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阱》 献词 敬献给 慈忍耿介的父亲：谭家棣 先生 含辛茹苦的母亲：赵冬娣 女士 我忠实的的兄弟、伙计们， 以及诸多正在幸存和将要幸存的人类成员， 等等，等等，等等 特别献给 最美丽的心上人儿：季婷 初版代后记——表面上，谁傻谁欺唬谁 “以太（ether）有聚散无生灭，有变易无存亡，以太位移可以捣乱时间、抹杀永恒。每个夸克都是一部浩瀚无垠的宇宙史，空中悬浮的每粒尘埃均拥有数百亿个以上辉煌的文明或蒙昧的屠戮。它们也企图探索，但一无所获，正如我们人类探索ufo也多空手而归一样。‘刹那’对于我们来说极短智暂（按：原文如此，该处似衍一‘智’字），对于它们则是极漫长的，可惜它们并不理解被误当作‘上帝’的我们其实也一样愚蠢和荒诞。人类天真地胡编出了‘逻辑’这么个词儿来惑弄自己，继又矢志不移忠贞不二地或者信仰或者解构着它，明知永无结果然而始终愿意孜孜不倦地对这些匪夷所思的东西津津乐道。但请注意：恐怕我们之外乃至之外之外的那群傻瓜‘上帝’们也都差不多。区别仅在于，除人类以外的它们居然全都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对于时空秩序的扫荡，故而它们才胆敢越无忌惮为所欲为，相反我们却只能混沌且虔诚地坐以待毙处之泰然，尽显大户人家风度，噫！我们的大脑构造很可能系出于一个恶作剧式的观赏或实验目的被故意设计成现在这样的，因是由之派生出的全部意识和行为也都可能只是幻象，此乃人类哲学史上争论了几千年之久的唯物论唯心论可知论不可知论绝对论相对论等等一切看法的唯一诠释与究极归宿是也……” 以上这番冗长的高论，摘录于我在一九九八年所做的一段哲学札记。记得那会儿我简直为此把自己羡慕得没处搁，后来好像还把它们转抄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亚里斯多德氏的大著《形而上学》一书的扉页上边了。引用自己而非别人先前说过的话据为经典经验启示目前，诚然享受得多，不过现在重读总会感觉神经兮兮的。初生牛犊干起摸老虎屁股的事儿来一般都不含糊，我自然也难得例外。但此后未出半日，我就吃了一顿不小的闷亏。基本上，我是个每夜必梦的人，那夜我便也理所当然地做了些光怪陆离的梦，梦见一个唤作阿门比斯的宦官为我授读了一纸“神谕”。第二天清早，我竟鬼使神差地在差不多处于半昏迷状态下挥写了四十八行似诗非诗的文字。说句攀龙附凤的话，它们瞧上去挺像某世纪里在洋人中间颇流行的那种“五音步抑扬格体”的。再以后，我就算叫这东西给毁了，一颗朴实无华的脑袋从此愣是活生生地沾染上了渴望成为分裂质人格的病态倾向。不过那时大抵所有认识我并知道这事件的人们都不以为然，一律认为我无非装疯卖傻犯文人幼稚病。我一度陷于苦恼之中，性情也愈加变乖戾了。说出来就怕没人信，有好多年我大概每夜都会突然惊醒，尔后泫然长嗟，接着默诵“神谕”，祷告平安，方能入睡。 为什么煞费笔墨，写下许多乍看不着调的文字呢？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最初组阁了我的灵魂非几何图式，同样也正是这些东西促令我在世纪之交那会儿借一个偶然的机会萌生了创作这部《裂阱》的原始念头。本书从构思酝酿安排情节直至动笔伊始，总共花却了将近三年之久的时间，幸而真正写起来倒还不慢，只半年工夫便告搁笔。不过，为什么拖到现在才付印出来呢？我想，理由是众多的，譬如懒；譬如忙；譬如其它很多言不由衷的等等更为复杂的理由，当然我指的不仅是媚俗诱惑的饭局和舞会。然则事实也未必悉皆如此。记得有段日子我曾经一度为了麻痹自己，逃避那些来自于哲学们的侵蚀与毒害，竟不惜放弃写作，杜绝灵感，而几乎成日热情地投身于烂醉如泥忘乎所以式的颓废生活之中。由于禀性忒爱慕虚荣，我总是愿意时常冷不丁地寻些机会当着活外行们恣肆挥毫泼墨表演并藉此嘘炫一番以博得无聊的喝彩，从而将自己半数以上的血汗钱换来了大堆大堆的线条垃圾。虽然尚不曾打破古人阮嗣宗鼾醉六十天的急你死纪录，倒也常常令我得鱼忘筌。但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好几年过去了，胡子密集了许多，思想观念与形式技巧却仍旧保持在所谓半懵懂的少年阶段止步不前。甚至，连创作状态下起码应具备的短暂亢奋感竟也很少光顾我了，我这才开始害怕起来。古云四十不惑，那是有福无气，十八岁不惑便是有气无福了。少年时代的我有句肺腑之言：“假若今后我的观点因为某种日渐圆滑的进步或者日渐锋芒的退步而与现在相左，那么那时的我一定错了。”然而单纯与可爱的岁月体验很值得珍惜，我也担心自己迟早要抵触不过终至错完于暗渡。于是，我打算抢先尝试“无待”的境界。我学会了以最粗劣的手段人为地制造佯狂假象，利用理性的刽子手破坏自己的一切艺术感觉，包括得寸进尺地发表了不少阻挠自己终于可能成为成功人士的假文献，之后却又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感到迭悔不已。我还曾经把八小时以外的全部时间沉湎于设计未来，然而并不实践，只是默观它们彻底破产的过程，再从中借以慰藉自己失落之际的伪快感。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差不多快要发展到了颇似于患上偏执症的地步。我毫不介意这是否已构成自虐。因为这种“折磨”、“坑害”反而使我恢复了真实的一面。我意识到，除了天生的痴人，其余无论谁都是广义的机会主义者。