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没有迪士高》 第一章 我家门前开了一家超市，是老婆告诉我的。 这家超市原来是家副食店，因生意清淡，重新装修改成超市。老婆听人说，这家超市贴出了广告，说是开业当天，商品一律八折优惠。于是让我去给女儿小洋买点儿香肠面包之类的东西，因为孩子的学校要开运动会。 说来惭愧，我今年五十岁，女儿才十一，上小学四年级。女儿小，不是本人的觉悟有多么高，响应政府晚婚晚育的号召，而是年轻时没本事找不到对象，有种子没有土地也白搭，自然没有收获；二是结婚后老婆总流产，弄得我一度失去了当爹的信心。当年有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对于我来说，第八个是小洋。 老婆犯了错误，她不该让我去买东西。尽管八折优惠，但我买东西不得要领，五六十元钱，只拎回家一小塑料袋东西。 这年头真邪性，弄了一些货架子，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商品，你可以进去随意挑选，然后在门口付账，一个服务员小姐坐在收款机前，查验了一下你买的东西，然后在按键按了几下，机器吐出一个纸条，上面印着你所买商品的价格。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不就是过去所说的开架售货吗，可是偏偏弄了个糊弄人的名字，叫什么超级市场。依我看，这算什么超级，真正的超级应该连服务员也没有，你想买东西进里面随便拿就是了！变来变去，不就是变着法想把你口袋里的钱糊弄去吗。 在一个货架上，我发现一种为之心动的东西——像自来水笔那般粗细，颜色暗红，其中间杂几处白色。腊肠，难得一见的上海腊肠！ 其实腊肠对我来说，并不算陌生，这么多年来，虽然收入不多，但也算没亏了肚子，什么广州的、北京的、天津的，本人均品尝过，惟独这上海腊肠，二十多年前，尝过一两回，那淡淡的香味令我至今难忘。 二十多元一斤上海腊肠，贵是贵了些，我决定买一斤。买了一瓶酒，还有几听易拉罐饮料和几袋小食品。酒是我的，饮料和小食品是小洋的，至于腊肠，给小洋带一些，剩下的就是我和老婆的了。 回家报账时，老婆恼了：你的手脚咋这么大，你以为你大老板，一出手就六十多块钱，你看你都买些啥破玩意儿！她发疯般把那个塑料袋里的东西抖落出来，说这都是些啥呀，这哪值六十多块呀？她拎着系在一起的上海腊肠说，这玩意儿像猫屎似的，能好吃吗？ 这女人哪样都好，就是太吝啬，花她的钱比割她的肉都心疼。在市场上，她买一两毛钱一斤的大葱，不但能少花一分两分的，临走时还能趁菜农不注意，从大堆上拽走一根两根的。菜农骂她，她根本不在乎。本人曾埋汰她，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没富裕起来，就是因为像你这号人还没死绝！ 我被她吵得不耐烦了，急忙摆手做无可奈何状：算了，算了，就当我没得稿费总算可以了吧？ 嘻……老婆笑了，是冷笑，丝毫不妩媚，她从来没像电影电视里的女人笑得让人心里甜丝丝的。你还好意思提你的稿费？这女人开始腻歪我了。我看印书的纯粹是瞎了眼，他们咋寻思了，竟登你写的那破玩意儿？ 我被她奚落了，自然有点儿难堪。 见我没电了，她更来劲了：真好意思，还和我提稿费——你以为你是巴金哪，我看你连八两都不够格！ 真伟大，她居然知道巴金，真令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不过我还是有些怀疑，这女人是不是把巴金老先生的名字当成“八斤”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连我也要替她悲哀了。 如果不是她逼人太甚，我说什么也不会提起稿费这件事的。 我是个靠卖力气吃饭的人，稿费对我来说就像艾滋病，你想得也得不上，因为那种风流病只属于那些有钱且能出国的人。我活了快五十年，在工厂扛了二十多年棉花包，从未奢望过用脑袋挣钱。小时候在学校学了点儿文化，现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不要说像那些坐办公室的人成天写呀算呀的，就是领工资没带手戳，工资员让我签名时，笔到我的手里，别扭得就像拿棒槌似的，名字写得和蟑螂爬的差不多。有一年，本人工作时间出去喝酒，回来让头儿逮住了。好在本人平时干活比较卖力气，人缘又不错，头儿不打算扣我奖金，让我写个检讨就行了。一听这话，我差点儿没给头儿跪下——老子宁可让他扣个十块二十块的，也不想写什么检讨。 就我这水平，能会写小说？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这几年，厂里的效益不好，我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已经离开搬运队，看守原棉库去了。没有奖金不算，工资都拖欠好几个月了，没办法，只好和几个师兄弟搭伴去给人家装修房间，赚点儿钱贴补生活。好在年轻时跟人家学过几天木匠活，精细活干不了，铺铺地板还绰绰有余。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在省里一家文学月刊当编辑，单位给他买了套两室两厅的商品房。他想装修，又对大街上那些干装修的人不放心，他说他不是在乎钱，而是怕那些人糊弄。他找到我，让我帮他铺地板，说我找你干，工钱一点儿不少算，只是图个放心。我说老同学，什么钱不钱的，我给你铺就是了。我利用休息时间，也就是十来天的工夫，一个人就把地板铺好了。完工那天，他设宴款待我。这顿饭弄得很丰盛，摆上桌的有不少是豪华餐厅才能见到的菜。我说你老兄也太客气了，老同学说，我没特意招待你，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他打开一人来高的大冰箱，你瞧瞧，你瞧瞧，我不骗你吧。冰箱里的东西满满的，都是好东西。 我骂他：你他妈的也真够腐败的了！ 他笑笑：有些是作者送的，有的是我老婆单位分的。 他老婆不是工商就是税务，再就是法院的，反正是个大盖帽。他老婆没在家，说是有应酬。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我x！ 在老同学的家里，我才真正感觉到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尤其是在伙食上的差别。 吃饭时，老同学虚情假意地甩给我一千元钱。我恼了，说你这是骂我，你不把钱拿回去，我立马走人。 老同学只好把钱收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有剑南春，还有五粮液。 我没醉，但是非常兴奋，特别爱说。我向老同学讲了不少工厂里的趣事。 我说我们厂里有个老丁，五十多岁的人了，做事总是毛毛愣愣的。一天，他去上厕所，进里面一看，不对劲，怎么没有小便池呀？老丁十分纳闷——没听说改造厕所呀，再说这厕所无论怎么改造也得有个小便池，总不能让人站在墙根乱呲呀。虽然纳闷，可老丁还是没往别处想，掏出“水龙头”，冲着墙根就放起水来。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两个女工进来了，一见老丁吓得妈呀一声叫了起来。女工这么一叫，把老丁也吓了一跳，这才明白自己走错了门进了女厕所。从这以后，老丁落下一个毛病——那尿就像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经常滴滴答答地流个没完。我还对老同学讲，说我们厂里有个大小伙子，姓王，这小子三十多了，还没对象。这家伙模样不济，还缺心眼。他没事就爱和长的有点儿姿色的女工黏糊，不管人家烦不烦。车间里的那些小青年偷偷用纸撕了一个王八，挂在这家伙的背后。这家伙浑然不觉，背着王八照样往女人堆里钻……我讲了一个又一个，把老同学笑出了眼泪。 老同学说：你讲的这些都是写小说的材料。 我说：别逗了，这乱七八糟的事也能写小说？ 老同学说：能。我劝你回家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写下来，适当来点儿虚构，写完了交给我，我帮你改改，保准能发表。 我笑了：得，你别逗我玩了，我要是能写小说，世界上的人都成巴金茅盾了。 老同学说：我不蒙你，你的语言很生动，只要你用笔把你讲的那个关于腊肠的故事写下来就可以了。 从老同学家里出来之后，一进自己的家门，借着酒劲，从女儿小洋的书包里拽出一支圆珠笔和一个废练习本，一本正经地写了起来。没想到，我写的还挺顺溜，遇到不会的字就查小学生字典，没用几个小时，居然密密麻麻地写了十几张纸了。 老婆走过来，见我写得很来劲，便认真地问：你又和谁干起来了？ 我头也没抬：没有的事。 老婆又问：那你干嘛又写检讨？ 我烦了：去去去，别烦我——我写小说呢！说完这句话，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脸在发烧，觉得自己好像赵本山在表演小品。 老婆一听我这话，摸了摸我的脑门：也没发烧啊，怎么说胡话呢，你准是又把谁打了，领导罚你写检讨。 这女人一见我拿笔就认定我在写检讨，也难怪，我这人从不动笔，只有在写这检讨时才肯动笔。她不再烦我，去厨房给小洋洗头去了…… 几天后，我带着揉搓得像揩腚纸一样的“小说”，去找我的老同学。 老同学翻看得很费劲，像是读甲骨文。 总算是看完了，老同学没有表情地对我说：先放我这儿吧。 他又留我吃饭，我谢绝了，这次他没硬留我。 我想这老兄当时一定很后悔，不该借着酒劲说了几句没谱的话，无端给自己惹了麻烦。 本人也有点儿后悔。人家让你写，只不过是客气，你喝了点儿马尿，虎拉吧唧地还当真了，居然真的写起“小说”来了，你究竟有多大脓水自己还不知道！ 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我早就把那篇“小说”的事抛在九霄云外了。我那个老同学没来找我，我也没和他联系。反正他的地板早就铺完了，今生今世也用不着找我干什么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一篇“小说”，这次是替我老婆写——她把不值几个钱的公家东西拿家来了，结果让人揭发了，领导让她写检讨。这女人惹了祸，还得我帮她认识错误。为了让我上当，她先是上市场给我称了一斤酱牛肉，买了一瓶廉价白酒，然后对我说：你经常写“小说”，这回也替咱划拉一个吧！看在酒和牛肉的份儿上，我给她写起“小说”来。老婆见我拿起笔，便扭着肥胖的身躯，哼着跑了调的《雾里看花》，为我准备酒菜去了。过了不大一会儿，女儿小洋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口袋：爸，邮递员给你的！我接过来，撕开一看，是两本颜色鲜艳的杂志。我料到了什么，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手也不由自主地抖着。我翻开杂志，一下子在目录上见到了我写的小说——《腊肠》，还看到了我的大名——胡飞。这名字印在杂志上，还真像个写小说的人的名字。过去，我常怪我的老子给我起名时的态度极不严肃，使他的儿子长大后被人说成是“胡作非为”。给老婆写完检讨，我喝了不少酒，然后躺在床上欣赏我的小说，嗨，那个滋味别提多美了！ 老婆向我献媚，将身子凑近我：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还以为你只会写检讨呢！ 我也飘飘然：如果年轻时往小说上面使劲，也许我现在也成了编辑什么的。 老婆很快想到了实质性的问题：写这么一个玩意儿，能弄多少钱？ 我瞎掰着：怎么还不能对付一百多块钱？ 老婆夸张地瞪起两只小眼睛：那么多？ 我向她承诺：稿费到手给你和孩子买衣服。 老婆高兴了，学电视剧里的有些镜头，肉麻地在我的腮帮子亲了一口。我感到很幸福，不是因为老婆的那一口，而是因为杂志上的那篇小说，尽管我的老同学为我做了很大的改动。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稿费，二百五十元。