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岁月》 前言 这篇纪实文学是通过一家四口人的观点、角度，展现出了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基层的那场十年浩劫的情景，作者也是当年的受害者，由于接触有限，初稿写出之后，曾向当年的受害、经历者广泛地征求过意见，得到刘建庆、郝维文、王谟、薛庆富、梁照乃、张生富等好多同志的大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具体的事实，经过多次的补充、修改，方才写完这篇拙作，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重温这段古今中外罕见的，席卷整个神洲大地的运动，使得亿万炎黄子孙卷入派性，付出了血泪与生命代价的大动乱，出现了本来不应该出现的那种势不两立，互相残杀的场面＿＿真是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啊！ 这里虽然写得是一个县，可涉及到晋中、太原、北京——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上的概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景。希望从今往后在这片神圣的大地上，再也不要出现如此惨无人道的劫难了。今后无论是哪一层的领导，再不要搞派性立山头，想利用群众整人，或是借口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动闹事，都应当以此为戒，要为历史、要为民族，要为老百姓负责，也为自己带来的后果想一想，尤其是参预的群众，更要考虑到自己的死活，不要再受蒙蔽，被人利用当做炮灰了，要爱惜自己的宝贵生命，要像爱护眼睛那样，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法制社会，彻底去除“窝里斗”的劣根，同心协力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 第一章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人都有观点——对当年的两条路线，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看法，即便不表态，但也有倾向性。如若说没有，那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恐怕到运动后期对立派进行迫害，所以观点至关重要。且看当年成家祖孙三代人的看法。 爷爷的—— 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三，我过六十周岁的生日时，已在本县行医三十八年，按照政策规定该办理退休手续了。到了六月份，正文式提出退休，可是人事部门告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接到上级指示：运动期间停止办理退休手续，要求留职积极参加运动，无奈，只好打消念头。 对于运动，仗着自己职业上的方便，接触的人多，上至书记、县长，下到一般干部、黎民百姓，差不多都给他们看过病。由于精心诊断，热诚服务，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因而人缘好；同时出身也好，祖宗三代都是悬壶行医，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活动，所以思想上没有一点儿顾虑。心想整谁也不会整到自己头上，然而打心眼里却不愿参加运动——别的不说，那开会坐板凳的滋味先吃不消，甭说批判人了。何况，五七年反右运动告诉我：整得大多是敢说真话的好人，何必去得罪人哪？看来，还是远离运动的好。 宣传部召开讨论《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我认为这是文艺界的学术讨论，干啥要我这个医务界的老朽，以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呢？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看着那些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心里一直纳谋*该说些甚—— 主持会议的是宣传部的侯部长，由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李树茂宣布开会。他是由前任县委任书记任命的，曾任过有线广播站副站长，前不久才从“四清”工作队撤回来。此人生得个头儿不高，瘦瘦的，广额，颧骨突出，深眼窝，显得很机敏，一双明亮、聪颖的眼神，像闪电那样快，不住地打量人，嘴角边儿上常常挂出一丝笑意。听说他聪明伶俐，你一到他的办公室，便能猜出来意，有时虽不能全猜到，但那眼睛一忽眨，也能猜个七八分，是个“精猴儿”。 据说他从小机敏过人，读高小时即席演讲常是名列前茅，曾代表全校进县城比赛，主考出得题目是“人生与理想”，他当即上台竟讲演了半个多钟头，获得总分第一。后来考入贺龙中学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文书，转业到县广播站时才是个会计，但因文章写得好，当了编辑，升为副站长，“四清”时被领导发现，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 他因为胃脘疼痛常找我看病，因此比较熟悉。他宣布开会后，便坐在我一边参加讨论了。按侯部长的说法，海瑞本人是个好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办事，只是这个剧本写得有点儿问题，需要大家讨论。李树茂捩过头来悄声问：“成老，你看呢？”鉴于反右斗争的教训，不敢轻易表态，摇头说没看过这戏。他压低声音说：“我看，讨论这个剧本，说明上面有斗争，联系到”四清“工作的情况，对四不清干部的提法，先是提四不清分子，后又说是党内走资派，现在又突然撤回”四清“工作队——我看哪，斗争还激烈哩。”我吃了一惊：是嘛 ！？ 这时发言的是县晋剧团的韩机智导演，艺名“文明丑”，心直口快：“这个戏演出的时候，票很快就卖光了，好多观众看得叫好，特别是海瑞宁可不当官，也要公断，”说着学着海瑞的身姿，手捋胡子怒目而视，嘴里念着戏文：“——这一段真叫绝，前些时，我统计过：全场有八九次鼓掌叫好——”大家看着他那维妙维肖逼真的形象都笑了，然而却有一人一直整襟端坐。那就是中学的成支书。这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大学习过，参加过多次运动。一直皱着眉头看着韩导演，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令我意识到这次运动绝非一般运动，哪还敢发言？看来精猴儿眼光尖锐，言之有理。 后来由内部资料到报纸上传达、公布的《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初步看出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特别是那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被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的指示，明白这次运动，绝非是整上面的几个人物，而是要牵连到下面许多的人，因而打心里佩服李树茂，惟恐牵扯进这场政治漩涡里，经常警策自己，要跟各级机关的领导人保持一定距离，仅仅保持住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就行了。 后来在县委召开的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会议上，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学成支书的样子——明哲保身，言多必失。 从那以后，发现不仅是我这样，就是那些老干部，那些身经百战的老领导，也是一个个如临冰渊，噤若寒蝉，除非不得已，才照《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讲几句。有的竟借口有病，躺在锅舍*不去上班。唉！怨不得这个时期患神经衰弱、失眠的干部多哩。看来，人人都有一种危机感，个个都怕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找我看病，为的是躲避是非。我看无病，而又不好拒绝给药，只好开些“天王补心丹”之类的药应付其事。后来，我怕开得处方多了，将来受牵连——怕说是给这些人提供保护的藉口，整天提心吊胆的。自己已是花甲之年了，何必因为饶舌惹下大祸？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像右派分子哪样受人欺凌？于是又去找人事部门，然而还是不予办理退休手续。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班吧。 这天晚上，深蓝的夜空，月亮皎洁，满天繁星，我召集了儿孙来到锅舍。儿子成满林，四十多了，在县委工作，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性情敦厚，为人诚实，办事稳重，能考虑到后果，我比较放心。儿媳妇在百货公司上班，四五年的临时工，下班操劳家务，一般不过问世时事。而最不歇心的是大孙子成全，我把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现在高三读书，眼看就要毕业考大学了，生怕他不知天高地厚，参加运动，行为不检点，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影响考中医学院。小孙女成婧，在高二念书，还是个孩子，好说好动，天真、活泼、性情又很固执，认定的事轻易不撒手，一条路儿走到底。我让儿孙们坐在周围，严肃地说，这场运动比反右斗争也厉害，弄不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要求他们最好不要卷入进去，不要轻易表态，言行谨慎——话还没说完，成全打断我的话：“爷爷，我们学校这几天正学习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我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人人口诛笔伐，我能不批判吗？” “甚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你懂吗？谁有这种思想？批判谁？” “爷爷也太小看人了，所谓——” “成全，”他爸爸喊住他说：“听爷爷的话！” 成全不服，扭过身去，嘴里喃叨：“这是不让抓阶级斗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他爸爸说：“你爷爷过得桥比你走得路也多，你懂得个甚？还要说？” 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说：“爷爷是怕你卷入运动，听说北京成立了甚的”红卫兵“，咱们这里要是成立的话，你们最好不要参加——” 成婧撅着小嘴儿问：“为甚？大家都参加，为甚不让俺们参加？” “爷爷是怕你们分不清是非，上当受骗，或是被人利用，或是伤了好人，惹下乱子，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因此上才劝你们的。成全，你听我的话，不要卷入——错不了。” “那我不是成了落后分子了？” 我说：“这要看情况，随大流，大家都参加了，你再参加，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他坐在沙发上，抱住一只跪起的腿说；“啊，晓得了。” “你呢？”我问成婧。 “俺嘛，”瞅了他哥哥一眼，眼珠一转说：“听爷爷的话，随大流。” 我怕两个孙子不晓得人情世故，耐着性子讲道理举例子，谈反右斗争的情况，一直到月亮西斜，方才让他俩休息去。 七月是流火的季节，骄阳似火，天气燠热，县委遵照省、地委的部署作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要使全县的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要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犹如晴天霹雳，震荡着整个县城，各机关、厂矿、企业单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 八月上旬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们在讨论中发现县委的“安排意见”与“十六条”精神不符合，纷纷提出质疑——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好多单位的群众也成立了战斗组织，经常到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责问—— 8月21日省城的红卫兵来到交中，带领中学的红卫兵率先将中学的几个右派教师，带上“黑帮”、“牛鬼蛇神”的纸帽子、西瓜皮游街示众—— 8月25日，风和日晴，高旷清明，暑气稍微减弱，经过一个来月的学习、讨论，县委大院里发生了有史以来，震惊全县的特大事件。 那天晚夕*县委书记刘本芝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各系统头头的大会，讲述了他在北京大学的见闻，说县委也有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当时商业、财贸系统的人最多，张耀光、杨耀、闫效武、田克杰等人，当即揪出了县委的李翔、郝维文，戴上一尺高的纸帽子，上面有黑墨写的“阴谋家”、“野心家”游街示众—— 到了黄昏时分，又从段村把李树茂也叫了回来，连夜批斗，并且在屁股后面用纸条做了个尾巴，也押着上了街，唯恐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敲锣打鼓，顿时惊来了无数的群众围观，大街小巷里人山人海，瞪大眼睛观看。 我挺纳闷儿：怎么商业部门的人竟敢跑到县委大院里面揪斗人？尤其是这个李树茂见人一面笑，挺有人缘的，怎的一下子就成了阴谋、野心家了？ 第二天听说要揪斗这些人，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早早地去人委大院，只见人委的干部已令三人站在一张高桌上示众、责问——李翔不服说：我的阴谋就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树茂扫了责问的人一眼答：我没有甚的阴谋。 后来仔细听，方知这些人前两天，写出“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大罪状”，曾在县委用绳子串起来展示，后来又拿到人委等县直属单位串连—— 啊！原来是因为这？这些人也太胆大了，竟敢把矛头对准县委？哪还了的！这些年来，从彭德怀、黄克诚向党中央提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及前不久地区副专员任井夫联名上告地委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教训还小吗？真是吃了老虎胆啦，竟管有《十六条》作依据，可矛头是让对准走资派呀，哪能对准县委？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胆大包天啊！ 起初人们不理解，也不敢流露出表情，更不敢吭声，后来看到又从县委揪出前一天，据说是漏网的霍宝中、李玉金，可见他们早已商量好要斗的人了，齐刷刷地排成一行，更感到惊奇了。怎的县委竟有这么多的反党分子？围观的人更多了。到了中午，晋剧团的人也不甘落后，押出那个心直口快的韩导演，戴得纸帽上画着小丑的脸谱。人们以为是闹红火，不禁哑然失笑。不想这个“文明丑”，看到不少机关的人也押着黑帮出来，大概是忘记了这是游街示众？竟吐出舌头扮了个鬼脸，踩着鼓点张开两只胳膊，撅起屁股扭起了秧歌，扭得那纸帽子一颠一颠的，活像公鸡啄米，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因而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以至整个县城里到处是人流，跟着游行的队伍在大街小巷乱窜，像一锅煮开的滚水，沸沸扬扬—— 到了晚夕，形势突然起了变化，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如中学、医院、农业局——他们打上红旗，也敲锣打鼓到各机关的门口，但他们不是抓甚的黑帮、阴谋家、野心家，而是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特别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拿上霸王鞭，指名道姓，连打带踢，押出他们要的走资派——大多是局长、厂长、经理——后来人们押着这些人不过瘾，干脆，又将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包括支部书记也揪了出来示众。有作风不好的，还贴上“流氓”的白布条加以说明。这样一来，惊动得村里的社员们也赶来看热闹来了——整个县城沸腾了。 到了第三天，形势又有了变化，押出来示众的不仅有地、富、反、坏、右，还有平时服务态度不好的医生、售货员、理发员——以及流氓、地痞、懒汉、泼妇统统地上街亮相，一个个扳着嘴脸，如丧考妣。因为一时做不过来纸帽子，扣上西瓜皮也游开了——到处是“打倒”、“揪出”响彻云霄的口号声，把个县城喊得就要快爆炸了。 我们医院的人也不甘落后，外科的水大夫，北京人，因为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曾被下放到“千头猪场”劳动。改造后，在技术上拿人一把，自称是医院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在言行上左得出奇，满口的马列、毛泽东思想，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次运动，可能是从北京听到点儿消息？也可能是想以攻为守，害怕别人揪他，于是来了个先发制人？竟纠合了一部分人敲锣打鼓，跑到卫生局门口大喊，交出走资派来！不曾想局长根本不买他的账，将一个出身不好的干事推了出来。说局里的事全是他处理的。水的本意是想揪局长，以报“千头猪场”改造之恨，这时看出局长态度生硬，心生畏怯，只好将那个干事充作黑帮游街，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人委好多干部的愤慨，第三天就将他也揪了出来，戴上流氓分子的纸帽子游街。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有个进城给他娘到药铺抓药的农民，看得惊奇，说了句好热闹，比正月十五闹红火也热闹哩，被红卫兵听见，说他诬蔑运动，竟然也被揪进行列里示众。那农民大喊他是来抓药的，就往外跑，旁边的公安人员上前，从身后抓住他的领口，说他是逃避揪斗，破坏运动—— 由于公安部门的人放任自流，街道上的一些赖小子，公报私仇，三五成群结成团伙，借着这股风，乘机发泄私愤，乱揪乱斗，有的还跑到人家锅舍，说是破四旧，翻箱倒柜，抢夺财物—— 仅仅这一天全城被揪出示众的竟有一百四十多人，群众说：“‘8.25’，帽子满天舞。”整个县城里的人燥动不安，像发了酒疯似的。凡有说道的、平时穿戴出奇、不满运动的人、全要揪出来发泄、出气，闹腾得全城浑汤浊水的——公安局的人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们有责任帮助维持秩序，使得乱揪乱斗的浪头一浪比一浪高—— 与此同时，中学的学生成群结队出来，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名，挨家串户，捣毁屋脊兽头、门墩石狮、家堂佛龛、庙宇塑像，烧毁家谱、族谱、房约、地契、以及古书、古画——主人眼睁睁地瞧着，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满便被游街示众。后来，县里的好多科、局级干部，特别是商业部门的支书、经理（63年转业的），比红卫兵魔高一丈，为了表现是紧跟形势的革命者，亲自动手砸碎老字号店铺的门匾，勒令门口高挂毛主席的肖像，墙壁上书写毛主席的语录，更换大街小巷的名称，甚的反修路、英雄巷、红旗街——真是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最让人可恶的是，凡是揪出来的，一律圈在中学，按罪名分别圈在一个教室里面，男女同监，晚上怕他们逃跑，扔进一个马桶—— 听说李树茂气得三天不吃不喝，要求和县委刘书记辩论。 我下班回家被一群小学生拦住，硬说我骑的自行车是国民党的车，我说这不是从台湾买来的，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他们说那牌子的图案，是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怎不是国民党的？我不敢吭声了——小学生也造反了，只好让他们撬走。 当天夜里，我又把儿孙们叫回家，问询这几天的所作所为。儿子哭丧着脸儿，说他也跟上机关的人出来揪人来，怕不去让人说闲话，打成“黑帮”。 我问是谁让你们揪得阴谋家、野心家的？满林说前几天，刘书记的爱人樊花明（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召集了他们商业部门的人，张耀光（局长）、杨耀、闫效武、田克杰、郭长发等一伙人，还有县委办公室的人，在县委小会议室开会——说郝维文他们成立了“八八”组织，写大字报串连，说李树茂他们是反县委的反党集团——揪谁不揪谁，早就商量好了——“ 这个李树茂呀，那么猴精，怎的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呢？这不是活得不奈烦了，寻得倒霉吗？怨不得商业系统的人敢去揪他们哩。 我问，怎还有办公室的人？ “商业部门的人是想通过办公室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哼，办公室的人为了讨刘书记的好，以便往上爬——平时，看到李树茂那么能干，早就眼红了——不把他这个障碍除掉，哪还能爬上去？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了机会，还能不卖力？” 可见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为了保官、升官，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满口马列，心底里却是毒如蛇蝎，一有机会翻脸不认人，狠下毒手—— 我问孙子为何参加？成全说他只是随大流，全班的人全出动，他哪能不去？孙女儿却兴奋地说：“真好玩儿——” 我气得全身发抖，喊住她：“胡闹！这有甚好玩的？” 成婧扫了我一眼说：“专政嘛 ，哪能温、良、恭、俭、让？对这些坏人不能客气。” 我怒不可遏：“简直是发疯——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欺人，人常说‘树怕伤皮，人怕伤面’，你们搞这伤人脸面的游行示众，烧掉人家的家谱、房约、地契，人家能服吗？能不恨你们吗？尽给我招惹是非！” 满林说：“今天的这事也不能怨俺们，各单位的人差不多都出去揪斗人了——” “唉，照这样搞下去，就要大乱了。你有怨，出去揪人，他有恨，也上街斗人，连进城抓药的人也揪斗了，这——还了的？这世上的怨怨恨恨，都这样来发泄，都这样来揪斗？今天你揪我，明天我斗你，那怨恨越结越多，这揪斗还有个完？这天下，哪能太平？没有不乱的——简直是胡闹！” 成全顶撞道：“革命嘛 ，不是请客吃饭，就得有点儿暴力。” 成婧也不服气：“俺这是随大流，又没动手打人，爷爷你发甚的脾气？” “这叫革命？”我怒目喊道：“是发泄怨恨的恶作剧！反了你们啦，连老子的话也不听了——以后要是看见你们再出去胡闹，就不要登我的门槛！” 儿孙们不敢吭声了，然而这股风，很快就吹到了全县的各个角落里，村村队队又掀起揪人游街示众的高潮，有的村揪人的手段比县城还要残酷，五花大绑，拳打脚踢，在大街上划脸谱、剃阴阳头，进行公开的侮辱。斗完之后圈在庙内，晚上逼得写悔过书，接受所谓的罪状。有的婆姨们因为作风问题，背上破鞋游街，不堪忍受欺侮，没脸见人，一时想不通，竟投井自杀了—— 后来，这些圈在庙内、圈在中学里面的人，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社论，方才陆续放了出来。 李树茂来看病。我看是肝胃不和，肝火太盛，加上这些日子的饥饿，使得胃病又犯了。劝他以身子骨为重，能忍则忍——他气愤不过说，我这是按照《十六条》精神搞串连——他们太欺侮人了，争不回这口气誓不为人。后来听说，他被分派到岭底的一个山庄窝铺下乡，偷悄悄地回家卖掉他那块“英格”表，到北京上访去了。 儿子忙得整天不在家，随宣传队下乡宣传《十六条》。两个孙子，看到父亲出外没人管教，瞒着他妈出外串连去了，临赶我知道时，已经走得没影儿了，跑到学校打听，说是去北京了——走时也没带钱和粮票——害得全家人整日提心吊胆的，老怕在外面遇上意外回不了家，唉！锅舍也乱了套啦。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儿子虽然办事稳重，可是公事在身，身不由己。两个孙子已经长大，遇事已有主见，不听话了，想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简直是在瞎想。说是采取硬的办法，压而不服，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他们当面应承的好，一转身就变卦了。看来，只好等他俩回来，改变办法，谆谆诱导，还许能听话？ 深秋初冬，天色常是灰晦晦的，寒风阵阵，轻飘遥作，淅淅骚骚，枝摇叶动，那枯黄的残叶纷纷飘落，满地都是残枝败叶——那天刮了一夜的风，气温下降，天气骤然寒冷。二日天明，只见田野上树叶落净，干枯桠叉万木萧萧，一眼能望到远处的光山秃岭。想起我那两个孙儿，走得时候仅穿着夹袄单裤，此时不知冷成啥的样子了？老伴埋怨我没有家教，不疼孩子，整天的絮絮叨叨的，实在烦死人了——我心里何尝不疼？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公路上眺望。这年月，真让人担忧啊！ *纳谋（思谋） *锅舍（家里） *晚夕（下午） 第二章 孙女—— 俺们这一行红卫兵，除了俺哥成全之外，还有刘美英、张根德、司志达、任海生等同学，一共十三人。临上车时，俺怕爷爷见怪问哥哥：“咱们不跟大人打个招呼，就这样走了，不怕——” “怕甚？咱们这是闹革命，去北京，又不是游山玩景？要是告诉，保险不让去。” 刘美英笑吟吟说：“难得这样好的机会，要不咱们还能到首都？” 一路上坐汽车、火车，不用买票，沿途各地的红卫兵纷纷爬上车，列车里的过道、行李架上、盥洗间都是俺们红卫兵，挤得满堂堂的。俺们唱着歌，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了北京。刚下火车就由首都的红卫兵接待，饿了供饭，冷了发衣服，领俺们到了清华附中参观。 啊呀，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真多，挤得人山人海，只见那墙壁上、树与树之间贴满、挂满了大字报、巨幅标语，俺们看了聂元梓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样本，还有《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以及他们驱赶工作组，声明工作组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准造反的大字报，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他们代表的图片——而让俺最激动的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啊！原来他老人家是俺们红卫兵造反的总后台啊。 这天晚上，俺们几个住到招待所，坐在凉台上谈论感想。 “这可开了眼界啦！”俺说：“原来文化大革命是让咱们红卫兵造反呀。” 司志达问：“你们看，咱们县‘8.25’事件，是甚的行为？” 刘美英说：“是革命的行动。” 张根德说：“不见的吧？我看是镇压群众的行为，是反动路线。” “是嘛，”俺挺佩服张根德的看法——这个同学不仅功课好，而且和大家相处得也好，是个有头脑的人，看问题尖锐，在俺们班里威信挺高。于是捩脸问身边的任海生。他一直观看外面的景致，只好问俺哥：“你说哩。” “这——美英，”成全问：“你看呢？” “这不好说，”刘美英说：“‘8.25’ 事件，是群众组织起来造反，揪斗黑帮的，斗得都是坏人，还能把甚也看成反动路线？具体人、具体事要作具体的分析。你说呢？” 成全说：“是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张根德皱着眉头说：“刘本芝从北京开会回去以后，就发生了‘8.25’事件，这事跟他有密切关系，那些组织揪斗的人不是走资派，而是群众——分析？要看站在甚的立场上，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难道说，哪些人不该揪斗吗？像那些地、富、反、坏、右——还有那些坏人，照你说来，俺能分析错吗？俺爸可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俺看嘛 ，首先得分析李树茂这个人，才好下结论。” 成全立即附和：“这是问题的关键。” “难道李树茂、李翔、郝维文——‘8.25’揪斗的那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吗？都是坏人？” 司志达说：“关键是看当时执行的甚的路线——” “路线？北京的工作组是不让造反，所以说反动，而‘8.25’，群众组织起来造反，他们揪斗人家，说成是黑帮，野心家，难道不是反动路线吗？” “如果‘8.25’事件是反动路线，”成全也皱起眉头说：“那样涉及到的人——” 张根德说：“可是，‘8，25’的大方向不是斗走资派呀，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 俺说：“就是嘛 ，应该看大方向——” 成全皱着眉头说：“难道说刘本芝是走资派？那可是个好人呀。” 任海生说；“别说了，你们看，北京的夜晚多美啊！那边，天安门前——高楼大厦，灯火辉煌，五彩缤纷——” 他来到首都之后，看到甚也新奇，一直嚷着要去游颐和园、逛故宫，在附中根本没心思看大字报，此时又被夜景迷住了，脸上洋溢出兴奋的喜悦——童心未泯，还在贪玩哩。 这一夜俺没睡好，一直想着张根德的话，以及“8.25”事件——那天像平地刮起龙卷风，立即席卷全县，突然揪斗了那么多的人，难道不是刘本芝指使的？难道是正确路线吗？ 八月卅一日，是俺终生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接待站的人通知俺们，让俺们准备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俺们。 当天俺们有50万红卫兵，列队浩浩荡荡地在雄壮的东方红歌曲中，经过天安门前，看到他老人家身穿军装，红光满面，摘下军帽，走到城楼角边，在蓝天碧云下向俺们亲切地招手，摆动军帽，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俺流着泪，尽量跳啊、喊啊，惟恐看不见俺——跳得鞋丢了也没发觉，俺们又到了天安门城楼前，对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举拳宣誓：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根德说：为了永远记住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一辈子保卫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从今天起我改名卫东，叫张卫东。 听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城楼上接见我们的代表时，说下去串连，要估计到阻力很大——他老人家问给他戴红袖章的代表：“叫什么名字啊？”“彬彬，文质彬彬的彬。”他老人家笑着说“要武嘛！”当天宋彬彬改了名字：宋要武——看来，斗争很复杂、艰巨。我想，张根德下决心，也要走这条路。我们为了表示不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信誓旦旦地说，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第二天，俺们听从任海生的提议，忙里偷闲，游玩了颐和园。任海生高兴得活蹦乱跳，爬上万寿山上放开嗓门唱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俺看他呀，对这次运动的严峻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他爸现在在家歇着不是当权派，心里没忧虑，就知道贪耍。 张卫东好像来过似的，挨着俺指指点点，还讲了好多有关宫庭里的故事哩。 第三章 爷爷—— 一天，俩个孙子突然归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衣裳？兄妹二人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成全瘦了些，但长高了；成婧留着两个小丫辫子，红润润的脸儿，一进门就嚷着：“爷爷，俺们见到毛主席了！” 听到这个喜事，多少天来的担忧顿时云消雾散，本来一肚子的火气也消了，哪还好意思责备？连忙问询经过—— 看着成婧那红光灿烂的脸儿，听着那激昂的话声——深深地感染了我，为她的幸运感到自豪。 然而成全却变得深沉了，进门之后，一直坐在床边皱着眉头深思。 忙问：“怎啦？你没见到毛主席？” “见到了，我感到我们的肩上的担子太重，恐怕——” 成婧扫了他一眼，撅着嘴儿打断他的话：“要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有毛主席作后盾，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你把事看得太简单了——” 成婧以为他胆小怕事，瞪着眼儿呛他：“还没有行动，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哪里像个革命者？简直是懦夫——” 此时她爸爸开口了：“我说，你哥考虑的也对。办事要看具体情况，要考虑后果。根据我们在县委座谈学习《十六条》的精神，对照咱们县里的具体情况，大多数同志，特别是中层干部，一直强调说县委是个革命化的班子，刘书记是好书记，去年还上报材料，说他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哩——根本不是甚的走资派——” “是呀，刘书记是好书记。”我怕孩子们不了解情况，打断满林的话：“咱们县自古以来，地势就是北高南低，平川的十几条河流，造成天旱无水，雨涝成灾，真是‘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冬天闹饥荒’好多村是十年就有九年旱，雨涝遭水灌。刘书记，那时是县长，提出‘开新路，阔旧道，砍头去尾兴水利’的规划，找省委，寻地区，拨下来巨款，领导全县人民在磁窑、瓦窑河滩上，大干了七天，疏通了河道，除掉了多年来的水害。全县人民无不拍手叫好。可刘县长，并不满足，一心想得是老百姓的生活，提出了变水害为水利，说抓住了水就等于抓住了粮，又找上级拨款建成两座万亩高灌站，使得平川好多旱、碱地变成水浇地，全县人民哪个不拥护他呀——” “正因为这样，”成全扫了他妹妹一眼说：“我才感到难——” 成婧哼着鼻子嚷：“好书记？‘8.25’事件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错斗了哪么多的人，能说是好书记？他，为了自己，把好多人打成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心也太狠了，能说他好吗？他当官不为民着想，根本不考虑后果，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她爸爸说：“批判？哪伙人？特别是那些中层干部，那些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科、局长，害怕丢官，要死保刘书记，就凭你们几个学生？能批判了？你看‘8.25’的那天，那些人的那劲头儿，多凶狠——” “因此说，”成全说：“阻力太大，弄不好会闹出事的。再说，刘书记确实是个好人，61年在成村二姨家下乡，看到全村人饿得连路儿也走不动，下令砍掉五百亩苇子地种上了粮禾，还让社员们在河滩里开了五百亩荒地，三年不征税，救活了不少人，至今人们还在感激他哪，我们还能因为‘8.25’一件事，就打倒人家？看问题得全面，不能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要实事求是嘛 .” 他爸说：“刘书记确实是个好人，有一次我跟他下乡，在十八盘山路上，遇见一个老汉担得两口袋山药蛋，压得腰也直不起来了，他看得心疼，上前替那老汉担了二里地。这能说他心里不为民着想？三年困难期间，他以身作则，下乡跟我们一起吃食堂，社员一顿吃两个淀粉窝窝，他也只要两个，从不多吃，有的伙夫看他劳累过度，黑夜还加班写报告，瞒着众人偷偷给他送去饭，都被他拒绝了。到后来也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更让人感动得是，他的那些子女们，因为饿得慌，还给他在门上贴了大字报责问哩。因此人们说‘能嫁个事务长，也不嫁给刘县长’，能说他不是好书记？” “可是‘8.25’，他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婧急眼儿了：“今番要看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要讲路线、看大方向！”她转身问他哥：“你是怎样忠于毛主席的？忘了在天安门前宣的誓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头可断，血可流，批不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罢休。” 我接着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何必——” “爷爷，你是怎样理解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我——”看来：有毛主席的号召，要想阻止她参加运动，是不随潮流，是枉费心机，只好说：“看形势的发展吧，到时候，要随大流——” 此时老伴儿进屋说：“别嚷了，快吃饭哇。” 自此，我忙于诊务，两个孙子整天的在学校，有时到晚上十点多才回来。儿子看到好多干部不下乡了，也待在锅舍，经常到街上看大字报，观察形势的发展，好决定参加那个组织。 这个时期医院挺乱，以外科吕世魁为首的“8.25”受害的人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另一部份人成立了“澄清”组织，对“8.25”事件和医院这些年的成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忙于写大字报，无暇顾及病人，而门诊病人骤增，大多是从大城市遣送回来的“黑五类”和历史不清、思想右倾、有海外关系、出身不好、工作上犯过错误的——就诊时发现多数是半剪头，或涂过面，或挂过牌，或戴过纸帽子的人。因为回村受不了劳动监督管制，思想上受了刺激，得了病求诊来的。作为一个医生，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我不敢轻视他们，因而找我看病的特别的多，忙得够呛，根本没时间询问学校里的事。 及到知道时，两个孙子在校已参加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组织，都指责对方是保皇小丑，自称是响堂堂的造反派，成天的辩论不休。 这个时期随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好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阐述，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斗争的矛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县份里当然是指县委、人委的主要领导，因而那些人委、县委曾经喊过刘书记是好书记的人，虽然在“8.25”也上街揪过野心家、阴谋家，此时也纷纷表态：坚决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派。好多中层干部为了个人的利益、地位也不再坚持先番*的观点了，极力把自己也说成是造反派，贴出了不少揭发、批判的大字报。 唉，人心不古啊——在这个世上还能不讲良心？忘了那饥馑的日月！ 如此看来，争做造反派已成了定局。 两个孙子有时竟然在饭桌上辩论起来，争吵得不可开交。 我不了解情况，问成婧：“你们学校有多少组织？” “大小三十多个哩。” “怎的这么多？观点不一样？” “不一样，各有各的看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总的说来分保皇派和造反派。” “保谁？反谁？” “当然是成支书、郝校长啦。” “为甚要反他俩？” “这些年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 “这些年来——不执行行吗？他俩能做了主吗？要知道他俩不是制定政策的人啊。” “从他俩开始批判，让他俩交待，一级一级地追查。” “追查到哪一级了？” “文教部、县委。” “刘书记的闺女参加的是哪个组织？” “俺哥他们的。” “那么任书记的儿子哪？” “他么，还没表态哩。” 我捩脸看成全，他急忙申辩：“他们的组织，成份不纯，好多是家庭有问题的，不是他们家爹，就是他们家爷爷有过历史问题，是大杂烩 .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哼！有失身份哩。” “是不是他们家大人，在‘8.25’挨过斗？” “不能说是全部，但占绝大多数。” 我已猜测出个大概。晓得这场运动，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只好劝道：“要随大流啊，不要坚持己见。要跟上大伙儿走——” “就是嘛 ，革命不分前后，反戈一击有功。欢迎参加俺们的组识。” “哼，谁是谁非，咱们走着瞧。” “爷爷，”成婧压低声儿，神秘地说：“俺哥，鬼迷心窍啦。刘美英，人武部刘科长的千金，她要是不退出他们的组识，俺哥还能——” “你胡说些甚？”成全红着脸说：“看我撕你的嘴！” 啊！原来如此？怪不的从北京回来就忧心忡忡，经常的皱着眉头哩。不过我不好说甚，孩子大了，由他拿主意吧，还是那句话：“要随大流，即便有个长短，也不是少数人，将来不会受害的。但要记住：要出于公心，不可谋私，更不要出格，不要出风头——要知道：世上的事，向来是枪打出头鸟啊。” “爷爷，”成婧问：“你们医院成立了群众组织没有？有没有造反派？” “成立了，两派的人都差不多。” “你参加哪一派了？” “谁家也没参加。” “啊？要当中间派？要知道：中间派是站不住脚的。” “我一个即将退休的人，有必要参加吗？要我参加吕世魁的组织，虽然他是‘8.25’的受害者，可是作风不好，对方揭发他手术做的有问题，这几年就有七八例不该死的患者死在了他的刀下，我能参加他们的‘红旗’吗？说是参加”澄清“吧？他们那天在卫生部门揪得人也不少——” 成全插话说：“我在学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说是参加成婧她们的组织吧，可是那些组织里尽是捣失鬼*，不好好学习，特别是”驱虎豹“、”惩腐恶“的那些人，都是出了名的——” 成婧嚷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看大方向！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像张卫东，在俺们班常考第一，你能说人家是不好好学习？你这才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哩。爷爷，你这种思想——有问题，是拿着放大镜看人的缺点。”我微微一笑：“我这是拿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有甚问题？” “哪也不能不参加革命？”她噘着嘴儿说：“不参加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有哪么严重吗？等一段时间，再决定吧，不是说革命不分前后吗？” “你这是投机，观潮派——” “就你是革命派，”成全讥讽她：“黄毛丫头。” “你——” 我怕他俩吵翻了脸，急忙说：“我还是那句话：随大流——希望你俩也要识世务，识事务者为英杰，为英杰者能进能退不受其害。” *捣失鬼（捣蛋鬼） *先番（以前） 第四章 孙女—— “首都红卫兵”的三个大学生，还有省城工学院的组织“太工红旗”的，住在俺们中学串连，首都红卫兵梁耿，常与高六班“红旗”组织的人座谈，太原的也常找我们女生交换意见，因此我们起来造反了。高六班最先起来揪斗成支书、郝校长，成为全校公认的造反派。 就在这个时候，李树茂从北京回来了，在东门口的墙壁上贴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字报，立刻引起了全县人的重视，人们纷纷前去观看。 大字报从那“8.25”事件说起，联系到县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和人民日报社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干扰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具体表现——不到一天的工夫，就有三四十张大字报，贴在一边表示支持这个观点，要与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展开大辩论。当时，影响很大，就连那些外县来搞“四清”的工作队员，也纷纷发表声明，也要起来造反，扛上行李卷儿回本县闹革命去了。 俺们中学的红卫兵也赞同这个观点，张卫东他们发表声明：俺们的看法是“8.25”事件，是镇压群众的运动，是县委的主要领导人害怕文化大革命，是怕李树茂他们起来造反，因而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说人家是野心家、阴谋家、伸手派，是一起挑动群众揪斗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目的是想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免得烧到他们身上—— 有些组织立即表态：要与县委的一小撮走资派血战到底。从那以后，东门口就成为全县人民关注形势发展的要地，那时城门楼和城墙早已拆掉，是个十字路口，地面宽广，每逢元宵佳节，常在这里表演文艺节目，是最热闹地方。今番*常是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观看大字报。没几天，大幅标语上出现了：李树茂是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必须彻底批判！为此竟然辩论起来，吵得不可开交，破口相骂。 此时梁耿一直说，李树茂是县里的造成派，要俺们支持。 李树茂的大字报，毫无疑问，是一颗炮打司令部的炸弹，在俺们这个小县份的上空爆炸了——俺们好多组织为此叫好，为此呐喊，为此欢呼，俺们也要像北京的红卫兵一样：起来造反了，要闹它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样，在梁耿、“太工红旗”的引见下，李树茂经常来俺们学校活动—— 晚上俺爸回来说：“我们机关的人说了，办公室通过里查外调，有大量事实证明：李树茂是个三反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现予公布，希望大家擦亮眼睛，划清界线，进行批判——具体事实记不清楚了，大概内容是李树茂又名李密林，其父是一贯道的坛主，现查得道徒花名册上有：李密林，四岁。说明从小就加入了会道门，小学时加入同志会，是隐瞒历史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志愿军内的阶级敌人，转业后说了不少不满现实的话：说甚的地方上降级使用，是地方主义，对军队干部不信任，挑拨党政关系。特别是在”四清“工作队时，说四不清干部不一定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整了人家后又要团结，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人，打了又用，简直是耍人哩——” “你们机关的人，”俺哥和俺几乎同时问：“有甚的看法？” “说他‘四岁时’参加会道门？值得怀疑，说是混入军内、党内，当时有关部门把关那么严密？谈何容易？至于在”四清“时说的话，没有将话的内容全部公布，只说一部分是断章取义——可是那些中层干部，一口咬定是三反分子——” 看来，爷爷对于李树茂的历史、言行，不放心，害怕俺们上了当，影响了前途。他问成全他们有甚的看法？成全说，我们也收到那份材料了，我看他不是好人。又问俺，俺说李树茂和那些外地来的红卫兵，这些天常在俺们学校，与高六班的“红旗”来往甚密。俺们“丛中笑”组织的人问他。