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庭》 第一章 有人敲门。像是熟人。 果然。 又白又胖笑嘻嘻，是“愁人”来了。 “愁人”有大号，可是没人愿意叫，都说那是糊弄公安局的玩艺。不过，“愁人”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叫的。你要是想叫，得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够大不够大。够大的嘴，必须是处级以上，而不含处级的嘴；必须是身价百万以上，而不含百万的嘴；必须是比他媳妇漂亮，而不含他媳妇的嘴。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人可以叫，那便是他爹。真爹假爹他不在乎，要紧的是必须具备给他爹当的条件，就是胳膊粗力气大也行。因为他爹是“愁人”的创始人之一。 “愁人”的来历汉良对我讲过，说他小时候断奶断得很晚，都戴红领巾了，还在跟他爸争他妈。争不过他就哭，使劲的嚎，不把他爸从他妈的被窝里嚎出去决不罢休。弄得他爸老上火，嘴唇上老往外鼓水泡。直到十五岁那年，他才让他妈物归原主。他说他把他妈送给他爸，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并把他的光荣事迹写进了他的作文里。他的高风亮节逗笑了全城，也差点儿把他爸气死。他爸要揍他，他就跑，一口气跑进汉良的家。因为他知道汉良的父亲比他爸的官儿大，汉良的母亲在单位管着他妈。他爸在首长家自然不敢放肆，而且还满足了他回家的条件：请他吃了顿馆子。他爸举起酒杯，眼圈儿红了，叹道：“你呀，真他妈的是愁人啊！” “愁人”就是“愁人”，屁股还没坐下，便亮出了他愁人的功力。 “我是来行贿的。” 我是警察，知道行贿犯法，请他坐下必有思贿之嫌，可是请他出去我又没那个胆儿，因为他是汉良的老哥们儿，他家和汉良家称得上是世交。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汉良从他的书房出来了。他朝“愁人”笑道： “你要行什么贿给我？” “警钟。” 礼物如此特殊，我想长长见识。可是，我没有赖在客厅不走的理由，更受不了汉良要是让我“回避”会在客人面前给我造成的尴尬。所以，我送给“愁人”几句寒暄一杯茶，转身进了我的书房。不过，我没把门关的很严，也没把心思用在灯光里的书上，而是集中力量把耳朵伸向客厅。 “汉良，你做错了一件事！” “哪件事？” “你不应该调韩双志去拉链厂。” “为什么？” “为什么？谁不知道拉链厂早就死了！它现在不过是还没有注销户口，没有下葬，占据着阳间的位置罢了。况且，你对救活这个企业也并不存有什么希望。” “我可没这么说过。” “但你这么做了。你把一个号称改革先锋的人派去拉链厂任副厂长，就足以说明你对这个企业态度。”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可你是局长。是一把手啊。” “我的职责只是贯彻和执行组织上决定。” “我今天来，不想和你局长探讨一把手在组织上作用，更不想探讨你所说的组织的成份。我只想提醒你：不要调韩双志去拉链厂，否则，你会后悔的。” “我必须服从局党组决定。别无选择。” “难道你把佟辉忘了？” “韩双志去不去拉链厂，和佟辉没关系。” “什么？” “愁人”突然提高嗓门，吓了我一哆嗦。我赶紧迅速而又轻轻地，把门拉开到能看见他们的位置。我预备着，如果真有意外发生，我这个警察帮丈夫打打下手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只见“愁人”愤怒地吼道： “你说什么？和佟辉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把他调离木器厂？他承包的家具车间可是局系统改革的典范啊。” “他在木器厂不过是个车间的承包人，而调他去拉链厂是任副厂长，是重用。” “不是吧？我看你是要让他在拉链厂下岗，要判他‘监外执行’。” “请你注意用词。” “我注意不了。如果真的让他下了岗，我们就会失去对他的掌握，失去对他的控制；给佟辉报仇，给佟辉雪恨，就会受到鞭长莫及的限制。” “那是你的事。” “好吧！就算是我的事。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他交给我呢？” “不行。” “算我求你。” “谁也不行。” “别忘了，你可是也求过我的。” “我求过你什么？” “愁人”冷笑了一声，端起茶杯，仿佛是在给汉良时间，想一想求过他的事情。不久，他似乎也在想到了什么，悄悄地把五官上的愤怒换成了和气，上眼皮居然抬高了许多，语气也柔和了不少，说：“汉良，我们是老朋友了！犯不上为韩双志那小子伤感情。当然了，我也理解你的苦衷。你刚来不久，虽说是一把手，可毕竟是新局长，局里的种种势力不是你立刻就能摆平的。这样吧，我这有五千块钱，你拿去做作工作，就把他给我得了。” 汉良瞅着茶几上的钱，吸着烟，从他口鼻中喷出来的烟雾，一口比一口大，一口比一口浓，直到一根儿烟抽完，把烟头儿像按死臭虫似的按进烟灰缸里，才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要他？” “我想给佟辉报仇。” “不对吧？在我的印象中，你和佟辉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友情。” “愁人”有点儿尴尬，尽管还在笑着。 “其实……汉良，我主要是为了你！” “你？” “汉良，你就把他给我得了。” “理由呢？” “我……我想继续整他……玩他……给佟辉雪恨。” “借口吧？。” “愁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用手捏住领带结左右拽了拽，汗珠子渐渐地冒出额头，滚动着客厅里的灯光。 “是……是张张张张，张兰求你……” 汉良打了一个冷战。虽说是瞬间一抖，快于闪电，却还是让“愁人”看见了。他的眼睛里又现出希望的光。 “是张兰求你。她不想让他丈夫去拉链厂，她怕拉链厂解体，她怕她丈夫下岗，她想过几天太平的日子。” 汉良站了起来，说道：“你可以走了。你回去告诉兰姐：她的丈夫韩双志必须去拉链厂。” “局长，帮帮忙吧。就这么回去，我……我没法交代！” “你就说是我说的。” “汉良，帮帮忙吧。我……我收了张兰的钱！” “收了多少？” “五……不，是两万！我全给你！”说着，他又从不同的兜里掏出三个报纸包，放在茶几上。他大概觉得这些钱还不够份量，屁股离开了沙发，“噗嗵”一声跪在地板上，眼泪也随之喷涌而出。“汉良，你就帮帮忙吧！” “帮不了。” “帮帮吧！……救救我吧！你不答应……我会妻离子散……” “救救你？” “是……我……我收了她的钱……” “你可以把钱退回去。” “不行啊，汉良……我……我还收了她的身。” 汉良在灯光下摇晃了一下，缓缓地把脸举向天棚，喉节在激烈地上下窜动，仿佛在咽什么极难下咽的东西。 跪着的还在苦苦哀求：“汉良，帮帮忙吧。你不救我，我就完了！救救我吧！……” 汉良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手摸头发的时，悄悄地擦了擦眼睛，开口道：“钱放我这儿。你回去吧。” “你答应了？” “愁人”有点儿喜出望外，嗖地站起来。 “这件事儿你不要管了。不过，明天，我希望能看到你的辞职报告。” “什么？”他又把眼睛觑觑起来，脸上露出凶恶，吼道：“你，你让我辞职？” “好像不应该仅仅是辞职吧！”“你无权这么做。你别忘了，我是国家干部，我是基建处处长，我是共产党员……” “可你是人吗？” “你才不是人呢。张兰的不幸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你杀人不用刀。你比用刀杀人的凶手更狡猾，更凶残，更毒辣。你这个刽子手……你敢整我，我就敢告你，告你……” “王丽尧，” 汉良在叫我。 我能估计到他叫我干什么，赶紧穿上警服上衣，来到客厅。 “送客。” 遵照汉良的吩咐，我暗中加了点劲儿，把“愁人”送出了我家。当我锁好门，返回客厅时，我没见到汉良，却听到从他的房间传来的哭声。那是一种非嚎啕而不痛快，但又不愿别人听见，可憋又憋不住，从紧咬的牙关、紧闭的嘴唇、紧捂着嘴的手的缝隙中挤出来的哀号。这哭声仿佛来自地狱，让我想起旷野里的坟茔。作为医生，我知道这种哭法不好，有害健康，应该进去劝他换个哭法；作为妻子，我很想知道，他为何这样伤心……可是我不敢！ 我承认，我怕他！但我究竟怕他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我也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让人看到的总是微笑。他用微笑对抗愤怒、打击奸诈、平息不满，他也用微笑安抚不幸、鼓励幻想、奖赏热情。可以说，他把微笑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微笑在他脸上，就像是武林俠客手中的一片绿叶，可能的时候让人温暖，必要的时候令人胆寒。微笑是门学问。他就是这门学问的专家。精于微笑的人，有时候要比暴戾的人更可怕！ 那天晚上，他没来卧室睡觉，而是书房整整呆了一夜，直到天明做饭的时候，我才听到他的动静。他还是和往日一样，怕惊扰我的好梦，在厨房里轻拿轻放，开油烟机时，也没忘记关上厨房的门。只要他在家，家务一直都由他来做，这倒不是我懒，而是他做的比我好。他知道米洗几遍不失营养，知道油盐酱醋最佳的使用方法，知道要洗的衣服用何种洗涤剂更合适，知道购物时不被商家当傻瓜。因此，我一直是轻松而骄傲地当着他的太太。 吃饭的时候，他对昨晚的事只字未提。似乎那不过是场梦，是健康人的梦，醒来也就全忘了。不过，上班走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拿走茶几上的钱。 从那天起，汉良的哭声就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盘桓，挥之不去！是什么让他那么伤心呢？谁是佟辉？他有什么仇和怨……谁是张兰？她和汉良说的兰姐是同一个人吗？在共产党的天下，太平日子还要用钱去买吗？甚至要用女人肉体去换吗？她被“愁人”玩弄后，如何回家？如何面对她的丈夫？如何面对她的儿女们……谁又是韩双志？他犯了什么罪？下岗对他来说为什么等于‘监外执行’？那么如果他在岗，是否就等于‘身在狱中’？而这又是一座什么样的‘监狱’呢？归司法机关管吗…… 终于，在时隔七年之后，我有幸知道了这一切。是汉良亲口跟我讲的。时间是几天前的腊月二十九，地点是在开往大兴安岭去的火车上。 “知道为什么让你跟我去大兴安岭吗？” 火车出了省城，汉良把目光从雪花飘飘的窗外收回来，放到我的脸上，开口问我。我放下手里的杂志，客客气气地回答道： “好像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是大官儿，必须有人陪。” “错！” “因为我是你的妻子，是医生，还是个警察。妻子有体贴，医生能治病，警服能镇邪。” “这是让你陪我的理由。” “如果这是理由，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让我陪你去的原因！” “可是你没有问。” “你是领导。你不说我问合适吗？下属让上级尴尬是愚蠢，妻子让丈夫为难是傻瓜。” 汉良摇了摇头，苦笑道： “我让你陪我，是要把你想知道的事情讲给你听……” 他讲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第二章 我见过毛主席。 你不必把眼睛睁那么大，我真的见过他老人家，不敢撒谎，更无心拿影视、画像、或是纪念堂里的领袖形象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段绝版的经历，已经在我心中藏了几十年！我从不讲给人听，并不是我对这段经历缺乏幸福感，也不是我不想用这段经历换点儿令人羡慕的眼神，而是在我记忆的视线里，在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中间，总有两张流泪的脸时隐时现，像阴云一样模糊了太阳的光辉！ 他们就是那天晚上“愁人”提到人，男的叫佟辉，女的就是兰姐。 兰姐姓张，大我六岁，是我爸司机张叔和我家保姆张婶儿的女儿。她家住在我家院子北面，挨着车库盖的两间平房里。由于窗户朝着我家的院子，便成了我小时候进出张家的门。就是到了冬天，张家的窗有一扇也不糊挡风的纸，只要看见我的小脸儿在外边晃动，就会有人打开窗户，伸出双手把我抱进去。 我爱和张家人在一起，爱听他们讲的上海话，爱戴兰姐的红领巾，爱跟张婶儿学写毛笔字……总之，张家的一切我都喜欢。到了晚上，我最怕我妈过来抱我回家，只要我的哭声能打败他们的想法，我就住在张家，挨着兰姐，躺在张婶儿的被窝儿里，听她们给我讲故事。有时候，兰姐会偷偷伸手过来胳肢我，弄得我哈哈大笑满炕爬。 张叔和我爸的交情是从朝鲜战场开始的。听爸爸讲，张叔驾驶技术很好，而且胆大心细，开车时能巧妙地避开敌机的扫射和轰炸，能根据炮声准确地躲开炮弹的落点，凡是他走过的路，经过的山头，如稍有不对劲儿地方他都能察觉得到，这让我爸不知躲过多少次要命危险。每当说起这些时，爸爸对张叔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大有不忘救命之恩的味道。 抗美援朝胜利后，他想复员回上海老家，这时候爸爸才知道，他不仅娶了妻，而且还有一个女儿。我爸奇怪地问他：“可是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你给什么人写过信？” “我写过，而且写了很多，只是一封也没有发出去，因为我害怕让保卫部门担心首长的安全。不过，在我写的那些信中，有一封却是写给首长你的，我是想麻烦组织，如果我牺牲了，请把这些信转交我的妻子和女儿。” 当时，我爸没有同意张叔复员，但当他离开部队时，却让张叔也脱了军装，跟他一起留在了东北，继续给他开车。 张婶儿和兰姐，是在我出生不久，张叔回上海把她们接来的。 张家的团圆，让我爸很高兴，因为他不必担心张叔弃他而去回上海了。同时，让我妈也很高兴，因为张婶儿在上海时是小学教员，言谈举止有分寸，干活干净又利索，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她不必为我的幼儿教育发愁了。不过，要说最受益的还应该是我，因为我的肚子不必加牛奶充饥了，张婶儿的奶水又甜又足，不象我妈的那样又淡又少急得我直哭。而且我还多了个姐姐。听张婶儿后来跟我讲，她们到的那天晚上，兰姐高兴得一夜没睡，她站在我的身边，一会儿碰碰我的小手，一会儿摸摸我的小脚，只要我稍有动静，她都会大惊失色地喊张婶儿。 兰姐的嗓音很特别，不仅仅是清脆好听，而且充满了喜庆，总能给人一种看见了春天的感觉。她上中学不久，就被工人文化宫选中，当上了一名业余报幕员，给工人文艺汇演报幕。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兰姐从舞台的暗处出来，走进照在紫红色幕布上的灯光里报幕的情景。 兰姐是挨饿那年考上的初中，加上我也要上小学了，我爸要在家里摆一桌以示祝贺，并把准备宴席的任务交给了“愁人”他爸。当时，他爸是我爸的秘书，嘴上和笔下的功夫都很好，办事儿的能力也很强。他既知道我爸爱吃湖北家乡菜，也没忘了张家是上海人，所以，他从省宾馆同时接来了两个厨师。一盘一盘的美味佳肴，都是他亲手从厨房端到大客厅里来的，一边报菜名，一边介绍关于这盘儿菜的典故。酒是茅台，“愁人”他爸起开瓶塞儿后，便转身退了出去。显然，他很清楚在这个饭桌上没有他的位置。 我爸我妈同时起身，来到张婶儿身边，一个双手举起张婶儿的酒杯，一个双手将杯斟满酒，然后把酒杯送到张婶儿的手中。张婶儿脸红了，有些惊慌失措，举杯的手抖个不停，她大概晓得，在整个省城能享受到我爸我妈如此敬酒的人没几个。先开口的是我妈，她说：“他张婶儿，这些年让你这个才女在我家当保姆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你们张家对我家及对汉良的恩情绝对不是一个谢字打发得了的。