老婆赏给我五十元作为奖励，其余全部归她了。你真是个“二百五”。老婆说。 第二章 这篇名叫《腊肠》的小说，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完全是本人的真实经历。说的是我刚进工厂时，同一宿舍有一个名叫汤小舟的上海人。这个上海人探家归来时带回来一些腊肠，给同寝室的每个人都尝了点儿，然后收起来慢慢受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腊肠，而且是上海腊肠，真是“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掉”，此后一想到腊肠，口齿间便会溢出大量无耻的口水。为了再次尝到这味道奇异、香甜诱人的上海腊肠，我变得异常卑鄙，拚命地向这个汤小舟献媚，像狗一样摇尾乞怜，为了得到一点儿赏赐。当这些办法都未奏效，且谗得几近疯狂时，我决定铤而走险，制造了一起盗窃案。一天，乘宿舍无人，大家都去上班之机，我悄悄溜回宿舍，一脚踹掉一块门板，然后钻了进去，将汤小舟的一个小木箱撬开，偷走了上海人的全部腊肠。汤小舟回来后，发现被盗物品只有腊肠，心里明白了是何人所为，便一声不吭，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做了贼，心里十分发虚，但终究摆脱不了腊肠的诱惑，便一个人躲出去品味腊肠。奇怪的是，腊肠突然变了味道，像木头渣子一样枯燥无味，真是味同嚼蜡。我忽然良心发现，硬着头皮向汤小舟认了错，将腊肠还给了他。汤小舟异常宽宏大量，丝毫没有和我过不去。汤小舟将腊肠全部奉献给同寝室的弟兄。为了弥补过失，我慷慨地拿出四分之一的工资买了酒和其它一些菜，全寝室四个人在一起喝了个痛快。这时的腊肠又变得鲜美诱人，咬一截，立刻满口溢香，令人此生此世不能忘怀…… 就是这么一篇东西，竟得到了杂志社编辑们的赞扬。一位孙编辑说：这篇小说我是咽着口水读完的。主编王老师说：除了口水，还有泪水。我的老同学也夸我把主人公对腊肠那馋涎欲滴的那股劲头写的很到位，腊肠的香味力透纸背。我想老同学这样说是为了鼓励我。 杂志社要为我召开一个作品讨论会，通知我参加，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我那个老同学说，你无论如何也得去，你是主角，你要不去就把这个会彻底晒台了。一个扛棉花包出身的工人，去和文化人在一起开会，既兴奋又胆突突的。开始我不想去，但又怕辜负了杂志社编辑们的一片苦心，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去，一个大老粗，脸皮本来就不薄，怕什么的，大不了豁出来丢人现眼罢了。 去开会的那天早上，可难为我了，老婆给我找出做了两三年但从未穿过的西服，还从小舅子那儿借了条领带。我在穿衣镜前打量着自己，觉得这形象怎么看都像屠夫而不像作家。穿上西服后，效果没多少改变，依然像个杀猪的，不过增加了一些滑稽色彩。那根领带，系在我的脖子上，几乎不是装饰物，而是上吊绳。我不想这个样子去开会，老婆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你这回是露脸去了，不是去现眼。于是，我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出门了。半路上，我将领带扯下来，团成一个蛋塞进裤兜。 在杂志社的小会议室里，主编王老师把我介绍给大家，说这就是《腊肠》的作者，一阵掌声把我弄得神魂颠倒。 来开会的人大多是年轻人。这些人的衣着打扮的确很有派头，搭眼一看就是脑力劳动者。我对这些人都很敬重，只是看一个人不顺眼。这小子二十多岁，脸皮白净净的，脑袋后面梳了一个小辫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穿一身牛仔服，样子十分傲。这家伙一进来，就扎进几个风姿绰约的女士中间。他旁若无人地与女士们说笑，好像自己是“伟哥”，世界上的女人都爱他。听说他是一家晚报的副刊编辑，是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评论家。 我看得出，青年评论家来开会，感兴趣的不是会议内容本身，而是那些秀色可餐、娇艳欲滴的女士。 讨论会开始了。人们给了我那篇《腊肠》许多令人汗颜、难以承受的好评，他们说的好多名词我都不懂。在这些人面前，本人不仅仅是文盲而且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原装的白痴。 那个胎毛还没退净的青年评论家开始发言了。他大概要展示自己卓尔不群的才华，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向我猛烈开炮。青年评论家把我的《腊肠》说得一无是处。说我的小说如何不好，我没意见，但我不喜欢他这种人说。他说这篇所谓的小说是文字垃圾，说这种东西是小说，是对文学的亵渎。杂志社为这篇东西开讨论会，简直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错误的导向，照此下去，拣破烂的、烤肉串的也能写小说了。纵观当代小说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有人说《腊肠》是现实主义回归的作品，纯粹是一派胡言，这是主张倒退……青年评论家天花乱坠的发言令我蒙头转向。 散会时，青年评论家高傲地仰着脸走了。我想戏弄他。 我紧走几步，追上青年评论家。 我拍拍他的窄肩膀。 他一回头，愣眉愣眼地看着我。 我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我x你妈。 他脸色大变：你说什么？ 我提高了声音，又说了一句：我x你妈！ 他变得一点儿风度也没了，恐惧地望着我。我大步离他而去。 事后，我觉得这事做得有些过分，看年纪，青年评论家大概要比我小二十来岁，我这样骂他，太没有长者风度了…… 我又开始写小说了，不是老婆说的那种“小说”，而是真正的小说。 我的老同学怂恿我：你还有许多故事可以写。 杂志社的王主编鼓励我：你的生活底子很厚实，完全可以挖掘出更好的素材。 老婆也支持我：这比你写检讨不强多了，写检讨可没人给你稿费！ 我故作沉思状，说出只有哲人才能说出的话：写小说不是为了稿费，主要是小说这玩意儿挺神的，它可以容纳人类的各种情绪，平时你心里有什么话无法对人说，可以通过写小说这种方式向人们传达。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举例说明，你知道《红楼梦》吧，那个作者叫曹雪芹，那时候有什么稿费，可老曹仍点灯熬油天天写…… 老婆不爱听我胡诌：你少和我蒙事，你也懂得人类和情绪？告诉你，写可是写，换不来稿费不行！我刚做好写作的准备，她的话让我热情减掉了一半。我这时才明白，人要想当作家，讨老婆万万不可草率。我相信，当今那些出名的作家的老婆肯定不像我老婆这样无知。他们娶了我老婆这样的女人为妻，肯定不会成为作家的。同样，因为我有这样的老婆，注定不会成为作家的。 写什么呢，还写腊肠吗，除了腊肠，我还会写别的吗？我搜索枯肠，回忆往事，像是翻腾旧日的破棉絮，企图在里面找到遗失的五彩玻璃球。 女儿小洋在窗外跳皮筋，唱着一支奇怪的歌谣：猪八戒今年十七岁，参加了美国迪士高队，娶了个老婆叫阿k，生了个孩子叫敌敌畏…… 第三章 那是一个没有迪士高的年代，没有卡拉ok，没有桑那浴，没有旱冰城，没有网吧……现在许多东西那年代都没有。 一九七○年，我十八岁，是周岁。 下了两年乡，抡大镐，撸锄杠，扛麻袋……一顿四个巴掌大的苞米面饼子或是两大碗高粱米干饭，造就了我一百三十六斤的体格。城里招工，我凭着这身板和祖宗留给我的没有一点儿水分的贫农成分，第一个回城进了纺织厂当了工人。招工体检在公社卫生所，我们一起去了五个人，全是一个大队的，结果就我一个人顺利通过。说起那次体检，也真他妈的够严的了。没想到招一个工人，完全是按征兵体检标准进行的。就连尿尿的玩意儿，大夫也要用手摆弄摆弄，看看有没有毛病。检查到我的时候，我硬是不肯脱裤子，虽然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可是一旁站着几个二十几岁的女护士。 男大夫命令我：脱下来！ 我不肯。 男大夫明白了我是怕羞，换了口吻：这一关不过，你就回不了城！ 女护士们一听这话，不但没走，反而回过头来瞧着我，白口罩上露出一双双含笑的眼睛。 我急了，对大夫说：不用看了，三大件一样不缺！ 大夫笑了，女护士们也笑了。 大夫又严肃起来：小伙子，你实在不想检查那就算了，可这项检查我不能给你填合格！ 我一狠心，为了我那一个月只拿五十来元工资的父亲，为了那一个月只拿三十四元两角五在街道小厂上班的母亲，为了我那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和一个不满八岁的妹妹，豁出去了，一解裤子，第一次把“三大件”赤裸裸地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向人展示，任大夫捏弄了几下。我闭上眼睛，很想哭。我觉得那几个女护士很残忍，不该使我这么难堪。 这一关过去了，其它体检项目一路绿灯。 政审合格后，我获得了回城的资格。 回城后，我进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因为家里没势力，也没钱，又没认识人，走不了后门，当然弄不上好工种，又因为体格棒，被分到原棉库当了一名搬运工。自此以后，我扛了二十年的棉花包。 在乡下时，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想到回城后也不容易，首先住处就成了难题。我家六口人住一间房一铺炕，侧着身子睡都觉得挤。 父亲对我说：到厂里住独身宿舍吧！ 母亲说：连吃带住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哪！ 父亲说：那也比在家挤好受啊。 就这样，我住进了独身宿舍。当力工，住独身，使我的性格变得狂暴、孤僻，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和土匪没两样。夏天的时候，我从来不穿背心，一件工作服往肩膀上一搭，两只袖子往脖子上一系，裸露着黝黑粗壮的臂膀和那厚实发达的胸肌，脑袋剃得溜光，再加上本人长相凶恶，两只眼睛大而突出，眼白多，瞧人时故意使用余光，显得冷森森的，一些人见了我首先畏惧几分。和我一起扛棉花包的小青年，也学我的样子打扮。当我们几个出门时，故意在马路上横着膀子逛，像土匪下山一样，一些人见了我们都绕着弯儿走。 纺织厂是女人的世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多的是，可惜我们这些力工无缘接近，只能干眼馋。女工们都在大车间里干活，我们只能在路上碰见她们。见到她们，尤其是漂亮的小姑娘时，我们常扮鬼脸或发出几声怪叫。我们无意伤害她们，只是为了引起她们的注意。纺织厂这地方常会招来一些流氓。这些流氓穿得都不赖，格衬衫扎在裤腰里，瘦瘦的裤子露出花袜子。他们的头上抹着凡士林油，梳得光光的，往我们厂大门口一站，哼着《哈尔滨的姑娘》，见着漂亮姑娘就上前去搭讪，说些“老妹儿盘儿真亮”之类的下流话。遇到不理他们的女工，他们就下黑手，不是用刀片划破她们的裤子，就是硫酸将她们的衣服烧得尽是洞洞。这些流氓像苍蝇一样讨厌，经常聚在厂门口，嗡嗡地轰也轰不走，吓得一些女工不敢上班。 那时工厂里没有穿制服的保安，负责治安的是戴红胳膊箍、手持部队练刺杀用的木棍的工人民兵。这些流氓不怕厂里的工人民兵，因为工人民兵虽然也是工人，但他们总要讲点儿政策，轻易不会动手。这些流氓就怕我们这些力工，只要我们冲他们走过去，他们就会没命地逃走。流氓们吃过我们的苦头，一顿拳头打得他们鼻青脸肿、喊爹叫娘。一次，他们被我们教训之后，派一个人来与我们讲和，请我们上饭店，我们没答应。厂收发室的老朱头和我很熟，见面就管我叫“胡子”，一是因为我姓胡，二是因为我像土匪。老朱头逢人就说：流氓不怕工人民兵，就怕“胡子”他们。