他不回避，却笑眯眯地瞅着俺们说，这是走资派们惯常使用的手段，不过这次搞得也太不高明了，说我父亲参加过一贯道，这我不否认，已经在历史自传内写明，但说是坛主，这可就日怪*了，那时候县里才有一名坛主，我们村子里满共才几个道徒，怎就会出了坛主？说我参加过同志会，那时是全班集体加入，是校长填的表，后来我才知道的。这已经在入党时向组织说明过，至于说四岁就参加了一贯道，这就更日怪了，你相信吗？哄鬼去吧！说得我们哄地笑了。 他却严肃地说，古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要想整人，总得找个理由啊，可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至于“四清”时说得那些话，村里的一般干部，不是支书也不是村长，有些手脚不干净的经济问题，你能说是走资派吗？何况我说得是弄不好就会给人一种耍人的感觉，这是我说的原话，而今他们却把“弄不好”三个字删掉，很明白，这是在陷害，好把我说成坏人，以便孤立、整倒。如果说这些“罪状”是三反分子，岂不成了笑话？那个首都红卫兵梁耿笑着说，不要辩了，你从四岁时就干起了反革命的勾当，“太工红旗”的人问：你哪时还吃奶不？还尿炕不？逗得俺们哄堂大笑。 李树茂笑嘻嘻地应承：啊？我原来是在娘肚子里就反动，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俺从四岁时就成了“三反”了。俺们听得捧腹大笑。 “大家不要笑，”司志达突然发问：“李树茂，你来，是不是想让俺们为你翻案？” 教室里顿时静哑哑的，无数双眼睛盯住了李树茂，他讪讪地一笑说：“翻不翻案，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8.25’那么多受害者的问题。通过北京上访，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我从小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当过兵，跨过鸭绿江，受过战火的考验，当然要紧跟毛主席。你们是毛主席检阅过的红卫兵，带有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我来，就是要同你们一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点儿力量，难道你们不欢迎吗？难道——” 张卫东笑着说：“只要批判得彻底了，你的反也就平了——” “要不这个‘三反’帽子，”他笑嘻嘻地说：“何时才能摘了？不过这次来，更重要的是想向小将们，学习造反精神的，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此见了面，先是称他李站长、或李主任，他说如今早没职务了，以后就叫我树茂吧。有位好说怪话的男同学，戏谑地说那就叫你“三反”哇，他也不怪，还笑着点头答应哩。 他一个卅五、六的人，当过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广播站的副站长，能和俺们整天厮混在一起，没大没小，有说有笑，没几天跟俺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好像是俺们的同学、大哥哥似的，谁还再怀疑他四岁起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那骗人的鬼话哩。 成全哼着鼻子说：“他这是煸动！别有用心。俺们‘路线’根本不买他的账。” 当时县里头儿们家的子女，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路线的组织（路线），不愿意多揪斗郝校长，与俺们经常的辩论，而且他们挺骄傲，瞧不起俺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嘛，好像俺们都是浑蛋，因此上对立情绪很大，见了面不是讽刺，就是漫骂。 这时，梁耿和“太工红旗”的人，将俺们好多战斗队、组织的观点，从求大同存小异的角度出发统一起来，以高七班“红旗兵团”为核心，当时数俺们的人多，还有初中的同学，将成支书、郝校长揪到一条长板凳上，回答俺们的提问，成、郝在众人的指责中，不得不承认罪状，表示愿意低头认罪—— 梁耿说他只不过是个执行资产阶级教育政策的小卒，还没资格充当走资派哩，要求俺们应该将眼光放得远些、大些，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纠缠，抓住不放。 俺哥他们的组织“路线”，看到连郝校长本人也认罪了，为了摆脱保皇派的困境，也将郝校长揪了出来批斗。然而已经迟了一步，俺们“红旗兵团”已经由头头任桂琴，带领杀向社会，提出了要揪出制造“8.25”事件的黑后台，支持李树茂、李翔等受害者，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县委、人委的主要领导人。 俺们“红旗兵团”的人兵分两路，和“驱虎豹”、“惩腐恶”的头头张卫东、司志达带领他们组织的人，列队到东门口讲演，与人辩论；俺们“丛中笑”和“春来早”的赵少梅专管写、贴大字报。 张、司二人嗓门高、口才好，能说会道，常常招来好多的人，围在他们周围听讲，有时遇到辩论的人，根本用不着李树茂出面，像“三反”问题，经不住他们的反驳，引得观众一片哄笑，弄得对方下不了台，恼羞成怒，动手动脚，台下司志达等人的家长、亲属，马上出面保驾。只是遇到县里一些重大问题时，李树茂方才露面，那些人哪里是他的对手？被他一个个批驳的体无完肤。 而俺和赵少梅的工作，竟管大字报写得好，有份量，然而刚刚贴出去就被那些保皇干将带领的人，组织了甚的“工联”、“农联”，用“李树茂造谣惑众罪该万死！”、“李树茂必须低下狗头认罪！”的大幅标语，一张一张地都给复盖了，气得俺和赵少梅直嚷嚷，而那些复盖者却嘻皮笑脸地站在一边讽刺、漫骂，有的还鬼眉溜眼地瞟俺们——讨厌死了。 回家之后，越想越气，不由地掉下了眼泪。爷爷劝俺快不要张贴去了，免得让那些人打了，然而俺却不服气，革命嘛 ，还能打退堂鼓？第二天又唤了好多男同学助阵，那些商业部门各公司的头头没水平，说话蛮横，常带粗话，常常让俺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在众人面前出丑，下不了台。可他们还不服气，又贴出大幅标语：“李树茂算老几？老子就要打倒你！”我们回敬：“你们的大方向又错了。”跟他们辩论，他们嘴上斗不过俺们，就采取卑劣的手段。俺们同学的一位哥哥，在离石工作回来探亲，路过机械厂门口，被他们误认为是俺们同学，竟然绑架到厂内毒打——可恶透了。 一天赵少梅让人家踢了几脚，双方撕打起来，要不是“太工红旗”、“驱虎豹”张卫东他们赶来增援，还要吃大亏哩。张卫东问：“没事哇？” 俺发现自从北京回来，他一直关心俺，常嘱咐遇事一定多加小心，生怕闯出祸来。 经过这样不屈不挠的斗争，俺们终于在全县掀起了风暴，引起了各机关单位组识的重视，承认俺们“红旗兵团”是造反派。俺爸不再犹豫了，也参加了县委和俺们一个观点的“7.1”兵团。更让俺们感到鼓舞的是那些受过省委迫害过的老干部、老革命、以前打过游击的，“十月事件”中的受害者（四清时，揭发出以晋中副专员任井夫为首的几个县委书记，文水张怀英、祁县王振国等人，因不满省委派藉专员到晋中。当时社会上流传：山西是太行的人晋东南的权。任井夫说晋中死得没人了，非得用晋东南的干部？于是地委整这些人，说他们是反党集团。交城有好多以前跟上任井夫打过游击的人也受到株连，此事发生在十月，故称之谓“十月事件”），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称俺们是革命的小将、红闯将，声讨“8.25”反动路线的罪行，批判“三自一包”、“唯生产力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前来跟俺们挂钩，愿意并肩作战，狠批人委、县委的走资派。 这个时期，俺哥也不去学校了，成天的待在锅舍，像秋天霜打的庄稼萎糜不振。俺爸心疼他，劝他退出“路线”，参加俺们的组织。谁知他还犹豫不决，整天的唉声叹气——俺看他呀，总是让刘美英给灌了迷魂汤啦，连革命的大方向也分辨不清了。 *日怪（奇怪） *今番（现在） 第五章 爷爷—— 一天晚夕，前任县委任书记请我这个老中医给他女儿看病。半年不见面，瘦得多了，下巴削瘦，额头上添了不少皱纹，而且气色晦暗。顺便，也让我看看病。号脉之后没发现甚的大毛病，只是肝气不舒，劝他注意休息，思想要开朗。他摇了摇头，说独自待在锅舍好闷人啊。我猜他是因为在审查“十月事件”中（我看过他女儿最近撒发的传单，述说他在那次会议上突然受到迫害的经过）受了委屈而苦恼。至今“十月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任井夫，认为他在背后揭发了不少问题，所以没有受到处分丢掉职务，不认为是受害者。可是事实上他也受到了株连，被调离了县委书记的岗位，委任了一个徒有虚名没有实权的西山工委秘书长，忧郁成疾，不去上任。 如今听说“十月事件”受害的人纷纷站了出来，带头造反——我以为他是懊悔当时没有主见，受到株连时，做过辩解，得罪了任井夫，感到孤立，思想包袱过于沉重，因而心里不安。我一向认为派系斗争是复杂的，如面临大河中的漩涡，常因言行不慎，甚至在前进中不知不觉就卷了进去，到斗争尖锐化时，哪里能跳出漩涡？也说不清楚原委，因而不感兴趣，也不怠多听——于是和他谈起李树茂的事。 他说这个人是个人才，写讲话稿、做总结报告，不打底稿，出口成章，很能干。“四清”时一直在我身边工作，所以在任时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可能是因为我任命的，本人又有些傲上，说话直爽，讲了些过头的话，他们对他不放心，因此“8.25”拿他开刀，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今番看起来，确实是受了冤枉—— 后来谈到批判“三自一包”，他叹了口气说，这是当年上面制定的政策，不执行行吗？今番批判，不能全推到老刘一个人身上，因为那时他是县长，而我是第一把手，主要责任还是在我身上。这些天因为这个问题，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准备检讨接受批判——要不，心里不安哪。 啊？原来是因此而病。凭良心说，大跃进之后，出现的大灾大难的年景饿死了那么多的人，眼看死亡率大大地超过了出生率，遍地是饥馑、灾荒，要不是有了“三自一包”、允许开小块地的政策出台，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亡种灭族，这个政策明明是救国救民的好政策，为甚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呢？看来经过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人们都惊怕了，为了紧跟形势都学会了瞪着眼儿说胡话，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封建社会尚且需要有直言不阿的谏议大夫，难道如今就没有一个组织，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句良心话吗？看来，这官不好当啊，不禁产生了同情，恻隐之心，然而，作为一个医生，哪敢侈谈这些事？只能从治病的角度上出发，安慰几句而已。 他女儿患得肺热咳嗽，在锅舍已躺了好些日子，开了方子，连忙告辞出门。 过了几天，在街上遇到任书记的儿子向我问好，我看周围没人注意，悄声嘱咐：“海生，听我的话，在学校里不要参加任何组识——要回避运动啊。不要给你爸爸添麻烦了。” “哼，‘红旗兵团’的人骂我，我还能不还口，让他们欺侮吗？” 此时看到有人走来，为了避免是非，哪敢多谈？便慌慌张张地走开了。 下头场雪的时候，“红旗兵团”、“太工红旗”在县委、人委门口贴出了勒令，限刘本芝、常好元，雷宝贵、还有那个侯部长——就因为那次会上说海瑞是好官也逃不过罪责。晚上八点到大礼堂听候质询。那天是十二月廿七号，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去了，我从医院下班后，也在冷浸浸的夜色里，踏着厚厚的积雪去观看。只见里面灯光辉煌，座无虚席，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静悄悄的，气氛很严肃。 后台是首都红卫兵的三个大学生、“太工红旗”的七八个人坐阵，前面是李树茂、“红旗兵团”的任桂琴及各组织的负责人，我们家的成婧也在内，还有“十月事件”受害的李高，正在台上交头接耳，交换意见。环顾台下，哟呀！县城里好多组织的头头脑脑差不多全来了。 会议由张卫东主持，带大家学习了几段语录，由司志达宣布了大会纪律后，张卫东一声大喊：把他们带上来。刘本芝官架子还没倒，背抄着手站在台前，常好元和侯部长则是一副屈怜怜的样子，低下了髑髅*. 这个会也叫“拚刺刀”会，张卫东开门见山问刘本芝：“《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是你主持制定吗？” “是。” “在甚的主导思想下制定的？” “根据省、地委的精神制定的。” “‘8.25’事件是谁挑起的？” “这——是群众组织发起的。” “揪野心、阴谋家、伸手派，你没有幕后指挥？” “没有。” “那么，‘8.25’那天，商业部门开会时，预先就带上了纸帽子去了，是准备给谁戴？” “这——我不晓得。” “事先有没有拟定的名单？” “没有。” “哪么是谁搞的？” “我——不清楚。”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违背《十六条》的精神，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当时不知道，现在明白了，是起了那样的作用。” “有人揭发：你说李树茂等人是危险人物，得先把他们镇住。你说过没有？” “这——” “难道揭发你的人是瞎说？” 台上的红卫兵突然大喊：刘本芝必须老实交待！刘本芝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刘本芝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刘本芝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本芝必须低头认罪——台上台下像连珠炮似的向他轰去，他看到群情激愤，只好低下了髑髅。 在这片叫喊声中，而我听得十分刺耳的是成婧那尖利的嗓门。 这个张卫东是谁家小子？人不大，倒有点斗法。看他上身穿着黄军衣，领口上的风纪扣扣得严严的，下穿蓝裤子，头上端端正正戴着军帽，胳膊上别着红袖章，威武而严谨，秀眉俊眼，一表人材。此时听得他问：“刘本芝！你承认不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过”三自一包“没有？是‘唯生产力者’？” “推行过，但我是执行者——” 有人突然大喊：“把任有保也揪出来！” 台上的红卫兵转目注视李树茂。他眨巴着眼皮说，“今番先让他交待‘8.25’事件的具体部署——” 常好元是“四清”以后才调来不久的县长，对张卫东、司志达的提问有问必答，并且表示有责任、有罪行，愿意低头认罪——对雷宝贵、侯辅邦则没有多问，会议一直进行到十一点多钟方才结束。 回家后我立即将成婧叫住：“你今天的表现很不好——” “怎啦？” “就数你喊得高——出格啦！” “大家喊，俺能不喊？”她顽皮地冲我笑着说：“俺这是随大流哩。” “一个女孩儿家的，尖声怪叫的，成何体统！” “以后注意就是了。爷爷，你有甚的感想——要站在哪一边呀？” “我嘛，要我批判刘书记？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要我反对李树茂？他是紧跟毛主席的造反派——他们都是好人，我——你们让爷爷说甚好啊——以后再说哇。” “爷爷，”成婧嚷：“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成全冷泠地说：“典型的老好人态度——” 满林吆喊：“甭说了，对爷爷，哪有这样说话的？” 我看着两个孩子嘟囔着嘴巴，不禁摇头——真拿他们没办法啊！ 第二天清早，好多单位的人冒着雪，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炮轰、火烧、揪出、打倒刘本芝、常好元、雷宝贵、侯辅邦，宽阔的马路上，白皑皑的雪地里，那粉刷的墙壁上墨写出的字迹尤为醒目。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大家擂，将他们先番所做的业绩说得一无是处了。 我们医院的“红旗”，写得更上纲：刘本芝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心里明白，水大夫那年去“千头猪场”劳动就是刘书记（当时是县长）命卫生局长令他去的，如今是趁此机会公报私仇。 到了廿九号，那些造反的组织宣告在革命的斗争中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联），他们是以中学的红卫兵、小学教师、大多数“8.25”受害者，以及城关六街的部分农民组成的。从此，大街上天天有“红联”的大字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一天，刘美英到我们家找成全来了。这孩子有十八九岁，生得苗条、秀美，走路儿轻摇细摆的，是个有心计的闺女。那白嫩的脸儿上，一双明亮的眼睛，常含着笑意，让人感到亲切——怨不得成全听她的话呢。一进门就问：“怎的不去学校了？” 成全看到她登门来访，先是惊喜，眼神发亮，然后让座儿说：“唉 ，想不到郝校长竟是一个脓包，让批斗了几次就下了软蛋，承认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下子就把咱们出卖了，弄得咱们成了保皇派，没脸见人，让”红旗“的人嘲笑、讽刺——” “这有甚见不的人？俺原来劝你不参加”惩腐恶“而要保他，是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印象，高考时能给咱们个好的鉴定，今番看来没指望了，那就算了。咱再想别的办法——” “别的？”成全摇头说：“能有甚办法？” “看你这悲观劲儿——哪还能办大事？” “我——看不惯他们那得意劲儿。” “唉，办事还能没挫折？”她悄声说：“在学校错了，咱们不会杀向社会？如果在社会上站对队了，学校照样会给好的鉴定。” “社会？”成全惊异地问：“矛头指向谁？” “看你成天的待在锅舍，一点儿也不了解情况。” “让我跟上‘红旗’的人，去批刘书记的‘唯生产力论’？咱不干——人活的总得掏良心啊，那几年要不是刘书记他们大力提倡刨小块地，实行‘三自一包’，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哩。” “好，”她乜斜了一眼，笑着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有这种看法，只要咱们坚持下去，最后就会胜利。” “可是这几天——” “革命，还能只看眼前？”她凑近身子压低声音；“俺听俺爸说来，他们政委、部长都认为刘书记是好书记。现在部队不能介入，但早有观点了。刘书记手下，从运动开始，就由他爱人樊花明出面，组织了一个由商业、财贸系统组成的组织，大多是63年从部队转业下来的，由张耀光为首，要豁出命来死保刘书记。只要一声号令，就能出动。像”工联“、”农联‘他们出身好，很有组织、纪律性，人武部近来要在这个基础上，在社会上搞一个范围广泛的群众组织，初步拟定叫“工农商学兵什么指挥部”，专门对付“红联”、李树茂他们的，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好人对坏蛋的生死斗争。在这大是大非的时刻，咱们应该挺身而出，俺来，就是和你商量，快回学校把咱们的人召集起来，到时候去指挥部挂钩——“ 成全眼神发亮说：“在社会上，有广大的工农群众支持，咱们总能取得胜利。”一扫愁容，跟上她出去了。 唉，成全好不容易脱离运动，又让她拉进是非之地了，真让人担心啊！ 成满林回来说：“乱了套啦，刘书记天天让他们叫去责问，县委连正常的事务也不能处理了。两派尽忙着写大字报，根本不管政务。让人家北京来调查材料的人，等了半天也没人接待——真的成了无政府状态了。” 我没好气地责备：“你还是好好地管管你那两个小祖宗吧，尽在外面招惹是非。” 这年的元旦，过得很不愉快，两个孙子坐不到一块儿，在饭桌旁吃饺子的时候就辩论开了。成全从学校回来之后，又来劲了，一心想说服成婧的组织“丛中笑”，不要在社会上挂钩，免的上当受骗。成婧说她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遵照《十六条》行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成全说社会上组织不纯，坏人多，跟上他们揪斗好人，会引起民愤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爸爸怎的劝说也不听，最后生了气，不准他俩张口。可是两人根本不服管教，各自挟上饺子，端上饭碗到各自的房间吃去了。 没多久，成全参加了“交城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他们的成员吸收的都是出身好，平时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尤其是各指挥部（商、工、农、学）的头头，全是根正、苗红、参过军，堪称优秀分子组成的，最初成立的时候，据说家庭成员稍有说道的也不吸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的接班人。 这样两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街小巷到处是大字报、大幅标语：“红联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总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时不时地还聚在东门口进行辩论，有时竟然吵架、动手动脚的。两个孙子在家一见面就吵，我上前劝道：“不要嚷了，你们两派争论的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短处，无限上纲，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事物——” 成婧说：“你这是搞折中。” 成全说：“你这是搞调和。” “我这是客观分折。”看来，这俩个小东西在锅舍也要造反了，顶得我很生气：“我这是毛主席一分二的观点。”由不得也跟他俩辩论起来了。可是面对这些钻了牛角的人，他们根本听不进耳朵里去，嘴上没词儿了，可心里还是不服。 在东门口辩论时，“总指”的人哪里能说服了这些伶牙利嘴的学生？他们大多是被领导动员来的，有的是怕人说逍遥派、不革命参加组织的，还有的认为这是坏人造好人的反，听说县委出了野心家、阴谋家、黑帮，坏人要夺好人的权。根本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是要干甚的，有几个矿工被学生们辩得哑口无言，受到嘲笑、起哄，不禁恼羞成怒，竟大骂他们是黑五类、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出来造反，有的还出手打人——惊来好多农民，看到自己的孩子挨了打，立刻上前还手，混战一场，双方都有人挨了打。 当天夜里，首都红卫兵的两个女生，突然失踪了，吓得好多学生晚上躲在锅舍，不敢一个人出门。大街小巷一片漆黑，静悄悄的。 李树茂立却组织人马寻找，同时大造舆论，在街上贴了好多的巨幅标语：“总指”绑架首都红卫兵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深更半夜闯入女生宿舍是流氓、土匪——顿时激起了民愤，成群结伙的人找上“总指”的门要求马上放人。后来“太工红旗”到省城火车站寻找的人回来，方知是“总指”的人将那两个女大学生连夜押送上火车，辇回北京去了。 这种愚蠢的行为，激起了红卫兵更大的愤慨，认为这是理屈词穷，穷凶恶极的表现，惹得那个首都红卫兵梁耿和“太工红旗”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与“总指”这群暴徒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回北京、省城。 元月中旬，“红联”将斗争予头直指县里的主要领导人刘、常、雷，而“总指”的头头为了不让“红联”的人揪斗刘，逃避运动，亲自保驾，一夜转移一个地方，后来竟转移到武装部县中队，用枪杆子保护起来。这些举动，让好多居民看见，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妇孺皆知，人们纷纷议论，这与毛主席的号召背道而驰—— 从此，东门口的巨幅标语、大字报越来越多，不是抗议，就是谴责。辩论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动不动就发生了殴斗的事件。 这期间，“红旗兵团”的人还把前任书记任有保也揪到中学，听说他只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是第二天放回去了。我问成婧，她说是因为任海生跳得高，参加了“路线”，都说他是保皇派，引起大家的不满，于是就把他爸爸揪到学校批斗。我问怎的又放回去了。成婧说她也不清楚。 我又问；“为何把雷宝贵也揪了出来？他是纪检委书记，是管党纪的，难道也——” 她说：“他是二线人物。刘本芝、侯辅邦是一线的。准备在一线垮台后接班。” “有罪状吗？” “俺——也说不来。” “尽胡闹！乱揪乱批。” 上海夺权“一月风暴”的消息，传到县里的时候，两个孙子常常到晚上十二点多还不回家，害得我们放心不下，常常出去寻找。 一天夜里找到中学，发现各个教室的窗口映出雪白的灯光，寻至实验室的大教室，只见李树茂、梁耿、张卫东、司志达还有好多机关的人在里面开会，不便进去，喊出成婧。她见我满脸的恼怒，神秘兮兮地说：“你先回吧，俺们有要紧的事商量哩。” “甚的事？一个大姑娘的，深更半夜的不回去，像话吗？” “爷爷，”她撒娇赌气地说：“你先回，待会儿——” “那好，我在这里等你的。甚的事非得在这个时分——” 她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兴奋，用手掴住嘴巴就在我耳朵上，悄声说：“俺们在讨论夺权的事哩。” “夺权？夺谁的权——” “快别问了，”她向四周瞧了瞧说：“这是绝密，你可千万不能告给俺哥呀。” 那天晚里，天寒地冻，寒气直浸肌骨，冻得我的双脚都麻木了，一直等到凌晨两点，他们方才散会。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廿三日，人武部宣布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成全高兴得告诉我，部队就要支持“总指”了，首先要军管学校，他们就要接受军事训练了。我看到成婧整天的不归家，估计有大的行动，怕发生意外，不准他去学校，好好在锅舍待着。他不理解我的好意，竟然说我是“封建专制”。 又去找成婧，想把她也拉回家。她说李树茂估计到人武部的人要支持“总指”，想来个先下手为强，今晚上要夺取舆论工具，先从广播站开始—— 我让她回家，她死活不听，说李树茂已经和广播站的人打了招呼，广播站的人除了新上任的站长外都是我们观点的，肯定不会发生武斗，只是走个过场。我一再嘱咐凡事不可往前跑，她一口答应，说让我放心好了，说张卫东会送她回家的。 这天夜里十点多钟，县有线广播的喇叭里突然传出一阵锣鼓声，一片欢呼声，宣布“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已经把走资派掌管的宣传部门——广播站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取过来了，从此时起广播站归我“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掌管，紧接着便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随后是成婧用普通话播放了向毛主席报捷的全文。成全听得有气，一把拽断了线路，向我嚷道；“你——压制我革命，支持她造反？偏心眼！” 谁知到了第四天头上，有线广播的喇叭里面，有两人先后声嘶力竭地对“红联”、李树茂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污蔑、漫骂，使我们大大地感到惊讶、诧异，后来仔细一想，晓得广播站出了事了，方要前去看望，却见张卫东搀着成婧（她头上缠着绷带）哭着回来了，说人武部的部长带领“总指”的人，从他们手中将权夺走了，说他们不经人武部的批准，夺权是反革命的行为。那些“总指”的人见俺们不给开播音室的门，砸开门挥手就打人——说着气得直哭。我看到伤得并不重，抚着她的髑髅劝道：“以后别再跟上他们闹了，免得吃大亏。” “这哪里是在支左？简直是支右，在支持走资派！” 成全冷嘲热讽地说；“这点轻伤算个甚？往后再去跟上疯子耍土土——” “甚的部长？”成婧气愤地嚷：“镇压红卫兵，不准俺们造反，是——混进军队里的走资派，俺要到北京告他的状去！” “哼，三支两军是毛主席给的任务，人武部支持我们自有道理——” “都给我住嘴！”我看成婧气得急眼儿了，生怕再说出没天没地的话，传到人武部去惹出祸端，大喊；“从现在起，谁也不准出门！” 这时，满林两口子闻讯也回来了，看到宝贝闺女让人打成这个样子，她妈心疼地坐在身旁抚摩着她的脊背问：“疼不？有部队在跟前，还让人打了？这部队是干甚的？支持打人——” 满林看到成婧哭得泪人儿似的，不禁冒火：“我去问张部长去，这就是他们支左的大方向？” 我拦住他说：“别去，这又不是寻常的吵嘴打架，这是反夺权，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行动。你不是白去。以我说，还是把他俩管住，以后不要再出去了。” 满林说；“以后，你俩就不要出去了。听我们机关‘7.1’的人说；人武部和县委的领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早就恨死你们”红旗兵团“的人了，今番介入了，正想找你们的岔儿出气哩。就凭你们几个学生？还不吃大亏！常言说的好，秀才遇见当兵的，有理说不清——只有挨揍！” 成全不服：“爸，别瞎说，他们是子弟兵哪能打人？” “他们不打人，晓不的指点上人打？这不，成婧就是例子。” 我看到张卫东告辞出门，锅舍没外人说：“他们争权夺利，咱们犯不上为他们卖命。” 成全不怠听，赌气出去了。 此时，李树茂、梁耿、司志达带着好多的红卫兵进来慰问成婧，李树茂看到我啊了一声：“原来成婧是你孙女？” 我点了点头，请他们坐下。 这个精猴儿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我们，摇头说：“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野蛮。我当兵的时候，上级教导我们对老百姓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想不到张部长把这个传统也丢了，竟然眼睁睁看着矿工打学生，这笔账，将来一定的和他们算。” 梁耿说：“这是只许他们放火，不许咱们点灯。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有理。而他们却不许听毛主席的话，不许红卫兵起来造反，这是在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来肯定没有好下场。” 李树茂点头赞许：“‘毛主席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总结。根椐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他们以前和走资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哪里会有好下场？” 司志达对成婧说：“咱们‘三反’说得对，希望你要坚强些，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儿挫折吓倒。” “他们是纸老虎，”梁耿说：“不要怕。” 李树茂笑眯眯地说：“哪会呢？成婧是最早起来造反的——满林，你养了个有出息的好闺女。” 这个李树茂果然是个伶牙利齿、聪明过人、乖巧的人物，善解人意，怪不得几天就能把好多组织的观点统一起来，带领他们杀向社会哩。 我本想反驳几句，可是听他们说的都是大道理，而且都是毛主席的原话，又是来慰问的客人，碍于熟人不愿伤了情面，不好意思开口——想说他是利用红卫兵为他翻案。成满林只是苦笑地说：“总指”的人野蛮透了。“ 儿媳妇恼恨恨地说；“这些人，不得好死！” *髑髅（脑袋） 第六章 儿子—— “红联”夺权失败之后，召开了紧急会议，我们县委干部组织的“7.1”兵团的人也去了。地址在拖拉机站的会议室。 李树茂认为“红联”的队伍还不多，仅有学生、“8.25”事件大部分受害者、一部分机关干部以及城关的大部分农民，还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向城关的各个单位和广大的农村发展，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而发展的主要办法就是要执行毛主席有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且在二月九号创办了一份《不怕死》小报。揭露“总指”真保皇的老底儿。 会后每人一本《十六条》、毛主席的语录和小报，大批红卫兵、干部纷纷下乡，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里宣传，鼓动起来造反。我们这些人的干劲发至内心，而学生的联系面又非常的广泛，没几天，就有大批农民、基层干部进城要求加入“红联”，其中尤以那些在抗日战争打过游击、解放战争支前的民兵人数最多，因而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而“总指”的策略却不高明，也办了一份《千里眼》的小报，几个文人专门收集加入“红联”的人的出身、历史，以至祖宗三辈的情况，挖空心思，鸡蛋里面寻骨头，将三、四百人点了名，说“红联”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是地地道道的坏人窝，更可笑的是为表白他们组织的纯洁性，将不少出身不太好，抱着观望态度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人也说成是“红联”的干将——这无疑地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激起了这些人的无比愤慨，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全心全意地加入“红联”，使得“红联”的人日益增多，每隔一段时间便排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进城游行示威。 “总指”为了扩大组织，放弃了最初成立的原则，吸收了刘书记任命的不少中层干部、部队转业到地方上的干部、各机关厂矿被揪斗过的第一二把手，以及拥护他们的大批工人，还有一些傍虎吃食的势利居民——尤其是那批63年转业的干部，委以重任，担任各指挥部的头目，亲自带人上街，一个个横眉竖眼，杀气腾腾，看到“红联”刚贴出得大字报，浆糊还没干，就用大幅标语复盖了，蛮横无理，引起好多人的不满。 后来，为了适应形势，看到全国各地的机关厂矿都在揪斗一二把手，造反是大势所趋，他们也不甘落后，也在批斗会上喊出了打倒刘、常、雷、侯的口号，有些指挥部为了洗清保皇的嘴脸，表示他们也是造反的，表现得格外凶狠，竟对常、侯进行了漫骂、侮辱，动手动脚—— 然而李树茂斗争的矛头一直是对刘本芝的，批斗之后张卫东、“太工红旗”的红卫兵勒令刘本芝抱上一捆《不怕死》报在东门口出售。刘只好纡尊屈节，穿着军大衣站在冰天雪地里卖报—— 自此，刘、常、雷、侯成了众矢之的，不是“红联”揪斗，就是“总指”批判，整天的栽成喷气式低头认罪。 我家老爷子可怜他们，说他们都是快五十多岁的人了，在台上一站就是三、四个钟头，下的台来连腰也直不起来。我说他们当官做老爷的时候，多神气？动不动就训斥我们下面的人，如今煞煞他们的威风，打打他们的官气，有何不可？老爷子气呼呼地责问：“难道刘书记也有官气？让刘书记卖报？亏你们想得出来，我看不惯！” 是呀，这些红卫兵的行为也太过分了！ 就在这个时期，两个孩子在家又待不住了，常常乘我去听“7.1”兵团的报告，偷偷地溜了出去，去参加他们各自组织的活动。 孩子们都长大了，让他们也经风雨见世面去吧。要不，听上他爷爷的话——哪将来还能有出息？成不了蒯气* 蒯气*（气候）。 第七章 爷爷—— 一天，我在医院中医门诊部接待患者，人武部的郭参谋来看病，我说你们支左这么忙，还有工夫出来？他说部里的人有的忙，有的闲。咱因提供的意见不合部长的心意早靠边儿——歇了。我给他号脉说歇了好啊，对病有好处。他不满地说好甚？气得病又犯了。我笑着说工作上的意见不同，犯不着生气。他哼着鼻子说，这是有关方向性的大问题——支左嘛，还能带着老眼光看新生事物？看不惯“红联”的行为，支持“总指”，不整走资派，专整群众—— 如此看来，人武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分岐意见。我说这可是方向性的大问题啊。他说：李翔 、张卫东这些人是走资派？一直整人家的材料—— 我给开了药送走他后，不由地想起了这两个人。 张卫东就是那个绕着圈儿责问刘本芝的红卫兵，在大会上提问“8。25”事件的经过，突然揭穿刘本芝点名游斗野心家、阴谋家的中学生。 李翔是县委办公室的笔杆子，以前写过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十大罪状的人，“8。25”事件中挂得阴谋家纸牌子游街的一般干部。 回家之后，马上警告两个孙子、满林少跟这些人来往免得受害。 不出所料：2月29号，“总指”在人武部的支持下，一举夺取了公、检、法的大权，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紧接着借口李翔贴出的大字报上有反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又说是“山大88”骨干分子，戴上手铐，投进了监狱。 这张大字报我看过，原文是——这种情况如果不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贯彻落实——其间的标点符号（，）被对贴得另一张大字报遮没了。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言论。后来得知：所谓骨干分子。只不过是李翔曾去“山西大学”要过几张传单而已。 张卫东头脑灵活，反应敏捷，看到情况不妙，连夜冒着寒风，只身逃出县城到北京告状去了—— 同时还抓了“红联”的一个下属的组织：“红旗军”的三个骨干分子，因为该组织是中央下令取缔的，不准退伍军人结伙组织，因此大造舆论说“红联”也是坏人成立的组织，必须坚决打击、取缔——没几天功夫，造成“红联”也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 那些天，全城气氛紧张，东门口空朗朗的，没人敢看大字报，更没人敢辩论去了。到了晚上，高高的电线杆下，暗淡灯光下，只能听到电线发出呜呜呜凄厉的声音。 两个孙子在家辩论，成婧说是白色恐怖，成全说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嘛，对阶级敌人就得坚决打击——我好不容易吆喊住，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成全回敬说是对坏蛋实行专政，并且警告：这仅仅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哩——吵得烦死人了，不得已将他俩轰了出去。 成全办事有主见，根本不把我的劝告放在心上，加上这些天形势对他们的组织有利，瞒着我和他爹妈，和刘美英一道参加了“总指”成立的文艺宣传队，整天在外活动去了。 3月1日，阳光刚射进窗内，满林穿戴好衣帽才要去上班，只见成全拦在门口说：“爸，你今天就不要去了。” “为甚？” “不要问了，”成全一副大人像，严肃地说：“让你别去，就别去。” 满林不满地说：“我不管你们就罢了，倒反而管起我来了？” 成全抱住他爸的腰嚷道：“你听我的话吧，去了， 要吃亏的。还有你，成婧你也别出门。” 我看他急得眉眼都错位了，也劝说：“不去，就不去吧。” 满林只好作罢，问我：“不会是——他们要夺权？” “不可能。”我说：“按照中央文革的要求，夺权必须是在两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要有革命干部、群众、军队的代表，得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咱们县现在的这种情况？哪里具备了——成全，不会是夺权吧？” 他连连摇头否认说：“不——反正你们最好不要出门。” 我说：“不成，我的去门诊上班。” 成全堵在门前，眼神里充满央求：“不要去——” “那我也得去请个假呀。” “今儿不去，不会有人见怪的。” “好吧，”我看他说的这样认真，估计有大的行动说：“今儿咱们全家不出门，都在锅舍待着。” 到了上午十点钟，有线喇叭里突然有个尖利的嗓门宣布：“现在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总指“在人武部的支持下，一举夺了县委、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打倒刘、邓，打倒卫、王、王，打倒任、王、张，打倒刘、常、雷、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惊得我们目张口呆。我刚要询问成全时，他已经跑出去了。 成婧恨恨地说：“这是假夺权！” 满林说“简直是胡闹！还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唉！我说；“你们太书生气了，他们急不可待，哪能等到大联合——看来，成全这孩子还有心计，要紧关头上，胳膊肘儿还是向里拐，生怕自家人吃亏——毕竟是亲骨肉啊！” “不行，”成婧急得就要出去：“跟他们辩理去——”我一把拖住她：“你疯了？就凭你一个人？从今番起，咱们谁也不准出去！” 一直到十二点多钟，听到街上一片“打倒”声音，我才放他父女俩出去，跑到大街上，只见“总指”的人手拿木棒、铁棍上插着木牌的标语，浩浩荡荡地列队押着刘、常、雷、侯游行示众—— 从这天起，全县各单位、机关、厂矿，乃至公社、大队，刮起了夺权的风暴，好像所有这些单位以前都掌握在坏人手里了，没有一个是好的，统统都得夺取过来。 事后经过调查了解，掌权的全是“总指”的人，张耀光做为三结合中的领导干部（军代表、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进了领导班子，有曹尚谦、李银斗、王玉满、王信仰，邸海旺等人。那些“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复盖“红联”大字报的也各有升迁，成为交城的实力派。而做为一大组织“红联”的头头，一个也没有。当然会引起好多的人不满，包括那些一直不过问时事的人，认为这是“凑合”。还有好多人认为“总指”将这些年来的政权建设，一概否定了，简直是在胡闹。特别是在农村夺权的人，有不少是名誉不好的，工作吊儿郎当，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赖小子，只是因为参加了“总指”，今天居然掌权，高高在上，发号司令，哪里会满意？因而出现了生产自流，工作瘫痪，一片混乱的局面。 3月11号，县委机关的好多组织联合成立了“3。1”兵团后，看到李树茂从外归来，立即贴出海报，要在那时的戏园子里——府君庙内揪斗。当时前去的人很多，挤得满满的，只见他站在台上，双手捧着毛主席的语录，瞧着台下的观众，不住地点头。 “3。1”兵团的头头面带讥笑问：“你对‘3。1’夺权，有何感想？” “我嘛，”他忽眨眼皮子答：“感到悲哀。” “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就是反动分子悲哀之时——这倒是句内心话。” “不，”李树茂摇头说：“你理解错了。” “哪为何悲哀？” “我嘛 ，”他笑眯眯地说：“因为”3。1“夺权，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夺权。” “你说甚？”头头瞪大眼睛问：“尽瞎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他眨巴眼皮问：“请问：你们实行了三结合吗？” “当然实行了，有军队代表，有革命干部代表，有革命群众代表——” “革命群众代表？所谓的代表是怎样革命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没有？你们从”8。25“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时候斗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有资格谈‘革命’二字？请问：你们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了没有——” “胡说！”那头头强辩说：“我们在‘3。1’夺权前就斗了刘、常、雷、侯——” “那是在我们‘红联’揪斗之后，出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你们为了洗刷保皇派的面目，才揪斗的，这是全县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 台下观众大喊：说的好，是事实，不要抵赖！ “难道说，”那头头还不服气：“我们不是革命的？革命不是不分先后吗？” “请问：你们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了没有？” “实行了。” “哪为甚不和最先来造反的‘红联’大联合？” “这——” 台下一片哄笑、嘘声。 此时台上有人责问：“李树茂！这些日子跑到哪里去了？为甚不到革命委员会报到？” 他笑眯眯地回答：“我到中央文革反映问题去了？难道向党中央反映也错了？至于说报到嘛 ，我打心里就不承认这个夺权是合法的，去报甚的到？没必要。” “有军队代表的签名，要你们等待分派工作，难道你从今往后不工作了吗？” “如果我不想工作，就不回来了。今番回来就是等待呀，是你们至今不给我工作的。请问：你是哪个组织的？” 那人气壮如牛：“我是‘3。1’兵团的。” “这个组织，为何叫‘3。1’？”李树茂反问。 “为了庆祝‘3。1’夺权的胜利。” “啊？！是这么个意思？在你们眼里”3。1“是个开心的日子，权比甚也重要？怪不的县委‘7。1’兵团的人，不参加你们的夺权活动哩。同志，你们不是革命的吗？请不要忘了‘8。8’这个公布《十六条》的光辉日子，忘了这次斗争的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竟敢嘲笑——”那人恼羞成怒，一把揪住李树茂的领口，抬手—— 台下立即爆发出一片吼声：要文斗不要武斗！ 李树茂一手举起语录，一手架住那人的胳膊，笑眯眯地说：“同志，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又错了，我是走资派吗？你们今天把我揪到台上来批斗，这就是你们的大方向吗？” 那人瞪着眼儿，张口结舌，狼狈极了。 台下又是哄笑、唿哨、讥诮—— 李树茂忽然站直身子，向大家打开手中的语录说：“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来共同学习毛著——”台上揪斗李树茂的组织者，看到台下那无数双紧逼过来的眼光，也不得不表示对主席的尊敬打开了语录，跟着李树茂朗诵有关这次运动的指示。一同念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方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有关语录。听着李树茂背诵《十六条》的每条条文，结合县里的具体情况，从原县委的有关文革的安排意见，“8。25”打击一大片的反动路线，“红联”批斗刘、常、雷、侯，广播站的夺权与反夺权，专政委员会成立后镇压革命群众——说明“总指”是真保皇假夺权的前因后果，把个批斗会当成了他的演讲会。台下的人听得屏声息气，一片寂静。 “3。1”的那个头头坐不住了，跳了起来嚷：“你胡说！你才是保皇派。” 台下好多人看不愤，举起拳头喊：“‘3。1’是假夺权真保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人们向前台涌去，整个会场秩序都乱套了， 那个头头，看到庙外又涌进好多的人，不少人爬上台和李树茂握手，慌里慌张地走到台中央宣布散会—— “总指”为了稳定局势，最怕的是由“硬骨头”兵团组成的农总部反夺权，决定先整他们的头头李高。 这个李高则是个有来头的人。“四清”的时候，我曾在卫生局见他伏在桌子上写交待，隔离了好长时间，要他交待与任井夫的关系。此人是任在本县打游击时的老部下，曾到过陕北受过军训，平川武工队的队长，解放战争时期还任过城工部部长，解放后当过司法科的科长，因为与山区来上任的县长闹意见，发生争吵，弃官回村，学医务农，在保健站行医为生，与我同行，已不问政事多年了。 省里“1。12”夺权之后，省城的造反派从忻州劳改所里，将受旧省委迫害的任井夫劫出，刘格平同志代表省革命委员会给予平反后，任井夫杀回晋中，成立“硬骨头”兵团起来造反，声震晋阳大地，是响堂堂的造反派。李高则是授命回来组织本县的“硬骨头”兵团，在农村率先起来造反，带领人马进驻县委的。刘本芝知道来历，还给了他们办公的房间。李高因为在基层行医多年，人缘好，威信高，此时已发展了几百多人。 这些日子，他一放话，便有近千的农民进城示威游行——当时在县里也是响堂堂的造反组织，威信挺高，不少组织曾与联系，有中学“路线”的头头、“总指”的张耀光——在“3。1”夺权的前夕，选他为夺权后上台的主席团成员，“路线”的那个女红卫兵事先还给他撰写好发言稿——不知何因，夺权时李高突然变卦不参加了。在大街上遇到夺权游行的队伍，反倒说人家是假夺权，当即被“总指”的人扭着胳膊，押到东门口进行批斗。李高不服，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幸亏“红联”的学生出来才把他救了回家。 “3。1夺”权后，李高又带领农民进城活动。