力人才。额亦都称“达拉哈吓”，累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所部有三个世管牛录，分隶镶黄旗和正白旗。

    公元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额亦都从军克辽阳，不久病死，终年六十岁。他佐助努尔哈赤创业四十余年，战功卓著。当他病重时，努尔哈赤“车驾临视，垂泣与诀”，死后又三次“亲临痛哭”。1636年(后金崇德元年)追封宏毅公，被誉为“忠勇忘身，有始有卒，开拓疆土，厥积懋焉”。

    额亦都共有儿子十六人。最著名的是末子遏必隆，康熙初年曾为四大辅臣之一，遏必隆一女为孝昭仁皇后，一女为温僖贵妃。三子彻尔格、八子图尔格、十子伊尔登、十三子超哈尔也都战功累累，英名显赫。诸孙中以彻尔格之子陈泰最为著名，顺治年间曾任大学士，率清军前往湖南讨伐孙可望。额亦都的家族为清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以赀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幼时，父母为仇家所杀，匿邻村以免。年十三，手刃其仇。有姑嫁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往依焉。穆通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相得甚懽。居数岁，庚辰，太祖行经嘉木瑚寨，宿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太祖语，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 额亦都以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贻姑忧。”翌日，遂从太祖行。是岁太祖年二十二，额亦都年十九。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斋居三居三年，岁癸未，太祖起兵，额亦都从，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先登；攻色克济城，掩敌无备，取之，获其牛马、甲士；又别将兵攻舒勒克布占，克其城。额亦都骁果善战，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见信任。 岁丁亥八月，令将兵取巴尔？挽强弓十石，能以少击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馀创，不退，卒拔其城。师还，太祖迎于郊，燕劳，其所俘获悉畀之，号为“巴图鲁”。萨克察来攻，额亦都率数卒出御，为所败；夜入其城，进攻克尼玛兰、章家二城，索尔瑚寨。师还，太祖迎劳如初。界籓有科什者，以勇闻，盗九马以遁，额亦都单骑追斩之，尽返所盗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谋叛附哈达，太祖命额亦都讨之，诛其父子五人以徇。癸岁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合师来侵，攻我黑济格城，太祖亲御之，阵于古勒山。令额来犯，奋击，殪九人，敌却，我师乘之，擒叶赫贝勒布寨。九部师？亦都以百骑挑战，敌悉皆溃，遂乘胜略诺赛寨及兆佳村。有齐法罕者，战没，额亦都直入敌阵，以其尸还。讷殷路守佛多和山自固。太祖命额亦都？者，九部之一也，其长搜稳塞克什，既败归，复聚七寨之偕噶盖、安费扬古，以兵千人围其寨，克之，斩搜稳塞克什，太祖以所乘马赐之。岁己亥秋，从征哈达，灭之。斋岁丁岁丁未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东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拖克索等三路，俘二千人。九月，从征辉发，灭之。岁庚戌十一月，太祖命将兵千，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礼等十九人。旋乘胜取雅揽路，俘万人。岁辛亥，太祖命偕何和礼、扈尔汉将兵二千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札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千级，俘二千人。环近各路悉降，令其长土勒伸、额勒伸护其民五百户以还。岁癸丑，从征乌拉，灭之。乙岁乙卯，定旗制，额亦都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建元，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二年，命偕安费扬古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儿诸堡，皆克之。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军自抚顺入。三月甲申朔，诸贝勒帅师出御。日过午，师至太兰冈，大贝勒代善以太祖未至，议驻军以俟。太宗时号四贝勒，谓：“界籓有我筑城夫役，宜急护之！何为次，且示弱？”额亦都大言曰：“四贝勒之言是也！”师遂进。师至界籓，筑城夫役腾跃下山赴战，太祖亦至，指挥夹击，松军遂覆，还破马林于尚间崖、刘綎于阿布达里冈，额亦都并为军锋。知每克敌受赐，辄散额亦都给将士之有功者，不？太祖有所征讨，额亦都皆在行间，未尝挫以自私。太祖厚遇之，始妻以族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斋额亦额亦都次子达启，少材武，太祖育于宫中，长使尚皇女。达启怙宠而骄，遇诸皇子无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礼，额亦都患之。一日，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主累官累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给以百人廪食，食三世。分所部为世管牛录三，分隶镶黄、正白二旗。六年，克辽阳，赐第一区。六月，卒，年六十，太祖临哭者三。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崇德初，配享太庙。顺治十一年，世祖命立碑旌功，亲为制文，详著其战阀，以为“忠勇忘身，有始有卒，开拓疆土，厥积懋焉”。额亦都子十六人，其知名者，彻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皆自有传。四子韩代，五子阿达海，及阿达海之子阿哈尼堪，并以从征战死。七子谟海，蚤岁从军，屡立战功，仕至都统，亦战死。十五子索浑，从太宗战伐有功，授世管牛录额真，累迁至议政大臣。额亦都初授一等总兵官，康熙间改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图尔格别封公爵，以其从孙阿里衮及阿里衮子丰升额父子相继有功，进一等果毅继勇公。高宗谕：“额亦都后已进一等公，其初封子爵仍绍封如故。”

    清王朝开国第一功臣

    额亦都，钮祜禄氏，世代生活在长白山。他的先祖名叫阿陵阿拜颜，父亲名叫都陵阿巴图鲁。在他年幼的时候，父母被仇家所杀，他躲到临近的村子里才得以幸免。在十三岁的时候，他手刃了仇人，为父母报了仇。杀人之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到了嘉木瑚地区投奔他的姑姑。额亦都的姑姑早年嫁给了嘉木瑚寨长穆通阿，穆通阿的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与额亦都非常投缘，待他如亲兄弟一样，从此额亦都就在姑母家寄居下来。以后的几年中，额亦都与哈思护或射猎于山林中，或驰马于原野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与此同时，建州女真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古勒城主阿太被明朝总兵李成梁攻击，阿太是努尔哈赤伯父礼敦的女婿，得知这个消息后，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后来被清朝追封为景祖翼皇帝）就带着儿孙们前去营救孙女和孙女婿。而叶赫部贝勒尼堪外兰引明朝大军引诱阿太打开城门，明军如潮水般涌入古勒城中，残忍的将全城的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觉昌安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后来被清朝追封为显祖宣皇帝）也被杀害。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在乱军中被俘，李成梁的妻子见他们兄弟二人相貌非凡，将来一定是英雄人物，便暗地里将他们放跑了。努尔哈赤兄弟俩逃到了嘉木瑚，借宿在穆通阿家，额亦都见努尔哈赤志向远大，谈吐不俗，便有意追随他，可是他的姑母与姑父因惧怕明朝和叶赫而反对。额亦都说：“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哪能庸庸碌碌的活一生？我已经下定决心，请姑母不要担心我！”第二天，他带领村中九个人跟随努尔哈赤，这时的努尔哈赤二十二岁，额亦都十九岁。八旗建制后，额亦都隶属满洲镶黄旗。努尔哈赤回到自己的部族中，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塔克世留下的十三副盔甲，他的族人五城城主龙敦等人因惧怕明朝，打算杀死努尔哈赤向明朝请功，于是遣人半夜里袭击努尔哈赤，被额亦都抓住，以后的几次袭击也都因为额亦都等人的保护而失败。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讨伐尼堪外兰，额亦都骁勇善战，在对图伦，色克济，舒勒克占布等城的战役中立下战功。公元1587年8月，额亦都率兵进攻巴尔达城，大军行进到浑河因大水而受阻，他命令士兵把绳子系在身上，鱼贯而渡。到达巴尔达城已是深夜，他率领多名勇士爬上城墙，城中的守军被惊醒，仓促应战，混战中，额亦都身中伤五十多处当仍然冲杀在最前面，终于占领了巴尔达城，此战后被赐与“巴图鲁”的称号。在对萨克察的战役中，额亦都率军连下克尼玛兰城，索尔瑚寨，再立头功。建州边界上有个名叫科什的盗马贼，力大无比，经常偷盗马匹，额亦都单骑追上了科什，将他杀死夺回了马匹。佳穆瑚的贝辉巴颜背叛建州投降了哈达，额亦都将其父子五人斩杀。

    公元1593年9月，叶赫部联合了扈伦三部（乌拉，哈达，辉发），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尔察），长白山两部（纳殷，朱舍里）共九部三万联军进犯建州，努尔哈赤陈兵于己于古寽山，额亦都率一百人向九部发起挑战，九部中的叶赫部贝勒布斋应战，额亦都奋力斩敌九人，布斋胆怯逃回，因马撞到树上而摔下来，被赶上的建州士兵乌淡斩杀。布斋被杀九部兵马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建州兵马趁势发动进攻，科尔沁贝勒明安的马陷到了泥坑里，换了一匹没有鞍的马就继续逃走。九部兵马大败，被俘虏的人不计其数，额亦都带兵乘胜追击，占领了叶赫的诺赛和兆佳两个村庄，并抓主了乌拉部贝勒的弟弟布占泰。10月，额亦都同理事大臣噶盖带领千人攻打长白山部的纳殷路，原来纳殷路长搜稳塞克什在九部大败后回到本部，将他手里的七个村寨全部安扎在斩佛多和山上，打算利用山势的险峻继续与努尔哈赤对抗，额亦都等人围山几个月，双方僵持不下。翌年三月，即公元1594年3月，额亦都率领勇士百人从悬崖爬上山，纳殷兵促不急防，死伤无数，搜稳塞克什也被杀死，纳殷路被消灭。额亦都得胜回师，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把自己的战马赐给了他。

    公元1607年5月，费英东，额亦都随贝勒巴雅喇征讨东海女真渥集部。1610年11月，额亦都奉命招抚渥集部的那木都禄，绥芬河，宁古塔，尼玛察四路，招降了路长康果哩等十九人，在回师的途中还击败了雅兰路，俘虏了上万人。公元1611年12月，又与额驸何和礼一起攻占了渥集部的呼尔哈，克扎库塔两路。公元1619年，明经略杨镐率六总兵，统兵二十万，四路向赫图阿拉进犯。额亦都随四贝勒皇太极驻防界藩山，与努尔哈赤相互夹击，大破明军于吉林涯和萨尔浒山，明朝三位总兵战死。又协同大贝勒代善，费英东等人在尚间厓击败马林，在阿布达哩冈败刘铤。额亦都经常担任大军的先锋作战，他用兵四十余年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为人坦诚，淳朴，每次胜利以后得到的封赏，他都会分发给部下，从来没有自己独占过。公元1621年，额亦都辞世，享年六十岁。额亦都有子十六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康熙时四位辅政大臣之一的遏必隆。皇太极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配享太庙。雍正皇帝时为他立碑修道，以纪念这位为清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

    编辑本段相关信息

    战无不胜，额亦都封一等子爵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之所以能屡战屡胜，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员为他出生入死的强将，其中最受努尔哈赤器重的、视其为股肱的就是出身于显赫的钮祜禄氏，被努尔哈赤赐以"巴图鲁"(能征善战的英雄)称号的额亦都。额亦都认识努尔哈赤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额亦都的祖先最早居庄在长白山。家族因非常富有而称雄于乡里。到了他祖父那一代，整个部族迁徙到了英崿]峪。他的父亲叫阿巴图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额亦都。额亦都很小的时候，其父母被仇家所杀，他因为藏在邻村而幸免于难。13岁，他杀子父母的仇人，然后逃到嘉木瑚寨，投奔了他的姑母。万历十年(1582年)有一天，努尔哈赤路过嘉木瑚寨，住宿在他姑母家。额亦都与努尔哈赤彻夜长谈，觉得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伟大抱负和雄才伟略的奇人，便产生了追从他于一番大事业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姑母，姑母却不同意。然而，额亦都却坚定地说："大丈夫活在世间岂能碌碌无为了此一生呢？此去无沦出现什么事情，都决不给姑母增加任何忧虑。"第二天，他便随努尔哈赤走了。这一年.努尔哈赤22岁，额亦都19岁，均为血气方刚的青年，额亦都决心跟随努尔哈赤成就一番大事业。从此，额亦都随其左右，处处为他着想，处处维护他，并愿为他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简直成了努尔哈赤的贴身护卫。努尔哈赤被族人憎恨，多次被欺负侮辱，有一次，族人甚至把箭射进他的屋里，但由于额亦都的保护，每次都化险为夷。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额亦都追从他，讨尼堪外兰时他第一个冲上图伦城；攻色克济城，他趁敌不备夺取之，并掳获了许多牛马、甲士；舒勒克布占城，也是他领兵攻下的。额亦都骁勇果敢、善于作战；他力大无比，能挽强弓十石；他胆略过人，能以少胜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努尔哈赤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也十分信任他。万历十五年(1587年)八月，努尔哈赤命他率兵夺取巴尔达城。当部队开到浑河时，河水上涨，无法涉水。但一时又找不到那么多船只，急得军士们望河兴叹。额亦都急中生智，用长绳把军士们连在一起，鱼贯而渡，使全军顺利渡过浑河。夜晚，额亦都率部逼近巴尔达城。他亲自带领几个勇敢的兵士先登城楼，守兵惊起，急忙抵抗，骑在城堞上放箭，箭如雨下。额亦都挥刀抵挡飞来的箭，越战越勇，身上受伤50余处，仍不后退一步，终于攻下此城。当他率兵凯旋而归时，努尔哈赤出城迎至郊外，设盛宴慰劳他，并把所掳来的俘虏、财物作为奖赏全部给了他。萨克察来攻，额亦都只带兵士数人出城抵御，把萨克察打得大败。夜间，他乘胜攻入萨克察所居的城寨，并连克尼玛兰、章家二城及索尔瑚寨，大胜而归。界藩有一个叫科什的人，因勇敢而远近闻名。他盗走了建州的9匹马，额亦都听说后，以单骑追上他，斩其首级，夺回了被盗的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图谋背叛努尔哈赤，依附哈达，努尔哈赤命额亦都前去讨伐。杀了其父子5人，悬首示众，以示儆戒。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努尔哈赤与九部联军大战于古埒山下。额亦都奉命率百骑任前锋，敌方集中所有的部将来对付他，额亦都奋勇拼杀，连续斩杀9人。敌人见额亦都如此勇猛，吓得急忙退却。太祖军乘胜追击，斩叶赫贝勒布赛，连克叶赫的诺赛寨和兆佳村，九部联军溃不成军。之后，九部之一的讷殷路首领搜稳塞克什，又聚集了七寨之众固守佛多和山，与努尔哈赤对峙，额亦都奉命同噶盖、安费扬古一起，率兵千人围其寨，克之，并斩了搜稳塞克什。努尔哈赤为奖励额亦都，将自己骑的马赐与他。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秋，额亦都随努尔哈赤征讨哈达，灭掉了这个部落。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额亦都随贝勒巴雅喇等讨伐东海渥集部，夺取了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等三路，俘获2000人。九月，又从征辉发，灭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入死的友谊，使额亦都与努尔哈赤的关系更加亲密，大约就在这期间，他曾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是为元妃钮钴禄氏，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已为皇太极生下一子名洛博会，但不久便夭亡。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额亦都奉命率兵1000，收抚渥集部的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服以首领康古礼为首的19人。接着乘胜夺取雅揽路，俘获万人。第二年，他又奉命同何和礼、扈尔汉一起率兵2000讨伐渥集部的虎尔哈路，围其城三日不下，最后以强攻克其城，斩干级，俘2000人。周围各路纷纷投降，命其首领土勒伸、额勒伸带其民500户，和他一起返回建州。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随太祖征伐乌拉，灭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额亦都被编入满洲镶黄旗，隶属于皇太极。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后金，额亦都被任命为听政五大臣之一，努尔哈赤训谕他们要秉志公诚，励精图治。额亦都谨遵上言，更加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天命二年(1617年)，额亦都奉命偕同安费扬古进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儿城堡，皆攻克。天命四年(1619年)，明为控制努尔哈赤的势力，派经略杨镐率六总兵杜松、王宣、刘蜒、马林、赵梦麟和李如柏，统兵20余万，分四路进攻建州，史称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率其他诸贝勒先往抚顺一线抵御杜松、王宣、赵梦麟。当部队到达太兰冈时，代善却命停止前进，在此扎寨，等候太祖。

 何和礼

    何和礼

    何和礼(1561—1624)，后金五大臣之一。满族。栋鄂氏。世居瓦尔喀，后迁居栋鄂，以地为姓。克彻巴颜孙，额勒吉子。二十六岁代兄屯珠鲁巴颜为部长。明万历十六年(1588)，太祖努尔哈赤纳哈达部女为妃，他率兵护行。所部兵马精壮，雄长一方，应努尔哈赤请至兴京，尚长公主嫩姐，授一等大臣，隶满洲正红旗。事太祖三十余年，积功至子爵。九年八月初十卒。

    何和礼，亦作何和里，董鄂氏。明末辽东栋鄂（今属辽宁桓仁）人，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61年）。何和礼的先世居于东海瓦尔喀（今吉林省浑春），原姓觉罗氏，约于16世纪初迁居于嘉靖佟佳江（今浑江）中游栋鄂地区，自为一部，称为栋鄂部，并以栋鄂为姓。栋鄂本为地名，其范围相当于今桓仁境内大部分地区。何和礼的祖父克彻，父亲额尔机（一名额勒吉）、兄屯珠鲁，皆任过栋鄂部的部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何和礼26岁时，就代替屯珠鲁当上了栋鄂部部长。栋鄂地处辽东山区，林木茂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适宜。栋鄂部族定居此处，除继续狩猎、捕鱼、采集外，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整个部落都处在上升时期，到何和礼任部长时，已成为建州女真诸部中实力最强的一部。

    投靠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时努尔哈赤已用武力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大部分地区，他与栋鄂部之间虽然互有争战，但后来双方关系又大为缓和。他知道栋鄂部素强，又知道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雄长一方，因此一心想将努尔哈赤

    栋鄂部招纳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努尔哈赤纳海西女真哈达贝勒王台的孙女纳喇氏为妃，欲前往迎取，特邀何和礼率兵扈从，何和礼便亲率30骑侍卫随行。何和礼素知努尔哈赤乃女真一代枭雄，他在与努尔哈赤的接触和晤谈中，感到努尔哈赤不但具有雄才大略，而且礼贤下士，将来必为英主。努尔哈赤要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进而实现霸业，尤其需要栋鄂部的支持和何和礼这样难得的将才，而何和礼“性宽和，识量宏远”，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扈从之行结束后，努尔哈赤将其请到佛阿拉（今属新宾永陵镇），并以贵宾之礼相待，两人纵论今古，推心置腹，均对女真各部纷争的局面表示担忧，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努尔哈赤趁机向他表露出招纳之意，希望何和礼能与自己合兵一处，共创大业，何和礼慨然应允。何和礼返回栋鄂后，力排众议，毅然率领本部军民万余人马投奔努尔哈赤的驻地佛阿拉城，正式归附努尔哈赤。何和礼及栋鄂部的归附，使努尔哈赤实力陡然大增，如虎添翼，并为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抗明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委以重任

    何和理努尔哈赤为了表达对何和礼的恩宠，授予他为一等大臣，特将自己的长女东果努尔哈赤

    格格册封为固伦公主，嫁给何和礼为妻，并为他（她）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东果格格乃努尔哈赤和元妃佟佳氏所生，时年只有11岁，被努尔哈赤视若掌上明珠，足见努尔哈赤对何和礼的器重程度。何和礼与努尔哈赤结亲缘戚，分掌兵权，成为努尔哈赤的亲信之人，人们都称其为“栋鄂额驸（额驸即驸马）、“固伦额驸”。何和礼本有妻室，亦长于骑射，听说丈夫在外又娶了别的女人，十分愤怒，于是率领留在栋鄂部的人马，杀向佛阿拉城，要与何和礼决战。何和礼听说妻子前来，便率人马出迎，并向妻子说明缘由。可是妻子根本不听丈夫的解释，竟然要以兵戎相见，后经过努尔哈赤的当面劝谕，何和礼的妻子不仅罢兵，而且也归顺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对何和礼十分器重，处理军政大事，首先密议于何和礼，然后再付诸实施。何和礼由于办事认真，深谋远虑，很少有失误之时，因此努尔哈赤嘱其不离左右以议军机。为了让何和礼随时可面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特命在赫图阿拉城内北城城墙外的高埠台地上，为何和礼营造了额驸府。额驸府在通向内城墙之外设有小门，可直入城内，而且额驸府的选址又紧临努尔哈赤的汗宫大街门和后宫。

    初露锋芒

    万历皇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初定旗制，何和礼率所部隶红旗，并任本旗总管大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侄阿敏率5000兵马征讨乌拉，何和礼率部随征，破敌有功，非凡是在宜罕阿麟（今吉林市）之战中，建州兵马大败乌拉兵，斩杀千人，获甲万历皇帝

    300副，最后攻克了宜罕阿麟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何和礼奉努尔哈赤之命，与额亦都、扈尔汉率2000兵马，远征东海女真渥集部的虎儿哈路，进围扎库塔城，将该包围后，何和礼等人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对城中军民进行招降，受到拒绝。三日后，何和礼等人指挥建州兵马采取强攻，最后攻破该城，共斩杀一千余人，俘获两千余人。扎库塔城被攻下后，四周各路慑于建州兵马的威势，纷纷投降归顺，何和礼命他们的首领土勒伸、额勒伸带领其民众500户，随军来到赫图阿拉。这次远征全胜而归，使建州女真统属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

    举报褚英

    何和礼对努尔哈赤忠心耿耿，多次参加对女真各部的征战，极受信任，却受到褚英的欺凌，褚英为努尔哈赤长子，何和礼的内弟，受封广略贝勒，并一度代理政务。但他心胸狭窄，非凡忌恨几位弟弟和五大臣，并放言说，假如弟弟和五位大臣不听他的话，将来就要被杀掉。何和礼便与各位大臣写一份受苦情况，呈送努尔哈赤，结果褚英受到努尔哈赤的斥责和疏远，最后将其处死。

    征讨乌拉

    正红旗何和礼自从率兵远征东海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便决定让何和礼辅正红旗

    助自己处理事务，“以使定夺决断，不遣处出”。当乌拉部长布占泰违反誓言，意欲与叶赫等部联盟时，何和礼力主出兵乌拉部，并提出了请努尔哈赤亲自督率建州兵马征伐，在何和礼的建议下，努尔哈赤率何和礼等众将和3万大军亲征乌拉部。建州兵马连克乌拉河东孙孔泰、郭多、俄漠三城，向乌拉城逼近。在建州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努尔哈赤对布占泰犹存招顺的希望，等待着他能悛悔归降，令其改过，然后撤军。布占泰一面派使者向努尔哈赤请罪，一面又亲率3万乌拉兵马前来抵御，全部步行列阵。这时，何和礼与众将坚请出战：“我军远道征伐，利于速战速决，只是担心乌拉不出兵罢了。现在他们既然列阵以待，我军可利用这平原旷野，一鼓作气将其擒杀。假如错过了这个歼敌的机会，那么我军厉兵秣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何和礼等诸将的要求下，努尔哈赤方命将士舍骑步战。何和礼随努尔哈赤身先士卒，冲向敌阵。一时间，矢如风发电落，声似狂飙雷鸣。建州兵鼓勇奋击，乌拉兵亦拼死力敌。经过激烈搏杀，乌拉兵马遭到重创，死伤十之六七，抛戈弃甲，尸横遍地，余皆溃散，建州兵马乘势攻下乌拉城。布占泰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往叶赫。征讨乌拉之役，建州兵“破敌三万，斩杀万人，获甲七千副”，乌拉从此灭亡。

    位居议政五大臣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满洲八旗制度，何和礼及所部被编入正红代善旗，隶属于努尔哈赤次子、正红旗旗主贝勒代善。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称法，改元天命，设置议政五大臣，同听国政，何和礼、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位列其中。凡军国大事，先由五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再交四大贝勒复核，最后由努尔哈赤发布实施。他们“秉克公诚，历精图治”，这就是闻名的后金议政五大臣。

    编辑本段萨尔浒大战

    天命四年（1619年），何和礼率部参加了闻名的萨尔浒大战。此次战争，明廷以杨镐萨尔浒大战

    为经略，调集10万兵马，号称47万，共分四路，分进合击，会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应变策略，集中优势兵力，给明军以毁灭性打击。在萨尔浒大战中，何和礼及所部兵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史料称“萨尔浒之役，率败明师者，皆公（指何和礼）之力也。”因为何和礼在此次大战中，协助努尔哈赤运筹帷幄，使后金全歼明朝三路兵马（一路逃走）。而且在后金兵马中，原栋鄂部子弟居多，非凡是在东线战场上，栋鄂部兵马利用地利条件，伐木设障，坚壁清野，并以小股兵马袭扰，致使东路明军主将刘铤所率领的明军和朝鲜联军行军迟缓，延搁数日，为后金主力调集东线，全歼东路明朝和朝鲜联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编辑本段死后追封

    清太宗何和礼追随努尔哈赤征战36年，励精图治，推诚宣力，勤劳政事，深为努尔哈赤所倚重。努尔哈赤比何和礼年长两岁，两人不仅有君臣之礼和翁婿之亲，更有着兄弟般的手足之清太宗

    情。天命九年（1624年）八月，何和礼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官署之中，享年64岁。何和礼去逝时，五大臣中的其他四位已病故在先，仅何和礼尚参与后金的军机大事。努尔哈赤为失去何和礼这样的忠勇大臣而惋惜不已，以致痛苦失声道：“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而又十分友好的诸位大臣都已不在人世了，上天为什么不让他们留下一位给我送终呢？“对何和礼等五位大臣的感情和爱惜之情，由此可见。何和礼作为清王朝的开国元勋，死后亦受到很高礼遇。清太宗时，追封何和礼为三等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追谥何和礼为“温顺“，并勒石记功。内有“追述往事，轸念前勋”，称赞何和礼“乃能益励忠诚，封疆攸赖，始终尽瘁克襄王室”。雍正八年（1729年），加封号“勇勤”。

    史料记载

    何和礼，栋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栋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何和礼祖曰克彻巴颜，父曰额勒吉，兄曰屯珠鲁巴颜，世为其部长。何和礼年二十六，代兄长其部。栋鄂部素强，克彻巴颜与章甲城长阿哈纳相仇怨。阿哈纳，兴祖诸孙，为“宁古塔”六贝勒之一。栋鄂屡侵宁古塔，宁古塔借兵哈达伐栋鄂，互攻掠。太祖初起兵，闻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乃加礼招致之。岁戊子，太祖纳哈达女为妃，行。比还，遂以所部来附，太祖以长女妻焉。何和礼故有妻，挟所部留故何和礼率三十骑地者，求与雍正

    何和礼战，太祖面谕之，乃罢兵降。旗制初定，何和礼所部隶红旗，为本旗总管。岁戊申，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岁辛亥，太祖命与额亦都、扈尔汉将兵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岁癸丑，从太祖再征乌喇。太祖招谕布占泰，犹冀其悛悔，何和礼与诸贝勒力请进攻，遂灭乌喇。天命建元，旗制更定，何和礼所部隶正红旗。置五大臣，何和礼与焉。四年，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下沈阳、辽阳，何和礼皆在行间，功，授三等总兵官。九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时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皆前卒，太祖哭之恸，曰：“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太宗朝，进爵为三等公。顺治十二年，追谥温顺，勒石纪功。雍正九年，加封号曰勇勤。子六。多积礼，何和礼次子。初授牛录额真。事四贝勒，从伐乌拉。天聪间，擢甲喇额真。从伐锦州，围大凌河，授游击世职。崇德元年，帅师伐东海瓦尔喀部，俘壮丁三百馀，擢本旗梅勒额真。四年，与镇国公扎喀纳率兵屯籓、屏二城间，卒窃马遁去，追之勿及。论罪，夺世职，籍没，上命留弓矢、甲胄及三马，仍领梅勒额真事。六年，从击洪承畴，率骑兵循。七年，以老罢。顺治五年，卒。海追捕，斩获甚古。

    军事思想

    满洲八旗何和礼戎马生涯40余年，创建一支能征善战的八旗兵，培养一批统军有方的将领。常躬亲率军征战，指授方略，强调以智取胜，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克众的著名战例。其军满洲八旗

    事思想对后来兵家有较大影响。何和礼在统一女真各部及与明朝的战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军事主张。1认为天意决定战争胜负。指出“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并宣称他所进行的战争合乎“天心”、“天意”，必能取胜。2注重军队建设。根据满族当时的社会情况，按照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原则，创建满洲八旗兵制，要求将士出则征战，入则务农。选拔和任用将领，不重身世、背景，只看是否忠心，有无智谋；不求全责备，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治军严格，主张无论训练或作战，都要奖功罚罪，“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同前)。要求军令颁布后必须严格执行，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重视军事训练，常令士兵"跳涧"、"越坑"，熟谙弓马技艺，以提高军事素质，培养勇敢精神。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用兵方略。他把敌强己弱形势下的用兵方略形象地比作伐大木，指出：“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同前)面对女真各部分裂、争战不已和明朝、蒙古、朝鲜三面包围的现实，对外或拉拢、结盟，或称臣、纳贡，对内采用"恩威并行"(同前)的方针，先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自身力量强大之后，才正式对明宣战，体现了其先弱后强、逐步发展的主张。他崇尚智取谋伐，强调“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要求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都应机动灵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力求用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他指挥的萨尔浒之战，体现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原则。

 费英东

    费英东，瓜尔佳氏，父亲是苏完部首领索尔果，他的部族世代居住于苏完地区。费英东从小习武，骁勇而精于骑射，十二岁时就能拉开十余石的强弓。戊子年（公元1588年）四月，索尔果带领苏完部五百余户归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见年青的费英东英气逼人，十分喜爱，八旗建制以后，费英东隶属满洲镶黄旗。

    费英东，瓜尔佳氏，父亲是苏完部首领索尔果，费英东的部族世代居住于苏完地区。费英东从小习武，骁勇而精于骑射，十二岁时就能拉开十余石的强弓。戊子年（公元1588年）四月，索尔果带领苏完部五百余户归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见年青的费英东英气逼人，十分喜爱，八旗建制以后，费英东隶属满洲镶黄旗。费英东的初次征战是讨伐瓦尔喀部，这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取噶佳路（路为明代女真各部的一个单位），杀死瓦尔喀噶佳路长阿球。戊戌年（公元1598年）正月，费英东同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率军一千再征瓦尔喀，攻克安楚拉库路，围困瓦尔喀部村屯二十余个，三月，瓦尔喀部首领额果里率领部众投降。丁未年（公元1607年）正月，海西女真中强大的乌拉部在贝勒布占泰的率领下侵扰斐优城，城主策穆特黑抵挡不住，向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将其领地内的军民迁入建州领地，努尔哈赤命其弟贝勒舒尔哈齐与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保护。扈尔汉率领斐优城三百户先行，遭遇乌拉部的追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费英东率领建州兵赶到，杀退了乌拉部。五月，努尔哈赤讨伐东海女真的渥集部，费英东率本部人马攻克渥集部的赫席赫路，鄂摩和苏鲁路，佛纳赫托克索路，俘虏二千多人，立下头等战功。辛亥年（公元1611年）七月，又与阿巴泰等人攻占渥集部的乌尔固辰，穆棱二路，渥集部投降，建州女真的力量更加壮大。

    两年后，即公元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集中力量讨伐强敌——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建州诸贝勒大臣拼死力战，费英东首先攻占了乌拉部的城门，建州大军趁势入城，乌拉部投降。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任命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开始了漫长的对明战争。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费英东率镶黄旗本部兵马击溃开源总兵马林的军队。努尔哈赤政讨明朝抚顺城时，费英东被火炮击中，部下劝他撤费英东军，而费英东上马大呼“我建州无败退之将，只有战死之将！”部下群情振奋，一举攻克抚顺城。后来，在攻打叶赫城的时候，城上箭拾如雨，努尔哈赤命令撤退，前线的费英东回报说：“我们的人已经攻到城下了！”努尔哈赤又命再退，费英东又说：“我们的人已经爬上城墙了！”还没等努尔哈赤下达第三次撤退命令的时候，费英东已经占领了叶赫城。努尔哈赤感叹的说：“费英东真乃万人敌也！”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费英东结束了他戎马征战的一生，享年五十七岁，努尔哈赤大哭，亲自为他守灵。天聪六年，皇太极追封费英东为直义公，配享太庙。顺治十六年，又追封他世爵位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立碑纪勋。雍正九年追加封号信勇公。乾隆四十三年，晋费英东世爵一等公，子孙世袭罔替。费英东自少年时就追随努尔哈赤，三十余年的征战中，他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费英东性情忠直，遇事果断，对部下很关爱，对俘虏也很仁慈，太宗皇太极曾经对大臣们说：“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奖劝而后举之。故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斯断人也！”费英东主要活跃在统一女真的内部战争中，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对明战争，但他仍然被清朝历代皇帝尊为开国功臣而留名史册。

    生平简历

    费英东的初次征战是讨伐瓦尔喀部，这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取噶佳路（路为明代女真各部的一个单位），杀死瓦尔喀噶佳路长阿球。戊戌年（公元1598年）正月，费英东同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率军一千再征瓦尔喀，攻克安楚拉库路，围困瓦尔喀部村屯二十余个，三月，瓦尔喀部首领额果里率领部众投降。费英东

    丁未年（公元1607年）正月，海西女真中强大的乌拉部在贝勒布占泰的率领下侵扰斐优城，城主策穆特黑抵挡不住，向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将其领地内的军民迁入建州领地，努尔哈赤命其弟贝勒舒尔哈齐与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保护。扈尔汉率领斐优城三百户先行，遭遇乌拉部的追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费英东率领建州兵赶到，杀退了乌拉部。公元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集中力量讨伐强敌——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建州诸贝勒大臣拼死力战，费英东首先攻占了乌拉部的城门，建州大军趁势入城，乌拉部投降。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任命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开始了漫长的对明战争。

    戎马生涯

    费英东的初次征战是讨伐瓦尔喀部，这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取噶佳路（路为明代女真各部的一个单位），杀死瓦尔喀噶佳路长阿球。戊戌年（公元1598年）正月，费英东同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率军一千再征瓦尔喀，攻克安楚拉库路，围困瓦尔喀部村屯二十余个，三月，瓦尔喀部首领额果里率领部众投降。丁未年（公元1607年）正月，海西女真中强大的乌拉部在贝勒布占泰的率领下侵扰斐优城，城主策穆特黑抵挡不住，向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将其领地内的军民迁入建州领地，努尔哈赤命其弟贝勒舒尔哈齐与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保护。扈尔汉率领斐优城三百户先行，遭遇乌拉部的追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费英东率领建州兵赶到，杀退了乌拉部。五月，努尔哈赤讨伐东海女真的渥集部，费英东率本部人马攻克渥集部的赫席赫路，鄂摩和苏鲁路，佛纳赫托克索路，俘虏二千多人，费英东

    立下头等战功。辛亥年（公元1611年）七月，又与阿巴泰等人攻占渥集部的乌尔固辰，穆棱二路，渥集部投降，建州女真的力量更加壮大。两年后，即公元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集中力量讨伐强敌——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建州诸贝勒大臣拼死力战，费英东首先攻占了乌拉部的城门，建州大军趁势入城，乌拉部投降。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任命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开始了漫长的对明战争。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费英东率镶黄旗本部兵马击溃开源总兵马林的军队。努尔哈赤政讨明朝抚顺城时，费英东被火炮击中，部下劝他撤军，而费英东上马大呼“我建州无败退之将，只有战死之将！”部下群情振奋，一举攻克抚顺城。后来，在攻打叶赫城的时候，城上箭拾如雨，努尔哈赤命令撤退，前线的费英东回报说：“我们的人已经攻到城下了！”努尔哈赤又命再退，费英东又说：“我们的人已经爬上城墙了！”还没等努尔哈赤下达第三次撤退命令的时候，费英东已经占领了叶赫城。努尔哈赤感叹的说：“费英东真乃万人敌也！”

    费英东，瓜尔佳氏，苏完部人。父索尔果，为部长。太祖起兵之六年，岁戊子，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归。费英东时年二十有五，善射，引强弓十馀石。忠直敢言，太祖使佐理政事，授一等大臣，以皇长子台吉褚英女妻焉。兑沁巴颜者，费英东女兄之夫也，有逆谋，费英东擒而诛之。旋授扎尔固齐，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以归。岁戊戌正月，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伐瓦尔喀部，取噶嘉费英东

    路，杀其酋阿球，降其命费英东从台吉褚英、巴雅喇，伐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将兵千，克屯寨二十馀，收所属村落。岁己亥秋九月，哈达、叶赫二部构兵，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乞援于太祖，太祖命费英东及噶盖将兵二千戍哈达；既而贰于明，费英东等以其谋闻，哈达以是亡。岁丁未春正月，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请徙所部属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舒尔哈齐等将兵三千以往，收环城居民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使护之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要诸途，费英东从诸贝勒督后军至，大败乌喇兵。夏五月，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巴雅喇伐渥集部，略赫席黑等路，俘二千人以还。岁辛亥秋七月，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掠他路太祖所赐甲，太祖命费英东从台吉阿巴泰将千人讨之，俘千馀人以还。岁癸丑，从太祖伐乌喇，灭之。岁乙卯，太祖将建号，设八旗，命费英东隶镶黄旗，为左翼固山额真；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扎尔固齐如故。明年岁丙辰，太祖遂建国，改元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费英东从攻抚顺。明总兵张承廕以万骑来援，据险而阵，火器竞发。费英东马惊旁逸，诸军为之却，费英东旋马大呼，麾诸军并进，遂破之。太祖叹曰：“此真万人敌也！”四年，明大举来侵，分道深入。明总兵杜松屯萨尔浒山巅，费英东所部属左翼，合诸旗奋击破之，松战死，明师以是沮败。秋八月，太祖伐叶赫，费英东从，薄其城，城人飞石投火。太祖命且退，费英东曰：“我兵已薄城，安可退也？”又命之，费英东曰：“城垂克，必毋退！”遂拔其城。太宗谕金台石降，费英东在侧，相与诘责，卒获金台石，叶赫以是破。费英东事太祖，转战，每遇敌，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摧锋陷阵，当者辄披靡；国事有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五年春三月，太祖定武功爵，授费英东三等总兵官。是月，费英东卒，年五十有七。方疾革，日向西，云起，有声铿鍧，雷电雨雹交至，不移时而霁。太祖将临丧，诸贝勒以日晏谏，太祖曰：“吾股肱大臣，与同休戚，今先雕丧，吾能无悲乎？”遂往，哭之恸，至夜分始还。秋九月，太祖祭贝勒穆尔哈齐墓，出郊，因至费英东墓，躬奠酒者费英东

    三，泣数行下。天聪六年，太宗命追封直义公。崇德元年，始建太庙，以费英东配享。太宗尝谕臣曰：“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劝而后举之：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亦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如斯人者也！”顺治十六年，世祖诏曰：“费英东事太祖，参赞庙谟，恢扩疆土，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延世之赏，勿称其勋，命进爵为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为文勒碑墓道，称其功冠诸臣，为一代元勋。雍正九年，世宗命加封号曰信勇。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复命进爵为一等公。费英东子十，图赖自有传。

    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费英东结束了他戎马征战的一生，享年五十七岁，努尔哈赤大哭，亲自为他守灵。天聪六年，皇太极追封费英东为直义公，配享太庙。顺治费英东

    十六年，又追封他世爵位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立碑纪勋。雍正九年追加封号信勇公。乾隆四十三年，晋费英东世爵一等公，子孙世袭罔替。费英东自少年时就追随努尔哈赤，三十余年的征战中，他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费英东性情忠直，遇事果断，对部下很关爱，对俘虏也很仁慈，太宗皇太极曾经对大臣们说：“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奖劝而后举之。故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斯断人也！”费英东主要活跃在统一女真的内部战争中，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对明战争，但他仍然被清朝历代皇帝尊为开国功臣而留名史册。

    乌拉万之战风波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途中与乌拉万兵交战，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两员大将领兵三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扬古利的兵数不详。在这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的重要战争中，三个贝勒领的兵为全军总数的二分之一，仅此而费英东论，也可想见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之大。努尔哈赤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以“阿尔哈图图门”尊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阿尔哈(arga)，意为计、计谋，图门(tumen)意为万，直译为“万计”，即足智多谋之意，清人称褚英为“广略贝勒”。可见褚英的多谋善断，英勇顽强，为女真国的扩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以后，这位连战连捷屡立军功的“皇长子”，竟突然消失了，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他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直到三十五年以后，《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再过六十年，康熙帝指出：“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以后，《清史列传》卷三《褚英传》才简略地写道：“乙卯(1615)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爵除。”但“悖乱”为何？“讦告”何事？罪犯哪条？皆讳而不述。查看《满文老档》，才了解到此案真相。由于这是记述褚英生平的罕见珍贵资料，

    因此详细引录如下。《满文老档&#8226；太祖》卷三载：

    聪睿恭敬汗承天眷祐，聚为大国，执掌金政。聪睿恭敬汗思曰：若无诸子，吾有何言，吾今欲令诸子执政。若令长子执政，长子自幼褊狭，无宽宏恤众之心。如委政于弟，置兄不顾，未免僭越，为何使弟执政。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然此秉政长子，毫无均平治理汗父委付大国之公心，离间汗父亲自举用恩养之五大臣，使其苦恼。并折磨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谓曰：诸弟，若不拒吾兄之言，不将吾之一切言语告与汗父，尔等须誓之。令于夜中誓之。又曰：汗父曾赐与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赍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如此折磨，四弟、五大臣遭受这样苦难，聪睿恭敬汗并不知悉。四弟、五大臣相议曰：汗不知吾等如此苦难，若告汗，畏执政之阿尔哈图图门。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彼云，汗若死后不养吾等，吾等生计断矣，即死，亦将此苦难告汗。四弟、五大臣议后告汗。汗曰：尔等若以此言口头告吾，吾焉能记，可书写呈来。四弟、五大臣各自书写彼等苦难，呈奏于汗。汗持其书，谓长子曰：此系汝四弟、五大臣劾汝过恶之书也，汝阅之。长子，汝若有何正确之言，汝回书辩之。长子答曰，吾无辩言。聪睿恭敬汗曰：汝若无辩言，汝实错矣。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汝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汝执政矣。执掌国政之汗、贝勒，其心必宽宏，公平待养部众。若如此挑拨离间父所生四弟及父举用之五大臣，则吾为何使汝执政耶？先曾思曰，命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费英东

    执政，部众大半与之。……因此，对汝之同母所生兄弟二子，各给与部众五千户、八百牧群、银万两、敕书八十道。对于吾之爱妻所生诸子，部众、敕书等物皆少赐之也。……汝如此持褊狭之心，则将赐汝专有之部众、牧群等物品，尽行合于诸弟，同等分之。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军事思想

    费英东戎马生涯40余年，创建一支能征善战的八旗兵，培养一批统军有方的将领。常躬亲率军征战，指授方略，强调以智取胜，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克众的著名战例。其军事思想对后来兵家有较大影响。费英东在统一女真各部及与明朝的战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军事主张。1认为天意决定战争胜负。指出"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并宣称他所进行的战争合乎"天心"、"天意"，必能取胜。2注重军队建设。根据满族当时的社会情况，按照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原则，创建满洲八旗兵制，要求将士出则征战，入则务农。选拔和任用将领，不重身世、背景，只看是否忠心，有无智谋；不求全责备，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治军严格，主张无论训练或作战，都要奖功罚罪，"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同前)。要求军令颁布后必须严格执行，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重视军事训练，常令士兵"跳涧"、"越坑"，熟谙弓马技艺，以提高军事素质，培养勇敢精神。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用兵方略。他把敌强己弱形势下的用兵方略形象地比作伐大木，指出："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同前)面对女真各部分裂、争战不已和明朝、蒙古、朝鲜三面包围的现实，对外或拉拢、结盟，或称臣、纳贡，对内采用"恩威并行"(同前)的方针，先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自身力量强大之后，才正式对明宣战，体现了其先弱后强、逐步发展的主张。他崇尚智取谋伐，强调"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同前)，要求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都应机动灵活。

 安费扬古

    安费扬古(1559—1622)，后金五大臣之一。满族，觉尔察氏。完布禄子。世居瑚济寨，后隶满洲镶蓝旗。少随父归太祖努尔哈赤。1621年，攻取辽沈、辽阳，战功卓著。七年七月卒。康熙五十二年(1713)，追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少随父归太祖努尔哈赤。明万历十一年(1583)，率兵取萨尔浒城。十二年，从太祖征兆嘉、玛尔墩两域。十五年(1587)，从征哲陈部，取洞城、杭嘉、章嘉等寨。二十一年(1593)，从太祖征哈达部，以功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二十七年(1599)，从灭哈达部努尔哈赤。三十九年(1611)，从征东海窝集部，破其二路。四十一年，从灭乌拉部，后金天命元年(1616)，与额亦都等同为理政五大臣。与扈尔汉征萨哈连部，取河南北三十六寨。三年，从破抚顺，大败明总兵张承荫援军。

    后金天命四年，破明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寻灭叶赫部。六年(1621)，攻取辽沈、辽阳，战功卓著。七年七月卒。康熙五十二年(1713)，追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英勇善战

    安费扬古从小随父从军，不离努尔哈赤左右。起兵之初，努尔哈赤追讨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安费扬古跟从他捣毁仇人的老家图伦城，又计划攻甲板城。当时，萨尔浒城的酋长因尼堪外兰有明朝照着，势力大，留须尼堪，泄露了努尔哈赤的攻城日期，尼堪外八旗

    兰得以逃脱。努尔哈赤怒不可遏，派安费扬古率兵修理萨尔浒，安费扬古到地方把萨尔浒城给一窝端了。努尔哈赤英武，身边又聚集一批龙虎将，别说外人，他家里人都嫉妒了。努尔哈赤有个堂兄，叫康嘉（努尔哈赤的祖父有兄弟六人，堂叔伯若干，不知道此人哪位叔叔大爷的儿子），勾结哈达部落劫瑚济寨，请兆佳城主做向导。（兆佳城，指现今的赵家营子，居兴京西近百里，猴石省级森林公园附近。）打猎的安费扬古闻讯，带着十二个人追上哈达兵，将其击溃。为报一箭之仇，翌年正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努尔哈赤和安费扬古摸进兆佳城，活捉了城主，并成功策反他的部下。安费扬古作战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一次他和努尔哈赤攻马尔墩寨。这个寨子依天险而建，防守严密，逢攻击，箭镞和石头飞滚而下，连攻三天没拿下来。第四天，安费扬古仔细观察地形，终于找到一条山间小径，悄悄带人攀崖而上，拔掉马尔墩——马尔墩，系赫图阿拉西行几十里，扎喀关下的村庄。现在村名依然延用。出师顺利的努尔哈赤一发不可收，拿下马尔墩，又盯上陈哲城、王甲城、章甲城、尼玛喇城等等大小不一的山寨。这些山寨抵不住他的凌厉攻势，纷纷被降。而这些战役中，都有安费扬古参与。

