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灰》 笫一章 张树仁大半辈子里性生活似乎就没有满足过，每一次从学校回到家，都等不到天黑，就要把老婆压倒在炕头上先打个点。 这是张树仁二十多年来的老规矩，虽然年已不惑，依旧老毛病不改。张树仁解放前在高中读书时就结了婚。那时候父亲张志杰在省城一家中学里当职员，张树仁跟着父亲在省城读高中。母亲在老家农村，是个缠过小脚的农村妇女。农村人有了儿子就急着抱孙子，张树仁还没有完全弄懂结婚是怎么一回事时，母亲就为他讨了个小媳妇。洞房花烛夜，张树仁跟媳妇都连衣服没有脱，只羞羞答答地抱着亲了个嘴。这种事无师自通，很快夫妻俩都尝到了其中美不胜美的滋味，半年时间不到，张树仁和妻子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省城离家百十里地，张树仁每隔两个星期就要往家奔一趟。那时候的交通没有如今发达，坐火车到县城，还要再步行十多里路才能到家。星期六下午失急慌忙往回赶，到家时差不多就是半夜时分。整整一个晚上折腾不止，第二天吃过早饭又要返回省城。常常一个晚上的折腾并不能尽兴，再赖在家里又折腾一个晚上。星期一早上爬起来去学校，迟到不说，接下来一两天之内都很难打起精神。 父亲不可能对于张树仁这种贪恋性事荒废学业的行为熟视无睹。解放前的省城高中不是一般的人家读得起的，张树仁的父亲只是一个刻写蜡板的职员，薪水并没有多少，父子俩住在一起才勉强提供了张树仁在省城读高中的条件。如果任儿子这般不把学习当一回事，那昂贵的学费不是白掏了么？父子不准张树仁再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只在每年的寒暑假跟他一起回去回来。学期中间碰到学校有什么活动放假在三天以上时，张树仁百般乞求才勉强获准回家去一次。解放初张树仁在农学院上大学，离家更远了，就只能在寒暑假才能跟妻子完成他们一年到头都很想完成的作业。那时候张树仁一回到家，脸顾不上洗，饭顾不得吃，就把妻子拉拉扯扯到房里。母亲知道儿子的德性，骂一句“看没出息那样，见了媳妇就没命了”，便走出去反锁上大门，让夫妻俩放心大胆地去折腾。 张树仁在农学院林学系学的森林采伐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森工技术学校教书，距家比上大学时还远。于是仍跟在大学时一样，到了寒暑假才是他和妻子频繁交配的发情期。那时候张树仁虽然已经有了工资收入，但是却没有如今遍地春笋般涌出的发廊洗脚房。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划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张树仁吓得心惊肉跳，找个情人搞“一夜情”那样的事连想都不敢想。张树仁规规矩矩地把全身的欲火，只有在回到家的时候淋漓尽致地发泄到妻子身上。儿子张哲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晚上丝毫不影响他和妻子的作业。每次刚进家门大白天要打那个点，母亲便会及时地抱着孙子到门外去玩。老大不小的张树仁从来在母亲面前不遮不掩，有时候老太太忙着什么事手脚慢了点，张树仁便撒娇般地对母亲说：“妈，磨蹭啥哩？带你孙子到门上去，人家还有事呢！”母亲笑笑说：“你能有狗屁事！”赶忙扔下手里的活计，带着孩子到门外去了。 我们这个故事开头讲述的时间，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理论上划定的“十年动乱”尚未结束，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已病入膏肓但仍未寿终正寝，极左的“四人帮”还在蹂躏着我们国家。农村是“大锅饭”，农业学大寨是八亿农民的主要营生，生产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一晌不出勤，倒扣三天工分，社员们仍然被死死地捆绑在生产队，行动上不得自由。此时张树仁的家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张志杰先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摘掉帽子在家里务农，母亲也已去世多年，儿子张哲在劳改场服刑，老婆惠芳英和儿媳春梅都是有男人跟没男人差不多地在家里活守寡。张树仁依然在省森工技术学校当教师，学校开始恢复教学，贫下中农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占领着教育阵地，张树仁还是只能在寒暑假回来跟一家大小团聚。 这天，张树仁是在一家人刚刚吃过午饭后回到家的。老婆惠芳英赶忙打来洗脸水，把一条白生生的白毛巾放进脸盆。张树仁刚洗完脸，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就端到了桌子上。父亲志杰老汉回家好多年非常熟知儿子的脾性，不等别人催促就拿起锄头上工去了。张树仁一边吃着荷包鸡蛋，一边偷偷给老婆使眼色，扮出一副急不可待的可怜相，生怕惠芳英也拿起农具出门。惠芳英脸色微微红了红，会意地对张树仁飞了个媚眼。 儿媳妇春梅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准备去上工。惠芳英说：“春梅，你给队长请个假，说妈今天下午要看你外婆去。你外婆都病了好多日子，刚好你爸回来了，我们一起去。” 春梅说：“走亲戚请假人家不准，还要你自个儿去。我就说你病了，连路都走不了。” 惠芳英说：“咋说都行，妈不怕咒出真病来，只要请准假就成。” 春梅什么话也没有再说，眼角斜了斜正在吃饭的张树仁，扛着锄头出门去了。春梅前脚刚刚走出门，张树仁就三两下把碗里的鸡蛋刨进嘴里，扔下筷子扯住老婆动手动脚。惠芳英娇嗔地推了张树仁一把，说：“死鬼，急死你，大门还没关呢！” 张树仁放开老婆，说了声“快点”后先就进了房间。惠芳英关上大门，又关上房间门，回过头来时张树仁已脱得光溜溜直挺挺躺在炕上。惠芳英顿时也疯了似地扑上炕去，抱着张树仁又吻又咬。张树仁挺身压住惠芳英，三下五除二剥去其内外衣，摧枯拉朽般进入惠芳英身体。惠芳英扭来扭去，百般迎合，嘴里发出摄魂动魄般的嗷叫声。张树仁全身心一股愉悦，禁不住倾刻间一泄无余。似乎积聚在体内的无穷欲望，不到五分钟就得到了全部满足，软塌塌爬在惠芳英身上一动也不想动了。这是旱涝不均的夫妻生活造成的通病，想得太久，憋得太久，稍一接触便愉悦无比情难自已，绝非那种病态的早泄。 惠芳英对此十分了解，接下来开始施展她的魅力，这位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村妇女却有着最拿手的床上功夫。那时候中国没有淫秽书籍黄色录相，有过这种学习班那种学习班，始终没有举办过这方面的学习班。但是惠芳英却除了传统的百依百顺外，还无师自通地悟出不少技法，每一次都能让张树仁精疲力尽之后，又感到无穷的乐趣。这也是大学毕业的张树仁对这位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村妻子，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新鲜感的主要缘由。惠芳英侧起身来，让丈夫平躺在旁边，先是把整个身子贴上去紧紧地搂了搂腰际，表现出无限的欣赏与依恋。接着，她把嘴巴凑上去，从额头到脸颊，再到鼻子、耳朵、脖颈，一直到大腿根下，一寸不露地连吻带舔，好像张树仁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她喜欢的。在敏感处，似舔非舔似咬非咬地揉弄一阵子，又跟她的敏感处贴在一起不断地使劲摩擦。如此这般不到一刻儿，张树仁便又觉欲火烧身，不由自主地雄风大振。不过此时他已不像方才那样性急，而是欣赏般地把老婆的身体颠来倒去地抚摸一番，直待惠芳英忍耐不住连连哀求时，他才慢慢进入其中。随之而来的动作有快有慢，用力时大时小，两眼直直地看着惠芳英享受得死去活来。他似乎不是在进行两厢情悦的性事做爱，而是在泼墨挥毫从事着书法艺术的精心创造。 此时的惠芳英才真正进入高潮，刚才的声色种种都是做作出来给张树仁看的, 为的是让张树仁高兴。很多女人不懂得这个，夫妻生活中只想到自己的好恶，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使得本该快快乐乐的事情而窝窝囊囊草草收兵。有投入才能有收获，惠芳英此刻快感袭遍全身整个神经末梢，随着张树仁的节奏而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张树仁愈战愈勇，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大有将这样的动作和效果保持到整整一个下午之势。正当两人酣畅淋漓难分难解之时，有人使劲地敲响了大门。 最先听到敲门声的是张树仁，停下动作，说：“谁敲门呢？” 惠芳英正在快活头上，不管不顾地说：“管球他哩，敲一敲就不敲了。”双手紧紧抱住张树仁，身子继续不停地扭动着。 大门被不屈不挠地敲着，哐哐声越来越大。 看来大门不开是不行了。惠芳英气恨恨穿上衣服，让张树仁躺着不要动，她看看是那个不长眼的，很快就打发走。谁知打开门，原来是春梅，惠芳英不由得满脸通红。 春梅说：“我把工分本忘了拿，你们还没到我外婆家去？” 惠芳英还没有完全定下神来，说：“没……没有，等……等会儿再去。”眼睛不敢往春梅脸上瞅。 春梅问：“我爸呢？” 惠芳英慌乱中不知怎么回答，吱吱唔唔说：“你爸……你爸……”到底没有说出个名堂。 春梅笑了笑，进屋拿了工分本，出来后对惠芳英说：“妈，你把门关了。” 惠芳英似应未应地胡乱点了点头，看着春梅出门，一直在村道上走了很远。春梅走着走着还回过头看了一眼，脸上似乎挂着一种怪笑。 惠芳英重新躺在炕上，意犹未尽还要张树仁继续。 张树仁说：“这女子，把人都能吓死。” 惠芳英说：“吓啥哩？咱正儿八经的俩口子，还能挡住不让咱干这事？” 接下来惠芳英又施展了一番手段，才又把张树仁逗起，终于使双方再一次大汗淋漓精疲力尽后方才罢休。两个人心满意足躺在一起，说起老夫老妻间的悄悄话。 张树仁说：“这到学校一去就是半年，把人都能想死。你想不想？” 惠芳英说：“怎么不想？” 张树仁问：“我走以后多长时间开始想？” 惠芳英说：“头天一走，第二天晚上就睡不着了。炕上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 张树仁问：“那咋办？” 惠芳英说：“抗呗，抗一抗又开始盼。到了你快要回来的那个月， 硬是掰着指头一天天数日子。” 张树仁说：“咱们这一把年纪了，这种事总还没个够。春梅才二十郎当，罪咋受呢？你抗呀盼呀，也就是个半年几个月。春梅抗了盼了两年，还得再抗再盼六年。” 惠芳英说：“谁说不是呢？生产队又这么穷，要是没有你寄回来那几个钱，连油盐都吃不上。春梅活守着寡，日子又这么苦，我总怕守不到哲娃子回来。刚才春梅说是回来取工分本，实际上是给咱传话哩。她咋能不知道咱在干这事？偏偏跑回来硬敲开门，分明是说，光知道你们受活哩，我呢？” 张树仁说：“真要是春梅不愿意守，咱就让人家改嫁,不要耽搁人家娃。” 惠芳英说：“你说的倒轻巧！春梅改嫁，让哲娃子回来打一辈子光棍？” 张树仁说：“哲娃子回来，再另外给问个媳妇不就对了么。” 惠芳英说：“杀人犯，刑满释放，谁愿意跟他？” 张树仁说：“要不，春梅去找个相好的，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惠芳英说，放你的臭狗屁！咱看都看不住，还睁只眼闭只眼？这种事搞着搞着，就搞得分不开了 。“ 张树仁没了主意，说：“那咋办？就让春梅干抗着？” 张树仁的儿子张哲，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武斗，后来清查打砸抢，给张哲落实了一条人命。张哲也不知道那人是不是他打死的，双方隔着一条沟对阵，张哲抱着一挺机关枪扫射，那人被证实是中了机关枪子弹而死的。张哲只好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认定是他打死的就是他打死的。已经从学校回到农村结了婚的张哲被以杀人罪逮捕。因为并非眼对眼杀人，免了死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惠芳英叹了口气，说：“女人这活寡真难受！世上的人看见寡妇找个相好的或者嫁人总是说三道四，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让他们试试三年五载不干俩口子这事，还不急疯 了！” 张树仁说：“这真是个难办的事，别人也帮不上忙。” 惠芳英笑了笑，说：“你是不是想帮这个忙呢？那你就给帮帮，哲娃子回来还给哲娃子就对了。” 张树仁捶了惠芳英一拳头，说：“放屁的话，那成了啥了？光你就把我折腾死了，自家猪娃饿的哼哼叫，哪还有粜的糠？” 惠芳英笑着说：“那才是自家的猪娃，我是自家的老母猪。” 夫妻俩精溜溜躺在炕上，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也都敢说地聊了大半个下午。末了惠芳英忽然说：“我想，你能不能在外边给春梅寻个临时工干着？离开农村这苦地方，兴许还能把心安下。糊里糊涂磨合上几年，等哲娃子回来，他们还是浑浑全全俩口子。” 张树仁说：“临时工在我们学校那儿能找到，省秦岭林业局下边有几个加工企业，厂长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过跟生产队差不多，干全是卖力气的活儿，不知道春梅愿不愿意去？” 惠芳英说：“她高兴着去呢！要苦还能苦过生产队？咋说也算是在外边干公家事，听起来荣耀，每月还拿工资，比生产队挣死扒活一个劳动日八分钱强得多。” 第二章 当天晚上，惠芳英就把让张树仁给春梅在他们学校那儿找个临时工去干的事儿告诉了春梅。春梅不敢相信地问：“真的？” 惠芳英说：“妈还能哄你？你爸都答应了，说在他们学校跟前的林业局就能找得到。