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望东京》 前言 为什么是回首望东京？因为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岁月的长河悠悠东去，多少往事已如流水落花逍逝无踪。但在日本700多个日日夜夜的所见所闻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稍有些许的微风便会掀起回忆的浪花，让我感叹低徊，暗自伤怀。 刚回国时我就想把诸多的感慨写下来，提笔写几章又因故撂下，想起来又写，带带拉拉写了二年多才完稿。后来就有许多留学生的小说或电视剧出来了，写留日的，留美的，留澳的等等，被称为“留学生文学”。有亲戚朋友便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呢？难道你在日本就没有值得讲一讲的故事吗？事实上我写了长达十几万字的纪实性小说，但我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看，写得平淡了些，没有噱头，没有瞎编，也没有特意的渲染某种地域性观念和政治意向，我只是以平面的视角将我的所见所闻如实地道来，像是波澜不惊的长篇散文，虽然不能惊心动魄，却能让你掩卷回味；更像是一杯淡淡的清茶，虽然不太浓郁，但也解渴润喉——。我想，比起人家《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我的故事真是太平常了，肯定无人欣赏，于是就将手稿压在书柜的最下层，再也没去理会它。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留学海外的热潮不逊当年甚至更加“火爆”。我家距沈阳领事馆街不太远，晨练时路过那里常常会看到等签证的人在门口排着长队，有年轻人，也有家长陪同的。现在是拿钱什么都可搞掂，家境富裕的自不必说，经济条件一般的家长也会省吃俭用口挪肚攒甚至借钱为儿女筹措留学的费用。而当年自费留学的我们那一代人则大都是经过“文革”洗礼和“插队”锻炼的苦出身，是抱着“为了改变人生，再搏一把”的心态，身无分文懵懵懂懂就闯出去了，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殉道者的悲壮。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欠发达，远没有现在这样富裕，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没有现在这样高这样重要，所以我们的留学生涯充满了艰辛甚至屈辱，往往让我们又悲又愤却又无可奈何，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酸不已泪水盈盈——。 当年我回国时确实有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都说我“傻”，说“回来干啥呀？”在众人眼里我是个“思想新潮，时髦浪漫”的人，而且是自费留学没有任何约束。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一定不会回来了，可我却在二年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回国了。为什么呢？看了这部小说也许会找到答案，也许仍然会不理解。有时我也在想，假若我留在日本，嫁给了那个向我求婚的日本人，现在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也常有人问我回来后悔不后悔，因为回国后的一切都不尽人意，冷酷的现实逼得我再次远走他乡——去了深圳，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有一天闲来无事，在书房里翻出了压在书柜下面的那份手稿，一页页看下去，二十年前的东京又浮现在眼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眼泪和辛酸，还有震撼和惊奇，仍旧栩栩如生——。 第一章 踏上日本国土 1987年5月8日，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埸。 我走下飞机舷梯，当脚落在地面的一刹那，脑子里头一个念头便是：踏上日本国土了！浑身一阵紧张，心“嗵、嗵”地乱跳，动作也不由得有些瑟缩起来。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来到海关，日本工作人员快捷的办事效率和温雅可亲的服务态度让我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很快办完了入境手续，我走向大件行李传送带，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自己那超大号灰色旅行箱。因为听说日本东西特贵，所以除了衣服外，我连洗衣粉、香皂甚至手纸都带了一大堆，上飞机时超重险些被大连海关罚款，幸亏送我的老同学认识边防站的人，说了情才勉强放行。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箱子拖下来，马上跑过来一个推着行李车胸前挂着工作证的青年人，他笑着拎起我的大箱子放在车上，我感激地说：谢谢！当我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中国话而改说日语时，那青年却已跑着去帮别的乘客去了。 我推着行李车走进大厅茫然四顾，一幕幕迎来送往热热闹闹的镜头，但我却知道没有一个人来接我。按照事先在信上的约定，我下飞机后先给岗本先生家里打电话通知他们，然后我乘机场大巴到东京新宿京王饭店，岗本先生则从川崎市开车到京王饭店接我。因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离东京市区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而开车从川崎到东京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这样两边同时出发可以省去不少时间。 我在一个售票窗口看到了京王饭店的站名，便买了一张票，2700日元！唉！规定出国留学生凭护照只给换4000日元，这张车票已去掉一大半儿了。 走到绿色公用电话处，我却不知怎样打电话，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投币式电话。我可怜兮兮求救似地四处张望，有谁来帮帮我？这时一位三十岁左右戴眼镜的女子走过来，望着我笑了笑，用中国话说：“刚出来的吧？把号码给我，我帮你打。”我大喜过望，说：“谢谢，可算遇到中国人了。”急慌慌掏出小本子递过去。 她表情诙谐地说：“学着点儿。”举起一枚10元的硬币投进去，然后拨了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她把话筒递给我，朝我点点头就走了。 我紧抱着话筒贴在脸上，结结巴巴地说：“你好。是岗本先生府上吗？” “我是岗本。你是哪位？”话筒里传来清晰的男中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岗本先生的声音。 “我是从中国来的肖玲。我现在在成田机场，我已买了6点30分的大巴车票——” “呵呵，欢迎你呵，我们都在等着你呢。请在新宿京王饭店下车，在饭店大厅等候，我们马上出发到那里接你。” 放下话筒，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下有着落了。”看看表已5点50分，急忙推着行李车走出大厅，站在新宿方向的站牌下等车。 这时身旁有二位五十多岁面貌相似的“欧巴桑”（大婶、阿姨）正看着手里的一叠照片叽叽嘎嘎说笑着，一转身看到了孤伶伶的我，那位胖的便笑着问：“刚下飞机吗？” 我微笑着说：“是的。我从中国来，是留学生。” “呵呀，是中国人。长得倒真像我们日本姑娘哟，日语也讲得不错嘛。” “哪里，说得不好。”我不好意思地谦虚着。 “我刚从美国看女儿回来。女婿在美国工作，女儿刚生了外孙。你看，可爱不可爱？”她将照片送到我眼前，极自豪地问。 我歪头看了看照片上的胖娃娃，称赞道：“真可爱极了，您真幸福。” 这时那个瘦一些的阿姨亲切地问我：“你到哪里去？没有人接你吗？” “我坐机场大巴到新宿京王饭店，那里有朋友接我。” “呵，我们正好路过那里，坐我们的车好了。我们的车存在这儿，一会儿就来。来，我帮你把票退了吧。” 我心想：这可不错，能省下2700日元了。口中说着：“不好意思。”手却将票递了出去。 瘦阿姨小跑着退票去了。这时一辆崭新漂亮的白色面包车“嘎”地停在面前，跳下一位着机场制服的青年，拿出一张卡片，胖阿姨在上面签了字，青年便打开后厢门往上装行李。胖阿姨指着我的行李车说：“这些也是。”青年点点头，飞快地将我的大小行李也送到车上。我刚要说“谢谢”，他却鞠了一躬说声“谢谢”，推着两辆行李车跑了。我真觉得纳闷儿：他为我服务却向我说谢谢？这就是日本式的服务吧。 瘦阿姨一溜小跑回来了，将2700日元如数交给我，这不由使我想起国内任何退票都要扣手续费的规矩，日本的服务的确不一样呵。 胖阿姨用与她身材极不相称的敏捷跳上驾驶员座位。瘦阿姨则拉开车门礼貌地打手势让我先上，然后关好车门坐到前面胖阿姨的旁边，又回头嘱咐我：“扣上安全带。” 汽车驶上高速公路。夜，已悄悄落下帷幕，看不清外面的景色，只见前后都是车灯，形成一条条亮闪闪的彩链在苍茫的夜色中舞动。 胖阿姨熟练地开着车，有时同瘦阿姨说笑几句，我听出来她们是姐妹。她们拉着家常，又仿佛怕冷落了我，不时地问问我： “累了吗？如果觉得困，睡一小会儿也可以，到东京市内要一个多小时呢。” “你晕车吗？旁边糖盒里有薄荷糖，随便吃吧，别客气。” “这附近有洗手间，要不要下去方便一下？” 我忙不迭地连声答着：“谢谢、谢谢。”心里感到暖乎乎的，刚下飞机时的忐忑不安渐渐平息了。初踏日本国土，日本人竟给我这样一个热情善良的美好印象真是我始料未及的。 前面一片光明，车子驶入了东京市区。我无法形容东京给我的第一眼印象，只能用“灿烂辉煌”这四个字来比喻了。建筑物的轮廓都被各色的霓虹灯装饰起来，每一个窗口都射出灯光，使这些高大的、风格迥异的楼厦宛若一个个透明的发光体巍然耸立在东京的夜空。霓虹灯奇异地变幻着，将整个天空染得五彩缤纷，连星星和月亮都黯然失色隐匿无踪了。一串串的车灯在纵横交错蜿延起伏的立交桥上编织出绚丽的图案，面包车渐渐减速在这灯的海洋里慢慢地向前流动着。 “东京的夜景真美呵！”我发自内心地赞叹着。 “是呵是呵，所以都把东京称为‘花东京’‘大东京’呀，繁华热闹的很呐。” 面包车停在新宿京王饭店门前，我们刚下车，红衣红帽的门童就迎了上来。 “这位小姐是从中国来的，她要在这里等她的朋友来接她，请多关照。”瘦阿姨向门童交待着，鞠着躬。 “明白了，愿意效劳。”门童也鞠躬。 “再见，愿你在日本学习生活得愉快。”两位阿姨向我鞠躬道别。 “谢谢，非常感谢二位的帮助，再见。”我由衷地感谢她们，深深地鞠躬。 面包车驶去了。二位门童拖着我沉重的箱子和大小背包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将箱包放在寄存处，交给我一个小小的牌子，微笑着说：“寄存是免费的，进入我们饭店的每一位客人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请在大厅休息，安心等你的朋友吧。” 豪华宽敞的大厅静悄悄的看不见几个服务人员，空间迴荡着似有若无的钢琴曲，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男女在沙发上看画报，小声地交谈着。我在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坐下来，看看表已7点半过了，岗本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第二章 意外获得留学机会 我认识岗本先生纯属机遇。 一九八四年秋天，日中友好协会、日中青年联谊会、日本nhk放送协会和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联合举办日本语征文比赛，希望中国青年踊跃参加，旨在鼓励中国青年学习日语，促 进中日文化交流。当时我还在辽宁大学夜大学日语系三年级学习，白天在车间里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开机床加工模具，下班后骑40分钟自行车赶去上课。那个时代人们对好学的青年人都很喜爱，所以单位的领导也照顾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提前一些下班，星期四和星期日要占用半天工作时间上课，车间的领导也默许了。 那时没有经济条件买面包吃，也没有什么“麦当劳”“肯得基”，更没有现在遍地都是的快餐店，我们往往是要饿着肚子去上课的。我则是中午在食堂多打一些饭，临上课前用热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了填填肚子，因为每每回到家都要过了10点钟，饿得挺不住的。冬季吃剩饭还没问题，夏天温度高，为了防止饭变馊变质，就把饭盒盖敝开放在窗边晾着，往往落不少灰尘，但我也不介意，用水淘一下照吃不误。 不分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所有的夜大学生都是这样，丝毫不觉辛苦却反倒觉得生活得很充实有盼头有希望。我们大都是被“文革”和“上山下乡”眈误了青春、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那一茬人，有很多都是当爸当妈的人了，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遇改变命运，因为文件明确规定：夜大、电大、函大毕业生与普通大学毕业生同等待遇。也就是说，毕业后我们就可拿48元干部工资，同时意味着前途也必然不同了，所以大家抱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学习劲头十足。 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他们有的已六、七十岁了，在完成了白天繁重的授课任务后，晚上又来给我们讲课，有时都来不及吃晚饭，而且听说他们的讲课费是很少很少的，简直不能同现在的老师相提并论。 记得夏日的某一天，暴雨如注雷呜电闪，我们照常冒雨赶到学校，穿着被淋湿了的衣服坐在教室里，大家小声议论老师会不会来，因为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可是老师来了！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挽着裤腿，光脚穿着塑料凉鞋，拎着水淋淋的雨伞走进来时，教室里暴发了比外面暴风雨还热烈的掌声。老教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他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你们竟然没有缺席的，真使我感到欣慰，你们虽然是夜大生，但我相信你们将来一定会有所建树成为优秀的外语人材。为了奖励大家，今天我决定让你们看一埸日文原版的电影：《追捕》！”“噢——”大家欢呼起来，因为这的确是最难得最好的奖励呀。 当时老师鼓励我们都参加这次征文比赛，我平时就爱好文学，也写写小说什么的四处投稿，便在被退回的稿件里找出一篇小小说，大约有1500多字吧，用了二天时间翻译成日文拿给老师看，老师帮我改了几处语法错误，我就将它寄往了日本。 之后，我也没太想这件事，几乎把它忘了。半年后，我突然收到寄自日本的一个沉重的大纸箱和一个带精致花纹的圆纸筒，还以为是日本朋友寄来的挂历什么的。打开一看，却是一张奖状，上面写着：贵小说《在饥饿的岁月里》被评为优秀小说，获岗本文学奖。署名是举办征文比赛的四组织单位。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忙打开纸箱，哈！满满一下子都是日文书、辞典、画册，还有岗本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聪明的中国孩子，你写的小说催我泪下，那是怎样动人的情感呵。虽然有些地方还欠通顺，但作为一个外国人能用日文写小说达到这个水平已属不易。愿你今后更加努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岗本。 此外还有岗本先生的简介和许多张工作照，原来他是日本著名的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他的作品常常引起轰动效应，在日本有相当的知名度，被誉为“魔鬼导演”。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热心于中日友好活动，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资设立了岗本文学奖，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我获奖后，记者采访、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同时收到来自全国各地1000多封来信，其中竟有一大部分还是求爱的，令我哭笑不得。但我并不在意，我还是我，毕业后从车间机床旁调到技术科做资料翻译工作，工资如愿调到48元，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可是我却与岗本先生建立了通信关系，他称我为他的“中国女儿”，并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玲子。他给我寄来了许多书，还有他写的小说和剧本。其中有一部叫《人体炸弹》（日文原文为《肉弹》）的电影剧本强烈地震撼了我。这是一部描写二战期间日本青年被迫入伍充当炮灰的时代悲剧，是具有强烈反战意义的作品，曾在日本获得多项大奖轰动一时。我当时凭着一股创作热情接连熬了几个夜晚将剧本翻译出来想在中国播映。岗本先生授权与我让我联系有关事宜，如果成功，他就会到渴慕已久的中国参加首映式。 然而在1985年的中国想做成这样一件事实在是太难了。当时我找到在沈阳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请有关人员看了剧本，大家都说：“真不错！”可是因为片中有日军出征前逛妓院嫖妓、有少女在暴风雨中裸体狂舞的镜头审查通不过，要剪掉。岗本先生在信中表示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些片段是日本青年在出征前复杂痛苦的心理表现，而少女在雨中裸舞这一片段则是影片的精髓，表现纯洁少女不得已成为军妓的痛苦心情，如果剪掉了还剩下什么呢？你们中国人根本不能理解这部作品中的内涵。既使不播映也不能剪掉一分一毫！” 可是那是20世纪80年代呀，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结果只好作罢。后来我将剧本缩写成电影故事终于在《作家报》上发表了，寄给岗本先生，他非常高兴，来信表示感谢，但字里行间还是表达了深深的遗憾。我知道作为一个致力于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文人，他是多么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中国播映呵。 通信持续了三年多，我从未有过什么别的想法。其间还有一位东京的小野先生也在同我通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因为热爱中国书法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他竟然不厌其烦地每次将我信中的语法错误一一订正再寄还给我，使我的日语水平日臻纯正受益匪浅。 直至有一天去一位朋友家玩儿，闲谈中讲起出国热潮的现象，他说：“你是学日语的，怎么不去日本留学去外面世界看一看呢？” 我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皮：“说得轻巧，我也没亲属在那儿，谁来为我担保？没人担保如何办签证？” 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嗨！死脑瓜骨。岗本先生嘛，他是日本名人呵，请他担保，绝对没问题。” 我迟疑地问：“行吗？行吗？” 他说：“试试呗，你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人家北京、上海的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花钱找个假担保人就出去了。就咱们东北人死性。”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给岗本先生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说想去留学，并表示自己能吃苦，可以课余打工赚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绝不给他增加负担。信寄出后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半个月后，岗本先生复信表示愿意为我办理一切留学手续。 那时我已应聘在一家中外合资大酒店公关部工作，中方领导说我要自费留学必须学与现职有关的专业，否则不予放行。于是岗本先生及其夫人四处咨询，察看学校位置、乘车路线、教学环境，终于为我选中了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国际旅游商业系。校方审查了我的大学文凭和健康证明后，准予入学。岗本先生又为我垫付了第一学期40万日元的学费和10万日元的入学费，将入学通知书和各种证明文件一并寄给了我。我看到文件上的经济担保人是池田幸夫，岗本先生说是他的表弟，于是我明白了岗本先生的苦心：像岗本先生那样的名人如果为我担保，一旦我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声誉必会受到损害，所以谨慎地找了另外的人为我担保。 也许是我的证明文件齐全，入学通知书又是正规的大学，所以我很顺利地只用了二天时间就拿到了护照和签证，仅花了60多元的工本费。到日本后，其他的留学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60多元就拿到了护照签证？我们起码花了1万人民币给中间人！有的还不止这个数！保证人还给你垫付了50万日元的学费？你真是遇见贵人啦！ 因为学校已开学二个多星期了，我必须尽快起程。当时沈阳没有国际班机只能从大连走，我有一个知青点的男同学在大连外贸局工作，委托他“走后门”买到了二天后的机票，我终于从大连周水子机场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票价是1500元人民币，几乎是我全部的积蓄，而当时我的月薪才76元。 而现在我已到达东京，就要开始我的留学生活了——。 我脑子里跑着野马，眼睛却一直盯着大厅的门。这时自动门开了，走进二位衣饰整洁而朴素的男子，二人都有一米七十五左右高，一位剃着光头，穿藏青色条绒夹克衫，体格健壮，四十多岁。另一位六十多岁，花白的半秃顶，着深色西装但没扎领带，身材瘦削笔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马上认出是岗本先生，迎上前去。 我深鞠一躬：“对不起，冒昧问一下，您是岗本先生吗？” “是，我是岗本。那你一定是从中国来的玲子了。”岗本先生愉快地说，他又指着身边的男子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表弟，是他给你出具的经济担保书。” 那一直规规矩矩站着微笑的男子鞠了一躬：“池田幸夫，请多关照。” 我也深深鞠了一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岗本先生说：“我们去餐厅吃点儿东西吧，这么晚了，你一定饿了。” 通过自动扶梯走进地下餐厅一间门楣上写着“紫竹苑”的单间，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框架上摆着中国瓷器，墙上挂着中国字画，室内廻荡着广东音乐“紫竹调”的旋律，原来这是一家中国粤菜馆。 岗本先生说：“由中国来的贵客点菜吧，这里都是中国菜。” 看着那用毛笔书写的精美的中日文菜谱，我谨慎地点了一碟烤乳猪，但当眼角扫到价格栏的标价是5000日元又在心里飞快地折算成人民币200多元时，我急忙想改口，可岗本先生已向女侍应生重复了一遍，又嘀里哇啦说了一大堆，侍应生“嗨依、嗨依”诺诺答应着写在菜单上鞠了一躬走了。菜一道道端上来，侍应生鞠了无数次躬，我想：今后在餐馆打工也得这样“嗨依、嗨依”地点头哈腰了，学着点儿吧。 结账时，共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200元，是我一年半的工资。 饭后，门童已将我的旅行箱包装到车上，丰田车向岗本先生的住所川崎市驶去，开车的是池田。岗本先生说：“我不会开车，也不想考驾照。两辆车，一辆是内人和女儿用，一辆是事务所用，也就是他太太用。”他指指开车的池田。“我是驾摩托，一直是这样的，而且特别喜欢往山坡上冲，嘟——，很威风的，嘟——，比开汽车威风。” 我看他这样平易近人又风趣，不由得笑了。 岗本先生又问我几点的飞机、大巴几点到的京王饭店。当听我说没乘机场的大巴，是搭别人的车来的，他有点生气地说：“你也太大胆了，为什么搭陌生人的车？嗯？把你拉到别处去怎么办？两头不见人，失踪了怎么办？” 我解释说：“怎么会呢？很热情善良的二位阿姨呵。” 岗本先生用鼻子哼了一声，“但是你也要记住，日本社会很复杂，也有不善良的人呵。你是遇到好人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我惶恐地拼命点头，想起来真的有些后怕。 岗本先生脸色和缓了一些，他掏出一把硬币说：“这些零钱给你，认识一下日本的硬币。这是10元，可以打一次三分钟的电话；这是100元，投入自动售货机可以买一罐饮料；这是500元——。 我手握着硬币，头向前一点一晃地竟困倦地睡着了——。 第三章 岗本先生宅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晃了一下停住了，我猛地睁开眼睛，池田说：“到家了。” 黑暗中穿过门庭，走进一幢小楼，一条大黄狗“汪——”地扑过来，吓得我惊叫一声。 “健健、健健。”随着唤狗声，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迎了出来，我不知如何称呼，池田忙介绍说：“这是内人。” 那女人施礼道：“我叫友子，请多关照。”然后为我拿拖鞋，又急忙去客厅里沏茶。 客厅里有一位二十多岁，身着淡雅珍珠灰色长裙的美丽少女微笑着说：“欢迎，我叫岗本实子。”我便知道她是岗本先生的女儿了。 喝着碧绿苦涩的日本茶，又吃了些西式点心，友子说：“妈妈（指岗本夫人，日本对老板娘的一般称呼）去夏威夷还未回来，她吩咐我让你先住在家里，等她回来再搬到公寓里去。请随我来。” 她将我领到客厅旁的一个房间里，榻榻咪上铺着带花纹的席子，面积有六个铺席大，有写字桌、书架、小型录音机、台灯等。我的箱包已放在柜架上，壁橱里是整洁的鸭绒被和毛毯。友子说：“这是专为客人准备的房间，你就先住在这里吧。” 这时已近深夜12点钟，岗本先生说：“玲子一路辛苦，洗过澡，早点休息吧。” 池田夫妇告辞。我洗过澡回到客房，在榻榻咪上铺好被褥躺下来，翻来覆去却睡不着，心想：人真是怪呀，上午还在中国，晚上却跑到日本来睡觉了。这“榻榻咪”躺下去还真的很舒服呢。别瞎想了，快睡吧，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干呢。 