    史料记载

    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以赀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幼时，父母为仇家所杀，匿邻村以免。年十三，手刃其仇。有姑嫁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往依焉。穆通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相得甚懽。居数岁，庚辰，太祖行经嘉木瑚寨，宿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太祖语，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以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贻姑忧。”翌日，遂从太祖行。是岁太祖年二十二，额亦都年十九。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 居三年，岁癸未，太祖起兵，额亦都从，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先登；攻色克济城，掩敌无备，取之，获其牛马、甲士；又别将兵攻舒勒克布占，克其城。额亦都骁果善战，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见信任。岁丁亥八月，令将兵取巴尔挽强弓十石萨尔浒遗址，能以少击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馀创，不退，卒拔其城。师还，太祖迎于郊，燕劳，其所俘获悉畀之，号为“巴图鲁”。萨克察来攻，额亦都率数卒出御，为所败；夜入其城，进攻克尼玛兰、章家二城，索尔瑚寨。师还，太祖迎劳如初。界籓有科什者，以勇闻，盗九马以遁，额亦都单骑追斩之，尽返所盗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谋叛附哈达，太祖命额亦都讨之，诛其父子五人以徇。岁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合师来侵，攻我黑济格城，太祖亲御之，阵于古勒山。令额来犯，奋击，殪九人，敌却，我师乘之，擒叶赫贝勒布寨。九部师亦都以百骑挑战，敌悉皆溃，遂乘胜略诺赛寨及兆佳村。有齐法罕者，战没，额亦都直入敌阵，以其尸还。讷殷路守佛多和山自固。太祖命额亦都者，九部之一也，其长搜稳塞克什，既败归，复聚七寨之偕噶盖、安费扬古，以兵千人围其寨，克之，斩搜稳塞克什，太祖以所乘马赐之。岁己亥秋，从征哈达，灭之。岁丁未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东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拖克索等三路，俘二千人。九月，从征辉发，灭之。岁庚戌十一月，太祖命将兵千，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礼等十九人。旋乘胜取雅揽路，俘万人。岁辛亥，太祖命偕何和礼、扈尔汉将兵二千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札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千级，俘二千人。环近各路悉降，令其长土勒伸、额勒伸护其民五百户以还。岁癸丑，从征乌拉，灭之。岁乙卯，定旗制，额亦都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建元，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二年，命偕安费扬古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儿诸堡，皆克之。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军自抚顺入。三月甲申朔，诸贝勒帅师出御。日过午，师至太兰冈，大康熙

    贝勒代善以太祖未至，议驻军以俟。太宗时号四贝勒，谓：“界籓有我筑城夫役，宜急护之！何为次，且示弱？”额亦都大言曰：“四贝勒之言是也！”师遂进。师至界籓，筑城夫役腾跃下山赴战，太祖亦至，指挥夹击，松军遂覆，还破马林于尚间崖、刘綎于阿布达里冈，额亦都并为军锋。每克敌受赐，辄散给将士之有功者，不太祖有所征讨，额亦都皆在行间，未尝挫以自私。太祖厚遇之，始妻以族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

    安费扬古戎马生涯40余年，创建一支能征善战的八旗兵，培养一批统军有方的将领。常躬亲率军征战，指授方略，强调以智取胜，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克众的著名战例。其军事思想对后来兵家有较大影响。安费扬古在统一女真各部及与明朝的战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军事主张。1认为天意决定战争胜负。指出“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并宣称他所进行的战争合乎“天心”、“天意”，必能取胜。2注重军队建设。根据满族当时的社会情况，按照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原则，创建满洲八旗兵制，要求将士出则征战，入则务农。选拔和任用将领，不重身世、背景，只看是否忠心，有无智谋；不求全责备，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治军严格，主张无论皇太极训练或作战，都要奖功罚罪，"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同前)。要求军令颁布后必须严格执行，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重视军事训练，常令士兵"跳涧"、"越坑"，熟谙弓马技艺，以提高军事素质，培养勇敢精神。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用兵方略。他把敌强己弱形势下的用兵方略形象地比作伐大木，指出：“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同前)面对女真各部分裂、争战不已和明朝、蒙古、朝鲜三面包围的现实，对外或拉拢、结盟，或称臣、纳贡，对内采用"恩威并行"(同前)的方针，先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自身力量强大之后，才正式对明宣战，体现了其先弱后强、逐步发展的主张。他崇尚智取谋伐，强调“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同前)，要求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都应机动灵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力求用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他指挥的萨尔浒之战，体现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原则。

    讨伐哈连之战

    努尔哈赤称汗的一六一六年，后金挥师黑龙江，安费扬古和扈尔汉讨伐东海的哈连部。部队伐木做舟，水路并进，接连收服沿途的城寨。集结到黑龙江南岸，这时候黑龙江出现奇异的自然变化——按正常时令，黑龙江九月才结冰，但是安费扬古驻师的地方，黑龙江居然一夜结冰。宽约六十步的银亮冰层像一架浮桥，一直铺到对岸。安费扬古喜出望外：“此天佑我国也！”。说罢，身先士卒，跃马过江。士兵见状，紧随主帅，陆续到达江对岸。大军刚一过去，冰层哗啦塌陷镶黄旗铠甲

    ，被汹涌的江水冲走。过了江的安费扬古，一口气降服使犬部、诺洛部、石拉忻部。这一片领土，康熙时候喂了北极熊，实在惋惜。安费扬古收服的三大部落，与俄罗斯接壤，甚至已经纵深至俄罗斯。敢于双脚站在欧洲土地上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封建帝王——大唐天子李世民，他的领土北部，囊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唐之前，中国的皇帝们忙着搞内战，在统一和鼎立的局势中你抢我夺，没功夫把眼光放到外面去。李世民的唐进入全盛时代，雄厚的经济基础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挥刀割掉了北极熊的一块肥肉。再有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他的铁骑踏破南宋后，横扫俄罗斯西伯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成吉思汗死后，皇亲拔都占领了莫斯科。

    萨哈连城之战

    努尔哈赤与军师柘祜天带领一千人马随后，陆续往萨哈连进发。扈尔汉与安费扬古带领二千人马，晓行夜宿，冒着酷暑，不几日工夫，便来到了兀尔简河上游的深山密林中。二百艘独木舟早已造齐，每只船上坐八名士兵，二百艘船坐有一千六百名士兵。另外，还有六百名铁骑在陆上行走。为了抓紧时间，扈尔汉与安费扬古商量后，当日出发，两员大将坐在木船上，沿着乌拉河顺流而下。两岸草木葱茏，野花盛开，水鸟不时地在河面上飞来飞去，他们也无心欣赏这优美的景色。从出发那天算起，到了第十八天头上，建州的兵马--水陆两支队伍，在一个名叫斡里的河滩汇合了。扈尔汉与安费扬古带领士兵弃船上岸，与六百名骑兵会合一起，稍作休整，又出发了。他们又走了两昼夜，在八月十九日的傍晚，终于赶到了目的地--萨哈连部的治所萨哈连城。其实萨哈连城是一座木寨，全用又粗又长的树干围筑而成。城内的房屋多是泥墙草顶的小屋，部长府与将领们住的房子，都是木头建造的木屋。二将侦察过后，安费扬古悄悄对扈尔汉小声嘀咕了一会儿，便各自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萨哈连部长乌齐巴济得知布利奇假借他的命令，私自调兵杀害建州七十名商人的事情之后，大发雷霆，把布利奇喊来大骂一顿。乌齐巴济又与虎尔哈部长贲侯洛夫会了面，他们断定努尔哈赤绝不会善罢甘休，决定暂时让布利奇与索斯洛夫守萨哈连城，一旦守不住，就撤兵到佛多罗充衮寨子里去。且说在八月十九日的夜里，天交二鼓之时，安费扬古领兵马一千人，悄悄来到萨哈连部城寨前，用引火物把栅木燃着，转瞬之间，火光冲天，守门的士兵吓得不知所措。安费扬古乘势发起攻击，与萨哈连的士兵拼杀在一块儿。布利奇手执一柄大刀，跃马上前，与安费扬古迎个照面。安费扬古举目细看，这布利奇长得极像其父布占泰，遂自报家门，质问布利奇滥杀建州商人一事。那布里奇举起大刀向安费扬古砍来，二人便一来一往，杀到一块了。再说扈尔汉也领一千兵马，绕到萨哈连城寨后面，一见无人守卫，心里十分高兴，立即命士兵点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不到一刻工夫，大火冲天而起，从栅城一直往里烧去。扈尔汉领着兵马杀进城去，正巧碰上索斯洛夫领着兵马前来救火，二人也不搭话，便战到一处了。平日索斯洛夫很少练武习兵，又遇上扈尔汉这勇冠三军的大将，战了七、八个回合，就渐感力不能支。扈尔汉越战越勇，看那对手刀法混乱，正想抽刀逃跑之际，便一刀连着一刀，加紧砍杀起来，使他想逃不能，再战无力，惟有刀下受死一条路了。索斯洛夫边战边退，他的战马尾巴一下燃着了，那马惊得连尥蹶子，一连几下，把索斯洛夫掀下马来，未等扈尔汉上前，便被建州的士兵砍死了。扈尔汉把大刀向前一指，向士兵们喊道：“冲啊！”建州铁骑如一阵狂风，席地而起，冲杀前去，很快与安费扬古的人马汇合在一起，继续追杀着城寨里的逃兵与部民。原来，那布利奇仗着年轻气盛，与安费扬古战了有四十多个回合，被安费扬古一枪刺于马下，未等他爬起来，就被建州士兵上前刺死。见两位主将已死，萨哈连部的军卒仓皇四散，有的向河北岸的村寨逃去，有的向河南岸的村寨逃去。这时，安费扬古抓住了一个逃兵，问明情况之后，便让扈尔汉领兵去河北岸，乘胜袭取十六个村寨。

 扈尔汗

    扈尔汗(1576-1623)后金大臣。清初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从其父率所属归努尔哈赤，被努尔哈赤收为养子。后从灭乌喇，多有战功，为五大臣之一，赐号达尔汉辖。天命四年(1619)，参加萨尔浒之战，败明军抚顺、开原二路。旋又设伏，与诸贝勒尽歼明将刘綎所部五万人。次年，在沈阳败明总兵贺世贤。历加世职至一等总兵官。

    扈尔汉(1576—1623)，后金五大臣之一。满族，佟佳氏。太祖赐姓觉罗氏。努尔哈赤

    扈喇虎子。世居雅尔古寨。后隶满洲正白旗。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父率部归努尔哈赤，被收为养子，授一等大臣。三十五年(1607)，随贝勒舒尔哈齐率军往迎瓦尔喀斐悠城新附民，败乌拉部阻截之兵。从贝勒巴雅喇征东海窝集部。三十七年，取瑚叶路，以功赐号达尔汉。三十九年，同额驸何和里征呼尔哈路。四十一年，从征乌拉部，有功。后金天命元年(1616)，同安费扬古征东海萨哈连部，取江南、北四十余寨。招降使犬、诺罗、锡拉忻诸部。同年，与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理、安费扬古同为理政五大臣。四年(1619)，败明军于萨尔浒、尚间崖和阿布达里岗。五年，败明总兵贺世贤于沈阳，晋三等总兵官。

    扈尔汉，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父扈喇虎，与族人相仇，率所部来归，是岁戊子，。旗制定，隶满洲正白？太祖起兵之六年也，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稍长，使为侍旗。扈尔汉感太祖抚育恩，誓效死，战辄为前锋。瓦尔喀部蜚悠城初属乌喇，贝勒布占泰待之虐，丁未正月，城长策穆特黑请徙附太祖，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等将三千人迎之，扈尔汉从。既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使扈尔汉与扬古利率兵三百，护以前行。布占泰发兵万人邀诸路，扈尔汉结寨山巅，使蜚悠城之。自率二百人与乌喇兵万人各据山为阵，相持，使驰告后来附者五百户入保，分兵百人来战，扬古利迎击，乌喇兵稍退，会后军至，奋击，大破之。翌日，乌喇悉太祖命贝勒巴雅喇将千人伐渥集部，扈尔汉从，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己酉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将千人伐渥集部，取滹野路，收二千户以还，太祖嘉其功，赉甲胄及马，赐号“达尔汉”。辛亥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及何和礼、额亦都将二千人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斩千馀级，俘二千人；抚环近诸路，收五百户以还。癸丑，太祖讨乌喇，扈尔汉及诸将皆从战，夺门入，遂灭乌喇。太祖置五大臣，扈尔汉与焉。先是太祖与明盟，画界，戒民毋窃逾，违者杀毋赦。至天命初将十年，明民越境采参凿矿，取树木果蔬，殆岁有之。太祖使扈尔汉行边，遇明民逾塞，取杀之，凡五十馀辈。太祖遣纲古里、方吉纳如广宁，广宁巡抚李维翰系诸狱，而使来责言，且求杀逾塞民者，太祖拒不许。既乃取叶赫俘十人戮抚顺关下，明亦释使者。是年秋七月，太祖命扈尔汉及安费扬古将二千人伐萨哈连部，道收兀尔简河南北三十六寨；遂进攻萨哈连部，取十一寨，降其三路。语详安费扬古传。叶赫部落

    四年春二月，明经略杨镐大举四道来侵，三月，太祖督军御之，扈尔汉从贝勒阿敏先行，与明游击乔一琦遇，击败之。时朝鲜出军助明，其帅姜弘立屯孤拉库岭，一琦收残卒匿朝鲜营。扈尔汉从诸贝勒击明军，战于萨尔浒，破明将杜松等；战于尚间崖，破明将马林等：扈尔汉皆在行间。明将刘綎自宽奠入董鄂路，牛录额真托保等战不利。扈尔汉帅师与托保合军，凭隘为伏，诸贝勒军出瓦尔喀什林。刘綎将率兵登阿布达里冈为阵，扈尔汉引军扼其冲，诸贝勒继至，东西夹击，破之，綎战死，明兵遂熸。五年，太祖取沈阳，扈尔汉从击明总兵贺世贤等，败之。历加世职至三等总兵官。八年冬十月，卒，年甫四十八。太祖亲临其丧。以吊其功勋！

    扈尔汗的故里

    清乾隆九年（1744年）编纂成书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雅尔湖地方佟佳氏，达尔汉待卫扈尔汉，正白旗人，世居雅尔湖地方。国初随其父扈拉虎来归，太祖高皇帝优遇之养以为子。赐姓觉罗，授为一等大臣，居五大臣之列”。扈尔汉世居的雅尔湖地方，究竟在何地呢？经桓仁地方史研究会近几年的研究考证或田野调查，初步认为雅尔湖地方应在桓仁的雅河乡。2005年10月在桓仁召开的《辽宁本溪建州女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一致认定清史称为雅尔湖的地方，就是今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及周边一带。乾隆

    发源于桓仁满族自治县八里甸子镇，流经普乐堡、雅河等乡镇，由东南汇入浑江的这条河，明清之际称之为“安巴鸭儿浒河”，“安巴”为满语，汉译为大，此后逐演变大鸭儿浒河，大雅河。雅尔湖地方的称谓，就是以大鸭儿浒的河名演变而来。“扈尔汉世居雅儿地方”从字意上理解，雅儿湖地方的佟佳氏传至扈尔汉，在此居住已有几代人，因此扈尔汉的先祖应是随建州女真15世纪初迁徙到今雅河乡一带繁衍生息，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满族佟佳氏史略》一书中，抚顺佟明刚保存的“佟佳氏谱牒”记载：扈尔汉的始祖为巴虎特克慎至扈尔汉已八世，巴虎特克慎生七子，其中第六子，即二世颜图谋图迁入“牙儿麻虎”即雅尔湖地方，三世长达布，次达尔楚，四世萨穆希卡图（达尔楚子），五世焦山马颜，六世昂金、方金、法色、飞满、苏尔哈鼐，七世扈拉虎（法色子），八世扈尔汉。至扈尔汉时朝，佟佳氏已是雅尔湖地方的一支旺族。大雅河中下游两岸的山川、平原适宜女真人耕种放牧，采集围猎，《八旗通志？姓氏志》记载：这里除佟佳氏外，还居住洪鄂氏、卓托佳氏、瓜尔佳氏、舒穆禄氏、伊尔根觉罗氏、索绰恰氏、舒舒觉罗氏、通颜氏、赫舍里氏、颜托氏、奇塔喇氏等十几个姓氏。他们从15世纪初迁入至归附努尔哈赤，在此居住长达160余年的过程中，今雅河乡一带留下许多女真人曾住过的房址，以及寨墙遗址，如雅河乡南老台村西烟囱山下，东南坡居住遗址及寨墙，湾湾川村的大夹砬子，小夹砬子，联合村、米仓沟村都发现了多处房址，同时还拾到了许多明代女真人使用过的瓷器残片以及石碾、手摇石磨等遗物。雅尔湖地方，清史又称雅尔古或雅尔古部，是建州女真重要的崛起之地。雅尔湖遗址

    明末，雅尔湖地方的佟佳氏已是这一带的大户，而扈尔汉之父扈拉虎（童好罗厚）也是有名的酋长，所以才能娶百里之外的建州左卫首领塔克世的长女、努尔哈赤的姐姐为妻，这种联姻关系清史披露的甚少。而是朝鲜人申忠一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奉朝鲜政府之命，送文书赴建州佛阿拉（旧老城）会见努尔哈赤，同时还会见了努尔哈赤的姐夫扈拉虎等人。申忠一回国后将他途径的路线及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建州纪程图记》，汉译本23页：“塔克世有子女六人，长女淑萁即努尔哈赤姐姐嫁给了扈拉虎（童好罗厚）子忽哈”，即扈尔汉，此记载证明扈尔汉是努尔哈赤的外甥，努尔哈赤是扈尔汉的舅舅。努尔哈赤起兵后，雅尔湖地方的佟佳氏族，对是否归附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斗争十分激列，因酋长扈拉虎是努尔哈赤姐夫，理所当然站在努尔哈赤一边，所以在困境中毅然抉择，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率500户来归，从而壮大了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扈拉虎的长子扈尔汉，即努尔哈赤外甥，时年十三岁，被努尔哈赤收为养子兼待卫，赐姓觉罗。扈尔汉青少年时机智勇敢，聪明过人，倍受努尔哈赤的信任，在统一东北女真战争中，参加了征海西乌拉部，征黑龙江野人女真，进攻抚顺，萨尔浒大战都在其中，一生功勋卓著，是清王朝的奠基人之一。扈尔汉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孙众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雅尔湖地方的佟佳氏在清一代位居高官者屡见不鲜，他们一代承一代，前赴后继，金戈铁马，为清王朝的建立及统一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氏考证

    佟(佟佳氏)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佟佳，地名，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境，其人以地为氏。氏族甚繁，世居马察(吉林省浑江市西南)，加哈，巴尔达，佛阿拉，佟佳(均在辽宁省新宾县境)，扎库木，雅尔呼，长白山，瓦尔喀等地。早在明朝，该氏族就有以"佟"为姓的。后来，该族多以此为姓。还有冠汉字姓童，董，高，赵，俞等。开国元勋扈尔汉曾蒙太祖赐"觉罗"，其族所冠汉字姓可能是"赵"。著名人物：太祖元妃，顺治孝康章皇后，康熙孝懿仁皇后，康熙孝懿仁皇后，道光孝慎成皇后，道光孝全成皇后，咸丰端恪皇贵妃。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太师佟养正祖父达尔哈齐，孝康章皇后之父，少保佟图赖，内大臣兼都统，一等公佟国纲，总理事务大臣，一等公隆科多，孝懿仁皇后之父，一等公佟国维，孝慎成皇后之父三等公舒明阿，道光孝全成皇后之父，一等男颐龄；太祖大福晋哈哈纳扎青之父塔本巴颜，十六大臣清三国舅；札尔固齐，三等男巴笃里，管旗十六大臣孟阿图；开国五大臣，太祖养子，三等子扈尔汉(赐国姓)，管旗十六大臣萨木什喀，户部尚书雅赖；刑部理事官罗察；户部侍郎岱松阿；国初典仪乌进；都统阿敦；都统，杭州将军玛哈达；尚书，内大臣，绥远将军永庆；川陕总督，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一等男席特库；都统兼工部尚书；二等男蓝拜；兵部参政，都统巴都里；刑部尚书希佛；漕运总督托特；湖南巡抚图尔炳阿；领侍卫内大臣穆福；二等轻车都尉胡密啬；礼部侍郎兼副都统介福；侍郎伊龄阿；四川总督常明；宁夏将军保成；西安将军达凌阿。

 范文程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卫（今辽宁沈阳）人。清朝初年大臣，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第十七世孙。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为后金政权效力，此后侍奉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圣祖（康熙帝）四代皇帝。隶属满洲镶黄旗。

    范文程是宋朝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洪武年间努尔哈赤

    获罪，于是全家就从江西的乐平县被谪往当时的边陲重镇辽东都司的沈阳卫，范氏自此成为沈阳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范文程祖籍江西，出生于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是清朝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参加后金政权。清太宗时，为主要谋士之一，深受倚赖，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汉族官员、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投奔努尔哈赤后，对清廷一片忠心，无论换了哪个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经历的整个清初的三朝四代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所以在他监修太宗实录时，把他草拟的奏章一概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这样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个人。但从各种史料里，从我们能见到的记载里，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确是一代名臣。时势造英雄，有他这样的人辅佐，清朝受益匪浅。他最后多次因病上疏请求休养，顺治帝才“暂令解任”，还想病愈之后再来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离开朝廷“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就这样平安地度过晚年。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逝世，终年七十岁。玄烨亲撰祭文，赐葬于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康熙

    绩。几十年后，康熙亲笔书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字，做为祠堂横额。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他的最高的评价了。皇太极为招纳更多人才，千金买马骨，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给以重权，君臣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终成大业。在清初取得的重大胜利，范文程不愧为英才称号。

    范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朝，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劫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拆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1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崇德六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之为满人之走狗，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为了个人前程，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崇德九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

 宁完我

    宁完我(1593-1665)清初大臣。字公甫。辽阳(今属辽宁)人。天命(1616-1626)中归附努尔哈赤。隶汉军正红旗。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傅兼太子太傅。

    初在文馆办事，敢直言，精通文史。天聪间(1627-1635)屡上建议；定官制、辨服色，论伐明策略，论考试取官，多被采纳。好赌博，曾被免职。清室入关后，重新起用，任修纂《明史》总裁、《太宗实录》总裁及三届会试总裁。翻译《三国志》、《洪武宝训》等。顺治十五年(1658)乞休。康熙四年四月卒。谥文毅。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天命间来归，给事贝勒萨哈廉家，隶汉军正红旗。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寻授参将。四年，师克永平，命与达海宣谕安抚。又从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皆有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七月，初置六部，命儒臣赐号“榜式”得仍旧称，馀称“笔帖式”。

    《清史稿》

    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徕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编辑本段资料

    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於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鍊，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於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三月，上决策自将伐察哈尔，而完我以为大凌河降卒思遁，宜先图山海，还取锦州，因上疏谏。四月，师西出，度兴安岭，次都勒河，侦言林丹汗西走。完我与同值文馆范文程、马国柱合疏申前议，略言：“师已度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远遁，上威名显襮。臣度上且罢西征，转而南入。上怜士卒劳苦，不能长驱直入，徒携子女、囊金帛而归。苟若是，大事去矣！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馀人，从上南入，馀悉遣还部。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厉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於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馀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是时上已决用兵於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完我等计事。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贝勒申军律，盖采完我等前疏所陈也。

    编辑本段功绩

    七年正月，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拥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於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於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几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诤，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於国何利？於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於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

    编辑本段仕途

    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论试士，谓：“我国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当祗以笔舌取人，试前宜刷陋习，试后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满、汉官吏及大凌河将备，当悉令入试，既可觇此等人才调，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贵此途不相冰炭也。”论六部治事，谓：“六部本循明制，汉承政皆墨守大明会典，宜参酌彼此，殚心竭思，就今日规模，别立会典。务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度，庶异日既得中原，不至於自扰。昔汉继秦而王，萧何任造律，叔孙通任制礼。彼犹是人也，前无所因，尚能造律制礼；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变，则又何也？六部汉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译者侍左右，俾时召对，毋使以不通满语自诿。”完我疏屡上，上每采其议。完我又尝疏荐李率泰、陈锦，皆至大用。惟论用兵，力主自宁、锦直攻山海，不原出宣、大；孔有德、耿仲明降时，完我疏言当收其兵入乌真超哈，继又言有德、仲明暴戾无才，其兵多矿徒，食尽且为盗：皆未当上旨。九年二月，范文程上言荐举太滥，举主虽不连坐，亦当议罚。完我亦疏请功罪皆当并议，略言：“上令官民皆得荐举，本欲得才以任事，乃无知者假此幸进，两部已四五十人，其滥可见。当行连坐法，所举得人，举主同其赏；所举失人，举主同其罪；如有末路改节，许举主自陈，贷其罪。如采此法，臣度不三日，请罢举者十当八九；其有留者，不问皆真才矣。”上并嘉纳。完我久预机务，遇事敢言，累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袭六次，赐庄田、奴仆，上骎骎倚任，顾喜酒纵博。初从上伐明，命助守永平，以博为礼部参政李伯龙及游击佟整所劾，上为诫谕，宥之。十年二月，复坐与大凌河降将甲喇章京刘士英博，为士英奴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是年改元崇德，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皆为大学士，完我以罪废，不得与。及世祖定鼎京师，起完我为学士。顺治二年五月，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是年及三年、六年，并充会试总裁。又命监修太宗实录，译三国志、洪武宝训诸书，复授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完我以知睿亲王改太祖实录未启奏，当夺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覆谳，以为无罪，得免。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命班位禄秩从满洲大学士例。寻授议政大臣。

    十一年三月，疏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胪举名夏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纵子掖臣为害乡里，凡七事；复言：“从古奸臣贼子，党不成则计不行。何则？无真才，无实事，无显功，故必结党为之虚誉。欲党之成，附己者虽恶必护，异己者虽善必仇，行之久而入党者多。若非审察乡评舆论，按其行事，则党固莫可破矣。臣窃自念，壮年孟浪疏庸，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始得随入禁地，谨守臣职，又复十年，忍性缄口。然愚直性生，遇事勃发，埋轮补牍，虽不敢行；若夫附党营私以图富贵，臣宁死不为也。皇上不以臣衰老，列诸满大臣；圣寿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图报。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言，臣不惮舍残躯以报圣主。”名夏坐是谴死。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五年九月，以老乞休，温谕命致仕。康熙元年正月，圣祖念完我事太宗﹑世祖有劳，命官一子为学士。四年四月，卒，谥文毅。雍正六年七月，世宗命录完我子孙，得曾孙兰，以骁骑校待缺，赐宅，予白金五百。

 爱新觉罗·阿敏

    阿敏，清朝初期的大臣。1608年与褚英征伐乌喇。后三年再伐乌喇，击败布占泰。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并被封为和硕贝勒，号称“四大贝勒”，阿敏以序称二贝勒。1619年，参加萨尔浒大战。后出征朝鲜。其后数年，数次出师进攻明境。但因桀骜不驯，不遵上命，烧杀抢掠，被皇太极削爵囚禁，不久病卒。舒尔哈齐被害19年后（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两个家庭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八子皇太极受诸贝勒推举继承汗位。4年后，他基于加强汗权（皇权）的需要，断然幽禁了济尔哈朗的哥哥阿敏。阿敏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父亲被囚时他侥幸免于一死，从此跟随伯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阿敏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大金国，史称后金），封阿敏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在四大和硕贝勒中，依齿序阿敏位居第二，称二贝勒，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子大贝勒代善。阿敏战功卓著，地位很高。

    对于父亲的死，耿耿于怀。

    努尔哈赤生前，阿敏畏于伯父的威严，不敢流露异志，一旦堂弟皇太极继位，他便无所顾忌。有一次，他居然对皇太极说：“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你即位后，让我出居外藩就行了。”阿敏的要求令皇太极颇感震惊。由于皇太极和众贝勒的一致反对，阿敏的谋划没有得逞。阿敏还在众贝勒中扬言：“我怕谁？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这些桀骜不逊的言语，矛头直指皇太极，其间还夹杂着对先汗的宿怨。

    出征朝鲜，欲行分裂。

    天聪元年（1627），阿敏奉命率师征朝鲜，直逼朝鲜王京，朝鲜国王被迫求和。阿敏往征朝鲜，真实的用意可能在于自立门户，所以当朝鲜国王接受和议条件后，他并不急于退兵，而是对随行的诸贝勒说：“你们愿意回去就自己回去，我是打定了主意要进朝鲜都城，我一向羡慕明朝皇帝与朝鲜国王居住的宫殿，无缘得见，现在既然来了，一定要进去看看。”他甚至打算在朝鲜屯居久住，不再归国。但他的意图遭到其他贝勒的一致反对，其中包括他的亲弟济尔哈朗。阿敏欲留不能，怒不可遏，纵兵掳掠三日而归。

    心怀异志，态度专横。

    阿敏生性卤莽，口无遮拦，常在大庭广众中散布怨言，诸如：“我何故生而为人？”“还不如山上的一棵树，或者坡上的一块石头”，“即使被人砍伐为柴，甚至被野兽浇上一泡尿，也比现在的处境强”。这些话不仅是牢骚，也是对皇太极的影射，说明阿敏心怀不满，态度跋扈。阿敏还向叔父贝和齐说，自己在梦中被努尔哈赤捶打，但是有黄蛇护身。这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包藏着篡夺汗位的野心。

    带兵出征，兵败弃城。

    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攻克了山海关内的永平（河北卢龙）、滦州（河北滦县）、迁安、遵化四城。次年三月，皇太极派阿敏率军前往驻守。阿敏到永平不久，明兵反击，后金军队连战失利，损失惨重，阿敏惊慌失措，弃城而逃。逃跑前，他下令将城中汉族降官降民全部屠杀，财产洗掠一空。阿敏平日妄自尊大、专横跋扈，积怨甚多，这次大败而归，受到举国上下的谴责。皇太极乘机利用此事，拔除了这个眼中钉。皇太极在精心罗织的16条罪状中，首先列出的一条大罪是：“（太祖在时）挑嗾其父，欲离兄汗。”其他重罪还有“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等等。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敏应当处斩。皇太极则下令免死，改为囚禁。3年后，有汉官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为由，奏请皇太极效法周文王，赦免阿敏，让他戴罪立功。但皇太极没有接受。阿敏被囚，客观上为皇太极加强汗权扫清了道路。

    双方矛盾逐步激化

    阿敏被囚10年后，死在狱中，终年55岁。他的命运，与其父简直如出一辙。天聪元年征朝鲜，阿敏想久居朝鲜自立，济尔哈朗不赞同其意见，而是与其他贝勒一起坚持战前的决策，与朝鲜议和盟誓后罢兵回国。这年济尔哈朗28岁，在大是大非上已有独立的判断。第二件，天聪四年，皇太极命阿敏率兵替代镇守永平的济尔哈朗，阿敏却节外生枝，请求与济尔哈朗同驻永平。皇太极以济尔哈朗“久驻当地，辛苦可念”为由而婉拒。为此，阿敏大为不满，对送行的诸贝勒说：“先汗（努尔哈赤）在时，曾命我弟与我同行，今上（皇太极）即位，乃不令与我同行。我到永平后，一定留他同驻。若他不从，我当用箭射他！”送行的贝勒赶忙予以制止，他却越说越气，最后干脆抬起胳膊大声说：“我自己杀我弟弟，谁能把我怎么样？”这一方面反映了阿敏的专横，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济尔哈朗早有不满。阿敏获罪后，其名下的镶蓝旗转归济尔哈朗所有，济尔哈朗由此成为地位最高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他还继承了阿敏的庞大家产和人口。可见，阿敏的获罪，对济尔哈朗不仅没有伤害，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不久，济尔哈朗率领诸弟和子侄辈一同发誓：“我父、兄行为有罪，自遭报应。如果我们认为有罪的父、兄做得对而产生异心，一定不得好死！”这确实不是他希图自保的无奈之举，而是发自肺腑的誓言，印证了他一贯的态度。与其父、兄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从未受到过责罚，在政治上也是一帆风顺，这种情况在他的同辈兄弟中也不多见。这可能得益于他处事的精明和审慎，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堂兄皇太极对他的信任。

 爱新觉罗·代善

    代善，全名爱新觉罗·代善，努尔哈赤子，和硕礼烈亲王。明万历十一年癸未七月初三日寅时生，元妃佟佳氏出，为皇长子褚英同母弟。初称贝勒，三十五年四月，以击败乌拉功，赐号古英巴图鲁，明人或称为贵永介。天命元年四月，封和硕贝勒，参国、务国，人称为大贝勒。十一年八月，奉弟皇太极嗣父位。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二年春，至京师。五年戊子十月十一日丑刻卒，年六十六。康熙十年六月，追谥曰烈。乾隆十九年九月，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正月，配享太庙。特诏改见袭爵位之康亲王，复始封王号曰礼，世袭罔替。

    爱新觉罗·代善(1张)(1583—1648)，和硕礼烈亲王。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生母为太祖元妃佟佳氏，佟佳·哈哈纳扎青，与太祖长女东果格格、长子褚英同母。明万历十一年癸未七月初三日寅时生。勇武善战，多有战功。初称贝勒。三十五年(1607)四月，与兄褚英、贝勒舒尔哈齐统兵袭取斐悠城瓦尔喀之民，败乌拉兵于乌碣岩，斩乌拉贝勒博克多，因功赐号古英巴图鲁，明人或称为贵永介。四十一年（1613），从努尔哈赤灭乌拉。四十四年（1616）后金建立，即天命元年，四月被封为、和硕贝勒，参国、务国，人称为大贝勒。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天命三年（1618）四月，从克抚顺城，败明援军。四年，在萨尔浒战役中，多立战功，继取开原、铁岭、败蒙古牢赛人物肖像(20张)兵。八月克叶赫西城。六年，从破沈阳、辽阳。十一年（1626）八月，与诸子立八弟皇太极嗣父汗位。天聪元年（1627）五月，统兵围锦州，败明援军。三年十月，从皇太极征明，趋京城、下良乡。五年，围困大凌河城，败明军四万，生擒监军张春。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兄礼亲王。崇德(1643）八年八月，皇太极崩，与诸王贝勒拥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以郑亲王济尔哈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顺治二年春，至京师。五年戊子十月十一日丑刻卒，年六十六。康熙十年六月，追谥曰烈。乾隆十九年九月，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正月，配享太庙。特诏改见袭爵位之康亲王，复始封王号曰礼，世袭罔替。在四大贝勒中阿敏、莽古尔泰先后被革去大贝勒之职，惟有代善表现乖巧，对皇太极誓表忠诚，风光一生。此外代善在顺治时曾大义灭亲杀死鼓动多尔衮自立为帝的子孙硕托与阿达礼，对清庭确是一片忠心。在努尔哈赤诸子中，代善一系还是最显赫的一支。在他的八个儿子中，三人被封为亲王，二人被封为郡王，一人被封为贝子，一人被封为辅国公。在清朝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中，代善祖孙三代就占了三个，即代善首封的礼亲王爵，其子岳讬首封的克勤郡王爵，其孙勒克德浑首封的顺承郡王爵。

    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岁丁未，与舒尔哈齐、褚英徙东海瓦尔喀部斐悠城新附之众，乌拉贝勒布占泰遣其将博克多将万人要於路。代善见乌喇兵营山上，分兵缘山奋击，乌喇兵败窜，代善驰逐博克多，自马上左手攫其胄斩之。方雪甚寒，督战益力，乌喇败兵僵卧相属，复得其将常柱、瑚哩布。师还，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岁癸丑，太祖伐乌喇，克逊紥搭、郭多、郭谟三城。布占泰将三万人越富勒哈城而营，诸将欲战，太祖犹持重，代善曰：“我师远伐，利速战，虑布占泰不出耳。出而不战，将谓之何？”太祖曰：“我岂怯战？恐尔等有一二被伤，欲计万全。今众志在战，复何犹豫。”因麾兵进，与乌清史稿

    喇步兵相距百步许，代善从太祖临阵奋击，大破之，克其城。乌喇兵溃走，代善追殪过半。布占泰奔叶赫，所属城邑尽降，编户万家。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太祖始用兵於明，行二日，遇雨，太祖欲还，代善曰：“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适足以懈敌耳。”太祖从之。夜半雨霁，昧爽，围抚顺，明将李永芳以城降。东州、玛哈丹二城及台堡五百馀俱下。师还，出边二十里，明将张承荫率兵来追。代善偕太宗还战，复入边，破其三营，斩承荫及其裨将颇廷相等。四年，命代善率诸将十六、兵五千，守紥喀关备明。寻引还。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遣总兵刘綎将四万人出宽甸，杜松将六万人出抚顺，李如柏将六万人出清河，马林将四万人出三岔口。太祖初闻明兵分出宽甸、抚顺，以宽甸有备，亲率师西御抚顺明兵。代善将前军，谍复告明兵出清河，代善曰：“清河道狭，且崎岖，不利速行，我当御其自抚顺来者。”过紥喀关，太宗以祀事后至，言界凡方筑城，民应役，宜急卫之。代善引兵自太兰冈趋界凡，与筑城役屯吉林崖。杜松以二万人来攻，别军阵萨尔浒山。代善与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将议以千人助吉林崖军，使陟山下击，馀军张两翼，右应吉林崖，左当萨尔浒。太祖至，以右翼兵益左翼，先趋萨尔浒。明兵出，我兵仰射，不移时破其垒。吉林崖军自山驰而下，右翼渡河夹击，破明兵，斩松等。马林出三岔口，以三万人军於尚间崖，监军道潘宗颜将万人军於飞芬山，松后部龚念遂、李希泌军於斡珲鄂谟，太祖督兵攻之。代善将三百骑驰尚间崖，见明兵结方营，掘壕三匝，以火器居前，骑兵继之，严阵而待，遣骑告太祖。太祖已击破念遂等，亲至尚间崖，令於军，皆下马步战。未毕下，明兵突至，代善跃马入阵，师奋进，斩获过半。翌日，代善以二十骑先还，诇南路敌远近。太祖亦还，闻刘綎兵深入，命代善率先至诸军御之。出瓦尔喀什，綎已至阿布达哩冈，太宗率右翼陟山，代善率左翼出其西，夹击，明兵大溃，斩綎。镐所遣诸军尽败。七月，从太祖克铁岭。八月，太祖伐叶赫。叶赫有二城：金台石居其东，布扬古居其西。师至，太祖攻东城，代善攻西城。东城下，布扬古及其弟布尔杭古乞盟，代善谕而降之。六年三月，从太祖伐明沈阳，率其子岳讬战，斩馘甚众。复偕莽古尔泰迁金州民於复州。十一年八月，太祖崩，岳讬与其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是冬，伐蒙古喀尔喀紥鲁特部，擒贝勒巴克等，斩鄂尔斋图，俘所属而归。天聪元年，从太宗围锦州，拒明山海关援兵，薄宁远，破敌，以暑还师。三年，从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明总兵满桂等赴援，击败之德胜门外，克良乡，又破明兵永定门外。从上阅蓟州形势，明步兵五千自山海关至，与师遇，不及阵，列车楯、枪炮而营，代善率左翼四旗击破之。四年正月，明侍郎刘之纶率兵至遵化，营山上，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之纶走入山，射杀之。五年八月，从上围大凌河，收城外台堡。九月，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等将四万人自锦州至，距大凌河十五里，代善从上将二万人击之，明兵方阵，发枪炮，督骑兵突入，矢如雨，明兵大却。襄遁，春收溃兵复阵。黑云起，风自西来，明兵乘风纵火逼我军。大雨反风，毁其营，明兵死者甚众，师乘之，获春等。春见上不屈，上将诛之，代善谏，乃赦之。初，太祖命四和硕贝勒分直理政事，每御殿，和硕贝勒皆列坐。至是，礼部参政李伯龙请定朝会班制。时和硕贝勒阿敏已得罪，莽古尔泰亦以罪降多罗贝勒，诸贝勒议不得列坐。代善曰：“奚独莽古尔泰？上居大位，我亦不当并列。自今请上南面，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下。”六年四月，从上伐察哈尔，过兴安岭，闻林丹汗远遁，移师攻归化城，趋大同、宣府，出塞，与沙河堡、得胜堡、张家口诸守将议和而还。八年五月，从伐明，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分兵自喀喇鄂博克得胜堡，遂自朔州趋马邑，会师大同而还。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冬，从上伐朝鲜。二年，有司论王克朝鲜，违旨以所获粮米饲马及选用护卫溢额，上曰：“朕于兄礼亲王敬爱有加，何不体朕意若是？”又曰：“王等事朕虽致恭敬，朕何所喜？必正身行义以相辅佐，朕始嘉赖焉。”四年十一月，从上猎于叶赫，射獐，马仆，伤足。上下马为裹创，酌金卮劳之，因泣下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罢猎，还，命乘舆缓行，日十馀里，护以归。八年，太宗崩，世祖即位。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又发贝子硕讬、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讬，王次子；阿达礼，萨哈璘子，王孙也。顺治元年正月朔，命上殿毋拜，著为例。二年春，至京师。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爱新觉罗·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1587-1632)清初大将。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五子。少时跟随努尔哈赤征伐乌喇部，英勇善战，连克六城。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受封为和硕贝勒。1619年，参加了萨尔浒大战，先随清太祖在萨尔浒全歼明总兵杜松所率的六万之军，复又南下歼天刘綎部四万余众。1620年受命追袭明军，直至浑河。1626年攻击喀尔喀巴林部，独自率兵渡河，斩俘甚众。太宗即位后，数次进攻明军，屡立战功。1632年卒。死后被揭发有谋上之罪，被追夺其封爵。和阿敏，代善，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

    莽古尔泰，姓爱新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明万历十五年出生于建州佛阿拉城。努尔哈赤第五子，正蓝旗旗主。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晋封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一起，统称四大贝勒。按年龄排序，他是老三，便称其三贝勒。莽古尔泰虽然是后金政权核心人物之一，但却因其战绩平平，好逞匹夫之勇，且进言粗鲁，常招抢白，而不被努尔哈赤所倚重。万历四十年，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毁盟违约，竟用响箭射他的妻子，努尔哈赤闻讯后，十分震怒。布占泰之妻娥恩哲是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之女，俗话说，打狗还需看主人，努尔哈赤决定给这个无义小人一点颜色看看，随即发兵讨伐乌拉部，莽古尔泰随行。乌拉部首府洪尼城，建在乌拉河东岸，乌拉兵沿河布阵。努尔哈赤到达以后，就在河西洪尼城的对面扎下营寨，并立即召集贝勒、台吉和众将们研究制敌之策，莽古尔泰抢先请战，要渡河破敌，遭到努尔哈赤严厉训斥。他说，乌拉国不比建州小，怎可一举而取之？游水渡河的想法更是愚蠢之极。最后决定先破沿河的六城，致使乌拉都城失去屏障，就像没了奴仆，何以为主，失去了民众，何以为君一样，何愁乌拉不灭。战后证明，努尔哈赤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不但狠狠教训了布占泰，并为来年彻底吞并乌拉部打开了胜利之门。天命四年三月，明廷派四路大军围剿努尔哈赤，企图消灭后金政权，从而爆发了萨尔浒大战。莽古尔泰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先与代善攻克了萨尔浒山，又与界凡城守军汇合，在吉林崖大败以杜松为主将的西路明军，杜松战死。紧接着又与代善等回师，在阿布达里山岗设伏，击溃了东路明军，主将刘铤被杀，援明的朝鲜元帅姜弘立同所率的一万余众朝鲜兵尽皆投降后金。天命五年八月，莽古尔泰随努尔哈赤从懿路、浦河两路进兵伐明。莽古尔泰奉命追击明总兵刘秉诚和副将赵率教部，他又犯了老毛病。只凭一时之勇，仅带百余人横冲猛打，以至与额亦都所率大部队相脱离，无法接应。事后，努尔哈赤虽然痛责了额亦都未能阻止莽古尔泰孤军深入、险遭不测的过失，但在心里还是对莽古尔泰的有勇无谋深感忧虑。就在同一年，又发生了一件惊国大事，虽然没有张扬出去，但对莽古尔泰未来人生的影响却几乎是致命的。他的生母富察氏衮代，因参与代善图谋嗣子之位而获罪。据史料记载，东窗事发后，衮代被逐出宫门，休回娘家，莽古尔泰为讨父汗的宠爱，把生母杀死；又论为被努尔哈赤盛怒之下赐死。但无论怎样的结果，对莽古尔泰的打击都是极为沉重的，尤其是“手刃生母”之说，更把他推出人环界外，竟与畜牧无二。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在暗议汗位继承人的问题时，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莽古尔泰成为当事人之一。所谓暗议，是指汗王在秘密征询当嗣子的人选。他征询的对象，是他的亲信阿敦。密谈的结果，倾向于四贝勒皇太极继承大位。殊料此议却被代善得知，他便深环于心。后来，不知出于何意，阿敦又向代善放出风声，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阿济格为争皇位都在背地算计他，让他早作防备。代善趁机向父汗哭诉自己的委屈。努尔哈赤立招三人对质，但他们都拒不认帐。努尔哈赤便转而迁怒于阿敦，以挑拨大贝勒之间相互交恶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这件事虽然没有闹大，但却对努尔哈赤触动不小。他不想再看到忍痛处死长子褚英的悲剧重演，于是，便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他亲发汗谕，确定了由八大和硕贝勒共议，从中择其贤能者继登大位的原则。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基本就是照此原则继承了汗位。莽古尔泰因皇太极小时对他有“推食解衣”之恩，所以，由四贝勒继承汗位，他是拥护的。但是，他对皇太极善动心机，骄仰独尊的派头颇为不满，尤其听说所谓“邀宠弑母”之语，就是出自皇太极之口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深重了。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决定避开连吃两次败仗的宁远，绕道蒙古进入明地，攻打明廷重镇。后金大军行至喀喇沁青城地方宿营时，莽古尔泰便串通代善，反对继续进兵，力主班师回盛京。当晚，他们来到皇太极帐前，下令诸贝勒大臣不准进帐，只由他与代善两人单独谒见皇太极，申明阻止大军前进的理由。他们说，如此孤军深入，离后方越来越远，一旦不能攻入明廷腹地，粮草不济，人马俱疲，再想撤兵就来不及了；再者，即使真能攻入明地，也必遭致明军的四面围攻。到那时，恐怕连退路都没有。后来，由于诸贝勒大臣都支持皇太极，“决计进取”，才平息了这场争端。后金军分左右两翼，夜袭大安口、龙井关，一举攻克了遵化，直逼北京城下时，莽古尔泰受命率左翼阿济格、阿巴泰、豪格等贝勒，在广渠门处迎击由宁远、锦州赶来的援军。明军的统军将领袁崇焕和祖大寿率军结营后，莽古尔泰并未率大军前行迎敌，只带了二千余护军和蒙古兵前往迎击明军。他命阿巴泰和豪格攻打广渠门右侧，却不幸中了明军的埋伏，造成八旗分离，豪格险些丢了性命的后果。战后，皇太极虽然并未因此责怪莽古尔泰，但对他的态度却是愈加冷淡了。当攻打蓟州时，左翼军便改由代善指挥，皇太极亲领右翼，莽古尔泰成为随军而战的部将之一。天聪四年十一月，发生了一件事情，惹得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双方都很不愉快。时令已入冬月，皇太极难得有兴致邀莽古尔泰外出打猎。莽古尔泰的一个仆从叫托退的人，仗势强抢士兵所猎的野兽据为已有，士兵先到莽古尔泰那里，他不但不管，反责怪士兵小气。此事被皇太极知道后，他感到十分扫兴。便当众责备了莽古尔泰，使他这个五阿哥丢面子。莽古尔泰便悻悻然归还了猎物，又赌气把一头野猪扔给了皇太极。此举把皇太极激怒了，他痛斥莽古尔泰鄙俗不堪，用此物辱没汗王威严。这次不欢而散的围猎，又把他们素往结下的怨恨加深一层。天聪五年，皇太极得知明廷正在加固大凌河城，以图后金领地的消息后，未敢掉以轻心，便决定先发制人，谕令八旗大军和从蒙古征调而来的骑兵，务于八月六日会师于大凌河城下。皇太极亲率八旗人马及四十门新铸火炮，于七月二十六日从盛京出发，奔赴大凌河城而去。皇太极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只要守城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就把他困死城中。因此，他把围城的重点放在了西面，以防从锦州增援的明军，而莽古尔泰和他弟弟德格类负责的南面最为薄弱。然而，万没想到，遵化总兵吴襄却正好率援军从南路逼近，莽古尔泰指挥正蓝军士前去迎击。在距城十五里处双方交战，在明军的猛烈攻击下，后金军败势渐露。就在最为关键的时候，佟养性指挥的后金火炮发挥了威力，将明军击溃，为莽古尔泰了围。吴襄率部于第二日再战，莽古尔泰因为所部伤亡较大，要求补充兵力，皇太极不准，甚至还指责他阻击不利，从而激怒了莽古尔泰，情急之下，他拿起佩刀，公然抽出五寸有余。德格类见状，便上前用拳推打他，与众人一起将他推出帐外，这就是《实录》记载中的“御前露刃”事件。当晚，莽古尔泰虽去向皇太极请罪，但却被其拒在了帐外。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因气郁攻心，暴病而亡，时年四十六岁。更为不幸的是，莽古尔泰生前屡不得志，死后还连遭罹难，实属人生悲剧。在他死后一年祭祀的时候，扫墓后，正蓝旗一些固山臣属到他府上内宅喝酒，多人大醉，此事被皇太极知道后，命人口唾参祭官员，辱骂未亡福晋，是对莽古尔泰家族的一次严厉打击。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天聪九年十一月，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的一个名叫冷僧机的下人，告发他们兄妹曾在佛前焚烧誓词，图谋篡位，并在家中搜出十六块木牌，都写着金国皇帝之印，被定为谋逆大罪，但死者无法伏法（一月前德格类也死于暴病），便将其妹莽古济和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等处死，追夺了莽古尔泰的爵位，除宗室，将正蓝旗满洲附入王属旗分，将其分编为二旗，重设旗属大臣。崇德元年正月，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坟墓被大清国工部平毁，早已寒彻的骨骸尽被抛弃，殉葬的金银器皿也被尽数取出（后来，皇太极又下令复葬于原处）。七十八年后，康熙五十二年，玄烨下令将莽古尔泰的子孙恢复宗籍，重入宗人府。