今天，先借这杯酒来表达一下我们一家人对你的敬意。” 看着张婶儿酒没入口脸先红，我爸有点儿着急，说道：“他张婶儿，这杯酒你一定要一口干掉。咱们的党校教育长，还有好事告诉你呢。” “什么好事？爸。”我急不可待地问。 “从明天起，你张婶儿就是省委党校的官员了，十九级。” 这个喜讯，让酒桌上欢乐的气氛更浓了。我跟着兰姐唱了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兰姐还朗诵了一首郭小川的诗，当她表演到“我们要是醉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酒，更甜，更美……”的时候，搂着我的张婶儿流出了幸福的眼泪。天快黑的时候，“愁人”他爸呼痴带喘跑了进来，用眼神示意我爸出去说话。 我爸不满地斜了他一眼，“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说。” “愁人”他爸瞅着我妈，对我爸轻声道：“刚才，院外的巡逻兵抓住一老一小两个要饭的。他们直呼首长的名字，叫喊着一定要见首长。我怕有意外，叫巡逻兵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了。” “他们从哪来？湖北吗？” “不，不是湖北。是四川。” “四川？”我爸蹙眉沉思了一会儿，“哎呀……老张，备车。” 他们出去了有半小时左右就回来了。我爸搀进屋来一个小脚老太太，张叔领进来一个脸上尽是污垢的小男孩儿。当时是伏天，她们却穿着棉絮外露的破棉袄，浑身上下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儿，饭桌上的酒菜之香立刻像是国军遇上了共军一样逃之夭夭了。老太太仿佛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乎把身体的重量全部交给了我爸，可她面对宴席的神情却叫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神情让我马上想起小兵张嘎的面对敌人枪口的奶奶。她似乎想笑一笑，可是没等脸上的肌肉笑到位，便头一歪昏了过去。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什么院长教授来了一大帮。打吊针的时候，老太太的双手让我们看得心里发颤，她那十根手指没有一根能够伸直，像是死树的枯枝，条条裂口露着鲜红的肉。院长说老人家必须尽快入院治疗。我爸费了很大的力气拉开跪在老太太身边，想用撕心裂肺的哭声唤醒奶奶的小男孩儿。他把他交给了张婶儿，带着我妈和张叔到医院去了。 小男孩儿被张婶儿连哄带劝地拉到楼上，进了洗澡间，等他穿着我的白裤衩和海军衫儿下楼时，我和兰姐看见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只是面色苍白，瘦得就是他闭上嘴，也能数清他牙齿的个数。兰姐拉起他的手，问他叫什么。他局促不安的用四川话答道：“我叫佟辉。” “是与日月同辉吧？真是好名字。谁给你起的？” “我爸。” “你爸呢？” “死了。” “来，我们吃饭吧。” 午夜时分，张叔把我爸送了回来，随后又领走佟辉去医院看奶奶。张婶儿要回家，被我爸拦住了。他请她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并把我和兰姐也叫到他的身边，讲起他和佟家的关系： “长征途径四川时，我在一场阻击战中负了伤，冲上阵地的敌兵怕我不死，又举起枪来刺了我几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周围的死尸都发臭了，我却在暴雨中醒来。雷鸣叫我求生，闪电告诉我应该顺坡顺水往山下爬。我死一会儿活一会儿地挣扎着。我听到了鸡叫，看见了太阳，终于在第二天上午，发现身边来了一个放牛的娃。这个放牛娃就是佟辉他爸。他见我睁开了眼睛，转身就跑，找来了他妈。她们娘俩儿抬不动我，就砍倒了一棵小树，把我绑在树枝上，用牛拖着我来到他们的家。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虽说无医无药，我却活了下来。我天天想去找队伍，可是打听不到红军的去向，加上肚子的伤口老是流脓淌水，我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年。直到三九年隆冬的一天，我领着佟辉他爸上山砍柴，遇到了一个北面口音的和尚，他告诉我山西打仗打的很厉害，说是八路军跟日本鬼子干。我当时并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部队，但得知八路军中有个叫朱德的，心里也就明白了。我走的那天，她们娘俩东拼西凑了不少干粮，送了我很远一段路，分手时佟辉的奶奶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口。 “我翻山越岭向北走。一边想象着和战友重逢的喜悦，一边发誓将来一定回来报恩。大概是走到第二天的黄昏，我身后突然传来叫我的喊声。我回头望去，先看见的是佟辉他爸，接着是他的奶奶。我转身跑步迎了上去，奶奶在抓住我的手的同时眼泪也夺眶而出，我焦急不安地问怎么了。奶奶用审视的目光盯住我的眼睛，问道：‘共产党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嘛？’我说我要是撒谎天诛地灭。奶奶拉起佟辉他爸的手交给我，让我把他带走，说：‘我信你。’ 奶奶当然知道，把孩子交给我，就是迎着子弹走！所以，在我们一步一回头地远去后，她还偷偷跟了我们很长一段路。 “佟辉他爸当时才十五岁，身子骨虽然有些单薄，打仗时却是又机灵又勇敢，炮火中他当过我的盾牌，冲锋时他当过大军的旗手，不幸的是，四九年春天过江时他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要不是炮弹爆炸的气浪把他扔到了另一条船上，他的生命恐怕也就和他的断腿一样消失在长江里了。伤口愈合后，他给在前方作战的我留下一封信，便拄着双拐一步一挪地离开了武汉，走回了四川老家。他把荣军费和路费交给了奶奶，说党和我没有忘记她。奶奶用这笔钱给他说了个媳妇。可是，这个媳妇在生下佟辉不久就死了。去年春节，就是我们在家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时候，佟辉他爸在饥饿中也死了！咽气前，他望着草房屋顶外的月亮，告诉奶奶领佟辉来东北找我。就这样，她们风餐露宿，沿街乞讨，整整走了十八个月……” 说到这里，我爸有些哽咽，涌上来的泪水染红了他的眼睛。 “他张婶儿，奶奶虽说大不了我几岁，但她对我的恩情却胜似母亲。我想求求张婶儿你，可不可以把出去工作的事往后拖一拖，代我尽尽孝心，我实在是太对不起她老人家了！” “行啊。” 张婶儿没有丝毫的犹豫，痛快地答应了。 “可是，我所说的往后拖一拖，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首长，你的意思我明白，” 张婶儿接过我爸难以说出的话开口道：“能向这样的老人尽孝心是我的光荣，你就放心好了。至于我，请首长不必操心，假如我以后真的老了，想出去工作也没人要了，我还有小兰和汉良呢。汉良，你过来，张婶儿要是老了，你能养活张婶儿吗？” 我当时拔直了身板，大声喊道：“能。” 我是和佟辉穿着一样的衣服，背着一样的书包，进的八一小学。那时的八一小学，是高干子女聚集的地方，校园里养着一种比谁爸官儿大，比谁家车好的风气，甚至比房子大小，卫兵多少，级别高低，就连父母在战争年代负的伤，也成了攀比的筹码。这种攀比的结果，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一些同学高人一等、趾高气扬、甚至欺负别人的权力。不过，这种权力到了佟辉面前，却全都失去效力，黯然失色。这倒不是佟辉的身边有我，我们的身后有我爸，而是他有一棵乐于助人的心。这棵心给他带来了许许多多我们这些所谓的高干子弟可望而不可及荣耀；他是同届学生中最早带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之一，他当过八一小学少先队的旗手，也担任过我们班的班长，六三春天开始学雷锋以后，他年底就荣获全市雷锋式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这个称号他连续拿了好几年，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 第三章 文革初期，并没有人能意识到黑暗，皆为发动者的伟大，目的之明确，空前绝后的磅礴气势所震惊、所激动、所奔走相告。这是一场有七亿人同时参战的革命，他们同佩一个标志，同拿一本书，同喊一个声音，同时登上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峰。在这高峰之上，生命完全熔入了时代，没有人想当局外的人，我和佟辉自然也不例外，别看我们只有十二岁。 当时，我们是五年级小学生，由于八一小学的学生成份复杂，运动刚开始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们就有了经常和兰姐在一起的时间。我俩跟着她上街游行，写大字报，站在一座座高楼之上，把那五颜六色的传单撒蔚蓝色的天空。大概是回报吧，六六年八月中旬，兰姐和她的同学们带着我和佟辉，登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 为了能赶上毛主席的接见，仿佛全国的红卫兵一下子都挤上了我们坐的那趟列车。三伏天，车里又挤又热，下边的脚不是被踩就是踩着了别人。我和佟辉的脸儿必须仰着，否则喘气儿的嘴和鼻子，就会被这人的胸或是那人的背给堵住。当时，个头比我们高的兰姐，像老母鸡似的护着我们，拼命用手左支右撑，以减轻挤压我们的力量。汗水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滴到了我们的脸上。佟辉伸手给她擦汗，她高兴地笑了，笑得像个母亲，还亲了佟辉一口，以示谢意。那天晚上，兰姐求爷爷告奶奶，在行李架上给我们弄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坐在上面睡着了，兰姐怕我们掉下来，手扶行李架的边沿，站在下面的座上，看了我们整整一夜。 八月十八号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尤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仿佛在瞬间也都成了巨人，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和佟辉只好拼命往上蹦，可是不论怎么努力，还是看不见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就在这个时候，兰姐蹲下身来，让我们骑到她的肩上。先上去的是佟辉，第二个上去的是我。当兰姐站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兰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在颤抖，在晃动，在咬紧牙关苦苦地撑着。我低头看着她那张惨白的脸，也不知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还是出于对兰姐的感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回北师大住地的路上，我们发现兰姐的鞋坏了，想给她买双鞋，可是我俩怎么也凑不出四块五毛钱。正在无奈和失望之际，佟辉忽然说他会打草鞋。草鞋毕竟也是鞋，代表我们的心。于是我们在北师大院内找枯草，还捡了些破布头和烂麻绳之类的东西，在一棵老榆树下打草鞋，快吃晚饭的时候草鞋打好了，正好迎面碰上了到处找我们的兰姐。当时的她，走在一条石板路上，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佩在左臂上。她在蓝天、白云、翠柏和一幢教学楼的一角的背景里停下脚步，微风拂动着她的鬓发，晚霞照在她那白晰而圆润的脸上，是那样的英姿飒爽，容光焕发。当佟辉把草鞋递给她的时候，兰姐是多么的高兴啊！她紧紧地把草鞋按在胸前，美丽的眼睛里出现了喜悦的泪花。 到了食堂，她把草鞋让战友们传看，兴奋得如同母亲把儿子优秀的答卷展示给大家。有一位老区来的红卫兵惊呼道：“这是红军的草鞋。这就是红军的草鞋。”这一嗓子不要紧，我和佟辉立刻成了英雄，而校园里的草地却遭了殃。这个也要，那个也求，要不是家里用电报催我们赶紧回去，真能把佟辉和我累个好歹的。 接到电报，我们赶紧踏上了回家的火车。第二天子夜，我们回到了省城。当时的市区里一片狼籍，坐落在广场左侧的大楼已被炸塌，只有一堵残垣断壁还立在月冷星稀的夜空下。四下里枪声不断，照明弹、信号弹此起彼伏令人惊恐不安。我们贴着墙根儿，小偷儿似的走街窜巷，磕磕碰碰回到了被市民称之为‘高干区’的地方。过去，每隔五分钟就会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流动哨兵没有了。我家的大门一扇歪着，一扇躺在地上，警卫战士也不知去了何方。我们正想进去，只见“愁人”他爸从我家的小楼里晃了出来，还没走下台阶，就撅起屁股呕吐，随风飘来的酒臭味挡住了我们的脚步。这时候，从院墙旁边传来张婶儿轻声的呼唤。 到了张家我才知道，父母都被抓走了，奶奶被造反派推倒在大门外，我家的一切都成了“愁人”家的东西，就连张叔也成了“愁人”家的司机。我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想要杀进楼去，把“愁人”家赶出我家，但被张叔拦住了。他说他前几天在一场批斗会上见过我爸。我爸叫他照顾这个家，如果局势仍不见好转，就领我们回湖北乡下。于是，我们就在张家住了下来。当时的生活虽说艰难，我还撑得住，因为衣服破了可以打补丁，玻璃碎了可以糊报纸，不给暖气可以烧炉子，电灯不亮可以点蜡烛，就是粮食不够吃，张家和奶奶也不会让我和佟辉饿着。而叫我最难以忍受是，“愁人”家父子对兰姐无耻纠缠。为了能接近兰姐，他们父子居然互相往眼睛里扔沙子，然后轮流找兰姐给他们翻眼皮。我为他们父子预备了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不过没用上，因为时隔不久，兰姐就下乡走了。兰姐是带着我们送给她的那双草鞋走的。她走的那天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生活不论多么的苦，也要走正路。 “为了希望，要学会忍耐。” 兰姐嘱咐我和佟辉的话，也成了张叔的座右铭。为了能按月拿回几十块钱工资，维持这个家，他一声不吭地任凭“愁人”家把他当牛马使唤。听说兰姐下乡之后，“愁人”他爸立刻在张家安了一个我在学校见过的大电铃。电铃响一长声是叫张叔出车，响两短声是叫张叔上他家干活，连续响三声是叫张叔是检查房前屋后的安全情况。谁也不知道电铃什么时候响，反正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叫几声，气得我抡起斧子接连砸碎了好几个，然而“愁人”他爸并不生气，我砸碎一个他就派人换上一个。一天晚上我又举起了斧子，张叔却拦住了我，说：“汉良，别砸了！你砸一个，他们就在我工资里扣一个电铃的钱。”就这样，仇恨就像空气吹进气球一样在我的心中膨胀着，我知道这口气不出，我就会被炸死。 一九七一年的元旦，我获准去百里之外的一个干校看望父母。佟辉要陪我同去，我没答应，因为兰姐没回来，奶奶久卧病榻，张叔又要时刻准备着出车，我和佟辉再都走，这年也就没法过了。我走后的那天下午，家里没酱油了，张婶儿让佟辉去打一瓶。就在佟辉从小铺儿回来的路上，迎面碰上了“愁人”。