“反弹琵琶”式的投机扮酷也罢，“月闭棋格”式的壮烈从容也罢，一个也别想撇脱。退一步讲，倘若当一个男人果然已经失去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可能，以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他订做的玩笑，而他自己却讨厌宽恕这些玩笑，惟只剩下了傻坐在钢琴架前重复地弹奏那支破落的《毁灭狂想曲》的奢望时，我们就有资格议论他了：看呐！此君修炼“无待”尚未奏效，却无疑已经正在不自觉地完成了关于另一种人性高度的建设——“谭圣人主义*”。 这当然只能是自诩而已，既无完整内涵，概念也未得一言囊括之，何言圣人？何言主义？但我仍打算卑躬地说一句，人类哲学史写到我这一页，余派可以尽废，画个句号就拉倒吧。二千年前，人类第一次思想解放孕育了一批或仁或智的圣贤和骗子，之后是千载禁锢；二千年后，人类第二次思想解放造就了一批或疯或痞的天才和混混，之后是一夜狭隘。二十一世纪，信仰被颠覆了，这种被颠覆往往比被证明更能伤人、杀人。但颠覆是纸老虎，狂妄而叛逆的孩子们憋着敌意与憧憬半推半就地披上了烙有泛殖民文化后遗症印记的皇帝新装，不肯再做陈规的奴才，却枉做了新潮的奴才。“贱学”成灾，鱼和熊掌都未免一死，怨谁？我这里需要申明的是，“谭圣人主义”这一自诩恐怕只属于人类灭绝之前的最后一次思想解放，或者说连那也不完全属于。因为它的看似混乱而庞杂的体制破坏了哲学发展史在时间上的可延续性，它的理论几乎要使人类前两次所有付出努力的意义变成子虚乌有的扯淡。高处固不胜寒，只是乘本愿而出，为而不有，求仁得仁，又何怨？嗨！好在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写小说的，俨然以一副哲学家的君临面孔自居确实有些不妥。其实我写《裂阱》的本意，全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颠覆什么，只是讲述一个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故事而已。这个世界原来就是这样，表面上，谁傻谁欺唬谁，谁欺唬谁谁傻。因此，不论读者甲乙丙丁看完后作出任何反应，我都是决不肯负责的。说回到正题，本人尽管并不提倡言必称马列，但现实中毕竟也有美丑尺度。对于原则错误，好比书中偷换概念曲解本说而另起炉灶的“般若学”荒唐言论，我是坚持毫不心慈手软的批判敌对态度的。缘来此物虽与道安鸠摩罗什一派佛教名分并无牵涉，然而真是一种很像真理的大谬之谬，流毒极大。它的本质无非是挟制悲观的假乐观论口气骗人，只不过更加走向极端罢了。至于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夏散舟，却是另一种脱胎于我的无数空想中经搅拌沉淀出的且看上去还颇标致的混合化抽样类型：人格充满矛盾，自以为比周围的人们深刻许多，同时热爱并憎恨着惜花怜影、咏月悲秋、望洋兴叹……老觉着自己就是凯撒，就是威廉，或者干脆就是耶和华也不以为羞。说句老实话，我挺恨生活中当真出现这号人物。无论是“左”倾要么是右倾，究竟是很令人头疼的。烦。 它们——均是我利用若干粗糙的故事加上一串荒唐的逻辑在一股强烈排泄欲的怂恿之下掺和着一批浮靡的南腔北调揉合而成的。此语决非谦辞，因为我当初写作它们的目的也就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或者别人所感受到的几段生命状态作些记录而已。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说，本书的创作态度不是严肃的。从情节设计到人物性格的塑造手法上都很生拙，乃至有时写着写着竟背离了说故事，只顾一味表达、表现、表白。这么写追溯缘由其实挺简单，就是骨子里害怕被局限了。因为我素来以为文艺这东西实在是人间诸学问中乏力透顶且最见私心的项目，尤其小说和画画之类，多半是无聊的人弄给无聊的人看的。比起任何一部政治或者科技著作对于人类步伐的苦劳而言，即使号称文以载道的名著们和价值连城的名画们全加上，捆了给扔进茅厕里也并不可惜——我是针对懂的人讲的。奈何我既无其它办法施展能耐，便只好搬石头砸天，回抽自己一嘴巴，仍旧委身于文艺这道儿。宿命。文艺确乎拥有万人迷的本事，更像佐料却不太像鸦片，招人厌又不招人厌。但如此想法终究左右了我笔下的路子，直待掷笔杀青大阅兵时，我才不禁哑然失色扪心自问：呔！你小子苦心设计制造出的这批标签人物集中营，果然都曾经在我们这个星球真实地存在过么？ 一切果然都是裂阱，《裂阱》也是裂阱。 我终于参悟了，原来现在眼前的这部《裂阱》早已不再是我构思之初的那副模样。我疑心当时自己在选择叙述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套入了这个作茧自缚的必然结果。我并驾齐驱地采用了地球人中使用者最多的本国母语和第一人称，简直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我原先所构思的那个故事进行了大胆地歪曲，诽谤并污蔑了一些善良的女性形象，使她们看起来总令人浑身怵惕，最典型如阿芙洛狄蒂；又，对于那些劣迹斑斑的恶棍如夏散舟水银之徒，却在这种笔法的掩饰下披上了一层可怜甚至可畏的外衣，竭尽所能为他们洗脱罪责，惟恐天下人不知道坏蛋也有好的一面似的——尽管下场仍未容改变也罢。这么一来，使本身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滑入了莫名其妙的尴尬境地。