    莽古尔泰，太祖第五子。岁壬子，从太祖伐乌喇，克六城，莽古尔泰请渡水击之，太祖曰：“止！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我且削之。”遂毁六城，移军富勒哈河。越日，於乌喇河建木城，留兵千守焉。天命元年，授和硕贝勒，以序称三贝勒。四年，明经略杨镐遣总兵杜松以六万人出抚顺关，刘綎以四万人出宽甸。莽古尔泰从太祖御松界凡，伏兵萨尔浒谷口，伺明兵过将半击之，我军据吉林崖，明兵营萨尔浒山，复偕贝勒代善等以千人益吉林崖，而合师攻萨尔浒，大破之，松战死。又从太祖还军击斩綎。八月，从伐叶赫。五年，太祖伐明，略懿路、蒲城，令莽古尔泰以所部逐敌，率健锐百人追击明兵，至浑河乃还。六年，镇江守将陈良策叛投毛文龙，莽古尔泰偕代善迁金州民复州。十年，攻克旅顺口。察哈尔林丹汗侵科尔沁部，围克勒珠尔根城，莽古尔泰赴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十一年，太祖伐喀尔喀巴林部，先命诸贝勒略锡拉穆楞，皆以马乏不能进；莽古尔泰独领兵夜渡击之，俘获无算。天聪元年，攻明右屯卫，又以偏师卫塔山粮运。三年，从太宗征明，阿巴泰自龙井关入，攻汉儿庄。莽古尔泰偕多尔衮、多铎为继，降其城，旋谕降潘家口守将。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莽古尔泰自汉儿庄合军击败明总兵赵率教，擒其副将臧调元。师进次通州，薄明都，明诸道兵入援。莽古尔泰遣巴牙喇兵前行，与多铎殿，值明溃卒来犯，击歼之。从上阅蓟州，破山海关援兵。四年二月，克永平、遵化。还，与明兵遇，败之。五年，从围大凌河，正蓝旗围其南，莽古尔泰与德格类率巴牙喇兵策应。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赴援，距城十五里而营。莽古尔泰从上击之，获春等。当围大凌河时，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於上。上偶诘之曰：“闻尔所部兵每有违误。”莽古尔泰恚曰：“宁有是耶？”上曰：“若告者诬，当治告者；果实，尔所部兵岂得无罪？”言已，将起乘马，莽古尔泰曰：“上何独与我为难？我固承顺，乃犹欲杀我耶？”抚佩刀，频目之。贝勒德格类，其母弟也，斥其悖，拳殴之，莽古尔泰益怒，抽刃出鞘。左右挥之出，上愤曰：“是固尝弑其母以邀宠者！”诸贝勒议莽古尔泰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移师伐明，略大同、宣府。十二月，卒，上临丧，漏尽三鼓，始还；又於中门设幄以祭，哭之恸，乃入宫。九年，莽古尔泰女弟莽古济格格所属冷僧机告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格格盟誓怨望，将危上，以莽古济格格夫琐诺木为证。搜得牌印十六，文曰“大金国皇帝之印”。追夺莽古尔泰爵。莽古济格格及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坐死，馀子并黜宗室。

 佟养性

    佟养性，后金将领。明末开原人。原居开原佟佳，后自开原徙抚顺，归附后金，隶汉军正兰旗。努尔哈赤以宗女赐为妻，授三等副将。后金天命六年（1621），从军克沈阳、拔辽阳，叙功晋二等总兵官。天聪五年（1631年）授昴邦章京，总理汉人官民事务。监铸红衣炮四十具，为后金火炮之始。六年，皇太极于城北演武场阅兵，其率所部试炮，披甲列阵，军容严整，治军有方，深得赞许。同年病卒。顺治初，追谥勤惠。

    努尔哈赤赐以宗室女。皇太极时，受命督造并执掌火炮，总理节制汉军官民。曾从攻明将祖大寿，以火炮败明军，有战功。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征察哈尔，他奉命与贝勒阿巴泰留守沈阳，不久卒。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天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仕途

    太祖用兵於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节制。尔其殚厥忠，简善黜恶，恤兵抚民，毋徇亲故，毋蔑疏远。昔廉颇、蔺相如共为将相，以争班秩，几至嫌衅。赖相如舍私奉国，能使令名焜耀於今日。尔尚克效之！”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是岁，初铸炮，使养性为监。炮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八月，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养性率所部载炮越走锦州道为营，击城西台，台兵降；又击城南，坏睥睨；翌日，击城东台，台圮，台兵夜遁，尽歼之。九月，明兵出关援锦州，上遣亲军迎击，养性以所部兵五百从，敌溃遁。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夜战，上督骑兵击破之。方追奔，明溃兵复阵，上命养性屯敌垒东，发炮毁敌垒。十月，攻于子章台，发炮击台上堞，台兵多死者。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降，上命尽籍城中所储枪炮弹药付养性。寻率兵隳明所置台壕，自大凌河至於广宁。

    领兵有道

    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炮，擐甲列阵，军容甚肃。上嘉养性能治军，因追奖大凌河战功，赐雕鞍良马一、白金百，遂遍及诸将，自石廷柱以下皆有赐，设宴以劳之。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火器而战，无事则为农。火器攻城，非炮不克，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特城守器耳，宜增铸大炮。兵食未足，宜令民广开垦，无力者官畀牛若种，获则以十一偿。”四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杜度，大臣扬古利、伊尔登留守。七月，卒。顺治间，追谥勤惠。

    佟养性认祖归宗

    佟、关、马、索、齐、富、那、郎，这是满族的八大姓。人们说：佟氏是从龙第一家。这就是说：作为大姓氏是第一个与清太祖努尔哈赤一齐打天下的。这可是怪事，有许多满族人和汉族人从来不承认佟氏是陈满洲女真人。清朝开国元勋佟养性，就被划为汉军正蓝旗人。佟养性开始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汉族人。明末，他生在抚顺城，长在抚顺城。其家是买卖人出身，家里除了开粮栈外还有一所大当铺，是一个有钱的人家。当年，他一家子爷爷佟塔木把孙女佟春秀嫁给了女真人努尔哈赤，他那时还很小，不太懂事，长大后有人提起了这件事。他曾说：我们汉家女怎么能嫁给一个小鞑子呢？他还问过父亲佟迈和堂兄佟养正，但没有一个人跟他正面解释过，而说：什么这族那族，人好就行呗！由于做买卖的关系，佟养性经常出入抚／顷马市，难免与女真人打交道。虽然他看不上边吏鱼肉边民，无故勒索女真的恶习。但他认为这是边官个别人所为。如果朝中没有太监魏忠贤那样的奸臣，多一些马文升、余子俊这样的清廉官员，边疆必能治理好。他存在正统思想，认为：你努尔哈赤也太得寸进尺了，官军早晚要直讨你老巢。他为大明皇帝担忧，并愿为大明皇帝献力。一天，佟养性与堂兄佟养正趁着没有买卖，在店里谈起这个话题。佟养正明显表示对朝廷不满说：皇帝轮班坐，明天不知到谁家！我看努尔哈赤当皇帝也不能比''万历''差。佟养性立即反驳道：你怎么向着野人说话。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我大明江山一统，哪有鞑子当天子的道理厂两人争辩起来，各讲各的理。这时，佟养性的父亲佟迈和伯父佟选一起边说边笑走进了店铺，听了佟养性的谈话，两位老人把他数落了一顿，佟养性闷闷不乐，回到家里，倒在炕头便睡着了。梦中，有一个白胡子老头飘然而至。这个老人仙风道骨，慈眉善目，一身前金人的服装打扮。他来到佟养性面前说：你也不是个凡人，用不着多说，我就自报家门吧！我是你们家的老祖宗安春在阿雅拉。你不是老说，女真人是鞑子吗？你老祖宗我就是个鞑子--女真人。你看过你们的家谱么？没有！我们祖宗匣在我伯父家里呢，佟养性答。好吧！你过后查一查。现在我告诉你一下你们家庭的来历。我们是女真人，原来住在长白山女真国大王府。辽朝天祚帝时，金太祖阿骨打兵集来流水誓师反辽。你祖参加了反辽战争。收国元年，阿骨打称帝后，因功你祖被封为谋克官搬到了斡朵里地方，掌管三百户人家，兼管鹰户。元灭金后，咱们又有穆尔玛哈两兄弟降元，后来他们搬到关里，其他人还在斡朵里住。你们是巴虎特克慎那支，共7个儿子。你祖为老五叫达尔汉图墨图，他带你们一支西去辽东佟佳江。你们是以江为姓改成佟佳氏。因为你们这支人丁最旺盛，所以你祖的另外几个哥们也起姓为佟佳。你爸叫佟迈，你爷叫佟棠，你太爷叫佟瑛，祖太爷叫佟昱，你的五世祖叫佟让，你的六世祖叫佟达礼，这个佟达礼就是达尔汉图墨图的汉族名。后来佟达礼到汉人居住的开原地方做买卖，时间长了便人了开原籍。因为他学会了汉语，所以本朝在黑龙江设立奴尔干都司，封他个''小旗''北上，因立功升为指挥同知。后来你们又从开原搬到了抚顺。因为你祖脱离女真区多年，已不懂女真语，并且为了能在汉区安宁生活，所以历来都称自己为汉人。实际我们是女真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努尔哈赤的祖先与你祖都在一个地方住过，都是好亲戚好邻居。现在住在建州国的不仅有你堂姐佟春秀，努尔哈赤的干儿子扈尔汗也是老佟家的人。你应该认祖归宗，恢复女真人身份。上苍有个神送给我一个帖我也不知何意，告诉你吧，''日月分，水草新，人工助，天下尊''。讲完这几句话，老人家便不见了。佟养性醒来，觉得这个梦非常怪异，并对白胡老头说的一切半信半疑。他立即去了他大爷家。他先拜了祖宗，然后与堂兄佟养正、佟养材从祖宗匣子拿出了谱书。果不然梦中老人所讲的人名全有。从巴虎特克慎下七辈，正是父亲佟迈。辈辈记载，分毫不差。原来佟家还真是女真人，佟养性十分震惊，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认祖归宗，重新给老祖宗叩了头。然后，他将老祖宗神所告诉他的四句暗帖之语讲给佟养正听。佟养正想了半天说：明白了。日月分，就是明朝明字要拆散，拆散也就是瓦解，看来明朝气数已尽。水草新，草是青，青加三点就是清明的清，新对明而言，这就是要出现一个新的清朝。人工助，人工不就是仝吗！老天是叫我们佟家帮助建立清朝。天下尊，那无疑是真的改朝换代，老佟家有一份功劳，天子到百姓必然对我们尊敬，那不就成大官了。佟养性听了说：对呀！看来这是祖宗对我们进行了指点，叫我们别错过时机，死守着明朝，而要审时度势，拥护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佟养性回家后，一打听。呵！佟家的老年人原来都向着女真人。族爷佟塔木早就将家中死当的13副铠甲运往边外波罗密城送给了努尔哈赤。其他人也没少给建州女真人办事。是亲三分向，是火就热炕。佟养性心想，我能做些什么呢？还是到建州女真都城去看一看吧！佟养性骑了一匹小马，一个人潜出抚顺城假装皮货商，出边直奔建州国都赫图阿拉。佟养性此次去建州也不是谁都不认识。他认识努尔哈赤的妻子佟春秀。到了赫图阿拉城即报上了姓名，被引入努尔哈赤的大政殿。努尔哈赤19岁时与佟塔木的女儿成婚。25岁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29岁在佛阿拉城成立建州国，定国政，称王。45岁迁都赫图阿拉城。此时，他已经基本统一了满洲诸部。然而，明朝仍稀里糊涂，两年前还封他为明朝龙虎将军之职，每年给银800两，作为年例赏。但边官却知道，努尔哈赤联合蒙古，占领了宽甸等六堡，派兵窥视开原、辽阳，屡犯明边。所以抚顺的明朝官军人人都在议论努尔哈赤，甚至有的人说他是真龙天子下界，要代明而兴。论辈分佟养性和佟春秀虽相差近20岁，但应属于一辈，所以称为阿姐。努尔哈赤还真想在抚顺城安排几个知近的坐探，这回投来一个小舅子当然很高兴。他热情款待，问寒问暖。佟养性将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说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说：我看你先不用改女真族，仍称汉族。一是这样对你好，省得引起明吏的怀疑，你回到抚顺可以自由活动。二是对我们建州国也好。因为汉族号召力大，将来我们要进抚顺时，你可以作汉人身份归我女真，必然起到了瓦解汉人的作用。你可以在抚顺当我的内应。佟养性与努尔哈赤谈得非常投机。住了几天后，努尔哈赤的元妃佟春秀见这个小兄弟聪明伶俐，年龄不大，就从族女中找一个漂亮的小格格非要嫁给佟养性不可。佟养性也看中了这个小格格，不久娶她为妻。努尔哈赤称佟养性为额驸。转眼间，佟养性改口，不再称努尔哈赤为姐夫，而称为老丈人，佟春秀也成了佟养性的丈母娘。

    《清史稿》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定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太祖用兵於明，明边吏民归者，籍壮年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限定。尔其殚厥忠，简善黜恶，恤兵抚民，毋徇亲故，毋蔑疏远。昔廉颇、蔺相如共为将相，以争班秩，几至嫌衅。赖相如舍私奉国，能役使名焜耀於本日。尔尚克效之！”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限定。其有势豪妒忌不听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律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履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代矣。”是岁，初铸炮，使养性为监。炮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上将军”，凡四十具。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八月，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养性率所部载炮越走锦州道为营，击城西台，台兵降；又击城南，坏顾盼；翌日，击城东台，台圮，台兵夜遁，尽歼之。玄月，明兵出关援锦州，上遣亲军迎击，养性以所部兵五百从，敌溃遁。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夜战，上督马队击破之。方追奔，明溃兵复阵，上命养性屯敌垒东，发炮毁敌垒。十月，攻于子章台，发炮击台上堞，台兵多死者。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降，上命尽籍城中所储枪炮弹药付养性。寻率兵隳明所置台壕，自大凌河至於广宁。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炮，擐甲排阵，军容甚肃。上嘉养性能治军，因追奖大凌河战功，赐雕鞍良马一、白金百，遂遍及诸将，自石廷柱以下皆有赐，设席以劳之。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兵器而战，无事则为农。兵器攻城，非炮不克，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特城守器耳，宜增铸大炮。兵食未足，宜令民广开垦，无力者官畀牛若种，获则以十一偿。”四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杜度，大臣扬古利、伊尔登留守。七月，卒。顺治间，追谥勤惠。子普汉，改袭二等昂邦章京。卒，以弟六十袭。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顺治四年，改二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国瑶，六十子也，袭爵。康熙九年，授本旗副都统。十二年，吴三桂反，特命国瑶为郧阳提督，帅师镇抚。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附三桂，郧阳副将洪福应来嘉，劫部兵千馀攻国瑶。国瑶率游击杜英、佟大年以健丁三百拒战，福退，复至，鏖战数日，斩二百馀级，福败遁。事闻，加左都督。十四年，福挟诸叛将分五道来犯，复击败之，逐战泥河口、板桥河，斩其将林跃等七辈、兵数百人。十五年，四川叛将谭弘与福等复分道来犯，弘屯郧江北，福掠郧江南，相声援；国瑶分兵御之，战坪沟、战黄畈、战九里冈，又渡郧江战江南岸，皆胜，焚其舟及械，斩获无算。福复遣众伏郧江两岸，以三十馀舟顺江下，泊琵琶滩，逼郧阳运道为寨。国瑶及将军噶尔汉、抚治杨茂勋等率水陆兵大破之，战陡岭，福败走，运道复通。叙功，加一等。十六年，以捐俸赉军赈灾民，加太子少保。十七年，进讨来嘉、福，战於房县，获其将五十二辈、印十二、札牌二十四，遂克其城，进复保康。十八年，与噶尔汉等攻兴安，久而不下，命削战陡岭所叙加一等。六月，授福建将军。二十八年，卒，谥忠悫。乾隆初，定封二等子。达尔哈齐子养真，自有传。

 爱新觉罗·舒尔哈齐

    爱新觉罗·舒尔哈齐（1564-1611），清显祖爱新觉罗·塔克世第三子，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同母弟。舒尔哈齐的早年并不好过，很早就随同兄长努尔哈赤出外谋生，后来又投奔到明朝总兵李成梁的手下当差。历经了生活的艰辛和征伐的残酷，在这种经历的磨练下养成了坚毅顽强、勇猛善战的品格。也只有这种从小受过苦的人，才会成就一番事业，能够创业守业。

    《清史稿-李永芳传》

    后金将领。辽东铁岭(今属辽宁)人。原为明朝抚顺所游击，天命三年(1618)降于努尔哈赤，为第一个明朝边将投降努尔哈赤者。授三等总兵官。参与努尔哈赤军攻略清河、辽阳、沈阳，立有功。明朝政府曾多次招还，皆不应。天聪初年从伐朝鲜。八年卒。太祖克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走叶赫。太祖伐叶赫，叶赫愬於明。明使告太祖，诫毋侵叶赫。太祖以书与明，言叶赫渝盟悔婚，复匿布占泰，不得已而用兵，躬诣抚顺所，永芳迎三里外，导入教场，太祖出书畀永芳，乃引师还。 后三岁为天命元年，又三岁，始用兵於明。四月甲辰昧爽，师至抚顺所，遂合围，执明兵一，使持书谕永芳曰：“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於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永芳得书，立城南门上请降，而仍令军士备守具。上命树云梯以攻，不移时，师登陴，斩守备王命印等。永芳冠带乘马出降，固山额真阿敦引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於马上以礼答之，传谕勿杀城中人。东州、马根单二城及沿边诸台堡五百馀，悉下。是日，上驻抚顺。明日，命隳其城，乃还。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喇。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是年七月，上复伐明，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以功授三等总兵官。明巡抚王化贞及诸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太宗即位，以朝鲜与明将毛文龙相应援，纳逋逃，命贝勒阿敏等帅师讨之，永芳从。上谕阿敏等曰：“朝鲜理当讨，然非必欲取之。凡事相机度义而行。”克义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文龙；进下定州、安州，次平壤，其官民皆遁，遂渡大同江。朝鲜王李倧使赍书迎师，诸贝勒答书历数其罪，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使既行，师复进，次黄州，倧使驰告已遣大臣莅盟。阿敏欲遂攻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所遣大臣至，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与朝鲜书，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今食言不义。盍暂驻待之？”诸贝勒皆是其言，阿敏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师再进，次平山，倧所遣大臣至师，卒如永芳议，遣刘兴祚、库尔缠如倧所，莅盟而还。八年，永芳卒，有子九人。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次子李率泰，自有传。第三子刚阿泰，顺治初，官宣府总兵。时姜瓖为乱，山西北境诸州县土寇蜂起，瓖既平，所部窜匿代州、定襄、繁峙五台山中。刚阿泰先后逐捕，诸山砦悉平。旋以属吏侵饷劾罢。第五子巴颜（？~1652）天聪八年（1634）袭父爵，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崇德间，以参领从太宗征科尔沁；围锦州，与洪承畴战松山城下：皆有功。七年，定汉军八旗，以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八年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征宁远，拔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进二等昂邦章京。旋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剿寇昌平，与固山额真叶臣徇直隶饶阳，河南怀庆，山西泽州、潞安诸府县，师还，赐白金五百。二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自陕西徇四川，流寇孙守法、贺珍犯西安，再战大破之，逐至黑水峪，斩守法；又破流寇一只虎於商州，克延安诸路山寨。四年，例改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讨叛将姜瓖，从睿亲王多尔衮复浑源州；从英亲王阿济格复左卫；从巽亲王满达海复朔州、汾州及太谷诸县。巴颜在军将左翼，挟火器以攻，所向皆克。八年，叙平姜瓖功，复遇恩诏，进一等伯。九年（1652），卒。乾隆间，定封号曰昭信。四十年正月，命以其族改隶镶黄旗。

 李永芳

    《清史稿-李永芳传》

    后金将领。辽东铁岭(今属辽宁)人。原为明朝抚顺所游击，天命三年(1618)降于努尔哈赤，为第一个明朝边将投降努尔哈赤者。授三等总兵官。参与努尔哈赤军攻略清河、辽阳、沈阳，立有功。明朝政府曾多次招还，皆不应。天聪初年从伐朝鲜。八年卒。太祖克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走叶赫。太祖伐叶赫，叶赫愬於明。明使告太祖，诫毋侵叶赫。太祖以书与明，言叶赫渝盟悔婚，复匿布占泰，不得已而用兵，躬诣抚顺所，永芳迎三里外，导入教场，太祖出书畀永芳，乃引师还。 后三岁为天命元年，又三岁，始用兵於明。四月甲辰昧爽，师至抚顺所，遂合围，执明兵一，使持书谕永芳曰：“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於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永芳得书，立城南门上请降，而仍令军士备守具。上命树云梯以攻，不移时，师登陴，斩守备王命印等。永芳冠带乘马出降，固山额真阿敦引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於马上以礼答之，传谕勿杀城中人。东州、马根单二城及沿边诸台堡五百馀，悉下。是日，上驻抚顺。明日，命隳其城，乃还。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喇。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是年七月，上复伐明，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以功授三等总兵官。明巡抚王化贞及诸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太宗即位，以朝鲜与明将毛文龙相应援，纳逋逃，命贝勒阿敏等帅师讨之，永芳从。上谕阿敏等曰：“朝鲜理当讨，然非必欲取之。凡事相机度义而行。”克义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文龙；进下定州、安州，次平壤，其官民皆遁，遂渡大同江。朝鲜王李倧使赍书迎师，诸贝勒答书历数其罪，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使既行，师复进，次黄州，倧使驰告已遣大臣莅盟。阿敏欲遂攻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所遣大臣至，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与朝鲜书，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今食言不义。盍暂驻待之？”诸贝勒皆是其言，阿敏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师再进，次平山，倧所遣大臣至师，卒如永芳议，遣刘兴祚、库尔缠如倧所，莅盟而还。八年，永芳卒，有子九人。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次子李率泰，自有传。第三子刚阿泰，顺治初，官宣府总兵。时姜瓖为乱，山西北境诸州县土寇蜂起，瓖既平，所部窜匿代州、定襄、繁峙五台山中。刚阿泰先后逐捕，诸山砦悉平。旋以属吏侵饷劾罢。第五子巴颜（？~1652）天聪八年（1634）袭父爵，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崇德间，以参领从太宗征科尔沁；围锦州，与洪承畴战松山城下：皆有功。七年，定汉军八旗，以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八年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征宁远，拔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进二等昂邦章京。旋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剿寇昌平，与固山额真叶臣徇直隶饶阳，河南怀庆，山西泽州、潞安诸府县，师还，赐白金五百。二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自陕西徇四川，流寇孙守法、贺珍犯西安，再战大破之，逐至黑水峪，斩守法；又破流寇一只虎於商州，克延安诸路山寨。四年，例改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讨叛将姜瓖，从睿亲王多尔衮复浑源州；从英亲王阿济格复左卫；从巽亲王满达海复朔州、汾州及太谷诸县。巴颜在军将左翼，挟火器以攻，所向皆克。八年，叙平姜瓖功，复遇恩诏，进一等伯。九年（1652），卒。乾隆间，定封号曰昭信。四十年正月，命以其族改隶镶黄旗。

 爱新觉罗·阿济格

    爱新觉罗·阿济格

    爱新觉罗·阿济格（1605年年8月28日－1651年11月28日），清太祖第十二子。清初名将。满族，剽悍少谋。初授台吉，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以军功授贝勒，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晋封武英郡王，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封和硕英亲王。地位仅次于四大贝勒。

    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六月，带领清军分路入独石口，进抵居庸关，攻克昌平，直逼北京。明军皆不敢迎战。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作为清军前锋随多尔衮入关。四月，与吴三桂、豫王多铎在山海关大破李自成农民军（见山海关之战）。又以靖远大将军自边外入陕西、四川，切断李自成后路，屡败李自成，杀死刘宗敏，俘获宋献策。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又以平西大将军督师征讨姜瓖在大同的叛乱。在九江，又招降明军左梦庚部。他自恃功高，要求封叔王，被摄政王多尔衮拒绝。多尔衮死后，他企图摄政，被削爵幽禁赐死。

    从征察哈尔蒙古喀尔喀、巴林、扎鲁特诸部，授贝勒。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从攻朝鲜（今朝鲜、韩国）。三年，从后金汗皇太极入长城，占遵化（今属河北）等地，督兵阵斩明总兵赵率教，直逼北京。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晋多罗武英郡王，以主将领满蒙军从喜峰口入明边，纵掠京畿地区，56战皆捷，连克昌平等十余州县。次年，以奇正结合袭取明军所占皮岛（今朝鲜椴岛），斩明总兵沈世魁以下万余人。在松锦之战中，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克明军屯粮之地笔架山。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受命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满、蒙、汉军3万余，自山西入陕，追击李自成大顺军至湖广，于次年俘杀权将军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招降明宁南侯左良玉子左梦庚、总督袁继咸部马步兵10万，占河南、湖广、江西、江南63城。不久，以出师贻误战机、谎报军情罪降为郡王，旋复亲王爵。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出兵镇压天津、山东曹县一带抗清武装。冬，以平西大将军平定倒戈反清的大同总兵姜瓖，毁城还师。顺治七年冬（公元1650年），在多尔衮病危时，与之密谋承袭摄政王位，事泄遭幽禁，次年（公元1651年）被责令自尽。

    顺治七年十二月（公元1650年）英王阿济格乘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之机，欲谋乱夺政失败。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骁勇善战，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成为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顺治七年冬，多尔衮率阿济格等往边外围猎，年底，多尔衮病危，自知不起，独自召阿济格秘密议论后事。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欲当摄政王，暗中派人往召其子劳亲，令劳亲多率兵来，并嘱劳亲不要把多尔衮病死及调兵事告之诸王。与此同时，他又胁迫多尔衮所管两白旗大臣附己，遭到拒绝后又以兵戎相威胁。于是，两白旗大臣决定往“依皇上为生”，并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告发阿济格乘丧欲谋乱夺政。跟随多尔衮围猎的大学士刚林早已察觉阿济格的意图，抢先独自“策马行”，日夜疾驰七百里抵达京师，告发此事。清廷立即关闭九门，在阿济格回京的必经之路德胜门外派驻重兵，以防不测。不久，多尔衮柩车还京，行至石门时，阿济格与其子劳亲合军，令部下大张旗帜，环丧车而行。顺治帝亲率诸王、大臣迎柩车于德胜门外，阿济格父子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见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派兵紧密监视，并将其随从三百骑尽收诛之，从而粉碎了阿济格的兵变计划，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济格罪，将其幽禁，其子劳亲被革去王爵，降为贝子。阿济格在幽禁期间，不仅没有一丝收敛，反而益加狂暴无礼，在监房内私藏大刀，暗掘地道，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十月十六日（11月28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

    《清史稿》

    爱新觉罗·阿济格，太祖第十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从贝勒莽古尔泰伐察哈尔，至农安塔。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偕台吉硕讬伐喀尔喀巴林部，复从贝勒代善伐紥鲁特，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偕贝勒阿敏伐朝鲜，克五城。从上伐明，偕莽古尔泰卫塔山粮运。会师锦州，薄宁远，明兵千馀人为车营，掘壕，前列火器，阿济格击歼之。总兵满桂出城阵，上欲进击，诸贝勒以距城近，谏不可，独阿济格请从。上督阿济格驰击明骑兵至城下，诸贝勒皆惭，奋不及胄，亦进击其步军，明兵死者大半。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以擅主弟多铎婚，削爵，寻复之。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偕济尔哈朗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俘三千。复从上伐明，克龙井关，下汉儿庄城，克洪山口。进次遵化，击斩明总兵赵率教。薄明都，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赴援，屯广渠门外，师逐之，迫壕，阿济格马创，乃还。寻偕阿巴泰等略通州，至张家湾。寻从上阅蓟州，遇明山海关援兵，阿济格偕代善突入敌阵，大破之。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复从伐明，趋广宁，会师大凌河。夜围锦州，明兵袭阿济格营，雾不见人，阿济格严阵待。青气降，雾豁若门辟，急纵击，获明裨将一、甲械及马二百馀。上酌金卮亲劳之，授围城方略。寻闻明增兵，上命扬古利率八旗巴牙喇兵之半以益军。大寿弟大弼逐我军中侦骑近上前，上擐甲与战，阿济格驰至，明兵步骑遝出，奋击却之，斩明裨将一。上以所统兵付阿济格，明监军道张春援至，又战于大凌河，截杀过半，逐北四十里。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上移师伐明，令阿济格统左翼及蒙古兵略大同、宣府，尽得张家口所贮犒边财物。七年，城通远堡，迎降将孔有德，拒明及朝鲜兵。诏问攻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济格言当攻明。偕阿巴泰略山海关，诏责其不深入，阿济格言；“臣欲息马候粮，诸贝勒不从。”上曰：“汝果坚不还，诸贝勒将弃汝行乎？”八年，从伐明，克保安，拔灵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进武英郡王。偕饶馀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伐明，自雕鹗堡入长安岭，薄延庆。越保定至安州，克昌平、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顺义、容城、文安诸县，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馀万。又遣固山额真谭泰等设伏，斩遵化三屯营守将，获马百四十馀。得优旨，赐鞍马一。师还，上迎劳地载门外十里，见阿济格劳瘠，为泪下，亲酌金卮劳之。上伐朝鲜，命守牛庄。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硕讬攻皮岛未下，阿济格督所部水陆并进，克之。上遣使褒劳。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从伐明，阿济格扬言欲以红衣炮攻台，守者惧，四里屯、张刚屯、宝林寺、旺民屯、于家屯、成化峪、道尔彰诸台俱下。寻还守塔山、连山，俘人马千计。复偕阿巴泰略锦州、宁远。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偕济尔哈朗围锦州。守郛蒙古台吉吴巴什等议举城降，祖大寿觉之，击蒙古兵，阿济格夜登陴助战，明兵败，徙蒙古降者于义州。屡击败明兵，赐银四千。洪承畴率诸将王朴、吴三桂等援锦州，号十三万。上亲视师，营松山。明兵奔塔山，阿济格追击之，获笔架山积粟，又偕多尔衮克敌台四，擒明将王希贤等，朴、三桂仅以身免。明兵犹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诸地，上还盛京，命阿济格偕杜度、多铎等围之。承畴夜出松山袭我军，阿济格等督众环射之，明兵败还，城闭不得入，其众二千皆降。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围杏山，遣军略宁远。三桂以四千人驻塔山、高桥，不战而退，纵兵四击，又迭败之。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复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军城北，布云梯发炮，城圮，克之；抵前屯卫，攻城西，斩馘四千馀，明总兵黄色弃城遁，复克之。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从入关破李自成，晋英亲王，赐鞍马二。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入陕西，断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率师讨自成。自成南走，众尚二十万，规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及於邓州，复南至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屡破敌，自成走死，斩其将刘宗敏，俘宋献策。宗敏，自成骁将；献策，自成所倚任，号军师者也。明将左良玉子梦庚方驻军九江，师至，执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万、舟数万，诣军门降。是役凡十三战，下郡县：河南十二，湖广三十九，江西、江南皆六。捷闻，上使赴军慰劳，诏曰：“王及行间将士驰驱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馀里，劳苦功高。寇氛既靖，宜即班师。其招抚馀兵，或留或散，王与诸大臣商榷行之。”诏未至，阿济格率师还京师。睿亲王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诏班师，又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又在午门张盖坐，召而斥之。复议方出师时，胁宣府巡抚李鉴释逮问赤城道朱寿及擅取鄂尔多斯、土默特马，降郡王。寻复之。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剿天津、曹县土寇。十一月，率师驻大同，姜瓖叛，督兵讨之。旋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巴颜等讨瓖。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瓖将刘迁犯代州，遣博洛赴援，围乃解。多尔衮至大同视师，时阿济格两福晋病卒，命归视，阿济格曰：“摄政王躬摄大政，为国不遑，吾敢以妻死废国事？”阿济格自以功多，告多尔衮曰：“辅政德豫亲王征流寇至庆都，潜身僻地，破潼关、西安不歼其众，追腾机思不取，功绩未著，不当优异其子。郑亲王乃叔父之子，不当称‘叔王’。予乃太祖之子，皇帝之叔，宜称‘叔王’。”多尔衮斥其妄，令勿预部务及交接汉官。阿岱攻大同，会降将杨振威斩瓖降，隳其城睥睨五尺，乃还。顺治八年正月（公元1651年）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阿济格张纛与合军。多尔衮左右讦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十月，监守者告阿济格将于系所举火，赐死。其子孙降为庶人，后以其二子傅勒赫无罪，仍入宗室，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将其后人伯尔逊等各支子孙列入宗谱。

 爱新觉罗·豪格

    爱新觉罗·豪格(1609年—1647年)，清肃武亲王，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

    豪格广有战功，因其功勋卓著而不断进封。而豪格又素与睿亲王多尔衮不合。皇太极驾崩后，因未指定继承人，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对于帝位的争夺。当时豪格亲掌正蓝旗，而且又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以及众多大臣们的支持，略优于有正白、镶白两旗以及多铎支持的多尔衮。但是，豪格在关键时刻未能果断行事，在有大臣提出豪格具备继位资格并要求其继位的时候表示自己不行，被多尔衮顺水推舟从而未能入承大统。最终由其弟，皇太极九子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多尔衮为摄政王辅政。此后，豪格虽仍颇多战功，但受多尔衮打压。顺治五年，因其隐瞒其部将冒功及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被下狱，当年三月死去，年仅三十九岁。豪格死后，其福晋为多尔衮所纳。

    平冤昭雪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为豪格平反，重新封为和硕肃亲王，并立碑。顺治十三年，豪格被追谥，成为清代第一个被追谥的亲王，称肃武亲王。乾隆四十三年，入太庙。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1599年11月19日-1655年6月11日)，和硕庄亲王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第六子；己亥年十月初二日（11月19日）丑时生，母为舒尔哈齐五娶福晋乌喇纳喇氏，布干贝勒之女。顺治十二年乙未五月初八日（1655年6月11日）寅时薨，年五十七。。济尔哈朗自小就生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由努尔哈赤加以抚养，所以他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尤其是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样他才会在父兄反叛后依旧受到信任和重用。济尔哈朗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军功受封为和硕贝勒。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成为清朝历史上惟一一位受“叔王”封号的人。后入享太庙。

    “济尔哈朗”是一个蒙古名，意为“幸福、快乐”。一个满族人，为什么取了一个蒙古名呢？满族在入关（1644）以前，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东部，西部则是蒙古族的传统活动区域。历史上，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两个民族互相交往，不仅在血缘上彼此融合，文化上也有许多交流。满族人取蒙古名，就是这种交流的一个侧面。像济尔哈朗的二哥叫“阿敏”（意为“气息”、“生命”），努尔哈赤的第五子叫“德格类”（意为“紧身短上衣”），第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又名“阿巴海”（意为“尊如兄长”），也都是取的蒙古名。济尔哈朗从呱呱落地时起，即被父母寄予良好祝愿，希望他一生快乐幸福。他经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到57岁寿终正寝时，其他同辈诸王早已先他而去。济尔哈朗的晚年，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前死后，备极荣光。在清初诸王中，他虽不是最耀眼，但至少是最幸运的一位。在清初爱新觉罗皇族中，济尔哈朗的家世很特殊。他的父亲舒尔哈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弟弟，但舒尔哈齐本人以及济尔哈朗的三位兄长，却先后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所害。两个家庭，本为骨肉至亲，却形成父一辈子一辈的积怨。济尔哈朗12岁时被努尔哈赤收养，对于他来说，努尔哈赤既是伯父兼养父，又是加害父亲的仇人。面对两个家庭间的情与仇，济尔哈朗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父亲舒尔哈齐之死

    努尔哈赤兄弟5人，他居长，和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为同母所生。还有庶弟穆尔哈齐，幼弟巴雅喇，为继母和庶母所生。舒尔哈齐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比努尔哈赤小5岁。他的幼年同努尔哈赤有着相近的经历，5岁丧母，受继母那拉氏虐待，青少年时代经常随兄出外谋生，历尽艰辛。但在这过程中他也锻炼了体魄，增长了智慧。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不过是建州女真中一个噶栅（村屯）的首领。外有强敌环峙，内有宗族戚友的迫害，处境极其险恶。当时成为他得力助手的，只有几位胞弟。雅尔哈齐去世早，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依为臂膀。在以后的十余年里，舒尔哈齐经历了数十次战斗。清朝史书说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因作战英勇，颇得部众拥戴，人们尊称他为“达尔罕巴图鲁”。巴图鲁，蒙古语，意为“勇”、“勇士”，一向是蒙古族中勇武者的美号。“达尔罕”，原为漠北游牧民族的武职官号。元代，蒙古人只有大汗本人或其子孙有特殊贡献者始有荣受此号的资格，且享有种种特权。明代，蒙古对建立军功的勇士，才颁给此号。舒尔哈齐的双重勇号虽然都是借自毗邻的蒙古，却足以说明他的勇武及其在部落中的崇高地位。努尔哈赤兄弟同仇敌忾，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而战争的顺利发展，也加强了两兄弟的权势。16世纪末，他们在抚顺以东苏子河畔的烟囱山麓（今辽宁省新宾县旧老城）占山为王。努尔哈赤拥有万余众，酋长150余名，战马700匹；舒尔哈齐拥有5000余众，酋长40余名，战马400匹。两人平日各聚属下著甲练兵，出征时分别召集兵丁。当时的舒尔哈齐雄心勃勃，踌躇满志。访问过当地的朝鲜使者曾记载说，在舒尔哈齐的家门上，贴着一副“迹处青山，身居绿林”的对联。这个小小的细节说明，舒尔哈齐经常往来汉人地区，对汉人的文化相当了解，他大概熟读《水浒》、《三国》之类的演义小说，不仅以绿林豪杰自诩，且以“迹处青山”的处境解嘲。随着势力的发展，兄弟间的裂痕开始出现。努尔哈赤不希望弟弟的势力过于强大，威胁自己的地位；舒尔哈齐也不甘心永居兄长下风，而希望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万历三十七年（1609）初，舒尔哈齐决心离开努尔哈赤。他与长子阿尔通阿、次子阿敏、三子札萨克图，携部出城，前往一处叫做黑扯木的地方另造新城。努尔哈赤闻讯大怒，预先派人截断道路，设计将舒尔哈齐囚禁。同时下令将两个侄子——舒尔哈齐的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处死。据说，本来还想处死阿敏，只是由于皇太极等人极力劝阻才免其一死。舒尔哈齐被囚禁2年后死去，时年48岁。关于舒尔哈齐的死因，清朝史籍讳莫如深，但同一时期的明朝与朝鲜史书都有记载，证实是被努尔哈赤所害。舒尔哈齐死后43年，即顺治十年（1653），这时济尔哈朗已是清朝辈分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亲王，年轻的顺治帝福临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不仅恢复了其父舒尔哈齐的名誉，还追封他为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共有9子，除长子、三子被害，其余诸子均被努尔哈赤收养。父亲被囚时，次子阿敏25岁，四子济尔哈朗12岁。一个已是成人，一个还是孩童，从后来的结局看，父兄的死，对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兄长阿敏之死

    舒尔哈齐被害19年后（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两个家庭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八子皇太极受诸贝勒推举继承汗位。4年后，他基于加强汗权（皇权）的需要，断然幽禁了济尔哈朗的哥哥阿敏。阿敏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父亲被囚时他侥幸免于一死，从此跟随伯父努尔哈赤南征北战。阿敏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大金国，史称后金），封阿敏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在四大和硕贝勒中，依齿序阿敏位居第二，称二贝勒，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子大贝勒代善。阿敏战功卓著，地位很高，为什么与新汗皇太极反目成仇？第一，对于父亲的死，耿耿于怀。努尔哈赤生前，阿敏畏于伯父的威严，不敢流露异志，一旦堂弟皇太极继位，他便无所顾忌。有一次，他居然对皇太极说：“我与众贝勒共议你为汗，你即位后，让我出居外藩就行了。”阿敏的要求令皇太极颇感震惊。由于皇太极和众贝勒的一致反对，阿敏的谋划没有得逞。阿敏还在众贝勒中扬言：“我怕谁？他（指皇太极）能把我怎么样？”这些桀骜不逊的言语，矛头直指皇太极，其间还夹杂着对先汗的宿怨。第二，出征朝鲜，欲行分裂。天聪元年（1627），阿敏奉命率师征朝鲜，直逼朝鲜王京，朝鲜国王被迫求和。阿敏往征朝鲜，真实的用意可能在于自立门户，所以当朝鲜国王接受和议条件后，他并不急于退兵，而是对随行的诸贝勒说：“你们愿意回去就自己回去，我是打定了主意要进朝鲜都城，我一向羡慕明朝皇帝与朝鲜国王居住的宫殿，无缘得见，现在既然来了，一定要进去看看。”他甚至打算在朝鲜屯居久住，不再归国。但他的意图遭到其他贝勒的一致反对，其中包括他的亲弟济尔哈朗。阿敏欲留不能，怒不可遏，纵兵掳掠三日而归。第三，心怀异志，态度专横。阿敏生性卤莽，口无遮拦，常在大庭广众中散布怨言，诸如：“我何故生而为人？”“还不如山上的一棵树，或者坡上的一块石头”，“即使被人砍伐为柴，甚至被野兽浇上一泡尿，也比现在的处境强”。这些话不仅是牢骚，也是对皇太极的影射，说明阿敏心怀不满，态度跋扈。阿敏还向叔父贝和齐说，自己在梦中被努尔哈赤捶打，但是有黄蛇护身。这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包藏着篡夺汗位的野心。第四，带兵出征，兵败弃城。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攻克了山海关内的永平（河北卢龙）、滦州（河北滦县）、迁安、遵化四城。次年三月，皇太极派阿敏率军前往驻守。阿敏到永平不久，明兵反击，后金军队连战失利，损失惨重，阿敏惊慌失措，弃城而逃。逃跑前，他下令将城中汉族降官降民全部屠杀，财产洗掠一空。阿敏平日妄自尊大、专横跋扈，积怨甚多，这次大败而归，受到举国上下的谴责。皇太极乘机利用此事，拔除了这个眼中钉。皇太极在精心罗织的16条罪状中，首先列出的一条大罪是：“（太祖在时）挑嗾其父，欲离兄汗。”其他重罪还有“自视为汗，欺凌在下诸贝勒”“丢弃永平，残杀降民”“使恶名扬于天下”等等。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敏应当处斩。皇太极则下令免死，改为囚禁。3年后，有汉官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为由，奏请皇太极效法周文王，赦免阿敏，让他戴罪立功。但皇太极没有接受。阿敏被囚，客观上为皇太极加强汗权扫清了道路。这个事件，实际是双方矛盾逐步激化所致。阿敏被囚10年后，死在狱中，终年55岁。他的命运，与其父简直如出一辙。济尔哈朗的父、兄先后被努尔哈赤父子囚禁致死，但他却没流露像阿敏那样的积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父亲被囚时，济尔哈朗只有12岁，实际是在伯父家长大的。他不仅对伯父的养育感恩戴德，与诸位堂兄堂弟也亲如手足。另外，阿敏性情暴躁，为人专横，济尔哈朗却生性宽厚，处世谨慎。由于秉性不合，济尔哈朗与阿敏的关系日益疏远。两件事可证明：第一件，天聪元年征朝鲜，阿敏想久居朝鲜自立，济尔哈朗不赞同其意见，而是与其他贝勒一起坚持战前的决策，与朝鲜议和盟誓后罢兵回国。这年济尔哈朗28岁，在大是大非上已有独立的判断。第二件，天聪四年，皇太极命阿敏率兵替代镇守永平的济尔哈朗，阿敏却节外生枝，请求与济尔哈朗同驻永平。皇太极以济尔哈朗“久驻当地，辛苦可念”为由而婉拒。为此，阿敏大为不满，对送行的诸贝勒说：“先汗（努尔哈赤）在时，曾命我弟与我同行，今上（皇太极）即位，乃不令与我同行。我到永平后，一定留他同驻。若他不从，我当用箭射他！”送行的贝勒赶忙予以制止，他却越说越气，最后干脆抬起胳膊大声说：“我自己杀我弟弟，谁能把我怎么样？”这一方面反映了阿敏的专横，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济尔哈朗早有不满。阿敏获罪后，其名下的镶蓝旗转归济尔哈朗所有，济尔哈朗由此成为地位最高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他还继承了阿敏的庞大家产和人口。可见，阿敏的获罪，对济尔哈朗不仅没有伤害，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不久，济尔哈朗率领诸弟和子侄辈一同发誓：“我父、兄行为有罪，自遭报应。如果我们认为有罪的父、兄做得对而产生异心，一定不得好死！”这确实不是他希图自保的无奈之举，而是发自肺腑的誓言，印证了他一贯的态度。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济尔哈朗晋封和硕郑亲王。与其父、兄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从未受到过责罚，在政治上也是一帆风顺，这种情况在他的同辈兄弟中也不多见。这可能得益于他处事的精明和审慎，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堂兄皇太极对他的信任。