后来，这些流氓也知道了我的外号，只要一听说“胡子”来了，就规矩多了。 我们宿舍只住三个人，里面乱得像个土匪窝。里面有自制的杠铃、在翻砂车间铸的哑铃，这是我们练“块儿（肌肉）”用的。一百二十斤的杠铃，我能挺举十多个。窗台放着几只脏碗和空酒瓶子。我们经常买点儿干豆腐，上附近菜社拔几根大葱，打上六七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喝上一顿。床上的行李总是乱七八糟的，从来没收拾过。这宿舍是土匪窝，只有土匪才来，干部们从不光顾，遗憾的是只有我们几个公的，没有母的，要有几个女土匪常来常往，哥几个的日子就会有意思多了。厂里独身宿舍很紧张，惟独我们这个“312”宽绰，因为没人愿意和土匪同居。 “312”里的三个土匪，除了我胡飞之外，一个叫张兆俭，我们都管他叫“尿碱”，他不愿意听也没法儿；另一个叫李汝仁，我先叫他“女人”，后又演化成“娘们儿”。我们三个宝贝，一个“胡子”，一个“尿碱”，一个“娘们儿”，臭味相投，处得和亲兄弟一般。 有时我们高兴了，就扯着破锣嗓子推开窗户唱歌：不是不喝酒哇，不是不抽烟哪，就是没有钱……要是有了一元钱哪，买盒香烟解解馋……呀拉索哎，买盒香烟解解馋……这所谓的歌，调儿是现成的，词儿不知道是谁后填的。 我们的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收发室的老朱头说我们不是唱歌，是在“叫秧子”。我明白什么是“叫秧子”，就是农村的牲口发情时的叫声。 有些女工端着脸盆去浴池，从我们楼下走过，一听到我们唱歌，吓得撒腿就跑，像躲瘟疫似的。 见到这情景，我们就会开心地笑起来。 厂卫生所有个小护士，家可能在外地，她住在女独身宿舍。这个小姑娘长得特别好看，身材也特别好看，她也经常端着脸盆从我们的楼下路过，就像仙女降临凡尘。 如果说我也曾有过暗恋的话，那么这个小护士，就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暗恋对象。我知道，像我这样丑陋的家伙，喜欢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即使是这个世界的男人都死绝了，她也不会给我当老婆的。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里，对谁都没说过。其实，我喜欢这个小护士，并没有想让她给我当老婆的奢望，我的最大愿望，是想认识她，一般的认识就满足了。只是想为她出点儿力气——因为我这个人全部的资本就是浑身上下有那么一点儿力气。有一次，我回家，在电车站遇见她，她提着很大一个旅行袋吃力地走着，当时我很想上前帮她，犹豫了好半天，始终没有勇气走过去帮她。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认识她，就会帮她把那个旅行袋轻松地接过，一直送到她的宿舍…… 后来，这个小护士得了一种可怕的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都为她感到可惜，因为她才二十三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感，一个人上街在小饭店喝了不少酒。她走的那天，厂里有很多人去火葬场送她，我觉得很悲哀，因为我连送她的资格也没有……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小护士说没就没了，而我这样一个又蠢又丑的家伙却健康地活在人世，老天有时就这么不公平。那种感觉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一个粗人，怎么也会怜香惜玉，真是见鬼了。 每当这个小护士从我们的楼下走过时，我会突然出现了羞耻心，马上停止唱歌，离开窗口，怕小护士看见我那张丑陋的脸。 有时唱歌也没意思了，我们就上厂区大道闲逛，找几个小流氓开开心。见到小流氓，我们凑近他们，像现在的健美运动员一样，挺起胸，攥紧双拳，将胸部肌肉夸张地隆起，然后目光逼视着对方，压低嗓门说：莽汉，要角力吗？ 小流氓一见我们这种架势，明白事理的见了我们马上逃走；不明白事理的，想和我们“角力”，用不上两回合，就跪在地上求饶了…… 我们的三人世界只维持了一年多，宿舍里又分进来一个人。打乱了土匪窝平静而快活的生活。 这个人是从外厂调来的，没地方住，实在没办法，才硬着头皮闯进“312”这个土匪窝的。 他叫汤小舟，是个上海人，看样子年纪比我们大一些，好像有三十多岁的模样。他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东北的，我们没关心的必要。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让他“312”住得不自在，不等我们赶他走，他自己就滚蛋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这个上海人对我影响很大。 没有他，我也许至今也不知道上海腊肠究竟是什么滋味。 没有他，我可能不懂得什么叫粗俗和廉耻。 汤小舟的衣着很讲究，上身穿一件蓝的卡中山装，一条瘦得出奇的蓝裤子裤线笔直，脚上穿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的身材高矮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十多一点儿，可他显得比我高，因为他瘦得像根鱼刺，脑袋又很小，双腿细而长。他的模样长得不漂亮也不难看，小脸白白净净的，眼睛不大，淡眉毛，牙齿很白很整齐。 对上海人，我从无好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和我们厂门前小流氓差不多。一九六六年大串联时，在北京，我与几个上海红卫兵住一个房间，这几个小子总勾来一些女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叽叽喳喳，说些和外语差不多的上海话。半夜十二点了，这些女人（也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中学生）还不肯走，弄得我无法脱衣服睡觉。我做出种种不满的动作，可他们仍不在乎，一生气，我把灯关了。黑暗中，他们乱成一团，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开关。他们愤怒了，开始围攻我。我坦然地解开上衣，露出别在腰间的蒙古腰刀。刀没出鞘，他们就慌乱地去找红卫兵接待站的负责人去了……他们到接待站磨了好长时间，要求调房间，结果没达到目的。接待站有个军方人士，闻讯后来到我们的房间，让我同那几个上海红卫兵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念了半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后，互相做检讨。我的检讨很诚恳，承认自己不该拿刀子吓唬人。那几个上海红卫兵用普通话做检讨，蜻蜓点水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在检讨过程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他们说我身上有“小虫子”。我憋了一口气，决心报复这几个家伙。军代表走了，他们脱衣服钻进了被窝。关灯后不久，我跳下床，一下子扑到说我身上有“小虫子”的那个家伙身上，隔着被将他胖揍一顿。令我得意的是，这家伙的伙伴竟没人敢从被窝爬出来帮他的忙……除了大串联，我从无机会到外地去，更不可能到上海。这几个上海红卫兵是我头一次接触到的上海人，他们破坏了上海人在我心中的印象。 第四章 “312”多了一个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别扭。新搬进来一张床，把我们原来放运动器械的地方占据了，室内的空间立刻变得十分狭窄了。而且这个上海人的东西很多，除了复杂的被褥之外，还有一只皮箱、一只木箱、一只藤条编的提包。 看来这个上海人也不喜欢与我们在一起住，当管理宿舍的李大下巴把他领到“312”时，他尖着嗓门说了好多不满意的话。李大下巴可没管他那一套，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东北就是这个条件，嫌这儿不好，有本事回你们上海去！一听这话，上海人不吭声了，进门没与我们打招呼，便默默地收拾起床铺来。我们三个谁也不肯帮他的忙，让他自己折腾了小半宿。 第二天一早，我们睁开眼睛，发现汤小舟把属于他的那个角落拾掇得很像样子。床头上放一块木板，一半放着个简易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另一半放着讲究的牙具、雪花膏、小镜子、木梳，还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墙上贴着两幅印刷精美的画片，一个是杨子荣，一个是江水英。 “尿碱”和“娘们儿”和我一样，最初是赞扬了一番，随后就觉得不顺眼了：x，这家伙的床弄得哪像个老爷们儿用的！ 好好的一个土匪窝，被这家伙弄的不伦不类了。 我们几个土匪私下商量，打算让这家伙住不安宁，不出半个月，就让他老兄土豆搬家——滚球子！ 我原以为这个汤小舟会巴结我们，向我们讨好、献媚，没想到这家伙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一连几天连句话也没对我们说。这家伙每天都起得很早，当我们起来时，他早就把自己的床收拾得利利索索出门了。晚上回来，这家伙拿着衣服和脸盆去水房洗衣服，然后上床便睡。 我们三个土匪没有早睡的习惯，先是举杠铃练“块儿”，然后天南海北瞎扯一会儿才肯睡。 “尿碱”这家伙一向缺德，坏心眼比我还多。他总是趁汤小舟不在，拿着上海镜子、上海木梳装模作样地梳着他那刚长出头发茬的秃头；用那短粗的手指，抠出一大块上海雪花膏，往那满是骚疙瘩的脸上乱抹一气。 “娘们儿”则装作有学问的样子，在汤小舟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捏着嗓子念起来：你可听到遥远的声音，好像是提琴和喇叭的声调？那儿定有许多美人，在跳着轻快的舞蹈……念到没兴趣时，或许是碰上了不认识的字，便把书随便往床上一丢，再去拿另外一本。后来我知道他念的是一首诗，是一个叫海涅的外国诗人写的。 我感兴趣的则是上海人的裤子，明知道自己又粗又短的腿穿上不合适，但非要把它套在身上，在地上走几圈儿。 汤小舟回来后，一眼就发现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了，但他像没事一样，默默地把东西收拾好。我们不怕他恼火，而是希望他发火。只要他一发作，我们就会趁机收拾他，让他在“312”难以住下去。 我发现他并不是怕我们，而是不愿意搭理我们，对我们不屑一顾。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这么欺负他，但我们毕竟不是十足的无赖，当发现他对我们的恶作剧毫不理睬时，我们也觉得继续干下去也没劲了。 我想过，这个汤小舟的到来，并没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害，只不过是侵占了四分之一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地盘”，但是他来了之后，这拖地、打水一类没人愿意干的活通通由他包下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能对人家太不客气了。 汤小舟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个土匪照常要喝酒。那一天，我们睡到日上三竿，然后磨磨蹭蹭地爬起来，由我做三个纸团，其中一个画上一只王八，放在掌上让“尿碱”和“娘们儿”先挑。