然而写完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越是伪装、越是忸怩，反而就越真实、越本色。我自嘲总算没瞎忙活一场，但由此带来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外观上与常规的足履不适。它已经不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故事性几乎叫没完没了的说教与自剖遮蔽得体无完肤了。不过就算这样，我仍敢担保它是一部好看的好小说，更愿意它还将是一部好卖的好小说。毕竟对于靠写字糊口的人来说如我，这才是头等大事。 我不恶心钱，虽然钱们曾使我的人格遭遇委屈、伤痕、玷污、误会，但我仍须通过钱们卫护君子清白之风。痛则痛矣，可是付印之前我毕竟彷徨了，为了比挣钱更要紧的事情。 彷徨击败了我，思绪的矛盾斗争使我无法保护理想的纯度从而害怕失却一切盼头变成了既不逍遥也不彻底的玩世不恭者，恶习们则使我的灵魂通过感官正视受损而拒绝任何洗礼。我承认被击败了——一败涂地。于是我只得选择暂时搁浅与忘却，毫不吝啬这洋洋数十万字苦力活所能为我带来的剩余价值的流失，并重新把自己埋进了古典诗词的象牙塔里废寝忘食假疼止痒。过去的兹当是父母赐给我的第一辈子，已然教我在一声叹息中自负盈亏地过“完”了。对不起！轮到做一回本色，也是不易。去年八月四日夜分，九十九首蝶恋花词的创作基本告成，但正在这时我却意外地接到了一封本该六年前就读到的短信。噩信。内容我不想提了，太容易触景伤怀。记得那夜我似乎梦见自己干了一件顶疯的蠢事，结局是全部词稿均遭付之一炬片甲不留，还差点儿包括了本书的唯一存稿，我记得其中甚至还有企图殉情的片断——维特式的。吓醒之后又马上意识到不甘，或者说不敢也可以，这倒并不就能说明我的怕死，至多勉强算得上找怕疼的借口罢了。然而要命的是那梦仿佛是真的，可怜的词稿们第二日竟果真如梦幻泡影不翼而飞，数月的心血付诸东流，那时我几乎将要崩溃了，所庆幸的是这部《裂阱》的底本倒还在的。事过境迁，又逾旬月，万念未灰，一息尚存，终于不爽。我方才刻意冷静下来，努力制止自己犯傻劲儿，并悲愤交加地开始拼命回忆和篡改，好歹复得了其中若干首的残阕。然而这些支离破碎、辞不达意、意不尽情的文字总体格调却已是不忍卒读了。没法子下，权且灵机一动，便有了借日前校勘交稿之隙将它们穿插于本书某个适当的部分（详见第二○篇）两样一块儿公开算了的想法。顺便说明，那些词本是为了虚构一个古典的浪漫主义戏剧当成礼物送给我至爱的“她”而填，插入的道理无外是为了令我淌血的心灵能够稍稍宽慰一些而已。读者如果一没留神直接跳读了下文，大可不必喊冤叫亏。 末，非常感谢每一位为了本书的行将出世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辑们，使我积累数年的笔端明珠终于零存整取得以比我想象中更早风顺付梓！此外，亦须特别向当年诱导我创作本书的第一位灵感赐予者——久违的老挚友汪红艳同学表示深切致谢。至于说到本人，在《裂阱》之后是会继续一意孤行求索四谛或者还是会回头是岸放下执着，目前恐怕连我自己也未敢武断地坚持下赌注式的保证。但不管怎样，本书的诞生于今至低也算埋下了一粒冲决网罗的黄金种子——不客气地说，本书置于任何时代都具备冲决网罗的意义。况且任何种种牛耳马屁谥予它都是廉价的亵渎；倘不，则分明先验了犬儒者三代无力之遗憾。然而饮恨与油滑蛇鼠一窝，哲理终究要该服务于诡计的，所以此时我的心情，谨希望这粒黄金种子所埋的位置不至离人类智识水平太远，相信凭其对于自身文字魅力的皈依，它已足以不必担忧堕落河汉。假使果真应验了裴多菲？；山陀尔的预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想，倒也还是不坏的。 帝喟叹曰：造物固悔，孰若造汝甚！ 寥寥十三字偈，一个很祥的数目，正是我的墓志铭。但我爱多多地活着、写下去。昭揭象帝之先，其趣不亦无穷欤？ 作 者 2005.08.11 「补记」 *“谭圣人主义”，参见《寂霆先生遗瀚？；真命梳略》。事出1996年，作者幼稚愤青，慷慨侠烈、古道热肠，不曾想回回惹冷、处处遭谤，遂即句曰：“东南西北，四群昏蛋。独坐中央，一个圣人。”从此自命“谭圣人”，当仁不惭。 若干年后，更多释然，何妨作如是解： 圣人，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暗示的命名，乃至失掉了悲剧的全部好处，见证了由一念之主动，到全盘之被动，到相忘于混沌——所谓介乎山水之间也。 醒着还是睡着，恶念只许梦想中生灭。 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 ——纵剖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 [摘要]偏执症人格形象成为创作史之罕例，必有令其生存和探索的魅力场所在。最典型如昔日从西欧到中国的“维特热”狂飙时期，许多热血青年与问题社会格格不入，竟纷纷效仿维特青衣黄裤甚至郁懑自杀，成为畸位的时尚潮流。目下青少年则是满不在乎地哼唱着“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的流行歌词。此间阶级、人格、心理、思潮、文学诸些话题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完整洗礼。