他拦住了他的去路，嘻皮笑脸地问佟辉：“四川人说的‘锤子’是什么玩艺儿？” “我不知道。” “嘿，我都知道，你会不知道？” “你知道还问我？” “我就是想让你这个‘锤子’亲口告诉我。” “愁人”见佟辉不说，就抡起手臂打他嘴巴，打一下问一声，“你知道不知道？” 佟辉的嘴，鼻子，都被他打出了血。滴滴鲜血落在雪地上，把上天用来预兆丰年的皑皑白雪染红了一片又一片。 晚上我回来，谁也没有对我说。奶奶告诉我，佟辉身体不舒服在炕上躺着呢，我想看看他可张婶儿不让，说他刚刚睡着就别打扰他了。吃晚饭时，出车的张叔没回来，张婶儿说不等也就没等，饭后张婶儿随即吹灭了蜡烛。我看得出来，家里是出事儿了。我上炕躺在佟辉身旁，一边猜着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一边听着从“愁人”家楼里传来的推杯换盏的欢乐之声。在那一波又一波欢乐的间隙中，我听见了佟辉在被窝里没能捂住的哭声。我把手伸进佟辉的被窝握住了他的手，握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把我拉进他的被窝，说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 午夜时分，张叔回来了，我在厨房里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张叔说：“那就干吧！如果你们能顺利逃走我则不伸手，因为奶奶和你张婶儿还需要我；不然的话，我也顾不得她们了。记住，干完之后，你们就往钢铁厂跑，他们工厂宿舍的六栋二门住着我的一个老战友，姓魏，也是你爸的兵，他一定会收留你们的。明天，我出去借俩钱儿，然后送你们找张兰去。” 那天晚上，是我刘汉良平生最痛快的一个晚上。我和佟辉一口气儿把二十多块砖头砸进了“愁人”的家，砸得里面鬼哭狼嚎。有个人试图冲出门来，被我用一块整砖迎面砸了个四脚朝天。我和佟辉跑到钢铁厂，很快就找到了张叔老战友的家。当时，他们正在打牌，屋子里一大帮人。还没等我们磕磕巴巴地说完来意，魏叔就让他老婆领我们进里屋睡觉去，他则一转身又上了牌桌。天放亮的时候，张婶儿来了，只见她披头散发，嘴唇发紫，脸色纸一样的白，浑身上下一个劲儿的哆嗦，话都说不出来。魏叔埋怨她，天这么冷，怎么就穿着衬衣衬裤跑出来了。张婶儿说她要是穿棉衣出来，身后一定有人跟踪。她还告诉我们，张叔给他们抓走了，火车站，汽车站，许多地方都有抓我和佟辉的人。 “看着样子，” 张婶儿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们去找小兰的路也给堵死了！” “找什么小兰，” 魏叔扯着嗓子喊道：“这俩孩子哪儿也不去，就住我家，让他们来吧。我要是伸手，周围住的上百个弟兄没有一个袖手旁观的。老子在朝鲜都死过好几回了，为这俩孩子再死一回是咱的福气。” 魏叔叫她老婆把身上的棉衣棉裤脱下来，给张婶儿穿上。张婶儿死活不答应，跟魏婶儿撕扯了半天，要不是魏叔发话，撕扯恐怕不会完。张婶儿是穿着一件黑大衣走的。走的时候嘱咐了我们很多话。就在她走出门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充满深情的一眼，我当时并没在乎，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张婶儿看我的最后一眼！ 我们在魏家住了有二十天左右，魏家门前来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张叔搀扶着奶奶从车里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军人。我和佟辉扑了上去，自然又是大哭一场。张叔对我说：“一会儿，你跟这两位解放军同志走吧。” 我问：“上哪儿？” “当兵去。这是你爸爸的意思。”而后，张叔把目光转向奶奶。 奶奶双手捧着佟辉的脸，问道：“你也愿意去吗？” “愿意。” 佟辉又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啊，奶奶！” 张叔赶紧把佟辉拉了过来，“去吧，你们两个都去吧！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记住，你们要是写信的话，暂时先不要寄到家里来，要寄就寄给张兰，免得‘愁人’他家知道了节外生枝。” 就这样，我们跟着两个军人上了车。当车轮扬起的雪雾模糊了奶奶和张叔的身影的时候，我才想起张婶儿。张婶儿怎么没来呢？是不是生病了？我们这一走何时才能回来看她呢？我们应该去再看她一眼。我把我的想法跟两个军人说了，得到的回答是：“不行。” 第四章 我们的部队，驻扎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交界的区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延伸到这里，渐渐地变成了丘陵，形成了山岗，最后被覆盖着原始森林的连绵不断的群山所取代，人们给这些群山取了个名字——大兴安岭。 我们所在的连队，对外叫做“一万八”，是因为有一万八千亩荒地，在我们的战士手中变成了一万八千亩良田而得名。营地距离一个小火车站不远，大概有七华里左右，从火车上下来就看得见，下坡上坡就到了。 当我们双脚踏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首先领教的是寒冷,就连空气中的水分都给冻成了冰片,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吸进一口气，肺腑就有刺痛的感觉，所以不得不使用军帽上的护鼻。积雪表面被冻上了一层硬壳，人走在上面仿佛踏在鼓皮上，发出“铿、铿”的响声。来接我们的指导员提醒我们，有时“鼓皮”会破，让人掉进去，要多加小心。 指导员姓韩，叫韩双志，是个棱角分明的东北汉子。他话不多，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像狂风中的军旗一样，咧咧有声。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进京领过奖，立过二等功。他六八年入伍，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走完了从士兵到指导员路程。 当时，营区里有两种建筑，红色的是瓦房，黄色的是帐篷。瓦房里是粮种，帐篷里是官兵。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唯一的热源是官兵的体温，睡觉时没人脱衣服，就连皮帽子也不摘，把棉被和皮大衣全都盖在身上，要是不怕弄脏床铺，就连脚上大头鞋也不会脱下来。但是，第二天起床，脱下的大头鞋大都给冻在地上，轻的用脚能踢下来，重的就得用镐刨，不少官兵的鞋就是这样坏的。 我们到这里没几天，奉命到火车站去卸运来建营房用的红砖，佟辉跟车站值班员要了几个破包装箱子，休息的时候让我和他把上面的钉子起了下来，并拿到铁轨上一根根砸直，回来后给全连每个战士的床头钉上了一根儿，让大家在睡觉前把两只鞋的鞋带儿系在一起挂在上面。 这件小事引起了连队首长们的关注，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口头嘉奖了我们。当天晚上，我们给兰姐写了一封信，把当兵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很快她就回信了，信写的很长，除了说她和家里一切都好之外，大部分是鼓励我们要好好干，积极要求进步的话，最后她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照相馆，让我们争取照张相寄回家。总场场部所在的县城有照相馆，但离我们这里有百里之遥,当时连队既要忙于备耕生产，又要给夏天建营房采石挖沙备木料，要想请假去县城照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就在接到兰姐来信的第三天，连里派我和佟辉去总场军需领一台电机，我们顺便也就把相照了。因为照片当天洗不出来，我们就把邮资和地址交给了照相馆，托他们在照片洗好后，给兰姐寄去两张，把剩下的一张和底片寄给我们。完成了兰姐心愿，我们很高兴，可是在抬着电机返回的路上，佟辉突然问我：“你说，怎么这么巧呢？兰姐这面刚要照片，连里就给我们机会进县城！” 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把这个巧合算在运气身上。 “天公作美。大概是吧！” 佟辉是个细心的人，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进了他的眼睛，就像栗子进了炒锅，不把它折腾熟了是不会罢休的。渐渐的，我们在指导员看我们的目光中，发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异样神情；那神情好似热流一样让我们的心为之温暖，为之振奋。我们夜里站岗的时候，他经常以查哨为名来到我们身边，看看我们站的位置对不对，衣服穿的是否合适，子弹是否上了膛，保险关好了没有。有一天我们站的是末班岗，天亮的时候司号员从连部里走了出来，吹响了起床号，我们子弹退膛，离开哨位，一前一后走向帐篷，司号员却拦住了我们，他回头朝连部看了一眼，神秘地告诉我们：“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来信上的地址和字迹，跟指导员来信上的一模一样。” 这个信息让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如果情况属实，就说明指导员和兰姐认识，我们去县城的机会不是什么天公作美，而是他有意的安排；喜的是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朋友，则是我们家的天大的幸事儿，因为指导员在我们心中是个能顶天立地的军人。我们暗自祈祷这是真事儿，甚至希望指导员能成为我们的姐夫。所以，我和佟辉互相勉励着：“一定要给兰姐增添光彩。” 篮球场，是我们连当时唯一的运动场地，战友们没事都爱上去蹦跶一会儿，试试投篮，比比弹跳，隔三差五的班与班、排与排之间还要来一场比赛。但是，由于篮球场设在土地上，用白灰画的界线很难持久，有时候半场没打完界线就不见了，弄得裁判很难当，经常因此发生争吵，弄个不欢而散。一天晚上，我和佟辉在月光下散步，他跟我讲了自己的想法，听后我笑道：“行。挺好的。看来我们和砖头有着不解之缘。” 佟辉也笑了。 大兴安岭的夏天日出早，一般两点多点儿天就亮了。我和佟辉悄悄起床，来到篮球场上先划线，然后他用铁镐按线刨沟，我拿起扁担和土篮子去挑砖，我们把砖头的光面朝上，用木头敲进沟里，夯实找平，干完了边线干中线，埋完了三秒区线干埋罚球线。在起床号吹响之前，我们就把活干完了。扫完了场地，我们想回营房躺一会儿，却被几乎同时涌出营房的战友惊呆了，一个酷爱打球的老兵跑到篮球场上大声喊道： “常打球的面对我列队。” 我和佟辉自然也随口令站到了队列中。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佟辉，刘汉良，出列。……立定。向后转。” 当我们面向大家的时候，那个老兵却跑进了队列里，只听他接着喊道： “现在由我开始，依此上前向他们敬礼。” 全体官兵自发地向两个新兵敬礼，别说见过，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我们自然非常激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然而，面对一个又一个郑重的军礼，我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地向战友们还礼致意。当指导员也走出队列，向我们敬礼的时候，我和佟辉的眼睛湿润了，他嘱咐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场面，一定要保持这份荣誉，一定要珍惜这份感情。 不久，指导员就向我们挑明了他和兰姐的关系。 “六七年春节刚过，我们村里来了一批插队的知青，个个十八九岁，是省城同一所著名高中的毕业生。高中毕业，让我们这样的农村青年非常羡慕，因为我们知道，要想拿到这个学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学习好，二是得有钱。想念书的脑袋我们农村孩子也有，就在肩上扛着呢，可是我们没有钱！别看我们住在松花江畔，种的是水田，可是不过年就敢吃大米饭的人家却极为少见！要想天天有饭吃，必须把白花花的大米以一比二的比例换成玉米或是高粮。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自己种大米却不敢吃大米饭？你们的兰姐，当时的知青队长张兰，和同学们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提出要‘科学种田’。当时，生产队儿对这帮‘秀才’们的想法当面也说好，却即不出力也不出钱，反正是谁不跟大伙一块儿出工就得不着工分。所以，张兰的设想操作起来很困难。 “有一天她来到我家，想跟我哥借二十斤大米。她大概知道我家劳力多，能有点儿余粮。我嫂子立刻把话接了过去，说不是不想借，家里剩点儿稻子是小孩的学费，实在是不敢借啊！我嫂子没撒谎，可我听了很不舒服，晚饭也没吃好。放下碗筷儿，我拿起我侄女一个用过的算草本和一个铅笔头儿，离开家向知青住的地方走去。算草本的背面，记着我参加文化夜校的学习笔记。文化夜校是张兰她们的知青给我们办的。张兰也是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之一。因为有借大米这档子事儿，我步履蹒跚，越走腿越沉，不知道如果见着她，我这张脸该往哪儿搁。当我路过一个在村里也算是富裕户的园子的时候，篱笆门一响，只见张兰空着两手走了出来，后面还跟出来一句话，‘对不起啦，张老师。’我叫住了张兰，问她借大米干什么。她告诉我说，她托人在省城找了一个农业专家，她想把村里的土壤、肥料和水的样本送过去，请专家给找一找我们这里低产的原因，给想想提高产量的办法。接着，她还拿出一张图来给我看。那是一张用铅笔画的我们村的地形地貌图，上面详细的标明了，我们村的经度、纬度，年、月平均降雨量，日照时间和海拔高度。 “‘那个专家都七十多岁了，’ 张兰感叹道，‘我真不好意思空手去麻烦老人家！’ “酸楚，愧疚，感激，像核聚变一样在我胸中发生着强烈的反应，我感到胸胀气短，使劲在心里骂自己，简直是白活了二十年。我告诉张兰：‘你不要东家西家再跑了，大米，我有。’我没有去夜校上课，回家背起我侄女的‘学费’就去了村里的磨房。我也没有去生产队去牵驴，而是自己一圈儿一圈儿地推起了石碾子。银白色的月光照在大米上，白米上浮现出张兰失望的脸庞，我一边推着碾子一边念叨：我一定要让她笑起来，我一定要让她笑起来，我一定要让她那在联欢会上朗诵诗歌时的微笑重新荡漾在她的脸上。 “第二天早上，我用秤称了两个二十斤，分别装进两个我连夜缝的白布米袋儿，把两个袋口系在一起，搭在肩上给张兰送了过去。张兰见我拿来四十斤大米，连忙弯下腰要把系在一起的袋口解开，说二十斤就拿得出手了，让我背回去一半儿。我拦住了她，说：‘有二十斤是给你的。这次回省城，顺便也回家看看，让你家里人也尝尝咱们这儿的松花江大米。’听我这么说，张兰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大哥，那我就代表我的两个弟弟，我爸、我妈和奶奶，谢谢你了！’看着她背着五六十斤的东西走出村口，我真想追上去，把她身上的重负抢过来放在我的肩上，送她去三十里外的火车站。然而，我的双脚却被一天十二个工分拴住了，虽说年底算帐一个工分也就值一分钱左右，但那毕竟是我们农民赖以生存的指望啊！ “张兰回来不久，就到了插秧时节，生产队见她的方法还是用松花江的水，还是用过去用的肥，不过是控制水量，把各种粪肥按配方参和一下，也就同意用她的方法把地种上了。那一年，从春种到秋收，张兰几乎都是在田里度过的，尤其是夜晚的雨中，村民都在闪电里看见过她的身影。