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也不知过了多久，隐约听到狗叫和挠门的声音。我睁开眼，见阳光已照在窗帘上，一看表已7点多了。急忙穿好衣服拉开门，见实子小姐穿着带帽子的短风衣拥着大黄狗坐在玄关的地板上。 “早上好。”我问候道。 “早上好。妈妈在家的时候，每天清晨要带着健健去河边散步。妈妈不在只好我带牠去了。一回来牠就挠你的门，知道这里住着客人哪。”实子小姐笑微微地说，被五月的晨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显得更加娇艳美丽。 我简单梳洗完毕来到客厅。这是一间大约有六十多平米的宽敞大厅，一面墙都是落地大玻璃窗。窗外是绿草茵茵的花园，周围是修剪成几何形状的树丛。草地上有一个坚固的铁架，铁链吊着一只白色的长木靠背椅在轻轻摇晃。草坪边缘隔不远便有一盏矮矮的地灯，每盏灯旁种着一枝蔷薇花。右侧有一幢精致的平房，那是实子小姐的闺房。后来岗本先生对我说，他很少进女儿的房间。而我更是从来没进去过，因为实子小姐也从来没邀请我进去过。 客厅内的摆设是西洋式的，一色欧陆风情的原木家具，柚木拼花地板，墙角有一架光可鉴人的三角大钢琴，沙发对面是三十五吋的大彩电和录放设备、高保真音响。另一侧则是一张西式的长条餐桌，两边排着十几个雕花木椅，镂花的白色桌布上摆放着一个小花篮，插着别致的花草。这一切简直同电影里看到的豪华宅院一样呵。我心里惊诧不已，但表面上尽量显得平静，不能让人看出我的“土气”和“小家子气”。 实子小姐在厨房里做早餐，我连忙也进去帮忙。厨房宽大明亮，一应不锈钢的厨具，又高又大的冰箱，占满一面墙的玻璃壁橱里各种餐具、盘碗、杯盏多得像个酒吧店。实子正在煎薄薄的小牛肉，又打上一个鸡蛋，煎好后装在木质托盘上，然后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滚烫的咖啡也装在托盘上，说：“这是爸爸的早餐。” 我说：“我来送去。” 岗本先生已坐在桌边看报了。我学着实子的口吻说：“早上好，爸爸，请用早餐。” 岗本先生放下报纸慈祥地笑着说：“我也把你当成女儿看待的，否则不会让你住在家里，希望你也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眼圈不觉有些发热，轻轻说：“谢谢。”便回到厨房。 实子一边榨着果汁一边说：“我今天就要去巡回演出，妈妈不在家，你们要到外边吃饭或者打电话让饭店送到家里来。” 我说：“我来做饭吧，我什么都会做。” 实子歪头望着我：“真的？爸爸早餐一定要吃牛排煎蛋、咖啡、榨果汁——” 我说：“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晚上放学回来我做晚饭，什么都会做，不过都是中国菜。” “中国菜才好吃哪。饺子你会做吗？” “哈，那是我的拿手好戏。等你回来我给你包饺子吃。” “太好了！”实子拍手雀跃：“那就全交给你了。”她教我如何用电烤箱、微波炉、咖啡壶，我一一仔细记下，因为当时在国内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又蹲下去拉起地板上的一块板，噢，地下还有一个桌面一样大的冰窖，满满地都是各种罐头饮料。“家里人都忙，没时间天天去超市，这些东西吃完了就打电话，商店会开车送来的。” 我拍着胸口说：“放心好了，做饭、打扫卫生我全包了。” 实子说：“打扫卫生不用你，每星期有二次钟点女工来做的。哦，我忘记了，你早餐吃什么？” 我说：“面包、牛奶。我自己来做。你呢？”她调皮地做了个鬼脸：“我怕发胖，不吃早餐，只喝一杯橙汁。好了，我走了。”她解下围裙跑向自己的闺房。 我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这些新奇的小家电，成功地烤了二片面包，热了一杯牛奶，端到餐桌上。岗本先生已吃完早餐，我将果汁拿给他，他喝完果汁笑着说：“我要上楼工作，你自己随便玩吧，看电视看画报都可以。中午我们从外边叫饭来，然后上街看看，熟悉一下环境。”说完便上楼了，那是他的书房，也是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实子穿着淡黄色的夹克衫、牛仔裤，戴着白帆布遮阳帽，背着挎包出来了，浑身上下焕发着令人羡慕的青春光彩。她问：“爸爸呢？” 我指指楼上。 她说：“爸爸每天都工作十五小时以上，写呵读呵，除了吃饭是不下楼的，谁也不许打扰他，只有妈妈才能去打扫房间，我从来不敢上他的书房去。要是有剧本投入拍摄，爸爸就像勇士一样不分白天黑夜拼命了。妈妈一般都担任制片人，比爸爸还忙呢，这次去夏威夷就是为了下一部片子选外景。眼下这样清闲真是少有。好，我走了，下星期回来吃你的饺子。再见。”她哼着歌儿走了。 我洗了碗盘，将所有的厨具都擦得亮闪闪的，又在储藏室找到了拖布，将厨房和客厅的地板擦了一遍。四处看看，发现客厅旁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约有四个铺席大，中间放着麻将桌，有几个绣花坐垫，看来是打麻将的游戏室。我找到吸尘器把这小房间和我住的客房都打扫一遍，看看表才10点钟。拉开落地窗走到花园里，五月的太阳洒满这美丽的庭院，大黄狗正在晒太阳，看见我就跑过来友好地摆尾巴。我同牠在草地上玩了一会儿，发现草已长得很高而且有不少杂草。我决定修整这个草坪，但没有找到工具，便用手一点点薅起杂草来，可草坪太大，干了一小片已腰酸腿疼站不起来了，只得坐在草地上。 “玲子，你在干什么呢？” 我抬头一看，岗本先生正从三楼书房的窗口往花园里看呢。 我说：“草长得太高了，杂草也太多，我想修整一下，有没有工具呀？” 岗本先生说：“旧的割草机坏了，等一下打电话让商店送一部来吧。大家都忙，好长时间没收拾草坪了。” 我洗了手脸回到客厅，岗本先生下楼来，递给我一个硬面夹本说：“这是附近中国餐馆的食谱，你看看喜欢吃什么，打电话叫他们送来。” 我翻了翻，菜式倒真不少，川菜粤菜应有尽有，但由于刚到日本，我的价值观念还转换不过来，总爱用人民币来换算，只觉得样样都贵得令我咋舌，翻来翻去，挑了最便宜的麻婆豆腐和蛋炒饭，岗本先生要了蚝油白菜和馅饼，打电话通知了餐馆。半小时后便听见摩托车停在门口，门铃响，应声跑出去，摩托车声已远去，一个木漆大托盘放在门前的地板上，上面放着带盖的四个盘子。我端进来放在餐桌上，掀开盖子，热气腾腾的。吃那麻婆豆腐的味道也一般，价钱却那么贵，我一边吃一边想，这一盘菜的钱在国内够做二十盘麻婆豆腐了。 岗本先生告诉我，这种服务方式叫“出前”，意即送到你面前，打电话就来，方便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写字楼的职员经常这样订饭。吃完后不必洗将餐具放在门口就可以，等一下自会有人来取，一般是一个月清算一次账目。 “那么送到家里不加收费吗？” “不收，同在餐馆里吃是同样价钱，大众餐馆和高级餐馆都有这种外送服务，送饭的必须会驾摩托车而且熟悉周围环境路线，一般都是大学生和高中生打临工干这个，也有留学生。噢，刚才这家餐馆送饭的就是中国留学生呵。” “是吗？”我惋惜慢了一步竟没看见这位同胞。吃完后，我将餐具洗净放在门口的地板上，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摩托车来。 岗本先生说：“别等了，他不会这么快回来的。收拾一下，我们上街去。” 第四章 惶恐不安的泪水 岗本先生见我穿着白衬衫、黑背心、黑裙子，便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说白色和黑色。他笑道：“真是同日本人有缘，日本人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我最喜欢的则是黑色。”走到前面庭廊我才发现这里也很宽敞，有一个车房，停着一辆灰色丰田皇冠车。健健的狗房也在这里，用油漆刷成红白两色像童话中的小木屋一样漂亮。 我问：“这样的独立宅院安全吗？” 他说：“这一带都有警铃联网，有可疑的人，铃一响，各家都知道，自会有人报警。不过在日本极少有盗窃住户的事件，一般家里都不放多少现金，街上有自动柜员机取钱很方便。电器和家具是没人偷的，公共场所和车上也没有扒手，这点你可以放心，日本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们向车站走去，岗本先生一路介绍说，川崎市是神奈川县（县即省）的首府，是沿多摩川河岸建成的一个狭长的工业城市，处于京滨工业带中心，北面距东京100公里，南面距横滨60公里，以金属制造工业为主，有著名的川崎制铁和日本钢管。 我边听边看，却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工业城市，看不到一根烟筒，天空是碧蓝的，空气清新无比，到处是绿荫和草坪，街道路面几乎像水洗过的一般洁净没有一点灰尘。房屋都建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为了防备地震，大都是木质结构造型别致的二、三层小独楼，掩映在浓荫绿树中显得非常好看。街道也是忽高忽低起伏的，开车会很危险，因此在转弯处地面上都用黄色的油漆写着大大的“慢行”二字，还有的写着“学童通学路、慢行”的字样。 走了大约十分钟到了电车站，这个站叫“生田”，候车室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售票检票完全是自动化。时值中午，车上人不多，车厢干净明亮，两侧长长的座椅都是漂亮的紫红色丝绒套。我忍不住赞叹：“真干净、太漂亮了！” 岗本先生说：“有机会带你去坐新干线列车，那更漂亮，地上都铺绿色地毯，航空旋转座椅，但票价相对也贵。”他又介绍说，这是名副其实的电车，开门、关门、行驶都是电脑操纵，绝对准时，有专家测算过，这种电车一年的误差加起来才只有36秒，可谓惊人的准时正点。这车是无人驾驶，驾驶室里唯一的那个人也只是负责瞭望，有了意外好报警刹车或者到车厢为乘客补补票。 岗本先生又介绍说，日本国营铁路在今年4月刚刚民营化，被11个事业团体分割。自1872年（明治5年）东京的新桥与神奈川县的横滨开通蒸汽火车以来，日本的国营铁路已经过了115年漫长的岁月，给全体国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到目前为止，遍布全国的铁路线上，每天有2万辆以上的现代化列车奔驰在日本的大地上，每天的客运量高达2000万人次。然而，由于国营铁路掌握着全国的铁道线，组织过于庞大，不能像一般的企业那样进行经营改革，所以连年造成巨大的赤字，处于破产状态。要提高效益，必须具有竞争意识，因此进行了按地域运行、全国分为6个旅客铁道会社、1个货物铁道会社的股份制大改革，被称为“新铁道会社jr7社”。目前经营状态最好的是包括了被称为“摇钱树”的东海道新干线的jr东海铁道会社。我暗自惊叹日本交通工业的发达，东瞅西看，眨眼间已坐了二站，随岗本先生下了车。这站的站名叫“向之丘游园地”。 这附近有一个民俗文化村，还有一个向之丘游园地，也就是大型游乐埸，算是比较出名的地方，因此很繁华，银行、书店、餐馆、商店、超市一间接一间，车辆行人也稠密多了。走了不到五分钟来到一幢八层高的大厦前，岗本先生指着这幢水泥建筑物笑道：“这是妈妈的产业，我的事务所也在这里。知道了吧，妈妈可是大富婆哟，这里没有我的一分钱，我是穷书生呀，生田那套住宅还是我拍了好几部电影才赚来的呢。哈哈哈——。” 岗本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带我来到二楼一间餐馆，拉开雕花玻璃门便看见迎面的吧台里一对中年男女在忙着，客人也不少。他们热情地招呼：“导演先生，欢迎欢迎。”风韵犹存的老板娘跑过来，跪在席子上将我脱下的鞋摆好，又哈着腰将我们送到矮炕上的方桌上，端来生鱼片、炸虾等几样日式菜肴。 本来就不饿，我礼节性地吃了几口，光是喝茶。席间岗本先生去吧台同那夫妇二人说着什么，只见那老板娘摇摇头又说了几句什么。我突然想起岗本先生曾在信中说过可以帮我找地方打工，就是这里吧？为什么摇头呢？莫非老板娘没有相中我？满腹疑虑却不敢相问，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更要处处小心谨慎，免得冒犯人家。 餐毕，夫妇二人毕恭毕敬地送我们出来。岗本先生说：“我们去超级市埸看看，看你需要什么东西。” 走到服装商场，岗本先生要为我买衣服，我慌得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我已带了足够的衣服，您不要破费。” 他说：“也好，等妈妈回来再说吧。” 在卖文具的地方，岗本先生为我买了一个好看的大书包，一个大文具盒，里面有各种色笔、三角尺、胶水、涂改液什么的，还买了一大摞各种笔记本，共花了2万多日元。在车站的一个窗口，岗本先生又为我买了半年的电车通勤月票，花了1万日元。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心里也沉甸甸的：我怎么来还这笔沉重的人情债呵！ 到家后，看见门口放着一部崭新的割草机，岗本先生拿到花园里操作示范给我看，说：“不要急，慢慢干。”就到楼上书房去了。 我用割草机修整草坪，草坪太大了，只干了一半太阳就快落下去了。 我想起得张罗晚饭了，既然承诺了就要做好。打开冰箱看看有一块排骨，就跑到附近的小型超市想买点青菜。与国内脏乱嘈杂的菜市埸截然不同，这里清洁而安静，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摘洗得干干净净套在透明的塑料袋里标好了价钱，一小撮韭菜大约也就二、三十根吧，标价100元。二个土豆也是100元。当时的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块钱。呵哟，这菜也太贵了，我又犯老毛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适应了东京高收入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打工赚到钱后我也敢拿100日元潇洒地投进自动售货机，买一罐饮料喝了。 我买回了韭菜、菠菜、粉丝，做了韭菜炒蛋、糖醋排骨和菠菜粉丝汤、大米饭，站在楼梯口大喊：“爸爸，吃饭了——” 岗本先生一边下楼一边说：“这麦克风声音可不小呵。” 我吐吐舌头：“怕您听不见。” 他指指电话：“以后叫我可以打电话。”坐下来尝尝菜，称赞道：“好吃，好吃，我得喝点儿酒。”说着要去酒柜拿酒。 我想起自己带来的礼物：一瓶茅台，一瓶竹叶青，忙说：“我忘了，我还给爸爸带来二瓶中国名酒呢。” 岗本先生看了看这二瓶酒说：“这是中国名酒，不过我不喝这种烧酒。留给妈妈喝吧，她才是好酒量呢。我一贯是喝威士忌，啤酒也喝得不多。”他还是喝了威士忌加冰块。 趁他高兴，我试探地问道：“爸爸，我课余打工的事——” 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说：“刚才去的那餐馆，夫妇俩都是我的朋友，过去也都是演艺界的，那老板娘是跳芭蕾舞的呢。所用的地方也是租用妈妈的楼层。本来说让你在那里打工，可今天看见了你，他们说你长得太娇嫩了，端盘子洗碗很辛苦，怕你干不了。而且一旦你干不好，碍着我的面子也不能训斥你、辞退你，所以——。算了，等妈妈回来再说吧，我工作太忙，这些事都应该归妈妈和友子处理的。你先安心上学吧，零用钱我给你。” 我本想说：我一点儿也不娇气，我什么都会干，我不怕吃苦，下乡插队七年，插秧、铲地、割地、挑土修水利——，什么苦活累活没干过？可是，人家已经拒绝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终于什么也没说，咽下了这些话。 岗本先生上楼后，我默默地收拾厨房里的一切并告诫自己：寄居在人家，领受人家的恩惠，一定要处处小心谨慎、有礼貌、勤快、多干点儿家务活来补偿——。 宽敞的大客厅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落地窗外的草坪上一盏盏的地灯闪着橙黄色的光，将灯下的蔷薇花映得美丽无比，我在室内走来走去，不想看电视也不想听音乐，脑里一片空白，心中一片茫然。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我下意识地拿起话筒，说：“毛希毛希——” 一个男人用日语问道：“请问是岗本先生府上吗？” 我说：“是的，您是哪位？” 对方突然改用中国话急切说：“玲儿，是你吗？我是爸爸呀，你怎么样？” 没想到是爸爸打来的国际长途，我双手紧紧抓住话筒，激动地说：“爸，真没想到是您，我都没听出来。我平安到达，岗本先生一切都为我安排得很好，明天我就去学校报到。” “孩子，你妈惦记着你都睡不着觉，硬逼着我到这电讯大楼打电话。和你通过话我们就放心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抽泣起来。爸一定在电话里听到了，他也哽咽起来：“孩子，坚强点儿，你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出国求学的吗？现在对留学生有许多不好的传言，爸别的不多说，你一定要记住：自尊自爱、努力学习。呵！” 我点着头，光流泪说不出话来。爸急得不得了，直问：“怎么啦？怎么啦？” 我知道这样会使父母加倍地担心，便拼命忍住泪水，清晰地说：“放心，爸，我都记住了。不要给我打电话，电讯大楼那么远，国际长途又那么贵。我马上写信把这里的一切详细告诉你们。” “好，我相信我的女儿。好自为之，多保重，遇事多请求岗本先生帮忙。再见。” “再见，爸。”我放下电话，跑回自己的客房扑在桌子上就哭起来了，哭了好一阵子，去洗手间照照镜子，眼睛都哭肿了，急忙打开热水管用热毛巾敷了敷。回到房间开始写信，眼泪不觉又流下来，止也止不住。费了半年的心思要出国留学，现在如愿以偿，又遇到这么好的担保人，身处这么优越的环境，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感到莫名的孤独、无助和面临不可知未来的惶恐。泪水打湿了信纸，字迹也模糊一片，只好团掉重写。这是我到日本后的第一埸哭，我知道哭的日子在后头呢，自费留学俗称“洋插队”，我十六岁下乡，直到二十三岁回城，当过七年知青，我知道插队是什么滋味，“洋插队”会比那更苦吗？ 写完信昏沉沉躺下来，想着明天要去学校报到，千万别起晚了——。 第五章 走进日本大学校门 早8点整，池田友子准时来到送我去学校。我背着书包，仍然穿着那身黑白分明的衣裙，在镜子前，我看见一个清秀、朴素而精神焕发的女子，这就是我吗？ 友子赞叹道：“想不到中国三十多岁的女子会这么精神，简直像高中生一样年轻呀！” 我充满了自信地笑笑：“谢谢。” 岗本先生特意从楼上下来，送我到大门口，又给我一张1000元的纸币说是中午吃饭用。 我和友子一边向车站走一边闲谈。她告诉我她原本是小学的体育老师，擅长篮球和网球，现在年龄不适合了，便在岗本先生的事务所工作。因为是亲戚关系，所以比较照顾她，时间是11点至下午5点，月薪25万日元，比她当老师还略高一些。工作时间不长离家又近，不影响家务事，而且事务所有一辆车可以随她使用，方便多了。 我问道：“你家没有车吗？听说日本平均每家一辆车的。” 她笑着摇摇头：“是呀，那是平均算的。导演先生一家三口就有二辆车，有的家每人一辆呢，但我们家四口人却一辆也没有。我们夫妇俩人挣钱，除赡养双方父母，还有上学的一儿一女，现在就要攒钱准备孩子将来上大学的费用，日本的大学费用不得了呵，你去的这所大学属于中等收费，一年还80多万呐。” 我趁机说道：“我上半年的学费岗本先生替我垫付了，我课余去打工争取尽快还上。我人生地不熟，求你帮我找个工作好吗？” 友子说：“这个嘛——，等妈妈回来再商量吧。”她嘎嘎笑了两声说：“你真是好运气，竟能得到导演先生的帮助。他可是个名人呵，每天忙得很，除了写作、拍电影和社会活动，家里的闲杂事是一概不管的，全由岗本妈妈和我处理。对于你来日本留学的事，一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岗本妈妈更是反对。倒不是怕花钱，主要是怕惹麻烦，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导演先生在社会上的名誉会受影响。但导演先生的态度坚决，说一切由他负责，一定要为你办留学手续。妈妈是绝对崇拜、也是绝对服从导演先生的，只好同我商量，让我丈夫即导演先生的表弟为你出具各种担保手续。但关于你的一切费用等等全是导演先生负担。要知道，这种事在日本是极少有的，日本人是最不爱管闲事的呵。” 我说：“我从心里感激岗本先生一家。妈妈快回来了吧？真想早些见到她。” 友子说：“妈妈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很讲规矩的，但热情善良，为人大方，我们都称她‘妈妈’。她也很忙，如果拍起电影来那就昼夜不分了。所以，今后你的一切事务大都由我管理，什么事也不要瞒着我，都要告诉我。” 我偷偷打量了这位身材健壮长得并不好看的女人一眼，心里明白：这是岗本先生派来监护我的人了。 车站到了。去东京新宿需乘小田急线电车，它于1927年开通，已有80年的历史，因为贯穿整个关东平原到达东京最繁华热闹的新宿，所以是一条较拥挤的线路。此时正是上班高峰，每隔3分钟一列车，车车爆满，但人们都规规矩矩按地上划的黄线排队上车，秩序井然。发车铃声响，站台上戴白手套的工作人员用力推着拥挤的乘客才能勉强关上门。后来知道，有专门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干这种临时工的，名叫“推族”。我和友子也这样被“推”上了车。 从川崎市到东京闹市区新宿大约100多公里，这趟快车却只用25分钟就到了，中途只停几个大站。如果乘慢车则每个小站都停需要50多分钟。 友子介绍说，新宿车站可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车站，是日本最重要的车站之一，它是东京和地方列车以及地铁的一个重要换乘口，各路车几乎都在这里交汇，线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每天有300多万人在这里上下车、换车。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出口，每个出口外都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周围有无数个像迷宫般的商埸、饭店，把地上、地下的每一个可用的空间都分层次地充分利用起来，如果走错了出口就不知道岔到哪里去了，所以初来的人一定不能走错。 我紧紧跟在友子的身后，随着滚滚人流向西口走去。长长的地下通道里灯火辉煌，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新宿地下商业街，这里空气清新，街面宽敞，举架也相当高，一般都是二、三层楼高，全部是自动扶梯上下。东京寸土寸金没有地方发展，只好“上天入地”了，地面上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地下则全是商业街，有人说东京的地下已经快挖空了，倘有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但就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地下交通网和地下商业街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安全高效、清洁卫生，堪称世界一流。 沿街的橱窗里摆着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我无心观赏只是默记路线和主要标志。出了通道口上到地面来，大街上也是人潮涌涌，人们都急匆匆地奔向自己的岗位。 友子指着前面说：“这就是新宿大街，一直往前走，不用转弯。” 街两傍都是商场、银行，除了商场还是银行——，富士、住友、三和、三菱、北海道拓殖——，银行怎么这么多呀，足见日本的经济是多么繁荣了。 我们共走过了四条横街，大约半个多小时，一条街是一町目，那么这个学校就在新宿四町目了。学校是一幢十二层高的乳白色建筑物，位于新宿御苑即皇家园林附近，是一所私立大学。能在新宿这块黄金宝地盖这样一幢大楼办学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日本的大学很少像我们国内那样有占地面积广阔的校园，因为土地有限，大多数校舍都分在几个地方，像我所就读的这所大学就有三个分校，而且校园都不大。我们下课后只能在楼后的小花园里休息，但绿树环抱，景色优美，有造型别致的长椅，还有秋千荡椅。 在五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叫黑田的端庄典雅的女教师看了我的入学通知书说：“你迟到了二个星期，不过日本四月份的节假日很多，基本上没上几天课，不要紧的。”我点点头。 她又说：“我们这个系是二年制专科，共十二门课程，一科不及格也不给毕业文凭的，课程讲得也很快，所以我要先测验一下你的日语水平，我才能心中有数。” 毕竟学了四年，经过听力、对话、笔试测验，女教师表示满意：“很好。比其他学生都要好。”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友子笑着向我伸出了大姆指。但也得承认，我的口语和听力还是差一些，这是国内学外语的通病，因为没有语言环境。 友子回去了。我抱着一大摞新领的教科书被黑田老师送到一间教室门口，黑田老师敲敲门，打开门让我进去。我向教室扫了一眼，黑板上，不，是白板，上面挂着一张日本地图，可能是正在上地理课。三十几名学生坐在那种能折叠的带小桌的靠背椅上。身材瘦长的中年男老师问我：“是刚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报了姓名，他翻开花名册作了一下记号，又说：“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吧。” 马上有两个男生喊道：“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别的学生就大声笑起来。 我没有理他们，看第三排有个空位便目不斜视地走过去，放下书坐下来。 “肖玲桑，请到前面来。”老师叫道。 我吓了一跳，不知什么事，只好老老实实走上前去，面对全体男女同学站在那里。 老师说：“请做一下自我介绍，这样大家能很快熟悉你，和你交朋友。” 哦，原来如此。我略顿了顿，说：“姓名，肖玲；性别，大家一目了然；年龄，你们看我有多大就有多大——”底下一阵友好的笑声，有人还拍了一下手，“我来自中国沈阳市——” “沈阳在哪里？”突然，一个男生用中国话问道。 我一听那口音就知是台湾人，想都没想便用中文说：“你没学过历史吗？‘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中国，首先占领的就是沈阳北大营，请不要忘了。” “哗——”许多同学都鼓起掌来，那个男生做了个鬼脸，仍是口里不停地嚼着口香糖。老师不知我们说的是什么，见大家鼓掌，他也莫明其妙地拍起手来，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时恰巧下课铃响了，老师做了个手势，我便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第六章 老知青又来洋插队 课间休息十分钟，有几个男女同学便围过来问这问那的，听起来却都是港台味。我正在纳闷儿：难道唯我一个大陆中国学生吗？只见进来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同学，一个女生指着我说：“许桑，你们大陆又来一位女生。” 那男生就在我不远处坐下，一边掏出书包里的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哪儿的？” 我说：“沈阳。” 他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哦？东北老乡，少见呐。我是哈尔滨的。” “是吗？”我真高兴能在这儿遇到老乡，马上觉得非常亲切，“以后请你多多关照了。” 他却叹了口气：“唉！谁能帮上谁呀，全靠自己了。你来日本几年了？” “几年？我前天才到日本的。” “那你日语肯定相当不错了，否则进不来这大学校门的。日语过关就不怕了，不像我们刚来日本时受的那些洋罪哟——”他饱经沧桑地说。 