那里加工厂的厂长都是他的学生，一说就成。” “哎呀，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春梅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好，两个巴掌合在一起不停地搓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是干上几年临时工，将来能转正才更美呢！” 惠芳英说：“那还说不定，临时工先干着。只要有机会，你爸一定会给我娃办的。” “我爸真是个好爸！妈你放心，我到了那里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爸。星期天我就到我爸学校去，给我爸洗衣服，把我爸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再给我爸做好饭吃。让我爸一年四季在学校跟在家里一样。”春梅一个劲地说了他未来的打算，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要孝顺和回报张树仁。 惠芳英听了心里很好受，说：“我娃有这心就行了。你爸也不是七老八十的，他自个儿会照顾好自己。只要我娃在外头过得舒心，妈也就放下心了。哲娃子还有六年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们小俩口的日子还长着呢。” 一提到张哲，春梅的脸色骤然间变得僵硬。不过只有片刻时分，春梅又恢复了方才的高兴，不停地打问她爸让她去干什么，不知道她干得了干不了？又说她要是出去干了公家事，准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死。 惠芳英眼见得春梅是真高兴不是假高兴，便越发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出对了。是啊，年轻人谁不向往着出外去干公家事？那时候的中国，如今的年轻人都很难想象得出来。不要说像现时的农民工，成千上万涌入城市，漂流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打工族，就是连到当地的公社，谋个社办企业人员也十分困难。城镇户口和非城镇户口，犹如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阶层，把人们一生的命运分别局限和搁置在不同的层次上。公家的事似乎天经地义地该着商品粮子女们干的，农业粮把农民子女永远地限定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民子女想要跳出“农门”，只有上学读书大中专学校分配工作和参军当兵后复转安置。这两条路走不通的人，就只能一辈子面向黄土背朝天了。至于走后门招工招干，只是极少数人拥有的特殊条件，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无法可想。而今，万念俱灰的春梅竟能够在张树仁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渠道离开农村，从而有可能改变她整个人生的命运，怎能不让她打心眼里高兴和激动呢？ 整个暑假，张树仁在家里生活得十分幸福和愉快。除了跟往昔一样的夫妻生活想有就有过足瘾，屋里屋外大小体力活儿从不沾手外，其它各个方面的待遇都明显地提高了层次。过去回到家，基本上都是老婆惠芳英在细心周到地伺候着她，儿媳妇春梅仅仅是贤惠地不予反对，实际行动上很少动手。而今两个女人似乎竞赛似地服伺着他吃好穿好生活好，天天过得很舒心。早上起来惠芳英刚刚伺候她洗罢脸，春梅就把泡好的茶水端到跟前；一天两顿饭，他坐在桌子旁，惠芳英端来饭碗，春梅赶忙把筷子递到手里，吃一碗舀一碗连屁股都不用抬；到了晚上刚喝罢汤（即吃过晚饭），春梅便把洗脚水端到房间里，擦脚手巾放进盆里，还要伸手试试水烫不烫；过去惠芳英每过七八天去肉食店里割一回肉，拿回家做顿好吃的一家人打打牙祭。现在春梅三天两头趁着空闲逛商店，除了肉还买回糖果点心之类的东西，让他享受般地吃遍在学校也没有买过的零食。一言以蔽之，除了晚上跟老婆睡觉外，春梅把一切惠芳英想要照顾他的事都抢着干了。当然在他享受着特殊待遇的同时，父亲志杰老汉也同时被提高了服务标准，不过那实在是秃子跟着月亮沾了光。 转眼间暑假期已满，保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树仁先期回到学校。省森工技术学校地处秦岭脚下的千年古镇，同驻一地的省属秦岭林业局上上下下大多是森工技校毕业的学生，把森工技术学校跟秦岭林业局放在一处，也是因为培养的学生主要针对秦岭林业局的需要。张树仁经过打问，知道林业局下属有个木材加工厂工资待遇不错。那时候木材凭指标供应，木材加工厂把林业局储木场里堆得像山一样的木材进行简单加工，以半成品出售，在原来价格上增加一些加工费。林业局开办木材加工厂是为了解决那些家在农村的职工家属问题，名为加工厂，实际上只有几台电锯。毕业于省森工技术学校的厂长挺给昔日的老师面子，张树仁没有费多少口舌，厂长就答应让春梅到木材加工厂上班。只是木材加工厂没有也没有必要有职工宿舍，上班的家属白天在加工厂上班，吃饭和住宿都回到职工所在单位去。 春梅在木材加工厂上班，晚上该住在什么地方呢？木材加工厂距学校只有一里多地，春梅来了住在张树仁的房子，上下班的条件上应当说十分便利。但是公公和儿媳长期住在一起，从传统的臆想上说来总给人一种不太合适的感觉。怎么办？张树仁犯难了。他没有立即写信回去，心里犹豫着该不该跟春梅住在一起。有一天他看到学校同事的房子里有一位大姑娘，一问才知道是这位同事的女儿，在镇子上的供销社干临时工。张树仁忽然间心头一亮：何不把春梅也说成自己的女儿，那样别人就不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了。他重新去找了一次木材加工厂厂长，说是儿媳不愿意来，嫌活儿太重，女儿同意来，要另外换个人。木材加工厂厂长说，张老师，你不管谁来，我给你安排一个人就是了。张树仁回到学校后，即刻写了封信回家，告诉说给春梅在木材加工厂找好个工作，让春梅马上来上班。随后又向学校总务处借了张床板，在他那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给春梅支了个床铺。两张床分别各靠近前后窗子，处在长方形对角线的两头。 一个星期后，春梅拿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一进张树仁的单身宿舍门，看见房里两张床，就问张树仁：“爸，你房里住两个人？” 张树仁脸上有点不自然，说：“那是给你支的床，厂里没有宿舍，晚上得回来住。” 春梅不由得愣怔了一下，随后什么也没有说，把随身带来的包袱放在床铺上，就开始动手打扫房间。 张树仁说：“不急，不急。刚来先歇会儿，这房子就是这，再打扫也整齐不了。” 春梅说：“过去你一个人，往后我来了再乱七八糟的，人家就会笑话我。” 张树仁没有再说什么，任春梅前后左右地抹洗收拾。春梅一边忙火着一边又问：“那我们吃饭咋办？厂里有没有食堂？” 张树仁说：“木材加工厂上班的都是职工家属，下了班就回去做饭吃。你回来到学校灶上吃饭，工厂离学校不远，来回路上要不了多大时辰。” 春梅说：“灶上吃费钱，咱在门外屋檐下搭个炉子，自个儿做饭吃。” 张树仁说：“那也好，想吃啥做啥。冬天房子里也少不了生炉子。” 春梅手脚利索，不大功夫便把房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旮里旮旯打扫得干干净净。张树仁顿时觉得房里有个女人，就是跟孤身一人的光棍汉大不一样。春梅还要扯起张树仁床上的枕巾床单放在盆里洗，张树仁忙阻挡说：“往后日子长着哩，今天刚来，路上坐车挺累的，先歇着。”春梅没有勉强，只把床铺扫了扫就停住手。闲下来又觉得心里慌，眼睛四处打量着想找个活儿干。张树仁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跟春梅说，春梅进门不到一个小时，他跟她单独说的话比在家一个暑假还要多，不免觉得有点尴尬。幸亏这时候晚饭的铃声响了，张树仁收拾碗盆准备去灶房打饭。两个人的饭菜，一只碗一个碟子不行了。春梅说：“我也去，认认地方。往后再要到灶房打饭，爸就不用去了。”张树仁想想也对，就领着春梅一起去了。 学校的学生灶和教工灶在一个地方开着两个门，学生灶那边人群拥挤闹闹哄哄，教工灶餐厅却没有多少人。张树仁走进门时，有几个正在用餐的年轻教师扬起头打招呼：“张老师，咋拿个盆，来客了？” 张树仁忙指着春梅说：“这是我女儿，在木材加工厂那边上班。” “哎呀，张老师有这么漂亮个女儿，咋不知道呢！”张树仁对春梅说：“这都是你叔叔。” 春梅嘴巴动了动，到底没有叫出声来。好多人一齐笑着说：“不用叫，叫叔叔就吃亏了。” 打饭回到房子，张树仁就对春梅解释说：“我想说成女儿好，说是儿媳妇怕不方便。” 春梅脸红了红，没有吭声。 第三章 天籁俱寂，夜深人静。 张树仁躺在被窝里像烙饼似地翻来复去，竭尽全力屏神静气，想要尽快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小小房间里，近在咫尺的两张床上，躺着他和春梅两个人。尽管过去他确实把春梅当做女儿般对待，特别是儿子张哲进了监狱后，更是同情和怜悯这个正当花季青春的女孩子。他晚饭时已经公开对人说春梅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事实上的是与不是却在奇怪的生理反应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除了那种禽兽般的东西之外，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是产生不了那种异性的渴望的。可是对于儿媳妇，自古至今这样的绯闻到处都有层出不穷，于是也就有了“扒灰”一词。此时的张树仁之所以大脑兴奋难以入眠，正是这种动物性的欲求和伦理道德上的抗争，使他处在极其残酷的折磨之中。 从学校熄灯铃打过，房子门关上插销那一刻起，张树仁就已经开始不正常。往日他总是先脱去裤子，煨在被窝里，借着床边桌子上的台灯看一阵子书，等到困乏至极之后，很快关掉灯脱掉上衣，三五分钟就响起了鼾声。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破例没有经历这个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也没有先脱去裤子坐进被窝，而是囫囵儿上得床去，在被子里再解裤带脱衣服。他不知该不该关掉灯，又不敢朝春梅床上看看她是否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连问一声睡好了没有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只是凭感觉绝非看到春梅压根儿就没有脱衣服，全身上下穿戴齐全地躺进被窝里，然后才关掉桌子上的台灯。 暑假在家一个多月，身体可以说已被老婆惠芳英掏干控净。过去这种时候回到学校，至少要在一个月内连夫妻间的事想都不想。可是今天晚上，张树仁的那东西一躺进被窝就硬梆梆挺了起来，说什么也都制服不了它。这样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张树仁想能不能在哪里给春梅租间房子？那时候城镇农村居住的条件都很恶劣，不像现在不少人家专门盖起房子挣房租，到哪儿去寻空闲的房子呢？再说即使能找到，花钱不说，怕是也不敢让春梅一个人住在他目光看管不到的地方。让春梅出来干临时工，是为了给儿子张哲守揽住这个媳妇。要是让春梅在这里另外挂上了男人，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想到儿子张哲，张树仁有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痛苦与内疚。 张树仁上所在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是全省惟一一所专门为森工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是全国森工学会常任理事，学校专业的好几个课本，就是这位校长编写而在全国森工教育系统通用。各个教研室主任，都是省内森林工业理论方面的佼佼者。正是这些业务上的骨干，使得省森工技术学校曾经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森工院校之一。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学校突然被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所笼罩。上级派一位老革命担任省森工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据说这位老革命十六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现在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解放后的速成班学下的。每次学校开会讲话，不管大会小会，也不管开会的内容是什么，老革命开口就是我们当年打游击的时候如何如何。老革命把省森工技术学校视作继续打游击的战场，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磨刀霍霍，跟共产党争夺学校的领导权。他谆谆不断地教导大家提高警惕，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张树仁因为父亲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感到心惊胆颤日子很不好过。