“尿碱”抓到了王八，这采购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了，然后每个人掏两元钱一共六元，交给“尿碱”。至于买什么，“尿碱”心里有数，无非是二斤散装白干、三斤干豆腐、几只猪手之类。星期天，我们止此一顿饭，尽管是一顿，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奢侈，够资产阶级了。 说到奢侈、资产阶级，本人颇有一些感冒。 自从讨了老婆之后，我很少去饭店喝酒了，因为家里有酒有菜，用不着上饭店摆谱花大头钱。不过有时不顺心，和老婆吵架后，也会溜进小饭馆，做出寒酸的样子，要一盘尖椒炒干豆腐、一小碟花生米，半斤老白干，有滋有味地喝上一顿。 上饭馆喝酒，尤其是当年那种低档次的饭馆，有一种家里没有的气氛。那一桌桌的人，那一盘盘的菜，一阵阵吆五喝六的喧闹声，乌烟瘴气，热闹非凡。尤其是几个痞子夹着一个或两个小女子在一起喝酒，你端杯冷眼观看，简直是一出好戏。在花枝招展的小女子面前，小痞子个个逞起英雄，三吹六哨，表演得淋漓尽致。小女子卖弄风骚，做出种种妖娆姿态，把几个傻小子弄得神魂颠倒、丑态百出。本人对他们很羡慕，羡慕的心里直发痒。因为我从来未同女人在一起喝过酒。我想同女人在一起喝酒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更羡慕痞子们出手大方，花钱不眨眼睛，喝顿酒花几十元，而且争着付账，争得直骂娘。今非昔比，如今的年轻人，可不像我们那时候，吃上几斤干豆腐就会乐得直说胡话，而且没有一个小女子陪着。“尿碱”提着个黄帆布兜子东西哼着歌回来了。 我立刻把我从乡下带回来的大木箱放在地中央，在这个“餐桌”上，我们不知喝掉多少斤能把血烧沸的老白干了。 正当我们欲举杯痛饮的时候，汤小舟回来了。 他一见我们这个架势，显得很不自然，先是冲我们笑了笑，然后倚着床捧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显示一下东北人的豪爽与大度，于是站起来：老汤，别看了，过来和咱们哥们儿喝几两！ 他先是推托，随后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让到是礼，他不情愿就算了，反正我也没真心让。 他走了之后，我们便无拘无束地喝了起来。 “尿碱”说：我说老胡，你这一招真灵！ 我不明白：什么招？ “尿碱”说：你装模作样地请他喝酒，实际是想让他走开，别败咱们的兴！ 我否认：我这可是真心请他——都在一间宿舍住着，对人家也得热情点儿。我这人是差劲，但还不至于像你那么无耻。 “娘们儿”也说：请是该请，可他没给你面子。 这个汤小舟出去没有十分钟，又转了回来。使我们惊奇的是，这老兄一手拿着一瓶葡萄酒，一手拿着个纸包。 他打开纸包，里面露出两根香肠。他用手分成四截，摆在一个盘子里，放在我们中间。 他很高兴地坐这我们中间。我找来一只碗，给他倒了半碗白酒。他急忙摆手说他喝不了白酒，起身拿了只水杯，为自己倒了些葡萄酒。 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为了不寂寞，只能胡乱找些题目，东一句西一句地扯起来。 上海人汤小舟对东北的香肠批判得很猛烈。他认为东北的香肠一是味道不好，不但不香而且咸；二是肉少淀粉多；三是外形及颜色也不美。 尽管他老兄如此评价，我们几个土匪对他赐予的香肠却十分满意。因为我们除了干豆腐，从来没买过香肠喝酒，不买的原因主要是香肠的价钱比较贵，我们的收入比较低。 似乎是为了证明东北的香肠质量低劣，他向我们介绍起上海的腊肠来了。 他先是介绍上海的腊肠的外形与颜色。他用手比量着长短粗细，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向我们描述着。 我们几个土匪谁也没见过腊肠，一边听他讲，一边极力在脑袋里拼命地想那东西的模样。 “尿碱”把嘴凑近我的耳朵：我说老胡，他说的那玩意儿，你看是不是像你尿尿的那东西？ 一句话，笑得我把一口酒喷了出来。 当汤小舟讲到上海腊肠完全是用上等的材料精制而成，要说味道就更没比的了，甜中有咸，香而不腻，吃上一根，口齿留香，三日不散。 见我们听的如醉如痴，他答应春节回上海探亲时带一些回来，让我们品尝。 这次喝酒，使我们与这个上海人的关系改善了。 通过交谈，我们知道他的年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实际上他只有二十三岁，比我们大三四岁。他在上海时在一所轻工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分到东北某县城工作，后来又调到我们这个纺织厂。他现在是一个车间的工艺技术员。 我们还知道，汤小舟有一个女朋友，也是上海人，而且是同学，用不多久也要调到我们厂来。他给我看过那女人的照片，遗憾的是那是一张合影，五六十人挤在比香烟盒大不多少的相纸上，人头还没有苍蝇的脑袋大。根本看不出汤小舟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模样。 第五章 吃饭了，我将上海腊肠从考究的塑料包装中取出来，先给宝贝女儿小洋一根。 小洋咬了一口，先是皱眉咧嘴，然后一口吐在桌上，夸张地说：哇，这是啥玩意呀，不好吃！ 老婆对我花大价钱买腊肠本来耿耿于怀，一听小洋这么一说，便借题发挥起来：洋洋，这么贵的东西可别糟践了，这是你爸发了大财手头宽绰了兜里有钱了烧得难受才买回来的。 小洋认真地问：爸，是真的吗？ 我说：快吃饭，别听你妈胡说，爸爸上哪儿去发财！ 老婆嘲弄地说：说你没发财谁信呀，没发财能手脚这么大，没发财能敢花这大头钱？ 这女人，拿几个钱可当回事了。我怀疑，如果有人拿五百元钱买我的下水，她也会同意的。 没人喜欢上海腊肠，对不起，只好本人独自享用了。喝一口酒，嚼一口腊肠，头脑里竭力回忆当年对腊肠馋涎欲滴的感觉，心里不由一阵阵发酸。这腊肠在我的嘴里怎么也品不出吃汤小舟腊肠时那甜美的滋味了，味道差远了。是产品质量下降了，还是我的味觉退化了。 老婆拿起一根腊肠，咬了一口，边吃边说：这东西是咱这种人吃的吗？你要是像张兆俭那样手里有个几百万，别说是吃上海腊肠，就是吃日本腊肠、美国腊肠也不过分！ 我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你别提他行不行，一提他我就恶心！ 老婆见我生气了，立刻不吭声了。 “尿碱”这些年混得相当不错，成了时装专卖店的老板，手里有几百万，还有几个小姘头。我有十来年没同他打交道了，就是在街是碰上他，我也不说话。 我与“尿碱”恩断义绝，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我老婆。 我们三个土匪中，顶数我有本事，是第一个娶上老婆的，只不过是三十一岁那年娶的。我有了家，可以离开“312”搂女人睡觉了，把“尿碱”和“娘们儿”眼红坏了。这两个家伙，一天没事总我家里钻。他们不但喜欢我的家，而且还喜欢我的老婆。说句实在的，当年我的老婆虽然胖，但是很丰满，按洋人的说法很性感。现在她已经不性感了，剩下的只有蠢笨，让人看见连肥肉也不想吃了。“尿碱”和“娘们儿”到我家来，混口饭吃，弄顿酒喝，我都不在乎，况且他们很少空着手来。他们到我家来，管我老婆叫“相好的”或者偷着捏下腮帮子拍一下屁股，我都能容忍，但我受不了“尿碱”想动真格的。我那老婆也真欠揍，一进家门就像上了运动场，上身只穿一件男式背心，把那对儿让男人想入非非的玩意差不多都露出来了。“尿碱”大概是受此诱惑，一天趁我没在家，妄图使我的帽子改变颜色。他先是像往常一样动手动脚，我老婆都依了他，一点儿也没生气。可这家伙得寸进尺，想占大便宜。我老婆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有原则的，为了捍卫我帽子本来颜色，与“尿碱”翻了脸，把压在她身上的“尿碱”抓了个满脸花。“尿碱”的目的没有得逞，灰溜溜地逃走了。我回家后，老婆向我哭诉，说“尿碱”如何如何。面对奇耻大辱，我火冒三丈，立刻去找“尿碱”算帐。我同他来到一个小树林，二话没说，我冲他的下巴狠狠给了他一拳。这小子也算条汉子，一声没吭，用手擦了一下嘴角的血，吐掉被我打掉的门牙，转身走了。这一拳，了结了我与他之间的恩恩怨怨。 后来，“尿碱”也结婚了，他没告诉我。我听说后，托人给他捎去五十元钱。我结婚时，“尿碱”给我掏了五十元钱。再后来，“尿碱”在厂里办了停薪留职，走难闯北倒腾服装去了。这些我都是听“娘们儿”说的，这小子常到我这儿来，也常到“尿碱”那儿去…… 正当我喝得没劲时，“娘们儿”来了。 这家伙混得比我强不了多少，一样是更夫的干活。不过他的老婆是农村户口，没工作，经常上市场卖点儿青菜之类的农副产品，日子过得说得过去，手头略微显得比我宽绰些。 我给他倒酒。他看见腊肠，眼睛一亮：上海腊肠！ 我用筷子点点，示意他尝尝。 “娘们儿”咬了一口腊肠。没做任何评价，却问我：也不知道那个汤小舟现在怎么样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我同他多年不通信了。我想人家再不济也比咱卖苦力的强，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是知识分子！ “娘们儿”问我：听说“尿碱”的事了吗？ 我一愣：他怎么的了？ “娘们儿”说：他玩完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他死了？ “娘们儿”点点头：死了！ 一阵沉默，包括我老婆。 过了一会儿，“娘们儿”讲了事情的经过。 “尿碱”是死在赌场的。这家伙赌得很凶，经常花几百元雇出租车到郊外去赌，有时还雇保镖陪着他。前些日子，这家伙的手气很臭，一连输了十来万。前天晚上，他因为输红了眼，在赌场上与几个赌徒吵了起来，把人家揍了。没想到，一出门就让人下了黑手，身上挨了十几刀，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说死就死了。 听说“尿碱”的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毕竟在一起多年，以前还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我和他的关系虽然掰了，但我并不希望他这么早就死掉。 我老婆叹了口气：人的钱太多了，也不是件好事。 我没理睬她，只顾和“娘们儿”喝酒…… 第六章 汤小舟这人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不合群，没想到他和我们很处得来。每天晚上，我们“练块儿”，他也跟着凑热闹，不过他连杠铃提都提不起来。 睡觉前，我们躺在床上，关上灯，听汤小舟讲大上海。汤小舟就像地下工作者向工农大众传播马列主义一样，给我们讲南京路、大世界、黄浦江……在他的描述里，上海简直是天堂一般美丽。大串联时，我只去过一次北京，因为年纪小，家里不让我跑得太远，所以没到过上海。“尿碱”和“娘们儿”更笨，一个只去过哈尔滨，一个哪儿也没去过。使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大世界里的哈哈镜，听汤小舟说，人往镜子前一站，会变得奇形怪状，能让人笑破肚皮。 我这人此生此世大概没机会去上海了。公费旅游是那些当官儿的事，哪会轮到咱老百姓的身上；自费旅游，一是拿不起钱，二是厂里不给假。年轻时曾幻想将来退休后，攒一笔钱死活也要去上海一趟，咱也见识一下大上海的模样，吃吃国际饭店，照照哈哈镜，逛逛南京路和黄浦江。如今我离退休的日子不太远了，但去上海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梦。按现在我的经济状况，退休后我有闲钱去上海旅游吗，肯定没有！ 谁都夸自己的家乡好，汤小舟自然不例外。他讲起上海的一切，话语中总是那么有感情，即使说起吃的东西，也充满许多眷恋。我们听了，很是羡慕，方知北方与南方、我们的城市与上海之间的差别。和汤小舟接触，我们感到自己无知、粗俗，纯粹是乡下人。