乍一看，他的相貌既年轻又英俊，可以说是标准的北方美男子，但仔细一看，他的眼角有许多细小的皱纹，而且鬓角已隐约可见斑斑白发，说他二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他四十来岁也不过份。 我刚想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同学们又是一片笑声：“社长来了！” 一个约莫三十七、八岁，身材不高的男生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衬领雪白，扎着讲究的条纹领带，腋下夹着鼓鼓的大皮包，对同学善意的哄笑表情恢谐地摆了摆手，在我的后排坐下。 许桑说：“郑桑，又来了一位大陆女同胞。”他指了指我。 “好哇，好哇，欢迎欢迎。”听着是南方口音，一问，果然，是福建人。 我笑着问道：“为什么叫你‘社长’呀？你真的是社长吗？” 他摇摇头笑而不语。旁边的一位台湾女生说：“他每天衣冠楚楚的，又经常是第二节、第三节课才来，有时还提前走，像大老板似的，因此得名。” 正说笑间上课铃响了，大家纷纷就座。这堂课是日本历史，刚讲到飞鸟时代，这是我在大学已学过的课程，便似听非听地偷眼打量这教室里的同学们。初步的印象是女生多于男生，平均年龄都不小，三十岁以上的占大多数，从穿着打扮和刚才的说话来看，台湾人占60%以上。另外几个好像是马来西亚人或菲律宾人，还有韩国人、泰国人。 这堂课结束便是午间休息一个半小时。大家涌出教室到外面吃饭，那二位大陆男同学招呼我：“走哇，吃饭去。”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俩走到外面，满街都是放课的大学生和周围商社的职员，家家餐馆都爆满。我们来到与学校相隔一条街的一家叫“随园”的中国餐馆，他俩各要了一份葱油饼夹油条，一碗鸡蛋汤。我不懂价格也同样要了一份，方知是800日元，折合人民币32元，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我吃惊地说：“这太贵啦！吃这个一个月要多少钱呵。” 他们却说这够实惠的了，要不，去日本餐馆吃一碗面条还要500日元呐。再便宜点儿就得去食品店买三明治、牛奶，碗仔面也行，店里备有开水器，一冲就得。 我说：“那我以后就吃方便面，我可吃不起这饭馆。” 郑桑说：“你能总吃方便面呀？那东西一点儿营养也没有，时间长了身体垮了怎么办？出门在外，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别因小失大。” 我苦笑着说：“我真的吃不起呀，这午餐钱还是保证人给我的哪。”我将自己的情况讲给他们听。 许桑啧啧称奇：“你可真够有福气的，遇上贵人了。不过，你如果不打工赚钱也够呛，寄居人家，学费人家替你付，生活零用钱花1元给1元——” 我一口饼差点儿噎住，这些话正触着了我的肺管子。我急忙喝口汤抻了抻脖子，咽下这口饼，说：“我一定得打工去，学费也要还给人家。这样手心儿朝上向别人要钱还是生平第一次，我简直受不了啦。请你们帮我找找工作好不好？” 他们连连点头，但说急不得，得碰运气。饭馆的人越来越多，乱哄哄的一片，我们急忙吃完走出来。 郑桑像老大哥一样关切地说：“在日本，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找个打工的地方并不难，不过打工也分很多种，在大众餐馆端盘子、洗碗累死人，一小时600~700日元；去夜总会，也就是俱乐部陪客人喝酒、跳舞，一小时1500~2000日元，还有挣钱更多的——，咱就不说了，看你干哪个啦。” 我急急地说：“我当然是洗碗、端盘子了。告诉你，我下乡插队七年，当过妇女队长、生产队长，什么苦活都干过。我就不信这‘洋插队’能把人累死！” 他们俩人同时站住了，望着我半天没说话。郑桑叹了口气说：“我们是同龄人呵，我俩都当过知青。” 许桑说：“我还以为你是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呢，看不出来你也是老知青。唉，我们这一代人也不知怎么啦，有吃苦挨累的瘾，当年为形势所迫上山下乡吃尽苦头，现在又心甘情愿想方设法跑外国遭洋罪来了。人呵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物。咱班还有一个男生是北京的，一个女生是上海的，都是老知青，这二天逃课也不知谋什么差事去了。唉，不说了，以后再聊，我困死了，昨晚干了一宿，修马路，天亮才睡了三个小时，我得回教室睡一会儿。” 郑桑说：“你去吧，我陪肖桑去买本招工杂志看看。” 在一家临街书店，他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那么厚那么大的《招工指南》，说：“这种杂志每天一大厚本，专门登招工广告，你拿回去看看，条件可以就打电话联系。” 我看看标价是200日元，要给他钱。他坚决地摆摆手：“不要这样，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可你眼下却分文没有呵。 我轻轻地说：“谢谢。”只得将钱收起来。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我忍不住又问道：“你来日本几年了？” 他“哈”地干笑了一声：“几年？五年了。我儿子和我一起在这儿留学。” “你儿子？”我诧异地问，“你有那么大的儿子？” “那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是老高三毕业生呵。我下乡第二年二十岁就结婚了，我们那儿兴早婚。我今年三十九岁，儿子都十八岁了，一直闹着要出国留学，去年我就给他办来了。死仔子，让他尝尝受苦的滋味也好，免得他在家充大少爷，不知钱是怎么来的。” “你也让他打工？” “他多个啥？莫非还让我供养他不成？不瞒你说，我真的是老板呵。我在福州是最早干个体的之一，现在有一个建筑装修公司，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有一间不小的餐馆，眼下由我老婆经管着，真的是不缺钱。” “为什么到日本留学呢？” “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为了换个活法吧。当个生意人有时真是烦得很，一会儿装孙子，一会儿装大爷，尔虞我诈，心力交瘁。手里有钱又怎么样？人家一提就说：”哦，个体户呵‘，立刻矮人三分。有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让我留洋一趟，回国就有资本吹牛啦。再说我也真的想换换环境，喏，就出来了。其实我满可以不打工的，我舅舅在日本有公司，他是老一辈出洋的人啦，他给我做的经济担保，也同意负担我的费用，但我不用，我要试一试自己在外国的生存能力。你看，五年了，我的日语学成了，打工赚的钱也不少。五年中，我什么都干过，一开始我洗盘子、伐树、修马路、洗汽车、刷楼梯，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我困得一边干活一边睡觉，你信吗？我就有这个本事，比如说洗汽车，我一边用水龙头冲着一边就可以打盹——。现在我日语讲得不错了我就不干这种苦力了，我在麻将埸打工，替客人买烟、订饭、清洗麻将牌。刚开始我洗一副牌要二十多分钟，现在，八分钟，洗得又快又干净，老板特别满意。我在那儿干了快一年了，工钱不低，而且这是个轻松活儿。“他比比划划地说。 我望着那有着深眼窝、高颧骨、厚嘴唇的淳朴面庞，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大哥哥，便恳求他道：“介绍我到你那儿，同你一起打工好不好？”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那是赌埸呵，乌烟瘴气的，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你还是找端盘子的活儿吧，洗碗太辛苦了，你这身体恐怕吃不消，日本人干活时的紧张劲儿你还没领教过呢。告诉你，每一个到日本自费留学的人，刚来的头二个月都想自杀，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过，挺过这最初的阶段就好了，都找到活路了。记住，要咬牙挺住！” 第七章 热诚的台湾同学 回到教室，许桑正伏在桌上呼呼大睡，其他的同学也陆续回来了，有的端着纸杯咖啡喝着，有的吃着水果。 我同郑桑坐下翻看那本《招工指南》，看到有招洗碗工或女侍应生、时给（即每小时工钱）600或700元、地址也在新宿附近的便剪下来。旁边一位三十多岁、文质彬彬戴眼镜的男生也凑过来帮着参考。另一个也戴眼镜、二十多岁很年轻的陈姓男生说：“放学后我和曾桑陪你去打电话，我教给你怎么说。” 郑桑说：“对了，让他们俩陪你去，我没时间，我那儿子嫌洗盘子太累，哭着死活不干了，我还得替他找份工。二位拜托了，帮帮她，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 那二位眼镜连连点头：“没问题，谁刚来都有困难，应该帮忙的。” 几个台湾女生便取笑：“二位蛮有骑士风度嘛。” 曾桑笑道：“你们不帮忙还说风凉话。” 其中一个叫林丽纯的说：“谁说不帮忙了？喂，大家出去吃饭时都帮着打听一下，看有没有饭店要用人的。” 其他同学都含笑答应着，并劝慰我别着急，说一定会找到工作的。我心里很感动，觉得台湾同学真是亲切、热诚，他们斯文大方而有礼貌，尤其是女生，不论外貌丑俊，说话都轻轻的、软软的，真的同看过的台湾电视剧里的人一样。我开始悄悄地喜欢这些同学了。 放课铃一响，许桑和郑桑便像赶什么埸似的跑掉了。二位戴眼镜的台湾男生陪着我到一家饮食店坐下，要了三杯果汁，便开始翻那本《招工指南》，挑了几个条件可以的他们俩就去柜台打电话，我看他们拨了几次，说完就回来了。 我急切地问：“怎么样？” 他们说：“时间不行，都是白天，要上课的呀。有二家招洗碗工，中午就有人去了。其实做洗碗工的最多，那些不会讲日语的、在语言学校的就读生都干这个，所以洗碗的工作更难找。你会讲日语，还是当侍应生端盘子、点菜吧。” 我叹了口气，有些沮丧，曾桑安慰道：“走吧，明天再买一本试试。” 他们俩又抢着付饮料钱，最后还是老大哥曾桑付了。我们一边往车站走一边谈着，不像刚认识的海峡两岸陌生人，倒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般无拘无束。 陈桑说：“我们住在武藏野，你住在川崎，离我们的住处太远，否则可以到我们那儿打工，我们还能照顾你。” 曾桑也说：“是呵，我们俩打工的地方是个有名的大饭店，几乎每天都招女侍应生。不过干到11点多，再换二次车，恐怕你就赶不上末班的小田急线了，还是在学校附近找吧。” 这时已走到地铁站的入口处，他们俩下楼梯，我说：“拜拜。” 陈桑奇怪地问：“你不坐车吗？这是新宿三町目，离新宿站还有二站地呢。” 我摇摇头：“不，我走到新宿站。我的通勤票只能坐小田急线，不能坐地铁，再见。”说完掉头急步走了，我怕他们说为我买车票。我知道二站地快走也要二十多分钟，但我只能这样，因为我要省下这份车钱。 到家后，看见客厅留言本上有岗本先生的留言，说他去参加一个餐会，让我自己打电话叫“出前”送饭来，旁边还压着5000元钱。我拿着那钱像拿着火炭，灼得我手指生疼。想了想，拿定主意，打开冰箱看了看，到附近的超市买了鸡蛋、纸盒牛奶、岗本先生每天必吃的小牛肉，还有几样青菜和猪肉，又买了一个带隔层的塑料饭盒。我用电饭煲做了米饭，炒了鸡蛋青椒，炖白菜猪肉粉条。吃饱后，将饭菜装在饭盒里放在冰箱里，从明天起，我要带饭盒上学去。 收拾完厨房，我又去花园用割草机修草坪，干到七点钟天都黑透了还剩一大片没干完，腰已酸得直不起来了。看来在农村锻炼过也不能管用一辈子呵，去餐馆打工还真够呛呢。 后来的几天，我除了早上同岗本先生一起吃早饭外，晚上都没见到他，只有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吃饭、看电视、看书。中午带饭盒省了不少钱，当岗本先生又要给我午饭钱时，我说：“手里还剩不少钱呢，我天天带饭盒，吃不惯外面的饭。” 岗本先生赞许地笑笑点点头，没说什么。 我仍在想法找工作，每天一本《招工指南》，翻来倒去地看，然后是打电话推荐自己，终于有一家店说可以去见工。放学后，又是陈桑和曾桑答应陪我去，那两位大陆男同胞倒指望不上，一放学就跑没影儿了，他们也是赶着去打工，实在没空呵。 从学校到那家面馆走了二十多分钟，快到门口时，他俩说：“你自己进去，有人陪着不好，勇敢点，。”他们又是同我握手，又是学着日本人的习惯双手握拳高举喊着：“万岁、万岁！加油、加油！” 我鼓足勇气拉开门走进去。一间小小的店，两边各有三张桌子，迎面是柜台，里边便是厨房，热气腾腾的有一个人正在忙着，听见门响便喊着“依拉瞎依妈塞”（欢迎）跑出来。我怯生生地说：“我是来见工的，中午打过电话——有位宫泽桑——” “呵，我就是宫泽。你是中国留学生？来日本多久了？在餐馆干过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刚来一个多星期——，还没干过——，但我什么都会干——” 他一听，马上截断我的话：“那不行，没经验不行，我的店很忙，你除了给客人端面条外，还要洗菜洗碗，你干不了，干不了，对不起了。”他摆摆手，返身进里面去了。 我垂头丧气地出来一讲，陈桑拍了一下头：“怪我，应该告诉你，在日本找工作，一定要说你干过、有经验。谁也不愿意用生手呵。” 我不明白：“撒谎有什么用？一干起来不就露馅了，还得被辞掉。” 曾桑说：“光说实话不行的，你得撒谎说干过二个月。既使干几天被炒掉，不也是有几天经验了吗？否则永远也不会有经验的。记住了？” 我当然记住了，在特殊的条件下，为了生存，撒谎是必要的。 第八章 日本少女的知心话 星期六放学早，才四点多钟，几个台湾女生招呼我：“走呵，一起去喝咖啡，花150日元愿意泡多久就泡多久。” 我犹豫着。林丽纯拉着我的手说：“一起去吧，大家想听你讲讲大陆的事情呢。”她是班长，人像名字一样美丽而纯静，台大毕业生，听说她家相当有钱，但从她身上丝毫看不出娇奢之气，课余还去打工，只不过不像我们这样紧张拼命，人家只是干二个小时，体会体会打工生活罢了，。她功课好，人缘也好，老师同学都喜欢她，后来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假期一起去旅行、去迪斯尼乐园玩儿。此时我何尝不想同她们一起去海阔天空地瞎聊一阵，交流一下海峡两岸女性都有什么差异和特性，增加一些见识。但我又想到那没修整完的草坪，想到实子小姐或岗本夫人也许会回来，想到应该做晚饭——，我只好抱歉地说：“谢谢你们，我今天有事，改天吧——” 她们也不多问，嘻嘻哈哈地走了。我望着她们的背影暗想：难道她们都有钱，不用打工，不用愁生活费吗？看她们穿得那么漂亮，花钱那么随便，白天上学，晚上就逛街、泡酒吧咖啡馆，节假日去旅游，尽情领略异国风情，人家那才叫真正的留学呐。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们也有许多故事，我要在以后的章节里讲到。 我急忙赶回家里，放下书包就来到花园推起割草机，终于将草坪修整完毕，我望着整齐漂亮的花园，心情非常愉快。回到客厅刚擦擦汗喘口气，实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进门就喊：“我回来啦！”看见只有我一个人，便问：“妈妈还没有回来吗？” 我摇摇头。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突然拍手叫道：“妈妈一定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疑惑地问，因为我并没有发现家里有任何变化的痕迹。 “你看，这是妈妈插的花。”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餐桌上的小花篮果然插着新鲜的花，一圈小小的淡紫色花朵中间长长地探出了一支洁白的百合在微微地摇曳，泛着阵阵幽香。 实子又看了看留言簿说：“妈妈去参加一个party，让爸爸去那里找她，她11点一定回来。” 我说：“我去买菜，给你包饺子吃。” 她说：“那爸爸妈妈吃不到呵，明天再包吧。今天我来做日本菜给你吃，我正在跟著名的调理师玲子先生学做菜，哦，同你的名字一样，她每星期在电视专栏上讲课呢。现在我来实践一下，你等着。” 她去买了菜，一头扎进厨房忙起来了。我则收拾客厅，吸尘、擦地板。等她忙了一个多钟头将所有的菜端上来，也不过是：白萝卜和土豆炖猪肉；整条的菠菜用开水焯过后，摆在盘里，旁边衬上一朵用胡萝卜雕的花；鸡蛋用冻粉调过蒸熟后，切成小方块码在盘子里，衬上一枚绿叶；还有一条蒸过的小鱼，腥腥的，也衬上一个鸡蛋黄。总之是花花绿绿很好看，吃起来滋味全无，我心想：就这些还用学呵，比中国的烹饪差远了。但仍是边吃边称赞：“好吃、好吃。” 实子乐得直说：“谢谢、谢谢，多吃、多吃。” 都快吃完了我才想起一件事：“唉呀，日本人在吃东西前一定要说：”承蒙赐与‘，吃完了要说：“吃得好香呵’，糟糕，我忘了。” 实子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没有外人。不过，在别人面前可不能这样，人家会说你没教养。妈妈常常提醒我，还逼着我学花道、茶道，学穿和服，学做菜，唉，为了嫁人做准备。” 我逗她：“哎呀，这个孩子想嫁人了。” 她扔下筷子嘟着嘴不高兴地说：“谁想嫁人呵，嫁人有什么意思？只能当家庭主妇，别想再出去自由自在地演出、工作了。” 我说：“日本现在还是这样吗？不是有许多已婚女子仍在工作吗？” 实子说：“那也有。不过像我们演艺界的一结婚就不行了，歌迷和影迷们就不给你捧埸了，因此有许多歌星和影星为了事业只好独身，或者秘密同居。在日本，大多数男人还是愿意太太在家里当主妇的，而且让太太上班是表示丈夫无能。所以有许多日本女子为了自由宁可不结婚。你们中国是不是也这样？你是不是为了自由才三十多岁不结婚的？” 怎么回答她呢？这么复杂的事情和不同的国情岂可用几句话说得清？我只好笑笑，半真半假地说：“中国妇女不工作不行呵，因为低工薪制度，光靠丈夫养活不了全家。像我这样不结婚的女子也不少，不是怕婚后没自由，也不是独身主义，而是很难找到自己心仪的男子汉。” 在日语里，男人和男子汉是同一个词，两国语言的差异使实子产生了误会，她以为中国缺少男人，瞪着眼睛大声问：“是吗？中国男人很难找，不够用吗？这同日本正相反啊，现在日本有许多三十、四十岁的光棍汉娶不到老婆，他们都在骂日本女人不结婚真该死呵。” 我问她：“那么你打算结不结婚呢？” 她转了转好看的眼情说：“我才二十三岁，还没考虑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所以高中毕业没考大学就参加了演艺班。为这，爸爸妈妈没少和我惹气，不过最后还是遂了我的心愿。我除了参加演艺班的各种演出外，爸爸拍的片子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我也会演，但都是配角，不会出名的，唉，也不会自由快乐几年了，最多到三十岁，还是得结婚的。” “有意中人了吗？告诉我没问题的，我给你保密。” 实子摇摇头笑了：“那倒没有，演艺班里当然有人追求我，但我不想找演艺界的，他们很浮躁，不太可靠。而且除了要有爱情，经济条件也很主要的。” 我说：“我看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爱情，至于经济条件嘛，你的家庭条件已经够好的了，男方既使穷一点儿也不会有什么难处吧？” 实子又摇头道：“玲子是不了解我们日本情况，在日本，父母有钱并不代表你一生就可衣食无忧了，父母有多么庞大的遗产也没多大意义，因为遗产税高得惊人，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交不起这高昂的遗产税而放弃继承遗产。就拿我家来说吧，姐姐真子是长女，她是财产第一继承人，但她在美国留学已三年了，并准备在那里定居，她早就说过什么遗产都不要。现在爸爸这栋花园洋房价值不菲，妈妈在向之丘的公寓大楼更是不用提了，但我从来没想过继承这些产业，因为这笔遗产税一定很吓人。不过只要我不结婚，我还是可以享受这一切的。” 我这才知道日本原来是这样的，觉得这真是一种英明的法规，它打碎了那些想靠着祖业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懒人们的梦想，人们都得靠自己努力才能有幸福的生活，所以尽管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却并没有产生贫富不均的现象，因此人人心理平衡，社会也就显得和谐、稳定。 我说：“我要是你，就干脆不结婚，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多开心呵，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子笑着说：“哈，你真是我的知音呵。不过，这话要是让日本男人们听见了又得大骂‘叭嘎、叭嘎，真叭嘎’呀。” 我被她生动活泼的表情逗得哈哈大笑。实子来了兴致，打开高保真音响，随摇滚乐跳起来。她受过专业训练，舞姿相当豪放，相当“劲”，她一边跳着一边唱道：“跳呵跳呵，跳出男人的手掌心儿，跳呵跳呵，跳得男人都打光棍儿——” 我也同她一起跳起来，一边跳一边笑，我笑得喘不上气来，扑倒在大沙发上。 突然听到一声吼：“停止！”，抬头一看，岗本先生正瞪着眼睛站在门口。我连忙站起来整理衣裙，不知所措地望着实子。实子却不怕，关掉音响，跑过去讨好地接过岗本先生手里的礼品盒，说：“爸爸回来了。玲子，快给爸爸倒茶。” 我马上倒茶，偷眼看岗本先生是否真的生气。岗本先生却笑了：“我以为在开舞会呢，原来是你们俩个孩子在发疯，什么事这么高兴呵？” 实子机灵地说：“妈妈回来了，在佐藤先生家里聚餐，等你去呢。” 岗本先生看看表说：“哦？那我得快去。”他又指着那个大礼品盒说：“下午去看相扑，贵宾席每人一盒礼品。打开看看是什么。” 实子打开盒子，哟，全是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相扑人像，最小的如蚕豆，最大的竟有拳头般大，都是用巧克力做的。 岗本先生说：“给你们吃吧，我去接妈妈。”说完匆匆走了。 实子说：“我怕发胖，不吃甜食，都给你吧。” 我看着那栩栩如生的小人真不忍吃掉，又怕时间长了融化，想起班上的同学对我那么好，星期一拿到学校给同学们分吃算了。 第九章 岗本夫人的规矩 11点刚过，听见汽车驶入车库的声音。实子说：“妈妈回来了。” 我心里稍稍有点儿紧张，想像不出这位出身名门，现在又是名人妻子的岗本夫人是什么气派。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五十岁左右、面带微笑、十分分和蔼的女人，她穿着质地和样式 都相当考究的深紫色西式衣裙，少女般匀称、苗条的身材，面容与实子极为相似，可以想像年轻时一定也同实子一样美丽动人。即使现在，我相信她在同龄的女人中也是姿容超群的。 我走上前，按照日本礼节，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妈妈，我是玲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岗本夫人打量着我，笑着说：“倒真像我们日本姑娘呢。怎么样？生活习惯了吗？” 我说：“已经习惯了，谢谢爸爸妈妈为我安排了一切。” 岗本夫人拿出两个小小的手饰盒，递给实子一只，说：“这是送你的戒指。”又给我一只小盒子说：“这是给你的见面礼。”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细细的镀金项链，吊着一粒闪闪发光的小水晶球，非常精致可爱。我谢过后戴上了。 岗本夫人又拿出从夏威夷带回的点心让我们吃，我这次没有忘记，恭敬地说：“承蒙赐与。”岗本夫人满意地笑着点点头望了我一眼。 说说笑笑已12点多了，岗本夫人坐了十几小时的飞机，没休息又去参加聚会，已经累得不得了，大家互道晚安各自歇息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睁眼就7点多了，暗骂自己贪睡，总是不能早起。岗本先生已在餐桌旁边看报，岗本夫人在厨房煎牛排，看到我进去，她笑着说：“玲子真能干，给爸爸做早餐，还修整了草坪，谢谢。” 我说：“应该的，我在家时也是什么活都干的。” 她一边忙着一边说：“是呵是呵。女孩子应该什么家务活都会干，否则结婚后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我认为不论多么富有的家庭，妻子都应该亲自为丈夫做饭吃，这是女佣人所不能替代的责任。只要我在家，我就会给爸爸做饭吃的。日本女人都会这样做。” 她煎好牛排，又削苹果、剥橙子，用榨汁机榨好果汁，然后放在大托盘里，我说：“我去送给爸爸。”她却笑着说：“我来吧，我十几天不在家，委屈爸爸了。” 她端着托盘送到丈夫面前，温柔地说：“请慢用。”然后坐在旁边一边同丈夫说着闲话一边望着丈夫吃。我看着这埸景深深被打动了，这是一幅多么温馨幸福的家常生活画面呵，日本女人的温柔贤惠果真是名不虚传呵。我从心眼里感佩她们，觉得她们非常有女人味，也许这就是日本女人的魅力所在吧。 我同岗本夫人吃的是简单的面包和牛奶，洗碗时，夫人指着橱柜上贴着的一张纸说：“你看，你干的活我都给你记上了。” 我一看，那上面写着：做饭、打扫房间、修草坪。底下划着“正”字。 我不解地问道：“妈妈，这是什么呀？” 她认真地说：“这本应当是钟点女工干的活，现在你干了，我也照样付钱给你，按劳付酬。”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要——千万不要，我吃住在这里，爸爸还给我零用钱，干这点家务活是应该的，千万不要——” 看我惊慌的样子，夫人解释说：“这是两回事，替你付学费、提供食宿，是我们帮助你留学的内容。而你干家务活是不在计划内的，所以要付钱给你。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哑然。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国情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了。 接着我收拾厨房干起活来心情便有些异样，不像以前那么愉快了，好像我是为了挣钱才干这些的。但岗本夫人却没有任何不对头的感觉，很自然地在那张纸上又划了一道。 夫人说要同我去商店买食品，因为下午会有朋友来打麻将，还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说：“做饭的事包给我了，包饺子，还有炒菜、中国酒。” 夫人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就这么办了。” 在商店买了大包小包的食品提回来，路上经常有人与岗本夫人打招呼，每遇到一个人，岗本夫人都介绍我：“这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住在我们家里。”显然是一件光彩的事。对方马上向我鞠躬问好，我也忙不迭地还礼。 下午3点，来了二男一女，其中一对是夫妇，男的是作曲家，女的是歌唱家，看来年龄也有四十多岁了。另一个男人是岗本先生的助理导演，叫山中，也四十多岁，长头发大胡子。岗本先生从楼上下来寒喧一阵便又上楼去了，山中说：“导演先生的剧本完稿后，资金筹措到位就要大忙特忙了。趁现在无事好好玩儿玩儿，轻松轻松吧。” 他们拉我一起打麻将，我笑道：“我对这一窍不通，你们玩吧，我给你们包饺子。” 山中乐得直嚷嚷：“哈哈，我今天来得太巧了，竟能吃到中国姑娘包的正宗饺子。多多地做，我要吃很多很多。” 他们在麻将室哗啦哗啦地玩起来，我在厨房也忙开了。洗菜、切菜、拌馅、合面，足足忙了两个钟头，包了许多韭菜馅和芹菜馅的饺子，又切好肉菜准备四个热炒，先把用黄瓜、粉丝、绿豆芽、菠菜等拌的一盆东北风味的凉菜端上，招呼他们吃饭。 山中第一个冲到餐桌前嚷道：“饺子、饺子。” 我笑道：“按照中国习惯是先喝酒吃菜，然后再吃饺子。请先吃凉菜喝啤酒，我去炒菜再喝中国酒。” 山中说：“听说中国酒叫烧酒，能燃烧的，是真的吗？” 我当即划了火柴在酒盅上一点，“扑”地一声真的燃起了蓝色的火苗，大家“噢——”地叫了起来：“果然是烧酒呵！” 他们又吃又喝赞不绝口，岗本夫人乐得合不拢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我又煮好饺子端上来，山中一口一个吃得满嘴流油，对岗本夫人说：“中国男人真是有福气，天天能吃这么美味的饭菜，一定干什么都勇气十足喽。” 