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四十年》


 楔子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经意间我已进藏工作四十年了。四十载该是不短的时间，一般人应该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时候了。只不过我参加工作时年纪尚小，所以离规定的退休时间还有几年。人生五十五，工作四十载，的确该是作个人生总结的时候了。平常到书店去，在西藏图书的专柜前，看到林林总总的游记。 传记。 散文。 图讲，画说， 回忆录和纪实性故事等等，感触颇多。思忖别人在西藏待上几年，或者转上一圈，就能写上一大本，甚至连篇累牍地出书。那么，我在这里几十载就不能写点什么吗，难道自己没这个本事吗。然而，虽然时不时冒出这个念头，却总也提不起笔来。其原因是一来觉得自己不是成功人士，你一个平常人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二来自己太懒，闲遐的时光全都用来闲聊。 闲逛。 打牌。下棋以及上网了。毕竟写作是个费脑筋的事儿，怎如玩着耍着舒服呢。更何况要写的是人生命题的大文章呢。

    前不久，在刚刚结束了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一位朋友向我约稿（原曲水县委副书记、拉萨市委党史办主任刘立君）。他说，你进藏工作的时间只比自治区成立的时间差一年，在西藏的人生阅历那么丰富，也该写一写了。现在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正需青的文史稿件，你是不是写一篇呢。我答应了他这件事儿，便狠下决心用半个月时间将我的在藏人生经历浓缩成一篇上万字的稿件。《文史资料》编辑部的同志阅后说，看来你的西藏人生阅厉的确丰富，文笔也不差。但是，万把字的稿子毕竞讲不透几十年的人生。如果有时间可以再写点。字数不限，写成几个单篇或者写成一本书都行。那几位编辑的话对我这个懒人是个激励和鞭策。恰似用鼠标激活电脑上的某个驱动程序。

    我这个虚度了几年光阴的懒汉，一旦身上的驱动程序被激活，便反复思忖掂量，深感自己作为一个干了31年的编辑、 记者，还是个挂着虚名的作家，又是个为数不多的仍然在藏在岗的河南支边青年代表。据了解当年北京。 山东。 河南进藏的2000余名支青，有的走了，有的内调了，有的死了，还有的退休了。如今剩下的仅有两三人了。作为这个代表虽然不值得夸耀，然而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群人。常言道，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我在这块土地上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也可以见证一个特殊的时代。倘若我的写作属于回忆录的话，写出的东西一定要象杨丽萍的舞蹈一样追求原生态，就是要写出四十个春秋的生活原味，生命的本真，萝卜就是萝卜味，白菜就是白菜味，绝不添加作料，不去煎炒烹炸，如沐一场天浴，力争把当年的生活淋漓尽致地呈献给读者。就象司马迁写《史记》 一样，又恰似我们记者写新闻：事实笫一，新闻笫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以为给《文史资料选辑》 写文章更应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读者鉴定。尽管这样的作品有些人不一定喜欢。

    我生锈的大脑真的被马编辑下载的驱动激活了。沉下心来打开记忆的闸门，蓄积了四十也有苦涩的 ；既有也有温馨难忘的、也有刻骨铭心的……恰似打翻了五味瓶，甜苦酸辣一起涌上心头，尘封的往事一件件浮现在眼前……

 第一章 报名到西藏去

    “报名到西藏去！”、“ 喂，报名参军到西藏去啊！”、“听说是西藏军区来特招呀！”、“西藏是哪儿呀？”、“是不是地理课上讲过的青藏高原呀？”、“是不是有喜玛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的那个地方？唐朝文成公主出嫁的地方？那可是世界屋脊哟！是个常冬无夏、春秋相连的地方哟！”、“六二年还打过中印自卫反击战呢，前不久还上映过名叫《农奴》的电影呢。去年国庆节大街上还流行表演《逛新城》和《洗衣歌》的小歌舞呢，表现的都是西藏那个地方的事儿呀……”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中旬，在古城开封的街头巷尾、应届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中，许多人都在兴致十足地互相传播着这些西藏军区前来招兵的消息。人们对西藏的了解也仅仅限于这些老生常谈的议论，更多的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正因为西藏披着神秘的面纱，谁都想掀开她的盖头来。然而，要想掀开这个盖头，就得当“上门女婿”，到世界屋脊的“洞房”里，否则甭想目睹那“靓丽新娘”神秘的容貌。我也和许许多多怀梦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对“参军到西藏去” 的消息格外关注、格外感兴趣，至于当什么兵？具体到西藏高原的哪里去？都没有弄清楚，也不想弄清楚，便和两个好朋友一起到区里报了名。

    其实我们心里想的就是出去，去的远远的！这就像窝里的小鸟儿一样，翅膀硬了、扇巴扇巴就想飞出去。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再说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大安分，上小学五年级时就和一块儿报名的那两个朋友中的一位演习过“离家出走”的好戏。原因是我们期末的数学考试不及格，老师让我们回家请家长。请家长当然不是好事儿，于是我们便背起书包扒火车出走了。因为列车上乘务员查出我们没车票，又没有大人带着，便把我们交到了郑州车站。其结果是车站通知家长领人，我们回家后分别遭到家长的臭骂和狠揍。

    如今长大了，当然应该到外面闯一闯。听说青藏高原是万山之巅、万水之源，一定是风景那边独好。如今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另外，当时吸引我们到西藏去的理由是那套绿军装。当时正值史无前例的“十年大浩劫” 初期，正是红卫兵、造反派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穿着新旧不一甚至打着补钉的绿军装，有的仅仅戴着一顶军帽，左臂上戴着红袖章，整天一队一队地打着造反派的旗帜，喊着“造反有理”、打倒xxx的口号。到处发疯似地开展“大批判”、“大辩论”、进行“破四旧”，张贴大字报，发放传单，揪斗“走资派”、砸烂“封资修”，到处进行“大串连”…红卫兵、造反派们的“丰功伟绩”我就不在这里详说了，仅仅在开封最繁华的马道街（类似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入京路），他们仅用两天时间就砸烂捣毁了那些百年老字号门面上的“龙飞凤舞”、“仙山琼岛”、“八仙过海”、“观音送子”、“天女散花”、“福、禄、寿”、财神等等文物价值极高的雕塑和许多精美的金字招牌。

    我和许多人当然并不赞成造反派们打砸抢的作法，但对他们身上穿的那套绿军装还是羡慕不已的。因为那是时髦的象征，好象也是“革命”的象征。哪个年轻人不想穿戴的时髦点呢？所以我们积极报名到西藏去，也是冲着那套军装呢。

    报名后也开过一两次会，讲过一些要求，接着是政审。政审就是要求参军进藏者必须是主动报名、身体好、家庭出身好，即必须是“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是甭想进藏的。接下来便是到开封市人民医院检查身体，我一检查身高一米五九，其余各项指标也都正常，独独说我血压低不符合标准。我当时就着急了，赶快到我父亲单位找人借了五角钱，另外到南关区医院量了一下血压，医生说你的血压低是低了点，但还属正常范围之内。我赶快拿着医生开具的检验单去找“招兵”的负责人，他说：“看你这种坚决的态度，就算正常吧！血压低就低点吧，如果血压高的话可就不行了！” 一听这话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最后一关是转户口。随着报名、开会、体检等一项项的进行，我父亲倒没说什么，我母亲的心情和脸色却越来越不大好了。母亲对父亲说：“听说西藏离咱这儿有一万里，天气冷得狠，一年四季刮大风，哪儿不能去，偏要到那鬼地方……” 我预感到母亲会出来阻拦，就提前悄悄把户口簿藏了起来。后来母亲果然想用扣住户口簿的办法不让我去西藏，可她到处找不到户口簿，也就只好随我自己了。她说：“儿呀、那可个苦地方，你自己一定要去，今后可别后悔啊！”

    我的户口转了，可和我一块儿报名的那位朋友，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被他父亲阻挡住了。他父亲还怪我说，“你别把我家孩子带到邪路上去，西藏那个鬼地方一般人都待不住谁要去，你小子有后悔的时候……” 我的另一位朋友则在报名不久便打了退堂鼓。他爹妈对他说，“即使今后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到那个蛮荒之地去，弄不好命还会丢掉呢！再说咱家还有祖传的木工手艺呢。”

    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这批“特招”到西藏去的征兵工作基本结束，二百四十六名男女各占一半的“童子军”到“市中心”大集中。“进藏司令部”设在寺后街的河南大旅社，我们这些新兵则分别住在鼓楼街的又一新饭店和大金台旅社。那天上午征兵领导给我们发放了首月津贴（工资）二十六元，同时发放了被服。发给的被服有单军装和棉军装各一套、一件棉大衣、一条棉军被。

    我在所住的大金台旅社平生第一次穿上了军装，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正像一首歌儿唱到的那样：“我对着镜子上下看、左右看，哎嘿…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我领的第一套军装是三号军装，在当时是最小号的了，可是穿在身上还是长一截。刚好那是第一天集中，我父母对我放心不下，煮好了饺子用饭盒盛着送到旅社，母亲一边催我乘热吃饺子，一边从旅社借了针线为我的那套军装窝上一截儿。这么窝上一圈的军装我穿上正合适。母亲嘱咐说：“去那儿今后长高了，可以把窝上去的那一截再放下来…” 古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这话儿对我们这些游子来说可真是太贴切了。慈母情让我们这些“老西藏”天寒地冻不怕冷，烈日暴晒不怕热，心里永远滋润……

    为什么西藏军区一定要在开封市“特招”这批“庄稼兵”呢？〔实际还在郑州、洛阳、新乡、安阳、许昌等地市进行了征招〕，当时在我们这些应征的青年和家长中有许多猜想和传说。当时的传说后来得到了证实：现在的西藏军区就是一九五零年进军西藏的十八军。而十八军的人马则是豫皖苏军区的部队，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又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活跃在河南豫东地区。其中的骨干部队三十团就主要战斗在开封地区的杞县一带。至今杞县、太康县的老人们还能说出该团的传奇故事。其中有“披着狗皮去摸敌哨兵；用桌子盖上几层湿被子顶在脊背上去攻敌人的阵地…” 有个民谣说：“进了三十团，不能活一年！战争最残酷时，一个月能打二十八天仗。几乎天天要打仗！” 解放开封就是由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在中原地区攻克的第一座城市。如今西藏大力提倡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其实就是“三十团精神”，或称之为“十八军精神”的延续。这就是传统的继承。

    据西藏军区原52师首任师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苗丕一撰写的《苗丕一回忆录》记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豫皖苏军区在河南睢县以南的平岗宣布成立。由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副政委张国华担任军区司令员。” 苗丕一在军区独立旅三十团任团长。“淮海战役结束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新组建了第五兵团。豫皖苏军区机关部队组成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十八日，十八军在河南鹿邑县吴台庙宣告成立。军下面编成三个师，即五十二师、五十三师和五十四师。…” 现在的西藏军区及所属的五十二旅、五十三旅以及驻藏武警部队都是原来十八军的部队。当年十八军从河南开封出发开赴大西南时，还专门带了一个由娃娃们组成的豫剧团，征招了一批当时开封电话局的女接线员。

    正因为当年十八军的许多老战士来自河南，所以他们在为西藏军区生产部补充新鲜血液时，自然要从家乡开始啦。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 嘛！至少在世界屋脊这个地方能更多地看到家乡子弟也是一个安慰。

    十月三十日，我们开封市“应征入伍”的二百四十六名男女进藏支青，在开封人民会场领受了隆重的赴藏欢送大会。会上放映了电影《军垦战歌》。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放映这部反映新疆建设兵团战士生活影片的用意，但是兵团战士们火热的战斗生活情景，仍然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会后，在富有古代汴京特色的百面盘鼓浩浩荡荡的引导下，我们这些胸戴大红花的“赴藏战友”们，在沿街欢送的家乡父老的掌声和嘱咐声中，在激越震天的盘鼓擂击声里，身着崭新的军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上游走亮相。那一会儿我们成了这座“六朝古都”的主角。就连当时牛气冲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对我们这些身着崭新军装、神采亦亦、英姿飒爽“童子军”羡慕不已，充满了嫉妒的神色。

    游走亮相完毕，我们便回到旅馆背起背包，直接到鼓楼前登上了转运的汽车。那会儿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个个都饱含别离的泪水，有的甚至哭出声来…我们这些远行的孩子们虽然对未来充满了热望，但要远离爹姑娘去未知的地方去单打独斗，还是禁不住泪眼模糊…汽车开走了，父母亲朋和车上的我们都还在彼此挥手……

 第二章 赴藏途中

    开封离郑州只有60多公里，我们第一次远离家门挥泪告别家乡父老的激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就已经到了郑州火车站。带兵的领导把我们带进一间小候车室里（不是候车大厅），让我们坐在大连椅上休息候车，也没说等候的时间长短和要乘的车次，大家刚离家年龄不大胆子又小，没人敢问什么？就穿起军大衣，紧缩起身子，歪邪在大连椅上昏昏睡起来…第二天清晨，我们在迷迷糊糊中被带队领导叫醒，脸也没有洗就被安排上了火车。一夜的委屈昏睡被初次离家和奔向远方的遐想激情冲洗的干干净净。火车头“呜呜…”几声鸣叫，就象我们这帮“童子军”发自胸中的呼喊，车轮有节奏的铿锵声恰似我们的心情一样在欢快地歌唱…

    那是“文革”非常时代，我们首先在列车上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捧着“红宝书》进行”早请示“，接着集体朗读了几段”最高指示“，这是以后十年里雷打不动每天都必须进行的”早请示“、”天天读“和黄昏还要进行的”晚汇报“。这些今天说起来好笑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可一点也马虎不得，否则是要吃大苦头的。

    列车过了郑州不久，我就从车窗里看到了高高低低的土山。我们豫东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哪儿见过山呢，开封公园里的假山都是人工用土推起来的。我从小只在电影见过大山，眼下看到了一座连一座的山，禁不住大叫起来：“嘿…大山、大山，好高好高的大山啊！”。许多战友都嘲笑我大惊小怪没见过世面，一位领队过来说：“这些小山包算什么山哟，今后有你看不完的大山，咱们西藏的大山是世界第一大，要不怎么号称世界屋脊呢！”。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脸红了，不好意思起来……未曾想，我这生在平原、长在平原上的少年郎，从此和大山结上了不解之缘。

    火车带着我们经过洛阳、三门峡，穿过潼关，经过华山和渭南到达西安。一路上透过列车的窗口，我们欣赏到了龙门石窟、三门峡大坝、潼关险要、华山雄姿和渭水浩荡…虽没有脚踏实地的触摸，虽然离得稍稍远一点，但毕竟也是亲眼所见，实实在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列车到达西安，没让我们出站，而是让我们背起背包，排成两队沿着一条铁路路基两侧步行前进（那大概是一条铁路专用线，因为途中未见来往的火车）。走了大约一小时，我们来到一座有许多大仓库的军营，领队安排我们246名“童子军”分男女住在两间很大的房子里，打开背包睡在很大很长的通铺上。（如今回想我估计那是西藏军区当时驻在西安的转运站。）领队通知我们洗漱、吃饭、休息，不许出营房，在那等候去西宁的火车。

    在西安的那座军营里我们住了一个晚上，因为有不许出营门的命令，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这座古城的城墙，下火车经过站内的天桥时，远远看到车站广埸上正在修筑的高大雄伟的毛主席塑像。这就是最初我对西安的印象。直到此后20年我才在西安治病时游揽了这座令人着迷的古都，后来又多次到那里尽兴观赏了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古城墙和兵马俑…

    在西安我们中转停留一天之后， 第二天又登上西去的列车，一路西行到达西宁。西宁兵站的客车（大巴）直接在站台上迎接我们。我们欢天喜地的下火车上汽车唱着歌儿到了兵站。

    西宁兵站是个大站，所以经这里中转的当兵的都管它叫“西宁大站”。“兵站”这两个字过去我只见军棋的棋盘上和一部叫《51号兵站》的电影片名上见到过。现在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第一次住兵站处处感到新鲜，发现这里住的是青一色的兵，而且大部分是汽车兵。汽车兵有个特点，就是大多衣冠不整，浑身灰尘油渍，披着老羊皮军大衣，嘴上叼着烟卷儿哼着小调儿…这并非丑化他们。在青藏高原这条极其艰苦的运输线上，他们常年风里来雨里去，途中许多地方几百里无烟， 面对的尽是大山、荒漠和漫长的公路。吃苦自然是不用人说的， 他们打扮得整齐鲜亮给谁看？军容风纪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约束。因为青藏公路不是长安大街。理解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汽车兵常年跑车， 最难得一见的是人，特别是女人。60年代青藏高原上人少， 人都难得一见的兵们能看到个年轻女人简直就是享受。我们同行的女孩们个个“年方二八”、神采奕奕、散发着浓郁的青春的气息，让那些汽车兵们个个看得眼睛发直、人发呆！其后一路上都是如此。人不是木头也不是石头， 高原战士们在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时候， 也丢弃了爱的权利， 他们得到最多的就是“委屈”，而且还不好向别人苦诉和表白。他们非常眼馋地盯着某个姑娘看过来看过去的时候， 绝不今天讲的“性侵犯”， 也绝非“流氓目光”，而是自然而原始地流露出的爱慕心情。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溶入到青藏高原的生活洪水之后的体会。

    兵站最多的就是汽车。那时的军车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国产的解放牌，也有苏联的吉尔、吉斯、嘎斯车，还有美国的大伊发、大道奇等十轮卡车。反正是各式各样在宽阔的停车场上停了一大片，足有几百台。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汽车， 真是开了眼。在西宁兵站我最最高兴地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大山。兵站就坐落在一座大山的脚下， 围墙外面的一侧就是山。

    当天吃过晚饭， 我就约了一位叫李云中的战友迫不急待地去爬山。山看着并不高， 我想一会儿就能爬到山顶。我喊着：“大山——我来啦！”， 快步向山上爬去。爬一程看看要到顶了， 等扒上去看看还有好高好高的。爬一程又一程，翻一坡又一坡，我们累得不行了， 望望山顶还有老高老高的。此时我才懂一点那些俗语的意思：“看山跑死马”、“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山看着那山高”。

    看看天色逐渐喑下来，我们只好放弃登顶，赶快下山回营。

    我们在西宁兵站作了五天的休整，领队安排我们乘坐美式大卡车进藏。这种汽车是名符其实的“大卡车”，它们个头很大，上司机楼（驾驶室）需要登三级踏板。大货厢上铺了两层装军粮的麻袋，说是既不耽误运输又能减轻颠簸。后来我们和司机混熟了才知道那种卡车是美国造的“大伊发”，是解放战争缴获的“国军美式装备”。

    我们在领队干部的指挥安排下，每两个班乘坐一辆卡车。大家在车厢里放上四排背包当座椅，中间两排坐上人背靠背，则和靠车厢板两边坐的人面对面。等于是两组面对面、膝盖对膝盖的坐着，脚下就是通道。

    “大伊发”宽敞的司机楼可乘四人，除司机和助手外还可乘坐两人。这两个空余的座位照顾途中的病号和弱小的“女兵”，让她们轮流乘坐，也算是“女士优先”吧。坐司机楼那可是八十年代之前进出西藏最高的享受了。

    当时的青藏公路路况不好，还没有沥青路面，有许多路段翻浆（路基下是高原冻土），还有更多的路段是“搓板路”（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搓板路感到非常新奇：“看呀这路象搓板一样，真好玩哟！”。我还以为是专门筑成的呢，并不知道那是非常难于治理的公路病害，养路工对搓板路是非常头疼的。

    因为“翻浆路”和“搓板路”的原因，我们乘坐的卡车行驶很慢，时速大概只有三、四十公里。加之我们“童子军”初次进藏，带队领导说要进行“高原适应性锻炼”，因此我们每天只走两个兵站之间的距离。不管早晚，到达下一个兵站就住宿休息。

    我们进藏的这批开封“童子军”中有些人能歌善舞、有些人身怀绝技。加之那时候都还幼稚天真，个个都是一张白纸，怀着要到世界屋脊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美好憧憬，所以大家满腔激情，一路行进一路高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军垦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抗战歌”…一支接一支，不知疲倦。

    带队干部把那些能歌善舞、会吹拉弹唱、身怀绝技，在途中展露了才艺的战友们组成一个宣传演出队，每到一个兵站都和接待我们的兵站干部战士和住宿的汽车兵进行联欢。他们演出的节目有：豫剧小合唱、山东柳琴、快板（天津快板）、山东快书、革命歌曲联唱、器乐独奏与合奏、小歌舞、杂技、戏剧武生功夫展示…“童子军” 演出队献演的节目既丰富又精彩，颇受兵站干部战士和汽车兵的欢迎，每次演出都赢得阵阵掌声和一次次的叫好声。就连我们的带队领导看了演出后，也对“童子军”的精湛才艺报以啧啧称赞，并给予高度评价。

    出西宁翻过日月山，经过倒淌河。这两个地方都因文成公主的故事而得名：唐公主进藏时带的宝镜可回望长安，为表决心她摔了宝镜，宝镜碎为两块、化为日月山；公主途中因思念家乡而流泪，自东向西边走边流泪，泪水变成倒淌河。中国江河大都向东流，这河因向西流而称为倒淌河。继续前进我们沿青海湖边走了百公里左右，尽情欣赏了中国第一大湖浩淼的湖光山色。过了青海湖我们看到的净是茫茫戈壁，一眼望不到边。

    在这荒凉的戈璧滩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路边不远的地方用铁锹、十字镐刨土挖坑。“他们在挖掘什么呢？”，休息时询问了汽车兵才知道，那是在挖掘“地下森林”。他们挖出来的都是整棵整棵约两三人合抱粗的大树，最细的也有一人合抱那么粗。这些戈壁滩属柴达木盆地，上地理课时我就听老师讲柴达木盆地是个“聚宝盆”，里边蕴藏着石油、碱、盐等几十种矿物，其中盐的蕴藏量世界第一。没想到还有“地下森林”呢。看来在远古时期这戈璧滩还是生机昂然的绿色世界呢。

    汽车兵大哥说，他们把挖掘出来的大树（本身都是天然干燥的）锯成一截一截的，既可用来加工成木器，也可用来烧火。据说主要用来做燃料。“地下森林”为格尔木城的建设可是做出了大贡献啦！

    有个兵站叫茶卡兵站，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茶卡盐湖》的课文，所以从西宁出发我就盼望着早早到茶卡，以便好好观赏一下那“盐的世界”。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的这个愿望特别迫切。

    茶卡兵站到了，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吃过晚饭（应该叫下午饭，因为太阳还老高呢）我赶忙跑出兵站，按兵站老兵指示的方向去探寻盐湖。走了好久仍是茫茫戈壁和一片片芦苇，我连个湖的影子也没看到，感到十分沮丧。看看夜幕即将降临，我慌忙一路小跑回到兵站。可能是因为“盐湖探险”身上出汗着凉的原因，也可能因为“高原反应”缘故，在茶卡兵站宿营那天晚上我生病了，感到头疼欲裂，浑身瘫软，几次呕吐。虽然当晚就请兵站医生看过了，但服了药仍未见轻松。第二天出发时领队干部要照顾我坐司机楼，可是终因需要照顾的人太多，我羡慕以久的司机楼没能坐上，只是一顿病号饭就把我打发了。

    汽车每行驶两小时就编队休息，这既是军车的行车规距，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童子军”休息休息，下车舒展一下身子，方便方便。在一望无际的戈璧滩上，我们这些男孩子随处可以解手，大戈壁就是“天然厕所”嘛。但是女孩们可就没那么方便了。戈壁滩上毫无遮挡，她们只好以汽车为墙，在公路的另一侧就地方便。于是，每到车队休息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以汽车为界线，遵循“男左女右”的古老规距，一边是男生在方便、另一边则是女生在方便。汽车的遮挡她们嫌“漏风”，就跑的远远的，或者几个人展开大衣围成人墙，互相替换着方便。但更多的时候是“尿急”，车子一停匆忙下到另一则方便。因此我们透过汽车底盘远运的总能看到她们。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戈壁新城格尔木。格尔木是随着青藏公路的建设而建设起来的，没有青藏公路也就没有格尔木。我们进藏时，这座柴达木盆地上的城市建城历史才刚刚十余年。

    格尔木是西藏的门户，是为了转运西藏物资而诞生的。这座城市分为河东、河西，我们进藏时河西差不多都是西藏的单位。西藏许多单位在那里设立转运站，有西藏的运输公司和修理厂，有西藏专营的贸易公司、学校、医院等等。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在格尔木设有办事处。

    我们在格尔木进行了三天的休整。其间我听说有两三位战友看到从西宁出来一片荒凉，到处都是茫茫戈壁，感到心也凉了，想打退堂鼓。后来大概通过做思想工作才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一天一站，仍旧是一路高歌继续前进。

    宿不冻泉和五道梁兵站时，我听兵站老兵说：“在修筑青藏公路时，这两个地方因高原病牺牲的战士和民工最多。”可我在经过那里时却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甚至在经过青藏公路的最高处—唐古拉山口时，也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我们男孩子喜欢搞恶作剧，专门对着路旁海拨5400米的碑石撒了一泡尿，用作“到此一过”的纪念。

    在经过藏北羌唐草原时，在公路边放牧的藏族牧民看到我们经过的汽车，总是非常热情地挥手、欢呼，这让我们十分激动。我们对他们的欢迎也都报以热烈地回应，同样边招手边欢叫！

    六六年十一月底，我们终于到达拉萨。从开封出发到达拉萨，进藏之旅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当汽车拐过拉萨水泥厂旁边的那座山嘴时，我远远地看到了布达拉宫。布宫金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抢眼，不知别人的心情如何？反正我第一眼瞧见布宫时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眼睛有点湿润，仿佛见到了亲人。我在上小学时曾从父亲拿回家的一本杂志封底上见过布宫的照片，而今万里迢迢来西藏亲眼看到她雄伟壮丽的英姿怎能不激动呢。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九年后我带薪上学毕业就分配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而电台就在布宫一路之隔（转经路）的西侧，我的宿舍离布宫西北角仅五十米。因我住在她的西北脚下，到了冬季每天都因她的遮挡而晚见太阳两个多小时。我与布宫整整做了十八年的邻居。当然，这是后话。

    在拉萨我们住在西郊汽车十六团的营房里。

    带队干部组织我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前面的西藏革命展览馆。在展览馆我们参观了“西藏新旧社会的对比”，展览用大量实物昭示了旧西藏“最黑喑、最野蛮、最残酷、最落后、最反动” 的状况。展馆还展出了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时缴获的大炮、坦克、枪支等战利品。展出的坦克可以打开顶盖，我和好个战友就好奇地钻进去摆弄一番。大概是因为“文革”的关系，并没有让我们游览布达拉宫和拉萨的其他景点。那时的拉萨还很小，人口只有七、八万，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全城只有宇拓路（人民路）和康昂东路以及布达拉宫前面那段马路是柏油路外，其他地方都是“洋灰路”。如今的布达拉宫在当时大半是沼泽地，徒手可从沼泽地的水沟中抓到鱼儿。在铜牛以西（高原之舟雕塑处原是一座桥，拉萨中学西侧至建行这段林廓西路原是‘流沙河’河道）除拉萨运输公司及其车队外，仅有几个单位，到处都是高大的沙岗，大风一刮漫天黄沙滚滚，显得一片荒凉……

    在拉萨等待分配期间，我只在西郊的军人服务社照相部照了一张半身像，在布达拉宫前连一张留影也没有，今天想起来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开封的这批进藏支边青年，除两个班26人分配到西藏军区生产部有关部门外，其余240人被分配到米林军垦团。

    在拉萨等待分配的时候，我们基本弄清了征招我们“入伍”的西藏军区生产部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1966年初，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选拔北京，山东，河南三省市2000余名支边青年到西藏……实施这项决策的是西藏军区生产部﹙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04部队﹚.那时西藏军区是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生产部即是军级单位。据《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卷第二节“西藏的农垦事业”记载:“1959年，在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之后，大批军人响应‘开发边疆﹑建设西藏’的号召，就地转业，投入开荒生产，建设农场，开发矿业，创办工厂等事业。

    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西藏最早的农垦机构——西藏军区生产部，标志着西藏农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67年，西藏军区生产部下辖的扎木农建师兴办了17个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企业，农垦总耕地面积达34万亩，人口4.35万人，其中职工2.5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600多万元。‘’

    当时生产部下辖的工业有：林芝毛纺厂（1966年由上海公私合营维纶毛纺厂300多名职工和100余台设备整体搬迁到尼洋河畔的八一镇），拉萨皮革厂（1960年由格尔木连人带设备整体搬到拉萨），还有农机所和一个拥有百台汽车的车队…下辖的农垦团场主要有：八一、澎波、雪巴、江孜、山南农场和米林、林芝、易贡、扎木、察隅军垦团及林芝工程团。其中的易贡军垦团是由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于1966年2月选调2035人组成一个建制团，在当年5月到达波密。建立起由8个机农合一连队、一个基建连、一个保养连（车间）组成的易贡军垦团。

    应当说，除了易贡军垦团这个“外来户”，我们河南来的一千余名“支青”都是十八军的接班人。

    告别拉萨，我们换乘解放牌卡车向雅鲁藏布江畔的米林县进发。领队已经换成了米林军垦团“接兵”的干部，他们和前面领队的区别是：有的在军装上配戴领章帽徽，有的只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胆子大的战友问他们“戴不戴领章帽徽的区别？”。回答是“戴的是现役军人，不戴的是非现役军人。”，我们还是没弄懂其中的区别。

    汽车载着我们通过拉萨大桥，行驶在川藏公路上。翻过米拉山，景色立即大变，我们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草木茂盛，郁郁葱葱，山下秀美的河谷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就象我们兴奋的心情在欢唱。这条小河就是著名的尼洋河，传说尼洋河是“神女的眼泪”汇聚而成的，绿波见底，水色格外的清幽明澈。尼洋河发源于米拉山，东流300多公里，于八一镇南约40公里处汇入雅鲁藏布江。原来西藏并非象青藏公路沿途似的处处荒凉，这里也有仙境般的美丽景色啊！

    随着汽车的行进，路两旁的景色越来越美，矮矮的爬地松和灌木丛变成了高大挺拔的杉树、松树、核桃树…尼洋河水也由涓涓溪流变成宽大的河流。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舒畅，一首首心灵上的歌儿飞向引人入胜的大自然。

    我们经过更章，穿过新城八一镇和林芝县，离开川藏路沿着尼洋河拐向雅鲁藏布江畔的鲁霞渡口。（现在去米林县早已不走这条路）渡口坐落在米林县的派乡，从这里能看到南岸雄伟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99米)和北岸高大的加拉白垒峰(海拔7251米).它们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尾间，雄踞中、下游分界线暨“大拐弯”的南北两侧，俯瞰着雅鲁藏布江，守卫着大峡谷，使峡谷变得更加雄伟险峻，幽深秀丽。

    如果从派乡顺江而下几十公里，穿过峡谷就是著名的雅鲁布江大拐弯。如果前去探险，沿江两岸是刀切斧劈般的陡峭，无法通行。去就要翻越多雄拉山。

    渡口离派乡只有几里路。在等待渡江的时侯，听带队干部介绍说：派村(乡政府所在地)这座海拔3000米的小山村，背山临水，是个不太显眼的僻静村落。但由于雅鲁藏布江是从这个村边开始流入高山夹束、深邃奇险的大峡谷，探扼峡口的派村也就成为大峡谷的门户，其地位也因此显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其以下的大峡谷深险陡峭，很难通行，所以要想通往深居峡谷内至今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城，就必须经由派村翻越海拔4200米的多雄拉山口。派村就是这条传统线路的起点站，是个名符其实的重要门户。从派村去墨脱，由于每年大雪封山都有大半年时间，道路不能通行，只有7—10月间天暖雪化，才能往峡谷里运送必需品。现在大雪已经又封山了。

    在派村，每当开山时节，墨脱县吃苦耐劳、顽强刚毅的门巴族老乡，就身背肩扛地把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像辣椒、药材、兽皮及藤竹编制品等土特产，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派乡交换些他们需要的盐巴、茶叶、酥油、布匹和胶鞋等生活用品，有时也顺便帮着扛运过往旅客的行李物品。通常，从墨脱到派村，一个来回需要6天时间。

    通过领队老兵的介绍，我们了解到，通往大峡谷和墨脱的路线约有六条，除了从派村翻过多雄拉山口去墨脱这条主要传统路线外，其余路线都很艰险。不仅曲折难行，路途也较长。如大峡谷左侧的波密县附近有四条路线，它们或顺江而下，或翻过它与大峡谷之间的分水岭，一般都需徒步3至5天才能到达，途中还时有山崩、泥石流、雪崩或滑坡等不测灾害，以及毒蛇、猛兽、旱马蟥、马蜂、小咬等防不胜防的威胁，充满无数骇人惊险。

    第六条路线是从派村沿江而下，直接进入大峡谷上段，从那里深入峡谷核心，抵达墨脱。据说这最后一条路线途中有几处大瀑布，个别峡谷段无法通行，需离江绕行，还要过溜索桥等，是条险象环生、最富有挑战性的路线。

    那时我们就听说“雅鲁藏布江大捌弯” 蕴含着巨大的电能，因为那里江水落差大，倘若筑坝建电站投资少回报大。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和前几年科考却说大拐弯和大峡谷是“新发现”云云。看来在“科考”上也有“贪天之功”者。而今已有许多“世界级的伪科学家”。我们虽然早早就到了人类这最后一处秘境：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门口，来到那终年云遮雾绕，难以征服的世界第十五高峰“南迦巴瓦峰”的脚跟前，却始终没机会进去看看。

    鲁霞渡口使用一条两头系着钢绳的大木船，由卷扬机牵引摆渡。船上可乘四辆解放牌汽车和三、四十人。听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成雅江第二座（首座在曲水）大桥后，鲁霞渡口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那渡口旁还有一座水文站。

    过了渡口便是米林县的地域。米林被誉为西藏的江南，神仙居住的香巴拉。县城背倚喜马拉雅山，面临雅鲁藏布江。隔江与岗底斯山脉相望。两山一水如此相拥相偎，共同铸造这奇美山水。　米林县位于西藏东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总面积9506.平方公里。米林藏语意为“药州”，前身为则拉岗宗。1959年8月成立米林县人民政府，因县府设在米林村而得名 1961年，县驻地由米林村迁至东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都把她向往，那里四季常青，那里鸟语花香，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忧伤，她的名字叫香巴拉，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哦，香巴拉并不遥远，她就是我的家乡。” 那里是千山祖、万水源。那里的文化色彩斑斓、那里的风情无与伦比、那里的资源举世瞩目。置身于那里，人们会惊叹山川之壮观雄奇，风光之奇美瑰丽，民风之朴厚纯良。人们会感受到自

    然对于宇宙的井然秩序、大千世界相互的和谐雍然。那里永远蒙着神秘的面纱——当如今这个被工业化浪潮席卷无遗的世界正发出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时，那里依然保持着大自然原本美丽而恒久的诱惑。那里就是传说中的人间仙境——米林，“香巴拉”的故乡。但是，香巴拉并不遥远。

    米林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茂密，青山黛绿，雪山绵延起伏；奔腾的江河，纵横交错，一泻千里，沿江怪石险滩引人入胜；陡峭险峻的高山峡谷，

 第三章 支边排驻地帕立丁

    我们六连支边排的营地坐落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一个叫“帕立丁”的地方。面朝喜马拉雅山脉和雅鲁藏布江，背靠岗底斯山脉，地域属扎西绕登乡，与坐落在江南岸的米林县城隔江相望，若按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讲法，堪称“风水宝地”。与同在北岸东边我们下游的连部驻地多荣大约有20多公里。与我们连的东边下游友邻七队驻地嘎玛相距60多公里。不知为什么全团只有七队和基建队称‘队’，其他都叫‘连’（最近我看了蕞新版的《西藏地图册》才明白，嘎玛并非在米林地域，而属林芝县的地盘）。江北只有我们六、七两个连队，不通公路，我们排到连部也只有简易的马车道相通。连部到七队则只有羊肠小道，骑马可以通行。

    到我们六连必须乘船渡江。过江有两个渡口：一个是在三连的江边渡口，它是专为我们六连往来两岸服务的，坐落在支边排和六连连部中间的江段，使用一支内地常见的小鱼船，每船可乘七、八个人。另一个渡口在支边排下游岸边约一公里处，是当地扎西绕登乡政府为方便本地老百姓往来两岸设立的。他们使用的是“双体独木舟”，船体长十几米，是用整棵大树凿成独木舟，再将两个独木舟加前后两个粗粗的横杠合并成一个船体而成。渡人可乘二、三十人，渡牛马也可渡七、八匹之多。这船虽笨重原始，乘坐起来却稳当可靠、非常安全。

    我们第一次过江是在三连渡口。每船渡七、八个人，反反复复往来几趟才将全排人马渡过江去。

    我们一上岸看到的全是原始森林，大家排成两路纵队沿着马车道穿行在笔直粗大的原始冷杉林中。大家边走边议论：“如果在这儿建个木器厂就好了，不愁木料，而且材质非常好！”、“嘿，真是怪呀，野生的大树竞然长得这么直，太好了！”

    走了大约一公里，排里的老兵赶着马车来帮着我们拉行李，我们空身行走在密密的原始森林中，听着林中各种悦耳的鸟叫声，感到十分快乐。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唱起歌来…

    走了大约七、八公里，我们终于走出森林，举目望去只见山坡下是一片平整而又开阔的田野。迎接我们的老兵指着对岸的一片房子说：“那片房子就是米林县城”。又指着坡下的大片农田说：“这些田地都是我们排里的！江里边还有大中小三座可以耕种的沙州岛”。又指指江边的一个大院落说：“那就是咱们排里的营房。”看到那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营房，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大家脸上显得都很兴奋。

    支边排的营房和土地是由建团初期的老兵留下的。他们大多都有赫赫军功，是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回国；1959年进藏平息达赖反动上层武装叛乱；1962年（重返部队）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战，后来就地转业进行屯垦戍边的老战士。