不过，我们觉得他太讲究了，床收拾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牙刷得一丝不苟，太有点儿资产阶级了。 我们与他有时也发生争执，但不来真的。 他说东北人脏，不讲卫生。 我们说上海人脏，把拉屎的马桶也放在屋里。 他说东北人的穿戴极不讲究，而且不会打扮。 我们说上海人太不无产阶级，而且瘦，像一只只大虾米。 当我们说不过他时，我就会亮出一张王牌——你们上海人再有本事，还不得在东北人的领导之下。 他立刻就不吱声了。 我说的那个东北人就是王洪文。 我崇拜过这个人，崇拜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王洪文是东北人，听说他的老家就在我们城郊。 汤小舟对这个人显然有些看法，但他不正面反驳我，只是从侧面介绍王洪文的身世。 他说王洪文过去只是一个纺织厂的保卫干事，在部队当过几天兵，论资格在上海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个人很有本事，凭造反干上去了……我们与汤小舟之间的争执没完没了，但是没有伤害彼此间的感情，因为谁都明白，马桶也好，王洪文也好，与“312”没有多少关系。汤小舟想用马桶，在东北这地方也找不到；王洪文是东北人，东北的老百姓谁也没沾他的光。 在同汤小舟的闲聊中，我知道了汤小舟家中的一些情况。他家住在上海闸北区。这个地方我觉得耳熟，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也住在什么闸北区。他父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会计，母亲在一个小工厂的托儿所看孩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学校上学。他家住的不是高楼大厦，而且房子很挤，在家时他一直睡二层铺。 汤小舟经常讲起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叫杨帆，是后改的。她原来的名字叫杨瑶瑶，有点儿资产阶级的味儿，“破四旧”时改了。一个是舟，一个是帆，没有比这两个名字再好的了。杨帆的家里过去比汤小舟阔气多了，自己家住一幢小洋楼，楼前还有一个小花园。杨帆的爷爷解放前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解放后公私合营，她爸爸是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红卫兵造反时，杨帆一家被赶出了小洋楼，搬到汤小舟家的对门。两人原来就是同学，现在又成了邻居。 我们看得出，汤小舟非常喜欢杨帆，一提到她便会神采奕奕，眉飞色舞。他说，杨帆用不多久就能调来，可是一晃两个多月了，我们还没一睹“汤大嫂”的芳容。 天冷了，我们知趣地穿上了棉衣，戴上油渍斑斑的黄布面棉帽子。汤小舟似乎比东北人耐寒，依然穿着单薄傲霜雪，所不同的是脖子上多了一条毛围巾。 他那条毛围巾很惹眼，是暗红色的，往脖子上一系，比东北的流氓还流氓。我担心他这身打扮会引起真正流氓的嫉妒，一个人出去弄不好会挨揍的。 不出我所料，一天下班后，我和“尿碱”刚进宿舍，就见汤小舟跑回来，气喘吁吁，惊魂未定，脖子上的毛围巾不翼而飞。他告诉我们，在厂门口有三个流氓拦住他，把毛围巾抢走了。 我一听勃然大怒，手立刻痒痒了，冲“尿碱”一挥手，拉着汤小舟就往楼下走。 那三个流氓还在门口的水银灯下闲逛，其中一个脖子上围着汤小舟的围巾。这几个家伙到这儿来，目的不是为了抢条围巾，他们肯定看上哪个姑娘了。 汤小舟怕我们打架，极力劝我们别动手，讲讲道理就行了。不管汤小舟怎么罗嗦，本人心里有数。 我这人嘴拙，不会讲道理，我始终认为，在一些场合下，拳头要比嘴有用得多，对待这些小痞子，拳头才是硬道理。 我让汤小舟站在远处，警告他别往跟前凑，免得迸身上血。我和“尿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三个流氓走去。 还没等抢围巾的流氓明白是怎么回事，脸上已经挨了我一拳。围巾变魔术般落到了“尿碱”的手里。另两个刚要动手，一个挨了“尿碱”一脚，一个也挨了本人一拳。我出手特别重，一般人挨了一下便丧失反抗的能力了。 三个流氓连连拱手叫大哥。 我见他们这么熊，立刻没了继续打下去的兴趣。 我点着他们三人的鼻子：再让我碰见你们，让你们满地找牙！ 回到宿舍后，把毛围巾扔给汤小舟，我觉得很骄傲。 汤小舟没说什么感谢话，从床下拉出藤条包，打开后翻了一阵，从里面找出三条颜色不一样的毛围巾，分给我和“尿碱”还有“娘们儿”一人一条。 我不想收。帮人做点儿事，就收人家的好处，弄得我方才的骄傲劲儿没了一半。 “娘们儿”倒是很喜欢，马上把毛围巾绕到脖子上。这家伙无功受禄，居然心安理得。 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收了。 有了围巾，就得派上用场。于是我和“尿碱”、“娘们儿”一商量，一人买了一块蓝的卡，在汤小舟的参谋下，每人做了一件中山装。 每逢星期天，我们便会将中山装套在棉衣外面，扔掉棉帽子，脖子上只围一条围巾，光着脑袋“装派（头）”。这是在汤小舟的引导下，在胡某人的发起下，土匪们来了一场服装革命。遗憾的是中山装穿在我们的身上，并未增添几分文化色彩，只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第七章 我第一次搞对象时，穿的就是这件中山装，脖子上系的就是汤小舟送给我的毛围巾。 我的第一个对象姓周，是我师傅周磕巴的侄女。本来我没想扯这种事，可周磕巴太热心，把他的侄女夸得和天仙似的，非让我和那个姑娘见面。一是为了赏给磕巴师傅一个面子，二是被他说得心里直痒痒，我决定去见一见。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班前，周磕巴找到我，冲我像鸡啄米似的直点头，吭哧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明天……上……上午八……八八八点到我家去！ 结果那一天晚上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也紧张得不行。我把这事与汤小舟他们说了，征求他们的意见。 “尿碱”说：这种事我听别人说过，少动嘴多动手，保准没错。那女的和你见面后，只要对你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你就贴上去。两人遛马路时，找个没人的地方，先摸她的手，如果她不拒绝，你干脆拽过来就“啃（吻）”，进行到这种地步，对象基本就算搞成了。 “娘们儿”说：我看不用这么着急，弄不好女的炸了，事情就难办了。依我看你最好大方点儿，拉她下馆子，专挑好菜点——十个女人九个馋，而且喜欢花钱大方的男人…… 我打断“娘们儿”的话：下个鸡巴馆子，你他妈的想让老子倾家荡产啊？告诉你，人家就是饭店的！ 我根本不想听“尿碱”和“娘们儿”胡说八道，因为他俩和我一样从来没沾过女人的边，纯属纸上谈兵，另外他们那点儿水平比我还低。我征求他们二人的意见，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我是想听汤小舟一个人的意见。 汤小舟先问我那姑娘是干什么的。 我告诉他，她是国营小饭店开票的。 汤小舟沉思了一下说：那也算是半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与这种姑娘接触还是文明一些好，斯文些，千万不能卤莽，一见面就要给她一个好印象。 我觉得为难，因为本人一向粗鲁，不知什么是斯文。在我的印象里文明就是不说话，挨了别人一拳也不还手。 汤小舟告诉我：同那姑娘谈话时，声音要轻一些，柔和一些，注意不要带口头语。谈话的内容尽可能广泛些，多谈与双方工作有关的事，谈话时动作要自然，举止要大方，分手时，一定要送远一些…… 他的话十分在理，似乎很容易做到，但我缺少勇气，忽然觉得世界上的男人都比我强，没有一个姑娘会看上我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起得很早，认认真真地打扮了一番，自我感觉还算良好，便带着哥们儿的祝福前往周磕巴家。周磕巴那年四十多岁，在我们搬运排（当年工厂和部队差不多，工段、班组也叫连、排、班）是个受人戏弄的角色。大家闲着没事，就拿他开心，一声又一声地学他说话。我这人虽然也不怎么地道，但我从不欺负周磕巴这样的窝囊人。周磕巴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我就把喝酒省下的粮票多次送给他。大概是出自对我的感激，便主动把他的侄女介绍给我。 一进周家的院，周磕巴就迎了上来。 他这天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工作服，还刮了刮胡子，显得比平时精神了许多。 他冲我挤了挤眼睛：人家已经……来来来来半天了。 见到他那副神气的模样，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平时我与他以哥们儿相论，一旦这对象搞成了，我他妈的不就比他小一辈了吗？想到这儿，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划算。 周磕巴没骗我，他那个侄女在我的眼里算得上天仙。那姑娘中溜个儿，比我矮不多少，脸白白的，眼睛不大挺有神，看人总笑眯眯的；那张小嘴很可爱，颜色鲜艳，真让人想上前按“尿碱”所说，拽过来“啃”她一家伙！ 我严格按汤小舟教的方式去做，把自己扮成一个很老实、很文明的人。 人置身于特殊场合，不得不装犊子。同那姑娘聊了几句，我竟冒出了一句自己从来未想过也从未说过的混帐话，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我不知怎么的问了她一句：你们单位的大批判搞得怎样？ 那姑娘一听这话，扑哧一下笑了起来，笑得我十分狼狈。 不过她这一笑可真美，美得让人头晕目眩。 也许是由于汤小舟指点得高明，或许是周磕巴将我的形象塑造得很高大，那姑娘竟同意与我相处了。 这一成功，差点没把我乐晕了。为了感谢周磕巴，我买了一些东西到他家去，而且还低三下四地管他叫叔。 我与那姑娘相识不到一个月，由于她家里的干涉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分手了。我很难过，脸上足有两个月没有出现笑容。 周磕巴觉得很不安，经常安慰我，赌咒发誓还要给我介绍一个。 x，你还有几个侄女？是不是想把你的孙女也介绍给我，再占我一回便宜，让我管你叫爷？我出口不逊地奚落周磕巴。因为我和那姑娘分手后，我们的辈分又扯平了。 周磕巴急了：真……真的，我还……还有个外甥女，人……人人人也不错！ 这家伙非要占我的便宜不可，觉得当我的叔不过瘾，还要当我的舅！ 几年后，我终究没有逃出他的魔爪，真的管他叫起舅来，一直叫到去年他得脑溢血死去。 我老婆就是周磕巴的一个远房外甥女。 第八章 汤小舟搬进“312”的第三个月，杨帆调入我们厂。为了表示我们的关心，我、“尿碱”和“娘们儿”同汤小舟一起去车站把杨帆的行李搬了回来。 这女人的行李真多，大包小裹的，累得我们出了一身臭汗。汤小舟很感激，请我们进饭店吃了一顿油汪汪的馅饼。 我们第一次见到杨帆，没觉得这女人有什么特别，只是发觉她衣着很特殊，比东北女人打扮得洋气。她的个子很高，也是瘦瘦的，腿很长。因为是别人的女朋友，我没细看她长的是啥模样，只是觉得她的脸很白，眼睛不大，但是黑又亮。 自这以后，杨帆就成了光顾“312”的惟一的年轻女性。她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给我们这充满粗野、荒芜的“土匪窝”增添了几分文明、温馨的气息。 在这个女人面前，我们几个顽劣不堪、满口脏话的家伙一下子变得十分规矩了。同我们相比，汤小舟倒显得活跃多了，放肆多了。 这是胡飞，我的好朋友。