秋收后，由于亩产从过去的六七百斤一下子突破了一千斤，生产队觉得年初让张兰个人出资给集体办事说不过去，就多分了二十斤大米给张兰。她把这二十斤大米托我还给了我的兄嫂。至于我送给她的二十斤，她是这样跟我说的：‘就让我永远欠你一个人情吧。’同时她还问我，‘听说快征兵了，你不想出去闯闯吗？’我当时心里很清楚，当兵对我们农村青年来说，是走向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于是，我答应了她，报名参了军。临走的时候，她说她想送我一件礼物留念，可是因为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叫她很为难，说着她拿出一双草鞋给我看，说这是她最珍贵的心爱之物，并把这双草鞋来历告诉了我。我听完之后不忍心把她的精神依托全拿走，便怀揣着一只上路了。” 我和佟辉摸着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给兰姐编的草鞋，不觉又流下泪来。指导员还告诉我们，在我们收到第一封兰姐的信的同时，他也收到了兰姐的信，信里夹着我们给兰姐去信的信皮儿，他一见就知道了我们就是张兰的弟弟。当时刚好有个去县城的机会，也就派我们俩去了。我们离开连部的时候，佟辉看着指导员自言自语似的说：“能让兰姐来一趟该多好啊！” 指导员笑道：“秋天吧。等我们秋收完了，争取让张兰在国庆节来一趟。” 我用玩笑似的口吻说：“请指导员加把劲儿，我们在旁敲边鼓，力争早日让两只草鞋合在一处，成为一双。” 七一年的建军节那天，连里召开了“秋收誓师大会”，同时也宣布了上级团组织同意我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批复，佟辉代表新入团的战友们发了言，并提出了“献礼国庆，颗粒归仓”的战斗口号。然而，要想打赢秋收这一仗，除了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还得看老天爷顺不顺心，因为雨雪会让粮田变得沼泽似的泥泞，如果拖拉机，康拜因和汽车下不了地，一万八千多亩土地的粮食只靠镰刀和肩膀是收不回来的。麦收的时候，老天爷没来找什么麻烦，除了打发几大块儿阴云来吓唬吓唬我们，表现得还算尽如人意。只是有个拖拉机手，在开车时睡着了，让拖拉机冲出了麦田，撞上了灌木中的一棵大树他还没醒，给麦收进度造成了一些影响。当时的机械化的确提高了我们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的能力，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劳动强度的增加和作业时间的延长，官兵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体力在急剧的下降，大白天说梦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一天佟辉就瞪着眼睛说了一句，“我入党了……兰姐水凉……家里都吃饭了……” 到了收黄豆的时候，大兴安岭的温差渐渐地大了起来，中午和早晚的气温居然相差了十好几度，连里让战士们穿上了冬装。由于豆茎最下面的果实离地面不足十公分，当时的康拜因刀片放不到位，所以只能用镰刀收割。为了避免因磨刀水平的差异影响收割进度，连队给下地的战士每人准备了两把镰刀，并指派了专门磨刀的人。割地速度快的老兵每人同时拿七条垄向前推进，而我和佟辉每人只割五条却总是落在后面。一天夜里，老天爷有意无意地下了一场不大的雪，太阳出来后便开始融化，雪水渐渐地流向低处，形成了一个水洼。而这个水洼偏偏就挡在了我和佟辉前进的垄上。我直起腰来，见佟辉已把一只脚踏入水中，就拦住了他：“我们绕过去吧。等明天早上水冻成了冰，我们再来收拾它。” “那合适吗？”佟辉为难地问我。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不过是让这点儿豆子多在地里过一夜。” 于是，我们绕过水洼，弯下腰，继续挥舞镰刀追赶前面的秋收大军。突然，在我们的身后传来指导员的一串严厉的口令。 “佟辉，刘汉良……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当我们执行着命令，走过指导员身边时，我们在他那严峻的表情里，已经猜到了他向我们横眉立目的原因。我们走下了坡地，走进了水洼，直到走出水洼后才接到“立定，向后转。”的命令。指导员走过来责问我们这是为什么？问我们立在雪水中的豆棵儿是什么？问我们的阶级感情跑哪儿去了？我有些不以为然，想辩解几句，但让佟辉的一句“指导员，我们错了！”把我要出口的话给堵在了嘴里。我们走进水洼，把准备多放一夜的豆棵儿割了下来。当月上树梢，收兵回营的号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棉裤除了膝盖处还能弯曲外，别的地方则成了冰桶。我们想用镰刀把冰桶敲软活一点儿，有经验的老兵说千万别敲，会把棉裤敲坏的。回到暖气融融的新营房，因为脱不下裤子，我们就两腿伸直坐到了地上，因为地下有地火笼。所谓的地火笼，就是以营房里的地面为炕面，搭了个东北农村家家都有的火炕。饭后点名，全连官兵集合在操场上，指导员在总结当日工作时，对我们白天丢人的表现只字未提，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也的确，当时没有第四个人在场，他不说我们不讲，谁会知道呢！我抓住佟辉的手，用力地握了几下，以示庆幸。 国庆节眼瞅就要到了，我们对兰姐的思念越来越浓，从营区旁边飞驰而过的火车也在安慰我们，“快来啦，快来啦，快来啦……”。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时间过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把日子像撕日历那样撕到鲜红的十月一日。同时，我们也很害怕兰姐的热心肠被什么闲事绊住，昨天刚刚写信给她，今天就觉得非常有必要再发一封。兰姐的住处也准备好了，跟“三用堂”一栋房；所谓“三用堂”，是我们连队吃饭、开会、娱乐的场所，东西走向，坐落在营区的最高处，西面是炊事班，东面是外来人员住宿的地方。因为给兰姐住的房间，麦收时有总场来的干部住过，我和佟辉把被褥统统拆洗了一遍，叠的方方正正，上边盖着一条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白毛巾。这个房间非常敞亮，南面的一扇窗，朝着官兵列队出操的操场，操场两侧是营房，士兵站岗的大门外，有一条连着火车站的沙石路；东面的一扇，朝着堆满粮食的场院，万亩粮田，大兴安岭的山峰和日出时的太阳。 我们等着，盼着，甚至产生了兰姐也许能早来几天，给我们一个意外惊喜的异想。然而，上级的一纸军令，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和兰姐团圆的希望。部队进入了一级备战状态，不准本部人员外出，也不准地方人员来访，并命令在外人员立刻归队。官兵们各个神色凝重，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都有大战在即的感觉。这种状态持续了有两个多月，我们才得知其中的原委，居然是“9.13”林彪叛逃给闹的。七二年元旦过后，军营里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对老兵探家，亲人来访的事情也渐渐地可以操作了，只是须经总场的批准。于是，我和佟辉向上级打了个申请报告，几天后就得到了同意兰姐来队的批准。 第五章 兰姐那时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工作很忙，直到快过春节了才定下来队日期。她是腊月三十那天的中午到的。当火车缓缓停稳，兰姐走下车厢的时候，我和佟辉跑上前去，本来说好要给兰姐敬个最标准的军礼，可是眼泪却先于敬礼的动作滚过我们的脸颊。兰姐也很激动，抓我们的手有些发抖，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们很长时间。指导员弯腰拎起兰姐带来的两个包，轻声对我们说：“有什么话回连队说吧。” 兰姐把目光转向指导员，问道：“我这两个弟弟干的怎么样？” “干的不错，”指导员介绍说，“他俩都被评上了‘五好战士’，还受到了总场的表扬和分场的嘉奖。” “真的吗？” 兰姐笑道，“没走后门吧？” “报告兰姐，”我向兰姐敬了个礼，说：“后门我们走了，只是没走通。不过我们不是为了争功，而是想让指导员把我们从‘五好战士’的名单上拿下来。”接着，我把收大豆时发生的那件事如实地告诉了兰姐： “当时，指导员没有在连队大会上批评我们，我们还暗自庆幸呢，认为自己的脸面和荣誉逃过了难堪的一劫！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没有公开而在我们的心中烟消云散，我们知道是我们错了！指导员责问的对，地里的粮食是什么？那是战士们的血和汗。而掷战友血汗与不顾的人，还谈什么无产阶级感情呢！年底评选‘五好战士’，我和佟辉都给评上了，可是我们的心里却非常的不安，尽管我们知道，我们没当上‘五好战士’兰姐是不会责备我们的，可是我们实在是不敢丧良心愧对兰姐你呀！所以，我们才想走后门，请指导员把我们从‘五好战士’的名单上拿下来。” 我的一席话说的兰姐非常高兴。 而让兰姐更加高兴的是，我和佟辉的战友们全都列队在操场上，用军礼、锣鼓和“热烈欢迎兰姐来队”的口号欢迎着她。 兰姐有些意外，问指导员：“是你安排的？” 指导员摇头，兰姐又问我们，我们也摇头。 “一定是你们俩鼓动的。” 兰姐说，“要不战士们怎么也叫我兰姐呢？” “确实不是我们鼓动的，兰姐。” 佟辉很认真地说：“至于他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兰姐，倒的确是我们告诉他们的。因为兰姐一直是我和汉良的骄傲，要是不把你介绍给战友们，我们在谁面前骄傲呢？” 因为是大年三十，连队会餐，餐后各个班还要上台演节目，所以下午四点就开饭了。在“新春快乐”的祝福声中，“三用堂”里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人人都过来敬酒，弄的兰姐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便站起来和大伙说：“谢谢同志们的心意，这酒我是真承受不了了！大家看这样行不行，等会儿演节目时，我上台给大家报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有的同意叫好，有的得寸进尺喊不行。 “管报幕不行，还要表演个节目。” 兰姐连连说：“行，行……。” 兰姐表演的是诗朗诵，是她当场即兴作的。当她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三用堂”里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她那神采飞扬的脸上，有的把筷子插进盘子忘了夹菜，有的把酒碗停在口中。 “风吹雪浪涌，放歌踏兴安。 千年寂寞荒野，迎来红星闪闪。 战冰雪，斗严寒，粒粒希望入良田。 流汗胜似饮美酒，苦累于我是笑谈。 “手劈云雾散，军旗亮群山。 万里金色麦浪，战士收获挥镰。 传捷报，笑开颜，边疆美景寄家园。 青春献国人万岁，祖国有我即平安。” 兰姐的诗，兰姐注入朗诵中的情感，和她那动人的声音，听得战友们热血沸腾，人心震撼。掌声不让兰姐下台，她只好朗诵了一遍又一遍。当就寝的号声响起，联欢会结束时，战友们全体起立，请兰姐开了个头，同声用气壮山河的气概喊道： “青春献国人万岁，祖国有我即平安。” 我们回到兰姐住宿的房间，指导员也跟了过来，他问了问兰姐还需要什么不，并指示我们住这儿陪兰姐。指导员一走，我们立刻坐到兰姐身边，一面一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打听起家里的事情来。 “你们先别急，” 兰姐说，“佟辉，你还记得今天是你生日吗？” “记得。连队也知道。早上炊事班煮了一碗面条俩鸡蛋给我。” “奶奶还给你做了条红裤叉，等会儿睡觉时你把它换上。汉良，奶奶也给你做了一条。你是一月十三号生日吧？一会儿你也把它换上。奶奶说过生日穿红裤叉吉庆。十八岁了。按照宪法规定，你们已经是享有公民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此外，你们知道这个年龄还可以做什么吗？” “入党。” “一点儿也不错。奶奶在家经常念叨，我们家一定会再出两个共产党员。” 佟辉微笑着告诉兰姐，我们入团的第二天就向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年底表彰大会上交的，已经是第四份了。” “是吗？兰姐真为你们高兴。到了你们入党的那一天，兰姐一定还来一趟，当面向你们表示祝贺。”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接着，兰姐讲起这一年来家里的情况，“你们砸完了‘愁人’的家，我爸就不开车了，给调到卫生汽车队当了一名装卸工，虽然脏点儿也累点儿，精神上倒是比给‘愁人’家开车好多了。随着他离开机关，咱们的家也就跟着搬了，搬到了一个叫万顺路的地方，房子和原来住的差不多大，也是两间，没有煤气暖气上下水，但也没有那个闹心的大电铃。我妈在你们当兵走的前几天，因为着凉病倒了，所以那天才没去送你们。医生说她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她身上老是没劲儿，上街买回菜得歇好几气儿。那个病整天离不开药，还多亏了你们每月往家寄钱，才不至于我妈没钱买药吃。当她听我说你们的牙膏是用针扎的眼儿往外挤着用，一管牙膏俩人用半年，我妈又大哭了一场，紧接着又大病了一场，真是吓死人了！当时我挺后悔的，跟她说那些干什么呢！父母所关心的不是子女的孝心，而是子女的生活好不好。我妈那次住院，你爸拄着拐棍儿从干校回来了一趟，他告诉我们林彪摔死了，好日子离我们不会……” 突然，紧急集合的号声响起，操场上传来急促而又杂乱的脚步声，在号声的间歇处还能听到“脸盆，脸盆……”的叫喊。我和佟辉立刻松开兰姐的手，站起身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窗上的冰花却把我们的视线挡住了。我们把棉帽子扣在头上，抓起棉袄就往外跑，边跑边穿边系纽扣儿，同时把“等会儿回来再听你讲”这句话，扔给身后跟出门来的兰姐。 操场上没有列队，战友们都争先恐后地涌出军营的大门，夜空中回荡着指导员声嘶力竭的喊声：“在前进中归建。目标，车站发电房。”因为在前进中归建我们训练过，我和佟辉很快就在奔跑中找到了我们的排和我们的班。执行任务的命令是在前进途中下达的：一排灭发电机房的火，二排三排抢出油料库里的油桶，四排清除发电房周围的易燃物品，以防火势蔓延。看来我们这是去救火。我抬头向车站的上空望去，往日星星点点的灯光不见了，夜幕里晃动着忽明忽暗的红色。后来我听说，这场大火是两个看发电机工人引发的；他俩大概是年饭吃撑着了，坐在发电机旁边没事打赌，一个说往汽油了扔烟头儿没事，一个说不可能，结果扔出的烟头儿砸在油盆的边沿上，火星飞溅点燃了汽油，两个混蛋一时慌了神儿，居然把一盆烫脚水泼了上去，立刻扩大了着火的面积。 等我们赶到时，发电机房已经成了大火炉，只是房盖儿还没有烧塌架，积雪在上面融化着，水蒸气随着夹杂火星的浓烟一道冲向夜空。窗户玻璃已被烧碎，大门和窗口像群饿狼似的张着的大嘴，向外吐着忽长忽短的火舌。一排战士反戴棉帽，用脸盆就地取雪，向发电机房里的火焰发起攻击。油料库这面儿的情形好像是平静一些，从玻璃窗向里看去，它与发电机房有一墙之隔，天棚上只有几处往油桶上落火星。看来大火试图从天棚里钻过来。可是，大门打开，里面的温度之高立刻告诉我们，这里的情况并不比发电机房好多少，也许更糟。