大概人武部的张部长将他看做是“调动农民进城闹事”的危险人物了，整好他的材料，在成村批斗了两天，让专政委员会将他抓进了监狱，严加看押——满以为这样一来，没有人敢来反夺权，总能镇慑住其他组织，稳住了局面保住了“3。1”政权。 第八章 孙子—— 我瞒着爷爷找到了刘美英，她正在县委会议室里教宣传队的人唱语录歌，问我这些天怎的不来呢？我说了家里的情况，她说成全呀，现在大局已定，还怕甚哩？ 我拉她坐在一旁悄声说：“他们说：咱们夺得权，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有问题。” “有军队支持，还怕甚？”她笑着问：“是不是你——”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还能有其他想法？” “至于大联合嘛，你看能联合到一起吗？要是等到做通”红旗兵团“那些人的思想工作，还不知牛年马年哩，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哪能延误？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有只争朝夕精神嘛。至于说三结合——喂！”她向队员们喊：“大家先背熟语录，待会儿再唱。”说着拉我到门外，放低声音：“听俺爸说，正在做王信仰的工作哩——” “王信仰？哪个单位的？” “宣传部的理论家，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人忠诚老实，让他做革命干部的代表，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 看来，人武部早有安排。我听她的话听对了，跟上她闹革命底儿清，根本不会站错队。 此时从小会议室出来个军人，刘美英立却向门里喊；“张部长来了，大家欢迎。”我立即跟着她也拍起手。 张部长看到我们全体队员排好队，讲了目前的形势，要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要搞好大联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争取“红联”的广大群众站了过来，我们要孤立“红联”的一小撮坏头头——他们不甘心失败，斗争的矛头一直对着人民解放军，想毁我长城——是反军派！你们今后的宣传工作，应在这方面下点儿工夫—— 我吓了一跳，多危险啊，要不是跟上刘美英，别说是升学，弄不好还会杀头坐牢哩。看来，掌握甚的大方向，支持这个那个，人家认得你是老几？如此看来，唯有跟上解放军闹革命最现实，他们就在身边，这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可靠。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我得回去做我爸和成婧的工作，让他们不要跟上李树茂这个坏蛋瞎闹了，免得受害。 后来，我跟着刘美英到各个办公室收集演唱的资料，发现好多以前的中层干部，特别是转业下来的那伙人，都在打电话询问下面夺权的情况，严防“红联”的人混水摸鱼—— 总指挥部里面却是一片混乱，墙角下立着好多木棒、铁棍、镰钩——地下到处是垃圾、纸片、烟头——那些工、农、商各个指挥部的头头们坐在桌子上，在烟雾中吆喊、甩牌打扑克—— 第九章 孙女—— 革命处于低潮，俺们下属那些组织也不敢活动了，好多的干部躲在家里，不敢和俺们接触。俺们“红旗兵团”的人待在学校，一时不知该怎样将革命进行到底，整天的学习毛著。 传来消息说：李树茂在县委提出要求：就“3。1”夺权是否实行了大联合？请人武部的领导人来辩论。人武部根本不怠答理，而是组织了大批人马进行围攻，在他住的办公室里里外外，贴满打倒三反分子李树茂的大字报、巨幅标语，限制他出外活动。李树茂不但没屈服，又提出就他的三反问题进行辩论——在那种情况，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巍然不动。俺们红卫兵打心里佩服他这种革命的精神，好多女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一天，有位“7。1”兵团的人，从李树茂那里偷偷地带出一张纸条交给了司志达，他立却召集各组织的负责人开会。俺们一个个发了誓；头可断血可流，绝不泄露组织的秘密。他方才拿出那张纸条，上面写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当前应当把革命进行下去，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要始终对准走资派，要把他们批臭、批倒。俺想，是呀，还能整天的学习理论，不与实践相结合。第一个站起来说：走，咱们马上就行动，到“总指”揪刘、常、雷、侯去。 “揪斗走资派，是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如果他们不让斗，说明他们就是老保，”3。1“夺权就是假夺权，就是反动的——”司志达激昂地说：“走！马上集合，全体出动！” 临出发前，司志达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嘱咐俺们一定要沉住气，先行走了。 俺们三四百多人，排成四路纵队，打着红旗，一路上举拳高呼：打倒刘、常、雷、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进行到底！惊得沿街的居民出来观看，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好多俺们下属组织的革命群众也受到鼓舞，随着俺们浩浩荡荡地走向“总指”。 “总指”的几个主要头目，去人武部开会去了。那个任应锦副指挥已从街上得知：俺们要来揪人了，马上带上好多的人拦在门口不准进去。俺们与他理论，说斗走资派是毛主席给予俺们的权利，你敢阻拦？他说得经过人武部批准。俺们说革命造反还得经人武部批准？真是岂有此理！他没词儿了，冲俺们着瞪眼儿。 周围的观众嚷，保皇派！捞稻草，想当官，溜钩子舔屁眼——说得他满脸通红，搔着后脑勺吱吱唔唔地说晚夕他们要斗——俺们不等他说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俺们女生多，嗓门尖，如同浪潮，一浪比一浪高，哪容他说话？ 与此同时，司志达带得那十几个同学，早溜进了后门，有两个走资派正烧茶炉哩，发现是前来揪斗的，雷宝贵大喊；咱的人，快来呀——司志达他们哪里容他喊完？提住领口，连拖带推，将两个走资派拥出了后门，及到前门的人发现时，司志达他们已经回了学校。 当天晚夕，俺们在礼堂进行了批斗。 不料到了天黑，从大门口涌进无数的矿工、干部，直奔礼堂的楼上，要带走走资派。俺们发觉后，立即从教室里扑出，将他们围困在楼上。全校的人，还有老师们也看不愤，帮俺们将大门堵死，向着那伙人冲去。他们急眼儿了，竟然挥拳动手打人，伤了俺们五六个同学，激起了更大的愤慨，俺们像潮水一般将他们包围起来，吼声如雷，声讨罪行。逼得他们逃上了楼—— 这天夜里不见月亮，校园里沤黑，他们看看无法冲出去，到了半夜，解下裤腰带搓成绳子，将走资派吊下后墙，然后一个个绾楼逃走了，气得俺们呀，围着受伤的同学都哭了——到现在俺们连批斗走资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还有脸做甚的红卫兵、造反派？ 当天夜里俺们又接到一张纸条：绝食。 4月8日，街上到处贴满了“红联”是反军派，司志达是反军小丑等大幅标语，将俺们先番贴得大字报都复盖了。工人们戴得红袖章，来回地在街上巡逻，扬言要赶走“太工红旗”，气氛相当紧张。 俺们一百多女生打着横幅：我们要斗走资派，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静坐在“总指”大门口。其余的同学到东门口，大街路口大造舆论，时间不长，惊动了全县的人。 俺们的家长纷纷前来看望，有的劝回家，有的送来水和吃食，有的拖住胳膊硬往回拉，但俺们已铁了心，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当时天已热了，日头照在头顶上，火辣辣的，加上没有吃饭，到了晚夕晕倒了四五个，医院用担架抬，她们清醒过来跳下担架，仍然坐在原地不动—— 这天晚上月亮当空，深蓝的天上，布满了星星。俺想起了毛主席在北京接见时宣过的誓：不由地唱起那首《红军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星夜里想您照路程——”顿时引起了共鸣，大家想起了毛主席号召俺们造反的教导，而现在连揪斗走资派的权也被剥夺了，而且让人又打又骂，受尽了欺侮，心里好不难受，含着眼泪也唱了起来——后来唱着唱着，想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情景，心里委屈极了，放声痛哭——“太工红旗”的大姐姐们给俺们加油，在一边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天晚夕，日头燠热，晒得脸上直流汗，俺一阵头晕眼黑——栽倒在地，甚也不觉了—— 醒来一看，已被爷爷、俺爸、俺妈抬到医院输液，俺急忙拔掉针头，跳下病床往外跑，爷爷拦在门口，妈妈抱住俺的腰哭着说：“你不要命了。” “你们不要管，俺们是发了誓的，不达目的绝不回家。” 妈妈死死地抱着不放—— 俺急眼儿了，发狠喊：“不让去？俺就撞死在医院！” 爷爷摇头说：“这么做值得吗？” “你们让俺当逃兵，俺哪有脸见人？”不由地放声大哭—— 俺爸看到没法了，沉下脸色说：“放开她！由她去哇。” 俺挤开满街的人群，跑到伙伴们跟前，立刻得到一片掌声。周围的观众举拳高呼：坚决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打倒走资派！喊成了一片——俺想张卫东在北京，要是知道这么多人支持俺们绝食，肯定会高兴的——不知怎的？近来常想念他—— 到了第二天黄昏时，司志达挥着手里的纸片跑来嚷：“好消息！中央文革来电了，让咱们吃饱肚子，闹革命！” 大概人武部也接到上级的电文了，打发“总指”的头头在旧县委会议室宣布电文说：“由你们斗去吧。”司务长王治通还做了面汤让俺们吃。 俺们高兴地跳了起来，有几个同学兴奋极了，刚刚站起来就栽倒在地，她们的家长，慌得上前扶起，灌水喂饭。俺们激动得手搭手抱在一起，哭成一片。街道上人山人海，拥到俺们跟前，伸出手纷纷祝贺—— 后来才知是司志达拍得电报，向中央文革反映的情况，据说是江青让拍回电的。 俺爷爷、俺爸和俺妈扶回俺吃饭时，爷爷问起怎么想到用绝食这种方法来斗呢？俺先是不说，后来催得紧了，让爷爷保证保守秘密，方才悄悄地说了经过。爷爷皱着眉头，点了点头，自言自语：这个李树茂啊，真是个精猴儿，阴谋诡计实在多，怨不得“8。25”抓他阴谋家、野心家哩。 第十章 儿子—— 我们县委的对立派为了庆祝“3。1”夺权的胜利，改名为“3。1”兵团后，头头是宣传部的理论教员王信仰，这人挺老实，是个好人。我想人武部所以能看中他，也就是能听话，好指挥。要不，有那么多有才干的人，为何不用而专要用他呢？ “3。1”兵团成立以后，矛头一直对准李树茂，还有“红联”各组织的头头，大整这些人的黑材料。对我们本人找不到问题的，就向上挖祖宗三代，那个《千里眼》时不时地披露出信息，看来要搞秋后算账，准备时机成熟，抓一批右派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的，搞得我们“7。1”兵团的人都谨小慎微了。 “4。8”绝食胜利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曙光。我对成婧的革命行为，大加赞尝 ，但怕她年幼无知做出冒险的行动，嘴里一直劝她随大流，不可出风头。成全近来很得意，有时还劝我随大流参加“3。1”，说有解放军支持，大方向绝对错不了。我以为这是随风倒的行为，反正在“7。1”的人多，大家不退出组织我也不能表态。唉，文化革命这个队，真是难站，真像是在押宝，弄不好就站错了，到后期就得吃家伙。 就在这个傍徨、担忧的时期，东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四清”时支援内蒙的干部，原先县委任书记看中的红苗苗，提拔为副书记的李怀民同志，返回原地闹革命来了。这个人很有头脑，分析问题准确，办事稳重，轻易不表态。现在突然亮相：声明“红联”是造反派，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为。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好像看到了光明，心里头又有希望了，我们“7。1”兵团又恢复了活动，挥笔上阵，贴出大字报揭穿“3。1”兵团整人的黑材料，是继续推行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然而，“3。1”兵团的那伙人，根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特别是那些转业回来被刘本芝安排在各单位的头头，现在又受到人武部的信任，差不多都委任要职，把持工、农、商、财贸各个口的大权，如今为了既得利益，保住官位，亲自出马，上街用墨笔写得反军派的巨幅标语复盖我们贴出的大字报，有时还指使一些退伍军人漫骂、殴打学生，我们在一旁干瞪眼，不敢吭声——人在底檐下不得不低头，逆来顺受吧，真是度日如年啊！ 那年的七月份天气燠热，日头像火盆扣在头上，晒得人直流汗。一天，我突然接到口头传说，让我们“7。1”兵团的人，迅速赶到省城侯家巷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五楼——那里是“红联”在省城的秘密办事处，梁耿、张卫东等人已在那里多日了，说是李树茂卖了房子的钱已经花光，伙食让我们自己掏钱、掏粮票解决，吃饱饭到省专政委员会要人，要求马上放出李翔 、李高。我想不哪么容易吧？人家既然抓进去，哪能轻易放了出来？梁耿笑着说；“情况变了，只要施加些压力，他们不敢不放。” 我怕上当，疑惑地问：“真的？你不是开玩笑——骗人吧？” “毛主席说话了，谁敢不听？” 张卫东也笑着说：“去吧，保险你能接出人。‘三反’已带人到省军区了，要求部队支持咱们，及早表态。” “这不是做梦吧？你俩说的可有凭据？” “当然有凭据。”梁耿压低声音：“这是绝密，不到时候不能讲。” 张卫东也神秘兮兮地说：“天机不可泄露。” 我看到好多人都去了，心想还是慎重些好，提心吊胆地跟在众人后面，生怕有人突然扑出门挨了打，好哉，委员会就在前面，那里已经聚了好多的人，还有“太工红旗”的红卫兵，冲着大门举着拳头呼口号。不一会儿出来一个负责的人说：“李翔不在省里扣押，已通知你们县马上放人，李高嘛，哪 ——这不出来了。” 果然是李高出来了，慢腾腾地迈着步子，我们上前握手问他：“受罪来着？” “这些日子没审问——我闲得无事，”迈出脚步比着架式说：“每天还摸太极哩。” 这家伙打游击时久经大敌，有胆有识，果然能沉住气。 我们好像在梦境中，兴奋地回到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门口，只见好多大型客车停在那里，李树茂眨巴着眼皮，闪着那双狡狯的眼神，笑眯眯地和大家握手说道：“大家快上车，部队送咱们回县里，保证”总指“不敢动咱们的一根毫毛。” 难道说是到北京告准状啦？说得这样有把握？ 这天晚夕，车队浩浩荡荡地回了县里，大街上人山人海向我们一个劲儿地招手，到了拖拉机站，果见李翔 已经出狱，正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凯旋归来，悲喜之下，相抱而泣—— 到了晚上，我问成婧，她先是不敢说，后来实在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悄悄地说：“毛主席说了话啦，党中央解决了山西问题，这些天正在起草一个文件哩。爸爸，在没有公布以前，你可不能随便泄露啊，这是国家机密。”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梁耿、张卫东不肯说透彻哩。不管甚吧，熬到头了，这个队总算是站对了。 自从“3。1”夺权之后，“红联”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这次回来选择在拖拉机站和县供销社，而拖拉机站除了站长是“总指”观点外，都是我们的观点，因而群众基础好，又处在城外东南的大街路旁，离“总指”驻地又远，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 我从省城回来就在家里待不住了，总想打听到北京的消息。 7月25号晚夕，一进拖拉机站的大门，就感到气氛有点紧张，好多人出出进进，胳膊上都栓着红布条，连忙问周围的人有甚的行动？他们说前些天，总指的人感到形势不妙，连夜将好多整咱们的黑材料，转移到人武部去了——这是我们这一派最敏感的事，谁都想知道他们胡诌了些啥？背后给我们捏造了些甚的罪名，想不到他们会藏到人武部这么个要害部门，要是硬抢，弄不好他们会说是冲击军事机关，栽赃陷害——我连忙前去想说明利害，劝止。 李树茂在正房守着电话机。此时院子里响起一片掌声，原来是李怀民来了，李树茂连忙迎接，两人紧紧地握住手。我看到这个镜头，心里也很激动，从现在起我们组织也有了革命的领导干部了，不禁为他们的相会，也跟着大家拍手—— 突然“硬骨头”的好多人，大多是从成村来的，抱着好多卷宗跑进大门嚷：抢回来了！李树茂接住卷宗对我说，保存好，这都是整咱们的黑材料。我和李怀民翻出一看，好家伙，我们“7。1”兵团的人差不多都上了黑名单，好多人被叩上帽子，说成是反动派、右派、坏分子，也有人武部的内部文件，正要细看罪状——忽然听得院子里又是一片嚷声，抬头往外看，好多“硬骨头”的人拥着人武部的张部长走进院中。张部长不知说了句甚的话？那个头上挽毛巾的大个子史应成（原交文支队队员）吆喊道，摆甚的老资格？老子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他妈的还穿着开裆裤哩——老实点儿！ 李树茂已从屋里出去，拉住张部长的手：“你进去看看，这不是你们整得黑材料——” 那个大个子推着他喊：“走！” 李树茂说：“不得无礼。张部长——请屋里坐吧。” 我和李怀民只好放下卷宗，退了出来—— 到此时我才明白过来：李树茂急于知道黑材料的内容，指挥这些人去的，他们以前跟上李高打过游击、当过八路、解放军，当然不怕甚的人武部长。 天麻黑黑的时分，听得街上一片呐喊，我意识到这是是非之地，刚要离开，已有人关上了大门。好多人在房顶上喊：“总指”的人打来了！“紧接着从房外飞进不少的瓦片、半头砖，吓得我连忙躲进东厢房里面。 到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分，又听得大门外一片吆喊，开门之后好多农民脸上、身上血淋糊渣的，抱着髑髅跑了进来，有的刚进门就栽倒地下了。后面的人大喊快请医生。当时城关医院的张德根大夫出诊，因为是“红联”的人，晚夕路过门口——也是进来打听消息的。此时掏出出诊包内的器械，在北正房内的电灯光下给伤员缝合伤口。好家伙！有的伤员头上竟有二寸长的血口子，一直往外溢血，有的已经四肢朝天躺在两张并列的团桌上昏迷不醒—— 外面的喊打声，一阵紧似一阵，听得有人带头喊：“同志们往上冲，坚决打倒反军派！”、“砸人武部就是反革命！”、“誓死保卫解放军，赶快救张部长，冲啊！”随即一片呐喊，院子里飞进来的砖瓦片，如雨点一般的周密——吓得我心惊肉跳，心想对方肯定有高明人指挥，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如此好：“3。1”夺权之前说“红联”是坏人、大杂烩，现在说是反军派，借此机会极力煽动仇恨情绪，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看来，来者不善，必定要大开杀戒，心里很害怕，悔不该来这个是非之地。 此时李树茂已组织好人马，拿着院子里的铁棍 、钢条，打着手电筒，呐喊着向县社增援去了—— 我正担心“总指”的人冲进来受害，突然听得那个史应成带着张部长进来问：“你看看，你们支持的这些人，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死了人，你要负责的！” 张部长看到伤了这么多的人，而且伤得这么严重，连忙说：“你带我上房，阻止武斗。” 有个伤员突然从地下跃起，抓住张部长 的领口大喊：“你得偿命！” 李怀民急得喊：“住手！”说着朝史应成使眼色：“快带张部长上房，喊话。” 不一会儿，听得张部长在话筒内喊道：“不准武斗！双方都回去！” 外面的呐喊方才渐渐地小了—— 李树茂回来，才知道“总指”调动大批火山煤矿的矿工，头戴安全帽，手持勾镰、铁尺、木棒——突然包围了县社、拖拉机站。据初步统计“红联”重伤十三人、轻伤二十四人，还有一名伤员精神突然失常，狂呼乱叫——跟他们一起来的，大多是西营公社的，手无寸铁，在县社突然遭到袭击，此时看着这惨状，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睹天咒地，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由此开了械斗的先河。 这些伤员住进了医院，我听老爷子回来说：人心坏了，医生连医德也不讲了，有个女医生不给药，竟然给这些伤员注射汽水—— 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第二天，“3。1”的人召集了数百人，打砸了“红联”的指挥部、电影队住所，坐上汽车浩浩荡荡地去省军区，说是反军派打、砸、抢了人武部，毁我长城，要求军队来支持他们。不料碰了一鼻子灰，不少中层干部还不服气，又坐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去了。 那些从省军区回来的人，大造舆论，说部队一直支持他们，绝不许坏人、反军派夺权，不久就会派人来的。一时间，满城风雨，人心燥动—— 唉！真让人心烦啊，局势的发展刚刚有了点儿眉目，据可靠消息说：5月5号刘格平同志接见了红联的代表，肯定了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想不到会发生了武斗，真让人担忧啊！因此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解决山西问题的文件，快快地公布。 盛夏的季节，赤日当空，射出曜眼的光茫，蔚蓝的天际，照得地下万物茂盛，小城的人们处在亢奋、燥动之中，每天扇着扇子，在街头巷尾聚在一起，议论当前的形势，发表个人的看法——突然从国道上驶进几辆宣传车，车头上面的大喇叭发出强大的声音：“广大的革命群众们，现在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咱们山西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全文播送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批”照办“二字的《七月会议纪要》——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山西省军区宣。” 一连好几天，宣传车开到大街小巷，喜讯传遍了各个角落，后来又传来毛主席发出的指示：“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7。1”兵团的负责人李树澄等人召集我们开会，鉴于“3。1”夺权没有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下，得不到广大革命群众拥护的教训，要求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细做好—— 我们跟在宣传车的后面，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纪要》肯定了省城红总站、兵团等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指出了省城“11。2”夺权是正确的——而兵团、红总站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当然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连夜打印成文件形式，亲自送到“3。1”兵团群众的家里，展开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来《纪要》的正式文件下达，“红联”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好多先番不愿亮明观点的中层干部纷纷表态，如当过城关镇的书记，刚正不阿、老谋深算的王玉山，早已是“红联”观点，可是一直不愿表态，此时看到《纪要》，认为这是铁版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哪还能有错？便在东门口贴出了大字报亮相，还有不少“总指”的下属组织也积极发表声明，愿意在《纪要》的精神下联合起来，搞好斗、批、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有大量的大字报述说受蒙蔽的经过，“3。1”兵团的侯克勤还在东门口当众做了检查。这样，好多的人都要求加入“红联”。没几天，那申请、声明退出“总指”的大字报就将东门口所有的墙壁贴满了。 李树茂在百忙中抽空，约上李翔等人，亲自到“3。1”兵团、“总指”的办公室登门拜访，以解前嫌，求得谅解，共同批斗走资派，可是办公室却空无一人，满地是未写完的大字报、稿纸、文件——真是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了。 一天我走进李树茂的办公室，里面无人，却见办公桌上有一封厚厚的信，上面是毛笔书写：树茂亲启。这笔体好熟悉呀，仔细辨认：原来是郑全斌（暂用名）的。心想这人有甚的事写这么多？很可能是反戈一击的信，要不，哪有这么多的话？ 看到各单位的组织前来参加“红联”的人日益增多，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李树茂召集各组织的头头开会，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夺权。 这一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大喇叭里播出响彻云霄的《东方红》歌曲，从早晨六点多钟起，汽车就从外地源源不断地开进县城，足有二三百辆，上面坐满了人，有的打着红旗，有的还手持长矛大刀，前来支援。省城的两大派都来了，有“红总站”、“决死纵队”、有“红联站”，“造反兵团”——然而最多的是两派的学生组织，如“太重红旗”、“太工红旗”、“山医红联”、“山大八八”——他们旗帜鲜明，态度分明，一致认为“红总司”是响堂堂的造反派，坚决支持“红总司”夺权。 我们“7。1”兵团的人全部出动，还迎接不过来，有时我们弄不清楚他们的观点，竟将对立的两派安排在交中的一个教室里休息，可他们没怨言，都争着向我们表示亲近，友好，表明他们早就和我们有联系了，搞得我们不好应酬，忙得晕头转向——别的不说，光中午蒸馍的面粉就用了好几吨，以至后来“总指”的人讥笑我们的权是“蒸馍权”。 街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欢声笑语——到了上午，街头上出现了省军区、驻军的解放军。他们背着背包，列队打着红旗，举着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牌子。人们夹道欢迎，为他们鼓掌叫好。他们也不断地举拳高呼：“坚决支持”红总司“！” 在夺权的前夕，“硬骨头”兵团的谷志文，原先在专区造反，也专程赶回，找了好多的人，抓住前任书记任有保在文革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后台就是刘少奇，大做文章，写好材料。一再和“红总司”交涉——李树茂迫于形势，紧跟任、王、张，晓得谷与任的关系密切，只好让他们从西山工委揪回了原县委书记任有保—— 中午十二点，红卫兵在前面押着任、刘、常、雷、侯，李树茂笑吟吟地站在将吉普车临时改制成的敞蓬车上举着语录本，带领我们，还有各地前来支援的组织，没费吹灰之力，到了旧县委大院时“总指”的人早已跑光了——轻而易举地夺了权。 游行时，发现城关六街的居民、大队的社员，携着全家老小，挤在两旁夹道欢迎。其中有好多人带着才从梦中醒过来的那种表情，瞪着好奇的眼光观看。但也有不少的人，侧愣着两眼，露出嫉羡、不解的目光，想不到三反分子李树茂竟能闹出这么大的世事来？真的造了反啦，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当然，也有仇恨、憎恶的目光，不过此时无可奈何，只好绷着眉眼发呆而已。我在队列中看到老爷子也出来了，带着成全观看热闹。 成全根本不服气，一直坚持他的观点：一、刘本芝是好书记，最初保他是应该的；二、革命不分先后，“3。1”夺权他们也批斗了刘本芝，也是革命的行动，也是造反派嘛 ，为何要夺他们的权？三、“红总司”组织不纯，坏人多；四、矛头对准解放军——尽管想不通部队怎的又支持开“红总司”了？可是看到大势所趋，也不得不正视现实，发觉我注视他的眼光，脸涨得通红，慌忙低下了髑髅。 晚夕听说任井夫前来参加祝捷大会，老区人民怀着对当年打游击、带领大家抗日、消灭闫匪军浴血奋战的深厚感情，从平川、山区，从各个村寨前来看望，早早地聚在大礼堂的会场上，挤得满满的，翘首观望主席台——只见他健步走出向大家问好，顿时掌声雷鸣，一片欢呼——他当即表态：支持“红总司”！支持李树茂！打倒任、刘、常、雷、侯！ 那天晚上，明月当空，繁星满天，深蓝的天上闪出了五彩缤纷的焰火；大街小巷锣鼓喧天，倾城庆贺—— 第十一章 孙女—— 在这庆贺胜利的晚上，俺们和北京、省城的红卫兵在俺们“红旗兵团”的办公室里座谈。雪亮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照得晃眼。梁耿和“太工红旗”的人，问俺们在省城问题上持甚的观点？ 张卫东说：“当然是‘红联站’的观点。” 司志达说：“哪还用问，‘红联站’大多是红卫兵，矛头一直对准走资派，是造反派嘛。” “太工红旗”的大姐说：“可你们支持任、王、张，在这点上与我们‘红联站’观点不同——” 俺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答，捩脸瞅张卫东、司志达，他俩也作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顿时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电棍儿发出呜呜的声响。 赵少梅说：“这事问问‘三反’，看他是甚态度？” 张卫东对司志达说：“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梁耿摇头说：“他呀，我看——” 张卫东说：“他得听我们的——他还能忘了你们的支持？” “咱们都是造反起家的，应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大姐说：“观点应当一致。” 张卫东问：“你们为甚不支持任、王、张？” 梁耿说：“对张，我们没意见，主要是对任，他在平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大刮共产主义风，浮夸假报，把个普通的中学硬夸成什么综合大学——” 此时李树茂已跟着司志达走了进来，听到这话，马上说；“这要看大方向，”他坐在前面说：“任、王、张是旧地委、旧省委的受害者，是刘格平同志给平反的，而刘格平同志是党中央派来咱们省的第一把手，咱们应该相信刘格平同志，应当支持任、王、张，我希望同学们要从大方向上考虑问题，不要抓住一点，攻击全面。” 大姐说：“任的问题很多——” “听说他的作风也不好，”有位太工红旗的战友说。 李树茂惊讶地说：“是嘛？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哩。” 那位战友说：“太原‘五一广场’上贴得大字报，说他有男女关系——” “跟谁？”李树茂问。 “跟张恢英。” “是嘛？”李树茂笑眯眯地说：“真能捕风捉影——看到名字上有‘英’字，就以为是女的？” 我们也禁不住笑了，张卫东说：“张恢英是男的。” 那位战友羞得脸红脖子粗，但还不服气，梗着脖子说：“任的问题多着哪 ，他说山西的权是晋东南的——” “不要说了，”李树茂态度很坚决：“在这一点上，我是要掌握大方向的；再说张树立了大寨这面红旗，成为亿万农民学习的榜样。毛主席号召全国都要学大寨嘛，咱们怎么能不支持张呢？大寨的陈永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人，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严肃地瞅着俺们“红旗兵团”的每个人。 “可是张并不等于陈永贵——” “不要说了，这是一条红线，通了天的，”他手指空中，随即握紧拳头摁在心前——俺们从未见过他这样地严厉，大声说：“跟上陈永贵闹革命，没错儿，我希望你们‘红联站’的同学们也认真考虑，及时纠正大方向，免得犯大错误——” 这时李翔进来说：“老任叫你哩，快去。” “在这个问题上，”他边向“太工红旗”的人招手边往外走说：“咱们没有商量的余地。” 赵少梅嘟囔：“想不到他——这样无情无义？” 梁耿瞪大眼珠子看着他走后说：“看来，‘三反’在这个问题上铁了心啦，不会回头了。” 大姐说：“我们也不勉强。驻军的首长明确表态：我们在省城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我们绝不和保皇派‘红总站’，同流合污。他们支持任、王、张，我们绝不跟上他们支持任、王、张！” “不仅是驻军支持我们，还有军区＼军分区＼各县的人武部，也都支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的！”另一位战友说：“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 “看来，”梁耿含着泪对我们说：“咱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太工红旗”的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没必要在这里了，明天我们就要回省城闹革命去了。” “希望你们继续发扬造反派的精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姐含着泪说；“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想到他们与俺们风雨同舟，受尽折磨，生死与共，共同度过难关的日日夜夜——明天突然就要分手了，俺们“红旗兵团”人人个个心里难过，听着他们语重心长的嘱咐，心里在流血——感到胸闷气憋，禁不住依恋之情放声大哭。他们搂抱着俺们，俺们搂抱着他们，痛哭流涕，整个办公室里哭成一片—— 这一夜俺失眠了，想到李树茂那不容置辨的态度，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嘛 ，就得看大方向——看来，这真是一场触角灵魂的革命，得用理性考虑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做一个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就得先革自己的命，就得牺牲感情，不徇私情，铁面无情。 第十二章 爷爷—— “8.16 ”反夺权之后，我们医院和各机关、厂矿、企业、以至公社、大队又掀起了夺权的高潮，特别是商业单位，那时候的市场是计划经济，物资相当缺乏，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得需要购物卡才能买到，而发放卡是按人口比例，由商业部门发放的。文革以前刘书记可能是考虑到：怕当地人亲戚、朋友多，怕关系密切走后门，任命了一批转业干部，如局长张耀光，各公司如百货、食品、副食、烟酒、药材、交电等单位，差不多全是从部队下来的干部负责，“3.1”夺权这些人的权基本上没动，“8.16”夺权没有一个表态，看来要死保手中的权利。而这次各公司“红总司”的人，大多是职工、服务员、营业员、工人，要夺他们的权，李树茂估计会遭到抵抗，发生械斗。于是决定：派人增援，不料去了却是意外地顺利，原来那些掌权的人，“8.16”看到各地支援的重兵压境，差不多弃权都跑了。 没有料到的是平川大队的夺权，阻力特别大，那些“3，1”夺了权的人，刚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哪里肯轻易交出印章？何况“红总司”下属组织的人，有些还没建立威信，抑或没有领导的能力，前去夺权，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仗着人多抢了印章，可是村里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至于，山区的政权，“3.1”夺权也好，“8.16”反夺权也好，好多村寨没人行动，仍然由老支书执政，他们心里还是在想念任、刘二位书记。 而我们医院却是另一种情况，“3.1”夺权时“澄清”战斗队夺权，“红旗”的人并没有举动，而那个水大夫“8.25”是外单位的人来揪斗的，又因为和掌权的女头头先番关系好，加上人武部朱参谋做工作，并没发生甚的磨擦便夺了院长的权。医院比其他单位相对地平静，没有甚的大的争执。这一次反夺权，那个女头头跑了，“红旗”的群众看到水大夫没有骨气，不同意他进领导班子。上级派来一位转业军人，此人在部队曾干过卫生工作，领导有方，对“澄清”的人挺客气，只要求能坚守岗位，按时上下班就发工资，在《七月会议纪要》的精神下，统一了观点，和平共处。 一天，我接到李树茂的电话：说是走资派刘本芝发高烧，病在义望公社，要我前去看病。我发现那里的人对几个走资派看守不严，他们可以随便出入。进了一间小房里面，常好元正给刘本芝端来水喝。我号脉时，刘本芝悄声提出了要住院治疗，说天天挨斗，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两派斗了他快一年了，不知还有甚的斗头？我悄声说道：“你的问题主要是”8.25“，交待了不就没事了。” “‘8.25’事件，我是按省、地委文件写出的县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只是将地名改成了本县，内容几乎是照抄，说我执行，我承认；说我照北京工作组的办法，抓阴谋、野心家、伸手派，也有责任，说我是幕后策划者，我冤枉——” “那李树茂是——” “我根本没指使人揪他，当时说了北京的情况，是想让大家动脑筋识别——” “那——是谁打成他阴谋家、野心家的？” “是群众组织。当时口号喊得震天，一片混乱，我也没看清楚——” “唉，”侯部长说：“树茂是个人才，上次开三干会，我让他们办公室准备材料，他们原先说分工，吃了加班饭后，他说分工写，不连贯，还是由我一个人来写，这样有系统性。你们睡去吧。他搞了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还有一次，华北四省税务现场会议，在咱们县召开，全县那么多笔杆子写出的材料都交不了账，后来没办法，我让他去写，没用了两天便交了账，当时就有人眼红，说三道四，遭人妒忌——”8.25“的前几天，李树茂、李翔又拿着大字报到处串连。那天，这些人揪人游斗，他俩当然是首当其冲。” 我问刘本芝：“那你——对李树茂就没看法？” “当初有人在我面前，是说过李树茂、李翔是危险人物，当时看到那种局面，已失控了，处于不利地位，没敢表态，后来就由他们游斗去了。现在却一口咬定是我指示的，我能说清楚吗？有口难辩啊！” 雷宝贵说：“我是纪监委书记，执行党纪——又没有让他们揪斗人，有甚罪？” 常好元说：“别说了，我刚到任几天，还没认下几个人，就被揪出来了，能说清楚？” 啊？！看来这官不好当哪，还没有弄清楚是怎回事，就执行了错误路线了。 回来我将自己的感想告给满林。他说，这官不好当，可是谁也想当官。这些天“红总司”里面，各组织争当官争得快吵翻天了。李树茂为这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想尽办法，尽量照顾“硬骨头”的人，而又得考虑权力的平衡，尽管他精明强干，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也满足不了那些人的官瘾，还是意见不少。 第十三章 儿子—— 这些天，我们县委重新编制，我编在接待室，没多的事，跟着李翔，带上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请晋中地委审批。先找的任井夫，他是地委核心小组的成员，看了名单，问询了李树茂的近况——看来他对李树茂有好感，说这人是个人才，让我们回去代问好：保重身体。说斗争远没结束，还须做艰苦的工作。 他指着名单逐一询问了情况，说我一个人作不了主，得经过核心小组的审查、批准，让我们先回去等候。 然而等了好多天也没批了下来，我俩奉命又去询问。他说研究过了，核心小组的意见要派人去担任主要职务。 “红旗兵团”的小将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嚷嚷开了：“困难的时候，不见他们支持，现在胜利了，却来摘胜利果实。” “怨不得‘红联站’不支持他们哩。” “我们参加‘红联站’去！” “7。1”的干部们也有意见，鼓动小将去请愿，不等李树茂表示态度，便带领好多干部、工人、农民坐上汽车去了，等到李树茂得知时人已到了晋中，气得他直嚷：胡闹！派我和李翔快去阻止。 我俩不敢怠慢，连夜赶到时，他们已和任井夫在会议室辩论开了。 任井夫刚在党中央办得理论刊物“红旗”上发表了文章，毕竟是老干部，坐在沙发上耐心地听完张卫东、司志达、成婧激昂的发言，笑着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咱们县的胜利是你们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的，这一点有目共睹 ，谁也抹煞不掉，但是我们还能不要党的领导？” “不是让踢开党委闹革命嘛！” “那也不能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去主持工作。” 张卫东说：“要派，也要给我们派一位政策水平高的人，” 任井夫拍着司志达的肩膀说：“那是前一段，现在情况变了，那是在资产阶级掌权时提出的口号，现在经过夺权，你们取得了胜利，还能不要党的领导？”他让张卫东坐下说话，笑着问：“你想过没有，成立核心小组意味着什么？”又进一步说：“没有党的领导，你们这个权能掌得住吗？你们的对立派能承认这个权吗？” 张卫东点头赞同，我们也听得眉开眼笑，向他拍手，表示欢迎。 “小将们，希望你们回去，在党的领导下，搞好斗、批、改，革命的路程还长着哪。”说着和我们逐一握手。 临走时拍着张卫东的肩头称赞：“你很有头脑。回去告给树茂同志，领导班子里还要有”总指“的人。” 看到这个场面，我和李翔无须开口了，跟上大家向道别的任井夫告辞。 十月初，我听说晋中核心小组终于批回来了：但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革筹委，意味着还需要搞大联合方能成立革命委员会。革筹委的名单：郭建武（地委派的）、李怀民、李树茂、张守忠（干部代表）李喜泉、（军代表）石如荣、荣培吉（工人代表）李高（农民代表）张卫东、任桂琴 （红卫兵代表）等人，由郭建武为主任、李树茂、任桂琴为副主任，李怀明、李喜泉等人为常委，临时行使人委的职权，他们很快分工，分别主持各部门的工作。 他们上任后，组建下属机构的领导班子，强调造反派掌权，所选的人大多是观点强，最早参加“红联”的。而郭建武同志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而又主观，极力想建立权威，常常因为任用干部与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 李怀民是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因为有郭建武主持工作，对红卫兵、造反派还有点儿畏葸，好多问题上迁就让步，抑或保留意见。 李树茂忙于接待、应酬上级、外来客人、出席会议，后来又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学习班，忙得够呛，无暇问政。 张守忠主持革筹委的一般工作，思维、工作方法，仍遵照文革前的老一套办法，这也不行那也不成，生怕犯错误，因循守旧。 石如荣专管工业，忙于抓生产。李高多年在农村行医，又有个常瞌睡的毛病，闲散惯了，不愿多管事。三位红卫兵整天学习毛著，抓理论工作，有时听了一些造反派说的话，出于气愤，前去有关部门责询——最可笑的是派了两个女红卫兵到了公安部门监督，进行斗、批、改。 尤其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李树茂，竟然将“3。1”兵团的干将郑全斌分派到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不知是何用意？这个人是“3。1”兵团的笔杆子，前不久，经常是在大字报上长篇大论地攻击我们——我琢磨了好几天，怎么也想不透，是不是哪封毛笔信的作用？ 郑全斌当过教师，穿一身常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干部服，浓眉，单眼皮，瞅过人来老是不动神色，外眼角一瞥，给人一种阴鸷、道貌岸然的样子。他喜欢裁剪人民日报的社论，装订成册，调到县委后经常代领导写讲话稿，因而深得领导器重，认为他政策水平高。 他来到斗批改办公室后，依然保持这个习惯，还经常给红卫兵们讲解社论精神，要大家紧跟形势，不可沽名学霸王。没几天便得到红卫兵们的尊敬。他也很会迎合小将们的脾气、造反精神，时间不长，关系搞得挺密切，有的还称他郑老师哩。 因而斗批改的好多文件，都是他与红卫兵起草的——后来，竟然将省支左办公室的文件当成讥讽嘲笑的大字报，那个文件是关于收缴武器的，文中提到县里没上缴清武器——他们竟然敢针对那个文件的语录，采用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是极坏的作风——”那一条语录，针锋相对地给予回敬。这样的文件很投李树茂的脾味，得到赞许后，还将这份文件当做杰作，将两份文件贴到东门口作为对比，博得了好多人的喝彩，说是有水平——据说当时支左的负责人大动肝火，为此拍了桌子—— 当时一些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以大局为重，不能抛弃个人恩怨，将“3。1”夺权前的专政委员会的主任李银斗揪出来批斗，指责抓李翔、捕李高的罪行，失去了争取过来的机会，以至李银斗怀恨在心，与李树茂结下了怨仇，留下了祸根、后患—— 我听老爷子说，城关医院的张德根医生，调到卫生系统掌权之后，转正调级时，别的大学毕业生只给调一级，他却要调两级。组织卫校学生，多次批斗原先的卫生局长，揪回医院的那个女头头，将他的同学调进了医院准备当院长——心里很不平，就凭他在卫校动员了学生参加了“红联”，在拖拉机站包扎伤员的这点功劳，就能当卫生局的领导？ 这样一来，我们原先在人委、县委熟悉业务的干部，包括“7。1”兵团不少的人，都待在一边歇凉凉的了，在家无事可干，养鱼喂鸟，埘花种草——有位副局长嫌李树茂没有重用，分派到山区公社当书记竟气得病了，躺在锅舍不去上任。我还算幸运，被安置在革筹委接待室。 郭建武是“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是跟上任、王、张中的王受害的，中等个子，穿一身中山服，领口上常露出雪白的衬衫边儿，可能是由于以前从事文字工作，背有点儿驼，对于从政方面的事，我看他不怎么精通，别的不说，上任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应该抓住《七月会议纪要》这个毛主席亲批照办的文件，进一步贯彻、落实，组织各个部门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促使“总指”的人觉悟，真心实意地站了过来，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当时连一辆宣传车也没派出。我曾就此提过意见，可是没起作用，唉，真是人小帽子低说话没人听！ 有一次，我去人事部门，见负责人郭增贵，看到各单位工作多年的临时工——这些人大多是“红总司”的骨干分子，要求办理转正手续，他却绷着脸面说，上面有精神，运动期间一个也不能转正。有人问为甚电业局就有一名转了，郭说那是属于条条领导，特殊情况。又问为甚“总指”掌权时就能办，而且办得不少。答复是：他们不遵照上面的精神办事，我们还能不遵守？严然一副执法面孔。当即就有人骂：你们活去吧！ 还有那些在拖拉机站受过伤的农民，提出给找个临时工干干，也遭到拒绝，立即引起这些人的愤慨：早知道这样，俺才不参加“红联”哩，走，咱们到“总指”去！ 我在一边想：与“总指”相比之下，真是太无情了。农民参加组织，不像学生那样为了革命事业，好多都有动机，为此受过伤，流过血，付出了代价，如今刚刚掌了权当了官，就连一句好话也不给人家听？真是毛驴儿翻身，露出白肚皮了。 回家说起感触，老爷子说人家的血就哪样不值钱？为你们白流？看问题也太理想化了。在机关、学校怕站错队，害怕后期算账。在广袤的田野里，还怕站错甚的队？谁掌了权还能夺了种地的权？农民不是照旧的劳动——这样下去非脱离群众不可。 9月14日，“总指”的人进城，拿着棍棒做成旗杆、标语游行，作为第一把手的郭建武，没严加约束群众组织，失去了接近“总指”群众做思想工作的大好机会。“红总司”的人堵截游行队伍，双方发生混战，将带队的宋舫洲、李明成打伤，把董秉善的胳膊打断，打得好多人抱头鼠窜，直至粮食局内开枪（不知何人所为）警示，方才结束了混战—— 11月15日，革筹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火山煤矿，被从县委撤走的那伙人，聚在岭底公社后火山的“总指”武斗人员抓走，对队员们严刑拷打，将孟德春、郭登忠等四人，火山煤矿的工人赵国炳打得遍体粼伤，气息奄奄。当时李树茂在省城学习班，郭增贵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从平川各公社抽调人马，大约好几百人，带上镰刀、长矛、铁棍，连夜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后火山，其中西营公社来得最多，大多数是练过拳术的，抱着为在县社受伤流血的恨气而来—— 天亮时，一声号令，立即从山上冲了进去。当时“总指”的人正要开饭，手无寸铁，慌忙逃到山沟里，被围攻在内，被打得哭爹喊娘，惨声不绝。好多“3。1”政权的干部头破血流，王信仰、王义成因从背包内掏出炸药瓶引爆投掷（幸而有人踩灭导火线未炸，引起愤恨），尤为惨重——至少有十多人受伤，要不是革筹委的人赶上前劝止，伤得人还要多哩。