当代小说《裂阱》中主人公夏散舟深刻复杂的偏执症人格审美魅力已不足以构成维特式的偶像，只有转化为情欲与权谋、灵与智的撞击以适应他所生存的颠覆时代，聊博几声浮躁乏趣的喝彩。本文意图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设作主要例样，纵剖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进行人格比照及病理解析，引出当代创作史观的辩证螺旋启示。 [关键词]偏执症人格形象创作史病理蜕化 一、绪论 人类众民族文学艺术创作史长河诞生了无数流派，成就了无数大师，塑造了无数经典。其中新老交替，各领风骚有年。惟有一类为数不多的作家及其作品，可谓“以血书者”。他们生存在社会的极端或曰心灵的边缘，凭藉畸于人而侔于天的超人魅力赋予了文学艺术划破时代的意义。具体落实到实践上，技术降格为外化承载形式，意识则显示为内化偏执症人格情结——从作家本人到其通过作品对第一主人公形象的渗透，皆是如此。 医学界关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的一般定义为：以幻觉和妄想为主要临床表现，起病较缓慢，发病年龄偏大，以青壮年和中年为主；患者可以出现各种幻觉和妄想，一般以听幻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等症状最为常见，在幻觉和妄想的影响下，患者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在发病以后的相对较长时间内，患者可以保留部分社会功能，较少出现精神衰退，预后相对较好。与之相类的有偏执狂以及偏执型人格障碍。根md-3关于偏执人格的鉴别标准规定，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偏执型人格障碍两者之间尚存在一个潜移默化的过渡距离，兼与狂信型人格、诡辨型人格也稍见异同。本论所探讨的创作史上的偏执症人格形象，要略轻于前者，而远重于后者。 病态人格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古文学乃至汉文学浩如烟海的巨著们中其实始终占有未必微弱的比例。然而贯彻纯粹的偏执症人格形象还是颇受冷遇的。究其竟，实在缘于这批人物置身任何一个年代都会被认为是严重病态的、不讨好的脚色。时世盛衰，或歌或泣，或顺而从众，或逆而从天才，无论主导潮流的同步水准还是随波逐流的滞后心态，总无妨社会文学格局的延绵鼎盛。至于文学批评之所谓“病态”说，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同步超前型作家及其作品。它的实质是众醉独醒式的，新事物推倒旧事物式的，假以看似“病态”的印象反衬了某个地域时期的真病态。它的诞生成长有一个从不被理解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同步超前型作家及其作品更可能因此成为时风真正的领袖和未来潮流的引航者。另一种或亦可归入超前型，但问题却在于它的表现几乎已经做到与病理上的狂癫模糊了界限，造成了时代永远不可能与之同步的现实，所谓超前的意义仅转化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民确认性“病态”——而且永无翻案之日。此种病态表现又以烙有典型偏执症印记的作家创作为穷极，犹如青藤梵高之画，即使价值连城，也并不说明什么。因为任凭它们遭遇不同年代的冷遇奚落还是热捧狂追，从本质上说仍无法摆脱高处不胜寒的宿命，同时也丝毫不能证明天才与大众到底谁才狭隘的道理，人们更多关心的只是其市场效应以及技术、风格的承续启示而已。 基本上，偏执症人格形象以男性较多见，且以胆汁质或外向型性格的人居多，集中表现为执著的痴情者。这里的痴情不一定止乎爱情，亦包含心灵、艺术、宗教方面的追求，它们协助作家通过文字完成对于自我灵魂的部分释放。二百多年前，风靡一时然而屡禁不止的德国青年作家歌德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1形象参照于过去上述类型的创作史，可以算是首例提炼性质的完美绝伦的总结。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裂阱》中的主人公夏散舟2形象却当之无愧地成为该类型又一次铺张扬厉然而又处处充斥着勉强气息的矛盾展现。欲择此两者为本论主线之切入点——蜕化标志，通过一番比照、旁涉和解析得出新式的创作类型启示，则须先将偏执症人格形象进入创作史的谱系情况作个简扼梳理。 二、创作史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之接纳 如果生硬地扯上古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华夏先秦文学或者还有中世纪教会文学等等顶礼膜拜刨根问祖，企图挖出偏执症人格形象之滥觞以示渊远流长，无疑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偏执症人格形象进入创作史比较晚。人类早期的神权文学与贵族文学固然从诞生之初就会蕴涵着人本思想、理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然而只限于蕴涵而已。