岗本夫人逗他：“那么，你娶个中国老婆怎么样？” 山中马上正色道：“好哇，不过一定要玲子这样的。” 我不能让他占便宜，立即说：“我才不嫁日本人呢，除了喝酒就是打老婆。” 大家哈哈大笑，岗本夫人笑着拍着我的肩膀：“不愧是中国姑娘，厉害、厉害。” 山中歪着头问道：“你刚来日本才几天，为什么对日本男人这种印象？” 我说：“日本的大男子主义世界闻名呵，你们的电影、文学作品都是那样描写的嘛。” 作曲家指着岗本先生和山中笑道：“好！好！这是你们作家和导演的功劳。” 我说：“不过，日本影视作品中的男子汉形象在中国也是深入人心的，比如高仓健，那真是迷倒了许多中国女人，曾经有的报刊杂志还进行过‘到哪里去寻找高仓健’这样的标题讨论呢。” “噢——，是吗？”山中拉着长声说：“玲子，你看我比高仓健怎么样？”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这时门铃响，我跑去开门，外面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手中端着一个大瓦钵，我说：“请问——” 她微笑着鞠了一躬：“我是高井家的。你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吧？我特意做点菜送来给你尝尝，请收下。” 这时岗本夫人出来，热情地说：“原来是高井夫人，快请进来。” 高井夫人却执意不肯。我灵机一动，说：“请稍等一下。”端着大瓦钵跑进厨房，将菜倒进盆里，又飞快地盛上水饺端了出去，对高井夫人说：“谢谢你的好意，也请尝尝我做的中国饺子。” 高井夫人施礼道谢：“高井桑还说有时间请你去舍下用餐，好好叙谈叙谈。”说完告辞了。 回到客厅，岗本先生说：“我还忘了告诉你，这位高井桑是《朝日新闻》高级记者，曾多次去过中国，非常喜欢中国。听说我家要来个中国留学生，早早就要我介绍给他认识，给他讲讲中国的事呢。” 饭后，我收拾完一切，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8点整，池田友子来了，我看她在岗本家表现得很拘谨，只是“嗨依、嗨依”地应着。她是开车来送我搬到公寓去。 岗本夫人说：“你每天晚上放学先到这里吃晚饭，然后拿着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餐饭盒再回公寓休息。” 我遵命拿了一纸盒牛奶和一个面包，又装满饭盒，岗本夫人又往袋子里装了一听冰淇凌和一罐番茄汁，大家送我上车，山中还大声嚷着：“下星期天我还来吃饺子呵——” 原来公寓就是那天与岗本先生吃饭去的那幢八层的大厦。友子说，这是岗本夫人的产业，一、二层的餐馆、医院、美容院、书店、小超市等都是租用夫人的，其余的上面六层是高级公寓全部出租，收入相当可观。 我说：“这幢楼在日本算很值钱的了。” 友子以羡慕的口吻说：“当然了，这是在川崎，如果是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就不得了啦。岗本夫人才是有钱人哪，导演先生同她比，只不过是一介穷书生罢了，当年也是富家小姐爱上才子的婚姻结合呀。” 来到305室，门牌上已换上我的名字卡片，走进去一看，我不由一怔：日本式的二居室，铺着精致席子的榻榻咪，贴花的墙壁和小巧玲珑的家具，另有西式的客厅和餐厅，虽然面积都不大，但光线充足，格调高雅，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热水器、煤气灶、炊具一应俱全，再看浴室和卫生间，其豪华程度决不亚于我在国内工作过的星级酒店的客房标准。我小心翼翼地问道：“这，这样的一套房子月租金是多少？” 友子一字一顿地说：“8、万、元，还不包括水电费。” 我差点儿没晕过去：“天哪，8万！一年差不多要100来万——，我怎么能住这么贵的房子？不行！不行！” 友子笑着说：“不用担心，妈妈不会收你一分钱房租，免费让你住的。这套房子原是他们的大女儿真子住的，她三年前到美国留学去了，但妈妈仍保留了这套房子没租出去。那间八个铺席的房里还有真子小姐的衣物，绝对不可动用。你住在这间六个铺席的房间里，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用具可以随意使用，水电费和煤气费也不用你支付，这部电话嘛——，我还是拆下来的好，免得有什么臭男人打电话骚扰你。”她说着就拔下了电话插销，又四下看了看，严肃地说：“有什么事就找我，事务所就在隔壁304室。现在你独自住在这里，绝对不许第二个人进这房门。” 我说：“朋友、同学来玩玩儿也不行吗？” 她板着脸说：“坚决不行！女的也不行！留宿更不行！”她连说了三个“不行”，我有点儿不高兴，这也太不自由了。但想到能免费享受这么优越的住宿条件就应该知足感恩，忙陪着笑脸连连说：“知道了，明白了。” 以后，我就每天放学后去岗本先生家帮着做晚饭，饭后做点家务，同夫人聊聊天，实子小姐几乎天天有演出，回来得很晚，我已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8点左右，我同夫人告别，装好饭盒，拿着做为早餐的面包和牛奶，再乘二站车回到公寓休息。 这样又过了二个星期，我的情绪逐渐低落，心情抑郁起来，吃得也很少，望着满桌花花绿绿的菜肴没有一点儿胃口。而且还要遵守日本的习惯在饭前说“承蒙赐与”，饭后说“吃得好香”，如果忘了说，夫人就会纠正我，并教导我如何用左手从筷子架上拿起筷子放到右手上；吃东西要闭上嘴咀嚼，千万不能发出声音；要坐直身子，手肘不要支在桌子上等等。她说：“在餐桌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搞得我一坐到餐桌前就不由得紧张，哪能吃出什么滋味？最难过的是每天临走时拎着装有饭盒和牛奶面包的食品袋就有一种领受施舍的感觉。天性孤傲的我真的不能忍受了，下决心自己打工挣钱，独立偿付这留学的一切费用。 第十章 上海女留学生的心酸事 这天是旅游景点实地考察课，去皇居参观，即日本天皇及皇室亲属现正居住的皇宫。日本皇居对公众开放已有十几年了，只要是日本国的国民，出示正式的身份证明向旅行社申请，就可获准组团进入参观，就像普通的旅游景点一样，日本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占地110公顷的宫殿群遮蔽在绿树浓荫中，其间点缀着精致的小花园和池塘。现年80多岁的裕仁天皇是一位颇有经验的生物学家，因此皇宫花园的大部分就成了自然保护区。皇宫本身是很庞大、低矮的混凝土建筑物，屋顶是绿色的，这些建筑是1970年竣工的。此前叫明治皇宫，是100年前即1889年从京都迁来时建造的，均为精选的木料。1945年盟军对东京的大轰炸中，明治皇宫在空袭中完全烧毁。 在宫殿的东南方是一座花园——皇宫外苑，有广阔的绿地和百年的苍松翠柏。这里有一处游客不可错过的拍照的地方，就是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风景地——二重桥，它是一座横跨内护城河的独具特色的桥，是公认的日本标志。二重桥既典雅又具实用价值，它是通向皇宫的特别通道，该桥不对公众开放。在二重桥后面是原江户城堡的一个观望角楼，1945年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无数效忠天皇的士兵因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在这个能看见角楼的地方剖腹自杀。 这次参观对于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来说真是极难得的机会。皇宫庭院内绿草茵茵，树影婆娑，并无金壁辉煌的奢华，反倒给人一种清幽淡雅的怡人感觉，不像皇宫，只觉得好似一座园林大别墅。参观了裕仁天皇的生植物试验埸、勤政厅、书院、接见外国使节的会客堂，并看了天皇与胡耀邦总书记会见的贵宾厅。大家兴致勃勃做着记录，轻声感叹着，唯有我一人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几个要好的同学直问我哪儿不舒服，我真想说：哪儿都不舒服，尤其是心里不舒服。可我对别人讲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咽下了这些话。 出了皇宫，老师说还要乘车去浅草参观，我便请假说头疼，不想去。大家硬拉我去，老师也说最好是去，回来还要写导游讲词，否则就少一份卷子。无奈，只得去了。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次世界大战，浅草一直是东京艺术荟萃之地，它既是文化戏剧中心，也是美食家聚会的埸所，后来建成了新区——新宿，这里的景象便不如从前般热闹了。但由于有著名的浅草寺和寺前的特大香炉、风景优美的浅草公园、古朴的建筑及品种繁多的旅游纪念品商业街，这里仍是一个热门的观光点。 在浅草寺庙的南入口有一扇巨大的门，叫做雷门，在雷门的大红灯笼下拍了集体照，大家纷纷跑去烧香。我买了三柱香插在大香炉上，双手合掌默默祈祷我能找到一份工，解除目前的尴尬境地。 后来开始参观街市，大家就分散开了。我买了一个草编的小兔子纪念品，拎在手里走来走去。信步走进一家商店，里面布置得很像文具店，却又有点儿不太像，而且只有一个男售货员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有些近视，刚要凑近柜台看个仔细，忽听外面老师大叫：“肖桑，快出来，危险！” 我吓了一跳，抬腿跑出来，看女生们都捂着嘴在笑，我不知就里，问道：“怎么危险？这里卖什么？” 一个男生笑道：“笔筒炸弹，炸女人的。” 女生便笑骂：“别乱讲，臭男生真缺德。” 那个男生还是笑嘻嘻地问我：“你们大陆没有这种商店吗？” 看我还是不明白，老大哥郑桑告诉我：“这种店女孩子千万不能进去，这是性具商店。” “什么？性具？” “小点声，让人笑死啦。幸亏你跑得快，否则让人拍了照，说不定会上小报，说中国女留学生怎么怎么样呢。” 这可够吓人的，我的脸一阵发烧，再也不敢一个人乱走，跟在大家后面随大流吧。走到一家叫“千鹤”的小饭馆，男生大叫“肚子饿。”老师就叫大家进去吃点东西。男生们和老师在矮炕桌边盘腿大坐，俨然一群日本男人的模样，可惜是穷学生，每人只不过是份饭，即一碗米饭、一盘炒菜、一碗汤，却还喝了一点儿日本酒。我本没有食欲，但也得随和大家，要了一份叉烧面，同上海女生赵会明坐在一张小桌上。 赵会明身材瘦小，面色微黄，五官并不难看也淡淡化了妆，但仍然掩饰不了脸上的疲惫憔悴之色。我入学一星期后才见到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心事重重的女人。平常也很少见她开心地笑过。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尽量放松，插科打诨，有几个台湾男生特别会讲笑话，大家常常笑得前仰后合，赵会明却也只是淡淡地微微一笑而已。 有一天中午，教室里只剩下我俩吃饭盒，我把自己做的鸡肉块给她吃，她给我一块大牛排，我说：“你还会做牛排呵，挺费事的吧？” 她说：“不是。我在西餐馆打工，每天都有剩下的菜，我挑好的留下来。另外，老板娘对我也很照顾，冰箱里的肉菜放二天不新鲜了，她就让我拿回去。”说完，看看我，“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我一边吃着牛排一边说：“看你说哪里去了？这有什么？我们是穷留学生呵。我也想找这种省饭钱的地方呢。再说，这些东西也不脏。” 她叹了一口气：“是呵，房租、水电、交通费是无法省下的，只能从嘴里省了。我从来不吃早餐，中午吃这饭盒，晚餐是餐馆免费提供的，所以，可以说我一个月基本上不用花吃饭钱。” 我说：“你干吗这样苦着自己？看你瘦得这个样子，身体垮了怎么办？” 她苦笑一下摇头说：“你说得不对，其实我现在每天摄取的营养足够。你看，每天除了牛排就是火腿煎蛋、意大利香肠，比在国内家里吃得好多了。我消瘦不是物质生活苦，而是我心里苦，命太苦——。 她告诉我：她是六八届高三毕业生，在北大荒干了十年，回上海时已快三十岁了，又待业一年，才在街道小厂找到一份工作。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工作不起眼儿，人又长得不漂亮，在婚姻上已无选择的余地，本不想结婚，独身一辈子算了。可年迈的父母不答应，四处托人保媒，硬撮合了她的婚事。男方竟是个大学毕业生，除了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外，仿佛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婚后一年有了儿子，但丈夫却突然发起精神病来，摔盘碗、砸玻璃、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闹过之后便昏然入睡人事不省，吓得她抱着儿子躲在墙角发抖。她的父母找到介绍人，方知男方在“文革”中遭过批斗、监禁，得了精神分裂症。“文革”后被平反，住院治疗了二年，说治好了，所以在婚前隐瞒了这段病史。没想到这精神病是会反复的，婚后不到二年就又发作了。 生米煮成了熟饭，找谁闹也没用，苦果子还得自己吃。丈夫又住进了精神病院，她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儿子，还得经常去精神病院探望丈夫、送营养品，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几乎使她都要崩溃了。就过着这种日子，熬到儿子五岁，丈夫出院了，却仍不能工作，只是每天呆坐在房里傻笑，从“狂暴型”变成了“幻想型”。 她流着泪说：“那时，每天下班我都怕回家，多少次我走到黄浦江边都想一闭眼跳下去算了，那就一了百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可是，我有儿子呵，聪明可爱的儿子，刚刚五岁比大孩子都懂事，看我流泪时就说；‘妈妈不哭，我快快长大，挣好多好多钱给爸爸治病，让妈妈高兴。’为了儿子，我也要活下去呵。后来上海掀起出国热潮，有几个老同学都出去了，来信说日本好赚钱，在餐馆洗盘子每月也能挣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四、五千元。我为摆脱这折磨人的环境，为了养活儿子和丈夫，下狠心借了2万块钱，买了经济担保证明和入学通知书，把丈夫又送进医院，儿子托付给父母，就到日本来了。” “你到日本几年了？” “三年了。一开始在语言学校学基础日语，那种学校只上半天课，我就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再打一份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我洗过盘子、送过报纸、给情人旅馆刷洗卫生间、到下班后的大商社写字楼拖地板、擦玻璃，每天累得我爬楼梯都抬不起腿。第二年我累得得了肝炎，回上海治病休养了三个月又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还清了债务，能每月往上海寄钱，我的儿子能吃得好、穿得好，进了高级幼稚园，现在已上学了。眼下这所大学的学费是太贵了点儿，但我也要读下去，拿到文凭回上海就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我和儿子就再也不会分开了。不过这学校的出席率要求的太严，白天不能打工了，只能晚上去，少赚不少钱。为了儿子，我什么苦都能吃，可惜我已不年轻，长得也不漂亮，否则去夜总会陪舞也行！” 没等她说完我已热泪盈眶，只是抚摩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放学后一起走，听她讲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项及她的打工经验。走在新宿大街上，耳边常常听到讲上海话、北京话的。这一带有好几间语言学校，租一间房子放几把椅子便叫学校了。赵会明指着仨一群俩一伙的语言学校的学生说：“看见没有，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办这些所谓学校都赚大钱了。有几个像你这样有真正经济担保人不花一文钱拿到日本入境签证的？都是花高价买的呀。不拼命的打工怎么还债？怎么应付这高昂的东京物价？不过，‘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谁叫咱们穷呢？如果咱们中国也像日本一样经济发达、国民富裕，谁还来这儿找罪受呢？” “现在国内在搞改革、开放，将来我们也会富起来的吧。” 她叹了一口气：“恐怕得20年才能赶上目前的日本吧。” 最近几天赵会明好像特别忙，有时最后一节课不上就走了，脸色也更憔悴了。现在我俩坐在这日本餐馆里吃着面，我便问她：“你这几天怎么这么忙呵，放学也不同我一起走了。” 她说：“有人介绍我照顾一个病老太太，每天晚上4点到6点2个小时，每小时2000元，给病人做饭、喂饭、侍候大小便。我6点半到西餐馆上班，正好来得及。这恐怕也干不了多久，那老太太都90多岁了，奄奄一息——。反正赚一点儿是一点儿，不就是累吗？我已经累惯了，回到住处倒头就睡，免得闲下来想儿子、想烦恼事——” 我“唉”了一声：“我就是闲得烦恼越来越多呵。”于是把自己的烦恼一古脑儿兜了出来。 第十一章 留学生的艰难生存 赵会明放下筷子停止了吃面，以大姐姐的口吻对我说：“这样可不行。虽然你的保证人大方慷慨，承担了一切费用，使你免吃许多留学生的苦头，但就你本人来说，这并不太妙。你花1元钱也要手背朝下向人家要，以你的人格和自尊心来说也实在受不了。经济上不能独立，处处受制于人，那同寄人篱下有什么区别？有多难受！” 我说：“是难受呵，有时我想买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想买几本书和辞典也没有钱。我的保证人的确是诚心诚意待我的，但这二年170万日元的学费和日常的吃喝、零用钱，再加上二年的房租水电费就差不多有200多万，实在是笔不小的数目，真是‘恩重如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无论如何我要去打工赚钱，自已负担一切。可我试探了几次，保证人夫妇都不同意。我怎么办呵？” 赵会明说：“他们也许会觉得你不知好歹，但也只好得罪他们了。我来日本三年了，日本的社会人情也了解的差不多，其实日本人还是崇尚吃苦耐劳精神的，他们的大学生、高中生都经常干临工嘛。你要说服他们也不难，不过要稳妥些，先找份工作，然后再告诉他们，也许要挨顿骂哪。” 我无奈地笑道：“挨骂就挨骂，这么不知好歹就该骂。但他们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而且非常善良，慢慢会理解我的。可是工作不好找哇，你熟悉情况，帮帮我吧。” 她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对了，前天我路过以前打过工的那家中华料理店进去闲聊一会儿，他们说缺服务员，让我帮着物色一个哪。” 我不感兴趣地说：“前天呀？恐怕早就叫人抢占地盘了。” 她打了我的手一下嗔怪道：“像你这样还想在日本活下去呀。记住：只要有一线希望、一点儿机会也不能放弃，都要试一试，我带你去，这就走。”她风风火火地拉起我。 我们向正在同男生们喝酒吹牛的泽井老师打了一下招呼便奔车站而去。 我们在涩谷站下了车。涩谷区也是东京都繁华商业区之一，无非是林立的商厦，耀眼的橱窗，在我眼里它们哪个街区都一个样。 赵会明边走边讲：“我在那儿干了半年多，你猜我干什么？上灶炒菜、颠大勺。”她将手腕往前一伸一伸地比划着。 “你炒菜？颠大勺？”望着她细瘦的胳膊，我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看你那吃惊的样子。告诉你，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我初到这家餐馆找工作，人家说不缺服务员，只缺炒菜师傅，我就说可以干。在这种大众化的中华餐馆，任何一个在家会做饭的中国人都可以当厨师，无非是韭菜炒蛋、麻婆豆腐、炒绿豆芽、青瓜牛肉、生炒鸡什么的。不过那累劲儿可真要命呵，火烤烟熏，一站七、八个小时，头一个月，我的手腕肿得锃亮像棒槌似的，睡觉时都不敢放下来，只得架在枕旁边的小茶几上。可工钱才每小时800元，其实厨师的时给最低应该是1200元，欺负人呵。但我怕丢了这份工，好歹有吃饭的地方，比刷楼梯、送报纸强多了。忍气吞声干下去，三个月后我成了灶上的‘骨干’，有了跳槽的资本我就向店长摊牌了，这才涨到1200元。现在上了这所大学，住得又远了，才辞了这份工——，到了，就是这个店。” 店面不大，只有八张桌子，厨房用玻璃隔开，顾客可以直接看见灶上的烹调情况，这是日本小餐馆的普遍特征。还不到“饭口”时间，店里没有一个顾客，几个人正在做准备工作，看见我们进来便一迭声的喊：“明子，你好呵。” 赵会明也连连问好，对一位中年男子说：“店长，我介绍一位同学来当服务员，你们不正缺人吗？”说完暗中拉了我一下。 我忙鞠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那店长也客气地还礼，并请我们坐下，喊拿饮料来。店长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和闲话，对赵会明说：“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早介绍来？昨天来了一个北京的女孩子，结结巴巴也不会讲日语，我本不想要，可她哭了，怪可怜的，而且店里这几天实在忙，我就勉强答应试用一下看。不过，我看她根本听不懂日语，客人点菜怎么办呢？正好玲子来，我就不要她了。玲子明天就可以来上工，时给是600元。好，你们玩儿吧，我去忙了。”他欠了欠身又进去了。 我和赵会明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竟怔在那里。这时一个穿白工作服，头戴高高的厨师白帽子的男青年端着二个纸盒牛奶送过来，风度潇洒地一鞠躬，用中国话说：“敝人姓董，金陵人氏，东渡扶桑，自费留学，打工赚钱，贵为厨师，请多关照。” 赵会明笑着说：“别犯酸了。肖桑，这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一开始他炒鸡蛋都会糊呢。现在也是把好手了，店长挺器重他呢。喂，阿董，那个北京女孩子真的很可怜吗？” 阿董点着头说：“可不是？见工那天是我帮她翻译的，她来日本二个月，在语言学校刚学会几句日语，店长本不想要，她就抽抽嗒嗒哭起来了，对我说：”大哥，求你帮我讲几句好话留下我吧，我找了好几家都不用我。我在这儿一个熟人也没有，到日本二个月，没吃过正经饭，每天就是面包牛奶或者煮鸡蛋，现在手里没几个钱了，还欠人家20多万入学费，再找不到工作就只得去卖身了——‘说得我鼻子都发酸，就劝店长留下了，当时她马上就破涕为笑向我鞠躬。现在看来，玲子的条件是比她强十倍，店长也挺高兴的，不过，如果辞了她——，哎呀，王桑，你来了。“他突然对我们身后说。 我们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她身材细高，五官清秀，但面色苍白，嘴唇颤抖着仿佛要哭出来：“又要辞掉我吗？不要我了吗？” 我心里非常难受，如果我干这份工，等于抢了她的饭碗，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连忙站起来说：“不，小王，不会的。我也刚到日本，四处找工作。虽然很困难，但也不能抢你的饭碗。再说这家餐馆离我住的地方太远，要换二次车，不方便，我还得找近点儿的地方。你别难过，就在这儿干吧。” 赵会明也说：“我以前在这儿干过，店长和其他人都挺不错的，阿董也会照顾你。我们刚来时也同你一样不懂日语，后来慢慢就会了。其实你应该先学会认菜谱，让阿董帮你标上日文，努力背熟，顾客点菜能听懂就不怕了，再手脚勤快点儿，店长就不会辞你了。” 那女孩子眼泪流下来了，呜咽着说：“还是同胞好哇。谢谢你们了。” 赵会明看看表说：“我还要赶紧去打工。阿董，你要多帮帮小王呵。另外，帮玲子再打听打听有什么店要用人，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好，我们走了，代我谢谢店长。” 那北京女孩子送我们出来，走了好远，回头看她还倚着门口抹眼泪呢。 我心里堵得慌，长长吐了一口气。赵会明说：“你又没抓住机会。” 我说：“那你让我怎么样？同那女孩子争一份工？我不能那么做，她太可怜了。” 赵会明说：“同我刚来时一个样呵，挨家去问有没有要用人的，天天面包牛奶、白水煮鸡蛋，这在日本是最便宜的东西了。唉，看来你还得另想办法了。” 第十二章 岗本先生大发雷霆 一天午休，一位在美容院打工的台湾女生正在我的脸上做化妆练习，其他的女生围在旁边观看，全班长得最不好看但最活泼可爱的田姿婉进来高兴地对我说：“肖桑，我帮你找到一份工了，喏，就是这家店。”她递给我一双卫生筷子，筷子纸套上写着：韩国烤牛肉店。还有地址和电话号码。 田姿婉说：“我经常去这家吃烤牛肉，老板娘知道我是留学生，今天她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个女生来打工，我马上就想到了你。放学你就去见工吧，离学校不远，就在停车埸附近，你去不去？” 我抓住那双筷子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条檩木，连连说：“去呀，去呀，当然去呀。” 曾桑摇头说：“那个店我也去过，油烟太大，用不了几天就会满身油烟味道，这个活儿不怎么样。” 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金枝玉叶呀。找工作这么难，还挑什么味道？天天洗澡冲凉不就得了。” 别的几个女生也鼓励我：“干几天试试看，不合适就走路，再找别的工，反正当临工都是经常跳槽的。” 放学后，又是曾、陈二位眼镜男生陪同我到了那家烤肉店，在门外一番握手和高呼“万岁、万岁”之后，他俩再次嘱咐我：要撒谎说在餐馆干过两个月、时给不能低于600元、问清楚干什么活儿。 我点点头，咽了口唾沫，像进考埸似地走了进去。店堂不小，里面的炕上有四张桌，地下有八张桌，一米高的柜台将厨房和餐厅隔开，室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装饰，一看就知是大众餐馆。柜台里一个女人正在忙着什么，我走近去说是来见工的，她便引我在一张桌边坐下，不等她问，我就用早就编好的话自我介绍说曾经在中华料理店干过二个月，因离学校太远、交通不方便才辞了工。这里离学校近，去车站又顺路，很希望在这里找一份工。老板娘一听，马上说：“行呵、行呵，明天就开始上工吧，时给是600元，管一顿饭，每天晚上5点到12点。” 我说：“我要赶11点50分的末班车，到11点30分行不行？” 老板娘说：“行呵，就这样订了。” 我乐得跑到门外，双手高举欢呼道：“万岁！成功了！” 曾、陈二位也替我高兴：“谈妥了？时给多少？干什么活儿？” 我说：“600元，嗯——哎呀，干什么活儿没讲，就是服务员呗。” 曾桑说：“那可不一定，这些店老板狡猾的很呐，见工时不讲清楚，以后什么活儿都让你干，累死你也讲不出理来。” 我心里充满喜悦不在乎地说：“哪有累死人的，反正我就两只手，干一不干二，抱窝不下蛋儿。” 他俩大笑说：“这样就好，不过你要长点儿心眼儿，别让人欺负你。好啦，加油干吧。” 我心里美滋滋地往家走，临近家门时却忐忑不安起来：我怎么开口对岗本爸爸妈妈讲呢？ 饭后，大家在客厅里聊天，实子小姐说明天晚上请我同她一起去日比谷大剧院看宝冢歌舞团演出，并介绍说这个歌舞团是日本最著名的演出团体之一，演员全是女性，女扮男妆尤其精彩，不可不看，甲级门票1万日元一张。 我吞吞吐吐地说：“实子，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去——。” 岗本全家三口一齐问：“为什么？” 我心想：反正死活也要讲，便硬着头皮说：“爸爸、妈妈，请你们千万别生气，我已经找到打工的地方，明天晚上开始。”说完低头等着挨骂。 果不出所料，岗本先生“啪”地一拍桌子严厉地说道：“谁让你自己出去找工作的？” 我小声说：“我想凭自己的劳动赚钱，把爸爸妈妈替我垫付的学费还上，自已负担学费和生活费。另外，通过打工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能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增长见识，这也是留学生不可缺的课程呵。” 