王义成受伤后走不动，有人背着，又被后面的人扑了上去，棍棒殴打——后被义望公社的人押回去，因为是原义望公社的书记，当作走资派进行批斗（后来住医院不幸去世）——事件发生在大白天，人们在街道上看到“总指”的人员被押着，伤得伤，拐得拐的惨状，好多人都说太残忍了。 后来郭增贵为此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下乡时在水库被“总指”的人生擒活拿，打得腿都快断了（后来留下终身拐腿的残疾）， 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建武竟默许召开了甚的庆祝“平息‘一一。一五’反革命爆乱”的祝捷大会，把好多人打成了坏头头，助长了农民报仇雪恨的情绪。“红总司”农村的个别头头，为报拖拉机站、县社之仇，瞒着革筹委的领导，带领人揪打原县委“总指”观点的中层干部姚金劳等人，惊得好多人心慌惑乱，不敢在家存身。 “红总司”这些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激起了成全的愤慨，给不服气的原因又增加了一条：“红总司”里坏人多，打得都是好人，很为王信仰等人鸣不平，在家里和成婧辩论，表明压而不服，绝不低头。 张耀光等人趁此机会，跑到榆次晋剧院做为据点，四出活动，招兵买马，扬言张日清上了天安门，说明刘格平有问题，中央文革要重新解决山西问题，蛊惑人心，扩大组织，组成了以63年转业来的那十几个干部为核心的武斗队，在山上抢夺民兵的武器。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不少人是在部队扫盲的，南征北战，只晓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转业到地方上，在这甚都得凭供应卷儿的年代，好不容易到了商业局、百贷、交电、食品、副食、、、、、、这么好的单位当了头儿，掌握了供应物品的大权，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彼此之间通融物品，家里要甚有甚不缺甚。现在被夺了权，还得低头挨斗，早憋了一肚气。听说中央要重新解决山西问题了，以为时机到了，不考虑后果，拿起枪杆子展开了游击战，袭击新生革筹委的下属的政权，使得武斗进一步升了级。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谷志文出于个人恩怨，公报私仇，趁此机会带人抓捕与他先番在法院工作过的任广瑞。任当时因病已在家休息几年了，根本不是甚的当权派，只是因为当年任副院长时，在工作上与他有过意见，为此，谷志文几次带人到人家锅舍搜查——那年冬天，听说任在山上老家躲避，竟然指使白八斤等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突然闯进东葫芦的冯家庄抓捕了任广瑞，顺便又抓了回避运动的任有保之子任海生，用镰钩伤了一臂，押回关在旧人武部院内拷打。好多人看不愤，说人家娃娃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头头，凭甚关押人家？在众人的谴责声中，到了五天头上才予放出。 后来任海生又在太原他二姑家回避，一日在街上拉烧土，碰见原人武部的许大个说，你一个后生家的，还能常在亲戚家吃住？咱们的人都在榆次晋剧院，那里有吃有住，快去哇。任海生不愿给亲戚家添麻烦，便去了榆次—— 在这期间，一些街道上的赖小子们也趁机打劫，晚上到任有保、“总指”的一些头头锅舍翻箱倒柜，进行抄家。 因此，后来县上尽管发出《核心小组关于大联合的意见》和《核心小组、革筹委、人武部联合发出关于收缴武器弹药，制止武斗的声明》，“总指”的人不服，两派还是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所发生的这一切情况，真是让人大失所望啊！ 这时，有人传回小道消息：地区核心小组已拟定了县核心小组成员的名单：有郭建武、李怀民、李树茂、李喜泉（人武部）、康力平、徐海银，但人们反映相当冷淡，后来宣布的时候，本应热热闹闹庆祝一番，可是街头上，并没出现“8。16”夺权时那种热烈庆贺的活动，只是贴出了几幅大幅标语而已。 第十四章 孙女—— 革筹委成立后，我们“红旗兵团”的人认为大局已定，正酝酿和对立派“路线”的同学大联合，复课闹革命，不料东门口贴出一批大字报，冒出一个叫“古田调查组”（古田）的组织，观点既不是“红总司”也不是“总指”的，言辞相当尖锐，将“红总司”、“总指”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好像长征时的古田会议之后，本县又出现了一个能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伟大舵手，令人刮目相看，围在墙下仔细观看，研究内容。 一曰：“3.1”夺权也好，“8.16”反夺权也好，都没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二曰：两派都搞武斗，都不符合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三曰：造成现在的这种局面，是两派内混进了坏人——号召革命的群众擦亮眼睛，团结在“古田”的周围，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任、刘、常、雷、侯开火—— 张卫东立即通知俺们开会，研究、讨论这种新的动向。大家分析，认为是“总指”改头换面，以新的组织形式出现，继续与我们较量；张卫东皱着眉头深思说，“总指”根本不承认他们错了，哪会改头换面呢？俺们又共同学习了毛著，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得到了启发：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俺和赵小梅分工去察访贴大字报的人，在东门口蹲了两天，到第三天天色麻黑的时分，发现有四五个人，鬼鬼祟祟又在那里张贴。走近一看，不仅发了愣怔，竟然是俺们“硬骨头”战斗队的人，是商业部门的干部王九祥，不知甚时参加了“古田”，带着好几个人偷偷摸摸张贴大字报。 我真想不通，这些人为甚要干这“仇者快亲者痛”的勾当？很想上前质问，赵少梅劝说人家人多，万一翻脸，俺们两个人要吃亏的，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回来。 司志达根据提供的线索，追根刨底，很快就摸清楚他们的组织者，是从地区造反，让当时的专政委员会逮捕，坐了三个月禁闭的谷志文。据了解，当年任井夫打游击时，下山后常在他家居住，因此跟他家的关系特别好，带他参加了革命。此人解放后曾在县里做过法院的副院长。“十月事件”中被罢免，受害甚深。组织“硬骨头”战斗队后，在地区造旧地委的反，出过大力，出狱后一直没有封到官位——因此回来组织人马，另立旗号，我们猜想是想抢夺胜利果实来了。 俺们当即把这情况向李树茂做了汇报，当时县核心小组的第一把手还没有确定。他眨巴着那双眼睛细想了半天，唉了一声说：这又何必哪。张卫东说他要去地区了解情况。他摇了摇头说不必，再看些天—— 此时，东门口又贴出“古田”的大字报，所说的坏人，竟含沙射影地指向李树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所列举的事，比“总指”说得还要严重，说李的父亲还做过汉奸，当过日寇时期的新民会的会长——在此情况下，“总指”的《告全县人民书》也贴出来了，有个“3.1”兵团的，人称“政治疯子”，小个子，嘻皮笑脸地看着他贴在墙上的打油诗念道：红的不红，黑的不黑，好的不坏，坏的不好，所言不差，有目共睹。一时间，东门口议论纷纷，流言蜚语传遍全县。为此，李树茂心有疑虑，好多日子忧郁不欢，请了长假回家治病。 张卫东也看出谷志文的野心不小，此次回县是想另立山头，捞取政治资本，想当核心小组的组长。认为这是地区有人指使的，立即召集俺们讨论对策。 那时俺们红卫兵最讨厌这号下山摘取果实的政客，出于义愤，赶到地区责问任井夫：李树茂是不是坏人？任答：批革筹委的时候，核心小组已对李树茂出身、历史、家庭做过全面调查，要是坏人哪能批了？张卫东问：你支持谷志文吗？任答；他是我们“十月事件”的受害者，只要是革命的行为，我哪能不支持？俺们当时很气愤，七嘴八舌将县里出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任皱着眉头在地下踱着步子，听着听着，忽然收住脚步说：简直是胡闹！你们回去告诉树茂同志，让他赶快出来工作，我支持他，让他放心地干吧。 当天晚夕，张卫东带领俺们返回，在东门口，贴出大幅标语：将想捞稻草的死狗谷志文揪出来示众！ 本来，俺们还准备贴一批大字报，进一步揭穿他的狼子野心、阴谋诡计，可是由于李树茂出面劝说，极力阻止，只好作罢。 第十五章 爷爷—— 一天，我刚吃完早饭准备去医院上班，门前突然停下一辆吉普车，司机递给我一张纸条： 成老：近日可好？我因病沉，不便到医院看病，麻烦您来我家诊治。 礼 李树茂 即日 我说得去医院告知，司机说已给打电话了——上车吧。 他家在段村，离城二十里，不一会儿就到了。 进了村子里在一条小巷前停了车，走进里面一座破旧的小门，只见塌得只剩下一溜正房的院落中，不堪入目，不过院子里倒是打扫的干耶刮净，在拆掉东、西厢房的旧址上，是两片苍绿微黄叶子的玉米，杆儿上结着一穗一穗吐出红缨缨的玉米棒子；窗前是一畦菜地，淡黄叶子的丝瓜架下，有红澄澄的西红柿、发紫的茄子、青绿的辣角——门前一张低矮方桌旁，摆得几张小小的凳子——此时有位老人从正房里面出来，看那瘦弱的小个子，微微有点儿驼背，突出的颧骨，清亮的眼神，不用问就能看出是李树茂的父亲。他穿一身布衣，扎腿带，跟农民不同是留着半白的分头，留着几根淡黄的胡子，笑嗬嗬地说：“成医生，请不要见笑，前面的房子让树茂卖了，请到后面锅舍坐。” 李树茂和衣在炕上躺着，此时坐起来伸出手：“成老，麻烦你了。” 我和他握过手，坐在炕头。老人已双手端过茶水，请我喝。 寒喧之后，我给他号脉，观色—— 看他气色发晦，脉象沉弦，笑着说；“没有甚 的大症候，是肝气不舒。” 他眨眨眼皮，笑眯眯地说：“不是要命的病吧？” “哪里会呢，服点儿消遥散之类的丸药就好了。” “照这么说，我还的上班——” “上甚的班？”老人说：“在家养病哇。” 我客气地说：“县里正等着他哩。” “少了他，人家甚的事也能办了。”他瞅了儿子一眼：“有他还妨事哩。” “爹，你少说几句吧。” “我让他在家歇个一年半载的，等身子骨壮了再去——” “哪还行？”我笑着说：“他是重要人哪——” 老人也笑嗬嗬地说；“咱庄稼人好说直话，自古以来，打江山不一定能坐上江山——你看哪争权夺利的有多少——识事务者为俊杰。咱个农家子弟，有个粗茶淡饭就满足了——唉，为了他，我整日提心吊胆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跟上他呀，让人给戴了多少帽子？甚的坛主，新民会会长呀，这不是没影儿事？那时我在村里——” “现在不是熬过来了嘛 .” “熬出甚来啦，有人想他那位位，恨得他要死哩。”他愤愤地说：“咱不要那官——惹不起，还躲不起他们？咱不去了，趁着有病，请了长假比甚也好。” “爹，你瞎说甚哩。” “这哪里是瞎说？你再要去，我看哪，连这破房子也得卖了！” 看来，老人是个开通人。我点头向李树茂说：“老人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就歇上一段时间，少操些心，对身体好。” “是呀，我这身子骨，实在是支撑不住了。请长假不可能批准， 我想歇上个一年半载——以后麻烦你来给我多看几次。“接着他问询了一些怎样保养身体的方法，我们医院斗批改的情况—— 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不愿多讲，害怕传出去，担上告密的嫌疑，引起两派的纠缠，只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抬头看到炕头窗台上，一座旧得分不清漆色的马蹄表，已是十点半了，生怕那些老病号在医院久等，连忙告辞。老人一直将我送到巷口。 一路上琢磨着老人的话，想到医院那些钩心斗角的事，心烦的很，由不得也想到自己——也该退休了。 第十六章 孙女—— 秋天真美呀，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高雯之净，湛然深碧——眼前是一片苍绿的大秋庄稼，犹如海浪起伏。张卫东约俺出来，本不愿跟他单独出门，怕同学们说一个大闺女家的，怎能跟他到荒郊野外？招来闲话。可是看到他神情挺激动，肯定有要紧事商量，便跟他走出北城门。 近来看他心事重重。自从当上了革筹委成员，好像长大了，眉毛又细又长，声音粗了，鼻子底下也长出细丝丝的短髭，那双大眼睛常眯拢的，一副深思的样子。他看着远处的群山峻岭，低声说：“成婧，怎的不见你哥？他近来可好？” “他呀，”816“夺权之后，很是悲观，一度愁得不愿出门，整天的在家，装耳机，拆卸收音机。近来 ，常出去找刘美英——前天，突然对俺说，不要高兴的过早了。俺晓得他总是听了小道儿消息，不当回事。晚上又看到他对俺爸叽叽咕咕的，要俺爸留甚的后路，不要得罪人——俺爸一再盘问，他才悄悄地说，他听刘美英说来：人武部以前的政委说，他们不服，准备上山打游击——” “甚？打游击？” “俺看他是瞎说，”俺看他吃惊，坦然地说：“哪会呢？” 他挨近俺说：“你注意到了没有？近来省城有人贴出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 俺点了点髑髅。 他抬头眺望，俺也放目远看，远处诸峰障叠，气势磅礴，直上青天。俺俩不知不觉走过了公路。他悄声说：“我看也不可能，有毛主席的‘照办’二字，谁敢？不过也不能排除——”俺听不清楚，凑近耳朵听到：“我看，部队里面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要不，谁敢打倒刘格平——依俺看，现在形势的发展，已不是造反、保皇的问题，而是权力之争了，就拿咱们县来说，不是成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吗？就连咱们内部也出现”古田“，真让人担忧啊！”三反“是个聪明人，想急流勇退，躲在家里不出来——” 俺听得心情也沉重了，随他顺着田间的小路往北走。只见前面的卦山上，茂密的松柏丛上，霞蒸气蔚，浮出古庙楼殿—— “不过，也不用担心，咱们是照毛主席亲批”照办“两字，成立革筹委的。这两个字重如泰山，谁也挪不动——唉，不谈这些了，”他仰起脸面向上：“咱们上山。” 爬山坡时，他嫌俺慢，伸手拉住俺的手。俺伸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走到半道亭，坐在栏杆上。想到刚才拉着他的手，他那深情的眼神，心直跳，此时发觉和他坐的这么近，不由地向一旁，挪 了挪身子。俺平时挺能说的，此时竟然不知说甚好，只觉得脸儿发烧，慌得低下了髑髅。 看样子，他也挺激动，胸脯一起一伏的，看着俺好像有话要讲，眼皮子又眯拢起来了。他这人平时有话不直说，总是绕着弯儿，弄清对方意图时才表态。心想，他今天约俺出来倒底要说甚？便抬起头瞅他，可能是想到刚才的举止了？他冲俺讪笑，俺也顽皮地冲他笑着——他的脸色忽地通红，低声说：“走吧。” 走进林区，只见株株松柏孤兀挺拔，枝叶遮天，那突出的树根或钻石，或抱石，似牛头、像龙爪，千姿百态——我跟着他，一步一步地登上七十二台阶，穿过天宁万寿禅寺，到了毗卢阁时已是气喘休休，他笑着问：“吃不消了？加把劲，到楼上去。” 俺俩走进殿堂，他又拉我走上窄窄的木梯，来到了二楼的回廊，手持前面的拦杆坐了下来。他问：“你没忘了咱们去年游颐和园哇？” “怎能忘了，俺还跟着你们登上万寿山哩。” 他深深地吐了口气，看着山下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咱们该考大学了。” 俺也跟他站了起来，眺望远方，只见山下万象森然，在那畦畦的农田中，县城的房舍尽收眼底，好多的村落错落在绿色的大田里，一条公路好似玉带一般，东西贯穿过去——顿时感到心旷神怡。 他问：“要是报考的话，你考哪个专业？” “你现在是革筹委的成员了，还想这些？” “我才不希诧*作官哪，官场中太复杂了，你看现在作官的，多难哪，说真话的升不上去，而那些浮夸假报，勾心斗角的，一心踩着别人的髑髅向上爬的——却能升官，这种事不是我要干的。” “那你——” “还是想考大学，将来做个为群众看病的医生，像你爷爷那样。你将来准备——” “俺嘛 ，还没考虑哩。” 他转身深情地盯着俺说：“我劝你也学医哇，将来咱们毕业后，一块儿到一个地方，好好地干上一辈子。” 啊！原来约俺出来的用意是谈这些——不由地脸红，还想问他将来的事，可他脸儿也涨得通红，不肯再往下说 了。 后来俺俩观看了柏王，一直到日落西山，大地暮临，天色麻黑时分，方才沿着西山走下了卦山。 *希诧（希罕） 第十七章 孙女—— 这年的冬天，俺们“红旗兵团”的人无事可干，看到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农业上经过王玉山（农林系统的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各公社的人到大寨参观以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工业上好多厂矿都恢复了生产，商业部门一直没有关过门，不论那一派掌权，照常营业。俺们几个红卫兵在革筹委学习毛著，准备搞斗、批、改。 这时舅舅来了电报，说舅母生病住院，他得到医院照护，让俺们去看家。成全这些天又跟上刘美英出去了，整天的不着家，妈妈只好让俺一人去省城。 舅舅家住在闹市，白天用不着常在锅舍，便抽空到工学院看望支持过俺们来的大姐。进了大门，就觉得不对劲，两座大楼上的大喇叭，正在互相漫骂。俺正打听住处时，突然飞来一块石头，打碎了头顶上的玻璃窗——碎片落了一身，俺提心吊胆地进了楼，找见大姐，她正在播音机前大喊大叫哩。看到俺点头示意坐下，等她喊完才拉俺到了她们宿舍。 她问询完俺们的情况后说：“形势变了，中央解决山西的‘十二月会议’对我们”红联站“有利，驻军支持我们——”11.2“夺权后支左的张日清，核心小组的刘格平不能”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下面的组织打起了内战，影响了全省的大好形势，因此中央让他俩都住了学习班，让驻军支左。前些天你们县的”总指“派人来跟我们兵团挂钩，当时我和梁耿在场，看到刘浩（兵团的头头）没有答复，说等通过调查、了解之后再决定。你回去告给‘三反’，要他赶快来和我们兵团挂钩，要不”总指“就钻了空子了——我们对”总指“是不感兴趣的。” 俺说了‘三反’在家养病的情况，现在是郭建武说了算话，其他人做不了主。 她说你们现在改变观点还来得及——有梁耿在兵团，会帮你们说话的——你们快来挂钩吧。驻军谢振华支持我们—— 俺回到舅舅家，立即给俺们原来“红旗兵团”的头头们写了信。 第二天，正好是省城纪念“1.12”夺权一周年的大会。 从早晨开始，太原各个大型厂矿，如太钢、重机、西山矿务局、十三冶金公司等单位的工人，从迎泽大桥一直到五一广场排着四十八路纵队，在邮电大楼前开完会，打着红旗，随着高音喇叭唱着雄壮的国际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抬着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大型标语牌匾，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去了。那队伍足有十来里长，那口号，那歌声，那气势，真是太伟大了，充分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气魄。俺想，有毛主席亲批的《七月会议纪要》，有这么多革命群众的拥护，俺们还能错了？后悔不该发出那封信，尽管只是说明情况，不是主张改变观点，但心里也很是不安。 晚上舅舅回来，俺向他说起这事。舅舅说：“红总站”参与了“11.2” 夺权，但他们的下属组织内，确实有不少保皇组织，他们在《七月会议纪要》公布之后，趾高气扬，一心要把他们的对立面说成是保皇派。人家当然不服，加上“红总站”内一些造反起家的组织，如决死纵队更是骄横拔扈，老子天下第一，听从一些“红总站”内的保皇派，对人家大打出手，因此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同情“红联站”。而“红联站”大多是原来的红卫兵，也是造反起家的，更是不服，因而两派对立情绪越来越大。部队介入后，自然是要支持造反的左派，支持“红联站”的，这样“红联站”、“总站”双方就誓不两立了。 鉴于这种情况，俺白天常到省委大门口，观看两派的大字报，双方各持己论，争论非常激烈，一曰反军、保皇派，问题常涉及刘格平同志；一曰反刘格平、反革命委员会——各有各的道理，争执不下。后来，有意又和广大市民接触，听他们的话，大多同情“红联站”。 由此俺想到：“8.16”夺权时，为什么省城两大派全来支持“红总司”，原来是为了扩大组织。像俺们“红总司”这样响当当的造反派，可以增加他们造反的声誉，用来标榜、贴金，自然是他们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了。怪不得“太工红旗”一再争取，那天晚上要俺们表态哩。 很明显，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情况下，俺们又面临着“站队”问题。不等舅母痊愈，俺就回了县里。 俺哥成天的不在家，也不专研无线电了，和刘美英常到乡下去。俺爸忙于工作，妈妈在商店站栏柜，也不经常在家。 俺去问张卫东，他说接到俺的信，召集了原来“红旗兵团”的人，进行了讨论。有的说应该掌握大方向，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任王张；有的说应该相信解放军，支持造反派，特别是“太工红旗”——我们不能忘了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吵了好几天也统一不了看法。他去段村听‘三反’的意见，责备咱们是瞎吵，胡闹，仍然坚持“一条红线通天的论点”。末了，张卫东摇头说：“搞政治，真是太复杂了！咱们毕竟还幼稚，看不出问题的实质。” 这场讨论就此结束。 后来“太工红旗”的大姐又来信，催俺们快表态——像这种情况俺能回信吗？ 张卫东苦笑地说：这哪里是在站队？简直是拿上自己的前途押宝，只好不了了之，唉，听天由命吧。 过了一个月，“古田”又活跃了，从他们的大字报上看出：“十二月会议”说明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号召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他们的组织。于是，东门口又成了人们关注的地方。 对于“古田”的这种背叛行为，俺恨死他们了，真是野心狼，不得好死！ “总指”的人不敢进城贴大字报，可是传播的小道消息不少，说他们拿起了枪杆子，在山里活动哩。后来东街上出现了“韩化文拿起了冲锋枪”的标语，一时间，搅得人心惶惶，好多单位的生产又不正常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筹委通知李树茂上班，派去的人被老人借口病沉重挡了驾；又打发俺们前去，李树茂用茶水、好饭款待了俺们，说病好了一定去；郭建武此时连白衬衫也没工夫洗了，领口脏兮兮的。看到李不出来，只好亲自前去做工作，方才请了出来—— 这些天，“总指”的人常在夜间进城活动，城里经常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得人们心惶惑乱，日夜不安—— 前些天，听段村公社武装部部长薛庆富反映：正月十五晚上，郭家寨的人说，“总指”田克杰带领廿多人要来抢民兵的枪枝。他立即带人将枪枝弹药转移到郑村。半夜一点多钟，“总指”的人闯入村内，拿枪逼住民兵副指导员张德亮，让说出藏枪的地方。张不说，他们竟拿起板凳打掉张的四个门牙，血流满襟——薛庆富打发人在高音喇叭上喊：“社员同志们快起来，村里来了土匪抡枪啦！”全村人出动，田克杰他们冲高音喇叭打了几枪，方才带领人马仓慌撤走。看来，他们要顽抗到底，真是不看形势，逆历史潮流，胆大包天！ 一天，俺和张卫东到了原来的人委大院找李树茂，他正召集人在东一排的房间里面，研究成立文攻武卫队的问题。 屋子里坐的好多人，不少是“硬骨头”、“十月事件”受害的人——大家争论挺激烈。看来会已开了好长时间，文攻的负责人已定。武卫的提出了五个人，此时正讨论这五个人由谁来担任司令。 一时，都不说话，彼此瞧瞧。 李树茂指着桌上中央办公厅9月9日的通知说：“上面已经说了话，可以成立文攻武卫战斗队嘛，江青同志说得多好：‘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一定还击’。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怕甚？”他笑容可掬，环视众人：“为了保卫红色政权，请你们五位报名——不好意思？那还是大家提议吧。” 有人提议李高。 李高正要表态，梁照乃笑着说：“你呀，哪个丢顿瞌睡的毛病又犯了，要是人家来了，还在迷糊——以为是嫁闺女的来了，众人还要跟上你卖髑髅蛋子哩。” 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俺也跟着笑了，他是个瞌睡虫，说话的时候常常闭上眼睛丢顿儿。俺们问他刚才说甚嘞？他愣着眼神，反倒问：你说甚来着？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3.1”夺权前还和“总指”的人来往，后来明白过来，突然变卦，说人家是假夺权真保皇—— 有人提出梁照莹。 “当教师的秀才，能带兵打仗？” 大家都不吭声。 李树茂眨巴着眼说：“我看老三最合适？” 老三是指梁照乃，奶名三毛。此人是打游击时交文支队的侦察员，经多识广，交游甚多，办事有主见，说话喜诙谐。这时站起来走到台前笑嘻嘻地说：“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拿起枪来的事，一声令下，那枪子儿可是长着眼睛的，拍地一声响，就是一条人命。到了运动后期，你们当官的，坐在大堂上把惊堂木一拍，大喊一声：把杀人犯押上来——那时候我是有口难言——嘻嘻，这事咱不干，以我说呀，谁当官谁当最好。”边说边比划，逗得众人又是一片笑声—— 有人提出“十月事件”的受害者张发千。 “我倒是愿意干，可带兵打仗得有威信——” “是呀，”有人咐和：“这可不是耍的。” 众人又不吭声了，一片寂静。 李树茂低头纳谋了半天问：“没人敢干呀？那——”他向三毛笑了笑，毅然说道：“只好我干了。 核心小组成员徐海银说：“要是树茂干，我搞后勤。” 大家拍手欢迎。 张发千说；“我给树茂当助手。” 李树茂笑着说：“不敢当，你当副司令好了。” 张发千说；“这打仗免不了伤人，得有个好医生——” “县医院的水大夫，‘8.25’的受害者，是咱们观点的——” “他嘛，”有人反对：“能搞女人，‘3.1’夺权后，就跟上人家改变观点了。” “没合适的人选，”造反最早的王承国说；“我来干，前线抢救、包扎，我行，要是遇上重伤员那就不好办了。” 一时又是一片沉静。 “你们看，程友棠怎么样？这人是咱们的观点，‘7.25’在拖拉机站，一请就到，帮着处理了好多的伤员。” “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干——” 李树茂说：“这人还在段村，他的工作我来做，我看问题不大。”说着，他又笑眯眯地问：“还有甚的事商量，提出来研究——队员的问题，发千，你多考虑，最好选些当过兵打过仗的——老三，你给咱推荐上两个好参谋。” 张卫东和俺一直等到他们研究完毕，李树茂对俺俩说革筹委接到山上各公社的报告，说“总指”的一伙人，到处抢夺民兵的枪枝弹药，扬言要跟咱们打游击。看来形势紧张，不得不防备。 李树茂问有甚事？俺俩方才说来商量斗、批、改的。 武卫队成立了，枪枝弹药还没影儿，从哪里搞呢？找武装部，哪几个支持过“总指”的人，恨得俺们要死哩，哪会发给武卫队枪枝？哪不是老虎身上取毛线——瞎想。在公检法搞斗批改的两位同学说；看守所内保存着一批枪枝弹药，是去年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的七条通令“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抓、抄的歪风”时，从全县机关、民兵那里收缴回来的武器。张卫东说，走，咱们给‘三反’反映去。 俺们去了党校的西院，武卫队的头头们正研究这事哩。张发千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只怕人家不给。张卫东说这有甚难的？走，我自有办法——李树茂听了，不禁眉开眼笑说：还是咱们小将们有办法。好，按你的想法办，那你们就先行一步哇。 俺们跟着张卫东找到公安局县中队，进了队长的办公室，张卫东郑重地拿出语录，严肃地说：“让我们来共同来学习，请先拿出语录——好，请翻到92页，我们共同念这一段：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队长陡地立正，跟着我们念完，睁着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张卫东。 张卫东仍然一副严肃的样子说：“队长同志，你们听毛主席的话不？” “当然听。” “你们听党的话不？” “哪还用问？” “毛主席让你们支持革命的左派，你们支持不？” “当然支持。” “你们学过《七月会议纪要》吗？” “学过。” “你认为”红总司“是革命的左派吗？” “是。8.16夺权我们还奉命参加。” “你认为革筹委是不是革命的左派组成的？” “是。” “你们应不应该保卫她。” “应该。” “现在有人拿起枪来，反对革筹委。你们支持革筹委不？” “支持。” “现在革筹委需要枪来保卫，你们支持不？” “支持。” “可是革筹委没有枪，听说你们这里保存着一批枪枝弹药，我们想用来保卫红色的政权。你们支持不？” “这——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 “核心小组是不是党的领导？” “是。” “是不是上级。” “是。” “你们听不听上级的话？” “听。” “那好，你们听毛主席的话，也支持左派，也支持革筹委，也听核心小组的话，现在需要看实际行动了。我代表革筹委，请你把那批枪枝弹药交给我们吧。” “这——上级——” 此时李树茂、徐海银进门说：“我俩代表核心小组，让你交出——” 张卫东问：“难道核心小组不是你们的上级？你们不是听党的话吗？” 俺冲口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这——” 李树茂说：“你是不是说军区首长？难道军区首长就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党的领导，不支持左派——我想他不敢吧？你别作难——好，这事你不要担心，也不用你担责任，将来问你，就说是我们核心小组、革筹委取的——来人呀，还不动手？” 这时，武卫队的人早已候在院子里，听到这话，像窝蜂似的飞向库房去了。 第十八章 儿子—— 一天中午，我坐在革筹委接待室，眼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远处的青山，独自琢磨：成婧这闺女太不听话了，竟敢瞒着她爷爷，也不和我这个当爹的商量，竟敢参加了武卫队的女八连，真让人不放心。女八连，听起来挺吓人的，好像有大几百人，分成了八个连队，其实不过八九十人——这都是李树茂的鬼点子，用来虚张声势，吓唬“总指”的。 尽管成婧在的那个女八连，是个宣传队，但我也不放心。因为从县中队那里取回的枪枝弹药，根本不够武装武卫队，女八连只有连长有一支手枪；另外一个队，是由干部、学生组成的，三十多人只有七八条枪；比较有战斗力是特工队，主要是以前跟上任井夫打过游击的，有当年出名的三架山，成村的愣三、城头的三广则，还有李高村里的几个农民，一部分“8.16”在村里夺权，现在在村里存站不住的农民，他们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十几枝步枪，其余的每人只有四五颗土法制的手榴弹（抽调工人们制造的，拉着导火线七秒才能爆炸，军用的只须三秒钟）至于那个医疗队连颗手榴弹也没有。这样一支队伍能有多大的战斗力？ 更让人担忧的是：没有弹药。前些天听说北关街有口井里面，可能有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投下去的子弹。他们掏干井，打捞了半天，才捞上了一箱，打开一看全锈了。晒了几天啦，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成婧跟上他们——我这个当爹的，怎能不担心啊？此事要是让老爷子知道了，又得挨训—— 我呷了口茶水，翻开了文件——忽然听得远处一声爆炸声，以为是武卫队在练习掷弹，后来又听得隆隆隆好几声，而且是一阵比一阵震耳——看来是打起来了，我怕成婧出事，连忙往外走，还没出门听得桌子上的电话叮铃铃地响，只得返身接电话：“喂，喂喂，你是满林吗？”这是城关公社革委主任侯万吉的声音：“你快告给李树茂，我们被包围了，”总指“的人向我们开火——” 我放下电话便往李树茂的办公室跑，推开门一看，哪里有个人影？向其他人打听，才晓得刚才听到爆炸声就出去了。听得枪声密集，我连忙到中学去看成婧—— 她们早已跟上张发千出发了，心里越发着急，一个女孩子，又是搞宣传的往前面跑甚哩？急忙出城—— 张发千正在东关街指挥作战，那些曾在交文支队打过游击的，早已占了制高点，上了几处高墙大院，伏在房顶上瞄着打枪——“总指”的人可能是发现解围的人来了，爆炸停了，然而向这边打来的枪也多了，子弹丝丝地穿过了天空——居民们也不怕枪子儿，纷纷出来，站在街道上看热闹——我跑到北巷口，听得房顶上成婧在电动的喇叭里喊：“放下武器，要文斗——”急忙返回找到一家砖房大院，爬上房寻找成婧，发现她躲藏在一座高墙的房顶上喊话。看出那地方安全，碍着旁边有武卫队的人，不便向她喊话，只好伏在高墙壁后观战。 只见城关公社的对门，饭店这边的房上，爬着一人，另外的好几个正慌里慌张地扶着梯子下房——其它房上还在射击，不过枪声已逐渐稀疏了——后来那些房上的人也下来了，枪声骤然停止。 临赶我下了房，侯万吉已从公社出来，对张发千说；我们正在开会部署春播的事，他们包围来了，手榴弹尽往院子里——要不是我当过兵，冒着枪林弹雨，关了大门，早让人家抓走了——你们武卫队，动作太慢了，怎的半天才出来？张发千说，谁晓得人家这么快就下山了——此时有人报告，说是“总指”有个伤员在饭店房上。侯万吉说：快唤程医生去，他家就在附近。 程医生很小心，怕房上的人开枪，头上顶着红十字箱，敲着门喊：我是来看病的。半天大门才开了一道缝隙，伸出一颗髑髅看了看，才放进程医生。不一会儿程出来说，是山上的人，枪和子弹已被他们的人拿走了，伤在臀部，穿孔伤，从左打进去，从右穿出，路过屁股缝，一共四个窟隆。大家听了好笑，有人说：“这下可好了，在山上看不清形势，现在给他打下四个眼儿，就能看清了——” 此时，李树茂赶来了，让人把伤员送到县医院，一再叮咛不要打，派我去了解他们下山的目的、意图，以及对方的人员装备情况。 我看到成婧没事，不便当众责备，奉命前去。 据那伤员交待：“总指”的武斗队是以原商业局长张耀光为首，下面设八个分队，是原来转业在商业部门的人带队，其中一个由学生和平川小青年组成的例外，每人一枝枪，四枚军用手榴弹——分队有步枪、冲锋枪、机枪，子弹充足，在山上又动员出抗日时期的英雄段祥玉、崔三娃和他的女儿神枪手崔凤莲等人。还说崔凤莲从小跟上他爹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抬枪就能打住奔跑的兔子——他们组织起这么一支队伍，要下山打游击，要跟坏人、反军派血战到底—— 我汇报之后，背着老爷子数说了半天成婧，她答应以后不往前面跑了。 晚上老爷子回来，问询了情况说，你们的那个武卫队哪，尽是些学生、干部，比较有战斗力的，是那几个当年跟上任井夫打游击的，可现在也老了；而且要枪没枪，要弹没弹，能打过人家吗？人家“总指”带队的，大多是63年转业下来的，带过兵打过仗的连、排级干部—— 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想起成婧曾经听人说过，武装部的王政委说将来要打游击——由此看来他们思想上早有准备，根本不听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根本不把《七月会议纪要》上的“照办”两字当成回事，要顽抗到底，因而前一段在拖拉机站率先用长矛、大刀挑起械斗，如今胆子越来越大了，用起枪炮子弹，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了——这些人敢这样胡做非为？肯定背后有大人物支持——看这势头，还要武装夺取政权哪——想到此心里一惊，吓得出了一身冷麻汗——联想到老爷子的话，武卫队的装备，心里更紧张了，真为成婧他们担心啊。 第十九章 孙女—— 枣树快要开花了，黄绿透出纹络的叶子，在微风中飒飒地颤动，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热了。 张卫东他们进行斗、批、改告一段落，当时俺们女八连也认真学习了《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毛主席的语录：“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张卫东提出了要解放走资派，不能老揪住人家不放。 在这一指示的精神下，绝大多数的单位，已不斗了。在任、刘、常、雷、侯的问题上，对于常、雷、侯大多数人同意解放，而对任、刘分岐意见特别大。对任，好多干部包括核心小组的李怀民、李树茂、郝开明、徐海银等人，认为只是以前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而且认识态度也比较好，应该给予解放，但是“十月事件”的人不同意；而他们却提出解放刘，可是好多“8。25”受害者不赞成，说刘的流毒还没肃清，仍需批斗。因此，对这两人的看法，争执不下。 此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是可以改的。”张卫东他们负责的斗批改小组，认为是解放人家的时候了，说刘本芝本质是好的，只是在运动初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批斗，已认识到了，没必要再批斗，揪住不放。向核心小组和革筹委提出了建议。有人提出这还要看看他俩的认识态度，于是决定再开几次大会帮助认识错误。 那天在大礼堂开会的时候，我因为找张卫东有事商量，也去了。只见台上只有任、刘二人站着，桌子后面坐的有李怀民、李树茂、李翔、张卫东等人。这次批斗与以往不同，允许他俩答辩。看样子，刘还有想不通的地方，答的话挺多，神情也特别激动—— 俺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多，走道上也站满了人，一时上不了台，只好在后面观看。这时，任可能是说的话多了，提出要水喝，李怀民、李树茂点头默许，李翔马上倒了一杯，而且是双手端送过去——心里想，倒底不一样，他们都是任在任时提拔的，有感情——后来刘要水，却没一人递给。刘无可奈何，双脚向那边挪了挪—— 张卫东一直皱着眉头，此时在台上看到俺，晓得有事商量，下台到了门口，和俺研究晚上演出的节目。决定调秧歌剧团演《白毛女》。 那天明月当空，繁星满天，一片蔚蓝，时有浮云漂动，城内的房舍时明时暗。张卫东说开了一天的会累了，让俺陪他散散步。俺俩边谈边走，俺悄声问是不是两个走资派全要解放？张卫东低声说看来还得开几次会——他唉了口气，又说关键问题不在他俩的认罪态度上，而是革筹委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看来，还得找任井夫商量，让他做工作——不知不觉，已走到东街，他提议到党校休息会儿。 当时党校是武卫队的据点，向南一条街通到原先的劫波湖畔，中间地段路东大院是据点，是一座高大的砖墙大院，路西对门的小院是头头们开会研究重要事情的地方。里面地方不大，只有一排正房，两间南房。房后背靠南街，拐角处是一家没有院墙的庄户人家，院子里面有几棵枣树—— 俺俩顺郝家十字街下去，得知西院头头们都不在，便来到了砖墙大院。里面有值岗的队员，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有个同学告给俺俩：‘黑苗子’在正房，所谓‘黑苗子’是指李怀民，因为他是文革前任选定的接班人，红卫兵常常戏谑地唤他‘黑苗子’。 张卫东跟‘黑苗子’谈晚夕开会的感触，俺在灶房里吃完饭时，天已不早了。正想回中学睡觉时，刚走到正房房檐下，眼前突然几道闪电似的光亮，随即便是剧烈的爆炸声，院子里又溅出几处晃眼的火团，吓得俺抱着髑髅窜进了正房——张卫东、李怀民也吓得圪蹴在了墙跟下面—— 院子里面，大院外面，爆炸声、枪声不断——院子里的人大喊上房，一片混乱的脚步声——张卫东说：“糟了，”总指“又打上门了。” 工夫不长，枪声逐渐远去，院子里有人喊：“程医生，快来。” 俺们到了东正房，有三个伤员躺在床上，只见程医生说：“秋生，多悬啊，你这个伤口，再往里挪挪，弹片就钻进心脏了——” 话还没落音，听得人称‘四方嘴’的安继宝在大院里嚷：“打死任海生了，任有保的儿子！” 俺吃了一惊：他怎的来到这里了？ 其时枪声还在响，李怀民拉着程医生的手：“快去抢救！” 俺们便相跟上跑出大门，跟上安继宝来到那家没院墙的破落院子里，在临街的厕所一边，朝天躺着一人。拿手电一照：果然是任海生，一手还紧握着冲锋枪弹夹，一手中指跟上还挂着一个军用手榴弹的铜环。程医生拿来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说死了。李怀民惊得问：“真的？” 程医生摇头说：“没法儿救了，心脏已停止跳动了。” 李怀民摊着两手惋惜：“麻绳绳尽从细头头上断，任书记就这么个儿子！” 此时，西院里面值班的干部杨勇也出来了，说手榴弹冲着他的窗口，不断地飞来，轰轰轰地炸得玻璃窗粉碎，吓得他钻在桌子底下，打电话喊人—— 此时枪声仍不断，张卫东拿手电搜索——怕有埋伏。忽地照在枣树杆上，只见树杆上有片脱了皮的地方，露出白煞煞的一块。走进那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吓得已说不出话来了。 俺们进了西院，果然看到院墙上弹迹累累，窗上玻璃炸得好多的大窟隆，地下到处是碎片。 在院子里值班的安继宝、石秉成，都是以前在交文支队久经大敌的老游击队员。石秉成说：“我们背靠南墙，老盯着大门，提着手榴弹，怕他们冲进来——” 安继宝说；“我朝后还了一颗。” 这时枪声骤紧，俺们便都跑到大院。这时西营中学的红卫兵全都上了房。隔了一会儿，听得他们问：“口令？”说着隆隆地投出了手榴弹，听得外边嚷：“自己人，我是李森。” 李森进得门来捂着脸说：“打伤了我啦——从加工厂跑来，哪能晓得口令？不弄清楚就往下扔——程医生，快给我看看。” 程医生说；“不要紧，下巴骨边打进一块小弹皮。” 后来才晓得，要不是在大礼堂看戏的武卫队带着武器，听到爆炸声及时出击，“总指”从东门沿东街包围过来的人，与南街任海生带得人合围，仅靠西营的学生哪还能守得住？说不定此时就遭殃了。 杨勇说：“再打上十来分钟，西院就保不住了。” 张卫东说；“唉，照这样下去——扰得咱们甚也干不成了。” 李怀民一直沉默不语——还在想任海生的死，俺联想到他在北京攀登万寿山时的情景，尽管观点不同，可毕竟是同学啊，心里也不好受。 不过也有幸灾乐祸的，有个文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连夜报丧，竟恶作剧地跑到任海生家大门口贴了白纸——对于这种行为，我很反感：根本不知道李怀民、李树茂的心事，净帮倒忙。 第二十章 孙子—— 前些日子刘美英找到我悄悄地说：“成全呀，告给你个好消息，咱们的人从后火山冲出来以后，陆续去了榆次晋剧院，在那里商量好对策啦。前段时期，由转业下来的干部带队，在山上搞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展开游击战——” 我吃了一惊，真的打游击了？她看我惊讶，说：这是阶级斗争，是对坏人、反军派的斗争，我们要打得革筹委甚也干不成，有名无实，成了空架子。你想：李树茂那伙人，哪里是对手？她又动员我上山，也去参加小分队，说用不了多久，总能打回来—— 后来任海生牺牲，我心里好不难受，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就一下子殁了？他跟我挺要好的，从小在一起玩耍大，有时虽然吵几句，可是过不了几天就又好了。他是个要强的人，嘴硬心肠好。唉，看来这打仗的事不是咱当学生干的。如今刘美英要我去，打心里没有那个胆量，可又不好意思说不——她看我不表态，悄悄地告我说：这几天他们下山了，驻扎在阳渠。不信？明天带你去看看。 第二天我跟着她，先到了青村然后绕路进了阳渠。她说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差不多全是咱们观点的。一进村就在街上看到好多肩上挂枪的人，在路上巡查，带队的原来是商业部门一个公司的支书，还有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刘美英悄声告诉：这个人，可不简单哩，是老革命，在晋西北打过游击，解放后当过大同的公安局长，要不是犯了错误，早当了大官了。作战很有谋略，连张耀光都佩服，常向他请教—— 我俩顺着大道走，只见一座砖房大院，后墙外是大道，房上站着双岗。刘美英说这就是据点，进了院是挺长的东西厢房，正、南房比较短的四合院。进了南房，哈，都是熟人，张耀光、王信仰、韩化文、田克杰、宋学义——正谈论哩。刘美英说明来意，田克杰问我：“你说刘书记是不是好人？” “哪还用说？”我说：“他生话简扑，平易近人，一心抓生产——” “那我们就要保，绝不能让好人受冤枉，尽管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但到运动后期，肯定会给刘书记纠正的。因此上，我们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保——眼前虽然有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是反军派，砸人武部、抢公安局的枪枝弹药，尽干坏事，免子的尾巴——长不了。” “可是，省革委已批了人家核心小组、革筹委，咱们这样攻打——” “这你不用担心，有部队支持哩。” “能打得过来吗？” 他们满有把握地说，西面有开栅，转运站里面有文水、关帝山森林局的好多人在那里驻守；东面有咱们阳渠，卡住太汾公路，形成东西夹围，困住李树茂的人马。他们要往太原，我们可以随时伏击，这样就掌握主动权了。北面有边山，据高临下，可以看到全城的情况，有利就出击，没利退到山上，或撤到阳渠——万一有个意外，或是请求开栅增援，或是向南撤走，万无一失—— 王信仰让刘美英坐到身边，向她爸爸问好，打听城里的情况——刘美英悄声说了半天，向众人摆了摆手就带我出来了。 来到院子里，刘美英说：“这座院里，只是白天开会时用，到了晚上各个分队，分散住在村里各个角落，一有情况，可以从四面包围——根本不需要考虑危险，保险系数大的多哪，怎的？参加吧？” 她看我没信心，又带我看了崔三娃（抗日时期的老民兵、神枪手）父女的住处，把崔凤莲吹得神乎其乎的。我就不相信，一个大闺女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刘美英说，她亲眼见嘞，那天，天上飞来一只鸽子，崔凤莲一抬枪，也不用瞄准，就打下来了—— 嗳呀，那我更不敢扛枪了——心想，你会这样打，难道人家那些老游击队员也不会这样打你？要是这样死在枪口下，那才屈哪。咱又没练过枪法，没那本事，就前去跟人家打仗？傻瓜蛋才拿上自己的性命去冒这个险哩。 后来她又带我到各处看了看，在街上碰见好多的人，有不少是提得半自动步枪，苏式步枪，还有冲锋枪——她说这个是转业干部，那个是退伍军人——那意思说和这些人在一起，还能吃了亏。一再问我怎么样？快拿主意吧。 我看她眼巴巴地望着，不好拂她的意，说先准备准备，靠几天就来——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看，要是街上没人，她准给我飞吻哩。 第二十一章 儿子—— 四月初的一天，革筹委派我这个接待室的主任，到省城出差，办完公务，到汽车站买票返回时，售票员说车不通了，到你们那里的票停止出售，我问怎回事？她也不知道，说是站长通知的。我想是不是武斗？想到前些日子，成全整天的跟上刘美英往外跑，怕他参加“总指”的武斗队，心里好着急。赶忙跑到迎泽大桥，想搭乘货车回去，等了半天才搭上一辆开往文水的车。坐到七里桥时，从南面砰砰打来两枪，吓得司机急忙煞车，推开车门刚要下车，砰砰又是两枪，我连忙跳了下来，连滚带爬扑到了路北的渠道里，向左右打量，李树茂带着一伙武卫队正在桥下，向南打枪—— 我向青青的麦田里打瞭，离公路二百多米的地方爬着一个人，南面的枪还在向他射击。我爬到李树茂身边问怎回事？他说我们到段村路过这里时遭到伏击——武道礼（原交文支队的队员 ）阻击挂了彩，救不下来。 他们组织了几次进攻，想从桥下打退南面土堆后面的人，可是人家地形好，伏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看到这边的人，一露头便是一枪，好多队员都躲藏在桥墩下不敢往前冲——不一会儿张发千也从城里赶来了，和李树茂商量后，改从正面火力掩护抢救。我跟着他们弯着腰从河道爬进道北的一条渠道里，刚窜到一株柳树下，南面砰砰又打来两枪，吓得张发千一打滚儿，啊呀一声，连说歪了脚了。 李树茂喊；机枪掩护。 那挺歪把子机枪哒哒哒地打了过去。此时特工队长贾本海下令：上！ 下关街的狗叭则提上步枪弯着腰冲了上去，前面又是一枪，狗叭则爬到在地。我以为是受伤了，刚听到李树茂问：怎的，机枪不打了？听得说没子弹了。贾本海喊：大家掩护，众人砰砰地开枪，前面的黄土堆上冒出朵朵的烟土花，狗叭则又伏着身子冲了上去，爬在了武道礼身边——半天，看他一手提枪，一手捉着武道礼的胳膊往回拖，刚刚拖了几米，对面砰地一枪，狗叭则栽倒在地—— 李树茂着了急，从旁边一个队员手里夺过枪，直起身子瞄准打了几枪，狗叭则乘此机会爬了回来说：他太沉，怎么拖也拖不动——伤在肩膀上，他说实在没力气爬了。 郑村的四秃子，身强力壮，自报奋勇说：树茂，我上！ 大家又打枪掩护，他提着枪弯着腰还没冲到武道礼的跟前，对面砰的一声枪响，也栽倒了—— 此时正好桥下的队员已悄悄沿着河岸迂回到前面，猛地甩了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爆炸，土堆后面才不打枪了。四秃子爬了起来，没命地奔跑回来，只见子弹从胁下穿过，胳膊、胸脯上挂了重伤—— 张发千一直在路旁观战，此时说：这样救人，也不是办法。 李树茂眨巴了一阵眼皮子说；马上派人回去，拉来一辆平车，上面要焊上铁板，搭上醮上水的毛毯，快去！ 这其间又在桥下组织了几次冲锋，可是对方却沉得气稳稳的，看到移动到跟前的人，不是点射便是连发。当过兵的人说：这是半自动步枪——贾本海悄声对李树茂说：子弹不多了。李树茂只好暂时停止冲锋—— 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汽车才运来一辆平车。两个棒小伙子推着，在火力的掩护下，刚刚过了公路，对面又打过来密集的子弹——看来人家又增加了火力。