笔者毋宁更愿意指出其同样是注重的人性的——即神性乃是超越了的泛化人性。因而关于神的崇拜即是当时社会对待人性的态度。人们相信客观、群体与不朽才是文学正当的追求，即使大唱反调的民间文学也不肯例外。个体的优势必通过氏族的辉煌得以彰显，古希腊、中国的上古英雄们确实代表了神祇的某种意志并树立了芸芸众生的理想模式。就时代文学内部而言，哪怕如何如何地拉帮结党争鸣斗妍都是被允许的，却决不可能容忍什么偏执症人格。理由简单之极：它非但不具有统治、教育要么歌颂的意义，甚至连批判、怨诉的意义也不具有，更加不具有任何值得存在的背景依据——便存在了，那也不过是被人们遗弃和嘲笑的怪物。《荷马史诗》、《诗经》、《旧约》和一些重量级诗剧典籍的记载皆是此间颠扑不破的有力证明。 既是探讨偏执症人格，首要就是必须回到人本身。创作史等候给予人的关注超过给予神的关注，非到寰球社会商业合纵连横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相对应的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来临不可。独立与群役、人权与神权、纵欲与禁欲、解放与桎梏、理智与蒙昧等等一系列的新旧观念冲突推动了一批批强干者从语言到行为的暴力和抗争，自然也给更多的弱质者带来了苦郁与压抑。由是，偏执症理所当然地发展成为了一类文化人欲寻精神解脱而不得的死胡同之一。此种只发生在文化人身上的偏执症亦与过去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有异。 这个阶段，文学的封建奴婢地位有了巨变，个体灵魂的张扬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凡人皆有灵魂，凡有灵魂者皆可为文学，灵魂无不具有个性意义。至若创作史遂因势拓广了接纳对象范畴，其中当然包括了病态人格形象乃至偏执症人格形象。被恩格斯称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人但丁即发为先声，其早期著作《新生》，即将少年时只有数面之缘的女友贝雅特丽齐臆想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恋爱的偶像，到了《神曲》则干脆采取修炼默执的办法，简直将贝氏幻化为一位能够指点三界迷津的天国女使下凡。这种将柏拉图式的恋情与人伦性爱孤立对峙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带有偏执心理特征的。稍晚的彼特拉克《歌集》也可以说是基本延续甚或照搬了但丁模式，区别惟在于后者也许对于形体美的关注程度加深了。总体来看该时期的文字，仍宜归于理想化的写作形态。从但丁之恋到彼特拉克之恋，尽管经历了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蜕化，并萌生了异端意识，然而毕竟难以构成创作史上意义完备的偏执症人格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虽然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却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堂？；吉诃德，此人颇滑稽任性地为自己虚构了一位公主并擅自为其改了贵夫人的名字——实际上那不过是个养猪的村姑。然而从作品反映的情况可知，如此的一番虚构只是主人公偏执行为的主观动因之一，一旦偏执症行为得以展开，作为动因的这个公主或者村姑本身反而显得毫不重要了。堂？；吉诃德式的偏执在作品中乃至后世的评论中是多半被当作负面教材进行训诫批判的。主人公定位于疯傻，致使偏执症人格形象过早地旁逸斜出。依如是视角演绎创作，的确不能因此动摇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但就本论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本身的发掘深度来看，只恐未免划入令人遗憾的一例。 中国古典文学世界也不乏其事：明朝袁宏道《徐文长传》里描述的一代畸才徐渭自幼长年寄人篱下，孤高自许的自我价值难因以实现而苦苦挣扎，直至发为狂疾，连续自戕九次之多，复杀妻下狱，残烛之年寄情诗酒丹青，颓郁自放而终。清朝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所记载的一介布衣秀才刘芳因苦恋秦淮名媛顾橫波，女方负约而痴情郎死于血荐……这些常人不可理喻的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均植根于文人偏执症的历史遗承，它们倘若进入文学作品，则须对企图接纳它们的作家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即作家本人一定甘愿冒着沉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而被病态同化的危险去尝试着理解此类型人格深处的世界，聆听、感受并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直至与他们产生共鸣乃至齐步疯狂。如此一来，即使大师如云的时代，果敢食蟹者亦属凤毛麟角。