    老兵们给我们留下的这座营房又宽又大又整齐，院子里和围墙内外栽着一排排的柳树。这所大院比我们见到过的其他兄弟连的营房都要好，堪称“样板营房”。这里原本可以容纳一个建制连，现在却由我们一个排居住， 真是太幸福了。

    营房的十几幢房子都是用一根根直径30公分左右的原木、采用榫卯结构建造的全木料框架房屋，屋顶用的“瓦”是用木楔子劈成冷杉板盖上去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木屋是纯天然绿色健康建筑。

    帕立丁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常年性溪流和活水。这正是它致命的地方，因为有限的土地（没有可垦荒资源）因缺乏水源而必须靠天吃饭。那时候整个江北都没有电， 用不上抽水机，守着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却没水用。因为这里不足于发挥一个连的战斗力（生产力），所以建制上缩编为一个排。

    因为缺水， 我们的营房里有一口全县独一无二的水井。井壁也是用榫卯结构的原木方框一框一框垛成的。如果水桶等什物掉入井中， 撑起双臂和双腿下去捞取十分方便。井上架着一架辘轳，绞绳打水非常轻便，这也是我在西藏40年跑遍各地所唯一见到的。

    我们这些军垦战士当时的生活、工作、战斗口号是：“屯垦戍边，开发西藏”；“保卫边防，建设边防”；“长期建藏，边疆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看看，口号一大串。的确，那是一个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时代。然而，我们的确也是切切实实遵循这些口号去行动的，在完成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中，不断地锤炼着自己。

    我们支边排住的房子虽然挺好，但间间都是空壳，房子里徒墙四壁， 什么家具也没有。最初我们四个人住一间，头半年里只好用豌豆秸打地铺。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布之类，豌豆秸发潮了就丢掉，再换上干燥的。后来为解决床铺的问题，有的战友就去山上砍伐拳头粗的松树，去掉枝丫，一根根并列起来，扎成八、九十公分宽两米长的木排当作床板。再用胳膊粗的松树做成两个门形，栽在放床的位置上充做床腿，然后再放上木排，一张结实耐用的“床”就大功告成了。从此我们告别了地铺，一间房摆两张床，中间安放一张简易桌子，像如今宾馆的“标准间”一样，这就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兴亏那时候满山遍野都是原始森林， 也没有封山育林、保护幼树之说。无论大树小树只要你有力气尽可以随意采伐。有人问：既然那么多树木， 为什么不锯成板子开成方木，加工成家具呢？原因是没有剖解原木和加工木料的工具。

    我们的生活完全实行军事化。清晨敲钟起床（那是一张犁铧，敲起来十分洪亮，比真正的铜钟还要好），首先列队出操， 一般是沿着营房外的大田跑一圈，有时则喊着口令在操场上做早操（没电无法放广播操音乐）。然后是洗漱，进行“早请示”和“天天读”，接着敲钟开早饭。饭前要唱一段“语录歌”。中午按时午休。晚上无论再忙再累都要向伟大领袖作“晚汇报”。支边排没有电，每晚在会议室里例行“晚点名”和“晚汇报”都是点上一盏马灯。

    每天上班干什么工作都由我们排的最高领导陶树勋副指导员安排。大量农业工作随季节变动而变动，各班分配的任务也不一样。如进行田间管理：浇水、拨草、积肥、施肥、喷洒农药等；春耕春播时配合拖拉机操作后面犁铧或播种机；秋收时到大田割麦子、到中岛上抢收豌豆， 把收获的庄稼运到场院，打场、入仓；到连部“四百五”（一块农田的名子）支援秋收；对管理的粮仓定期翻仓倒库；团部调粮时装袋、装车、装船、拉船；到山上砍竹子编筐、扎扫帚；到山上砍伐青杠烧木炭；到独立四班支援开荒；协助饮事班帮厨，伐树劈柴，到水磨房磨面，用油菜籽去当地油坊榨油，种菜、收菜、储藏菜，到团部、连部或县城领取、采购副食品；团部打鱼队来了帮助拉网；团部电影队来了协助装运拷贝、发电机；还有曰常的活路如：站岗放哨，军事训练走队列、打靶、投弹、拼刺刀；喂马放马，到大岛上护田赶鸟…

    我们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404部队701分队420小队的战士们，身着绿军装却不戴领章帽徽，虽然配发有枪支却只在训练和站岗放哨时使用，倒是配发的铁锨和锄头用处不小。这正是一手拿枪保边防，一手拿锄搞生产，亦兵亦农、亦军亦民的军垦战士的真是写照。

    所以后来有人问在这段生涯我们自己都戏称是“庄稼兵”。别人都误认为是“装甲兵”，当弄懂真实涵义后都禁不住笑了。以致后来填表填到“职务”一栏时，我们有时填战士，有时填农工，有时填务农，真不知标准填法该是什么？反正是每月工资31.20元（第一年每月26元），伙食不论男女、吃多吃少、按人头每月按8元扣除。我们这种“工农兵”兼于一身，算是有趣的经历吧。

    我们在支边排落脚安定之后，巳经是1966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在西藏过的第一个冬天多雪而又寒冷。雅鲁藏布江的江风刮起来“呼呼”直叫，风大的时候路都走不动。刮小风也是“嗖嗖”的，刮到脸上像针扎似的刺疼。

    虽然天寒地冻，但我们的心却是火热的。我们这些“刚离巢的小鸟”，虽然翅膀不硬却总想飞得高一点；象一张白纸总想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更像“初生牛犊”什么都不怕！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都不懂、天真幼稚！

    所以我们个个争强好胜，荣誉感特别强烈，一颗心总是激动着。

    在下了第一场大雪的清晨，我看到宿舍通往会议室、食堂、井台和厕所道路上的没膝深积雪都已铲出一条条小道。“这是谁干得呢？工作量可不小哩！”我们不但嘴上夸奖，心里也很佩服。

    “早请示”完毕“天天读”的时候，副指导员在会议室对大家说：“同志们都看到了，有的同志像雷峰一样，，时刻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到下大雪会影响白天大家的活动，就不睡觉冒着寒风去铲雪，把院子里的主要道路都铲通了。这真是不简单呀，很值得大家学习！她们虽然悄悄地干，但我却发现了。她们是xxx、xxx、xxx、xx同志，今天特别提出表扬！希望大家向她们学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此以后，大家为了在清晨扫雪、扫地争第一，很多人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而且你争成我抢， 时间越提越早，只要你起床慢一点，活儿早就没有了。后来副指导员发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专门在会上强调，“今后不许不脱衣服睡觉，这样不利于健康！”

    既然是部队（系统），就要站岗放哨。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还要经常搞紧急集合。最初搞紧急集合，大家也都是慌慌张张、手忙脚乱，着装乱七八槽，甚至穿反了裤子、穿反了鞋。被包更是打得不成样子，松松夸夸，跑不了几步就散摊子了。就象某些反映新战士或中学生进行军训紧急集合的影视剧故事一样。

    后来有些战友特别是女孩子，唯恐紧急集合赶不上趟出洋相， 晚上睡觉也是“全副武装”，领导又是多次强调。说：“紧急集合‘快’是加强战备、快速出击的要求。穿着衣服睡觉既影响健康也失去了‘快速反应’ 的意义。所以坚决禁止和衣睡觉！”。

    大家刚稳定下来不久， 就要过新年了。为迎接进藏后的第一个新年，团里要进行文艺汇演，要求每个连队都要准备几个节目。在战友的鼓动下，我也在一个“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小歌剧中担任了一个‘账房先生’的角色。我还自报了一个诗朗诵的节目，琢磨好久创作了一首《军垦战士决心大》诗歌：“军垦战士决心大， 天不怕来地不怕， 万里迢迢来西藏，要让青春迸火花；军垦战士决心大，世界屋脊来安家，学习先辈苦为乐，建功立业扬天下；军垦战士决心大，心中牢记党的话，亦军亦民守边防，创造业绩人人夸！军垦战士决心大，开荒伐树又牧马，喜马拉雅为我歌，雅江为我跳踢踏！”。今天看来，这首诗（顺口溜）不过是些口号性的大话空话，没什么艺术性和可读性。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小小年纪、不通世故的情况下，的确也是发自我内心的歌唱，真实表达了我的心情。

    在1967年新年（元旦）团部举行的文艺汇演晚会上，我参演的节目和朗诵的诗歌，赢得了老兵和战友们热烈的掌声。

    1967年春节前的一天清晨。我们照常在“当当” 的钟声中起床穿衣，整队出操，刷牙洗漱，进行雷打不动的“早请示” 和“天天读”。按程序步骤把早饭前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天却还没有亮，只是东边天际刚刚露出鱼肚色。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怎么天还这么黑？按常规早该亮了！”；“是不是阴天的原因呀？”；“这天也不像阴天么？”；“是不是值班站岗的把表看错了？”，“肯定是把钟看错了！”。

    那时候全排只有陶副指导员有一块手表，偏偏那几天坏了。另外就是炊事班和排里用于轮流值班各有一座（双铃马蹄表）闹钟。副指导员叫来当晚站最后一班岗的战友拿闹钟查看时间，并和炊事班的闹钟相对照。大家一看两个闹钟的指针走时是一样的。但是，饮事班的战友才刚刚起床，他们是在正常情况下比大家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的，因为他们要提早做早饭。

    副指导员让当晚站岗值班的战友来到大家面前，说说自己是怎么值班的。每晚9:00至第二天清晨7:00十个小时，每班站岗两个小时，共有五位值班的同志。从第一岗到第五岗他们全都说自己站满了钟点，是正常交接班的。

    那么究竞是谁在闹钟上动了手脚，把表针整整拨快了两个小时呢？其实那个捣鬼的家伙根本就没值班，只是从上家接过值班闹钟，直接拨快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交给了下家，他自己耍滑偷懒、贪恋热被窝，拨拨表睡觉去了。第一岗和第五岗嫌疑少点，中间三班岗嫌疑最大。

    副指导员严肃地强调：“一定要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并予以严肃处理！”然后，无可奈何地让大家先回宿舍再睡一个“回笼觉”，以便养足精神、正常工作。

    据说此后排里又对“闹钟事件”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认真调查，终因几个怀疑对象死不承认，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刚到帕里地的时候，一说持枪站岗放哨，战友们全都争着抢着，唯恐争不到站岗的任务。你想想“文革时期”少男少女们的“要武啊”的梦想：不就是“穿上绿军装，端起冲锋枪，雄赳赳气昂昂，站在边防哨位上”吗？！有什么比这更神气、更高尚、更让人羡幕的呢？！可惜那时这个地方没有照相机，不能留下那美好的瞬间。然而“梦”毕竟有醒的时候。除了规定“女兵”不站岗外，男同志都必须轮班站岗（都是在夜里）。在寒夜的风雪中站岗放哨不会显出丝毫的神气，只有寒冷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这个“闹钟疑案”至今在我心头都是个解不开的谜。三十九年匆匆过去了，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当事者战友，能有机会给大家开释“解密”！我想“旧案”不会有谁还会在乎的。何况那时侯都还是天真的孩子，而今都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头子了，不必把“谜底”永远埋在心底。

    我们这些“庄稼兵”在雅鲁藏布江畔的四年里，时刻实践着屯垦戍边、以苦为乐的原则，战友们屯垦牧马、站岗放哨、伐木烧炭，砍竹捕鱼、播种收获……生活丰富多彩，苦中也有乐。

    在去四班（我连独立班）开垦荒地时，少男少女的“童子军”个个手上都打满了血泡，却不吭一声。当然，你既使叫唤起来，也无人答理你。因为你虽小却已经是战士，不是爸妈身边的娇儿娇女。没人把你当孩子，有苦有泪你必须吞到肚子里，还得显出坚强和阳刚之气，因为你是战士。女孩子也应当这样，要求你必须成为拓荒的“铁姑娘”。

    进入深山原始森林中砍竹子的几位战友返营时迷路了，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他们带的干粮吃完了，忍饥挨饿却仍然扛着成捆的竹子。寻找他们的人都急昏了头，但找到他们时，他们却笑嘻嘻的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秋收时（当时无收割机械）日出即奔赴大田，到日落时才能收工，一天要吃五顿饭（上下午各加餐一次）。我们排的大田收割完了。又马不停蹄地到连部“四百五”大田支援麦收。战友们赤膊顶着高原的烈日挥舞镰刀收割小麦、豌豆，晒得脱下几层皮，到秋收结束时个个都成了“非洲黑人”。

    我们排在雅鲁藏布江中有大中小三座沙洲岛子。每到秋收恰是汛期，中岛和小岛上播种的豌豆如不及时抢收就会被江水淹掉。即便是抢收迟了，因为连阴雨成熟的豌豆也会受潮发芽。为了避免国家损失，战友们在缺少船只的情况下，跳入冰冷的江岔中冒死游到岛上进行抢收，那可真是从龙王嘴里“夺食”、“抢宝”呀。

    排里有几排仓库，储存着盐、粮等战备物资。库存的粮食每年都要进行两次翻晒。这也极苦极累的活儿。翻仓的时候外面地上铺上自编的大竹席，用木锨一锨一锨地铲出去。晒干了再用木簸箕一箕一箕装进麻袋归仓。翻仓要时刻不离人，观看天气变化，一旦乌云过来要赶快收粮入仓，否则就会白干一场。

    在排里四平方公里的大岛上每年都要播种冬小麦。在秋播后冬小麦苗长出几寸和春天麦苗刚返青不久的时候，最怕野鸟啄食。然而，恰在这种时候冬去春来经过的雁队和野黄鸭、麻鸭都会在大岛上栖息寻食。这就需要派人赶野鸭、撵大雁，每次只派一个人。

    我就多次承担这项任务，背上五三式步枪，带一口小铝锅，再到食堂领上一把“水面”（炊事员专门给上岛者擀的湿面、不是干面条），再抓上几粒盐和一把菜叶，便于在岛上做午饭。因地处边防，赶雁者不许开枪，只能拿着竹竿来来回回喊叫驱赶。大雁、野鸭仿佛摸透了守岛者不能开枪的缘故，你这边撵走，它那边飞来，弄得我们口干舌燥，两腿发麻，疲惫不堪。没办法只能尽力不断吼叫驱赶。

    我曾作了一首顺口溜形容这个情景：“飞来一群大黄鸭，我想抓来”萨玛萨“（藏语”吃“的意思），手里有枪不能打，撵来撵去腿发麻。

    每次团里命令我们排调运盐粮的工作，更是又苦又累甚至有些令人惧怕。因为我们和团部隔着江，每次调运盐粮团里都要派几十吨的大木船。这项工作又忙又累又繁琐。先从库房里装袋、装马车运到江边，再从岸上搭跳板，一袋一袋扛到船上垛好。仅是开船一项就把人折腾得够呛。装货后的重船在江边（没有专门的码头）总是要搁浅，我们就得跳到江水中推船，有几个人在船上撑，再有十几二十个人在船帮上推，遇到冬春季节，江水冰冻刺骨，冻得人牙齿打颤小腿抽筋，那可真叫苦啊。

    如在汛期调盐粮，大船在北岸向南岸约一公里宽的江面上摆渡时，驶向对岸要被汹涌的江水向下游打去二、三公里远。这样，我们在卸船后还要充当起纤夫，一直拉到上游五、六公里远。然后再一遍遍、一船船重复着这个转运过程，直到完成任务。

    拉纤可不容易。长江三峡拉纤有纤夫路，我们拉纤却没有路，要边走边开道。走浅滩的地方算是好的，有时要在礁石间的江水里淌着走。更困难的是有时要走悬崖边，甚至在带刺的灌木丛中寻路走。三峡拉纤有纤夫和川江号子鼓劲 ，我们不是专业的纤夫，也无号子，只是“同志们向前走呀——嘿哟！不要害怕荆棘扎呀——嘿哟！完成任务有好酒呀——嘿哟！完不成任务挨批评呀——嘿哟！” 这样随口乱喊乱吼一番。其实这种乱喊的纤夫号子是劳动歌的一种，又称吆号子。它是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出来，伴随劳动的动作歌唱，节奏感很强，具有协调劳动动作，鼓舞和调剂情绪的作用。调运盐粮这种苦累活儿每年总要干上一阵子。纤夫号子也就会唱上一阵子

    当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苦，因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决心去排除万难的决心和理想信念的支撑，苦也不觉得苦。再说我们这个战斗集体都是“开封老乡”，年轻而又天真，反倒整天乐呵呵地。

    但另外一种苦却是精神上的苦。我们地处江北极其不便，加之“文革动乱”，收寄一封家信要四、五个月甚至更久。接到家信真有“家书抵万金”的感受。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所以特别想家。女孩子感情脆弱，就更想家了，特别是过年过节或是收到家信时。每到团部通讯员送来了家信，很快我们就会听到女孩子们的哭声。她们又哭又唱，收到信的笑， 收不到信的哭…引得我们男孩们也悄悄掉泪或是和他们对唱。而今想起来，那真是充满了真情的“多声部合唱”。

    那时候报纸也难得看到，要看到最新的《西藏日报》和《高原战士报》，也都在一个月之后了。能看也必须“天天读”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四卷”。那时全本的《毛主席语录》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经典名篇，我们个个都能背诵，就连“毛选四卷”中的“注释”也都很熟悉。

    我们营房里没有电，每天晚上学习都是在煤油灯和马灯下。为了方便，后来人人都买了一盏马灯。因为那时物资供应非常匮乏，电池很难买到，手电筒也用不了。就是半导体收音机用的电池也是奇缺。因为相对而言一号电池好买点，二号、五号电池就更买不到了。所以，那时我们排里有半导体的几个同志，都是电池用完了再在太阳下晒上再用，晒不出电来再在电池的屁股上钉上眼灌上盐水在晒。是在不行了，只好让半导体休息。

    想起来那时最困难最难买的是牙膏肥皂和卫生纸，牙膏人人要用，实在没了就不刷牙。肥皂没有只好让衣服脏着，还采一种可出沫子的“洗衣草”对付，但女孩子没有卫生纸可就苦了，买不到就让家里邮寄，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开封老乡”，休假这段时总要到同学同连队的战友家属的，问问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女孩子的家长就拿出准备好的大包卫生纸让带给女儿。本来是客气话，万里迢迢不能带点好东西吗？然而，对女孩子们来说，那卫生纸就是“离不开、少不了的好东西了”。这种遭遇我也遇到过。没办法，只好当着女孩家长的面收下答应带去，但大半都丢掉，只留一小部分带着表示一下就是了。女孩也都不会怪罪的。

    交通不便给我们排带来许多生活困难。看电影只能一两个月一次。团部电影队带着发电机、放映机和拷贝，又要坐车又要渡江很不容易来了，就连着放映几部片子，当然都是“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之类的革命影片。那时观看电影还是政治任务，许多影片看多了连台词都会背了。就是这样，我们每次看电影也高兴地象过节一样。

    那时发生了感冒之类和磕磕碰碰地小病，排里地卫生员尚可对付。有个顺口溜形容到：“感冒发烧，阿斯匹林两包；红汞碘酒一抹就走。”要是有了大病就得请假到团部卫生队去看。

    患了团卫生队看不了的大病，就由卫生队医生开出证明，到林芝八一镇的115军医院去看。到八一镇去是很难的事儿，除非谁有急病由救护车送去外，一般情况下外出都要等车。 那时没有班车，等车就是“听天由命” 靠运气等过路车，即使有了过路车经过，司机不愿搭你也无可奈何。有时等个便车要好几天，要时时刻刻拿着提包行李在公路边死等。那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望眼欲穿，有时因吃饭、解手之类的事儿错过一个路过的汽车就懊悔半天。

    一次我要去八一镇看病，还有人要回内地休假，就一块儿在九连的路边汽车，等了几天也等不到。要么是不来车，要么是来车也不停。没办法我们只好想出一个歪点子，在公路挖一条不大的沟，待汽车过沟减速时从后边车厢上偷偷扒上去。几个人不可能同时扒到一辆车上，要陆续分别爬上去，要同路也要到林芝、八一镇或其他兵站上再会合。那次我运气不好，扒的那辆军车开出二十几公里编队休息时，司机觉得车厢后篷布系得不对头，就打开来看，发现我在车上藏着， 便逼着我下车。我怎么求情也不行，只好无奈地拿着提包下了车，徒步走了二十多公里才到鲁霞渡口。在渡口我又求爹爹告奶奶地求等待过渡的汽车司机，才在一位司机的开恩之下搭上了到八一镇的便车。

    过去，在西藏基层工作过的同志，大都有过我这种遭遇。那时不管走多远搭便车都不用花钱，司机也不收钱，但搭车时要给司机递烟说好话。搭得远的话（上千公里）要给司机买张餐票。搭军车连餐票也不用买，那时军人每天的伙食费0.97元（早餐0.31元，晚餐各0.33元），也许

 第四章 苦中也有乐

    从支边排到连部多荣有20多公里，沿途是简易的马车道。道路两旁全是遮天敞日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杂树与灌木丛。　　到了春天，这里青山黛绿，百花开放，秀美独特。到了夏秋季节，红的黄的青的野果挂满枝头，只要一看便令人满口生津，顿起食欲…

    排里经常派人到连部出公差，我也多次去执行这些任务，去的时侯一般都要骑马。

    我骑着光背马儿（有时也有马鞍）悠哉悠哉地边走边欣赏风光，看到有刺梅的地方（一种白色浑身带刺的灌木丛），我就停下马儿休息。把马儿拴到路边吃草，我去采摘黄里透红的梅子，边采边吃。这种不知名的刺梅并不是很多，但在山野中却因白色而特别显眼。它有一人多高，往往一丛一丛地长在一起，叶少而果盛，一串一串的，吃起来又香又甜，味道极佳，无以伦比。但是采起来要十分小心，因为它的刺又硬又尖又密，稍不小心就会被扎伤。大自然就是这样，珍贵的美味的东西总是不易得到！除了在米林，在其它地方我再没见过白刺梅。花钱买到的梅子无法与之相比。

    刺梅品尝过了，我就骑上马儿继续前进。看到成片的野桃树，我又停马歇脚，到树下品尝桃子。桃树很多，野桃不大，我挑成熟透味道好的桃树，懒得一个一个的去摘，折下一大枝坐下来慢慢品尝。有时干脆抱住树干用劲摇一摇，摇下的桃子落满地，我便躺在树下闭住眼睛，随手摸起桃子在草皮上擦一擦，便放在嘴里吃起来。那可真比孙大圣在蟠桃园里的光景还潇洒。用今天的话说“酷”啊！

    有一次我正坐在桃树叉上品尝野桃的时候，忽然发现对面二十几米的桃树上也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我心想，“这是谁和我一样找到了这片好桃树？”。过了一会儿，我再定睛一看，“我的天啊，竞是一只肥大的淌狗熊！”。我顿时觉得身上的汗毛竖起来了，乘它还没发现我，急忙悄悄地摸到树下，落荒而逃。偏偏那次我没骑马，逃得时候只恨腿太短了。

    在去连部的路上有一个大沙丘（我们俗称“大沙包 ”），沙丘上边不远，有一个珞巴族村庄。所以，我在往返连部的路上，经常看到珞巴男子。他们充分显示出山林狩猎生活的特色，多穿用羊毛织成的黑色套头坎肩，长及腹部。背上披一块野牛皮，用皮条系在肩膀上。内着藏式氆氇长袍。有些男子的帽子更是别具一格，用熊皮压制成圆形，类似有沿的钢盔。帽沿上方套着带毛的熊皮圈，熊毛向四周蓬张着。帽子后面还要缀一块方形熊皮。据说，这种熊皮帽十分坚韧，打猎时又能起到迷惑猎物的作用。我在路上遇到珞巴男子时，只见他们背着弓箭，挎着腰刀，高大的身躯再配上其它闪光发亮的装饰品，显得格外威武英俊。但在那时候，我遇到他们心里总是有些惧怕，尽量让开他们。

    大沙丘附近的山林间，也可以经常看到正在实施“刀耕火种”的珞巴族妇女。她们穿着麻布织的对襟无领窄袖上衣，外技一张小牛皮，下身围上略过膝部的紧身筒裙，小腿裹上裹腿，两端用带子扎紧。她们很重视佩戴装饰品，除银质和铜质手镯、戒指外，还有几十圈的蓝白颜色相间的珠项链，腰部衣服上缀有许多海贝串成的圆球。据说珞巴族妇女身上的饰物可多达数公斤重，可装满一个小竹背篓。这些装饰品是每个家庭多年交换所得，是家庭财富的象征。

    我们到连部四百五（田地名）支援秋收的时候，正是最热的季节。每到中午休息时，都要到田间的两棵巨大的桑树下吃饭纳凉。那两棵桑树的树冠约有三、四亩大，树干粗壮非常发达，树上结满了又红又紫的桑葚，在热天极为诱人。

    树上有许多野鸽子啄食桑葚，老兵们对桑葚不感兴趣。我们这些“童子军”见了桑葚如获至宝，休息时纷纷爬到树上，各占高枝，各得其所，悠然自得地采食桑葚，好不惬意。有的战友则在桑树上用弹弓打野鸽子，收获也不小。

    我们营房附近的甲玛雪顿村周围种了许多高大的核桃树。从夏到秋眼瞅着核桃由小变大，枝头累累，惹人喜爱。

    向藏族老乡买核桃他们很乐意出售，但是，他们要买者自己去打（摘），出五元钱随你打多少都可以。打核桃很不容易，因为核桃树又高又大，枝干脆而光滑，爬也不好爬，打也不好打（没那么长的杆子），用石头砸也砸不掉几个。

    好不容易打到一堆青皮核桃，吃起来也不容易。核桃皮极难剥掉，用刀子削染得手上黑黢黢的，很长时间都褪不掉。据说剥青皮核桃的巧门是：埋在沙土里浇上水沤上一段时间。但年轻人是等不得的。

    人常说“樱桃好吃树栽”。我要说“青核桃好吃皮难剥”。这里有趣儿的是打核桃的过程。

    2、支边排的重要人物

    团部宣传队撤销后，大部分人马（就是进藏途中能歌善舞、会吹拉弹唱、展示了文艺才能的战友）调到了支边排。他们的到来给支边排增加了勃勃生气。他们的才艺虽然失去了演出的舞台，却搅拌融合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在平常的日子里更逼真地表演。

    譬如：吴鹏云（她是高中生，在排里德高望重，乐于助人，我们尊称她老吴。她是生活里的“大姐大”、“群众领袖”之一）。她既会唱歌，还善长开歌、教歌。无论多么复杂的五线谱、简谱，她拿到的手上立即就从嘴里吐出优美的旋律、或欢快的悠扬的抒情的歌曲。排。里集体学唱歌曲，都由老吴教唱指挥。

    徐坦，他既会打快板又擅长拉二胡。他的二胡拉起或悠扬或悲愤，一首《二泉映月》拉得十分动听。他的快板打起来“呱哒、呱哒”或快板或慢板，手头利索、竹板儿翻飞、唱词儿如吐珠，令人赞叹。这人穿衣戴帽特别讲究，每天的衣着都穿得整齐鲜亮，仿佛是要去出席宴会。他的围棋也下得的不错。

    说起快板就要提到王峰，（绰号老三，他是支边排生活中产生的“群众领袖”之一）。他虽然不是宣传队的，但快板打起来花样繁多，一板一眼，莲花落唱起来合辙押韵。只是说起快板书嘴头稍欠利落。他说的一段《乱七八糟》，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得了伤寒，外面盖的是红绫被，里面铺得是耐火砖，慈喜太后来看病，身上没带半文钱，逼得她五台山上当强盗，一枪打死潘金莲，各位问我说的啥？乱七八糟扯一通，七不沾来八不联。”

    王峰这人多才多艺，不仅会打快板，还懂一般的建筑设计，能拿起泥瓦匠的活儿。他还能写文章，会刻图章，能说会道，懂得摔跤的技巧，属于能文能武的全才人物。后来他成了米林团的汽车司机。

    卢原，他也是高中生。这人有点怪，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讲的却是普通话，而且比较标准。正是因为这一技之长，他靠引人入胜的诗朗诵，在进藏途中进了宣传演出队，后来进了米林团宣传队。再后来进了西藏（更张）森林公司宣传队，最终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这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呀。也正为他满口普通话，生活中老乡们听起来有点异样，所以他不大合群。

    索铁山，（绰号铁头，据说上初中时是校足球队的主力，擅顶头球。）他靠什么特长进的宣传队我不清楚。但这人脑瓜零活， 他调到昌都后80年代初当了昌都电厂的厂长。

    从宣传队调到支边排的还有李卫红、于红、马云生等人。她们都是既能歌又能舞的优秀人才。

    周贵生，（绰号老板，因他最初穿过中式衣褂，也就是现在时髦的“唐装”，好似影片中旧时经商的老板模样，故此得名。凡米林支边青年中初期穿过中式衣褂者，如八连的尚德胜、宋成河等人均被呼为“老板”。）他年龄稍长二、三岁，进藏前已是开封运输公司小铁路上的员工，生活阅历较为丰富，平时常以老大哥的身份出面说话办事，而且善于和老兵们打交道，能够主持公道，很受大家尊敬。

    支边排没有电，周贵生却照样买来电线、开关、灯泡之类安装在自己的房间里。兄弟连的战友到他宿舍坐客，一抬头看见电灯，误以为支边排通了电。他的这个有点近似“愚蠢” 的举动，完全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理解。

    李树奎，他脑筋转得快，能说会道，善于钻研，生活能力和个性都比较强。进藏前在开封卷烟厂当过工人。后来从昌都内调后在开封中药厂当财务总管。

    王满屯，高干子弟。（其父是冀中的老八路，解放后在开封担任区委书记、副市长等）他相貌稍胖、个高脸长、有点老相。这人比较聪明，办事零活，比较幽默。他一直担任支边排的炊事员。

    薛坤，这人比较倔，但人缘挺好。他在排里养了很长时间的马，这也是很辛苦的活儿。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无论天气再冷，夜里也要起来两次给马添料喂水，不能让槽头空着。所以，如果在秋冬季节马儿在营房周围散放，要抓马用马的时候，必须要请薛坤出面。别人去逮都逮不住，马会给你跳蹶子，弄不好还会挨上一蹄子。

    排里在生产工作不正常的时候，薛坤却照常工作，因为马儿照样得吃草料。有一次、他病了几天，马儿就整天在他的房门口守候着。有时他起得晚点，马儿就会他房门口等着他。马儿看他出来了，又是跳又是亲，一个劲儿撒欢。我知道：马儿也有情和爱！

    支边排的重要人物还有尹洪福、汪介眉、张洪斌等。因他们的特点不甚突出，我也就不一一道来。后来，张洪斌和李卫红、徐坦和于红、尹洪福和吴鹏云；汪介眉和九连的邹玉梅，王峰和七队的高阁东，都分别成为情侣。再后来，他们先后结为秦晋之好，如今已经成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正在享受“抱孙子”的天伦之乐。

    3、学下围棋

    那时候，我们排这个“世外桃源”的业余文娱生活非常贫乏。两个月才能看上一次电影，这个月才能看到上个月的报纸，读书除了“毛选”没有其它可读的书籍。

    那么业余生活怎么打发呢？其中一项就是下围棋。大约是在第二年，七队（连）的两位战友到我们排串门时，带来一套围棋教感兴趣的战友们，如徐坦、薛坤、周贵生、李树奎等。一开始我对此并不感趣，因为既不懂规则也不得要领，只是偶尔凑上去看看。

    一次薛坤对我说：“你看了这么一阵子，看出门道没有？”

    我回答：“没看出什么名堂，不就是一个子一个子摆吗。”

    他说：“一个子一个子的摆？没那么简单！来咱们下一盘，我叫你一个子也活不了！”

    我说：“行，咱就来一盘！我就不信一个子也活不了！”

    就这样我下了平生的第一盘围棋，并且活出了一片，大约有七、八十个子。我采用的是一个子连一个子的笨办法，虽然肯定赢不了，但活出一块棋是没问题的。接着徐坦、薛坤他们几个围棋“先行者” 给我讲解了围棋的行棋规则，诸如什么叫死活？什么叫打劫？怎么数子？有关术语、基本技巧等等。

    从此我喜欢上了围棋，虽然下了几十年没什么长进，属于“臭棋篓子”之列，但围棋陪我打发掉不少无聊的时光。有时心情不好，找棋友摆上几盘，什么都忘掉了。

    最初我们学会了下棋却没有棋。那时候排里只有一副棋，还是七队的战友奉送的，后来不知被谁拿去了，也就没了棋下。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用硬纸剪出圆形，再用黑墨涂出黑子。但是用纸做的棋子太轻，稍不留心或激动起来棋子就会移位，造成双方冲突和争执。

    我们在秋收午休时犯了棋瘾，就用野桃子当黑子、石头子当白棋，在树下画一个大棋盘，你来我去，你死我活，过一把棋瘾。

    后来我们休假了，爱下棋的战友们纷纷买了围棋带到排里，大家在盘上杀杀砍砍，消磨掉许多无聊的日子。

    4、买来相册做扑克

    我们在支边排打发无聊日子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打扑克。谁都知道扑克玩法有上百种，再不会玩的人也会玩上几种。所以扑克是最好的解闷消愁工具。

    开始我们排还有两付扑克（‘文革’改叫‘娱乐片’），天天打没玩好久也就打飞（烂）了。我们排在江北交通极其闭寒，甭说买扑克，既便是日常需要的牙膏、肥皂、卫生纸和香烟，火柴等必需品也买又到。因为支边排没有小卖部或代销点，只有通信员（负责收发信件、报刊）代卖邮票。

    既使到团部小卖部和米林县贸易公司（不过是一间大房子、十几个柜台货架而已），也买不到扑克牌。因为牙膏、肥皂、卫纸都没有供应，香烟都是男士每人每月五盒，扑克牌有没有又算什么问题呢？！“文革”时期，全国上下物资供应极度馈乏，何况是边防上的米林县呢！

    但是，米林县贸易公司有相册卖，就是撂照片的册子，照片要用相角贴在上面。相册约有十几页，黑色硬纸贴相片，白色薄纸覆盖作为保护相片之用。现在的相册都是塑料袋式的，一张张相片装进去行了，非常方便。时代不同，相册也与时俱进了。

    看到米林县贸易公司出售的相册又多又便宜（不知为何进那么多相册，到那儿照相呢？谁有那么多照片呢？深山里的藏族、珞巴、门巴群众，可能一辈子都照不了一张相！），我就想出一个主意∶用相册做扑克。先把相册里的16开黑色硬纸折下来，贴上一层白纸，然后比照扑克牌的规格用刀片裁成一张张“无字白版”扑克，再把烟盒的商标分门别类剪下来，贴在“白版扑克”上。用“飞马”烟盒图案做大王、小王，用“大象”烟标做k，用“凤凰”做q，“大前门”做就j，再画上黑桃、红桃、草花、方块和数字。这样一副满不错的扑克牌就做成了。

    打飞一副再做一副，我们就用这“支边排制造”的扑克快快乐乐地打发无聊日子。

    为提高玩牌的兴趣，战友们也想出不少点子。譬如，打对家，谁输了就脱掉一件衣服（当然都是男孩子一起玩；女孩子有她们的玩法），统一按大衣、帽子、上装、下装、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袜子、背心、裤头、11件计算。如果输到10把，最后输得只剩裤头了，就得抱着大南瓜围着房子（一排）跑一圈，还得边跑边喊“面了、面了”（面南瓜好吃，这里是输了的意思），有赢家监督，以示惩罚。

    还有一种玩法叫“打鼻子眼”：赢者拍着输者的手掌，喊“鼻子、眼睛、嘴巴、耳朵、下巴、额头；输者手指在面部随喊声指点，（看输者反应快慢、猜得对否）喊声与手指一致才算结束，指不对大家哄笑！

    至于贴条子、钻桌子已是玩厌的方式了。

    5、喊船

    支边排的人出门回家都要过江，这就涉及到船的问题。尽管大家出行频繁，但支边排并没有在江边设立渡口。所以无论谁出行都得走“三连渡口”或“老百姓渡口”。

    因为我们驻地离扎西绕登乡设的“老百姓渡口”仅一公里，所以大多走“老百姓渡口”。叫它“老百姓渡口”是因为我们虽不是正规部队也是部队系统。部队系统对以外的人或称“地方干部、职工”或称“老百姓”。

    我们每次出行从北岸到南岸，在“三连渡口”要向南岸喊船（渡口在南岸）。这儿江面较窄，喊起来比较容易。这种内地江河湖畔常见的小木船，由一人操控双桨，划行零活方便。

    “老百姓渡口”在北岸，我们出行时到渡口随时可方便过江。但在回家时就得在南岸喊船，有时方便，有时麻烦。

    因为渡口在北岸，来往过渡者并不频繁，无人过渡时船工便在岸边的小屋里休息喝茶或者吃饭。如果此时你来到渡口喊船就要麻烦些，可能喊几声船工便应声出来了，也可能喊得声嘶力竭船工们也不出小屋。

    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你喊船的声音够不够大？如果你很文雅，喊声不够洪亮悠远，声音就传不到将近一公里的对岸；二是有没有喊船的技巧？喊船时先要运足气，类似公鸡打鸣时的发音一样：“勾——欧——！”连喊三声为一个小节，喊声要象“川江号子”有力悠扬，直到船工走出小屋为止；三是时间够不够好？如果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恰好是峡谷地带刮大风的时候 ，而且风向不顺（经常是逆风），此时你喊船的技巧再好也无济于事，这种时候只能捡些木柴烧狼烟，就像古代长城上点狼烟传递信息。当然不是用狼粪，而是因地制宜用牛粪。牛粪也捡不到，就只能干柴上面加湿柴；四是你恰恰遇到船工们吃饭的时间。这样你再喊他们也没反应，必须要等他们茶足饭饱才行；五是傍晚、夜里或大雾天气，只能捡木柴烧大火，对岸看到火光就知道有人要过江。这和烧狼烟是异曲同工之妙。