    开国元勋，助帝亲政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清宁宫猝死。关于他的死因，朝鲜史书披露说，他得的是“风眩症”，症状为肝郁不舒、易于发怒、血流上涌，导致头脑昏眩，引发中风症、高血压。从皇太极的死亡之速看，很可能是脑血栓引起的脑溢血。皇太极突然驾崩，最高权力一下子出现真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室内部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与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皇太极领有的两黄旗大臣力主立豪格为帝，多尔衮与其同母弟阿济格、多铎拥有的两白旗则坚决拥戴多尔衮。双方发生尖锐对立，剑拔弩张。济尔哈朗一向为人谨慎，在继统的最大权力角逐上，不能卷入过深。济尔哈朗，在“恭顺”之间却深深的影响了政治格局的走向，这个时候，表面上颇为软弱的济尔哈朗站到了豪格一边。济尔哈朗是镶蓝旗旗主，同代善一样，为人颇为沉稳，但是又有不同。更多的时候，他似乎给人们一种软弱听话的感觉。当年阿敏获罪，皇太极之所以把空出的镶蓝旗交给他来统辖，显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皇太极死后，面对势力强大的多尔衮集团和咄咄逼人的豪格，济尔哈朗似乎同代善一样采取了中立态度。有一种说法是在双方为皇位你争我夺之时，由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另一种说法则是由多尔衮提出）：让同样是皇子但却不是豪格的福临继承大统。从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济尔哈朗对于皇太极是非常忠心的。那么在内心深处，他应该或多或少倾向于豪格。但是济尔哈朗对于豪格登上帝位并无多少信心，为防自己日后遭到政治清算，同时也为了能够使帝系继续保持在皇太极一脉手中，故而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其实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背后更多的是在针对多尔衮集团。皇帝年幼，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缺点。z国历史上那些皇帝年幼、权臣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小皇帝终究有一天要长大，要掌权。等到顺治真正掌权的那一天到来时，大权也就等于回到了反多尔衮集团的势力手中。想必这才是方案背后最隐晦，也是最高明的地方。但是幼弱的福临登基，势大熏天的多尔衮集团必定会操控实权，甚至有可能取而代之。可是非如此多尔衮等人又绝不会善罢干休。显然对于反多尔衮集团一方而言，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是最为危险和艰难的。而从多尔衮一方的角度看来，由于反对派势力并未逊色自己多少，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浅显危险，多尔衮显然很难抉择。而济尔哈朗也恰恰是看中了这一点，这也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机和睿智。最后结果是双方妥协，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登极，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即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1644）。他虽然君临天下，毕竟只是一个幼童，国家大事全委托给两位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此后的12年中，济尔哈朗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辅助多尔衮，处理朝政。福临即位时，济尔哈朗45岁，多尔衮32岁，济尔哈朗年长13岁，两人同为辅政王。尽管拥有崇高的军功、威望和地位，但可能受父亲舒尔哈齐与哥哥阿敏命运的影响，济尔哈朗为人很是低调，远不像阿敏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福临继位以后，他主动要求将自己排在多尔衮前面的名次放到多尔衮之下，并要求诸王大臣商讨国事时，只报告多尔衮即可，不必报告自己。他谕令部院各官，以后有事先启知睿亲王，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头。从此，多尔衮排名在前。济尔哈朗能力固然有限，但办起事来一向兢兢业业。担任辅政王后，他在盛京尽心辅佐幼帝，多尔衮则率领大军攻明，直捣北京。顺治元年九月，济尔哈朗护驾进入北京。福临首先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接着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短短几个月间，清朝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一路势如破竹，他的威望也如日东升。历史的机遇，把多尔衮推向了前台，使他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英雄，清王朝无往不胜的象征。与此同时，济尔哈朗却在幕后做些日常性工作。一个在前台发号施令，一个在后台默默无闻，两个人在众人心目中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多尔衮为人专擅，权力欲极强，济尔哈朗却一事当前，首先考虑如何明哲保身。这种性情的差异，决定了济尔哈朗在处理与多尔衮的关系时，总是一味退让，甘居下风。顺治四年（1647），由济尔哈朗领衔，与其他王公联名上书多尔衮，称国家已经安定，享有升平，都是由于蒙受皇叔父摄政王的福泽，考虑到摄政王素有风疾，跪拜不便，请求在皇上面前免于跪拜。对于这样的请求，多尔衮竟也恬然受之。济尔哈朗一再退让，不惜阿谀奉承，固然为了避免矛盾，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迁都北京后，他还率领诸王大臣主动要求在礼仪上，大幅度提高多尔衮的待遇。他做得应该算是足够了。同时也助长了多尔衮的野心，促使他不断以合法方式加强自己的权力。多尔衮先是称叔父摄政王，接着称皇叔父摄政王，又称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专擅自恣，最后连皇帝的印玺也搬到自己的家中。济尔哈朗虽一再隐忍退让，却没能维护住自己的权位。多尔衮为了满足多铎的要求，还是不肯放过他。当时，多尔衮的王府壮丽不亚于皇宫，却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多铎。这种仗势欺人、公然行私的行径实在太过乖张，次年，又有人揭发他在皇太极死后，曾迎合两黄旗，赞同立肃亲王豪格为君。为此，他的爵位从亲王降为郡王。次月恢复了他的亲王爵。豪格身陷狱中，不久暴亡，时年40岁。本来被举报的主要对象济尔哈朗处分颇轻，反而是被牵连进来的豪格身陷囫囵。这显然是多尔衮集团精心策划下的结果。那么济尔哈朗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前面已经说过，济尔哈朗对于皇太极，显然是忠心耿耿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应该尽量避免与豪格接触，从而给人以口实，使多尔衮集团借机发难，甚至间接影响到福临的帝位。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却不彻底。这样做的结果或许会让多尔衮集团意识到，豪格与镶蓝旗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面对这样的切实威胁，必然要加速对于豪格一派的处置。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豪格做为政治势力长期存在，那么在长期斗争中，双方的损失会越来越大，必然会威胁到福临的帝位和整个清朝的国基。相对于多尔衮而言，豪格显然不占优势，所以济尔哈朗选择以牺牲相对处于弱势的豪格为代价来换取福临帝位和政局的相对平稳。接着，多尔衮将济尔哈朗彻底排除出权力中枢，委派他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与南明军队作战。济尔哈朗在湖南等地整整作战一年，顺治七年（1650）正月才凯旋回师。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的谈论济尔哈朗在平衡双方势力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想表达我这样一个观点：即纵观整个反对多尔衮集团的各方和他们在与多尔衮集团的斗争过程当中极大的影响了政局走势的恰恰是这位看似“恭顺”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虽然还不能据此将其做为反对各方的核心来看待，但是他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能够不温不火的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无比的睿智。第二件事，定罪多尔衮，还大政于帝。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只有39岁。多尔衮年纪轻轻，已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早死，无疑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对他的堂兄济尔哈朗来说，却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转机。在此前的7年里，济尔哈朗在多尔衮面前，唯唯诺诺，加倍小心，仍免不了受排斥受打击。一旦多尔衮撒手尘寰，他成为朝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亲王。于是，他审时度势，联合诸王参劾多尔衮一党，将大权归于顺治帝。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多尔衮摄政7年，重用亲信，诛除异己，在朝中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济尔哈朗清算其党羽，采取了循序渐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清算多尔衮的亲兄阿济格。阿济格一向恃功自傲，在朝中积怨甚多。他听到多尔衮死讯后，首先想到的是承袭摄政王位。他私下派人往召自己的儿子劳亲，让他多带兵前来。多尔衮灵车到京，福临亲迎，阿济格父子分左右坐在福临两旁的首座。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济尔哈朗等人早已暗中伏下甲兵，一举擒获了阿济格父子。接着，以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等罪名，将他削爵幽禁。阿济格争取摄政王不成，反而落得人财两空，身陷牢狱，性情越发狂暴。顺治八年（1651）十月，福临赐阿济格自尽。其次，整肃多尔衮的亲信。拜音图、巩阿岱、锡翰是努尔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极时，拜音图任镶黄旗固山额真，封贝勒，弟巩阿岱、锡翰封授辅国将军。皇太极死后，巩阿岱、锡翰、拜音图随同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嗣君。巩阿岱和锡翰还是前往豪格家中密议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

 爱新觉罗·阿巴泰

    爱新觉罗·阿巴泰（1589年－164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1589年六月十六出生，母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初受台吉，履从征战，有战功。

    初受台吉，履从征战，有战功。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位，封为贝勒。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清朝初设六部，命其掌工部事。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封多罗饶余贝勒，六月，同英郡王阿济格率师攻明。崇德七年十月，为奉命大将军统兵攻明，由长城黄崖口入边，破八十余城，浮掠甚众。八年六月，由墙子岭返师。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晋封多罗饶余郡王。次年正月，代豪格出师山东，进攻满家洞抗清武装。满家洞为活跃在山东嘉祥一带的抗清武装，他们挖遍地洞，出没其中，形成一定声势。清军用土石塞填地洞，攻破十几处。继而阿巴泰派遣都统准塔击败驻扎在徐州一带的南明军队，积极准备南下。顺治三年三月廿五，阿巴泰病逝，终年五十八岁。晋赠饶余敏亲王，爱新觉罗·阿巴泰，明万历十七年已丑六月十六日午时生，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出。初称台吉，天命十一年九月，封多罗贝勒。天聪五年七月，掌工部事。崇德元年四月，晋饶余贝勒。三年八月，副奉命大将军多尔衮攻明。明年四月，凯旋。七年十月，授奉命大将军，攻明入塞，大掠畿辅、山东。八年六月，凯旋。顺治元年四月，晋饶余郡王。三年丙戌三月二十五日酉刻卒，年五十八。康熙元年二月，以子岳乐晋封亲王，赠如其爵。十年六月，追谥敏。乾隆十九年九月，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三月，诏以阿巴泰与子岳乐俱有功绩，赐其子孙辅国公一人，世袭罔替。

    皇太极皇太极

    阿巴泰战功卓著，自视甚高，但由于是侧妃所生，在兄弟中地位比较卑微，论功行赏往往得不到公平对待，经常满腹牢骚。在皇太极当政期间（1627—1643），他多次受到羞辱和处罚。努尔哈赤有16个后妃，因为满族早期等级制度比较粗疏，后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努尔哈赤第三个妻子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当初也是妃，后来生了第八子皇太极，母以子贵，皇太极称帝以后，追尊她为“孝慈武皇后”，而对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妻子佟佳氏哈哈纳札青（生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第二个妻子富察氏衮代（生有五子莽古尔泰、十子德格类、十六子费扬古）却没有追尊谥号，仍称元妃、大妃。再如努尔哈赤第四个妻子乌拉那拉氏阿巴亥，生了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第十五子多铎。多尔衮权大势盛，追尊她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不久又因多尔衮获罪罢谥出庙。以上4个妻子，地位虽略有差异，但在努尔哈赤生前都属于最高的一等。在她们之下，则是地位较低的侧妃和庶妃。阿巴泰的母亲伊尔根觉罗氏，明万历十四年（1586）与努尔哈赤成亲，是他的第七房妻子。伊尔根觉罗氏出身一般，生前没有受过努尔哈赤的宠幸，死后也没获过任何哀荣。她连生卒年月都没有留下，在清朝史书中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阿巴泰母亲地位较低，直接影响到他日后在诸兄弟中的排位。不过，因为在年龄上的优势，阿巴泰比诸弟较早参与征战，较早建功立业，所以努尔哈赤对他还是比较器重的。

    皇太极时代

    然而，到了皇太极时代，阿巴泰的地位却不升反降。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继位之初，封赏诸贝勒并赐宴。赴宴的诸贝勒中，地位最显赫是八和硕贝勒——代善（44岁）、莽古尔泰（40岁）、阿敏（41岁）、皇太极（35岁）、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岳讬（27岁）。阿巴泰虽已38岁，因只是个贝勒，座位排在了诸和硕贝勒以下。眼瞅着诸弟侄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他深感脸上无光，心中郁闷不乐。回到府第，不禁对属下大发牢骚：“今后我再不赴宴！”“战则我披甲胄而行，猎则我佩弓矢而往，赴宴而坐于子弟之列，我觉可耻。”努尔哈赤生前，有蒙古亲戚来访，阿巴泰曾与四大贝勒一起出见，如今随着诸弟侄逐渐长大，自己的地位每况愈下。皇太极听到他的牢骚话，未予理睬，只命臣属做些说服工作。谁知阿巴泰的怨气不仅没消，反而越来越大。

    大宴

    第二年十二月，皇太极以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昂坤杜棱归附，在盛京皇宫八角殿设大宴，召诸贝勒做陪，阿巴泰拒不参加，借口是“没有像样的皮裘可穿，皇上原先赐的皮裘已改制成两件，给儿子们穿了”。实际原因是“出席宴席，若坐于小贝勒之列，深感羞愧”。皇太极听了，大为不满，说：“如果阿巴泰怨恨我个人，还可以姑息宽容，现在他蔑视诸子弟，我怎么可以保持沉默？”随即把阿巴泰的话转告给诸贝勒，集合起来讨论对阿巴泰的处理。大贝勒代善首先教训阿巴泰：“你先时连与五大臣一同议事的资格都没有。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讬、硕讬，早已参与议政，你却不在其中。因你在诸弟之列，父汗拨给你六个牛录的属民，才有了贝勒的身份。今天你想欺侮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比你先入八分之列。你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想与三大贝勒（指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并列，扰乱朝政。如果你当了大贝勒，岂不更生称汗的念头吗？”在诸大贝勒的齐声斥责中，原先理直气壮的阿巴泰显得狼狈不堪，只好低头认罪，甘愿受罚。这一次，他被罚了雕鞍马、素鞍马各八匹，甲胄四副。

    崇德元年

    （1636）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定宗室世爵，幼弟多尔衮、多铎及子侄辈的豪格、岳讬都晋封亲王，阿济格也晋封为郡王。阿巴泰年齿徒长，仍封贝勒爵，只是在贝勒爵位前加上了“饶余”（满语为富裕之意）的美号，以示差异。与亲王比，贝勒爵位整低了两级。对此，他心怀芥蒂，对皇太极总有抵触。不久又发生了他“受制于妻，两次违旨”的事件。

    两次违旨

    阿巴泰有一女长得楚楚动人，到了出嫁年龄，皇太极命将她嫁给外藩蒙古，阿巴泰执意不肯。皇太极不好强迫，又令嫁给本国大臣，阿巴泰仍不从命。清朝有一项恪守了几百年的老规矩：宗室王公子女婚配，不得由父母自作主张，而必须由皇帝或皇太后（如慈禧太后执政时代）指定，这就是所谓的“指婚”。阿巴泰依仗是皇太极兄长，两次违旨，难免会招致皇太极的不满。阿巴泰的福晋迷信萨满（女巫），尽管皇太极谕令在先：全国臣民，禁止萨满跳神问卜求医。她却私下派官员找到萨满，请她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占一卦，嫁给国人与外藩蒙古，究竟哪个吉利？阿巴泰明知这样做违法，也不加阻拦。这件事很快被阿巴泰家的三个仆人举报。刑部拟定：福晋擅自择嫁，遣官问卜，不守妇道，与其女俱应论死；阿巴泰屡违帝命，私庇福晋，全无家法，应革爵，罚银一千两；萨满及不吐实情的使女、太监，俱应处死。最后还是皇太极给阿巴泰留了点面子：阿巴泰免革爵，罚银一千两；其福晋免死，由其子博洛赡养；其女亦免死，择婿嫁之；不吐露实情的使女、太监，仍处死。阿巴泰长年征战在外，出生入死，每回到家中，才能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他珍惜家庭的生活。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家务事上却做不了老婆的主。所以在他的罪名中就有了“受制于妻”一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惧内”。妻子被勒令交给儿子博洛赡养，实际是强制阿巴泰与她离异。阿巴泰真算得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子女面前，阿巴泰永远是慈父。对众格格，他尤其怜爱。因为怜爱过度，有些子女难免有些骄纵。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蒙古贵族色冷的儿子色尔古伦，婚后五年，夫妻不睦。该女依仗是郡王的格格，一点不把丈夫放在眼里，长期拒绝与他同居。色尔古伦越活越觉得窝囊，有一天终于爆发出来，对着格格竟以死相威胁。格格却毫不示弱，对着他大喊：“你竟敢以杀人之词逼我，我又岂能与你生活？你若不杀，算何好汉？我若不死，又算何人？”说罢一甩手，怒气冲冲回了娘家。色尔古伦只好到阿巴泰的府上赔礼道歉。没想到阿巴泰的仆妇在主人授意下，见到他拥上去就是一顿厮打。色尔古伦很没面子，到岳父面前告状。阿巴泰却一味偏袒女儿，对这位女婿一点不讲公道。

    夫妻不睦事小，影响到满蒙关系事大。尽管“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件事还是被交给诸王公大臣集体处理。会议的结果对阿巴泰很不利：他因袒护格格，被罚银一千两；格格本人，责打后交还色尔古伦；帮助格格打人的女仆全部处斩。结局最惨的是女仆，打不打人全由不得她们，她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巴泰惧内、袒女，为此受罚，也颜面丧失。

    皇太极在位的18年中，阿巴泰因各种过失受到的处罚不少于10次。耐人寻味的是，他虽屡屡被罚，只是罚银、罚物，银子固然赔了不少，却从来没有受过降爵或削爵的重惩。原因在于：其一，阿巴泰一生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其二，他出身偏房，长期被排斥在最高权力核心以外，这反而成全了阿巴泰，一次次骨肉相残的争斗，从来没有波及到他。其三，他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在朝中享有很高声望。其四，对这位爱发牢骚的兄长，皇太极不能不有所宽容。当然，皇太极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比如他对桀骜不驯的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就不讲宽容，而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置于死地。他对阿巴泰网开一面，是因为后者既出身偏房，又有勇无谋，对他从来构不成威胁。

    早在努尔哈赤建国前的辛亥年（1611），年仅23岁的阿巴泰第一次奉父命率军远征。当时，北方宁古塔地方（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的首领僧格、尼喀礼到努尔哈赤居住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进贡，努尔哈赤赠给他们铠甲40副。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副铠甲，用一匹马驮，40副铠甲，需要40匹马。从赫图阿拉至宁古塔，路途遥远，而且途中原始森林密布，山川纵横，地旷人稀，交通不便。僧格、尼喀礼携铠甲行至绥芬路（今黑龙江绥芬河流域），被乌尔固宸（在今俄罗斯境内比金河一带）和穆棱（今黑龙江省穆棱河流域）二地的部落抢走。努尔哈赤几次派人追索未成，便派遣阿巴泰和大将费英东、费扬古率兵一千攻取乌尔固宸和穆棱二地。这是阿巴泰参加的第一次远征。这次远征往返用了多少时间？战争进程如何？都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在《满文老档》中也只用了短短一句话：“往略乌尔固宸、穆棱路，俱克之，共俘获一千。”这次远征，对青年阿巴泰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从此，开始了他30余年的戎马生涯。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伐明朝，阿巴泰随征。攻克抚顺城时收降明游击李永芳。李永芳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公开投降后金的明将。努尔哈赤极力笼络，授予他三等副将，统辖抚顺降民，并将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此后，李永芳对内对外称“抚西（即抚顺）额驸”，竭尽忠诚报效后金。李永芳的9个儿子，后来都做了清朝的高官。

    天命八年（1623）阿巴泰又参加了远征蒙古扎鲁特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他参加了一系列对明朝的征战，主要有：征锦州之役（1628），征北京之役（1629），征大凌河之役（1631），征山海关之役（1633），征宣府之役（1634），征北京、昌平、定兴之役（1636），征明之役（1638），锦州、松山之役（1640），征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之役（1642），以及征朝鲜之役（1636）。每一次大的征战，都穿插着一场场殊死的厮杀。天聪十年（1636），他同其弟阿济格率兵征明，深入内地。

    连破昌平、定兴等12城，大小战斗58次，掠获人畜18万，大获全胜。崇德七年（1642）十月，阿巴泰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统军征明。这是他第一次以主帅身份大规模出征。清军自长城黄崖口南下，急风暴雨般冲入内地，在60天里纵贯直隶、山东，并蹂躏江苏一部。据报，一共攻克城镇94座，俘虏36万人，掠获黄金12万两，银220万两。这次远征前后历时7个多月，第二年六月，阿巴泰才率军返回辽东。据朝鲜史书《沈阳状启》记载：返回的清兵“所着衣服破尽无形，皆作鬼形”，因“死亡甚多”，“比上年入去之数仅满其半”。许多军人家属望穿双眼，盼来的却是父死子亡的噩耗。一时间，“城门内外，哭声连屋”。带着沉重的心情，阿巴泰率师进入了盛京城。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战果仍很满意，奖赏阿巴泰白银万两，并敕谕朝鲜国王，炫耀这次远征“所向无敌”。这次远征，清军固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给明朝造成的物质和人心上的损失则是致命的，特别是暴露出明朝腐朽透顶、不堪一击的真相。

    阿巴泰长于统兵作战，却拙于治理行政事务。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阿巴泰奉命执掌工部。在二年里，他的工作多有疏漏，使皇太极大失所望。皇太极批评说：自设六部以来，礼、刑、工三部办事多有缺失，至于工部更不及他部。这都是贝勒才短，承政（当时各部最高长官称“承政”，即后来的尚书）疏忽，启心郎（辅佐贝勒、尚书的官员，后裁撤）怠惰所致。对阿巴泰来说，栉风沐雨的军旅生涯，刀枪剑戟的阵前厮杀，是他人生的主旋律，而在衙门中正襟危坐，应对烦琐的公务，却令他英雄气短。工部负责工程建筑，少不了销算各种账目，这令阿巴泰感到头痛。他甚至连工部的衙门都懒得去，至多在府第中敷衍了事。皇太极的批评，说明阿巴泰在工部少有建树，很不称职。此后，一直到死，他在政治上再没有什么作为。

    饶馀敏郡王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初授台吉。岁辛亥，与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师伐东海窝集部乌尔固辰、穆棱二路，俘千馀人，还。天命八年，偕台吉德格类等伐扎噜特部，渡辽河，击部长昂安。昂安携妻子引牛车遁，师从之，昂邦章京达音布战死。阿巴泰继进，还，太祖郊劳，并赉从征将士。斩昂安及其子，俘其太宗即位，封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擐甲胄，猎则佩弓矢，何不得为和硕贝勒？”语闻，上曰：“尔等宜劝之，告朕何为？”天聪元年，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与宴。阿巴泰不出，曰：“我与诸小贝勒同列。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乃位我上，我耻之！”上以语诸贝勒，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共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讬、硕讬早从五大臣议政，尔不预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先帝时使领全旗，诸贝勒皆先尔入八分。尔今为贝勒，得六牛录，已逾分矣！乃欲与和硕贝勒抗行，得和硕贝勒，不更将觊觎耶？”阿巴泰引罪，罚甲胄、雕鞍马四、素鞍马八。二年，与岳讬、硕讬伐锦州，明师退守宁远，克墩台二十一，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还。三年，从伐明，自喀喇沁波罗河屯行七日，偕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军攻龙井关，夜半克之。明将易爱自汉儿庄赴援，击斩之，取其城。会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克之。复趋通州，明总兵满桂、侯世禄屯顺义，阿巴泰偕岳讬击走之，获马千馀、驼百，顺义亦下。时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屯广渠门外，阿巴泰偕莽古尔泰等率师攻之。闻敌伏兵于右，诸贝勒相约入隘必趋右，若出中路，与避敌同。豪格趋右，败伏兵，转战至城壕。阿巴泰出中路，亦破敌，与豪格师会。罢战，诸贝勒议违约罪，阿巴泰当削爵。上曰：“阿巴泰非怯，以顾其二子，与豪格相失，朕奈何加罪于吾兄？”宥之。徇通州，焚其舟，略张家湾。四年，从上围永平，与济尔哈朗邀斩。从上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至，奋击，歼其叛将刘兴祚。寻命守永平。明兵攻滦州，偕萨哈璘赴援，明兵引退，代还。五年，初设六部，掌工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正黄旗围北之西，镶黄旗围北之东，阿巴泰率巴牙喇兵为策应。大寿降，阿巴泰偕德格类、多尔衮、岳讬以兵四千易汉装，从大寿夜袭锦州，二更行，发不绝声。锦州人闻之，谓大凌河兵逸，争出应之，师纵击，斩馘甚。雾，两军皆失伍，乃引还。七年，筑兰磐城，赐御用蟒衣一、紫貂皮八、马一。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巴泰请先伐明。八月，略山海关，俘数千人还。上迎劳，责其不深入。八年，从征宣府，至应州，克灵丘及王家庄。九年，阿巴泰病手痛，上曰：“尔自谓手痛不耐劳苦。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惟家居佚乐，不涉郊原，手不持弓矢，忽尔劳动，疾痛易生。若日以骑射为事，宁复患此？凡有统帅之责者，非躬自教练，士卒奚由奋？尔毋媮安，斯克敌制胜，身不期强而自强矣。”崇德元年，封饶馀贝勒。偕阿济格等伐明，克雕鹗堡、长安岭堡，薄延庆，分兵克定兴、安肃、容城、安州、雄、东安、文安、宝坻、顺义、昌平十城。五十六战皆捷，俘十数万。师还，上出城十里迎劳，酌以金。上伐朝鲜，留防噶海城。三年，上伐喀尔喀，阿巴泰与代善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复治盛京至辽河道，道广十丈，高三尺，濬壕夹之。副多尔衮率师伐明，毁边墙入，越明都趋涿州，直抵山西。复东趋临清，克济南。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还。赐马二、银五千。四年，偕阿济格略锦州、宁远。五年，偕多尔衮屯田义州，分兵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偕杜度伏兵宁远，截明运道，夺米千石。移师败明杏山、松山兵。时大军更番围锦州，阿巴泰屡往还其间。六年，坐从多尔衮去锦州三十里为营及遣士卒还家，论削爵，夺所属户口。诏宽之，罚银二千。寻从上破洪承畴援兵十三万。七年，锦州降，偕济尔哈朗围杏山，克之，还守锦州。功，赐蟒缎七十。十月，授奉命大将军伐明，内大臣图尔格副之。自黄崖口入边，败明将白腾蛟等于蓟州，破河间、景州。趋兖州，擒斩明鲁王以派等。分徇莱州、登州、青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还略沧州、天津、三河、密云。凡克城八十八，降城六，俘三十六万，得金万二千、银二百二十万有奇。八年五月，师还，上遣济尔哈朗、多尔衮等郊迎三十里，赐银万。顺治元年四月，进郡王。二年，统左右两翼兵镇山东，剿满家洞土寇，寻还。三年，薨。康熙十年，追谥。

 萨哈廉

    萨哈廉，又作萨哈连，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礼亲王代善的第三子。《清史稿》等书都载有他的传记。说他“天资聪敏，通满汉蒙古文义”，“礼部典文制度，多所裁夺”。因他“屡从征战，所向有功”，天命十一年（1625年）封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拟封多罗郡王，而这年五月二十七日他便病死了，时年33岁。死后追封和硕颖亲王。萨哈廉是代善第三子、岳托之弟。天命末年他驰援科尔沁和征代喀尔喀巴林部连续立功，封为贝勒。太宗继位后，他随从伐明，表现极为英勇果敢。天聪三年，太宗率伐明大军至菠罗河屯，代善等密请班师，太宗不高兴，萨哈廉与岳托力主进取，从而攻克遵化，迫近北京。第二年后金兵攻下永平，萨哈廉与济尔哈朗驻守这里。杀了一个散布谣言说后金兵要屠城的李春旺，招降了迁安、滦州、建昌、台头营、鞍山堡等地。

    天命十一年（1628）八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去世。萨哈廉与父兄相商，主张并最终促成由皇太极继承汗位。其后的岁月里，萨哈廉始终保持着对皇太极的忠诚，在清初开拓疆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太极即位之初，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背盟，劫杀后金派往科尔沁部的使臣。萨哈廉与其父奉命率兵征伐，擒获扎鲁特十四贝勒，又“杀其贝勒鄂尔寨图，尽俘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皇太极亲自到沈阳铁岭界，迎接凯旋而回的萨哈廉等贝勒。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攻明，攻占永平府，并命令萨哈廉与济尔哈朗统兵万人镇守永平城，从而在关内打进一颗钉子，由此向西可以随时攻略北京，向东则可夹击山海关、宁远和锦州等八城。在镇守永平期间，萨哈廉首先查清城中府库明细，任用降官降将，放还降兵回籍，处死造谣生事之徒；其次，招降永平府所属各州县，安抚汉人，严禁掠夺，并请皇太极严令禁止蒙古喀喇沁部攻掠归顺人民。同时，不降者杀无赦；再次，安抚明将族属。萨哈廉为使明将祖大寿归降，善待祖大寿的永平亲属，其未剃发的，非但不杀，反而更加优待。对那些明朝高官的永平府亲属，也善待有加，意在招降。这些措施，取得一系列成效，稳固了永平城这个前沿基地，为后金统一中原的大业做出卓越贡献，也表现出了萨哈廉非凡的政治才干。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皇太极亲征一直与后金为敌的察哈尔蒙古林丹汗，萨哈廉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前锋。次年，后金军将林丹汗逼至青海，萨哈廉与济尔哈朗等率右翼兵2万，攻占归化城。其后，萨哈廉按照皇太极德部署，整顿归附后金的蒙古诸部，重建蒙古秩序，从而达到了削弱蒙古势力的目的。萨哈廉在其政治生涯中，曾上书三次，为后金政权的建设和完善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眼光独到，见识敏锐。第一次上书，萨哈廉直言不讳地指出，满洲贵族中有许多无能之辈身居高位，且八旗旗主分权，与君权矛盾，主张改变所用大臣“未必尽得其人”和八旗各行其政的局面。第二次上书，是针对皇太极关于察哈尔、朝鲜和明三者首先征伐哪一个为宜的问题做出回答。萨哈廉明确指出“征明实不可缓”，积极主张“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国”，并提出具体的对明作战指导方针。皇太极采纳了萨哈廉的意见。第三次上书，萨哈廉促成了皇太极称帝之事。萨哈廉三次上书，均关乎后金重要国是，他的许多见解和方针政策对后金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萨哈廉忠言直谏，一心谋国，正如他自己所说：“夫忠臣者，鬼神且不惧，何惧于人！是以忠臣无所忌讳，尽言之于上。”皇太极称帝之时，萨哈廉已经病重卧床。萨哈廉遗憾地表示，大金功业将成，自己却不能为国尽力，只能躺在床上，实在可恨！皇太极知道后，沉痛地说：一个国家哪有专靠坚甲利兵进行治理的？一旦疆土越来越大，直至统一中国，而萨哈廉这位懂得治理国家的才能之士已死，谁又能帮助我治理国家？皇太极屡次探视萨哈廉，每次都不禁流泪。崇德三年（1636）五月初九日，萨哈廉病故，年仅33岁。皇太极深为悲痛，为萨哈廉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并追封萨哈廉为颖亲王。

    本溪市区太子河南岸明山附近，旧称东坟，现改东芬。清末民初，这里还是松柏苍翠，林木茂密，树阴下掩映着一座孤兀的高坟，坟前赑屃的背上，立着高大的石碑。碑高3。94米，宽1.15米，厚0。4米，碑头雕刻四龙，碑周浮雕云龙图案，满汉文文字刊，碑文如下：“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懋建本枝以作藩屏，故生隆显爵，殁锡丰碑，典甚重也。尔萨哈廉贝勒负姿忠亮，中外所推，肤功屡建，甲胃躬擐，努力行间，职司邦礼，尽心典则，益著寅清，洵百代所当瞻仰者也。拟封多罗郡王，忽焉长逝。太宗文皇帝眷尔勋劳，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示隆眷。于康熙二年特赐恤典，敕建丰碑。肤今追念前徽，另谥曰‘毅’，重勒贞珉，用传不朽，以示敦睦懿亲之意云尔。康熙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根据碑文考知，葬者是清代和硕颖亲王萨哈廉。萨哈廉，又作萨哈连，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礼亲王代善的第三子。《清史稿》等书都载有他的传记。说他“天资聪敏，通满汉蒙古文义”，“礼部典文制度，多所裁夺”。因他“屡从征战，所向有功”，天命十一年（1625年）封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拟封多罗郡王，而这年五月二十七日他便病死了，时年33岁。死后追封和硕颖亲王。萨哈廉生前深得其叔父清太宗皇太极的赏识，皇太极曾说：清朝贵族子弟中，“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唯有萨哈廉一人而已”。传说萨哈廉死后，.皇太极昼寝凤凰楼，忽做一梦，梦见有人对他说萨哈廉请赐一牛。因此，祭奠萨哈廉时，多以牛为祭物。萨哈廉的原葬处在新宾。据《兴京县志》记载：“颖亲王墓初在兴京（今新宾）城东南五里，后迁至太子河南，平顶山卜。”迁葬缘由，是因“卜吉此地”。迁葬时间，当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八月立碑之前。光绪三于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双方在本溪展开激战，砍尽萨哈廉墓周围的林木，仅余下光秃秃的孤坟。后修筑太子河大桥时，因该坟妨碍施工，遂被迁徙，墓碑被迁立于今本溪市明山区群建街的一座小山坡，处于居民区中。由于东芬地区城市改造，萨哈廉碑正式迁移至平顶山碑林，从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并供游人观瞻。萨哈廉墓为什么称作东坟呢？原来，在它西部的山岗上，过去有一片古老的荒坟，两地相对，人们便习惯地称它为“东坟”。如今，这座坟墓虽然不在了，然而“东坟”这个名字，却一直传了下来。

 岳托

    岳托（1599-1639），礼烈亲王代善长子，母嫡福晋李佳氏达诸祜巴宴之女，镶红旗人。岳托很早就投身戎马，由于作战勇猛，又有智谋，于是被授予台吉，继而被封为贝勒。最后因军功被封为亲王，主管兵部。做为代善的长子，岳托为本族繁荣做出了贡献。

    岳托（1599-1639），己亥年二月初二日寅时生，父为礼烈亲王代善，母嫡福晋李佳氏，达褚祜巴晏之女。初授台吉。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成亲王。八月，坐降贝勒。二年八月，再降贝子。三年，复贝勒。崇德四年己卯正月初九日卯时薨于军，年四十一岁，追封为克勤郡王。康熙二十七年，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嫡福晋纳喇氏，阿拜宜之女；继福晋纳喇氏，吴尔祜达之女。七子：长子罗洛浑，次子多罗衍禧介郡王洛洛欢，三子多罗显荣贝勒喀尔楚诨，四子多罗和惠贝勒巴尔楚诨，五子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六子多罗刚毅贝勒祜里布，七子富英武。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太祖努尔哈赤病逝，后金面临了谁继承汗位的问题。当时四大贝勒全都手握重兵，势均力敌。一有不慎可能会毁掉后金的百年基业，在这时岳托从大局着想，与三弟萨哈璘一起劝说父亲支持四贝勒皇太极即位，迅速解决了当时的权力接续问题。如果岳托以私心为重的话，他大可以支持父亲。当时的代善虽因与前大妃富察氏的不明关系（本人认为这件事全是其他贝勒为了争权而造的谣不足以信，下一件事应该是家中争权的结果）以及听信妾的谗言欲杀二子硕托二事声望受损连“太子”位都失去了，但做为太祖的次子在长子已死的情况下且手握重兵，争位也不是没有胜算。岳托做为代善长子在代善即位后是很可能成为太子的，不过岳托同父亲一样从大局出发，支持皇太极。所以在太宗时期，代善父子一直深受信任，即使有所错误，两人所掌的两红旗也没有被夺去或削弱，恩宠日隆。同年十月，跟随父亲代善攻打扎鲁特，斩杀其部长鄂尔斋图，俘虏了他的部众，于是因军功封为贝勒。

    讨伐朝鲜

    天聪元年1627，偕同贝勒阿敏、济尔哈朗讨伐朝鲜。后金军跨过鸭绿江后，连续攻克义州、定州、汉山三城。之后渡过嘉山江，攻克安州，驻扎在平壤，平壤守将弃城逃走。后金长驱直入，进至中和，逼迫朝鲜国王李倧投降。在经过日本大军的蹂躏后，朝鲜军毫无抵抗力，后金军所向披靡。在后金军进驻黄州后，朝鲜遣使求和，岳托与众贝勒准备议和。这时阿敏提出异议，他想直接攻进王京，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驻兵平山，再派使去见李倧。李倧愿想后金岁贡财物，岳托认为：“我军已与朝鲜结盟，有统重兵在手后方空虚，可能会被明军和蒙古偷袭，应该立刻班师。”于是同朝鲜结盟，事后告知阿敏。阿敏以未参加结盟，于是纵兵大掠。岳托说：“既已结盟再纵兵大掠，不是仁义的举动。”劝服了阿敏。阿敏无奈只能与李倧弟李觉解盟，之后还师，结束了朝鲜战事。这次伐朝战役中，岳托不光展现了军事才能，同时他的政治眼光也有所表现，他逼迫阿敏与朝结盟而返也很可能看穿了他自立的野心。

    随太宗伐明

    回师后岳托又跟从太宗皇太极伐明，由于大明名将袁崇焕的有力防守，清军一筹莫展，损失惨重。但岳托在战斗中，不光击败了路遇的明军，在围攻宁远时击败明军挖壕士兵千余，复败明兵于牛庄。天聪二年1628，岳托同阿巴泰侵犯明边境，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又烧毁自十三站以东堠二十一座，杀守兵三十余人。班师，太宗皇太极亲自出迎，赏赐良马一匹。天聪三年1629，岳托进犯明锦州、宁远，焚毁明军积聚的粮草。十月太宗亲自攻打明朝，岳托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军夜攻大安口，毁水门而入，击败马兰营援兵于城下。次日，岳托见明兵扎营于山上，分兵让济尔哈朗偷袭，自己驻扎山下等待时机。这时，明军自遵化来支援，回顾济尔哈朗说：“我一定会打败他们的。”之后五战皆胜。十一月，岳托率右翼军与阿巴泰所率的左翼军汇合于河北遵化，他们首先攻打顺义县，不久击破明总兵满桂等人。进逼明都北京，复跟随父亲代善击败明朝援兵。十二月，偕同贝勒萨哈璘围困永平，攻克香河。岳托在进攻明朝时进退自如，多次立下战功，在爱新觉罗的第三代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天聪四年1630，岳托同贝勒豪格回守沈阳。天聪五年1631三月，皇太极诏询诸贝勒：“国人怨断狱不公，何以弭之？”岳托奏：“刑罚舛谬，实在臣等。请上擢直臣，近忠良，绝谗佞，行黜陟之典，使诸臣知激劝。”岳托应对自如，在太宗心中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这年六月后金初设六部，岳托奉命掌管兵部。七月，太宗攻打大凌河，岳托偕同贝勒阿济格率兵二万从义州进军，与大军会师。固山额真叶臣包围了城西南，岳托为他接应。明总兵祖大寿见大势以去，遂向后金请降，以子祖可法为质。祖可法进入清军营地后，准备拜见诸贝勒，岳托说：“作战时则是仇敌，议和了就是弟兄了，为何要拜呢？”岳托问为何要死守空城，对答说：“怕城破后受到清军的屠戮！”岳托巧妙的回答的这个问题，说是力图瓦解明军的战斗力和抵抗，争取汉人的归顺。于是放归祖可法，当他离去时，众人都起身相送。三日之后，祖大寿投降。岳托不光坐战有一套，对于劝降也是很有办法，谈吐也很有水平，不同于很多只重武力的满族将领。太宗建议攻取锦州，命令岳托偕同诸贝勒统兵四千，改着汉服，同祖大寿假作溃散的明军，夜袭锦州。那晚，恰好有大雾，不能见物，不利作战，只能做罢。天聪六年1632正月，岳托上奏皇太极：“前几年攻克辽东、广宁等城时，汉人拒绝投降的人都被杀，之后又屠杀滦州、永平的汉人，所以汉人很恐惧是，归顺的人也就很少。如今，我们攻下了大凌河，正好借此机会让天下的汉人都知道我们不是一味用武力征服和屠杀，也是会善待和安抚归顺了的人民的。臣以为这样的怀柔政策，前来归顺的汉人必会大大增加。首先应当保全来归者的室家，不能随意将他们罚做奴隶，然后官府发放钱粮赈济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倘如上天眷顾我们后金，让我们后金占有汉人的土地，仍还其家产，他们一定会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统治。应该命令诸贝勒出庄院一座，每牛录取汉男妇二人、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出牛口之家，各牛录仍以官价补偿。而大明的诸将士远离故乡，成年累月戍守边关，害怕我们的诛戮。而今他们听说我们善待他们，就可能会来归顺我们。我们应善待降兵，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那么人心依附，统一大业就可完成了。”皇太极对岳托的上奏非常满意。对于岳托的政治眼光在这件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而这一政策也成为大清将来的国策，岳托对于大清的建立立下了大功，理应成为铁帽子王。五月，岳托同济尔哈朗等攻打察哈尔部，行至归化城，俘获以千计。又偕同贝勒德格类开拓疆域，自耀州至盖州南。天聪七年1633八月，岳托又同德格类等攻打旅顺口，攻克后留兵驻守。班师凯旋回朝，太宗皇太极亲上郊外犒劳，并以金杯酌酒赐给他。天聪八年1634，太宗皇太极阅兵于沈阳，岳托率领满洲八旗、蒙古二旗兵、旧汉军一旗，列阵二十里许，军容整肃，旌旗鲜明。皇太极十分高兴并嘉许岳托，对岳托在兵部的工作也很满意。五月，岳托随从皇太极出征察哈尔，中途痪病，只能先行返还。天聪九年1635，岳托随军攻打明朝山西，又因有病留在归化城。这期间蒙古土默特部告，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遣人同阿噜喀尔喀及明朝使者到来，准备进攻后金。岳托于是派遣伏兵邀击明使，擒住明军使者，令土默特部捕杀阿噜喀尔喀的部下。岳托选出部分土默特青年壮丁，编成队伍，立下条约，安定了一向不平静的河套蒙古各部。岳托带病这身依旧为大清劳心劳力，立下了平定河套蒙古各部的大功。之后与诸贝勒会师，一同返还。

    官封亲王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四月，封岳托为成亲王。但不久之后，岳托因被指控包庇莽古尔泰、硕托，以及离间济尔哈朗、豪格，于是众贝勒、亲王议定岳托为死罪。但是皇太极宽恕了岳托，只是降为贝勒，罢免了他兵部的职务。没过多久，又重新起用，掌管兵部事务。这次的事件，很可能又是权利斗争的产物，只要看被指控后各贝勒的反映就行了，大家都是叔伯兄弟，但是确想制人于死地。岳托同他父亲代善一样，因功权过大造嫉，而皇太极也借此削弱他们的实力及离间与他人的关系，一拉一打，将代善父子牢牢控制。崇德二年1637八月，皇太极命令左右两翼八旗军比较射箭，岳托表示不能执弓，太宗再三劝说，岳托才不情愿的拉弓，但弓堕地多达五次，于是将弓掷出很远。他的举动令众人吃惊不小，诸王贝勒纷纷指责岳托骄慢，应当处死，太宗再次宽恕了岳托，降为贝子，罚银五千两。岳托的表现不难看出，对于众人的不满，但是他的举动也很不理智，万一惹怒皇太极不光连累自身，还会牵连父亲兄弟。

    英年早逝

    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又恢复岳托的贝勒地位。这年秋天，岳托随皇太极出征喀尔喀，可是才至博硕堆，就知扎萨克图汗已逃走，于是无功而返。八月，伐明，授予岳托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统帅右翼军；统左翼军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军队进至墙子岭，明兵已经退入堡，在城外布置了三座营寨作为外线的防线。岳托率军攻克了外围三寨。但是城堡坚固不易攻打，岳托采用俘兵的建议，分兵正面佯攻，牵制明师，同时从墙子岭东西两边小道进行猛攻，连克烽火台十一座。于是左右两翼军深入关内，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掠夺。清军共攻下六十余座城，掠夺了无数人口、财物和牲畜。进抵山东，攻下济南。岳托于济南驻扎时染上天花，薨于军中。岳托在战斗中极力使用汉军投降将士，这在当时尚属少见，不过确是一条正途，在此事上又能再次看出岳托的高瞻远瞩。以英年死于军中的确令人惋惜，但他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的很值得尊敬的。

    追封克勤郡王

    崇德四年1639，多尔衮率领满载而归的远征军回到盛京，在汇报战绩时，没有岳托的名字。太宗惊问为何，才知早在济南去世，悲痛万分，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命令别告知礼亲王。等到岳托灵柩运回，亲至盛京城外的沙岭遥奠；还宫后，再次辍朝三日。诏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赐骆驼五匹、马二匹、白银万两。死了多时才的得知死讯，未免令人不解，不过死后哀荣也算对的起这位战功赫赫，有勇有谋的贝勒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廷为岳托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1778，岳托配享太庙，入贤王祠。