岗本先生哼了一声，又拍了一下桌子“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声道：“什么了解社会？什么增长见识？全是借口！打工赚钱？你到日本就是为了赚钱吗？我看错人了！你同那些假留学生一个样！” 我根本没想到慈祥、儒雅的岗本先生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觉得对不起他，心里非常难过。但迈不出这一步，今后就再也别想提打工的事了。我拼命忍住委屈的泪水，倔强地辩解道：“我确实是为了求学才来日本的，但为付学费我必须去打工赚钱，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做的，打工并不是丢脸的事——” 实子小姐见情形不妙早已悄悄溜回自己的闺房。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岗本夫人这时突然插嘴说：“可许多中国女留学生却在干丢脸的事，她们为了钱而去‘卖春’。（即卖淫）。我们最担心你的就是怕你也——” 原来阻止我打工的症结在这里！屈辱的眼泪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我没有礼貌地大声顶撞道：“您没有权力侮辱我！我很遗憾中国留学生里有那些败类，但我以我的人格和自尊担保，永远也不会做那种没有廉耻的事！不会！永远不会！”说完，我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 岗本夫妇并不劝阻我，岗本先生气呼呼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岗本夫人则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涕泪滂沱地嚎啕，只是将面巾纸盒推到我面前。 待我哭声小了一点儿，岗本先生长叹一声说：“我真是担心呵，玲子。日本社会既有高度发达、文明的一面，也有极其复杂、丑陋的一面。我既然是你的担保人，就要保证你的安全。最近接连有二个中国女留学生卧轨自杀，轰动全日本，我从报上看到这则消息一夜都没有睡好。多可怜的女孩子，纷纷传说她们是上了坏人的圈套，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被逼得走上绝路。玲子，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你呀，虽然你已是成年人，但面对这复杂的日本社会，你还只不过是个小学生呵！” 泪水再次涌了出来，这是感激和羞愧的泪水，感激岗本先生慈父般的关怀，羞愧自己刚才的无礼顶撞。我哽咽着说：“爸爸妈妈请放心，我会加倍小心的。况且我决不去夜总会那样的色情埸所，只是大众餐馆，这次打工的地方是韩国烤牛肉店，离学校很近，时给600元，到晚上11点30分，正好能赶上11点50分的末班车，到家还不过12点半，不会影响第二天上课的。” 岗本夫人说：“你决心已定，我们也只好答应。不过我们还要去那家店看看，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另外，还钱的事不要急，慢慢来，不要做得太辛苦。” 他们终于答应了！我破涕为笑，擦干泪水深深鞠躬：“谢谢爸爸妈妈。” 岗本夫妇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岗本先生说：“那么明天你就不来吃晚饭了？午餐要在外面吃，还需要钱吧？” 岗本夫人拿出2万元钱，说：“你做饭、打扫卫生、修草坪，这是应付给你的报酬。” 我知道拒绝也没用，况且手中也的确没钱，便收下了：“晚饭店里免费提供，早餐和午餐我自己做，带饭盒，估计这钱够用一个月了。爸爸妈妈放心吧。” 岗本夫妇摇摇头，苦笑着什么也没说。 第十三章 韩国烤牛肉店 第二天放学我就去打工了，系着天蓝色的小围裙，头发用一方天蓝色的三角巾扎上，开始扫地、擦桌子，往筷筒里放筷子、摆餐巾纸。这种烤牛肉店的每张桌下都有一条通煤气的胶皮管，桌上放一个铁盒，里边装少许清水，上面复着铁篦子，点着火便可在铁篦子上烤肉。老板娘告诉我，烤肉的铁篦子和装水的铁盒子必须一客一换一涮洗。我说：“洗碗的怎么还不来？到营业时间了。” 高大壮硕的老板娘抬起油亮亮的肥脸（她可真肥，足足有180多斤），眯缝着小眼睛看着我说：“哪来的什么洗碗的？这个店只有你我二人，我负责柜台里切肉、配料、配菜、做饭、烹汤、收银；你负责店堂里的点菜、上菜、酒水、收拾桌面、涮洗器具盘碗——” “十几张桌只有二个人？我还负责洗盘碗？”我惊讶地问。 “是呵，一直是这样的。在你之前，台湾的、菲律宾的留学生都是这样干的。怎么样？”老板娘咄咄逼人地问，那架势仿佛在说“怕累呀？怕累你别干好了。” 我忍住一肚子气，低眉顺眼地说：“明白了。”暗恨自己当初见工时没讲清楚。 6点刚过便陆陆续续有客人上座了。我命令自己正式进入角色，一边说着“欢迎光临”，一边按人数摆上佐料小碟，从围裙口袋里掏出圆珠笔请客人点酒水。这时才知道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啤酒有瓶装罐装大瓶小瓶之分，还有新鲜的生啤酒，需从生啤酒桶内压出来注入厚大的啤酒杯里。我压也压不出来，猛一用力又喷出一大股，溅了我一脸一身。老板娘“噔噔”地走过来给我做示范，告诉我泡沫在杯口二指宽是标准。还有的客人要威士忌加冰块，有的要威士忌加苏打水，有的要日本清酒，有的要桔子水，总之五花八门，搞得我晕头转向。菜谱也很复杂，并非想像的单纯烤牛肉，而是分为牛肚、牛肝、牛百叶、什么前胸后腿十几种，另外还有十几种韩国风味拌菜、炒饭、热汤等。当客人叽哩哇啦说出一大串之后，我傻眼了：根本不懂他要的是什么。急中生智，我鞠了一躬，笑微微地说：“对不起，我是今天刚来的，菜谱还没有记熟，请指给我看好吗？” 客人们问：“留学生？台湾人，还是韩国人？” 我说：“是中国人，中国大陆。” 客人们友好地说：“中国、北京？呵，没关系，第一天嘛，来，我们自己来写吧。” 就这样，一批走了，又来一批，我不停地上菜、送酒水，收拾桌面，稍有空隙便站在水池边洗涮油腻腻的盘碗器具，然后用毛巾擦干，分门别类摆好备用。老板娘也真够能耐的了，一双手不停地忙着，嘴里不停地说着“欢迎光临”“谢谢，欢迎再来”，眼睛还时时盯着店堂里的一切，向我发着各种命令：“7号桌要啤酒”“10号桌有新客人”“小盘子不够用，先洗几个给我”——，我便在十几张桌子中间和水池周围穿梭似地跑来跑去，嘴里也不停地“嗨依、嗨依”“来啦”“请稍等”“欢迎”“谢谢”地说着。我惊诧自己何以如此神速地适应了这快节奏的工作？真得感谢父母给了我不太笨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 尽管四个排风扇同时开动，店堂内仍有很大的油烟，烤牛肉“滋滋”地响着，客人们个个吃得满面红光顺嘴流油。我站在水池边涮着盘子，腿开始隐隐作疼，偷偷看表才9点多钟，哎呀，还要坚持2个多小时呐。客人渐疏，可以喘口气了，老板娘招呼我吃饭。进了柜台里面，案板上摆着二碟韩国凉菜、鸡蛋汤、大米饭。我刚想坐下，老板娘指指店堂里的客人说：“在客人面前是不能坐的。”我只好站着，急急忙忙吃了个肚圆。 6点左右来的是正常下班的人，而许多公司职员都是加班到8、9点钟、甚至有11点才下班的，因此，9点以后上座率仍不低。我写菜谱还是很慢，生啤酒装得不是泡沫太少就是太多，好在日本人都很礼貌，没有人难为我，我只有不断地鞠躬，说“对不起”。到了11点左右，客人终于走尽，老板娘吩咐：“把盘子全部洗净。”我一边飞快地涮着一边看表，怕误了车。11点30分，我扯下头上的三角巾和围裙，拎起书包跑出店门，迈着酸痛的双腿向车站奔去，我一步二级上下楼梯，跳上月台，刚挤上车，发车的铃声就响了。 第二天我一进教室，同学们便围上来问长问短。那个最爱开玩笑，外号叫“花花公子”的台湾男生抓起我的长发凑到鼻子上嗅了嗅：“嗯——，正宗的韩国烤牛肉味儿。” 我笑着打脱他的手：“瞎说，我用洗发水洗过的。” 赵会明问：“第一天特别累是不是？活儿多吗？” 我说：“怎么不多？”就把店里的情况讲了一遍。 赵会明摇摇头道：“这么忙的活儿时给才600元，欺负人呐。” 陈桑说：“见工时没讲清楚，让人钻了空子。他妈的韩国店比日本店还苛刻！” 旁边的韩国男同学不高兴了，虽然他不明白中国话，但骂韩国他却听懂了，用日语说：“不苛刻怎么赚钱？你们台湾人开的中华料理店不都是时给600元吗？” 林丽纯倒底是班长，调解道：“说这些都没用，还是想法帮肖桑渡过难关。肖桑，你觉得能干下去吗？” 我点点头：“当然能，我觉得第一天应付得还可以，忙点累点都不怕，主要是菜谱不熟，点菜时慢点儿。” 那个介绍我去打工的田姿婉马上说：“中午我还去吃烤牛肉，我拿一份菜谱给你。” 中午，她果然拿回来菜谱并告诉我说：“我顺便问了问老板娘，她夸你很机灵，说你干得不错呢。你要加油呵。来，我帮你背菜谱。”午休时间过去，我已背得差不多了。 放学时，赵会明陪我走了一段路，她说：“刚开始都要有一个适应阶段，咬牙坚持一个月后就好了。你还要准备过星期六难关，那天所有的餐馆都特别忙，客人多，受益的是老板，挨累的是打工者，你先坚持干，另外再留心别的工作，一个月后让老板加工钱，否则就‘拜拜’。” 店里的上座率越来越好，我的活儿也越来越重，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每天都是开业前去一次，临走时再去一次。中间吃口饭的空隙也没有了，老板娘便让我在开业前吃，并给了我开门的钥匙，我可以在放学后就进店里。带定时器的电饭煲里有热腾腾的大米饭，冰柜里有腌制的韩国小菜，老板娘看最近生意好，我也那么卖力，便对我也大方些，中午忙过“饭口”她要回家去，临走时常常留出一小盘配好料的牛肉给我。我便在餐桌上点火烤起牛肉，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店堂里饱餐一顿。 这天是星期六，又是月末，许多商社都发薪水，肯定客人海海的。我正在涮洗中午留下的一大堆盘子，门铃响，送牛肉的来了。这是一个壮如牛犊般的日本青年，二十四、五岁，叫高木，腼腆而有礼貌，每天都按老板娘的电话订购送来新鲜的小牛肉，都是我来签收单，慢慢熟悉了就闲聊几句。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从消毒柜里取出一块洁白的小毛巾让他擦脸，又打开一罐冷饮给他喝，然后又接着洗盘子，手脚不停地干这干那。 高木盯着我看了半天，终于问：“老板娘给你多少钱？” 我说：“时给600元呀。” 他“哼”了一声：“欺负人！你可真老实。” 我说：“以前在这儿干过的台湾的、菲律宾的留学生不都是这个价吗？” 他生气地说：“撒谎！这么忙的活儿都是时给700元的，后来累得受不了啦，又不给加工钱才一个个都走了。这个店呀，留不住人。你得让她加工钱才行。” 正说着，老板娘吵吵嚷嚷地进来了：“玲子呀，到时间了，快把营业牌挂出去，今天有二伙聚餐的大份子，要早点儿准备呀。”高木向我作了个鬼脸，抽身走了。 第十四章 我捡到一个大钱包 第一批来聚餐的十几个人，看样子好像是渔业公司的员工，个个体格魁梧，嗓音洪亮，定下要吃10万元的，各种肝肚五脏、牛肉、韩国拌菜全都要品尝一下。老板娘在案板上头也不抬地切肉配料，我则像走马灯似地用大托盘往桌上送菜、送酒水，还要招呼其他散客，忙得脚不沾地。 当这一批吃完，撤下的餐具在水池边堆了老高。 我刚上完菜，又奔到水池边涮洗盘碗和铁篦子等，不小心打碎了一玻璃杯，手被划了一个大口子，血一下了流了出来，我不由叫了一声。老板娘闻声过来，不耐烦地说：“哎呀呀，越忙越出岔儿。”回身从收银台下拿出止血贴递给我：“快贴上，快点儿把这些洗完，9点还有一伙十几人的大份聚餐呢。”说完又切肉去了。 我含着眼泪，贴好伤口，赶忙继续洗盘子，用同学们的话鼓励自己：“咬牙坚持住，挺过头一个月就好了。” 9点钟来的这伙共十二个人，男女各半，言语之间听来是经营服装的。那个三十七、八岁很精明、很帅气的男子看来是主人，频频给各位敬酒，不断地说“请多关照。”他们吃了很长时间，又唱起日本民谣，直闹到快12点才走，一个个醉得已不成样子了。因为星期日可以睡懒觉，所以我每星期六都干到12点，坐最后一班慢车回去。 闭店后，老板娘用胖手点着钞票眼睛乐成了一条缝，扭着啤酒桶般的粗腰对我说：“今天你辛苦了，手又划破了，我来洗盘子，你去收拾桌面好了。” 我拾掇完桌面，将四张桌子分开，又将坐垫重新摆放时，在一个坐垫下发现了一个一本书大小的黑色皮包，拉开一看，里面有许多票据，还有一迭钞票。我连想都没想就喊：“这里有客人忘掉的钱包！” 在“哗哗”的水声和盘碗碰撞声中老板娘根本没听见，仍在背着身子低头涮洗，我便拿着钱包走过去说：“妈妈桑，我在坐垫下拾到一个钱包。” 老板娘在围裙上擦擦手，接过钱包看了看里面，用一种说不出什么意味的眼光看了看我：“这些足有30多万元呵。玲子，你可真是——换了别的打工的呀——，好了，放在这里吧，明天他自会来取的。” 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打着伞向车站走去，不由想起了那30万元，假若我不作声藏匿起来不就是我的了吗？老板娘根本没看见，即便失主来找，我就说不知道，怀疑我又怎么样？大不了辞工。30万呵，要干多少天苦力才能赚到这些钱呐！我开始后悔刚才的幼稚举动，怎么那么傻哪，几乎是出于本能，出于自小受到的“拾金不昧”的传统教育——。但是，我又骂自己贪财、变坏了，这是应该的呀，如果昧了这些钱，自己怎么能得安生？我又为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了——。 回到公寓洗头冲凉，躺在榻榻咪上舒展开酸痛的四肢，累得要命却睡不着，仍想着那30万元钱。唉！30万，被600除，等于我干500小时的工钱，可以买6台大彩电！我翻来覆去一会儿后悔，一会又骂自己没出息，折腾到快天亮才睡着了。 中午起来，做了大米粥、青椒炒土豆丝，吃了一顿真正的中国家常便饭，将一大堆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开始整理一周的学习笔记。说实在的，这些课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吃力，倒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了。我又想起了那30万——，算了，不想了。看看表已4点多了，星期天也照常要去店里打工的。我将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上，便甩着两只空手出门了，口袋里只有一张乘车通勤月票和二枚100元的硬币，以备买筒饮料什么的。 刚进店门便听老板娘说：“她来了。玲子，有人要见你。” 昨天来请客的那位很帅气的男子从桌边站起来，向我深深地一鞠躬：“我叫本田。谢谢你替我保存的钱包。为了表示我的谢意，请收下这10万元钱。”他拿出一个精美的信封双手捧给我。 尽管我后悔了一夜，尽管我是那么需要日元，但我知道这钱是不应该收的，连忙推辞：“不，不，这是应该做的，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无论如何不能收。” 本田看看我，想了想就笑了，收起信封说：“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那包里的钱虽不多，但里边有至关重要的二份合同和取货单，假若换了别人，将钱拿走，钱包随手扔在垃圾箱里，我的公司就完蛋了。玲子桑，我还有别的事，一会儿我和内人一起来看你，她要当面向你道谢。”说完又是一鞠躬，走了。 9点钟左右，那位本田带着他的太太来了，俩人手里拎着好几个购物袋。本田太太三十多岁，容貌美丽，身材匀称，穿着打扮雅而不俗，温柔地微笑着向我深深地鞠躬，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然后指着那几个购物袋说：“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送给你二套衣裙穿用，这是我丈夫自己设计制作的，请笑纳。另外几套是我穿过的，还很新的，因我和你身材相差不多，请不要嫌弃。”说完又是鞠躬。 我仍在推托，其他的客人便问因由，老板娘一讲，他们一齐劝我：“这是日本人的规矩，你不收下他们会难堪的。”我只好笑着收下了。 本田夫妇说不打扰我工作，告辞走了，临走留下了名片，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们。我才知道他们是开制衣公司的，地点也在川崎市，离我的住处只一站地。 下工后，我拎着这几个大口袋满载而归。进屋后打开口袋一件件试穿。二套新衣服都是西式套裙，一套是纯白色大翻领的长上衣，前襟锒贴白蕾丝，配白短裙；一套是灰、红浅方格圆领窄袖上衣，配黑色百褶长裙。仿佛度身订作的一般，非常合身。我知道这样的套装最便宜也要3、4万日元一套，我是怎么也不会买这么贵的衣服的。穿上一照镜子，哈，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其他的几套连衣裙、衬衫、小外套等也是九成新的，件件设计新潮、美观大方。此外还有几打丝袜、女人用的胸罩、绣花内衣等小物件。对于爱美爱打扮的我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起码不用自己花钱添衣物了。 有了几套衣服，我也像那些台湾女生一样每天换一套，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上学，结果却招来怀疑的目光和叽叽喳喳，有个嫉妒心很强的女生嗲声嗲气地说：“肖桑越来越漂亮了，添了很多衣服哟，打工赚很多钱吧？”我傻呼呼地还没品出味儿来，照实说：“我打工的烤牛肉店时给才600元，哪买得起这些衣服，都是朋友送的。” 那个“花花公子”油腔滑调地说：“日本阔佬送的吧？我早说过，谁也抵不过花东京的诱惑，哪怕所谓正统的大陆人。” 我这才听出话里弦外之音，生气地说：“什么日本阔佬？什么诱惑？你少在那儿放屁！” “花花公子”讪笑着说：“大家听呵，这就是大陆女人的语言，大陆女人的教养！” 我将书“啪”地一下拍在桌子上，气愤地指着他的鼻子回击道：“你少用那种鄙夷的口吻讲大陆！大陆怎么啦？大陆并不比你们差什么！都是中国人，我们从来没有用不尊重的语言讲过台湾如何如何。骂你放屁是活该，因为你就是在放屁！” 同学们看我气得脸色发白，都过来劝解。赵会明息事宁人地说：“算了算了，他就是爱开玩笑，别生他的气。” 我怕大家再误解下去，索性全倒出来：“什么玩笑？是恶意的嘲笑！穿得太朴素，笑话人家寒酸；看我这几天穿几件好衣服，便以为我干什么下流勾当赚钱去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在干下流勾当谁自己清楚，我是不会干那种有损国格、人格的事的。告诉你们，因为我在店里拾到一个钱包还给了失主，里面有30多万日元和重要的合同文件、订货单，价值不斐。失主夫妇为感谢我送给我10万日元，我不要，他们才送了我几套衣服表示谢意。不信可以让常去烤肉店的田姿婉她们去问那个老板娘！” 大家听完都怔住了，他们知道我不是在撒谎。曾桑说：“这可真是拾金不昧呵。” 陈桑说：“看报纸说你们做这种拾金不昧的事叫‘学雷锋’？那你是女雷锋了？” “花花公子”被我劈头盖脸一顿骂早已退到墙角，因为我早听说他同打工的那个店的老板娘有染，老板娘供他钱花，是个“吃软饭”的。我话里的骨头他也听出来了，讪讪地说：“这可真是拾金不昧呢。不过，一般人可不容易做到。” 总也不太爱说话的那个哈尔滨老乡许桑反驳道：“谁说的？我刚到日本时在电车上也捡到一个钱包，当时想也没想自然而然地就喊‘谁的钱包？’一个菲律宾妓女模样的女人已经走到车门口了，闻声跑回来，拿起钱包闭着眼睛直在胸前划十字。唉，那女人一分钱报酬也没给我，我估计那里面至少有20万日元。当时我穷得口袋里没有几百元，后悔得几夜都没睡着，发誓再捡到钱包决不声张。可惜再也没这种运气了。唉！” 大家哄堂大笑。我也笑着说：“我回家后也后悔得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算计着这30万能买多少东西，也发誓再捡钱包决不声张。” 大家笑得更欢了。这件事过去后，听说同学们背后悄悄说：这大陆女生可真够厉害的，不好惹，以后讲话要注意些了。 转眼在烤牛肉店已干了快一个月了，虽说腰腿仍然酸痛，但店里的工作程序和内容已全部熟悉，可以说店堂里的一切都不用老板娘操心了，老板娘当然省事不少。 有一天下雨，又是星期一，只有两位客人吃份儿饭，即一盘烤肉、一盘凉拌菜、一碗汤、一碗米饭。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老板娘便叫我坐下来同她一起叠餐巾纸，一边聊起家常。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一个寡妇养育二个女儿如何艰辛，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支撑这个店多么不易。我安慰说：“现在不是很好吗？生意满不错的，每月能赚不少钱哪。” 老板娘马上警惕地说：“赚什么钱？这店铺是租用的，每月租金就20几万，还要扣税费、水电费、人工费——” 我说：“只不过我一个人工，时给才600，是最低标准了。” 老板娘不悦地说：“我这个店从来是时给600的，不论是台湾的、菲律宾的，不论男女，都是600！” 我反驳道：“我可知道后来给700还留不住人呐，都给累跑了。如果你不给我加工钱，从下个月起，涮盘子的活儿我不干了，只负责前台点菜上菜。” 老板娘一句话也没说，气哼哼的。这一天闹得很不愉快。 第二天我又同老板娘吵了起来，原因是我踢了客人一脚。一般来说，来此就餐的客人都比较有礼貌，而且有许多是附近大商社的白领职员，常来都很熟悉了，对我一直很尊重。偏偏这天来了三个有点儿流气粗俗的男人，吃了好多牛肉，喝了好多酒，红头涨脸的把我呼来唤去，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我耐着性子始终保持着微笑服务。没想到其中一个趁我站在桌边开啤酒时竟掐了我胳膊一下，我躲了一下，生气地说：“干什么？放尊重点儿！”他不在意，又嘻皮笑脸地撩我的裙子。我怒不可遏，抬脚就朝他腿上猛踢了一下，他“嗷——”地怪叫一声，马上老实了。其他二个同伴开心大笑，竖起大姆指：“姑娘，勇敢，勇敢。哈哈、哈哈。” 老板娘看在眼里，当时没说什么，客人走后闭店，她教训我说：“你对客人太没礼貌了，这不行！” 我说：“他对我非礼！这里也不是夜总会，我没赚那份钱，也不能提供那种服务！” 老板娘说：“那也不能踢人哪。日本女孩子断断干不出这种事来。” 我故意气她：“哼！我后悔踢得轻呐。” 老板娘气得脸绷得紧紧的，大声叫道：“告诉你，以后这种事再也不许发生！” 我理也没理，拎起书包就走了。 第二天老板娘就耍开了威风，让我去刷厕所，这原本是她的活儿。我说：“这太过份了，你累死人不偿命呵！我不干！而且从下星期起，你要给我加100元钱！” 老板娘眯着细眼说：“还是600，不能加。不干就算了，只要招工启事一贴出去，有的是留学生找上门来。哼！” 我再也无法忍受，将抹布一摔：“我不干了！结账算钱！” 老板娘也不示弱：“本店历来是月末结账，过二天再来取钱吧。” 第十五章 形形色色赚钱道儿 我背着书包走在灯火辉煌的新宿大街上，心里空落落的。虽然赌这口气辞了工，但知道找份工确非易事，怎么办呢？明天还得买一本《招工指南》再寻地方。因为今晚没事干了，便东张西望地闲逛起来。无意中发现一个不起眼的饭店招牌上写着：盛京中华料理。我突然想起前二年沈阳的盛京大酒店曾在东京开了一家分店，而且派了几位著名的特级、一、二级厨师来，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小门市？不妨进去看看，也许会碰上熟人帮帮忙。 推开门，原来是一条通往地下室的狭小楼梯，楼梯上铺着红地毯，里面倒布置得很精致，三十几平米的餐厅摆着红木桌椅，墙上是中国字画。一位三十多岁，体态丰满、肤白貌美的女人闻声迎出，虽然她说的是日语，但我一眼看出她是中国人，就干脆用中国话说：“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位姓江的先生？” 她马上改用一口京片子说：“有。他採买去了，你稍等，他一会就回来。” 话音刚落，江先生就拎着肉菜什么的回来了。这位江先生才三十多岁，原本是市内较年轻的特二级厨师，因我在大酒店的公关部工作，同他在一些宴会上见过几面，也是泛泛之交，但在异国他乡就觉得很亲切，我叫他：“江师傅，还认识我不？” 他马上亲热地说：“怎么不认识？你也到日本来了？留学？” 我说：“是自费留学，刚来二个月，天天上学走这条路，今天才发现这个店，进来看看。” 他将肉菜交给厨房打理，然后请我坐下，狡黠地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是不是想找工作呀？别不好意思，咱们是老乡，用不着绕弯儿，到我这儿来的都是想打工的。怎么？你没找到打工的地方吗？” 我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抱歉地说：“我这里是安插不下了，我已与盛京饭店分开，自己承包了这个小店，每年交一定的承包费。你知道新宿这地块是寸土寸金，这店铺的租金相当昂贵，我得节省开支。你也看到了这个店不大，我和一个师傅在厨房，外面只用二个女服务员，白天一个，晚上一个，一会儿就交接班了。” 正说着，走进一位二十七、八岁高大健壮的姑娘，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进厨房去了。 江师傅说：“这是上个月才来的，大连人。那位是北京人，在这店干一年多了。” 北京女人已解下围裙，走过来上下打量我一下，问道：“你刚来？没找到工作吗？你的长相属于文雅清秀型的，最受日本人欢迎了，我介绍你到银座去好不好？工作也不累，很赚钱的。你会喝酒、跳舞吗？” 对她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困惑地望望江师傅。江师傅暗中捅了我一下，对她说：“你快走吧，不怕迟到？” 那女人笑笑，洋派地耸耸肩，没再说什么，走了。 江师傅摇摇头说：“这位在日本混三年多了，也不知她的护照是怎么延期的，上午在语言学校混个出席率，下午在我这儿打份工，晚上去银座夜总会干这个，”他将手做端酒杯状，举到嘴前，脖子一仰，“她酒量大得惊人，陪日本佬喝酒、跳舞，赚大把的钞票。她每年回国一趟，全套日本电器、家具，连锅碗瓢盆都有，装了半个集装箱，啧啧，这种女人真不得了。她丈夫也不管，还说能寄钱回去就行。中国人怎么都变这样了？她说要再赚500万就回北京，开个美容院，下半生吃穿不愁了。” “500万！”我惊呼，被这数字吓住了。那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不难，陪酒的是喝得越多老板给的钱越多，她每天都能赚1万多，二年下来就够了。” 天呵，那得什么样的精神承受能力呀！我没有心思评论人家的长短，知道今天没什么指望了，又见江师傅一会儿去厨房吩咐什么，一会儿又接电话在谈什么中药、蜂蜜生意，我便告辞。江师傅要留我吃饭，我谢绝了。他送我到门口，说一定帮我打听，有消息就通知我。我将隔壁岗本事务所的电话留给了他。 同学们知道我“失业”了，就纷纷说要帮我找工作。那个苗条秀丽的台湾女生宁如莲说：“其实你这样条件的工作好找，我就可以介绍你去，就是你住在川崎太远了。” 我说：“不远呵，乘快车到新宿才25分钟。” 她说：“过12点就没车了。我们打工的地方都是晚8点多开始，到凌晨2点多才结束，回去都乘计程车。除非你搬到东京市内来住。” 我说：“那不行，我住的地方是保证人的公寓，条件很好，还不要我的房租。再说监护人也不能答应我搬出来，怕我出问题。” 宁如莲便笑了笑：“还有监护人？那你可干不了这份工作。” 我没有再深问下去。这个宁如莲穿着打扮极其华丽，出席率也不高，我还看到课间休息时她在洗手间偷着吸烟。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同学们白天上学，晚上不知都干些什么，大家都尊重各人的隐私权，很少听谁互相探问个人的事。因此我只是猜测她可能是在什么高级夜总会当女招待。 午间休息时，外面阳光灿烂，我们几个大陆男女同学便走到教学楼后面的大草坪上坐着闲聊。 “社长”郑桑问我：“你是炒老板鱿鱼了？行呵，你挺厉害的呀。”听我讲老板娘的苛刻，都说太欺负人。又听我讲踢人的事，大家又笑个不停。许桑指着我笑哈哈地说：“这才是咱们正统的东北大妞儿呢，带着抗日联军的火药味儿。” 赵会明嗔他道：“得了，你可别助长她这脾气，在日本打工还是要谦恭、忍让，找份工作多不容易。” 