    兄弟连的战友曾因缺乏喊船技巧，在岸边等上很长时间。我自己也因风向不对或恰恰遇到他们吃饭时间，在南岸等上一、两个小时。

    在老百姓渡口乘船还包括乘牛皮船（也有人叫牛皮筏子）。每到雨季汛期，江水猛涨灌满河槽，江水汹涌浩荡，波浪滚滚，江面显得宽阔浩淼。这时大木船是不能摆渡的，因为江上水急浪大，大木船从此岸到彼岸就会被激流打下去很远，拉船时非常费劲儿。

    此时渡江只能用牛皮船。在此我要对牛皮船作个介绍：西藏的河流水流湍急，因此藏族同胞便发明了“牛皮船”。牛皮船是用坚韧的木棍做骨干，外面蒙上数张牦牛皮缝制而成，船身小巧，载重量有限，但牛皮坚韧能耐浅滩礁石。牛皮船无法逆流而上，所以船顺流而下到了终点后，划船者即将船驮在肩上由岸边背到上游。

    在西藏的年楚河、尼洋河、狮泉河和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上，都有牛皮船划来驶去。

    牛皮船的构造简单，用木做船架、牛皮做船体。制作也比较简单，只要将耗牛皮套上搭好的架子，架子是用木棍或做的，牛皮一绷，梯形的牛皮船便做成了。牛皮船一般船身长3米多，高l米、宽2米左右，一只船至少要用两张牛皮缝制，每船可载8—10人。牛皮船适合于西藏河流的特点，它吃水浅，牛皮入水，一经浸泡便发软，有弹性，对水中暗礁等物耐撞击磨擦，即使在激流中碰到暗礁，也问题不大。另外，牛皮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轻便灵活(重量只有30～40公斤)，船工可随时搬来搬去，船随人行，遇水撑舟、上路背在肩上，十分方便。

    牛皮船之所以在西藏高原长期盛行不衰，除了轻便灵活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须花钱去买，所用木、牛皮、牦牛绳(或皮绳)都是自家所产，船也是自己制造的。

    过江喊牛皮船和喊木船是一样的，只不过大船换成了小船。但是乘牛皮船一定要老老实实，千万不要乱动，否则汛期江水湍急，牛皮船载满人后吃水较深，水面离船弦只有十几厘米，稍有大的晃动就会翻船。

    我在西藏40年，在米林、林芝、拉萨、昌都等地都乘过牛皮船。但是，唯独在雅鲁藏布江中乘牛皮船感到恐惧。因为乘牛皮船的时节必定在汛期，那小小的牛皮船在波涛翻滚的江面上象一片树叶，船身又轻，总感到时刻有翻沉的危险，所以心怀恐惧。

    据说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六连连部的两位拖拉机手乘牛皮船时，在船里装了不少沉重的链轨板，船到江心遇到浪头颠簸而翻沉，拖拉机手和船夫一起葬身江底。

    一般人在汛期的雅鲁藏布江中乘牛皮船都会老老实实，看到江水湍急，江水距船弦仅十几厘米，有时乘船者还要帮着船夫从船里不停地往外刮水（有些牛皮船有细小的孔洞会渗水，处理办法就是在渗漏处抹酥油），所以此时你连大气都不敢出，还敢不老实吗！

    在米林我还和两个骑马的人一起乘过牛皮船。当时，我看到两位骑马者要和我同乘一个牛皮船，便心声疑虑：“船这么小，别说两匹马就是一匹也盛不下，这江怎么渡呢？”。

    船工自有办法。只见他把牛皮船放在水中，先让人蹲坐在船里，让骑马者坐在船里牵引着马儿下水，马在江中只露出头来随船泅渡，就这样方便地过江了。从此我知道马儿也会游泳。

    6、偷船

    有一次，我们四个战友在米林县贸易公司买过东西，便在县委大院逛起来（那时不称县城、都叫县委，因为县城也就是一个大院。院里是“县革委”机关和宿舍；院外是贸易公司、邮电局、银行、书店和照相馆，这就是全县的商业中心，最繁华的地方）。

    逛到后院，看到堆积如山的寺庙大小铜像、铜座、供器等“破四旧”物品。今天看来其中不乏珍贵的文物，但在当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

    再逛下去就是江边，我们看到江边拴着一个小船（和三连渡口使用的船一样）。这个小船我们在隔岸支边排经常看到，做什么用我们不知道，因为县委下面的江段水流喘急，不易划行，更不适易做渡口。

    船上没有船桨，我们在船上坐了坐，玩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提议，“咱们把它划走吧，谁过江再把它划过来？”。那时候年轻，办事欠思量，头脑很容易发热。便一起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在院子里寻来两把铁锹和两块长木板，把小船划向江心。

    县委与我们支边排错开一点隔江相望，江面宽度也不过200米左右，我们想着划过去轻而易举，很快就能在我们排岸边或接近的地方靠岸。

    没想到船一划向江心主流便失控了，我们用铁锹和木板当船桨，其中一位在船后当舵手，大家你叫我喊：“向左！”、“向右！”；还一起喊着号子：“一、二，一、二…”在汹涌的江流中拼命向对岸划去。

    小船在急速的江水中象一片树叶，顺流而下，令我们心惊胆颤。我们虽经奋力划行，干得汗流浃背，小船还是在靠近“老百姓渡口”的地方靠了岸。这与我们想象中的靠岸点差了很多，这就意味着还船的时候要向上游拉很远，拉纤是很费劲的。

    我们上岸后把船牢牢系在江边的一块礁石上，商量好第二天谁过江我们帮着划过去归还县委。

    没料到，第二天我们到泊船的地方一看，船不见了！我们又向对岸县委泊船处望望，也不见小船踪影。这一下我们几个全都楞住了。等缓过神来，大家连忙跑到岸边高处顺江镣望，仍旧不见小船的影子。这下子大家都害怕了。船原来只想用用，并没有别的想法。如果漂走了，要赔的话我们可赔不起，弄不好得挨处分。

    最后，我自告奋勇，先骑马顺江寻找一下再说。于是，我便骑着马沿江岸找去。每走三、五公里或是江湾回水窝或是便于观察处（许多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和灌木丛，无法镣望）就下马仔细地搜寻一番。就这样，我骑马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一直沿江找到七队驻地嘎玛，也未见小船的踪影。到嘎玛时我已累得下不了马了，下马后腿很难迈步，吃过晚饭休息时感到浑身象散了架。

    第二天我休息一天，因船未找到心里很不踏实。但是，等我回到排里又过一天，却看到对岸县委泊船的地方停着那只小船。它是怎么回到原处的呢？问和我一块儿“偷” 船的战友，都说不知道。这事儿最终也是一个谜。

    7、捡蘑菇抓野兔打乌鸦

    每到雨季，帕里地的漫山遍野和森林里就长满了蘑菇。这里的蘑茹主要是松树菌，草木菌、青杠菌和扫把（帚）菌不是太多。

    松树菌烹制时粘液较多，炒熟后吃起来有些发粘。草木菌、青杠菌和扫把菌烹制时香气袭人，十分诱人。吃起来香脆爽口，非常下饭。

    捡蘑菇的最佳时间是在雨后的一两天，错过这个时间蘑菇很快就会老掉。松树菌虽然味道差点，但比较好捡。而且松

 第五章 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情

    1、“文革”风刮进米林

    1969年初，随着举国上下“文革浩劫”狂风恶浪的阵阵冲击，“造反之风”和“派性之风”终于刮进最后一块净土——米林边防地带。

    我们这批支边青年进藏时，也正是“文革”轰轰烈烈兴起之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为了穿上那套时髦的绿军装，才恰到好处地避开了“文革”的“造反”与“浩劫”之风。否则，年轻气盛、事事不通的我们这些“童子军”不知会怎样？

    在米林，两年多的屯垦戊边生活过去了，我们经过喜马拉雅的山风沐浴和雅鲁藏布江水的浸泡，已经锻练成为真正的军垦人。然而就在这时，势头凶猛的“文革”风潮还是涌进米林。

    本来中央军委通知，军队系统和边防地区不搞运动（不成立派牲组织、不进行大串连活动、更不准搞武斗）。但后来通知精神渐渐松动了，内地军队系统和西藏腹心地区的运动都开展的轰轰烈烈。派性组织虽然没有在米林军垦团成立，但派性思想和实际的派别却在逐渐形成。由此，持不同派别观点的同志开始吵吵闹闹，大部分支边青年形成“造反派”；大部份老兵则形成“保皇派”。我们大部分“童子军”和一部分老兵集中在团部开过一次批判会，我负责在台上领呼口号。后来我们在连队之间和战友之间进行了串连活动。其实是老乡、同学、情侣、战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并没有任何出格、越轨之举。不久，我们部分战友和生产部系统的拉萨皮革厂、农机所、八一农场以及林芝（八一）工程团的北京、郑州、新乡、洛阳的战友和老乡们进行了联络。其实也就是互相拜访，聊聊天、拉拉家长，切磋一下棋艺，借机逛逛而已。

    的确，在米林边防那个地广人稀、独家单位的地方，造谁的反呢？每个连队都相距几十公里，那是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方。

    不过从此团里的工作和生产也就不太正常了，后来逐步发展到瘫痪的地步。当然，当时举国上下都是如此，到处都在搞“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既使你坚决要求生产和工

    作，也没人给你安排。在举国上下都在搞的“文革” 大风暴之中，谁也跑不掉。真正的“世外桃园” 是没有的。

    2、刻个公章开路条

    整天无事可干，光是玩耍也有烦的时候，何况大山沟里也没有多少好玩的。闲暇无事容易想家，有些战友就悄悄跑回开封了。这也勾起了我回老家的欲望。

    反正也不用请假，我也打算和几位战友一道回去。那时候进出西藏搭车、住宿等全都需要证明，没有证明或《军人通行证》寸步难行（正常出差休假团部颁发给《军人通行证》）。这时我们排的王峰想出一个主意：刻个公章试试。“刻假公章是要犯法的！行吗？”知情的战友中有人说。“没关系，我们也就是盖个路条使使。方便走路，又不用它干坏事。”有的战友说。

    老听人把公章称之为“萝卜坨坨”，王峰刻公章刚开始就用萝卜。试了一下不行，因为萝卜水分大，纤维丝丝太粗，字刻不细，稍不留心就刻坏了。这才明白“萝卜坨坨”只是俗话而已。

    接着试验用肥皂。办法是先将半条肥皂刮平，然后垫上一层复写纸，再将公章图样反着覆盖在复写纸上，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404部队米林军垦团”的字样轻轻复写在肥皂上，然后慢慢地用削好的竹片刻制。经过两次试验终于刻出了“公章”，盖章时要先将印泥涂在“公章”上，再把信笺纸轻轻盖在上面拓印。盖出的“公章”总也不像真的公章那样好，图样不够圆，字迹也不清浙。但是如果不认真地看，也可以马马虎虎地对付过去。

    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们有些战友悄悄到拉萨、回开封就用这枚“公章”开的证明应付，也算是起到了“路条”的作用。当然，这是非常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正常时期谁也不会这么干。否则就是犯罪了。

    3、跑回开封

    我拿着“肥皂公章”盖的路条和另一位叫田春义的战友上了路。

    我们跑到九连搭车，因为九连全是我们的战友。如果在团部搭车怕首长们发现。

    搭车难，我们就仍然使用在公路上挖个小沟逼迫过路汽车减速的办法，然后从汽车后面扒上去。就这样终于走出了米林。

    然而，还是出师不利，在接近林芝县的地方司机发现我俩偷搭车，非要我们下车。我们说有急事回老家，搭不上车才扒车的。司机说要验看证明，我们就拿出了“肥皂公章”开的证明。司机说：“一看这个证明就感觉不大对，一是公章有点扁，二是字迹有点模糊，不能搭你们。”无奈，我们只好步行二十多公里才到林芝。

    我们一程接一程的搭车，从林芝到八一镇（现在的林芝行署），从八一镇到拉萨，再从拉萨到西宁。

    我们那时搭的都是军车，因为我们是部队系统的人。在拉萨我们遇到了解放军某部车队的好心首长，他验看了我们的证明，没说是假的，就安排我们两人分别乘坐两台车的驾驶室。那两位司机也很好，一路上和我们聊家常、讲笑话。我们也尽到了搭车者的责任，凡是停车整队的时候，我们就帮着提水、擦车。

    但是，在过了格尔木到了青海湖边的香日德兵站的时候，我却遭遇到了麻烦。在兵站登记住宿的时候，田春义顺利过了关，登记员在看了我的证明后说：“公章不圆嘛，肯定是假证哨明，不予登记！”无论我怎样求情，他就是不答应。

    刚好那是青藏高原上最冷的季节，青海湖边滴水成冰，夜晚温度降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不能住宿怎么过夜呢？！好心的司机发现我的难处，就让我用他的行李过夜（青藏高原上的军地司机跑长途都备有行李）。并帮我在车厢上铺上了毛毡、褥子、被子和皮大衣，我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青海湖边的冬夜实在是太冷了。虽然车厢上有蓬布，我下有铺的，上有盖的，仍感到冻得无法入睡，我感到盖着被子和皮大衣就像纸一样。我在被窝里缩成一团，勉强熬到早晨。这是我在那次私自跑回家的路上第二次当“团长”的遭遇。

    另一次是在距拉萨仅有不到一百公里的格桑兵站。那天晚上不是证明的问题。而是兵站的宿舍无暖气也没炉子，大通铺上只有一张毛毡、一条褥子，上盖两床四斤被子，冷得无法入睡。实在熬不下去，我们只好跑到烧水房的炉门取暖，放弃了睡觉。我感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

    在西宁乘上东去的列车，即将到达兰州的时候，乘务员查到我们俩没有车票，说下一站请你们下车。我没多说什么，只是说确实没钱买票。田春义却说自己是军人钱丢了坐车应当免票。乘务员觉得他态度不好，便在到达兰州的时候将他赶下列车。反过来说我态度不错，可以无票继续乘车。

    我总算磕磕碰碰地到了开封，回家后父母看到我回去非常高兴。但是得知我是私自跑回去的情况后，又非常生气。父亲说：“违犯纪律的事儿不要做，既然回来了，待上一段时间赶快返回西藏！”

    在开封待了三个月，我和偷着跑回去的七、八个男女战友一起乘火车返回西藏。我们因为没钱仍然逃票，大家就在列车上主动轮着帮乘务员打扫卫生，维持秩序，唱革命歌曲活跃列车气氛，很受乘务员欢迎。不晓得她是否知道我们没车票，反正她一路上没查过我们的票。

    在到达西宁的时候，我们正发愁下车后怎样出站的问题，却发现西宁大站的接待车就停在站台上，我们上了接待车非常方便地出了站。

    回到米林后，因为私自回家的问题，我和王满屯等几位战友受到了连首长的批评，并在连部接受了老兵们的批判。因为没有其他问题，很快就让我们回到支边排。4、休假苦旅

    在六、七十年代，西藏的干部职工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西藏西藏特殊情况，三年探家两年还账”。意思是西藏情况特殊，全国统计资料总是把西藏排除在外，或在后面注释或用括号说明“西藏除外”，这就是“特殊”。再就是西藏山高路远，工资也不高，三年探一次家，因花销太多，需要用两年时间还账。

    到一九六九年冬天，我们在米林已经待了三年，终于盼到了休假时间。战友们当年是一起来的，现在当然是一块儿回去。因为恰好是冬季，在农业方面冬天也称“冬闲”，本身也没活干，连首长很痛快就给大伙儿批了探亲假。于是，我们拿着团部颁发的《军人通行证》，揣着全国通用粮票，跨过雅鲁藏布江，在团部后勤人员的帮助下，搭上一辆军车，渡过鲁霞渡口，翻过林芝的色齐拉山，走过通麦塌方地段，来到札木大站（大站要管理十几个兵站）。我们生产部下辖的生产建设师的师部就设在札木（波密），他直接管辖我们米林团、易贡团、察隅团、林芝工程团和雪巴农场。

    那天在札木大站吃午饭时间，大概是因为饭菜不够或是饭菜不热等小问题，我们有些战友就和大站的战士们发生了冲突（不得不承认，那时我们战友中有人确实爱惹事生非，只要三五成群就会起哄闹事儿。）冲突挺激烈，双方都有人动手，有些战友砸烂了大站食堂的玻璃和一口大锅。

    那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俗话记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大站兵强马壮人头熟，我们则是两眼一抹黑的过路客，怎能斗得过人家呢？！于是 ，搭乘的汽车开走了，我们三十多人全部被兵站扣下来。

    他们很聪明，扣下我们又不管吃住，而是把我们移交给了生建师，要求师部首长对我们进行严惩，并且设了路卡，专门拦截我们，不许我们通过到成都。

    我们在札木师部倒也没受到处罚，师首长很同情我们，只是批评一下了事。但是，那一扣就是十天，耽误了我们的时间。后来我们看大站对我们松懈下来，才七八人成群的分批搭车离开了札木。

    我们搭乘的是一辆地方单位拉氧气瓶的卡车，那个司机在札木天不亮就出发，我们本以为他是为我们避免被兵站发现而起早，实际却是他在途中乘天不亮跑到路边菜地去偷菜。他早就准备好了几个大麻袋，让我们帮忙偷人家的大葱和大白菜。汽车开了几十公里，他又指挥我们把电信部门堆在公路边的电杆“扶助木”偷走大半车。我们搭人家的车，就欠人家的情，人家让你帮着偷东西，你能拒绝不干吗？我们当然清楚，自己虽然不是贼，也是贼的帮凶。

    在这次休假返回西藏时，唯一在团部当司机的战友？？？刚好要到酒泉大修厂接修好的汽车，所以我们二、三十个战友便一块儿坐火车到了酒泉，准备乘我们团自己的汽车回米林。谁知道车还没有修好，我们在酒泉一住就是尘半个月。

    酒泉当时是个很小的域城市，没啥好玩的。但我们却看到了农田的麦垅里摆满了石头，这是保墒用的。因为河西走廊缺水，当地农民才创造出这种独特的保墒方法。俗话形容此事：“一块石头四两油，没有石头吃个球！”

    当时在酒泉街上饭店吃饭，他们一定要按照粗细粮比例搭配。譬如，一份三两蛋炒饭，上面一定要摆放几块玉米面馍。你说我不要玉米面馍，米饭也不必增加。她们就说：“那不行，一定要给！你不想吃剩下来。”后来我们才明白，当地比较穷。你不要玉米面馍，不给的话好了公家；给你不吃剩下来，服务员可以作为剩饭自己收走，拿回去让家里人吃。

    我们住的旅馆院子中间种满了向日葵，当时恰好是籽粒饱满的季节，我们就常偷他们的向日葵，品尝后觉得清香爽口。后来旅馆女主任发现了，说：“你们是什么解放军哟，净偷人家的葵花吃！”旅馆一位男服务员也说：“前几天有个旅客偷葵花，不小心让黑狗咬住了小手！”这以后我们不好意思再偷了。

    后来汽车修好了，我们也差不多山穷水尽了，再住下去饭钱都没有了。

    新修出来的汽车带限速器走的很慢，我们一路上尽情欣赏了嘉裕关，玉门关和古长城，。我那次返藏带了一对鸽子，汽车在大漫坡上开着，我和另一位战友就从后边下车，去偷摘老百姓的高梁作鸽粮，还在路边方便方便。既使如此照样赶得上汽车。遗憾的是：我们和敦煌擦身而过，却没有去看看。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舍弃飞机而专乘汽车去敦煌一游。

    就这样，我们慢吞吞地回到了米林。

    5、大伙散了开小伙

    连队的工作和生产完全瘫痪了，整天无事可做。就连王满屯他们炊事班的人员也“罢工”不干了。他们说：“你们都不干活了，我们炊事员也不可能傻乎乎的起早贪晚地做饭给你们吃！”。

    于是我们排就“散伙”了，伙房没有了烟火，从此再也听不到开饭的钟声。王满屯玩笑式的指责说：“你们不是嫌“老三样”（土豆、萝卜、莲花白）不好吃吗？现在自己想吃啥就做啥，也就没有意见了！”

    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自由结合，从食堂管理员那儿领来粮油，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也有情侣两人的小伙房，一下子冒了出来。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工作没有可干的，饭不能不吃呀。

    一夜之间冒出那么多小伙房，锅从那儿搞呢？大家只有各自想办法，大部分去县贸易公司买来铝锅（西藏都叫“汉阳锅”。光边无把，是藏族同胞烧茶用的。那时还没有高压锅。），李树奎想了一个妙法：把几十号人吃饭的大铁锅，一点一点敲下来，最后基本上只剩下一个锅底儿，这样的“小锅”除了边上豁豁牙牙的用时要小心以免割破手外，其功能倒比“汉阳锅”好。因为铝锅炒菜、烙饼都不好用，这“锅底儿”倒是做啥都能派上用场。

    从此，支边排一到吃饭时间，便四方开伙、八方冒烟，大家各显身手，炒的炒、煎的煎、饭菜五花八门，呈现一派红红火火的小日子景象。

    小伙房之间都是开放的，大家对厨艺和烹调知识互相交流，做出的饭菜相互品尝，甚至敞开肚子吃个饱。

    一次我们那个小伙房炸油条，不知是面糊没打好、还是里边的盐粒、矾块没化开，放进面坯总是“劈劈啪啪”作响。开始响声不太大，我们也没在呼。

    “哎、开封‘又一新’的油条来了…”我拿着长筷子从油锅里往外取油条，突然“砰”的一声暴响，滚热的油溅我一脸，我顿时感到满脸热辣辣地刺痛难忍。

    当时大家谁也不懂怎样治疗烫伤，有的喊：“赶快去卫生室抹点紫药水！”。我忍着疼痛赶忙跑到卫生室抹了满脸紫药水。

    回厨房的路上，吴鹏云大姐看到我满脸抹得象包公一样，问道：“你又搞什么怪名堂，脸上抹个大花脸！”。

    我说：“刚才炸油条时、油锅暴出热油烫的！他们说抹点紫药水就能好。”

    她说：“这样可不行啊，一会儿脸上水泡起来，再不小心以后会留疤的！”

    我说：“那可怎么好？”。

    她说：“还是我来给你治治吧，我知道一个治疗烫伤的密方。”

    于是，吴大姐拿来两个生鸡蛋，打开取出蛋清，又从卫生室拿来小块纱布，放在蛋清里浸泡一下，让我躺在床上，一块一块地贴在我被烫伤的脸上。脸上敷上蛋清马上感觉疼痛减轻不少。

    吴大姐说：“你先躺着休息，等会儿纱布上的蛋清被烫伤部位吸收了，半干的时候我再来，给你换新的纱布敷上。不能等干了再换，干了就不好揭了，容易撕破皮肤的！这样要反复三遍才行。她还交待说，“不管烫伤部位多么疼、多么痒，都不能用手碰，不然就会感染留疤的！”。

    就这样吴大姐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为我换纱布疗伤，使我的烫伤好得很快，并且没有留一点伤疤。

    此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存感激，暗暗祝福吴大姐一生幸福。

    6、吃饭引起的冲突

    1970年的2月初，八连的几位支边青年用马车拉着麦子到五连的水磨房磨面（我们在米林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到水磨房加工）。中午吃饭时他们便到五连的食堂吃饭，按照团里规定：“本团兄弟单位之间临时就餐打条子即可，无需支付现金。” 但是，五连的同志却要求他们支付现金后再吃饭。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几角钱，他们五个人要付餐费也就一元两角钱，五连不会在乎这一元钱的。只所以要为难他们，就是因为彼此的“观点” 不同，有派性在头脑里作怪。

    这几位支边青年并不理会：“团里有规定，兄弟单位之间吃饭不掏钱，打个条、登个记就行了。” 边说边拿起食堂筐子里的馒头吃起来。

    五连食堂的炊事员说：“你们不经允许就强行拿馒头，简直就是强盗！”

    五连在食堂帮厨和打饭的几个家属骂道：“真是不要脸，吃别人的东西不给钱！”；“这几个人硬是死不要脸嘛，简直是吃屎长大的！”…

    这几位青年也不示弱，边吃边和他们对骂起来：“妈个x，团里有规定不执行，吃你们个馒头就骂人，简直不是人！”；“你们凭什么欺侮人，在你们的地盘上吃个馒头也诶骂，简直是满嘴喷粪嘛！”…

    他们之间的对骂越骂越激烈，言词越来越过激…有的家属抓起馒头朝青年们砸过去：“妈那个卖x、吃嘛！”。

    青年们也抓起馒头朝她们扔过去…

    此时，五连老兵和家属们闻声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围起他们的圈子越来越小，怒骂声越来越大。

    他们几个人被围起来之后，随着砸过去的馒头里慢慢地也有了石头，他们被砸得头破血流。接着情绪失控的老兵和家属，趁乱抓住他们几个扭打起来。

    几个青年毕竟寡不敌众，在几十个愤怒老兵和家属们的谩骂追打下，早已招架不住，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7、报复计划

    这几位挨了揍的青年，除两位赶着马车回了八连外，其余三位狼狈不堪地渡江到了支边排。他们见到每个老乡都眼泪汪汪地哭诉一遍在五连的遭遇，我们大家看到他们个个鼻青脸肿的样子，确实让人同情。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下子可真是名符其实了。

    常言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乡”。在这远离家乡万里迢迢的地方，老乡被人打了岂能坐视不理，再加上有些派性掺杂其中的原因，青年们早就对五连的人看不惯了。大家围聚在一起商量许久，决定招集全团各连在家的男青年（开封老乡），采取坚决的报复行动，教训一下五连的老兵们。

    大家商量的报复计划是：分别派人（那时不通电话）到七队、八连、九连、二连（老兵）和基建队向战友们告知情况，通知大家第二天到支边排集合，共同采取行动；派人到山上砍一批长1.5米、直径3、4公分的青杠木（此木坚硬）棒子作为武器，实施报复行动时人手一支。我参加了砍棒子准备武器的行动；再就是行动严格保密，避免让五连知道。

    第二天人马全部到齐，凡在家的男支边青年和二连的几位观点相同的老兵共约60人左右，一致自愿参加行动。

    8、报复行动

    1970年2月17日上午，我们参加报复行动的战友们渡过雅鲁藏布江。

    因为人数众多恐怕暴露目标，我们不敢上公路，而是沿着江边乱石滩和茂密的灌木丛摸索前行。

    五连在米林县城西边两三公里的地方，隔着一条南伊河，该连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南伊沟珞巴族自治乡（号称真正的香格里拉），再向南几公里就是印度。其实，站在我们排的大岛上，就能清清楚楚看见五连，只是隔着雅鲁藏布江罢了。

    我们溜着江边走过县委，经过我们上次“偷船”的地方，继续前行便来到南伊河边。因为是冬天枯水季节，河面只有五、六十公尺宽、水深到大腿根儿，大约七、八十公分左右。

    为达到奇袭效果，我们不能从公路桥上过河，只能咬着牙从刺骨的雪水中淌过去。我们脱下棉裤或绒裤抱在胸前，柱着手中的棒子，忍着冰冷刺骨的河水慢慢淌过河去。我淌过河对岸的时候，腿完全冰僵了，几乎失去知觉，停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当然，大家也都是这样。

    河边到五连营房约有200米左右，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大田。为避免暴露目标，先过河的扒在河边的田埂下等待着后续过河的。

    等全部人马过了河，大家按约定喊着冲啊一鼓作气冲向五连营房。

    五连的老兵们不会想到两天前的那场吃饭冲突竞会引来如此大的麻烦。他们开始听到我们的喊声全都跑到院子里看情况，一看来者不善纷纷拿起铁锹、木棍、铁棒和我们对打起来。我们毕竟人多心齐，准备充分，斗志旺盛。他们惊慌失措，仓促对阵，许多人被打败后逃走躲了起来。也有几个强硬者和我们拼命打斗，并向我们砸石头。最终在我们的追打下落荒而逃。

    我们在前次被打者的指认下，报复对象主要针对上次打人最凶的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和出手最狠的家伙。冲进食堂的战友见人就用棒子抡，上次打人者这会儿一样被打的头破血流。食堂管理员挨了两棒子后，迅速关上了房门并用东西死死抵住。我们就用石头砸他的房门和窗子，他也从窗子里向外扔石头，并打伤了我们一个人。我们有个战友爬到房子上边，揭开盖瓦向他丢石头，还用水桶从屋顶向下浇水。最终破门而入，将他拖出来痛打一顿。

    因上次冲突的起因是他们不让我们战友吃饭，我们也就以牙还牙，不想让他们吃饭，至少让他们吃饭不方便。于是，我们把他们食堂里的锅碗瓢勺一应家什全都砸烂。只有一口盛满水的大锅因水的阻力砸了几下没砸烂。

    不知是谁通风报信？我们友邻的某师部队一辆卡车和几位干部来到五连制止我们武斗。说有什么矛盾应该到团部解决。

    听他们的劝说，我们全部人马挤上了那辆卡车。临上车我还是砸烂了那口剩下的大锅。60人挤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确实是太拥挤了，我们站在最后边的不得不用手紧紧抓住车厢蓬杆，用脚蹬住后车厢板撑住身子，否则就会被挤下去。为了节省车厢空间，有两个人就站在驾驶室外两侧的踏板上。

    车子开动了，我们的报复行动结束了。

    9、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汽车从五连开出去上了公路，转过一个弯就到了南伊河桥头。

    不知为什么？汽车在桥头停了下来。车厢中有人说，“桥头执勤的要检查。”，有人接话说，“管他呢，想查就查呗。”究竞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最后边的既看不到又听不到。

    汽车停了一会儿继续前进。刚开上大桥三、四十米，枪声响了，守桥的值勤士兵端起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向我们“嘟嘟嘟…”、“啪啪啪…”射击起来！

    我在最后边，那当兵的端起的冲锋枪枪口都看得非常清楚。仿佛还看到了枪口里射出的子弹。

    后车厢板被击中的子弹打的木屑纷飞。有人说：“不要怕！他们打的是教练弹，吓唬咱们的！”，有人说：“教练弹都是橡皮子弹头，打着也不疼，甭怕它！”…

    我盯着桥上朝我们射击的枪口，说：“别瞎扯了，后车厢板上木屑乱飞，都是炸子！还有弹洞哩！”。

    说话间，车厢前面有人“哎哟！哎哟！哎哟！”地大声呻吟。

    有人喊道：“不好了，有人中弹啦！”。

    “车子开快点，桥头朝我们开枪啦！” 最前边有人拍着驾驶室顶板急

 第六章 到昌都去当山大王

    1、昌都林厂就在卡若遣遗址上边

    第二天，我们携带着行李渡过雅鲁藏布江，昌都林厂来接我们的两辆解放牌卡车已早早的在江边等我们。我们坐上“大宝殿”（卡车车厢），和兄弟连队的战友们在团部会合，一起组成赴昌都林厂的车队，告别米林军垦团，再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入口处的鲁霞渡口摆渡，经过林芝，翻过色齐拉山，经过通麦、波密（札木）、然乌湖、八宿和邦达草原，来到澜沧江畔的昌都林厂

    我们到达昌都的第三天就是1971年的元旦。

    作为上演“老兵新传”的我们，首先在昌都丁达的新厂部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工人训练班，工资作为“农转非”，每月增加10元。

    在新工人训练班我被大家选为“副排长”，每天配合厂领导组织同事们上操、学习、开展政治讨论等。

    春节后厂领导对我们新工人进行了分配，主要两个岗位：一是上山到伐木队当伐木工，二是在木材加工车间当工人，也有两人分配学开汽车。我被分在伐木队，被任命为一个班的班长。

    昌都林厂老厂区要从昌都水泥厂旁边的水磨沟上去。这水磨沟就是“卡若水”。卡若水就因大名鼎鼎的卡若遗址而得名。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卡若村，距县城约12公里处，地处东经97°2′、北纬31°1′，海拔高度3100米。澜沧江和卡若水在此交汇，并在两河交界处形成了几级台地。卡若遗址即位于澜沧江西岸第二、三级台地上，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西即卡若村。卡若遗址之名，来自卡若村。在藏语中，卡若意为“城堡”。传说元朝时，当地藏族群众修筑城堡抵抗蒙古大将军多尔达，后事败城毁，卡若村的名称却沿用至今。 卡若遗址开始发掘于1978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发现的第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卡若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那时，我已离开了昌都林厂。

    关于卡若村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卡若村的上边有一块大石头（一块绝壁），远看仿佛封闭了山口的状态，藏族百姓就把那块石头叫卡若。这块石头就在通往昌都林厂的路上，属石灰岩。当时昌都水泥厂就采那里的石头作原料。远看那块绝壁确有“疑无路”的感觉。过了此石后的“又一村”就是我们厂部了。

    水磨沟就叫卡若水，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是澜沧江万千支流中的一条。（澜沧江的下游是湄公河，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国际河流，全长4800公里，流经我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6个国家，两岸居住着90多个民族，是一条集探险、观光、休闲、科学考察等多种活动于一体的“黄金旅游线”。）常言道：“山有多高，水有多长。”沿着这条无名河走上七、八公里就是林厂老厂部和木材加工车问间。加工车间的动力就是水，把水引入水槽，造成人工落差，这水的动力推动水轮，水轮带动“带锯”就可以进行生产了。这其实和古老的水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加工木材产生的锯沫（木屑）顺水而下流入澜仓江，不知是否能够流到湄公河。所以，林厂加工车间是非常经济而又环保的——既省电又不污染。

    从车间沿水再上山七、八公里就是林厂的“山寨”——伐木队。

    在西藏基层工作的汉族同志总爱把“山上的单位、部门”戏称为“山寨”，在这些单位的工作的人被戏称为“山大王”，他们自己也自称“山大王”。就连汽车在山上抛锚，也戏称“当了一回山大王。”当然这是借用旧小说诸如《水浒传》中的山寨引伸而来的。这充分体现了西藏人在艰苦条件的幽默和乐观，是老西藏精神“特别能吃苦”的具体体现。“山大王”的“大”读（代）音，即医院大夫的“大”。读成大、小的大，就没味了。

    2、我们的山寨——伐木队

    我们的山寨（伐木队）坐落在横断山脉的原始森林中。

    伐木队没有围墙，这点儿不像“山寨”，因为除了本厂和“山大王”之间，没人会来。队址选在一条山沟之间的开口处，上面稍平，越向下沟越深，最后成了绝壁。到了雨季一下雨，小山沟就变成了小河，河水流到绝壁那儿就成了瀑布。仓库、宿舍、会议室、食堂、水房、自上而下沿小山沟分成面对面的两排，中间的距离也就三十米左右。

    伐木队食堂和水房用的水，是用木槽从山上引来的泉水，喝起来非常甘甜，你就是随便喝生水也不会生病。大水槽像水管三通一样分成两架小水槽，一边通食堂，一边通水房。

    水房则是由十个200公升的大油桶侧边开口横放在一道大火槽上的。我们是伐木队，用柴当然不成问题。所用烧柴全是从附近一座“火烧山”上采伐而来的（‘火烧山’：即着过火的山林，到处一片干枯，毫无生气。林中至多有些再生的小幼树，远看呈灰白色），全是干树。我们把伐倒的整棵大树砍去枯枝，用拖拉机拖到水房，再用撬杠送进火槽。五、六米长的火槽被干树抵满了外面还露出很长，烧掉一截再撬进去一截。火槽常年不熄火，据说自伐木队建立后的七、八年水房就没有熄过火。所以，开水、热水也是充分满足供应的，而且绝对不收水费。

    我们住的是全木结构的鱼鳞板木屋宿舍，睡的是木板床，大原木墩子当桌子，小原木墩子当凳子，屋子中间垒个大火塘子用来烧水取暖。我们装衣物的箱子还是从米林带来的，既是箱子又是桌子。甭看伐木队有的是树，要用一块木板可不容易。因为要用木板非得去车间索要。而车间的木板是有规格和数量的，是不能乱拿的。你要花钱买当然可以，否则只能捡废木板（加工坏的或边角尾料）。

    每个工人发给“三件宝”：板斧、龙锯和木杠子。这是伐木工必备的工具，大肚子龙锯用来伐树，板斧用来砍大树的枝桠，大杠子则用来抄撬翻滚裁成规格的原木。在领取工作服后，还另发身上穿戴的“三件宝”：绑腿、安全帽、布手套。把绑腿打起来就像八路军一样，以便于登山越岭，布手套可在推滚原木时防刺免扎，安全帽防备大树上随时掉下来的“吊死鬼”（枯枝烂丫）。有了这六件“宝”，我和分到伐木队的老乡们从此开始了“山大王”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每天打起绑腿，抡起大板斧，开起油锯（摩托锯），把一座座长满茂密原始森林的山头“剃成光头”。每个伐区自下而上采伐，伐光一座山再转移到另一座山上。要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破坏植被，制造水土流失的犯罪了。

    3、“山大王”的生活

    山大王”的生活苦中有乐，我们住在鱼鳞板木屋里，吃的是国家供应的双份粮，每人每月52斤，每天上山（野外作业）补贴0.40元，喝的是山泉水，闲时到山间采蘑菇、捡草莓、逮獐子…

    伐木工每天的日子是，起床洗漱后先打绑腿，打绑腿很有讲究，也有很多花样。绑腿要从脚脖子（髁骨之上）打到膝盖下，也就是整个小腿肚子。打时既不能紧也不能松，紧了走路很不舒服，松了行走会垮下来，总之要松紧适度，这一点并不容易把握。打的时候要自下而上一层叠一层，层层相叠外还可再折叠，叠出花来。老的伐木工打的绑腿一整天都不散，我们初学打绑腿时却一天散掉多次，很影响走路、爬山和工作。

    伐木工是野外作业，一天都在山上工地，中午并不归队，所以早饭后还要用饭盒再买一份饭菜带上，并且要背上一壶开水以备渴时饮用，因为有些工地上没有水源。如离水源不远则带上水桶、水壶、汽车内胎等取水工具随时取用。

    伐木队的工地以队址为点呈折扇形，但主要是顺着水磨沟那条无名河由近向远、由下到上展开的。我们这帮新工人加入时，队部距工地山脚下已有五、六公里。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先乘拉原木的汽车到工地山脚下，再下车慢慢徒步爬山到工地。