推平车的一时心慌，竟把平车翻了，朝天的一只车轮不住地滚动，辐丝在夕阳下闪出耀眼的光亮—— 李树茂正要组织人马抢救时，只见原先交文支队老侦察员梁照乃气喘咻咻地跑来，对李树茂悄声说：开栅据点的人，沿边山包围过来 了—— 李树茂看到处境危险，眼看腹背受敌，含着泪下令：撤！ 众人望着武道礼，看着这个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依依不舍地撤到桥西，在日影黄昏中，爬上了汽车退回了城里。 我回了家，已是天黑，见两个孩子全在家，一颗悬起的心方才落了下来。 第二天，武道礼的遗体抬回城。除了伤口外，只见浑身尽是枪托砸得青紫伤痕，武卫队的人看得咬牙切齿说，他们的人受了伤，咱们送医院治疗，咱们的人挂了彩，他们却这样的狠毒？一个个在追悼会上发誓赌咒：不报此仇，誓不为人！由此仇恨情绪越结越深—— 从此，通往省城、地区的交通便被切断了，致使革筹委有好多会议不能前去参加，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贻误了不少的事。然而更为严重的是：经常有我们去省城办私事的人，在七里挢附近被扣押，或遭到毒打——回山区探家的人，路过开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革筹委的常委张卫东也被抓了进去，关押在临太汾公路筑起的碉堡里面，后来他们竟在深更半夜出来抓去—— 晚上城镇里经常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有一天竟然把北关街大队的大门爆破了，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一片恐慌，一到天黑早早地关门避祸。 这样，武卫队的给养也成了问题，不得已出城拦截了离石药材公司的两、三车药品，作为活动经费。这事引起了我们“7。1”兵团好多干部的不满，议论纷纷—— 有一天，段村的人给李树茂捎来话，说他爹病得沉重，昏迷中常念叨，很想见他一面，希望他能回去看看。李树茂是个独生子，从小是他爹疼爱长大的，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乱转——我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也为他着急，心想这老爷子偏偏的在这个时间生病，真不是时候。从城里到段村，阳渠是必经之路，他要是回去，“总指”的武斗队哪能饶了他？还不生擒活拿了？然而却想不出好的办法，干为他着急—— 到了天麻麻黑的时分，从外面进来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农民，女的是个卅来岁的中年妇女，瘦瘦的，中等个头，头裹着一条红头纱，身穿偏襟的花衣裳，进了我们办公室，笑眯眯地望着我，说是要找李树茂——我正要去他办公室，那女的哈哈一笑，拽下头纱，抹掉脸上的胭脂——啊？原来竟是李树茂化装的。他说，既然能瞒过我，便能瞒过“总指”的人，要我快去请我们家老爷子辛苦一趟—— 我连说不妥，万一要是识破，扣押了，哪城里还不乱了套？再说，你回去也治不了病，就别去了。他想了想，只好含泪点头。 第二天老爷子回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人为他担忧，愁的得了病。听了当前的情形，也想通了，长叹了一声，对我说；唉，想不到运动能搞成这个样子？弄得有家不能回。看来没退路了。代我告给树茂：‘忠孝不能两全’，那就让他好好地尽忠去吧——那情景，就好像生离死别似的，两眼泪汪汪，看得人心里好难受——” 我将原话转达了，李树茂望着窗外，直掉眼泪—— 四月廿一日晚，“总指”伙同开栅转运站的人突然包围了西营公社革筹委，抓走了原交文支队代号“一四七”的侦察员（硬骨头兵团），中学校长侯正宾等人，押在转运站的据点内，惊得平川好多公社革筹委的人纷纷躲进了城内，不能开展工作——很明显，这是“总指”扫清外围的公社政权，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孤立核心小组、革筹委有步骤的武装行动。 我坐在革筹委接待室，接待被抓走人员的家属，解释不能解救的困难，劝她们要耐心等待—— 更让人糟心的是这些大批躲进城内、武卫队、革筹委的人，由于被包围在城里，与外界隔绝，连吃饭买粮的钱都没有了。无奈之下，李树茂派武卫队深夜到段村、西营几个信用社，出具革筹委的借条借了几千元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一天突然来了两人，本地口音，说是在介休工作，一名姓苏的说要见李树茂。李自从听了他爹的话，一直不出门，独自在办公室里长吁短叹的，不接见人。那人说他们是介休革筹委的，有要事商量，便带他俩进了李的办公室——临我下班时也不见他们出来——第二天上班时听人说，李树茂同那两人夜间坐上吉普车走了。我挺为他担心，人家抓还抓不到哩，晚上出去不是自找死去？ 第三天车回来了，只见后边有弹痕，还有一片血迹——忙去看他，只见他一扫秋容，独自在办公室哼着歌儿，样子挺兴奋。工夫不大，武卫队的头头脑脑陆续进去了，我不便多坐，走出门来，心想不知又有甚的阴谋诡计了。 后来见徐海银带着后勤部的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张发千、贾本海等人一个个笑嗬嗬地忙碌去了——我估计可能有大的行动。晚上回家，发现成婧满脸泪痕，愁眉苦脸的；成全却在收拾他的课本、无线电——嚷着向他妈要串连时的胶鞋。我放下脸子说：这一、两天内都给我待在锅舍，不准出门！成全问：为甚？我当然不能说，怕他泄露出去。 李树茂亲自去了趟县中队，打条子借了一挺转盘苏式机枪，带上武卫队出发了—— 到了天黑，武卫队后勤总管孟学春，悄悄地告我说：等的吧，明天清早有特大喜讯，我问甚的喜事—— 原来那两个老乡，在汾西矿务局工作，也是“红总站”的观点。他们“东方红”组织，有一个团是从部队上集体转业的，团长武福魁（人称大老武）仍是他们的头头，他们的械斗武器，去年中央颂布的七条以后，全部上缴了。最近他们的对立面拿起武器攻打他们，没法抵抗，于是派那两人来与李树茂联系，共同商量解决开栅的据点，夺取武器。李树茂为了解救被抓走的人，正愁得没法哩，便连夜坐吉普车找大老武商量去了。临回来时路过义棠，遭了对立面的伏击，有一个老乡让人家的冲锋枪打断了腿——昨天，“东方红”的两个女的，才十七、八岁，到了开栅转运站故意说是“红总站”观点，据点里的人就把人家抓了进去，正好中了计。那两个闺女将据点的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今天早上放了出来——现在咱们的人，正跟“东方红”的人配合哩，明天拂晓就要进攻了—— 回到锅舍，成全问为啥不让他出门？我不答茬。问成婧哪？赶紧寻找，谁知这个鬼丫头早已溜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孙女—— 听到张卫东被扣押在开栅转运站的据点里，不知怎的？俺的心急得快跳出来了，恨不得飞到那里，看看怎么样了。想到武道礼受伤后又被活活地打死，急得直流泪，可又不敢让人看见，只好抹掉泪水，偷偷地抽泣。 想起他在卦山上和俺说的话，将来一起考中医学院，一起到一个地方干一辈子。很明显，是想和俺结成终生伴侣——只不过是没有直接说明，不愿吐露爱情罢了——他是多么好的人呀，人长得帅，又有才干，将来准能当个好医生——可是现在让人抓进去了。要是那些人知道了他的身份，哪还有好结果？不能听爸的话，在锅舍待得住吗？哪还不把人急死？ 俺跑到俺们女八连打听消息，连长说明天有大的行动，你参加不？俺问甚行动？她说今天晚上不回家，才能告诉。俺说不回去，快说！她悄悄地说，明天一早攻打开栅转运站。俺高兴的跳了起来，晚上就住在了党校——大门上站着双岗，任何人不准进去。 半夜里起身，俺们跟着特工队，沿着边山跑步行了十五里到了广兴村，在一家大院里集中后，李树茂给俺们八连的任务是战斗打响后，一是马上向据点里喊话，二是救护伤员，帮助医疗队及时运回城里，不准擅自行动—— 好不容易盼到四点钟，俺们伏在村外的高坡上，看到兵分两路，一路由广兴的大队干部，当年在交文支队打过游击立过功，外号叫‘猫头’的做响导，带领“东方红”的人向南出发；一路由李树茂、张发千带领特工队和一部分“东方红”的人，向北沿山向转运站的后面山坡上出发。然后乘着蒙胧的夜色，分开形成南北夹攻，看到信号弹，立即进攻。 俺们连长带着俺和赵少梅，拿着电动喇叭，跟着南路的人，从公路南面悄悄地迂回到开栅的南面。那前面的人刚刚靠近公路，实然听得碉堡里喊问；口令，随即一声枪响，前面的‘猫头’（张锦德）栽倒在地，子弹打穿头颅当即死亡，随即碉堡上吐出了一连串的火舌—— “东方红”的机枪手立即打出清脆的点射，砰砰！砰砰！立即就把碉堡上的枪眼封锁住了，此时暗蓝的天空中闪出三颗信号弹，前面的人呼地站了起来，弯着腰冲了上去。冲锋号嘀嘀嘀响起——机枪不紧不慢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地点射——赵少梅对着喇叭嘴儿大喊：“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东方红”的人并不多，不过百十来人，他们五六个人才有一枝枪，大多是握着手榴弹，扛着炸药包，听到冲锋号响，毕竟是当过兵的人，很有组织地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冒着围墙上打下来的枪林弹雨，时而卧倒，时而跃起，扑了上去——黎明的时分，轰的一声巨响，炸开大门，冲了进去—— 此时，北面山坡上也响起密集的枪声，射出一条条的火线—— 转运站内到处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震得俺的耳朵呜呜的——只能分清那挺机枪清脆的砰砰，砰砰的响声—— 天大亮的时分，三面围墙上炸开了好多豁口，又冲进去好多的人，里面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响成了一片——到了上午，看到“东方红”的人押出好多的俘虏，从大门里面出来，俺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穿过公路扑进了大门，只见院子里面躺着好多受伤的、打死的人，最先看到站着的是西营中学的侯校长，俺问他张卫东哪？ 他说：“哪不是？” 只见他在院子西面，正抱着一具尸体哭哪。俺以为是武卫队的人，上前问是谁？他仍在哭泣，连头也没抬。心想俺冒着危险来看你，而你却不答理？不由地提起他后领口问：他倒底是谁 ？ 此时，文峪河畔，北面山坡上，枪声不断——时不时地飞来子弹，他也不躲避，擦着眼泪说：“成村的——老支部书记张履元——他是好人呀——” 俺不由地一愣，这是全县有名的模范人物，他——怎的也在这里？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刘书记当年在成村允许开河滩地，答应不征粮税，救了全村人的大恩大德，从运动一开始，就死保刘本芝的。“8。16”夺权后，便跟上那伙人上山抢武器、打游击，为策应东、西夹攻革筹委，进驻在开栅转运站的。 “要不是他救我，早就让他们打断腿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俺拉他走到房檐下，这座房子的后墙向北——北山坡上的枪打不到，皱着眉头问：“怎回事？” “那天我被他们提溜进来，认出我是革筹委的常委，有几个工人喊着要毁我的一件件——不是打断我的腿，就是要扭断我的胳膊，是他抱住我，吆喊住那些人，才免了打。后来，他还不放心，一直看护着——” “他怎死的？” “刚才他在院子里让手榴弹炸伤，只剩下一口悠悠气了，看到他村的姚二狗（原交文支队队员）冲了进来央求：‘二狗，我活不了啦，也受不了这份罪啦，你给我个痛快哇——’姚二狗举枪就把他打死了—— 事后，据“总指”人讲（？）：张在村里曾整过姚，没有负伤，是被姚开枪活活打死的。 这时俺们连长，带着俺们八连的人，听从医疗队的队长王承国的话，正将俺们的伤员用担架抬了出去。当着俺们女八连人的面，俺不愿在张卫东跟前流露出过于亲切的样子，嘱咐他跟上前面抬担架的人走了。 此时枪声已完全停止，大门外停着两辆汽车运送伤员。俺不放心，赶上前扶着张卫东上了车。他坐在货槽内，唉了一声说：“咱们这是干的甚事呀？像张履元这样好的人，死在咱们手中——”说着他又流眼泪了。 赵少梅说：“刚才清点，一共死了十六个——真可怕呀。” 张卫东擦着泪说：“多可惜呀，这倒底是为了甚？” 事后俺才晓得，李树茂连夜去介休，就是和俺们这一派的文水、关帝山“四野”、介休“东方红”制定战斗计划的。要不，哪能有这么多的兵力，攻下这么大的据点哩。 回到城里，好多干部、同学前来慰问张卫东，他只是苦苦一笑，应酬几句，就不再多说话了。俺想，他总是吓着，或是受了刺激，变得沉默寡言了。 从此以后，他们斗批改小组就再也没批斗那两个走资派—— 第二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俺们又出发了。 李树茂可能是在城里陪着“东方红”的大老武，没有参加。俺们女八连是由拐子郭增贵（下乡被捉去打残的）带领到公路上，只见绿油油的麦田里，好多人在拖拉机站连夜焊接成的土制坦克后面，缓缓地逼进了阳渠，听得那挺机枪点射了一阵，前面的人就冲进去了—— 俺们的任务仍和昨天一样，可是一直到饭时也听不到动静。后来有人出村向郭增贵报告，说是“总指”的人，在天亮以前撤走了。武卫队的人向南追击去了。郭增贵忽地挥手说进村——这时，街上有不少的社员站在门口，有的两手搭在胸前冲俺们冷笑，有的瞪着敌视的目光，还有的咬着牙——俺感到头皮上紧巴巴的。 阳渠村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生产一直搞得很好，是县里的先进大队，因而村干部的威信挺高，“8。16”夺权，村里“红联”观点的夺了权后，引起社员们的普遍不满——现在看到俺们进村，当然要敌视。俺深深地感到从上而下，一股风地夺权，大失人心。心里好不自在，好不难活，不由地低下了髑髅—— 俺们沿着先头部队的方向，来到了郭、贺、王、温四寨。这里是当年任井夫打游击的根据地，社员们对俺们非常热情，像对待当年子弟兵那样，好多人出来欢迎俺们，让俺们喝水、吃鸡蛋，还熬绿豆稀饭让俺们解渴败火——刚才在阳渠的那种忧郁心情一扫而光。 由此，俺想起了张卫东在开栅转运站说的话，看来大队的夺权，要根据具体情况，不能搞一刀切，那样会失民心的。 回城后，听张卫东讲：那些从转运站捉回来的人，被押在“7。1”兵团的大院里面，咱们武卫队，还有文水、关森“四野”的人，对他们进行报复，将武保华、张述贤、王侯五等人打得头破血流，有的怕被认出，蒙面毒打——他讲得讲得流下泪水，担心这样打下去，仇恨越结越深，将来该怎的搞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啊？ 夏天来了，地里的麦穗经过日头的爆晒，没几天就成熟了。城外的麦田，在一排一排翠绿的柳树荫下，越发显得金黄，一阵风刮来，好似大海里的波浪，一浪一浪的起伏，一望无边。小鸟在蔚蓝的天空下，穿梭似地飞来飞去—— 革筹委提出了保卫夏收的口号，郭建武做了动员报告，号召武卫队下乡去，保证社员颗粒不丢，不要让“总指”的人抢收走，因为他们领不到粮票，正在各村打白条借粮。不少大队的干部回城反映，怕将来坑了他们，请求指示。 当时俺们女八连也发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还有一个水壶——配备得像军人一样的威武，士气挺高，经常像正规军那样进行训练哩。因而请来不少老游击队员指导，其中有原交文支队的机枪手马五则等人——后来他们就留在武卫队了。 为了保卫红色的政权，不准他们夺去胜利的果实，俺们女八连跟随队伍去了覃村。这个村的北面是云磨山，据说“总指”的人常从这里下山活动，武卫队带枪的人，都部署在村北，以防袭击。俺们白天开着宣传车，通过大喇叭宣读革筹委关于保卫夏收的通知，有时还帮助收割，晚上睡在村南的学校里面。 一天夜里俺们正睡得香，突然从村北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俺们刚跳下炕，院子里就抛进来手榴弹，吓得俺们都圪蹴在窗跟下不敢乱跑——要不是干部连的人返回村南支援，人家就冲进院子里来了，就凭俺们连长的一支手枪，哪里能抵抗得住？ 到了天亮时，村北的枪声逐渐远去，“总指”的人上了云磨山，特工队的人穷追不舍。看到队里牺牲了两个人，打得眼都红了，抱着复仇的恨气，一直追上了山顶。 俺们忙去照料伤员，发现义望的石秉成、南街的拖锁儿的脸上已经盖上了白纸。可怜的石秉成，这位老游击队员，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却死在了中国人的枪下；而拖锁儿年纪轻轻的，才十七八岁，又是他家的独苗苗，竟这样走了，不禁为他家惋惜、流泪。 中午时分，特工队的几个人，从高白押回这次袭击的头目，“总指”小分队的队长，原来食品公司的支部书记郭长发。 他是撤到云磨山，看到追兵死追不放，又下山跑到高白一家农民锅舍，还没躲藏好，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情急生智，急忙拍着炕上睡觉的婴儿，装成这家的主人，假眉讪道的想蒙混过去。不料追兵是打过游击的老手，发现他湿透的汗衫上，印出背上的十字武装带，大喊举起手来，方才举手投降的。快进村时碰上石永寿的战友，冲着押郭长发的人挤了挤眼睛喊道：放开他，让他跑，说着抬起了手中的枪——农业局的干部南高明一看不好，上前抱住郭长发捩回头喊：不准开枪，方才留下了命。 在回城的汽车上，郭被押在驾驶室后面，特工队的人气恨不过，怕南高明等人发觉，拿起枪托偷偷地砸他的脚梁面解恨，幸亏他有眼色，忍着剧痛不吭声，要是叫喊的话，哪些气红了眼的人真敢下毒手。 听说押回来之后，程医生给包扎上药。他提出住院治疗，程向李树茂建议。晚上李树茂到了医疗室亲自和他谈话，说住院也保障不了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你放下武器，以后不再跟上“总指”干了，我马上放你回家。他做梦也没想到三反分子李树茂竟有这样的胸怀？当即表态，从那以后郭就再也没出去武斗。 有一次，任有保的女儿，俺们中学“路线”的，在两军交战地点前去阳渠，被特工队的人捉住，押到蒲渠河，正要押到车上游街示众，不料让医疗队的程医生看见，立即向李树茂反映，说没出嫁的大闺女，游街示众，让人家以后如何出嫁？李树茂当即下令：胡闹！不准游街，马上带回来。任的女儿被关在党校的西院，第二天便放她回家去了。俺们“红旗兵团”的人知道后，大为不满，议论纷纷。 为这些事好多特工队的人埋怨李树茂：咱们豁出命抓来的俘虏，他卖人情？一句话就给放了，这个仗还有甚的打头？ 贾本海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准告说这些文人。 就在这次保卫夏收的战斗中，“总指”的另一个小分队，突然打到下关街外面，在奶奶庙守卫的机枪手马五则，负了重伤。俺们女八连的人用担架抬回了他。 俺去问他经过，他说大江大海都过了，想不到在臭水坑里给淹了。 马五则原是交文支队的机枪手，在攻打太原南堰时，我军发起冲锋，不料还没冲到碉堡前，就被另一个没发现的暗堡的敌人，突然喷出的火力，打得战士纷纷倒地。此时马五则的任务是封锁明堡，见此情况向明堡投了一颗手榴弹，站起来端着机枪向暗堡猛扫，马上压倒敌人的火力。我军乘此机会拿下敌人的明碉、暗堡，立了大功。抗美援朝中身经百战也没负过伤，想不到在奶奶庙后，刚刚端起机枪扫射，不料从井儿里捞出的子弹失效，卡了彀射不出去，却被对面打来的半自动步枪子弹穿肩而过——在臭水圪垛里栽了跟头。 在这次保卫夏收的战斗中，俺们和“总指”的武斗队打了四五次仗，有好多人牺牲了，青村的春马则，郭家寨的郭思余——还有一次是在瓷窑头的遭遇战中，西街的毛牯则当即牺牲，东街的王七儿一枪打到腰胯上，抬到医院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也死在了手术台上—— 他们是在省革委批准的革筹委、核心小组的号召下，为了年青的红色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牲命，死得重如泰山。 旧历7月14日，城关赶庙会，俺正在党校跟程医生杀军棋玩儿，忽见特工队的人唤程医生，说福利鞋厂有伤员，快去！俺心里想，没听到枪声，哪来的伤员？就跟上程医生出了东门，只见街上人山人海，来往在货摊中间——进了福利鞋厂，只见贾本海愁眉苦脸，他是特工队队长，税务局的干部，当过兵，平素不多言，见不得邪门歪道，嫉恶如仇——俺们走到里院，看到县医院的李国华大夫，已给伤员看完伤情，摇头叹惜：死了。 俺一看是原来“红总司”的王九祥，忙问怎回事？ 贾本海说：“他是‘古田’的，趁着会上人多，贴大字报——队员们气恨不过，提回来才抽了几探条（步枪上的探条）就——救不过来了？” 程医生摇头说：“心跳早停了，救不过来了。” “真的？” 李大夫从院子里的人家借来一面镜子，放在死人的鼻子底下说：“不信？你看，上面没气雾？不出气了。” 贾本海惊得自言自语：“想不到他——这么经不住打——这可怎办呀？” 俺在一旁想：这些“古田”的人尽办些仇者快，亲者恨的事，太可恶了！两派打得这么凶，却想从中夺取胜利果实？真是不自量力！捞哇，别说是捞稻草？连命也捞进去了。 由此俺悟到：这些人（包括“总指”的一些人），为了既得的利益，为了将来捞个一官半职 ，怨不得拚上命跟造反派过不去哪！他们根本不是革命者，是反对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不值得可怜，死得轻如鸿毛， 为此，俺们的人牺牲了，想起他们生前的声音、笑貌，特别是看到他们的家属哭得悲天恸地的，心疼得要命，总要难过几天——他们是为了甚 ？还不是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还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不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将人生最宝贵的，也是仅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了。因此，俺常常的为他们流泪、哭泣。爷爷问：你们的人死了，心里不好受。难道前些天“总指”的人，被你们打死，丢在公路上没人收尸，就不可怜吗？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好不容易抚养成人的呀！ 俺说：活该！谁让他受蒙蔽来？在山上不了解情况，下来跟上“总指”打造反派？哪是自找死。 爷爷说俺心肠变得硬了，参加武斗连性情也变了。 不，这绝不是甚的性情变不变的问题。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俺这种感情是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是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情感，是阶级爱，是阶级恨——俺觉得自己成熟了，也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天真、烂熳的女孩子了，是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今后对俺们的人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他们一定要像严冬那样地冷酷！ 爷爷望着俺，忧心忡忡地说，你们这样——越打越仇，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造孽啊， 俺不禁冒火顶撞：要不是俺们想打，是他们先打的，一次比一次打得凶恨。他们无情，俺们也绝不留情！ 爷爷摇着髑髅叹息：你们打成冤家对头了，将来可怎办啊？ 后来“总指”的人马，有好长时间没来搔扰。听说他们在山上联合关帝山林业局的一派打游击，怕林业局的对立派追击，竟敢无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毁坏铁路、桥梁是现行反革命的通告，在中庄公社南沟把太横公路的桥梁炸断。不料自食恶果，绕路过河滩时汽车翻倒，当即压死了五六个队员。但他们还不死心，在张耀光的指挥下，又联合上文水、汾阳陈更生的武斗队，在外县打游击，竟敢在薛公岭伏击了运往西山救灾物资的车队，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大批财物，转回了本县。 从那以后，“总指”有了粮草，兵强马壮，驻扎在离城卅多里的截岔地区，不断地下山搔挠 、袭击。 第二十三章 儿子—— 这年的夏末秋初，我在接待室接到了中央颁布了“7。3”、“7。24”布告和“7。28”指示（内容均是立即制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的武斗队）。兴冲冲地交给了李树茂。他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红头文件，认为时机到了，应当积极响应，主动提出了：一、从8月14日起，上缴自卫武器、拆除武卫工事、解散武卫队，立即停止武斗。二、在收缴武器的基础上，欢迎外流群众回本单位搞斗、批、改。三、建议省地县核心小组、革筹委和驻军协助双方派代表协商，作出具体措施，监督双方执行。 9月17日“总指”也表示愿意落实布告和指示精神，停止武斗，并且还宣布了上缴武器弹药的数字。一时间，全县人民欢欣鼓舞，人人奔走相告，以为今后就要天下太平了。 后来李树茂通过内线传来的消息，“总指”并没有如数上缴，为了防止后患，隐瞒了一支机枪、十几支步枪。当时部队来县城收缴时，不仅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还在据点里把一台大型的多功能机床也没收走了（在这以前工人们已能制造拆腰子步枪）。当时我们“7。1”兵团的人很是担心，万一对方不执行布告精神，赤手空拳，只有挨打不能自卫了，然而，李树茂胸有成竹，劝我们不必担心，任部队收缴武器——当时就有人说李树茂急于停止武斗太自信了。 后来据内线传回的话说，“总指”只缴了一部份，而暗中得到却是收缴回去的大批武器弹药，李树茂闻知，方知自己太天真了，骂自己昏了心啦，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去。 这年的秋末，“总指”的人马突然大摇大摆地进驻东关街、南巷，将原先的“天义成”的房屋挖穿，与南巷一条巷所有的房子沟通，并在房顶上筑了工事，做为能攻能守的据点，和城内武卫队的据点党校，以及县委大门对过的砖房大院对峙。“总指”的头头们有恃无恐，好似胜卷在手，上街时屁股后面常跟着两三个护身，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大有不可一世的神气—— 他们先是通过高音喇叭里指责，漫骂，后来发展到打冷枪，以至打死了上班的一位棉织厂的女工，对居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期间，人武部主持召开了两派组织的会议，政委出面要求从全县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要再误伤无辜的居民，早日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总指”的头头们尾巴翘得老高，置之不理。 电业局的支部书记刘长锁，以前常到“7。1”兵团向我要资料，对于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找到晋中支左的63军的一位师长，名叫刘秀杰，从前的老战友。据他说他俩关系密切，亲如手足。反映了情况，要求帮助解决武斗问题，以免发展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位刘师长说我们在山西支左，是以驻军为主支持造反派的——刘长锁将县里的情况作了如实反映，说“红总司”的确是造反派。刘师长说在你们县的问题上，我们得听省支左办公室的。不过这位好心的师长，并没有辜负了老战友的殷切希望。 11月16日，他以晋中地区革委的名义，发出制止交城武斗的通告，通告指出：一、交城两派群众组织必须坚决贯彻中央两个布告和“7。28”指示，立即停止武斗，彻底上缴武器，解散武斗队（或变相的武斗队），这些人员必须迅速回原单位。如再组织武斗队是违法的，要严肃处理。二、遵照毛主席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指示，根据晋中两大派达成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建立革命委员会。三、两派群众组织，不准相互抓人，保证人身安全，对已抓的人，不论任何理由，都要立即放回，对武斗受伤的人员，都要及时给予治疗。四，要充分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挑起武斗的人和幕后操纵者揭发出来，交给人民严肃处理。 这样具体的通告，真是说到我们心坎儿上了，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热心的解放军师长。 当时县核心小组、革筹委、人武部曾要求双方派出代表，到榆次谈判。 李树茂立即响应，拟定出名单，有张守忠、梁照乃、荣培吉、张根栓、李高、董永富等人，“总指”也指定张耀光、郭有益、王信仰等人，双方只有部分人会了面，定立了“五项措施”，但因为积怨太深，话不投机，没有多谈，不欢而散—— 一日，谈判代表梁照乃出城，竟被“总指”一个绰号“黄天霸”的人，用手榴弹砸得髑髅上起了血肿。 过了两天，“黄天霸”在南巷又用刀捅伤“古田”贴大字报的人。据说，内容是揭发李树茂纵容手下人打死王九祥罪行的，满以为会得到“总指”的同情，不料“黄天霸”竟不讲情面，认为胆大包天，竟敢跑到老子的地面贴大字报？简直是在老虎头上动土，毫不客气地给了一刀——我想，“总指”头头怎地用的都是这号二杆子、楞家伙？以至双方不敢接近，好多“红总司”的人怕夜间被抓走，纷纷住进了武卫队的据点，从此，以东门口为界限，各自固守一方。 这样一来，我和成婧一般没事不出东门，成全也不敢进城，整天的跟上刘美英去南巷，只有我们家老爷子因为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享有声誉，而且也没参加任何组织，可以出入城内，算是个自由派人士。 有一天，当年调往省城去的统战部陈部长，请他到省城看病，在省城住了几天，看望了好些老朋友，回来一进门就说：“满林，你们这一次可站错队了。” “不见的吧？” “支左的部队支持”红联站“、”兵团“，进驻了各单位——掌权了——枪决了决死纵队的杨承效——街上到处贴得刘未老（刘格平）的大字报。” “省城是省城的情况，我们是我们的情况，哪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得具体对待。” “我说你呀，是死脑筋，这些年的工作作风，大多是一刀切，一风吹，谁给你们具体分析？” “哪总不能不尊重事实吧？” “明哲保身，回头是岸，快转变观点哇。” 让我去投靠“总指”，哪不是让我做墙头草随风倒？岂不是在开玩笑？不过心里嘀咕：怎的部队这样没有原则性？昨天还支持我们，今天却又支持开他们了，简直是在演戏！让我们该怎办？ 晚上成全回来，我诚心地想和他交谈，想了解些情况。他只说了几句部队坚决支持他们，就再不肯细谈了。我猜测他是在保守秘密，也就不便深问了。 此时郭建武去了大寨开会，一直没回来；李怀民也回了昔阳老家，好多领导人也不来上班——我们在机关无事可干，整天的杀军棋、下象棋——听到原先“红旗兵团”的人嘀咕：咱们当初就该听上“太工红旗”的人干革命，也不至于这样窝囊——听得心烦，唉！真是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 李树茂、张发千可能也听到这些话了，为了稳定军心，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形势报告大会，大讲他那套“一条红线通天”的理论。为了说明当前支左的这种情况是股逆流，还专门讲了早已过时的，与此逆流毫不相关的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来印证他的看法，劝大家紧跟毛主席，强调党指挥枪，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张发千还煞有其事地讲，如果“总指”胆敢进攻，我们掌握了一种新式武器，到时候把那粉末一撒，管教他们有来无去—— 会后武卫队立即动手，在党校出口处的幼儿院的房顶上，修建了工事，在“7。1”兵团的大院里，将各个房间挖通、串连，在房顶上用沙袋筑成了掩体—— 天黑时，双方不断地开枪射击——吓得人们不敢出门，以至街上断了人烟。 到了冬天形势更严峻了，从城外不断地打进了炮弹，党校经常遭到袭击，有几家民房也被炸了，伤了不少的人。后来，放哨的西社的喜儿，被“总指”袭击打死。李树茂怕伤了群众，下令放弃党校据点，将人马集中在“7。1”兵团大院和幼儿园内。这两处地方，都在东街的路北，与东门口是一条大街，可以观察到城外的情况，准备负隅顽抗。 69年1月4号，李树茂让刘长锁带人前去向刘秀杰师长反映情况，要求落实通告精神，恢复谈判，立即停止武斗。由“7。1”兵团的李树澄带队。到了榆次也没向那位师长联系，想到革命委员会惊动刘师长来接见。不料刘外出，革委会里全是军代表，让我们派出代表反映——派出的代表有刘长锁、东街的老支书闫维华等人—— 天黑时分，铁栅大门外突然闯进不少工人，后面还有我们县人武部的那个许大个子，戴得口罩遮住了脸面，先在办公室打得刘、闫二人头破血流，后进接待室见人就打——此时程医生出门，当头挨了一棒昏迷过去，北关的四秃则大喊打煞人了，那伙暴徒方才撤走。一位军代表怕担不是，负责任，慌忙让我们用躺椅抬到地区医院抢救—— 第二十四章 孙女—— 俺爸去了榆次的那天晚上，俺们女八连在“7。1”兵团大院里面遭到炮火袭击，可是日怪的是只听到几声爆炸声，却不见炮弹飞来。第二天传来消息说，对方的荀三儿在三义庙口炸死了，原来是掷弹筒爆炸身亡的——自此，俺们在据点内安静了几天，没有再受到攻击。到了廿七号那一天，天阴得灰晦晦的，下着鹅毛大雪，房顶、街道上到处是白茫茫的，俺们以为今天不会受到袭击了，看到李树茂与贾本海在南房里下象棋，也待在屋子里面杀军旗—— 到了晚上，雪下得小了，但是刮起风，风雪交加，天气异常的寒冷。这样恶劣的天气，哪会来进攻？俺们以为可以休息了，李树茂突然宣布开会，说今天黑夜对方一枪不发，可能要进攻，要大家做好准备，要是突围的话，路线是与幼儿园的人集中后，从东城墙豁口出去，向东南方向绕到“总指”后墙下向南撤——有人说从哪里撤，不是自找死吗？李树茂说，现在“总指”的人全部出动，据点内肯定人少，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会从他们鼻子底下突围——如果害怕，城里的人可以趁现在天黑溜出去回家躲避——当即就有好几个人回家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总指”的人突然抢占了西北面的高房大院，有好几个伏在房脊后面，拿冲锋枪不断地向院子里扫射—— 同时在大街的东西两边，和对面县委后墙外面，也发起了攻击，打得房上片瓦纷飞。俺们的人立即在房顶的沙袋掩体里抵抗。这些人过去打过游击，枪法都不错，沉得气稳稳的，可是架不住时不时飞来的炮弹，动不动就停止了还击，可是不肯下房，不断地喊人上房支援——院子里一团一团火光，像闪电一样，不断地爆炸，弹片横飞，打得窗棂粉碎，玻璃片子哗啦啦溅了满地—— 俺们“红旗兵团”的头头、革筹委的副主任任桂琴，刚出门到西房传话，路过院子里，听得西北面高房上一阵哒哒哒的冲锋枪声——任桂琴一手抱着胳膊跑了进来，只见鲜血顺着手指缝隙流了出来，旁边的王承国医生急忙上前包扎—— 老游击队员三广子说；“娃娃们不要慌，我来对付狗日的——”他跟身边的人换了一枝三八式步枪，让大家凑合了十几颗子弹，提枪跑出院子里窜房檐爬到正房上，把枪架在垛口上，瞄了一会儿，只听的叭咕一声清脆的枪响，对面就再也没打枪—— 那些小伙子们顿时胆大，扛着一箱一箱的手榴弹上了房，躲藏在房上的垛口下面，不断的地抛手榴弹，外面轰轰地响个不止——隔了一会儿，李树茂嚷：不要往下瞎扔，注意节约弹药！说完便上了门道的阁楼，在圆形的窗口向外还击—— 有几次“总指”的人贴近大门口，准备安置炸药包，都被他们用手榴弹炸跑了——李树茂在阁楼上派人，在西房的侧面，对着大门道砸开几个枪眼，布置了几个队员守在那里，随时对准门道，不准离开—— 雪花逐渐落的稀疏了，风也刮大了，院子里还是不时地飞进了炮弹，爆炸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映亮屋里的墙壁—— 俺的心砰砰地乱跳，看到任桂琴肩膀上的绷带还在渗血——想不到战争是这样的可怕——张卫东一直守护着俺，按着俺的肩膀不让乱跑。他腰胯上佩带四颗手榴弹，一只手常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大提包——他悄悄地告俺说，这是树茂交给他的任务，里面有三万块钱的人民币和六千斤粮票，任何情况下不准丢掉。俺俩圪蹴在门窗之间的墙壁下——俺看着他，他望着俺，心心相印，默默无言。 俺竟管阃得要命，可是不敢瞌睡，睁着大眼，听着外面。有时一片沉静，有时突然响起轰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那是“总指”的人靠近大院，房上的人扔下的手榴弹，也有飞进来的炸弹爆炸声，在闪亮中看到门外的雪花还在飘落，在风中漩转—— 好久听不到枪炮声，院子里面一片寂静。 突然轰隆隆隆一声巨响，门道里喷出一片黑烟，阁楼炸蹋了，惊得大家都瞪了眼，生怕李树茂在上面被炸死，纷纷出去抢救——只见上西房的枪眼里，一阵枪声，门外的爆破手吓得仓慌逃去，待到弥漫的硝烟散去。李树茂从地下爬了起来，一手提枪向外打，一手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抬头看到大家一片惊慌，眨巴着眼皮子笑嘻嘻地说：“坐了一趟直升飞机，小意思，没甚。”说着一拐一拐地走到院子里，指挥人赶快将门道用沙袋堵死—— 贾本海上前搀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总指”又组织了几次爆破，都被房上扔下去的手榴弹轰跑了。 李树茂进了俺们这间屋里面，找来邮电局的折成文，口授电文，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出去令屋上的队员向外猛轰一阵，立即打发上折成文出门，绕道西街进入小巷回局发报。 李树茂走到梁照乃跟前悄声问：“老三，你看下一步，该怎办？” 梁照乃笑眯眯地望着他问：“你看哪？” 李树茂忽眨着眼睛，低头不语—— “我说，你看：炮温弹这样炸——来的没准儿，尽跌到群众的房顶、院子里，时间久了，要跟上咱们受害，我看早点儿撤好。” “怎个撤法？”这个老侦察员仍然笑眯眯地说：“你不是宣布了路线？” 李树茂咧嘴一笑问：“那是诱骗之计，你也相信了？” “嘿，信个屁！”老侦察员学着他的样子，眨巴着眼皮子道：“我早选好路儿了，保你没事，一路平安。” “从哪儿撤？” 梁照乃附耳告他。李树茂冲他肩窝戳了一拳说：“这真是不谋而合，不过要从南房穿洞出去——有你的！怪不的人们叫你”鬼三毛“哩。” “鬼三毛”笑嘻嘻地说：“那也鬼不过你呀，穿洞而出？妙，高！” 李树茂立即打发人找来张发千、贾本海等人：“通知大家，准备撤退，让大家做好准备，尽量轻装——快去告给幼儿园的人，十点撤出，王家巷会合。” 这时门外轰地一声巨响，震得屋里墙壁上的尘土、墙皮粉粉脱落，贾本海急忙窜了出去，跑到上西房瞧了瞧，在院子里抬头问：“怎回事？” “他们炸门哩——快扔手榴弹，他们又从东墙下窜过来了。” 轰轰轰一阵爆炸声—— 十点来钟，李树茂问：“准备好了？” 各队的队长说：“准备好了。” “传我的话：特工队掩护，大家不要慌，一个一个的厮跟*上，不准说话，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老三，行动吧。” 俺们从南房墙里砸开的一个洞口，冒着呼呼的风雪，一个接一个地踏着积雪嚓嚓地穿过一家大院的后门，到了王家巷，正好幼儿园来的队员来到，爬上一座灰渣坡到了胡家巷，进了杨家巷爬上土坡，到西南城墙下从一个大豁口上往下跳——俺爬不上坡去，张卫东提着俺的手爬了上去——顺着成村的小路走去——不料刚到瓦窑河东，对面砰砰打来两枪，“鬼三毛”悄声喊：“别作声，跟我这边走。” 俺们跟着他沿着河畔，向北直扑瓦窑坡上，冒着风雪沿着边山向西奔跑—— 风停了，雪花连绵不断地落下，将山川大地遮的白皑皑的，前面的树木、房舍、只露出黑的枝杆、窗口，冰天雪地上面耀出回光，四周一片深邃的寂静，只能听到前面嚓嚓嚓的脚步声。 张卫东始终拖着俺走。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又经过半天的奔走，饿得肚子里咕咕着响，快过文峪河时，实在走不动了，尽管他拖着，还是东倒西歪的，刚走到冰雪的河面上，忽地滑倒在地，怎的也站不起来了。后面的人上来拖俺拉俺，走不了几步，腿又软的迈不出来了。张卫东将提包搭在脖子前面，死死地捉住俺的手腕，硬把俺背在了身上——俺顿时感到他背上暖融融的，心里头热呼呼的，便歪头枕在他肩头上，看着一边白茫茫的雪海，茫茫的夜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走了多远，忽地听到一片欢呼声，睁开眼睛一看，看到了残留的城墙，晓得已来到文水，只见一位又高又胖，眼睛有点斜的人，在前面和李树茂握手——俺看到赵少梅在跟前，脸面忽地感到发烧，急忙从张卫东背上跳了下来，那人已走到张卫东跟前伸出手自我介绍：郭庭树。 张卫东连忙握住他的手说：“没想到你会来——谢谢。” “别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快进城吃点儿——饿坏了吧？” 他又和后面特工队的贾本海握手—— 张卫东悄声告俺：“文水革筹委的副主任。” 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足溅一脚来到招待所，那里早已给俺们准备好羊汤面、馒头——俺们一个个像饿狼似的，抓起馒头大口大口咬着，快快地咽着，饕餮地吃了起来—— 郭庭树带领着头儿们走后，俺们被安排在烟酒大楼里面睡觉，一挨枕头便呼呼地睡着了，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的晚夕了。 雪早已停了，天气特别寒冷，冻得俺直打哆嗦。正要到火炉前取暖，张卫东推开门走了进来。 俺猛地想起伏在他身上睡觉，不由地红了脸，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 他对俺们说：“快去领大衣，一人一件。” 俺看大家都下楼去了，上前问：“怎的他们对咱们这么好？” 他将那个大提包放在一边，悄声告诉：“老郭他们想留咱们，帮他们守文水。” “‘三反’的意见呢？” “留呗，咱们已经无家可归了，不留，到哪里去？”他又提起那个提包催俺：“快领去，看你冷成这个样子——走，我带你去。” 到了楼下，大家正排队领衣服，头儿们领得是军大衣，俺们是黑大衣。 黄昏时分，大家去剧院看特工队的人了，他们都住在那里面，贾本海正布置岗哨和巡逻的人：“咱们出门在外，不能有丝毫的大意——上街不要单独出去，至少要三两个，要和连长打个招呼——” 俺们和守卫在幼儿园的人在撤退的路上，无暇畅谈，此时相见，好像久别重逢一样，又拉手又搂抱，流着泪说着那时的感受—— 此时李树茂微微拐着腿来了，对俺们说，根据得到的情报：“总指”和汾阳陈更生的人，还有文水的对立派正在纠集，准备攻打文水城，因此我们要准备迎战，大家回去，要吃好、睡好，有甚的买的，抓紧时间去—— 张卫东一直跟在俺的身后，好像有话要谈。俺悄声说，走，咱们到街上转转去。他指着手里的提包摇摇头。俺想起在毗卢阁上的谈话，很想追问到底，心里好有个着落。看到他任务在身为难，只好作罢， 临赶回烟酒大楼时天已黑了，刚走到大门外，猛听得前面有人拉枪栓喊问：“口令？” 俺听出是成村二梆郎的声音，连说自己人。张卫东也说是我呀。但他仍不认人，说拍着手过来。这是个老游击队员，五十多岁了，身子骨单薄，不能多跑路作战，经常站岗放哨，对这个任务十分认真。俺俩只好服从他的命令。 已经睡了36个小时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起床出门找到张卫东，他正和几个人打扑克。此时其中一个去换岗，俺接了牌和张卫东一家打百分。 他呀，脑子真够灵的，一看俺的眼色，就猜出俺要分儿了，马上垫分——俺想：既然这么聪明？刚才在剧院约你上街还猜不出用意？俺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见不得说话、办事绕弯弯——哪提包？不会带上去！ 二月二号的那天，天刚闪亮，突然四面枪声大作，知道情况不妙，急忙起身出门，只见张卫东已经提了提包在门口等候。催俺说，快走。 出了大门，只见李树茂、郭庭树带着黑压压的一片人。郭庭树说，人家已经打进城了，有好几个县的人，看来守不住城了，咱们撤退，到平遥去—— 此时四周又像那天一样，枪炮声响成一片。 李树茂说，大家要紧厮跟上，不要掉队——说完带领俺们向西面突围——在晨光微熹中，刚到十字街头遇到劲敌，南北两边机枪、冲锋枪的子弹像雨点一般地封锁住路口——特工队他们马上兵分两路还击，俺们身旁不时地还落下炮弹，火光四起，一片硝烟—— 路北阻击的人搀下一个伤员，是覃村的，外号叫“狼不吃”。他小的时候曾被狼叼走，下巴上还留有伤疤，后来让他大人救了回来。从那时起得了这么个外号。俺上前发现伤在腿上，王承国医生包扎好后说不要紧，等突围出去再好好处理。 打了一个多小时，俺们才闯到西街，刚要到城墙时，从东边又扫过来哒哒哒的冲锋枪子弹，张卫东在俺前面突然栽倒在地，吓得俺“哎呀”一声，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抱住他，发现胸前衣裳上一片血，湿渌渌的——他将提包交给俺，吃力地说：“一定要交给树茂——” 此时俺们的机枪手姚二狗，架起歪把子机枪向东扫射—— 张卫东流着泪说：“告给树茂，回去以后，要斗私批修，首先要斗私，没了私，才能看清对方的优缺点，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对方，才能消除误会——”总指“里面 ——绝大多数是好人，只有那几个转业的是——死党，他们背后肯定有大人物支持，不过他们也是受蒙蔽的——对他们也要宽宏大量，争取让他们交待出后台——要联合起来——”他已喘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猛地竭尽全力喊；“要忠于毛主席，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突然口吐鲜血，髑髅搭拉下来——俺双手捉着他的肩膀，哭着、喊着、使劲摇晃着——他已闭上了眼睛——牺牲了。 这时已经打退进攻，一个覃村的人背着“狼不吃”向城墙的豁口上爬——可是由于坡度太陡，他又站不起来，爬了好几次都跌了下来。“狼不吃”可能以为自己命大？说不要管我了——此时东边又打来了机枪，那人看看实在没办法，冒着性命危险将他藏在城墙下的一个洞洞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俺看到人们快都爬过豁口，抱着牺牲了的张卫东，还在盼望他能睁开眼——守在豁口边的贾本海厉声问：“你不想话了？还不走！” 俺想到烈士的最后嘱托，提起了那个提包，擦干眼泪，掠了掠头发，看了他最后一眼，由贾本海扶着爬过了豁口。 城外的雪还没消净，俺们跟着前面的队伍，冒着后面呼啸而来的炮弹、爆炸的烟尘，踏着残雪、冰渣、泥泞，向南没命地奔跑—— *厮跟（相随） 第二十五章 儿子—— 我们县委的几个干部，在榆次将昏迷不醒的程医生，抬到专人民医院已是十点多钟了。他的眼镜被打得粉碎，只留下镜框，伤在眉间，大夫说是脑震荡，经过抢救逐渐清醒过来了。此时，专电业局的李功赶来告知；你们住进了黑窝，赶快运出来。其时已经住在病房，我们感到可怕，便连夜抬了出来，坐火车送到了省城，安排在太原旅馆， 让他养病。 第二天我赶到汽车站时，通往县里的车票又不卖了，只好住在成婧她舅母家。 从县里传来的消息说，城里关外，每天夜里常有枪炮声。心想多住些日子吧，回去也不安生，可是又担心两个孩子参加武斗，整日地为他们提心吊胆，思念家乡。 这些天，因为无事可干，差不多将所有在省城的亲戚、同学、朋友家都跑遍了。发现省城的两大派组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非七月会议以前的状况。驻军支左以后，两派为了扩大自己的组织，争着向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厂矿、学校——发展力量，扩大组织，根本不分甚的造反不造反，只要愿意加入便是一派。好多以前的保皇组织，看到驻军支持“红联站”，便一窝风似的参加了进去，因而“红联站”的力量逐渐强大，但“红总站”也不相让，用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口号，针锋相对，也吸收了不少的造反组织。这样一来，两派里面都有原先的造反派，也有保皇派，使得以前的界线模糊不清，重新来了个大的变动。 一派指着对方反刘格平、陈永贵，一派说对方反军、毁我长城，争论不休，以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尤其是大专院校，各据一楼，建筑工事，差不多每天开枪战斗，常有抬上死者上街游行的情形—— 总之，造反与不造反已经无所谓了，而是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壮大组织力量准备夺取，掌握政权。 一天，大批人员从县里逃出，“7.1”兵团的差不多都来了，说县城已失守了。听说，武卫队没有人牺牲，只是革筹委的副主任任桂琴负了伤。幸好，“总指”内也有好心人，有位贾家寨的人以前在交中读过书，发现她以后，一直看护着，没有再受到伤害——又问“总指”的伤亡情况，他说不知道。我又为成全不放心了，生怕他加入“总指”的武斗队出事。 又过了几天，传来文水失守的消息，我方牺牲了张卫东，好多人都哭了。这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为人和善，聪明好学，爱动脑筋，将来肯定有出息——后来又传来覃村的“狼不吃”，让“总指”的一个分队长在城墙弯里发现后，“狼不吃”苦苦哀求，还是让枪毙了——“狼不吃”的人，却让“总指”的人吃了，激起了大家无比的愤恨，在旅馆里谈论了好多天，说他们比国民党也万恶—— 一日，我走进旅馆的门，有人悄声告诉：李树茂从平遥返回，正在召集人开会。 我进了那间屋子里。有好多我们革筹委、核心小组的人，便坐了下来听讲——李说，我们应马上行动，向省革委、党中央反映情况。有人说省委可能知道了——李说，知道了为甚不管？那人说刘格平大权旁落，连他自己也顾不了，哪能管得了？李气愤地说，一个县的党、政权力机构，被人用炮火轰走了，省委也管不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真是怪事！ 看到众人低头不语，他叹了口气说：就我们来说，一天也不想和“总指”打仗，尽量想谈判解决问题，几次提出和谈，可是人家不干，硬用武力攻打——今番让人家打出来了。平遥住的、太原流浪的，这么多人的生活问题怎么办？