平常不太合群的王京生甩着京腔说：“你遇见的是个别的现象，一般大众餐馆极少有调戏女服务员的，可能他是喝多了，踢他活该，又不是他妈的夜总会。” 我问道：“宁如莲说的那种晚8点到凌晨2点的地方，是不是夜总会？” 王京生翻了翻眼睛，盯着我说：“她要介绍你去，是不是？你想去吗？” 我摇摇头：“我可不去，保证人知道会把我的行李都扔出去的。喂，那种地方倒底怎么回事儿呀？” 许桑笑嘻嘻地说：“嘿，京生，讲一讲，让咱们听听热闹。你是老东京了，老江湖了，老夜总会了------” 王京生脖子一梗：“干嘛呀？开涮哪？就好像你们多纯洁似的。我看呀，你和老郑要是女的，也得像宁如莲她们一样去陪酒、陪舞，让日本佬搂，让日本佬摸！”他抓起一把草在手里揉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那夜总会呀，日本叫俱乐部，里面光线特昏暗，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清，好一会儿才能分辨出人形。座位都是火车隔离式的靠背椅。陪酒女郎里面什么都不许穿，外面套一件特肥大的薄长衫，为的是客人摸起来方便。进这种地方，门票就要1、2万日元，酒水费就不用提了，陪酒女郎当然是喝得越多赚得越多，陪跳舞也另算钱。唉，那种地方，在我眼里就是魔窟。我们男侍应生都是负责换烟盅、送饮料、买香烟什么的。刚开始时走近座位看那些日本男人的丑态真是头昏眼花，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后来看惯了也就无动于衷了。不过那些女孩子可真够惨的，贴在日本佬身上撒娇撒痴嗲声嗲气地劝酒，为的多挣几个钱------” 我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问道：“也有中国女留学生吗？” 王京生谁也不看，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半天才说：“------大部份是菲律宾和南韩的，也有台湾的，中国留学生还不敢到这么下流的地方去，即使有少数胆大的，想赚大钱的，也是冒充台湾人，不敢说是大陆的。有一次，，一个新闻记者在下流的夜总会遇见一个上海女留学生，就追着拍照，说中国输出妓女和舞女，那个上海女生捂着脸逃掉了。但有许多大陆女留学生当陪酒女郎倒是真的。不过日本的俱乐部也分档次，刚才说的是一种比较‘黄’的，那里的女郎时给有2000元，一晚上就能挣1万块，服务项目是任客人随便摸，但也到此为止，不许上。一般的陪酒大约是1500元左右。如果是无上装夜总会和比基尼，恐怕要2500~3000元。所以你找工作只要看那上的标价就知道有没有色情成份了。时给600~700的，是洗碗、端盘子的大众餐馆，也有时给800的；900~1000元的是小小的居酒屋，也绝对没问题，需要会调酒、会讲日语，相对轻松一些。总之，时给1200元以下的就没事儿------” 其他几个人听了都默默无言。王京生将手中的草一摔说：“其实他妈的看开了也没啥，我要是女的也去陪酒，白吃白喝，反正不卖身，多赚点钱才是真的，要不大老远的跑这儿干啥呀。” 赵会明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说：“那还是不太好吧？那钱赚得也太埋汰了，让人知道了以后还怎么见人哪？” 王京生笑着说：“那你要清高，就只好在烤牛肉店那样的地方挨累受气。时给最多700块，跑断你的腿！” 许桑说：“跑断腿也不能挣那个钱呐，太恶心了。那都是最没出息的最没国格人格的人。其实付点儿辛苦也不是赚不到钱，我现在晚上8点到凌晨4点修马路，每天也赚1万块，这里白天是禁止马路施工的，不能妨碍交通。嘻嘻，我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同陪酒女郎差不多嘛。我今年上了大学后给我老婆办了陪读，我是死活也不能让自己老婆去干那种下三烂的事儿，现在她在一家私人印刷厂干得满不错的，每月15万日元，相当于日本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了。累就累点儿呗，在国内她也是开机床的工人嘛。主要是肖玲你白天要上课，找工作就难一些，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第十六章 徘徊踟蹰在新宿街头 这天放学后，曾桑说学校附近的区图书馆有许多好书，拿学生证便可办理借阅手续，问我去不去看看。因我已无处打工，回家也没什么意思，就同意跟他去。刚走出教学大楼，赵会明从后面追上来，取笑道：“嗨，多情的骑士护送女士回家呀。” 我笑着说：“哪里，他带我去图书馆，我想借一本森鸥外的诗集。你去不去？” 赵会明苦笑一声：“我可没那么浪漫，还读什么森鸥外的诗集。我得去打工赚钱付学费，养家糊口呢。拜拜。” 赵会明的话一下子破坏了我的情绪，马上对曾桑说：“我不想去了。” 曾桑却误会了，微红着脸说：“你们大陆对男女交往这么敏感吗？我们只是一起谈谈说说，一起走走路而已，就这么------” 我急忙解释道：“曾桑，别误会，我不是那么小器的人。我的确是在愁打工的事，很难找，我又不能像宁如莲她们那样------” 曾桑长吁了一口气，双手插在裤袋里直挺挺地站着，满脸真诚地说：“你可不能去那种地方，就是台湾女生也并不都在夜总会做的。你看林丽纯，家里那么有钱，也是每天在大众餐馆干2、3个小时端盘子。田姿婉她们家在台北开好几家大饭店，也相当有钱，她现在还在一家拉面馆当服务员。那个瘦小的李阿妹可是穷人家的孩子，一点儿后援也没有，在日本三年了，除了送报纸就是洗碗，可能吃苦了。宁如莲的家境一般，但她爱慕虚荣，又怕吃苦，就去夜总会了。不过最近听说她让一个日本阔佬包起来了，可能就不用去夜总会了。” 我想起那个长相娇俏的罗玉兰，好像不大合群，不知在哪里打工，就问：“罗玉兰呢？她好像落落寡合的样子。” 曾桑用手扶了扶眼镜，看我一眼：“我们今天是背后谈论人家的隐私了，不过我只对你说，要保密呵。台湾有许多女生是婚姻不幸、离婚才出国的，我们班有四个女生是这种情况。罗玉兰最可怜，但也很坚强，离婚后，她争得了女儿的抚养权，把女儿带到了日本。白天她上学，女儿也送到华人子弟小学上学。晚上她去夜总会，就把女儿锁在屋子里。她工作的夜总会很大很吵，有电话也找不到她，她担心女儿万一有什么事找不到她，就把我们几个同学住处的电话都让女儿背熟了，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可我们晚上也要打工的，也不是天天在家，假若真出什么事------。你看，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带个孩子怎么活？不去夜总会哪能赚够钱？可是------”他顿了顿，似乎犹豫了一下才说：“恕我直言，听说在她们打工的夜总会里有许多北京、上海的漂亮女孩子，她们也很放荡------” 我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样米养百样人’。到日本留学的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就是淘金来了，有的抵不住花花世界物质的诱惑，就堕落了，这不足为奇。我只觉得她们太可怜了。” 曾桑说：“其实在大众餐馆打工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坦然。告诉你，陈桑的父亲在台湾商界是相当知名的人士呐，可家里并没给他多少钱留学，他也得和我一样在饭店里端盘子。吃这点儿苦不算什么，我们当兵才叫苦呢，那叫魔鬼训练法，简直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有的富家子弟不堪折磨就开枪自杀了。” 我惊讶地问：“这么恐怖呀？” 曾桑笑着说：“我决不是危言耸听，不信你去问陈桑或者其他的男生。台湾法律规定，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青年必须服役二年，天王老子的儿子也没有例外的。‘花花公子’就是为了逃避服役才来日本留学的，不过这也不是办法，总有一天要回去。而且在台湾没有服过兵役的男人恐怕也不好找老婆，因为只有身体有重大毛病的人才能免服兵役，你看我这么深的近视，照样当了二年兵。有一次半夜突然紧急集合，说共军来了，黑呼呼的我也找不到眼镜，摸索着跑了出去，迟到了一分钟，让排长劈头盖脸一顿鞭子抽，骂我：‘你要让共军捉去当俘虏呀！’我们那里总是拿共产党来威胁人的，所以心里一直在想，大陆的人倒底是什么样的呢？一定凶神恶煞的吧。可现在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真是没想到呵。”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听你讲这些事真挺有意思的，让我把愁事儿都忘了。” 曾桑说：“你别着急，大家都会帮你的，一定会找到工作的。” 走到地铁出入口，他同我分手：“我也要去打工了，明天我去图书馆替你把那本诗集借来，你专心一意找工作吧。” 我无精打采地走到车站，想乘车回家。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望着纵横交错闪着阴森森寒光的铁轨，耳听着远处传来电车行驶的轰鸣声，我突然想起那二个卧轨自杀的中国女留学生，她们为什么要寻死呢？混不下去为什么不回国呢？难道连回家的飞机票钱都没有吗？还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脸回国了？而且她们选择是多么悲惨的死法呵，被车轮碾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令在埸目睹的日本人无不为之动容------。 电车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我突然感到阵阵眩晕，耳中“嗡嗡”作响，眼前的铁轨闪着刺目的白光在晃动，我小声嘀咕着：“我可别跳下去！我可别自杀！”我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我恐怖地睁大眼睛，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离那站台的边缘远了一些。电车呼啸着驶进站来，我终于神经质地尖叫了一声，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地面大街上才松了一口气。 顺着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家豪华大商场的门前立着一块大招牌：新宿之母测看手相 每位3000日元。这位号称“新宿之母”的女相士名气非常大，曾在电视台播讲相术，每星期有二天在新宿大街专为女性看手相。今天是星期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和妇人们已将队伍排到了地铁出入口的楼梯上。我数数钱包里的钱还够，便也排起队来，测测我的未来运气如何。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一身黑衣，面容清癯的女相士拿起我的右手看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你生在富有艺术气氛的知识阶层家庭，家事坎坷，少年辛劳，远离亲人漂泊在外多年。二十七、八岁时得过一埸大病。情感方面倍受困扰，三十五岁前没有婚姻。生活方向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走比较好。到处有贵人相助，四十岁以后渐入佳境，晚年生活安宁而幸福。” 我惊呆了。难道她真的是女巫吗？以后的测算且不说，但三十五岁前的一切简直说得分毫不差。我心服口服，掏出3000元钱给她。她却淡淡一笑：“你来自遥远的地方，目前处境困窘，但马上会有转机，因为你命中处处有贵人相助。我就不收你钱了。” 我深深鞠了一躬，满心诧异地离开了那里。从始至终我都没说一句话，而且无论从外貌和穿着打扮上都与日本女子无甚差别，她竟知我来自遥远的地方。处处有贵人相助？我能来到日本留学，当然岗本先生是我的贵人。但眼下找不到工作，谁来助我呢？ 夜色已悄然降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闪烁烁，星期六的新宿大街是“步行者的天堂”，一切车辆禁止通行，人们可以在街头大摇大摆横晃。新宿是年青人的世界，在这里，你看见的都是一张张洋溢着青春光彩的面孔和活泼矫健的身影，一双双一对对出入超级商场、舞厅、咖啡馆 我却没资格像他们那样潇洒，专门钻小街胡同，在一间间餐馆门前张望，看有没有贴招工启事的。不知不觉已走到歌舞伎町，这里的剧院每天上演传统的古典歌舞伎，演员全是男性，脸上涂满厚厚的白粉像假面具一样，门票相当昂贵，是一种高档消费。周围的餐馆、夜总会灯火辉煌，出入的也是富豪商贾。沿街的橱窗里有许多美女的照片，有一张彩照同真人一般大，娇媚的女郎穿着比基尼泳装，头发上插着长长的孔雀翎，咧着血红的嘴在冲我笑。我正好奇地瞪眼看着，忽然觉得有人拽我的胳膊，扭头一看，一个衣冠楚楚绅士模样的中年男人微笑着对我说：“小姐，我带你进去玩儿玩儿好不好？” 我像受了惊的兔子一样一跳老远，撒腿就跑，一头钻进一家冰点铺子不再出来。我坐下来要了一份冰淇凌，心想肯定是我东张西望、走来走去的样子让那个色狼以为我是“街头女郎”了。 吃完冰淇凌我再也不敢瞎逛了，急慌慌往车站走。过了一条横街，一辆摩托车从后面追来，“嘎”地一声横在我面前挡住了去路。骑者戴着呲牙咧嘴的面具，披散着长长的红头发，在街头变幻的灯光下就是一个十足的鬼。我的头“嗡——”地一下，不由惊恐地大声尖叫起来------。 第十七章 天无绝人之路 我回身刚要逃，面具里叫道：“别怕，玲子，是我。”他摘下面具哈哈大笑起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往烤牛肉店送货的高木。我抚着狂跳的胸口，惊魂未定地说：“高木桑，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遇到‘暴走族了’，要喊警察呐。你干吗弄这个鬼样子？” 高木又恢复了腼腆的样子：“好玩呗。我们送肉、送货的男孩子都爱这样，谁也认不出来。哎，听说你不在那烤牛肉店做了？” 我点点头：“老板娘不给加工钱，活儿又累，还欺负人。” 高木连声地说：“我知道，我知道，看她又贴招工启事了。你还想找工作吗？” “当然，你看我不正在四处找吗？刚才差点儿让色狼当成街头女郎拉进夜总会。” 高木说：“我送肉的有一家烤鸡肉串店，昨天我听那个店长直嚷嚷人手不够，你去试试怎么样？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你在这儿等着。” 他跑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一会儿满面春风地跑回来：“店长说要，咱们现在就去，你坐上来吧。” 高木用摩托车带着我，眨眼间就到了。这间店叫“海老忠”，在三越百货公司后面的一条街上，右边是电影院，左边是十字路口，非常热闹繁华，离车站出入口步行只需3分钟，地点真是没得挑。整幢大楼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牌子，既有百货店、鞋帽店，又有餐馆、咖啡厅，烤鸡肉串店在五楼，我们乘电梯上去，电梯门一开就正对着餐厅的门，听到“叮铃”一响，餐厅里立刻一片问候声：“欢迎光临。” 门口站着一位五十来岁白白胖胖、干净俐落的中年男子，双手合迭在身前，恭恭敬敬的一鞠躬：“请问几位？”接着看见了我身后的高木，马上笑了。 高木介绍说：“这位是犬养店长。这位就是玲子。” 我与店长互相鞠躬见礼，店长领我们在一个空位坐下，说：“高木君介绍你来，我们这里正缺人手。听说你在烤牛肉店做过？我们这里和那里不同，主要特点是客人周转的快，需要动作灵敏，眼勤手勤腿勤，你能做到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没问题。” 店长点点头，又指着铺在桌上的一张菜谱考我几个菜名，有的读不出来，但店长好脾气地说：“这不要紧，过几天就记熟了。时给是700元，供一餐饭。我们是晚5点至凌晨5点营业，你是从几点到几点呢？” 我说：“我5点钟放学，我想从5点半到11点半吧，我要赶小田急线的最后一班快车。” 店长说：“好吧，就这样。”他望了望客人越来越多、噪杂热闹的餐厅，笑着说：“今天是星期六，是最忙的，你能不能从现在就开始工作？” 我心想：菜谱一点儿都不熟，今天又这么忙乱，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留下不好印象，便留了个心眼儿：“对不起，已经约好要到一个朋友那去------，明天开始吧。” 店长点点头：“也好，就明天吧。” 他将我的名字写在一张工时卡片上，带我到门口，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个铁盒子样的东西说：“这叫打卡机，每天上工下工都要打卡计时，根椐这工时卡算工钱的，不要忘了。”我才第一次认识这玩意儿。 临走，我要了一张菜谱，店长看看我，笑了：“玲子很机灵呵。” 加下楼与高木分手，我感激地拉拉他的大胖手说：“多谢多谢。” 高木却有些忸怩起来，慌忙套上红发鬼脸，说声：“油干吧！”就跨上车飞驰而去。 我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起来，“新宿之母”说得真准呵，我是处处遇贵人相助呀，不费力气又找到一份工，而且看那店长慈眉善目的，只要我好好干，不会难为我的。 回到住处，刚要用钥匙开门，发现里面有灯光，我警觉地大声问：“谁在里面？” 里面答：“是我，友子。别怕，进来吧。” 我向她问好，说：“这么晚还没回去吗？” 她说：“吃完晚饭又回来的，有一些必须要办的事务，顺便到你房里看看。怎么样？生活上缺什么东西不？” 我鞠躬说：“谢谢，什么都不缺。岗本爸爸妈妈好吗？” 友子说：“很好，他们忙得很，但一直惦记着你。从你开始打临工就没回去过，怎么样呵？还在那个韩国人的烤牛肉店吗？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我说：“那个店已经辞了，那个韩国老板娘又啰嗦又刻薄，工钱又低。我又找了一份工，是烤鸡串店，明天就开始上工。” 友子略带惊奇地打量着我：“你倒真能干，自己找了一份工又一份工。这个店在哪里呀？” 我知道必须汇报，便把带回来的菜谱递给她：“这上面有电话也有地址，请你记下来。” 由于语言方面的差异，再加上日语繁琐的敬语等等，外国人用不好就往往有时表达不出来本意，可能我就没表达好，友子竟以为我在故意讽刺她，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色拿笔记下了。又摸着我穿的衣服说：“玲子穿上我们日本的衣服更漂亮了。”然后又去看壁橱里挂的衣服：“你把工钱都买衣服了？” 看来她早已侦察过了，索性全告诉她，免得受怀疑，便直截了当地说：“干了二十八天，还没拿到工钱。这几套衣服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哪有钱买衣服。”又将捡钱包的事详细复述一遍，又给她看了本田的名片。她不自然地笑起来：“原来是这样，我还奇怪你哪来这些衣服呢。” 我不悦地说：“你没以为我去当卖春妇赚的吧？” 友子马上变了脸，生气地说：“我们也是为你好。东京这地方，如果你自尊自爱当然没人敢强迫你，但要想学坏，那可太容易了，可说处处是陷阱，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导演先生的名誉就彻底毁了！” 我立即感到羞愧难当，忙道歉：“对不起，友子。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请放心，我不会学坏的，一定。”我打开皮箱，拿出一打真丝绣花手帕和一盒西游记木雕人物造型，对她说：“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工艺品，手帕送给你和你的女儿，这盒小木人送给你的儿子玩吧。” 友子连连道谢，又嘱咐我一大堆琐事才走。 我简单地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杯牛奶，然后开始背菜谱。从菜谱上看，这个店是典型的小吃店，品种繁多而价格便宜，除了烤鸡肉串、鸡珍肝、鸡翅膀、鸡小腿外，还有烤鱼、烤虾、烤青椒夹肉馅、茄子肉夹、烤饭团、，此外还有中国广东风味的小笼包、烧卖、春卷、竟然还有洋葱炖土豆牛肉、砂锅豆腐、小米粥，真是中日结合，五花八门，我数了一下竟多达一百多种。查阅字典将不认识的菜名标上字母，打开录音机，一遍遍地录音、背诵，直觉得有把握了，方才放心睡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照例打扫房间、洗衣服、整理课堂笔记。下午2点乘车去岗本先生家，一进门，大黄狗健健有些不认识我了，吠个不停。岗本先生闻声从楼上下来，笑着说：“倔脾气的中国孩子来了。我和妈妈一直惦记着你，今天早上友子打电话来，说你又换了一个地方打工？” 我说：“是的，这个店时给700元，而且离车站特别近，很好。” 岗本先生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问：“还有零用钱吗？” 我忙说：“还有。再说我今天就去烤肉店取工钱，大约能有8万多吧。” 岗本先生点点头说：“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只要不出意外就好。今天妈妈要回来晚一些，给你1万元钱，喜欢什么菜就买来做。你自己随便玩儿吧，我还要工作。”说完又上楼了。 我看看客厅和厨房很整洁，无需打扫。便去附近的超市买了肉馅、白菜、面粉，剁菜、合面，烙了一大盘子馅饼放在保温箱里。又写了一个纸条与剩下的钱放在一起，压在餐桌的花篮下，没有惊动岗本先生，轻轻带上门，悄悄走了。 我下了车先去韩国烤肉店拿工钱。老板娘不自然地笑着交给我8万日元，另个还有几枚硬币，问道：“又找到工作了吗？” 我说：“找到了，是烤鸡串店，时给700。” 这时进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用生硬的日语问老板娘先干什么。老板娘说：“活儿有的是，先擦桌子，再洗盘碗，然后刷厕所。”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了，便用中国话对她说：“咬牙坚持干一个月吧，然后再找别的工作，这儿的活计累死人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进了烤鸡串店，先去打工时卡，5点20分。店里只有店长和一个剃光头的中年男人，店长说是厨师长。厨师长笑嘻嘻地点点头，在窄小的厨房里忙个不停。 店长告诉我，我是最早上工的，那些别的孩子都要6、7点钟以后才来，因此我要做准备工作、打扫卫生。有客人进来后，报出人数，马上要拉开椅子，送上面巾、筷子，先点饮料，迅速大声喊出来，别的人就会送来。然后点菜，将菜单送到厨房柜台，千万标明桌台号码，不能搞错。店堂很大，有二百多平米，周围是方桌木凳。中间是矮炕式台子，有二个大长条桌子，顾客需脱鞋上去，坐在座垫上。而靠近厨房一侧则是一个小台阶，上面是间隔开的靠背椅和长方桌，这样一来就分为a、b、c三种座位，菜单上必须标明这一点。菜单都夹在硬板上，一大摞挂在厨房前面的准备间墙上。 我戴上店长给我的大围裙，大口袋里装上圆珠笔便干了起来。店长将手洗净，脱下围裙换上雪白的衬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迎接客人。 还没等我摆完桌面，已有客人进来。店长一边喊着“三位”一边引着客人入座。我抓起菜单夹跑过去，突然想起忘了拿面巾和筷子，又跑回去取。客人点了三杯生啤酒，我便大声喊：“三杯生啤酒！”喊完才想起店里没有第二个人，刚想跑去灌啤酒，只见店长已走到啤酒桶那儿去了。我请客人点菜，一一记上，店长笑眯眯地送来啤酒，我说：“对不起，店长。” 店长笑着说：“就这样，没错。记住，啤酒和饮料是划‘正’字。”他接过菜单告诉我，菜单是划好了格子的，可以一条条撕下来，菜肴类放到厨房的柜台上，烧烤类放到烤炉柜台上。不知什么时候烤炉前已站着一个满脸稚气、白白胖胖戴着眼镜的男孩子，他正在往铁签上串鲜鱼。店长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玲子。他是烧烤师傅，我们都叫他‘胖小子’。” 我向他微微一鞠躬，胖小子笑眯眯地点点头，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手不停地熟练地串着鸡翅膀、鸡珍肝。 客人一批批地上来了，店长说：“今天 是星期天，客人上的比较早，快6点了，玛布洛怎么还没来？” 话音未落，电梯“叮”地一响，随着一声响亮的问候，喊道：“玛布洛来啦！” 第十八章 孟加拉青年玛布洛 玛布洛是个身材颀长、肤色黝黑、高鼻梁、深眼窝的英俊青年。他换下格子衬衫、牛仔裤，穿上雪白的厨师服，浓密卷发上戴一顶高高的厨师帽，快步走进厨房。我将菜单放在柜台上，他望着我微笑地问：“新来的？” 我微微一鞠躬：“我叫玲子，中国留学生，请多关照。” 他手扶着柜台，向前探着身子：“我叫玛布洛，孟加拉留学生。你几岁了？” 我觉得他的口气像在问小孩子，不禁笑了，顺口说：“二十九岁。” 他说：“哈，那你和我同岁。几月份生日？” 我说：“十二月。” 他顽皮地眨眨大眼睛：“那太巧了，我也是十二月。你过生日那天，我会送礼物给你。”他的日语发音既标准又流利，不知在日本学几年了。 玛布洛还想聊，光头厨师长将几盘菜端过来，粗声说：“玛布洛！见了漂亮女孩子又不能动了？快干活儿！” 玛布洛笑着抓起菜单，我急忙端着菜走了。因为玛布洛是第一个向我表示友好的人，而且日后他也的确处处照顾我、指点我，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厨房的工作相当忙，除厨师长外，就是玛布洛，还有一个不言不语的日本胖厨师。但玛布洛是个生性快乐的人，趁着看菜单、往柜台上端菜的空隙，仍能同我们几个跑菜的男孩子女孩子聊几句笑话。听说他是干通宵，直到凌晨4点的，我奇怪他是如何安排睡觉和上学的时间呢？他告诉我：凌晨4点下班后，坐在车上可睡40分钟，回到住处接着睡到8点半，9点到学校，课间和午休再睡，断断续续也差不多有5、6个小时了。到日本三年，就这么过来的。 有一天我在上工的路上碰到他，便一起向店里走。他让我看他的学生证，是某某经济情报学校，属于中专性质。上面还有年龄、国籍什么的。我说：“你才二十六岁，生日也不是十二月呀，你真会开玩笑。” 他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你刚刚来，这样表示友好可以使你感到轻松、亲切一些，不是吗？” 我笑着点点头，问他：“你在这个店干多长时间了？” 他说：“一年多了。我打过各种零工，但唯有在这个店干的时间最长，而且也不想跳槽了。” “噢？为什么？工钱高？还是------？ 他摇摇头：“我干的是厨师活，时给应该是1200元，但他们欺负外国人，只给我900。不过我已在这儿干熟了，厨师长和店长对我也不错，交通、伙食、上班时间各方面都可以，就不想东找西找了。前半夜虽然累点儿，后半夜1点钟以后就不忙了。我每天干10个小时，赚9000元，一个月25天可赚22万，不算少了。孟加拉是个穷国，我的故乡更是穷困，我每月寄回去5万日元就够养活老母和四个弟妹，供他们上学了。去年发大水，房子冲塌了，我寄回去20万日元就盖了新房。所以，我在日本辛苦些是值得的。现在我学会了日语，情报学校文凭拿到手，回国可以去城市里谋个职位，然后------结婚。” 我问他：“已经有心上人了吗？” 他又笑了，脸上的表情马上变得温柔起来，掏出一个小皮夹，让我看里边夹的照片：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美丽姑娘，也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笑着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长长的浓密的黑发直垂到腰际。 我说：“真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想她吗？” 他吹了一声口哨，摇着头顽皮地说：“常常想得睡不着觉呢。