    很多时候没汽车，我们就慢慢走，工地“山高路远”的班组甚至要走两个小时，走到工地休息一下也就到了午饭时间。

    到了工地大家就动手随地捡些干柴烧一堆火（采伐工地砍下的枝桠都是干柴，关键的是要清理好火堆周围，避免引起森林大火），再到附近打些水来，冬季的话就边烧水边烤火，水烧开了就将饭盒加上水，在炭火上热饭。夏天，山上长满了野菜、蘑菇，我们就从家中带些清油、盐巴、花椒、辣椒之类的作料，随便在工地甚至在上山的路上顺便采些蘑菇、野菜，在路边的小河里或山泉里洗一洗，然后就烹调一下，全班饱餐一顿；有时干脆把捡来的蘑菇撒上盐放在炭火上烧烤，大家围起来一起品尝，令人十分惬意。

    中午休息时，大家各自找个合适的地方，天当房地当床，铺上雨衣或者干松针小睡一会儿，也是很美的事儿。有草莓的季节，躺在地上眯着眼睛，随意在草皮上摸索，摸到圆圆的软软的便是草莓，看也不看便放到嘴里，立刻就享受到清香酸甜的美味儿，这就是伐木工神仙般的日子。

    4、奋战在高高的横断山脉

    看地图即可知道：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自北向南走向的就是横断山脉。昌都地区是横断山脉的腹心地，澜沧江和怒江都从这里经过。这一带山高谷深，密布原始森林，昌都林厂伐木队的“山大王”们就奋战在那高高的横断山的密林中。

    伐木队每开辟一处新工地，都要先勘查山林的木材蓄积量，要自下而上、从左到右，纵横观察树的直径，再用板斧砍掉树皮、使劲敲打听声音，诊断大树的健康情况，如果空心就属病树，病树比例大的话就没有开采价值。同时也要观察地形，倘若地形复杂，山高谷深，悬崖峭壁，修建公路很艰险，开采价值也不大。一般迭择的工地要够全队采伐两三年的才行。

    开采新的伐区，先要修建简易公路和储料场。储料场要选工地下方较大的空地，可以堆积几千立方原木的地方，拖拉机和运料汽车要有回旋的地方；地形要在伐区两个山岭之间的夹皮沟处，以便可修建原木下山的滑槽。

    滑槽由上到下建在夹皮沟上，两边的边槽用直径50公分左右的原木挡住，槽底用20公分左右的原木铺就，中间宽约八、九十公分，可保证直径90公分的大原木溜滑下山。

    大树伐倒砍掉枝桠，再按3米、3.5米、4米、4.2米、4.5米规格截成一截一截的，4米长是基本规格。一棵大树倒地后，要先按4米量裁，其后“量体裁衣”，最短可截成2.5米。不足的就要丢弃。然后将裁成截的原木向滑糟口靠垅，以便溜滑下山到储料场。

    伐木工的采伐活动一般都是以班（12—16人）为单位。在采伐期间（指单一伐树，这样的工作所占的时间比例并不大，打树桠、截料、集料、放滑槽、堆料、装车等工作所用的工时更多些），每两人为一组，一人操作油锯伐树（磨托锯，以汽油为动力），另一人协助，清理大树周围的站位及逃跑道路，给锯口打楔子、给油锯加润滑油，倒树时喊警示号子等。在有些地势、位置不适合使用油锯时，两人就配合拉龙锯（手工锯，两头有把柄，需两人拉，也称‘大肚子’锯，长条形象龙而得名）。

    伐木工每人每天的采伐定额是1.5立方米，（长400厘米x直径54厘米就是一立方米木料），是指从伐树到装上汽车为止。我们的工作流程是，伐树时专门伐树，锯倒一棵再锯一棵，每一组两人每天可伐15—20棵左右。我们不论棵数，因为树的大小粗细不一，每棵树的地势位置也不同。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整座山上的森林就在我们手中倒下了。当然，按规定不许“剃光头”，应当每百平方留一棵母树，以便自然繁育。

    为了职工安全，按照操作规程，采伐工地的每个伐点（即两人一组一台锯），只准平行布点，不准上下重叠，每个伐点必须相距100米以上。

    5、伐木号子

    凡野外、露天作业的体力劳动，大多都有劳动号子。如：川江上的船工有“川江号子”，拉纤的纤夫有“纤夫号子”，造房子打地基有“夯歌”，藏族盖房平整屋顶有“打阿嘎歌”。伐木工也有“伐木号子。”伐木号子是历史最久的一种歌谣。中国古籍中有关于“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的记载（《淮南子道应训》）。古老形态的号子是伴随劳动所发生的有强烈节奏而缺乏旋律性的呼号。

    每棵树即将伐倒之前，不管伐点周围特别是下边是否有人，根据树的倒向，伐木工都要高喊三声警示性号子：“喂…下山倒啦！”（下山倒即树冠向下）。或“喂…上山倒啦！”；“喂…左横山倒啦！”；“喂…右横山倒啦！”。这是伐木工为了相互间提醒，也是为了警示冒然进入采伐点的外来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及时躲避。

    不管什么人进入采伐区，都要时时喊号子。不懂号子高声喊话也行。譬如：“欧喝喝…我来啦！”、“哎嗨约…伐木工注意啦！”、“哎嗨嗨…有人吗！”。不想喊叫，唱歌也行。要唱那些嘹亮的、悠扬的、激昂的歌曲。如：《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乌苏里船歌》、《我爱北京天安门》、《洗衣歌》等等。目的是让搞采伐、放滑槽、滚原木的伐木工知道有人来了，避免发生伤人的意外。

    工地上伐倒的大树横七竖八躺满山坡，伐木工首先就要对它们砍除枝桠。砍枝桠也很讲究，一定要砍掉削平，不能留毛茬。如有毛茬在翻滚或装车时容易扎手，甚至会在向山下推原木时，因毛茬挂住手套或袖口而出现“橄面条”的事故。即原木把人卷住翻滚碾压而死亡，这种事故时常在伐木工中发生。所以，砍枝桠一定要削成“牛眼节”，枝桠削平的节疤似“牛眼”。伐木工常讲“砍好枝桠就是二级工”。

    砍过枝桠后就将整棵树按规格锯成一截一截的。然后，就要把它们滚下山（但这样的山势极少）。滚不到储料场就要顺山势把它们积拢在滑槽边上，以便向山下溜滑。这时就要用撬杠一截一截的翻撬，那怕是一个树桩、一点小坡、一块石头挡住，要想撬翻过去都很费劲儿。这是伐木工最苦最累的活儿。

    干这最累的活儿就需要伐木号子。一般说来，劳动强度大，对号子的实用性要求较高，而劳动强度小，对号子的表现性要求较高。因此，在唱词内容上，劳动强度较大而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中，号子的唱词简短有力，通常由一些感叹性的词语和指挥号令所组成。

    譬如要将一截一立方米的原木翻过一个小土包，五、六个人就要把撬杠插在原木下，一点一点向上翻，或竖着向上游。这时为协调大家的动作并鼓舞士气，就必须喊号子。绝对不能闷声闷气地干，不作声地干叫做“哑巴活儿”，这是最忌讳的。“哑巴活儿”饶既累又易出事故。在动作比较单一而负荷较轻的持续劳动中，伐木号子的唱词就比较丰富多样，领唱者经常唱出较长的描述性的词句。这种词句往往通过描述劳动过程和环境来表达对劳动生活的深厚感受

    如果没有领唱号子的，也要有一人领喊：“一、二、三！”或藏语：“几、尼、松！”大家要应合。

    一般领唱号子的都会几句，譬如：“这截原木重呀！”；

    大家应合“实在重哟！”；

    又唱：“咱们把它搬呀！”；

    应合：“把它搬呀！”；

    领唱：“搬过这土包呀！”；

    应合：“哟嗨喝！”；

    领唱：“翻过去有功劳呀！”；

    应合：“有功劳呀！”；

    领唱：“有功就要奖呀！”；

    应合：“奖什么呀！”；

    领唱：“奖个罗马表呀！”；

    应合：“奖的真不错呀！”

    领唱：“不错就用劲啊！”

    应合：“嗨哟嗨呀！！…”

    当然，伐木号子不止这一段，大部分都是应时应景随口唱，也有搞笑的、低级趣味的、甚至黄色下流的。工地上没有外人，也没有女人，唱一唱起到协调鼓劲儿的作用也就可以了。

    伐木号子各种内容的描述性词句是即兴唱出的，但始终配合着劳动的节奏，在服务于劳动的同时，也表现出我们伐木工的精神面貌。

    6、拆垛险情

    作为伐木工，谁都知道积料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大家唱着伐木号子，抡着杠子，常常为了翻橇一截原木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千辛万苦把一截截原木积到滑槽旁边。

    然而，既然命运让你摊上了这份工作，只能“大干苦干加巧干！”，躲是躲不掉的。当时，我作为一班之长，为减轻大家的劳动负荷，不被大干“五十天”、“一百天”之类的疲劳作战所压垮，曾动用自己那一点点权力“巧干”一回，让班里的工人单个轮流休息一天，我照旧给休息者打考勤。但是，却有人就此事向上边打小报告，弄得昌都101指挥部（俗称西藏小三线）的首长在全厂大会上不指名的批评我“组织罢工”。

    一次我们在拆垛的时候（“拆垛”就是把因树桩、大石头等交叉阻挡在半山坡上、堆积成山的原木大垛拆开滚到滑槽口边。拆垛十分危险，不知那根原木是关键，仿佛处处暗藏机关），大部分人员都在垛上，寻找机关，这儿捣捣、那里撬撬，随时准备逃跑。酷似小孩子放鞭炮一样，既想点又害怕，点一下着不着马上就跑。

    忽然，不知大垛上那个“机关”被橇杠触动了，一瞬间大垛颤动一下，我们马上惊恐地向大垛两边逃窜，不料却只是一截原木象脱僵的马儿一样向山下连蹦带跳地奔去…

    然而，此时更大的意外出现了。我们班的老大哥许友志出现在原木的下方。我们大家发现这一险情，全都异口同声地惊叫：“许友志快跑！往边上跑！往边上跑！快、快！…”

    许友志仿佛没有听见，也顾不上回头看，也可能是慌不择路，只是一个劲儿朝山下枉奔，而不是两边跑。此时那根原木紧随其后朝他翻滚而去。

    我惊恐无助地看着原木正正地奔向许友志，这一幕完全就象那次桥头上射击的枪口正对着我。我的呼吸好像因为紧张而停止了，心跳加速仿佛要迸出胸腔，想着“完了、完了、老许没命了！大事故肯定酿成了！”。我恐惧地闭上眼睛…

    但是，奇迹出现了！那根蹦跳翻滚的原木突然被“哥俩好”树桩（两棵相邻的大树桩）挡住了，这真叫“扭转乾坤”呀！我心想，“老天真是有眼啊！不可避免的事故避免了，许友志真是命大啊！”。

    而许友志仍然头也不回，只顾没命地朝山下飞奔。翻滚的原木已停下许久了，他还在一个劲儿地跑着…一直跑到对面山坡，才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苍白，大口大口地喘气，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许友志和他的家人如今就在开封幸福地生活着。

    7、遭遇“吊死鬼”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一棵棵大树（西藏多油松、马尾松、冷杉）的树枝上挂着许多枯枝烂丫，对这些枯枝烂丫我们伐木工俗称“吊死鬼”。

    它们随时都会落下来，特别是遇到大风的时候，只听林间劈里啪啦到处在响，那就是“吊死鬼”落下来了。这时一定要躲个安全的地方，避免被“吊死鬼”扎着、砸着。当然，戴好安全帽是个预防的办法。可是 ，你想想那“吊死鬼”从几十米的高空落下来，劲有多大？！况且有些“吊死鬼”尖尖的酷似利剑，万一刚好刺到你的头上，安全帽也无济于事。据说，早年更张林厂就有伐木工未戴安全帽而被“吊死鬼”扎穿头顶，因为扎得太深不治而亡。

    一次我和一位老工人搭档伐树，我给他打下手。一棵大树被伐倒，砸在下方不远的另一棵大树上，被砸的大树直径有五、六十公分粗，竟然被压得弯如一张大弓。

    我正在欣赏这难得的场景，伐倒的大树“哗啦”一声从被砸的大树身上刷掉半边树冠轰然倒地，被砸的大树象开弓一样弹出无数“吊死鬼”…我恰恰没戴安全帽，瞬时间天旋地转被“吊死鬼”打中额头而昏倒在地。

    搭档看我突然倒地，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对我施行急救（伐木队每个班都有急救箱），对额头血流如注的伤口用绷带进行了包扎，并且掐我的人中穴，等我清醒过来，扶着我离开工地，搭运料车到厂部治疗。其实，那个“吊死鬼”仅有食指大小，却如飞标般厉害。后来，我又到昌都地区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轻度脑震荡，为此病休了20天。至今我的额头上仍然有一处隐约可见的小伤疤，那就是“吊死鬼”所为。

    8、我亲眼所见的大事故

    1973年夏季的一段时间，我们伐木队在一处新工地集中进行采伐活动。四、五个班十几台油锯摆在一公里多宽的伐木场上，只听此起彼伏的摩托（油锯）轰鸣声和“轰隆、轰隆”的大树倒地声响彻林间，真是一派轰轰烈烈、战天斗地的景象。

    我写过一首名为《大干》的诗描述这种火热的景象：“干！干！干！恰似春雷震九天，雷声化作倾盆雨，就是我们身上汗！…”这首共有四段的诗，后来曾在《西藏日投报》副刊发表。

    吃午饭的时间，各班点起篝火烧水热饭，休息抽烟。精力旺盛的藏族民工班的年轻人唱起快乐悠扬的民歌。他们唱的大多是“康谐”，流行于昌都地区的民歌，或“巴谐”也就是巴塘弦子。但唱得最多的则是“勒谐”：劳动的歌，类似于汉族的劳动号子，

    但是更加音乐化。

    吃过饭，大家仍在休息。在我们班右侧民工班的一台油锯却在上面早早鸣响起来。我很奇怪这对搭档怎么不休息。只听“轰隆”一声大树倒地，那棵“左横山倒”的大树像巨龙一般，在横七竖八已经倒地的树身上腾飞跳跃，没从正下方倒地下山，却邪插几十米，扑到正在休息的民工班篝火人堆里，刹那间灰飞烟灭、惨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极为疹人 …

    那时工地上没有电话，我一边派人到山下厂部报告情况，让领导安排救护车；一边和工友及附近班的工人赶去营救，只见许多人都倒在血泊中。经大家急救清点，有两人当场死亡，四人重伤，五人轻伤，有两人及时躲到倒地大树底下的空隙里才幸免遇难。这是昌都林厂多年少见的一次大事故。

    分析原因：一是那两个工人提前操作伐树；二是在邪下方有人的情况下作业，属重叠作业；三是未提前发出倒树警示号子；四是大树横山倒，在已倒地大树上弹跳飞跃失去了原有的方向。总之，这是由诸多因素酿成的事故。

    伐木队规定：凡出现大事故，全队上山人员要休息三到五天，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因为遇死亡事故对大家刺激很大，个个心惊肉跳，极易出现连续事故。

    9、大窝蘑菇、大个麝香和大醉酒

    作为“山大王”的伐木工，若到星期天或在平时到昌都逛商场、书店，到邮局、银行办事儿，或到地区医院看病，总不免要到厂部老乡家（分在加工车间的开封老乡）歇脚吃饭。无论你什么时候去，也不管你到谁家，他们总员是热情招待，从不嫌麻烦。这就是老乡的情谊。

    然而，你常去叨扰人家，时间长了心里也过意不去，总(zong)要(yào)想(xiǎng)办(bàn)法(fǎ)带(dài)些(xiē)礼(li)物(wu)去(qu)感谢人家。到商场去买些东西表示谢意，人家总觉得你外气，好似吃

 第七章 到洛隆去搞社教

    1、 奔赴洛隆

    1973九月，我和林厂的开封老乡徐坦、薛根柱等人，被选拔为昌都地区赴洛隆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团员。在此之前我们厂的职工中已有两批十几个同志参加到地区社教团赴其它县工作。

    于是，我们厂的几个同志就作为地区工业局工作队的成员，带着日常用品和下乡人人必备的马背套（矾布做的可搁在马被上的行李包），坐上卡车奔赴洛隆县。

    在卡车的大货厢上，我们来自全局各单位、各部门、藏族汉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几人，有说有笑，互相介绍很快便熟悉起来。三、四个所谓老同志也就四十多岁，我们四、五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岁出头，除徐坦外都还没有结婚，其余大部份是中年人。队里只有三位女同志，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大姐是局财务室的会计，两位姑娘一位姓徐，是局里的打字员；一位姓许，是建筑公司办公室的职员。小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她说一口浓重的胶东土话，在车上大家一个劲儿学她的话逗她。

    洛隆地处昌都地区西南部。面积81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5万亩，草场面积900万亩，林地面积127万亩。总人口3.6万，下辖12个乡镇。

    洛隆藏语意为“南谷”或“南川”。包括原洛隆、硕督两宗辖地。1959年 1月洛隆宗和项督宗合并成立洛隆县，隶属昌都地区管辖，县址由康沙迁至孜托。

    洛隆地处怒江中游流域，全境为高原山地。山高谷深，河网密布。地形复杂多样，南高北低，呈扇形向东南倾斜，山峰、河流与森林、草原相间并存。平均海拔3200米，相对高差2500米。主要山脉有念青唐古拉山，东西走向，境内长达100多公里。各山峰长年积雪，银装素裹，连绵起伏。沿怒江一带，山高坡陡，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段，其余地区岭谷相间，相对平缓。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具有气温偏低，日照时间长，降水分布不均，日温差较大，年温差较小，旱季雨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等特点。怒江河谷一带气温较高，降水也较多，有显著的小气候特点。

    野生动植物资源主要有獐子、野牛、熊、鹿、豹、旱獭、水獭、雪鸡、冬虫夏草、贝母、雪莲花、大黄等。木材总蓄积量为1840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是松树、杉树和杨树等。

    洛隆是半农半牧县，其中牧业偏重。农作物主要有青裸、冬小麦、春小麦、豆类、油菜等。主要饲养耗牛、黄牛、山羊、绵羊、马、猪等。

    2、我当上区队副秘书长

    我们的汽车沿着澜沧江行驶一段，然后上山拐进帮达草原（当时正在修建帮达机场），接着跨过怒江，当天傍晚就到了洛隆县。

    第二天，我们在县招待所（光板通铺，睡我们自己的行李）休息。县城也就是一个藏式房的大院子，没什么好逛的 。徐坦用两个布袋装着围棋，我们就在一块下棋玩儿。

    第三天，地区各局、委、办系统组成的社教工作队（洛隆有多少乡就有多少工作队）陆续到齐，地区社教工作团立即召开了动员大会。地委书记、社教工作团团长在会上讲解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意义 ，要求大家克服困难，依靠广大藏族群众，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接着社教团副团长宣布：将全部工作队划分为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辖五至六个乡队，我所在的工业局队负责甲瓦（加瓦）乡。会上还宣布了各区队正副队长和正副秘书长、各乡队正副队长和秘书名单。

    在宣布的区队正副秘书长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社教团来自整个昌都地区，大多是地区各局、委、办的干部，其中能人自然也不少。而我仅仅是一个工人，怎么能担当起区队副秘书长的责任呢？

    不是我谦虚，我认为我确实干不了。估计是因为我经常给报社、电台写稿，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在林厂乃至局里有一点小名气 ，局工作队才向社教团推荐的。但是我缺少审阅、撰写材料和草拟文件、写简报的经验，恐怕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再说我离开了熟悉的老乡和朋友，突然去一个新的环境，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才行。

    我连忙找到局工作队长 ，申明我不愿去的理由，请求辞去区队副秘书长的职务，仍回局工作队工作。队长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也是局队的光荣，而且工作团已经在大会上宣布了 ，不能更改。希望你服从组织决定，好好工作！”

    没办法，我只好勉强服从了。

    3、孤家寡人在硕督

    我所在的区队设在硕督，这里离县城约四、五十公里。硕督原本是一个宗（县）的辖地。唐代时为吐蕃属地。元代隶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代后期属昌都寺。后因功德林活佛去内地朝见皇帝有功，西藏地方政府将硕督宗的管辖权转授予功德林，宗本由功德林直接委派。1959年11月洛隆宗和硕督宗合并成立洛隆县。我们区队负责中亦、俄西、西湖、也依（娘娘） 、甲瓦等乡的社教工作。

    区工作队驻地硕督，这个当年的 宗（县）城不过是一个大院子，区里的秘书是个汉族小伙子，但他休假去了，其他人都是藏族老乡了。区队领导给我的任务是等各乡队报来的材料，有了材料之后加以分析整理，然后写简报，向社教团报送 。

    各工作队刚开始工作，那有材料可报呢？区队领导分别到各工作队检查督促工作，我一个人留在区队唱“空城记 ”。

    我独自一个汉族住在那座“城”里 ，区里给我专派一个藏族炊事员做饭 ，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什么？互相说话都不懂，没法交流，只好连说带比划 。刚开始一段时间，我这个爱说爱动的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苦恼不苦恼？有一天我闷得简直要发疯了，只好骑马在外边一块空地上跑来跑去。外边有一条小河 ，河里鱼很多，只可惜我这个人不喜欢钓鱼。

    极其无聊之下 ，我只好向藏族炊事员和其他藏族老乡学说藏语，从一、二、三 ，你、我、他 ，吃饭、喝水、撒尿，眼、耳、鼻、手等最基本的语言学起，慢慢地 我竟能和藏族老乡简单对话了。看来很多事儿都是逼出来的，到这次社教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是“半个翻译”了。

    4、社教工作

    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其实就是“土改”和“牧改”，好似小说《暴风骤雨》中描述的那样，与此同时开展撤乡办社工作。具体来说，就是以乡为单位，首先摸清全乡的基本情况，如人数，男女、婚姻和家庭情况、土地、牧场与牲畜数量、1959年与“文革期间”两次发生叛乱时“参叛与否”等等情况，然后根椐每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划阶段、定成分。随后建立基层七大组织：党支部、团支部、人民公社、治保会、民兵、贫协和妇联组织等。

    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基本没有现成的资料，询问原来的乡、村干部，同一个问题，他们一个人说一个样，几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不知该相信谁的。因为牵涉到划定成份的问题，所涉及的历史（从时间1959年民主改革前三年至1972年）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所以，每一项问题和数字，都要工作队员亲自逐人逐户调查摸底、核实造册。

    但是，开展调查也十分困难。因为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村与村、户与户之间往来只有羊肠小道，人口居住非常分散，每走访调查一户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代价。

    拿我们局工作队负责的甲瓦乡为例，这是个半农半牧乡，全乡都不通公路，从乡里骑马到县城要三天时间，骑马到硕督区上也要两天时间。

    全乡四、五百户、两千多人，居住的范围却很大。有的人家居住在高山牧场，有的居住在半山坡上，有的居住在怒江江边。有的人家彼此隔沟（山谷）相望，大声喊话可以听得见，要见面却要花费大半天时间。

    全乡要召集一次全乡群众大会，需要提前一周时间通知才行。因为最远的通知送达要三天，群众赶到乡上也要三天。一来一回就得一周时间。

    这里的藏族群众除极少数去过县城外，大部分连区里也没去过，从生到死一辈子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天，一位表现积极的基本群众（政府信得过、可以依靠的群众）问我，“你们老家那儿有大山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们那儿是大平原，方圆几百里连一个小山也没有。”；

    他又问道，“你们那儿风一定很大吧？”

    我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那儿风不大！”；

    他说，“我们这儿有山，山把大风都挡住了。你们那儿没山，风肯定大了嘛！”。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解释起来很复杂。

    直到庆祝甲瓦乡人民公社成立时，局工作队才设法用几匹马驮着发电机、电影机和拷贝到甲瓦，那里的群众才开天劈地第一次看到电影。当放映前群众看到电影机上的电灯泡发出明亮光，都非常惊呀地欢叫起来。电影放映时，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活动的人物和场景，个个瞪大眼睛不停地“啧啧”称奇，不断地欢叫。电影放完了，他们还不走，一个劲地呼叫“再放一遍”，就这样一连放映三遍，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放映场地。

    当时，这个乡只有一个“坏分子”（是个蹲过监狱的小偷）多少知道一点遥远的外面的世界。他是个已经不会说汉话的汉族，能听懂几句简单的汉活，当时年龄有六十多岁。他是在1920年左右随四川军阀部队进康区时遣散在当地的。他流落在当地后，先后娶了几个藏族老婆，生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孩子，他又好吃懒做，生活十分困难。实在过不下去时，他就去偷别人的东西，因屡教不改，被判刑两年，出狱后被群众定为“坏分子”。

    工作队去时，他因生活困难多次要求给予救济，说不给救济的话请工作队把他送到监狱。他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坐监狱的那两年。在那里虽说没自由，但是不用干活，有吃有喝，不但吃得饱，还可以吃到大米、馒头、肉菜，还给香烟抽，并且定时检查身体，有点小病，医生马上给治，也不用发愁养孩子…”。我们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5、随领导周游各乡

    我在区工作队写了几期简报之后，觉得在硕督当“王”做“寡人”实在孤单难受，便向区队领导要求到各乡工作队搞调查。

    这时社教团副团长、地革委副主任杨有才，恰好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区乡工作队检查督导工作（他分管我们区队的工作）。我便向区队领导要求随杨主任一起到各乡队搞调查，这样更加有利于写简报，也减少了各乡队向区队送材料的环节，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便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骑着马随领导游走在各乡工作队之间，这样大家热热闹闹，有说有笑，感到愉快多了。

    我跟着杨主任一行，骑着马翻山越岭到各乡工作队。每到一地，当地乡长、村长一类的官儿都给我们赠送酥油团，给杨主任送个大团子（约三斤），给我们送个小团子（约一斤半），很有意思。

    我除了陪同领导听汇报、作记录、看材料、写简报以外，还主动帮助工作队做饭。有时我们一行在路上错过了吃饭时间，到了某个工作队人家要做饭招待，我就抢着自己去做。这样一来不麻烦别人，二来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我十来岁时就学会了做简单的家常饭，如擀面条、烙油饼、蛋炒饭、包饺子、煎鱼炖肉等等。所以，每到一个工作队我都根据他们现有的主副食材料主动去做饭或帮厨。我也摸清了杨主任爱吃葱花千层饼、牛肉面、蛋炒饭之类，总是在较差的条件下注意按他的胃口烹调伙食。当我看到杨主任吃饭时吃得很香的样子，自己也很高兴。他也夸我烹调的手艺好，工作主动积极。

    后来，他发现我们每到一个工作队住上几天，把人家的好东西吃光了就走，觉得这是个问题，就不让我再去做饭了。他说：“这里是偏僻的乡下，主副食供应都很差，连作料都是从昌都带来的，大家的伙食都不好。我们去几天，人家讲客气。但是，你来几天就把人家的好东西都吃光了，这怎么行呢！”

    后来，只有在途中借宿在藏族群众家，杨主任才让我去做饭，因为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一次，我们骑马走了一天，傍晚借宿在老百姓家。刚安顿好马匹和行李，我看到没什么好吃的，就向杨主任和他的随行人员吹牛说：“你们把水烧上，我马上打点野味回来！”。他的秘书说：“你小张吹牛吧，现在天都快黑了，打什么野味呀？！”。

    我说：“等着瞧吧！”，说着便提着杨主任警卫员的半自动步枪（我配的是驳克枪）出了门。

    没想到那天老天真是助我！

    刚一出门，就发现外面坝子上五十米开外有一只野兔在蹦蹦跳跳。我急忙追了过去，刚趴下，它就跑了。我再追过去三、四十米，趴下来举枪瞄准，“啪”的一声枪响，那只兔子应声倒地。我立即跑过去捡了回来。

    我提着兔子转身回屋，总共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我牛气很足地对杨主任的秘书和警卫员说：“怎么样，一枪穿透两只眼睛，就用几分钟时间，就把野味拿回来了！水还没开把？”。他们不得不服气，说：“还行！”。杨主任也夸我说：“小伙子真有点硬功夫呀！”。

    秘书和警卫员其实心里并不服气，秘书对警卫员说：“看来这坝子上兔子不少，咱俩也去打打看。” 于是，他俩各拿一枝枪出了门。过了一会儿，只听坝子上下“啪、啪、啪” 枪声响得很急，我估计打到不少猎物。

    大约半个小时，他俩空手回来了。秘书不好意思地说：“这里的兔子太狡猾，可能打得人多，被打滑了！”。我逗他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呀！”。

    6、吃活牛血与被埋雪中

    一次，我跟局工作队的几个同志到甲瓦乡的高山牧场去核查群众的牲畜数目，这是给每户定成份和入社所必须进行的重要环节。

    那天我们一行五、六个人骑马走了整整一天，中午时在一户牧民家吃了一种奶铬，黄黄的、软软的，放点儿白糖，吃起来香酥可口，回味悠长。这种奶酪留在我的记忆里，以后我再到其他地方和拉萨的市场寻找，再没见过这种奶酪。我问藏族同志，他们说牛奶不提取酥油即可做成，因成本高做的很少。

    吃饭时我看牧民家六、七岁的小姑娘很可爱，便在地上画了一个牦牛让她认。那小姑娘天真地笑笑，拿着小孩抓糌粑的皮口袋，两只小手在里边抓着，一会拿出一个糌粑捏成的牦牛给我看。我看了不禁吃惊起来：这么小的孩子，看也不看，就能捏出这么逼真的牦牛！“这就是天才呀，如果送她去学习绘画、雕塑，会成为大家的。！”我心里这样想。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那个牧场，真正是马乏人累、又饥又渴。我们工作队的翻译和牧民群众交待几句，然后对我们说，“老乡，们说给咱们做一顿你们既没见过也没吃过的好饭！”。

    只见两个牧民拿一个盆子和一把盐巴，来到一排刚刚回场拴好的牦牛前，一个牧民手掌里放着盐沫让牦牛去舔，另一个牧民拿把小刀子在一头牦牛的颈部割开一个小口子，只见冒着热气的鲜血一股股地喷到他接着的盆子里。他接一些牛血之后，就把那头牦牛颈部的伤口用手捏住，等血稍稍凝住再捻住伤口旁的牛毛，就完成了一头牛的取血过程。然后他再如法炮制，一连取了三、四头牦牛的血，才结束这项颇为残酷的取血工作。

    接着，大家一起回到帐篷里，他们在牛粪炉上放上汉阳锅，锅里先放一层糌粑，再放一层牛血，然后再放一层酥油，如此这般放了五、六层，用小火焙一会儿，便一一盛在碗里让我们食用。

    看到这用血腥的方法烹制的血腥食物，我虽然很饿却没有一点儿食欲，向他们表示说不想吃。“这可是好东西呀！” 翻译对我说，“除非在牧场，在其它地方你是吃不上这样的东西的！这在旧社会是只有领主才能吃到的高级食品。你看到了要用活牛血，牛多亏身体呀！放几头牛的血才弄出这么点食品，专门招待你们这些贵客的！你还不吃，过了这个村再没个店哟！再说了，这里现在除了这个再没别的可吃的东西了”。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端了一小碗躲在黑影里试探着吃了下去。没尝出有什么好滋味，反觉得腥拉巴几的，只是勉强填饱饥肠漉漉的肚子。我只所以躲在黑影里吃，是因为不想看到碗里血淋淋、粘糊糊的东西。眼看着我是无法下咽的。

    这天晚上，我们选了个避风的山崖下，自己搭帐篷住在了牧场上。

    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迟迟不见天亮，等大家都醒了又待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夜里下大雪，我们矮小的帐篷被踅过来的大雪整个儿埋住了，只露出一点点儿没被埋严实。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清除积雪，走出帐篷。

    这场雪可真是有点怪，因为那是在七月份，是西藏气温最高的夏季。然而，高原上的气候就是这个样，瞬息万变。特别是藏东洛隆这样的地方“小气候”经常发生，高山牧场上最热的季节下大雪并不奇怪。等我们用两天时间清点完牧场上各家各户牛羊马骡的数量，下山的时候，仍然是雪莲盛开，油菜飘香，青稞扬花，桃子挂满枝头的美好季节。

    7、打野鸡

    甲瓦乡在洛隆县是交通最闭寒的一个乡，它处在怒江中游，乡里的道路只有羊肠小道，从县里到乡上骑马要走三天。正因为这样，直到我们工作队去的时候，它那里的森林、野生动植物和江中的鱼儿，都处在原始状态。

    那个时候并不禁猎，而且我们工作队员全都配有枪支，这就为我们打猎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都不是打猎爱好者，而且一来工作较忙，二来虽有枪支但子弹却配备不足，所以打猎活动只是偶然为之。

    局里有两位老同志，常到森林里打野鸡（最多的是红头黑尾的“白马鸡”）。他打的马鸡吃不完，还熏干了带回昌都。

    一次，我在从区队到甲瓦乡的路上，发现一片密林落了一群白马鸡。我立即把坐骑拴在路边，端起铁把冲锋枪（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用的那种“苏式花管冲锋枪”）穿进林中。只见一棵大松树上落了十几只大马鸡，我端枪瞄淮，单发射去，“啪、啪、啪…”一连打下六只鸡。因那里的野鸡没听过枪声，打下一只，其余的仍旧傻乎乎地伸头扇翅膀，不知道飞走，所以我有很丰厚的收获。这种白马鸡一只足有七、八斤重，拿到工作队大家又炒又炖舒舒服服享用了好几顿 。

    我发现乡政府通往两个村子叉道旁的岩壁上，经常有数百只野鸽子在低空盘旋，它们飞来飞去非常密集。我在一次路过时禁不住心血来潮，便端起冲锋枪朝野鸽群扫射起来，“哒哒哒…”，“哒哒哒…”打了半梭子子弹。结果，仅仅打下一只鸽子，实在是赔本的买卖。那时候子弹非常珍贵，我的子弹多一点，是向杨主任的警卫员讨要的。我认识到：飞翔中的鸟儿不好打，以后再不尝试了！

    8、猎马鹿

    一次，我跟工作队的翻译洛桑和甲瓦乡的几个村民骑马去猎马鹿（又称白唇鹿，是我国独有的鹿种，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绝对禁猎）。打马鹿要到高山草甸、灌木地带。我们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整整跑了一天，恰似那次我在米林骑马从支边排到七队找船一样，晚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僵直、腰部疼痛，连下马都很困难，晚上休息一夜才恢复过来。

    第二天，我们在向导的引领下，在高山茂密的灌木丛（主要是高山杜鹃）中寻找着马鹿的踪迹。

    突然，我们从山坡上远远看到谷底茂密的杜鹃林里隐隐约约出现一群马鹿，我们立即转移到下风口（因为马鹿嗅觉特别灵敏），几个人排开分别隐避在上百米宽的坡地上，端枪瞄准静静地等待着。

    慢慢地马鹿群走过来觅食，大约七、八十米的地方，洛隆他们首先开枪了，“啪哩叭啦”一阵猛打…

    我看到两头马鹿惊慌地朝我这边奔跑过来，急忙扣动板机，“啪啪啪”朝其中一头马鹿射击。我看到马鹿被打中了，踉踉跄跄倒下去，又挣扎爬起来飞奔而去，我又朝它开了两枪，那头马鹿仍然顽强地逃走了。我顺着血迹追寻过去，没有发现倒下的马鹿。马鹿个头很大，不是击中要害部位，它们都能逃掉。

    洛桑他们用密集的射击网，终于猎到一头马鹿。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剥皮肢解，割下宝贵的鹿茸和鹿鞭，又在山上无人的牧屋里煮了一锅鹿肉，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我第一次吃鹿肉，觉得味道不错，吃了不少。晚上感到浑身躁热，许久才入睡。看来民间传说鹿茸、鹿胎、鹿鞭、鹿心血和鹿肉都是大补，热性很大，确实不假。这次打猎结束时，向导带领我们抄近路回去。没想到这条路极其难走，路上要翻越几座终年积雪的大山。有些陡峭的山坡人很难爬上去，我们只能拉住马尾巴勉强行进。

    山上到处是积雪，有的人很快患上雪盲症。向导就教我们拔几根黑色马尾和马鬃毛，把马鬃毛团成两团，再用马尾串连起来挂在眼前，就成了“马鬃毛墨镜”。他说藏族牧民冬季常在雪原上放牧，为防雪盲症就发明了这种马鬃（牦牛毛、牛绒更好）墨镜。我试了试确实可用，由于眼前的“马鬃毛团”减弱了雪光的强烈反射，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

    9、钓鱼和炸鱼

    原甲瓦乡政府的院子就在离怒江不足百米远的地方，我们工作队的人马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乡政府院里（根据工作也分组分阶段住在几个较大的自然村里）。局里的几个老同志下乡前早有准备，带来了钓鱼的丝线、鱼钩和烹调鱼所需的调料。而且平时就在江边和小河沟的石头底下捕捉了钓鱼必需鱼饵蚯蚓和琵琶虫，放在小玻璃瓶中或小铁盒里，以备钓鱼时随时取用。我们在江边钓鱼时，先依次放上七八条甩钩（一条丝线上拴上十几个鱼钩，线头上绑个石头用于甩出），然后即可依次往外拉鱼。想吃鱼时在灶上放上锅、倒上油，再去钓鱼也不晚。

    甲瓦乡怒江湾中的鱼儿非常好钓，工作队爱钓鱼的几位老同志常常去钓。钓的鱼儿大家吃不完，他们就晒成鱼干带回去。晒鱼干很有讲究，要从鱼的脊背上剖开，而不是从鱼肚上剖开。这样便于用竹片或树枝撑开两面脊背凉晒，如从鱼肚上剖，就不方便撑竹片。

    在这次社教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工作队的老翻译（名子忘记了），看到队里有几发即将失效准备销毁的防雹火箭弹，便想让它发挥一点作用。想来想去终于突发奇想，决定拿去炸鱼。 于是，我和他在江边找到一个回水湾（窝），把火箭弹绑上石头，我们俩脱去衣服，用一根长长的牦牛绳分别从两头拴在腰上。这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同时点着两枚火箭弹的导火索，同时一块儿扔进怒江湾里，然后赤条条地扒在江滩上，只听“轰、轰”两声巨响，江面上腾起几米高的水柱，震得我们胸口直发颤。