油桶已经烫手了，通往发电机房小门已经开始燃烧，由于冷气的进入，从天棚上落下火星渐渐地连成了串儿，火串儿下的油桶有的呼呼窜起了火苗。门口的几个空桶，让我们抬起来扔了出去，里面装满油的重桶，我们却只能是推倒滚出来；这不是我们抬不动，而是上面又烫又滑，用不上力。天棚落火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的棉衣大都着了火，好在是我们一出大门，就有战友把一盆盆雪扣在我们身上，把火灭掉。刚进去时，我和佟辉在一起，可是进出几个来回之后，我们就岔开了。 火越烧越大，风在助纣为虐，滚滚黑烟已经变成了深红色。终于，发电机房烧塌架了，发电机上的油箱也随之爆炸了。指挥救火的指导员拔出手枪，向天空连发三枪，同时高喊，“撤，撤，快撤下来……”接着又打了三枪。 枪响时，我正在外面，把一个油桶滚往安全处。但当我听到枪声，止住脚步，举目油料库时，我看见了正要重返火海的佟辉。当时，佟辉已经跑到了油料库的门口，枪声似乎让他迟疑了一下，瞬间就又冲进了火海。接着，那个可怕的场面出现了：随着一声沉闷巨响，一个巨大的火球掀开房顶，也把佟辉从油料库里抛了出来，把他扔到了三十米开外的雪地上。我喊着佟辉的名字，跑了过去，我看到的却是一堆火焰。我怕雪来的慢，就一下扑在他的身上，接踵而来的战友们迅速地把火扑灭了。至于佟辉当时被烧成了什么样子，我实在是没有勇气讲出来，这倒不是怕你晚上睡不觉，而是人已经死了，我有什么权力让他在我的记忆中再糟一回罪呢！ 正月初一，从县城来了几个外科医生，他们是奉命来给佟辉整容的。方案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却一个又一个的被他们的摇头和叹息推翻。最后，他们取出雪白的沙布和脱脂面，一圈儿一圈儿把佟辉缠成了一个人的形状。本来是由我和兰姐给他穿军装，可是在给他穿上奶奶做的红裤叉时，兰姐却哭昏了过去，只好让指导员和战友们代劳了。 奶奶是初三到的，由张叔和钢铁厂的魏叔搀着她，老人家在孙子的遗体前站了很久很久，没流一滴眼泪，大概是哭干了。当指导员宣读完追记佟辉二等功并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的命令，把荣誉证书和二百元抚恤金交给她时，老人家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脸上扣着军帽的佟辉，她喃喃道：“他爸是共产党员……他……能吗？” 然而，指导员的回答却叫我感到非常震惊。 “奶奶，党支部研究过了，佟辉……他是英雄。” 共产党员不当英雄我没意见，可党不接受为人们利益献身的英雄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既然党支部研究过了，那么是谁反对佟辉入党，理由何在呢？我想知道实情，跑去找那个爱打篮球的老兵，因为他是党支部委员，又对我和佟辉一直很好。老兵没了往日的亲热，当着班里战士的面大声说：“你还是去问那个想当你们姐夫的人吧。” 难道是指导员不同意？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我不敢相信，又去找连长。连长也没了往日的微笑，只是严肃地告诉我：“那是党支部决定。” 老兵和连长都没有犯纪律，我却犯开了嘀咕，越嘀咕心里越沉重。当我回到兰姐住处时，指导员刚好也在那里。兰姐见我进来，立刻低下了头，大棵大棵的泪珠落在雪白的床单上。 “指导员，”我问道：“佟辉入党是你反对？” “是我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他听到了枪声。” “可是他为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是英雄。” “英雄不入党，算是谁家的英雄？” “是这样，汉良……” “打住。请你在叫我的名时，带出我的姓来。” “好吧！刘汉良同志，”他深深地咽了一口气，“根据党章的要求，佟辉距离党员标准还有一段差距，组织上现在吸收他入党是不合适的，尽管他已经没有将来了！作为连队指导员，我何尝不希望我的战士尽可能多的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是，作为一个党的支部书记，我必须无条件地履行我责任，保证党的纯洁。请你想想看，我们的党为什么能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千万人的大党，为什么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什么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就是因为她有着铁的纪律，就是因为每个党员服从命令听……。” “行了，”我愤怒地打短了他的说教，“你要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佟辉是个人渣？告诉我佟辉这条臭鱼会弄腥共产党这锅粥？如果你眼睛还没瞎，你可以去看看，佟辉就在外面躺着呢！他为什么躺进灵堂？因为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是被火烧死的。为什么被烧死？是因为他救火。谁让他去的？是共产党……” “闭嘴。”韩双志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嘴巴。 兰姐扑了上去，一边用双拳捶打着韩双志胸膛，一边哭喊道“你干啥要打我弟弟啊！……都死一个了，还不够吗？……” 我擦了擦流出嘴角的鲜血，冷笑道：“不是吗？你不就是共产党吗？我告诉你，共产党纯不纯洁不是由死人决定的。不过，你要是死了，共产党一定会更加的纯洁。” 兰姐又冲我来了：“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就不行吗？” “我终于明白了。” 韩双志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要的不是党票。你要的是安慰。让我拿党票当纸钱，办——不——到。”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佟辉埋了。埋在了连队北面的山坡上。兰姐在白桦木做的碑上写下了佟辉的名字。下塟的时候，韩双志代表连队致了悼词，兰姐代表家属跟佟辉说了几句告别的话。本来，下塟仪式的程序中没有我发言，可是我认为，我有必要把佟辉的第五份入党申请书念一下。那是我和佟辉一块儿写的，本打算正月初一当着兰姐的面交给指导员。因为有奶奶在场，韩双志也不好上来阻拦，只能在一边咬牙切齿地听着。念完之后，我把申请书放到了佟辉胸口上，跟他说：“兄弟，走好。我们阴阳相隔的时间不会太久，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韩双志送来的火车票是晚上的，让我当着很多人的面给撕了。我对奶奶说：“还是中午走吧。虽然途中需要多换一次车，总比在这个地方多哭半天强。车票就用佟辉的抚恤金买吧，算是他再送你老人家一程。” 第六章 火车开走了。 该走的都走了。 不该走的也走了。 我真想走进那被大火烧成瓦砾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我的眼泪不是珍珠，想拿没有价值的东西换取怜悯和同情，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况且以泪洗面，我对不起佟辉；从此消沉，我对不起亲人；把韩双志的嘴巴还回去，我又怕对不起我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我失眠了。天天晚上睡不着觉，睁着眼睛看天棚。躺在身边的战友问我： “你在看什么？” “书。” “什么书？” “天书。” “什么名？” “人。” “作者是谁？” “我。” 研究“人”恐怕是人生最要紧的学问。谁能把人研究透了，谁就能抢占先机，谁就能“天马行空”，谁就能赢。刘邦把项羽研究透了，赢了。毛主席把蒋介石研究透了，也赢了。所以，我也应该把我当前的处境和周围的人研究透了，尤其是那个姓韩的。 夜里下雨了，我给站岗的战友送雨衣，到场院看看盖在粮食上的苫布是否被风刮了起来，来往的路上是否还需铺些沙石。往火车上装粮时，我建议大家来一场扛麻袋比赛，把娱乐赋予沉重的劳动之中。麦收时，拖拉机经常陷在泥泞的田里，我试着把木方子固定在的履带上，给拖拉机“穿鞋”，虽说需要经常加固，但收效很大，我因此立了一次三等功。 有一天，连里盖菜窖需要石头，我们到了采石场，打眼儿放炮。硝烟散后，战友们立刻冲了上去搬石头。我留神到，此时的山厓形成了一个老虎嘴的模样，老虎嘴的“上牙”如果掉下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韩双志也在时不时的抬头往上看。我心里说，决不能让他抢到我前面。于是，我把手放到嘴里，连续打了几个口哨儿，一边手指着上面喊道：“赶紧撤下来，上面危险。”战友们边往我这儿跑，边回头往上看。我跟大家讲明了威胁所在之后，就和两个战友背上绳索，拿着钢钎、大锤和火药从侧面往上爬。也该着我走运，当我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老虎嘴的“上牙”便开始流“口水”了，没多大工夫，巨大的石块儿就“轰隆隆”地滚落下来。装上石头回营后，战友们纷纷走进连部给我请功。其实，对于功啊奖啊什么的我倒不是很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快一点儿入党。 七三年的“七、一”，我终于入党了。听说在研究是否发展我入党会上，韩双志还想打横，可是其他委员没有像研究佟辉入党时那样对他百依百顺，连长带头冲他拍起了桌子，把玻璃板都拍碎了，划破了手指。入党那天，我在佟辉坟前呆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佟辉，我入党了，可我也不想在部队继续干下去了，所以要离开你一段时间。至于时间多长，我也说不清楚，就让命运去安排吧！……我不想继续当兵的原因很简单，我就是不愿意看见那个姓韩的，天下这么大，我为什么偏得跟他吃一锅饭呢……佟辉，山林里的风声告诉我，你舍不得我走！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啊！现在，我把我过去的日记在你坟前烧了，给你送过去，要是寂寞了你就翻一翻。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阴阳相隔的时间不会太久，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为了提前退役，我在一周内跑了三趟齐齐哈尔的203医院，终于用我睡不着觉的病，换来了一张“重度神经衰弱，不适应部队生活，建议退役”诊断书。在离队的前一天晚上，韩双志又来找我谈话，跟以前一样，我没有拒绝，但跟以前不一样是，这次我没有一言不发，而是开口说了话，很短，只有五个字，“山不转水转。” 我告别了佟辉，复员到家时，爸爸妈妈都被解放了。“愁人”他爸不仅又恢复了奴才的嘴脸，还把房子还给了我家，并把小楼里外的一切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旧时明月旧时房，两位老人触景生情，想去把张叔张婶儿接过来，却被他们拒绝了。我爸我妈也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搬回来，主要是怕给我家添麻烦，因为张婶儿整天病病歪歪，离不开人照顾，而刚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兰姐，又要起早贪黑地忙于上班，来我家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无论我爸我妈怎么跟他们讲，说机关又派了新司机，我家也有了新保姆，请他们搬回来是想让他们享几天福，他们却死活不答应。我爸我妈失望地回来后，跟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你抽空多往张家跑一跑，看看缺啥少啥不，有啥活儿帮着干点儿。可千万别忘了张家对你有着养育之恩，尤其是你张婶儿！你知道她那个病是怎么得的吗？就是那天早晨给你们送信儿时着凉了。白天我们去张家，张婶儿拿着你和佟辉照片一直没撒手！” 我何尝不想去看看张婶儿呢！老实讲，我到家的当天下午，就拎了不少好东西找到了万顺路十八—2号。那是一趟平房把头儿的一家，房子的山墙处有一堆取暖做饭用的煤，房顶上的烟囱有气无力地冒黑黑的烟，窗户里面挂着白色的窗帘，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我正要敲门，门却开了，是兰姐拎着装有一个火铲儿铁桶走了出来。 她看见我，眼睛一大，叫了一声“汉良”，随之落下泪来。 可是我看见她，立刻就能站到张婶儿面前的喜悦心情，一下就钻进了大兴安岭的那座坟墓中。因为佟辉死后，我接连给她写了好几封信，竭力劝她断绝跟韩双志的关系，可是她的封封回信都让我很失望。 “快进屋吧，” 兰姐拽着我的胳膊说，“我妈天天念叨你呢。” 我扒开她的手，冷冷地说道：“有你在家，我就不进去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张婶儿，就说我来看过她。” “汉良……” “进去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断绝跟韩双志的关系，断绝跟他的一切往来。我不能和让佟辉死不瞑目的人有一点儿瓜葛。” “汉良，佟辉没能入党不是双志的错……” “兰姐，你不要再替他说话了，我的耳朵已经听出老茧了。我刘汉良平生，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可是，我的这个弟弟却成了大兴安岭的冤魂，而我的姐姐却要嫁给这个冤魂的制造者！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劝你最好离开他。否则，将来他的罪有应得，就是你得不幸。” 我见她呆呆地望着我，只流泪不说话，就把东西往地上一扔，转身走了。 安排工作时，我没有进政府机关以工代干，而是进了一家两千多人工厂，当了一名车工。从进厂那天起，我就暗自告诫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为自己能左右韩双志的命运铺平道路。天下雪了，我早走两小时，到工厂给大伙扫出一条好走的路；下班了，我晚走两小时，把车间里一台台机床擦得干干净净。我跟张婶儿学的字，此时也派上了用场，什么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就连车间写个通知也要来找我。由于我爸我妈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能记住我客气的微笑；由于我又年轻又是党员，很快就当上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由于我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第二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我被排在了第一位。 入学前的一天晚上，我爸我妈把我叫到楼下的客厅。大概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我毕恭毕敬地站到他们面前。见我来了，我爸把手里一个我看着眼熟的信封，放在我们之间的茶几上，先是夸了夸我在工厂里的表现，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张家。我用“挺好”俩字儿回答了他对张叔、张婶儿和兰姐的讯问，尽量装成我常去张家走动的样子。 “这就对了。”