他想，这不是开玩笑吗，学校怎么能这样办？尽管据说森工技校校长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员，几个教研室主任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镇反中被政府枪毙，一个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还有一个人的亲属在海外。但是他没有感觉到他们中有哪一个真像党委书记说的那样，企图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变天？他觉得这硬是不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当回事，没事找事地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矛盾。 正当老革命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全面拉开帷幕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党委领导下的党团员迅速出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有个邓拓、吴晗、廖沫沙 、“ 三家村 ”、 “ 四家店 ”，省森工技术学校便也有校长和几位教学骨干组成的反党集团。一个个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戴白袖圈的黑帮队伍排成一长串。张树仁被揭发鼓吹白专道路贩卖封资修，也成了黑帮队伍中的一员。他这才想到校党委书记那一套并非这位老革命的独创，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看来他要和自己的父亲命运一样，一辈子全完了。不料时隔不久形势大变，从北京传来消息，各级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转向当权派。顿时，学校里沸腾起来。文革筹委会、临委会，红卫兵司令部，造反队，战斗队……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蜂涌而起。教师和学生都分为两大派，一派把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和党委书记，自称造反派。另一派则对校党委态度暧昧，似乎还是抓住那些牛鬼蛇神不放，被称之为保皇派。两派相互攻击，摩擦不断，上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闹剧。 张树仁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观念，使他觉得造反派的作为无疑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又时隔不久，外边传来传单小字报，不断地说中央大人物如何支持造反派，紧接着毛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一下子占了上风，就连保校党委的那一派也声明跟当权派划清界限。造反派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谁错谁对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作为“黑帮分子”的张树仁虽然没有资格公开表态站在哪一边，但是心底里自始至终却是支持造反派的。他愤恨校党委书记那种专门整人的错误做法，认为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能总把人当敌人。此时党中央毛主席支持造“走资派”的反，张树仁也就把造反派的事业看作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正确最伟大的事业。 一九六七年春，报纸上宣传反击“二月逆流”，大家都不知道“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说反击就跟着反击。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要求释放被逮捕的造反派。这本来是天大的犯法事，没想到公安局竟也就乖乖地从监狱里放了人。不久，武汉发生军队围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事件，《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声讨陈再道，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江青公开讲话“文攻武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全国各地迅速武斗成风，先是棍棒，后来上升到刀枪手榴弹。有的地方除了原子弹，其它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军队站出来支左，公开表态支持武斗中的某一方。各派都把自己的行为称之为“武卫”。省森工技术学校的武斗队去县武装部“借”回了一卡车的枪支弹药，驻扎在学校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派来支左小分队，帮助造反派训练如何瞄准打枪。解放军战士对武斗队队员说，不要乱开枪，等到近前一百米左右时，再一枪一个。部队首长亲自把一支漂亮的小手枪配送给森工技校武斗队队长，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这位曾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功的汽车司机。随着全国上下武斗成风愈演愈烈，省森工技术学校武斗队频频出击战斗不止，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出了威风，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赞誉。 省森工技术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似乎就是一面镜子。亲眼目睹了这个全过程的张树仁认定这就是大方向，真理始终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他时不时写信教育正在家乡县上高中的儿子张哲，要关心国家大事，坚定不移站在无产阶级造反派一边。只有十七八岁的张哲可以不相信别人，但是对于父亲的教诲却深信无疑。张哲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当上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头头。那时候大学生、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生国家管生活，初、高中学生则完全自费。家里心甘情愿拿出钱粮供应张哲闹革命，常年四季连生产队每天八分钱的劳动日也不挣一个。武斗兴起后，张哲曾经表示质疑，写信求教于父亲。此时正是省森工技校造反派“革命”的鼎盛时期，张树仁专门回过一次家教育儿子。儿子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对立面是不是就是敌人？打死人犯不犯法？张树仁很严肃地教训儿子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革命青年应当像无数革命先烈那样，奋不顾身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即使牺牲了，也是革命烈士。张树仁以省森工技术学校为例，说解放军要武斗队的人一枪一个，跟过去战场上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这难道也是错的么？张哲最终信服了父亲的教导，第二天就不顾死活地带领战友们杀上“文攻武卫”战场…… 张树仁满以为自己终于把儿子领上了正路，去担当一个热血青年应该担当的革命重任，没料想正是自己——一个父亲成了儿子走上歧途的教唆者。张哲最终成了杀人犯。省森工技术学校武斗队那些跟张哲一样置身于枪林弹药中的人，一个个也没有好下场。解放军首长竖起大拇指夸奖过的武斗队队长，还有五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后来皆被以反革命杀人犯送上了断头台。“反革命杀人犯”，这样的罪名他们到死都可能不会接受，也弄不明白。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恐怕是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一个骇人数字。据说极个别有逃脱惩罚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所在的那个县中学，一位同样在武斗战场上杀了不止一个人的学生，未等到清查运动到来参了军。参军不久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他如同在武斗中那样勇敢无畏。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全连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手握机枪坚守住了阵地。战后军长抱住这位学生兵热泪横流，为他记了特等功。后来县里清查武斗，公安局到部队去抓人。这位学生所在团的团长打电话报告了军长，军长在电话里咆哮般告诉团长：“让他们滚蛋！他们不滚蛋，你就给我武力解决，直到他们滚蛋为止。”县公安局的人只好灰溜溜走了。从学校回到家的张哲曾经也要去当兵，惠芳英急着给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没有让儿子去报名，后来眼睁睁看着张哲被从家里抓走了。 张树仁夫妇俩的肠子简直都悔青了。 张树仁想到儿子，顿时头脑清晰心安气定。他说什么也不能再干伤害儿子的作孽事！他要像老婆惠芳英说的那样，千方百计为儿子守揽住媳妇。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倾其所有不计得失。相比之下，他在各个方面真像父亲似地善待春梅，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老大并非一定管不住老二。张树仁渐渐地全身上下那股子燥热逐步退去，跨裆里那个要命的东西似乎也极听话地停止了兴奋，乖乖紧贴着大腿根子不再张牙舞爪。 不久，张树仁响起了跟过去一样的鼾声。 第四章 张树仁在学校里的生活不再是过去那种光棍汉的简单粗糙。早上，春梅不等学校起床铃响过就起了床，悄手悄脚打开炉门，做好简单的早餐。说是简单，也比教师灶上那馒头咸菜稀米汤强得多。等到张树仁起床后洗漱完毕，热乎乎的早点已经盛到碗里。张树仁不是一天从早到晚都有课，空闲时就到镇上街道里买点菜或肉。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春梅都要事先问问张树仁想吃什么，然后就做什么。有干有稀，有菜有汤，隔三岔五还烙个煎饼包顿饺子，至于家乡的花样饭更是春梅的拿手戏。每顿饭张树仁坐在桌子旁脚不动手不伸，吃一碗春梅舀一碗，有滋有味地吃得舒心畅气。晚上临睡前，春梅把洗脚水倒进盆里，先用手试试不烫不冷才端到张树仁跟前。要不是张树仁阻挡，春梅就要帮着张树仁把脚洗了。洗过脚后的脏水，自然是春梅倒了。平日里衣服等不到脏就被春梅洗了，整整齐齐放在衣柜里以备再换。房子里的桌椅板凳被春梅擦得一尘不染，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就连张树仁床上的被子每天也都是春梅叠的。 不是女儿，胜似女儿；不是老婆，胜似老婆。 春梅对张树仁有心，张树仁也便觉得不能亏待了春梅。现在春梅比不得从前，再穿在家里时那些土里土气的衣服有点不相称。等到当月工资一发下来，张树仁就领着春梅到商店里从头到脚来了个焕然一新。春梅在木材加工厂发下工资，张树仁一分不要，还再给春梅一些钱，让她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过惯了农村穷苦日子的春梅，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全身心的愉娱非同一般。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公公给她带来的，心存感激便左一声“爸”右一声“爸”，直叫得张树仁乐不可支。学校里的同事眼见得春梅如此孝敬张树仁，张树仁又如此关心春梅，便一直以为春梅是张树仁的女儿。张树仁想着只要春梅高高兴兴地呆在这里，就能守留到儿子回来。那样，他也就算对儿子有了个交代。 日子在张树仁和春梅都感觉心满意足中平静却又不平静地度过着。突然有一天，张树仁发现春梅长得很漂亮。那是中午吃饭的时刻，春梅穿一件时髦的低领衬衣，在给张树仁端饭的时候，低头弯腰前胸正好凑至张树仁眼前。张树仁只愣怔中瞅了一眼，便全身上下一阵震颤，接饭碗的双手禁不住直抖，脸色突然间红了。春梅也觉察到了公公骤然间的失态，忙站起身红着脸扯了扯前襟，到一边忙别的去了。这顿饭张树仁吃得有点心不在焉，不时地偷偷打量起春梅来。那柔顺的长发辫成的辫子，与白里透红的脸庞儿相映衬，显得格外妩媚；那棱线清晰的鼻梁骨，跟大大的眼珠，小巧的口唇配合在一起，孕育出无限的青春和秀气；尤其是那身段，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把张树仁直看得脸热心跳。