汤小舟第一个把我介绍给杨帆。 杨帆爽快地伸过手：你好。 我慌乱而笨拙地递过手去。与女人握手，这是本人从未经历过的，另外本人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训练。 杨帆笑了。我第一次正视这个女人的面孔，发现这是一张很迷人的脸，五官虽然极一般，但摆放在一起，却是那么协调一致。这张脸是东北女人中少见的。东北不乏漂亮女人，但大多表情呆板，让人见过几次就一览无余了。而杨帆的这张脸是富于变化的，表情太丰富了，让人总也看不够。 说句实在的，胡某人在男人中不属于好色之徒，在这方面，我比起“尿碱”要逊色多了。但我也会鉴别美与丑，也喜欢长得漂亮的人。 从杨帆与汤小舟的谈话中，我得知杨帆被安排在厂革委会办公室，是为领导写材料的。 每当杨帆来，我和“尿碱”、“娘们儿”都要找个借口回避。汤小舟发现了我们是有意走开，便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这样做不够朋友。尽管这样，我们三个还是照常回避，除非是实在无处可去了。 其实，我们三个都在宿舍，也不会妨碍他们说悄悄话的。他们有时用上海话交谈，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上海话对我们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外语。 杨帆每次来，“312”就会出现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味儿。我猜测她使用的是一种什么高级的雪花膏，或者是用香皂洗衣服。我十分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心情舒畅，呼吸清新。在女人问题上自认为很有研究是“尿碱”说，有些漂亮女人身体上生来就有这种香味，是任何雪花膏、香皂也无法比的。这一次，我认为他说的有点儿道理，不完全是胡诌。 我虽然愚笨，但也看得出，“尿碱”和“娘们儿”也和我一样，十分喜欢杨帆。尤其是“尿碱”这家伙，简直是着迷了。这家伙最好色，他喜欢杨帆和我不一样。我喜欢杨帆，是把她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观世音菩萨和圣母玛利亚，心里从未有过某种下流的念头。“尿碱”这家伙的心里充满邪念。一次，他偷着对我说，他梦见了杨帆的两条腿又长又白又嫩……一听这话，我火了，骂他是混蛋。 我说：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你说这话能对得起老汤吗！ “尿碱”不服气：你也别在我面前装犊子了，其实你心里也不比我想的少，只不过你不说罢了！ 是的，“尿碱”说的对，我喜欢杨帆，而且从不说出来。胡某人虽非正人君子，但是从未将自己与杨帆扯在一起去想，因为我他妈的不配！ 我们（包括汤小舟）平平淡淡地过日子，过的既不快活，也没有多少烦恼。 春节时，汤小舟和杨帆回上海了，走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和“尿碱”、“娘们儿”感到寂寞极了。我们期待汤小舟回来，期待杨帆回来，让这冰冷的“312”增添几分欢乐，让这充满酒气的宿舍增添几缕说不清来历的幽香。 “娘们儿”长叹一声：男阿拉走了，女阿拉也走了，咱们哥仨的日子也真没滋味了。 第九章 应“娘们儿”之约，我和他一起去“尿碱”家。 临出门时，我冲老婆要了一百元钱。老婆先是犹豫了一下，但一看我满脸参加追悼会的表情，从床上褥子下抽出两张五十元的票子，不情愿地交给我。 “尿碱”的家住在八道街的一个四合院里，那青砖瓦房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别看“尿碱”生前有几百万元，但住宅条件始终没来得及改善。室内大屏幕彩电、组合音响、电冰箱等家电应有尽有。 “尿碱”的老婆姓魏。我过去没见过她，“娘们儿”叫她小魏。这女人长得很瘦，容貌一般，说不上好看还是不好看，面色苍白，像是有病。她的手上戴着两枚耀眼的金戒指。 “娘们儿”把我介绍给小魏：这是老胡，和兆俭过去是朋友。 小魏点点头：我听他说起过……快坐快坐。 她拿出一盒“大中华”，让我和“娘们儿”抽。 她告诉我们，“尿碱”头一天上午就送火葬场烧了。 “娘们儿”很悲伤：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我们没赶上送他。 小魏气愤地说：送他干什么，这种人早就该死了！ “娘们儿”拭着泪：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兄弟一场。再说，兆俭活着时，也没少帮我的忙…… 小魏打断“娘们儿”的话：这个死鬼可把人坑苦了，他一走了事，可是给我扔下了一屁股债！他这人白活一辈子，没交下几个真正的朋友。昨天上火葬场，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破鞋烂袜一个没来——这些狗x的，平时大哥长大哥短的，哄他酒喝骗他钱花，一见人死了，连个面也不露！那天，他让人用刀扎了，到医院还有口气，他还让我给他过去的一个姓胡的朋友捎信儿，让那人来送送他。这个信儿我没法捎，我也找不到那个人，再说他认识的人有几个是好货！ “尿碱”说姓胡的一定是本人。我的心为之一动。 “娘们儿”想告诉小魏我就是那个姓胡的，被我拦住了。 我站起身，掏出钱递给小魏：这点儿钱给兆俭买点儿纸烧吧。 小魏急忙摆手：这钱我不能收，你们也不宽裕。再说，我现在再穷，也算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你们能来看看，我就感激不尽了。和你们交个实底，那个死鬼还算有点儿人味，惦记着他儿子，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小魏还说，她儿子也不学好，和他爸爸一个样，花钱大手大脚，还好色，那玩意儿的毛还没长全呢，就知道“泡妞”了。 见她实在不收，我只好把钱收回，坐在沙发上点起了一支烟。我望见墙上有一个简陋的相框，里面镶着一些照片。我起身走近仔细看了起来。这些照片有三分之一是“尿碱”年轻时照的。其中一张是穿着中山服、系着汤小舟送的围巾的半身照。“尿碱”开心地笑着，装着派头。还有一张是合影，有我有“娘们儿”，还有汤小舟。这张照片我也有，可是不知弄哪儿去了，可“尿碱”还完好地保存着。看来，他对当年的生活还是很留恋的。 照片上的我匪气十足，两只眼睛很凶；“娘们儿”故做姿态，十分做作；“尿碱”将手搭在我的肩上，一副狡黠样；汤小舟很会照相，相比之下，只有他的样子说得过去……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汤小舟不知在何处，“尿碱”已做了古人，化为一缕烟尘永远消失了。 离开“尿碱”家，我和“娘们儿”钻进一家小酒馆，要了两瓶啤酒，一斤水饺，默默地喝了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平庸的绝不仅是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虚度人生是一种悲哀，可我们又没法不虚度。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像“尿碱”一样，与这个有意思又没意思的世界“拜拜”时，会遗憾吗？ 我觉得胸中有股无名火，极力想发泄，可又找不到发泄的对象。这饺子真小，一口一个还闲半个嘴。妈的，这个体饭店的老板的心真他妈的黑！ 砰！我用力捶了一下桌子。 “娘们儿”呆呆地望着我。 见没惊动老板，我一扬脖喝掉瓶里的酒，把酒瓶用力摔在地上。 我的举动把服务小姐吓了一跳，急忙去找老板去了。 老板出来了，满脸堆笑地问怎么回事。 我明知故问：你是干什么的？ 老板好脾气，依然笑着：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斜视着他：狗鸡巴老板，你这饺子是喂猫的？馅还没有苍蝇屎多！十六块钱一斤，你这不是宰人吗？ 老板比我年轻，也很壮，我有意拿他出气，巴望他比我还凶。 没想到老板根本不想招惹我，冲一个端盘子的姑娘一瞪眼，喝道：再给这两位上一斤饺子！ 他转过身，向我皮笑肉不笑地哈哈腰：二位慢慢吃，慢慢吃。 我没理他，把钱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冲服务小姐喊：算账！ 第十章 汤小舟和杨帆春风满面地回来了，我们“312”又有了活力，又像先前那样开始欢快了。 汤小舟给我们带来了上海腊肠、上海奶糖、上海饼干，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好吃的东西。 杨帆也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她送给每人一套印刷十分精美的日历卡。那是一套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剧照。我把它珍藏起来，准备日后有了女朋友，作为礼物送给她。 每天日出日落，我们在忙忙碌碌中消耗着青春。流不完的臭汗，搞不完的大批判，练不完的“块儿”，吃不腻的干豆腐，喝不醉的老白干…… 杨帆依旧是“312”的常客。她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几分圣洁几分温馨。我羡慕汤小舟，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我曾千百次地想过，如果我也有杨帆这样一个对象，为她去死也不后悔。我有一个卑鄙的念头，不希望汤小舟早结婚，因为那样我就失去他和杨帆了。只要他们一天不结婚，我的生活就会有滋有味地过一天。 使我放心的是，汤小舟对我说，他和杨帆还没谈及结婚的事，觉得那事离他们还很远。 厂里有一名军代表，姓丁，在部队是团政委。这人三十六七岁，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穿一身绿军装，威武得很，他在我们厂里当革委会副主任。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丁主任会屈尊到“312”来。 丁主任到我们宿舍来是看汤小舟的，也顺便和我们聊了几句。 汤小舟对丁主任的到来，十分感动。 丁对汤小舟说：早就该来看看你，一直忙得抽不出时间来。为了支援东北的革命和生产，你不远万里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南方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北方来，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白求恩精神。小汤啊，东北天气寒冷、吃粗粮，你到这里生活一定很不习惯吧？ 汤点头：习惯，还算习惯。 丁用手摸摸汤的被褥：被子太薄了，夜里一定很冷吧？ 汤说：没关系，宿舍里的温度还可以。 丁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直接去找我。 丁背着手在地上转了几圈儿，对汤说：我还准备去看看小杨，你带我去可以吗？ 汤小舟爽快地答应了。 对厂里那些当官儿的，我从来没有什么好印象，包括这个穿军装的。老子今生除了当搬运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用不着巴结这些家伙。 我不满意汤小舟陪姓丁的去看杨帆。在我的感觉里，那些爱往女宿舍跑的当官儿的，肯定居心不良。 我的直觉有时很准的。自从姓丁的在我们宿舍出现后，汤小舟和杨帆的关系变得紧张了。 两人一见面，经常用上海话争吵，显得很激动，常常是不欢而散。 一次，杨帆与汤小舟话不投机，一转身愤然离去。汤小舟不去送，脸色难看地躺在床上。 作为朋友，我关心地问汤小舟怎么的了。 