拚上命往回打？不成，哪要死多少人？何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今番只有一条路：积极向省核心小组、支左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反映，再不行，上北京，我想总会有人管的——我们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的精神，建立的政权——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无政府，更不是旧人委——同志们也不要悲观失望，要有信心，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肯定会胜利的。从明天起，大家分工准备材料—— 这是我们这个流亡政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分工连夜写好材料，第二天扑早儿赶到省革委，被站岗的挡住不准进去，又通过关系进了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然而连一个负责的人也找不到—— 于是找负责公检法工作的任井夫，他看了材料，气得拍案嚷道：支左支成甚的样子了？这是不承认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不承认“1.12”夺权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不承认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政权，竟敢用枪杆子推翻——简直无法无天——这是蔑视“照办”，这是弹压群众！ 那些当年跟上他打游击来的人，哭着说；想不到革命革的落下这么个结果——连家也回不去了。他安慰了这些老战友，答应将材料交给刘格平政委。 我们回到旅馆，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呀，希望像上一次省军区派车，将大家那样体面地送了回去。 县里的好多人，也因为领不到工资无法生活，听到这个消息，也一个一个跑来了，旅馆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至交不起旅馆费——不少的人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流浪在街头——身上借来的钱也花光了，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眼看就要走上绝路了，然而任井夫那里仍然是音讯杳然。 一天晚上，李树茂通知，临时给大家找到一个住所。我想，常在亲戚家住着，也不是个长久办法，于是跟上众人到了旱西门外，顺着大马路正向北走去——突然从路西楼房的黑影下扑出一只狼狗，张着大嘴，龇牙咧嘴，露出血红的大舌头——吓得我几乎昏了过去，听得牵狗的人大喊：“口令？”方才清醒过来，战战競競地说是李树茂让来的，方才让我们过去—— 走近十三冶金公司附近，只见革筹委的副主任张守忠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贺温正在等候，引着大家进了一所学校，住进了几间玻璃窗被砸得半片的教室里，里面也没火炉子，只好将课桌拼在一起，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睡觉。睡到半夜常常冻得醒来，只好下地跳跃发汗祛寒。 每日三顿玉米糊糊饭，没几天就病倒了好几十个—— 不管甚吧，总算有了吃、住的地方了，总比常在亲戚家寄人篱下强些，可是过了十来天，连玉米糊糊也改成两顿了，因为李树茂从县里带出来的钱和粮票也快花光了。干部、工人还好些，靠以前的积蓄，还可以上街买点儿吃食补贴；而农民、学生却身无一文，饿得急了，那些红卫兵，看着空空四壁的教室，穿窗的寒风，冻得冰肌澈骨，想起了温馨的家庭，父母的关怀，感到无比的悲愤，低首缓缓地唱起了那首《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为真理而斗争——众人不由地也跟上唱了起来，那声音悲壮、激愤，震荡屋宇。有时传来家人挨打受气的消息，他们又唱起《黄河大合唱》里的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河西——坚决打回老家去——农民流着泪，跟着唱词举着拳头喊：打回去！打回去！听得那些老游击队员怒火万丈，也伸出拳头吼道：走，跟他们拚了！ 干部们只好出面相劝：要相信党，要相信毛主席，问题会很快解决的。 一天，革筹委办公室的主任刘建庆悄悄地唤我，让带上材料，说明天到北京，我想总是任井夫那里解决不了问题，走这最后一条路了。要是见到中央的首长，哪还能解决不了？于是又抱着满腔的希望到了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看到了郭建武和一大群身穿干部服的人，郭建武的棉衣领口上的衬衣边儿雪白，显得挺精神。刘建庆告我说，这些人是咱们晋中十个县核心小组的第一把手，大家联合起来到京反映去。我想，这可快熬到头了，顿时信心百倍，心锥儿激动得快要跳出胸膛了—— 到了北京，听说陈永贵要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于是分头寻找他的住处。 那时陈永贵来京开会，常是自己买票坐火车，报到之前，从不住大的旅馆，经常住的是花钱少、饭菜便宜的小旅店。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城，有数不清的小旅店，到哪里找去？犹如大海捞针。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从北京政协的一位老乡那里，得知住在全聚德烤鸭店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面。我们寻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可那家的店主却说没有这个人来住。 不得已，我们只好在门口等候——北京的冬天，气候异常的寒冷，小巷里面又刮着穿堂风，嗖嗖的，我从县里出来时又没带大衣，冻得直打牙颤，全身发抖——一直到天黑，才看到一位头戴护耳帽，几乎遮住脸面的人走来。郭建武一眼就认出是陈永贵，大家连忙上前问候——各县的十位核心小组组长，跟着进了一间客房。我和刘建庆因为是随从人员，那屋子又小，待在院子里等候—— 这时店主对我俩特别亲热，又让到屋里取暖，又给倒荼水——看来他到现在方才知道这个举世闻名的农民来到了他的小旅店里面—— 一直等到十一点多钟，陈永贵送出他们门口握手以后，我发现他们情绪不高，有那么多的组长厮跟着，我和刘建庆尽管急于知道情况，可是不敢开口。回到住处郭建武让我俩明天回省城，通知晋中革委的一位副主任马上来京——我忍不住问：“我们甚时能回县？” 他只说了一句：“等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的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已经指示部队“要武装造反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陈永贵作难不好表态，只是向我们要材料—— 郭建武从京返回后不久，“红旗兵团”的人，曾找过“太工红旗”的那位大姐。她说形势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同情你们，可也左右不了局势，表示无能为力。听说任桂琴负了伤，还掉了眼泪。 大家问我北京之行的情况，为了稳住众人的心思，只能照郭 建武的话回答：“等的吧。”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忍着饥寒耐心“等”，还能有甚的办法呢？ 到了旧年的年底，晋中各县的政权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被打了出来，省城许多旅馆里的流亡政府也逐日增多。这些流亡政权的人无事可干，整日聚在一起，彼此传递各县撤出以后，县里发生的种种暴行，吓得心惊胆颤，庆幸能逃了出来免了大难——后来有些县的对立派竟敢跑到省城，晚上出来在大街上绑架人，惊得人心惶惶，旅馆里面一片恐慌，连门也不敢出了。我们在十三冶金公司附属中学的门口，因而也布了岗哨，以免受害。 一天，我听说荣培吉要回县去，连忙前去相劝；“你这不是回去找死？” “老婆临月子，还能不管？” “最好不要回去，两派的仇恨情绪这么大，回去肯定没好结果。抓住你至少毁你一件件。” “我家住在坡底，不在城关，他们哪能发现了？” “现在每个村都是两派，你一进村，一个电话打到城里，马上就会出来抓人，而你又是革筹委的常委，哪还能放过去？” “我们村不像别的村，我平时尽给村里办好事，哪会呢？”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只回去看一眼，就回来。” 到了天黑，不听众人的劝告，悄然离去。 第二天晚夕，听到消息说，他沿着边山，天还没亮，刚走到瓷窑河岸，就让“总指”的人抓进城了。我想，进了城，只要是见了“总指”的头头，还许挨不了打，因为他这人是多年五金厂的先进工作者、学雷锋的标兵，为人和善，人缘好。常言说得好：闫王好见小鬼难见嘛，也就为他放了心了。 不料，过了几天，从坡底来的人告知：他已死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经过。 原来他被押到县社的据点里，让人家认出是革筹委的常委，捆在椅子上，用缠上棉花、布条的木棍，问一句打一棍，不说就乱打一顿，一直打到天黑，失去知觉断了气—— 真是比国民党抓住我们的人也心恨，竟然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刑具拷打，好多人听得咬牙切齿——说这样残无人道的手段，是法西斯暴行。一些女学生听得毛骨悚然，想到他生前和善的面貌，和霭的态度，放声痛哭。 这时一个红卫兵拿出语录念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众人听得义愤填胸，伸出拳头怒吼：打倒国民党！打倒“总指”国民党！ 我抹着眼泪，想不到这场革命竟然造成这样的对立情绪，不是你死便是我死，比对敌斗争也残忍、冷酷。 过了几天，灶房里每天只能供我们一顿玉米糊糊饭了，还是稀寡寡的——众人找李树茂，他说钱和粮票快花光了，再过几天连这也喝不上了。大家说你总得给大家想办法呀。 他的脸色从来没有这样地严峻过——以前常是笑眯眯的，此时脸面像黑铁片那样的阴沉：“在这里长了，得饿死，回去要让人家抓住，得打死。看来，只有去平遥一条路了。” 大家七嘴八舌嚷：“在这里等死，倒不如去了，还许是一条活路。” “哪还能眼睁睁等死？活一天算一天，到了平遥再说。” “走吧，从平遥打回去！” “你决定吧。” 他眨巴着眼皮说：“到了平遥，只要我有一口饭，就有大家的。” 在这样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只好 跟上他坐上南下的火车。那列318次上的乘务人员，大多是我们观点的，知道是逃难的，免了我们的票钱。车到太谷，好多体弱、胆小、没经见过战争的，还有耍笔杆子的人，怕到了平遥打仗，由徐海银带队下了车。据说，太谷革筹委可以供给我们饭吃。我也想下车，可心里惦着成婧就没下来，当天晚夕便顺顺当当地去了平遥城。 下车后，我一眼看到成婧，她长高了，脸儿也晒得黑了些，似乎比以前稳重了些，不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地扑上来迎接我，只是从我手中接过洗脸、刷牙的用具，默默地陪着我向二中走去。 二中在城外，四面是红砖围墙，进门是一座大楼，两边有几间平房，后面有四排教室，隔过一片菜地是一长溜南房，外面是野地。这个地形并不好，要是人家打来难守不易撤——晚上睡觉，得加小心，我嘱咐成婧晚上不要脱衣服，盖上大衣睡觉。 这里的条件，虽然比十三冶强些，窗上有玻璃，屋里生得火炉，地下铺一层薄薄的稻草，可并不暖和。我只好和王玉山（他也不脱衣服）夜间伙盖他带来的大衣。半夜冻醒，他看出我为前途担忧，却充满希望劝说，有毛主席亲批“照办”二字，你担甚的心？迟早要回去掌权的，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灾难。革命嘛，哪会是一帆风顺的？这比我们当年打游击好的多哪—— 成婧她们住在西面的排房里面，我去看她，发现她坐在窗前流泪，呆呆地望着窗外，及至我走到跟前她还在发痴，我问：“想你妈了？” “不，”看到我慌慌地抹掉泪水说：“快坐下。” “那你哭甚？” 她红着脸说：“没哭呀。” “看得你流泪——” 她强作笑颜说：“眼里飞进砂子——” “那，快，让我瞧瞧。” “不用了，已取出来了——爸，你说，为甚不让我们进武卫队？” 我以为她是为此而哭，解释道：“听徐海银说，这次重整队伍，主要是弹药打得快光了，只好就现有的枪枝弹药装备人，这样，哪能给你们女八连？只好剔退你们女的、没打过仗的、干部、学生——” “哪——怎的还有俺们‘红旗兵团’的——” “就他们几个，你看人家多机灵，通过两次撤退，看出，并不比当过兵的笨，经过再三的要求，就留下了——快别瞎想了，今后出发，少则几十里，多则几百里，你能跑得了？” 她又望着窗外，呆呆的，不言不语了。 唉，这闺女，在女八连待了几天，心也野了。 “成婧，咱们住在这里也有危险，据李树茂讲：人家有好几个县已联合起来，人多，武器好，弹药充足，随时都有可能来袭击，到时候可要头脑灵活呀，看到情况不妙，赶快往城里跑，城墙那么高，他们攻不下来——” 看她认真地听，又嘱咐了好多，一直到开饭时我才出了她们的门。 当时，好多县的武卫队，都撤到平遥了。因为平遥几乎没有对立派，是晋中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收缴武器时没有上缴，所以他们的武卫队的人多，装备也好，有枪，有大炮，又有坚固的城墙，自认为固若金汤。革委的领导骤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到，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态度并不怎样热情，给我们吃得是高粱、红薯压制成的河捞面，玉米糊糊——唉，逃难在外寄人篱下苦不堪言，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们的武卫队也认为兵强马壮，认为外县的对立派不敢来犯，麻痹大意，没有一点儿忧患意识。针对这种情况，这些天来各县武卫队的头头，频繁开会，研究防策。 一天，武卫队的人无事可做，一些人想家，经常到火车站看望，盼家人能来。318次列车停得时间又较长，他们上车后发现，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带得一挺转盘机枪——正是日夜求之不得的武器，上前便抢了过来，那两个战士立即跟了下来，追到二中。 李树茂、张发千等人听到消息，赶来发现机枪缺了零件。好多人主张留下，让平遥家修理修理。李树茂看到那两个战士坐在椅子上稳如泰山，冷眼观察，忽眨了一阵眼皮子，当即答应归还。立刻遭到好多人的埋怨，说抢还抢不来，送上门的东西不要？将枪就要提走。有的队员竟然和李树茂吵了起来。 李树茂背过身子，冲大家一个劲儿使眼色，将众人引出门外，悄声说：“哪来的好事，天上会掉下馅儿饼？ ” 众人问：“怎回事？” “这里面大有文章，快还给人家。” 武卫队的人看他神情严峻，也觉得有些蹊跷。贾本海素来佩服李树茂的才干、眼力，立即将机枪追了回来。 李树茂笑眯眯地送到那两个战士手里说：“对不起，请谅解，我们都是让对立派用枪炮打出来的，在这里没吃、没喝，急得想打回去，看到你们带得枪，眼就红了——因此上冒犯了二位，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那两个战士彼此瞧了瞧，冷冷地说：“还有望远镜哩。” 李树茂问大家，谁也不吭声。 有人悄声嘀咕：他俩根本就没带甚的望远镜，活屙人哩。 李树茂立即喊住那些人，说解放军还能办出这样的事？对那两个战士说：“请二位住下，容我寻找出来，明天，一定交还。来人呀，请二位到饭店吃饭。” 张发千再三追问，可是谁也不承认。 李树茂看到那两位战士吃饭去了说：“你们没看出来？这是圈套，就等得你往里钻哪，到时候大部队就会开来——这望远镜关系到咱们的性命，生死存亡，交不交出来，你们看着办吧。” 当夜我一直没合眼，担心交不出来，惹来祸端。 第二天，李树茂在他住的窗台外面发现了望远镜，立即交还了那两位战士。临上火车时，一位战士悄悄对贾本海说：“你们那个李树茂有眼力——要是扣住机枪、望远镜？用不了三天，得到总参的命令，部队就来包围，那时候，你们吃不了得兜着走。” 事后听说此事，我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明摆着是两位战士奉命来找借口的，准备包围平遥收缴武器，幸亏李树茂会应酬，沉着、冷静处理了这件事。 当天平遥家得知此事，大大地赞扬了李树茂顾全大局，对二中住得人刮目相待，第二天我们居然吃上了白面包红面的包皮皮。 不过，从此我更担心了，认为平遥也不是安全之地，很想找个安身的去处，可是身无一文、半斤粮票，只好硬着头皮住下，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没多久，住在太谷的那部分人，由徐海银带着来到平遥，我忙去打听。他说，太谷的对立派王运广，带着人马常出入城内打扰，农学院的两派又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住在太谷中学没有武装，万一人家进攻，只有当俘虏，整日提心吊胆——前些天，总指和其他几县的对立派，突然出现在离城廿多里地的村外，看来，他们是想抢占太谷，切断同蒲铁路，与介休形成南北夹击平遥的局面，我们都是文人，手无寸铁，想来想去，只有来平遥，没其他的路可走。 这次来的还有韩机智，面色黑黪黪的，留着长头发，乱糟糟的大胡子，披着军大衣，拄得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柏木拐棍，走路一拐一拐的，说是在剧团让人打的，逃难来了。我问怎回事？他长叹一声：“一言难尽，从核心小组、革筹委被打出之后，我就不刮胡子，不理发，不上班，以示抗议，不想我们的马团长寻到我家，揪到剧团——三日一小斗，五日一大斗，咱这脸面成了痰盂了，他们又骂又唾，连打带踢，像训兽似的那样虐待，”说着两眼流泪，苦着脸儿摇晃着髑髅：“根本不把咱当人对待，苦啊！因此逃到太谷——” 当时他和徐海银跟李树茂一些头头，住在城内西街路南一家圆大门的旅店里，不久就让平遥剧团当做贵宾，请到招待所，帮助排演节目去了。 李树茂经常是半夜三更才归。听说这些日子，八个县的头儿们常开会。徐海银虽没参加，但与李树茂经常的交换意见。悄悄地告我：各县的头头正说服平遥家主动出击，不可坐守。而平遥家的态度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愿帮助我们打回去。东方红的大老武提出，要向平遥家借一部分武器，这些天因这事正争吵哩。 一天，韩机智给了我一张门票。说是晚上演出，请我去欣赏——他已剃了胡子，面貌一新，只是还留着长头发，像女同志的剪发头，梳得光溜溜的。我劝他将头发剪短吧。他说，要不是树茂劝说，连胡子也不刮，要等到打回老家才剃头哩。 那天天气很好，月亮当空，满天繁星。我正在剧院听戏，暗暗佩服韩的才干，只用了几天就排练出新戏，能和观众见面——忽听得外面枪声大作，吓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对方打进来了，连忙跑到门外。只见幽暗、深蓝的天空上，火线交错，枪声不断，还有机枪的哒哒哒的连射，正欲逃走，忽见李树茂走出大门，向左右瞅了瞅，冲着天空砰砰砰连打三枪，大喊：“都给我停了！”随着话音落下，枪声嘎然静止。 李树茂跳下台阶，冲着两边的房顶上嚷：“大敌当前，你们这是干甚 ？都给我回去。” 只见房顶上“东方红”、平遥家的武卫队员纷纷跳下，各自收兵—— 随即李树茂便去了指挥部——第二天晚夕，我悄声问徐海银：“为了甚事？自己人开了火。” “唉，平遥家拒绝借给枪，”东方红“眼看介休就要失守，看到平遥家的武器好，不免眼红，动手抢枪，发生了巷战，要不是树茂出面——这场内战还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哩。” 想不到李树茂这么个‘猴人人’，竟有这么大的威望？ 后来才晓得：李树茂在八县联防的联防会议上，赞成大老武的主张，主张以攻为守，不能坐守待毙，得到了各县头头的拥护。从那时起，每逢开联防会，文水 第二十六章 孙女—— 俺要一身军绿上衣，蓝布裤子，一双解放胶鞋，爷爷不高兴，说一个大闺女穿戴得像个男人，不成体统，偏要给俺买带花的上衣，俺说不喜欢，他挑来捡去，总不合俺的意。为甚要那样的穿戴呢？毛主席不是有首七绝吗？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俺要把毛主席的教导，贯彻到俺的一言一行中，像宋要武那样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走。 后来看他直摇头，想起俺爸说的话：为了讨爷爷的喜欢，俺搞了个折中，买了一件藏青上衣，毛蓝裤子，偏带儿的布鞋——反正俺不穿花的，像个民兵也行。 自从文水撤到平遥，张卫东常在俺脑海里萦回，想起卦山上对未来的憧憬，撤出县里时对俺的守护，背着到文水，在烟酒大楼上打扑克，临牺牲时的嘱咐，常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地痛哭一场，将心中的郁闷、忧思倒了出来——这是一种甚的感情？是同学？是战友？不，比这还亲，比这还要近，是爱情？可他始终没向俺吐露过心声——唉，张卫东呀张卫东，你是怕甚哩？难道俺会拒绝吗？你也太慎重了。只要你开口，俺会忠贞不渝，始终如一。为何不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哩？让俺这样地朝思暮想——要是你讲明白，就是走了，你也会在俺心中活一辈子的—— 来到平遥以后，凡是看到县里来的人，俺总要打听张卫东的遗体埋在哪里了？人们说至今也没找到，后来遇到从文水来的人，他们也说不清楚——那么他倒底在哪里呢？难道真的死无葬身之地？连个音讯也没有了？ 只要打回老家去，俺一定到文水在城墙弯附近打听清楚，找到你的遗体，为你举行隆重的送葬仪式—— 唉，可恨的“总指”呀，如此恨毒，如若将来审出那个杀害你的人，俺非咬死他不可！ 一天，俺爸悄声告诉，这几天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头脑要保持清醒，据可靠情报：近来“总指”的人经常出没在城外三四十里的地方，很可能要攻打平遥城——弄得俺白天常丢顿儿瞌睡——忽然，赵少梅跑进门，拉上俺便往大门外跑，只见从城里驶出一辆辆的汽车，顶棚上驾的机枪，后面坐着两排全副武装的武卫队员，足有十五、六辆，紧接着是身穿草绿军装的队员列队向西开去，扛的步枪，提着冲锋枪，浩浩荡荡的，足足过了半个多钟头，后面是大洋马驮着炮架、炮筒，整个队伍寂静、急促，匆匆忙忙——此时隐隐约约听得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俺爸从城里出来说：“对方有好几个县的，还有”总指“的，向平遥打来了。”俺看到有这么多的武卫队员前去迎战，心想：还愁打不得他们落花流水，备不住*还能打到文水哩。于是暗暗准备，瞒着俺爸，带上水壶，一旦听到攻下文水，立即就去——俺和赵少梅，沿着武卫队的足迹，出了平遥城向西走去——前面又传来隆隆的炮声——俺俩站在麦地里，看到抬下来的伤员，便立刻上前问询，打到哪里了？得知在香乐一带，一直跑到听到机枪哒哒哒的声音才收住脚步——看到一辆血迹斑斑的吉普车，让我们的车拖了下来，连忙上前问捉住谁了？哪个县的坏头头？ 一直到中午时分，听得一声惊天动地轰隆隆的巨大响声，震得大地动荡，俺俩才不敢向前跑——后来，听武卫队的人说：对方看到我们的人多，火力猛，吓得炸断汾河上的大桥逃跑了—— 俺俩跑到汾河畔上，看着黄浊浊的滚滚河水上，那座横跨两岸的大铁桥，桥板上火焰汹汹，浓烟遮天，连上面的铁梁也烧弯了，好多我方的汽车、队员阻在这边，真是急死人了——真想插上翅膀飞到文水。 后来俺俩搭上武卫队的车回了平遥，俺爸见了俺，一阵好骂：不要命了！ *备不住（说不定） 第二十七章 儿子—— 香乐这一仗，虽然没有打过汾河，但人们看到了曙光。李树茂对我们革筹委的干部讲道：对方的进攻，已经打灭了平遥家的幻想，触犯了他们“——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承诺，看来，要有大的行动了。 香乐这一仗，也震动了县里的人，有好多人赶来要求参加武卫队，其中还有几个打山的猎人，均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样，武卫队由来平遥时的一百多人，猛增到二百多人。可是没有枪枝弹药，武装不起来，也是白高兴——李树茂听说忻州一带，民兵的枪枝弹药没有上缴，又派特工队深夜去，爬墙入院，去抢了几次，然而收效甚微，仅仅搞回十几枝汉阳造的老式步枪—— 与此同时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这么多人的吃、喝问题。当时平遥家因为各县的人纷纷前去，吃得粮仓内就要空了，即便有钱、有粮票也买不出来——急得后勤部的人天天找李树茂。 李树茂立即召集武卫队开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眼下正是麦收时节，正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大好时机，离平遥比较近的西营公社，“红总司”观点的人多，群众基础好，到那里可以解决了给养问题。 于是在6月25日，出发前，一位头头做了战前动员——说这次出去路程远，深入西营，孤军作战，行动要快，要猛打猛冲，要狠狠打——要死的，不要活的，省得撤退时麻烦，拖泥带水。李树茂立即表态：不能那样做，要注意政策、策略。随后带领人马，与文水武卫队联合出击。经过半夜的急行军，突然包围了西儿村文水对立派的据点。26日凌晨发起进攻，文水的人冲锋在先，遭到猛烈抵抗，交城续后进攻，激战到太阳升起，对立派伤亡不少，仍然负隅顽抗。文水的人主张靠炸药包，李树茂考虑到那样死得人多，正要劝降时，“总指”的人马突然来增援，与麦地里外围的张发千带的人展开激战，当时打死我方武卫队北关的庵煞鬼，重伤南街的二丙成。“总指”的刘天玉死在麦地里——后来看到“总指”增援的人越来越多，李树茂看到弹药消耗不少，只好下令撤退，与文水武卫队撤回了平遥。 不久，榆社武卫队得知对立派准备大规模进犯的情报，与李树茂埋伏在红花岭，在山口处激战——我方坡底的一个农民，被打掉一只胳膊终身残废。然而却获得了大批弹药，还有一挺马克辛重机枪—— 从此我们武卫队兵精弹足，军威大振。李树茂要求后勤部筹划粮响，随时待命。同时积极与其他县的头头联系，经常是整夜的开会，研究进攻的方案。 这时有人传说，晋东南曾经打过大规模的战斗，有时成千上万的人参战。上面有飞机支援，工人们抵抗不住，从兵工厂抢出新式武器，还有卡秋莎，一次竟打得十个连的部队缴了枪械，红总部胜利在望—— 因此，我们对即将在晋中平原上展开的大规模联合作战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常与王玉山商量，准备避开战场，绕道省城，住在太原，一旦听到收复县城的消息，立即坐车回家。 第二十八章 孙女—— 七月下旬的一个上午，俺们几个女学生，正在二中的操场边的一棵树下乘凉，忽然听到一阵低微的嗡嗡声响，抬头眺望，只见华日当空，碧空无垠，一片晴苍，东面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逐渐扩大，扩大，扩大——赵少梅仰着头嚷：飞机，直升飞机——工夫不大，飞到俺俩头顶，从机身上洒出一片雪花似的点儿，飘飘摇摇地落了下来——传单！俺俩跑了过去，此时已从各个角落里也跑出好多人了，伸出手争先恐后地接了过来。俺一看是毛主席批示的“七二、三”布告，一股热流直贯全身，惊喜地嚷道：“毛主席说了话了，制止武斗了！” 赵少梅热泪盈眶，高兴地跳着，挥着手里的传单嚷着：“咱们就要回家了！” 俺们高兴得彻夜不眠，整宿地谈论着这个特大喜讯—— 第二天，张守忠通知俺们列队进城，到大操场上开会。 此时大街上到处是人流，纷纷涌向城里，聚集在大操场上等候——不一会儿，天空上又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过了一个多小时，大会主席台上出现了陈永贵、谢振华。 俺这是第一次见陈永贵，他头罩白毛巾，身穿白布袄儿，挽着裤腿，向大家招手，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欢呼。 对于那个谢振华，人们反应冷淡。俺对他一点儿也没好感，甚至恨他——就是他支一派压一派，让“总指”用炮火把俺们轰出来的，要不，“总指”那来的哪么多的枪枝弹药？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俺扭头看俺爸时，却不知哪里去了？急忙站了起来，踮起脚尖，半天也没找到——人山人海的，哪里能分辨出来？ 散了会，俺心急火燎地跑回二中，却见门口部队站着双岗，只准进不准出。进了大门，只见院子里面十来八步就有一个战士持枪盯着俺们——一直至晚夕，收缴了半车武器方才离去，但大门外仍然站着双岗，不准俺们出去—— 黄昏时，又来了七八辆汽车的部队，仔细搜查了俺们住的房间，将行李（突围时的棉大衣当被、棉裤作枕）扔了出来，不让俺们进屋睡觉，让大家在楼前排队在行李上躺下。 俺们默默地候着——天黑时，一辆卡车在俺们学生脚下边缓缓地驶过——不知谁冲轮胎下扔了一个罐头筒子，叮咚一声响，立即从车上跳下几个人，嚷着有坏人捣乱，伸手就抓俺们的人， 连拖带搡地将李成锦提溜到操场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不一会儿，李成锦揉着腰，流着泪出来说：“他们说——我是坏人？” 俺们问怎回事？ “我说，解放军不能打人，” 他们说：“解放军不打好人，还不打坏人？” 俺们气愤不过，立即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直到半夜，一位军官才准许俺们进屋休息。俺向同室的人打听，看着俺爸来没有？都说没有。一夜没睡，琢磨俺爸去了哪里？ 第二天，来了好多军官，问俺们谁是头头，刘江站起来说：我是。 俺感到奇怪：他怎么是头头哩？连一次仗也没参加过（后来俺才知道，李树茂临走时，打发人通知，要他担任，敷衍局面的。刘江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人挺老实，一脸忠诚憨厚相），他不慌不忙地跟上他们去了。心想：他哼哼哈哈的，哪能给他们说上个子丑寅卯—— 那些军官们给俺们大讲——参加武斗，死了轻如鸿毛——俺不服说，俺们是让人家打出来的，不得已才自卫——俺便把俺们被打出来的经过讲给他们听——一位军官问：“你是红卫兵吧？” “当然是喽，”俺毫不含糊地说：“俺还见过毛主席哩。” “那好，要听毛主席的话，千万不要武斗了。现在苏修在边境经常挑衅，再搞武斗，就当了人家的别动队了。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 “俺们早就提出和谈了，盼着早一天回家哩。” “等着吧，很快就送你们回去。” 俺们等呀等的，一直到了“八一”建军节，也不见有人来送—— 这一天，部队可能过节日去了 ，门口上的岗哨也撤了，俺们感到自由了，都松了口气。 俺正听马五则讲他在部队的故事（他的枪伤好后，一直留在事务上作保管）忽地听到一阵哨子响，只见杨勇一边跑着一边嚷：“咱们的人快去，他们打人啦！” 俺见程医生提着红十字箱，也跟了出去。只见对门大门内有不少的人，革筹委的副主任张守忠已先来一步，正和一个军官说话。大门内俺们的一个队员在地下躺着——程医生爬上卡车看望车上受伤的战士。俺发现一个战士流鼻血，一位门牙缝隙内有血迹——心里埋怨：怎还能和解放军打起来？太不像话了！ 过了两天，门外开来几辆卡车，但不是部队，而是“总指”的。俺很沮丧，看到司机一副得胜者的样子，心里很不服气。有心拒绝上车，可是看到大家默默地低着髑髅往上爬——而自己口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哪能买票坐火车？唉，有奈无奈，只好跟着大家，哭丧着脸儿，灰溜溜地上了车。心想先回去，咱们再辩论。 第二十九章 儿子—— 我们革筹委的干部排着队，从二中出来，路过李树茂他们住的旅店，我怕成婧跟了进去，悄悄地离开队列进了院子里，听得他们正研究出路哩——七嘴八舌的，吵得听不清楚，进门一看，头头们全在里面。 李树茂坐在床边，低着髑髅认真听着。有人说：“回去？哪还不是自投罗网？人家逮还逮不到哩。” “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避避，看看情况再说。” “要避？”郭登忠说：“跟上我到北大荒，我那里有亲家，到了那里，草地、树林茫茫一片，地大人少，谁也找不到。” “这是个好主意，树茂，去吧。” 李树茂眨巴着眼皮说：“咱又不是逃犯，跑哪么老远做甚？武斗又不是我发起的，咱们是出于自卫。再说，武斗是两派所犯的共性错误，支左的人，总不能不讲前因后果，蛮不讲理吧？要避，就在附近，看看别的县的领导，他们怎办——再作决定。” 此时，从二中跑来一个学生，进门就说：“部队包围了，进门就问李树茂、张发千在哪里——你们快跑吧。” 有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树茂说：“我走了，留下众人怎办？有我在，好多事件由我来顶着，大不了多坐几年班房——危难时期，丢下众人跑了——我成了啥人了？” ------- 我看情况不妙，立即出来找成婧——操场上人山人海，根本寻不见，还不如回二中等人省事，及至二中时看到门岗许进不许出，在门外等了半天，连个影儿也不见。心想，她一个学生，又不是武斗的，部队能把她怎的？反正人多，不会出甚的事，便坐上火车到了省城住在了她舅舅家—— 过了两天，在大街上碰到后勤部的人，我问：树茂哪？他叹了口气说：不听人劝，回去了。 我晓得他的脾气，一向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从不推脱责任。不过，在“总指”对他恨之入骨的情况下，回去还能讨了公道？后来一想，县里人武部已经换防了，接防的是河北成安县的，有他们支左，我们跟他们没有隔阂，还许能一碗水端平，不会一刃斧子砍吧？至不济，也不会挨打。 后来听说成婧回去了，我也急急忙忙赶回了久别的故乡。 回到锅舍，不见老爷子，问成婧她妈，她没好气地回答上石壁寺找了满和尚，搞迷信去了。我很诧异也很惊讶，这老爷子看了一辈子医书，到老了怎的糊涂了，连科学也不相信了，怎的搞起这一套了？让人知道了，影响多不好，我这个干部怎有脸见人？ 晚上，他老人家回来，我跟他作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事用不着你来管，政府还允许宗教信仰——” “可你是国家干部？” “国家干部就不许有宗教信仰，是哪一条规定？我一个过了退休年龄的人了，怕甚？大不了开除，正求之不得哩。” “这又何苦呢？”见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嘟囔道：“有甚的好处？” 他喟然长叹：“我心烦啊，看到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怎么也想不通，不知你们是为了甚？” “难道你信了佛就清楚了？” “那当然，佛教不是迷信。”他扫了成婧一眼：“佛教是求大智大慧的——” 我有些好笑，还挺有理哩，讥讽道：“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哪。 ” 老爷子眼神一亮， 陡地来了精神说：“满林呀，佛家讲的是无我相、无他相、无众生相、无长寿相，不贪（不贪心）、不痴（不痴迷）不 嗔（不嗔怒）不慢（不傲慢），只要念佛工夫到了，就能看破红尘，就能看透世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无我了，无私了，看问题就客观了，不就能辨明是非了——这难道到不是大智大慧吗？” 成婧瞪大眼睛问：“是不是斗私批修——” 我笑着问：“照你这么说来，今番这局面？” “胡闹！”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乱批、乱斗、乱戮——” “那么，照你看来，我该怎的应敷这个局面？” “唉，满林呀，你记住我的这句话：凡事要随缘，要存好心，要有一颗清净心，平常心，千万不能有野心，想升官发财，自会有好报。至于那些心存不良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做下的恶事，自有人来找他算账，即便他有权有势，一时算不了，可是，再大的官儿，有一天会丢了权势的，到那时，那账是赖不了的。即便赖了，因为问心有亏，心态不平，或心虚，或胆怯，抑或目的不达，或肝郁，或气滞——终久会生大病、恶病的，哪能善终？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野心越大的人，七情六欲也越旺盛，侵害的人也越多，造下罪孽也越大，佛家称之谓业障。这些人五脏六腑的阴阳，哪里会平衡？肯定要紊乱、失调，不得重病、恶症才怪哩，到头来受得苦也越大，死得更惨！哪里用得着老天爷来报应？自己就把自己打发了。你瞧着吧，那几个在”8.25“事件中造下孽的人，用不了几年，不是死于癌症，就是因为心、脑疾患活着受罪——”（老爷子的话，后来一一都应验了。） 我看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生怕外人听了影响不好，连忙摆手制止：“别说了别说了——” “那你们以后别干涉。” 我无可奈何地说；“由你哇。” 他双手合什：“阿弥陀佛——你放心，我又不是削发为僧，而是在家居士——影响不了你们。” 从那日以后，他就在他那间小屋里，每日早晚烧香铺灯，手数念珠盘腿打坐，面对西方三圣，念起阿弥陀佛来了。 第三十章 孙子—— 将李树茂的武斗队赶出城的那天夜里，我没敢出门，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爷爷急得团团转，妈妈吓得直流泪，都为成婧担心——怕她挨了枪弹。我几次扑到门口，想去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前喊话，让她赶快离开据点，都被爷爷拖了回来。爷爷说我疯了？这时上街，要是中了流弹，不是自找死？ 平时我和妹妹常辩论，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此时，还真的想她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办啊？这一夜俺们都没睡，心急火燎地望着窗外—— 听不见枪炮声了。天才闪亮，我便跑了出去。听街上参战的人相互埋怨：还能让他们跑了？忙跑到指挥部打听，才晓得冲进据点里只抓到了个伤了胳膊的，其余的早跑了——我松了口气，暗暗为成婧庆幸。后来听说，田克杰带人到文水包围时，一再强调要狠狠地打，对反军派、坏分子绝不能手软，我的心又吊了起来，生怕伤了她—— 不知怎的？对田克杰的话很反感，怎能把“红总司”的人都说成是坏人？哪岂不是说，连我爸也成了坏人了？ 一天，我妈从她们公司回来，说人家不用她上班了，工作让你们武斗队的人顶替了。我连忙到他们公司问询，答复是：凡是那一派的临时工，一律不用。我说我妈没有观点，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组织呀。答复是：你去找咱们的头儿去，是他放的话。我去找田克杰，避而不见。很明显这是因为我爸、我妹妹是“红总司”的缘故。又去找王信仰，想让他去说明。 王信仰个子不高，人很实在，注重实事求是，待人和霭，听人说话时总是目光凝在地面，面带微笑，让人感到谦逊、亲切。以前我曾多次听过他的谈话——刘书记是好书记，这是全县人民共认的，只是在北京看到当时正大张旗鼓地抓“阴谋家”、“野心家”，以为这是中央的精神，因而回来发生了“8.25”事件，但不能就凭这一点，说他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人无完人，允许改错嘛。后来，咱们也不是批斗来，他也认识到了。“3.1”不是夺了他的权嘛。 《七月会议纪要》公布后，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两派的群众都是要革命的，没有说过我们是反革命呀，为何要来个“8.16”反夺权？应当是联合起来嘛 . 《十二月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让驻军支左，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我们当然要紧跟解放军走嘛—— 这些谈话给我的印象挺深刻，两派都是要革命的嘛 ，哪还能把另一派说成都是坏人？解除了人家的工作？ 王听了我的申述，让我等的吧，他去反映——可是一直听不到回话。 在宣传队我向刘美英述说，她说现在她也不好去解释，等以后再说哇。后来听“3.1”兵团的人讲：现在是“八大干将”的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真霸气啊！所说得“八大干将”，是当时城里的人指商业部门转业来的那伙人。 看来这些人根本不把我参加“总指”当成回事，看成是异己分子了。 从那以后看到“八大干将”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跟着自称黄天霸的这些人，在街道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心里就有气——后来听说，这些人在文水枪杀了对方受了伤的“狼不吃”，认定这伙人心毒手狠，根本不配当头头。以后少跟他们接近，离得他们远远的——刘美英还让我扛枪哩——我才不去这些人手下，干那缺德事哪！ 后来看到他们经常出去抓人，先是在革筹委任过职的，后来连“红总司”观点也不放过，竟然怀疑一个路过的临县人，说人家是“探子”活活地打死，县社、广生院先后关押过好多的人，有城里、平川，还有山上的，唆使上那些莽汉、愣家伙、二不愣们，严刑拷打，开枪恫吓，打死荣培吉、东街的潘不理（没参加过任何组织，因到据点里卖香烟，怀疑是红总司的探子），打得杨铭、武占魁、韩凤楼、东街的二马虎、杜修德等人浑身是伤、鲜血淋淋，惨不忍睹，吓得“红总司”的人纷纷外逃，街道上只有我们这一派清一色的人来往，就认为他们不是闹革命的，而是一伙无法无天的暴徒，比“红总司”的人也残忍。要不是有个刘美英，要不是指望王信仰将来为我妈说明情况，能够转成正式职工，真想退出宣传队哩。 第三十一章 儿子—— 我在接待室职务被免去了，到人武部报到后，遵命扛上行李到了党校学习班居住，原人委、县委、革筹委所有的干部、核心小组成员，以及那几个走资派，也都进来了。李树茂一报到，他们便以坏头头的罪名抓进看守所，后放出来（不知何因）在家住了几天，现也进了学习班。由人武部的祝常安主持工作，领导大家学习“7.23”布告。 我想只要支左人员能一碗水端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的对立情绪会逐渐缓和下来，也快实现大联合—— 开始，我们还彼此言谈，谁知由火山等厂矿的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学习班后，形势就紧张了。 我看到那几个原县委，在“8.25”事件中游斗阴谋家、野心家的人，还有公安局的好几个，带着工宣队押上李树茂，去了西院——第二天，我们发现西院屋子里，一绺一绺淡黄的头发——很明显是从李树茂头上揪下来的，引起了我们的愤慨，这不是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手段吗？ 当我们知道那个带队的头目张狗则 ，竟然是“总指”武斗队的分队长，在文水杀害负了伤的“狼不吃”的凶手，非常的恼火。找到祝常安，提出了意见，说这是支一派压一派—— 这个主持学习班的负责人，常是绷着脸，见了我们就目露愠恨，不怠答理，不等我们把话说完，竟然当着众人说李树茂是坏人、坏头头——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慨，然而看到那些工宣队专横跋扈的淫威，那副杀气腾腾的嘴脸，敢怒不敢言，只好强忍怒火，注视他们的行为—— 这些人看到祝常安默许，更加肆无忌惮，常以战胜者的恣态瞥我们，张狗则那尖锐的外眼角常流露出一股戾气，让人感到冷酷、残忍。每天凌晨起来便用硬腭喊着口令，命令众人出操、跑步、训斥，真是不可一世，好像我们是战败的俘虏——我心里不服，常是跑上街道，借口年纪大了，跟不上队列，在一边溜哒。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李树茂施行的残无人道的暴行。 一天，我路过李树茂住的下西房，只见他们领着几个工宣队员，先是按着李树茂的脖子让低头弯腰，李不服，随即拳打脚踢——看到李不吭声，拿出老虎钳子挟住李胳膊上的肌肉，喊问：说不说？又取出改锥捅李的臀部，怒吼：讲不讲？李咬着牙怒视——他们冷笑一声，揪住李的头发提起脸，呸！呸！呸！唾去几口浓痰——他们可能是累了，歇了一会儿，看到李站得东倒西歪的，公安局的一个小胖子，取来一条凳子，使了一个眼色，那个“3.1”兵团一只胳膊姓武的，摁住李的脖子，硬塞进凳子的桄架中间，李站立不住又是一顿拳打脚踢，钳子挟，改锥扎，还用冒着红火的香烟头摁在肌肉上——然后坐在一旁哈哈大笑——看得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妈的！就是被日本鬼子俘虏了也不过如此，遭受这样残忍的兽行，简直是法西斯！ 我悄悄地问以前曾与李树茂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的刘建庆，怎的树茂不哼不哈，不惊动大家起来跟他们说理，任凭哪样折磨？他说树茂那傲骨——哪肯在他们面前服软？啊！我明白了：心里的坚强信念，在支撑着那单薄的身躯——宁死不屈。 后来我听人说，像这样的批斗是家常便饭，根本不把李树茂当人看待，那一阵阵想出新法子，手发痒了，便提出来，像对动物一般虐待，像耍猴子一样的戏弄——李树茂把眼睛一闭，像个木头人似的，不吭不哈，任凭他们施用酷刑。 此时从晋东南传来消息，那里整得更惨，搞甚得“修理”、“退火”，好多的头头被枪决，不少的人被修理得断腿缺胳膊，火烤得死去活来，有的还被栓住“鸡巴”吊了起来审问—— 我想，祝常安对此暴行熟视无睹，总是推广这些经验，无疑是杀鸡给猴子看。哪里是办甚的学习班？落实“7.23”布告？ 一天清早，听得人大喊：“李树茂跳房自杀了！” 我连忙跑到大门外看，只见高高的正房南墙下，一条小巷内，李树茂双目紧闭——我想，士可杀不可辱，死了比活着好，甭说他那瘦骨伶仃身子，就是铁铸的罗汉也经不住那样的严刑拷打——后来抬到医院检查，发现髂脊、股骨骨折——在此情况下，他们还不放心，派人日夜看押，不准人们接近。 在这种情况下，祝常安让我们对照“7.23”布告，写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哼，不说没罪，就是有也不写，因而常找我们个别谈话，进行威胁，恫吓——至于让我揭发别人嘛，休想！明知道开栅事件的整个过程，也不对他说一个字。 后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这个祝常安鸡蛋里挑骨头，凡是我们这一派的，那怕是观点倾向我们的，就连没有武斗过的古田的成员，也要揪出来写交待，批斗，过关。“3.1”兵团、原先组织部的副部长，竟敢违反组织原则，趁管档案的人出门，拿工具撬开档案柜，把参加“红总司”成员的档案，公布在社会上，供打手们搞逼、供、信，以至好多人的历史问题早已在历次运动做了结论，他们还要推倒重新审问、扣帽子、定罪，因此上开除了周长岐等人—— 看到“总指”的人，特别是带队枪杀了那么多人的“八大干将”，像战胜者那样的傲慢，心里着冒火苗。尤其是看到他们对所犯的罪行，根本不当回事，好似在谈论功劳那样得意洋洋——成天的喜笑言谈，游出来摆进去——而祝常安却不问不追不查，好像这个运动是专门为整我们搞的，气得肺都要炸了。 听说这个人喜欢在凌晨三点约人，大家很怀疑：他总是在那个阴暗的时分，面授那些人办法，尽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祝常安重用杀人犯，用一刃斧子砍杀造反派。哪里能谈得上一碗水端平？简直连碗底儿也朝天了。 八月的下旬，我们连长潘三货，发给我一张出席省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召开的县、团级会议的出席证，我感到惊奇，我一个普通的干部，哪里有资格出席这样级别的会议？享受如此殊荣？后来又看到王玉山、折成文、石如荣、任建林、刘建庆、李加瑞、张芝清等十人，说是代表“红总司”的，感到更日怪了。我在“红总司”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既不是革筹委的成员，又不是“7.1”兵团的头头，是不是弄错了？问连长，他说让你去你就去，明天早八点专车送你们。 第二天上了车，一看那个李加瑞，他不是“3.1”兵团的人，怎的成了我们这一派的？特别是那个张芝清是段村大队的支部书记，因为观点不同还和我辩论过，几乎辩得翻了脸，如今怎的也成了我们的代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日了怪了。我不眨眼地瞪着眼睛瞅他——他慌得避开我的眼光，红着脸扭过了髑髅去。 带队有人武部部长王岳明、副部长刘汝彬，还有郭建武——对方的代表有王信仰、李银斗、任应锦、还有那个工宣队的头头张狗则 ，也是十名。我悄声问郭建武这是搞甚的名堂？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到了省城海子边会议礼堂，一看会标是搞大联合的会议，我当即提出：我代表不了。王玉山说既然来了，就看一看吧。 大礼堂里都是穿黄衣服的人，我按指定座位坐好，主席台上坐的陈永贵，谢振华等人。陈永贵比我参观大寨时瘦多了，头罩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袄子——听了谢振华做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报告，哑然失笑。这叫甚的革命的大联合？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愚弄——我们既没有经过选举，也没通过头头的允许，这叫甚的代表？何况，这样的代表里面还有“总指”的人哪——抬头看陈永贵，只见他一根顶着一根地吸着香烟，皱着眉头，在桌面上留下了一堆一堆的烟灰灰——只是谢振华问话时点点头，或是说上一两句。 我很想听听，他对这样大联合的看法，可是一直到开完会，也不见他讲话。 