此前，他似乎从来没有对他老婆以外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审视过，竟没有发现女人跟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大的差别！ 假期在家输出殆尽的张树仁，渐渐地体内的雄性激素又呈现饱和状态，从前那种长久的饥渴难耐，又开始折磨着他。过去从家里回到学校时间久了发生这种问题，他便在晚上轻车熟路地来一次自慰。手淫的方法是在高中上学时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结了婚，不知道别的男子是怎样自我解决问题的，自己则是采用跟妻子做爱时的姿势。翻过身子爬在床上，下边垫几张废纸，模仿高潮到来前的快速动作，不一刻儿便喷射出体内的积蓄，顿时觉得全身愉悦，小东西即刻软塌塌缩了回去。学校的学生宿舍是那种数十人一排的大木床，即使有再大的动作也不会产生声响，旁边的同学只是听见他呼呼哧哧喘粗气，没有产生什么怀疑。上大学时亦如此，大概那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类似行为，别人的床板晚上咯咯吱吱都不感到奇怪。到了森工技校后，教师每人一间宿舍，他更可以为所欲为，常常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和嗷叫，以增加自身的快感。张树仁这种自慰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他长期战胜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痛苦，从未改变也不知另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而如今，斜对面的床铺上躺着春梅，自己稍有动静春梅就听得清清楚楚。往日那些万般无奈下的自慰动作，全都不敢派上用场，甚至连翻个身都要小心奕奕，生怕弄出声响。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被窝里，活受罪般挺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先前白天上课开会忙忙碌碌顾不得想那么多，只是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才翻来覆去胡折腾。如今大白天就有春梅在眼前晃来晃去，弄得张树仁一天到晚白天黑夜都处在一种亢奋和恍惚之中，吓得不敢朝春梅多望一眼。 女人的感觉比男人更敏感。张树仁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春梅早就看在眼里。正当妙龄青春，荒芜太久了的春梅对于男人的渴求，似乎已经到了不管是谁都能接受的地步。她太想那个了，哪怕是短暂的一刻，也能让干渴的心田滋润一下。她知道婆婆让公公带她出来干临时工的意思，那是要她安下心来等待张哲。她出来干临时工，在名声和生活上都要比农村好得多。但是，精神上的空虚和肉体上的需要依然没有着落。张哲离开后，她已经寂寞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之夜。公公跟婆婆每隔半年就相聚在一起，又是那么一大把年纪，还那么情急难耐如火如荼。而她只有二十多岁，张哲在家的时候，他们是每晚必有，常常一晚上还要来上好几次。她现在不闻男人腥儿已经快两年了，还要再等待六年，两千二百多个焦渴难熬的夜晚，她实在难得忍受下去了。 人类统归仍然属于动物的范畴，动物所具有的一切需求在人类身上并朱消失。两性的媾和既是本能所使，又是生存中仅次于饭馍的必需。感情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其体的男女性事才是物质的存在。按照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先有存在，然后才能谈得上感情。这样的观点似乎在已有的文学作品里总是朦朦胧胧地给人一暗示，被视为揭示人性的佳作，却不敢堂而皇之地直述出来。中国人受孔孟之道的约束太深了，其实孔老二自己也不是这么干的。他曾经去见一位诸侯国漂亮的王妃，不也是心旌荡漾么？ 荒芜太久了的春梅对于男女之事的焦渴，首先是人性的需求，感情的东西尚在其次。她想，公公是上过大学的教师，谈吐举止有一种知识人的文明，年龄也不算太大，想来干那种事儿不会比年轻人差多少。更要紧的是不会被人发觉，不会闹得风言风语掀起轩然大波。此刻，公公跟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关着门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别人都不知道。她只要真的等到张哲将来回来，跟张哲再做夫妻，张哲似乎就没有权利和资格过问她现在都干过些什么。春梅从心理上说服了自己，等待着公公的主动。只要公公晚上摸到她床铺上来，她决不拒绝。她愿意这样干着临时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保持着跟公公的那种关系，糊里糊涂地等待上六年。等到张哲回来之后，这一切就自然而然结束了。 可是，张树仁一直没有行动。春梅曾经有过种种的暗示，甚至不拉灯就脱光衣服钻进被窝，公公也似乎没有朝她这边看。后来她想主动，半夜里爬到公公床上去，又怕公公发脾气连临时工也干不成了。直到不久前，她发现公公开始注意她的一举一动，渐渐地看她的眼神也不那么对劲了。尤其是当他们两人目光相遇时，公公便急忙躲开，脸色突然间微红。晚上熄灯后，公公躺在床上很久很久不能入睡，好像很怕她察觉似地不停地轻轻翻动着身子，嘴里大口大口出着粗气。于是她明白了，知道公公的心动了，只是由于种种顾虑不会像一般男人那样主动。她相信，只要她主动，公公不管是糊涂还是清醒，都不会再拒绝。 这天中午下班后，春梅到街道上割了块肉买了瓶酒，晚饭很丰盛地做了好几盘子菜。张树仁说，今天又不过啥节，咋还有酒有肉的？春梅说，不过节就不敢喝酒、吃肉？张树仁忙笑了笑，说，咋不敢嘛，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春梅说，这不对了嘛！接着，春梅不再像过去那样拘谨地伺候张树仁吃饭，而是端过小板凳坐在张树仁旁边，手里攥着酒壶，倒一杯让张树仁喝一杯。张树仁每喝下一杯酒，春梅便默不做声地送给张树仁一个笑。春梅倒一杯，张树仁喝一杯。春梅一个劲地倒，张树仁一个劲地喝，春梅一个劲地笑。最后，张树仁不等把一碗饭吃完，就晕晕乎乎上床躺下了。 学校熄灯铃声未响，张树仁房子就早早地关了门黑了灯。 第五章 农历腊月二十五又近年关，学校放了寒假。往年这个时候，张树仁连大会餐的午饭都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回家上路了。今年却迟迟未动身，直等到木材加工厂放春节假，才问春梅：“回去不回去？” 春梅反问张树仁：“你问谁回去不回去？” 张树仁哼哼唧唧说：“按说……过年呢，都该回去……看看。” 春梅说：“你回去看你老婆，我回去看谁呀？” 张树仁说：“你妈……你也应当回去看看。还有你娘家人，出来工作了，回去拿点东西走走亲戚。” 春梅说：“我娘家人早就不认我这个杀人犯家属了。我嫂子怕影响我哥前途，连门都不让我进。” 那时候的人们似乎都被政治化了，有时候为了不被株连，连人之常有的亲情也不讲了。 张树仁一时没话了，犹犹豫豫半天才说：“你嫂子不让你进门就不去你娘家了，就回咱们家，新年春节，团团圆圆一家子，外人看着也好看些。” 春梅看着张树仁一副为难的样子，笑了笑，才说：“放心，我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往年你哪个假期不回家？今年过年要是不回去，你不怕人说，我还怕人指脊背呢！今晚一过，明天一早咱就搭车往回走。咋样？” 张树仁和春梅是腊月二十九下午到家的。惠芳英跟往年一样，房扫了，馍蒸了，肉煮了，菜洗了，把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用不着张树仁和春梅动手，全家人就开始在饭桌上过年了。惟一与往年不同的是，张树仁没有跟惠芳英提前打那个点。跟张树仁一起进门的春梅似乎忘记了公婆俩的嗜好，从进门那一刻起直到天黑，腿脚连大门坎都没有迈出过。张树仁好像也不那么猴急，惠芳英想给男人飞个媚眼，都始终没能找到机会。 好不容易等到夜深人静关门睡觉，惠芳英在被窝里只折腾了不到一个回合，便觉得与往日这种时刻的情形有很大差别。张树仁早就没有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头天晚上已被春梅掏干控净。尽管他知道紧接着还有这么一场激烈的战斗，需要储存一些弹药，但是却经不住春梅那种也要提前预支的进攻，难以自抑而付出殆尽。此时，他面对从香甜可口的蛋糕，转换成毫无诱惑和新鲜感的窝窝头，怎么也佯装不出那种憋了很久而爆发出来的如狼似虎。惠芳英使出浑身解数终归无效之后，才气恨恨地问：“咋回事？” 张树仁说：“老了，不行了。” 惠芳英说：“才半年时间，就老得这么快？” 张树仁不说话。 惠芳英拉亮电灯，直直地看着张树仁说：“老实给我说，是不是干下见不得人的事了？” 张树仁不敢眼对惠芳英，小声嘟哝着说：“你说啥哩嘛，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张树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好像在喉咙眼里又咽了回去。 惠芳英冷笑着哼了一声，倒头跟张树仁并排躺了下去，说：“你不说我也知道。” 张树仁问：“你知道啥？” 惠芳英说：“我啥都知道。” 张树仁说：“那你就说说，看你知道的是啥。” 惠芳英说：“我咋能不知道，让春梅跟你去，迟早都要鼓捣到一块儿。只是没想到，能鼓捣得这么快。” 张树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这竟是老婆预料之中的事。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要春梅跟他到学校去呢？他实在不明白老婆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承认不行，不承认也不行。 惠芳英说：“现在该说实话了吧？” 张树仁还是不吭声。 惠芳英又说：“你甭害怕，也别遮着掩着。只要能把春梅给咱哲娃子守留住，干啥事我都不怨你。我自己吃点哑巴亏，心甘情愿！” 到了这种时候，张树仁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他转身紧紧抱住老婆，突然间那地方又行了…… 大年初一天色微明，张树仁跟往年一样起床放过鞭炮，志杰老汉紧跟着身穿新衣端坐在堂屋里。先是张树仁夫妇对着父亲磕过头，接着是春梅给爷爷拜年，之后又给张树仁夫妇磕了头。尽管“文化大革命”以后破四旧，打倒了老规矩，但是惠芳英仍还要关起门来，让大家履行这个从上辈子传下来的程序。张树仁生怕惠芳英给春梅难堪，惠芳英却笑嘻嘻地从兜里掏出五元钱，说：“虽说我娃现在挣钱了，妈还是要给这个压岁钱。谁叫你是我娃呢，我是你妈哩？我娃到啥时候都是我娃！” 春梅料想张树仁回来不会给老婆说实话，也便孩子般撒娇说：“妈，还是五块钱？人家物价都上涨呢！” 惠芳英说：“妈还给了你五块钱，你爸啬皮得都不给我娃压岁钱了。” 张树仁一下子被将了军，忙从衣袋里掏出当时面额最大的十元钱，说是不好意思又不是不好意思，很尴尬地塞给春梅说：“爸把这事都忘了，你妈给的钱还不都是我的钱。” 志杰老汉接口说：“爷爷没钱给我娃。爷爷不挣钱，也不是屋里的掌柜的。” 春梅忙笑嘻嘻地说：“我哪能要爷爷的钱？我挣钱了，还要给爷爷钱呢！” 一家人一齐都笑了。 春节期间上十天，家里的气氛始终喜庆和睦。惠芳英跟没事人似地该干啥干啥。春梅仍跟往年一样去找她的姐妹们逛荡，如今出门干公事了，有了在姐妹们面前显摆的资本，一天从早到晚很少在家落脚。志杰老汉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个家庭已经发生的变故，心想孩子们高兴他也就高兴。自从张哲入狱后，这个年似乎是一家大小过得最开心最满意的一个年。 张树仁的晚上自然仍归惠芳英所有，尽管张树仁已不如过去回家时那样让她遂心如意，但是依然跟她睡在一个被窝就意味着他还是她的丈夫，她仍是他的妻子。惠芳英免不了要向张树仁提出一些让他难堪或者言不由衷回答的问题。 “这老的跟小的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 “你跟春梅干了是不是就不想跟我干了？” “……” “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又想要春梅了？” “……” “要不，你今天晚上在这边睡，明天晚上到那边去睡，后天晚上再过来睡？” “哪咋得行？真的连脸都不要了。” “你还知道要脸？知道要脸就好。你们在一起都快半年了，现在轮也该轮到我了。就这么难得的几个晚上，我才不愿意让给她呢！” “叫我过去是你，不想叫我过去也是你，这来回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现在你们怎样搞都成，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等哲娃子一回来，你要马上把媳妇还给儿子，再不准有那种事。要不，我就让哲娃子好好收拾你，看你这老子还怎样当！” “那当然，那当然！” 男人与女人之间有了那种事，似乎一切都显得微妙而神秘。张树仁回到家后在春梅跟前尽量假装得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要显得比过去更疏远、更冷漠，但是内心里却还是燃烧着一团火。