汤小舟气愤地告诉我，说丁主任要转业到地方，被分到市革委会当什么生产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想把杨帆也带走。杨帆十分想去，她几次来，是征求汤小舟的意见的。 汤小舟激动地说：她那是什么征求呀，实际上逼我同意！ 我说：你好好和她商量商量，用不着发火，我看杨帆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 汤小舟叹了口气：我差不多把嘴都磨破了。她这人很有主意，她想办的事，谁劝也没用。那年，我们要到东北来，她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连哭带闹，甚至以死要挟，杨帆还是不动心，义无返顾地和我来到了东北…… 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问题严重了。 从这以后，杨帆很少的到“312”来了，汤小舟变得沉默了。 不久，杨帆终于调走了。临走时，她特意来到“312”与我们道别。 那天晚上，汤小舟不知干什么去了，“312”里只剩我们三人。 杨帆很动感情地说：我走了，以后大家见面的机会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不过，我非常希望你们经常去看我，你们能去，我一定欢迎。 我说：话是这么说，可是像我们这些卖苦力的哪敢去市革委会的大院，那些把门的还不把我们轰出去才怪呢！ 杨帆轻轻地叹了口气：这不是理由，你还是不想去看我。唉，我知道你们和小舟一样，生我的气。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人家毕竟是诚心诚意来和我们几个不名一文的人来话别的，怎么也不能让人家自讨没趣呀？再说，我们对她的好感丝毫不亚于汤小舟。 一想到以后很难见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女人，我的心里涌上一种凄凉的感觉。我十分郑重地同她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十分乏味，但必须说，以表示关心。我知道这是装犊子，其实我对这个话题挺讨厌。 杨帆告辞时，我送她出门。在走廊里，我悄悄问她：见到老汤了吗？ 杨帆说：我去找过他，可他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说：老汤最近的情绪很不好，人也瘦了。 杨帆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一点儿也不理解我，我根本说服不了他。小胡，看样子，我们的关系要完了。 听了这话，我觉得浑身发冷。 这天晚上，汤小舟回来很晚，喝得醉醺醺的，显得很兴奋，一种反常的兴奋。 他坐在床上，向我们大谈了一番酒的妙处。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懂，讲起了古人喝酒的历史。他说了好多古人，说了好多关于喝酒的诗，至今我只记得他说过李白和曹操。 换上别人，我绝不允许他在我面前胡说八道耍酒疯，对汤小舟，我不但能宽容而且十分同情。 我深知，杨帆这一走，对他的打击很大，不然他绝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按理说，女朋友调到好单位，他应该高兴才是，可他为什么如此痛苦？这其中是否有难言之隐，是否他不喜欢她和姓丁的那头大种马在一起？ 我猜，这件事肯定与姓丁的有关。 过了一个月，汤小舟难过地告诉我，他和杨帆的关系彻底完蛋了。 汤小舟变得更加沉默了，只是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显得欢快些。 杨帆走后，一次也没来“312”，我们也没机会去看她。站在汤小舟的立场，没有去看这女人的必要。 又过了几个月，汤小舟愤怒地告诉我们：姓丁的正准备与杨帆结婚！ 我骂了起来：这种女人简直是婊子，太没良心了！ 汤小舟说：我不怪杨帆，我只恨姓丁的。是这个恶棍勾引了杨帆，如果没有这个人，杨帆不会背叛我的。 我表示爱莫能助。本人虽说有一身蛮力气，一双拳头足以使十个小流氓胆寒，但我没能力冲进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的市革委会大院，更没本事教训那个只须动一根指头就能使我家破人亡、手中有权的恶棍。 “尿碱”出了个损主意——准备一小瓶硫酸，在半路上埋伏好，堵截杨帆，乘其不备，洒在她的脸上。 “娘们儿”赞同：这一招能为老汤出气，可是怎么能堵住这女人呢？ “尿碱”说：这好办，只要你想堵，没有堵不着的！ 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对杨帆还没恨到那种程度。这两个家伙没我带头，干吵吵什么也干不成。 汤小舟的情绪坏透了，终日阴沉着脸。 一天夜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 拉开电灯，我发现汤小舟在哭。 我最瞧不起男人哭。女人流泪让人同情，男人流泪让人讨厌。 我坐起来，冲汤小舟发起火来：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她的心里早已没有你了，你伤心还有什么用？ 听我这么一说，他止住了哭泣。 我把灯关上了…… 第十一章 我这人小时候就不爱哭。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惹了祸——用石头把邻居的二驴子的头打破了，父亲给人家赔礼还不算，还搭了几元钱的医药费。父亲处理完这一切，回家用他那厚厚的大巴掌，狠狠地扇了我几个耳光。我的脸肿起来了，像个小馒头，嘴出血了，可我一声没哭，没掉一滴泪。那一年，我才八岁。见我没哭，母亲倒担心起来，对父亲说，这孩子长大要操心，说不准要蹲“风眼儿（监狱）”的。她老人家言重了，把自己的儿子说得那么恶劣。我觉得自己挨打不流泪，倒很像共产党员。 当我长得像条汉子时，眼泪更与我无缘了。下乡时，一次我与农民去割地，一不小心，镰刀砍到小腿上，肉翻开了，露出了像是骨头似的白东西。疼得我满头大汗，很想哭，可怎么也哭不出来，结果却把集体户里的几女同学吓哭了。 以后，我学会了几个名词，知道了一点儿知识，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缺少“泪腺”这种零件，不然怎会不流泪。 不会流泪使我引以自豪，我瞧不起流泪的男人。我一直很尊敬父亲，因为他为人正直，不会给当官儿的溜须拍马，凭力气吃饭。他心肠热，肯帮助人，见谁有困难，决不袖手旁观。可是他太爱流泪，看电影时，见到伤心的场面便会流泪；挨领导批评了，也会流泪；在乡下的奶奶给他来信，他也会流泪……大概是他太爱流泪，剩不下一个半个流泪的基因传给我。如果说，我有什么瞧不起父亲的地方，那就是他那太丰富、太奢侈、太无节制的泪水。 我不爱看书，没学会几个像样的名词。我只喜欢一句话，而且经常挂在嘴边，那就是“男儿有不轻弹”。后来，这句话被人说滥了，我也不再说这句话了。 上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很多人都去看，说是那部片子特别苦，谁看谁哭，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也去看了，虽然也有那么一点儿感动，可就是没有一点儿要哭的意思，一滴眼泪没有。事后，我对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没有阶级感情。 为了女人，本人觉得没有必要痛哭流涕，尤其是那些背叛了你的女人。我搞过几次对象，既不热又不冷，彼此之间就像谈生意似的，当双方不满意时，很坦然很平常地分手了，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没流过一滴眼泪。 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为什么样的女人流泪。 汤小舟为杨帆流泪，我觉得不值。如果我是汤小舟，我会不会像他那样流泪，真让人说不准。 说起来我这人很悲哀，也算是在世上做一回男人，一没真正体会到热恋的滋味，二没真正领略过失恋的痛楚。 但汤小舟的泪水感动了我，激起了我对姓丁的那头“大种马”的愤恨，我与“尿碱”、“娘们儿”密谋报复的计划。所谓密谋，就是在汤小舟不知情的情况下，商量行动方案。 我们设计了若干个方案，又一一被推翻，因为那些方案不切实际且难以实施。 比方“尿碱”说的那个混进市革委会大院教训“大种马”的办法就被我否定了。首先一点，我们根本没办法混进大院——没有通行证，是过不了门岗卫兵这一关的。你敢硬冲进去，卫兵就敢开枪。 最后，我们决定在“大种马”的住处附近，拦截这个恶棍，然后往死了打，只给他留口气就行。 我让“娘们儿”去侦察地形。 “娘们儿”借了一辆自行车出去了几次，侦察的结果令我们懊丧——“大种马”每天下班都坐轿车，一直坐到他和杨帆暂住的市革委会招待所，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 不过，“娘们儿”说了一个情况，让我们觉得这事还有机会。“娘们儿”说，有一回，他看见“大种马”没坐轿车，是与杨帆一起走回去的。 我听了，很亢奋，当即决定：就这么定了，就趁这个机会下手！ 于是，我们一连四五天下班后，就骑自行车来到市革委会大院附近，堵截“大种马”。 那天傍晚，我们终于看见“大种马”没坐轿车，与杨帆走出了大院。 “大种马”依然穿一身军装，但是没有了领章、帽徽。他有说有笑地与杨帆一起走着。 我们在对面的马路上，看见“大种马”在路过门岗时，站岗的小兵还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真牛x！官儿不小哇。“尿碱”赞叹地说。 一会儿他就不牛x了！我活动了一下双腕说，似乎看见了“大种马”在我拳头下那惨不忍堵的熊德行。 走，跟上去！我一挥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们这几个智商不高的人。就在我们的报复计划即将实施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种马”的身旁有杨帆，当着杨帆的面，我们无法下手，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情愿当杨帆的面打她的丈夫；二是杨帆认识我们，我们的身份暴露无遗，而且还会株连到汤小舟。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垂头丧气地取消了这次报复行动。 我们并没有死心，继续密谋一个更加稳妥的报复计划。 后来，有一件事使我们的锐气受挫。一批流氓受到了严惩，十几个人被枪毙了，而且其中有一个是我同学。公审的那天，我们去看了，十几辆大解放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死刑犯，每个犯人的胸前都挂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犯人的名字，还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我在第五辆车上见到了我的同学，他叫陈国庆，听说他是与人打架动了刀子。在我的记忆中，上中学时，他是个挺老实的人。在押赴刑场的途中，一辆在前面开道的宣传车安了好几个大喇叭，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老百姓不答应……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也被挂上大牌子，站在大解放上被游街示众。 从此以后，报复“大种马”行动只成了纸上谈兵，谋划时像真的一样，按后来时髦的说法，也就是搞搞“精神会餐”而已。 