或曰不屑为之也罢，但谁也无法否认此类型人格的偏离正常实在是极为残酷的，其后掩藏了太多常人不必也无法理解的绝对隐衷。这种情况的维持一直到一七七四年德国青年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的出版才算告结，作家以激情洋溢的笔墨勾勒了创作史上首例彻头彻尾的文人偏执症形象，居然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时代同病相怜的青年人的认可，甚至导致了大量模拟自杀的恶劣事件，该书也因此成为本类型文学的早期标志。关于歌德及其笔下的维特形象及其病理特征，下节将作详尽阐述，在此不赘。 歌德而下，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同貌人》非常成功地再次诠释了精神偏执症，它本来完全有理由成为本类型文学创作史上又一座重点标志——作家本人真的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可谓先决条件得天独厚。然而也许作家非常乐意通过描写恐惧多疑、心理变态、人格分裂等形象完成对于潜在背后的自尊与反抗的追寻，写人物偏执之旨却在给特定的时代提出纠正意见，这一点在作家以后别的创作中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复现。故度其用意与歌德纯写文人偏执症相对照，重叠、相悖的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即便假定陀氏作品乃是继承并超越了歌德，毕竟还是构成了质的差异，作为本论也只好将之打入另册看待。至于德国哲学狂徒尼采本人形象及其笔下的苏鲁支形象，上世纪初中国作家鲁迅散文集《野草》流露的阴毒意识及其早期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近现代文学史上诸多“多余人”、“无用人”、“嬉皮士”、“痞子”系列形象皆可看作偏执症人格类型在创作史上裙带的种种形态各异的关节。 相对而言，二○○五年出版于中国大陆的当代长篇小说《裂阱》却意外而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以来偏执症人格形象创作之正脉。它的登场方式自然与古典主义无缘，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荒诞派们对于文学外在的破坏。它的破坏是内在的，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是人类畸变心理的开发和自戕意识的引诱。接近黑色的浪漫主义。《少年维特的烦恼》中饮弹的维特形象和《裂阱》中茹刃的夏散舟形象，则因此成了偏执症人格形象被创作史接纳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典型，后者对于前者的继承与超越，也真实地为后世作家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三、由维特及夏散舟：人格比照 1、年龄、身份之蜕化 前文已述过，偏执症发病年龄偏大，以青壮年和中年为主，但实际上这里更多是指向心理年龄的。带有偏执症特征的人普遍智力偏高，年龄、阅历的积累构成两条明显的走向：有的终身停留在偏执型人格障碍，有的演绎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前奏。人过中年之后，性情一般趋于稳定，应激特征减缓，当然也有始终维持挣扎状态甚至愈演愈烈酿成恶劣的结果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情况还要复杂许多，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两个走向分化的潜在因素早已是通过人物的社会身份预先规定了的。本论为了明晰性起见，展开只针对创作史上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并根据上节所陈述的事实主要侧重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裂阱》二书中维特和夏散舟的形象。 维特给读者造成的基本印象是：一位拥有许多离经叛道的才华和向往自由平等生活的热情少年，或者一位身份卑微的外交实习生，或者他自己更愿意被称作是一位画家要么译诗者也好，尽管这些并不能够作为他的职业。庸俗的城市、尴尬的乡村、上司的歧视、贵族的羞辱、亲朋的异议，无一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然而他始终没胆量选择直截了当的暴厉抗争，而是温驯地忧伤、忧伤、再忧伤，然后咬牙切齿地选择唯一适合他这种人的办法：精神转移——逃避现实。这样一旦遇事便选择逃避态度的结局理所当然是无可逃避。维特从失望到绝望到崩溃到饮弹的过程，确乎是一种清醒的懦弱心态，其间尽管充斥着激昂的情绪却总是采取封闭式的假想或自虐而内部抵消。后世研究《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学者们多将维特之死归罪于问题社会，并加予作品思想性的升华和诠释，其实反倒构建了一种背道而驰的功利目的或附会心理。