吃饭时，我们这一派的坐在一张饭桌上，按规定应该是坐十人，我们坐好后看到张芝清、李加瑞走来，大家直起腰盯着他俩——可能是心慌？抑或心虚？俩人红着脸慌里慌张地坐到“总指”那边去了。 第二天，军代表让我们两派坐好，拿出一张大联合协议书，放在桌面上，让我们签名字。“总指”的人，很快就签完了。我们刚要拿起来，想仔细瞧瞧，不料张芝清已伏在桌子上签了。我们正在犹豫——军代表催快签。看着那双虎视耽眈的眼睛，拙拙逼人的目光，我扭头看王玉山——发现他的态度比军代表的也严厉，此时那浓黑的大背头发，一双微微翘起的眉毛，两只炯炯发亮的圆眼，两道刀刻似的鼻唇沟，还有那四个兜的干部服，显得个头儿更高了，给人一种严谨的感觉。想起以前他在全县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常考第一，做过城关镇书记、法院副院长，资格老，水平高，就连李树茂、郭建武也很重视他，有事常征求他的意见。这时，很想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到我的目光，朝那军代表冷冷一笑说：“签吧。” 我们又看到别的县，我们这一派的，都在签名，晓得大势所趋，不签也不行，只好含着泪水，一个一个地签上了名字—— 回到住处，我们有好几个人，憋不住心头的愤懑，放声哭了，想不到就这样地简单、粗暴地大联合了？革筹委的历史使命就这样地了结了。我想到那些响应号召为保卫夏收、保卫红色政权而牺牲的人，心里苦凄凄的——早知是这样的大联合，这样地简单、快捷，为甚那时候不让我们坐在一起签呢？偏要俟到两派打得死了那么多的人，才来这一套？ 这岂不是把我们的性命当成儿戏吗？这究竟是为了甚？是谁在幕后玩弄我们的性命？ 王玉山一直坐在沙发上手托着下巴深思，看到众人沮丧、悲观 ，对我们说：“他们也想得太简单了，将群众看成阿斗，由他们捏合、摆弄，根本不照毛主席有关革命的大联合指示办事——咱们的签字，没有经过”红总司“全体的酝酿、讨论、选举，大家能服气吗？这样的签字会生效吗？哼，只能引起更大的愤慨，给两派的斗争火上加油。”他叹了口气：“咱们也不要悲伤，今天的那情形，你不签也不行，在人矮檐下不低头哪能过去？连陈永贵也憋着一肚子气，不能开口——就目前的形势看，苏修在边防线上不断地制造事端，国内需要安定团结，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准备打仗。想不到他们趁此机会（后来方知：当时勃列日涅夫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竟敢违背大联合的原则，导演了这么一场丑剧。不过，等国际形势好转，我坚信《七月会议纪要》，有毛主席亲批的”照办“二字，绝不会没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威嘛，哪能允许破坏？到那时他们造成的恶果，一定会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大家回去，要将情况如实告给众人。我想，会得到谅解的。看来，尖锐的斗争还在后头，咱们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可能还会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第三天我们便回到了县里，看到“总指”的人欢天喜地庆祝，我不禁为我们，也为“总指”死去的人，感到惋惜、悲哀。 9月11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岳明（人武部）、副主任张耀光、郭建武。成立了办公、政工、生产、保卫四个大组，下设十五个办公室，办事人员廿七名，可没几天，借调了好多的人，全都是“总指”、“3.1”兵团的，来了个喧宾夺主，主持日常工作。 从此革筹委不存在，连核心小组也没事了。而原先筹建革命委员会的革筹委，除了郭建武以外，一个也没筹建进去，可见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不是在“三结合”上建立起来，而是捏合出来的。 不久，又批回了县核心小组，有王岳明、张耀光、郭建武、刘汝彬、弓义才，代行原核心小组的职权。 那些在8.16夺权时，倒戈过来的人，郑全斌等人，纷纷出面揭发李树茂的罪行，说甚砸人武部，抢县中队的武器弹药，是地地道道的坏头头，表示坚决拥护革命委员会，这样“总指”的势力又壮大了——由此上行下仿，全县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公社、大队又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革筹委时建立起来的班子，通过运动，整倒革筹委时期任命的领导人，又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夺权行动，轻而易举地恢复了“3.1”夺权时期的那个政权，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政权是以张耀光为首的“八大干将”为中心，所谓的实力派，把持各级政权，主持各项工作的。 这年的冬天，每个单位几乎都办起了学习班，效彷党校学习班的作法，在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办公室由祝常安、游腾明、郑全斌，以及在“8.25”事件中揪斗李树茂的那几个人组成）的运动中，对“红总司”的人进行了广泛的、残酷的迫害——对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古田成员，也不留情，没几天就将那个谷志文用枪押送到地区，投进了监狱。 那位著名的编导、文明丑角韩机智，在山西颇负盛名，在平遥并没参加武斗，只是帮助排了一个戏，就有了罪啦。他平时在剧团就遭到同行的嫉妒，此时，因为观点不同，又给外团排戏，剧团对立派说他是吃里扒外，罪上加罪，使尽了法子，七斗、八斗，百般地进行折磨、侮辱，终于吃不下苦头，投井自杀。当时有人已经捞出水面，看到还活着，那些嫉妒的人，扔掉绳子，咕嗵一声，打发他上了西天。 尤其是在农村，其手段比整李树茂、韩机智也残忍——正如王玉山所言——更加残酷。 我可能是签名有功？没有回到党校学习班，留在了杜永泰领导下的生产组，每日起来下乡到农村跑跑腿，了解了解情况而已。因为段村是李树茂的故乡，借口去了那里，想彻底了解李树茂父亲的历史，是不是如他们所言的—— 段村公社已成立了革委，主任郝源葵（总指）、副主任宋学义（总指扛枪的）、张芝清（冒顶红总司的），所谓大联合成立的革委。秘书是文革前因为隐瞒历史问题下放下去的郭秀峰。他正积极地领导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活动，早晨面向东方口唱东方红，作请示。晚上做汇报：汇报一天的工作。更让人害怕的是背诵老三篇，如果背错一句话还得做检查，倘若背错关键的字句，马上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听人说，他至今没让那几个主任背诵过，而是专找“红总司”观点的人背诵。我因为话不投机，没去公社，吃、住在社员家里。 通过访问李树茂家的左邻右舍，多方了解，大体上如李树茂所言，根本不是甚的反革命。 一日，天空澹荡，净无纤云，在街上遇见老人，想不到竟然还认识我，向我打听他儿的情况。我不敢直言，只是说还在学习班。老人叹了口气说：“8.16”夺权之后，他已听从了我的话，在家养病，硬让郭建武拉出去 ，搞甚的文攻武卫队，还把人家程医生动员出去，害得人家成了现行反革命。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去问问村里的人——冤枉啊！想不到世风不古，人心太坏，要整人还有这一路的整法？造孽哪！ 程医生是个好心人，在武斗队医疗室工作，不管是那一派的伤员，一样看待，认真治疗，还给郭长发、任有保的闺女在李树茂跟前说过好话。这样的一个人，怎的会成了现行反革命？ 经过详细了解：原来这个程医生，自认是在红旗下长大，党一手培植起来，从医学院校毕业来的医生，清理阶级队伍时不当回事，不知郝主任早想从他嘴里了解李树茂武斗的情况，密切注意他的动向，想找茬儿弄进学习班。对于郝主任我是了解的，水平不高，整人的手段倒是满有两下子，“四清”时因整四不清干部心恨手毒，撤离出村时，群众非让他说清楚罪状不可，否则休想撤走。后来还是县委打发上人前去赔情道歉，方才放他出村。如今又整人了，鬼点子还能少了？ 一日，给贫下中农康永旺的女儿注射油剂西林。第二天医院新上任的副院长连光远（总指武斗分队参谋）问他怎注射的？程说用处置室针盒内的注射器注射的。当时护士出门不在，程怕人家等急了就代替打了针。连光远说那是兽用针头。程问怎的医院配备了兽用的也不告诉人？护士回来说为了抽液速度快，她向布防队要的。这种7号针头，本来医院也应用，不分人、兽施用，更没有标志。他只埋怨了几句护士，立即去 患者锅舍做了说明，请求谅解。家属说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没事。 不料第二天，程被叫到公社办的学习班。那个郭秀峰马上批判说，毛主席说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革命，你今番用兽用针头污辱贫下中农就是污辱革命，现在是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你这是现行犯，是现行反革命——程刚要辩解，却被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淹没了话。 从此，两日一小斗三日一大斗，进行隔离审查。程做了无数的检查，仍不通过。还揪到全公社的批斗大会上斗了几次，一直让写文革中所犯的罪行——一日室外正下着大雪，程读毛著，仿毛主席的诗词写了一首词： 坚持 雪花飘摇/ 白山白树稍/ 雪里寻路真难找/ 留下脚印不少/ 七月会议纪要/ 照办永放光茫/ “红日”当空一照/ 显出青山面貌。装在上衣口兜里。不料晚上被郝主任搜身得到，立即组织人批判，同时还给段村中学的学生出了作文题：批判反动诗词一首，说是变天诗，欲罪上加罪，多次写出材料，要求公安局逮捕法办。 “红日”是指毛主席，有首歌唱：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这是人所共知的——变，要变甚的天？真是乱扣帽子——胡来！ 唉，遇上那个为了做表现，看头头们的眼色行事，不顾别人的死活，一棒子就想置人死地的郭秀峰，算是倒了大霉啦！ 我去看程医生。有人告知：正在浸种室内哩。 在浸种室？我感到惊奇，悄悄来到段村大队的浸萌稻种的高温室内，里面生着好多的塔塔火，地下铺得稻草，稻种上盖得苇席，地面上到处是散放的稻草——我借口检查生产情况，进去看程已被折磨得领不住身首，眼镜耷拉在鼻梁上，昏昏欲睡。我问他在这里做甚？程答他们让我看守火炉——啊！我明白了，嘱咐他说，既然让你看火，你就该认真看着，小心着了火，否则，轻则判你个纵火犯，重则烧死你——吓得程连连点头，感谢我的提醒—— 第三十二章 孙女—— “7.23”布告公布之后，俺和俺哥按时回校报到，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只复课不革命。上一届毕业的同学，革筹委已安排了：家在农村的一律回去务农，在城市的分派到工厂上班。 可是他们又通知了上一届的宋二虎、武保民、任桂琴几个到过平遥的同学，住学习班交待问题。 俺们发现老师们的派性斗争更激烈，只不过不是动武，而是唇枪舌战罢了。尤其是总务处，因为任桂琴的爸爸任兴敏，曾经给俺们串连时支出过不少的钱、粮票，给“红总司”管过总务，硬说他财务不清，有贪污问题，每天揪斗。 任兴敏有高血压，脾气又暴躁，他们问一句顶一句，惹得“总指”的人大为光火，便戴上里面按上图钉的手套，推来推去，卡脖子按腰，扎得他遍体鳞伤——后来幸亏成支书出面干涉，方才停止了变相的武斗。 俺们这一届的，还得上一段时间的课。可俺哪里能听进去？一进教室看到张卫东坐着的座位，如今人走物在，心如绞痛，直流眼泪——特别是听到“路线”的人说三道四，说他是武斗而死，轻如鸿毛，心里恨得像生了芽。这不是对张卫东的污蔑吗？明明是手无寸铁，让你们的人打死了，怎的能说是参加武斗死的？俺真想上前撕破她们的嘴。可又不敢开口，怕人家问关你啥相干？只好把泪水咽到肚子里。 后来俺瞒着俺家大人，偷偷去了文水，找到城墙的豁口处，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向周围的人打听才晓得：那天俺们撤出去后，张卫东的遗体被人浇上气油烧成灰灰了，后来张卫东的爹来收尸时，已被风吹得无几，只将那地方的一把把泥土及一点点灰灰，带了回去。大部分骨灰被风吹撒在城墙弯里。如今，这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只好对着这片土地痛哭一场——卫东呀，俺已将那包钱、粮交给了李树茂了，也将你要俺转达的话，告诉给他了，你就放心好了——俺一定听你的话，斗私批修——永远忠于毛主席，捍卫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县以后，俺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及论述：“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在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时，第一个报名响应，到了广兴村里安家——俺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永远前进。 第三十三章 儿子—— 我从段村下乡回来，路过东街王玉山家，推开风门进了正房的里间后，听得好几个人正议论那几个走资派站出来的问题，王说最好是常好元，他是“四清”后调来的，在本县使用干部能一视同仁，不会以派性待人。刘本芝因制造“8.25”事件，也不好工作—— 有人说——这人文革前在法院，是“总指”观点，与我们“7.1”兵团的辩论过，怎的也来了他家？看来少说为好，免得受害。 这人说，据说他们要让任有保站出来。 王冷笑道：“这是有人想利用他来整我们，想让他公报私仇，为他死去的儿子报仇——这些想利用他的人，心肠也太狠毒了。不过根据我与任有保多年的共事，我想他还不会那样愚蠢，看不出这个用意。他应该看出，是谁把他儿子拉去当了炮灰的—— 一个娃娃家的既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就让他当了分队长，拿起了冲锋枪，掷得是军用三秒的手榴弹，这不是不负责任吗？这不是送他到死路上吗？漫不说是手榴弹碰到枣树上炸回的弹片炸死的，就是让西院的人扔出的手榴弹炸死，也不能怪人家——谁让他去袭击人家来？他应当找那个让他儿子拿起冲锋枪的人算账。要是怪李树茂，那就太无知了。如果他站出来，真敢压我们，那就被人利用了，上了人家当了——如果真把咱们当成冤家对头？我敢断言：以后他不会有好结果——起码，全县人民会把他看成个好坏不分的糊涂蛋，公报私仇的人。” 我问是不是要站出来？ 王说：“有这个可能。”他握着我的手：“恭喜你，不用住五七干校了。” “五七干校？” “咱们那个学习班，咱们这一派的，都去清交农场了。说是住校，实际上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随时准备整咱们——要不，还用得着一个公、检、法班去？你能免了这个难，还不应该给你恭喜？” 我看了那人一眼，笑着点了点头。 “啊，侯万吉从定襄押回来，要判徒刑。听说，最近还要从干校抓一批人，准备开严打会议——你不用担心害怕了，不也是喜事？” “想不到走了几天，形势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我看，”他阴沉着脸色说：“更残忍的事还在后头哪。” 一时间，大家都不言语了。 那人看了我一眼，起身告辞。王送他到外间。我看天窗开着，就走到门前听到：“看来他们要杀李树茂、姚二狗，你回去赶快把张耀光的材料整理一下，参加过那些武斗、担任过啥的角色，要详细，证据确实；对张狗则枪杀”狼不吃“时，”狼不吃“如何求饶。当时在场的人——” 王玉山进来后，我看到屋里都是自己人了，笑着问：“你早不在法院了，还操这份心？”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判李树茂、姚二狗？张耀光带人武斗杀的人少？张狗则枪杀”狼不吃“难道没罪？我给他们提出对照案例，看他们如何判决？” “人家才不看哩——” “他们不看，有人看哩——武装部的王岳明主任、刘如斌副部长，我看这两人正直，给他俩送——还有陈永贵，我就不信他们敢把一样性质的案子，做出两样的判决？” 我想，这个王玉山呀，真厉害。 “满林，听说他们给”总指“参加武斗的大批农民，积极安排工作，你在生产组好搞材料，给咱弄个花名单子来——后面要写清楚参加武斗的时间。” “弄这有啥用？” “给永贵。” 看来，他是要跟他们对着干了，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听上他的话？岂不把饭碗子砸了，可是又不愿扫他的兴，含含糊糊衍酬了一句：“我尽量弄哇。” 他又嘱托那几个人办事，我怕再给事干，借口家中有事连忙告辞出门。 回到家里，一直琢磨这件事，犹豫不决—— 吃饭时，老爷子在饭桌上首问：“这些日子去哪里了？” 我说起程医生的事——老爷子叹了口气：“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他们才是贼哩！”成婧不愿听，拍地放下饭碗，摔门出去了。 我以为老爷子要发脾气了，不料他双手合什：“阿弥陀佛。还执迷不悟，何时是了？”说完，又回到他那间屋子里打坐念佛去了。 我上了班，在革委没具体事务，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水—— 不久，县里频繁地召开宽严大会，强调我们都得排队参加。我只参加了一次，宣判得是侯万吉，罪状是抢夺民兵武器——看到侯站在台上挺胸直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为他难受，低下了髑髅。心想田克杰抢民兵的枪，难道就没罪？后来又听说，宣判王承国拦截药材案，晓得他个人并没有得好处，只不过是给武卫队解决了给养问题，为此也判他罪，而张耀光在薛公岭拦截救灾物资就有功了？真是岂有此理？不忍再看他受屈的模样，借口有事躲出了会场—— 过了些日子把“红总司”后勤部的荀慧生、郭登忠、侯乐忠等人也判刑了，逼得伙房的保管马五则，也自杀身亡了。而“总指”后勤人员却没事，吃得肥头大耳的—— 在平遥扣押的张发千、郭增贵等人，关在大牢里，不仅不释放，反而又将工人曹效正、农民下关的王狗八、横岭的游聚海——相继也被抓进了监狱，而“总指”武斗队的却不见一人被逮捕，却穿着武斗的军装游出来摆进去抖威风—— 就在这时，机关让我们把在外吃饭的粮票、钱，如数交了出来，而“总指”在外吃喝的却分文不掏。如今这钱不好交呀，婆姨没了工作，扣上八、九个月的工资，一家人吃甚喝啥？又要三百多斤粮票，从哪里搞去？实际上我在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亲戚、饭铺里吃的饭，今番却一刀切，心里实在怄气，就更想不通了———这不是明欺侮人吗？ 没几天，贾本海突然在五七干校被抓进了监狱，不知何故？同时，逮捕的还有张牛儿、张发仁、胡聚元——很想去王玉山家听听他的看法，可是想到没有弄到革委安排“总指”武斗人员的名单，也不好意思见面。 一天晚上，上街散心，路过王玉山家门口，看到好多人进去，不由地也迈步跟了进去。又碰到那个为王弄张耀光材料的人，俩人正忙着整理材料，顾不上答理自己，我只好坐在一边。不一会儿，又进来好多的人，都带着材料——王迎接不暇——俨然以领导者的身份接待众人，根本没时间说贾本海的事，无空听我的苦衷，愁闷，于是不辞而别—— 那年的旧年，过得是移风易俗的大年，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都得扛上铁锹、洋镐去杭城河道上劳动。我是在生产组，预先就得到杭城做准备工作。 这个工地，是瓷窑、瓦窑、白石南河汇合的地方，跃进闸内由于多年没有整修，余沙泥土瘀积河床，要想疏通，工程浩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我和水利部门的人测量的时候，只见那河畔两岸，广垠无边，一马平川——大年那天开工了，各村的青、壮劳力，像蚂蚁搬家一样，密密麻麻散布在河床内——就在这冰天雪地，宽阔的河滩上，在那多闸门的长长闸坝前面出现了奇特的景观，只见平川各村差不多都有这么一支队伍：带队的人像握着步枪一样，横端锹把，有的还穿着“总指”武斗队的黄军装，威风凛凛地像吆喊劳改犯人一样地骂斥，而那些被押人员却是一个个垂头丧气，少气无力地迈着缓慢的脚步——我走近一看，不由地瞪了眼——原来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红总司”武斗的人，像俘虏兵一样灰溜溜的。 据那些押队的说，这些都是他们村里住学习班的坏蛋。我上前仔细辨认：“红总司”武斗队的差不多全来了，尤其是特工队的，几乎是全体来到，不由地想起我家老爷子那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由此可想这样的学习班里，那刑法还能比我们住的党校学习班逊色？ 没几天学习班的学员也来了，李怀民、李翔、徐海银、郝开明、刘建庆——还有右派分子花万春、宋家琪也在队列中，有李银斗带队，由曹守福喊着“一二、一二”，来到了工地上，不过这些人不像各村学习班的人那样沮丧，劳动的时候，谈笑风生——带队的对他们变眉煞眼，那个梁照乃瞅着他们那副得意的样子冷笑道：“麻绳绳拴狗鸡儿——扯鸡巴蛋！” 有一天我在段村公社的学习班里发现了程医生，他比我在段村见面时更瘦弱了，悄悄地告我：晚上住在杭城的学校里——那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一天黑夜，我随着看热闹的群众来到学校。这是一座破庙改建的，教室里的纸窗上满是窟窿，风吹的破纸片哗哗啦啦地响，里面用课桌并排的通铺上，摆着整齐的一溜行李卷儿，却不见一人，看到正殿窗前黑压压的人，肃然无声，便到了窗前观看。 只见讲台上面段村公社的宋学义副主任正在审讯哩，讲台前面一字儿站着郑村的八儿、四秃子，王明寨的肉则、温家寨的温培玉、王家寨的八昌则——还有程医生，只见宋说了几句：把这个写反动变天诗的，拉下去！便有两人押解下去了——突然里面灯光熄灭，听得里面一片撕心裂肺地惨叫——吓得我心惊肉跳，慌忙跑了出来。 第二天，我拿着铁锹挨近程医生说：你昨晚上拉下去，没挨打？程说没有，说前些天宋主任的老婆得了胆道蛔虫症，找遍段村的医生治，后来又抬到县医院，说得做手术。他老婆点名让我去治疗，他从学习班里叫我前去，服了两付汤药便好了。因而来到工地上，讲义气手下留情，免了不少的打，比在段村强多了。 后来听到各村的学员说，说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最怕的是单个审问，成村的二绑郎，就是那个老游击队员，提出去就不见面了，后来村里人发现让他们填了井，活活地淹死了；青村的田生海吊死在村外的树干上—— 他们大搞逼供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那残无人道的刑法，远比日本鬼子对待我们的手段也毒辣，使得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屈死在他们手里，使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听得我毛骨悚然，令人发指，真是罄竹难书。 据县志记载：二月，全县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和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查出所谓的政治经济案件2132起，逮捕54人，戴帽77人，定性不戴帽处理的162人，有37人自尽身亡。（落实政策时绝大多数得到平反，可以说是百分之95%是冤、假、错案。） 一个只有十二万人（除外从文水划归的四个公社）的小小县份就有这么多的人挨整，其打击面远远超过国民党、闫锡山搞得“三自传训”、“自白转生”运动被扣押的490余人还要大，平均每60个人就有一个被整的，可见这些人派性作怪，昏了头脑，眼睛都发了绿啦——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魔鬼了！ 听说前些年祝常安竟有脸面来本县，遭到两派人的冷眼相待，才灰溜溜地挟着尾巴走了，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我倒要问问在你的指导下，制造了这么多的惨案，该负多大的责任？ 大概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后，刚下过雪，道路泥泞糊渣的，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任有保来到了工地。在我们灶上吃饭，住在社员家里。每天早早地起床，扛着铁锹跟上我们上工地劳动。时间一长，发现他比文革前言行谨慎，一般不表态，平易近人，对待我们也和谒的多了，虽然话不多，但态度是诚恳的。不由地产生了好感，工作上遇到困难也愿向他请示—— 有一天晚上，他在干部会议上讲话——不论张派、李派，只要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都一律支持——对于这样的提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新鲜。为甚他不说“总指”，“红总司”呢？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那样说，显然不妥，这倒是高明之处——有水平。 忽然想起王玉山对于他儿子死的看法，猜想他可能是看出上面让他站出来的意图了。故而不愿为人所用，不愿支一派压一派，因此这样表态，又联想到近日重用了“红总司”的刘生盆，不嫌刘曾在革筹委时做过段村公社的第一把手，这说明他没有陷入派性中去，是以工作为重的。 想起我家老爷子曾说过任在执行“三自一包”、留小块地，允许开荒的政策中，出过大力，帮助全县人民度过了灾荒年景，是有功之臣，是个好干部时，不仅为他担忧，在两派这样对立，矛盾这样尖锐化的时候，站了出来，弄不好，那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所造成的后果，就要安在你头上了，尽管你说一视同仁，可是“总指”的那伙人，特别是张耀光那帮扛过枪的人，好不容易打走核心小组、革筹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左右了局势，能听你的吗？肯定要对“红总司”的人不择手段，施行暴虐，造成的恶果，你是领导能不承担吗？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全县人民对你的看法，要担历史责任的，好与坏要留名百世的。 别看“红总司”、革筹委的人，暂时不敢吭声，但他们有陈永贵这个后台，现在还在搜集材料，一旦时机有利，马上就会东山再起，到那时，你吃不了得兜着走，又是一场劫难。 反正这个角色不好当啊。 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告诉给他，可是他会听吗？如果他要是看成对他的威胁、恫吓，哪不是自找苦吃吗？算了，咱一个小干部，不求名不要利，在这风口浪尖中不谋得向上爬？何必冒这风险呢？通过这些日子夺权的经历中看到，不论是“3.1”夺权，还是“8.16”反夺权以后，不是有好多人因为费尽心血，达不到目的，争不到权位，而气得病了吗？有的好不容易上了台，为了个人或是本派的利益，遭到对立派的攻击，垮台了吗？结果弄得名败身裂，气极败坏，得了恶病。可见这个“权”在人们心目中比命也看得重，不好掌啊。连李树茂这样绝顶聪明的人，“8.16”夺权后，因为权力分配还弄得焦头烂额，病倒在锅舍。何况，如今是在两派虎视眈眈，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的情况下，能掌好吗？如果职权分配不好，哪还不遭受到两派的攻击？一个刚刚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两派本来就有看法，这个“权”如果用不好！又得受害。不过，他敢于站出来，也许因为有以前用权的经验？或许会处理好两派的关系。我想，他水平那么高，会自知自明的—— 且看他今后如何对待两派，对待群众，对待工作，再说哇—— 整治河道的工程完工后，回到县里，听人说现在大大小小的学习班里，都围绕着任海生之死，这个主题，进行追查。跟过张耀光武斗的那伙人，一口咬定是革筹委武斗队用刀捅死的，说任海生太阳穴上的致命伤，不是弹皮。现在已经捉住西汾阳的张宗，凶器已在他家仰层*上搜出来了；还有的说是城关公社的李森，也已逮捕了，众说不一，嚷得满城风雨。 我感到惊奇，因为任海生的死，听我闺女说，是她和李怀民、程医生听到大营的安继宝嚷叫，最先跑出去亲眼见的，致命伤是手榴弹片射进太阳穴左右造成的（据说，后来法医检验：颧额部还有锐器伤？）唉，这样看来，这个任有保没水平，怎的一上台就着手查他儿子的死？ 一天，办公室内就我和杜永泰两人，便故意嘀咕：“怎的这阵子，到处追查杀害任海生的凶手，而不追查其他人的死哩。看来——还是自己的儿子重要。” “这是打办室（一打三反办公室）那几个人发起的，”杜小声说：“他们看到任有保上台了，是取得信任，又是捞官的好机会，因此上——其实，这事还用得着任有保开口？即便他有这个心愿，有王岳明主任在——刚站出来，也不好说出口来。”“啊，怪不的张耀光那些人一呼百应，哪么积极哩。” 他神秘兮兮地说：“这个呀，你就看不出来了——各有各的意图。” 啊？我恍然大悟！原来张耀光是想把发给任海生冲锋枪的责任推到“红总司”，将仇恨转移到李树茂头上，将祸水推了出去。不过我不敢将话说透，笑了笑说：“但愿早日破案，捉住凶手。” “唉，任有保凄惶*啊！”杜感叹道：“就那么一个儿子。你想，”红总司“要是不揪斗他，在家里管住海生，哪会死去？” 如此看来：任有保所言的张派、李派——在他眼里都不是听毛主席话的，因此上说出那番话——幸亏当时没有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唉，如今这世道还是少说为妙。 不过，能看着张宗、李森遭此不白之冤吗？这可是人命大案，要掉髑髅的——不成，常言说的好，救人一命，如造七级浮屠。于是想法借口下乡，又去了 段村，好不容易在打铁的铺子里找到程医生，却见他正光着羸瘦的膀子，挥着汗水，抢着铁锤，跟着大师傅的小榔头叮咚叮咚地打铁哩，苦笑地问：“他们让你来打铁的？” 程抹掉额头上的汗水，扶正眼镜摇摇头说：“是我要打的。” 我诧异地问：“为了甚？” “我不想干医生这行当了，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强，省心，安全。准备运动后期回老家打铁，弄口饭吃。” 我心里像沉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拉他到一边悄声说明来意。他说他已如实地写了当时的情况，交给了公安局的刘国锐了。 *凄惶（可怜） *仰层（屋里的顶棚） 第三十四章 爷爷—— 71年7月12日，我去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办理退休手续，军代表并没难为我这个不问政事的老朽，很快就让办公人员办好了手续，我立即感到全身轻松，看着窗外白云片片，迎风舒卷，好像从澡堂里面出来那样的爽快、舒服——正要走出走廊，却见一扇门内探出半载身子说：成医生，请进来。 我一看是任有保，连忙跟了进去问候：“这来厢可好？” “好甚哩，站了出来，那顶走资派的帽子就摘了，免得再受罪。” 听说我办了手续，他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可以安度晚年了，好啊。” “哪里，哪里，老朽了，不能胜任——” “你能享受清福了，不像我们整天的公务缠身，忙得够呛。” 我想：做为革委三结合的老干部，正是发挥才干的时候，为何口出此言？ “请坐，”他伸出手腕坐在沙发上说：“最近，老没精神。” 我坐了下来号脉，观看气色：脸上的皱纹多了，面色晦暗，一副疲困容貌，脉象浮弦无力，笑着说：“没事，只是劳心过度，肝气不舒。服几付药就好了。” 他深深叹了口气：“如今的事不好办哪，不像文革以前那样了，说话没人听，不灵了——动不动顶撞，有时当面数说你：老一套——言下之意——唉，难哪，看着他们另来一套，心里干着急，没办法。” 我忙着开方，嘴里胡应酬：“谁不听话，那就不用谁，当领导没有这么一点儿权威，哪还能干？” 他摇摇头：“由不的自己呀——大事都得经过王主任——小事也得找军代表商量——如今干部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参加武斗来的——” 我开好方子，呈递过去，泛泛而谈：“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全县人民的利益出发，就要坚持到底。” “这话没错，可是到了具体问题上，由不得你了——不像你们搞技术的，有个章程、总则。” “搞政治的，更有总则，那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别是现在，更为重要。别人就是有意见，也不敢违抗，即便不满意，也只好沤在肚子里——” 他笑着连连点头。 我怕他这是在笑话——你这不是“鲁班面前耍斧子”？不敢再多言了，连忙告辞。 他送出门，一再嘱咐：“有空，来我锅舍坐哇。” 唉， 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 没过多久，满林回来兴奋地告我：今天革委调整了一批干部，又启用了任建林、梁步霄、闫斌成、董永富——都是我们观点的，而两派参加过武斗的，一个也没用，张耀光那伙扛枪的，竟当着众人说这是复旧——看来，任有保还能看出他儿子的死因，正确看待的干部。本来嘛，他儿子的死，主要是张耀光造成的，哪能怨李树茂？ 我听得心烦，没好气地说：谁也不怨，只能怨这场运动——不搞运动，哪有这些事？ 满林数说我念佛念得糊涂了，怎能讲出这没天没地的话来？好像还责备我还有点儿反动——真是执迷不悟，看不透红尘俗事，凡心不止，何时是了——阿弥陀佛。 *这来厢（这些日子） 第三十五章 儿子—— 晚上，革委生产组无事，乘着夜色，我悄悄地到了王玉山家里，还没开口，就听得好多人议论启用干部的事。有的说任有保还能正确使用干部；有的说他是做样子的，如果不这样，哪不表明他也是派性头头；还有的说他恨死咱们了，所以这样做，是笼络人心，为了稳定局面——众说不一，王玉山则坐在椅子上，瞪着大眼认真听，不时地点点头。 这时，商业部门的一个干部说，他们头儿今日从财贸口回来，情绪不高，一直喝闷酒，嘴里骂骂咧咧：老子打下的江山，让他们坐？啥他妈的作法？ 王玉山说，看来任有保，对两派参加武斗人都不满，都恨，因为他儿子是在武斗中死的，但对“总指”的，特别是张耀光这伙人，目前还不敢表示出来。因为他刚站出来，恐怕遭到反对，站不长久，在这些人面前有所畏惧。所以要高姿态，利用一部分咱们的人，以遏制张耀光的势力。同时，在王岳明面前也能表明他是以稳定大局为重——这是他高明的一着。至于对待咱们，特别是对树茂，恨之入骨——前一段那样残酷地镇压，抓了那么多的人，我很怀疑，他早已介入了。要不，他哪能站出来？究竟是不是这样？那还得看以后的行动，但我们绝不能因此盲目乐观——要继续搜集材料，向上反映—— 啊呀，原来事情竟这么复杂？看来自己先番想得太天真了。 过了不久，杨勇在五七干校被捕了。张守忠已经分派了工作下乡，也从贾家寨捉了回来，罪名是八一那天在平遥挑动武斗队，殴打解放军，毁我长城。说是那天打得两名战士脑震荡——我问成婧，她说这简直是活屙人，那天她亲自看到一个碰得流鼻血，一个牙根子上出血，怎能说成是脑震荡？如果要逮捕，也不该逮张守忠，他当时在二中，发生冲突时又不在现场。他听说这事后立即打发人，说快叫回人，不要冲突。当时他又不是头儿，是刘江。怎的想抓谁就抓谁，一点儿也不尊重事实—— 别人我不晓得，这个张守忠是个文人，为人处世，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怎的会挑动武斗呢？而且面对的是解放军，真让人难以相信。 于是我又趁着夜色，悄悄地溜进了王玉山家。屋子里面坐满了人，满是烟气味儿，呛得直想咳嗽。这是一套老式的五间正房，他家住在西面的里间，地方本来就不大，又有一盘大炕占去不小的地方，地方显得就越狭窄了。窗台上摆满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好多的参考书籍，连炕上也是翻开的书本，越发显得零乱不堪—— 我只好沿着门框挤在一张椅子上，只见王玉山脸色严峻，满眼愤慨地说——真是无法无天了，想抓谁就抓，连借口也不要了，为了搞臭革筹委，把做过革筹委的副主任张守忠作为对象，颠倒黑白，竟然将劝阻闹事的，当成肇事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栽赃陷害——连起码的法律原则也不遵守，这叫甚的革命委员会？像这样的坏事，有我王玉山在，绝不允许他们胡闹下去，一定要告到北京—— 我想，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以法为准，而是以派为主，肆无忌惮地支一派整一派，真是太露骨了。不怨这些老干部们看不愤，要上告？ 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满脸的愤怒。心想，这里聚了这么多的人，显然又是一个司令部，想到自己现在这个革命委员会工作，不宜久留，要是让人告到生产办公室，说不定又得住学习班，背上行李到五七干校，白天得劳动晚上写检查——去受那份儿洋罪。何苦呢？于是悄悄地溜了出来。 此时，李树茂在县医院养伤。据说是王岳明点头允许的。我想，李树茂一定以为受了那样的摧残，也就熬到头了。就所犯的罪行，不就是抢武器，带上人马武斗吗？这是两派所犯的共性错误，要杀要刮，都应有份。何况，是被迫武斗的？难道说受了这样人间的少有的严刑拷打，他们还出不够气？ 可是，过了不久，公检法专政组还是不饶他，不等养好伤，派了人用平车拉到了五七干校，住进了隔离室，不准走出门一步。 自己想得太客观了，张耀光非但没损一根毫毛，反而从文革前的商业局长，升为整个财贸系统的第一把手，革委成立时又当了副主任，正应了我家老爷子的那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 没过多久，革委让排队参加宽严大会，我还以为是处理李树茂哩，不想宣判的却是贾本海——只因为说了一句气话：给我往死里打——万万没料到王九祥不经打，只挨了几探条（步枪上的探条）就一命鸣呼了。现在贾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总指”的人高兴死了，又拍手又叫好，“红总司”打死“红总司”（王九祥原是“红总司”的人，后来加入“古田”）的人，如今又的死一个，两败俱亡，岂不快哉？ 五七干校的人看到人家兴高彩烈，一个个低下了髑髅——我脸上也感到灰溜溜的，想不到贾本海嫉恶如仇，一时不慎，说了一句解恨的话，干出了这种仇者快亲者痛的事，让人家看笑话，到头来连自己的髑髅蛋子也丢了。 由不得想起那个谷志文，在两派斗争这么激烈的时刻，不自量力，组织了甚的“古田调查组”，害得两人丢了命，调查出了这么样的一个后果，此时此刻不知有何感想？真是可悲啊，可悲！ 这年的秋末，王岳明主任指命张耀光，带领本县民工去太行山里修筑铁路，张看到刘本芝已调到吕梁地区工作，满口应承，积极响应，所带的干部有几个是“总指”武斗的干将。临出发的时候，我们生产组的一些人在饭馆里为他们几个头头饯行，我见宋学义喝得醉汹汹的，有心摸摸他们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好干，回来好调回县里工作。” 不料他冲我瞪着眼嚷：“调？不掉髑髅就是好的。” “任主任赏罚分明，干好了，还不提拔？不调你去个好单位？” 他哼着鼻子说：“好单位？他是想排挤走——” “不会吧？你们是有功之臣，哪会呐——” “他——心眼子小，不说他儿子狂，发给他步枪嫌不好，硬要冲锋枪——不想让李树茂打死——却怨我们——用人用的都是那些耍笔杆子的——那些刚分派来的”说着打着呃，哇地吐了一地，抹着嘴巴：“听上那些人的话，还想——收拾老子们哩——” “老宋！你胡说些啥？”有人吆喊：“喝上两盅就胡说开了。还不闭上你那臭嘴？” “老子——说得是心里话。他妈的，革命的不如不革命，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还让他妈的”红总司“的人出来当官——” 我见那人多心，连说带笑地说：“老宋是喝多了，满口的胡言乱语——谁相信哩。” 由此，看出任有保对他们这伙扛枪武斗的人，也没好感，但愿他能分清是非，明白他儿子是谁支使夜袭据点而死的，能够正确对待我们。 后来，张耀光留在晋中砖厂工作，一直没有回县里。人们至今怀疑是有后台庇护——指名调走的。要不，这样一个制造了多起武斗惨案，硬用枪杆子把省委批准的核心小组，革筹委赶走的干将，一直没有立案调查哩。常言说得好：两 人打架，一个巴掌拍不响，交城武斗的枪声好像是李树茂一手拍响的？真是日了怪啦，让人难以理解——怨不的人们说他们支左是用一刃斧子砍杀哩。 张耀光心里当然明白其中的奥妙，看出一直死保的人调到吕梁地区走了，处境不妙，抑或心中有愧？心甘情愿地放弃打下的江山，急流勇退，免得在任海生的死因上承担责任，于是留在晋中地区消声隐迹，不再在交城出头露面了。 71年的2月3日，正是正月初八，上班之后，我们生产组的无事可干。杜永泰说：满林，咱们到五七干校瞧瞧去。我说离春耕还早着哩，有啥瞧头？他说你不知道？今日欢送五七战士下乡哩。咱们看看那些老伙计们去。 杜永泰不是本县人，解放初期就来了。这人搞农业还有一套，一向埋头苦干，深得刘本芝的赞赏，61年在成村当代理书记，亲眼见刘书记下了好多为民救灾的得力措施，因而运动一开始就死保刘本芝，说刘是大好人。 虽然是“总指”观点，但与人没有甚的隔阂，和两派的人都能说的来。有时还喜欢讲公道话，博得我们的好感。他喜欢歪着头，笑着睁大一只眼睛瞅人。我看他的眼色是诚心的，又是顶头上司，竟管不愿看到我们的人，那种沮丧的脸色，也不好扫他的兴，便搭上载着乐队的汽车去了。 太汾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光秃秃的，两边的枯枝桠叉在料峭的寒风中发抖，密密麻麻的电线发出呜呜的声响，我感到身上冷嗖嗖的——不一会儿便到了，只见田野中的那几排房舍四周，插着五彩旗帜帜，在寒风中哗哗地飘荡着—— 在排房中间，房前已有一大批的人，列队坐在地面上，听毛主任（武装部）在石砌的桌后讲话。 我发现听讲的90%以上的都是我们这一派的，竟管胸前戴着大红花，手里抱着精装的毛选四卷，脸上却没有欢乐的笑容，有的低着髑髅；有的不断吸烟；有的皱眉深思—— 我不由地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那句话：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今天在县里是造反派，明天在省里就成了保守派。唉，一会儿左派，一会右派，就好像拿上自己的命运押宝似的，打彩碰运气，根本没有甚的准则。 这里面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也有大专院校、来至基层的年青干部；他们站错队要去农村插队落户了，不知何日才能返回？按照“总指”背地里的说法，给他们发上二年工资就没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生的戎马生涯所建立的功劳、 苦劳；半生寒窗苦读，多年的辛勤工作，岂不是押宝赌输掉了？ 毛主任讲完话，接着就是“总指”前来送行的人，立即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们像王侯一般高傲，似胜利者那样欢呼。紧接着是宣传队欢快的锣鼓声，擂着“得胜令”，鼓点一阵比一阵紧密，声浪一阵比一阵高涨，震撼田野，响彻云霄——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这样发至内心的喜悦，而表现出这样的兴高彩烈。 老杜始终不动声色，斜着一只眼瞧着这个场面。此时，似乎有所感触？可能是在内心里面做了个倒置的想法？上前双手紧紧地握着他和顺老乡的手说：“老伙计，多保重。” 我看到王玉山走来，对他感激不尽，要不是他在海子边催我签字，那能免了获得五七战士的光荣称号，双手握着他那双粗大的手掌，流着泪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悄声问：“树茂呢？” 他说：“早进去了 .” 我心里明白，是进监狱里面去了。 后来我听说，像五七干校如此隆重的欢送仪式，还算是殊荣哩，有的单位夜来*还在“一片打倒坏头头、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中挨斗，今天接到通知，突然给胸前别上一朵光荣的五七战士的大红花，扔给你一张铁锹说：你自个儿去那里报到的吧。 在归来的路上，望着那荒凉的旷野，光秃秃的树木，想到革委大院里，我们这一派的人为数不多了，想着未来——心里孤不凄凄的—— *夜来（昨天） 第三十六章 儿子—— 我在革委经过长期的察看，发现这位王岳明书记，对于县里的事，一般小事不管，而在大事上却非常的认真，因而好多的事，他不点头别人不敢轻易表态。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从介休传来武福魁已被镇压的消息，公检法的人一直做材料上报李树茂的罪行，要求处以极刑。而王岳明从革委主任到县委的书记，对上报的材料，一直没有批示。我想，他所以这样的慎重，可能是对李树茂、张耀光武斗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所以不表态。因而李树茂关押一年之久，一直没有做出判决，这样看来，李树茂还许不会死，或许还会释放出来。 一位副书记对于县里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管，下车伊始，大吼大叫，搞得我们生产组的人哭笑不的。有一次他看到西街的一个妇女，推上平车卖菜，立即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硬说人家是搞资本主义，要我们没收平车、菜蔬——还有一次我跟着他在大营下乡，看到一头毛驴吃青，要我马上逮毛驴——他回到县里在大会上讲：一头毛驴一天吃半亩青，两天吃一亩，三天吃一亩半，那么全县的毛驴都来吃，要不了几天就吃光了，嗯 ，问题严重啊！ 我们在背地说他是“二杆子”，他听说后竟在大会说：“有人说我是二杆子，我是革命的二杆子！”看到大家冲他咧开嘴巴直乐，辩解道：“革命需要二杆子嘛 ，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我嘛，就是要做革命的二杆子！” 还有一次在大会上信口开河：“——李树茂是坏头头，他反军嘛， 带领人抢了十三县武装部的枪（？）——”当即就有人抗议退出了会场—— 如果没有王岳明书记坐阵，哪全县还不乱了套？ 我想，有这样的书记主持工作，竟管“总指”的人，包括那些在革委的头头们，天天做材料日日喊着要杀李树茂，也不会屈杀的。 不料，就在中央要收回杀人权的前几天，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突然来到了县里——不久做出了枪毙李树茂的决定。 这位支一派压一派的领导，早已对李树茂恨之入骨，现在趁杀人权还在手，不容党中央审清是非，尽管王岳明书记不主张杀，可是他要用一刃斧子砍杀，李树茂你能有几个髑髅？唉， 完了。 这年的腊月初八，正是三九阴寒天气，天色晦暗，冻云惨淡，空中飘着稀稀落落的细碎雪花，人们坐在礼堂前的大操场上，帽子、肩头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一片肃静——我低着头，含着泪，不愿看那台上触目的会标，听着广播站的人在台上放出京剧《红灯记》里的插曲，李玉和深情的唱段：“提蓝小卖——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想到父女生离死别的情景，听着那忧郁、深沉的音调，心情更加沉重。 忽然又听到一阵慷慨激昂的唱词：“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嘎然而止。心中一惊：是谁这样大胆？竟敢播出这——抬头一看，是广播站的二秃，正受他们领导的斥责——我晓的他是在思念他们的老站长哩，禁不住心中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 不一会儿宣布，把罪犯押上台来！ 只见台后押出李树茂、张发千、姚二狗、刘国善、康静、任振华、郭吉贵——却不见那个枪毙“狼不吃”的张狗则。 李树茂骨瘦如柴，但精神不倒，两眼神光炯炯，不时地还向台下眨巴眼睛——他身后的两人扭着他的胳膊，卡着他的后脖跟，嘴里已被填塞了东西，喊不出口号。 我难受的吞住了心里面的呜咽—— 此时台上宣判那几个人的罪状——我心里悲痛万分，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低声抽泣—— 忽然听得周围的人窃窃议论：姚二狗被判死刑，而张狗则却逍遥法外——抬起头来，看了看那阴霾的阴空，飘浮的雪花：天啊！竟有这等不公的事？一个是张履元看到自己不行了，要求给个痛快，请求姚二狗开枪的，却判死刑；一个是“狼不吃”衷求饶了命哇，给了一粒子弹打死的，却不在台上——这叫甚的法？ 李树茂死刑，立即执行！ 我惊得抬起头来，只见有人举起一根削得锋利的劈柴棒子，上写杀人犯的亡命旗，提起后领口，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背后，只见他咬着牙怒目而视——临死，还要来这么一手，真是可恶透了！ 那两个押解的人要搀他上刑车，不料李树茂忽地全身抖搂，甩开身后的人，挺起胸膛，迈着拐腿，迈出大步，一步一步地在脚链叮咚叮咚的声响中独自走上了刑车—— 这一案判处死刑的两人，有期徒刑的六名。 此时逆风乍起，大雪纷飞，人们的帽子、棉衣、台上、场地白皑皑的一片，整个会场寂静无声。 事后据街上的人说，李树茂在押送法场的示众游行中，一直挺胸直脖，大义凛然，威风不倒—— 散了会，我冒着大雪，丢魂失魄地来到了王玉山家里，只见屋子里面已坐满了人，都侧楞着耳朵听着——王玉山那本来的大眼，好似豹眼圆睁 ，双眉倒竖，指着桌子上的一张宣判书：“这是因果倒置，不顾现实，歪曲事实的奇冤大案！” 我伏案细看那张宣判书： 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首犯李树茂纠集郝怀志（已镇压），张发千等犯，在平遥策划袭击交城县西城村，残害群众。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临行前，主犯张发千狂叫：“这次人出去要狠狠地打，要死的，不要活的，”李犯当即说：“我同意法千的讲话”等等。在李、张二犯的策划、煸动和指挥下，于六月二十六日早晨袭击西城。