第十二章 杨帆结婚好几个月了，按理说汤小舟也该把这件伤心事淡忘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一副失魂落魄、愁眉不展的样子。 每天回到宿舍，很少与我们说话，往床上一躺，总是哼着一支奇怪的曲子。 这支曲子很动听，曲调充满思念，又略带几分忧伤。因为他哼的次数多了，竟使我这个无音乐细胞的人也熟知了这支曲子的旋律。有时一个人感到无聊时，我也会下意识地哼出一句半句这支曲调来。 一次，汤小舟忧伤地告诉我，他很想调回上海。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也能体会到他的心境——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陌生的北方，而且失去了恋人，在这种时候，是格外想念家乡的。 汤小舟的脾气变得坏了起来。一天他竟和“尿碱”吵了起来，如果不是我制止，“尿碱”肯定会揍他的。平时，我们知道汤小舟的心情不好，从来不提杨帆。这次“尿碱”是偶然在街上遇到了杨帆，忍不住对我说了这件事。没想到，汤小舟一听到杨帆这两个字，突然冲“尿碱”开火了。 汤小舟：你少在我面前提她好不好？ “尿碱”：我也没和你说，你火什么？ 汤小舟：我就不许你提她！ “尿碱”：我x！没看出来，老汤你还挺尿性呀？你有本事去找姓丁的去，他撬走你老婆，你和我这么凶干鸡巴啥？ 汤小舟：你放屁！ “尿碱”：x，你找揍哇？ 一见“尿碱”要动手，汤小舟又不甘示弱，我担心两人真的打起来，急忙提起“尿碱”的脖领子，将他拉开。“尿碱”这人手黑，如果他动手，汤小舟可就惨了。 看到汤小舟的脾气越来越坏，我担心他会出事。 果然不出我所料，汤小舟在厂里被人打了。 厂里要搞什么半自动落纱机，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由两个技术员和六七个工人组成。汤小舟就是两个技术员之一。据说半自动落纱机这玩意很神，一个女工推着这家什，能顶三个人干活。 技革组的头儿是个大老粗，一九五八年入厂的工人。这家伙自封为“开厂元勋”，凭握了十多年搬手的资格，谁也瞧不起，尤其瞧不起汤小舟这样咬文嚼字的白面书生。这家伙我见过几回，知道他有个外号叫“王大牛x”。一次，他到宿舍里找汤小舟，见他那副“牛x”样，我就想揍他。“王大牛x”活了三十八九岁，头一次当了个鸡巴大的官儿，美得不知姓什么了，说话总拿个领导的派头，总爱两手叉腰望着窗外，故作思考状，把自己当成“朔风吹，林涛吼”的少剑波了。说话时，扬着下巴，像个大嘴老鸹似的“啊啊啊”地没完没了。 汤小舟的任务是画图纸，那几个人整天泡在一起抽烟喝水聊天。“王大牛x”每天像工头一样监视着汤小舟，装模作样地在汤小舟的图纸上挑毛病。 一天，“王大牛x”又挑起毛病来。汤小舟实在是忍不住了，扔下笔，对“王大牛x”说：你说这么画不行，就请你来画吧！ 据说，“王大牛x”看图纸还是可以的，可他从来没画过图纸。他一见汤小舟将他的车，立刻暴跳如雷：你小子脾气还不小哇，给你挑点儿毛病，你就这个熊样？我告诉你，技革组没有你这个臭鸡蛋，照样能做槽子糕！如果他妈的你不想干的话，立刻给我滚犊子！ 汤小舟毫不示弱：我是不想干了，就凭你们这些连图纸都看不明白的人，这半自动落纱机再过十年也搞不出来！说完，他把自己画的一叠图纸撕成碎片。 他的话激怒了另外几个“看不明白”图纸的人。这几个人发疯似地围攻汤小舟。 一个家伙揪住汤小舟的衣领：你他妈的是不是欠揍哇？你以为你会画几张鸡巴图纸就瞧不起我们大老粗！告诉你，没有你，这半自动落纱机我们照样能搞成！ “王大牛x”双手叉腰，做出气势豪迈的样子：告诉你，姓汤的，你别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没有石油，我们可以挖出来；没有原子弹，我们工人阶级可以把它造出来！帝修反想掐我们的脖子，都不能得逞，别说你这个小爬虫！ 汤小舟用力挣脱被揪住的衣领：我和你们说不明白，简直是对牛弹琴！ 揪住汤小舟衣领的那个家伙一听这话，冲另外几人嚷了起来：他骂人，骂咱们是牛，揍他！ 另外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揍着汤小舟。 王某人装模做样地吆喝了几句，一直没动手拉开那几个人。 汤小舟被打得鼻青脸肿，惨透了。 我一见他这副模样，气得手直痒痒，真想找“王大牛x”他们算账，教训一下这几个混蛋。 汤小舟苦笑着，劝我不要为了他去招惹那些人。 我也知道那些人不同于流氓，同他们打架，弄不好不但占不着便宜，而且还会被“群专”的人抓去。 汤小舟挨打的第二天，“王大牛x”的技革组在厂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显示一下工人阶级的决心，吹牛要在四十天之内拿下半自动落纱机，用实际行动打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指汤小舟。 “娘们儿”趁没人注意，一把将大字报撕了。残破的大字报像死人的灵幡一样在秋风中哗哗作响。 打人的人不但没受到制裁，反而受到厂革委会的赞扬。汤小舟被技革组开除了，回到原车间劳动改造。 第十三章 时隔不久，“王大牛x”和他的技革组成员用手推车推着一台披红挂彩的半自动落纱机，敲锣打鼓向厂革委会报喜。厂革委会的大小头头们一齐走出办公大楼，向“王大牛x”等表示热烈祝贺。“王大牛x”激动得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报社来人了，电台也来人了，还把车间里的工人也弄出来捧场，这一切就像演戏，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几天后，“王大牛x”和他的落纱机上了报纸，电台里也播了这件事，说这是“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报纸上还登出了连环画，题目叫《一台落纱机的诞生》。连环画里的“王大牛x”画得像顶天立地的英雄，样子和样板戏里的正面人物差不多；汤小舟可就惨了，被画成贼眉鼠眼，弯腰驼背，整个一个阶级敌人。连环画虽然没公开点汤小舟的名，但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汤小舟。 “王大牛x”这回真的牛x了一回，整天咧个大x嘴笑个不停。一连多少天到各单位去讲用，肥吃肥喝，无限风光。 事后，汤小舟偷着告诉我，说“王大牛x”他们搞出的那台半自动落纱机是在天津一家纺织厂买来的，拆开后背回厂里，然后再组装起来，把机壳重新喷上漆，写上“争气号”三个字，于是，一台落纱机就算研制成功了。 “王大牛x”“搞”出半自动落纱机后，出名了，给厂革委会露了脸，被调到科室当了个什么头头。牛x了，他不搞落纱机了，开始搞女人了，看上了同科室的一个有夫之妇。“王大牛x”忘乎所以、色胆包天，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能搞，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搞，据说这个女人有“背景”，她的另外一个相好的是厂革委会一个头头。某一天下班后，“王大牛x”和那个女人在办公室里搞事，被“群专”的几个小伙子给抓住了，这个女人在厂革委会的那个“背景”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刻撤掉了“王大牛x”的职务，让“群专”把他关了起来，几天后，又拉到厂大门前挂牌示众。 听说“王大牛x”这回一点儿也不“牛x”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辈人的话没错。 我也赶去看热闹。趁“群专”的几个家伙进收发室抽烟的工夫，我拨开围观的人，走到低着头垂着手的“王大牛x”面前，啪啪给了他两个耳光。 “王大牛x”连忙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这么一喊，刺激了我继续打他的欲望，于是又给了他两耳光，“王大牛x”满嘴是血，脸肿得像发面馒头。 打一个不还手的人不过瘾，我只给了他这么几下。 一九七四年末，厂里让汤小舟去上海联系细纱机的配件。没想到，这小子在联系配件的过程中又联系到一个调转的接收单位。回来后，他向厂里申请调回上海，厂里没加阻拦，马上同意了。 一九七四年初的一天，我，“尿碱”、“娘们儿”在宿舍里为汤小舟送行。 一想到要与汤小舟分手，我既难过又高兴。我舍不得离开他，但又为他能回到家乡上海感到高兴。 汤小舟特意从家里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当然少不了上海腊肠。 我借来一只煤油炉，买了一只鸡和二斤猪肉，在宿舍里做起菜来。 汤小舟很快活，动手给我们做了个“辣子鸡”。 这天晚上，我们喝了许多酒，吃了许多菜，说了许多话。 汤小舟噙着热泪，说了许多对我们感激的话。我也很动情，差点落下泪来。 我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了。 “尿碱”忽然来了词儿：哎，别闷着呀，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老汤，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汤小舟问：唱什么？ 我说：就是你经常唱的那个！ 我为了提示他，并哼了一下那个歌的一句。 汤小舟说：啊，那是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是用苏州评弹曲调谱的曲子。 我忽然来了灵感：就是那个“我失骄杨君失柳”吗？ 汤小舟点点头，然后认认真真地唱了起来。 这是一支多么美的曲子，尽管里面有些忧伤的味道，尽管用江南方言唱的，可听起来让人动情。 我听入迷了，忘情地用筷子击打着碗碟。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汤小舟唱着唱着，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品味着歌词，我突然明白了，汤小舟为什么爱唱这支歌——他在思念杨帆，留恋杨帆。 “我失骄杨”，杨帆也姓杨，这不是偶然巧合吧？ 我想起了杨帆，心里隐隐作痛。 第二天，汤小舟走了，我们三人送他去火车站。分手时，他失声痛哭。 我们依依难舍。 火车开走了。 月台上，我目送火车远去。我忽然觉得脸上发痒，用手一摸，原来是泪水。 杨帆没来送行，汤小舟没告诉她…… 一九七七年，汤小舟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得知他已经结婚了，新娘子是他所在单位的姑娘。再以后就无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 一九八四年，我听一个一直与杨帆保持联系的人说，杨帆去了美国，是一个人去的。她的丈夫老丁在“文革”结束后，被重新安排了工作，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当党委书记。后来，我还听说了，全城有个最大的餐饮娱乐中心，生意特别红火，它的老板就是老丁。 去年的一天，我老婆与一个拣破烂的老头打起来了，因为那个老头进了我们家的楼道，顺手牵羊把我家门前的几个空易拉罐偷走了。我闻声赶了出去，见那个衣衫破旧的老头有些面熟，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认出他就是当年的“王大牛x”。真是活见鬼了。 我很想奚落他一番，转念一想，算了，人都混到这种地步了，你戏弄他还有什么意思…… （全文完） 发表于2003年《春风》五月号 《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四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