    响声过去，只见江湾回水窝里飘满了被炸昏了的鱼儿。我先跳入江中，迅速一条条捞起来甩到岸上，老翻译则在岸上牵着牦牛绳，防备我被江水冲走。

    怒江水刺骨凉，我捞一阵子坚持不住连忙上岸；反过来他跳入江中捞鱼，我则牵绳防护。就这样互相反复两三次，一会儿震昏的鱼儿又活过来游跑了，有些则被江水冲走了。

 第九章 在广播电台当编辑

    1 、电台在布达拉宫脚下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局台合一，局即广播事业局）就在布达拉宫西侧，中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转经道。

    大院里除了广播大楼、食堂、篮球场和后面几排宿舍外，长满了参天的白杨和柳树，其中有许多粗大珍贵的左旋柳。到了夏天，整座大院处处绿荫，走进树林深处，仿佛进了原始森林，很多地方灌木丛生，幼树茂密，很难走通。一到雨季，有家有室的职工都跑到林子里捡磨菇。许多到过广播电台的人都赞美说：“在城市单位的大院里，能有这么好的林子，实在难得啊！”。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这个大院已经面貌全非，不见树林，只见楼房。

    在分配宿舍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是不住楼（广播大楼东半边是技术区，西半边是办公区和宿舍区。宿舍全在阴面），我如愿地分到了后面的平房宿舍。其实，我并不知道大楼内部房间的分布，不愿住楼只是不喜欢爬上爬下。那时住房条件差，只能住集体宿舍。我和同学张热闹，老编辑马凤翔（文革时期“造总”副总指挥，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三人同住一间宿舍。

    分在电台第二天我就见到了棋友董学武，相互亲热的不得了。我与他是在甘孜地震那一年在成都体育公园下围棋时认识的。那年因甘孜地震，川藏公路成都—昌都路段的道孚、甘孜路毁严重不通车，我们昌都林厂休假返厂的几个老乡置留在成都达一个半月之久，整天无所事事就去城北体育公园下棋。董学武在成都等飞机，也爱去下围棋，同是西藏的共同语言多一些，在一块儿下棋时间也就多一些，成了棋友。那时知道他是广播电台的编辑非常羡慕他，对他都是仰视的态度。后来没有联系也就忘记了，没想到竞像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水不转石头转，石头不转磨转”只要有缘分，朋友总能聚首。

    我被分到编辑部专题组，负责编采《高原建设者》、《对人民解放军广播》、《科学园地》节目。其他组有：新闻组，负责编辑《全区新闻联播》、《新闻与报纸摘要》、《简明新闻》节目；对外组，负责《对流落在国外的藏族同胞广播》节目；文艺组，编排采制文艺节目；翻译组，翻译藏语稿件；播音组，播报、录制藏、汉语节目；记者（机动）组，专门采访写稿，跑会议较多；通联组，登记收发稿件，寄发稿费，联系通讯员和各地区驻站记者。电台其他部门有：技术部，负责节目的制作合成，设备采购供应、保养维修，传送节目信号；发射台，在东郊白定，负责广播节目的发射；606战备台，在林芝地区巴河山沟里；台机关科室，政治部、人事科、办公室、打字室、保卫科、传达室、财务科、食堂等。

    我们专题组组长叫马心浩，山东人，绰号“马局长”。他和我在新闻学校的老师、文艺组组长杨兆振，我同宿舍的马凤翔（专题组副组长），以及他的夫人张玉琴（对外组编辑）都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届同学。

    说起“马局长”的绰号来历，很有趣儿：一次老马等人到樟木口岸采访，恰遇尼泊尔广播官员也到樟木访问。对方提出要会见日喀则地区的广播官员，但地区在场的官员中没有懂广播的，只好临时请马心浩以“局长”身份出面，一来老马是专业广播人员，二来人也长得很魁梧，颇有局长派头，于是便“充任”了一回局长。老马的临时“局长”当得很好，圆满完成了会见任务。从此落下了“马局长”的绰号。但他不负绰号之名，内调后升任河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我们组当时的老编辑有：董学武、裴树生、胡维友、邬国庆…

    2、 学做编辑

    我的编辑生涯从此开始了。虽然在新闻学校学了不少，然而干起具体工作来还得从头学起，离不开老编辑的指导。

    譬如：最最简单的是剪稿、贴稿，也就是在报纸上看中了某一篇稿件剪下来，再贴到稿纸上。报上的稿子并非方方正正，有窄有宽，有些地方大于稿纸。“怎么贴？”我请教老编辑。几位老编辑开玩笑说：“谁说剪刀浆糊编辑不用学？你看看求教的人来了吧？好嘛，我们来教教你！”教一次我也就学会了。那时候，我们有空就学业务，连晚饭后至熄灯那一段时间都用上了，大家互相交流，对稿子进行精编。

    再就是处理来稿，这是比较重要的工作。要有较强的鉴别力，通过筛选，将可以采用的稿件留下进行编辑；把不能采用的稿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退还作者。这个环节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会良莠不分，枪毙了好稿，伤害了作者。所以，必须谨慎从事。这个环节也最能检验编辑的功力。

    有些老编辑一辈子都不怎么写稿。但是却有极强的选稿、编稿、校稿的能力。稿件一经他们编辑，就像待嫁的姑娘，便会由灰姑娘变成俏佳人、由貌不出众变得楚楚动人。他们为来稿配发的评论、编后如画龙点睛，切中要害，中肯感人。尽管他们一辈子为别人作嫁衣，却以伯乐立足天下，赢得广大记者和通讯员的尊敬与喝彩！

    4、 广播编辑的特点

    广播编辑编稿还要讲究口语化，少用成语，多用谚语、俗语和歇后语；编辑的语句不能绕口，不能有联想，要把“全部”改成“全都”；不能“十”、“四”不分；要多用短句子，少用长句子，多用大白话，尽量避免用文言；有些重要的地名、人名、物名和数字要重复几次；要为播音员着想，多为听众着想！让文盲听得懂；总之是让听众听一遍就能听清楚、听明白、记得住。“广播语言”并不容易驾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广播编辑要比当报刊编辑更难。

    当广播编辑还要把每一篇每一组的稿件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数准。编辑新闻稿件每分钟200字左右，编辑通讯、特写、小故事一类稿件每分钟180字左右。广播编辑如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你编排的节目是10分钟就10分钟，是30分钟就30分钟，不能超时。超时会占用别的节目时间，放送节目的技术人员会准时的把你的节目掐掉，除非上面安排好，超时要预告。

    节目字数少了也不行，会空出时间，技术员只能放缓冲音乐，顶多30秒。多于30秒属于事故。要提前补充稿件或用音乐补空。因此，广播编辑还得懂点音乐。不光补空或节目中间插曲，在制作配乐报道、配乐通讯时要使配制混播的音乐附合播音（文字）情节，该激昂的不能配沉静的，该悲哀的不能配欢乐的，就是说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而且混播的客观声音要讲究，不能播出后让听众听起来像“串台”、有“杂音”。

    广播编辑还得懂点录音技术，有时请公众人物来台录音，有时出去采制录音报道，还要录大自然的风声、雨声、水声、马蹄声、机器声、枪声、炮声等。而且要录得上、录得像，不能录得枪声像拍手声。并且录音要符合新闻原则，不能将拉萨的风声说成是藏北的风声。也不能将林芝的水声说成是阿里的水声。

    广播编辑最后一道关口是监听节目（提前录音。除少量主持人直播外，大多节目均系录音播出）。播音员在播音室录音，你要在隔着隔音玻璃的另一间房子里，或是和播音员坐在一起，监听播音：有无播错字？数字对否？语气对不对？语速是否合适？播音员的感情是否和文章内容协调吻合…对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及时予以纠正，以确保节目质量，有些人恰恰在这一关没把好而砸了锅，犯了技术或政治错误。

    老编辑说，有一次某播音员在播新闻时，稿中有“某国xx副总统、xx副总理前来我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他随口将总理“降”了一级。监听编辑也没“听”出来。广播不分国界，播出后外国通讯社立即有了反应。某国一家报纸报道说：“据中共拉萨电台播报，周恩来已降为副总理，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消息的后续报道。”我驻该国大使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国内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查实后，派公安人员将某播音员拘走进行审查。当时经常查“阶级斗争新动向”，将该播音员祖宗三代查一遍，还让其反复作检讨，最后给他一个“警告” 处分。他为此痛哭流涕，悔不该当初工作马虎。监听编辑也作了多次检讨才过关。

    还有一次，某编辑在编辑《高原子弟兵》节目时，剪了一篇报纸稿，稿中说“驻藏空军驻某地海拔‘某高度’某山口雷达部队与驻地陆军某部结成‘哥俩好’对子，互帮互助共筑钢铁长城”。 此文播出后仅两小时，某国军用侦察机即到该侦察。由此，这个雷达站就暴露了目标，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外军飞机可避开该雷达站进行侦察行动。此泄密事件出现后，总参情报部、成都军区空军情报部立即派人进藏调查。对该文作者拉萨空指的一位干部进行了处分，对我台提出了批评建议。台领导对此稿编辑不懂“报纸广播有别”、，把驻地、山口名称、海拔高度、具体任务等机密，经由“广播节目泄密”，给予通报批评。

    还有一次，台里对“战备车”（由广播发射、发电、油罐、机修、办公等数辆汽车组成，即战时流动广播电台）进行每年一次的例行保养时，请来一些人士举行“广播座谈会”，利用“战备车”直播。直播本来是很严肃的事儿，他们却疏忽了，座谈会只有一个题目，参加者既无发言稿，又无发言提纲，编辑更未发挥监听提醒作用。结果，座谈会播出后，在社会上造成不好影响。自治区有关领导发现后，对局、台领导给予通报批评，台领导为此写了深刻检讨。

    俗话说：“报纸一大篇，广播一条线”。报纸可以四个版摊开随意看，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广播只能随着节目的播送从前至后的听。听众也可能在播出中打开收音机，听了半截子不知讲的是谁、是那里？这就需要重复人名、地名等。节目后面作个“回报”交待，“刚才播送的是某地xxx的事迹”；“刚才说的是某地xxx学雷峰的故事”。这些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学到或慢慢体会总结出来的经验，并非三五天之功！有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某些人一辈子也体会不到！

    4 、重返昌都搬家

    我到拉萨上学时，因为遇上通麦大桥垮塌，川藏公路不能通车。所以我只带了随身行李，还有一些东西特别是书，装在两个毛箱里寄存在昌都工业局老乡家里。我从新闻学校毕业分配到西藏广播电台，一直没有机会去取这些东西。

    刚好台里准备开办昌都语节目，派一位编辑部副主任去开办通讯员学习班，招收播音员，同时派一位同志协助并顺道采访。我得知消息后向台领导要求同去，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

    到昌都后，我专程到林厂伐木队看望了久别的“山大王”们。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看我去了分外热情，问长问短，打听我这两年的经历，还专门做了几个菜，大家在一起痛痛快快畅饮一番。我还顺便为在电台的杨兆振老师花30元钱买了一个麝香，然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朋友。

    在昌都我采访了军分区通讯连，采写了录音通讯《战斗在横断山脉的千里眼、顺风耳》；采访了地区工业局、运输公司等单位，写了一组综合报道；我还专门采访了昌都林厂（丁达新厂区）我的一些老领导和老同事，采写了录音通讯《新的一年、新的步伐》。

    与此同时，我背着录音机，随同那位副主任到地区中学招考昌都语播音员，对那些被推荐出来的学生、社会青年，让其填写一份《家庭与社会关系》表格，进行简单的笔试，每人用昌都语朗读一篇报道，比较满意的进行录音鉴别。我们用两天时间考试了四、五百名青年，结果没有录取一名。有两名社会青年我们较为满意，但一名语音偏向青海话，另一名属于半文盲，嗓音虽好，但文字识别能力和理解能力较差。所以也都没有录用。

    通过这次招录工作，我才知道招考播音员非常难。一要政治可靠，二要嗓音好，三要文化底子好，四要理解表达能力强。如果招考电视播音员，还要形象好。这些都具备的人，确实属于“千里挑一”！

    我单独返回拉萨时搭乘的是昌都地区的邮政车。途中休息时，司机问我背得那个黑皮包是什么好东西。我说是录音机，可以把人的声音录下来。那时候，除了我们这些专业部门有录音机外，社会上还没有录音机。他们不相信真能把声音录下来，我就让他们唱个歌试试。结果我把他们的说话声、歌声录下放出来，他们惊讶的不得了，觉得不可思意。

    5、 没有激情的恋爱

    从昌都回到拉萨不久，我实习时在东嘎媒矿结识的一面之交的恋人曾秀芳到电台看我。

    那天很怪，我在电台大门口接到小曾后，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宿舍的钥匙。急得我没有一点办法，只好和小曾在院子里的树林中坐了一会儿。在此之前，我也和小曾互相通过两封信，她这次来我本想和她亲热亲热。但是，当我拉住她的手拥过肩头想要接吻的时候，她却说一句“你坏”拒绝了我的吻。弄得这次相见显得不咸不淡，如同一杯白开水。

    过了两天，我到小曾的姑妈家自治区第二医院去看望小曾。小曾姑妈一家对我很热情，我和小曾有说有笑倒也气氛热烈。过了一会儿，小曾的小表妹进来说有个同学找她，小曾让我坐一会儿，说她去去就来。可是我坐了一阵子却不见她回来，我就让小曾的小表妹去找找她，可找了一阵子也没找回来。我去看她，她却让我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冷板凳，我心里自然有些不愉快。于是，我便不再等她，独自回去了。后来，小曾又去电台找过我一趟，解释那天的原因，但我对她的热情已减退不少。她回日喀则后我们又通过一封信，以后就慢慢断了联系。

    那时候，我们电台有几个姑娘，大多有了对象。其中有一位叫柳兰（化名）的，她追别人、别人对她却很冷淡。

    这个姑娘身着运动装，脚穿网球鞋，浑身洋溢着青春健美的气息。我对她颇感兴趣，就托技术部一位已婚的大姐向柳兰提提我的意思。那位大姐让我给柳兰写个条子由她转过去。

    我写道：“小柳，我想和你谈谈。”由那位大姐转了过去。

    第二天，大姐把条子退了回来，柳兰在上面写了她的意见：“现在不想谈。”

    我并不灰心，继续在条子上写道：“何时再谈？我在期盼！”。再请那位大姐转交给她。

    过了一天，大姐把小柳转回来的条子给我，只见上面写道：“实在难缠！现在就谈。”

    于是，那位大姐给我们安排时间见了面。

    小柳是个泼辣的姑娘，一见面就说：“小张，你属什么？”。我回答：“属虎。”她说：“我属龙，龙虎相斗，咱俩肯定成不了。就是成了也过不好！”。

    第一次恋爱见面，我们东拉西扯，说说家庭情况，我也说了她有青春健美的气质，我所以千方百计地追她。她大不咧咧地说：“咱们处处看吧，能成就成，不成就吹…”

    没几天，自治区就开展了“好人好马上前线”活动。台里动员全台职工人人表态，一时间，广播大楼内外贴满了《决心书》。大家纷纷表示：响应党的号召，到基层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坚决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

    这项活动分两种，一种是彻底下去，连户口、工作关系也都转到基层单位，等于调走。另一种是选派编辑、记者到基层蹲点采访。我也作为“好人好马”之一，和我的老师杨兆振被选派到尼木县蹲点采访。全台彻底下去的有五、六人；蹲点采访的有十几人。我和柳兰还没热起来，只能靠鸿雁传书来谈情说爱了。

    6 到尼木去蹲点采访

    拉萨到尼木有定期班车，杨老师交待我说：“你记着，买票早点去，一定要买一号、二号。”，我答应了，一大清早就去离大昭寺不远的藏医院停车场售票点买票。我排了第一名，向售票员点名要一号二号票，结果如愿地买到了票。

    上车时才发现一、二号座位在最后边，这个车的编号是从后向前编排的。这叫我和杨老师哭笑不得。你自己点名要的票有啥好说的呢？但那位售票员也太缺德，没讲这车上座位是自后向前排的，难道有谁专买后边的座吗？我办的这件窝囊事儿虽然很小，但却终生难忘。

    汽车一出拉萨上路就颠簸得不行，在过了曲水雅江桥头后，有几次颠得我头都碰到了车顶。在我们前面四、五排，有个一路喘粗气的藏族老大爷，硬是被颠得一口气没上来，竞被活生生颠死了，他的亲属把他抬下车到修路工程队医务室去抢救，医生说已经没救了。

    我们到尼木和县委接洽后，就住在县委大院里一座藏式小楼上，那是县委专门招待重要人物的小招待所，但是条件并不好。县委书记就住在楼下。

    尼木县地处西藏中南部，藏语意为“麦穗”。元时译作“聂摩”。明时译作“聂母”。清文献中又写作“尼莫”、“尼穆”、“尼木”、“尼冒”等。

    民主改革前尼木境内分为尼木宗和麻江宗，1959年合并二宗建立尼木县。位于拉萨市西南140公里，系前后藏的结合部，拥有国土面积327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25万亩，林地面积25.6万亩，草场面积397.4万亩，水域面积1.2万亩，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半农牧县。全县总人口2.9万人，人均耕地不足1.5亩。该县居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西高东低。全县平均海拔4000米，县城驻地海拔3800米。属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雨水集中。土特产品主要有藏香、藏纸、雕刻、白青稞与高原畜产品。

    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钼、泥炭等。野生动植物资源主要有豹子、狗熊、猞猁、獐子、黑颈鹤、贝母鸡、野鸡及贝母、虫草、黄连、雪连等。

    尼木县是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县。农作物有青稞、冬小麦、豌豆及其它杂粮。经济作物有油菜等。主要饲养牦牛、犏牛、绵羊、山羊、马、驴、骡、猪等。林木主要为灌木、并有部分人工林。尼木县的人文景观别具风采。有宁玛派的早期圣地托噶，据说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莲花生来藏弘法时期。巴古比如字那寺有1200年前莲花生修建的3个修行洞。日措卓瓦曲旦有元代的佛塔。另有赤松德赞于公元8世纪修建的吉嘎曲德寺，以及古代西藏造桥专家汤东结布造的尼木铁索桥等。尼木有一座“日措卓娃”塔,传说此塔是从地下自然生长出来的,凡是不孕妇女只要绕塔几周 即能怀胎。直到现在，仍有许多虔诚的不孕妇女在绕塔祈祷求子。

    全县辖7乡1镇，35个行政村。

    当时尼木县也就一个大院一条街，西藏所有县城也都差不多。有人开玩笑说，憋上一大泡尿就能围着县城洒一圈。

    刚去时，我们配合县委要求写了一些稿子。但是过了半个月也就没有多少要写的了。你想西藏的一个小县城能有多少事情可报道的，两个长驻记者能不闲着吗。杨老师带了几本书，就天天看书。我呢，就无病呻吟，按杨老师的指导，逐个部门、逐个单位挨着采访，尽量挖出点可以报道的东西。没好久，就和整个县城的人们都熟悉了。

    7、尼木恋情

    我和柳兰之间的情书往来仅仅两封就结束了。原因是我信中的一句话，“别旧情难移”伤害了她。细细想来的确如此，情感这东西是非常微妙的东西，常言道“藕断丝连”。旧情绝不会因新情而消失。就像初恋之情永远难以忘怀。

    我们在尼木县待熟了之后，在到几个单位老乡、朋友处聊天时，他们总是说，我们县这两年毕业分配来七、八个姑娘，就是缺少小伙子，成了难题！你们从拉萨来，帮助我们解决个把难题就好了。我原本有对象，也没在意这些话。后来对象吹了，我才有意观察了那些姑娘们。比较漂亮点儿引起我注意的有两个，一个是县医院的护士小易，一个是气象站的小胡。不久，在县新华书店老李夫妇又在我和杨老师面前聊到这个问题时，我顺水推舟说对小易和小胡印象较好。老李当场就表示要为我当当月老。仅过一天，老李就找到我说：“我对气象站的小胡说了你的意思，她说对你的印象不错，愿意和你交朋友。”。我还就小胡的情况征求了杨老师的意见。杨老师说，“看外貌这丫头还不错，其他方面特别是性格怎么样？你得谈谈看。”

    我和小胡在气象站她的宿舍见了面。她自我介绍了家庭情况。“我家在成都市西城角，”胡莲英说，“我爸在成都木综厂工作，母亲在肉联厂上班。我有三姊妹，我是老大，二妹是下乡青年，么妹在上小学五年级。我今年20岁，去年（1985年）刚从成都气象学校毕业，是中专……”

    我也向她介绍了家庭情况。因为都是年轻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因为我姓胡，在学校同学给我起了个‘胡锅巴’的外号，” 小胡说话并不约束、也很健谈，“现在同学们碰到还这样喊。”

    “都哪儿有同学？”我问她，“你们是西藏定向生吗？”

    “不是定向生，但我们这一届学生差不多都分到西藏了。”小胡说，“响应党的号召嘛，好儿女志在四方。毕业前人人都要写决心书，像大字报一样贴满了教室！所以，昌都、拉萨、山南和日喀则有气象台站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我们的同学。”

    “分配的地方虽然不太好，但你们的工作还是挺不错的！”我说，“既不忙又不累，看看仪表箱、记记数据就行了。”

    “我们的工作可是管得宽，叫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气！小胡卖弄道，“天上的云层、气流；地下的土壤温度、地表温度，下雨量、下雪量；中间的空气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等，你看管得宽不宽？而且责任心必须很强，记数据必须按时，准确。还得准时向中心气象台报告。”

    小胡是个圆脸盘，四川说的团脸，扎着两个刷子，肤色不算白，个儿一米六，脚倒不大，只穿33号鞋，算是“三寸金莲”。说话虽然也是快言快语，但算不上泼辣。不像有些川妹子，说话“呱啦呱啦”别人插不上嘴。

    小胡做得一手好饭菜，第二天就用鸡蛋醪糟、芹菜吵肉丝招待我和杨老师。“我可跟着你沾了光哟。”杨老师跟我开玩笑说。

    同小胡认识的第三天，我就在聊天聊得热呼时突然搂住她的肩头吻了她。这个亲吻虽然也使我非常激动，有些飘飘然。但绝不像我和小徐的初吻那样消魂，那般热血沸腾。小胡虽未拒绝我的吻，却在吻了之后双臂埋头，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我被她这个举动吓住了，连忙向她倒谦：“小胡，实在对不起，我太鲁莽了，不该冒冒失失就亲你……”过了一会儿，她情绪平静下来，我又向她倒谦，“对不起，怪我太冒失！”小胡说：“不、不是的，我有点激动，是高兴……”

    “高兴？”我有点儿不大自信。说，“怎么哭起来，把我吓住了……”

    “我们县上的女孩子都叫你小记者，”小胡拿毛巾擦擦脸说，“管杨老师叫老记者。你不知道吧？你总是和杨老师走来走去，我们女孩子在一块儿经常议论你。”

    “议论我什么呢？”我对此来了兴趣。

    “议论你这个小记者不知道结婚没有？有对象没有？”小胡颇有意味地说，“有的女孩都托过你们常去的那几家，让他们摸摸你的底儿，给你跟前吹吹风，说我们这儿女孩多，应该挑一个啊。”

    “我确实听到过他们吹风哩，”我说，“他们还让我解决一个难题呢。可我原来有个对象，最近吹了，才考虑到谈对象的问题。那你没有去托过人吧？”

    “我没托过

 第十章 我住布达拉宫旁

    我在西藏广播电台（局台合一时）工作18年，在大院里总共住过四处地方，前三处住的都是平房，距布宫约有100米。后来住到了楼房一层，离布宫仅有50米。

    除正面外，原本布宫两侧及后面没有围墙，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修筑了围墙。与两侧及后面围墙相附相承的则是那些转经通，它们历史更短，大约是在1990年左右由信教群众自发捐款制做安放的。

    正因为我的住处离布宫太近，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布宫座落在我家的东南侧，我又住在一楼，它正好挡住了照到我家的太阳。冬季的时候，我家要到十一点多钟才能照到太阳，你想想我

    该有多冷啊。拉萨的冬季全靠阳光取暖，一般的家庭和办公场所均无取暖设备，拉萨的晴天也多，所以才有“日光城”的美称嘛！

    在布宫还没有围墙的时候，作为早晨锻练身体，或是心情欠佳的时候，我常常爬到布宫西北侧和后面的山坡上，在台阶的通道上漫步，在后面的山坡上向远处眺望西郊、北郊和拉鲁湿地的风光，或是看看龙王潭那平静的湖水和一棵棵袅娜多姿的左旋柳，再仰头观赏那漫天飞舞的小燕子（在西藏我只在布宫后面见过燕子），这时你的心情就会像喝了一杯青凉油，格外舒畅开朗！

    在布宫侧后没修围墙的时候，参观布宫既不收票也不要钱，所以我从正门、或从后门进进出出参观布宫不知有多少次。因为我和一位同学合作创作有关布宫的电视剧本，为了弄清各殿堂的名字以及有关文物的名称，我曾在一天之间去过两趟，一周去了五趟。所以我对布宫不能说了如指掌、很有研究，也可说得上相当了解。

    布宫座落在拉萨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许多介绍说它在拉萨西郊三公里，但随市区建设的发展，早就成了市中心）。在拉萨信教的藏族群众心中，布宫犹如观音菩萨居住的普陀山（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有观音的道场），因而藏语称之为布达拉（普陀之意）。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就依据山势蜿蜒修建，直至山顶。

    传说这座辉煌的宫殿缘起于公元七世纪，当时西藏的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特别在红山之上修建了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以居公主。后来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古老的宫堡也大部分被毁于战火，直至公元十七世纪，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王朝并被清朝政府正式封为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后，才开始了重建布达拉宫，时年为公元1645年。以后历代达赖又相继进行过扩建，于是布达拉宫就具有了今日之规模。宫宇叠砌、迂回曲折、同山体有机地融合，这是布达拉宫给人最为直接的感受。其主楼有13层，自山脚向上，直至山顶。整体建筑主要由东部的白宫（达赖喇嘛居住的部分），中部的红宫（佛殿及历代达赖喇嘛灵塔殿）及西部白色的僧房（为达赖喇嘛服务的亲信喇嘛居住）组成。在红宫前还有一片白色的墙面为晒佛台，这是每当佛教节庆之日，用以悬挂大幅佛像的地方。

    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每年到布达拉宫的朝圣者及旅游观光客总是不计其数。他们一般由山脚无字石碑起，经曲折石铺斜坡路，直至绘有四大金刚巨幅壁画的东大门，并由此通过厚达4米的宫墙隧道进入大殿。在半山腰上，有一处约1600平方米的平台，这是历代达赖观赏歌舞的场所，名曰德阳厦。由此扶梯而上经达松格廓廊道，便到了白宫最大的宫殿东大殿。有史料记载，自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以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起，达赖转世都须得到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并由驻藏大臣为其主持坐床、亲政等仪式。此处就是历代达赖举行坐床、亲政大典等重大宗教、政治活动的场所。

    红宫是达赖的灵塔殿及各类佛堂。共有灵塔8座，其中五世达赖的是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据记载仅镶包这一灵塔所用的黄金就达11.9万两之多，并且经过处理的达赖遗体就保存在塔体内。西大殿是五世达赖灵塔殿的享堂，它是红宫内最大的宫殿。殿内除乾隆御赐“涌莲初地”匾额外，还保存有康熙皇帝所赐大型锦绣幔帐一对，此为布达拉宫内的稀世珍品。传说康熙皇帝为了织造这对幔帐，曾专门建造了工场，并费工一年才得以织成。从西大殿上楼经画廊就到了曲结竹普（即松赞干布修法洞），这座公元七世纪的建筑是布达拉宫内最古老的建筑之一，里面保存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及其大臣的塑像。红宫内的最高宫殿名叫萨松朗杰（意为胜三界），其内供奉有清乾隆皇帝画像和“万岁”牌位。大约自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起，各世达赖每年藏历正月初三凌晨都要来此向皇帝牌位朝拜，以此表明他们对皇帝的臣属关系。

    今天，人们眼中的布达拉宫，不论是就其石木交错的建筑方式，还是从宫殿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来看，都能感受到它的独特性。它似乎总能让到过这里的人留有深刻的印象。统一花岗石的墙身；木制屋顶及窗檐的外挑起翘设计；全部的铜瓦鎏金装饰，以及由经幢、宝瓶、摩羯鱼、金翅鸟做脊饰的点缀┅┅这一切完美配合使整座宫殿显得富丽堂皇。大殿内的壁画亦算是布达拉宫内一道别致风景。在这堪称巨型绘画艺术长廊内，既记载有西藏佛教发展历史，又有五世达赖生平、文成公主进藏过程，还有西藏古代建筑形象和大量佛像金刚等等，说它是一部珍贵的历史画卷毫不为过。

    独特的布达拉宫同时又是神圣的。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每当提及它时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西藏。俨然在人们心中，这座凝结藏族劳动人民智慧又目睹汉藏文化交流的古建筑群，已经以其辉煌的雄姿和藏传佛教圣地的地位绝对地成为了藏民族的象征。

    我们电台大门对面东侧就是拉萨著名的药王山，山下西北脚就是电视台的院子，山上建有电视塔。

    药王山藏名夹波日，意为“山角之山”。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右侧。海拔3725米。此山得名于山上曾有一座药王庙，藏语称为“门巴扎仓”。过去药王庙集中了一批藏医，大约在17世纪发展为藏医学府，即藏医学院。药王庙的高僧亦为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20世纪60年代后，原属于药王庙的藏医合并到门孜康，成为现在大昭寺广场左侧的藏医院。

    药王山也是拉萨外转经道，即“林廓”道必经的一段。因此，每到藏历四月十五日的萨嘎达瓦节，转经人都会在这座山上留下大量镌刻有经文的玛尼石和牦牛头骨。同时，还会悬挂和更换新的经幡，而在众多的经幡中，总会有一部分会沿着山脊被牵到朝向红山的一面，并与贯穿的白塔相连。据说，这是因为，将药王山与红山断，是斩了龙脉，只有用经幡与之相连方能换得吉祥。

    药王山东北角山坡上是拍摄布达拉宫最好的角度，在这儿拍出的布宫雄伟壮丽，不像正面那样呆板。凡知道的人都会到此拍摄。

    药王山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咫尺相对，两山之间就是拉萨市内著名的北京中路。

    药王山东侧有个洞窟式的小庙宇，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窟寺庙，从落在药王山东麓陡峭的山腰上，叫查拉鲁普。这座小庙和磨盘山上的关帝庙归山下西南侧的功德林寺管辖。而功德林寺所在的属地是城关区吉崩岗办事处。2006年10月我担任为期两个月的驻吉崩岗办事处工作组组长，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我非常祥细地考察了药王山两端的万佛墙（崖）和查拉鲁普小庙。20年前，我曾以查拉鲁普小庙为题裁创作了一个连环画脚本。相传，它顶上的山崖是文成公主思念家乡时向东方朝拜的地方。洞窟开凿于松赞干布时代，据说藏王松赞干布的木雅妃如雍在查拉鲁普山崖上雕刻大梵天神像，用当时西藏很紧俏的盐作为工匠的报酬，掘崖粉一升，给盐一升。接着，又在石窟里开凿了转经廊道。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中间几经兴衰，这座拉萨地区罕见的石窟寺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石窟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7平方米，洞口有一中心柱，中心柱与洞壁之间是狭窄的转经廊道，岩壁上有69尊石刻造像，廊道两边排列石刻神像，北面石壁上有松赞干布布与文成、尺尊两位公主以及重臣吞米桑布扎、禄东赞的造像。洞内光线暗淡，全靠酥油灯照明。

    药王山西南侧有十分著名的万佛墙，附近有很多刻玛尼石的人家。从江苏西路（太阳岛西大桥对面）加油站旁有路进去；德吉南路也可以进去，但从转经的角度看这是反方向。

    在电台西南角（现西藏电视台门口）即“高原之舟”铜牛雕塑处（十字路口），原本是一座大桥。在1978年流沙河未改造前，自拉中门口西侧至市建行门口南侧是流沙河河道。现十字路口西北角西藏金珠股份公司西侧是电台的菜地（收讯地）。菜地对面、加油站后即磨盘山。这个山不大，连许多拉萨人都叫不出它的名子，山上有个关帝庙。关帝庙是拉萨很奇特的一个小寺庙，这里原来叫巴玛热山，由于这座小山形似磨盘，原来清朝驻藏官员称其为磨盘山。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等在此修建关帝庙一座，就叫做磨盘山头关帝庙。

    在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犯西藏边境。1788年，廓尔喀顺利完成因商人的税收问题，出兵西藏，占领了济咙、聂拉木、宗喀三个地方。由于清朝派往西藏查办此事的巴忠等人“将就了事，含国邀赏”，致使廓尔喀借口讨要赔偿银两，于1792年7月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点据了夏拉木、济咙，抓走了噶伦丹津班珠尔，8月到达日喀则，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的财物、金银、粮食和后藏地区的大批牛羊，藏民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当时中国正值国力最鼎盛，公元1792年，清朝乾隆皇帝派大将军福康安统帅大军迎战廓尔喀入侵者。虽然在历史上廓尔喀一向以战功著称，但是中国显然更胜一筹，再加上西藏当地百姓合力支持，七战连捷，不到3个月的时间，不仅把入侵者赶出国境，还一路打到了廓尔喀的都城，今天的加德满都。廓尔喀的国王不得不出城请降。

    班师回到拉萨，土兵们认为在边陲万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中，能顺利击败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廓尔喀人，一定是武圣关羽在冥冥之中相助，于是上下官兵捐银7000两，由福康安将军和当时的摄政王达拭呼图克图总领其事，在布达拉宫西侧的巴玛日上新修一座关帝庙。因为关帝形象与藏族史诗中的古代英雄格萨尔非常近似，所以拉萨人称之为“格萨拉康”，即格萨尔宫殿。

    最近，（2006年10月）我有幸作为拉萨市驻城关区吉崩岗办事处工作组组长，前去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谋跨越、奔小康”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中教育活动，工作组副组长洛桑次仁是办事处党委书记，成员有办事处主任米玛潘多（女）和城关区纪检委、街工委和民政局的其他同志。吉崩岗办事处是城关区（拉萨市只有这一个区）人口最多、辖区地域最大的一个办事处，居民群众近万人。

    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深入办事处各社区和属地寺院（属地有中小寺庙和宗教点十四个）向居民群众和寺庙僧尼宣传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引导教育广大基层干部、居民群众进一步认清达赖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手法上的欺骗性；向居民和僧人大力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信仰上应互相尊重。教育和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信仰宗教、出家到寺庙学经；绝不允许向18周岁以下儿童灌输宗教思想；绝不允许恢复已经废除了的宗教封建特权思想和宗教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也不允许搞宗教狂热。这些是题外话，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刚好可以利用工作组长的有利条件，在搞好宣讲教育工作的同时，去参观、访问、考察这些寺院和僧人。平时作为一个参观者，办事处领导、城关区民宗局和寺院主持、民管会主任和僧人，是不会极为热情地给你敬茶，带你去巡视寺院大小殿堂，更不会详细地、耐心地逐一向你介绍寺院的历史、殿内诸座神像和文物的由来及方方面面的情况的。

    我前面已经说过，关帝庙归功德林寺管辖。2006年10月23日我在去功德林寺宣讲党的宗教政策时，办事处书记和城关区民宗局长及寺院民管会副主任陪同我考察了关帝庙。民管会副主任是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喇嘛，他给我介绍说关帝庙正殿原来悬挂有许多匾额来颂扬关羽的英雄业绩，据说共有50多块木匾。经过文革动乱，所存不多了。现在只有一通1792年清朝乾隆帝时期大将军福康安立的记功碑保存较为完好。但是由于碑上雕刻的字迹较浅，经200多年的风化，碑上字迹多处模糊，不易辩认。不过藏汉史书上都有对这通石碑碑文详细的记述，如果维修的话有史为证，便于匠人依照修复。据吉崩岗办事处书记洛桑次仁说，关帝庙虽小但名气大，特别是经商做生意的汉藏老板们对关帝比较虔诚，烧香抽签的信徒很多，内地旅游观光很多，所以早在两三年办事处就向政府上报了要求全面维修的报告，但由于近年党和政府对寺院维修投入巨大，暂时还未立项。

    庙内最大的建筑就是关帝高正殿。原本里面有关羽和他结义兄弟张飞的塑像，但十年浩劫时期破坏较为严重，只有供奉的格萨尔的塑像完好，而格萨尔像旁边供奉的大小不一的关帝塑像和张飞、关云、周仓塑像，都是近几年由信徒们捐给寺庙供奉的。

    正殿后面还有一个佛堂，藏语叫做“绛央拉康”，意为文殊殿。这个殿堂相对主殿来说比较完好，里面主供着文殊菩萨，两边是塑金刚持和千手观音。

    磨盘山关帝庙建庙二百多年来，很多信徒香客到关帝像前抽签占卜吉凶，决断疑难，据说很灵验。我曾多次参观关帝庙，但未抽签占卜，我不信这些，只愿事事听天由命。

    我与小胡结束了恋爱关系不久的一天，我在机房监听节目之后，播音员冯淑清逗我说“小张，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呀？”我开玩笑说“你说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呗！”小冯脸一红说“你什么意思？”我厚着脸皮说“我和你的喜糖嘛！”小冯说“你开什么玩笑嘛？”我说“我和女朋友吹了，你怎么吃我的喜糖哩？要想吃就只有吃咱俩的。”玩笑开到这里也就完了。

    有一天，原来和我同宿舍的老马对我说“小张，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吧？”我说“可以，是谁呀？”老马说“等一下，我们小孙告诉你。”第二天，老马的爱人孙德萍告诉我“小张，我给你介绍的对象你认识，你猜猜是谁？”我想了想说“真还猜不出来。” 她说“就是冯淑清，你看行不行？”我想起了那天和小冯开的玩笑，说“行、行！”小孙说“好！今晚你过来。”