实际上这样的假象只是对志杰老汉一个人有意义，而对于惠芳英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即便如此，张树仁总还有跟春梅四目相对的时刻。此时的张树仁不免露出一种热切的目光，似乎是一种歉意，又似乎是一种饥渴，还似乎是一种一切都在不言中的表示。而春梅，只是抿嘴一笑，这种笑要比张树仁热切的目光包含的内容更丰富。 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志杰老汉一个人是观众，其他三个人都是演员。不过各自的角色不同，演技不同。大家除了都是演给志杰老汉观看之外，相互间也要演给对方看。这样的演员扮起来实在太费劲，但是又都不得不演。 假期终于过完了。张树仁和春梅离开家的时候，惠芳英送到了村口。往年张树仁回家后返校，惠芳英要把张树仁一直送到火车站。夫妻俩同骑一辆自行车，张树仁上火车后，惠芳英再骑着自行车回来。那时候乡间不通班车，惠芳英不去送，张树仁就得一步步走到火车站。这次是张树仁和春梅两个人，惠芳英没有办法再用自行车送了。惠芳英对春梅说：“你跟你爸走吧，妈不送了。到学校照顾你爸，你一定比妈更强更好。” 春梅听出了惠芳英话里有话，不说点什么又觉得不行，便说：“妈你放心，爸在学校里有我。家里还有我爷爷，你把爷爷照顾好就行了。” 春梅也不是省油的灯，惠芳英也听出了春梅话里的言外之意。 张树仁不愿意再看着两个女人瞎唠叨，也听不出春梅话里的话，忙对惠芳英说：“好了，我们走了。春梅说的对，爸年纪大了，你要把爸照顾好。” 惠芳英目瞪瞪看着张树仁和春梅相跟着远去了，心里禁不住酸溜溜地…… 第六章 春节后回到学校时间不长，春梅发现自己怀孕了。 春梅没有怀过孕，再加上结婚后不久张哲就被拘捕了，没有必要也不好意思向别人打问怀孕生孩子的事儿，因而压根儿不知道怀孕是怎么一回事。等她发觉怀孕的时候，已经三个多月了。怀孕了的春梅，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刚开始她想告诉张树仁，问他怎么办？她知道问张树仁，张树仁肯定是让她流产打胎。她不知为什么，心里很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对于生孩子既感到恐惧，又有点诱惑。可是，张哲在劳改场，自己生下孩子算怎么一回事？ 春梅一天天犹豫着，孩子一天天在肚子里长大着。一天晚上，张树仁例行公事之后，又缠绵不已抚摸着春梅身体，突然觉得不那么对劲，巴掌不由得在春梅的肚皮上停留了那么一刻儿。 春梅自知已再难掩饰，就说：“光顾着受活，把乱子弄下了。你看咋办呀？” 张树仁一下子坐起身来，惊恐万状，战战惊惊：“这……咋……弄下这……事嘛！”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春梅再不吭声，只等张树仁拿主意。她知道，这种事只有张树仁最着急。一旦张扬出去，他在学校里不仅名誉扫地，而且很可能要丢掉工作卷铺盖回家；回到家，老婆惠芳英饶不了他，将来面对儿子张哲更是没法交待。 张树仁披上衣服，摸着黑点燃一支香烟，红红的烟头不停地一明一灭。他后悔怎么就没有想到避孕这件事，老婆惠芳英只生下儿子一个，过去不讲计划生育，他们很想再生一个就是没有怀上过。他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谁料到在新的土地上竟还能老树发新枝。现在该怎么办？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生下来，打胎流产在学校这里该怎么对人家解释？就算别人以为春梅是他的女儿，女婿在哪里？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不要孩子？女儿引产女婿也该赶来照料伺候。如果说是女儿未婚跟别人私通，那春梅在木材加工厂的临时工就干不成了。那时候的人们和制度对于男女关系是十分苛刻的，这一切如果弄得不好就会真相大白，彻底败露后的恶果将不堪设想。张树仁想来想去，认为只有让春梅回家去由老婆惠芳英帮着处理，找个人私下里解决最妥当。村上人即使闻到风声，只当是春梅守不住干下了丢人事，不会往他们这方面想。至于老婆惠芳英，张树仁想只会千方百计打掩护，是绝对不可能戳穿这个西洋镜的。 张树仁对春梅说出他的打算。 春梅说：“咱俩人的事，就让我一个担这个臭名声？” 张树仁说：“只能这么办了，总不能让把我也开除回家？那样咱要啥就都没啥了。” 春梅说：“你都不怕你老婆问你套实话？她真相信是别人干的？” 张树仁说：“她相信怎的，不相信怎的？她肯定不愿意让我也跟我父亲一样，丢了工作回家当农民，一辈子在人面前说不起话。” 春梅说：“我要是你老婆，我一定先要问你套出实话来，然后再照你说的办。我不会让你得了便宜又卖乖，在我面前还光光堂堂地充好人。” 张树仁说：“我是不是好人，人家心里早就明白，用不着我在人家面前装洋蒜。” 春梅说：“你说这话啥意思？得是你早就向你老婆招供了？” 张树仁说：“还用得着我招供，这就是人家故意安排的。” 啊，肥水不流外人田！春梅并未感到意外。她哼了一声，说：“你老婆就会干这种里外都不吃亏的事！” 张树仁不解：“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春梅说：“我是说你老婆的小算盘打得精，总有一天要把自己打进里边去！” 张树仁请假跟春梅一起回到家，求惠芳英帮忙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果然不出所料，惠芳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只是到了晚上，跟张树仁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惠芳英才气恨恨地把张树仁教训了一番。 惠芳英说：“你心里放明白，我让春梅出去不是为你受活哩，是让你给哲娃子占住这个坑！你在我身上咋没那本事，年年光下种没收成？在春梅身上就一炮一个准？我看你是太用心了！咋的？我老了，不如那小x受活？我告诉你，再要干下这种蹩活事，我就不管了。看你咋样去收拾摊子！” 张树仁被训斥得诺诺连声，赶忙以行动来表示自己要悔过自新。 第二天，张树仁就先期回学校去了，剩下的事由惠芳英全权妥善处理。惠芳英跑前跑后寻人钻眼，自编了一套骗人的鬼话。计划生育在那时候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活跃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队恨不得把所有挺着大肚子的女人都抬上手术台。惠芳英买了一斤鸡蛋糕，就让大队医疗站的女医生，在家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拿掉了春梅肚子里的肉疙瘩。人工流产后，惠芳英像伺候正常的产妇那样，精心照料了春梅一个月。在春梅要去上班的前一天晚上，惠芳英跟春梅避过志杰老汉拉了一阵子家常。 惠芳英说：“春梅，不管你跟他爸现在有啥事没啥事，你心里承认不承认，我认为我还是你妈。咱婆媳俩一场，我比你多吃了一二十年的饭馍，懂得的事情比你多，有些话给你说说对你一辈子都有好处。” 春梅自知做了对不起惠芳英的事情，而今又求助到惠芳英跟前，惠芳英仍像母亲般对待自己，心里一直感激不已。此刻，她不知道她要对自己说什么。是谴责？张树仁说这是惠芳英故意安排的，想来不会说出什么让她接受不了的话。是劝慰？是不是要她跟张树仁到此为止，那么为什么还要让她再去学校呢？她去了学校，惠芳英还怎么能阻止得了他们呢？春梅思前想后弄不明白惠芳英究竟要说什么，便一声未吭静等着下文。 惠芳英接着说：“妈也是女人，这世界上做女人的最难。既要啥苦都能吃，啥罪都能受，还要名声好。哲娃子坐了监狱，你年轻轻的守活寡，妈看着就心疼。可是让你再嫁了人，哲娃子回来该咋办？没了你，顶着前科犯帽子的哲娃子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那可是我这个当妈的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你去了学校那里干临时工，一年到头守在他爸身边，日子长了难免要出点事情。这是妈早就料到的，但是妈不怪罪你，是妈心甘情愿的。妈只想要你心里不要忘了哲娃子，你们现在不论咋样在一起，将来哲娃子一回来，你就立马跟他爸断干净，再跟哲娃子做美满夫妻。为了哲娃子，妈这口别的女人咽不下去的气，妈能咽下去。这一家上下三代人，哪一个不得都靠妈操着心活下去，妈这一辈子实在是不容易！” 惠芳英一席话，顿时让春梅对这个看似稀里糊涂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刮目相看。其实她心里啥都知道，也啥都明白。 如果说一个人创造的巨额财富是对家庭的最大贡献，那么惠芳英以承受屈辱和牺牲而对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则是多少钱财也不能相比的。这是典型的东方女性，这是有着独特传统和美德的中国妇女，在畸型社会制度下的天才展示！只可惜当时的春梅对此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相反却引发了她对自己未来的思考。 春梅和张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战友，都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她和张哲是同级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同样具有的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使他们最终倾心相爱走在了一起。春梅没有直接拿起枪参加激烈的文攻武卫战斗，但是却是那些英雄的武卫战士们坚强后盾中的一员，还曾向在战斗中有过英勇表现的革命战友献过鲜花。他们满腔热血无私无畏，让青春在枪炮声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按照中央首长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行事，都是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而感到无比正确，无怨无悔。然而，当他们昔日的战友一个个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无情地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刀下鬼的时候，春梅不仅茫然而且懵了。直到自己最心爱的人也锒铛入狱，她的心简直要碎了！现实粉碎了她充满激情的梦想，是非曲直变得不再有什么意义，留下来的只是她这个平平淡淡的肉身，怎样苟延残喘般地生活下去。等待张哲刑满释放回来，张哲回来后又能怎么样？前科犯的帽子要一直戴到死，任何好事都不可能轮到他头上。他们只能跟那些东山日头背到西山的农民一样，在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八分钱，干一年倒欠一疙瘩口粮款。这样的日子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 如今春梅跟张树仁住在学校里，依靠着张树仁，干着临时工，手里有钱花，吃穿不发愁，俨然一个和谐美满的小家庭。美中不足的是张树仁年纪大了点。年纪大了点就大了点，那些大人物的老婆，哪一个不是小二三十岁？现在的张树仁并不比年轻人差多少。再过一二十年，自己也就七老八十了，那种事有也行，没也行，不像饭馍不吃不得成。春梅这样想着想着，心里便拿定了主意。于是就明白装糊涂地对惠芳英说：“妈，你放心，我们再不会给你添麻烦了。有啥累赘的事儿，我自个儿抖着。” 此后一年多时间，张树仁明里暗里小心奕奕地采取着种种避孕措施，春梅也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便一切都无所畏，一切都不计较。学校、家里两头鱼安水安，惠芳英精心计划和安排的一切似乎在顺利地实施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梅终于打定主意，不再跟张树仁这样偷偷摸摸干见不得人的事儿，要光明正大地做长久夫妻。她稍微多了点心眼，做了点手脚，就轻而易举地有了收获。等到张树仁发觉春梅再一次怀孕时，又已经三个多月了。张树仁有点生气地问春梅怎么回事？春梅冷冷地回答说，不知道。 张树仁说：“现在该咋办？上一回你妈都把话说了，再弄下这蹩活事她就不管了。” 春梅说：“她不管谁还爱叫她管？这一回我还就不打这个胎，要把娃生下来。” 张树仁急了，说：“这咋敢生呢？生了算谁的？” 春梅说：“当然算你的。还能算到别人的头上？” 张树仁气儿不打一处来，说：“你这明明是要我的命呢，我咋敢认这个账？” 春梅说：“没有胆量认这个账，就有胆量干那种事？我倒想问问你，你心里头是爱你老婆呢，还是爱我？” 如果说张树仁过去只是真心爱着老婆惠芳英一个人，那么在跟春梅有了肌肤之亲之后，在对比与鉴别中还是品尝到了年轻女人的别一种滋味。假若让他不掺杂其它因素，只是在这两个女人中间二选一，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他爱春梅。可是现在对春梅他不敢说爱，但是仍然要说还是爱惠芳英而不爱春梅，他既不能说，也言不由衷。 张树仁默着声不回答。 春梅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想的啥，我不稀罕你爱、爱、爱地挂在嘴巴上。现在是爱也得爱，不爱也得爱。我跟张哲一样，这一辈子早就毁了，脸也就不要了。你现在回去跟你老婆办离婚，我到劳改场去跟张哲办离婚。都把婚离了，咱们就都不犯法了，正儿八经一起过日子。” 张树仁万万没有料想到春梅会是这种打算，表示自己坚决不能同意。