 爱新觉罗·褚英

    爱新觉罗·褚英（1580—1615）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长子，母为努尔哈赤的元妃佟佳·哈哈纳扎青。努尔哈赤的胞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开始逐渐让褚英带兵并主持一部分军政事务。褚英柄政之后，因年纪轻，资历较浅，而又心胸偏狭，操切过急，受到“四贝勒”、“五大臣”内外两方面的反对，借机联合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努尔哈赤让他们每人写一份文书呈送。这些罪状无疑加速了褚英的悲剧进程，而他此时已经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褚英死，年仅36岁。后葬在清东京陵。

    大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喇、褚英与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褚英，“星夜驰至”，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屯寨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努尔大喜，赐以“洪巴图鲁”的美号（巴图鲁，乃满语baturu的音译，意为“英勇”）。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途中与乌拉兵交战，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两员大将领兵三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大破乌拉兵。褚英广有战功，努尔哈赤因其英勇，封号曰“阿尔哈图土门”，译言为“广略”，故褚英封号为广略贝勒。但是努尔哈赤的“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以及一些兄弟们与褚英不和，于是在努尔哈赤面前告状，努尔哈赤经过调查也发现了褚英的存在的问题，解除了他的兵权。褚英将不满溢于言表，后被软禁，之后褚英焚香诅咒告状的五大臣和兄弟，并扬言等掌权后处死五大臣和那些兄弟，被再一次告状。在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的8月22日，褚英在被圈禁两年后，被努尔哈赤下决心处死。只活了36岁。

    （一）兄弟之间矛盾激化。舒尔哈齐（1564～1611年），是努尔哈赤的胞弟，努尔哈赤10岁丧母时，舒尔哈齐才5岁。努尔哈赤起兵后，舒尔哈齐跟随长兄，作为副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二人相互扶持，相处和谐。但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兄弟之间却渐渐出现裂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向朝鲜来使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官名）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这表露出舒尔哈齐对已获权位与财富并不满足，想和长兄争名利、争权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兵征哈达时，“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勇敢冲杀，驱骑争锋。舒尔哈齐却在哈达城下畏缩，遭到努尔哈赤的当众怒斥，他们兄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乌碣岩大战，更令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不满，他下令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论死，这明显是在杀鸡骇猴、敲山震虎。舒尔哈齐苦苦恳求说：“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努尔哈赤最终答应免二将死，但罚常书银百两，夺纳齐布所属牛录（《满洲实录》卷三）。而且，此后努尔哈赤不再派遣胞弟舒尔哈齐将兵，削夺了他的兵权。舒尔哈齐被夺去兵权后，郁闷不乐，常出怨言，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不久，他移居黑扯木（地名），远离胞兄。据《满文老档》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又命将忠于舒尔哈齐的大臣乌尔坤吊在树上，下积柴草，以火烧死。这明显是给舒尔哈齐脸色看。舒尔哈齐口头上表示悔改，而心中更加郁愤难平，史书上记载说：“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

    地位上升

    （二）褚英地位迅速上升。《无圈点老档》开篇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28岁，在乌碣岩之战中，立下大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语为“广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偕贝勒等率军进攻乌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长，屡有军功，被授命执掌国政，这年他29岁。“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代善是褚英的胞弟，比褚英小3岁；阿敏是褚英的堂弟、舒尔哈齐第二子，父亲死后被努尔哈赤收养；莽古尔泰是褚英的五弟，作战骁勇，骑*通；皇太极是褚英的八弟，聪睿精明，武艺高强。他们拥权势、统军队、厚财帛、领部民，以德、功、长、能，于天命元年（1616年）被授为和硕贝勒。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弟们不满于褚英当嗣子、主国政的地位。但他们如果直接上告对长兄的不满，似有争嗣之嫌，于是同“五大臣”联合，倾轧褚英。“五大臣”就是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他们早年便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攻克图伦城时褚英尚在襁褓之中。五大臣也不满于褚英专军机、裁政事的地位，力求同“四贝勒”结合，共同扳倒褚英。“五大臣”首告嗣储褚英，似有贰心之嫌。从褚英方面来说，他对“五大臣”这样建州的“柱石”和“元勋”，缺乏谦恭的态度；对诸弟又没有笼络的智术，而是想趁父汗努尔哈赤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这样的做法使“四贝勒”与“五大臣”人人自危，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由是，褚英陷于孤立。双方矛盾的逐渐明朗化和日渐激化，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长子褚英和“四贝勒”、“五大臣”之间作一个抉择。他反复权衡，最终决定疏远褚英。尔后两次进攻乌拉，努尔哈赤都没有派褚英出征，而让他在家留守。褚英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躬自省，暗自韬晦。相反“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于是获“咀呪”之罪。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命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记载他们控告褚英的“罪状”是：第一，褚英挑拨离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第二，声称要索取诸弟贝勒的财物、马匹，引起诸弟不满；第三，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1962年，在台湾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库里，发现了《满文老档》（即《无圈点老档》）。后广禄、李学智先生以《老满文原档》为书名加以介绍。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加以影印出版，以《旧满洲档》作书名，陈捷先教授撰写长文介绍。1998年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乾隆时期对这份“老档”的整理与重钞的档案。当年官员从满本堂（收藏满文档案房）借还书以及呈送时都用《无圈点老档》这个名字，于是称它作《无圈点老档》，并且对其七部重钞本也分别定了名称。《无圈点老档》中对褚英之死作了记载，从而解开了褚英死因之谜：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上面引文，自“经过”以下，至“长子”以上，在《无圈点老档》中被圈画删掉，为《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各种重钞本所讳阙。现看到《无圈点老档》六种钞本——《无圈点字档》（草本）和《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都没有记载上述文字。乾隆皇帝在命臣工重钞《无圈点老档》时，谕旨圈画删掉努尔哈赤命杀死长子褚英这段重要史料，是为亲者、尊者、贵者、贤者讳，不让创建龙兴大业的清太祖，留下残暴的痕迹。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满洲宗室有个传统，父亲获罪死后，并不影响其子被任用。比如舒尔哈齐死后，子阿敏后位列四大贝勒，济尔哈朗爵郑亲王、官至摄政王；褚英被杀，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杜度后为贝勒，三子尼堪后为亲王，都受到重用。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询：努尔哈赤究竟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幽死胞弟，杀死亲子，骨肉相残，做出这么违背常理的事情？要知道，舒尔哈齐、尤其是褚英，不仅是他的骨肉至亲，而且是他创业过程中的得力助手、股肱之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促使努尔哈赤下定决心杀害他们呢？有人试图从努尔哈赤性格上找原因，认为：“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也有人从利益上找原因，认为努尔哈赤是要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事实上，努尔哈赤也是一个有手足情、父子情的人，幽弟杀子之事实属无奈。特别是年老之后，努尔哈赤每每回顾这些事情，都心怀惭德，久不平静。应当说努尔哈赤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囚杀了长子褚英。为了不愿再看到子孙们骨肉相残的事，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十二日，天命汗召集诸子侄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等，对天地神祇（qi），焚香设誓：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当然，后金执政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会因努尔哈赤率领众子侄等对神祇设誓而化解或消失。同样，“怀礼义之心”的诸王贝勒，对于觊觎汗位者，也不能“化导其愚顽”。有汗位，必有争夺；有争夺，必有厮杀。清太祖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逝世，共44年。其间，满洲宗室内部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努尔哈赤与胞弟舒尔哈齐的斗争，第二次是努尔哈赤与长子褚英的斗争，第三次是努尔哈赤与次子代善的斗争。应当说，满洲宗室在44年间发生三场大的冲突，并不算多。努尔哈赤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三场冲突都迅速得到处理，化风浪为平静，化凶险为平夷，没有酿成大的裂变；相反，每斗争一次，满洲宗室内部不是分裂、而是整合，不是衰弱、而是坚强。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一*宝，清朝兴起的一个经验，就是坚持一个“合”字。有人说，像努尔哈赤这样，哥哥把弟弟幽禁致死，父亲把儿子杀了，这应当是“分”啊，怎么能说“合”呢？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当他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同心同德，朝着既定的大目标共同奋斗。这其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他就要去调整。当正常手段无法协调时，万不得已，他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来求得整体的和谐。这个骨干队伍主要是两个集团：一个是宗室贵族集团，如褚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另一个是军功贵族集团，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当褚英被推到执掌国政的地位时，因为他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反对他。努尔哈赤不处理褚英，就会出现三个不合：宗室贵族不合、军功贵族不合、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不合。除掉褚英之后，既使宗室贵族合，又使军功贵族合，更使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大合。

    《清史稿——列传三·诸王二·太祖诸子一》广略贝勒褚英，太祖第一子。岁戊戌，太祖命伐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以归。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岁丁未，偕贝勒舒尔哈齐、代善徙瓦尔喀部蜚悠城新附之众。军夜行，阴晦，纛有光，舒尔哈齐疑不吉，欲班师，褚英与代善持不可。抵蜚悠城，收其屯寨五百户，令扈尔汉卫以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以万人邀之路。扈尔汉所部止二百人，褚英、代善策马谕之曰：“上每征伐，皆以寡击众，今日何惧？且布占泰降虏耳，乃不能复缚之耶？”众皆奋，因分军夹击，敌大败，得其将常柱、瑚里布，斩三千级，获马五千、甲三千。师还，上嘉其勇，锡号曰阿尔哈图土门，译言“广略”。岁戊申三月，偕贝勒阿敏伐乌喇，克宜罕山城。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合兵出乌喇二十里，望见我军，知不可敌，乃请盟。褚英屡有功，上委以政。不恤众，诸弟及群臣愬於上，上浸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咒，幽禁，是岁癸丑。越二年乙卯闰八月，死於禁所，年三十六。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褚英死之明年，太祖称尊号。 褚英子三，有爵者二：杜度、尼堪。

 额尔德尼

    “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

    额尔德尼(？-1632)，世居都英额，姓纳兰氏，隶满洲正黄旗，早年即跟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他兼通蒙古语、汉文，主要职掌是"记典例司文书"，赐号"巴克什"。巴克什是蒙古语，意为师傅，精通读写的人均可称为巴克什。额尔德尼从征蒙古时，能够就蒙古的习俗和他所掌握的蒙古语、蒙古文，居中联络，传宣诏令，成为沟通满、蒙民族，进行招降纳附的重要桥梁。在满族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除了接受当时比满族先进、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影响外，还与蒙古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史称海西女真酋长世代与蒙古通婚，叶赫始祖星根达尔汉、乌拉贝勒布占泰乡人均来自蒙古，哈达部长王忠与布占泰同祖，海西四部中叶赫、乌拉、哈达都是混和了蒙古血统的女真部落。而比较先进又适于模仿的蒙古政治制度则是努尔哈赤在建国过程中的主要学习对象。他的家族，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就以取蒙古名字为荣，到了明末，努尔哈赤之子德格类、侄济尔哈朗、阿敏等均以蒙古语命名。公元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曾向朝鲜人夸耀"我是蒙古遗种"，折射出满族人对先进的蒙古文化倾慕不已的心态。在社会制度方面，满、蒙之间也存在部落结构松散、家庭结构狭小、诸子年长析居及幼子守尸等相同的特点；在语言方面，满、蒙联系就表现得更加清楚了。在额尔德尼依据蒙古文创制满文之前，女真人曾经有过自己的文字，明初的女真人往来文书，使用的是一种分别模仿汉字和契丹字制作的女真字，但由于难以辨认，到明朝中叶，这种文字已经不流行了，女真人大都不识字。以后改行蒙古字，女真人说的是女真语，文字书写却借用蒙古语，而这样文字记载须通过蒙古语进行，不懂蒙古语的人就不能识字，沟通十分不便。公元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等创立满文，认为不能因为女真语创立文字困难，就永远借用别国的文字。后因噶盖以事被诛，额尔德尼便独自利用蒙古文字结合女真语音连缀成句，创制了可以因文见义的满文。为了区别于后来天聪年间达海等改制的加圈点的新满文，后世通称额尔德尼创制的文字为"老满文"。此外，额尔德尼还着手将许多汉文著作译为满文。在满语中，借鉴蒙古语的痕迹也十分明显，例如满语从十三到十九的数词与女真语三到九的数词毫不关联，都是直接从蒙古语借用过来的；从二十到四十的数词也不例外，只有五十以上的数词，才是依据自身五到九的数词衍生而成，这就说明额尔德尼创制满文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本民族的语言遗产，也充分吸收了外民族合理、有用的成分。公元1623年(后金天命八年)额尔德尼及妻子因为囤积并隐藏珍宝，被努尔哈赤处死。额尔德尼是在军事征服的动乱年间成长起来的既能征善战，又文武兼通的佼佼者，是通晓蒙、汉先进文化的满族精英代表。在他的努力下，满族从此有了自己传达政令、制定法律、传播知识、吸取先进文化的工具--满文，这对满族尽快走出蒙昧时代，进入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达海

    达海(1595—1632年)，世居建州女真觉尔察地方(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觉尔察城)，以地为氏。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生，始祖索尔火，祖父博洛，父艾密禅。达海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从其祖父时起，该氏族便跟随清太祖努尔哈赤从军参战，隶属满洲正蓝旗。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小福晋代音札首告侍女纳扎与巴克什达海通奸，拟罪当死。因努尔哈赤惜才，命杀死纳扎，达海被锁在柱子上拘禁，险丧性命。

    达海自幼聪敏，“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到左右”。努尔哈赤赐居内院司文翰，“与明通使命，蒙古、朝鲜聘问往还”，起草文告，整订国书，后金国发布的各种命令、文告，涉及需用汉字兼抄的，都由他“承命傅宣”。不久，努尔哈赤又命他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诸书，众莫不称善。天聪三年(1629年)，清太宗皇太极始设文馆，分为二办，一办由达海及刚林、苏明、顾尔马珲、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另一办由库尔缠、吴巴升、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家政要。达海为文馆总领袖，长期从事文馆工作。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击破明朝满桂等4总兵军，抵北京城下。皇太极派遣达海带书信与明廷谈判，但明廷闭关，拒不议和。皇太极只好再次命达海修书两封，一封放置德胜门外，一封放置安定门外，然后引师回盛京。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率军再次征明，抵沙河驿，达海以汉语谕降。攻克永平城后，达海手执黄旗登城，用汉语招降军民，城中军民听见其诚恳的宣抚，许多人跪在地上高呼“万岁！”阿巴泰贝勒率明降将孟齐芳、杨文魁、杨声晋见皇太极。皇太极命达海用汉语对他们进行慰劳。三屯营、汉儿庄的军民归降后，明军又来袭击三屯营，皇太极怕汉儿庄的军民反叛，故命达海以汉语前去安抚，安定民心。同年，因达海翻译汉书完毕，被授予游击职。天聪五年(1631年)，达海被赐号巴克升，从皇太极征大凌河城。明总兵祖大寿在后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动摇，但并不准备投降。达海以汉语反复对其政策攻心，指明出路，最后祖大寿投降。年末，在达海的参议下，后金国仿照明制，定朝仪，皇太极集权于一身。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升达海改进满文，“治国书，补额尔德尼所未备”。自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后，因初创缺乏经验，同时，蒙古语和满语的语音又存在差别，因而无圈点满文有一亟待改进的问题。如字母数量不够，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结构不严谨，等等。史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物、德、扎、哲、雅、叶等字不分，如同一体。书中平常语言，视其文义，尚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常致错误。”皇太极谕达海曰：“尔其审度字旁加卷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达海承命寻绎，字旁加卷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于十二宇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

    改进老满文

    达海对老满文进行了5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为了便于教授和学习而编制了“十二字头”，即6个元音和辅音与元音拼成的复合音(相当于汉语拼音的音节)共131个。这就是“第一字头”，而“第一字头”内的各个音节分别与元音及辅音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共11个字头，总合为“十二字头”。“十二字头”，基本包括了满文中的元音、辅音、特定字母以及其他音节。其次是字旁加各加圈点。例如，满语“aha''’(阿哈)为“奴隶”，而“aga”(阿戛)为“雨”。老满文中这两个字，既可以看成奴隶，也可以看成雨。达海把这个字旁加圈，确定为奴隶，而把这个旁边加个点确定为雨，这样“奴隶”和“雨”就区别开来了。第三，固定字形。这是对字母的书写形式加以固定，使之规范化。如在老满文中，元音u的词首、词中、词尾有10余种写法。新满文中，词首、词中、词尾基本上各有一种写法。第四，确定音义。改进字母发音，固定文字含义。老满文中，元音，。、u、u经常相互混用，辅音k、g、h书定时完全相似。在新满文中，°、u、u则加以区别，k、g、h的字形书写也各不相同。第五，创制特定字母。设计了10个专为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定字母，以拼写人名、地名等。

    形成新满文

    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后人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这比老满文更为完善。满文的语法，名词有格、数的范畴，动词有体、态、时、式等范畴。句子成分的顺序是，谓语在句子最后，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前，定语在被修饰词语之前。满文的书写顺序是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向右。

 爱新觉罗·多铎

    爱新觉罗·多铎，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生母为太祖大妃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与阿济格、多尔衮同母。

    初封贝勒。天聪二年，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三年，从上伐明，自龙井关入，偕莽古尔泰、多尔衮以偏师降汉儿庄城。会大军克遵化，薄明都。广渠门之役，多铎以幼留后，明溃兵来犯，击却之。师还，次蓟州，复击破明援兵。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为正白旗后应，克近城台堡。明兵出锦州，屯小凌河岸，上率二百骑驰击，明兵走。多铎逐之，薄锦州，坠马，马逸入敌阵，乃夺军校马乘以还。六年，从伐察哈尔，将右翼兵，俘其众千馀。七年，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铎言：“我军非怯於战斗，但止攻关外，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与攻燕京，等攻耳。臣以为宜直入关，庶餍士卒望，亦久远计也。且相机审时，古今同然。我军若弛而敌有备，何隙之可乘？吾何爱於明而必言和？亦念士卒劳苦，姑为委蛇。倘时可乘，何待再计。至察哈尔，且勿加兵；朝鲜已和，亦勿遽绝。当先图其大者。”八年，从上略宣府，自巴颜珠尔克进。寻攻龙门，未下，趋保安，克之。谒上应州。复略朔州，经五台山，还。败明兵大同。九年，上遣诸贝勒伐明，徇山西，命多铎率师入宁、锦缀明师。遂自广宁入，遣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率兵四百前驱。祖大寿合锦州、松山兵三千五百屯大凌河西，多铎率所部驰击之，大寿兵溃。命分道追击，一至锦州，一至松山，斩获无算。翌日，克台一，还驻广宁。师还，上出怀远门五里迎劳，赐良马五、甲五。上嘉之曰：“朕幼弟初专阃，即能制胜，是可嘉也！”

    崇德元年四月，封豫亲王，掌礼部事。从伐朝鲜，自沙河堡领兵千人继噶布什贤兵，至朝鲜都城。朝鲜全罗、忠清二道援兵至南汉山，多铎击败之，收其马千馀。扬古利为残兵所贼，捕得其人，斩以祭。三年，伐锦州，自蒙古紥衮博伦界分率巴牙喇及土默特兵入明境，克大兴堡，俘其居民，道遇明谍，擒之。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经中后所，大寿以兵来袭，我军伤九人，亡马三十。多铎且战且走，夜达郑亲王所，合师薄中后所城。上统师至，敌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寻命掌兵部。十月，伐宁远，击斩明总兵金国凤。五年三月，命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修义州城，驻兵屯田，并扰明山海关外，毋使得耕稼。五月，上临视。附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降，上命偕郑亲王以兵迎之，经锦州杏山，明兵来追，奋击败之，赐御厩良马一。围锦州，夜伏兵桑阿尔斋堡，旦，敌至，败之，追至塔山，斩八十馀级，获马二十。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环城立八营，凿壕以困之。大寿城守蒙古将诺木齐约降，师缒以入，击大寿，挈降者出，置之义州。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多铎与郑亲王率两翼兵伏锦州南山西冈及松山北岭，纵噶布什贤兵诱敌，夹击，大败之。洪承畴以十三万援锦州，上自盛京驰六日抵松山，环城而营，明兵震怖，宵遁。多铎伏兵道旁，明总兵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我军追及於高桥，伏发，三桂等仅以身免。嗣与诸王更番围松山，屡破敌。七年二月，明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通款，以其子舒为质，约内应，夜半，我军梯而登，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叙功，进豫郡王。复布屯宁远边外缀明师，俘获甚夥。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进亲王。命为定国大将军，南征，定怀庆。进次孟津，遣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率兵先渡，自成守将走，沿河十五寨堡皆降。再进次陕州，克灵宝。再进，距潼关二十里，自成兵据山列营，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及图赖、鄂硕等击破之。二年正月，自成亲率步骑迎战，师奋击，歼其步卒，骑卒奔溃。及夜，屡犯屡北，凿重壕，立坚壁。师进，发巨炮迭战，自成兵三百骑冲我师，贝勒尼堪、贝子尚善等跃马夹击，屡破敌垒，尸满壕堑，械胄弥山野，自成精锐略尽，遁归西安，其将马世尧率七千人降。入潼关，获世尧所遣致自成书，斩以徇。进次西安，自成先五日毁室庐，挈子女辎重，出蓝田口，窜商州，南走湖广。二月，诏以陕西贼付英亲王阿济格，趣多铎自河南趋淮、扬。师退徇南阳、开封，趋归德，诸州县悉降。所至设官吏，安集流亡。诏褒多铎功，赐嵌珠佩刀、金鞓带。四月，师进次泗州，渡淮趋扬州，遣兵部尚书汉岱等先驱，得舟三百馀，围七日，克之，杀明大学士史可法。五月，师再进，次扬子江北岸，明将郑鸿逵等以水师守瓜洲、仪真。师列营相持，造船二百馀，遣固山额真拜音图将水师薄南岸，复遣梅勒额真李率泰护诸军渡江。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再进，明忻城伯赵之龙等率文武将吏，籍马步兵二十三万有奇，使迎师。多铎至南京，承制受其降，抚辑遗民。遣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徇太平，追击明福王。福王复走芜湖，图赖等邀之江口，击杀明将黄得功，获福王。捷闻，上遣侍臣慰劳。明潞王常淓守杭州，遣贝勒博洛率师讨之，潞王降。江、浙底定。多铎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别遣精奇尼哈番吴兆胜徇庐江、和州，并下。诏遣贝勒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召多铎还京师。上幸南苑行郊劳礼，进封德豫亲王，赐黑狐冠、紫貂朝服、金五千、银五万、马十、鞍二。三年，命为扬威大将军，偕承泽郡王硕塞讨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师至盈阿尔察克山，闻腾机思方在衮噶噜台，疾行三昼夜，败之於谔特克山，斩台吉茂海。渡图拉河，追至布尔哈图山，斩腾机特子二、腾机思孙三，尽获其孥。师次紥济布喇克，喀尔喀土谢图汗遣兵二万，硕雷车臣汗遣兵三万，迎战。我师奋击，逐北三十馀里，先后斩级数千，俘千馀，获驼千九百、马二万一千一百、牛万六千九百、羊十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师还，上出安定门迎劳，加赐王鞍马一。四年，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银万、鞍马二，封册增录功勋。六年三月，以痘薨，年三十六。九年三月，睿亲王既削爵，以同母弟追降郡王。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

 爱新觉罗·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同母兄阿济格，母弟多铎。排行十四。1626年封贝勒，后因战功封睿亲王。

    多尔衮十五岁时，阿巴亥被皇太极所逼，被迫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因此丧失继承大统的能力和可能。但此后，他军功卓著。至皇太极去世时，和多铎掌有正白旗与镶白旗，于是和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汗位。豪格继承了皇太极的正黄旗、镶黄旗并自掌有正蓝旗。多尔衮利用豪格的软弱使其不能继位，又畏于两黄旗的实力，不敢自己继位，转而扶持皇太极九子福临入承大统。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并实际掌权。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军入关，满清侵入中原，对清朝开始在中国近300年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顺治对他的称呼也从“叔父摄政王”也逐渐变为“皇父摄政王”。39岁时，多尔衮因狩猎坠马不治而亡。死后，顺治帝因其独断专行，并迫害其兄豪格，又与其母孝庄皇太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剥夺其封号，并掘其墓，直到乾隆年间才恢复名誉。多尔衮因与皇太极永福宫庄妃、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关系暧昧，故民间有“太后下嫁”的传说。顺治曾追崇多尔衮为清成宗，谥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后被顺治剥夺。

    少年时期

    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十月廿五(1612年11月17日)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9岁时，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1626年晋贝勒。多尔衮十五岁时，阿巴亥被皇太极所逼，被迫为努尔哈赤殉葬，多尔衮因此丧失继承大统的能力和可能。但此后，他军功卓著。

    太宗时期

    1628年，从后金汗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敖木伦(今大凌河上游)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封固山贝勒。三年，从皇太极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围攻北京，败山海关援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次年，还师先行，再败明军。五年，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胜明总兵祖大寿部。遂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六年，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七年，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采纳。次年，纵掠山西等地。九年，与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等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6000余人，俘获甚众。1636年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二年，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国王李倧请降。三年，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道，乘虚略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升部。继破济南，略天津等地，凡20余战皆捷，克城40余座，俘掠人口25万余。五年起，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六年，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七年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13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7000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

    争汗时期

    至八年皇太极去世时，多尔衮兄弟掌有正白旗与镶白旗，共有65个牛录（一牛录为300人），占八旗全部210个牛录的31%，足够和皇太极长子豪格争夺汗位。豪格继承了皇太极的正黄旗、镶黄旗（共40个牛录）并自掌有正蓝旗。多尔衮利用豪格的软弱使其不能继位，又畏于两黄旗的实力（代善一人独掌两个红旗，共计51个牛录；济尔哈朗领导的镶蓝旗33个牛录、正蓝旗21个牛录），不敢自己继位，转而扶持皇太极九子福临入承大统。当时福临年仅六岁，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并实际掌权。

    摄政时期

    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10万(一说6万)。五月占领北京，7月14日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占领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投降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二年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总统，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六月以剃发令激起江南各地民众的反抗，相继派兵镇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三年，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四年，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五年，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六年，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瓖，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年39岁。追尊为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

    “阿巴亥生殉”之谜

    影视资料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14子，为乌拉那喇氏阿巴亥所生。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遭到了惨重打击；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其子多尔衮三兄弟地位急遽上升，分别以14岁、8岁、6岁幼龄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努尔哈赤病故时，多尔衮兄弟已辖正白、镶白二旗和十五牛录，实力超过了三大贝勒，成为皇太极、代善之外惟一可能问鼎的力量。甚至有说遗诏虽列多人候选，努尔哈赤临终口谕则是传位多尔衮，暂由代善辅政。然在关键时刻，代善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皇太极为汗（事后得知，代善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说服，接受了皇太极的交换条件）。尘埃落定，皇太极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率诸贝勒赶赴阿巴亥所居之处逼她自尽殉葬。阿巴亥身为后金国母，年富力强、精明机敏，知晓皇太极、努尔哈赤乃至后金军国的核心隐秘，有她在，多尔衮的发展不堪设想。她只有死。年幼的多尔衮既失父又丧母，且降居为受管辖、支配的一般贝勒行列。年长20岁的皇太极则恪守对阿巴亥“恩养”多尔衮兄弟的保证。他扶多尔衮作了镶白旗旗主，将两白旗纳入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而后，皇太极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多尔衮百般拉拢提携，使多尔衮24岁时被封为和硕睿亲王，26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

    “太后下嫁”之谜

    1643年秋，皇太极病逝。新的皇位之争发生在两黄、正蓝三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影视资料

    十四弟多尔衮之间。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先帝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豪格自行退出，且为无封号的继妃乌拉那喇氏所生。福临生母却是皇太极称帝后所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庄妃上位虽有麟趾宫贵妃和她的儿子博木博果尔，但麟趾宫贵妃原为被俘获的蒙古林丹汗之妻，博木博果尔更幼，年方两岁。即摄政王的安排也无可非议——多尔衮放弃争位应得补偿；济尔哈朗虽中立，却支持过豪格。两白旗及多尔衮的支持者也能接受———他们的力量难以压倒对方，拥立年幼皇子，可以摄政做不是皇帝的皇帝。满族新建帝基一旦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轻化解了。福临是只有6岁的小皇帝，摄政王多尔衮、皇太后孝庄遂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二人关系引起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其共同话题，是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太后（即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入关后多尔衮以摄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直进加至“皇父”摄政王，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其为“皇父”。二是清初张煌言“建夷宫词”中有“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三是孝庄死后没有？葬皇太极，而是葬在远离盛京（沈阳）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风水墙”之外。

    多尔衮与清初的“重剿轻抚”弊政

    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赴边外围猎时病死途中。14岁的顺治帝亲政不久便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据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后，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又以“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从清初宫廷看，君权旁落于代表满文化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的多尔衮之手，孝庄为了维护儿子的皇位下嫁多尔衮；多尔衮且行“皇父”之权，主宰顺治婚姻，为他迎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并阻碍他对汉文化的学习；多尔衮本人因袭被汉族士人耻笑的满族旧俗——不仅在同太后关系上不检点，且幽禁豪格后公然册立其妻为妃。而顺治已在皇帝之位。这皇帝是汉文化意义上的皇帝。顺治不能容忍这一切，要求实现和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这是他与多尔衮水火不容的根本所在。

    开国定制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顺治元年摄政王令旨

    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3。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多尔衮谋勇兼备，能重用汉族谋臣和将吏。统兵驭将，赏罚分明。善于把握战争全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尤其能掌握时机，一举挥军入关。但入关前后所犯下的群体屠杀、野蛮掠夺、强奸妇女等罪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灾难。豪格曾评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多尔衮身材细瘦，素患风疾，壮年猝死，大抵跟纵欲有关。嗜色与嗜杀，是早期满清贵族的特色。民间野史有“太后下嫁”一说，即多尔衮按照满人入关（建州女真）前的妻寡嫂的风俗娶了皇太极永福宫庄妃，即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同时孝庄皇太后也为了稳住多尔衮，避免其权势野心膨胀危及福临的皇位。此一观点在近代史学界里虽有人认同，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乃谣言。多尔衮是满族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功臣之一，但一般认为他有“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顺治十年豪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暴著称，终有清一朝，满汉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根除，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仍是在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六大功绩

    第一迁都北京，保护故宫；第二攻占南京，统一中原；第三免除三饷，兴利除弊；第四和善蒙古，治理西藏；第五惩治贪污，整顿吏治；第六兴文崇教，亲善汉人。

 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洪承畴出身望族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书香门第。到了他的曾祖父辈，已是家道中落，并不富裕。曾祖父洪以诜，庠生（秀才）。祖父洪有秩，贡生。文章有名气，早年卒于赴考途中。夫人戴氏在有秩死后生下遗腹子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就是洪承畴的父亲。戴氏孝事姑婆，抚孤成长，被朝廷表节孝烈女，累赠一品夫人。父洪启熙也中秀才，性格庄重，以至孝名闻乡里。娶妻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生子三，长承畴，次承畹，三洪承畯。承畹早逝。承畯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洪承畴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明·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一部分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原因。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崇祯四年(1633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崇祯四年(1631年)至六年(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崇祯七年（1634），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崇祯八年（1635）八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督，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分作军费，一部分赈济贫民。

    1638年9月，清军两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均在河北）等地，高阳失守，大学士孙承宗殉职，卢象升在巨鹿阵亡，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洪承畴

    军入卫。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清政权机构日臻完善，国力军力都有很大增长。但是它的地盘，仍限山海关以东。而且在这个有限的地盘中，还有几个明军困守的据点，比如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山海关等等，这些据点是清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了统一东北并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必须拔除这些据点。为此，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山海关和锦州，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为灭亡明朝、夺取北京创造条件。1638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1641年3月，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对明朝来说，这些据点所形成的一条防线，是拱卫大门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洪承畴有一定实战经验，他所率领的明军，是分别由八个边镇临时调集起来的。兵虽是精兵，但明末的将帅是骄横出了名的，临阵能否服从洪承畴的统一号令，这是洪承畴难以充分发挥指挥才能的最大障碍。因此，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洪承畴控制了松山至锦州的制高点，以凌历攻势重挫清军，锦州局势开始好转。洪承畴本人始终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迎合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在崇祯皇帝也希望持重的情况下，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七月，洪承畴领兵援锦州，与辽东巡抚邱民仰驻军松山北。洪承畴将骑兵布置在松山东、南、西三面驻扎，将步兵布置在离锦州只有六七里地的乳山岗，准备与清军决战。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在明军的背后形成一种大包围态势。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不敢出战。随后，皇太极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明军的战略意图是在松锦之间与清军决战，现在却被清军切断后方粮道供应，存粮只剩三日，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两军交战后，洪承畴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一冲不破，便决定撤退。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遂不待军令，大同总兵王朴乘天黑率部遁走，马科、吴三桂两镇兵也争相率军逃奔杏山。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当他们逃到杏山时，又决定撤奔宁远，结果再次遭到伏击，部卒伤亡惨重。洪承畴由于事先没有决战的决心，明兵两镇六总兵败溃，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剩下自己带领的残兵万余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在松山，饷援皆绝。九月，皇太极回盛京，留多铎攻城。洪承畴突围失败。十月，清军豪格部驻松山。洪承畴战败，明兵不能回城，多半降清。1642年1月，洪承畴听说朝廷援军赶到，又派6000人马出城夜袭，被清军战败。败兵欲退入城内，但洪承畴见后有追兵，竟下令关闭城门，因而败兵大部被歼，其余的逃往杏山，后遭伏击全被歼灭。洪承畴不敢再战，而朝廷援军也因害怕清军不敢前来。就这样，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被杀。洪承畴被俘后，久被围困的锦州明军已筋疲力尽，粮尽援绝，又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已败，待援无望。四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这是他的第二次降清了）。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除宁远（今兴城）一地外，全部落入清军手中。皇太极曾自负地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现在明朝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这年10月，他派贝勒阿尔泰率清军入关，大扰河北、山东，攻破3府、18州、67县，俘人口36万，牲畜50万头。（再努把力就可以与李自成会师了）清军中经北京时，明军毫不阻挡，放其回盛京。关内方面，李自成农民军迅速发展，明军也失去了主动地位。在清军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东西交攻之下，明朝已处于覆灭的前夕。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最受宠信的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专业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当夜，皇太极的妃子——小博尔济吉特氏，携人参汤到洪承畴的居所。见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小博尔济吉特氏娇嗔地说道：“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实在令人敬佩。将军即使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还是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劝话，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美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洪承畴不知这“水”是人参汤，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丽人又如此再劝，洪承畴竟连饮了几口。洪承畴只觉下腹燥热难当，忍不住便胡天胡地起来。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清史稿》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委以洪承畴重任。后来，当得知那天夜里把壶劝饮的丽人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时，洪承畴不胜惶恐。可是皇太极和庄妃待他态度如常，好象根本没有发生此事一般。洪承畴越发感激，死心踏地为清效劳。洪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御祭始罢。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汉军，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洪承畴

    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水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自统领6万兵马，进攻吴三桂，企图夺占山海关。十五日，多尔衮率清军行至翁后所(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吴三桂乞求合兵攻李自成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急驰山海关。二十一日晨，李自成军抵山海关，以6万对吴三桂8万兵力，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全线发起进攻，吴军濒临危殆。二十一日夜，多尔衮率清军抵达关外的威远城，击败大顺军唐通部。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剃发称臣，开关出迎清军。中午，蓄势伺机的清军骑兵在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率领下，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农民军猝不及防，最终失利，由水平(今河北卢龙)退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仓促西撤。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洪承畴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相）、(督)抚，何术方不受欺？’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师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随即占领常州、苏州、太仓、嘉兴等地，址分顺利。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悍然下“剃头令”：“反对者，杀无赦”。这一带有强烈民族征服性质的命令，立即激起江南汉族人民的强列反抗，抗清浪潮风起云涌。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授予“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九江、南昌、袁州、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拥护明王室内的义士，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不忠。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但满清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奖赏，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死，73岁。

 祖大寿

    祖大寿，字复宇，明末清初宁远(今辽宁兴城)人，世代为辽东望祖大寿族，吴三桂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三兄弟皆辽东将领。

    大寿初为明靖东营游击，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率部走避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三年，主持修筑宁远城。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寿佐袁崇焕等守城，大败后金军，以功升副总兵。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再攻宁远，大寿与满桂率兵驻城外为犄角，与清兵激战，六月，清军败走，史称“宁锦大捷”。崇祯元年(1628）朝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赐尚方宝剑。六月，擢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守锦州。后崇焕诛杀毛文龙，发生“己巳之变”，清军南下，北京戒严，大寿从袁崇焕入卫京师。崇祯将袁崇焕下狱，大寿毁山海关东走，朝野震惊。思宗命崇焕以书招之，孙承宗亦遣使抚慰，大寿得书，受其感召，全军皆哭，奋勇杀敌，连克永平、迁安、滦洲，辽左乃安。崇祯四年，筑大凌河城。八月皇太极将兵围之，孙元化急令孔有德救之，至吴桥兵变，有德倒戈回山东，登州城陷；孙承宗派宋伟、吴襄两将救援大寿，宋吴两将不和，在长山坡遭遇溃败，锦州告急；祖大寿四次突围均失败，明军4万多、分两路出击，全军皆没。祖大寿粮尽而降，副将何可纲不从，大寿执之，于后金诸将前杀之。可纲不变色，不出言，含笑而死。皇太极赠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雕鞍、白马，大寿请归锦州为内应。既归负约，屡与清兵激战。崇桢十一年，祖大寿击败多铎军，擢为少傅左总督，领锦州。崇祯十四年七月，皇太极率师围锦州，崇祯即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十三万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兵败被俘。十五年，锦州被困年余，粮尽援绝，遂再次降清，入关后任总兵。顺治十三年（1665），病卒。有子祖泽润、祖泽溥、祖泽洪，一养子祖可法。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却在这时认为袁崇焕通敌谋反，逮捕下狱。祖大寿愤怒之下带着部队返回辽东，置危险中的北京城和皇帝不顾。袁崇焕在狱中，修书给祖大寿，劝他带兵回来保卫京城。可想而知，袁崇焕写这封信给祖大寿时是多么的委屈与无奈，冰冷的砚台，冻僵的手，淌血的心。祖大寿看到的袁督师的信号啕大哭，全军亦痛哭。无法想象祖大寿当时的心情，悲痛，伤心，愤怒交织着。尽管最后他还是率部回北京了，但崇祯皇帝也下了决心必杀袁崇焕。袁崇焕像

    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皇太极

    在祖大寿抗清的二十多年，尤其是最后的十多年里，以攻城略地为乐趣的满洲人有多少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精明的皇太极知道，对付骁勇善战、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光用强攻不行，还要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人情攻势。1631年（崇祯四年）皇太极率大军包围大凌河城，祖大寿弹尽粮绝，在要求皇太极对天宣誓，不杀将吏兵民之后，他开城投降。皇太极赏赐他自己用的狐皮帽子、貂皮袍子、金玲珑皮腰带、白马、雕鞍等等，没想到祖大寿觅机跑到锦州，又把锦州死守起来，令皇太极奈何他不得。即便如此，皇太极仍旧为了收服祖大寿而继续努力，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起用祖大寿的旧部担任汉人“承政”（尚书），其中包括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洪，过房侄儿祖泽润、养子祖可法等等（他们是在大凌河城投降之后，未随祖大寿逃到锦州的明臣、明将）。1642年（崇祯十五年）祖大寿扼守的锦州再次弹尽粮绝，甚至开始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他才第二次归降。皇太极封祖大寿为汉军正黄旗总兵，希望他能够为己效力，可直到1656年（顺治13年）病逝，除了给自己的外甥吴三桂写过一封不咸不淡的劝降信，史书再难找祖大寿的“汉奸”记录。对于满清一方而言，祖大寿不但是双手沾满了八旗将士鲜血的刽子手，还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如此待遇可谓厚道之极。时局的颓废、皇帝的不信任、主帅的无辜被杀、援军的覆灭、族人的被擒、城内的弹尽粮绝，甚至敌手的大度像一道道绳索缚住了祖大寿的身心，终于形成一张大网，使他动弹不得，剩下的只有自杀或投降了。如果当时祖大寿把宝剑横在脖子上一抹，历史对他的评论就是另一番模样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祖大寿当时选择投降的理由，是觉得为崇祯殉节不值，还是这位往来于刀剑锋镝中的老将最后了一个“死”字，抑或是怕清军加害他的族人或者城中百姓？不知道。但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一直活到顺治十三年才病逝，上天给了他长达十五年的“造孽”时间，只消他调转枪口，向自己的同胞屠刀一挥，荣华富贵就来了，可是他没有做。可以说，祖大寿投降时的心理是相当复杂的，这一节后世的小说家演绎得十分精彩：三官庙正殿里，几个侍卫将洪承畴、祖大寿押上来，两人双手反剪，神情倨傲沉静。多尔衮怒喝道：洪承畴、祖大寿，你们还不跪下！洪承畴昂首挺胸，一脸不屑，祖大寿却有一丝犹疑，但终究没跪下。皇太极看在眼里，决定从祖大寿下手，他和颜悦色地道：祖先生，大凌河一别，朕无日不悬念在心，先生别来无恙？祖大寿闻言，不免有愧，神情复杂。皇太极对多尔衮使了个眼色，多尔衮颔首，向祖大寿朗声道：祖先生，当日在大凌河，皇上以礼相待，你却先降后逃。虽说兵不厌诈，但毕竟是背信负恩，你扪心自问，难道丝毫没有愧疚？这回你再次兵败，我做主帅的，原以为皇上断不饶你，众军也皆曰可杀；没料到皇上竟然传谕阻止，见了面，还以先生相称。皇上宽宏大量的胸襟、礼贤下士的挚诚，莫非你是铁石心肠？祖大寿听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心乱气沮，不觉双膝一屈，跪倒在地道：祖大寿归降已迟，罪该万死！洪承畴先是一阵错愕，神情接而转怒，朝祖大寿厉声骂道：呸！祖大寿！我错看了你！大丈夫何惧一死，你竟敢叛国欺君！祖大寿

    祖大寿叹气道：唉！我虽以忠臣良将自期，奈何……“君已不君”……洪承畴质问道：皇上又何负于你？祖大寿反问道：袁故经略又何负于皇上？洪承畴语塞：这……“臣不念君过，子不念父仇”，你枉读圣贤书，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祖大寿不甘示弱道：“良禽择木而栖”，不也是圣贤书上教导的？洪承畴大怒道：你……奴颜事仇，下跪乞降，难道不怕青史昭昭、遗臭万年？祖大寿神色凄然道：大凌河一役，我已对大明尽忠。如今再度被擒，蒙大清皇帝不计前嫌，如此优容。天命难违啊！身后的是非，我也顾不得了！与同时代的降将贰臣相比，祖大寿起码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祖大寿的两次降清都是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的条件下要求皇太极对天宣誓，不杀将吏兵民之后，才开城投降。在个人名节至上，视百姓如草芥的年代，祖大寿的对于百姓的体恤是难得的。第二，他没有做清朝之鹰犬，如果狠下心来，如洪承畴、吴三桂流，向自己的明朝旧主和农民军开刀，以祖大寿的强悍，最起码强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像他们一样封个什么王之类的，恐怕也不困难。第三，在投降的过程中，不像洪承畴那样，皇太极一句“先生不冷吗？”，就跪地称臣。有人说，祖大寿早有降清之心，大凌河城破时之所以还回归明朝，是他的家小尚在明朝手里。简直是放屁！岂不知他也有家小在清军手里，如果仅仅因为惦记家小，赚开锦州城算了，何苦再守十多年。但是皇太极对他的政治攻势倒是起作用的，最起码他仍旧在追求人情道义都交代得过去，既对得起明，又对得起清。然而历史毕竟是有其严肃性的，祖大寿死后未能和满桂等其他三猛一样列入《明史》，而是和洪承畴列入《清史·贰臣传》。一个以忠臣良将自期的降将，祖大寿的弥留之际想必是最痛苦的，如果在另一个世界，自己敬重的老上级袁崇焕问“复宇，卿本华夏元戎，奈何以身事胡虏？”祖大寿该如何回答……

    时局的颓废、皇帝的不信任、主帅的无辜被杀、援军的覆灭、族人的被擒、城内的弹尽粮绝，甚至敌人的大度像一道道绳索缚住了祖大寿的身心，终于形成一张大网，使他动弹不得，剩下的只有自杀或投降了。如果当时祖大寿把宝剑横在脖子上一抹，历史对他的评论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后人无法确切知道祖大寿当时选择投降的理由，是觉得为崇祯殉节不值，还是这位往来于刀剑锋镝中的老将最后了一个“死”字，抑或是怕清军加害他的族人或者城中百姓？不知道。但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一直活到顺治十三年才病逝，上天给了他长达十五年的“效忠大清”的时间，只消他调转枪口，向自己的同胞屠刀一挥，荣华富贵就来了，可是他没有做。可以说，祖大寿投降时的心理是相当复杂的。祖大寿

    与同时代的降将贰臣相比，祖大寿起码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祖大寿的两次降清都是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的条件下要求皇太极对天宣誓，不杀将吏兵民之后，才开城投降。在个人名节至上，视百姓如草芥的年代，祖大寿的对于百姓的体恤是难得的。第二，他没有做清朝的鹰犬，如果狠下心来，如洪承畴、吴三桂之流，向自己的明朝旧主和农民军开刀，以祖大寿的强悍，最起码强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像他们一样封个什么王之类的，恐怕也不困难。有人说，祖大寿早有降清之心，大凌河城破时之所以还回归明朝，是他的家小尚在明朝手里。是于理不通！岂不知他也有家小在清军手里，如果仅仅因为惦记家小，赚开锦州城算了，何苦再守十多年。但是皇太极对他的政治攻势倒是起作用的，最起码他仍旧在追求人情道义都交代得过去，既对得起明，又对得起清。然而历史毕竟是有其严肃性的，祖大寿死后未能和满桂等其他三猛将一样列入《明史》，而是和洪承畴列入《清史·贰臣传》。一个以忠臣良将自期的降将，祖大寿的弥留之际想必是最痛苦的，如果在另一个世界，自己敬重的老上级袁崇焕问“复宇，卿本华夏元戎，奈何以身事胡虏？”祖大寿该如何回答……后人有感于此，特做对联一副：一代名将，据关外，收关内，堪称往复有忠义；两朝贰臣，悖前主，负后主，真个里外不是人。注：“据关外”指祖大寿为明朝扼守大凌河、宁远、锦州一带，“收关内”指祖大寿因袁崇焕下狱愤而出走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兵收复了滦州、遵化一带，切断了清军重要的退路，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往复有忠义”，“往”指祖大寿因袁崇焕无罪下狱愤而带兵出走，“复”指祖大寿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兵收复了滦州、遵化，带兵出走基于义愤，对袁崇焕有“义”，回兵收复国土对国家有“忠”；“悖前主，负后主”指祖大寿弃明降清，背叛前主崇祯，降清后又不肯出力，有负后主皇太极的期望。至今在宁远中心的鼓楼上还有袁督师和祖将军的塑像。督师慷慨陈词，将军低头沉思。其实祖大寿的一生很像李陵！最终背旧主投降，却终生不为新主效力！