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即使健康的社会也时常会有病态之人仿效维特式的自杀得到充分的证明。欲得出真正症结之所在，势必进行对人类潜意识里的病态根源之剖析。 于是，创作史上情况完全不同的人物应运而生了。《裂阱》中的第一主人公夏散舟的身份是一位蜚声海内的艺术学院青年教授，如日中天的他也不免人格充满矛盾，自以为比周围的人们深刻许多，同时热爱并憎恨着惜花怜影、咏月悲秋、望洋兴叹——为了爱情，他不惜牺牲所有；为了友情，他甘愿义舍千金；为了物欲，他诈国宝、讹日商、诱少女、欺伙伴、制造焚尸假象、离间他人婚姻，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然而巧妙的伪装手段却一次次为他赢得了荣誉、光环、金钱、地位，未料竟因盗墓事败，致身陷囹圄。出狱后的夏散舟，因为前之种种罪孽与仇敌般若集团产生了一系列莫名的纠葛恩怨。他痛定思痛，忏悔彻悟，甘愿忍辱卧底，成功协助警方一举捣毁了般若集团，蜕变为真正力挽狂澜式的“明星”，亦因此付出了误中奸计、精神分裂、妻离女散的沉痛代价。为了复仇，他再次单枪匹马潜入幽穴，手刃枭首，以殉情终。 在维特和夏散舟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找出从偏执型人格障碍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特征的变迁。妄想与幻觉的不固定到类似妄想的大量重复；间歇性的大量语思障碍；梦魇与现实的矛盾、交织、错位、混乱；等等。作品中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更可以反映出活动在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年龄身份对于直接影响人物性格的变数差值。姑且不考虑这种变迁好坏与否，至少不容忽视的是著作者的年龄与创作心态在这背后必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巧合的是，两部作品的著作者创作年龄都是二十四岁，且都可以划归虽有一定社会身份，生活却并不如意的阶级，后者的情况可能还要糟一些。前者仅以四周时间奋笔疾书，以青年写青少年，完成作品；后者耗费半年心血颠篡增删，以青年写中青年，付梓传世。其间精炼与庞杂之别，显示了不同的沉重。对于人物年龄身份的选择偏嗜（由作家本人其它作品可见一斑）差异是造成作家笔下人格形象差异乃至差距的重要心理因素和实践因素。尽管两位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作家居然异口同声地宣布“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究竟是很令人头疼的”，然而维特之死顺应天时引发万人知己，夏散舟之死却几乎令每位读者混淆哭笑。如此，年龄和身份问题即不妨看作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之一。 2、性情理想之蜕化 如果将维特和夏散舟这两个人物形象强硬地作个横向比较，试图证明谁更痴情执著、谁更阴暗刻薄、谁更心思磊落、谁更可怜乃至可畏，毕竟是非常浅薄的方法。因为偏执症本身还会有内在的纵变，这种纵变有些被作家以事件形式反映在作品记录里面了，有些则须借助读者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字以外的大胆而合理的拓展。不少续著作品，哪怕精彩还是拙劣的，不外乎都是采取的这趟路数。不过，若是依原著中若干细节描写对照两者待人遇事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研究偏执症人格的异样走向来说，无疑具备小中见大的预见意义。 性爱当然是带有偏执症特征的痴情者的重头项目，对于维特来说，爱情即一切。作者不吝笔墨这样写道： 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的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 其实对于维特而言，艺术本身摆在人生中的位置并不那么重要，顶多只是起到一个避风港的作用，这与他的处世态度也是一致的。只有在清醒状态下确信得不到的爱情时，他才会借助诗歌、绘画这些精神鸦片麻醉自己。直到临死，沉陷于迷狂状态的维特还被极可能仅是出自他主观意识翻译的“莪相”占据着心灵，将自我引向万劫不复之深渊。 反观夏散舟，此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则要坚默许多，作者两次用了“失忆”这个词：……我将诅咒它们的毁灭——为了追寻我所思慕的冰封在失忆里的阿芙洛狄蒂，为了我生命的最末一刻仍旧能够微笑、狞笑。 清醒的盟誓只剩下失忆，他想杀了上帝。 从根本上说，夏散舟打算把痴情变成失忆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妄想。但是他自我麻痹的办法决不同于维特，他愿意埋葬过去、默忍罪孽、吞咽苦果，然后照样追逐名利娶妻生子交女朋友甚至嫖宿。从世俗的表面现象解读夏散舟，会认为他比维特更早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理由是能够独立走出了痴情的阴影。