我爸说着，把茶几上的信封推给了我，“明天你再去一趟，把这个入学通知书交给张家。” “你必须说清楚，”我妈嘱咐道：“这不是什么报答，请他们不必搁在心上。张兰这孩子从小到大学习一直很好，又是老三届，有基础，不上大学实在是太可惜了。至于张兰的工作单位同意与否，也请他们不比操心，我已经跟他们房地局局长打好招呼了。” “你们姐俩同在一所大学读书，”我爸又说，“对你来说是件难得的事，就你那点儿文化基础，是免不了张兰受累帮忙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张入学通知书亲自交给兰姐，所以第二天，我是踩上班的铃声走进房地局的。谁知却没有人认识她。幸亏这个局的局长，在得知我是某某的儿子后，热情地指示劳资处帮我查找，还派了一辆车把我送到了兰姐干活的地方。 “张兰——”领我走进工地的人，仰脸朝天地喊道。 我抬头望去，看见脚手架上有几个工人在往木杆拧铁丝儿，随着“唉——”的一声回答，我看见了身穿蓝色工作服，脚踩横杆儿，一只手把着立木，一只手拿着铁勾儿的兰姐。 “快下来，有人找你。” 兰姐爬了下来，见是我找她，脸上立刻洋溢起喜出望外的神情。她在谢过了喊她的人同时，还告诉他：“这是我弟弟。” 我不愿当着外人的面把通知书交给她，就对她说：“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走到一条大街旁的林荫下，我问兰姐：“张婶儿怎么样？” “还是气儿不够用，浑身无力，改吃中药了。” “张叔呢？” “他在单位打更呢，为的是白天能照顾照顾我妈。” “兰姐，你现在干的工作太危险了！不想换换工作环境吗？” “注点儿意，危险是可以避免的。至于换工作，我现在还不想，因为干我这个活儿，工资能比别的活儿多一些。” “如果是上学呢？上大学？师大中文系？” “上大学？”她止住脚步，转过身来，眼睛里出现激动的光芒。“能吗？” 我把两张入学通知书一块儿从口袋里掏出来，说：“这是你的，这张是我的。兰姐，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还可以天天在一起。” 兰姐把通知书看了又看，怕它跑了似的，用双手把它紧紧按在胸前，美丽的眼睛里闪现出喜悦的泪花，幸福的神色就跟当年她接过我和佟辉的草鞋时一模一样。 “同学！汉良，这是真的吗？以后咱姐俩就是同学了？” 她兴奋的有点儿忘乎所以，张开双臂似乎想要抱我一抱。 我向后退了一步，很和气地说道：“不过，这里有个条件。” 她打了个激灵，好像被针扎了一下。她似乎猜到了我说的条件是什么，脸上的血色渐渐退去，变成了霜雪一样的惨白。 我继续说道：“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保证不嫁给韩双志。” 其实，我这个条件对她已经是让步了，可她却不领情，把通知书塞给了我，捂住脸，哭着跑开了。想到小时候和兰姐的亲情，听着她的哭声，看着她离去的身影，我的心里有些酸楚。可是想到佟辉，想到韩双志，我对我的附加条件也就没了后悔的感觉，心里也就慢慢地平衡了。 晚上，我告诉我爸我妈：“兰姐不想上学，她快结婚了。”他们听我这么说，对兰姐也就泄气了，咳声叹气地唠叨了半天，弄出一大堆埋怨兰姐的话来。当我把通知书放到茶几上时，我跟他们商量说，张叔有个老战友姓魏，曾在我和佟辉遇难的时候收留过我们，他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能不能把通知书上的名字换一下，把这个上大学的名额给他。我爸我妈让我跑了一趟魏家，第二天就照办了。 魏叔的儿子叫魏民，是个躺下就打鼾，睁眼就哈哈的活宝，自称是没有“愁”字儿的活字典。入学后不久，同学们就给他编了个小照，说他是“举杯争先醉，想爱就摘花。学问难孔孟，打牌赢万家。”这是一个豪放、忠诚、才华横溢的家伙，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希望成为他的推心置腹的朋友。可遗憾的是，在官场上却没有人敢用他。 入学考试，我被考的一塌糊涂。数学交的是白卷；缩写作文，我改了标题；什么是生产力，我说是革命热情；孟子在我笔下成了孔子的学生；土耳其叫我送给了非洲。中文系老师的评语，让我无地自容，说我是：张冠李戴，基础太差。而美术系老师的评语，却给我这个年轻党员找回点儿面子：兼修书法，必有大成。我的试卷所以去了美术系，是因为我写的钢笔字好，有气势，“字字横刀立马，通篇国庆阅兵”。看来，张婶儿和兰姐教我写字的工夫没白花。 从我当兵至今，她们当年的心血始终像上帝一样保佑着我，经常让我被人高看，被人称之“有才”，被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人记在心中。我只要拿起笔来，就仿佛有张婶儿或是兰姐在我身边，手把着我的手，脸贴着我的脸，帮我找出每个字的脊梁，“汉字跟人一样，只有挺直脊梁，才能威武雄壮”。 想起张家，我的钢笔有时会发抖，我的泪水有时会落在纸上，我举目窗外，想托明月寄相思，可是我看到的却是，埋在大兴安岭的坟。佟辉在月亮里解开缠在脸上的白纱布，露出噙满泪水的眼睛，像是告诉我，让他死不瞑目的是韩双志，跟张家没有任何关系，大丈夫做事不应该恩怨不清，“你去看看他们吧！去看一看身在病中的张婶儿，去看一看为我们蹲过大狱的张叔，去看一看当年让我们骑在肩上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兰姐。”于是，我离开寝室，冲出校园，跑向张家。可是，距离万顺路十八—2号越近，我的双腿就越沉重，尽管我敢肯定，无论我做错了什么，张家也不回怨恨我，因为我是他们的亲人。我到了，到了张家的窗下，听到了张婶儿无力的连续的咳嗽，听到了兰姐喂张婶儿吃药的声音。我很清楚，我的出现一定会给张婶儿带来药所不及的疗效。但是，我却转身走了。因为兰姐叫我想起了韩双志！我和张家的亲情就像是一盘美味，本来可以让我受用终生，却让韩双志在这佳肴之上吐了一口肮脏的痰；既然恶心得没了胃口，也就只好倒掉算了。 第七章 七六年春，奶奶去世了。她是在佟辉牺牲后不久，回的四川老家。由于我爸我妈的出面，老人家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并在革命公墓给她的骨灰弄到了一个位置。 夏日里的一天，我正在图书馆写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有同学匆匆来到我身边，告诉我大门外有人找我。我在楼下的阳光里，看见了兰姐。她怀孕了，挺着大肚子，穿了一套又肥又大的军装。 “汉良，我妈不行了……她想再看你一眼……” “兰姐，别哭，张婶儿住在哪个医院？” “市立医院……” 公交车坐了七站。市立医院中终于到了。我把兰姐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三磴一步，跑上了四楼。但在楼梯口，我居然和韩双志撞了满怀。我盯着他眼睛，用力甩开他要拉我的手，也没听他在说些什么，心中的怒火瞬间吞没了我对张婶儿思念之情。身后上来的兰姐，催我快进病房，可是我没有动，而是愤怒地喊道： “有他在这儿，要我来干什么？” “汉良，都什么时候了，就不能把你们恩怨的往后放一放吗?!” 我没有搭理兰姐，却告诉了韩双志一个事实： “你们结婚我知道。可是你们不知道，在你们洞房花烛之时，我买了二百块纸钱给佟辉烧了。你们更不知道，那二百块钱是我父母给你们的贺礼。” 说罢，我转身下楼走了。在楼梯的转弯处，眼睛的余光告诉我，兰姐在楼梯口跪了下来；耳朵的听力告诉我，兰姐在痛苦地哀求： “汉良……你就再看我妈一眼吧……我妈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我走后不久，兰姐被抬进了妇产科病房。她流产了。据说，她以后再也没有生育过。当天夜里，张婶儿也死了。她是手里攥着我当兵时的照片死的。为了尊重活着的人，张叔把我的照片从张婶儿手里拽了出来，费了很大的劲儿。 第三天上午，张婶儿被装进一个紫红色的棺材，抬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捧遗像的人是那个韩双志。那个位置本该是我的啊！我坐在离送葬队伍很远很远的吉普车里，泪如泉涌。 “汉良，张婶儿抱你看火车去，好吗……” “汉良，桥下的这条铁路就连着张婶儿的老家，那里有张婶儿的亲人，有张婶儿的学生，有张婶儿的爸爸和妈妈……张婶儿的妈妈最近身体不大好……” “汉良，不哭，张婶儿不去上海了，那是张婶儿和首长说着玩儿呢……” “汉良，这一笔是不是这样写好呢……写字要有感情，要像你爸你妈对待革命的事业一样，才能把你的心意转达给别人……” “汉良，今天该学第多少个成语了？……对，是三百八十一个。今天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就是恭敬，谨慎；尽瘁，就是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已，就是终止，完结。意思时说，对国家，对事业，对同志，要不辞劳苦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到死为止。汉良，这些成语对于你这么大的小孩儿来说，有些深奥难懂，可是你一定要把它们牢牢地记在心中，等你将来长大了，懂事了，一定用得上的……” 张婶儿，鞠躬尽瘁的张婶儿，就这样为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死而后已了！晚上，我烧了一张我的照片送给了张婶儿，可是，在夜空里的火光之中，我没有能看见张婶儿微笑！ 在张婶儿出殡那天，我留神到韩双志虽然穿着军装，却没有戴领章和帽徽。军队并没有军人参加葬礼，须隐瞒身份的规定。难道他转业了？如果他转业了，按照国家规定，他很有可能随兰姐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落户、就业。难道“山不转水转”会转得这么快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打听到当时的安置办主任在我妈手下干过。为了增强力度，在我找他之前，我让我爸的秘书先打了个电话给他。 第二天下午，我走进军转干部安置办。推门进屋时，主任正在为那个电话发愁呢。他见我进屋，自然是见到了救星。他告诉我，首长指示他：安置转业干部，一定要把好关，人尽其用。 “这就是说，”他愁眉苦脸地嘟囔道，“我目前的工作没做好，没把好关。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从他渴望的眼神里得知，他很想请我指点迷津。于是，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在今年的转业干部中，很可能有一个政治骗子、机会主义者，他用士兵的鲜血美化自己的政治形象，用战士的生命去铺他升官的路。在他的心里，职务是餐厅，责任的餐台，权力是刀叉，而下属的血汗、泪水、乃至生命，则成了滋润他政治生命的美味佳肴。这个人，既有捧起一个灵魂，顶礼膜拜的温柔，也有着搓碎一堆白骨，当珍珠粉擦脸用的凶残。他简直就是个屠夫，工作单位就是他的屠宰场。他手里屠刀是用人们的希望打造的，人们的不幸则是他刀锋上的钢，人们的困难是他的磨刀石，人们的眼泪是他的淬火液，人们的追求就是他下刀的地方。 “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韩，叫韩双志。” 主任立刻用电话调来一个处长。果然，韩双志真的转业了。当主任得知，下面的意见是想让韩双志进公安局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处长大骂一顿：“你是干什么吃的？这样的人怎么能进公安队伍呢？” 韩双志被分配进了轻工业局下属的第二木器厂。 当时该厂的厂长，正是那个“愁人”。 自从我爸我妈官复原职，我在“愁人”眼中，也随之“官复原职”了。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顿顿都是当时最好的馆子。别看他在我的童年时光制造了许多阴影，他那厚颜无耻的市侩作风却让我长了许多见识。当我把我对韩双志评价讲给他听之后，他立刻就成了我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并且无条件地参加了战斗。他说他不是为了佟辉，而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心中的恋人让韩双志给占了，他要雪“夺妻之恨”。 他把韩双志安排进了保卫科，专管防火。这既贯彻了国家优待转业干部的规定，也把他的情敌推到了刀刃上。也活该韩双志倒霉，上班仅仅三天，喷漆车间就给一把火烧没了。于是，“愁人” 来了章程。他一面告诉韩双志，看在和他家属认识多年的情分上，他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并希望他在“化”字上下下功夫；一面在私下里，制造韩双志的党籍和干部身份甚至公职难以保住的舆论。他这么做，是想让兰姐亲自来求他。 但是，随着时间的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他既没有接到兰姐打来的电话，也没有见着兰姐的身影，更没有得到韩双志化解灾难的表示，他渐渐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他把生理上的需求送给了别的女人，把心理上的不满送给了他的“情敌”。 韩双志被清除出了干部队伍。 “愁人”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先注销他的干部身份，我看要比先开除他的党籍好一些。因为干部的待遇永远优于工人，而党票对于一个普通党员来说，也就是交交党费，多干点儿活而已。” “他服气吗？” “这就由不得他了。不是我跟你吹牛，大哥在木器厂喊一嗓子，谁敢说一个不字。” 就这样，制材车间的力工班，出现了一个“营职力工”。力工班的任务是，把林区运来的原木从火车上卸下来，根据树种的不同进行分类，码在楞场上，按照车间调度要求，把所需木材从原木堆上滚下来，或用车推，或用肩扛，运到车间里的大锯旁边。由于常年露天工作，他们对春夏秋冬和雨雪风霜的感觉，似乎麻木了许多。他们干活的工具是抬杠、铁钩和“拔鹿”；“拔鹿”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叫法，其实就是一根可以起钉子用的铁撬棍。 韩双志进力工班不久，便听说粘在树皮上的沙土对大锯的锯条损伤极大。换锯条的工作只要一频繁，伐锯工骂，锯木工骂，调度也骂。 “为什么不扒掉树皮呢？” “谁给扒？给谁扒？扒给谁？” “那就让我来扒吧。” 军官的经历，农民的出身，无怨的奉献，渐渐的使韩双志在群众中间有了威信，工人们亲热地喊他“老营长”。在这期间，木器厂又着了一把火，烧的还是喷漆车间，时任负责防火的保卫干部，不仅保住了干部身份，还被调到了细木车间当上了支部书记。工人们对此反应极大，纷纷替韩双志鸣不平，报委屈。而韩双志却把目光瞄到了木器厂防火安全上，他根据工厂的现状，自身条件，写了一个报告，还画了一张颇为详细防火图。“愁人”迅速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对我解释道：“只要我的乌纱帽不被烧掉，他就别想再有翻身之日。” 一年秋天，韩双志在厂里买了二百斤烧火材，准备过冬取暖之用。过完秤后，检斤员盖了个章，把小票从窗口递了出来，说了声：“正好。” 韩双志在门卫交出小票，用力地拉着手推车，出了工厂大门。大概走出有四、五百米左右，“愁人”的吉普车迎面驶来，擦肩而过，车轮扬起得黄尘，把韩双志和拉着的手推车埋了足有十秒钟。可是功夫不大，“愁人”的吉普车又飞了回来，一脚急刹车，挡住了韩双志去路。财务科长从车里钻，眼睛瞅着工厂大门的方向，告诉韩双志：“厂长让你把烧材拉回去。” 韩双志似乎想问为什么，但又似乎明白问也是白问，咽了口唾沫，双腿离地，用身体的重力，把手推车压起来。