    那天下班后，我和小冯分别来到老马家，和小孙一块儿做猫耳朵（陕西叫麻食）。饭后老马和小孙夫妇到龙王潭散步，我就和小冯聊起来。我们虽说认识两三年了，并且工作上多有接触，常常肩并肩地坐在一块儿录节目。但是，彼此并不了解。于是，就直接问了问家庭情况。我又想起了那天的玩笑话，说“我那天和你开的玩笑你当真了吧？”小冯回答说“我回去认真想了想，觉得真的可以谈一谈！”我说“小孙说给我介绍女朋友，我真的没想到是你。现在好了，喜糖你说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从此，我们亲亲热热，上班下班出双入对，时常到龙王潭、文化宫手挽手地散步。那时都住在集体宿舍，冬天没地方去，就借老乡休假后的空房子在一块儿亲密约会。常言道“世界上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青年男女的恋爱也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唧唧我我，花前月下，拥抱热吻，海誓山盟……

    热恋半年后，小冯回北京休假。三个月回来，她对我说“父母对找个河南人不满意，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要求找个北京人或者河北人。我只好听从父母的。”我们就此分手了。这是一次痛苦的失恋，然而我也明白，强求是没有用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分手那天，文化宫（布宫广场）院子里大放焰火，是纪念庆祝什么我已记不清了。这很像是初恋的重复。怨之怨恋人家长的干涉，其实还是情分无缘，根本问题是自己缺乏吸引力。由此，我感到了恋爱疲劳……

    从新闻学校毕业到广播电台，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清晨，我都和两个同学跑步，从电台大门前岔道向西跑到罗布林卡大门口，再向北沿民族路跑到北京西路口（人民会堂处），再向东跑回电台。最短也在罗布林卡路跑个来回。

    八十年代前后直到九十年代初，作为广播电台的专题组虽然实行采编合一，但自愿外出采访的编辑并不多，除非上级安排或是遇到稿荒（没有来稿）。

    那时我年轻坐不住，而且电台的记者力量也不足。专题（电台以题材分节目通讯、专访、特写、新闻故事、报告文学、录音问等）稿件比较缺乏，我就常外出采访。一次，我去采访拉萨水泥厂，返回的时候路过一个部队单位，看到里边吹吹打打很热闹，看看手表也快开饭了，我也饿了，就想进去看看顺便吃午饭。刚要进，站岗的战士拦住我，说“老百姓和地方上的人不准进”。我说去找首长采访，给他看了记者证，他就让另一个战士领我去找首长。

    这里原来是西藏军区后勤部的总库，王主任是一位老八路。他们是在开一个庆功会，我顺便采访一番，打开录音机，让他们继续敲锣鼓、鼓掌欢呼，并让主任讲了话，做了录音。

    到底是后勤单位，午饭十分丰盛，素菜、荤菜有十几个，白酒、甜酒、啤酒也有几种，当时社会上副食供应很差，我们电台食堂的伙食也很差，肚子里许久没油水了，就趁机美餐了一顿。我不胜酒力，喝一杯就脸红，刚好可以免酒。

    饭后，我和老主任闲谈，发现他资格很老、军功卓著，是个老八路，夫人也是总医院的老资格军医，很有些传奇色彩，就详细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当年老八路，今朝谱新篇》的通讯。稿子播出并见报后，老主任非常高兴。他说后勤什么东西都有，需要买什么尽管找他。那时我没有成家，自己开伙很少，常到马心浩、杨兆振、胡维友等老编辑家去蹭饭，就帮他们到总库买些罐头、香肠、木耳、花生米等作为回报，也帮他们买过几次军用（旧品）皮大衣，每件8元。装皮大衣的仓库很大，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旧品皮大衣是用来翻新的，库里有一个加工车间。皮大衣随便挑，所买的都有八、九成新。

    除专题组的自行采访外，我也常被抽出参加大型会议采访

    我曾在自治区三所（现区党校）连续参加过自治区的三个会议，每个会议约五至七天，加上中间三、四天的空挡，总共达一个月时间。当时从三所搭车到拉萨很难，骑车又太远，我又正在陷入新的热恋中（与现在的妻子），很不愿意待在“遥远”的三所，但这是领导的安排又很无奈。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成了电台的专职会议大使”。大量的采访使我成为撰写新闻稿件的快手，很快就适应了快节奏的采编生活。

    一次我被派去采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似乎是该中心在京成立前）在拉萨饭店召开的会议。当时我国藏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这是个国际性的藏学会议，有众多中国藏学家参加，也有不少外国藏学家来拉萨参加这个学术活动。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几个披红袈裟的洋喇嘛。这次会议，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蒙古、捷克、前苏联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藏学家应邀到会。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这次会上宣布，凡是到会者都被视为中心成员，我还荣幸地领到一幅西藏名家手工绘制唐嘎。

    会议安排与会者到山南参观（山南是传说中的藏民族发祥地）各寺院和名胜古迹。这是我第一次去山南，电台对这次藏学会议很重视，还特别开恩为我一人派了一部采访专车。但会议提供的豪华大巴（那时称为“大轿子”）更舒适，这个专车我也没坐。

    采访这次藏学会议，我有机会去山南访古览胜，这是我期望已久的。这次去山南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幸和那些中外藏学专家去参观文物古迹，既不用导游也不用解说员，因为他们个个都非常清楚每处古迹的出处和历史演变，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我顺便简要介绍一下这些著名胜境山南，史称雅砻，是藏民族的摇篮和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吐蕃王朝的发源地。传说当中神猴同罗刹女结合而诞出藏民之地。千百年来，在山南这块风光旖旎、历史文化沉淀深厚的土地上，山南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雅砻文化，创造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个村庄—雅砻索卡、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部经书—邦贡恰加、第一座佛堂—昌珠寺、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第一部藏戏—琼结宾顿等多个“西藏第一”。

    山南是吐蕃王朝的发源地。最早建立起汉藏友谊的吐蕃王朝正是依靠物产丰美、土地肥沃的山南，统一了全西藏。吐蕃王朝的故都在山南琼结，因此，山南境内留下了许多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生活过的遗迹，如专门为金城公主修建的旁塘宫的遗址仍在，昌珠寺保存有文成公主亲手绣制的缂丝唐卡、文成公主用过的铜锅铜灶等。

    山南拥有非常神秘、充满魅力的旅游资源。天下神湖__拉姆拉错，藏语的意思是“悬在天上的仙女湖”。传说这里是达赖喇嘛的爱妃—明妃班旦拉姆的化魂地。她的出名是因为她具有未卜先知的神秘功能。只要你虔诚地向那醉人的深蓝色湖面凝望，湖水就能为你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幻影，启示你的来世今生和未来的命运。在藏传佛教中，每当要找寻历代班禅、达赖的转世灵童，活佛高僧们都要来此观湖，通过神湖的启示来确定灵童的寻访。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佛门弟子及虔诚的信徒们络绎不绝地循着圣迹，跋山涉水，到此顶礼膜拜。

    被誉为西藏第一座宫殿的雍布拉康，是西藏最早的建筑，位于山南首府—泽当镇东南15公里处。雍布拉康，藏语的意思是“母鹿后腿上的宫殿”，因山势像母鹿的后腿而得名。相传，公元前二世纪，雅砻部落的人们在赞塘古西发现一陌生人，问他从何处来，因语言不通，他手指天上，人们认为是天子下凡，就一致拥立他为部落首领，称为聂赤赞普，藏语是“肩座王”的意思，并在山上建雍布拉康宫殿供首领居住。民间传说中，藏民族最早的民居也是依照雍布拉康的建筑样式而建成的。后来，雍布拉康成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山南的夏宫，五世达赖时改为黄教寺院。雍布拉康的建筑规模虽然不大，但它恢弘的气势、悠久的历史和高耸山顶的壮观形象，使其在藏文化史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朗赛岭庄园，建于西藏帕竹王朝政权时期，约公元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是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一个贵族庄园，也是西藏最早的庄园建筑。整个庄园规模宏大，主楼有七层，高达22米，有花园、经堂、神殿、库房、马厩、护城河等附属建筑。在我国，奴隶社会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全国各地已不可能找到奴隶社会的建筑遗存，但朗赛岭庄园却是西藏奴隶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历史缩影。

    山南的拉加里王宫，始建于公元13世纪，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宫

 第十一章 勇闯新藏线

    叶城是阿里的后勤基地和门户，地区行署在那里设有办事处和招待所，阿里军分区设有留守处。它就如同川藏公路的成都、青藏公路的格尔木，只不过规模较小，因为它所担负的服务面只是一个地区。

    我一下汽车就听到街头喇叭里传出的伊斯兰教诵经声，规模不太大的城内清真寺数量颇多，是个典型的回教城市。第二天，我看到上空有几架直升飞机在县城上空飞来飞去（后来才知道发生了“1.13”事件，直升飞机是在巡逻）。叶城地处边垂，屯兵数量不少（据有关驻军首长告诉我，驻军约有两个师之多），是个典型的兵城。我把住宿地点选择在阿里军分区驻叶城留守处，因为一般部队伙食和接待都比较好，可能找车进藏也比较方便。当时，地方的人直接找部队住宿的人不多，因为我是记者，担负着军地采访任务，所以他们接待非常热情。住下后，我采访了留守处主任，就他们全心全意做好阿里部队留守工作，当好部队好后勤，千方百计解除部队官兵后顾之忧的事迹，写了两篇稿子。稿件在用电报发往西藏电台抄送报社的同时，也发给了乌鲁木齐（新疆）军区《战胜报》，因为阿里的驻防任务从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一直是由新疆部队承担的。在1980年之前，阿里地区的党政事务也是由新疆代管的。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白玛才旺说：“新藏公路的畅通，对阿里的发展稳定至关重要。”阿里首府狮泉河镇距拉萨将近1700公里，距南疆重镇叶城1200公里， 从物价和运费方面考虑，从新藏线调运物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从和平解放到1980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阿里的工作主要由新疆方面负责。事实上，运输对 阿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先遣连入藏之初就凸现出来。

    1月15曰，就在我到叶城县邮电局向电台和报社拍发电稿的时候，街上突然乱起来，只见街上浩浩荡荡拥来许多游行的人。邮电局工作人员见状，急忙拉上了网形大铁门，把我和一些正在办理邮电业务的顾客关在了里面。我透过网形大门看到，那些人喊着我听不懂的口号，闹轰轰地到街对面叶城县委、县政府砸起牌子和大门，一部分人冲进县委大院。

    过了一会儿，街上开来许多装满军人的汽车，下来许多解放军战士 ，只见他们迅速包围了对面的县委、县政府，把刚才冲进大院里的骚乱者抓起来装上汽车后厢。

    事后我才知道，1981年1月13日至16日，叶城县极少数坏人利用吐古其清真寺失火，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他们呼喊“伊斯兰共和国万岁”、“誓死捍卫 伊斯 兰独立旗帜”、“打倒异教徒”等反动口号，冲击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局等党政机关 。他们还上街游行，围攻、殴打党政领导、公安干警及无辜的群众。“1.13”事件发生后，叶城县实施了戒严，尔后根据事态发展，执勤部队和公安干警对闹事者实行军事包围，强制收容闹事骨干和打人凶手，迅速平息了闹事骚乱。在叶城发生这起事件时，我洽好就在那里，并且亲眼目睹了骚乱分子冲击县委、县政府机关，并被迅速强制收容的一幕。

    在留守处我只住了两天，就到阿里地区驻叶城办事处接洽有关进藏事宜。

    叶城是阿里的后勤基地和门户，地区行署在那里设有办事处和招待所，新藏公路的起点就是叶城。叶城对西藏来说，类似于格尔木和成都，只不过他们所承担的服务范围只是一个地区。

    我刚进招进待所大门（与办事处一个院），找人打听办公室方向时，那人却反问我说：“你是记者吧？”

    是的，”我感到很诧异，便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我猜的！”这个扎着围裙像是炊事员的人说，“ 看你打听主任办公室，又不像新疆人，这个季节新藏线封路，基本没有进出阿里的人，肯定就是记者了！”

    我更奇怪了，追问道“不是新疆人就是记者吗？”

    “当然啦！”他把我拉到离大门口很近的水房，给我沏上一杯热茶，坐下来悄悄对我说，“我们领导早就开会布置了，说最近几天西藏广播电台驻阿里的记者要来了，接到了就好好招待，马上领到我哪儿，不准私自和记者乱说乱讲。不然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理解。

    “还不是屁股上有屎嘛！”炊事员说，“你是不是去过乌鲁木齐办事处？”

    “去过，”我说，“不过他们已经收摊子了，西藏要缩短战线嘛，他们不管接待了，我只是去转了一圈。”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在乌鲁木齐办事处有个人听说我是记者，向我反映说：“西藏要缩短战线，乌办一撤销，他们就来个‘三光政策’，把留下的好东西吃光了，把剩下的资金分光了，把余下的物资卖光了（低价自卖自买）。”当时对这些话我也没在意，以为他们只是发发牢骚，说说怪话，也没打算在那儿采访，所以就把这事儿给晃过去了。

    “对啦！”炊事员说，“你一去，那边就把电话打过来了，我们叶办归乌办管理，那边是上级，你在那边一转，耳朵肯定听到点什么，他们害怕丑事曝光，那边的好处这边的领导也得到了，让千方百计防着你哩。我们这里一直是‘天高皇帝远’，老天爷是老大，他们就是老二。西藏、新疆、阿里好像谁都在管、其实谁都不管。所以他们胆子大得狠呀！职工群众对他们的丑行早就看不惯啦，听说有记者要来，我们都望穿秋水盼着你来呢”

    这位炊事员还说：“这段时间叶办天天派人到长途车站上接你哩，不知为啥没接着。”和这有见识、有胆量、能说会道的炊事员的初步见面谈话，使我意识到“缩短战线，撤销乌办”的实际操作背后，隐藏着较大的问题，心里决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和他约定，先拜见办事处领导，住下后再找他们细谈，并让他多约几个了解情况的职工一块儿谈，我一定保密，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炊事员带我见到了办事处主任，他非常热情，听说我住在留守处，一定要让我搬回到办事处招待所，还表示尽快给我专门安排去阿里的车辆。我也想深入了解一下乌办搞“三光”的问题，于是，就从留守处搬到了招待所，招待确实是热情的，他们给我安排单间宿舍，还特别吩咐炊事员每顿饭给我多炒两个菜。

    看来叶办有许多职工了解乌办在执行西藏缩短战线的政策时，擅自在撤销办事处、实施人员调整时（有些按规定内调，有些则调整到叶办），趁机分光了剩余资金和物资。找我反自映情况的人有十几职工，有些就来自刚刚撤销的乌办。他们反映：乌办领导（包括他们的家属）按职务大小，以内调补贴的名义分光了国家资金；他们天天海吃海喝，把招待用的库存好烟、名酒、贵重的（干货）山珍海味，连瓜分带吃喝全部扫荡光了；乌办招待所的新品家俱，他们以十几元一件自买自卖弄光了，新棉被以一两元一条作为包裹家俱的包皮自卖自买弄光了，旧品棉被则以五角钱一条处理了。还有其它东西也都贱卖处理了，但一般职工却得不到什么好的值钱的东西。广大职工对他们的做法敢怒不敢言，也没地方反映。你是记者，希望你把这件事儿反映上去，我们可以对讲的话签字画押。我把这些反映记了下来，并按受了他们交给我的签名材料，向他们保证一定向有关部门反映，相信会有处理结果的。接着，我就此事询问了叶办领导。他们说：“别听他们的，他们自己也都分到了钱物，只不过相比而言少一点儿，属于五十步笑百步的事儿。”

    我住在叶办等着他们了解新藏路的路况（看近期有无大雪封山，有无车车辆通过），以便派车送我去狮泉河。

    国道219线，我们通常都叫新藏公路。

    新藏公路是解放后由我国边防部队连同3000多名民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于1957年建成的。这条公路自新疆西南部的叶城向南攀越巍峨的昆仑山脉进入西藏境内，迄于印度河上游的狮泉河镇（噶尔），全长1210公里，其中新藏分界线附近的界山大坂海拔6700米，是青藏高原三条主干公路线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垭口。1958年新藏公路又向东南延伸255公里抵达与尼泊尔毗邻的普兰。这是新疆和西藏西部广大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

    这条公路也是极为重要的国防公路，它的重要性你只要翻开地图看看就全明白了。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时，地方政府出动车辆1167台（次），正是通过新藏公路，向战区运送物资、弹药、油料等共计13万吨，运送人员2700多人次，承担了相当数量的西线后勤保障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胜利。

    如今，西线边防汽车兵，仍常年奋战在新藏线的高山峡谷中，顶严寒，战缺氧，用他们的付出，换取祖国边境的安全。虽然它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之一，要穿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岗底斯山、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和环境最恶劣的高原公路，但离开它我国就失去了西南地区重要的屏障。

    据有关资料介绍：新藏公路全程处于中印边界争议区。中印目前领土争议地区面积共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目前，整个东段和中段争议地区为印度所控制，只有西段这里属于中国控制。

    1959年，印度根据其改画过的地图线正式对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962年10月，印在边境向中国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中国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夺取了大部分领土。西线中国军队反击时，印军在阿里的狮泉河，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整个地区是一个营的兵力，在班公湖地区驻有一个半连的兵力。当时新疆军区的部队，消灭了这些印军后，遇到了印度的王牌部队36师，该部队历史上曾参加了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当年毛主席听了周总 理的汇报后，气愤的在报告上写下两个字：国耻！接着周总理又批下四个字：务必全歼！之后解放军全歼了该部队，一直打过了喜马拉雅山脉，离新德里就300多公里，吓得印度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 战后中国军队是撤军了，但也没退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现在离狮泉河最远的边防站，从狮泉河出发，坐两天汽车，再走两天路才能到达。离班公湖最近的边防站，也有120公里以上。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呀”。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共拿回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在中印边界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多万平方公里啊，你能想象它有多大吗？广东省国土面积是18.6万平方公里。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以现有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印度死活不答应。

    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白玛才旺（2001年在任）说：“新藏公路对阿里的发展稳定至关重要，狮泉河镇距拉萨将近1700公里，距新疆叶城1200公里， 从物价和运费方面考虑，从新藏线调运物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从和平解放到1980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阿里的工作主要由新疆方面负责。事实上，新藏公路对 阿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人民解放军先遣连入藏之初就凸现出来。

    新藏公路跨越了阿卡孜达坂、麻扎达板、流沙达板、康西瓦达板、界山大板等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和无人区地带，途径峡南口、大红柳滩、日土县到达狮泉河镇。途中跨过拉斯塘河、叶尔羌河、喀拉喀什河，狮泉河等河流，越过新疆和西藏之间的界山大坂，再经过赫赫有名令人闻名丧胆的死人沟 。新藏公路经过的路段和海拔5432米的库达恩布等11座山口，基本都是一望无垠的永冻土、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

    在长达六、七百公里的昆仑 山和喀喇昆仑山地带，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路段有900公里,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段有120多公里。生物学家把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称为生命禁区，在西藏工作的人都知道，内地很普通的感冒，高原上如果治疗不及时，在缺氧的环境中就会引发高原脑水肿和肺水肿，不及时治疗就会致命，而这里离任何一个有医疗条件的地方都超过1000公里。冬季气温达零下40c，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44%，对所有涉足者的身体素质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和困难。雪崩塌方、高山反应及确确实实的风餐露宿等等困 难，加上缺氧和多变的气候，已经超过了许多人正常的承受极限。冬季暴风雪、雪崩更是家常便饭。

    元月中下旬是西藏和新疆滴水成冰的严冬，我在全年最冷的季节闯荡新藏线，无疑是一次生死考验。冬天到阿里，无论走那里，都不是好受的。除非以后飞机通航。叶城办事处经过详细了解，终于弄清楚新藏线没有封山，刚刚有两辆车结伴从狮泉河安全过来。

    于是，办事处给我安排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为我们准备了烤饼、馒头、咸菜、大肉罐头，并且煮了一袋子羊肉。这些食品是必备的，可以够三个人吃一周。主任说：“吃不了也要带上，因为路上没有饭店，仅有的几个兵站也都收站了，每个兵站除两个守站的战士外，没有管接待的人，带的多余食品就是为了预防意外。”除食品外，驾驶员还另外带上了一部肩垮的军用电话机，一副攀爬电杆的脚勾和一架备用的喷幻灯。。我很奇怪地问他：“我们又不是去查电话线，带电话机和脚勾干什么呢？”驾驶员回答说：“万一我们在路上汽车出了故障，实在排除不了；或是汽车掉进沟里、冰窟窿里开不出来，我们就可以爬到路边的电线杆上报救急，也许可以用它挽救生命！喷灯不光是烤车的工具，也是吃饭用的家什。可以用它烧水，也可以用它烤肉，还可以用来烤火取暖。”当时还没有手机，带上垮包似的足有五、六斤重的军用电话机，和有十几斤重的爬电杆用的脚勾，也是无奈的选择。既是这样的装备，也不是人人可以配带的。虽然好笑，也是苦笑！这是今天的人们或是沿海、平原地区的记者难以理解的。

    后来我也置备了军用电话机和脚勾，加上出远门必备的皮大衣，成了出门必备“三大件”，当然还要带上大饼和羊肉。

    吉普车上除了驾驶员以外，办事处刚好有一位同志要到阿里行署汇工作，这样就由我们三人结伴冒险前行。为什么说冒险呢？一般在冬季到阿里（无论从拉萨或是叶城），都应当有两辆以上的车辆结伴而行。因为一旦一辆汽车出现故障不易排除，或是陷进路沟，掉进河滩的冰窟窿，另一辆车子可以及时帮助救援，或是去兵站报救急。当然如果天气突变下了暴雪途中受阻，既使一个车队也无可奈何。冬季新藏公路上曾经发生过单车（客车—现在说的大巴）在突遇暴风雪的情况下，整车的人被活活冻死惨状。也多次发生过一个车队突遇暴风雪，许多人被冻死冻伤的情况。

    据统计，新藏公路通车至今，平均每5公里就有一人倒下，永远长眠在万古雪域。但成千上万勇敢无畏的汽车兵，用自己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为新藏公路赢得了“国防生命线”的美誉。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班长李暑军所在连 ，奉命为山岗边防连运送物资。由于一路上下雨，有一车面粉因篷布漏雨成了面泥。车到边防连后，连长李志强坚决拒收这车湿面粉。无奈，第二天，车队只好拉着这车湿面粉原路返回。他们在行至新藏线某一地带时，突遇山洪暴发，人员和车辆被困谷中，公路有数十公里被洪水冲得荡然 无存。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67名官兵们一困就是27个昼夜。在这段时间 里，他们用工兵锹烙面饼充饥度日，脱险后，李暑军感慨地说：“多亏了那个倔连长留下的一车湿面粉，否则，我们67条命早就交待了”

    最新的例子是：2006年6月15日至18日，阿里地区日土、改则、普兰3县遭特大暴风雪袭击。海拔6300米的新藏公 路界山达坂至红土达坂40余公里路段被大雪封堵，积雪最厚处深达1米，56辆军地车辆及120余名司乘人员被困雪海。灾情发生后，担负新藏线养护保通任务 的武警战士紧急出动，连续奋战96个小时，清除道路积雪13000立方米，并及时为受困人员送去了饭 菜、大衣和急救药品，使受困人员死里逃生。

    有一段顺口溜形容新藏线的艰险：行车新藏线，超过蜀道难。库地大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大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大坂悬，九十九道湾；界山大坂弯，伸手可摸天……”

    一切都安排好了，险不险都得上去（叶城人都把去阿里称为“上去”，反之叫下去）。叶城至狮泉河途经的兵站有：库地、麻扎、三十里营房、康西瓦、红柳滩、甜水海、多玛、狮泉河，计8个。这是八十年代初的情况。九十年代及至现在，随着不断的改建，路况可能与八十年代大不相同，途中兵站也可能会减少。

    距 离：叶城←70km→柯克亚(七公社)←88km→库地大坂←83km→麻扎大坂←68km→黑恰大坂←65km→三十里营房←73km→康西瓦 ←50km→红柳滩←88km→甜水←96km→死人沟←14km→界山大坂

 第十二章 初到狮泉河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打算到地委宣传部报到。我在向招待所管理员打听宣传部具体方向时，他说：“找到广场也就找到了地委、行署，狮泉河的街道也就一根肠子，在这儿谁都不会迷路。但是	，你不要去的太早，去早了你找不人。这里比内地机关慢三拍（拉萨慢一拍，地区慢两拍，阿里慢三拍），现在是冬天，运气好的话你能在十点半左右找到人。”我决定趁这段时间逛逛狮泉河，了解一下阿里首府的面貌。

    出了招待所，只见到处炊烟袅袅，可能那是人们在烧茶、煮饭或是在烧火取暖。街上冷清清的，不见一个人走动。

    狮泉河镇（八十年代初）只有一条一公里多的街，而且是沙石路面，因为常年降雨很少，非常干燥，汽车一过灰尘滚滚，看见汽车过来，人们老远就赶紧躲避。

    街两旁自然就是单位和住户，我看到家家户户都用红柳（劈柴）堆成高度有两米左右、整整齐齐的u形院墙，那u形的开口处就是房子，由此形成方方正的院子。但是，我在街两旁和镇周围却没有看到几棵红柳。放眼远处的山峦，只见满眼黄灰，没有一丝儿生气。

    据说，当年解放军先遣连进军阿里时，狮泉河这一带全是茂密的红柳林，就连人们通行都很困难。到了六、七十年代，周围还有成片的红柳。然而，接下来的年代，人们仍无节制地把红柳林当成煤矿不断地开采。漫山遍野的红柳林终于被砍光了，狮泉河成了一毛不拔的“秃子”。尽管当时并无“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水土保持、人与自然等等提法，但我看到那一座座颇为气派的红柳院墙，镇内外却难得见到树木，仍然感到十分心痛。谁都知道高原上的树木成长十分缓慢，植被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就非常困难。可是，当时这里的人们并不顾及这些，日后只能自食其果。

    地区行署招待所在这条街（镇）的西头，虽然这儿也是个十字路口，但南、北、西三个方向就像多用插头一样，已经到了镇子的尽头，只有稀稀拉拉几幢建筑。但反过来说这个“插头”也是无限长，南边通新疆，北边通拉萨，正西边是绵绵大山…这条街的东头，就是阿里军分区的大门。街中间（偏东）北侧是地区贸易公司，南侧是狮泉河广场，广场上到处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西侧是个大礼堂。围绕广场周围就是阿里地委、行署的直属机关。

    军分区大门北侧有一条路通向狮泉河，我慢慢逛到狮泉河大桥，只见轿下的河水已经封冻，没有一丝流水的迹像。看着空旷的冰河我感到身上冷溲溲的。这种冷可能是心理作用，因为阿里处于“世界屋脊”的巅峰区域，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依次横亘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由于高海拔形成了高寒的气候，令阿里境内雪山重重，是名副其实 的“雪域”。置身在严冬的“雪域”能不感觉到冷吗？！走进阿里，就像走进了一个洪荒混沌未开的世界。这里有史前风光般亘古不变的风物。景象辽远、空灵、超凡脱俗，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荒野之美；没有人能在这些景物面前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不可能，我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感到一个字“冷”！

    身在阿里，不能不介绍几句：阿里位于西藏最西端，地处青藏高原主 体的最高部，藏文典籍称之为“堆阿里”，“堆”意译为“上部”、“最高处”，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面积31万平方公里，占西藏全境四分之一。境内拥有喜玛拉雅、冈底斯、昆仑、喀喇昆仑等气势磅礴的著名山脉。众多的雪山冰川赋予了阿里丰富的水源，境内有狮泉河、马泉河、象泉河和孔雀河，分别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

    大约在上午十一点钟，我找到地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麻脸藏族干部。我向他递交了广播电台的介绍信，并自我介绍了几句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接过介绍信，握住我的手很客气地说：“欢迎你的到来！广播电台的电报我们早几天就收到了，这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希望你能克服困难、搞好工作…”他还向我介绍了阿里地委、行署的基本情况，几位主要领导的情况，地委宣传部的情况以及记者站在任记者的情况。最后向我交待说，“地委、行署有个小灶，有几位书记、专员和秘书长在哪儿就餐，按规定你也可以到哪儿就餐。”我表示落脚以后考虑考虑再说。因为当时全国物资和副食供应都不大好，何况是这天高皇帝远的阿里呢。地委小灶伙食怎样我还不知道，要等了解清楚以后再作决定。我想到阿里军分区了解一下他们中、小灶的情况，一般部队伙食要好些。如果确实好，我会考虑到军分区搭伙。

    到地委宣传部报过到，我就去寻找记者站。记者站很好找，就在狮泉河广场的东侧，一墙之隔就是广场。这是一幢带走廊的平房西半截（阿里狮泉河镇在八十年代初基本都是平房，包括地委、行署，罕见楼房），门口订着一块记者站的牌子。看地面和门框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就知道多日无人在这儿办公。部长已经给我讲过，驻站记者牛占林下乡还没回来，他另外有房子，一般不在记者站住宿和办公。

    看过记者站，我又去距离仅有一百多米的阿里军分区政治部打招呼（也是报到，因为我们兼顾军事报道，广播电台有专门的《高原子弟兵》节目；《西藏日报》有专门的军事版面）。

    政治部主任（副师级）姓何，是河南人。像在地委宣传部一样，我向他递交了介绍信，并作了自我介绍。他听我说的普通话口音中透出河南腔，就问我：“你是河南人吗？”我回答说：“是的，河南开封市人，祖籍是许昌的。”“嘿、咱们越说越近了！”何主任握住我的手说，“我是许昌地区长葛县的，咱们军分区河南籍营团职干部有好几个呢。后勤处的蒋副处长，还有两个军医都是开封地区的。阿里地区的援藏教师队也是河南的。其中有好几个开封人哩！”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八十年代之前，甭说在‘天高皇帝远’的阿里，既使在西藏或新疆的任何地方，只要一说是老乡，别管认识不认识，别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也甭管穷富，一说是老乡首先就亲近许多，倘若是一个地区的，就亲热的不得了，若是同城同县的就像是手足兄弟一样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地方，“老乡”就是“身份证”和“通行证”，甚至胜过钱和粮票。今天在西藏虽然也讲老乡，但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甚至一说“老乡”反而会起反作用，因为老乡之间不设防，啥话都说，啥事儿都办，吃亏上当的不在少数，受骗的更是举不胜举。一句话：“时代不同了，老乡不一样！”

    攀起乡情，我与何主任自然亲近不少。谈了工作谈故乡，又谈了各自家况。我还询问了分区是否有小灶，伙食怎样？可否搭伙？何主任说没小灶，只有中灶，按规定可以搭伙就餐。于是，何主任带我在中灶共进午餐，席间介绍我认识了军分区的各位首长。首长们表示全方位地支持我在阿里驻军部队的采访工作，有任何困难都尽力解决，希望我为分区的宣传报道工作多做贡献。他们说，因离乌鲁木齐和拉萨都很远，阿里部队的报道很少见报，在新疆军区《战胜报》见报也少，规定的报道任务也完不成，希望我能帮他们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我答应一定尽力而为，决不会叫他们失望。

    下午，我去行署办公室接洽领取有关记者站的办公与生活用品，买了一个月的小灶饭票，领取了一部手摇电话机（只能打通狮泉河镇），一个汽车喷灯（代替汽油炉烧水用），一个带盖的储水用的铁皮大水桶（狮泉河当时无自来水），一个洗衣服用的方形铁盆（其他地方均是圆形），一个烧开水用的大铁壶，四大麻袋牛粪饼（烧水、取暖用，记者站内还存有十几麻袋，这些可是离不了的好东西），一块铺床用的毛毡，纸张、墨水和几包蜡烛（狮泉河是柴油机发电，每晚只供两三个小时的电，十点熄灯）。

    地委小餐厅在广场西侧，隔着广场与记者站遥遥相望。晚餐我就是在地委小灶吃的，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味道很好。主食有米饭、馒头、还有面条，超乎我的想像，比军分区中灶的伙食还要好。就餐的仅有一位副书记、两位副专员、一位秘书长。厨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是河南商丘人。他一听说我是老乡，也是亲热的不得了，对我格外照顾。他说这儿搭伙就餐的一般只有三、四个人，最多时也只有七八个人，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有时甚至没有人。所以要提前报餐，即吃这顿报下顿，以免做了饭无人吃。因为人少，搞供应加特殊照顾，所以伙食很好。于是我决定在地委小灶就餐。

    因为做好了入住记者站的准备，第三天我就从招待所搬到了记者站。当天晚上，我听到外面传来放电影的声音，出来一看，电影的光束是从对面礼堂二楼射过来的，我的住房山墙就是银幕，广场上或坐（坐在石头或自带的板凳、椅子上）或站的观众在寒风中有滋有味地欣赏着影片。这差不多就是狮泉河人们唯一的娱乐形式了。我看了两眼，放映的是《南征北战》

    我在记者站住了一个晚上，记者牛占林就从改则县回到了狮泉河。

    我和牛占林虽然同是西藏广播电台的记者，但是在此之前并不熟悉。因为他原是改则县的干部，经常给电台、报社投稿，时间长了电台就将他吸纳为特约通讯员，后来又转为电台驻阿里地区的专职记者。

    我们一见面，牛记者非常热情，他对我嘘寒问暖，询问身体状况，还从宿舍拿出一瓶茅台酒、一碗辣椒酱和一盘新鲜冻羊肉（类似现在的涮羊肉）招待我。我说：“这种血淋淋的生羊肉能吃吗？又不是涮火锅，在这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吃这种冻羊肉不生病吗？”“当然能吃，”牛记者拿一片生羊肉沾沾辣椒，放在嘴里嚼起来，显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说，“吃吧，不仅能吃，而且好吃，你吃了这回还会想下回！”我学他的样子尝了一片，果然味道不错。

    就这样，我们边吃生羊肉边喝茅台酒，热烈地聊起来。老牛向我慢慢地介绍阿里地区的基本情况，主要干部的个人简历，他们的性格特点，相互之间的关系，地区的先进典型单位，地委、行署和军分区的关系，需要注意的地方等等。这些情况是他多年来在阿里的工作实践中摸索、体会、观察、总结出来的，非常珍贵，可以说是“金不换”资料，对我的采访工作很有帮助。

    牛记者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个子很高，约有一米八二，年龄看上去小四十的样子，攀谈中我了解到他是甘南（甘肃省南部）藏族，但看起来长相并不像藏族。他的家庭成份是牧主（地主），受家庭成份的影响，他从兰州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阿里地区改则县，差不多是全中国、全世界最偏僻、最苦的地方了。他长期和爱人两地分居（爱人是大学同学，在兰州当教师），无可奈何，他只能咬着牙待下去，一干就是十五年。有一次，他和县上的一个朋友骑马去改则北部接近无人区的草原上打猎，风雪中他们遇到一群野牦牛。虽然当时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他们仍然激动万分，立即下马趴在地上描准，啪、啪、啪…打倒一头又一头，真是大丰收啊。打倒七、八头的时侯，他们俩都感到有些诧异：“这群野牦牛被我们放倒七、八头了，怎么不跑呢？！”老牛对同伴说：“奇怪呀？这些野牦牛咋不跑呢？恐怕打错了吧？！”同伴回答说：“我也觉得奇怪，应该说放上两三枪它们就炸群了，这些野牦牛却不怎么跑？有点怪…”他们到跟前一看，果然都是家牦牛，一下楞在风雪中成了雕塑似的僵在了那儿，一动也不动，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闯了这个大祸，老牛和他的同伴赔了钱还不算，还一人背一个处分，弄得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他也从此刀枪入库，不再打猎。后来，我去改则县采访，县领导看我是电台记者，便顺便和我聊起有关牛记者的这段故事。县长说这事儿有个顺口溜：“老牛打野牛，撂倒七八头，去捡傻了眼，都是家牦牛，赔钱赚处分，气得要撞头！”。

    牛占林后来探索出一条走出阿里的捷径，这就是经常给报社、电台写稿。时间久了，他终于从业余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再到驻站记者，这一过程差不多用了七、八年时间。我来接他的班，他终于熬出了头。老牛到拉萨西藏广播电台不久，又因熟悉西藏，懂藏汉双语，被选到中央广播电台驻西藏记者站（中央台驻西藏记者站就是由他建起来的）。再后来，他作为中央台驻甘肃记者站站长，长期住在兰州，我常从中央台的广播中听到他采写的报道。

    我和牛记者共同拟了一封向厅（电台）领导汇报情况的电报，内容是我已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阿里，与牛占林进行了记者站的交接工作，牛占林正带我熟悉阿里基本情况，数日后经新藏线回台述职。

    大概是我住到记者站的第三个傍晚，牛记者带来一位个头不高，国字脸，颧骨突出，腮帮很大，穿着一双高腰大毡筒（靴），走路一撅一撅的人来。看外貌这人形象不佳。牛记者说：“小张，我给你带来一位真正的老乡，河南援藏教师队的侯老师、侯汴京”。不等他张嘴说话，我就知道他是开封人，因为他的名字告诉了我。“汴京”就是开封的古名，现在开封仍然简称“汴”，开封卷烟厂有个香烟的牌子就叫“汴京”。开封生人姓侯，自然就叫侯汴京。

    “你好！”我和他握握手，并递上一支烟表示欢迎。他一张嘴，果然满口开封腔：“我叫侯汴京，听牛记者说你家是开封市的，我也是开封市的，是开封十三中的。我们河南援藏教师队有二十多人，洛阳、郑州、许昌、商丘、新乡、安阳、鹤壁的都有…开封的有四个，领队也是开封的。来到这儿分在阿里各县中学，每个县都有两三个，我分在地区中学。”

    此前，我已经从阿里军分区政治部何主任那儿听说了河南援藏教师队的消息，因为新来乍到，还顾不上去拜会这些老乡。没想到他们却找上门认老乡了。

    “张记者，”侯汴京问我，“听牛记者说你是一九六六年来西藏的，来西藏就当记者吗？”