春梅说，你不同意也行，我就把娃生下来。张树仁登时便傻了眼，哀求春梅要为张哲想想，还要为他老婆惠芳英想想。要是没有春梅守留着，将来张哲下半辈子的光棍是打定了。而惠芳英眼下的日子就没法再过下去，四十多岁的人了，改嫁很难，守住那个家，孤零零等着呆在劳改场里的儿子，儿子回来后又是一个光棍儿。那不是活受罪吗？ 春梅说：“你放心，没有你，家里不是还有个老光棍？咋能说光剩下惠芳英孤零零一个？” 张树仁说：“你是说我爸？都六十大几的人了，照顾他自个儿都困难，还能干啥嘛！” 春梅说：“你回去能干啥，你爸在家里就能干啥。人家公媳俩在家里过得热火着呢，要你操那份闲心。” “你，你……”张树仁觉得春梅一下子像疯婆子似地乱咬起来，直气得嘴巴乌青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春梅说：“我咋，我咋？我早就说过，你老婆就会干这种里外都不吃亏的事儿。你回去问问村里人，看谁不是这样说？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 第七章 张树仁的父亲张志杰早年间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解放前在省城一家中学当着一名专门刻写蜡板的职员。凭着这个便利条件，家里并不富裕的张树仁先在乡下读完小学，然后到省城上了中学，再考入大学。解放后，张志杰始终在那所中学里谋生，被看作旧学堂遗留下来的老职员。 一九五七年，学校响应党中央整风号召，党支部动员师生给党提意见。教师们一个个怕这怕那顾虑重重，不敢鸣放。张志杰刚开始也不热这个心，觉得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说共产党这不对那不对，不是没事找事吗？后来学校党支部开会动员，报纸上也说这是对党有感情的具体表现。一位党员不止一次地说服张志杰说，你是职员，跟工人差不多，也算是工人阶级，就带个头写张大字报吧。张志杰眼见得从党中央到学校党支部，还有对他做说服工作们党员都心诚意切，也觉得是个表现积极上进的机会，便打算带头鸣放写一份大字扳。但是又不知道该鸣放些什么，顺手找到一张《人民日报》，照着上边的鸣放文章照猫画虎地抄在一张白纸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贴到了墙上。大字报贴出来后，学校党支部书记还在教职工会上表扬了张志杰，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可是那些贼精的教师们没有一个步他后尘，他那张大字报始终孤零零地留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工人要说话》的文章，吹响了全国上下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学校抓住惟一鸣放写了大字报的张志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批判张志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数量超过张志杰向党进攻的大字报百倍千倍。大会批，小会斗，幸亏有了这么一个张志杰，否则这个中学的反右运动真还不知道怎么搞。张志杰硬是不认罪，说是党支部号召，党员动员他鸣放的；又说大字报是从党中央机关报上抄来的，党支部书记还表扬他鸣放得好，他何罪之有？不过此时的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还有那位党员都不站出来说公道话，反而认定张志杰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最终，张志杰在一般不划右派分子的中学被划为惟一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原藉劳动改造。 张志杰觉得这个冤哪，真是比窦娥还要冤！然而类似于张志杰这种现象，在全国并非张志杰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他只能乖乖地接受处罚，回到他解放前就离开了的家乡。中国农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赞誉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的希望在田野上”，同时又作为藏“污”纳“垢”之所。这种既“矛”又“盾”的说法让被称之为“向阳花”的农民们哭笑不得。他们戏谑地说，怎么老是开除公职、学籍或者军籍，送回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咋不来个“开除生产队队藉”，“送到城市”，“交工人阶级监督改造”？ 长期在城市学校工作的张志杰，回到农村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产队派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四十多岁的大男人作为辅助劳力，整天扎在女人堆里。头上戴着帽子，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妇女们乐乐呵呵有说有笑，张志杰从早到晚像个木头人似地不敢吭一声。不管来了什么运动，村里总要把四类分子五花大绑拉到台子上大会批斗一番，张志杰被作为阶级敌人名列其中。儿时的伙伴和街坊邻居们并不对张志杰手下留情，无知的孩子还把一口口臭痰直吐到他身上。张志杰心里那个苦呀，没法对人说。只是到了晚上，躺在老婆也就是张树仁他妈怀里，眼泪才能尽情地流。老婆先是不住地用手在张志杰脸上抹，随后又脸贴着脸，硬是用舌头舔干了张志杰凄苦的泪水。此时张志杰才意识到，世上的人只有老婆最亲！他无论在外边受到多么大的羞辱，有过多少委屈，只要一回到家，就有老婆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饭食递到面前，而且是家里能够做得出来的最好的饭菜。尤其是晚上，老婆似乎比年轻时更为缠绵。他记得过去从学校回到家，只是在干那种事时跟老婆睡在一个被窝，过后则分开来。他被开除回家后，老婆干脆在炕上就不铺两个被筒，每天晚上好像怕把他丢了似地紧紧搂着。他想，现在真真正正不嫌弃他的只有老婆一个人。假若没有了老婆，他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得活下去了。 老天爷真是不睁眼，怕什么就偏偏遇到什么。张志杰被开除回家后的第三年，大饥荒降临到人们头上。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大人每天八大两，小孩分台阶更少。家里孙子年龄小不能饿着，儿媳妇惠芳英要一天三晌到地里干活儿，吃少了撑不到时间。张志杰虽说跟妇女们干的一样活儿，吃饭却要比女人多。老婆总怕饿着张志杰，每顿饭都要把自己碗里的往丈夫碗里挑一些。张志杰眼看着老婆一天天瘦下去，身子骨一天天薄起来，就是没办法弄来吃的。儿子张树仁倒是隔三岔五寄回来点钱，买黑市粮也买不来多少，但总可以贴补贴补。可是他不敢去买，也不知道在哪里买。那时候自由市场关闭，买黑市粮就是犯法。他一个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别人有粮也不敢卖给他。终于，老婆先是瘦得像一把干骨头，而后全身浮肿，在一天晚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张志杰抱着老婆那个哭哇，真是撕心裂肝肝肠寸断！ 张志杰在老伴去世后一直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张树仁请假回家草草埋葬了母亲，又要赶回学校去。看着父亲那种样子，他实在放心不下。 张树仁跟惠芳英商量说：“家里这一摊子，我看着都熬煎。往后的日子该咋过呢？我还是不干学校那事回家来算了”。 惠芳英说：“你回到家里来能干啥？这老老少少一天该是多少口粮还是多少口粮，增加不了一两。你干着公家事，吃的商品粮，还有那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不光你把命保住了，一家大小都还指望着你逃条活命呢！” 张树仁说：“爸一辈子没下过农村这种苦，前两年有妈伺候着，还能糊里糊涂将就着活下去。现在妈没了，爸恐怕连将就活下去的心思都没了。” 惠芳英说：“爸看起来身体没有啥毛病，就是心里苦。你放心，妈过去咋样伺候爸，我也咋样伺候爸。爸只要心里觉得滋润了，就有了精神，还能帮着我把哲娃子拉扯大。” 张树仁说：“那就先试试看。要是不行，我还是回来。这阵子学校正在号召干部下放支援农业，只要真心想下放，一申请就批准。前几天敲锣打鼓披红戴花送回去了两个人，我怕真的被下放了，吓得连申请都不敢写。” 惠芳英说：“这申请咱贵贱不能写！听爸说，他在学校就是听了人家党支部和党员的话，写大字报表现积极呢，结果落了现在这个下场。这种当咱再不敢上了！爸要是现在还在外边干公事，就是妈没了，再找个老婆，跟我大小差不多的都能找得下。现在谁跟他？五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都嫌他是个阶级敌人！” 惠芳英知道，张树仁说要申请下放回家，不只是说说而已。要不是父亲在省城中学干那个蜡版刻写工，张树仁至今也只能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因而张志杰尽管是右派分子，张树仁还是在内心里孝敬着父亲。父亲就他这么一个独生子，他不能在母亲去世后，也让父亲孤苦凄凉地跟着了却残生。如果她在家里不把公公伺候得让张树仁放心，张树仁真的就能啥都不顾申请下放回家。那样，这家里的日子也就难过了。 张树仁在家时，每天晚上都要在父亲的炕头躺大半夜，陪伴万念俱灰的张志杰。在要回学校去的那天，张志杰开始勉强吃下去一碗饭，并且下了炕到外边走了走。张树仁看着父亲情绪稳定了，这才稍稍放心地去了学校。 其实张志杰是为了让儿子放心地离开家，张树仁走后又跟先前一样，一天到晚不下炕。每顿饭惠芳英把碗端到炕头，费尽口舌劝说，张志杰才吃下去一点点。那时候张哲已经十多岁，惠芳英怕公公一时想不通，半夜三更有个三长两短，让儿子晚上去陪着爷爷睡。小小的孩子不懂事，晚上非但照顾不了爷爷，反而要张志杰不时地照顾他盖好被子起夜小便。早上起来上学，穿衣服背书包，张志杰又得一阵子忙火。惠芳英看着不行，只好晚上跟儿子一起，都睡在公公炕上陪着张志杰。公公和儿媳同床而睡，历来是要被人说闲话的。惠芳英顾不了那么多，再说关起了大门，又有谁知道呢？她已经许诺张树仁，要像婆婆在世那样伺候公公。如果做不到，张树仁就要申请下放回家。对于她和儿子来说，这就是天塌下来的祸事。她要拿出她所有的本事，一定让公公心里舒坦。 张志杰心里怎么能舒坦呢？儿媳毕竟是儿媳，对自己伺候得再好，也代替不了老伴那种相依为命暖到心坎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负担，尤其成为儿媳惠芳英的负担。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今后动不动就可能病倒下不了炕。儿媳这样跟自己同床而睡究竟算怎么一回事？传到街坊邻居耳朵里，让惠芳英还怎么做人？他想，自己只能紧随着老伴去了，免得给儿子媳妇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张志杰产生了死的念头的时候，一天县公安局逮捕村里的一个盗窃犯，召开公捕大会，把戴着帽子的阶级敌人拉去陪绑。依照惯例张志杰必在陪绑之列，临出门时惠芳英把一件小棉袄让他穿在里边，说是绳子勒在胳膊上不那么疼。又把张树仁带着学生上山实习伐木时穿的皮毛鞋让公公穿上，说是站在台子上一动不动，脚肯定冻得不行。这天，张志杰虽然跟往常一样灰溜溜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心里却还是暖洋洋的。批斗大会后回到家，惠芳英不知道从哪里买回来四个鸡蛋，荷包了让他吃。在那种连树皮野菜都吃光了的年月，荷包鸡蛋简直就是仙物。张志杰要一家三口分着吃，惠芳英硬是不让，就连儿子张哲也不准动。张志杰说你们不吃，我也不吃。惠芳英不得已从碗里给儿子匀出来一个，其余三个眼看着公公非吃下去不可。张志杰泪水像泉水似地长淌着吃下了荷包蛋…… 这天晚上， 张志杰对惠芳英说，他觉得精神好多了，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在炕上，让儿媳和孙子回他们房子去睡。惠芳英看到公公今天虽然被拉去陪绑，却不像往时那样表情沮丧，回家后鸡蛋也吃得很舒心，以为是自己特别关心了公公，公公心里滋润了，便高兴地跟儿子一起回到自己房子去睡。半夜时分，儿子张哲起来小便。惠芳英拉亮电灯照管儿子起夜后重新躺下，突然听见公公房里有一声很大的响动，便连喊了几声“爸，爸……”却不见张志杰答应。惠芳英连忙穿起衣服来到张志杰房子，拉亮电灯却看见张志杰直挺挺地吊在楼枕上。惠芳英顿时吓得半死，失急慌忙从门背后摸出镰刀，再跳到桌子上一刀割断了绳子，把还没有断气的张志杰抱到了炕上。 “爸……你这是咋了哇？你要是就这样走了，让我给你儿子咋样交待呀？”惠芳英一边哭喊着，一边埋怨着，还一边后悔着。 张志杰紧紧地闭着双眼，一句话都不说。 “那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天天跟你睡在一个炕上。我妈在世时咋样照管你，我也来咋样照管你。”惠芳英说着，扯开被子躺在了张志杰身旁。 惠芳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压根儿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如果说张树仁对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还认为是个冤案，不只是因为亲情而同情和怜悯，那么惠芳英则是认定张志杰就是政府说的阶级敌人。