趁他调头的机会，财务科长问道：“柴火里没有不该有的东西吧？” “没有。” “愁人”手里拿着那张小票，在门卫处对韩双志说：“群众有反映，请你重新检斤，然后卸车。” 结果，韩双志买的烧材不仅多了十八点六斤，还查出许多可以做冰膏棍儿和牙签的材料。尽管当时的木器厂，没有生产冰膏棍儿和牙签能力和任务。 “这是什么问题？是背叛。是叛党，是叛国，是叛变人民。国家财产是什么？同志们，那是革命先烈的生命，是我们劳动人民血汗，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钱啊！他韩双志，今天要把革命先烈的生命，我们劳动人民血汗，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钱当成自己的盘中餐，用心何其毒也，我们能答应吗？不能。我们决不能任凭他再挥起蒋介石的屠刀，刘文彩的大棒，黄世仁皮鞭。请同志们回去想一想，这个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愁人”给韩双志留了争取宽大的时间。可是，兰姐照旧没有投入他的怀抱。他认为他的权力受到了侮辱和挑战，就把韩双志的党籍开除了。 丢了党票，韩双志的头发白了，省下的党费被戏称为回扣，是“白色染发剂生产商”给他的回扣。渐渐地，韩双志的活越干越多，像是在用疲劳缓解伤痛，让泪水从汗腺流出来。韩双志的话越说越少，像是在用沉默警告“愁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此，“愁人”感到很害怕，每当看见韩双志手拿“拔鹿”从他身边走过，就心跳加快，腿肚子转筋，时刻准备双腿跪下，乞求“饶命”。所以，我给“愁人”打气道：“你怕，说明你还不了解他。我敢跟你打赌，他的双手和力气，除了服从命令，不会干别的。你就是揍他，他的反应也不是还手，而是要自查一下，他自身有没有该揍的毛病。如果在犯傻和犯法之间必选其一，他的选择一定是前者，因为他根本不懂，人犯傻所要付出的代价，很有可能比犯法所受的惩罚更大，更残酷。” 但是，不知道是我的打气没起作用，还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取消，木器厂的生产和经营陷入了困境，“愁人”很快就调走了。由于没了内线，加上工作繁忙，我也就只好无奈地把“照顾” 韩双志重任暂时放了下来。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机关工作，今天这个委，明天那个办，走过很多单位，光党校就念过三回。虽说工作每动一次，职务就能升迁一次，可佟辉的冤情，我是不敢忘的。别看我也没有忘记张家对我的恩情，但在处理韩双志的问题上，我并没有投鼠忌器。 第八章 就在“愁人”来咱家送礼后的第三天，我便带着局纪检委书记、干部处处长和新任家具车间主任魏民，来到了木器厂。在宣布韩双志的调令之前，我们把韩双志请到了厂长室，纪委书记把一张盖有纪检委红印章的两万元人民币的收条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是“愁人”为了他而向局长行贿的钱。 “此事纪检委已经着手调查。组织上很希望你跟这次行贿没有关系。所以，局里暂时没有改变调你当拉链厂副厂长的命令。不过，基建处处长的交代对你很不利，他一口咬定这笔赃款来自于你的家属，目的是让组织上取消对你的工作调动，请你在近期内到纪检委把事情说个清楚。另外，在基建处处长的供词中还有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在收受这笔赃款的同时，还乘机对你的家属有男女关系上的不轨行为。如果情况属实，希望你本着对党的忠诚，以纯洁干部队伍大局为重，让你的家属勇敢地站出来，说明真相，绝不应该让有罪之人逍遥法外。” “他行贿给我的时候，在我家也承认过这件事。” 我在沙发里开口道，“如果需要，我这个局长也可以法庭作证。” 韩双志始终一言没发，只是在用右手拇指的指甲抠着左手食指的指甲，一下，一下……渐渐地，鲜血渗了出来，染红了他的手指，而他却似乎没有感觉得到。 职工大会的会场，设在家具车间，领导们坐北朝南，座位前面有一排课桌，把我们和二百多工人隔开，由于南窗进来的阳光很足，使我们各自不同的神色清晰地暴露在工人们眼睛里。然而，在有几个工人的眼睛里，还有一只柳条筐，被巧妙放在天吊驾驶室的阴影里，一条被拉紧的绳子托着筐底，一根细电线从筐的顶部伸出来，绕过房梁，落在一个坐在一台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手中。 木器厂厂长在宣布大会开始后，大谈特谈了一会儿局领导对这次大会重视和对木器厂关怀；在摇头晃脑之间，他那又尖又亮的钻出头发的头顶，会让人想起一个卡在老母鸡屁股里出不来也缩不回去的红皮鸡蛋。而后，干部处处长用播音员似的嗓音跟速度，宣布了局党组任免事项。接着，“红皮鸡蛋”又站了起来，大声道：“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主任魏民同志讲话……” “请等一下。”工人堆里站起一人，他面向工友激动地喊道，“想听新主任讲话的就鼓掌，愿意听我说话的就请把手举起来。” “刷。”二百多条胳膊高高举起，而且手里都拿着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小本本。 “谢谢弟兄们。”他向工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转向主席台说道，“新主任，你的大号叫魏民，真的很好听。可是请你原谅，我们工人已经没有力气凭叫法来判定你们领导干部的人品了！这种愚人的教训早就弄得我们疲惫不堪了！别看我们是老百姓，姓谁的姓都行，有奶便是娘，可是我们实在害怕再摊上一个没奶的娘。所以，在你这个新官表态之前，我们想给你提个醒儿，告诉你一个事实：韩主任领我们干了三年，在这三年之中，我们家具车间增加了固定资产四百八十八万六千一百零四元，上缴利税一千一百三十六万，流动资金高达一千六百五十七万，我们现在人均月收入是一千三百六十二元五毛二，而且每年还给职工解决了二十套住房，现在已有六十个工人入住新居。这些你可以到图书室去看一下，在那里贴着我们家具车间放大了的帐本，每月一换，一目了然，一分不差。 “今天，你来了，尽管我们并不欢迎你，更舍不得韩主任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如今官员们的意图都是以党的名义来实现的，我们自然害怕被戴上不拥护共产党帽子。可是，我们很想知道，你来家具车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壮大，还是败家？你还敢月月把真实的帐目公布于众吗？在利益和荣誉面前，你还能跟我们工人排在一起评高低吗？我真实地告诉你，韩主任在拿奖金方面就从来没有夺过冠，在住房分配上排的是第三十一位，他是去年‘八一’搬进新居的，到今天刚好是一年。好了，你好好琢磨琢磨你的表态吧。你一定要做我们的领导，我们希望你能有个承诺，如果你想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希望你别当这份儿差。” “‘老营长’，兄弟齐凯还得和你说几句，”把目光转向韩双志的瞬间，这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居然流下泪来，“我们记得，你到木器厂已有二十一年了！除去你领着我们承包家具车间这三年，前十八年你过得好吗？你长过工资吗？你拿过一个月完整的薪水吗？你的党票呢？你的干部身份呢？别的转业干部都有住房，可是到了你这儿，国家政策怎么就没了呢？你老婆生病被路人抬进了医院，工厂准你假去陪护了吗？除了缺钱卖血时，血站给过你公平的回报，工厂对你的汗水有过笑脸吗？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你就不能有点儿记性吗？如今，你的饥荒刚刚还完，日子刚刚好过了一些，这些大官们就来了，你知道他们要发配你去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在拉链厂有工资拿的人不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而你要想跻身于这百分之五之中，就必须具备能和厂长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耍钱、一块儿逛窑子的本事。请问，你有那个本事吗？如果你去了，你的命运一定会比你的前十八年更惨！ “‘老营长’，听兄弟们一句劝，既然这儿不用你，也就别再往火坑里跳了，你干脆就退职吧。咱们家具车间二百六十五名兄弟姐妹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你退职单干，我们将立刻全体退职跟你走。我们可以买地，建厂房，进设备，开一个我们可以自己当家做主的家具厂。资金你不用愁。请你抬起头来看看，大家都把自己家里的储蓄折和房产证都带来了，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价值绝不低于两千万。韩主任，请你喊一嗓子，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你。”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神，韩双志站了起来，心中的忧虑渐渐打败了他脸上的平静。谁很清楚，眼下是他人生的又一个紧要关口，他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凭他所经历的磨难，他应该立刻就把工人们的信任牢牢地抓在手中，离开这个弄得他身心遍体鳞伤的地方。可是，二百六十五名职工集体退职，将会给政府、给社会、给党的荣誉带来什么后果呢？集体退职和全员下岗是不同的，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就和士兵只能复员不能叛逃一个样。他咽了一口气，用血迹未干的左手拢了拢落在额头的白发，开口道：“我韩双志曾经发过誓：一生交给党安排。” 韩双志的回答，让工人们的期待变成了失望，却没有引起不良的反应，因为他们已经在私下里劝了他好几次了，他今天态度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 没有爆发可怕的集体退职事件，让坐在领导席上的我偷偷地松了一口气，只见“红皮鸡蛋”又站了起来，“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主任讲话。” 掌声没有，却从大门处传来声嘶力竭的叫喊：“韩主任，出事了，你快来——下。” 韩双志起身跑到大门口，焦急地问：“怎么了？” 叫他的人把脸换了，用微笑代替了惊慌，告诉他：“请你回头看看。” 悬在我们领导席上方的柳条筐倒掉过来，一大筐锯末子肩负工人们的重托，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任务。 掌声响起，热烈非常。齐凯起身，向工人们摆了摆手，“散会。” 很快，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一排排长条凳子。拍去头上和身上的锯末子，我朝门外走去，其他领导默默地在我的身后跟着。然而，院子里的情景却更加让我感到意外和震惊，工人们正在用嘴围攻我的那辆桑塔纳，一口接一口的唾沫飞上车身，活生生把一台又黑又亮的轿车改装成了一只令人作呕癩蛤蟆。司机手足无措看着走过来的我，一脸的痛心和无奈。我朝他点了点头，随后向魏民笑道：“你是留下，还是跟我们回去？” 工人们听到此话，立刻停止了对桑塔纳的攻击，全都竖起了耳朵。 “留下。” 魏民斩钉截铁。 “怎么留？” “把心交给他们。” “这只是承诺。你用什么来担保你的承诺？你刚才没听齐凯同志讲吗，工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对承诺产生幻想了。” “我可以把是否给我工资的决定权交给工人们。如果我在六个月之内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手，我立刻辞职。” “好吧，我陪着你。我回去就通知财务处，每月把我的工资送到木器厂家具车间来。”接着，我提高了嗓门，朝着工人们喊道，“请大家记住：如果魏民在半年后引咎辞职的话，我刘汉良也将随之辞去我的局长职务。” 齐凯此时从人群闪现出来，“局长大人，你们辞职与否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工人关心的是，魏民要是真的辞职了，能不能再把韩双志调回来？” “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好吧，我们就再信一次。请你等一下，我们把车给你擦干净。” “我看不必了。等大家体会到这次局党组的决定是正确的时候，再擦也不迟。” “如果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呢？” “那就在车身上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政府无信的见证’。” “这样的车谁来开？” “当然是我。” 由于我们的约定很快被传了出去，这辆桑塔纳随即引起省市领导和媒体的关注。指责和批评，支持和赞扬，传言和预测，很快就把我扔上了舆论的浪尖。不过，我对此却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照旧打理家务买菜做饭，照旧两天抽一盒五块钱的烟，照旧一周洗两次五块钱的澡，照旧抽空去街口路灯下跟棋友下棋。因为我对魏民的能力深信不疑。 元旦前的一天早上，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魏民打来的。他告诉我，木器厂的工人们，正抬着那台桑塔纳给我送车来了。我命令他：“魏民，你一定要把队伍拦下来……拦不下来也得拦，千万不能让他们上大道，马上就是上班高峰了……好好好，你再坚持一下，我立刻赶过去……” 而后，我叫醒了你，叫你立刻警服跟我走。 你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真是胡闹！木器厂那帮子人，抬着那台桑塔纳给我送车来了。” 你吃惊地又问：“什么？抬着？” “是的。抬着。”我说“就跟抬棺材一样……” 第九章 火车到站了。 凌晨三点，火车准时到达该我们下车的地方。列车长、乘警长、厨师长……总之，车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大概都来了；来跟我们握手话别，来向我们拜年，来祝我们万事如意，并再三叮嘱我们，晚上这趟车到达本站的时间是二十点整；五号包厢还给我们留着。而二十点整，也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时间。女乘务员在我们前面，先是挥舞铁锤砸了一会儿冻在门缝处的冰，然后才很费力的拽开车门。我们顶着涌进车厢的寒风，下了火车，双脚踏进大兴安岭的雪中。 这是个小站，很小，要想在这漆黑的夜里看清它的全貌，只需一盏灯就够了。这盏灯就挂在站房旁边的一根木杆上，有气无力地亮着，同时也做着自己的第二职业，在风中摇来摆去，指示着风吹的方向和大小。站房是尖顶砖房，模样类似农家，烟囱里冒着很有力气的烟。站房的右边，有一个低矮的木质板房，上面的油粘纸时起时落，在风中发着“啪，啪”的响声。出入口设在站房和板房之间，没有标志，也没有检票员。其实，进出车站的旅客也不必一定要再次经过，因为站房的左边和板房的右边，根本就没有任何遮拦。 “乡音无改！”韩良感叹道：“只是过大年的红灯多了几盏!” 为了抵御寒风给肺部造成的不适，我们戴上了挂在胸前的口罩，走向站外。 “用车吗？” 在出入口，我们遇见了一个老头儿。他呼出的热气，象喷漆一样，把他的破棉帽子染成了白色。