    “对，我是一九六六年进藏的，”我回答道，“不是进藏就当记者，开始是在西藏军区生产部的米林军垦团，在米林干了四年。后来又调到到昌都林厂干了三、四年。”

    “张记者，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能知道？”侯汴京说，“他叫章达生，也是一九六六年进藏到米林团的。”

    “章达生，我当然认识！”我说，“我们两个熟得很，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听说他内调后在开封当了中学教师。”

    “这就对上号啦，”侯汴京说，“我是章达生的妹夫，他是我的舅哥。”

    “你越说越近了！”我兴奋起来。说，“能在离开封万里迢迢的阿里认识你也是缘份呀。你说你是章达生的妹夫，那么，你爱人我也认识。六八、六九年老章家在红墙楼前街住的时候，我常去他家玩，多次见过他妹妹。嗯、现在他妹妹成了你爱人啦…”

    牛记者有事儿先回家了，我和侯汴京越说越热呼，颇有些相见恨晚的味道，差不多抽了一盒烟、喝了八磅暖水瓶一瓶水，他才离开记者站回宿舍。从此，侯汴京成了记者站的常客，我和他成了贴心朋友。通过他我又认识了河南教师队分配在狮泉河的老乡。

    牛占林在向我介绍阿里基本情况的同时，还带我走访了地委、行署的直属机关，狮泉河镇范围内的主要单位，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这些都对我日后的采访工作有帮助。

    在和牛记者谈到阿里的基本情况时，我向他介绍了在叶城办事处了解和掌握的、乌鲁木齐办事处在撤销过程中对剩余资金和物资搞“三光”的情况，并就这个违纪事件征求了他的处理意见。牛记者说：“对这件事我也有耳闻，不过是些支言片语，不太详细和全面。从你了解的情况看应属严重违纪违法事件，我坚决支持你写成内参和报道。”牛记者接着说，“阿里这个地方是真真正正的‘天高皇帝远’。过去党政工作长期由新疆代管，实际上代而疏管，而西藏方面又很少过问。所以，有些领导霸道的狠，老天爷是老大，他们就是老二，谁也惹不起。现在中央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阿里的管理权收回来了，确实应该整顿整顿！前任xx专员在调回拉萨时，把公家配给的整个红柳‘院墙’都给卖了，就连家中室内由公家配给的家具和纯毛大幅地毯都给卷走了，本来这些都是应该上交的。还有xx专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曲曲折折地侵吞了上百斤虫草。我是本地成长起来的记者，不大好写，说起来有点不大好意思…”

    我看到牛记者确实流露出愧疚的神色。应当说记者知情不报就是失职，舆论监督就靠记者和广大群众。本来记者三大任务中（一是采访撰写报道；二是撰写内参，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耳目；三是培养通讯员）就有深入调查，撰写内参的任务。然而，人都有为难的时候，毕竟不是神仙。既使是孙悟空，也不是样样都行。

    我到狮泉河后的高山反应稍有好转，感觉身体适应了四千二百米的海拔高度，便立即动手，将在叶城办事处获得的乌鲁木齐办事处在撤销过程中对剩余财物搞“三光”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整理，撰写成一篇内参和一篇报道，送交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审阅。几位领导审阅后一致认为：“情况属实，影响很坏，应当予以严厉批评，但是希望尽量不要编发内参和公开报道。”还有一位副专员阅稿后说：“这样的事情多的很，如果个个都要处理，谁来给你干活。”

    正象牛记者所说，阿里的情况有些复杂，有了问题就捂盖子。我请地委、行署领导审阅稿件要的就是“情况属实”四个字。只要有这四个字我就可以发稿了，于是我硬着头皮将乌办搞“三光”的有关报道和内参用电报发到了拉萨，不久广播电台就播发了报道并编发了内参，西藏日报不仅编发了内参，还将报道以头版头条加评论的形式予以发表。

    内参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后，纪检和检察机关立即介入，对三十六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予以严肃查处，让他们退赔了侵吞的资金（将物品也折合成资金），并以违纪的轻重程度分别给予撤职、降级、记过、警告处分。还有两人被开除公职，给予刑事处分。

    很快，就有人陆续到记者站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口头反映的，也有书面反映的，很多都是鸡毛蒜皮，也有泄私愤的，还有要求解决问题的，大部分不具有采用价值。一时间，记者站仿佛成了信访站。我感到有些反常，就问反映情况的人，为什么不到地区纪委、监察局、检察院和信访办去反映或举报呢？他们回答说，那些地方没人管，就是听了反映或接了举报材料也是石沉大海，杳无言信。但是，记者站毕竞不是也代替不了纪检和司法机关，我一个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可能天天撰写内参或采写反面报道。新闻宣传要以正面报道为主，要大力宣传和宏扬主旋律。于是，再有人到记者站反映和举办问题，我就劝他们到纪检、信访和司法机关，或向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我则开始了下乡采访。

    牛记者离开阿里后，我首先围绕地委、行署贯彻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当时中央和区党委的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況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幫”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文化科学水准，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驟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我采访的有关地区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第一批报道陆续发出后，就开始下乡采访。我选择的第一个县就是阿里地区最西边的日土县。

    狮泉河到日土有126公里，我乘丰田越野车去只用了两个小时。

    日土，藏语意为“枪叉支架状山下”。如果将日土翻译成汉语，应为“笔架山”。噶厦政府时期，日土县为日土宗。日土宗又分为宗政府和拉让两个机构。宗政府官员由噶厦政府从拉萨直接委派。拉让设堪布，由拉萨色拉寺委派。1961年3月设立日土县。该县辖1个镇、4个乡：日土镇、多玛乡、日松乡、热帮乡、东汝乡。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7175人，总面积77096平方公里。

    日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地方。1981年初我去日土的时候，日土全县人口还不到4000人，按全县的土地面积算，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0.5人。既使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每平方公里也不到1个人。日土县的土地面积和浙江省的土地面积（10000平方公里）很接近，而浙江省的人口多达4200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00多人，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两个土地面积差不多的地方，一个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另一个每平方公里多达400多人，一个是县，另一个是省，一个常常百公里无人烟，另一个人口拥挤不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日土县城就是一条不到200米长的土街，机关、商店、医院、招待所全在这条街 上，一眼就能看遍全城（西藏许多县城都是这样）。但日土有着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古格时代阿里的三大王朝之一，王朝的遗址显示，过去的王宫曾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它依山而 建，形制很像拉萨的布达拉宫，所以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是极具西藏特色的建筑之一。

    日土县最大的特色是它拥有班公湖。班公湖，藏语的意思是“明媚而狭长的湖”，海拔4241米，全长150多公里，面积大约427平方公里。有人说“班公”是印度语，意即一块小草地。这个湖呈廋长形， 由东至西伸展全长150公里，南北阔度只有2-8公里，东面三分之二的面积属中国领土范围，余下西面三分一则属于印度。这湖有一独特奇妙之处，就是中国这一边的是淡水，湖中有鱼，流到印度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则变成咸水。班公湖岸边只有一个码头，解放军定时在湖面巡逻，但周围却无人居住。

    从叶城到阿里时我已观赏过班公湖，这次到日土采访又在湖边观赏一番，但是这种观赏总觉得不过瘾，好像欠缺点什么。因为除了能够饱览了山色湖光外，那美丽无比的鸟岛、耗子独霸的老鼠岛、湖水既有咸淡之分又是中印国界的“湖界”标志都看不到，具有独特风味的“班公湖鱼”也品尝不到。如果要弥补这些欠缺，必须乘坐班公湖边防部队的巡逻艇。巡逻艇不是游艇，而且一般都活动在边防“界湖”一带，不在靠公路的湖边，要想上艇必须由军分区特别批准，这不是容易的事儿，必须等待机会。

    没条件游班公湖，我就和其他新结识的朋友去观赏了日土城南约80公里处的岩画，这一带岩画分布在任姆栋、鲁日朗卡和恰克桑三地。平均海拔4600米。岩画均分布在河谷附近的山岩上，周围 地势平坦，水丰草茂，景色美丽。岩画分布于距地表3米以内的垂直平滑岩石上，少数化石距地表7米-8米以上。岩画的题材丰富而多样，以动物为主，有牦牛、 羊、狼、犬、鹿、马、驴、豹、虎、骆驼、鸟、鱼等，无疑这些动物是当时奔驰、觅食在山谷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和放牧的家畜。其次是日、月、山、植物等自然景 物。其三是狩猎、放牧、舞蹈、乘骑等社会图景。其四是男根女阴等反映生殖崇拜的内容等等。后来听专家们说，日土县多数岩画产生在苯教盛行时期，也就是在藏

 第十三章 告别阿里

    在第一次访问古格回到狮泉河后，我又在地区待了一段时间，其间除了采访写稿，就是拜访老乡。

    我拜访最多的就是军分区政治部何主任，当然这也和工作有关，因为采写了部队方面的稿件，要到何主任那了儿去审签。另外就是军分区医院（也叫医疗队）孙长中医生和一位姓刘的显影（负责x光室）医生那儿。那时照了像没地方冲洗，常让刘医生在x光室冲洗，虽然显影效果差一点儿，但总可以很快看到照片。另外就是和侯汴京到援藏教师队去和老乡们谈天说地。

    不久行署专员达瓦更巴要去普兰视查工作，我便搭他的丰田越野车一块儿去，专员的老家就在普兰。地区还有一位副专员也是普兰的，他俩当初都在县委食堂烧过火。因此，阿里就有一个传说，只要是烧火出身的，就能当专员。普兰是阿里最好的地方，是个传说中很神奇的小县城。

    普兰，藏语意为“独毛”， 1959年以前，称为普兰宗。1960年将普兰宗更名普兰县。位于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接壤。面积1.56万平方公里，是西藏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经济资源主要有青稞、大豆、豌豆、羊毛、羊绒、皮张等。旅游资源丰富。

    到普兰先要经过门士（这里有一个小煤矿），人们一般都在这里歇脚吃饭。从门士出发不远就能看到神山岗仁波齐，藏语意思为“雪山之宝贝”，位于普兰县境内的门士乡。

    我们到达门士乡的时候，早有人在公路边的草地铺了卡垫，拿着酥油茶壶，端着牛羊肉在等待着。达瓦更巴专员招呼我们下车休息，我们喝着喷香的酥油茶，吃着手抓肉，听专员说神山神湖的故事。

    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房子说：“塔钦是转经的起点和终点。整个转经道名胜古迹多 不胜数，几乎每隔500米就有一处圣迹，并流传着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藏传佛教密宗认为，岗仁布齐神山外圈就是一天生的曼陀罗，转山一圈即完成一次坛城仪式。转经线路、里程及沿途景点为：塔钦-2公里-双腿佛塔-3公里-色雄-6公里-曲古寺-11公里-止热寺-3公里-天葬台-3公里-卓玛拉山口- 6公里-门曲河边-8公里-露营点-2公里-祖楚寺-6公里-塔钦。”

    达瓦专员接着介绍说：“我们当地及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国的佛教徒，把岗仁波齐当成祈天求神的圣地。至今在“神山”脚下还残存着持有不同国度风格的古刹。虔诚的佛教徒们不远千里，不辞辛万苦来到这脱离尘世的‘仙境’求取‘神灵’，表达他们的‘诚心’。他们要沿路叩头祈祷，最后到‘神山’之下绕山朝拜数圈，才算完成宿愿。据说凡是到此朝拜者，回去后立即身价倍增。但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朝拜者到了‘神山’脚下，受不了辛苦，不是自己绕山求神，而以羊为代价， 请当地牧民‘代劳’，这大概也算尽了他们的‘诚心’吧！”

    “神山”之名的由来，并不纯属于偶然，可能与它那险峻的奇峰异貌有密切关系。在峰峦起伏的群山之中，唯具独特雄姿，气势磅礴的冈仁波齐峰凌空直耸云 霄，峰顶常年被皑皑冰雪所覆盖，就像戴上了一顶壮观的大银冠，与朵朵白云浑然一体，举目远眺，真有“神浮盈空”之感。经过长期风化作用而形成的天然台阶， 纵贯峰体中央，好像通往云端的悬梯，两侧悬崖绝壁，使整个峰体显得更庄严雄伟，真像个天生的大宫殿。故此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岁月里，不能正确的解释这些厅峰 异景的形成，而被宗教所利用，并加以神化，就成了至今还在相传达室的“神山”了。

    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峰，海拔6638米，梵语称之为“湿婆（印度一种神的名字）的天堂”。冈仁波齐峰的腰部是较大的淡红色平台， 平台边缘被冰雪侵蚀，风化严重，呈犬牙状，平台上有一圈凹进去的沟槽。冈仁波齐峰经常被白云缭绕，很难目睹其真容，峰顶终年积雪，威凛万峰之上，极具视觉 和心灵震撼力。

    神山之神，首先在于它的洁白、美丽，在沉寂的冰雪覆盖下，水平的纹理像台阶一样堆砌其间，使整座神山看起来像一座头顶冰雪的金字塔，在西藏为数众多的冰峰 雪山之中，冈仁布齐更显得气宇非凡，夺人心魄。。冈仁布齐的神奇诱人，在于它所凝结的信仰力量，它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信仰之山。它具有神秘力量， 令人情不自禁地为之心驰神往。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有一共同特色--朝圣。带着强烈而巨大的心愿，沿着一条相对固定、充满神迹启示的圣路，向一个公认的圣地进发，这便是朝圣之举。朝圣由来已久。在自然环境险绝卓著的阿里，朝圣尤其显得精诚执着。

    笃信佛教的藏族人坚信：朝圣能尽涤前世今生的罪孽，增添无穷的功德，并最终脱出轮回，荣登极乐。因此，总是有数不尽的藏族人，以独有的磕长头方式俯仰于天 地之间，向强磁场般的圣地跋涉。

    丰田车行驶到普兰县境内，我时时看到途中有磕长头的，也有举着一只手臂前行的苦行僧，很多还是外国人。我被他们的虔诚而感动。我想到：没有血肉之躯，便无朝圣之举，没有风尘仆仆，便无朝圣之途，不历经千辛万苦并跨越真正的时空，就不会有心灵的虔诚。朝圣对 于一个信徒而言，是可以以一生的时间去认真对待的神圣之举。甚至可以这样说：超出“苦行”意义之上的朝圣之旅是将个体生命之旅推向极致的唯一途径！

    作为神山的冈仁波齐，其地位是世界性的。印度创世史诗《罗摩衍那》以及藏族史籍《往世书》、《冈底斯山海志》等著述中均提及此山。从这些记载推测，人们对 于冈仁波齐神山的崇拜可上溯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冈仁波齐神山同时被藏传佛教、印度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它在藏语中意 为“神灵之山”，在梵文中意为“湿婆的天堂”（湿婆为印度教主神），苯教更是发源于此。每年络绎不绝的，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我国各大藏区的朝圣队 伍们，使得这里的神圣意味不断得以体现并加深。

    冈底斯山脉地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恒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大江大河均发源于此。在信教者的心目中，这些河流与冈仁波齐有着神圣的关连。据苯教 经典描述：从冈仁波齐而下的一条河，注入玛旁雍湖——不可征服的湖泊。四条大河由此发源，流向北、南、东、西四方。流向北的森格藏布——狮泉河（下游为印 度河），钻石矿藏丰富，饮此之水的人们勇似雄狮；流向南方的是马甲藏布——孔雀河（下游为恒河），银沙丰富，饮此河之水的人们如孔雀一般可爱；流向东方的 是当却藏布——马泉河（下游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绿宝石丰富，饮此河之水的人们如良驹一般强壮；流向西方的是朗钦藏布——象泉河（下游为苏特累季河），金 矿丰富，饮此河之水的人们壮如大象。

    相传，苯、佛相争的早期，佛教尊者米拉日巴与苯教徒纳若本琼于冈仁波齐斗法时的若干遗迹仍有存留。在这些地方转一转并祈祷一番是后世朝圣者不可或缺的功课。

    藏族朝圣者认为：围绕岗仁波齐（神山）转山一圈可以洗尽一生罪孽，转上十圈者可以在五百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而转上百圈者便可以成佛升天。所以许多藏族人一生的梦想就是能来岗仁波齐，哪怕千山万水，哪怕卒于朝拜之路……

    转山是来自不同地方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转山道分两条：外线是以冈底斯山为核心的大环山线路，内线是以冈底斯山南侧的因揭陀山为核心的小环山线路。外线 总长32公里，徒步需3天功夫，磕长头则需15-20天。转山人一般都是在转足13圈外线之后再转内线。每逢藏历马年，转山的朝圣者最多。据说佛祖释迦牟 尼的生肖（藏族传统生肖观受汉族相应观点影响较多，其生肖属相大小的具体排列也和汉族相一致，依次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也有作乌 鸦的）、狗、猪。（藏历结合阴阳及五行等学说，在具体年代节气等方面和汉地不同，故生肖也略有区别）属马，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其他年份转山13圈，且最为 灵验和积长功德。

    佛教典籍中所指的大千世界中心———须弥山，被教众认定就是冈底斯山脉主 峰冈仁波齐峰。此山已被作为佛的象征。同时，有典籍记载冈仁布钦峰是宇宙的中心和亚洲的中心。

    离神山不远就是圣湖玛旁雍措 ，佛经上将其称之为“世界江河的母亲”，连唐朝高僧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也称玛旁雍措 湖为“西天瑶池”。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国内外无数虔诚的善男信女和旅游者，他们不远万里，有的花上几年时间一步一磕长头地来朝拜。来此地必先用圣水沐浴身心，再一心一意地转湖绕湖一圈。

    圣湖玛旁雍错是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海拔4588米，面积412平方公里，湖水最 深可达70米。玛旁雍错的藏语意为“永恒不败的碧玉湖”，据说这是为纪念11世纪佛教战胜当地本教所取的名字。当时在湖畔进行了一场宗教大战，结果，藏传 佛教噶举派大胜外道黑教。湖水蔚蓝澄澈，我掬起一捧圣湖水，尝上一口，淡淡的有一丝甜味。

    印度传说中称这里是湿婆大神和他的妻子———喜马拉雅山的女儿乌玛女神沐浴的地方，还由于印度著名的领袖圣雄甘地的骨灰也曾撒入了玛旁雍湖，所以印度人对玛旁雍错有着独特的敬仰之情。每年夏季，印度、尼泊尔和我国西藏 的香客纷纷到此朝圣沐浴以求功德，还将圣湖的水千里迢迢带回家去，当做珍贵的礼品，馈赠亲友。

    按照佛教的说法，玛旁雍错湖之所以成为圣湖是因为湖水是由冈仁波齐的冰雪融化而来的，在佛教徒们的眼里，神山冰雪融化的水自然是最神圣的水，他们相信这些圣水，能够清除人们心灵上的五毒，洗净人们身上的污秽，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纯洁。

    这个湖有很多神奇之处，比如湖水可以治肚痛和胃病。还有，湖里的鱼很多，滋味像鳝鱼一样鲜美。最神的就是这里的鱼晒干后治孕妇难产有特效，藏族妇女生孩子时难产，只要吃点这种鱼干立马就顺产。

    在普兰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神山和圣湖相互为伴，交相辉映。

    我们在湖边停下车子，虽没有脱衣下湖沐浴，也用湖水洗洗脸，脱鞋在湖里洗洗脚，虽然已是六月份，我仍然感到了湖水的冰凉。就在这时，只见一群男男女女的外国人（那国人不清楚）其中还有警察模样的来到湖边，他们也不试试水的温度，脱下衣服就跳到湖中沐浴起来，一点也没石怕凉的感觉，可能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精神。

    我看着神山和圣湖相互为伴、交相辉映，看着沐浴的外国人，看着幽蓝的湖面碧波轻漾，白色的水鸟在湖中嬉戏，远处的神山清晰可见，悠远的晴空里装帧着旗云，像是放牧自己的心灵。偶有被沐浴者惊起的水鸟从头顶掠过，湖心吹来的风在耳畔呼呼作响，仿佛天地间此刻彻底被净化了。

    我们上车继续前进，刚走一会儿就到了拉昂错——传说中的鬼湖。

    第一眼看到这面湖水，总感觉这里不像玛旁雍错那么明朗，等来到湖边我才发现草地距湖水100米时就开始全部消失，一眼望去，整个湖岸上全是白花花的乱石，没有一丝生气，湖面阴 云低垂，气氛极为沉闷。 尤其诡异的是，湖对岸山体呈暗红色，褶皱丰富，褶皱有呈暗绿色，色调很阴沉，像是一副阴森森的油画风景。湖心还有一座小岛，平静中隐含一丝阴郁和恐怖。其原因这是一个咸水湖，不但不长水草没有鱼虾，据藏民说湖水喝下去还会眼瞎。而关于鬼湖最恐怖的传说就是，湖的平面图看上去像一张剥开的人皮。

    亚州最知名的神山圣湖在我国境内，也是中印关系长期不和睦的因素之一。谁都知道知道冈仁波齐峰既是佛教也是印度教的神山、玛旁雍错也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圣湖？可是他们宗教的神地却在我们国家，印度人是做梦都想把普兰神山圣湖划到他们那边去呢！ 每年有几十万印度人想来这里朝圣，可是为了国家安全和边境治安的需要，中国政府每年只发两千个签证，也难怪印度人对我们非常恼火。

    如果我们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放开“神山圣湖”的旅游签证，我们是不用发愁没有客源的。大家想想，仅此就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呀。

    普兰是青藏高原这片高大陆的西南门户，南有喜马拉雅，北有冈底斯，被称为“雪山环绕的地方”。普兰历史久远。据藏文资料，在公元初始，它就成为象雄国中心辖区之一。后来，又成为吉德尼玛衮的发迹之地。

    据有关传闻讲，“布让”（普兰县政府所在地）一词为古象雄语，译成藏文即“马头”之意。然今藏文“马头”称“达 果”，而“布”为“毛”，“让”为“竖起来了”，“布让”即“毛竖起来了”。“布让”一词的藏文写法实有三种，译法也尚未确定，今之藏学界未解普兰当初为 何以“毛竖起来了”之意为地名。关于地名的来历，在普兰有一则历史传闻：三百多年前，阿里驻军统帅甘丹才旺在阿里平乱，收复普兰失地相当容易，如同拔根 毛，当地百姓便称被收复的土地为“布升”，即一根毛之意。据说，久而久之才转音为“布让”。

    普兰县城位于纳木阿比峰和那尼雪峰之间的孔雀河(马甲藏布)谷地，地形狭窄，来自孟加拉的湿润空气，在这里形成宜人的高原小气候。气候温和，降水颇丰。

    说到普兰的好处，有人曾这样形容：天地间无风晴和，阳光总是明媚，天光山色多姿多彩，庄稼地里的青稞豌豆颗粒饱胀，即将黄熟。围绕庄稼地的望果节仪式，将要收割打场，那之后，将 迎来藏历新年，跳起世俗的和宗教的舞蹈，将要进行应酬土地神的仪式；过男人节，将要赛马，摔跤，听藏戏，歌舞升平；耕地，播种，盖房子；婚丧嫁娶，生老病 死……然后，又到了明年的今天，永远的青稞豌豆又是颗粒饱胀，即将黄熟，又要翘盼望果节……

    多美的一派田园风光！普兰是阿里最好的地方，因为普兰的糌粑是西藏最好的糌粑。山南的糌粑黑，日喀则、拉萨的糌粑粗，惟有普兰的糌粑又白又细又香，藏北牧民不惜千里之遥赶来此地以盐巴、畜产品换回普兰的糌粑。

    普兰县城南距中尼边境约10公里，北距狮泉河镇398公里。加之与尼泊尔、印度相邻，境外朝圣者和商贩多由此口岸入境，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也到这里来参拜神山圣湖。

    普兰有中国海关和边检，每天不少尼泊尔和印度人通过，其中也包括少量外国游客以团体方式进藏。但这里并不是中国正式出入境口岸，想要从这里到尼泊尔的人，必须在申领尼泊尔签证时注明，否则即使有尼泊尔签证，也不让出境。

    最令普兰出名的除了“阿里三围”外，还有传说中的三种小石头。

    这三种小石头，据说分布在普兰一个叫托麻的山上：一种色彩形状极像椭圆雀卵，凑在耳边摇一摇，可以听见内中水响。这是一种名贵藏药：破卵石取其 水擦眼睛，可使睛亮目明；第二种四方型的黑色小石子，是藏式数学演算时作为数学符号所用，同时在某一藏式游戏中充当棋子儿；第三种为鲜艳红石，犹如珊瑚， 只可作为摆设观赏，不可穿凿成项链，一旦钻孔，石子便会崩碎。

    八大藏戏最出名的就是《诺桑王子》。仙女引超拉姆献给了诺桑王子后，引起了他先前的五百位后妃的忌妒而被迫飞向天庭。诺桑王子发现人去楼空，便解甲卸刀，追寻而去。终于双双返回家乡。这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普兰，关于洛桑王子的遗迹，在普兰比比皆是。达拉喀山东南面山腰中部，土崖洞穴中的贡巴宫寺则相传为洛桑王子的冬宫。站在达拉喀山腰坡地仰望崖壁上的贡普寺，可见悬在崖壁上约十余米长的木板露天走廊和凌空飞舞的幡旗，很是古拙。这就是传说中洛桑王子曾仰望过的“离别崖”。

    紧挨“离别崖”不远便是有名的“尼泊尔大厦”。所谓的“大厦”与我们常见的那种高大的人工水泥混凝土建筑有着天壤之别。从老县城过了东风桥到孔雀河北岸，路边50米高的山坡上，布满天然洞穴，其中有一些是原来寺庙的旧址。现在，不少印度人和尼泊尔人越过边境到普兰做生意，为节省开支，干脆在这些洞穴暂居。于是，当地人便把这壁山坡戏称为“尼泊尔大厦”。

    从尼泊尔大厦向西继续前行10分钟，跨过一个山丘就来到普兰“国际贸易市场”(又叫做唐卡市场)。这里绝对是大多数人见过的最简陋的“国际贸易市场”：由六七排低矮房屋，合成一个长方形的市场。经营者主要是尼泊尔人，售卖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香 料、布料、手表等，在东风桥一带，也有来自印度、尼泊尔及西藏的商贩营生。老实说我对名气很大、神往已久的“普兰国际贸易市场”的状况很失望，我觉得那个市场没有一点儿出彩的地方。那个所谓的国际贸易区，在河滩一个小山坳间，除了几排平房外，全是头垒起顶上遮盖雨布的低矮小房子——看上去令人大失所望，说真的，这里更像是一个难民营。

    我走到里面，只见到处乱石，遍地牛马粪便，显得污秽不堪。这样的地方，看上去不像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贸易活动。我第一次去普兰是在初春，市场还是空荡荡的，当地人介绍说，每年五月份才开放。

    在普兰我游览了著名的科加寺。科加寺位于普兰县中尼边境的科加村，也是尼泊尔进入普兰的必经之路，经常有许多衣着怪异的异域游客光着脚、提着小铁筒从这里经过。这 些人多是来参拜神山圣湖的外国修行者。如果天气炎热，他们常常会在科加寺前的河水里沐浴；如果给他们拍照，他们会很友好很乐意地摆出姿势来，然后向你索要 少量的金钱或食品。

    我听当地的乡长讲：相传，在未形成村、寺的时候，这个地方名为“杰玛塘”，是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北山坡上有一高僧在修行，其弟子每晚打水时，均看到“杰玛塘”中央有一个发光点，便大为惊恐。但他总是忘记将此事告诉师父。为提醒自己，他将 一块小石头装入口袋。当他给师父倒茶时，小石头滚落在地。高僧问他，他便照直说了。高僧让他在闪光处做一记号。第二天，师徒二人实地察看，发现有非凡不俗的一块奇石，极为罕见。高僧道：“奇石出现于此，预示此地将成为圣地，有一个护法大神将要来临”。这个护法大神就是后来成为科加寺主神的“文殊菩萨”。

    另一个故事说：据传，当时此地来了七名身强力壮的印度云游僧，从事佛事活动。临行前给国王留下了七大包银子，惊奇的国王请教大师如何处置，大师称此乃财神“瞻巴拉”赐予与的非凡妙果，不能占为己有，应作为造福于众生的供品精心服侍。国王依照神意和大师指教，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相继在噶尔栋建筑了规模宏大的上下宫堡和色康大经堂，暂时把七名印度僧留下的银子统统供于其中。不久，国王取出七包银子带到地处中尼边界的“谢噶尔仓林”，请尼泊尔工匠阿夏大玛和克什米尔工匠旺古拉等，制造一尊世间罕见的文殊菩萨像。造毕他又请仁钦桑布大译师加持开光，而后又将其放在一辆木轮马车上，运往噶尔栋的色康大经堂，沿途风餐露宿，当到达杰玛塘中央时，却受阻于阿莫利噶的巨石，此时忽然听到文殊像开金口说道“吾依附于此地，扎根于此地”。平时面无笑容的国王，听到文殊菩萨开恩启齿，便喜出望外，破天荒地有了笑容。菩萨开金口，国王露笑容的绝妙巧合是祥瑞良兆。于是，在此建起造型奇特的“意希那伦珠”经堂。到了拉德王时，又给这尊佛像制作了一座价值连城的稀世宝座。人们四处来此朝拜，名播千里，终成名寺。

    我游览时的科加寺规模不大，殿堂内的壁画和布置，由于年久失修，难免有点斑驳。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儿却散发着一种原始、古朴的味道。

    科加寺建于公元996年，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由仁钦桑布所建，后由历代扩建，原来的宝殿中，画有粗大的莲花根，枝蔓盘绕，上有32朵花，有的盛开，有的半开。据传，半开的花是因护神者未遵守七天内不得入内的命令而导致的结果。文殊菩萨端坐于太阳普照、花朵衬托的宝殿上。为使诸事如意和世间平安，莲花根上镶有佩戴七头蛇冠的龙王；为使法音更响亮，右首端坐着手提琵琶的乾达婆王；为使法轮常转不止，殿座上画有轮王七宝。殿内大宝山，山上长满如意树、如意粮谷、如意宝串以及大自然天神。住有大梵天王、帝释王、毗纽天王、天龙王、凤凰大王等。他们左顾右盼，传神达意。

    仁钦桑布大法师，以科加寺为母寺，先后在其他地方建有一百零七个子寺，使科加寺名传四海，家喻户晓。后仁钦桑布移至札达托林寺，科加寺才失去母寺地位。

    科加寺有说不完的故事。孝寺对面有一座美丽的雪山，米拉日巴在雪壁洞中修行。顺便介绍一下这位尊者：米拉日巴（1040－1123）米拉日巴是藏传佛教著名的高僧和大成就者。他从小父母双亡，家庭破产，深受欺侮；之后立志复仇，刚达目的，又极为后悔；接着，潜心学佛，成为噶举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晚年，隐迹山林，独自苦修。他创作的《道歌》从艺术上看，还是有相当成就的。米拉日巴从小喜爱民歌。《道歌》采用了鲁体民歌的形式，语言通俗朴质，比喻贴切生动，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流传甚广。

    现在，米拉日巴佛阁在全藏区仅有两座，其中一座佛阁是安多地区名刹之一。佛阁从第一层至第九层佛殿奉安的有以米拉日巴尊者及其弟子为主的藏传佛教各派的开宗祖师，有以金刚为主的四密乘的众多的木尊佛像、菩萨、护法等各类佛像一千二百七十多尊。

    有一天，米拉日巴从山顶下来，踏出羊肠小道，途中偶遇一妇女在磨青稞	。

    米拉日巴问他：“普姆（大嫂）在磨什么？”

    妇人因劳累而没好气地回答：“我不磨青稞磨酒渣”。

    “好，你继续磨酒渣吧。”米拉日巴说。

    从此，小村庄长的青稞粒突然变小，不管怎样精耕细作多施肥，青稞粒依然很小。全村人只好搬到其它地方居住。米拉热巴的修行之洞至今还在。

    科加寺门口有一片河滩以及美丽的红色芦苇丛。附近的科加村是个具有田园风味的小村庄，颇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行暑达瓦专员老家就是科加的，应他的邀请，我还去专员家做客喝茶吃饭。科加距离普兰县城19 公里，路途相当崎岖，沿途的景色相当不错。

    我在普兰采访了县委、县政府，还采访了边防站和边境检查站，写了两篇两、三千字的通讯和三、四篇消息。稿件交到县邮电局后，他们报怨说：“我们邮局总共两个人，你这一来就是上万字，差不多就是我一年的电报发报量，我们怎么受得了呀？！”对他的牢骚我没在意，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我在尼木县跟杨老师蹲点采访的时候，曾为了发加急稿件帮助邮局摇发电机（过去，西藏基层白天不供电，晚间供两、三个小时。白天必须用电的单位需自己发电，邮电局均采用手摇发电机。该机两个摇手柄，一人或两人均可操作）。

    我感觉奇怪的是，普兰的边境检查站是在县城（县委、县府驻地）前面，既先经过边境捡查站，再走约一公里才经过东风桥到达县委县府。而边防站（连级）就在边

 第十四章 努力当个好编辑好记者

    我从阿里回到拉萨后，发现电台编辑部的许多老同志、和工作上挑大梁的骨干都内调了，如我的老师杨兆振（当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内调到青岛日报，编辑部主任马心浩和他的夫人内调到河南广播电台，我的同学郑兆洪、王卫东等等。我也很想内调，并向台里递交了内调报告，但没有一点反应。我向台领导询问了关于内调的问题，领导的回答是“听从组织安排吧”。当时听说中央的精神是，除了那次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以后每三年都要安排一大批。我想这次走不了等等也行。

    编辑部的骨干和总人数少了，但是工作量却增加了。在一九八二年调整节目时，我们汉语专题部和藏语编辑部实行了合并，组长是裴树生、副组长是白玛和胡维友。汉语《高原建设者》节目改为《在世界屋脊》节目；并行的藏语专题为《雪域佳音》节目；汉语《对人民解放军广播》节目改为《高原子弟兵》节目；《科学园地》节目只有藏语，同时增办了藏汉语《青年之友》节目和藏汉语《法制漫谈》节目。凡是藏、汉语节目均为一稿两发，但相同字数的稿件，在同为十五分钟的节目中播不完，这就需要减少篇目或加以姗改，实际是二次编辑。当然，相同节目的藏汉语稿件也可以各自单发，工作量就大一些。

    这次节目调整后，我相对固定负责编发《青年之友》和《法制漫谈》节目。因为新开办的节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听众不熟悉，通讯员来稿很少，本台记者一般为这两个节目专门写稿也不多。所以，我认为编辑改叫编采（编辑加采写）才更合适一些。

    原以为《青年之友》节目开办后来稿会多点，因为青年之友是针对广大青少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不少，大中专、中小学和部队战士都是青年，他们收听节目后，会有人逐渐投稿的，然而事与愿违，播出半年后仍然来稿很少。无可柰何，我只好东跑西颠到处采访写稿。主要跑各级团委和中学、大学及部队。

    在首期节目播出前后，我就多次到自治区团委联系接洽有关开辟稿源的问题，希望各级团委充分利用《青年之友》这个阵地，宣传共青团的宗旨，展现团的助手和突击手作用，宏扬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宣传团员青年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宣传青少年中的好人好事，宣传学雷锋，助人为乐等等。当时的自治区团委书记是曲加（后任拉萨市委书记、区外办主任、现为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副书记是吴毓萍（后任山南行署专员、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为中央纪委常委），他们表示大力支持《青年之友》节目的开办，还指示以区团委的名义发出文件，希望各级团委充分利用《青年之友》这个阵地，为办好这个节目献计献策，积极写稿投稿…但不知为何，来稿仍然很少。

    当无米之炊的节目编辑是最难受的，唯一的办法是编辑亲自出马采访写稿，但节目每两天就要换新稿，每组节目要15分钟3000字，还要有编辑制作节目的时间。这样一两个编辑是承担不了的。另外的办法就是从报刊杂志上选稿，这就是平时开玩笑说的当“剪刀浆糊编辑”，从本地报纸或全国各地的青年报刊杂志上选稿，选中的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再查查字数，做些技术上的处理即可发稿。但是，一个自办节目如果都是采用外地的稿件，其内容与本地无关，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样做还不如干脆转播外地兄弟电台的节目。所以在西藏开办报刊杂志或是广播节目，首先应当考虑稿源的问题，否则便会沦入“剪刀浆糊编辑”或“无米之炊”的困境。

    松本圣，这是个日本十几岁男孩的名字，也是我没见过面的朋友。有人会问：“你怎么会认识个日本男呢？”事情的原尾是这样的。

    一天，传达室送来一封日本来信，来信是寄给《青年之友》节目的，这个节目由我负责，我也就拆开阅读了。来信说：“我叫松本圣，家住日本名古屋，我正在自学华语，经常收听贵台的《青年之友》节目，通过你们的节目，我知道西藏是世界屋脊，还有美丽的布达拉宫，藏族有见到朋友献哈达、敬青稞酒的风俗。我非常向往西藏，向往布达拉宫，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请问怎样才能去西藏？我还希望得到贵台节目时间表和编辑先生的照片…”信写半通不通的，大概内容就是这样。于是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一张我和爱人、女儿的全家照。

    过去我没向国外寄过信，邮寄这封信我才知道竟需要十来元，这在当时是很贵的。大约三个月，松本圣收到我的信又给我来信，他在信上说，没想到我会给他回信，收到信很惊喜，并在信上介绍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开一家工厂，经营挺好，母亲原籍是韩国人，他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妹妹正在上学。松本圣随信寄了四张照片：一张是他正在操作打印机；另一张是他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有一张他妹妹穿着和服，提着小包，正在朝人微笑；再就是他和他的父亲正在傍晚的大街上行走。松本圣在这封信上问我全家好，特别向我漂亮的太太和美丽的女儿问好（信上原话）。他还在信上向我询问有关西藏的一些问题和知识，我在复信时一一向他作了回答。就这样，你来我往，每封信大约半年，我和日本小朋友松本圣来往通信有三四年之久，我还给他寄过一些漂亮的中国邮票和西藏风光的明信片，他也给我寄过一张有名古屋港口图画的漂亮复写板。后来时间久了逐渐失去了联系。我算了一下，现在松本圣也有三十七、八岁了。他的来信和照片我都妥善保存着，他家的地址我抄在通讯簿上，不知现在变动没有？二十四个春秋过去了，不知如今的松本圣会是怎样的？