 鳌拜

    鳌拜：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以战功封公爵。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结果被生擒之后，老死于囚牢中，为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的伯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二哥卓布泰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鳌拜本人亦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的心腹。清崇德二年（1637），鳌拜为先锋攻明皮岛，以勇闻。此后屡败明军，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教习武进士。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1661年顺治帝驾崩，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当时鳌拜在四辅政大臣中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鳌拜结党营私，日益骄横，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后康熙终设计由一群少年在宫内练习“布库”（即摔跤，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鳌拜以为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这群少年将鳌拜擒获。康熙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廷议当斩，康熙念鳌拜历事三朝，效力有年，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死于禁所，其子纳穆福后获释。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天聪八年（1634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1637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崇德六年（1641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八年（1643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顺治元年（1644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鳌拜忠勤戮力，进一等。顺治二年（1645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攻灭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於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顺治五年（1648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锾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襄，迭败之，克孝义。顺治七年（1650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八年（1661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衮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鳌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鳌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鳌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於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鳌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鳌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鳌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鳌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齮而去之。卒，又擅子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康熙八年（1669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鳌拜大罪三十，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鳌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覈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徐锦江饰演的鳌拜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为辅政四大臣之一。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鳌拜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对于这样一个在清初历事三朝（太宗、世祖、圣祖）、亦功亦罪的重要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一生？概括地来说，鳌拜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忠于故主，始终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康熙初年辅政时期飞扬跋扈，把持朝政，颇多恶迹，最后败在少年康熙手中，虽然免于刑戮，但身死禁所，成为中国历史上强悍不逊的权臣。

    功臣：与沙场对手的较量

    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此后的战功主要有以下几次：

    战功

    皮岛之战攻克皮岛当属鳌拜所立下的第一个大战功。天启年间，辽东失陷于后金之手，明将毛文龙率军退守皮岛（今朝鲜椵岛），与关外宁锦一线的明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骚扰和牵制后金的兵力，使后金腹背受敌。后金一直将皮岛视为心腹大患，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日夜筹划，企图拔掉这颗钉子。 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命贝子硕讬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诸将往攻皮岛。由于硕讬久攻不下，皇太极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接手，鳌拜从征军中。阿济格与众将反复商议后，制定了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进攻方案：一路从海上以巨舰摆出正面进攻的态势，故意吸引守岛明军的注意力；另一路则以轻舟精锐，快速推进，直插该岛西北角之要害阵地。后一路是这次进攻的关键所在，鳌拜主动请缨，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鳌拜与准塔遂率部渡海发动进攻，不料明军早已严阵以待，一时炮矢齐发，清军进攻受挫，形势紧急。鳌拜见状，奋起大呼，第一个冲向明军阵地，冒着炮火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清军遂一举跟进，登上皮岛，举火引导主力来攻。皮岛终于被攻克。

    赐巴图鲁

    捷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大喜过望，亲自撰文祭告努尔哈赤，以慰其父在天之灵。皇太极认为皮岛虽是区区一岛，但攻克之意义远在占领重城要地之上，所以下令对诸将士从优奖励。鳌拜以首功晋爵三等男，赐号“巴图鲁”（勇士）。松锦会战锦州是明朝在辽西地区的军事重镇，当时辽东已经失陷，锦州的地位更加突出。锦州城之南为松山城，锦州西南为杏山城，杏山西南是塔山城，锦州西200里为另一重镇宁远。这些要塞重镇构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防御体系。从清军方面来说，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先取宁、锦等城。明、清双方争夺锦州的战争于是不可避免。崇德六年（1641），鳌拜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围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来援，于八月初进至松山，与锦州守军祖大寿部遥相呼应，大放火器，猛攻清军。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势下，济尔哈朗指挥的清军右翼失利。武英郡王阿济格派遣精锐护军前来增援。其时鳌拜率领镶黄旗护卫军纛(dào)，路遇明军骑兵，于是迎头而上，击败对方。鳌拜这时又不待军令，果断决定乘胜追击，打到明军步兵阵地之前，遂令部下将士下马步战，再败明军。鳌拜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五战皆捷，因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西援锦州之师。洪承畴指挥明军分路突围，总兵吴三桂、王朴、唐通等人率军沿海边撤退。清军从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沿途截杀。鳌拜与阿济格、尼堪等率部排列至海截击之，明军大败而溃。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自杏山沿海至塔山的海面漂满了明军的尸首。松锦会战，关系明、清双方的生死存亡。自此以后，明朝势力更衰，败局已定。次年六月，鳌拜升为护军统领，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鳌拜

    西充之战松锦大捷奠定了清军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入关前后的鳌拜，依旧战功赫赫，升迁频频。入关以后，鳌拜主要的任务是追击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十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取道陕北，进攻已经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农民军，率军由内蒙入陕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随即挥师南下。后来多铎率军攻进潼关，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往湖广。阿济格奉旨率军剿除“流寇余孽”，鳌拜等遂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后十三战，重创大顺军。顺治二年（1645）六月，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遇害，大顺军瓦解。清军前后共陷河南、湖广、江西、南京等地六十三城。打垮李自成，清军开始对付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正月，鳌拜随肃亲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清军得知张献忠率军已退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两军相遇，鳌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冲。狭路相逢勇者胜，昔日威风一时的大西军抵挡不住而溃败，张献忠也于此役中被杀。清军击破大西军营垒130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牲畜12200余匹。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基本上肃清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退往云贵地区豪格在四川发布的安民告示，继续抗清。击破大西军，鳌拜实居首功。由上可见，鳌拜早年无论是在关外与明军的反复交锋中，还是在入关定鼎中原后巩固统治的大小战斗中，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

    忠臣：与多尔衮的对抗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成为这场皇位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面，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实际上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衷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王朝之时，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帝位继承问题上互相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鳌拜是黄旗的重要代表，当初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多尔衮权势欲极强，也非常有才干。他摄政之后，党同伐异，擅权自重。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他的争位对手豪格及其拥护者。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自是情理之中。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三大迫害

    第一次发生在顺治初年。

    顺治元年，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顺治二年八月，阿济格因为没有及时奉旨班师，而且谎报战功，受到处罚。阿济格是顺治帝的叔父，为人粗暴，藐视小皇帝，私下呼为“孺子”。清廷谕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军统领鳌拜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英亲王情面，没有照办。鳌拜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行谕旨，结果不仅征讨李自成的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100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

    第二次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

    当年二月，征讨张献忠大西军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参领希尔良因冒功邀赏一事遭到处罚，鳌拜也以勘察不实而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后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鳌拜诸人谋立肃亲王之事也被同时告发。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鳌拜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得旨“罚锾（huán）自赎”。四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再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鳌拜虽以大功凯旋，在短短数月间却被论死两次，可见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

    第三次打击是在顺治七年（1650）。

    这年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锡翰，想请顺治帝亲临探视自己，锡翰遂秉承其意“请驾临幸”，多尔衮却又以“违令渎请”罪之，并追究鳌拜包庇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总之，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即皇太极妻博尔济吉特氏）病重，顺治朝夕侍侯。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总结

    综上所述，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gěng）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形象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梗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权臣：与少年康熙的较量如果顺治活得更长一点时间的话，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八，年轻的福临就去世了。鳌拜的政治命运进入了一个转折期。顺治对鳌拜的信任在其对后事的安排里体现出来了。顺治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不过，权力也许真是一个魔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顺治死后，四位辅政大臣曾经在顺治灵前盟誓，表示同心同德辅佐小皇帝玄烨。虽然这一盟誓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四大臣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位居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鳌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常常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康熙初年，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稳定秩序。这些调整包括：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存实力，等等。这样，清朝统治者对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不过，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却在加剧。康熙初年，清廷内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黄、白旗之争。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地位渐渐下降。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后来虽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就很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得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政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重又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当鳌拜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一个月，就是他一生经历的两起两落的最低谷。他天天在想为什么，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想，最后于1669年被自己活活气死在监狱之中。

 索尼

    赫舍里·索尼——著名清朝辅政大臣赫舍里·索尼：（公元1600～1667年待考），满族，赫舍里·硕色之子；满洲正黄旗人。著名清朝辅政大臣，一等公爵，满族赫舍里氏先祖之一。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时候，因为赫舍里·索尼父子及赫舍里·硕色兄弟皆通晓国书（满语）及蒙、汉文字，特命赫舍里·硕色[2][3]与赫舍里·希福一起在文馆做官，赐号“巴克什”。授赫舍里·索尼一等侍卫。从征界籓、栋夔。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赫舍里·索尼随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赫舍里·索尼议谈册立之事。当时赫舍里·索尼说：“先帝（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有皇子在，一定要立其中之一。先帝也地下安心了。”经过了一番争议，决定奉六岁的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清世祖）即位。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明时节，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王）遣派赫舍里·索尼祭奠昭陵，贝子屯齐揭发赫舍里·索尼与图赖等密谋立肃亲王豪格为帝，罪应处死，最后减轻处罚，据清史稿记载：“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亲政，召令赫舍里·索尼回京，官复世职。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世祖驾崩，遗诏让赫舍里·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辅政。赫舍里·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求共任国政，而诸王贝勒（八大铁帽子王）都说：“大行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十分了解你们四位大臣，委托给了你们国家重务，谁敢干预？”于是，赫舍里·索尼等大臣带着小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大行皇帝灵柩前宣誓。清史稿上记载，他们说：“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惩罚，夺算凶诛。”这个誓言，四大辅政大臣最后谁也没有遵守到底。索尼

    在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3月，赫舍里·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奏请清康熙大帝亲政。清康熙大帝当时没有立即应允下来，而是下诏褒奖索尼忠心，加授一等公，与以前授的一等伯一起世袭，赫舍里·索尼却推辞不要。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6月，赫舍里·索尼去世，谥号“文忠”，清康熙大帝赐祭葬有加礼。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7月，清康熙大帝同意赫舍里·索尼等大臣的奏章，圣上亲政。长子噶布喇官当上了侍卫内大臣，是孝诚仁皇后的父亲。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孝诚仁皇后驾崩，清康熙大帝授赫舍里·噶布喇为一等公，世袭。赫舍里·索尼的第二子赫舍里·索额图亦曾为大学士、辅政大臣。

 孔有德

    孔有德，明清之际辽东盖州卫（今辽宁省盖县）人，字瑞图（约1602-1652）。崇祯初为登州参将。崇祯四年(1631年)率军援辽，至吴桥起兵叛明。旋陷登州地区，自称都元帅。六年（1633年）与耿仲明渡海降后金，授都元帅。崇德元年（1636年）封恭顺王。后隶汉军正红旗。从清兵入关，进攻陕西大顺军，又下江南。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下西南诸地。六年（1649年）改封定南王，驻桂林。九年（1652年），李定国军破桂林，兵败自杀。

    孔有德（？—1652年），明末清初武将。辽东的铁岭（今辽宁铁岭）人。铁岭矿工出身。父亲在铁岭领导反建州政权起义失败后流亡辽东各地，曾在广宁军任游击，后投效毛文龙，与尚可喜被称为“山东三矿徒”，毛文龙后为袁崇焕所杀，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叛乱，杀陈继盛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不服黄龙统辖，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千人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明朝派兵镇压后，投降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受封恭顺王，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入关后，随多铎追剿农民起义军，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进攻南明永历政权。五年，改封定南王，出征广西。九年，被李定国围困在桂林，兵败自杀，朝廷破格予以厚葬。孔有德的尸体被李定国焚骨扬灰，清廷为孔有德建衣冠冢。惟一幸存的女儿孔四贞，则被孝庄皇后收为养女，封和硕公主。孝庄皇太后一度欲立其为皇妃，但顺治皇帝此时迷恋董鄂氏，册妃一事便作罢。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孔有德铭文砚

    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有德谋为变。庄烈帝命侍郎朱大典督师讨有德，援平度，斩有时，至昌邑，有德逆战，大败，复黄县。有德等退保登州。登州城东西南皆距山，北临海，城北复有水城通海舶。大典督诸军筑长围困之，九成出战死，明师攻益急；有德乃谋来降，以子女玉帛出海，仲明单舸殿，经旅顺，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击，擒承禄、光福，歼应元，斩级千馀。有德等退屯双岛龙安塘，食尽，遣所置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以男妇百人泛海至盖州。盖州戍将石国柱、雅什塔护使谒上，具言有德等举兵始末，且请降。上谕范文程、罗什、刚林预策安置。有德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帅师迓之。朝鲜发兵助明师，要有德等鸭绿江口。济尔哈朗等兵至江岸，严阵相对，敌师不敢逼。有德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炮、辎重及其孥毕登，三贝勒为设宴，上使副将金玉和传谕慰劳。七年六月，有德、仲明入谒，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为设宴，亲举金卮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有德、仲明亦上金银及金玉诸器、采段、衣服。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师、仲明总兵官，赐敕印，即从所署置也。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有德等怨黄龙，必欲报之。会闻龙发水师逐贼鸭绿江，旅顺无备，上命贝勒岳讬、德格类帅师袭之，以有德率为导。龙数战皆败，遂自杀，克其城。有德等兵入占官吏富民廨宅，多收俘获。岳讬、德格类闻於上，上置不问。有德坠马伤手，与仲明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别敕令旗纛用皁色，并诫军士以时演习枪炮、弓矢；马以牌，甲胄以带，皆书满洲字为识别。有德、仲明旋入曾经的定南王府

    朝，上诫毋餽遗贝勒大臣。八年，朝元日，命有德、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遣官为营第，疏辞不允。崇德元年夏四月，上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有德从诸贝勒奉宝以进，封恭顺王。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命有德等从贝勒杜度护辎重继后。二年二月，既下江华岛，命有德等从贝子硕讬以水师取皮岛。师还，有言其部众违法妄行者，上命申严约束，毋蹈故辙。三年，从攻锦州，有德等以炮攻下戚家堡、石家堡及锦州城西台，降大福堡；又以炮攻下大台一，俘男妇三百七十九，尽戮其男子；又以炮攻五里河台，台隅圮，明守将李计友、李惟观乃率其众出降，皆籍为民，勿杀。四年，从攻松山，以炮击城东隅台，台上药发，自燔，歼其馀众，又降道旁台二。上至松山，使有德等以炮攻其南郛。有德当郭门，仲明居右，马光远佐之；可喜居左，石廷柱佐之。自夜漏下至翌日晡，城堞尽毁。明守将金国凤即夜缮治，守甚固，有德议穴地攻之，不克。六年，率兵更番围锦州，破明师杏山。七年，松山、锦州相继下。时析乌真超哈为八旗，有德等请以所部隶焉，乃分属正红旗。八年，从取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九月，上至京师，赐有德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大宴，复赐鞍马。旋命有德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二年，陕西既定，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明南京，攻江阴，有德皆有劳。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黄金百、白金万。命还镇辽阳，简士马待徵发。三年五月，谕兵部召有德等率所部会京师。八月，授有德平南大将军，率仲明、可喜及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额真屯泰率师南征，策自湖广下江西赣南入广东，谕诸将悉受有德节制。是时明桂王称号，湖广总督何腾蛟驻湘阴，诸将李赤心、黄朝宣、刘承胤、袁宗第、王进才、马进忠等分屯湖南北，号“十三镇”，大抵自成馀党及左良玉旧部。四年春，有德师至，进才自长沙走湖北，腾蛟亦弃湘阴单骑奔衡州。有德遣梅勒额真卓罗、蓝拜等蹑进曾经的定南王府

    才，与所部水师遇，击败之。有德进次湘潭，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有德率蓝拜等将水师，可喜及卓罗等将陆师，分道并入，破明将徐松节。朝宣走衡州，有德以师从之，获朝宣。有德令仲明、金砺、卓罗等将水师还诣长沙，明将杨国栋以二千人屯天津湖，巴牙喇甲喇章京张国柱、札萨蓝等与战，国栋自牛皮滩遁去。有德令金砺留驻衡州，复与仲明及卓罗等率师越熊飞岭克祁阳，遂破宝庆，击杀明鲁王世子乾生，总兵黄晋、李茂功、吴兴等。时明桂王居武冈，倚承胤为守。有德夜发宝庆，前队梅勒章京黑成功等败敌，焚木城，夺门入，明桂王走靖州，转徙入桂林，承胤出降。有德始自长沙下祁阳也，闻郝摇旗围桂阳，令可喜及蓝拜等别将兵赴援；郝摇旗部卒千四百人屯翔凤铺，令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固山大苏朗等击破之，摇旗引去。至是国安等遂趋靖州，追明桂王。明总兵萧旷、姚有性以万二千人守靖州，国安师薄城，夺门入，获旷、有性等，又破明侍郎盖光英军。蓝拜略黔阳，进攻沅州，明将张宣弼以三万人出战，我兵奋击，遂克其城。自出师至此，凡获明宗室桂王子尔珠等二十七人，降明将自承胤以下四十七人，偏裨二千馀人、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捷闻，赐有德黄金二百五十两，仲明、可喜各二百，志祥百，将士赉白金有差。五年春，复进克辰州，湖南诸郡县悉定。又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复获明宗室荣王子松等四十馀人，及所置总兵以下诸将吏甚众。六年五月，改封有德定南王，授金册金印，令将旧兵三千一百、新增兵万六千九百，合为二万人，征广西，设随征总兵官一、左右翼总兵官各一，以授马蛟麟、线国安、曹得先。十月，有德师至衡州，遣副将董英、何进胜击思爱，战於燕子窝，擒斩之；进克永州，击走明将胡一青。七年春，复进破龙虎关，歼志建，遂攻武冈，阵获禄、光荣等。进忠负创走，克其城，并下靖州。复进战兴宁，获顺祖、国瑞，招文明等以五万人降。师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桂王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八年春正月，有德奏移籓属驻桂林，遣蛟麟、国安取梧州、柳州，略旁近诸州县。有德进驻宾阳，复遣国安等分三道进取，定思恩、庆远，明将陈邦傅以浔州来降。明桂王走广南，南宁亦下。五月，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留师柳州为后援。是时张献忠将孙可望降於明，窥伺楚、粤，有德请敕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驻沅州，扼门户。时国安擢广西提督，马雄为左翼总兵，全节为右翼总兵，分守南宁、庆远、梧州。未几，明将李定国、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会於武冈。永忠使乞援，有德遣兵赴之，至全州。永忠已弃宝庆，退保湘潭，有德因还桂林。七月，定国自西延大埠取间道疾驱击破全州军，薄桂林，驱象攻城。城兵寡，定国昼夜环攻，有德躬守陴，矢中额，仍指挥击敌。敌夺城北山俯攻，有德令其孥以火殉，遂自经，妻白氏、李氏皆死於火。事闻，谥有德武壮。十一年六月，有德女四贞以其丧还京师，上命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汉官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郊迎，赐白金四千，官为营葬，立碑纪绩。寻复命建祠，祀春秋，以白氏、李氏配。

    编辑本段叛乱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战役以后，清政权在东北迅速崛起，到崇祯年间（1628—1644），已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地区，并伺机入关，山东半岛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军渡海南下的前线。崇祯五年（1632年），发生在登莱沿海的孔有德叛乱及明朝平叛战争是明末山东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明清对峙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孔有德是原明朝辽东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自天启年间（1621—1627）到崇祯初年，毛文龙部以辽东沿海金州、朝鲜皮岛一带为根据地，屡次袭击清的后方，给清军造成了威胁。然而这支部队军纪败坏，不听明朝政府指挥，冒领军饷，骚扰地方，引起明政府的忧虑。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辽东，借机处死毛文龙，收编了该部。但不久，袁崇焕遭诬陷被害，毛文龙的部下仍分散驻扎在辽东半岛南部、山东北部沿海及渤海湾长岛等岛屿上。由于没能得到明政府的信任，加上清政权的分化利诱，这支军队不时有小规模的叛乱和闹事，并最终酿成了孔有德之乱。崇祯四年（1631年），毛文龙旧部刘兴治在东江（今朝鲜北部海岛）作乱，攻占皮岛。登莱巡抚孙元化令驻扎于莱州沿海的孔有德部3000人渡海平叛，因遇飓风未能成功，损失不小，被迫退回。孙元化又让孔有德率部火速由陆路赴辽，引起了该部不满。孔有德、李九成等均是毛文龙旧部悍将，平时对明政府轻视他们就不满意，于是趁机发难，连克临邑、商河、新城，并打到青州。对孔有德叛乱当如何处置，山东巡抚余大成与登莱巡抚孙元化意见不一，余大成主张剿除，并准备亲率3000精兵镇压，登莱总兵张可大也率军西进，准备与余大成部夹击叛军。而孙元化则认为对付清军还需要孔有德、耿仲明等辽东籍将领的协助，且孔等人隶属其指挥，因而极力主张招抚他们。他一面写信给山东巡抚余大成，劝阻其东伐，又命令张可大不许追击孔有德叛军，从而使叛军更为猖狂。第二年（1632年）元月，孔有德部东进围登州，登州告急，而在此防守的孙元化仍相信自己能招抚孔有德，疏于防范。孔有德乘机让部下300余人诈降，混入登州城，与在城里的耿仲明等密谋策划，并趁夜间人们熟睡之时，里外夹攻，占领了登州城，活捉了孙元化及明守备宋光兰、分巡道王梅等官员。总兵张可大坚守水城数日，终因寡不敌众，水城陷落，张可大杀死妻妾后自尽于太平楼。孙元化不久逃回天津，被明政府处死，余大成也被罢免。不久以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又攻破黄县，明廷急令谢琏为副都御使巡抚登莱，擢参政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让徐从治驻守莱州城，以防备孔有德部西进。二月，孔有德部率军围攻莱州，徐从治与谢琏拼死抵抗，同时向朝廷求援。但自北京南下的总兵刘同柱，虽抵山东境内，却迟迟不敢到莱州解围，大学士周延儒与兵部主事张国臣等又提议招抚，张国臣等也自愿到阵前招抚孔有德等人。明主力部队的迟疑不前和主抚派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孔有德等人的气焰，他广招原部下，驻守皮岛的明将陈友德等3000人，也加入到叛乱的行列。叛军更是全力攻打莱州城。对于明朝一些官员的招抚行为，坚守莱州的徐从治、谢琏等人坚决反对。徐从治曾上书明廷，指出：“抚使一出，则攻城益急。乃谓我不当缒城出击以怒之也。果尔，必使任意攻围，我拱手以莱授之，如孙元化至于莱州而后成其抚乎？叛兵祝臣等尤元化也，元化已一误，国臣又从而放之。盈廷集议，自以为一纸竖于十万，援兵绝迹，职此故矣。臣当死为厉鬼杀贼，必不敢以抚之一字而漫至尊，败封疆而辱民命”（《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表达了坚守城池，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徐从治、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等的带领下，守卫莱州的军民“备刍粮，设守具，据敌数月”。在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尽管城中已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仍拒不开城投降。而明总兵邓圮、王洪已率川兵万人自昌邑来援，距莱州仅40里，却接到命令驻足不前，指望招抚成功。孔有德见状，拼命攻城，巡抚徐从治亲上城楼，被叛军炮火击中，重伤而死。他的死更激发了莱州军民守城的决心，“莱人感其义，卒坚守不下”。这年七月，莱州被围已有4个月之久，而明政府的一些官员却并不急于解莱州之围，而是一直采用招抚的手段对待孔有德。由于莱州城防坚固，叛军一时也难以得手。孔有德见攻莱州不下，就又施展诡计，给总督刘守烈写信，表示愿受抚归降，但要面见谢琏谈判。刘守烈派推官屈宜阳入莱州城，谢琏信以为真，先让知府朱万年出南门面见孔有德，孔有德告诉朱万年，表示愿意投诚。朱万年回城将情况告知谢琏，谢琏与朱万年及翟、刘两个派来监军的宦官出城与孔有德见面，宣读朝廷让他投降的诏书。孔有德早有准备，立即让部下将4人捉住，乘城门大开，急令攻城。朱万年见势危急，大喊关闭城门，被孔有德杀死。明军紧急关闭城门，孔有德破城计谋未能得逞。谢琏被俘后，明政府招抚不成，遂急令各路援军向孔有德进攻。孔有德见情势不妙，撤回登州城，明总兵吴襄率军克招远、黄县，莱州之围方解。同年九月，明军将孔有德叛军围于登州城中。十月，明军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明副总兵丁思侯、裨将程仲文、祖邦楼在攻城中战死，叛军主要将领李九成也被明军炮火击毙。孔有德见登州难保，率叛军近万人突围，弃城登船而逃。驻守在旅顺、长山、鹿岛的明总兵黄龙，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旅顺而投奔清朝，早已严阵以待。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黄龙率兵伏击，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毛承福等人，大败叛军。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崇祯六年四月，投靠清朝，登莱之乱遂告结束。登莱之乱前后长达二年之久，波及2府10余县。这场叛乱之所以蔓延，主要是明政府政策失误所致。孔有德叛乱之前，明政府未能对毛文龙部下这些骄兵悍将加以提防；叛乱发生之后，明政府大多数官员一味主抚，坐失良机。如叛乱之始，孔有德部过青州，仅千余人，余大成率精兵3000追击甚易，却放之行，使孔有德叛军获得喘息时间，得以迅速扩大队伍，连克10余座县城，俘获或杀死两任登莱巡抚、一任山东巡抚，京畿震动。孔有德叛军攻城略地，烧杀劫掠，给胶东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明朝平叛，调动京城一带数万军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既削弱了边防力量，又加剧了财政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明军未能彻底消灭孔有德叛军，让其逃奔辽东投靠清军。孔有德部队多是辽东人，对辽东半岛地理熟悉，旧部尚多，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投清后，给明军辽东半岛南端至山东半岛的防御造成极大威胁。崇祯六年（1633）孔有德降清不久，就勾引清军南下，攻克旅顺，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崇祯九年到十年（1636—1637），他们又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带领15万清军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投降清朝，使明朝失去了可靠的邻国和在东面牵制清军南下的重要力量。朝鲜投降不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原辽东叛将又与清军合攻有2万精锐明军防守的皮岛，占领皮岛，并不时侵扰长山岛。至此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尽失，清军自海路南下的门户洞开，山东沿海已成为防清的最前线。辽东半岛的丧失，与“建州兵以辽将为前驱，谙水战，习地利，报所向立下”不无关系。为褒奖孔有德等人的功绩，清廷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3个辽东叛将均封为王，日后成为清军入关的得力干将。

    古人评价

    如贰臣者或为祖大寿，不言不为，或为李成栋，幡然悔悟，大义晚成。而孔有德背主负恩，天良泯灭，为虎作伥，作恶西南，残害同胞，逼杀抗清英雄瞿式耜、张同僘等，实为千古败类，人所不齿。后兵败自杀，挫骨扬灰，临死嘱子：“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其子亦为明军所擒杀。孔有德落得死无葬身之地，断子绝孙的下场，可叹世间因果循环不可不信。

    当今评价

    孔是忠义之后，随从毛帅攻略辽阳、沈阳，多次建立战功。但是后来发动叛乱，虽然事出有因（“毛帅有功，反遭戳戮”），但是毕竟做了叛逆。之后投奔建州，甘当汉奸，更为天下所不容。桂林兵败，自焚身亡，是为果报。然而能战死，亦为武人之德。孔前忠而后逆，晋王（李定国）则前逆而后忠，可见忠义之心，也是可以得到或失去的。

 吴三桂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汉族，明末清初辽东锦州人，祖籍江苏高邮市界首镇六安村，身高约合现今1。73米，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侯最少年”。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降清，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近北京，崇祯帝飞檄加封他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奉旨入援京师，十六日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二十日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煤山），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退保山海关。李自成后曾多次招他归降，吴三桂再三犹豫，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请清兵入关灭贼。李自成闻知此讯，4月13日，亲率大军十万号称二十万，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22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清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关。吴三桂与清军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平西王。不久，吴三桂又为清军先锋，追击李自成，并平灭陕西等地的流寇余部，并灭四川军阀张献忠，结束了其在四川建立的暴虐政权。清顺治十四年(1657)，会同清军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等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引兵入缅，迫缅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清廷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兼辖贵州省，永镇云贵。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顺治十七年，朝廷以赋税不足，令吴三桂裁减兵员。吴三桂将绿营及投诚兵从六万人减至二万四千人，汰弱存强，留下的全是精锐之师。清廷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联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挥军入桂、川、湘、闽、粤诸省，战乱波及赣、陕、甘等省，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叛乱，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称衡州为“应天府”，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其本人也开始蓄发，改穿明朝皇帝冠袍。同年秋在衡州皇宫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衡州，退据贵阳、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昆明被围，吴世璠自杀，余众出降。吴三桂的子孙后代几乎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其中一些为躲避诛九族，在贵州、云南部分地区隐居数百年。《清史稿》有吴三桂本传。本是大周皇帝的天子命，却为大清朝打下半壁江山的人，敢为爱情失去江山的人，使一代枭雄李自成命丧其手的人。诸多的悲剧与无奈造就了他色彩鲜明、复杂多变的人生性格：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然而，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却又是最最关键的筹码。曾左右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多是毁誉参半、亦扬亦抑的。很难勾勒出他本身的性格及其演绎出的那些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人生变故。

    吴三桂衡阳建都

    1678年4月22日，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加冕典礼，定国号为“周”[1]。吴三桂，明崇祯时为辽东总督。李自成攻陷北京，掳去吴三桂爱妾陈园园，“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为建立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康熙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削藩，降旨令吴三桂归老辽东。吴三桂在云南、贵州兵精将广，俨然小王国，不甘失去到手的大权，便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初二日筑坛于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称衡州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加封文武百官。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然而好梦不长，吴三桂忽患重病，于八月十五日深夜在皇宫死去，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皇孙”吴世璠衡州继位。翌年正月初，臣属们抬着吴三桂的棺材，拥吴世璠离开衡阳，经宝庆入贵州，大元帅马宝留守衡阳。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引”清兵入关经过

    吴三桂行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京师震动。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庭业已探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庭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这个制造了无数灾难的屠杀者终究走完了他那六十八年的罪恶人生。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满清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庭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满清的梦魇。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清廷真是大喜过望。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园园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满清借兵。条件是不但给予满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满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四月九日满清大军起程沈阳。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二十日到达连山。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吴军几不支。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在“鞑子兵来了！”的惊呼中兵败如山倒。“一时之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满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如果说对吴三桂降清的具体过程不少人不甚了了，那么对吴三桂的个人经历就更少人知晓了。实事求是地说，吴三桂本不是一块做汉奸的料。作为武将，吴三桂并非身高八尺力举千斤，而只是中等身材，但他目光如注、英俊威严，且勇力过人武艺超群。在战阵上披坚执锐、左冲右突、骁勇非常，以至有次皇太极远远见了，不禁对麾下叹道：“小吴总兵真好汉子！”1612年（万历四十年）吴三桂出生于关外的汉镇中后所，祖籍江苏高邮。其父吴襄本乃士绅，因努尔哈赤崛起后在辽境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民大加掳掠杀戮，遂愤而投笔从戎举办团练，保境安民。明庭嘉之，委以辽东团练总兵一职。他功绩卓著，有“辽右巨臂”之称。在抵抗后金的斗争中，吴襄与当时辽境的一些明庭武将结下友谊，并把妹妹嫁给锦州总兵、挂“讨虏先锋印”的辽东名将祖大寿。吴三桂就是出生成长于充满战火的地域和拥有抗金战史的家族。这无疑从小就锻炼了他的勇力气魄和抗金意识。在战场上，少年的吴三桂就骁勇非常。在一次战斗中，他冲入敌阵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有一次，吴襄率五百名骑兵作哨探，不期与后金大军相遇被围。当时在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对于与清军“野地浪战”明军心怀余悸。从农民子弟中后天训练出来的汉族骑兵一般来说确实不是马背女真民族的对手。骑兵交战即使兵力倍之，明军都没有胜利的把握，何况区区几百名明军身陷后金大阵？少年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阵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认为这根本没有可能，只会徒增伤亡，遂拒绝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任？”三桂知不可强，大哭而去，并立即召集几十名家丁，如狂风般地冲入重围。在找到父亲的队伍后大呼：“跟我来！”并带领五百骑杀出重围、奔回宁远。这次战斗震惊全军。从此少年吴三桂“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英名辽境无人不知。少年英雄的吴三桂深受父辈重臣的器重。辽东监军高其潜收他为义子。1639年（崇祯十二年）洪承畴荐举他担任辽东总兵。时年仅27岁。吴三桂练军甚严。在洪承畴所部诸镇中，以吴三桂系战力最强。吴三桂并不以此满足，他还专门再训练了一支极为精锐的千人骑兵。共分二十队，每队五十人。“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1641年（崇祯十四年）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如果说二十三年前的萨尔浒之败标志着后金掌握了关外的主动权，那么松锦之败则表明明庭已在整个战局上败象毕露。松锦之败使明庭丧失了大量精兵和战将。骁将曹变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畴、祖大寿等投降。只剩下吴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线苦撑着局势。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烧杀掳掠，兵锋直达山东苏北。关内诸明将皆望风而逃。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邀击清军，并屡有斩获。再到1643年，如前所述，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为了解决山海关这道难以越逾的屏障，清庭向吴三桂展开了强大的招降攻势。由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和恩师洪承畴以及众多的兄弟、同僚如吴三凤、祖可法、张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极除亲自写信向他招降外，还叫这些与吴三桂有种种关系的降将写信给他劝降。但吴三桂终不为所动。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父留在京师似为人质，另一方面当与吴三桂的抗清意识分不开。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

    明季之末大量的明庭故臣变作汉奸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常见的是战穷活命型和投效觅官型。前者典型为洪承畴、祖大寿等，后者典型为张存仁、马光远、冯铨等。吴三桂跟他们都不同。吴三桂没有战穷。山海关和五万将士均在他掌握之中。他官至明庭总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寿，他的升官图仍未有穷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岁至此他一直处在与满清毫不妥协的交战之中，可以说他身上并无显著的汉奸因子。鉴此，有必要探讨他终究成了大汉奸的原因。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庭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满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满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满清搬兵的招数。而这一搬就把满清的都城从沈阳搬到北京，吴三桂没有后悔药可吃。设想，如果大顺朝能笼络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故明官僚，局势有可能是另一番景况。李自成非但不以十万大军讨伐吴三桂，而以此军力协助其北防满清。在稳定局势后挥戈统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来裁量，这应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紧，大顺朝在相当时间内无力南伐，那以李自成与吴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将如大同总兵姜镶的兵力总和是也足以抵御满清入关。从前明庭如此艰难，系因须对满清、农民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若情况简单化为大顺对满清，那清骑纵横华北、中原之况将不复见。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息后，新兴的大顺亦必将统一南中国。至于统一的大顺是否有力量复故明在关外的疆域，这确有疑问。统一的大顺会不会是弱宋的翻版？会不会导致今日中国之疆域竟在长城以南？这些问题都离开了本文所题，不作赘论。由于明史清修，清朝基于自身是异族统治的关系，对明史多有篡改，又大兴文字狱，并禁止了自周朝以来一直未曾间断的民间史书的修撰，将明史的修撰控制在官方之手。同时借修四库全书之名行禁毁书籍之实，四库禁毁书目列表比四库全书的目录要长3倍，以至于许多史料亡秩，后世史家对明朝的评价多有误会和不公之处。自04年长篇白话历史《明朝的那些事儿》大红大紫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明史热”，为明朝正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间史学界多认为吴三桂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朝叛臣，而是由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相对于攻占北京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被明朝册封过的建州女真部（后金）反而是自己人。联合清兵共同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当时看来再合理不过。明末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只要统治者的治国方式可以让汉人接受，汉人对异族统治也并不排斥。这也是无论是北魏的鲜卑，抑或是西夏、辽、金时期，异族在建国的初始阶段通常并没有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如忠直的明朝旧臣所想。满清以大明臣属的名义公开寻找崇祯之子，声称会将崇祯之子奉为正统，令其即位。却又自食其言，将明朝旧臣和内宫老太监都认定是崇祯第三子朱慈炯的人处死，并称此人是假冒的崇祯后裔。自此明庭失去了正统的继承人，明室的诸亲王都缺乏正统性和号召力，南明小朝廷也不得不走向了衰亡之路。此时的三大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人已是骑虎难下：清廷已经坐大，只有协助清廷消灭南明，才能保他们家族的平安，并消除他们降清的道德危机。明室虽从未薄待过吴三桂，身为降将的吴三桂却不得不积极的消灭南明，并最终手刃永历帝以向新主子表忠心。

 尚可喜

    尚可喜（1604年─1676年），字元吉，号震阳，祖籍山西洪洞，后至河北衡水，1576年其祖父尚继官举家迁往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尚可喜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转战数万里，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了汗马功劳，在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随父尚学礼从军戍守边关，清初三大汉人藩王之一。

    其父

    尚可喜画像

    [1]其父尚学礼，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战殁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享年52岁。官至副总兵，长期镇守辽东沿海一带，是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1625年，带领敢死队由抚顺赫图阿拉城后身偷袭后金首都，不意事败，后金调集数万人马救援首都，尚学礼与另三位副总兵及全体敢死队成员阵亡乱军之中。此事之后不久，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兄长

    尚可喜长兄尚可进，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亦为辽东名将，明崇祯六年（1633年）阵亡于对后金的作战中。

    从军明朝

    尚可喜从军后，效命于东江总兵毛文龙帐下。官至广鹿岛副将。及至1629年袁崇焕斩毛文龙，皮岛总兵黄龙接任，黄龙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因后金大至自刎而死，继而沈世奎接任。明崇祯七年（1634年），沈世奎诳尚可喜至皮岛，意图诬以罪名，加以谋害。此事为尚可喜部下许尔显等人侦知，尚可喜遂有去意。

    从军后金

    于是，遣许尔显、班志富诸部下前往沈阳，与后金接洽。皇太极闻之，兴奋至极，大呼“天助我也”，并赐尚可喜部名“天助兵”。尚可喜携麾下诸将、辖下五岛军资器械航海归降。皇太极出城30里相迎，赏赐珍宝无数，发还先前所俘虏的且能找到的尚可喜家族成员共计27人（彼时后金所俘100余人，尚可喜二位夫人乱中自尽）。旋即封总兵官，隶汉军镶蓝旗。

    封智顺王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加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此清初“三顺王”。并将海州赐尚可喜为封地，家口旧部安置于此。受到皇太极极高礼遇。松锦之战中，从攻松山、杏山等地，立下战功。后随多尔衮征讨朝鲜，迫使朝鲜国王李琮签订城下之盟。

    封平南王

    尚可喜故居(5张)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清军入关，随豫亲王多铎南下，兵至湖北鄂州（今武昌），后回师海州。顺治六年（1649年）官封“平南王”，赐金印、金册，与“靖南王”耿仲明携家口旧部进军广东。沿海州、山海关、天津、登州、武昌、岳阳、南韶、肇庆，最后直至广州。行至武昌，由于部下违反军法，靖南王耿仲明畏罪自裁，由其子耿继茂接任，两路大军同归平南王节制。清顺治六年二月，平靖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40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1650年年末，靖南王大军移镇福建。

    藩瀚东南

    尚可喜在广州开府建第，故址为今广州市越秀区的人民公园。平南王驻粤26年间，维持社会秩序，重建封建礼教，安抚明末遗民，大力发展学宫，促进农业发展，捐资广建佛寺容纳明末出家学者。1655年首次上疏以“痰疾时作”请求归老辽东，为顺治皇帝以“全粤未定”挽留。在东南沿海打击海盗，上书朝廷取消迁界禁海之命令，获得当地百姓支持。在广东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用以支付高昂的军费开支。

    告老还乡

    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第十一次疏请归老辽东、留其长子安达公尚之信镇守广东。康熙准其归老辽东，但朝廷以尚之信跋扈难制，下令撤藩。平南王登记造册，准备举族迁回海城。不想，平西王吴三桂接到三藩全撤的圣旨后，起兵反清，康熙帝命令尚可喜留镇广东，并加封尚之信为镇南王、平南王次子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江南一带群起响应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亦起兵，云南、贵州、福建、江西、广西等地皆为吴三桂统辖；广东平南王麾下将领也有多人举兵响应，沿海群岛并起。平南王韬黔白发独撑金瓯，以广东弹丸之地牵制十余万叛军无法全心北上，为中央政府平叛创造有利条件。期间，广东数度危急，中央政府调集的人马行至江西遇阻，二次调兵由简亲王率领，行至江西再次遇阻。广东十郡，已失其四，广州城危如累卵，平南王甚至在后院堆满柴火，欲在危急时刻举火自焚。

    晋封亲王

    1675年，康熙帝再次下旨，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以示褒奖。同年12月，自觉时日无多的尚可喜在广州镇海楼上召集画师为自己绘了7幅画像流传后世。

    薨逝

    康熙十五年年二月（1676年），尚之信发兵围困其父府邸，夺取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叛乱。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平南亲王尚可喜在广州薨逝，享年73岁。康熙皇帝给谥曰“敬”。棺椁暂厝于广州大佛寺，1681年归葬海城凤翔山，后又迁葬海城市八里镇大新村文安山。尚之信在“三藩之乱”中为保全广东免受战乱，投降吴三桂，但消极应战，持观望态度。后又降清，袭爵平南亲王，加封太子太保，听命于中央，于南方剿抚贼寇，基本上扫平两广境内吴三桂余部。1680年，在康熙帝授意下被污蔑谋反，被赐死，并在广州挫骨扬灰，年52岁。至此康熙终于彻底裁撤三藩。

    封王前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农历八月初一（西历1604年8月25日）生于海州卫（今辽宁海城）；1623年（明代天启三年）从军；1625年（明天启五年）其父尚学礼偷袭后金首都未成，战殁于阵；1633年(明崇祯六年)长兄尚可进战殁于阵；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率部航海弃明投金，部队被封为“天助兵”，发还被俘人口，封总兵官，隶汉军镶蓝旗；

    封王后

    1636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加封“智顺王”，移师海州；1644年（清顺治元年）尚可喜随摄政王多尔衮入关；1645年（清顺治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南下，挥师湖北，后复归海州；1649年（清顺治六年）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赐金册、金印，率家口旧部南征广东；1650年（清顺治七年）攻下广州城，城中死者数万，在广州营建府邸；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首次上疏归老辽东，为顺治皇帝挽留，上疏谏止迁界禁海获准；

    告老还乡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第十一次上疏归老辽东获准，不意吴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耿精忠举兵响应，朝廷命令留镇广东。吴三桂致书尚可喜，劝其反清。尚可喜将吴三桂的劝反书呈报给朝廷，以表忠心；

    晋封亲王

    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朝廷加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在广州镇海楼召集画师绘七幅画像传世；

    撒手人寰

    1676年（清康熙十五年）二月，尚可喜长子尚之信发兵围困尚可喜府邸，响应叛乱，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西历1676年12月4日）尚可喜在广州薨逝，享年73岁，康熙皇帝给谥曰“敬”，棺椁暂厝广州大佛寺；1681年，按照尚可喜的遗嘱，归葬海城。

    历史意义

    对于清初的岭南历史发展来说，平南王尚可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原籍山西洪洞，后徙辽左海州卫，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天聪八年(1634)，因受东江总兵沈世魁之加害而被迫降后金。后伐朝鲜，击李自成，至顺治六年(1649)五月改封平南王，受命征广东。从1650年入驻广州到1676年病逝，尚氏控制岭南政坛20余年。作为清朝的降将，他一方面执行着满人统一中国的使命，忠于职守；另一方面，特殊的“故明情结”，又使他在战争中对旧王朝遗民的屠杀，怀有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触痛和负罪感。

    藩王之一

    尚可喜是清初册封的重要藩王之一。对清王朝的建立，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学术界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却较少涉及。这大概与史料的相对不足，有一定的关系。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仅有三处提及了尚可喜。20世纪50年代，台湾楚公先生在文章中讲述了“三藩之乱”中的尚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灾难(楚公：《檀度庵吊古》，《中央日报》(台湾)，1959：2：2-7：)，也引用了一定的地方史料。90年刘凤云女士著《清代三藩研究》一书，对该人物也有提及，认为“尚可喜矢志报国、忠于朝廷的明朗态度，不能不使人感动。”(刘风云：《清代三藩研究》第2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90年代后期，蔡鸿生先生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中，也进行了一些有关人物方面的研究，认为“尚可喜佞佛”。(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第3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伴随着近年来—些地方史料的日渐增多，特别是其本人亲笔信的公诸于世，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本文选择从心理分析入手，有利于与当时社会的诸多现象发生联系，也便于为清初历史研究，提供有用的参照。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发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就发生了对岭南历史发展和对尚可喜本人来说都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广州“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这场劫难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也为我们考察平南王的心态变化，提供了参照。

    基本史料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一些外籍人的笔记，也涉及到了这次屠城的一些基本史料，在此引出。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一书，对广州屠城的惨烈状，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广州)的屠城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血与泪、火与烟交织的17世纪的多数年份，都被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而公元1650年(华夏历庚寅年)，我们尤其不能忘记；这一年的冬天，尚可喜、耿继茂作为清军，根据主子的屠城命令，率领乌真超哈-镶蓝旗的清军，对繁华的中国名城广州进行十二日疯狂屠城，惨绝人寰的程度相当于“扬州十日”，远远超过了倭人的南京大屠杀。[注解：《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尚可喜一生与吴三桂不睦。在尚可喜晚年，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满清江山岌岌可危，驻守广东的尚可喜与吴三桂火并。在援军未到之际，他几次准备在兵败时“举火自焚”或“上吊自杀”。1676年，尚可喜病死。世人惋惜，可说尚可喜眼中胜败之重。

    陵园

    尚可喜陵园系清代平南敬亲王尚可喜的墓葬，位于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东南的文安山上。整个陵园由王陵、祖陵、陵门、陈列室等组成，外有围墙。占地面积约11400平方米。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于1604年生于海城，卒于1676年。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从军，天聪八军（1634年）举义，弃明归顺后金。皇太极在盛召见了尚可喜，授尚为总兵官，第二年被封为智顺王。1644年，尚可喜随摄政王多尔衮入关。1645年挥师湖北，1646年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赐金册、金印。1673年末，吴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耿精忠举兵响应。吴三桂致书尚可喜，劝其反清。尚可喜将吴三桂的劝反书呈报给朝廷，以表中心。1675年，朝廷加封尚可喜为平南敬亲王。1676年2月，尚可喜儿子尚之信参加了反清，尚可喜被软禁，气愤而终。1681年，按照尚可喜的遗嘱，归葬海城。