群众闻讯躲藏时，被暴徒将刘天玉打死。苏泽、高尚德等人被抓住杀害。这次殘杀群众事件，造成十名群众死亡、、、、、、 李犯思想极为反动，一贯顽固地对抗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为非作恶，数次纠集暴徒，残害群众；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装备，欧打、绑架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组织暴徒，拦路抢劫国家财产，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暴徒，残杀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主要有：组织武斗队制造武斗事件。) 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装备，欧打、绑架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破坏战备，毁我长城、、、、、、（主要有：砸抢人武部、抢劫武器弹药。） 三、组织暴徒，大肆进行抢劫活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有：抢劫信用社、国家财物。） （具体事实前文已详细阐述） 实属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王玉山严然以大法官姿态，挥手说：“李树茂为甚要武斗？他做为县革筹委的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为了保卫省核心小组、省革委批准的政权机构，当张耀光等人在北山抢夺民兵的武器弹药，对县城进行游击战，进行包围，搔扰、威胁、攻打，工作不能进行时，难道无权自卫吗？当时做为一个造反派的组织，中央尚且允许文攻武卫，难道说做为一个省革委、核心小组批准的政 他严然以大法官姿态，挥手说：“李树茂为甚要武斗？他做为县革筹委的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为了保卫省核心小组、省革委批准的政权机构，当张耀光等人在北山抢夺民兵的武器弹药，对县城进行游击战，进行包围，搔扰、威胁、攻打，工作不能进行时，难道无权自卫吗？当时做为一个造反派的组织，中央尚且允许文攻武卫，难道说做为一个省革委、核心小组批准的政权机构的负责人，就应该放弃政权，不工作，任人宰杀吗？在此情况下成立了文攻武卫队不应该吗？ 当他们被打出县城，几百人在省城无法生存，向省革委、北京反映情况，得不到解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逃到太谷、平遥，又遭到对方几县的联合进攻，就应该束手待毙吗？ 在此情况下，枪夺物资、武器，供养在外人员的生活，提供自卫武器，是为了维护在外人员的生命、是为了保卫政权，而不是供个人挥霍——这是出于无奈，被迫的行为，应该治罪吗？ 说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总指”不也抢夺民兵的武器弹药来吗？支左人员支一派压一派，“总指”从来不缺乏枪枝弹药，是谁源源不断地供给的？自然要引起群众的怀疑，群众的不满，行为难免过火，发生冲突，就扣上反军、殴打、绑架的帽子，毁我长城的罪名，这不是夸大事实？ 至于说是残杀群众，更是无稽之谈。在当时的情况下，两派拿起武器，你攻我打，进行大规模的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也要李树茂承担责任吗？如果要负的话，“红总司”的人死了那么多的人，张耀光等人就不是残杀群众了？何况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总指”进攻的呢？这纯粹是脱离实际情况，偏护一派的胡言乱语。 宣判书中说李树茂抢夺武器是用于杀害群众？难道张耀光抢夺武器是保护群众的吗？“红总司”死的那么多的人，都不是群众而是土匪、强盗？真是岂有此理！ 说是刘天玉的死，好像是在哪里躲藏哩，被暴徒捉住打死了。却不说他是拿着枪杆子打围中弹而亡的——“红总司”的人都是暴徒，而“总指”的都是和平的天使？ 说到武斗的苏泽、高尚德等人被抓住后杀害，是谁抓的？谁杀害的？宣判中没有凶手，没有证据，将在激战中死去的人，一律加在李树茂头上，就判为死刑，能说下去吗？连一点儿法律常识也不讲，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的宣判用语本身就露骨地暴露出这个执法机构是派性机关，无怪乎能制造出如此奇冤大案？我敢断定；只要共产党执政，毛主席健在，这个案件迟早要翻——“说着他声音哽塞，面露悲切；”只是像树茂这样的人才，遭此冤屈，走得太早了——“ 有人气愤地嚷：“天啊！我真想不通，这是闹甚哩？李树茂在城时是核心小组的副组长、革筹委的副主任，是省、地批准的负责人，怎的让人家打出城，去找省、地、党中央反映问题，得不到解决，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被赶出去群众的吃、住问题，才去 的平遥，为了保障住在平遥群众的安全，为了恢复失去省、地委批准的政权，才组织人抢的武器，在晋中作的战。”7。23“布告公布之后，积级响应，放下武器，主动回来了，却一下子就成了坏头头了？判成死刑给枪毙了？李树茂这样负责，错在哪里？难道说他们打走核心小组、革筹委是正确的？难道说让逃出去的群众饿死、冻死是应该的？难道说任他们宰杀了就对了？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理？有没有公道？老天啊！这是在做甚哩？难道这就叫文化？这就叫革命？简直是在戏弄人，玩人的命哪，真是史无前例啊——” 好多人听得失声痛哭，我怕惊动革委的人，给自己带来麻烦，悄悄地溜了出来。外面仍然在下雪，天空灰蒙蒙、阴沉沉—— 一进家门，就看到成婧哭得两眼通红，伏在桌上抽泣，成全看着桌上的馏米*发呆。老爷子说，从今之后你们俩个，少管国家的大事！看到我进门，指着我的鼻子说道；还有你！老老实实做好本位工作，别操文化革命的那份心了—— 我坐在桌边，想到此时此刻李树茂已离开这个世界了，哪能有胃口？也发起愣怔—— “唉！”老爷子摇着头说：“这是闹啥哩？简直是在作梦，好、坏不分，乱揪、乱斗，发展到乱杀——国家的不幸，人民的灾难啊！难道这是劫数？” 成婧捩过脸，抹掉泪水，踉踉跄跄地回了里间。 我催成全说，快吃。他仍然发呆。 他已在机床厂上班了，近来听成婧说：刘美英经县革委的推荐，上大学去了，他成天唉声叹气。我想听听他的感触，让他吸取教训，又问：“你去参加会了？” “去嘞。” “有何感想。” “感想？”他竟然说：“李树茂是个好样的，真正的硬骨头！不过嘛 ，是个大傻瓜！”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想不到这个一直说李树茂是坏人的他，竟然也佩服起李树茂来了。不过，要说李树茂是个大傻瓜，我不认为，人们都说，李树茂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怎的会是大傻瓜呢？看到老爷子冲他瞪眼，怕老爷子生气，不敢再问，催他：“快吃吧。” 他把碗推到一边，站了起来，默默地摇了摇头，也进了里间。 这顿腊八吃的馏米，一直到冷了，也没人吃一口。 过了几天，听人说：李树茂的妻子从监狱中拿回李树茂的枕头，拆开后发现了一部用毛糙纸未写完的长篇小说，里面述说了他的苦衷。 又过了几天，李树茂的父亲，在他儿子墓头上服毒自杀了。 唉！李树茂啊李树茂，卖了手表，卖房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行哇，最后让兽中王吃了，临刑前连婆姨、三男一女四个娃娃也不准见上一面，抱着终身的遗憾，含冤走了，最后还搭进了老人的一条命，可悲呀可悲——如此看来，甚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简直是革命无理造反死罪！想到这里，联想到成全腊八那天说的话，觉得还有点儿道理。 这国家的大事还能管吗？再要搞运动？我铁了心，拿定主意：自己不参加，连儿孙们也不准他们参加！ 可是今后怎样应敷这个局面——忽然想起了老爷子的那句至理名言：随大流。看来，这句话，是老爷子几经沧桑，一生的经验之谈。 这世上的事向来是枪打出头鸟，你李树茂要不是首先起来造反，哪会卖了髑髅呢？ *馏米（腊八粥） 第三十七章 孙子—— 我看着妹妹成婧哭得泪人似的，很有感触，靠着被堆，双手托着髑髅坐着，看着窗外冻云密布，风雪交加，阴霾愁郁，想到李树茂临死的那副硬骨头劲儿，不禁产生了怜悯之情。想不到这样一条硬汉子，这么一个聪明玲俐的人，竟也是个大傻瓜？为了公事还能把命也送了，多不值的？ 我在北京串连时，就觉得这场运动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开展的面儿也太广——让我们去参观，要我们学生起来造反？能行吗？当时就有畏难情绪，可是看到刘美英回来一直鼓励参加，为了得到她的情意，不得不听她的话，跟上她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路线”，后来杀向社会，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心想放得书不让念，却来管这么多的事？能管得过来吗？不管吧？有毛主席的号召，哪能不积极响应？为了考大学取得好评，为了刘美英，哪能落后？我才参加的“总指”的。 “3.1”夺权胜利后，我以为跟上刘美英走对了，美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谁知道又来了个“8.16”反夺权—— 后来看到任海生死，心想这武斗不能参加，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就甚也得不到了，考大学、刘美英、一切的一切都见不到了——这赔老本儿的事，咱不干——傻瓜蛋才向前扑哩！于是钻在家里复习功课，钻研无线电学—— 后来我们的人打回了阳渠、县城，死了不少的人，更害怕了。任凭她刘美英劝说，我心里有底儿，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扛那枪，只是跟上你参加宣传队，不到前方—— 如今刘美英有她爸的面子，在运动中表现的又特别积极，推荐上大学去了。至现在也不回信，肯定是另有新欢了。我看她呀，先番劝我参加武斗，也是拿上我做积极表现——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的生与死，幸而有主见没参加武斗，没有跟上“八大干将”去卖命，倘若像任海生那样死了——多不值的。她呀，对我的感情，根本不当回事。由此看来，我只不过是她要达到目的的一块垫脚石而已。 说到复课闹革命？复甚的课？毕业了，打发我们到工厂，当学徒、做小工，哪十二年的书不是白念了？这是闹甚的革命？这是场甚的运动——剥夺了我们升大学的权利，耽误了我们的前程，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岂不是误人子弟吗——唉，尽胡闹！ 像李树茂这些人，卖了房子闹革命？闹哇，连髑髅也闹丢了，大傻瓜一个 ！ 成婧还不服气，还不觉悟，还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我看呀，他们都是些狂热分子，真正的傻瓜蛋！ 第三十八章 儿子—— 有好长时间没敢去王玉山家了。他插队到洪相村，只是把行李卷儿扔在那里，三八六九地回家，不是写材料便是上访。我为了避免是非，怕我们革委的人发觉，下了班待在家养鸡、喂兔，消磨时间，一般不去他家。因为革委的人已经注意上他了。“9.13”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他可能是想到支左的人与林彪有关？又出头露面到东门口办了个“劲松评论”，又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又贴开大字报了，而且是长篇大论，洋洋几千字，引得好多的人前去观看。这样一来，东门口又成了全县关注时局的热闹地方了。 我有时也去看看大字报，但不进他家的门，怕的是让革命的“二杆子”知道了，把我轰出生产组。 一日，在东门口西墙上看到用墨写得斗大的字：任有保用断子绝孙的感情镇压群众绝没有好下场！顿时，在县城掀起了轩然大波，议论纷纷。 好多人都说是任有保让枪毙的李树茂。 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因为李树茂在牢房中的一年中，每一次开宽严大会之前，公检法的人总要把李树茂的罪状报到革委，可是王岳明书记一直不放话，也不批示，别的常委哪敢表态？即便任有保想杀，不见王岳明点头也杀不了。由此可见王岳明在杀不杀李树茂的问题上相当慎重，因此一拖再拖，搁了一年之久。后来省委的那个负责人来了没几天，就枪毙了李树茂，这说明是省委的负责人决定的。 可见省委负责人是关键人物。 他来交城可能是下达指令，也可能是征求意见。 如果是征求意见，任有保主张杀，那就是省委负责人听了任有保的话杀的。 是不是这样？我带着这个问题，有意在杜永泰面前说起东门口的大字报。 他睁着一只眼睛瞧着我问：“你的看法呢？” “我看，说断子绝孙——还能没根据？” “在别的事情上，有没有这样的感情，我不知道。那天少省委负责人来到县里，一反常规，把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到人武部。开头就说，再过几天中央就要收回杀人权了，三天之内处理掉李树茂，看到众人不吭声，向大家征求意见时，我在场，人家老汉（指任有保）就没吭声。” “哪是——” 他伸过头压低声音说：“那天发表意见的有李银斗（他原先是专政委员会的主任，革委成立后又分管公安工作）说：不杀不能平民愤，还有在”8.25“游斗野心家、阴谋家的那个郑全斌也说，死有余辜——那天我们陪省委负责人喝得茅台酒，从他的随从人员的口气中听出，说李树茂目无上级，太狂妄了，竟敢在革筹委的布告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 ’‘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那条语录，回敬支左办公室的布告。那表情气恨恨的——李树茂又是八县联防司令部的老三，杀了老大武福魁就拿定主意杀他了。那天公安局连夜做得材料——唉，李树茂，他也太能干、太有本事了，惹下这么多的人，结下这么多的仇恨——因才而亡，可惜啊！” 如此看来省委负责人是趁中央收回杀人权之前，专程赶来杀李树茂的。 我在锅舍实在坐不住了，趁着月黑星夜溜进了王玉山家，听到不少人在议论大字报的看法，有的说大幅标语说到了要害上；有的说这样一来，任有保恨死咱们了；还有的说这样做不妥——看到大家都走了，掩住风门，悄悄地将我听到的告给了王玉山。过了几天，他们就把那大幅标语复盖了。 事后听说，贴大幅标语的是一个当年的红卫兵，据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让任告给单位（此事难以查明，单位领导不承认）给解雇了，气恨之下，贴出那样的标语—— 我想，王玉山也感到贴得不妥，或是通过了解，明白了真相？便兴冲冲地告给了老爷子，满以为要夸奖几句，不料扫了我一眼说：“你呀，怎的这样死心眼儿？还不接受教训？李树茂闹了个啥下场？你还要往第二个李树茂锅舍跑？先番跟上李树茂闹得你媳妇丢了工作，现在还想把你的工作也丢了？自从枪毙了李树茂，人们都看透了，这场运动死得都是死心眼儿的人，受害的都是你们这号人，对咱们老百姓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再照这样闹下去，不光害自己，还要害别人哩。我们卫生界的那个张德根——”老人声音梗塞，摇头叹息：“可怜啊！” “怎啦？” “死了。” “怎死的？”我瞪大眼问：“前些日子还见来着——” “唉，‘8.16’夺权后，当了卫生局的头头，领上卫校学生狠批先番的局长，惹下了人。革委成立以后，丢了权，又回去当医生了。这么一上一下，心里本来就接受不了，回去又受到医院领导的冷嘲热讽，气得病倒了。卫校的学生，跟上他造反——现在要毕业了，原先的局长兼职校长，拒绝发毕业证书。说你们没有完成学业，三年就搞了一年半的运动，根本不会看病，发了证书，出了事让谁负责？学生们跟她讲理，她说我现在也不管卫生系统的事了，你们找张德根去哇。学生们找张德根——他哪里还有权？只好带上学生们找专区、省政府，可是谁也不敢负这个给人看病的责任，发这个证书，因而学生们都埋怨他，成天的和他闹——张德根本来就有肝病，已经气得爬在炕上了，哪里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病情迅速恶化，转成肝癌没几天就——这样害人害己的教训——满林呀，以后千万不要再往他们锅舍跑了。你看，自从枪毙了李树茂，好多”红总司“的人都寒了心啦，看出革命的没有好下场，啥的路线也不管了，离得运动远远的——只是那些下放了的干部在闹腾——他们是为了丢掉的工作，可你哪，为了啥？” 老人家看我凝神深思，又劝道：“老老实实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住饭碗子比甚也强！” 我听得心里直发怵，下决心不再去王玉山家，专心搞好工作。可是在生产组，越来越不好干了。革命的“二杆子”，在革命委员会到处抓权，大、小事都要管，都要瞎指挥——如果不遵照他的指示办，当面就训斥。 有一次批评岭底公社的书记刘生盆：“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本主义。如果你不执行”以粮为主“，不把树林砍倒，就是走资本主义——”这个公社山地多，社员们大多以经营果木为生，要求一下子把果木园地毁了，谈何容易？刘只好低下髑髅，像儿子在老子面前一样地挨训，听任他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要求我们把边山的所有果木一律砍掉，自古以来就有覃村、柰林枣树连根的说法，他却让我们去砍。我们说砍了，根子没刨还会长出来的，他竟然说那就去刨！哪能刨得过来吗？他说今年刨不完明年刨。好家伙！覃村到柰林十几二十里的土地能刨得完吗？但又不敢吭声，只好去说服大队干部，而大队干部也想不通，嘴上应承的好，可就是不行动。 瓦窑的四牛儿，看着双手抱不住的核桃树，舍不得砍掉，一拖再拖，让革命的“二杆子”发现了，回县查问是谁管的那个大队，是不是“红总司”的，是不是对革命委员会有抵触情绪——吓得我终日惶惶不安。 有一次常委讨论发言稿，任有保建议删掉一段，革命的二杆子大动肝火，竟然跟任有保吵了起来——对待任有保尚且如此，对待我这样的一个人，可想而知。 幸而，任有保看到我整日的提心吊胆，愁眉不展，便调我出去检查工作，方才从革命的“二杆子”鼻子底下溜了出来。 那几年竟管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革命“二杆子”的干扰下，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不许搞物质刺激，不准搞管、卡、压，但在任有保的带领下，张秀明（“红联”观点，，任有保提名到水库的总指挥）在水库，也不开甚的“批林批孔”大会，一直用“发牌牌记土方”的办法，拉一平车发一个牌，拉不够八车的，不给记一个工；拉够的可以提前回家——用这办法，先后筑起瓷窑、瓦窑、石壁河水库；全县还大搞防旱、抗旱工程，在边山建成了七处高灌站，在王明寨大队创办两杂（杂交高粱、杂交玉米）良种繁殖基地2000亩；快速新建成了化肥厂、草酸厂，解决了我县长期困扰的水利、肥料两大难题。使得七二年全县粮食首次突破亿斤大关，亩产200公斤。 在王岳明的支持下，任有保当了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副主任后，逐渐掌握了实权。五金厂的群众看到“八大干将”不再耀武扬威了，出面支持荣培吉的爱人告状，要求追究荣培吉的死因，公检法部门经过详细调查，判处杀害荣培吉的凶手死刑；又将那个打死“狼不吃”的张狗则，由工代会主席的岗位上投进了监狱—— 此时，“八大干将”及其亲信们，看到原先死保的刘本芝调到吕梁专署，张耀光留在晋中工作不回来，心中苦不堪言。原来顶着血髑髅蛋子上山打游击，南征北战，攻城夺地，赶走核心小组、革筹委，实指望刘本芝能恢复原职，张耀光当上县长，评功论赏，起码也能捞个科、局长干干，如今却是树倒猢狲散，成了没了娘的孩子了。“八大干将”一个也没得到提拔，只好在原来的单位上发牢骚、咒天骂地。有几个头脑机灵，能说会道的，好不容易推选上县六次党代会的委员，眼看就要升官了——有的就要升任纪检委副书记了，却被王玉山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人命血案，在公众的谴责声中，省、地有关部门的追查之下，反倒连原先的职务也丢了，气得肚皮也快炸了。特别是看到县、革委后来启用的大多是原先县委（还有部分“7.1”兵团的）、新分派来大学生、转业军人，都是些耍笔杆子的，真是眼中起火，恨之入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后来竟然委任了“红总司”的人取代了张耀光的职务，当了商业局的局长，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指手划足，真是怒火焚心，气得肝肠寸断。 这位新局长资格老，跟李树茂一样，也是贺龙中学参军的，有文化，能力强，又善于深入群众，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将当时的分配物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烟酒、布、肉、肥皂等都按人口比例制票供应，公布于众，大大地削弱了各公司经理、支书的权利，使他们变成了这些物资的经手人，再不能像先番那样随心所欲，想给谁就给谁了，敢怒不敢说，因此上憋了一肚子气——没多久，就有三、四个“干将”先后气的得了恶病、绝症，相继离开了人间。这真是谋得狠伤了本啊，其中有一个临终时对家人说：“当初真是鬼迷了心啦——人家争权咱卖命，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有两、三个活着的，也得了脑溢血半身不遂了—— 后来，“八大干将”的主要成员，那个最先拿起冲锋枪的韩化文被打成“三种人”（造反、武斗、派性头头），拖着半身不遂的腿，在街上遇见李树茂的妻子，翻然悔悟，愧疚上前，拉住她的手流着泪说：“唉，咱们——都是受害者呀！” 至于总指（工农商学总指挥部）的那些人，原本是在原人武部的组织下成立的，属于群众组织，人马来源于基层，水平有限，做为打手还可以，但要想进县委大院执政？哪有那个能力？“3.1”兵团的人率先反对，说这些人革命不坚定，从拿起枪杆子的那天起，就不干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总指挥曹尚谦却因为没扛枪，后来却是被任有保提拔的唯一的科、局级干部）。指责“8.16”反夺权后，那几个副总指挥，有的回家，有的观望，还有的反戈，根本没资格进大院掌权。及到用炮火赶走核心小组、革筹委时，各单位的大权早被“八大干将”及其亲信夺得，只允许他们在成立三代会这样的组织时，临时充当胜利者的角色表演表演而已。到了后来革委、县委成立时，“3.1”兵团内部的人明争暗斗，个个想往上爬，还闹得不开交哩，哪能容下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有眼力的，趁职代会完成使命，调上个好单位，算是没白干捞了实惠。有那不识势眼的，仗着“3.1”夺权时是三结合的成员，满以为留在县委大院里可以封个一官半职，不料在整风时，被“3.1”兵团的人毫不客气地涮了下来，只好回原单位，冒着性命危险白干了一场，还担了好多的不是，真是气破肚皮，弄得牢骚满腹。 那些跟上“总指”闹革命的绝大多数群众，看到刘书记荣调地区当了农工部长，也就了结了心愿，不再参与运动。有个别想捞稻草的，看到一些跟上“八大干将”武斗来的人，还弄不到工作，也就不再过问政事了—— 至此，张派用枪杆子夺得的政权，逐渐被县委大院的笔杆子们掌管，势力日见的衰败了。 这期间王玉山在家认真读书，看得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直坚持在东门口贴大字报，写出的文章与他本人一样，言词严谨，一丝不苟。揭发、批判那些派性掌权的人，给亲戚好友安排工作，将子女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送进大学，行政人员纷纷下厂矿当头儿捞实惠，支左人员吞并招待所的财产，来时两手空空，撤走时是汽车满载而归，以及生活腐化堕落——称他们是一伙新生的权贵、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深得人心。尤其是那篇论《大联合还是大捏合》逻辑性很强，引经据典，结合事实，说明现在的革委是地地道道的派委，根本代表不了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二杆子”的警惕——后来，王玉山可能是得到公检法工作的那位同志消息，要对他下手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接受李树茂的教训，星夜跑到了大寨——在陈永贵的安排下，跑到河北一个农场躲避了一年之久。 这期间任有保在坡底学习班（省革委举办的，主要有原省委、地委未解放的领导干部）上讲学毛著的体会时表示——虽然我失去了儿子，但我要豁出这条老命来，紧跟毛主席，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斗、批、改搞好——话还没讲完，不少人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我想：他们所以这样笑，可能是笑他太主观了，在派性还没有消除掉的情况下，要想把运动搞下去？岂不是想得太单纯、太天真了—— 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建交——遏制了苏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放弃“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国际形势逐渐好转。后来，王玉山得知支左人员撤出之后，便舞明大亮地回来了。其时，任有保刚担任县委书记不久。东门口又贴出了大量的大字报。原先在“古田”的吕泰在实践中逐渐认清了谷志文的面目，积极表态，贴出了“热烈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王玉山归来！”，于是，那里又成了全县关注时局的要地。 五月的一天，华日当空，天青弋蓝，清明空旷，我在东门口碰见王玉山，笑着给了我一卷油墨印得文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继续解决山西问题的纪要，一眼看到中央首长指责谢振华不遵照《七月会议纪要》办事，不听毛主席的话，将山西搞乱了。另一位首长问他：为什么这样？又一位首长说，山西把党指挥枪搞颠倒了。是不是有野心？谢无言可答。后面括号内小字加注：谢浑身发抖——啊！我看，他就是有野心，要不，怎不按照毛主席亲批的“照办”行事呢？ 王玉山说明天到省城海子边会议室——就是那年他们搞捏合的地方，找任有保谈咱们县的问题。希望你能去，当面谈谈捏合时的情况。我本不愿意出面，可是看到王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想起当年他在签字时的指点，免去了这些年的好多苦难，心想去就去，怕什么？反正一派掌权的时期就要过去了，便爽快地答应了。 前去的人很多，绝大多数是下放插队的干部。 各县的领导在礼堂，前晌开会，晚夕讨论。我们坐在小会议室，我以为任有保不一定出面接见我们，不想王玉山写了条子，送进去，任有保很快就出来了，而且态度异常的热情，和前面的人一一握手。我因为不便见他的面，坐在了最后一排，还低下了髑髅。 任有保请大家坐下来谈，王玉山并不坐，一直在一边瞪着两只大眼观察他。发言的人说：“各地下放的，都陆续回来了，你让我们甚时回？” “我们总不能常下放吧？” “也该下放那些在职的了？上面不是说要轮流下放吗？” 七嘴八舌的嚷成一片。 任说：“这样吧，回去下个文件，立即让大家回来上班。” 还有不少人发言，指出革委现在还在压我们，搞派性—— 我心里听得着急，怨他们都没有说到要害处——忽然，王玉山说：“满林，请你说说，大捏合的情况吧。” 我站起来红着脸将那天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王玉山向任有保说：“你现在当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革委主任，这样的革委是不是三结合的班子？” “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当时我还没站出来——” “那么站出来以后，你还不知道吗？” 任一时答不出话，一片寂静。 啊？这个王玉山真厉害，原来让我来是当枪使的，充当这么个角色？ “这样的班子，是一派的班子。”王玉山说：“需要不需要来个真正的大联合？需要不需要重新组织——” 任面有难色，而又说不出口。 我想，他这个书记、主任当的又不是时候了。支左的那些人刚撤走两、三个月，遗留下来的那么多问题要他处理，而且是这样大的问题？真是要他的好看！ 任想了半天说：“这样吧，咱们回去再商量，好不好？” 王说：“这事，你看的办吧。” 任说：“我回去，先把中央的精神传达下去，统一了思想——” 王打断他的话：“那些人的思想，你能做通？他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好不容易捞到稻草，能轻易放手吗？” “那——”任看着王那双严厉的大眼：“该怎么办？” “我说，回去要尽快地纠正冤、假、错案，立即平反，同时要把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人，绳之以法——特别是”总指“那些武斗来的人，犯下的杀人罪恶——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这真是说到我们心上了，大家从心里拥护，报以热烈的掌声。 “任书记，我也知道：要做到这些难度很大，”他双眼逼视：“但眼下，必须纠正，得给全县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老王，”任说：“咱们都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了——你也应该知道我的难处，现在的领导，不好干哪，跟先番不一样了，干部不听话，动不动就造反，扣帽子，这些事情要立即办，难度是够大的，得慢慢来，先在中央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再组织班子，经过认真复查——” 我想，这倒是实情，道出了他心里的话。 王玉山坐到他身边，劝他要认清是非，分清好人坏人，举了不少例子，特别指出了“8.25”抓阴谋家、野心家的那几个人，说他们是变色龙，能软能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谈到武斗，是那几个63年转业的人挑起的——任不住地点头。 我想，倒底是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究竟不一样，能相互谅解，谈在一起了。 其间，不少人插话，任都一一做了解答。 最后，任看了看窗外，看着手表说：“都快十二点了，大家有话，咱们回去再谈——该休息了。” 他送我们到大门口，天已漆黑，铁栅栏的大门已关，他和王玉山握手后，扶王玉山爬出铁栅栏门外，与我们摆手告别。 我想，任所以这样，总是感到他又站错队了，不由地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那句话：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说不尽的苦难，请不完的罪——活个人真难哪！ “你想啥？”王玉山看我低头沉思，笑着说：“你的发言，起了大作用了。” “我想，总指的人，在”一打三反“中迫害了那么多的人，那时任有保刚站出来，是专搞生产的。现在祝常安走了，留下那么多的糊糊事，让他纠正——” “所以当时我就说，他不该站出来。现在人家走了，就得给人家擦屁股。” “我看，他现在也想到了，所以为难——” “即便他想通了，革委的那伙子人，也不一定听他的——他要是不听我的，狠下决心，纠正冤、假、错案，将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绳之以法，让那伙人有所畏惧，哪能够回到《纪要》的正确路线上来？要不，那伙人哪肯放弃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哪能舍得丢掉既得的利益？只靠传达精神不动‘大手术’，他们才不在乎呢。一定会百般阻碍、破坏贯彻落实《纪要》——到头来，所造成的后果，还得他负责。如果他想不通，手软，还得跟上他们犯大错误的——因为那些变色龙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啥的沤事也干得出来。到头来，还得他负更大的责任。” “你的这个意见，对他说来，难度太大了——” “哼，谁让他站出来，当这样的领导哩？这只是对他的考验。我还没点名提出，惩办”总指“武斗人员炸桥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哪。” 毕竟是当过法官的人，一切都从法律角度上考虑问题，有谋有略——比李树茂也厉害，怪不的人们说他老谋深算哩。 此时已是午夜了。乌云过后，闪出了星星，我们在粼光闪闪的湖水旁边，沿着石头砌得甬道上走出了公园。 任有保回县后，在招待所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晚上在预备会议上就遭到了抵制，几个领导和主干，副书记、县革委主任王信仰、石凤金等人，怨气冲天，根本不愿传达—— 我去送材料，正赶上程医生找郝主任要求平反，郝竟然说那是群众搞的，推了个一干二净。程说是你主持的，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郝问：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谁平反？程说段村夺权时我根本没参加，你打击报复找错人了——此时，侯天亮等人竟然把程推出门外，进行围攻、漫骂—— 第二天，任有保怕传达会议精神受到干扰，带领招待所内参加会议的人，全都转移到水峪贯公社开会去了。 过了几天，我听得那几个变色龙在背后大骂任有保胆小、软骨头——我想，这些人又面临着站队问题，眼看既得的利益要丢了，哪肯丢掉权势？当然要埋怨任。如此看来，王玉山的判断确实有道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邻近各县都在搞“批谢”，唯独我们县却是闻风不动，革委的人根本不当回事——王玉山为此，又动员大家写了一大批大字报批谢，重点揭发谢不遵照毛主席《七月会议纪要》“照办”的指示，争权夺利，提出甚的“反军派”，支一派压一派，在晋中大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仅本县两派就死了近百名群众，比当年解放县城时牺牲的人还要多，如果将那些因不满、想不通出现这样残酷局面，以及发现上当受蒙蔽忧郁、愤懑而病死的人，何止是这个数目？扪心自问，如果死得是真正的敌人倒也罢了，可是两派死得都是要革命的阶级弟兄，到如今留下那么多的鳏寡老弱、孤儿幼女，你难道就一点儿内疚也没有？天理良心何在？ 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任有保宣布了一批革筹委时期的干部，王玉山、徐海银、康力平、陈志华、郝开明、田志芳、石如荣、侯尚友等人，担任的职务。据人们讲，这是任搞得“对等掌权”的第一个部署，以便达到“安定团结”，以后还要宣布一批。 可是在 第三十九章 儿子—— 有一次，我去革委上班，碰到当年揪斗走资派时，“红总司”常拿着冲锋枪押送走资派的李五则，告我说：“刘本芝是好人呀，不记仇。前两天，在离石街上看见我，一再拉我到他家吃饭，想起那年呵斥他的事——好后悔。”这使我想起前不久，当年揪斗刘本芝的红卫兵师千善，在招收农村经济管理员时，以为在地区农工部审查的刘本芝绝不会通过，托人去解释。刘说在那种思潮下，一个小青年哪能不受影响？我哪能见怪？大笔一挥便通过了。 我想，刘本芝经过反思，理解了当时的情况，所以不怪罪群众。说明他心胸宽大、坦然，对先番所受的苦难能够想得开。因而“红总司”的人，还有好多干部在离石开会也受到这样的款待，想到他在执行“三自一包”中，狠抓生产，解救了无数的饥民，至今都说他是好人。 对于任有保，至今仍有不少的人，抱有不同的看法、说法——尤其是在干部的使用方面，两派凡是参加武斗来的人，都没有受到重用，有的还从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因而这些人怨气冲天，说三道四——有的一口咬定李树茂的死，“一打三反”中的许多冤、假、错案，都有他的份儿，甚至将两派的对立情绪，造成的伤害，也强加在了他头上。 竟管他是文革中的受害者，被人将他安排在那段时间内站了出来，在“总指”武斗干将们的怨恨声中，革命“二杆子”的瞎指挥下（支左时期，有好长时间“二杆子”官居任之上，曾是县委书记），顶着风浪，努力工作，由核心小组成员，到副主任、副书记、书记，一步一个脚印，得到王岳明和干部们的信任，免去武斗人员夺过的权——其中有苦，有难，也有冤，只因站出来的时间不相宜，而他本人离休之后深居简出，又不会像刘本芝那样做善后工作，以至到今番，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坐在东门口闲坐、乘凉时，说起文革的事来，议论纷纷，众说不一，好多的事情张冠李戴、混淆不清，也就难以说清楚了。 此事留给那些历史学家考证去吧，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论、公断。 这一年，真是多灾多难的年月，我在机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度日如年，然而最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突然逝世，心情更加忧郁，整日愁眉不展。 清明节的那天，我挽着黑纱，胸前插了一朵白花和王玉山他们到了省城五一广场，参加了悼念活动——不料，过了几天，石凤金问我们那天干甚去了？我理直气壮地刚要回敬，王玉山摆手制止，对他说：“我们去看了看。”他冷笑而去。后来才晓的，他们将那天的悼念活动视为反革命事件。 七月六日，又传来了噩耗，朱德委员长逝世，悲恸钻心，我又挽起黑纱，插上白花上了班，想看看他们有甚的表现？幸好，石凤金没表示，发现好多“3.1”兵团的人也挽上了黑纱—— 九月九日，我听到广播里宣布的沉痛的声音，如晴天霹雳，震得头晕眼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心如刀绞，悲恸万分，潸然泪下——当天晚上便觉头晕，卧倒在床上病了。 一直到9月18日，听说大礼堂的广场上，举行追悼大会，才出门前去参加。只见满满的广场上，人人佩戴黑纱，插着白花，低首致哀。有的流泪，有的抽泣，有的呜咽——我发现好多“总指”的人，也在痛哭流涕。 我晃晃摇摇的，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屋里一片哭泣的声音——只见成婧双腿跪在主席的遗像前，哭得泪人儿似的，已是声嘶力竭，不住地啜泣。她妈她哥，一左一右地看着她，劝说她——她仰起脸儿，哭着说：“您老人家——怎的就走了？扔下俺们——让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甚的意思？怎的活呀？”她抹着泪，兀地站立，喊着：“俺也不活了，跟你去见马克思——”一头向墙壁撞去，要不是成全和她妈眼疾手快，一把拖住她的两只胳膊——那后果不堪设想——吓得她爷爷眼都瞪圆了，我连忙上前抓住了她肩膀—— 成全从背后死死地抱着她的胸脯，她妈一手捉着她胳膊，一手掠起她的头发，伸过脸盯着她问：“妈的好闺女，你要是走了——让妈——怎的活呀？想开哇，人死了，不会再活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成婧抬起泪眼，望着遗像，嘴里不住地念叨：“您 老人家怎就走了——” 成全哭着劝道；“我的好妹妹，你就别傻了——” 她爷爷看她发痴，叹了口气，望着遗像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用矛盾论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垮了老蒋，取得了江山，为老百姓打下了天下；可您又用矛盾论打乱了天下，让人钻了空子，给多少人家带来了灾难？可悲呀可悲！” 我连忙喊：“你胡说些甚？这还不够乱——又要给我添麻烦。” 老人摇头说：“我说得不对？这运动——本来就不该搞嘛。”说着口念阿弥陀佛，踉踉跄跄地回到了里间。 看着这个乱了套的锅舍，我心乱如麻——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栽倒在地下——临赶清醒过来时，只见老爷子拿着针灸包儿，冲我流着泪——刚要开口，发觉鼻子底下已扎了一根细细的针。 看到成婧急得着流泪，站在面前一个劲儿喊爸爸，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令我心碎肠断，伸手抱住她的头，抚摩着的脊背——联想到自己在机关的处境，那个郑全斌笑里藏刀的斜眼一瞥，晓的迟早得受害，也不得不考虑今后该如何活下去——不禁又流下了泪水。 第四十章 儿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间，传来了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突然神清气爽，头脑清晰，心明眼亮——病立即好了。看来，这天下的大事，向来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王先安、彭立新回来了，我兴冲冲地上了班——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给予纠正。 在陈永贵的亲切关怀下，终于给李树茂平了反，结论是无罪错杀。 时至今日，好多人为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感到惋惜，不少的人，说他不堪忍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所畏惧的精神而折服，特别是他那种宁死不低头敢说敢为敢承当，不牵连别人的硬骨头，气宇轩昂地奔赴刑场的表现，打心底里佩服，不由地伸出大拇指赞扬：好样的，是个人物！ 然而，这样一个聪明能干的人物，由于受了当时哪种思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影响，起来造反，天底下怎的就不容哪？怎的有那么多的人反对？怎的就那样早早地被赶出了人间？ 忽然，我想起了老爷子那天说的话——这老爷子念佛还真的念出了悟性，能够看出天下的大事。不是嘛 ？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由毛主席发起的，被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钻了空子——林彪、“四人帮”先是搞出甚的“一月风暴”、“文攻武卫”，后来“四人帮”又搞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从运动开始，各种各样的人，抱着不同的动机、目的，为了他们的利益、地位、荣誉——积极参与进去，兴风作浪，混水摸鱼，因而制造出了这场史无前例、人为的大劫难吗？ 倘若不是，有谁敢胆大包天，不遵照毛主席亲批“照办”二字的《七月会议纪要》建立起来的党（核心小组）政（革筹委）机构，给予支持；而是硬用枪杆子在晋中大地通过打游击、运动战、攻城掠地的办法，将晋中七县（平遥未攻下，昔阳、平定除外，因为有大寨，陈永贵在那里）的党政权力机构赶走，不以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的原则建立革命委员会，另来一套呢？尤其可憎的是污蔑群众是甚的“反军派”，播撒仇恨的种子，不遵照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将一派群众当成打手、炮灰，血腥镇压另一派群众，视老百姓的性命如同儿戏，打得尸横晋中山川，血染汾水河畔、太行山麓，造成好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有这一切的滔天罪行，除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谁还能干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呢？ 如若不是，起码是为了争权夺利，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不惜牺牲老百姓的性命，动用枪炮攻城掠地、残酷镇压，制造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还有那些被你们利用当做打手后来醒悟怨恨气死的，所有这些人丢下妻儿老小离开了人间，内心就不疚痛吗？你们的人性、良心哪里去了？ 至此，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然而遗憾的是昔阳来的干部，带着家眷住进专为他们新盖的常委宿舍内，为了站稳脚跟，将以前所发生的事件视为派性活动，为了显示他们公正没有派性，离开历史看问题，也可能是接受陈永贵陷入派性活动的教训（陈在太原做过检讨）？不听王玉山介绍的情具体况，有好多事情，想搞出点“名堂”，在学习班里抓住芝麻不放，如对华的兄长的历史问题，61年已做了结论，当时硬要做为反华的依据抓住不放，揪斗了不该斗的人。而对于一派在一打三反中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不追究责任，没有给受害者彻底平反，对于那个挑起本县武斗的头目，不予立案，好多杀人放火的大案不闻不问，清查只是走过场。一心想得是农业学大寨，把生产搞上去。如省里要办一个几千人的大型工厂，他们说要自力更生拒之门外，也许是怕农民当了工人，怕影响学大寨？因而大失民心，却不知量力地调动大批民工修筑甘泉渠，一心创造奇迹，向上讨好，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劳民伤财半途而废——结果是丢了西瓜。清查时由于出于私心，想收拢人心，为他所用，偏听偏信，好多大案要案，疑疑惑惑，久拖不决，以至杀成“活鸡儿” ，到省委纠正大量派遣昔阳干部的错误做法，以及纠正清查扩大化时，好多问题根本没有查清楚。而这些昔阳干部为了走得顺利，临撤之前，竟然来了个“一刀切”，将学习班里的人统统放了出来，而且还开了甚的平反大会，以致好多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挑起武斗的元凶祸首，炸毁桥梁破坏交通设施，杀害潘不理等人的凶手（潘在太原工作的亲兄弟仍在追究），至今逍遥法外。 特别是那些变色龙，非但没有受到惩罚，由于善于看风使舵，能言善语，在后来的纠正左的路线中，新派来的书记、县长（有人怀疑是带着派性来的，或是为了能够站稳脚，对上述积案从未认真追查过。）为了紧跟形势的需要，强调安定团结，受到了宠爱，委以重任，大部分人加官晋级－－－后来因上级有文件，只是在两派中定了两名次要人物为“三种人”外，便算是完成历史使命了—— 文革中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一切，给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创伤，至今还在悸痛，因而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 结语 文革已过去多年了，现在的年青人，看到贪官污吏腐化堕落，或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听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那些想整人的＼不满现实者，以及当年派性头头的鼓惑煸动，散布那条语录：再过几年还得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你一定要考虑后果，千万不可忘记血的教训啊！前事不忘后事之事，当年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尚且有人还敢挑起武斗。如果现在有人再搞，那后果不堪设想，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像李树茂一样，遭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因此，我们要擦亮眼睛，携起手来，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法办事构建和谐的社会。 作者 于2007年1月6日 （全文完） 参考文献 有关文革时期，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指示，请阅吴思同志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后面的牵引，有详细记载。 声明 写《史无前例的岁月》的原意是想让子孙后代知道在那场浩劫中，人们为激情所动，不考虑后果，听信一些别有用心人的蛊惑、煸动，卷入漩涡中深受其害，死得毫无价值，以便从中吸取沉痛的血的教训：以后凡遇到这类事件，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盲从，更不要被人利用做了无谓的牺牲品。 出于上述心愿，尽管写得时候征求过好多人的意见，做过多次的修改，可是因为事隔多年，特别是当年当事人讲得原话，大多记不清了，以至有贻误的地方。网上发表之后，有当年参与事件的人，热心前来指正。讲述了一些具体情况。作者深感不安，今将第二十七、三十六章做了重要修正，故作此声明，以便理解写作的初衷，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