    大约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患了一种怪病，凡是油腻的食物吃了右腹部就会疼痛，说是“胆结石”吧？多种检查都做了也不能确诊。为防病疼的折磨，我成了“素食主义者”。为治这个病，我除了跑区人民医院和军区总医院，还常跑藏医院。

    有一天，我在藏医院内科门外的条凳上排队候诊时，里边喊道：“下一位”。刚好轮到我了，我伸头一看是一位年轻的藏医。就对排在我后边的那位病人说：“你先来吧。”自己坐下来继续等。旁边一位干部模样的藏族病人问我：“刚才你怎么不进去？”我说：“我嫌那位藏医太年轻，想等一个老藏医看看。”他说：“你不了解吧？别看那位年轻藏医年纪不大，本事可不小哩！他叫旺堆，是很有名的藏医呀，他是自学成才出身，还出版了一本《藏医词典》呢！好多病人都专门找他看病的。”

    他这一讲，我立刻来兴趣了，因为我不仅找到一位好医生，还找到一篇好稿子。我请他看病后，当面给他讲明记者身份，与他约定了采访时间。

    经过采访我了解到：旺堆医生三十六岁，是昌都贡觉县人。在家乡上小学五年级时，他看到家里墙上贴的藏文报纸就经常读读，也算是学文化。报纸上的“卫生常识”、“健康之友”栏目中也有些简单的中医、藏医基本常识和药方，旺堆在反复念读的时候，药方也逐渐烂熟于心。

    一次村里发生流感，旺堆就按药方所述到山上采来草药，按药方煎好让父母和邻居家的人服用，结果很快治好了家人和邻居的病。后来他又按那些常用药方为家人和村上人治病，也都发挥了奇效。从此旺堆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旺堆的舅舅是喇嘛庙里的医生，他看到旺堆对学医很有兴趣，就让他跟着自己学习藏医。舅舅教的好，旺堆学的认真，再加上边学边实践，几年下来旺堆就出息成一个很能干的藏医。初学成的旺堆首先在自己所在的村里当了赤脚医生，他边学边干边琢磨，很快就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藏医。

    后来，贡觉县人民医院就把自学成才的旺堆调到了县医院藏医科当不在编的医生。在县医院旺堆仍然兢兢业业地边干边学，不满足于已掌握的藏医知识。他既积极认真地向老藏医、名医学习，又到处搜集藏医文字资料，藏医知识和临床水平越来越高。

    再后来，自治区藏医院藏医研究所招考研究人员，旺堆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名，他在众多的参考医生中脱颖而出，从赤脚医生“跳龙门”一下成为藏医“研究员”（相当于副高职称）。有了成就、“一步登天”的旺堆并不自满，他仍废寝忘食地钻研深如大海的藏医，并在宿舍门上贴了“无事请勿打扰”、“有事限谈五分钟”的条子。他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上了，到处拜师学艺（医），到处寻找资料，终于用三年时间编了一本《藏医词典》，十世班禅大师闻讯后，高兴地为这本《藏医词典》题了辞。

    我将采访的旺堆事迹写成题为《自学成才的藏医》的通讯，在电台《青年之友》播出后，又在西藏科技报和西藏日报发表，还在中央台《祖国各地》节目播出。参加全国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征文获三等奖，受到国家民委、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表彰，收入广播电视出版社《同心集》一书，并被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报告文学选辑》收入。旺堆获得全国首届“边垂儿女挂奖章”活动金质奖。

    一天，我到西藏军区采访。在军区大院的蓝球场上围着许多观众在助威叫好，我挤进人群看到两个部队代表队正在比赛。甲乙双方球艺一般，争抢倒还激烈，只是球场上的女裁判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只见她英飒爽，嘴含裁判哨，随着蓝球的传来传去，她时而矫健地飞奔，时而快速地后退，随着哨音不时作出准确而优美的手势…在她的准确裁判之下，场上双方个个服从，显得争抢有度，比赛紧张而激烈。应当说这个球场上的“女法官”为这场平平的球赛增色不少。不是牛逼，我这个人的“新闻眼”是比较敏锐的。经验告诉我：新闻来了！

    我挤到记分员跟前问：“请问，那位女裁判是那个单位的？我看她吹得挺好的！”“你问她！”记分员回答道，“这个女兵娃子够牛逼的，她叫周小苏，是通讯总站的，是国家一级蓝球裁判哟！”

    散场后，我立即抓住这位小个子女兵进行了采访。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访问中得知，她入伍前原名叫周小书，嫌“小书”字数少，又不便叫“大书”，便改称小苏。

    她是四川宜宾人，自小就爱爬山游泳、打球赛跑、跳高跳远等多种体育项目。可惜她个子太小，在初高中学校时那个项目的校队都不要她。

    于是，她有的放矢，选择了不要高度的蓝球裁判项目。小苏从初二开始认真学当裁判，既学比赛规则方面的书本知识，又在实践中练习吹哨，还拜知名的老裁判学艺，凡有比赛她都观摩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小苏终于在初三时经考试成为蓝球国家三级裁判，到高一时她成为国家二级，高三时成为蓝球国家一级裁判。是当时四川省三个国家蓝球女裁判之一。

    带着国家蓝球一级裁判的证书和一技之长，周小苏怀揣少女的“今日木兰”从军梦踏上世界屋脊，决心为部队建设作贡献。

    然而，西藏是个高山缺氧的地方，部队的体育活动包括蓝球项目开展的并不热烈，有规格的比赛项目很少，而且她也不出名，所在连队还有自身的日常工作，周小苏的裁判技能在一段时间里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小苏不甘心裁判技能被埋没，只要有空就往球场跑。不管是别人打着玩，或是随意比试对垒，只要能分甲乙方，她都主动自荐上场当裁判，也不讲究什么规格不规格，报酬不报酬，只要能上场吹哨就无比高兴。她还到地方体委自荐，要求义务当裁判，并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到地方体育场巡视，看到有蓝球比赛就千方百计上场吹哨。

    慢慢的周小苏在军区大院、驻军部队和拉萨的蓝球场上有了些名气，部队和地方省、市级高规格的蓝球赛也都邀请她担任裁判。

    人家女孩子都爱漂亮，有空喜欢化化妆，穿上漂亮衣裳照照像，一块儿唱唱歌、跳跳舞，只有周小苏爱往蓝球场上跑，爱和男孩子们奔跑斯混，弄得浑身臭汗、黑不溜湫、像个野小子……因此，女兵连的战友们都把她当成另类，说她想成名成家，说她工作上不本分，说她不合群就是不团结，弄得她很有些孤立。连队首长也嫌她风风火尽往蓝球场上跑，耽误了本职工作，不算个完全称职的战士。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了周小苏之后，又到通讯总站访问了小苏所在连首长、以及她周围的战士们知道的。这是常规采访所必须的。

    我采访结束后，撰写了题为《蓝球场上的“女法官”》一文。这篇通讯在西藏台《青年之友》和《高原子弟兵》两个节目播出后，在西藏地方及部队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我又将此文投寄到《新体育》杂志，亦在全国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新体育》杂志主编朱芬芳给我说：“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通讯发表后，周小苏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和我区听众来信五百余封。中央电视台和成都军区宣传部专门以《蓝球场上的“女法官”》为题，拍摄了周小苏的专题电视节目。我的这篇通讯被西藏新闻学会、记协评为当年全区好新闻一等奖，周小苏则在全国首届“边垂儿女挂奖章”活动中获得银质奖。西藏军区副政委路晨专门找我了解周小苏的有关情况并听取我的建议，将周小苏破格提拔为干部，任命她为军区俱乐部的体育干事，做到了人尽其才。

    5

    大约是1982年初，我从阿里回到拉萨后，得了一种怪病，吃了鸡蛋或是油腻食物，右腹部肝区附近和胃部就会恶心、胀疼，特别是肝区附近疼起来忍都忍不住，疼起来简直要躺在地上打滚，这种疼痛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最疼时我恨不得自己拿刀剖开肚子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肚子里捣鬼。

    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和军区总医院检查，a超、贝餐、胃镜和常规检查反反复复做了多次，就是查不出病因。各种各样的药（西药、中成药、草药、藏药）我不知吃了多少，毫无效果。

    弄得无可奈何，只能疼起来赶快跑医院，医生也只能给我打杜冷丁止疼了事。由于我经常跑区人民医院普外门诊（急诊），医生都和我很熟悉了，去了二话不说就开杜冷丁（开杜冷丁是有限制的，因为它可以上瘾，属于毒品，主治医生每天才有几针的处方权），打了针二十分钟就能止疼，可是这毕竟不是治本的办法。

    我自己只能平时在饮食上多注意，不管在家或是外出采访，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嘴巴。出外采访会议上都有会餐，采访单位也常常予以招待。无论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我自己都象和尚似得只看不尝，只捡清淡的素菜、泡菜下饭就行了。

    有时别人在酒席上看我拒酒拒肉，以为我讲客气，就一再劝酒送菜，自己忍不住喝一杯、吃一点。然而，不争气的肚子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每次疼起来的前奏是感觉右腹肝区发硬，胃部恶心想呕吐，我就赶快跑医院，这个病偏偏夜间发作较多。那个时期我读了很多医书，自己对照医书，我一直怀疑得的是胆囊结石，但是医院做a超就是检查不出，否定了我自己的看法。难道我真得了癌症吗？因为任何肉食、鸡蛋甚至一点儿浑腥都不能吃，造成了营养不良，我1.71米的身高，体重仅有100斤出头，瘦得不像样子。

    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科（天津援藏医生）王信诚分析了我的病情后对我说：“根据你的病情、神情伴断，不可能是癌症。如果是癌症，你疼起来又跳又叫，还能骑着自行车跑医院，怎么可能呢？是癌症你就没气力跳了叫了，更不可能自己骑车跑医院了。但是医院就是不能确诊，我自己也很担心。

    恼恨我的人说我患的是癌症。慢慢的别人也都认为我患了癌症。当我在休假时向领导提出利用休假到内地治病的要求时，领导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还说：“只要不出国，在国内任何地方检查治疗都可以！”于是，1983年冬天，我便利用休假到内地治病。那时到内地治病还要有本人单位所在地医疗部门的介绍信，我就拿着区人民医院的病历和医生的建议书，到自治区卫生厅开具了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听说该院肝胆外科著名）、北京首都医院、上海第七人民医院等医疗单位求诊的证明。

    因为我和爱人比较喜欢旅游，过去每次休假都要跑一两个地方，这次我们也不例外，决定放弃坐飞机的快速与舒适，改乘汽车走青（甘）藏公路，到敦煌去游览一下，途中还可观赏举世闻名的“盐湖之王”察尔汗盐湖和“万丈盐桥”。

    我提前了解到拉萨运输公司汽车三队有几台车到柳园拉货，便请该队搞调度的开封老乡陈文祥帮忙安排，全副武装—棉衣、棉裤、棉帽、棉鞋、藏被（用牦牛绒线编织的带长绒穗的被子）和充足的食品与止疼用的杜冷丁等急用药品，登上东风卡车驾驶室，开始了久违的十分辛苦的青藏公路之旅。

    “甘藏路”实际是没有的，这是我的称呼，是指拉萨—格尔木（青藏公路南段）—柳园。即国道215线 ，起于甘肃省安西县的柳园镇,经敦煌、阿克塞岔路口后,翻越当金山口,进入青海境内,再经花海子、鱼卡、大柴旦、察尔汗盐湖至格尔木,全长653公里,其中 青海境内长399公里。1981年11月30日列入国家干线公路,曾称“青藏公路支线”、“敦格公路”,亦称“柳格公路”。 215国道北端于柳园镇与兰新铁路相接,是西藏客、货运输的主要转运线；由当金山岔口、鱼卡西行可至戈壁油城花土沟和茫崖石棉矿,进而入新疆；在察尔汗盐湖地区与青藏铁路齐头并进,南至格尔木与青藏公路相接,是沟通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四省区和纵贯柴达木盆地的重要干线。举世闻名的“万丈盐桥”就“架设”在号称“盐湖之王”的察尔汗盐湖上。

    我夫妇俩搭乘那辆车的司机叫虎子，陕西人，二十多岁，一米八五的高个子，脾气很好，总是笑迷迷的张哥长张哥短地喊我。

    走长途坐驾驶室或乘小车坐前排，我始终牢记时时给司机点烟，不停地和司机聊天说笑话，总之不能打瞌睡引发他的“瞌睡虫”，以免因疲劳驾驶酿成车祸。虎子看我不停地点烟聊天挺辛苦，对我更加敬佩。他说：“张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不用那么辛苦，该休息就休息，瞌睡了就睡。”我说：“虎子，这不光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同坐一台车，就是同乘一条船，咱哥俩现在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舟，必须心往一块儿想，安全第一啊！”

    刚过羊八井，我就亲眼看到前面一辆车翻倒到在路边的道沟里。我对虎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救援一下。”虎子说：“如果看到发生车祸就去救援，就别跑车了，这种事儿太多了，我们顾不上，还是好好地跑自己的车。”

    车过唐古拉山口约七、八十公里，我们发现一辆南来的卡车陷在了一条不大的冰沟里。陷车司机招手求援，虎子停车问：“怎么陷住的？”

    那司机说：“昨晚没看清路面，跑偏了一点就陷住了，请一辆车帮忙用钢绳拖也拖不出，现在只好去道班上请拖拉机。能让我搭车去吗？”

    虎子答应了，驾驶室没空位，他便站在叶子板上。那司机说，“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又冻又饿，你们有没有吃的卖给我一点儿？”

    我和爱人看到那司机饥寒交迫的狼狈样子，非常同情，急忙拿出一块葱花油饼给他，那人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就吃光了。我还想拿其它东西送给他，虎子连忙用腿碰碰我制止了，说：“对不起，我们也没多带吃的。”等那落泊的司机下去后，虎子说：“像你们这样一路发善心，怎么能行。到不了格就两手空空了。我们的车要是出故障或是遭遇堵车、陷车、大雪封山，谁来管？善心发不得！”果然，路上又遇到几个陷车、翻车的，他们的遭遇十分可怜。

    我们几辆车很顺利抵达格尔木，这是我第五次到格尔木，车队在这里保养休整一天后，继续前进。

    我们的车队驶出格尔木约两三小时，远远的就能望见雪白一片、浩瀚无边的察尔汗盐湖。汽车沿着盐湖行驶，只要看到有盐路，我就不厌其烦地问虎子“盐桥”在那儿？一会儿问：“这儿是不是？”一会儿问：“那儿是不是？…”

    终于，我们的汽车驶上了举世闻名的“万丈盐桥”。“盐桥”就“架设”在号称“盐湖之王”的察尔汗盐湖上，并非万丈，只是盐造的公路而已。“盐桥”的路基、路面用料几乎都是纯结晶盐。养路员工采用平整盐盖、填塞溶洞、铺筑盐块、浇撒卤水等简易方法 养护盐路。盐路象一座桥浮设在卤水之上,长度33公里,美名为“万丈盐桥”。万丈盐桥笔直、平坦,可与柏油路相媲美。它的建成,开创了在盐渍土地区筑路、养路的先河,在公路史上是一个创举，也成了旅游景点。

    车过满街拉圾的大柴担，翻过当金山，驶下有名的大漫坡，我们很快就到了敦煌。

    到了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敦煌一带，便能感受大漠戈壁的苍凉与雄浑；探寻丝路古道千年辉煌与千年沉寂的秘密；体验西北民族的文化和生活风情；领略敦煌文化的神秘灿烂与博大精深；聆听古战场金戈铁马的历史回音；滋生醉卧沙场的豪迈气概。

    第一次休假返藏时，我和米林团的二十多名战友曾乘坐团里的汽车从这里走过，但没有游览莫高窟，为此我很觉遗憾，所以这次弃飞机而乘汽车专程来访。

    这里是古老丝绸之路精华之处，在此寻找历史文明的足迹，再去看月牙泉的神秘，莫高窟的厚重，嘉峪关的雄壮，兰州黄河水车的喧嚣，西安大雁塔的庄重....历史与现实将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无亲无故的虎子对我夫妇特别关照，让其他人先去柳园，他专门开车陪我们去游览莫高窟等景点。

    千辛万苦，汽车从敦煌向东南方向行驶二十五公里，我们终于看到了莫高窟。只见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这便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

    当时的莫高窟并不开放，无人售票，窟内空无一人。可能是正值冬季，系闭窟侈修缮时间，因为我看到洞外洞内有许多脚手架。我们三人一一翻过铁栏杆，随意拍照观看。我带着附有彩图和说明的《莫高窟》一书，便按图观窟，自导自游，十分惬意。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只见崖壁上的洞窟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

 第十五章 日子在平凡与不平凡中度过

    1987年9月27日，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首次在拉萨搞分裂闹骚乱的日子。

    哪天清早正是上班的时候，忽然听到大门外闹轰轰的，还不时传来呼喊口号的声音。警卫连的武警战士端着枪严阵以待。我凑到已关闭的大门（铁栅栏门）跟前，透过铁栅栏朝外看，只见浩浩荡荡的人群举着旗帜，有些人拿着棒子，他们不断呼喊着分裂和反动口号，气焰十分嚣张。上班后，大家在办公室里纷纷议论这件事情，有的同志家在老城区那边，他们说，分裂主义分子闹得很凶，在八角街都打出藏独的“雪山狮子旗”了…

    当时的骚乱事件背景是：1987年 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演讲 ，24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2天后，9月 27日，拉萨市出现了从 1959年以来的第一起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骚乱事件。当时，拉萨街头出现关于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关注西藏事务的标语、海报。这是发生严重骚乱事件的直接原因。

    骚乱分子按照达赖的意愿，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呼喊“西藏独立”口号，冲击党政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焚 烧商店和公共建筑，并打伤执勤公安干警，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工作秩序。其中，1988年3月，骚乱分子冲击正在举行的大型佛事活动 —拉萨传召大法会，不仅打死打伤执勤的武警战士，还打伤了许多信教群众，洗劫拉萨的饭馆和商店，迫使拉萨传召大法会这一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庄严的宗教法 会陷于瘫痪。

    1989年3月，在达赖及其分裂集团的策划下，骚乱分子为纪念反动武装叛乱30周年又在拉萨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冲击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打伤无辜群众多人，有900多家商店被抢劫和砸烂，致使机关不能正常上班，商店、饭馆不能正常经营，学校被迫停课，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拉萨的社会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而拉萨每次骚乱后，达赖都要发表讲话鼓励一番，并且要求骚乱分子再接再厉。 1987年10月7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演讲，表示对拉萨骚乱“完全支持”。1988年3月6日拉萨骚乱过后的第五天，达赖又在一个集会上对拉萨骚乱进行大肆鼓动。在拉萨制造多起骚乱屡遭失败后，达赖仍不死心，继续鼓动骚乱闹事。1991 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 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 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1995年初，达赖及其分裂集团煽动部分国外藏胞搞“和平挺进”活动，但这种做法由于不得人心，于是“和平挺进”的 计划尚未开始就不得不草草收场了。

    在87年9月27日分裂主义骚乱事件后，我在台领导指示下，连续撰写几篇揭露分裂、反对骚乱的言论文章，播出后效果很好。

    87年10月1日拉萨发生骚乱时，我主动要求参加广播电视厅组织的夜间值班巡逻工作，在保证完成编辑工作的同时，连续值班三个通夜。

    87年10月2日3日，我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烟火和砸石头得危险，受命到大昭寺广场，八廓街采访武警、公安执勤点和受害的商户群众，撰写了上万字得长篇通讯《谢谢你——敬爱得人民干警》，此文播出后被新华社摘发，《西藏文学》以特刊号整版全文发表，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和自治区领导得赞扬

    1989年3月5日，拉萨再次发生骚乱时，我领命带领见习记者到八廓街、北京东路等骚乱现场采访。采访途中我被骚乱分子用石头砸伤。但我轻伤布下火线，采写了两组揭露骚乱歹徒罪行得报道。

    我采写得《骚乱分子罪恶盈盈，人民群众切齿痛恨》得长篇通讯，电台播发后，《拉萨晚报》用整整两版以“增刊发表，此文受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同志的高度评价。为此，我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表彰，被授予全区新闻界先进工作者。

    我还在这次骚乱最危险的时候，和同事们深夜到大昭寺广场（当时我台在藏医院的楼上安装了大喇叭，播放戒严令等公告）为开展广播宣传播音员、技术员运送食品。那晚我还被野狗咬了一口，忍着疼痛回台才作处理。

    3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鉴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造骚乱，严重危害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根据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戒严令说，1989年2月13日以来，分裂主义分子曾在拉萨制造了4次游行，有关方面一直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进行劝阻和教育，维护了社会治安，避免了正面冲突。其中以3月5-6日两天最为严重。当时的情况是： 3月5日是星期天，富有民族特色的八廊街上非常热闹。大昭寺前香烟缭绕，手摇玛尼轮转经朝佛的人流不断。

    12时刚过，大昭寺广场的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只见十几个喇嘛、尼姑和青年呼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一人手举着一面标志“独立”的“雪山狮子”纸旗举行非法游行。接着，队伍突然增至500多人。这些人多数戴着口罩，一些喇嘛、尼姑穿着便装，气势汹汹，呼喊叫骂。街上顿时大乱，商贩仓皇收摊，商店迅疾关门，一些行人慌忙离开。

    在八廊街派出所门口和治安服务站门前，骚乱分子向公安人员投掷石块，当场有两名公安干警腿部被击伤。围攻公安人员的骚乱者越聚越多，石块从大昭寺楼顶向 附近的派出所飞去。为了维持八廊街的治安，公安人员施放了几颗催泪弹，将围攻和围观的人群暂时驱散。但骚乱者三番五次地鼓动群众向八廊街派出所和治安服务 站冲击，用牦牛绳抛甩石块。街心广场的路灯、广场周围藏式楼房的玻璃大多被击毁，平时人们休息、散步的大昭寺广场一片狼藉。

    下午3时许，骚乱者重新纠集队伍，分别在八廊街、北京东路、吉日路三处游行。记者看到，这些骚乱者狂呼口号，打、砸、抢、烧，先后有20多个单位、旅馆、饭店的门窗被砸。在光明路北段，骚乱分子将清真益民饭馆和毗邻的3家饭店内的床、椅、自行车、行李及其它服务设施拖到大街上烧毁。当时，大街上浓烟滚滚，烈火升腾。在北京东路，骚乱者聚集500多人，用石块砸碎一所小学、医院和附近个体户的门窗玻璃。大约有300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将城关区机关门口挂的机关牌子摘下砸毁。与此同时，在北京东路，一伙暴徒殴打救护人员并抢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站在车头挥舞“雪山狮子旗”。记者看到，夹杂在围观人群中的骚乱分子威胁群众跟他们一起闹。

    下午5时许，北京东路方向，被暴徒点燃的粮店大火熊熊，风助火势，很快就会蔓延到附近的居民住房和商店。拉萨市城关区消防队的37名队员赶至现场奋力灭火。但300多名骚乱分子在路口用垃圾桶设置路障，阻止灭火。他们还从附近居民楼上向消防队员射击、打石头，当场有10名队员受伤，其中两名受重伤。

    在这次骚乱中，骚乱分子第一次公开使用枪支，在北京东路附近的楼上向公安人员和武警射击。有3名武警受枪伤，其中一名因子弹穿透心脏而牺牲。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骚乱分子使用的枪支，有的是从国外偷运进来的。

    3月6日继续发生骚乱。这天上午10点 多钟，大昭寺广场四周、藏医院门诊部前、冲赛康、北京东路、北京中路、丁字路口等地，身着藏装、戴着新藏帽和穿普通装、头系白条带的暴徒，三五十人一伙， 见行人就起哄、谩骂、追打。暴徒抢过行人骑的自行车就烧，一些行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伙暴徒在丁字路口将一名行人耳朵撕裂，按在地上又打又踢。

    下午2点钟左右，暴徒聚集成一二百人一伙，在北京东路和北京中路以及朵森格路拉锯式地打、砸、抢、烧，被烧毁的商店有20多家。自治区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的宿舍和拉萨市城建局办公楼临街窗户被暴徒用石头砸碎。市城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大门和一些住房被烧毁。

    鉴于拉萨的这种情况，国务院只有采取戒严措施，以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

    对拉萨市的这次戒严是在1990年5月1日起解除的

    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阿拉黑司"!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呃.

    呃!是谁帮咱们修公路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架桥梁呃?"阿拉黑司"!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呃.

    呃!是谁帮咱们收青稞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盖新房呃?"阿拉黑司"!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冼衣裳呃.

    呃!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阿拉黑司"!

    我们幸福乐无疆呃."阿拉黑司"!

    感谢亲人解放军,感谢救星共产党.

    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呃

    这就是节奏欢快，洗炼明丽，跌宕起伏，堪称鬼斧神工之作的《洗衣歌》。这支歌无人能超，曲成绝响！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罗念一是《洗衣歌》的曲作者。由于这支歌，罗念一的名子如雷贯耳，成为响当当的名星人物！　我不是“追星族”，但和他是朋友。

    罗念一是四川合江人，1932年生于贵州赤水县，原西藏自治区政协专职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西藏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家。当初刚入伍时，罗念一在十八军随营学校任教员。1950年底调十八军后方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任乐队指挥。1955年调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历任作曲，乐队指挥，创作组副组长等职。现退休寓居成都。

    他在16岁时参军，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罗念一与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一起进军西藏，边演出边修路。在甘孜县，他目睹藏族群众喜笑颜开，光着膀子背着粮食，赶着骡马支援进藏部队时，他的创作激情猛烈地爆发了，创作了处女作《运输线上》。

    不久，在昌都镇他又创作了成名歌曲《叫我怎能不歌唱》。

    从60年代到70年代，罗念一走村串户，进乡驻点，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主要作品有：“我的家在日喀则”、“沿着金黄的青稞地走”、 “请您喝杯酥油茶”、“春天来了”、“夏尔巴的歌声飞向天安门”、“尼洋河”、歌舞曲“支前”、“洛巴的春天”；女声合唱“幸福的路”，男声独唱“拉萨之春”，歌剧“运输县上”，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管弦乐“节日的拉萨”，组曲“西藏之恋”，还为 电影纪录片“泥石流”、“西藏的江南”及故事片“农奴”作曲，为其谱写的插曲有“西藏好”、“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察隅河上好风光”、“阿哥你何须说”等。其中“叫我们怎么不歌唱”在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中获一等创作奖，“支前”、“洗衣歌”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清偿中获优秀奖。

    斗转星移，历史的车轮迈进了80年代。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由他作曲的《美丽的西藏　可爱的家乡》和《藏汉亲兄弟、谁也离不开谁》获得首届“珠穆朗玛奖”一等 奖；1992年，在全军第六届文艺汇演中，他创作的歌曲《圣城之夜》获创作一等奖；1993年，在“黑龙杯”全国管弦乐大赛中，他创作的管弦乐曲《蓝色的 雅鲁藏布江》获创作奖…… 罗念一多年来共计创作了600多首音乐作品，其中歌曲《叫我怎能不歌唱》、《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歌舞曲《洗衣歌》、大型声乐套曲《雪域之恋》等，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流传广泛，经久不衰。

    一位乐评人高度评价说：“罗念一的《洗衣歌》和郑钧的《回到拉萨》预示着汉藏和声的强大生命力。”

    我曾对罗念一说：“作为你的朋友，对你那首《洗衣歌》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其它曲子大部分我不喜欢。但这一支《洗衣歌》就够你吃一辈子的！”

    单说《洗衣歌》：那年西藏军区文工团进京汇演，《洗衣歌》一炮打响，夺得了作曲、编舞、创作等7个大奖。罗念一受到罗瑞卿等军委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周总理更是勉励有加，《洗衣歌》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他情不自禁地数次报以热烈 的掌声。演出后周总理指示说，“我们就是要多创作像《洗衣歌》这样健康向上而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此后，即有上百个单位在京找他们学习，《洗衣歌》由此演遍城乡的各个角落。朝鲜、越南等10余个国家也将《洗衣歌》搬上了自己的舞台，可谓名扬海外。

    几十年来，《洗衣歌》跨越四海，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地域的象征，被载入音乐史册。今天，《洗衣歌》依然百演不衰，表现出它昂扬 而鲜活的生命亮度。

    我与罗念一是不打不成交的朋友。一九八三年的九月，我采访了罗念一，准备写稿时却因胆石症住进了自治区人民医院，于是便在病床上完成了稿子。我本想拿稿子请他看看，却因医生护士管得紧没去成。稿子里关于罗念一在全国音协是理事还是常务理事？我采访本上记的不清楚，便去询问了电台文艺组的组长彭青（彭与罗业务上交道很多），他说：“罗念一名气挺大，肯定是常务理事。”另外，罗念一当时出了一个“歌曲集”，收入作品45首，我在稿子中写成了“近50首”。为图省事儿，我就将稿子在电台播出了。当时《中国青年报》恰好在搞一个题为“祖国在我心中”的征文，我就将这篇通讯寄去了。仅仅一周时间，通讯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

    罗念一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台领导告状说：“张静璞把我的全国音协‘理事’拔高成了‘常务理事’，把歌曲集‘45首’写成了‘近50首’。这样全国音协的老前辈和同事们会说是我吹牛，自己给自己封个‘常务’，歌曲集收的曲子数量也说多了，影响了我的声誉。希望你们严肃批评他！”

    因为我一直带病工作，稿子中虽有错但属业务差错，不是政治问题，台领导没有批评我，只是嘱咐我采访时认真点儿。

    但是，我闻讯后却气得够呛，便找来同事张热闹陪我前去找罗念一理论。

    我们在军区大院政治部宿舍三楼见到了罗念一，他的第四任妻子（约三十岁。罗念一共有六次婚姻）和他四、五岁的女儿也在家。我一见他便开门见山：“我说老罗啊，你也是个名人呀，我一向很尊敬你！你也不是小孩，咋不知道好孬香臭呢？我采访你的通讯是在为你扬名，不是想搞臭你，虽说稿子没请你本人看，有那两处小问题。可是你咋不我说说呢？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找我们领导告状呢？你这是什么意思么？！”“小张你消消气，”罗念一笑嘻嘻地说，“后来我想想确实有点过了	，我应该向你陪不是，虽说稿子里有点小问题，总归是在宣传我嘛。”

    “就是嘛，”他的夫人在一边插嘴说，“张记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的多好呀！有那么一星半点小问题，值不得大惊小怪的，还跑到人家单位上去毁人家，太不应该啦！张记者还请你原谅一下我们老罗，他是书声气十足，认真的过了头。”

    “好啦，大家说开了也就行啦，”陪我去的张热闹和起稀泥来，“小张也是好意，老罗稍微认真了一点儿，不打不成交，以后还要合作的嘛。”

    “行了，咱们到此为止，”罗念一说，“今后还要请你们多帮忙呀。今天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午饭，我这儿有新鲜蔬菜。”

    “什么好菜？”我问道。“你们看”罗念一说着把我们领到阳台上，指着两个花盆里长的小白菜说，“下面条够你们吃的吧？”

    我和张热闹看到花盆里的菜都笑了，连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便告别回家了。

    通过和西藏歌舞团词作家李永才（我在第十章介绍过他）的交道，后来我和罗念一交往频繁了。并且被罗念一任主编、李永才任执行编辑的《西藏歌舞》杂志聘为编辑和记者。我们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租了拉萨市歌舞团（靠近五岔路口）的一块五十平方米的废墟，每平米每月租金八角钱，找娄书记买机修厂的拆房旧料，请包工队盖成一间营业房出租，每月可获三百多元，三人平分甚为惬意。一段时间里，我们仨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

    1992年我再次为罗念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把曲谱在群众心坎上》，西藏台《在世界屋脊》播出后，刊发在《主人》杂志上，获得全国第四届工人报刊好新闻作品“深度报道”二等奖。

    好歹我也爱诌几句顺口溜，所以常常为《西藏歌舞》杂志写点歌词。我予以连续报道的企业、单位在一段时期也爱讲“企业文化”，就像“五粮液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搞企业歌曲一样，于是，我也为几家企业写了“企业歌曲”，请罗念一作曲并请他教唱，取得了很大的宣传效果。

    1990年4月27日，我和罗念一合作为武警西藏招待所写的《迎宾歌》是这样的：

    武警西藏招待所、招待所，旅客之家欢笑多、欢笑多，

    酒香不怕巷子深，时时高唱迎宾歌、迎宾歌。

    啊…八方来客是亲人，噢……亲人亲人，快请坐！

    坐、请坐，坐快坐！坐，请坐，快请坐！坐，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武警西藏招待所、招待所，宾至如归好红火，好红火，

    日光城里第一家，四季如春暖心窝、暖心窝。

    啊…八方来客是亲人，噢…亲人亲人，快请坐！

    坐、请坐，快请坐！坐，请坐、快请坐！坐，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不知你们能否感到有点《洗衣歌》的气息呢？

    1990年5月4日，由我写词罗念一作曲，为自治区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经营部写的《满意经营部》，是这样的：

    美丽的拉萨城里，经营部的歌儿唱一曲；

    商业工作很平凡，请君切莫瞧不起。

    身立三尺柜台前，笑脸相迎，新西藏要稳定，发展经济，呃…格桑卓嘎啦…礼貌经营树新风，树新风，文明待客讲信誉，讲信誉，顾客欢喜我欢喜，看他们交口称赞不愿离去。呃…满意！满意！曰：满意罗、满意！“谢谢！”

    我们在日光城里，批发零售做生意；

    处处想顾客之所想，时时急顾客之所急。

    货色齐全任挑选，包你称心，价格公平数量足，

    谨请放心，呃…小妹儿兰花呀，满面春风迎来客，

    请问你买啥东西？要买啥东西？百问百挑不要紧，

    你满意来我也满意。呃…满意满意！曰：满意罗，满意！“谢谢”

    1991年7月8日，我和罗念一合作为拉萨啤酒厂写的《药王泉》酒歌（“药王泉”是该厂啤酒商标）则是这样的：

    布达拉山边药王泉（梅朵拉），

    公主柳下水涟涟哟（格桑拉），

    日光城里出好酒，（梅朵拉），

    酒香悠悠醉心田哟，（格桑拉）

    啊，一杯美酒一曲歌，（梅朵拉）

    谁不夸我药王泉哟（格桑拉）！

    世界屋脊第一“啤”（梅朵拉），

    圣地甘露美名传哟（格桑拉），

    四海宾朋喜相会，（梅朵拉），

    三口一杯尽陶然，（格桑拉），

    啊，一杯美酒一曲歌，（梅朵拉）

    谁不夸我药王泉哟（格桑拉）（梅朵拉）

    罗念一是个好人，名人，也是个典型的“酸秀才”，请他干点事儿就要索取“回报”，但要得并不多。请他为武警招待所的《迎宾歌》谱曲，并教会服务员演唱，招待所领导给他付了稿酬，并招待他吃了饭。完了老罗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让招待所给我帮点忙？”我说：“要帮什么忙呢？”老罗说：“请他们给我弄几斤榨菜，行吗？”我以为什么大忙要帮，一听说要几斤榨菜，心里觉得老罗挺可笑。我说：“没问题！”

    我把这事儿给招待所所长一说，所长也觉得这事好笑，就说，“你去给他说，送给他两坛（每坛五十斤），否则送给他这么大的歌曲家两斤榨菜，别人岂不说我们太小气。”

    事务长派人把两坛榨菜搬到汽车上（大吉普），我请他上车送他回家。他问：“榨菜呢？”我说：“在后边装着，能送你两斤吗？送你两坛子。”他又说：“我的自行车呢？”我说：“你先把榨菜拿回家，再回家骑嘛，离得又不远。”

    我请罗念一为拉萨啤酒厂的《药王泉》酒歌谱了曲，啤酒厂也支付了稿酬，并送给他两件（每件24瓶）啤酒。

    大约半年左右，有一天罗念一在电台家找到我，说：“我在内地当兵的女儿女婿来拉萨看我，我想请你给啤酒厂厂长写条子，给我弄点啤酒，行吗？”我说可以，就给焦厂长写了一个条子，请他帮忙给老罗搞点招待啤酒。当时我爱人正在做卤面，就留老罗吃饭（他当时已与第五任妻子离了婚，又成了单身汉）。老罗大概没吃过卤面（做法是：将压的面条蒸熟，用蒜苔或黄豆芽炒五花肉丝做卤，多放点酱油调色，再把面拌菜炒一下，再蒸即可），连说“好吃好吃！”，竟吃了两大碗。

    过了半个月，我见到罗念一，问他：“找焦厂长拿啤酒了吗？”他说：“拿了，我和女婿一块儿骑车去的，焦厂长很客气，一下给我六件，可我们拿不了，只要了两件。”

    我说，“你好不容易开了口，又跑那么远，干么不全拿了。你也太笨了，自行车带不了找个出租车么！先把酒提出来，一个人看货，一个人去找车么！”

    罗念一说：“你这一说，我才开了窍，当时拿不了那么多，就只要了两件。哎…后悔呀！”

    1990年西藏在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的时候，罗念一的出生地——贵州赤水县的习水酒厂长兼书记，带领一行人到拉萨向自治区政府捐献了一批“习酒”、“习水大曲”，其意图是让西藏人认识并了解习酒（赤水河两岸均出好酒，贵州茅台、四川郎酒等），有打广告的作用，罗念一和厂长很熟，厂长也是个文学家，爱写诗写散文，老罗曾去赤水为习水酒厂创作过系列歌曲，他把我拉去搞报道，厂长挺热情，还送我一箱习酒。后来这位厂长出了一本《西藏行》，把我也写进了书里。

    因我与老罗很熟，我曾当面说他：“老罗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在婚姻问题上不严肃，欠思考，（罗念一有过六次失败的婚姻）结婚、离婚像‘过家家’一样随便。”老罗回答说：“小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