但是他是丈夫的父亲，儿子的亲爷爷，她就不管他阶级敌人不阶级敌人，心甘情愿地去尽她儿媳妇应尽的孝道。这种人道主义不加“革命”二字，似乎也无可非议。与此同时，由于张树仁要尽孝道申请下放回农村，将给整个家庭带来苦难，又迫使她不得已而放弃了一个女人的尊严甚至名节，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抉择。 张志杰没有理由再寻死觅活，或者死狗般地在炕头上躺下去。他终于彻底地起了床下了炕，恢复了往日的正常。至于惠芳英和张志杰之间是否超越了正常的公媳关系，达到什么程度？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得而知。人们只是渐渐地看到张志杰不再那么萎靡不振，下地干活有了劲头，把挨批挨斗也不当一回事，活得比他老婆在世时还精神。张志杰那时年龄刚过半百，几乎包揽了家里的力气活儿，惠芳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和和睦睦。张志杰始终保持不变的干部衣着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不知底细的人来到家里，还以为张志杰和惠芳英是老夫少妻的俩口子。于是，人们便有了种种猜测。张志杰毕竟是个光棍汉，惠芳英一年到头只能跟丈夫热火那么些时日。虽然不是干柴烈火，但是一把湿柴在火堆里煨久了，也会焐出火星来。大门一关，公媳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天知道。 惠芳英和张志杰经常睡在一个炕上的情节，似乎一直是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就连张树仁，惠芳英也没有告诉过，张志杰更没有在儿子跟前提说过。等到张哲长大懂事之后，家庭的全面危机已经烟消云散，惠芳英和张志杰已没有必要在孩子眼里留下阴影。春梅结婚后来到这个家，看到爷爷跟婆婆确实相处得很不一般。但是是不是就有那种事儿？她没有发现过，也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更没有直接的证据。 春梅话里有话地抢白张树仁，只是听到了村里人的传言。充其量不过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春梅不对张树仁有新的企图迫他就范，她决不会说出那种对上两辈人都大不敬的话来。 第八章 春梅破罐子破摔，张树仁只好缴械投降。 张树仁说：“你说离我就去离，就是回去给你妈该怎么说呢？总得有个理由，二十多年的老夫妻了，不能说离就离了？” 春梅说：“只要想离婚，理由好找得很。你就说听村里人说，她跟你爸干下那种事了，你丢不起那个人。” 张树仁说：“你再别胡说八道了，这话我就听你一个人说了，哪有村里人给我说过？我要把这种事当做理由，人家往出去一说，我能让村里人的唾沫星子淹死！还有我爸，能饶得了我？再说，哪里有儿子往老子头上扣屎盆子的？我咋能干这种缺德事？” 春梅说：“你跟我干的这不叫缺德事叫啥？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酸不溜溜的，一边把不该干的事都干了，一边还满口的仁义道德！你看着办，离不离，咋样离？你自个儿拿主意。我明天就去劳改场跟张哲办离婚，离了婚我就啥都不害怕了！” 春梅去劳改场跟张哲的离婚办得很顺利。按照常规，一方劳改期间另一方提出离婚，即使劳改方不同意法院也给判离。春梅到劳改场见了张哲，还没有等她提出离婚，张哲就先劝春梅另外找个人家，不要再等他了。春梅跟张哲抱头痛哭了一场，最终告诉他她就是来离婚的。张哲说那就好，当即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张哲签字后说是他对不起春梅，让春梅成了寡妇再嫁，很可能找不到好人家。张哲说要是知道他以后会进监狱，说什么也不会结那个婚害春梅。春梅劝张哲不要太悲观，好好改造争取提前释放，一家人都还等着他回去。春梅含含糊糊地告诉张哲，她是因为没有办法了才不等他的，要张哲体谅她的难处。张哲说他不管春梅是因为什么原因要跟他离婚，也不管春梅离婚后嫁给谁，他只希望春梅以后的日子过得好。分道扬镳的小夫妻哭哭啼啼依依惜别，把站在旁边的管教干部看得直落泪。 春梅从劳改场跟张哲离完婚回到学校后，便一个劲儿地催促张树仁回家去跟老婆离婚。张树仁嘴里答应着就是不行动。春梅催得不想再催促了，便说：“你真的不想离了，咱们就这样耗着。反正这娃在肚子里只呆十个月，到时候就得出世。过不了多久，我也就挺着个大肚子满院子转。看你给学校的老师学生咋交待？” 张树仁磨蹭得不能再磨蹭了，便先去学校行政处开了个申请离婚的介绍信。那时候离婚要持所在单位介绍信，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才予以受理。张树仁无可奈何地只好把春梅关于父亲和妻子的暧昧关系作为理由，向学校申请回家去跟老婆离婚。学校行政处的领导绝对没有想到这种事很可能不存在，认为张树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这种羞于告人的隐私公开出来，因而十分同情地给张树仁开出了申请离婚介绍信。行政处领导甚至安慰张树仁说：“这种事不只是发生在你们家里，过去学校其他教师家里也有过，社会上更是屡见不鲜。这都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的，农村妻子没办法到城镇落户，谁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回去好好跟女方讲讲，不声不响把婚离了就行了。还有你父亲的问题，都要妥善处理好，不要出啥大乱子。”张树仁诺诺连声地感谢行政处领导，表示一定会慎重处理问题，决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和不良影响。 其实张树仁心里十分清楚，他只不过是在学校以这样的理由骗开出介绍信，回到家绝对不能像春梅说的那样去讲。他也曾从他跟春梅稀里糊涂地搞到一块儿的过程，想象着父亲和惠芳英。环境和条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家里甚至比学校更安全、更不为人所察觉。父亲虽然不像自己年轻欲望大，却也没有完全到了那种厌烦女色无能为力的年岁。尤其是老婆惠芳英，每次回家都没有个够的那种浪劲，保不准老头子无意，她却能主动钻到老头子被窝里去。即便是这种情况，他也不能以此作为向惠芳英提出离婚的理由，一个可能引起这种猜测或者暗示的字都不能从嘴里吐出来！ 那么，回去后究竟该怎样对惠芳英讲呢？父亲不言而喻是要站在惠芳英那一边的，靠老头子只能帮倒忙。就是对老头子，也没有办法说出要跟惠芳英离婚的话。 那天，张树仁从学校回家去，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不停蹄地赶车，一直磨蹭到傍晚时分才进家门。惠芳英兴高采烈地打水让张树仁洗罢脸，就示意着要先打那个点，然后再做晚饭。张树仁假装不会意，叫住要出门去的志杰老汉，说是要跟父亲说说话。志杰老汉转身回屋，张树仁跟着进了志杰老汉的房子。父子俩窝在炕头，志杰老汉等着张树仁说话，张树仁却一直闷着头不吭声。惠芳英把饭做好端上桌子，一家人闷声闷气吃过饭后，张树仁又跟着父亲回到炕头，还是一声不吭。直捱到晚上十二点过后，志杰老汉感觉到出了问题，一再打问张树仁有什么事，张树仁只是唉声叹气开不了口。志杰老汉无奈自个儿倒头钻进被窝，拉灭了电灯，让张树仁回他们房子去。张树仁仍然不挪窝，扯开被子囫囵儿躺下睡了。 惠芳英从张树仁进门那一刻起，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在她示意张树仁打那个点未被响应时，又预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到了晚上十二点张树仁仍不回到他们房子，索性睡在志杰老汉炕上后，惠芳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想不出张树仁究竟是为什么，连跟自己干那种事的兴趣都没有了？春梅比自己年轻漂亮，有了春梅肯定不再想她。那么你就别回来，回来总不能让我连边儿也不沾？是不是春梅又怀娃了，张树仁想让她帮着流产打胎说不出口，想转个弯儿让老头子来求我？上一次就瞒着老头子，要是让老头子知道有了这种事，早就闹开了，还能让你们继续安安宁宁鼓捣到一块儿？真要是春梅又怀孕了，帮你的还是我。我说过再有这种事就不管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还能当真？惠芳英想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觉得还是自己去把丈夫叫回房里来，主动提出帮他排忧解难。男人家都爱面子，就是在自己老婆面前也一样。 惠芳英敲响了公公的房门，志杰老汉拉亮电灯披衣下炕开了门。张树仁直到惠芳英站在炕脚地，仍然躺着未动。 惠芳英笑了笑，说：“得是爸这边炕上暖和？咱那边也一样，我刚才烧了一大抱柴禾，现在都烙尻子呢。走，过咱那边去睡。” 张树仁仍还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惠芳英端戳戳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说：“你听见了没有？咋跟个娃似的。” 张树仁依然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志杰老汉看不过眼，发了脾气，说：“你是咋的了？耍啥死狗呢？从天黑回来到现在，窝到我炕上，不说一句话，究竟咋回事？” 惠芳英说：“你要是有啥事不愿单独跟我说，就在这儿当着爸的面说也行。” 张树仁待了许久，才说：“那好，还是跟你到那边去说。” 惠芳英确实把炕烧得很热。张树仁回家走进门那一刻儿，惠芳英又往已经点燃的炕洞里塞进去一抱棉花杆。黄土高原农村的土炕可以说是一种既简陋又实用的家庭设施。把一筐柴草末子放在炕洞下边，再塞进一些麦草杆儿，天刚黑点燃，整个炕头一个晚上都是热烘烘的。当今已有了暖气、电热毯，那些睡惯了热炕的人仍还留恋着热炕头的别一种滋味。在热烘烘的炕头上，无论是年轻夫妻还是老夫老妻，大冬天都可以精溜溜驰骋疆场。惠芳英往炕洞里又加进一抱子棉花杆，是为了打那个点时炕头就是热的。谁知那个点没打上，此刻热得过火的炕头依然没能派上用场。进了房子的张树仁只把屁股斜坐在炕沿上，连鞋都没有脱，好像是说完话就要走人。 惠芳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房子门关好，再脱掉鞋袜，抬腿上炕坐进被窝。然后才说：“咋的，睡了几十年的炕，现在连上来坐一会儿都不情愿了？是嫌我脏，还是嫌炕上脏？” 张树仁说：“我是怕说完话，你又把我往下赶，干脆现在就坐在这儿方便。” 惠芳英说：“你咋知道你把话说了我就赶你走？告诉你，你不管说啥话，今天晚上我给你这个老婆还要当。你先把鞋脱了上炕，不愿意跟我坐在一头，就坐在那头。” 张树仁顺从地坐到炕上，又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 惠芳英说：“有话就说，再难开口总要开口。” 张树仁鼓了鼓气，还是开不了口。 惠芳英说：“看把你作难的，一定是又把蹩活事干下了？” 张树仁赶忙“ 嗯 ”了一声，又没了话。 惠芳英说：“怀上了再引再打，我说不管了还能真的不管了？” 张树仁说：“这一回人家不愿意打掉，要把娃生下来呢。” 惠芳英说：“生就让她生。哲娃子没回来，只要她不要脸了，就去生。生了看她把事往谁身上搁？” 张树仁说：“还能往谁身上搁？肯定是咱的嘛！” 惠芳英说：“她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你在学校教书，你不认这个账谁把你能咋？” 张树仁说：“好我的你哩，木材加工厂没有宿舍，我就跟人家一起住在学校的房子里。她要一口咬定就是我的，我还能赖得过去？” “啊……”惠芳英一下子惊呆了。 惠芳英顿时后悔得不得了。她原以为张树仁给春梅找个临时工，春梅就可以住在他们单位上班下班。张树仁就近照看一下春梅，春梅星期天休假时来看看张树仁。就算两个人鼓捣到一块儿偷吃个嘴，她也睁只眼闭只眼。没想到他们一开始就天天晚上睡在一个房子，这不等于往狼跟前放了一只羊？张树仁即使再正经，也禁不住往坏里想。想着往日里张树仁半年时间回家来时那种疯劲儿，晚上要不扑到春梅的床上才算怪事呢！再说春梅正是要不够的年岁，又两年多没碰过男人，即使张树仁不去招惹她，她也不会放过张树仁。张树仁和春梅鼓捣到一块儿的条件纯粹是她创造的，由此而造成这样的后果也是因为她才有的。现在，春梅要把孩子生下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张树仁干的。张树仁还怎么在学校里当他的老师？只剩下开除回家一条路了。开除回到家也让人看不起，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好日子过。将来儿子回来，张树仁又该怎样向儿子交代？这个家整个儿就毁了。 惠芳英越想越后悔，越后悔越觉得对不起丈夫。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她心里一点儿主意都没有，急得呜呜哭了起来，说：“你也别怨我，我当初吃了屎了，只想着给哲娃子把媳妇守留住，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你这阵儿说，有啥办法能把你救下，别让学校把你开除了？” 本来是张树仁干下了蹩活事儿，此刻无法面对老婆，无法把要跟惠芳英离婚说出口，没想到惠芳英却把这一切过失揽到自己头上，反过来求他谅解。张树仁一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是农村女人的愚蠢还是善良？