 耿忠明

    耿忠明（1604—1649），字云台，祖籍山东，清初三藩之一。1604年出生于辽东盖州卫，崇祯初为登州参将，毛文龙旧部。袁崇焕督师蓟辽，杀毛文龙，耿仲明被调隶山东巡抚孙元化麾下。1632年为孔有德内应，陷登州，自称总兵官。1633年春从孔有德渡海降后金。1636年被清朝政府封为怀顺王，隶汉军正黄旗；1644年随清兵入关后，镇压农民起义军；1649年改封靖南王，与吴三桂、尚可喜合称清初三藩，旋以匿逃人，惧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子耿继茂袭封，驻广州，又移福建。继茂卒后，继茂子耿精忠袭封，后随吴三桂叛清。

    清初三藩之一。初事明总兵毛文龙，文龙死，走登州依巡抚孙元化，皆与孔有德俱，元化以仲明为中军参将。时总兵黄龙镇皮岛，所部有李梅者，仲明党也，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廨，拥之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龙乃执杀仲裕，疏请罪仲明。元化劾龙蚀饷致兵哗。明庄烈帝命充为事官，而覈仲明主使状。会有德已叛，还攻登州，仲明遂纠诸将同籍辽东者为内应。城陷，推有德为帅，受署置，称总兵官。天津裨将孙应龙自讠夸与仲明兄弟善，能令缚有德以降。巡抚郑宗周使将二千人自海道往。仲明伪为有德首，绐之开水城，延使入，猝斩之，歼其众，得巨舰，以为舟师。明师攻登州急，天聪七年五月，从有德来降，上礼遇优异，授以总兵官，号其兵曰天祐兵。语并详有德传。仲明侵渔所部，所部愬於有德。有德因劾仲明，仲明引咎，请以所部赴愬者移属有德。上敕奖有德，令善抚之；亦谕仲明善抚部下，毋念旧恶。即日并召入宫赐宴。越数日，又使赐羊酒，且谕之曰：“朕闻诸汉官从尔等教场角射，设筵飨尔等，意尔等必欲相酬报。尔等去家远，可即以此羊酒藉教场为答宴也。”旋命与有德同驻辽阳。 崇德元年，封仲明怀顺王。上屡出师伐明，讨朝鲜，仲明皆从。七年八月，命隶正黄旗。九月，所部甲喇额真石明雄讦仲明匿所获松山、杏山人户；有逃人被法，仲明为收葬设祭；复妄杀无辜：鞫实，罚仲明白金千两。八年十一月，甲喇额真宋国辅、潘孝及明雄谋杀仲明，仲明以闻，鞫实，斩国辅等，籍其家畀仲明。

    顺治初，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复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移师定江南。三年，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帅师南征，仲明等以所部从。与明将杨国栋战于牛皮滩，大破之；克衡州、祁阳、武冈诸郡县；获明将郭肇基。皆仲明功也。六年，改封靖南王，赐金册金印。仲明自降后，屡出征伐，恒与有德俱，未尝独将。是岁始与有德分道出师，有德征广西，仲明与尚可喜征广东。仲明将旧兵二千五百、新增兵七千五百，合为万人，以徐得功为左翼总兵，连得成为右翼总兵。师既行，刑部奏论仲明部下梅勒章京陈绍宗等纵部卒匿逃人，罪当死。上因谕仲明，察随征将士携逃人以往者，械归毋隐。仲明察得三百馀人械归，上疏请罪，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绍宗等亦贷死。仲明未闻命，十一月次吉安，自经死。子继茂，顺治初授世职昂邦章京。仲明死，继茂在军中，代领其众，请袭爵，睿亲王方摄政，持不可。继茂从可喜俱南，定广东诸郡县。八年，世祖亲政，继茂嗣为王。

 遏必隆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清初五大臣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努尔哈赤第四女和硕公主穆库什。

    清初大臣，康熙帝重臣。两女为康熙帝后妃，一是孝昭仁皇后，二是温僖贵妃。遏必隆第四子尹德亦为康熙、雍正时大臣。

    天聪八年，遏必隆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钮祜禄氏，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因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之后，遏必隆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遏必隆跟随皇太极进攻明朝，在松山建营，筑长围防守。明朝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曹变蛟集溃卒突然袭击营房，遏必隆与内大臣锡翰等力战，殪十余人，曹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赉。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攻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顺治二年，跟随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杀李自成侄子李锦于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顺治帝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与索尼、鳌拜、苏克萨哈三人受遗诏为辅政大臣。康熙六年，康熙帝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四大臣当国，鳌拜独断专行，屡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保持缄默不加阻止，亦不劾奏。八年，康熙帝逮治鳌拜，并将遏必隆下狱。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康熙帝宥之，削去其太师之职，夺爵。九年，康熙帝念其为顾命大臣，而且是勋臣之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遏必隆疾笃，康熙帝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制碑文，勒石墓道。十七年，孝昭仁皇后逝世，遏必隆为皇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康熙帝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番。《清史稿列传三十六》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母和硕公主。天聪八年，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遏必隆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从太宗伐明，营松山，筑长围守之。明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变蛟集溃卒突犯御营，遏必隆与内大臣锡翰等力战，殪十馀人，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赉。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顺治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剿李自成兄子锦於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世祖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许之。四大臣当国，鼇拜独专恣，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加阻，亦不劾奏。八年，上逮治鼇拜，并下遏必隆狱。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上宥之，削太师，夺爵。九年，上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疾笃，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制碑文，勒石墓道。十七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上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番。

 刚林

    刚林，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世居苏完，清初官吏。初来归，隶正蓝旗，属郡王阿达礼。授笔帖式，掌翻译汉文。天聪八年，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命直文馆。

    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与范文程、希福等参与政事。疏请重定部院承政以下官各五等，又疏请定试士之法，皆报可。太宗四征不庭，疆宇日辟。刚林屡奉使军前，宣布威德，咸称上旨。积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阿达礼有罪，改隶正黄旗。世祖定鼎，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四年，迭主会试。考满，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五年，复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复主会试。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报可。八年，以编撰明史阙天启四年至七年实录，请敕悬赏购求；崇祯一朝事责无考，其有野史、外传，并令访送。章下所司。睿亲王多尔衮薨，得罪。刚林阿附睿亲王，参与移永平密谋，又与大学士祁充格擅改太祖实录，为睿亲王削匿罪愆、增载功绩，坐斩，籍没。

 索额

    索额图（1636年－1703年），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姓赫舍里，满洲正黄旗人，清开国功臣索尼的第二图子，世袭一等公。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1636年）前后，生于盛京（现沈阳）。他是辅政大臣索尼之子，康熙皇后叔父。初任侍卫。康熙八年（1669）至四十年，先后任国史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曾参与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和活动。康熙帝继位之初，鳌拜擅权，索额图辅佐计擒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故深受信任。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并屡次遣使蒙古诸部。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1616—1626）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1643），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他以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1651），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允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允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觏”，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索额图乃索尼第二子，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真正主持朝政。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十九年八月离任。在这十年中，他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在平定“三藩之乱”，稳定全国动荡的局面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被任为钦差大臣，率领清廷使团前往色楞格斯克，与俄方代表会谈两国边界问题。但由于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不得不半途折回。次年，俄国提议以尼布楚为谈判地点，索额图仍为谈判使团首席代表，率使团至尼布楚与俄方代表f。a。戈洛文谈判。在谈判中，索额图阐明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的原委，驳斥俄方提出以黑龙江或雅克萨为界的无理要求。双方终于在对等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第一个中俄条约——《尼布楚条约》，确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中俄东段边界。索额图先后两次参加平定准噶尔之役。康熙四十年以年老休致。后在清朝宫廷斗争中依附皇太子胤礽。四十二年，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的罪名交宗人府拘禁，不久死于禁所。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其真实含意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权势相侔，互相仇轧”。康熙帝回京后，于四十二年（1703）将索额图处死。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据礼亲王昭梿说：索额图在狱中时，曾有“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索额图的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同祖子孙都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康熙帝对索额图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军政大事，除与沙俄在尼布楚的谈判外，全面给予否定，并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康熙四十年，索额图以年老乞求退休，是年皇帝巡视河南，皇太子随行病在了山东德州，康熙命索额图前往侍奉，太子病愈后皇帝发现了太子与索额图密谋篡位的证据，于是命宗人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以清朝第一罪人之名将索额图拘禁，不久便死于狱中。这是索额图死因的一种说法，另一种新说在海淀尚有其不同版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海淀区温泉乡太舟坞村发生了一件新鲜事，这一年夏天，一场暴雨过后，在村边一片洼地上突然开出了千万朵彩荷，荷叶碧绿，花大如斗，一时传遍京西大地，不少人前往观荷，这片荷花从何而来？还要从索额图说起。当年太舟坞村边曾有索家别墅一座，夏日避暑，冬天狩猎。传说有一年索额图在市内府中无故射杀了一名仆人，这名仆人的父亲是皇帝身旁的一位侍卫，乘随侍康熙的时候，奏明了索额图的罪状，这下正适合了皇帝想除掉索额图的心意，因为索额图纵容皇太子胡作非为，久怀篡位之心，今日正中下怀，当即命宗人府派兵速到海淀西山脚下太舟坞村捉拿索额图。当宗人府的兵马到太舟坞那天，正值数九寒天，索额图此刻正在妻妾们的陪伴下饮酒作乐，吃着满族传统美食涮羊肉，为了显示其富可敌国，他涮肉的火锅乃用纯金打造，当众兵丁拥入时，索额图为了顽抗，一脚踢飞了盛有滚热开水的火锅，火锅顺势落入了院中的荷花池里。最后索额图寡不敌众，终被擒获押赶京城而去。太舟坞附近的乡邻早就对索额图恨之入骨，官兵刚走便闯进了索额图的院内，为寻找金火锅，把个荷花池全部翻了个遍，随手拿走了院中值钱的东西，并把索额图别墅顷刻夷为了平地，从此这里成了一片长满荒草的河滩。两百多年过去了，正好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雨水充足，沉睡地下多年的古莲子终于开花了，才有了这百年不遇的奇观。索额图死后，一说葬在了西直门外的索家坟。另一种说法是索额图以附逆谋反之名逮捕下狱的，以其忤逆的身份是不能埋入祖茔的，只好另择茔地，最后选在了海淀西北旺镇的唐家岭村。直到北京解放前，唐家岭村不仅埋葬着索额图，村中还有索家的家庙一座，其旧址当在唐家岭村北。虽然索家的踪迹在唐家岭村已难找到，但关于索额图的传说还一直在流传着。

 明珠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康熙六年（1667）

    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

    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

    康熙朝重要权臣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但是，由于他在从政晚期，被康熙帝罢相，导致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湮没不详。还有，因其子纳兰性德享誉文坛，常被人指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那么明珠似乎就是“贾政”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从史料中逐一理清，还原一个真实的“明珠”形象。

    出身与发迹之谜

    北京西郊有一块《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今职。”所谓今职，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从履历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于是，人们不禁会问：明珠究竟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他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明珠此举实为其老谋深算中的一种失误，此事与康熙王朝中大多不符！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三大功绩之一---平定三藩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三大功绩之二---收复台湾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三大功绩之三---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提出治黄河方案：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引水入海，又筑高家堰堤岸，修整黄河两堤。康熙帝征求明珠意见？他回答说：“臣等意谓，最宜修治，但钱粮陆续给与，似为有益。”十一月，在会议治河时，为防止海水倒灌，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则主张开浚故道。明珠赞成靳辅治河方案，上奏：“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能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认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训《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以后康熙帝听信汤斌所言，赞成于成龙治河方案，而靳辅主张未能施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被劾与靳辅结党。靳辅被免职离任。

    对俄交涉

    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

    为官之术与失势

    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

    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曾经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

    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山东人，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作主有何不可！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交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一）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使，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错误之处，同官莫敢驳正。皇帝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帝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书写，则保举张汧原属指使，于此可见矣！（二）凡奉谕旨，获得好评，明珠便说：“由我力荐”；或不称旨，便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任意附会，市恩立威，因而结党，挟取货贿。他每日奏事完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语片刻。皇帝意图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三）明珠连结党羽，满人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心腹。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国柱更为囊橐，唯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四）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所以督抚等官愈事朘剥，小民重困。今皇帝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六）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帝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初议开浚下河道时，他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当见皇帝欲行另委他人，则以于成龙方蒙信任，举山必当旨。于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及靳辅张大其事，与于成龙意见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靳辅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七）科道官有内升或出差的，明珠、余国柱都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送阅览，因此言官多受其牵制。（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则用柔然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明珠下场

    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明珠之贪渎和跋扈，从某种程度言之，是康熙帝放任的结果，康熙帝允许明珠党发展，也是出于牵制索额图党的需要。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但不久之后又让他担任内阁大臣，依旧留在自己身边。

    康熙二十九年

    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十五日，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清史稿列传五十六》明珠，字端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孙。父尼雅哈，当太祖灭叶赫，来降，授佐领。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擢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七年，命阅淮、扬河工，议复兴化白驹场旧闸，凿黄河北岸引河。旋授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十一年，迁兵部尚书。十二年，上幸南苑，阅八旗甲兵於晾鹰台。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及期，军容整肃，上嘉其能，因著为令。康熙初，南疆大定，留重兵镇之：吴三桂云南，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福建。十馀年，渐跋扈，三桂尤骄纵。可喜亦忧之，疏请撤藩，归老海城。精忠、三桂继请。上召诸大臣询方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明珠和之。诸大臣皆默然。上曰：“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下诏许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时争咎建议者，索额图请诛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明珠由是称上旨。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屡充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迨三叛既平，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且曰：“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佛伦、余国柱其党也，援引致高位。靳辅督南河，主筑堤束水，下游不濬自通。于成龙等议濬下游，与异议。辅兴屯田，议者谓不便於民，多不右辅，明珠独是其议。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迨得罪按治，恐累举者，傅轻比，上谕斥，始定。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於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事具德格勒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徵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於前，众附和於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於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未几，授内大臣。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明珠自罢政后，虽权势未替，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复柄用。四十七年，卒。

 熊赐履

    熊赐履(1635-1709)，清代大臣、学者。字敬修，一字青岳。孝感人。别号愚斋，现孝感市闵集乡人，世籍南昌。

    明洪武中，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者。顺治十五年进士，选为庶吉士，任职检讨，迁任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以直言论事著称于时。康熙初，他疏陈时弊，为权臣鳌拜所忌。康熙七年(1668年)，任秘书院侍读学士，又上书论政，指出政有积习，国存隐忧，又为敖拜所忌。九年，升为国史院学士，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十四年，清圣祖嘉称他的才干，迁官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他因票拟(内阁接到奏章后，用小票写所拟批答，再由皇帝朱笔批出)有误而图隐瞒，被免官，寄居江宁。二十七年复起为礼部尚书，奉命往江南审讯疑狱后，调吏部。适值河督蕲辅请求豁免近河民田额赋，他奉命前往核实，奏免了高邮、山阴等三十县三千七百多顷的额赋。三十八年，任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曾四任会试正考官，并任修撰《圣训》、《平定朔漠方略》、《实录》、《方略》、《明史》的总裁官。四十二年，辞去朝政机务，留京师充任顾问。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文端。治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曾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以加强思想统治。著有《经义斋集》十八卷、《闲道录》三卷、《学统》五十六卷、《学辨》、《学规》、《学余》、《下学堂札记》三卷、《澡修堂集》十六卷传于世。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十六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六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二十九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四十五年回到江宁。四十八年八月卒，谥“文端”。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典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康熙六年，圣祖诏求直言。时辅臣鼇拜专政，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得不贪。此又理势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督抚得人，守令亦得人矣。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则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今朝廷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国家章程法度，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於其中。乞敕议政王等详议制度，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曰，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讬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乞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司员。宰执尽心献纳，勿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勿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箴日肃而士气日奋矣。一曰，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泛滥於百家，沉沦於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於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风俗极其僣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诏内外臣民，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则贪风自息、民俗渐醇矣。虽然，犹非本计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毋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於是考诸六经之文，监於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端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佞幸不置於前，声色不御於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目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鼇拜恶之，请治以妄言罪，上勿许。七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叠见，正宵旰忧勤、彻悬减膳之日，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乞时御便殿，接见群臣，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庶几转咎徵为休徵。”疏入，鼇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八年，鼇拜败，命康亲王杰书等鞫治，以鼇拜衔赐履，意图倾害，为罪状之一。方鼇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内阁，设翰林院，更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十四年，谕奖其才能清慎，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谒，召入对，御书经义斋榜以赐。二十七年，起礼部尚书。未几，以母忧去。二十八年，上复南巡，赏赉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经筵。命往江南谳狱，调吏部。会河督靳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命赐履会勘。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三十四年，弟编修赐瓒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龚翔麟遂劾吏部铨除州县以意高下，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下都察院议，赐履与尚书库勒纳，侍郎赵士麟、彭孙遹当降官，上不问，赐瓒亦获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四十五年，乞归江宁。比行，召入讲论累日。赐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张烦费，惟上留意，上颔之，给传遣官护归。四十六年，上阅河，幸江宁，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礼部遣官视丧，赐赙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谕吏部召其二子志契、志夔诣京师，皆尚幼，复谕赐履僚属门生醵金佽之。 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著闲道录，尝进上，命备省览。雍正间，祀贤良祠。

 周培公

    周培公，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人物，文武兼备，刚正毅勇，才智过人，恪尽职守，深谙治世之策，深得为人之道，是康熙身边的重要谋臣之一。平定察哈尔和吴三桂叛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挽大清于危难之中。

    周培公，汉族，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麻城镇官堰村人。康熙年间刊刻的《先贤诗佩》卷五记载：周昌，字培公，宛城人。父早丧。先生娠甫十岁，李自成寇荆郢间，母孙夫人殉难死，先生落魄无依。为州卒小吏，旋附显者入都门，充内阁供奉。康熙丙辰，固原提督王辅臣叛，先生进谋曰：“关陕天下之脊也，吴逆（三桂）不从川据陕而恋栈常岳间，诚出下策。今辅臣举足轻重，实系天下安危。虽因一时激变通吴、耿（精忠）二逆而心念国恩，犹盲之不忘乎视，痿之不忘乎起也。倘得能言士谕之，必复降。

    《清史稿》清楚地记载了周培公“说降”之事。1674年（康熙十三年）腊月，吴三桂等“三藩”起事谋反，策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北方反叛呼应。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动叛变后，吴三桂曾试图应援、打通与耿、王的联络，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军的包围圈。康熙看清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毫不迟缓地派出大军，从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剿耿、王叛军。当时的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又近京师；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王辅臣的叛军，因此，康熙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西部战场，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1676年（康熙十五年）康熙任命图海为大将军，统辖陕甘征讨大军。王辅臣拥兵自重，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将都有点怕他，不敢轻易进兵，他也没把清兵放在眼里，对10万清军围困毫无惧色，目空一切。图海一到平凉，诸将勇气顿增，纷纷请命攻城。周培公向图海上取平凉策，被召为幕僚，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脊梁，吴三桂这次造反不及时从云南取道四川进取陕西，而盘踞在湘鄂之间与荆襄官兵对峙，实在太不会算计。现在，王辅臣起来造反，举足轻重，但他的反叛，是情势所逼和舍不得高官厚禄，这好比白内障患者渴望重见光明，又恰似半身不遂者企求站立行走。如果朝廷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前去劝诫，王辅臣必然会悬崖勒马，投降朝廷。这样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与他们硬碰硬了。图海闻周培公之言，正中下怀，可是眼前并无合适的人可派。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周培公奶娘龚嬷嬷的儿子）与周均是同乡，曾屡劝王辅臣归降，王举棋不定。他们设法将内部情况写成文字，用蜡丸封闭，密送周培公。周培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冒死进城劝降，说：“往而魁，公受其福，往而不继，昌受其祸。”意思是说：如果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的福份；如果遭到不测，自己则死而无怨。

    周培公领旨出京，单枪匹马进入王辅臣军营。周培公七进七出，终于说服王辅臣。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听从了周培公的劝告，便派手下一副将随周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投降。图海派人驰报京城，康熙欣喜，颁发大赦令。次日，图海命周培公携带皇帝赦诏，再次进城抚慰。王辅臣派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名册，其子王继贞及总兵等上缴吴三桂投递的函札及“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接受清廷招抚。

    平定王辅臣陕甘叛乱，不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朝廷对参战的汉将分别论功行赏，委以重任，多方鼓励和奖赏，使他们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周培公对奖赏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望皇上能为母请旌。图海奏请康熙皇帝升任周培公为山东登莱道，并对周培公母亲孙氏予以嘉封。1676年（康熙十五年），朝廷诰封其母孙氏为贞烈恭人，加赠夫人衔。其父封赠为朝烈大夫，加赠中奉大夫衔。康熙皇帝还亲自御笔为孙氏撰写祭文，规定了祭祀规格，命布政司堂上官分守武昌道参政吴毓珍办理。周培公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山东任职，因与总兵官意见不合，难以继续共事，仅在任三年，便辞官回到荆门家乡。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葛尔丹率众叛清。赋闲在家的周培公仍不时关注朝廷政事，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呈”送到京城，亦被康熙皇帝采纳，任命周培公为盛京（今沈阳）提督，负责戍边，1701年（康熙四十年），卒于任上。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十一年

    （1672年）九月初九日生于北京。幼承家教，并相继受业于同乡倪伯醇和宜兴唐起裁等先

    生。10岁能诵《尚书》、《毛诗》。16岁回乡应童子试，被拔置县学第六名。17岁与大司

    寇谥端恪公第六女姚氏结婚。26岁（康熙三十六年）抵京参加会试，因父奉命为总裁官

    而回避不与试。

    康熙三十九年，张廷玉中进士。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四十二年，“蒙御试清

    书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同年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次年四月，侍直南

    书房，五月任《御选物诗》、《佩文韵府》二书纂修官，十二月任日讲起居注。

    康熙四十四年以后，多次随从康熙南巡阅视河工、出口避暑及巡行蒙古诸部落等，

    “抱书珥笔”，与康熙相去咫尺。

    康熙五十一年，授司经局洗马，掌管局事兼翰林院修撰。康熙五十五年，授内阁学

    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五十八年，受命领修《骈字类编》，历7年而书成。康熙五十九年五

    月，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内阁批本，任后“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每

    有重案，必披情愫以商榷。”该年冬，山东盐贩王美公等聚众劫夺盐店富户，又有青州生

    员鞠士林倡言异教，招集人数甚多，巡抚李树德下令捕缉，被捕者150多人。奏到之日，

    康熙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会同抚镇严审治罪。次年二月初三

    日，张廷玉等奉命出都。张廷玉“私心惴惴，几废寝食，以不称任使为惧。且同事二公

    皆为初交，未曾共事，恐有意见参差猜疑掣肘之患，一路同行，以诚信结之，渐知张廷

    玉之心迹矣。抵东后，穷日夜之力检阅卷案，因于大庭广众谓同事诸公曰，‘此盗案非叛

    案也’。”即一一研究，作盗案归结，戮为首者7人，戍35人，无辜牵连者释放。六月授

    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士。

    雍正帝即位，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十二

    月提升礼部尚书，充《世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说：“汝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

    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今应纂修《实录》之任，纪载详确，惟

    汝是赖。”雍正元年（1723年），复命直南书房，与朱轼、徐元梦、嵇曾筠为诸皇子师傅。四月

    为顺天乡试主考官。此时张廷玉子弟数人及长婿姚孔在京乡试，张廷玉奏请一体回避。

    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学院学士事。九月调户

    部尚书。十月殿试，开列读卷官，张廷玉以子弟应试例不列名，雍正帝不允，仍著读卷。

    张廷玉遂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将前10卷进呈御览。雍正帝阅至第五卷，

    大为嘉赏并要拔置一甲。张廷玉以该卷为弟张廷珩卷恳辞不可，雍正帝点头命置二甲第

    一。次日授张廷珩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该科张廷、张若涵被授为庶吉士。一门

    三人同科入选，相传为科举未有之盛事。同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9·

    雍正二年正月，条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事。略言：浙江衢州军府、江西广信

    等府与福建连界，江西赣州等府又与广东连界。福建、广东无籍与流移失业者，入山垦

    种，搭棚居住，人数日多，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江浙督抚查明情况严加约束，秉

    公拣选才能操守兼优之员，保题补授，并取具五家连环互结及严行保甲之法，不时稽查，

    以维护治安。雍正帝阅后，下督抚议行。五月张廷玉为《大清会典》总裁官。雍正三年

    二月，任《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总裁官。三月，雍正帝躬耕籍田，张廷玉以大司农从

    耕。雍正四年，实授内阁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吏部奏请兼衔，

    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是年三月，充《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雍正五年十

    月，晋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帝谓其“身兼数职，夙夜在公”。雍正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

    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雍正七年，加少保。

    雍正八年因西北用兵，雍正帝命设军机房，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

    领其事。后改称办理军机处。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

    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从此内阁权移至军机

    处，大学士必任军机大臣才能参预政事，每日奉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雍正十一年三月殿试，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卷获一甲第三，张廷玉固辞不允。雍正帝闲论旧事时说：“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为人外和平而

    内方正，足办国家大事。”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皇帝病危，张廷玉与庄亲王大学士鄂尔

    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赐爵三等子，

    以张廷玉之子张若霭承袭。

    乾隆元年（1736年），奉命为皇子师，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皇帝亲谒景陵，

    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每次巡幸，总是留张廷玉总理事务。乾隆二年十

    一月，辞总理事务，晋爵三等伯，仍以张若霭袭。后命自兼，不必令张若霭袭。乾隆四

    年五月，加太保。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以老病乞休，力言当退。乾隆帝执意坚留，严词拒归，又

    命举所谕宣告朝列，且允张廷玉解去兼管吏部职，如此，张廷玉不敢言去。然而张廷玉

    确实老病。乾隆十四年正月，命按照宋代文彦博例，张廷玉可以10日一次至都堂议事，

    四、五日一次入内廷备顾问。同年冬，张廷玉请求暂归养病，乾隆帝命解所兼领监修、总

    裁诸职，并令军机大臣前往探望。张廷玉说：“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

    上南巡，当于江宁迎驾。”乾隆帝乃让张廷玉辞官，命待明年春天舟行回乡，并制诗3章

    赐张廷玉。张廷玉入谢说：“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

    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乾隆帝意不悦，但仍为颁手诏，申世

    宗成命，且以诗示意，依明代刘基例，乞休后仍配享。次日，张廷玉遣子张若澄入谢。乾

    隆帝怒其不亲至，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接旨，汪由敦为请宽恕，未能得允。

    又次日，张廷玉亲谢，乾隆帝责汪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张廷玉官爵及罢配享。

    诏许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退休，仍配享。乾隆十五年二月，皇长子死，方初祭，张廷

    玉请南归，乾隆帝更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张廷玉疏请

    罢配享治罪。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旋归。后又以四川学政编修朱

    荃坐罪，命张廷玉尽缴历年颁赐诸物。朱荃为张廷玉姻家，张廷玉曾荐举过他。乾隆二

    ·10·

    十年三月二十日，卒于里第，84岁葬于龙眠山。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

    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居官50年，长词林27年，主揆席24年，赞画军国大政难于数计，无声色玩

    好之嗜，性情淡泊。著有：《传经堂集》、《焚馀集》、《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载赓集》、

    《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另有疏稿等若干卷。

    张廷玉有4子3女。长子张若霭，字晴岚，善书画。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

    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年间，屡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十一年，随

    从乾隆帝西巡，感染疾病，归京后去世。次子张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

    士，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亦工画。三子张若淑，荫封员外郎。四子张若，字

    圣泉，历官刑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云南江知府、太仆少卿、侍郎、兵部尚书等，

    历工、刑、户诸部，卒于嘉庆七年（1802年）。赠太子少保，谥勤恪。

 图海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图海自笔帖式历国史院侍读。世祖尝幸南苑，负宝从，顾其举止，以为非常人。擢内秘书院学士，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与大学士巴哈纳等同订律例。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两家奴斗於市，谳失实，坐欺罔，免死，削职。世祖崩，遗命起用。圣祖即位，授正黄旗满洲都统。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式历国史院侍读。世祖尝幸南苑，负宝从，顾其举止，以为非常人。擢内秘书院学士，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与大学士巴哈纳等同订律例。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两家奴斗於市，谳失实，坐欺罔，免死，削职。世祖崩，遗命起用。圣祖即位，授正黄旗满洲都统。李自成馀众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啸聚郧、襄间。康熙二年，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副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将禁旅，会湖广、四川诸军讨之，屡破贼。未几，郝摇旗为副都统杜敏所擒，刘体纯亦破灭，惟李来亨据茅麓山，恃险负固，图海围之，绝其外援。来亨穷蹙，自焚死，其下以众降。执斩明新乐王及所署置官属，俘三千馀以还。六年，复为弘文院大学士，进一等阿达哈哈番。顷之，以兼都统乞解机务，不许。九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请老。七月，吴三桂继之，实探朝旨。廷议移籓状，莫洛、米思翰、明珠等皆主如所请，惟图海持不可。上意决，遂黜图海议。三桂既反，命摄户部，理饷运。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劫其父阿布柰以叛。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副之，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於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馀。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师还，圣祖御南苑大红门，行郊劳礼。叙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三桂，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督诸军攻之，久未下。三桂遣王屏籓、吴之茂等犯秦、陇，欲与平凉合。十五年，以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八旗每佐领出护军二名，率以往。临发，上御太和殿赐敕印，命诸军咸听节制。既至，明赏罚，申约束。诸将请乘势攻城，图海宣言曰：“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今奉天威讨叛竖，无虑不克。顾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当体圣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城中闻者，莫不感泣，思自拔。五月，夺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凉城北，高数十仞，贼守以精兵，通饷道。图海曰：“此平凉咽喉也。”率兵仰攻，贼万馀列火器以拒师。图海令兵更迭进，自巳至午，战益力，遂夺而据之，发大炮攻城，城人汹惧。图海用幕客周昌策，招辅臣降。昌，字培公，荆门诸生。好奇计。佐振武将军吴丹有劳，以七品官录用。图海次潼关，以策干之，客诸幕。辅臣所署置总兵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皆昌乡人，屡劝辅臣反正，以蜡丸告昌，昌白图海。图海即令昌入城谕降，辅臣遣其将从昌出谒，图海闻上，上许之。乃假昌参议道，赉诏往抚。辅臣使荣遇上军民册，子继贞缴三桂所授敕印，顾犹观望，复命昌偕兄子保定谕之，乃剃发降。因令吴丹入城抚定。吴之茂闻平凉下，自秦州遁，遣将军佛尼勒败之於牡丹园，又败之於西和县北山。将军穆占进攻王屏籓於乐门，败贼於红崖，复礼县。辅臣所署置巡抚陈彭，总兵周养民、王好问等相继降。秦地略定。叙功，进三等公，世袭。图海疏请遣兵赴湖广，会征三桂，上命图海亲率精锐以行。图海疏陈陕西初定、反侧未安状，乃授穆占征南将军，率满洲兵及平凉降卒往，图海仍留镇。时平凉、庆阳虽下，汉中、兴安犹为贼据。图海奏调绿旗兵，期明年正月檄提督孙思克赴秦州，赵良栋赴凤翔，与张勇、王进宝会师进取，勇等谓须俟夏秋。上虑克汉中、兴安转饷难，令守诸要隘，分兵赴荆州攻三桂。十六年，图海招抚韩城等县伪官，又遣兵逼礼县、益门，先后败贼五盘山、乔家山、塘坊庙、芭蕉园、沙窝诸处，复塔什堡。十七年，复疏请分兵下汉中、兴安，上密谕止之。将军佛尼勒等又败贼牛头山香泉，四川总督周有德亦败贼秦岭，复潼关堡五寨。庆阳贼袁本秀受三桂札，谋乱。图海发庆阳、宜君、延安三营兵，会王进宝讨平之，斩本秀卫远沟。顷之，入觐。十八年，还镇。湖南、广西平。上命亟攻宝鸡，规取汉中、兴安，定四川。图海乃厉师攻益门镇，破之。会贼毁偏桥，兵不得进，状闻，诏严责。乃决策期分四路：图海亲率将军佛尼勒等趋兴安，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屯旧县关；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自略阳进，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西河；将军王进宝、总兵官费雅达自栈道进，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宝鸡；提督赵良栋自徽县进。十月，师次镇安，分兵为二队，进败三桂将王遇隆，渡乾玉河，夺梁河关。三桂将韩晋卿遁。进宝亦复汉中。良栋复徽县、略阳。毕力克图复成县，又复阶州，遣参将康调元复文县。於是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竹山、竹溪、上津诸县皆下。兴安既克，图海统大军之半屯凤翔，寻移汉中，护诸军饷。会降将谭洪复叛，陕西总督哈占溯江讨之，诏图海遥为声援。二十年，以疾徵还。卒，谥文襄。太宗实录成，赠少保兼太子太傅。雍正初，追赠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子诺敏，袭爵，历刑、礼二部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诺敏子马尔赛，自有传。周昌初入城，自陈父明季死流寇，母孙剜目破面触棺死，原捐躯表母烈。及辅臣降，图海以闻。上命旌其母，遣官致祭，授昌布政使参政。昌复参蔡毓荣军事，事平，授山东登莱道，摄布政使，以与总兵互讦罢。昌既罢，犹喜言兵。噶尔丹扰边，数上书当事陈利害。后卒於家。

 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为清代名臣。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少有大志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治乱世，用重典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升任知州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治盗省讼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平定“山东之乱”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薪俸救民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重审“通海”案件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生活简朴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逝世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后有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后人又称他为“小于成龙”。于成龙，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滦州知州。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十八年，迁通州知州。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着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超擢安徽按察使。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辅请于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于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成龙对：“弭盗为先。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于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于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于法。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上罢辅，代以王新命。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三十四年，命复官。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曹寅

    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文学家，号荔轩，又号楝亭，先世为汉族，原籍奉天辽阳（今辽宁）。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正白旗，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曹寅是小说家曹雪芹的祖父。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一说曾做过康熙伴读，曹寅与康熙这对少年君臣在幼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曹寅一生深得康熙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与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凡四次。康熙后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时康熙特赐奎宁，并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药未到，曹寅已卒。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通诗词，晓音律，主编《全唐诗》，有《楝亭诗抄八卷》、《诗抄别集四卷》、《词抄一卷》、《词抄别集一卷》、《文抄一卷》传世。一说戏曲《虎口余生》与《续琵琶》为曹寅所著。原配顾氏，早卒，后娶李煦父李士祯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

    况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康熙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曹玺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继子曹盍谓织造近40年。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罟坦矗尤瘟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就在曹寅去世的当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其于二月进京述职，携长子曹颙南返。曹寅去后，康熙命曹颙任江宁织造，至卒，康熙又命其弟曹罴倘巍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钫庖槐玻褪柙丁5诵矶唷？滴踉魅范圆茴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钔锨仿羧瞬蔚囊剑谖窀嗲肟滴酰狭罾铎恪2茴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钭陨淼目骺丈形床雇辏衷黾恿瞬芤帕舻目骺眨缓枚喾角笕送腥恕s赫乐褂腥讼呕g谜┎茴，特地在曹畹那氚舱凵闲戳搜洗逝铮郝遗苊怕罚唤崴耍荒芡侠圩约海狗研乃剂ζ蚧鍪埽恢饕庖枚ǎ卜质丶海灰依矗裨蚧惦廾鸵刂卮Ψ郑淄跻簿炔涣四悖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睢奥遗苊怕贰笔鞘植宦模谴幼芴迳侠纯矗赫实刍故浅鲇诤靡獾摹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近日，市档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青岛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昨天向记者解读了这三部古籍巨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当年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全唐诗》开刻时间问题一直有争论，而清宫扬州御档的解密，使这个历史疑团迎刃而解。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另从其他档案资料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曹寅何时何因去世？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4月22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时身故。”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全唐文》为何称“扬州官本”？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

    既为电视剧中魏东亭的原型。

 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40），字澹人，号江村。清代著名学者。今匡堰镇高家村人。家贫，在朝廷以打杂为生，后在詹事府做记录官。康熙十五年迁内阁中书，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高士奇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评析书画，极得信任。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晚年又特授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死后，被封谥号文恪。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高士奇（1645~1703。8。12）字澹人，号江村，谥文恪。顺治二年（1645）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祖上于“靖康之难”时，自汴京（开封）南迁而至。顺治十八年（1661）入籍钱塘（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康熙三年（1664）随父古生公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遂以卖文自给。康熙八年入太学，得以初觐康熙，皇上喜其一手“王字”，好其理学文章，钦赐拨取，记名翰林院供奉。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进入皇宫大院。

    康熙对亲政后自认的并非两榜出身的老师高士奇，却总是那么情意绵绵，念念不忘，充满着真挚的关爱呵护，是史所罕见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高士奇第一次在籍赋闲。康熙于四月十六日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为前大病，后赖此药复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七月，赐高士奇御扇一把，上有御制诗一首：“故人已久别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呤诗每念白云篇。”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赋闲。赐御制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赐高士奇“忠孝节义”的御篇一幅。同年，康熙第四次南巡。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竹窗”相赐。康熙四十年八（1701）康熙赐高士奇联一对，上御书：“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擢升高士奇为礼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为由未上京赴任。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第五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谁安接驾，随康熙巡视江南。南巡后，高士奇又随驾入京。第三次居寓于大内直庐。二月后回平，六月三十日在籍病故。康熙四十三年（1704）正月，康熙谕祭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士奇一道。遣浙江等处承先布政使加三级郎廷极为代天御祭的钦差。康熙亲制悼词，并御书悼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赐谥号文恪。

    高士奇就这样在康熙的钦赐御祭中为一生画上了句号。回顾他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是从考入太学才踏进仕途，凭的是自身的才学。他平生所受的皇恩钦赐，其荣耀实在令人羡慕。《雍正正朝》中，一幅康熙御书的匾额，就镇住了敢作敢为的四阿哥胤禛，《铁嘴钢牙纪晓岚》中，一把乾隆御扇就宛如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虽然，今天的电视剧是决不能把它看作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此类情节里所反映的皇权的威慑，却就是历史的事实。因此，这不难看到康熙对高士奇的器重和笃信。既然康熙对高士奇如此器重和笃信，那高士奇为什么要二度辞官归田？那他为什么授其礼部侍郎却偏偏要推故而不去赴任呢？这莫非是因为郭琇的弹劾。说不是也就不是。其实，高士奇并不惧怕郭琇的弹劾。高士奇自康熙八年入太学，以记翰林院供奉起，至康熙四十二年未赴任的礼部侍郎止。不曾放过地方官，也不曾在京畿直隶执掌过实权。无鸡焉能生蛋？无米岂可煮饭？所以，对于“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这究竟从何说起？郭琇的弹劾听来铮铮有词，实质不过是耸人听闻罢了。康熙对此弹劾不予理会，高士奇原本可以听之任之。当然，要说是也就是。为只为当时的时代背景错纵复杂，犬牙交错。不仅满汉矛盾尖锐，而且太子与阿哥党的斗争日趋激烈。高士奇怎能不明白“木秀于林，风必吹之”的道理？高士奇岂会不曾读过王充用三十年心血写成的《论衡》？书中“累害第二”篇里指出，因嫉妒而生的毁谤，归纳为“三累”和“三害，”最终结论是：“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因此，郭琇的弹劾造就了高士奇激流勇退的理由。说到毁谤，其基础就是谎言。在谎言面前，别说一个处于动乱年代的臣子高士奇，就是在伊朗历史上的一代霸主——大流士，他威征四野，睥睨天下，可是他也害怕谎言，甚至把谎客列在干旱之前，居然成了他最害怕的东西。高士奇一个文弱书生，只能对谎言望而生畏。谎言果然可怕，可误解和曲解也常给人带来伤害。后世有的史学界人士，把高士奇贬义地称为宠臣，甚至是幸臣。我真为他们的历史识见而深感遗憾，难道他们不领会“不知其人，但观其友”的含义？难道他们把史所公认的千古一帝，一代英主康熙，只是视其为隋之炀帝。宋之徽宗了。那末高士奇的一生究竟有什么功勋和业绩？为什么康熙要对他如此超乎常例的器重，关爱和高度评价？真的，也许谁也不可能有根有据地说个明白。看来人们只能从高士奇伴随康熙的二十余年中去推测，这二十余年间是康熙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康熙他——除鳌拜，止圈地，举恩科（博学鸿词科）治黄河，设书房（南书房）平三藩、收台湾、祭孔子、谒孝陵、开海禁、建洋行、抗沙俄、编史书，征噶逆等等。正是这一系列治政方略，才开启了“康乾盛世。”常伴随康熙身边，有几年甚至是朝夕相处的高士奇，自然是倾注了几多心血。是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康熙领高士奇游畅春苑，过观澜榭时，上日：“尔尚能记此地否？”高士奇答：“尚忆创造大略。”这有如偈语般的问答，使天机稍稍露白。人世间每每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玄义。高士奇一生的功勋和业绩，大概也归属于此间。高士奇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得康熙的知遇。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可高士奇受到了康熙御赐的印玺“忠孝之家”(此印在平湖市博物馆)。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高士奇即使在籍赋闲，还不时使日理万机的康熙的思念。称其为“故人”，揣摩其“气相”。确实，有谁能会比他更幸运呀！高士奇的一生也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古人有言人生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对于高士奇来说，这人生的三大悲哀，他全领受了。确实，有谁会比他更不幸呀！

    ［清］（一六四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六四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钱塘。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恪。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工，书，尤善锺、王小楷。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有清吟堂全集。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高士奇(1645-1703)清朝大臣、史学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澹人，号江村、全祖。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后迁詹事府少詹事。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

    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意思十分明显。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可见康熙与高士奇之间情感是多么的笃诚。三十八年(1699年)已卯三月，康熙又赐高士奇“忠孝节义”匾。这“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实际是对郭琇弹劾的四大可诛之罪的最好答复。四十年八月，康熙又赐高士奇联一对：“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这是一代英主康熙对高士奇的一生评价。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康熙授高士奇礼部侍郎、二品官，高士奇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癸未春，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康熙皇帝还曾为高士奇在杭州的私宅——西溪山庄——赐字“竹窗”。南巡后，士奇又随驾入京，三月十七日至畅春苑，即住进内直。二十一日，康熙对高士奇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康熙一整天陪伴高士奇游览皇宫内园各式景点，正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写道：“是日所经，即内待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康熙对高士奇最难能可贵的是四月十七日，他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的评价说得好：“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可见，他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学者。三百多年来，除了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外，不少野史也把高士奇当作贪得无厌的佞臣这是不足为奇的。笔者认为缺少确实的依据。对高士奇的评价，笔者认为，康熙是历史上人们肯定的英主，高士奇是他的内臣，并不是外官，郭琇所以弹劾徐、高、王三家，实际上是太平盛世中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反映。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未对高士奇论罪。高士奇的离京，是康熙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因此，高士奇解任回乡，康熙还是念念不忘，当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时，康熙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命阖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人人哀伤，这在封建王朝“伴君如伴虎”的年代里，有如此激动的场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高士奇从北京回来，就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六月十五月完稿并写了跋。可是，仅过半个月，三十日，他就病逝了。应该说，高士奇带着康熙对他的信任与他对康熙的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高士奇是一生效忠于康熙的官吏，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决不是郭琇等人所说的“国之一路蠹，民之贼”。正因为如此，在高士奇病故后，康熙赐谥号文恪，意思是：一个谨慎守规章的文人。

 李光地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开漳先锋，辅胜将军李伯瑶之后。其祖系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渡东村人。后其祖经风水大师黄妙应指点，将李伯瑶墓迁到渡东，并按黄妙应之说定居在湖头（其中还有段故事）。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来，战争频仍，民族矛盾尖锐，朝政腐败，水利失修，水患频繁。至康熙亲政，把“平三藩”、整治河务和漕运列为首先办理的大事。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白巾军进犯安溪，回乡守制的李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险要，力保安溪；六月，郑经军围困泉州，李光地大破郑军，赢得地方大员荐举，被从优授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这个时候，若是一般人，肯定会欣喜若狂，但李光地却上疏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所有这些都是别人故意给他让功，他接受官职的话会于心不安，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这些当然是李光地以退为进的伎俩，但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一死，李光地便立即上奏收取台湾，并建议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内大臣施琅领兵攻打。康熙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收复台湾。李光地因此为清朝立下了一大功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荐施琅率军统台有功，被擢升为掌院学士。从此李光地步步高升。三年后，因同僚诬告，被革职，降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头李氏家族万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中年父丧，“夺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熙帝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他认为治河不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变水害为水利。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亲临工地调查。由于因时因人制宜，李光地的治河实践大获成功，于是又被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为民请命，请求赦免“偷垦之罪”，允许百姓继续耕种这些田地，以体现“皇上优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风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奉命修治漳河和子牙河。他认为治河不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变水害为水利。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亲临工地调查。在治河理论上，他反对人顺水性之说，坚持让水随人意。康熙将李光地的治河思想，向黄河淮河推广，他说：“朕观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泥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方为有益。”张鹏翮提出异议，康熙帝仍然坚持“姑试用之”，用后，“河堤果然坚固”。李光地在治河实践中，因他因时因人制宜，终于获得巨大成功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日“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他还高兴地说“朕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李光地胸怀宽广，“肚里能撑船”。他当督学时，有个县令因求他办事而达不到目的，曾对李光地无礼。后来，李光地升为巡抚，这个县令吓坏了，向李光地请罪。李光地说“改了也就好了，不必再为以前的事担心。”这个县令感动极了，深深检点自己，后来为公殉职。古北口，总兵马进良，对李光地过问他的军政很不高兴。有一次，李光地在堤上行马，他故意放出群马，要吓唬李光地。李光地并不和他计较，还和他交谈，对他的成绩给予肯定，马进良终于口服心服。与李光地同岁举进士的陈梦雷，因耿精忠事下狱论斩，由于误会李光地搞鬼，他对李光地恨之入骨，写了《劾李光地疏》、《与李光地绝交书》，李光地并不怀恨，而且“疏陈西次密约状”，救了陈梦雷一命李光地还多方留意为国选拔人才，先后推荐了20多个硕学名臣，他们都成为康熙盛事的中流砥柱，为国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处于分烈日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他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连入狱的文学家方苞。江南知府陈鹏是一位清官，康熙帝南巡时，江南总督阿山乘机向陈鹏要求供奉、馈赠，增收百姓地丁银，以讨好皇上。陈鹏不理，被阿山罢官投狱，以“大不敬”罪拟判死刑。李光地为陈奏辩伸冤，陈鹏获得康熙帝赦免，被召入武英殿编书。康熙帝与李光地“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执政时期。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并列清初一氏名宦，诚非过誉。

 赖塔杰书

    赖塔杰书(？——1697年)，那穆都鲁氏，皇太极时委署前锋侍卫。辽宁人，清康熙初、中期将领，八旗正白旗督统，广州将军、杭州将军，平定三藩之乱建功；又名赖塔、努尔哈赤子、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孙，康熙族兄(堂哥)，世袭满清康亲王爷。