然而，作为矛盾集合体的夏散舟事实上却一步步迈向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阴影——裂阱。至于挖掘这口裂阱的，几乎不存在社会的因素，大抵全在他自己身上。由于简单粗暴地以成熟和幼稚作为判语定义难以捉摸的偏执症人格形象本来就有局限性，所以回到年龄身份的角度讲，怀才不遇的少年时代的维特所作出的自杀选择倒是另一种强，于是放荡颓废的少年时代的夏散舟的羞于直面表白所呈现的卑怯则可以视为另一种弱。弱与强、幼稚与成熟之间的转化是潜性徘徊的。区别在于维特是单向渐变的格式，夏散舟是迂回突变的格式。维特的转移多半停留在主体精神和书面语言的胜利上，夏散舟的转移则是企图不断地从现实中寻找替代物。试分析，后者通过与婚姻、诱奸等手段实现了成年男子贪婪的性需求，而与丁梦蕾的相遇则满足了虚幻情人的现实让步式情欲。同样，前者也有过如此类似影射的体验，譬如关于邂逅那个长相酷似绿蒂的封？；b小姐的一段文字。但维特对本人的性爱的态度是守恒的，甚至是宽厚的，即使屡屡出现憎恨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也只是限制在自我的精神范围。夏散舟则彻底割裂了痴情与肉欲，时间的推移使之形成一种自私的习惯。作家似乎更希望假手夏散舟阐释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凡俗肉欲与“圣洁的爱情”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宽恕的，除此一切都可以作为玩笑的对象。作家甚至不惜破坏情节的可信度强制性地规定“圣洁的爱情”对象阿芙洛狄蒂至终保持处女之身。复仇不过是占有的借口，作家没有言明，但可以清晰地从文字背后反映出来，就连作家自己也承认：“简直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我原先所构思的那个故事进行了大胆地歪曲”。同样的情况，艺术对于夏散舟来说，也恰与维特相反，不是避风港，而是敲门砖和喷火口的混合体罢了。这种同中见异并不能得到雅俗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内外反差。 许多关于二书的评论都愿意提及自由理想。然而，维特的自我毁灭或者竟可以被索引为为了社会客观自由法则的殉道，夏散舟的复仇意识便只能被理解为个性绝对自由的私欲满足。这种颠倒，并没有高下之别，只是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愿望，却验证了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另一种蜕化，即社会发展对于文学创作高潮与低谷的绝对干预性。这类作品里，主人公通常都会有一个深刻的引导者：《神曲》之维吉尔、《少年维特的烦恼》之莪相、《苏鲁支语录》之超人、《裂阱》之水银。令人拍案叫奇的是，他们的身份也存在一定的并轨与蜕化，即从另一个方面暗示了此种干预是再明显不过的。 3、关于自杀与殉情 哲学家叔本华在他著名的《论自杀》一文里关于自杀特别强调：谬误并不等于罪恶。他的解释是：自杀妨碍了人们获得最高的道德目的，自杀是为了真正地从这个苦难的世界解脱出来——事实上，这种解脱仅仅是表面的。同时他又说：或许，自杀也被看作一种尝试——一个人类向自然之神提出并试图迫使她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死亡将会给一个人的生存以及对事物本性的洞察带来何种变化？在叔本华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尝试，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意识的毁灭，即提出上述问题并期待作出答复的意识的毁灭。 笔者以为，对于自杀作者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恰恰反映了作家人生遭遇相似事件本身的渗入指数。二书的著作者本人都有过类似恋情未能遂愿的经历，而文字中作家对于自杀不厌其烦的辩护与向往以及恐惧的偏执矛盾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作家以自己非正常心态注入作品，目的皆是希望就此总结并结束这种苦恼。根据关于作家生平的许多本事记载以及作家本人其它著作中所透露的说明，乃知二位作家在作品与现实中的生存态度竟然是完全相反的。 殉情似乎是二者的最终归宿，维特的殉情是直接而赤裸的，没有任何悬念与牵挂，从故事的发展开始即给出了预设的结局，“我们三人中的确有一个必须离开，而我，就自愿做这一个人！”夏散舟的结局却出自瞬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是物欲与爱情的冲突的必然。稍嫌拖泥带水的结局是：生命的最后一刻，夏散舟也一定要先杀死情敌完成作者潜意识里的“任务”。而这个所谓情敌水银，一方面是夏散舟的崇拜者，另一方面是邪恶势力的最高领袖。事实上夏散舟之于水银的复仇过程即一个现实的自我与超越的本我互相杀戮同归于尽的过程。作家处心积虑地安排夏散舟死于另一个自己刀下和心上人的怀抱里，并用“阿赖耶识”的佛学谶语解释这一有违常理的做法，明显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