玲子，你有情人吗？” 我笑着说：“当然有呵。” 他说：“你情人也真舍得放你出来？如果是我们孟加拉国，决不会放情人远走的。中国倒底不同，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中国看看。” 我们一路谈着进了店门，店长看我们一起进来，怪模怪样地笑着说：“玛布洛，玲子，今天一起呀。” 在日语里，“一起”这个词也有男女搞在一起的意思。我皱着眉头心里骂：日本男人真无聊！假装没听见去更衣室换衣服。玛布洛却笑着直解释：“我们在门口才遇到的。”以后我们碰到一起，他也让我先上去，他隔几分钟才上来。瞅个工作空隙，他对我解释道：“玲子，我一看你就是个好姑娘，不能让他们认为你是随随便便的女子、有机可乘。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感激地点点头，想不到他的心这么细。小事上他也处处关心我，看我忙得满脸通红就提醒我：“快用冰面巾擦一擦。散装饮料是随便喝的，你自己调一杯，加点儿冰块儿。”看我穿着皮鞋，又关照说：“穿这种鞋，用不了一个月你的脚就完了，最好拿一双软底的放在这里。”我才想起从国内带了双泡沫底坡跟塑料凉鞋，穿上它跑起来果然轻松多了。有时个别调皮的客人故意总喊我：“中国姑娘，再来一瓶啤酒。”那些打工的日本男女高中生便乐得偷懒，说：“玲子，叫你呐，快去。”我就多挨不少累。 玛布洛看不过眼，训斥他们：“你们别欺负老实人，看我告诉店长，说你们偷懒。”那些高中生也觉得不好意思了，颠儿颠儿地跑起来。 我常说：“玛布洛，你对我真好，谢谢你呵。”玛布洛总是顽皮地眨眨大眼睛：“因为我俩是同年同月生呵！” 第十九章 英俊的洗碗工李大少 我到“海老忠”打工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刚上工正在拖地板，走进一位五官清秀、中等身材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以为是客人，马上过去招呼。他却用生硬的日语说是经某人介绍来见工的。我用中国话问：“你是中国留学生吧？” 他立即面露喜色，急切地说：“你也是留学生呵，太好了。我姓李，来当洗碗工的。我在语言学校才学三个多月，只会几句日常用语，一会儿见工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说：“放心，你不用紧张，这个店长挺好说话的。”我便喊店长。店长叽哩哇啦问了他一大堆，他可能听不懂，一句也答不上来。我连忙翻译给他听：“店长问你干过洗碗工没有？干过多长时间？是什么店？” 他为难地对我说：“我没干过呀，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哇。” 我说：“那么说就不会要你了，昨天才走的那个洗碗工就是被炒掉的，我来替你答吧。”我对店长说；“他在快餐店干过二个月，洗碗保证没问题。” 店长有些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他，说：“好吧，试试看，时给700元。工作时间是晚6点至凌晨4点。” 我翻译给小李听：“成啦！你就干吧，不会日语也没事儿，洗碗用不着说话，就是辛苦点儿、累点儿。” 但洗碗这个活儿岂止是“累点儿”？简直如同机器人一样片刻不停地洗呀。在这种快餐店里，顾客周转的相当快，大大小小四十几张桌子，该有多少杯盘碗盏要洗！7、8点钟高峰或周末、周日客人多时，我们六、七个男女服务生手脚不停地上菜、撤台面，一个台子下来就是满满一大托盘。有时赶上小团体或大学生们聚餐、生日会，收台时杯盘堆得像小山一般。而洗碗工只小李一个人，他穿着半袖工作服，胸前戴着胶皮大围裙，光脚穿着拖鞋站在大水槽前。一个槽子是带洗涤剂的，另一个是清水的，冲净后还要用洁白的毛巾擦干，不许留指痕，然后我们再摆到壁橱里备用。 小李头也不抬地洗着，忙得满脸通红热汗淋淋，一失手打碎个盘子，厨师长便粗声吼着：“小心！注意！”店长一会儿过来将杯子举起透亮检查，说没擦净，有痕迹；一会儿高喊高脚杯不够用，先洗高脚杯。小李也听不懂，我只好手里忙着，嘴里还帮他翻译着，提醒他先洗什么，用毛巾擦干净。 店长哼哼唧唧地说：“李桑，你应该把一半工钱给玲子。” 小李仍然听不懂，只是说：“嗨依、嗨依。” 我故意逗他：“店长骂你呐。你还‘嗨依、嗨依’呢。” 小李马上激怒了：“什么？他骂我？这个狗养的！” 我想起店长本来姓犬养，不由“扑哧”一笑，告诉了小李，他解恨地说：“真是狗养的呵，以后就这么叫他，反正他也听不懂。你还说他好哪，尽找我的碴儿，纯粹是个笑面虎。” 可是当店长过来吼他快点干时，他马上又“嗨依、嗨依”地点头哈腰了。我哈哈笑了起来，他也无可奈何自我解嘲似地摇摇头笑了起来。 有一天是星期一，外面又下着雨，客人特别少，店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有了空闲，便喝饮料、聊起天来。小李问我：“你在国内时干什么工作？” 我说：“在中外合资大酒店公关部当翻译。” 他吐了吐舌头：“那可是吃喝玩乐的好地方，翻译也是一等的好工作呵。现在跑到这儿当跑堂的来了。” 我笑道：“可不是？真是吃饱了撑的呵。你呢？” 他马上来了精神，小脸儿锃亮，双目放光，喷出一口烟，拉着长声说：“本某出身医学世家，家祖父、家父在无锡开有一家私立医院，我没考上大学，跟着打杂、抓药。” 我说：“开医院？那可是金钱大大的有哇。” 他又喷了一口烟，吹牛说：“不是吹的，本某在无锡也是小有名气，到哪儿不叫我‘李大少’？我去酒楼吃饭，身后的小姐站一排侍候着，那才叫‘够份儿’！” 我笑道：“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你不也得充当洗碗机器吗？” 他咧了咧嘴，摇摇头：“没法子呀。当初看别人出国就眼红，也想开开洋荤。这不，光办理出国手续就用了2万人民币，来时又用黑市价换了30万日元，租房子、交学费、吃饭、交通费杂七杂八的，不到二个月就花完了，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好意思再伸手向家里要，只好打工了。干这洗盘子累是累，不和顾客打交道，也省心。” “李大少”很聪明、会来事儿，人又是一副江南俊小生模样，一个月下来，盘子洗得飞快，日语也大有长进，起码杯盘碗盏这些单词不会弄错了。同大家也处得很融洽，玛布洛自不必说，连厨师长也因为不时收到他递去的“大中华”烟而对他颇具好感，说话也客气多了。最有意思的是烧烤师胖小子特别喜欢“李大少”，洗碗槽就在胖小子身后，他得空便回身与“李大少”说话，并不时偷偷给“李大少”串烧吃，“李大少”老实不客气地来者不拒，还吩咐：“给玲子一串珍肝，她最喜欢吃那个，”胖小子也马上照办，偷偷给我烤珍肝。 这样过了二个多月，一天“李大少”请我和店长讲一下，说他家里来了急电，祖父去世了，要赶回国奔丧，请半个月假。店长怀疑他是“跳槽”，却又不好说不准假，只得点头。背后问我李桑是不是不回来了。因小李走得匆忙，也没对我多讲什么，我就替他搪塞。厨师长说：“他一定不会回来了，撒谎祖父死了。” 我解释说：“不会的，中国人没有拿自己长辈的死活撒谎的。” 厨师长不相信地说：“是吗？日本人可不管这些，为了制造谎言，亲生父母都可以用上的。” 店长连忙写了一张招洗碗工的启事贴出去了，不到半小时就上来一位，也是中国留学生，说着半通不通的日语，也是我给当的翻译。这是个广东汕头人，姓黄，也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国字脸、高颧骨、塌鼻梁、窝抠眼，还有些雷公嘴，长得确实不大好看。厨师长便有些不喜欢他，加上他是生手，洗得不俐落，厨师长就连连嘟哝。胖小子更看不上他，对我说：“我以为中国人都像你和李桑那么漂亮呐，还有长得这么难看的人呀，简直像个猩猩，对，就是猩猩！”他调皮地将舌头伸进上牙膛作出雷公嘴，并用手将鼻尖朝上推作朝天鼻状。我被逗笑了，说：“胖小子，管他丑不丑，能洗碗就得了。” 小黄并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傻呼呼地朝我们笑，店长和厨师长叱他，他就会点头说：“嗨依、嗨依。” 我尽量帮他，告诉他杯盘碗盏的日语叫法，并安慰他说：“日本人欺负你也别介意，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小黄倒看得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我们潮汕人最能吃苦忍耐啦。我到日本就是为了赚钱，赚够了钱买个护照还去美国呢。”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倒诧异他连日语都没学会，倒又想闯美国了。不过这份“雄心大志”却是我望尘莫及的。 不管小黄怎么陪笑脸，不停地点头哈腰地“嗨依、嗨依”，大家还是不得意他。过了半个月，有天刚上班，店长就把我和小黄招过去，对小黄说：“黄桑这几天干得不错，可惜你每天只能干到12点，后半夜没人洗碗很不方便，只好请你另找地方了。月末来取工钱吧。” 我知道日本人一贯是说话含蓄隐讳，既便要炒你鱿鱼也是客客气气地找一大堆理由。我虽然摸不着头脑也只好如实翻译。小黄尴尬地笑笑，问我为什么。我很同情他，但也没办法，只是劝他别灰心，再找别的工吧。 小黄悻悻地走了。我正在纳闷儿谁来洗碗，却见“李大少”笑嘻嘻地进来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小子搞的鬼。 “李大少”一边给店长、厨师长和玛布洛散“大中华”烟一边对我说：“我昨天回来的，给店长打电话，他让我今天就来上班。” 我嗔他道：“嗬，还挺恋这个破店哪，把那个广东人挤跑了。” “李大少”开始飞快地洗碗擦盘子，笑着说：“那没办法，日本这社会就是处处竞争嘛，甚至是洗碗工这种低贱的活儿。再说这个店的确不错，我也不想‘跳槽’了。” 我问：“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他说：“爷爷去世了。其实我回去时已火化完了，只赶上了葬礼。这次回去主要是把我女朋友带出来了，我出国时她就哭得死去活来的，最近千方百计办了出国手续，随我来了。多了一个人，我更得拼命赚钱了。” 第二十章 因为你是外人! 饭店的打工者流动性都非常大，你走了我来，工时卡总是在换名字，但这个店里总要保持有八个服务生才够用。眼下除我而外，其他四男三女全是日本在学高中生，反正是计时工，干1小时给1小时钱，所以他们打工的时间也早晚、长短不同。三个女孩子都是7点到11点，干四个小时。一个黑胖，一个白胖，都剪短发，长得都不好看，“李大少”看不上她们，管她们叫“黑皮”和“白皮”。另一个留长发、五官清秀的叫久美子，人很文静，干活也不偷懒，管我叫姐姐。“黑皮”和“白皮”小小年纪倒会欺负人，比如撤台子时，装满了盘碗和杯子的托盘相当重，她们就喊我去拿。这可真是个功夫，我需要左手五指张开托起沉重的大托盘，右手还要用手指挟住三个空啤酒瓶，慢走负担更重，只得碎步小跑。我以前哪干过这个？在国内大酒店公关部工作，有时负责培训新员工，也只是看别人练这功夫，现在自己倒跑外国亲身体验来了。刚开始头一个月真把我苦坏了，但店长命令我们必须学会这套基本功，否则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快餐店的工作节奏。我咬牙干着，头几天手指疼得要命，胳膊和小腿都肿了，晚上躺在榻榻咪上四肢酸痛得不知如何摆放。想起赵会明说的“胳膊肿得不敢放、架在小茶几上”，现在我也尝到这滋味了。 开始时动作慢点儿，“白皮”就说：“来了快一个月了，动作还这么慢。”不小心打碎个烟盅，店长只是开玩笑地说：“玲子呀，我又得买烟盅了。”她俩却撇撇嘴，鼻子里还哼了一声：“真笨！”后来我干得熟练了，动作比她们还快还麻俐，店长一夸我，她俩又支使我干这干那，笑嘻嘻地说：“玲子能干，玲子去吧。” 我心里憋气，想刺她们几句，又一想她们毕竟才十六、七岁，我年龄比她们大一倍，谦让点儿算了。她们也知好歹，并不敢太过份，彼此倒也相安无事。有空时闲聊几句，她们问我：“中国的高中生也课余打工赚钱吗？”我摇头说没有。并问她们为什么打工。“白皮”说是想赚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和零食吃，一个月赚5、6万日元够花了。“黑皮”则是家里要买房子，全家人齐心合力攒钱。久美子羞涩地说赚了钱寄给乡下的老祖母，祖母眼瞎了，她很爱祖母的。我说这样打工很累，不怕影响功课吗？不想考大学吗？她们仨人都说不想上大学，高中毕业就找工作，在日本就业是不成问题的。要是上大学家里供不起，学费太高了。她们倒很佩服我们中国留学生能吃苦，竟然敢到东京来上大学，东京的高物价是世界闻名的。 据我看来，那几个男孩子却好得多，既懂事又憨厚，干活主动勤快，对我和“李大少”都非常友好。男孩子一般都干到12点钟。有一个叫斋滕的年龄较大，十九岁了，瘦长的个子，白净的面孔，话语不多但性情温和，在这个店干一年多了，算个小领班，时给也比别人多100元钱。听他说，他没有父亲，家里很困难，但正因为如此，他才要上大学。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就有机会进有名的商社大公司，才能出人头地，赚高工薪。眼下打工是赚上大学的费用。其他三个男孩子打工是为了攒钱做假期旅游用。 这几个高中生再加上我和“李大少”、玛布洛，店里当然很热闹。店长和厨师长不在时，他们便会竖起小指头，意即店长和厨师长找女人或情人去了。原来店长不是老板，也是雇员，月薪45万，厨师长50万。既然不是老板，再忠诚也有松懈的时候，生意不忙，店长和厨师长溜了，我们也偷偷懒。日本高中生早熟，什么都不避讳，公然谈论男女关系，讲自己的男女朋友，拿出照片互相品评，七嘴八舌地讲自己的性经验。我表示吃惊，问斋滕：“日本的高中生都这样吗？”斋滕少年老成，见怪不怪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都不是坏孩子，只是社会环境造成他们早熟罢了。” 这天“李大少”不知为什么气哼哼地板着面孔谁也不理。胖小子用串烧讨好也不奏效，便偷着递给我一串烤珍肝，问道：“谁惹李桑了？玲子你去问问他。” 我也奇怪，就问：“小李，怎么啦？告诉我。” “李大少”把手里的盘子“啪”地一放，骂起来了：“他妈的，狗养的，昨天老板来查过账之后，店长和厨师长嘀咕半天，原来是算计我哪。刚才店长说，后半夜客人少，不用专门洗碗的了 ，让我以后干到12点就下班。妈的，前半夜累得像孙子似的，本少爷全指后半夜挣点儿轻松钱呐。这点儿账他们都算计，真他妈的小鬼子，一点儿不假。” 我对他说：“就这点儿事儿呀。店长也对我说了，让我星期一休息，因为这天客人不多。休就休呗，少挣点儿也行呵。” “李大少”却怒气不消：“不行，这里没一点儿便宜，我得另找地方去。” 过了二天，“李大少”系着花领带，穿着新衬衫，打扮得光亮新鲜地来了，身后跟着一个漂亮的姑娘，还有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男青年。 “李大少”对我说：“本少爷不干了。我另找了一个地方，在银座一个高级夜总会洗盘子，一夜挣1万日元。喏，我又介绍来一个语言学校的同学来顶替我。”他指着那男青年说：“小张，这是玲子。玲子，小张才来二个月，日语不大会，你多关照呵。” 那男青年便笑笑朝我点点头。我说：“都是留学生，没说的。” “李大少”又介绍那姑娘说：“这是我女朋友。” 那姑娘典型的江南秀女模样，白白的皮肤，清秀的五官，苗条的身材。她用带南方味儿普通话说：“常听小李说你帮了他很大的忙，真谢谢你了。我们去银座打工，不能常见面了，有事再联系吧，我把住处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你。” 我问：“你也去夜总会吗？” 姑娘看小李正在同店长和厨师长讲着什么，小声对我说：“我和小李在一个地方打工，他去那里是为了监视我，怕我叫日本佬勾跑了。”她伸伸了舌头，又笑了一下。 看着她天真美丽的脸，我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唉，又一个陪酒女郎。 “李大少”同店长、厨师长谈好了，走过来对我说：“玲子，出门在外不能太老实了，你在这儿也是老资格了，别总让着那些日本仔子，该偷懒你也偷点儿懒，傻干也不多拿钱，不行就走人，跟我们一起去银座，怕什么？我女朋友刚来都敢去，每小时1500元，不就是喝喝酒吗？也不能掉块肉。” 我苦笑着摇摇头。“李大少”也不再多说，向店长和厨师长打个招呼，拍拍小张肩膀，对我说：“多关照呵。”就领着女朋友走了。 店长和厨师长笑嘻嘻地对我说：“那姑娘可真漂亮呵，我们还以为李桑介绍来的是她呢。” 我冷冷地说：“谁愿意在这儿干哪，钱又少活儿又累。” 店长说：“哎，玲子，你不是也想‘跳槽’吧？” 我故意气他：“那可说不定，哪天不高兴就‘沙腰那拉’！” 小李说得对，越老实就越有人欺负。每当店里生意兴隆、顾客盈门时，店长为了鼓励干劲儿，往往在8点钟左右最忙的节骨眼儿上，给每人发一个小红包，里面装有500元的硬币，嘴里说着“一视同仁，加油干哪！”而实际上并不如此。一般周末、周日谁也不许请假，但“白皮”和“黑皮”却经常借口同学聚会或者家里有事就不来，躲过这最忙最累的二天，店长也只是说：“再这样可不行呵”就算完事。而我只因为某个星期六随班级去东京国立剧院看传统歌舞伎《忠臣藏》请了一次假，店长便大发雷霆，完全没了好好先生的样子。我辩解说：“店长，这不公平！为什么别人可以多次请假，我请一次假都不行？” 店长毫不隐讳傲慢地说：“你不能同她们比，因为她们是日本人！而你是‘外人’！” “外人”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外国人”，但在日语中有许多文字都在维护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任何一个别的民族都比不上它。所以，这个“外人”就成了一个贬意词，带有侮慢的意思。 我气得真想骂声“叭嘎”甩手而去。但终于还是强咽下委屈的泪水，扭头干活去了，然而，我永远忘不了店长那傲慢轻视的目光。 第二十一章 精明的上海张老板 小张顶替了“李大少”的位置，戴上胶皮围裙穿上拖鞋站在水槽前洗盘子。我担心他刚来不熟悉活路想指点指点他，然而却发现他洗得很顺手，不由有点儿奇怪。趁着客人不多，我就同他聊起来：“小张，你洗得很麻俐嘛，真的刚来日本吗？” 小张笑了，用手推推眼镜：“刚来日本不假，可你不知道，我出国前是在上海开个体饭店的呀。” “嗬，这倒挺有意思。不过你可不像开饭店的，太瘦了。” 小张又笑了：“这也是命运。我当过知青，在云南干了七年，回上海就待业。心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从小就爱鼓弄吃的，在青年点外号就叫‘小厨师’，干脆开了个小不点儿的饭店专卖点心小吃，没料到生意还不错，慢慢摸出门路越做越活，店面也逐渐扩大了，雇了十多个人，每年也赚个2万、3万的。” 我笑道：“那不错了，真可称得上是老板了。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到国外来洗盘子来了。” 他摇着头说：“你晓得的，这二年上海的出国潮搅得人人心慌意乱，好像不出国就是人生一大憾事。我有好几个朋友不是去了美国就是日本，频频来信劝我也去闯闯。我被这事闹得夜里都睡不好觉，做生意也没心思，我老婆说我中邪了。我想，我这辈子太委屈了，从小当资本家的狗崽子倍受歧视；在云南农场苦干七年回城还待业；开了个小饭店起早贪黑赚了点钱，细想一下也没多大意思，如果到外国看看大世界也不枉活一生。好不容易说服了老婆，花高价找了个假担保人办了留学手续就来了。” 我说：“真是同病相怜，我也当过七年知青，留学生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我们同龄人呵。你打算在日本学什么呢？” “张老板”说：“我的打算是先洗盘子，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去炒菜当厨师。闯过语言关后，就去读日本调理学院。其实日本菜有什么呀，还用学三年？不过拿了这调理学院的东洋文凭，回上海就可以明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开日本料理店了。现在上海日益繁荣，外国人越来越多，中国那些暴发户们腰包也鼓鼓的，都想摆阔、开洋荤、吃外国菜呢，还怕没得钱赚？在这儿吃点苦不怕，就当是又来‘洋插队’几年吧。” “张老板”果然是个有心计的人，也许是“李大少”传授的经验，他本人虽然不吸烟但口袋里却时时揣着“大中华”。日本人的确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中国烟，每当厨师长和玛布洛以及那个不言不语的日本厨师得闲时，“张老板”都不失时机地递上香烟，挨个点火。洗盘子那样忙累，他却有点空闲就去灶旁帮着切菜、汆鸡肉丸、煮小米粥，又主动要求添一样活儿——攥饭团。 饭团是日本最古老的传统食品之一，就是米饭刚熟趁着又热又软时，用手攥成三角形的饭团，约有中国的粽子般大小，里面可夹上紫菜、虾仁、面条鱼等海味，还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在表面刷上酱油，在微火上烤一下再吃，这也是烤鸡串店食谱里主要的一项。以“张老板”开饭店七、八年的经验干这几样活儿简直易如反掌，但他的这点儿表现却赢得了厨师长的好感和信任，营业高峰时盘子堆多了，厨师长竟会命令别的男孩子来帮着洗。有时我饿了，“张老板”会偷偷攥个夹满虾仁的热饭团给我吃，厨师长见了也不说什么。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张老板”的工时卡下工的时间是4点，便问他：“小张，让你干通宵了？你真行呵。” “张老板”狡黠地笑着说：“厨师长跟店长说后半夜缺洗盘子的很不方便，店长就答应了，告诉你，后半夜真有不少便宜呵。1点钟以后没有大批客人，只是零星散客，店长就下班了，只剩下厨师长、玛布洛、斋滕和我，想吃啥就吃啥，还有啤酒饮料，趁厨师长不注意，我和玛布洛每天临走时都能偷一包吃的，足够中午一顿饭。玛布洛说他干了一年多不想跳槽，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倒底是做生意的人，这个“张老板”呵，真精明。 第二十二章 参观日产自动车工厂 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我每天小跑着赶车、小跑着去学校、小跑着在店堂里送酒端菜，不知不觉酷热难耐的夏天和干爽的秋天已过去，进入十月末了，早晚的风已带着明显的凉意。东京的繁华大街上很少看到树木，每日来去匆匆，深夜方归，几乎注意不到景物的变化。这天早上起来，到阳台上漫不经心地四处望了望，才发现楼下的街树叶子发黄，周围已是一片深秋景色了。一阵风吹来，一片黄叶恰巧落在阳台上，我捡起枯叶触景生情，本来多愁善感的我更引起了心中的惆怅，不由想起了某个日本诗人的诗句：呵，我就像一片落叶/漂泊在异国他乡------。 望着天上朵朵的白云，我想起了家乡沈阳秋高气爽的晴空，开朗、豁达的父母、多才多艺的哥哥姐姐和那些情投意合的朋友们，离开了他们，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眼泪不知不觉已流了满脸，我捂住脸呜咽起来。突然，风儿传来附近车站列车进站的钟声，我如梦方醒，急忙擦干眼泪，背上书包，打开冰箱拿了一纸盒牛奶就跑出门去。 这天是半天课，午休后，根据教程安排是参观日本著名的大企业——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分厂。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到了一个叫追滨的地方。出了站台，一位端庄美丽的公关小姐早已迎候在一辆漂亮的大客车旁。我们乘大客车又驶了十分钟才进入厂区，绕厂一周，看到临海大广埸上停泊着上万辆各种颜色的甲壳虫一样的“尼桑”小汽车等待装船，运往世界各地。在车间参观生产流水线，见不到几个工人，看到的只是机器人和机械手在操作，不过几分钟的光景，一辆成品车就从输送带上传下来了，然后由人驾驶着开到停车埸去。 大家看到这一切都惊奇不已，感佩日本汽车工业如此先进发达。我问其中一位开汽车的胖胖的小伙子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他憨厚地笑着说：“我从小就喜欢玩车，十二岁那年就敢偷偷把父亲的车开出来玩，还让父亲痛打了一顿。我对上大学不感兴趣，高中毕业就来这个生产汽车的工厂上班了。” 我说：“是因为喜欢汽车所以就来这个厂吗？月薪有多少？” 他说：“刚入厂的新人月薪都是15万左右，大学生也一样，然后随年头或岗位再涨------，这个厂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刚入厂的新员工都马上可以用出厂价买一辆车开，而且不用交一分钱，只是每月从你的工薪里扣除一部分款，扣多扣少随个人自愿。这就圆了我自己开自己车的梦想，我一进厂就选了一款最新型的白色小车开回家去了。哈哈哈------”他开心地笑了起来。我突然觉得他笑起来有些面熟，很像那位同我通信的日本友人小野，就问他贵姓，他说叫小野勇夫。 我又追问：“那么冒昧问一下，我有一位友人叫小野国秀，你可认识。” 他惊讶地说：“那是家父------。”他盯着我看了一会，拍手叫道：“莫非你就是中国的肖玲姐姐？我们家中有你的照片------。你什么时候到日本来的？是留学吗？” 我说：“是自费留学，春天开学就来了------” 他大声地说：“呵，真是巧遇呀，父亲要高兴死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通知我们呢？” 我笑着说：“功课非常紧，课余还要打工，星期天也不休息，我想等假期再------” 他善解人意地点点头，说：“我回家就告诉父亲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的住处没有电话，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一定登门拜访。” 这时老师招呼大家集合，我匆匆向小野勇夫挥挥手向队伍跑去。小伙子还大声地喊着：“姐姐，一定来电话呵，我们等着你。” 在大会客室，分厂的负责人又给我们放映了日产公司的历史资料影片和图片，发放了纪念册和纪念品。 参观完毕，大客车送我们到车站已快5点钟了，朦胧的暮色中亮起了造型独特的路灯，街上的酒家和店铺也辉煌一片，同学们被这临海小镇的情调吸引住了，嚷着要去卡拉ok喝酒唱歌。我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进站台，挤上了开往新宿的列车。我必须去打工呵。 紧赶急跑还是迟到了，工时卡打出的时间是5点50分。已经有客人上桌了，店长正在给客人送啤酒，厨师长帮着摆烟盅和菜谱呢。看见我跑进来，店长生硬地说：“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嗯？” 我连忙说：“实在对不起，学校组织去追滨参观工厂，我没想到会这么晚，就没打电话。” 我去接厨师长手里的烟盅和菜谱，他瞪着眼睛大声说：“不行！迟到不行！” 我一声不敢吭，跑来跑去抓紧干活儿。因为日本许多公司都实行了周休二日制，所以这星期五就成了周末，客人特别多，到了8点左右已座无虚席，门口电梯还“叮叮”响着不断上来人。店堂里一片噪杂声，再加上录音机播放的音乐，有时喊话根本听不清，有二次喊饮料我都听错了，端回来偷偷倒掉再送一份。 这天我的情绪从早上起就一直不好，再加上是生理期，腰酸得厉害，肚子也隐隐作疼，只得咬牙挺着，直盼时间快点儿过去，能回住处躺一躺。越忙越出错，将c5号桌的菜送到b5号桌去了。b5号桌共四个年青人，也不知是哪个点的菜便连说带笑地吃了。c5号桌的人干等菜不来，就大喊：“快点、快点。” 领班斋滕去厨房问，玛布洛说玲子已端上去了，我才知上错了桌。跑到b5号桌去说明，那几个年青人倒好说话：“没关系，我们吃了，记在我们的账上好了。” 我又跑到c5号桌去道歉，说一会儿马上送菜来。玛布洛急急忙忙配好菜让我送上去了。 一阵忙乱总算搞妥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店长和厨师长却说从来没出过这种差错，很生气，骂了好几句难听的话。我忍不住流下眼泪，跑到准备间用冰面巾擦眼泪。斋滕走过来安慰我：“别哭了，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刚来时也挨过骂的。你在中国没受过这个吧？” 