他的胡须很重，又乱又长，唇须上挂着两条象是鼻涕似的冰，令人有些恶心。他穿着一件破洞连连的羊皮大衣，腰间系着草绳，双手操在袖筒里，臂弯处挟着赶车有的长鞭。他身后停着一驾马车，车上有一个用塑料布搭建的车厢。 “不用。” 我回答道，语气用得很不客气。这倒不全是因为我们准备在小站的候车室里等天明，而是他的模样叫我想起土匪。 可是，候车室里根本没有我们立脚的地方，躺着打鼾的，蹲着抽烟的，喝酒划拳的，站着骂天的，什么样的都有。烟味，酒味，臭味，很快就把我们推了出来。 “用车吗？” “土匪”又来了。 “老乡，”汉良和气地说道：“能帮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吗？” “行啊。可我们这都是个人家开的小旅店。” “远吗？” “不远。” “你领我们去得多少钱？” “两块钱。” 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让手里的皮箱上了车，我们在车后步行跟着，我的插在大衣兜里的手，一直没有离开弹在膛上的枪。 敲开了第三家旅店的门，我们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汉良掏出十块钱来，见“土匪”要找钱，便开玩笑似的笑道：“不用找了。年节加班多拿钱是国家规定。” “谢谢啦！谢谢……” 旅店的房间不大，也不冷，只是床铺凌乱，像是旅客刚刚离开。我把体臭浓浓的棉被压在脚上，盖上大衣，见汉良也没有困意，开口问道：“后来呢？韩双志去拉链厂了吗？” “去了。” “后来呢？” “下岗了。” “后来呢？” “不知道。” “齐凯和魏民应该知道啊？他不是住在木器厂家属楼里吗？” “他们在分房时立过合同，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他离开木器厂，就必须搬走，把住房倒出来分给别人。除非他退了休，或是死了。” “那他和兰姐，肯定又搬回万顺路十八—2号了。” “听齐凯说他们搬回去住了几天。不久，那个房子就被他们抵债了。” “抵了多少钱？” “好像说是两万。” “两万？会不会是那笔行贿的钱呢？” “不知道。” “如果是呢？” 汉良没回答。我也没敢接着问下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上午九点多了。我们谢绝了店家的必须再热一热才可以吃的早餐，交了房费，出门上路了。 去“一万八”，必须穿过铁路。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没有再揽活的马车里，看见“土匪”的身影。我们也没有雇车，不是我们的东西不重，而是汉良要重走一下三十二年前走过的路。 七、八里地，被我们的双脚，一步一步地挪向了身后。当年的营房还在，但只能说是一个山村了，营区里外多了一些高矮不一，横七竖八的建筑，也没有在出来进去的居民中看到军人的身影。大概是盼望亲人回家过年吧，我和汉良发现了不少期待的眼神。 “你们上谁家呀？”一个老太太问。 “大娘，我们上北山。” 汉良答道。 “那儿没有人家呀！” “大娘，还有一户！你老可能不知道。” “没有啊！那里只有一座坟啊！” 穿过了村子，走过了一片雪浪滚滚的农田，我们便爬上了灌木丛生北山。突然，汉良停下脚步。在白桦林深处，一个人的背影进入我们的视线。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对我们到来的声息毫无察觉的反应，腰间系着的草绳叫我感到有点儿眼熟。 他面对的是一座坟，一座黑土堆筑的坟。坟上没有一丁点儿积雪，一叠黄色的烧纸被一块石头压在坟头之上。坟前立着两个用绿色松枝编成的花圈，花圈之间有一个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四个血红的大字：佟辉烈士之墓。石碑下摆着一双草鞋。这双草鞋，跟汉良描述的一模一样，“为了预示吉祥，我和佟辉打好草鞋后，在袖标上撕下两条红布，系到了草鞋上。” “你是谁？” 汉良问道。 他回头转身。 “土匪？”我不由自主地尖叫道。 “我不是土匪。我叫韩双志。你们……” “三十二年前你当过我的指导员，七年前你当过我的下属，” 汉良说着，拽下脸上的口罩。“我叫刘汉良。” “你好！”韩双志伸出手来。 汉良没和他握手，乜斜着眼睛笑道：“我很好。我现在是一市之长。你呢？” “我也很好。没事儿就来给佟辉扫扫墓。” “你来这儿干什么？是想让佟辉死不瞑目的眼睛继续流泪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看有。如果你没有，你就应该跪下来，象岳王坟前的秦桧一样。” “刘汉良市长，我不撒谎，我真的很想在佟辉坟前跪下来！可是，我没有理由。你能给我一个吗？” 汉良骤然哑火了。微笑渐渐淡去，目光挪向烈士的坟。 他在想什么？难道韩双志所要的理由他没有吗？不会吧？在他的“天书”里，佟辉应不应该入党，一定跟韩双志应不应该下跪一样，结论是肯定的。否则，他不会置张家的恩情于不顾，把一个“像狂风中的军旗一样咧咧有声”的“老营长”，打造成一个“土匪”模样的车夫。汉良应该能够，也必须要给韩双志一个跪在佟辉坟前的理由。不然的话，他的党性，他的人性，他的市长形象，就应该受到质疑。 山林寂静，犹如法庭。韩双志的等待，我丈夫的沉思，仿佛把我们置身于公堂之上。我感到惶恐，难以忍受。我认为我必须打破这个局面。尽管我的反问很有狡辩之嫌，但我实在是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那你能给一个你不跪的理由吗？” 韩双志没有看我，却把眼睛伸向了汉良。 “我正在找。为了能找出这个理由，我已经来到了这里七年了！七年来，我在闪电中问过暴雨，我在冰雪中问过狂风，我渴望得到‘跪下’的指令。因为只有这个指令能够告诉我，我被开除了党籍，被注销了干部身份，被戴上了绝户的帽子，全都是罪有应得，全都是报应！我必须像囚犯一样，认罪服刑。可是，暴雨狂风却没有给我这样的指令！问题出在了哪儿？是不是出在了枪声之上呢？我相信，凡是参加过那次救火的战友一定还能记得，我当时前后打了六枪。前三枪是我下达撤离的命令，后三枪是我严肃军令的补充。可是佟辉，却又冲进了火海……结果，他牺牲了！我必须承认，他的选择是为了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他是献身于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没有反对授予他‘革命烈士’的称号。可是我不能承认，烈士证书就是他符合党员标准的证明，所以在讨论追认他为中共党员的时候，我投了反对的票。当时，或者说是今天，我一直觉得：共产党员的标准，不是牺牲所能替代的。这，能不能算是我不跪的理由呢……” “你的这个理由，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理由。”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考虑过其后果吗？是会让千千万万想入党的同志，心灰意冷的。” “我看，恰恰相反。” 韩双志象是被我激怒了，忧郁的眼睛立刻怒火熊熊，“凡是想以党的宗旨为己任的人，是永远不会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灰意冷的。只有那些把党票视为金钱、权力、文凭、筹码、优待卷的人才会心灰意冷。你的所谓‘令人心寒’，不过是己所不欲的借口，是想把入党标准拉下来。请问，这又将给党，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呢？这个后果只能是，在人民的头上制造黑暗，任凭野心、贪欲、懒惰、麻木布起的阴云，遮住共产党用来温暖人民的阳光。” “危言耸听。”我也被激怒了。 “同志，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我就遇见过。” “你遇见过什么？” “我遇见过，老百姓在人民的政府想看共产党的文件是要付费的！一份八块钱！” “那可能是机密文件。” “笑话。国家机密文件是可以公开买卖的吗？” “那就是造谣。” “我没有造谣。你如果不信，可以去查一查。我给市长办12345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11号公务员，时间是八月三十号。” “那份文件你看了吗？” “我没舍得看。因为八块钱，也许能让我的妻子多活几天。” “兰姐现在哪里？” “她就在山下的“一万八”，住在她三十年前曾经住过的那间房里。” 我们给佟辉带来的是：茅台、海参、燕窝和一只三斤七两重的大龙虾。可是，这几千块钱的祭品，却只能摆在那双草鞋之下。烧纸的时候，汉良只说了一句话：“佟辉，我来看你来了！”起风了。铅灰色的天上飘来细碎的雪花。 该走了。我们用三鞠躬向佟辉告别。 “你能去看看她吗？”韩双志喃喃道。 汉良没有答复他，瞅着墓碑道：“碑上是兰姐的字！” “是的。碑也是她亲手立的。” “她今天为什么没有来。” “她有三年没来了！尽管她就住在山下。” “为什么？” “她走不动了……” 第十章 农场交给地方后，兰姐曾经住过的那间房被当成了仓库。七年前她和韩双志回来时，用五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租下了它。这间房有十二个平方左右，一半是火炕，一半是生火做饭堆杂物的地方。一张桌子，被一台十二寸电视占了大半个桌面；一把椅子，被当成了脸盆架，毛巾就搭在椅背上。 我们进屋时，兰姐躺在炕上，闭着眼睛，象是睡着了。但她那灰白的面色，青紫的嘴唇，肉脱骨枯的形骸，气短而急促的喘息，立刻告诉我，这正是中医所说的‘失神’患者的症状。人若‘失神’，命在旦夕！ 难道这就是那个从舞台的暗处出来，走进照在紫红色幕布上的灯光里的报幕员吗？难道这就是那个身穿军装，臂戴袖标，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吗？难道这就是那首“青春献国人万岁，祖国有我即平安”的作者吗？难道这就是那个用肉体去交换太平日子的女人吗？ 她的左手为什么没有放下？为什么要举在脸前？手里拿的是什么？是照片吗？谁的？ “张婶儿死的时候，手里攥着我当兵时的照片”。今天，汉良来了，是不是可以说兰姐比张婶儿幸运呢…… 兰姐有气无力地干咳了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睛，在把目光举向照片的同时，也看见了正在注视着她的我们。她瞪大了双眼，张开了嘴，喘着粗气，“汉良……” “是我……兰姐……”汉良抓起兰姐的手，“兰姐……” “汉良……”兰姐要坐起来。 韩双志跳上了炕，扶起兰姐，拽过一个行李卷儿，挡在她的背后。 兰姐把汉良的手翻握在手中，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脸，看的是那样的仔细，那样的贪婪，那样的慈祥，即象是母亲在端详阔别多年的游子，也象是在汉良的脸上看到了她们姐弟过去的欢乐时光。 终于，兰姐开口说话了。她问我们冷不冷，火车人多吗；孩子多大了，上大学了吗；工作累不累，上班离家远吗……她问了很多很多，问得非常仔细，可就是没问，他们背井离乡来这儿守墓的原因！ 当她听说汉良现在是市长了，居然有了神采飞扬的力气：“我就说嘛，我的弟弟，是天下最有出息的弟弟。汉良，担子重了，可要多注意点儿身体啊。天要是冷，就多穿点儿，别怕麻烦……” “兰姐……”汉良想说什么，却没了下文。 “兰姐知道，你现在工作一定很忙，不会在这儿呆很长时间。其实，兰姐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是大年三十，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就陪兰姐吃顿饺子，行吗？” “嗯。” 汉良点了点头。 “双志，”兰姐把目光转向她的丈夫，“外边儿冻的那点儿不够，也不对咱家汉良的胃口。你去买点猪肉和牛肉好不好？他一小儿就爱吃两掺儿的肉丸饺子。” 见韩双志起身，汉良看了我一眼。 见我要跟出去，兰姐伸手拉住了我。 “不用你去。兰姐还有话跟你讲。”说着，兰姐吃力地把手伸向身后，拽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黑漆方盒，她让我帮她打开，里面装着一个奶白色的玉镯，“这个手镯，传了多少年，多少代了，我妈也说不清楚，她就知道只有张家最好的儿媳才可以佩戴它，它象征着这个儿媳在张家的地位、权力和荣耀。我妈临死的时候让我把它交给你，尽管那时候她不知道你是谁，但她说汉良娶的媳妇一定错不了。今天，我妈的心愿终于有了了结了！放进包儿里吧，不然走时会忘的。” 大概是坐的时间长了，身体前倾的角度大了，兰姐的脸渐渐扣到了膝盖上。我们把她周起来，劝她躺下，她点头同意了。 汉良把我拉到一边，轻声问我：“你看兰姐的病情怎么样？” 我坦白的告诉他：“好像是不行了！如果进一家好一点儿医院，也许能多活几天。” 因为兰姐抓着汉良不撒手，我对做吃的有不在行，饺子基本上是韩双志一个人包的。他还用开水烫了两枚一毛的硬币，分别包在了饺子里。他说兰姐常跟他提起，小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张婶儿一定要包几个有钱的饺子，说谁能吃到谁就有福气。 结果，汉良吃到了一个，我也吃到了一个，兰姐开心的笑了！ 转眼天黑了。表针指到了六点。因为从这儿到火车站，还有七、八里的路要走，我们不得不告诉兰姐，我们要坐晚上八点整的火车返回去。 “兰姐，”汉良哀求道：“跟我回去吧……” “不回去啦！”兰姐摇了摇头，“汉良，兰姐知道，自己已是来日无多了！今天，就是跟你回去，很快还得回来，就不来回折腾了。” “为什么啊？” “因为，我想把骨灰撒在佟辉的坟上！” “兰姐，还是跟我回去吧！我要给你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 ” “不啦……，这事儿我已经和双志约好了，已经决定了！只是不知道轮到他走的时候，有没有人把他的骨灰送上北山……汉良，兰姐要是走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刚来的那会儿，他赶马车还能拉点儿砖瓦沙石什么的，可是现在，他没有装车的力气了，只能蹲在火车站拉人了！如果有那么一天，他赶不动车了，买不起粮了，拎不动水了，烧不了炕了，房租交不起了，他该怎么办呢？……” 兰姐低下了头，用全身的力气搓着褥单，很难为情地接着道：“汉良，你回去后帮兰姐问点事儿行吗？帮兰姐打听一下，电视里说的那些好事儿，什么时候才能轮倒他这儿呢？……” 要是再耽搁，火车就赶不上了。我们只好匆匆告别了兰姐。韩双志要赶车送我们，我谢绝了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双腿要比他那辆破车有把握。 我们赶到了车站，火车很快就到了。列车长、乘警长、厨师长……总之，车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又都来了，把我们迎上了车。可是，在列车员关门的瞬间，汉良却伸手把门又拉了回来。因为他看见车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头上还有一张脸。汉良试图跳下车去，但被身后的好几只手抓住了。 车动了。车下的那个人也跟着跑了起来。渐渐地，那张想再多看汉良一眼的脸，耷在了她丈夫的肩上。 “兰姐——” 汉良撕心裂肺的呼唤，不知兰姐听到了没有。但是，兰姐肯定没有看见，汉良在车门口跪下了。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汉良却闭上喇叭，关掉了灯。忽明忽暗的烟火告诉我，他一夜都没睡。 “你能把它写出来吗？” 我不知道这对他会有什么好处。 在我动笔的时候，兰姐死了。韩双志给汉良打来一个电话，说他想让兰姐把那双草鞋带走，问他同意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