    &#8226；顺治元年(1644年)，败李自成于一片石，追至安肃、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8226；与多铎共同扫荡河南、陕西至南京、浙江，华北、华中大顺军及南明军(另令责成洪承畴及吴三桂扫荡华南各省南明军)。

    &#8226；事隔三十年，康熙即位，1673年三藩初乱，康熙急自满州调派正白旗督统、康亲王赖塔为广州将军。&#8226；在广州康亲王与天地会陈永华联络，侦知郑经即将派兵登陆，讬函与永华转予郑经：晓谕不可联合吴三桂，朝廷愿予郑经谈判。&#8226；1674年，赖塔改授杭州将军，以康亲王之名义，统兵二十万与耿精忠二十万兵、郑经十五万兵形成三方对峙，开始政治谈判，是为影响三藩之乱战局极大之杭州谈判。&#8226；1676年，在郑经与耿精忠于浙中山区蜈蚣岭大战方酣时，赖塔领兵即时助郑经，战胜耿部；此起耿、郑混战。&#8226；1678年，康亲王请康熙莅临江西、湖南前线视察，清军士气大振。&#8226；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归顺朝廷，赖塔收服三藩之二藩，平定东线战事，建立大功。&#8226；1681年，赖塔自广西入云南，与汉军八旗将领蔡毓荣、彰泰、赵良栋将军，攻占昆明，平定三藩之乱。

    &#8226；平定三藩，赖塔兵权已被康熙收回，康熙令赖塔改以康亲王爷之尊，晓谕郑经降清。&#8226；康亲王以“历数年平叛，师老需休养，不宜再战”说帖禀上，留于广州；康熙改派闽浙总督姚启圣接替赖塔续予郑经接洽。&#8226；陈永华逝，婿郑克臧遭逆弑，台政局遽变，郑克塽继位，姚启圣荐鹰派施琅统筹大局。

    &#8226；平定三藩，鸟尽弓藏，鉴于平西王吴三桂拥兵为乱，康熙确立“王爷不领兵”原则，要求赖塔裁撤军队。&#8226；明末清初1640年代起，清军屠川，且至三藩之乱，连年兵连祸结，川蜀十室九空，空留沃壤肥田，无人开垦。&#8226；清兵平三藩，多募集来人(今名客家人)为兵勇，1681年起天下初定，需裁减兵员，又有天地会成员居间怂恿起事，广府人(广州府、粤西居民)，与粤东来人屡有冲突，朝廷关注情势。&#8226；康亲王上奏议：遣来人入川、蜀开垦，康熙准议，来人得田，粤人得安，朝廷得治，皆大欢喜；北京邓姓大老先人，即为此时移民巴蜀。&#8226；今广州仍有康王路，为广东人民感念赖塔杰书之妙议，造福人民。

 陈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一作天裔，号省斋，秀水(今嘉兴)人，一说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清朝治河名臣。自幼不喜八股文章，年轻时攻读农田水利书籍，并到宁夏、河套等地实地考察，精研治理黄河之学。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间，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海口淤塞，运河断航，漕运受阻，大片良田沦为泽国。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语豪迈。靳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覈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过邯郸时看到陈潢的题壁诗，发现陈潢才学过人，遂礼之入幕，协助治水。陈潢为制定治河工程计划，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在治理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著名治水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远安排。在具体做法上，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为了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发明了“测水法”，把“束水攻沙”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由于陈潢等人指导有方，在他负责治河期间的黄河安然无患。康熙二十六年经靳辅保奏，授陈潢佥事道衔。此后，为了治理黄、淮两河水患，陈潢又打破自古以来“防河保运”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彻首彻尾”治理黄河、淮河意见，即在黄河、淮河上、中、下游进行“统行规划、源流并治”，未为朝廷采纳。二十七年，被人以“屯田扰民”的罪名参劾，遭撤职。不久，病死于北京。

 靳辅

    靳辅（1633～1692）清康熙时治河名臣。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

    顺治九年（1652），由官学生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十六年二月，以原官总督河道。是时河道失治，苏北地区淮溃于东，黄决于北，运涸于中，决口近百处，海口淤塞，运道断航。靳辅到任后，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上陈经理河工事宜八疏，改进前人治河方法，在近十二年的督河任上，成功地进行了几项治黄工程：先是挑下游清江浦（今江苏淮阴）至云梯关河身淤土，用“川字沟”法挖深河底；就河心取土筑两岸大堤（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二百里），用束水刷沙法治理下游，引导黄、淮入海。又疏浚自云梯关至海口百里河道，把浚、筑两事统一起来。后又于砀山毛城■，徐州王家山，睢宁峰山、龙虎山等多处建减水闸坝，平日闭闸束流，遇大涨则启闸分泄，分引黄水注洪泽湖。同时也注重徐州以上山东、河南地区黄河的治理。二十四年秋，修筑了考城、仪封、封丘、荣泽等县河堤。在治黄中，还于二十五年在清河县（今江苏淮阴）开中河，使运道北上粮船只行黄河二十里就进入中河，避开黄河之险一百八十里，提高了运输效率，又大大减少了风浪招致的损失。由于靳辅的这些措施较为得宜，黄河安流了三十余年，漕运亦安全通畅。二十七年春，靳辅为御史郭等参劾，以阻浚下河、屯田累民革职。三十一年二月，复起督河，十一月病卒。著有《靳文襄公奏疏》、《治河方略》。

    靳辅是个知人善任的官吏。他任总督时，陈潢是其得力的僚属，凡治河之事，无不向陈垂询和请教，靳辅治河十余年的成就，与陈潢的襄助是分不开的。   康熙十五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溢，砀山以东黄河两岸决口21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淹了淮、扬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到河口长三百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均遭破坏。当时康熙皇帝为了治理黄、运，于十六年调靳辅为河道总督，担起治河重任。

    靳辅到任不久，即同陈潢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也”的治河主张。一日内向康熙皇帝上了八疏，系统提出治理黄、淮、运的全面规划。为了解决当务之急，首先在清口以下至河口300里的河道内，采取“疏浚筑堤”并举的措施，把河道内所挖引河之土，用以修筑两岸大堤；又在清口开掘五道引河，疏通淮水入河的通道，然后将沿河小的口门一一堵合，再集中力量堵筑杨庄口门，从而使黄、淮并力入海，河道畅通，运道无阻。   靳辅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江苏砀山以下至睢宁间狭窄河段，因地制宜地在两岸有计划地增建许多减水坝，作异常洪水分洪之用。如遇黄、淮并涨之时，即开泄黄河北岸减水坝；若黄涨淮落则南北两岸减水坝并开，把南坝分出的黄河水，经沿程落淤澄清，均入洪泽湖，再从清口入于正河，以防黄河倒灌之虞。   为了进一步解决漕运问题，康熙二十五年靳辅在张家庄运口经骆马湖，沿黄河北堤的背河，再经宿迁、桃源，到清河仲家庄开一新河，名曰“中河”。漕船可由清口直渡北岸过仲家庄闸至张庄运口，避免黄河漕运180里之险，便利了漕船的往来。   靳辅治河继承潘季驯方法，不外“筑坝以障其狂，减水以分其势，疏浚以速其宣”。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诬告靳辅治河九年无功，被免职。康熙三十一年又复职，当年病逝。康熙三十五年江南士民为了纪念他，经皇帝允准，建祠于河畔。生前著有《治河方略》一书，为后世治河的重要参考文献。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十年，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鞬，二十鞬为一沟。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藩乱起，不果行。部议裁驿站经费，辅疏请禁差员横索、骚扰驿递，岁终节存驿站、摃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上奖辅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十六年，授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馀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辅到官，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首议疏下流，自清江浦至云梯关，於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俟黄、淮下注，新旧河合为一，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南始白洋河，北始清河县，并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百里，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不能施工；馀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濬，筑堤以束之，限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次议治上流淤垫，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为全淮会黄之所。当於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次议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至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至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种草其上。次议塞黄、淮各处决口，例用埽，费钜且不耐久；求筑土御水之法，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缚而填之，费省而工固。次议闭通济闸坝，濬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次议规画经费，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宜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预徵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约二百万。工成后，令淮、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运河经过，商货米豆石纳二分，他货物斤四分；并开武生纳监事例，如数补还。次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并严河工处分，讳决视讳盗；兼请调用官吏，工成，与原属河厅官吏并得优叙。次议工竣后，设河兵守堤，里设兵六名至二名，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疏入，下廷议，以方军兴，复举大工，役夫每日至十二万馀，召募扰民，应先择要修筑。上命辅熟筹。   十七年，辅疏言：“以驴运土，可减募夫之半；初拟二百日毕工，今改为四百日，又可减募夫之半。”河工故事，大堤谓之“遥堤”，堤内复为堤逼水，谓之“缕堤”，两堤间为横堤，谓之“格堤”。辅疏请就原估土方加筑缕堤，有馀量增格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上至徐州，视此兴筑。馀并如前议。疏入，复下廷议，允行。   上谕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辅疏言：“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缕二堤，勘有旧堤贴近河身，拟作为缕堤，其外更筑遥堤。前议用驴运土，今议改车运。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今因宿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改令二十丈外取土。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今以工费浩繁，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濬。馀俱用铁扫帚濬深河底。”下部议，从之。   是岁吴三桂死，上趣诸将帅进兵，辅欲节帑佐军，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均颇改前议，先开清口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筑堤束水。如所议施行。顾下流未大治，伏秋盛涨，水溢出堤上，复决砀山石将军庙、萧县九里沟。辅乃议设减水坝，於萧、砀、宿迁、桃源、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坝七洞，水盛藉以宣泄。辅复察清口淮、黄交会，黄涨侵灌运河，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复折向西南，亦至太平坝；改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运口距黄、淮交会处约十里，自此无淤垫之患。疏报，并议行。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乃弃深就浅，筑东西长堤二道，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至是皆出水可耕。   十八年，辅疏报，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报闻。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至是工竟，辅诣勘疏报，并言：“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潴水诸湖，逐渐涸出。臣今广为招垦，俾增赋足民，上下均利。”屯田之议自此起。   漕船自七里闸出口，行骆马湖达窑湾。夏秋盛涨，冬春水涸，重运多阻。辅议濬湖旁皂河故道，上接泇河通运。疏入，下廷议，上问诸臣意若何，左都御史魏象枢曰：“辅请大修黄河，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计一劳永逸。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今又欲别开河道，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臣等虑漕运有阻，故议从其请。”上曰：“象枢言良是。河虽开，必上流浩瀚，方免淤滞。今雨少水涸，恐未必有济。即已成诸工，亦以旱易修，岂得恃为永固耶？”十九年五月，辅丁忧，命在任守制。秋，河复决，辅疏请处分，上趣辅修筑。二十年三月，辅疏言：“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下部议，当夺官，上命戴罪督修。   二十一年五月，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给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大兴工，日役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上命从伊桑阿等往与辅议之。伊桑阿等遍勘诸工，至徐州，令辅与维雅议，辅疏言：“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断不宜有所更张，隳成功，酿后患。”伊桑阿等还京师，下廷议，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上以赔修非辅所能任，未允；又议维雅条奏，伊桑阿请召辅询之。十一月，辅入对，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皆不可行。维雅议乃寝。上命塞决口，仍动正项钱粮。二十二年四月，辅疏报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四十馀处险汛日加，并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河堤，防上流疏失。上均如所请。十二月，命复辅官。   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阅河北岸诸工，谕辅曰：“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溢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上见堤夫作苦，驻辔慰劳久之，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复视天妃闸，谕辅宜改草坝，并另设七里、太平二闸杀水势。舟过高邮，见田庐在水中，恻然愍念。遣尚书伊桑阿、萨穆哈察视海口。还跸，复阅高家堰，至清口，阅黄河南岸诸工，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复召辅入行宫慰谕，书阅河堤诗赐之。辅以上念减水淹民，因议於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於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漕船初出清口浮於河，至张庄运口，中河成，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伊桑阿等还奏，议疏濬车路、串场诸河至白驹、丁溪、草堰诸口，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仍受辅节制，奏事由辅疏报。   二十四年正月，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下廷议。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不可不熟计，命遣官与辅详议，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即令兴工。九月，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请筑考城、仪封、封丘、荥泽堤埽，下部议行。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辅谓下河地卑於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馀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疏闻，上谓取田价恐累民，未即许。   寻召辅、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成龙议开海口故道，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敌海潮。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鎯从成龙议，议不决。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从成龙议，工易成，百姓有利无害；从辅议，工难成，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至一丈，高於民居，伏秋溃决，为害不可胜言。”上颇右成龙，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勘。二十五年正月，萨穆哈等还奏，谓民间皆言濬海口无益。寻授成龙直隶巡抚，罢濬海口议。四月，召斌为尚书，入对，上复举其事以问，斌言濬海口必有益於民。上责萨穆哈、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夺官。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议濬海口，发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无成功。上曰：“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   二十六年，辅疏言：“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东即大海，濬海口似可纾水患；惟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甚卑，形如釜底，若止就此挑濬，徒增其深。淮流甚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臣以为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东北为清口，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束减水北出清口，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下河十馀万顷皆成沃产，而高、宝诸湖涸出田亩，可招民屯垦，以裕河库。”上使以辅疏示成龙，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上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会勘。佛伦等皆欲用辅议，天颜、在丰与相左。佛伦等还奏，下廷议，会太皇太后崩，议未上。   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琇、陆祖修交章论辅，琇辞连辅幕客陈潢，祖修请罢辅，至以舜殛鲧为比；天颜、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及辅阻挠开濬下河状。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语复及辅。辅入觐，亦疏讦成龙、天颜、在丰等朋比谋陷害。上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三月，上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辨，辅、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琇言辅屯田害民，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因引咎，坐罢，以王新命代，佛伦、讷、在丰、达奇纳皆左迁，天颜、吉士并夺官，陈潢亦坐谴。   时中河工初竣，上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勘，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上谕廷臣曰：“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即朕亦不惬。”因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阅工，遍察辅所缮治，孰为当改，孰为不当改，详勘具奏。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泛溜入海，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有应移改者，多守辅旧规。   十一月，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命辅偕往，请於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从之。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扈行。阅中河，上虑逼近黄河，水涨堤溃；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还京师，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二十九年，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濬北运河。上谘辅，言南旺河水尽北流，南河必水浅，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自可济运。上命偕开音布董理。   三十一年，王新命坐事罢，上曰：“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令仍为河道总督，辅以衰弱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会陕西西安、凤翔灾，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蒲州。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亲诣督运，上嘉之。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中河加筑遥堤，并增建四闸，堵塞张庄旧运口，皆前此缮治所未竟者。别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辅病剧，再疏乞解任，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调治。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子治豫，袭职。世宗以其侍父在官，知河务，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协理江南河工。

 施琅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清初著名将领。施琅降清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由于“施琅背郑降清”，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

    施琅，祖籍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施琅1651年随郑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时在南澳的郑成功见军心动摇，继续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师厦门。郑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个中诸多缘由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于郑成功处，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接着他下令杀了曾德。   施琅杀犯法亲兵曾德再次触怒了郑成功，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平定台湾，顺利招抚郑氏集团。并上疏清廷将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终于得到康熙皇帝支持。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祖国的完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人士所诟病。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

    收复台湾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6月，奉旨收复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湾本岛不战而下。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二战后于1945年光复。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1664年施琅由于建议，清朝派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预备“进攻澎湖，直捣台湾”，称为“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10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称收复台湾是为国为民尽职，对郑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

    为官之道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治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他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在施琅的治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连雅堂《台湾通史》）。首先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的记载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

    （一） 气节道德   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   首先是语境不同。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   (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   (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   (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   (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相关阐述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   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等因素有关。

    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   （1）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   （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   （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可以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   （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   （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任人唯贤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尽其用的情形。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一旦弃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这样做，“盖措置得宜，其于国家未必无少裨益也。”这也是“笼络人材，罗其尤而众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使新旧投诚，老弱者遂安处之荣，精锐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

 姚启圣

    姚启圣(1624─1684) ，字熙止，号忧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少任侠，顺治初入旗籍，举八旗乡试第一。耿精忠反，从征进讨，屡立战功，擢福建总督。施琅攻台湾，时驻厦门督饷馈运，以大量金帛瓦解郑军。

    姚启圣全家之奇特   会稽姚尚书启圣，生而倜傥，以豪闻。少客松江赵太守所，午睡大鼾，僮仆窃窥之，则雕虎也。甫冠，以诸生游通州，得权知州事，杖土豪杀之，寻弃官去。游萧山，遇二健儿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随之哭，持牵汹汹，公怒，夺佩刀杀二健儿，纵女子去。亡命，隶汉军，平台一役，公功独多。夫人何氏，亦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生长子仪，雄伟与公埒。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为之却；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以功授知县，擢部郎，出知开封府，谕以京堂用。自请效力从戎，改总兵，终云南鹤庆总兵官。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匪适然也。《鲒？"亭集》卷十五载：公生而膂力过人，广颡长髯，目有芒，如泄电，闪逼人。尝游于松江守赵君，署中午睡，鼾声甚厉，僮仆窥之，则雕虎也，大惊。性豪荡，其使金钱如泥沙。甫冠，以诸生游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杀之。寻弃官去。归而游于萧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驱二女行，一老翁随哭之，则其父也。公阳呼二卒与之语，且劝以稍与翁金，卒许诺。公出不意，夺其刀，连毙二卒，谓老翁曰：“速以而女去。”然所杀者兵，来迹捕急，遂变姓名亡命江湖间，不得已籍于奉天镶红旗下。又载：初，何夫人绝有力，不止举臼而已；公闻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长子仪，高七尺，雄伟魁岸，千夫辟易，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踯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钧，百步之外洞数札。畜壮士张黑子、钟宝、王三痴等十人，尝置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斗，无不一当百。闽人望见先锋，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从征授知县，未上，再晋秩，累官尚书刑部郎，改知河南开封府，诏以京堂用。仪以少长军问，请效力从戎，许之，不次授江南狼山总兵官，寻改湖广辰沅总兵官，终于云南鹤广总兵官。平台之役，仪已去闽。论者谓其与琅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计不出此也。   《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姚启圣平台湾之谣谶   台湾开于郑芝龙，顺治初，其子成功复往据之，时出没江海为大患。厦门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灭鸡，十亿相倚”，见者莫能测。后郑氏为姚尚书启圣所殄灭，乃知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从酉，鸡也，灭鸡，灭郑也。郑氏初起海上，尚书始生，传四世六十年，而公适为闽督，遂平台湾，执郑克？-以归。此谣谶之有验者，然亦我圣清之威德震铄，师武臣力，有以应之。   《郎潜纪闻二笔》卷12   姚启圣其人其事   初，公将授室，闻里何氏女英异有神力，其父尝设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衔其一以归，乃聘之。生子仪，年十五，力举千斤，能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踯躅不能进。   （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吴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亦反。尚可喜初不反，其子尚之信胁以反。所在响应，天下震动。公掀然笑曰：“竖子反乎，吾视若等池中蛙耳，何能为？”朝命亲王某帅禁旅讨精忠，与子仪募健儿数百赴军前，王大喜，令击紫阆山、枫桥诸贼，悉平之。授温处道佥事，益募兵自为一旅，进破石塘，夺杨梅冈，威名大振。……   公貌魁岸，长髯，目有芒，闪闪逼人。仪更雄伟，长七尺，挽弓四钧，百步外命中洞甲，结壮士钟宝、张黑子、赵二、王三痴等十人为股肱，皆勇冠三军。公自募牙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为三千人，皆标悍敢死，无不一当百。仪常帅为军锋，故所向披靡。及与国轩战，国轩大败，阵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斩首四千余级，生擒千二百人，溺死无算，虏获军资器不可胜计。国轩奔海澄，于是乘势复长泰、同安，而贼不敢复出矣。   公善招抚，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贼无义，轻叛服，啖以利即降。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公笑曰：“吾但以贼攻贼，贼亡无日矣。”然海澄濒海负险，唇齿厦门，贼因险为垒，堑重阻深，峻不可犯。金门、海盐、臭涂、澳门诸岛，艨艟相望，守甚固，相持一年不决。公以其间大治水军，请复设水师提督，而分兵绝其饷道，贼乏食日窘。会吴三桂死，其党退保云、贵，贼势益孤。其五镇将廖？+、黄靖等以数千人同日降，何逊、郑奇烈、陈士恺等各以众先后降。   《碑传集》卷15   力荐施琅谋取台湾   施琅者，故郑氏将，其叔曰施福，菜佣也，芝龙并倚任之。琅夙枭雄，为郑经所重。因一幸臣欲杀琅，琅遂来降。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公与贼相拒海澄，计非水师不能克，请复其军，因荐琅，不用。及金、厦平，中外无复以台湾为事，公独谋殄灭之。二十年正月，郑经死，子少，国内乱，因请乘机进取，复以百口保荐琅，朝廷乃使代万正色。公厚资助之，欲其相辅成功，而琅知郑氏必亡，乃密疏请独以师进。二十一年五月，将由铜山、苏尖开洋，乘南风以攻澎湖。公曰：“乘南风不如北风，盖澎湖南惟娘妈宫一澳可泊舟，使贼固守未能克，我军退将无据。若其北，澳甚多，进退俱便。澎湖一下，乘风直捣台湾，如破竹矣。且时方夏，飓风不时作，不利。”遂不果。二十二年癸亥，琅卒请留公厦门，独帅师。六月，向澎湖，国轩果守娘妈宫逆战，杀总兵朱天贵等，将士多战死。琅败，漂泊海上，不敢归。数日，飓风不作，而贼党吕韬等前密受公檄，自台湾间使招琅。琅复进，海水顿长，遂克澎湖，盖天幸也。闰六月，国轩以郑经子举台湾降。郑氏自明末蟠踞海峤，历四世六十余年，经虽败归，尚以永历纪年。至是，而明之年号始绝云。   《碑传集》卷15   降服韩大任   精忠之降也，其诸将多畏罪归经，经遂乘虚尽取兴化、邵武。而吴三桂骁将韩大任者，世所称“小淮阴”也，为三桂度岭取吉安，被围久，援兵不接，突围由赣入汀，将与经合。公曰：“是雄儿也，不可弃以资贼。”复单骑至其营，说降之。简其兵，得死士三千，厚养之，即以为亲军。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   姚启圣（1624－1683），浙江会稽人，字熙止，号忧庵，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有一次他游萧山，遇见两个兵卒抢掠一双女子，姚怒夺佩刀杀了那些健儿，把受害女子放走。康熙二年他在乡试中得了第一名，被授以广东香山县知县。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以平息。   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打台湾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   姚启圣与施琅在攻打台湾时是合作对象。据陶元藻《全浙诗话》：“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启圣）之力也。刘国轩败，澎湖凯旋，琅于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师，少保遣飞骑由内地驰报，迟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   “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姚启圣全家都有奇特之处。其夫人何氏“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其长子姚仪“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   姚启圣还是个诗人，在徐世昌编的《晚晴？诗汇》及钱仲联编《清诗纪事》中，都收了姚启圣的诗。其中有一首《视师》：“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确像一个将帅写的诗。   姚启圣自幼生长在豪富之家，但他却毫无纨绔子弟的恶习气。他聪明过人， 勤于读书，尤其是对历代清廉之士敬佩不已，常引以为楷模。姚启圣从小就   很喜欢练武，不但善于使硬弓，武艺也很高强。在清朝的顺治初年，他投笔从戎， 从此走上了军事生涯，为国立功无数，到康熙十七年时升任福建总督。   在任福建布政使时，姚启圣为了尽快平定吴三桂的叛乱，首先捐资助军，将家产 私财共五万两白银捐出，用于置办军械物资，以增强战斗力。这在当时的一、二品 高官中非常罕见，致使领兵的康亲王深为感动，在奏折中常常表彰他，为他请功。 姚启圣两年之后，终于使福建全省统一。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官员捐钱达到五百 两就记录一次，加一级。而当时吏部和兵部所列的姚启圣捐献之功，已经加到了五百级之多！ 守着万贯家财，姚启圣毫无享乐之心，而是捐献国家，不但捐出性命为国征战，还捐出 家财助战，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很少见。   为了招抚郑氏官兵，姚启圣又捐出大量财产，当时是康熙二十年，他招抚郑氏官兵已 见成效，为了安置更多的郑氏投诚官兵，他认为给俸发饷是最能得人心的，但政府支出 的军饷又不可能充分做到钱财充足，这样，姚启圣毫不犹豫地拿出家产来安置投诚过来 的官兵。后来统计表明，单单捐献银钱一项就达八万八千两，当时人们称他"用金钱如 粪土"，为了国家早日安定，人民早日过上安宁日子，毫不吝啬私人的财产。他的报国忠 心和爱护官兵的真情使投诚者大为感动，投诚的人纷纷慕名前来。   作为武将，姚启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台湾的统一。康熙二十年，康熙皇帝决定进攻台湾时，姚启圣已经积劳成疾。在床上卧病的姚启圣仍然时刻想着台湾的统一大业， 对妻子、儿子却不挂念。姚启圣病刚见好，康熙帝便又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军队粮饷。姚 启圣以国为重，没有休养就走马上任了。他多方筹集军需物资，还将自己家中的金银器皿捐出来，甚至妻妾的首饰也动员她们捐献给军队充做军饷。当时的清军官兵目睹这一感人情景，搬运金银器皿的士兵无不落泪，都暗自发誓不惜死战来报国，报答姚启圣的体恤之情。这在清军攻克澎湖等重大战役中起了巨大作用。清军统帅施琅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即姚启圣）赏赉鼓舞之功。" 晚年，因受他人诽谤诬陷，姚启圣含冤被贬。此时，家中财产捐献将尽，生活非常贫困，加上这一政治打击，引发旧病。当年十一月满含悲愤，溘然长逝，终年仅六十岁。姚启圣死后，家中无钱入葬，儿子们就卖田来安葬他。许多百姓看到此景，惊诧不已，有的痛苦流涕，慨叹忠良早逝。有些人还不顾个人安危，私下为他建祠堂祭奠。   后来，姚启圣终于恢复了名誉，一代廉吏可以安然长眠地下了。

 佟国维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馀人，械送刑部诛之。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馀人，械送刑部诛之。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师征噶尔丹

    二十九年，师征噶尔丹，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次乌阑布通，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国纲战没，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出独石口，以驼运稽迟请罪，上贳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噶尔丹窜死。叙功，还所镌级。四十三年，以老解任。

    奏事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上郁怒成疾。国维奏：“皇上治事精明，断无错误。此事於圣躬关系甚大，请度日后若易於措置，祈速赐睿断；若难於措置，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为是。”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诸大臣举皇子允禩，上愈不怿。旋以皇太子病愈，命释之。四十八年正月，召诸大臣诘孰先举允禩，实出大学士马齐。上召国维，举国维前奏语，问：“尔既解任，事与尔无与。乃先众陈奏，何意？”国维对：“臣虽解任，蒙皇上命为国舅，冀圣躬速愈，故请速定其事。”上曰：“将来措置难易，至时自知之。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次日，复谕曰：“尔每言祝天求佛，原皇上万岁。嗣后惟深念朕躬，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馀，是即俾朕易於措置也。”阅月，上已定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又谕曰：“尔乃国舅，又为大臣。皇太子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计，安可不行拘执？后知为人镇魇，调治全愈，又安可不行释放？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不知尔肆出大言，激烈陈奏，果何心也？诸大臣闻尔言，众皆恐惧，遂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列名保奏。朕临御已久，安享太平，并无所谓难措置者，臣庶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言，群小复肆为妄语，诸臣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此事关系甚重，尔既有此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诸皇子不致殷忧，众心亦可定？其明白陈奏。”国维引罪请诛戮。上复谕曰：“朕特为安抚群臣，非欲有所诛戮。尔初陈奏，众方赞尔，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今尔情状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朕断不加尔诛戮，尔其无惧，但不可卸责於朕。观尔言迷妄，其亦为人镇魇欤？”   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世宗手书“仁孝勤恪”榜，命表於墓道。

    康熙为孝懿父母佟国维夫妇所树碑文：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重干城之选。宣力惟人。朝颁章服之荣。酬庸有典。爵首隆于五等。命宜锡自九重。尔一等公议政大臣舅舅佟国维。性资忠勇。器识宏通。依日月之光华。懋成劳于钟鼎，际海山之清宴。食旧德于旗常。比晋秩夫崇阶。益靖共于在位。心存天室。长存捧日之忱。贵列上公。弥励循墙之节。欣逢庆泽。式焕新纶。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光禄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懋乃嘉猷。允称腹心之寄。膺兹宠奖。益彰阀阅之勋。祇服训辞。对扬休命。初任一等侍卫。二任内大臣。三任领侍卫内大臣。四任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五任今职。制曰。夙夜匪懈。王臣既殚厥忠。黾勉同心。命妇爰从其贵。既含章而正内。宜锡爵以疏荣。尔一等公议政大臣舅舅佟国维妻何奢礼氏。顺以正家。慈能逮下。赞良规于琴瑟。徽柔不让女宗。致孝养于尊章。门视悉符内则。既代忠而余庆。宜受祉以分荣，兹以覃恩封尔为一品夫人。于戏。躬亲苹藻。以用之公侯之宫。象表山河。永厘尔子孙之庆。益端懿范。勿替徽音。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维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二月二十九日壬申。皇帝遣礼部郎中寿柱。谕祭镶黄旗原任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维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尔佟国维性行纯朴。擢内大臣。敬慎厥职。方冀遐龄。忽然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葬以示悯恻。呜呼。宠锡重垆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维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五月初七日癸酉。皇帝遣礼部尚书贝和诺。谕祭原任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维妻一品夫人何奢礼氏之灵。曰。国家优崇勋旧。逮及闺闱。苟内则之用修。宜特恩之下贲。尔何奢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情。早树珩璜之节。范柔嘉素。着茂膺褕翟之荣。诞育孝懿皇后。备德璇闱。流徽椒掖。锺祥所自。始实贤母之笃生。故每被以殊恩。颁之异数。比当属疾。轸念殊深。爰遣良医。辅以药石。频命中使。问其起居。迨奄逝之遽闻。用悼伤之滋甚。典隆赐奠。礼备饰终。呜呼。托肺腑于天家。累世之宠光既久。畀丝纶于幽壤。中闺之褒锡维新。灵如有知。尚其歆享。

    据《佟氏世系图序》记载：“佟旧为辽一阳著姓，受氏远不可考。自仕于皇清之大中丞国桢公暨巡抚国器公述其祖之近者，以明初赠镇国将军讳达礼为一世，迄中丞公之孙为十二世，凡二百七十余年。”佟佳氏又分为马察地方、雅尔湖地方、加哈地方、佟佳地方和其他各地方的佟佳氏。具体到佟佳地方的佟佳氏，第八世的佟养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后，挈其族来归。从攻辽阳，以功授世职游击。后命驻镇江，守将陈良策以城叛，养真及长子丰年皆死。次子盛年改名佟图赖，袭世职，事太宗。顺治元年，从龙入关。十五年卒，谥勤襄。   佟图赖长子佟国纲，康熙十六年袭一等公。二十九年，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以佟国纲参赞军务。佟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殁于阵。丧还，康熙帝命皇子迎奠；并以翰林院所撰碑文不当意，乃自为制文，有日：“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尔实兼之！”   本文提到的佟国维为佟图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之父。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三十五年和三十六年两次从征噶尔丹。四十三年，以老乞休。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天咫偶闻》185页记载：“佟佳坟在(朝阳门外十里堡东)石道之北，大学士佟图赖暨二子国纲、国维墓。石坊华表胥刻世宗赐额、赐联。过者瞻仰宸章，兼兴故家乔木之思，往往徘徊不能去焉。”日伪时期，佟佳坟卖给了日本人，起灵到怀柔县钓鱼台。这就是为什么佟国维骨灰罐在怀柔出土的原因。   雍正以后，佟佳氏仅以一等公世袭。第十四世书明阿(或写舒明阿)之女初为绵宁继福晋，绵宁即皇帝位，立为皇后，道光十三年四月崩，谥孝慎成皇后。

 赵良栋

    赵良栋 （1621-1697)，清朝名将。汉族，字擎之，号西华，甘肃宁夏(今宁夏银川)人。1645年从军，隶孟乔芳部，从击贺珍、武大定，镇压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以功升游击。1657年经洪承畴推荐，从征云南，任督标中军副将。1662年擢云南广罗总兵，镇压马乃、陇纳、水西苗民起义。1670年任宁夏提督，平定驻军叛乱。三年后出兵攻吴三桂，授勇略将军。1680年进克成都，擢云贵总督。次年与彰泰等攻下云南城(昆明)，平定三藩之乱。后受权贵排挤，乞病而归。康熙三十六年卒。谥襄忠。

    赵良栋，生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字擎之、擎宇，号西华。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市）人，祖籍陕西榆林。顺治初年，清军平定陕西时，赵良栋应募从军，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屡立战功，升任潼关守备、右营游击。不久，西北各地残明势力反清，赵良栋率部参加征讨，在平定宁夏反清势力后，留任宁夏水利屯田都司，遂入宁夏籍。顺治五年（1648年），陕西总督孟乔芳率赵良栋、张勇、马宁镇压河西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事后，赵良栋升任高台游击。十四年（1657年），赵良栋率部随从兵部尚书、五省经略洪承畴到云贵征讨南明桂王，以战功升任云贵总督衙门督标中营副将。十八年（1661年）又在吴三桂率领下征讨缅甸，索桂王朱由榔归案。康熙元年（1662年），提升为云南广罗镇总兵。四年（1665年）平定苗民起事，留镇贵州平远总兵官。时遇父母丧，回宁夏丁艰（守孝）4年。八年（1669年），起复任山西大同总兵官，不久加右都督衔，再加左都督衔。十一年（1672年），调任直隶天津总兵。他抵津后，力锄强暴，惠抚孤弱，整顿社会秩序，政声大著。

    历史背景

    康熙帝亲政后，南方有三个藩王让他十分担心。这三个藩王指的是当时驻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他们原先都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后来先后投降了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他们帮助清朝消灭南明（明亡后其残余势力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镇压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顺治皇帝认为他们有功，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可是后来，三藩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三藩中数吴三桂地位最高，势力最强。他不仅祸害当地百姓，也严重威胁国家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年仅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坚决下令削藩。当年十二月，年已60岁的吴三桂自恃功高兵强，悍然叛乱，杀云南巡抚朱国治等官，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个曾亲自绞杀南明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的汉奸，却打着“复明讨清”的旗号，率兵进占湖南。于是贵州、四川等地文官武将先后叛清附吴。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也拥兵反叛，一时长江以南各地全部陷入三大藩王的控制之下，史称“三藩之乱”。   在平定南方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宁夏籍名将赵良栋率领以宁夏士兵为主的“朔方军”，屡建奇功，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被誉为“天下第一良将”。   三藩叛乱之后，陕西提督王辅臣也起兵响应，以平凉为根据地，煽动宁夏兵变。康熙十三年（1674年），王辅臣杀陕甘经略莫洛，占领定边、靖边、花马池、惠安堡及兰州、洮州、河州等地，并进攻灵州和兴武营。宁夏南部和东部也沦为三藩叛乱的势力范围。   面对如此形势，清廷提升宁夏总兵陈福为陕西提督，仍驻宁夏，率兵抵御叛军。康熙十四年（1675年），陈福在甘肃提督张勇、左都督孙思克和都督同知王进宝等将领的配合下，先后收复惠安堡、韦州、安定堡和三边咽喉要地花马池、定边。十月，陈福和副将泰必图领兵南下进攻固原，受到叛军顽抗，围城一月未下，泰必图战死，陈福只得率军退保灵州。十二月，陈福再度发兵进攻固原。当时正值严冬，天气十分寒冷，将士非常劳苦，又有前次进攻固原大败的余悸，都不愿出征。陈福强迫军队进驻惠安堡。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参将熊虎、刘德等鼓噪而起，杀死了陈福。   陈福被乱军戕杀以后，到处传言宁夏已经全部归附叛军王辅臣，朝廷也是这样认为的，准备发兵清剿。时任天津总兵的赵良栋竭力辩解，担保宁夏不会叛乱。次年二月，由于甘肃提督张勇的推荐，朝廷调任赵良栋为宁夏提督。他急速从天津驰赴宁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杀了熊虎、刘德等人，散其党羽，并在灵州招抚了河东20余座参与叛乱的城堡，很快安定了本地秩序，中止了叛乱势力在宁夏及附近区域的蔓延。赵良栋和甘肃提督张勇、西宁总兵王进宝等齐心协力，打败了陕甘叛军，迫使王辅臣投降。   王辅臣叛乱被平息后，赵良栋在宁夏的3年中，积极操练朔方健儿，储备粮草，为后来承担彻底平息三藩之乱的战略预备队的重任做准备。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中的靖南王和平西王相继降清。已经孤立的吴三桂还想最后挣扎一下，在这年三月，他撕掉“复明”的假面具，自称“皇帝”，国号“大周”。他以衡阳为都，匆匆忙忙地举行了登基典礼。可是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当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就连愁带气，得病死了。吴三桂一死，局势完全被清军控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继位，在孤立失势之中败退四川、云南，其余地区的叛军都被清廷的剿抚并用计策分化平定。十八年（1679年），历经6年的平息三藩战事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年近花甲的赵良栋坚决要求出征川滇。康熙帝阅了他的奏章后，非常高兴，十分赞许他的精神和忠勇，遂任命他为陕西提督，率领以宁夏士兵为主的陕甘绿营（绿营为清朝汉人军队的称号）精兵5000名南下。   惯于山地作战、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朔方军，在赵良栋的指挥下，向甘肃徽州（今徽县）进发，破密树关，袭黄渚关，大破叛军，攻克徽州。然后挥师南下，攻克略阳，大败叛将吴之茂，夺取阳平关，收复汉中。捷报奏闻朝廷，康熙帝授予赵良栋“勇略将军”的称号。赵良栋将朝廷赏给他本人的10万两白银全数分赏军士，因此威信大行。第二年，朔方军强渡嘉陵江，过绵竹，官军势如破竹，叛军望风披靡，赵良栋收复成都。康熙帝嘉奖赵良栋，并任他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领将军衔，继续向叛军最后的据点云南进发。   当时，从湖南、广西进攻云南的清兵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便会师云南城（今昆明市）外，但几十万大军攻打了9个月不能破城。赵良栋于这年九月进军云南。此时，另一支由蔡毓荣率领的清军在重关攻打14天，也没有取得进展。赵良栋首战夺得南坝，又趁夜猛攻得胜桥。叛军主帅郭壮图率军与赵良栋对抗，战斗十分激烈。赵良栋在夜间设伏，打败前来偷袭的叛军，郭壮图大败溃退。赵良栋率军乘胜追击，一路破关斩将，直抵云南城下，与湖南、广西的清军会师。   赵良栋主张迅速攻城，但满洲主帅贝子彰泰却说：“皇上豢养的这些满洲兵，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推上前线让敌人消灭？再说你率领的绿营兵刚到昆明，也应该让他们休息休息，怎么能让他们再去遭受伤亡呢！”赵良栋认为，如果不迅速破城，跟叛军相持时间长了，粮草供应不上，几十万军队吃什么？再说，皇上派大军是来消灭叛贼的，怎么可以长期按兵不动呢！在赵良栋的坚持下，彰泰只得下令各路清军全面进击。经过8天激战，清军攻克叛军的老巢云南城，吴世璠和郭壮图被迫自杀，三藩之乱被彻底平息，赵良栋为平定云南再立奇功。   赵良栋攻入云南城后，其部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吴三桂多年积累的大批财物全部交由朝廷处理。当他看到彰泰指示部下劫夺财物和人口时，就坚决出面阻止。史书曾称赞说：“滇民妇子安全无所离析，皆良栋之力也。”康熙帝亦赞许说：“赵良栋操守颇好，恢复云南，秋毫无犯，在武臣中可谓良将矣。”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赵良栋起了重大作用，史载他“攻克府县凡百数十城，得（降）伪官大小千余，收伪印二百六十余，平蜀及滇仅二岁一月”。战功卓著，实为清初第一良将。   赵良栋谙熟兵法，善于指挥作战，但性格耿直，不谲诈诡辩。立的功越多，名声越大，诽谤也就越多。当时满洲八旗子弟已经开始腐败，他们在安乐优裕的环境中丧失斗志，公子王孙大都是无能之辈，朝廷不得不重用汉族将士。赵良栋和朔方军在平叛战争中屡建功勋，多次受到康熙帝的赏赞。为此，引起了朝廷部分满族大臣的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当朝权臣明珠对赵良栋更是蓄意报复。他们找借口给赵良栋定罪，说他在四川时不及时援助其它战区，疏请将他革职。在满族权贵的排挤下，赵良栋落了个“功过相抵，无功可叙”的结果。他一气之下，遂以病为由辞官返回宁夏赋闲。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恢复原职衔。三十二年（1693年），由于噶尔丹内犯，曾暂代宁夏总兵职。后又追叙前功，特授赵良栋为“一等精奇尼哈番”，这是清廷给予有功大臣最高的勋号，可以世代承袭。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帝因亲征噶尔丹，决定前来宁夏。半途中，闻报赵良栋于三月丁巳（初六日？）病故于宁夏，深为悼念，他告诉随行的大臣说（大意）：“赵良栋是个有志气的男子，带兵打仗立下很多功绩。只是性格暴躁，心胸狭窄，往往与他人合不来。有时在朕面前奏事，也言语粗率。朕为了保全功臣，始终宽容他。后来他有病，朕曾赐给药物。他所上的奏疏，没有不允准的，这是特意让有病的人，因心情高兴而使病尽快痊愈。今闻他突然去世，朕心里特别悲伤。待朕到了宁夏，一定要将他的妻儿妥善安排，让他们生活安定，决不能让仇家陷害。”康熙帝最后说的话是有所指的，因为他深知赵良栋生前与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后改本姓为殷化行）不相容，故作此语。康熙帝驻跸宁夏后，特命皇长子胤禔(zhi)及部院大臣前往赵府探视致祭，并颁御制祭文和钦赐碑文，赐谥“襄忠”。   赵良栋去世后，葬于城东张镇堡（今银川掌政）渠东。官府在宁夏府城清和门大街为其建牌坊，御书赐坊曰“勇略邦屏”，联曰“忆昔鹰扬能百胜，每思方略冠三军”。联中的“鹰扬”是鹰之奋扬意，喻威武或大展雄才。   写到这里，不由得不敬佩康熙帝的知人之明和善待功臣的宽阔胸怀。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在坐稳江山以后，还念念不忘忠臣良将的功绩，实属不易。试问有几个“当今圣上”能做到这样？又有多少忠臣良将最后能落个“寿终正寝”的下场？遗憾的是，大多是“鸟尽弓藏”，被屠杀殆尽，真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语出《诗经·大雅、荡》）。   赵良栋教子驭军，严而有恩。他共有4儿个子，其中长子赵宏灿、次子赵宏燮分别任兵部尚书和直隶总督。清代总督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下辖一至数省，为正二品官，若加兵部尚书，衔为从一品。赵家父子三人任总督的殊荣，震动乡里，传遍宁夏，显赫一时。雍正八年（1730年）追叙赵良栋功勋，诏准入祀贤良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再次追叙赵良栋功绩，皇帝准予其一等子爵可由子孙世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对群臣说：“朕恭阅《皇祖实录》，内载恢复四川，进剿云南，赵良栋立功为最。”遂又晋封赵良栋为一等伯爵世袭。这虽然有点类似今天的“追认”，对死者已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对生者不失为一种安慰。

    赵良栋取建昌之战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至二十年(1681年)七月，在清平三藩之乱中，勇略将军赵良栋部收复重镇建昌(西昌)，打通川滇通道之作战。   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病死，其孙吴世瑶继位，退往贵阳。清军主力在湖南正面战场展开攻势。十八年六月，康熙帝采纳赵良栋建议，命驻在陕西的抚远大将军图海规取汉中、兴安(今陕西安康)，往定四川。八月，图海决策分四路进军：图海率署西安将军佛尼勒等自兴安进，兴安总兵程福亮为后援，屯旧县关；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凉州提督孙思克等自略阳进，西宁总兵朱衣客为后援，驻西河，奋威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费雅达自栈道进，延绥总兵高孟为后援，驻宝鸡；提督赵良栋自徽州(今甘肃徽县)进。十月，陕西提督赵良栋奉命率师进破密树关，遣兵袭黄渚关，以分敌势，攻克徽州。时孙思克所部出略阳，次阶州(今甘肃武都)，吴三桂部将吴之茂犯略阳，断孙思克后路。二十七日，赵良栋率师自徽州进克略阳，吴之茂败走。十一月，赵良栋进取入蜀要道阳平关(略阳南)，徇沔县(今陕西勉县西)。时王进宝出凤县定汉中，赵良栋与之会师于宁羌(今陕西宁强)。十二月，清廷授赵良栋勇略将军，命与王进宝分兵两路，平定四川。十九年(1680年)正月，赵良栋所部进入四川。在白水坝(在广元西北，朝天关西)，吴三桂叛军夹白水江而阵。江水涨，叛军矢石如雨，清军无船，阻于江边。赵良栋令部下视其鞭所指而进，擐甲纵马渡江。叛军错愕奔溃。清军攻克白水坝，过青川，收复龙安府(今平武)。初八日，绵竹吴军守将汪文元以城降。十一日，至成都二十里铺，叛军巡抚张文德等率文武官200余人迎降，遂复成都。时王进宝于十三日克保宁(今四川阗中)，十八日又与建威将军吴丹等收复顺庆(今南充)，川北大部分州县都已平定。二十八日，清廷以赵良栋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仍兼勇略将军。二月，命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进剿云贵，命王进宝驻守保宁，留镇四川。赵良栋分遣游击冶国用等西徇雅州(今雅安)，复象岭、建昌诸卫；东略叙州(今宜宾)，定纳溪、永宁(今叙永)诸州县。清廷命建威将军吴丹出永宁达沾益(今云南沾益)，赵良栋出建昌达武定。三月，吴世璠遣部将马宝犯四川。七月，清廷为赵良栋、吴丹各增兵至2万，定于八月间与广西、湖南清军，合攻云贵。八月，叛军在四川展开攻势，胡国柱、王会、夏国相等攻陷永宁、泸州、叙州，复聚窥建昌。赵良栋遣总兵朱衣客率8000人援建昌，朱衣客在天王庙战败，退驻雅州；建昌守兵食尽，弃城，九月，建昌复失。十月，康熙帝命广西、湖南的清军速取贵州，平定云南。二十年(1861年)二月，两师会攻昆明。吴世瑶急调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还救云南。清军遂复泸州、叙州。三月十五日，叛军将军宋国辅、陆道清等献永宁城降。清廷命赵良栋等分兵邀击叛军。七月，李芳述等攻复建昌，胡国柱败走。建昌之复得，使清军控驭了自川入滇的重要通道。随后，赵良栋率部由建昌南下，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次年与彰泰等攻下云南城(昆明)，平定三藩之乱。后受权贵排挤，乞病而归。康熙三十六年卒。谥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