多少年来，他虽说在外边工作，惠芳英落了个好名声，还有一点儿钱拿回家。但是儿子从小到大的抚养，父母的照管，尤其是母亲去世后父亲万念俱灰下的照管，都是惠芳英一人承担。可以说是惠芳英支撑起了这个家，辛辛苦苦几十年，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今他要一脚蹬开这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实在是不忍心哪！他知道，此刻只要他顺水推舟说出只有跟她离婚，跟春梅结婚才能避免给自己可能带来的灾祸，惠芳英不会不答应。然而，面对这个肌肤之亲给他带来过无数欢乐的善良纯朴或老实巴脚的女人，良心使他怎么也不愿意欺骗和糊弄她。 张树仁继续闷着头不说话。 惠芳英越发急了，说：“你快说呀，到底该咋办嘛！要不，让我喝一包老鼠药死了算了。”说着，扯起声哭了起来。 张树仁说：“咋能让你死，要死也是该我喝老鼠药去死。”说着，不由得也唏嘘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惠芳英眼见把张树仁逼得泪流满面，心里一下子酸了。她爬起来扑到张树仁怀里，抱着丈夫放开声哭了。张树仁也一把抱紧妻子，两个人顿时哭成了泪人儿…… 离婚最终还是从惠芳英嘴里说出来的，而且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替张树仁想出了一整套的主意。她要张树仁先不要告诉志杰老汉，偷偷地去把婚离了走人。张树仁回到学校去就跟春梅结婚，过他们的小日子，从此再不要回家来。家里则由惠芳英继续照管志杰老汉，等待儿子张哲回来。 张树仁对于不知是愚蠢还是善良的惠芳英真是感激到了极点，原本天大的难事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承诺，还至少当下给他留足了面子，免除了难堪。他当即承诺家里他不能不管，农村日子这么苦，不管春梅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像从前一样时常公开或秘密地寄回一些钱来。这天晚上，张树仁拼尽全力赎罪般地跟惠芳英做了夫妻间的事情。他要在仅有的几个晚上，让惠芳英尽可能地享受到人妻的快乐和满足…… 在张树仁和惠芳英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几天，两个人天天一块儿出门，一块儿回家，晚上仍还热热火火地睡在一个炕上。张树仁返回学校时，惠芳英仍还像几年前那样，两个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把张树仁送到火车站。不要说村里人，就连志杰老汉也不知道儿子和媳妇已经离了婚。直到好长时间之后，志杰老汉听到村里人传言，回家问起惠芳英。惠芳英这才一五一十把一切告诉了志杰老汉。志杰老汉使用了他能够想得到的最狠毒的语言，把儿子骂了好多天。惠芳英不住地劝慰志杰老汉，说是她害了张树仁，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张树仁实在没有办法才答应的。 志杰老汉说：“他的良心叫狗吃了！你为这个家遭了多大的罪，受了多大的苦，他不是不知道。咋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他要是再踏进这个门，我非把他的腿打断当柴烧不可！” 此后，志杰老汉和惠芳英公媳俩相依为命地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志杰老汉对儿媳妇敬佩之至，称赞惠芳英是女中丈夫，天下奇女子。他事事听从儿媳妇吩咐，尽量不让自己成为惠芳英的累赘，而且承担了作为一个家庭的大男人所应当承担的一切责任。惠芳英仍跟从前一样，精心照管着心灵受到创伤的公公。 一个孤老头子，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寡妇，两个人住在一个屋里。久而久之，村里人难免不说闲话，使过去的传言逐渐变成为大家都不再怀疑的事实。与张树仁和春梅不同的是，志杰老汉和惠芳英始终没有光明正大地去办理结婚证，按说这样的婚姻在法律上并不被禁止。在村人面前，惠芳英依然敬重有加地称呼志杰老汉为“爸”。至于回到家关起门来相互怎样称呼，人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 这个礼崩乐坏的故事在那一带农村传播了很长一段日子。人们茶余饭后笑谈这种父子两代占用儿媳，婆媳二人改嫁公公的奇闻，末了又对最终的结局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因为张哲终归有刑满释放的那一天，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将来如何面对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这个家庭里的夫妻关系是否还会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组合？都将是人们注目的焦点。 第九章 张哲刑满释放回到家的时候，祖国大地上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张哲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回家后仍被看做前科犯遭人白眼。不久，志杰老汉平了反，恢复公职因为年过六十按退休处理，仅一次性补发的二十多年工资，就有将近两万元。张哲回到家后，似乎对张树仁和春梅的事儿不闻不问。农村土地已经划分到户，党和政府号召千方百计发展商品生产，张哲好像把整个儿的心思都放在了发家致富上。这不免让一些等待着要看礼崩乐坏故事戏剧性结局的人大失所望。 张哲服刑期间的劳改场是一个农场，农场管教干部看到这个小伙子并非那种图财害命奸淫掳掠的杀人犯，而是“文化革命”中上了大当跟着瞎跑的中学生，便不把张哲按那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对待。农场派张哲跟一位服刑的农学院教授去养蜂，两个人侍弄着二百多箱的蜂群，行动上相对自由，活儿也轻松。张哲在劳改场整整养了七年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跟那位教授学得了一手高超的养蜂技术，没想到一回到家就派上了用场。惠芳英拿出志杰老汉补发的工资支持儿子，买了二百箱蜂群。张哲一个人侍弄，一年下来就净收入八千多元。接着又买了两百箱，连同原有蜂群繁殖的新蜂，总数达到五百箱。张哲忙不过来，雇请了十个工人。当时雇工尚不被允许，乡上和县里都有人批评说这是剥削。张哲光身子不怕雨淋，反正监狱都蹲过了，大不了再去劳改一回。只要没有人公开阻挡，他就继续没黑没明地干着。这一年净收入了三万元，成为那时候令人羡慕的 “万元户 ”。有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张哲，发了一篇内参。内参分析张哲养蜂一是提供了在当时还属紧缺物资的蜂产品，有利于国家；二是蜜蜂采蜜增加了农作物授粉，有利于农业生产；三是被雇佣的工人发给比当时农民收入高出十多倍的工资，有利于群众增加收入；四是张哲个人获得较高利润，成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中的一员。记者称赞张哲发展规模化专业化养蜂，是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一项有益事业。这篇内参得到时任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批示，张哲骤然间名噪一时，成了受人尊敬的“养蜂大王”。更让张哲没有想到的是，县委书记带着一大帮子人到家里看望了他，年终在全县劳动致富表彰大会上还披了红戴了花。 张哲的事业如日上中天，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层楼，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哲已是一家集蜂产品产、供、销及加工为一条龙的大公司老板，总公司设在省城繁华地带的十八层大楼里。年过八旬的志杰老汉和惠芳英都被张哲接到城里，住进豪华别墅，有专门的保姆和佣人伺候着。令人不解的是，张哲一直独身不娶。至于养没养情人，有没有小蜜，逛不逛发廊，玩不玩小姐，人们早己对个人的私生活不感兴趣。尤其对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有则情理之中，没有反觉奇怪。好在有或没有都跟我们这篇小说叙述的情节无关，反正张哲没有把哪位女人正儿八经地娶进门，独身一人人所共知。惠芳英无数次劝说儿子，要他好好地娶个媳妇，她还急着抱孙子呢！张哲总是说：“妈，这事你不要管。我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有了我就立马给你娶回来！”惠芳英拗不过大老板儿子，只好作罢。 如今的惠芳英，过着令人羡慕的阔老太太生活。志杰老汉虽然年事已高，却不用她再服伺照管。她身上穿绸戴金，手里有花不完的钱，出门小车接送，在家保姆伺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也许是冥冥之中老天爷的安排，有着一颗善良之心的惠芳英终归得到善报。 一天，家里来了位四十多岁的妇女，说是要见老太太。身板儿还硬朗的惠芳英被保姆搀扶着从二楼卧室来到客厅，大老远就一眼认出坐在沙发上的来访者是春梅。惠芳英只是稍稍地停住脚步犹豫了一下，随即急忙忙地走了过去，颤声叫着：“春……梅……” 春梅站起身，头却低着不敢看惠芳英 ，嘴里艰难地迸出一个字：“妈……” 惠芳英紧紧抓住春梅，怔怔地看了大半天，说：“想着你该比我过得舒畅，咋比我还老得快？年纪轻轻的，白头发都有了这么多。快别站着，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回过头吩咐保姆端出水果饮料，像接待贵客似地摆满茶几。 春梅始终没有抬起头，更没有接过水果拿起饮料。惠芳英问这问那，春梅只是哼哼唧唧没有回答出个所以然。惠芳英又吩咐保姆去弄几个菜，要留春梅吃饭。并说张哲忙得很，如果要见张哲，得等到晚上看能不能回来。 春梅这才说：“我哪还有脸见人家？我是来跟你说说，他爸患了胃癌，在省医院住院。手术费要五万元，人退休了学校不好好管，我们也拿不出来。虽说动了手术不一定能把人救下，但也不能就这么等死？我想……我想……” “你说啥？他爸得癌症了？在哪儿住着呢？哎呀……这老天爷咋这么不长眼嘛！” 没等春梅把话说完，惠芳英已是泪水涟涟。 春梅继续抽抽答答地哭着说：“我想……你们要是……愿意帮……这个忙……他爸不要我来，我是偷着来的。我们实在是没法可想了呀……” 惠芳英说：“手术要做，即就是有一线希望，也要做这个手术。得多少钱，让张哲掏，说啥也是他亲老子。” 春梅一下子又哭了，哽哽咽咽地说：“妈，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张哲。这一辈子我是还不清你们的债了，只有等到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惠芳英打电话给张哲，告诉儿子春梅来家说张树仁患了癌症，动手术需要钱的事。张哲当即回话让公司财务部派人送钱回来，交给春梅带走。惠芳英问张哲回来见不见春梅，张哲停顿了一下说，先让看病，过后再说。 张树仁手术后没有救活，一个月后在省森工技术学校家属院去世了。春梅把电话打到张哲家里，告诉了惠芳英噩耗。 惠芳英伤心落泪哭哭啼啼了大半天，末了对儿子张哲说：“我想去送送你爸，你派个车把我送去。” 张哲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妈，我跟你一块儿去！顺便看看春梅过的日子。” 那天，张哲亲自开着他的奔驰车，跟母亲一起到了省森工技术学校。在张树仁的葬礼上，张哲以儿子的身份履行了全部仪式程序，惠芳英和春梅相互搀扶着站在遗孀位置，到场者无不为之称奇。 埋葬过张树仁之后，张哲和母亲去了张树仁家。张树仁住的是学校分配的单元房，面积只有五六十个平方米。屋子里摆设十分简单，家具破破烂烂，显现出生活的艰难。张树仁和春梅十五六岁的女儿，胳膊上戴着黑袖圈儿站在春梅身边，脸上笼罩着悲伤与凄凉。 张哲没有走进里间去，只站在狭窄的过道兼客厅里对春梅说：“家里这些破东西都不要了，把娃带上，到省城去。” 春梅直瞪瞪望着张哲，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张哲又说：“车在楼下，现在就走。” 春梅尽力压抑着心中的波澜，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才说：“我跟你去到底算咋回事？让人笑话我不要紧，让人再笑话你，我不是罪孽更重了？” 张哲说：“让人笑话的事情多的是，我们这算什么？再说，这也不都是你的错，我从来都没有怪罪过你。” 惠芳英说：“春梅，张哲叫你去你就去。咱婆媳一场，妈不想让你再过这种恓惶日子。” 春梅最终带着女儿跟张哲去了。在省城那座豪华的别墅里，志杰老汉和惠芳英，张哲和春梅继续或重新着什么关系，一家三代之间相互怎样称呼？别墅外边的人们一概不知，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的秘密太多了，人们知道的能有多少呢？如果还要叙述他们的故事，那将又是一部不会太短的小说。不过在祖国的春天里，小说里的人物已经没有了被制约的外部压力，有的只是人性的回归和释放。这样的作品不免又落入已有的窠穴，笔者不愿意重复这样的低效率劳动，让愿意为之者去为吧。 2006年12月2日再改于古城西安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