一听他提“中国”两字，我的眼泪像开闸的水更止不住了，干脆用面巾捂住脸呜咽起来。那几个女孩子就嘀嘀咕咕指点我。这时“张老板”甩着湿手走过来，低沉地说：“忘了留学生的口头禅了吗？‘要咬牙挺住！’受不了委屈还出国留学？在家呆着好了。亏你还当过知青！” 他说完又回去洗盘子了。他的话冷冰冰的，却像一帖清凉剂一下子使我清醒了。是呵，你哭什么？哭给谁看？你不是自愿来受这份苦的吗？你不是有志气自食其力、自付学费的吗？ 我咬咬牙，眼泪果然止住了，喝了一杯冰水，我平静多了，马上又拿起托盘迈开碎步跑开了。 往常是10点钟左右高峰过后便可轮流吃饭，每次二、三个人一起吃。凭良心说，伙食的确不错，而且都由厨师长亲自打理安排，每天二菜一汤，必定有鱼有肉有蛋。但吃饭的地方可实在委屈，只是在挤得不能再挤的厨房里，在案板、灶台、货架之间不足二尺宽的长条空隙里，把小水桶或者铝盆反扣过来当板凳，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就着案板吃，而且速度要快，一般不能超过10分钟。 这天客人一直不见少，到了11点还忙得手脚不闲，那三个女孩子因为11点下班，早就吃完了饭，我以为该轮到我了，但厨师长却不吱声。我就对厨师长说：“该我吃饭了吧，我11点半下班呢。” 厨师长看看表，“嗯”了一声，说：“和胖小子一起吃吧。” 我就挤进厨房，反扣二个小水桶招呼胖小子。 我刚端起饭碗，厨师长说：“吃饭时间记得不差，上菜倒送错了桌。哼！不行！” 方才的委屈又涌上心头，我的眼泪“叭嗒、叭嗒”掉进碗里，勉强扒进一口，差点儿没吐出来。胖小子看见了，对厨师长说：“快别说了，玲子都哭了。” 厨师长转过身，弯腰看看我，摇摇头不吱声了。我仍然泪流不止，吃两口就放下了。 第二十三章 人生就是不停地奋斗! 下班后又没赶上快车，只得坐最后一班慢车，到住处已经深夜1点多钟了。天又下起了小雨，我顶着湿淋淋的头发走进公寓的门厅。电梯是到12点就停运的，好在是住三楼，每天回来都是走上去。但这天腿脚却似有千斤重，几乎抬不起来。绊绊磕磕爬上三楼，走到门口一掏口袋，脑子里“嗡——”地一下：早上出门匆忙，钥匙丢在桌上忘拿了！进不去屋怎么办？难道在门厅走廊坐一夜？唯有友子拿着公寓全部房间的钥匙，给她打电话请她送钥匙来？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雨------。想了好半天也没有办法。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下楼，两条腿灌铅似地沉重、胀疼，挪到最后几个梯阶时，一失足跌了下去，滚倒在地上。楼梯上铺着地毯，跌得并不疼，但我的心绪却糟糕到了极点。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阵阵秋风夹着冰凉的雨丝吹进门来，我不由打了个寒噤。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凉袭上心头，想到打工的万般辛苦和所受到的种种委屈，为什么要到异国他乡受这份洋罪？真的后悔不该出国留什么学，争什么洋文凭。百感交集的我就势坐在第一节楼梯上，抱着膝上的书包像个孩子般地“呜呜”哭起来了。我哭呵哭呵，任凭泪水横流来渲泻胸中沉重的压抑感。 突然，有人跑跳着奔了进来，一边愉快地吹着口哨一边打开信箱取报纸。他发现了我，停止了口哨，弯下腰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来，面前站着一个浑身湿淋淋的青年男子。他也是这幢公寓里的房客，虽然不知道姓什么，但经常在早上的电梯里遇到，互相点头问好。我还总看见他美丽温柔的妻子抱着二岁多的胖男孩在楼外的小花园里玩儿，每次我都要过去抱一抱、吻一吻那可爱的孩子，那胖娃娃认识我，一见我就张着胖胖的小手喊：“阿姨，抱抱。”他们知道我是岗本家的客人，对我非常友好。 他看我深夜坐在门厅地上哭，惊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帮你吗？” 我一下子好像遇到了亲人，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亲近，便流着泪讲自己打工如何辛苦，还挨店长和厨师长的骂，回家进不了屋，下楼又滚了楼梯等等，一吐为快。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但马上就笑着说：“那也不能坐在这里哭到天明呵。池田友子有钥匙，打电话请她来吧。” 我嗫嚅着说：“这深夜，又下着雨，太不近人情了------” 他却说：“没关系，她是管理公寓的，应该为房客服务。你稍等，我去打电话。” 他将湿外套顶在头上又跑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池田友子说马上来。我讲你滚了楼梯，她吓了一跳呢。” 我非常过意不去，说：“真谢谢你了，这么晚了，请回去休息吧。” 他点着一支烟，憨厚地笑笑说：“不忙，我陪你等友子来。”他见我神色黯然满面泪痕，劝慰道：“你觉得在日本留学很苦是吗？其实这算不了什么，难道在中国你就不需要吃苦奋斗吗？如果不奋斗能生存吗？人生就是不停地奋斗呵。” 他吸着烟，慢慢吐着烟圈，接着说：“别说你们外国人觉得难，就连我们日本人也不容易呀。就拿我来说吧，十九岁高中毕业，独自一人从北海道农村来到东京。人们都在说：‘到东京去、到东京去，东京是黄金地。’但黄金并不是遍地随手可拾，需要努力、苦干才能赚到钱。我到东京12年了，先在工厂当学徒，后来进了工厂技校学习3年，现在成了技师，娶妻生子了。但是这12年我从来没轻松过，总是在奋斗、奋斗。目前月薪30多万，也不算太少，可内人生了孩子就不能工作了，除去房租、水电10来万，加上生活费用，所剩无几，还要攒钱买房子，日本平民要为一套房子奋斗终生呵。你看，我不也是每天这么夜深才回来吗？我下班后也在车站的快餐店打工，每月多赚10万、8万的解决很大问题。你打工的地方也有很多日本人吧？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坚忍的民族，日本人的富裕生活全是不懈地奋斗得来的呵。” 我望着他淳朴年青的面庞，想不到他竟会对我一个外国留学生说这一大堆肺腑之言。我为自己刚才的软弱感到羞愧，更为一个普通日本青年的真诚帮助而感动，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友子打着伞来了，好在她住得不远，10分钟就走到了。友子向那青年打招呼，我才知道他叫荒木，住在五楼。荒木向我们道了晚安，跑跑跳跳地上楼去了。我向友子表示歉意，她看我红肿的双眼和可怜的样子，也没有表示不耐烦，去隔壁事务所取了一大串钥匙为我开了门，安慰我一下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浑身疼得起不来，想逃一天课又不想去打工。但我想起荒木的话：人生就是不停地奋斗！人家日本人都在起早贪黑地苦干着，你一个自费留学生还怕什么苦什么累？我终于挣扎着爬了起来，又继续我紧张辛苦的一天。 以后我仍然经常在电梯或门口遇到荒木，他还像从前一样点头微笑问好，只是又多了一句鼓励的话：“加油！” 第二十四章 原来是只大色狼 自那次被店长骂过后，我一直离他远远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同他说笑了。店长也有所觉察，总想找机会和我说话。有一天刚上班，只有我和他在做准备工作，他对我说：“玲子，你干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懂日本餐馆的规矩吗？日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能让客人感到丝毫的不便，我们‘海老忠’在全日本都有连锁店，生意越做越兴隆，全靠服务质量好取胜。像你上次送错了菜，遇上了好说话的人，若是不讲理的，就是不付这盘菜的钱，店里就要多炒一盘。老板每周都查账的，那菜单都带号码，页页都有复印存根，谁敢做手脚？出了差错挨骂的是我。我骂你几句是为了让你今后不再出错，明白吗？” 说实在的，店长也很不容易，每天最早来，穿着工作服拖地、擦桌什么都干，连男女洗手间都是他刷洗。一到“饭口”时间，他换上干净衬衫西裤规规矩矩站到门口迎候客人，每来一批他都鞠躬问好，引到座位。还要负责收银、打电话订货。生意忙时，他也同我们一样托着大托盘跑来跑去，吃饭时也是靠着柜台站着，急急忙忙吃完了事。想想这些，他也是为了工作，我便不记恨他了。 这天胖小子请了假，说是感冒了，临时抱佛脚找了个人顶替他。好在不是周末，店里不太忙，九点多钟比较空闲，店长对我说：“现在客人不多，你随我去看看胖小子吧，他住在公司的宿舍里，离这儿不太远。” 我听玛布洛说，胖小子今年才十七岁，八岁时父母离异，谁也不要他，他是随祖父母在乡下长大的，十四岁就一人跑到东京来了，成了流浪儿。后来“海老忠”这个店收留了他，免费供他食宿，每天在店里干通宵10个小时，月薪12万，每月由厨师长负责替他存上10万元，存折由厨师长保管，只留给他2万元零用钱。想不到整天笑眯眯的胖小子身世这么可怜，听说他病了真惦记他，店长让我去看他，正是乐不得的事。我连忙答应着，解下围裙准备走。店长向厨师长交待着什么，厨师长嘻嘻笑着对我说：“玲子，去了多玩儿一会儿，不用忙着回来。” 我心想：今天怎么都这么好心肠了。玛布洛却意义不明地向我打了个手势，我也没往心里去，向他摆摆手，高高兴兴地跟在店长身后走了。 我们沿着新宿大街走着，边走边看热闹，店长仿佛兴致特别好，一路上不停地说笑着，他指着橱窗里各式各样的时装说：“玲子，这衣服多漂亮，你想不想买？” 我摇摇头：“不想，日本的衣服太贵了，买不起。” 店长诡秘地笑着：“其实做女人最幸福，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想要什么都会有。”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警惕起来，突然想起玛布洛向我打的那个手势，莫非------。 果然店长将我领到一家灯火辉煌的电影院门前，指着广告板上的剧照说：“我们先进去看埸电影吧。” 我抬头一看那些剧照，全是裸体的男女抱在一起各种各样的丑态，旁边写着大字：强烈！刺激！真实！门楣上写着：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禁入。原来是家黄色电影院。 我连忙说：“不，不，我不看电影，我们快去看胖小子吧。” 店长仍笑嘻嘻地说：“看看怕什么？很好看的，有意思极了。” 我板着脸说：“那我回店里去！” 店长拗不过我，和解地说：“好、好，不看不看，去看胖小子。” 走过了三条小街，都是热闹的食街、商店，弯进一条小巷，进了一幢木造的小楼，在昏暗的灯光下爬上摇摇欲坠狭窄的木楼梯，来到一扇写着“松本”的门前，店长敲了敲，里面答应了一声，我们便脱鞋进去。屋子小得不能再小了，只有二个铺席大，陈旧灰黑的席子上躺着没戴眼镜的胖小子，我几乎没认出来。 胖小子拥被坐起来，戴上眼镜，朝我们疲惫地笑笑。我和店长也盘腿坐下，这就几乎脸碰脸了。店长拿出带给胖小子的水果，问他病情怎么样。我偷眼扫了扫屋里，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只是壁橱里有一个茶壶和几个不太干净的茶杯，凌乱地堆着几件衣服。我心里叹息着这世界闻名的大东京市内竟有人住着这么简陋破旧的小房子，这就是公司提供的宿舍呵。 我代大家向胖小子问好，又安慰他让他好好养病，按时吃药。正说着话就觉得腿上有什么爬过，一看原来是只大蟑螂，我惊叫着跳起来，连连抖动裙子。胖小子说：“楼下就是餐馆，总是湿湿的，榻榻咪和被褥都有一股霉味，当然有虫子了，还有又大又胖的老鼠呐。” 店长笑着说：“你别吓唬她了。好，店里很忙，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好了就上班吧。” 从小楼出来后，我脑子里还想着胖小子的可怜相，想他病了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走着走着我发现不是来时的那条路。店长说：“一样的，这是新宿后大街，方向一致。” 又走了一段，街道开始变窄，人也少了些。店长停在一家店门口，色迷迷地望着我轻声说：“玲子，我们进去呆一会儿好不好？” 我一看，门口的灯箱上写着：恋人之家。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情人旅馆”了。好你个笑面虎，原来今天出来的目的是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怕，冷笑一声：“店长，你找错人了，我是不会进这种地方的。” 店长急切地说：“玲子，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我是单身男人，我有很多钱。我会给你钱的，一次5万，这个价不低了，怎么样？” 我怒火填胸，气得发抖，大声地说：“5万？50万也不行！你别作梦了！”说完扭头就走，向正大街跑去。 跑到店门口，我停下脚步想缓一缓急促的呼吸。店长从后面赶上来，垂头丧气地说：“玲子，什么都不要对别人讲，好不好？” 我看也没看他，冷冷地说：“根本没什么可讲的。”然后镇定一下跟着他上楼。一进店门，店长又是满脸笑容地站到了门口。我戴上围裙，走近厨房，大声对玛布洛和厨师长报告胖小子的情况。厨师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狐疑地看着我：“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有意详细讲了胖小子屋里什么摆设，多么狭小，“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呆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厨师长没再说什么，只咧了咧嘴角。 玛布洛高兴地眨了眨大眼睛，偷偷竖了下大姆指，小声说：“没事吧？刚才我都听见他俩说什么了。” 我蔑视地说：“哼！我可不是那种贱女人。” “张老板”问：“你们俩说什么呢？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我说：“店长让我跟他去看胖小子，路上耍花招竟拉我去情人旅馆。恶心不？” “张老板”骂道：“他妈的，想吊膀子去夜总会呀，在女店员身上打什么主意。这个日本猪！” 我说：“算了，就当没这回事。让他碰了一鼻子灰，下次就不会再惹我了。” 第二十五章 东京邂逅老同学 天气越来越冷，初冬从日本海吹来的风也是很硬的，路边树木的叶子几乎要落光了，人们也都穿上了厚衣服。岗本先生的新片已经开拍，作为制片人的岗本妈妈相当忙，但她还惦记着我，让友子给我送来了羊毛围巾和二件厚呢外套，但我还需要添几件毛衣类的物品。这天轮到我休班，不必去餐馆打工，所以放学后我就直奔车站，在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地下商业街逛起来，不过主要还是专拣“大甩卖”“大减价”的地方去。在新宿车站的几个入口处经常摆有流动的售货摊床，出售积压、减价衣物，这些衣物都是新的，只不过款式有点过时或者尺码不太全而已，比商埸里的东西便宜多了。于是这些流动摊床便成了留学生的购物点，你听吧，尽是讲中国话的。 我走了几个摊床，挑挑拣拣的拿不定主意，正犹豫间，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嗨，肖玲！” 我回头一看，怔住了，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即惊喜地叫道：“于过江！是你吗？” “当然是我啦，如假包换！”他诙谐地笑着说。 于过江是我同级不同班的中学同学，下乡插队时分在一个生产大队，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几年，可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他比我幸运，1972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于过江的父母是省部级干部，很快就官复原职了，于过江也上了大学。后来我也抽调回城当了工人，但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虽在一个城市，却已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只听同学说他在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了。没想到在这异国他乡竟然相遇，我高兴地拉住他的手直摇晃。 他笑着说：“这么热情呀？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乐事哟。” 我说：“是呵，作梦也想不到能在这儿遇见老同学。你怎么？是到国外讲学来了吗？”我打量着他不太整洁的衣着，有点没把握的问。 他讥诮地冷笑：“什么？讲学？当学生来了，自费留学！” “你也自费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什么攻读学位？读语言学校，从‘呵、依、呜、哎、噢’开始学！”他看看手表：“唉！一言难尽。怎么？你不打工吗？这么悠闲？” 我说：“不打工怎么活？今天恰巧轮休有点空。你呢？” 他立刻骂了起来：“他妈的刚刚被日本鬼子炒了鱿鱼。正好领了5万多工钱，我请你下馆子、喝酒，咱们老同学好好叙叙旧。” 我劝道：“下什么馆子，挣那点儿钱容易吗？你要是饿了，咱们去吃两碗面条吧。” 他用手扶扶眼镜说：“要是吃面条，还不如到我的住处去呢，很近，就在中野。” 我同意了。我们在中野站下了车，走过几条窄窄的街道，周围都是二、三层简陋的木造小楼，是典型的平民住宅区。他领我走进一幢二层小楼，拉开一楼的一扇房门：“请进吧，这就是我的窝。” 四铺席大的房间，被褥没叠，乱糟糟地堆在屋当间，小于用脚把被褥踹到屋角，我才有地方坐下。小小的矮茶几上摆着没洗的玻璃杯和方便面空碗，茶几下面还有几双没洗的臭袜子和脏衣服。我说：“你也太懒了，被子不叠，脏衣服也不洗，房东不嫌你脏？日本人可是特别讲卫生的。” 他满不在乎地说：“当初我来的时候，房子中介人就对我说，以前的房客也是中国留学生，男的，因为太不讲卫生被人撵走了。我一开始还挺注意的，后来渐渐地就没心收拾了。反正我总是锁着门，从不让房东老太太进来，她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我走出去，看看狭小的走廊里有煤气炉具，就说：“去买点儿肉菜来，我给你做一顿像样的家乡饭吃吧。” 他搔搔头，为难地说：“我只有几个碗，什么锅呀盆呀都没有，从来没自己做过饭吃，早上中午除了面包就是方便面，晚上在打工的店里吃------。算了，你难得来一回，别麻烦了，我去买点儿现成的熟菜得了，这附近有好几家中国餐馆。” 他走后，我帮他把被子叠起来，又把臭袜子和脏衣服抱到卫生间，用洗衣粉泡上洗起来。 一个矮小瘦弱的白发老太太站在门口，问我：“你是于桑的恋人吗？他可是头一次领女人回来呀。” 我连忙解释：“不，我是他妹妹，刚从中国来看他，一会儿就走的。请您多关照了。” 老太太“噢噢”地叨叨咕咕地走了。我将洗完的衣服晾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柿子结得又多又大，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树上，压得树枝都弯了。 小于买来了热腾腾的肉包子和两饭盒炒菜，还有两瓶麒麟牌啤酒。我们在茶几的两边相对坐下，他斟满两杯酒，举起来：“来，为我们在异国相逢而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我只喝了一小口。他也不劝我，又为自己倒了一杯，感慨地说：“看见你替我洗衣服，我又想起插队时的情景，你们女生也是经常帮我们男生洗衣服、拆被子------” “你们男生也是经常帮我们女生干活儿呀，铲地、割地跟不上趟，你们就回来接一段------” 谈着往事，我不觉眼圈红了：“那段时光，终身难忘呵。可如今，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也不知都在干什么------” “是呵，你看，我俩同在一个城市，十几年没碰见过一次。可在这大东京却不期而遇，天下事真奇妙呵。喂，说说你的事，怎么到日本来的？咱们的大才女还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吗？” 我简单讲了自己来日本的前后情况，小于咂着嘴里的鸡骨头说：“你运气不错，遇到这么好的担保人，不像我尽遇小人。”他愤愤地讲起他来日本的前后经纬： 原来在小于任教的工学院里有几个日本进修生，小于和另一位讲师负责这几个进修生的课题辅导。因为都是年龄相仿的年青人，那几个日本进修生中国话也讲得差不多，小于经常同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陪他们出去旅游，还请他们到自己家，让爱人包饺子给他们吃。后来其中一个进修生就鼓励小于去日本留学，说可以让他的亲戚做经济担保办手续，但最好多联络几个人一起办。起初小于有些犹豫，认为自己在国内好歹是个大学老师，到了日本还要像儿童一样从字母开始学起，太可笑了。但那个日本进修生说，只要在语言学校读半年有点儿基础就行，就可以凭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报考研究生读学位。小于想到自己本是工农兵学员，现在虽说留校任教，但由于文凭“不硬”，评职称什么的总是矮人一头，如果真能出国弄个洋文凭、学位什么的回来，以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他终于下了决心，又串联了5个一心想出国的人，用黑市价换了日元，每人将30万日元交给了那个进修生。等了半年多总算办成了。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一行6人来到了日本。 下了飞机，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接，给那个进修生打电话也没人接听，才知道上了当，原先说好的那30万包括半年学费、食宿、接送都是谎言。几个人只好搭车进城，好在日本车站都标着汉字，找到了高田马埸的语言学校，靠同学的帮助租了房子住下来，6个人挤在一间四铺席大的小房间里，活像一帮难民。 刚来时口袋里没钱，语言不通又不好找工作，只好跟着一大帮语言学校的男生去“工夫市”找工做。所谓“工夫市”就是临时工招募地，都是建筑工地、修马路或通下水道等这些日本人不爱干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计，工头们便找这些走投无路的外国留学生来干。 每天早上他们在那里等着，来一个招工的，他们便蜂涌而上。日本人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堆，他们根本听不懂，只会“嗨依”。日本人直摇头扭身就走，他们仍然在后边追着、缠着，反复说着一句话：“难呢奥牙逮毛、依依逮斯！”（干什么都行！） 有时实在找不到人，日本人也只好用他们，毕竟人工费便宜得多。大卡车把他们拉到工地干活，由于语言不通，听不懂日本人发出的工作指令，往往不知所措，动作迟缓，显得呆头呆脑傻乎乎的样子，讲求效率的日本人就破口大骂：“叭嘎！”这是他们都听得懂的，但也只好忍受这侮辱，埋头干活儿。 更惨的是有一个留学生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子上作业时没系安全带走到了危险区，日本人在底下大叫：“危险！危险！”他听不懂喊的是什么，还以为日本人让他快干，慌慌张张紧走了二步，一脚踩空掉下来。幸亏有安全网接住，否则将被摔成肉饼。但跌落时砸在铁架子上，造成腰椎严重损伤，下肢瘫痪了。因为是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陪偿，又住不起医院，工头给了10万日元，只得带伤回国了。 说到这里，小于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拿杯子的手都有些颤抖：“我是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听到那一声惨叫，我觉得浑身的血仿佛凝住了一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建筑工地了，只干夜间修马路、掏下水道的活儿。后来会讲点儿日常用语，就去餐馆洗盘子------，二年就这么过去了。” “你到日本二年了？就没想过回家吗？”我问他。 “回家？我有什么脸回家？说真的，我连信都懒得写，我爱人还在信中骂我什么被日本娘们迷住了。哈，她哪想得到我在这儿的穷酸样儿？堂堂大学教师到外国干了二年修马路、掏下水道、洗盘子的活儿就回去？我才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拿个学位回去！最近有一位朋友介绍我与广岛大学的一位教授通信认识了，这位教授研究的课题与我的专业相同，我已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他。我的英文还不错，日文半通不通的也可以了，再说我这科的学术论文大都是公式，没多少日文。如果有了回音，我就去广岛读研究生，再熬个三年二载，不拿博士，拿个硕士也行呵。” “再熬三年二载？我的天！我还一年不到就受不了，想回家了。”我带着哭腔说。 “那怎么行？”小于坚决地摇摇头：“像咱们这批经过插队几年磨练的人，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桥、闯不过的滩？那时一天挣几角钱，干十几个小时，回青年点不就是盐水煮白菜、高梁米饭苞米面饼子吗？现在你就当是‘洋插队’了，每天打工赚几千日元，吃的还是面包、牛奶、鸡蛋嘛。” “那时年龄小，身体好，思想又单纯。现在每天晚上干6个小时，手脚不停，实在吃不消呵，再受点儿窝囊气，真想回家呀。”我开始流泪了。 “不行不行，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这自费留学的酸甜苦辣不会白尝，使我们的人生阅历又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一页，眼下看来是苦，将来也许就是一笔精神财富。这‘洋插队’不是人人都能体验到的，你如果半途而废会惹人耻笑的，不应是你这种独立刚强的人的所作所为呵。即使不拿硕士博士，起码要把你的专业读完，回国正与你的工作对口，大有前途的。” 他继续吃着喝着，又说：“是什么有情郎在国内勾你回去吧？去他的！嫁个日本阔佬算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个亿万富翁怎么样？除了老点儿、满口假牙外，没别的毛病，但日本老头很慈祥善良呀，金钱大大的有，怎么样？”他为了让我开心，故意说着不着边儿的笑话。 我被他逗得“扑哧”一下笑了：“去你的，别恶心我了，我可不能嫁给日本人，决不会！” 他说：“好，好，这就对了。哭什么？咱们老同学十几年才见这一面，应该高兴才是。吃饱了、喝得了，咱们去新宿逛大街看热闹去。喂，我领你去红灯区看看怎么样？” “红灯区？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见识见识嘛。既到了国外，就什么都要看看才不虚此行。我告诉你呀，我和一个语言学校的男生有一天晚上在街上瞎逛，不知怎么闯进了新宿红灯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呀，只觉得那一片街巷特别幽静，路灯也昏暗，一家家、一幢幢的楼门口的灯箱都是紫罗兰色的，走近看看，标牌上写着不同的时间、服务价格，门口还有假山、喷泉，树影婆娑，环境相当幽雅。我俩正在嘀咕着这是什么地方，门口风铃一阵响，两个日本娘们叽叽嘎嘎地迎出来就要拉我们进去，我俩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儿，连忙说：‘达妹、达妹。（不行、不行）’跑了出来。嗨，原来红灯区的灯是紫罗兰色的，有意思不？想去看看不？我们去探探里面的秘密。” 我不感兴趣地说：“算了，有什么可探的，红灯区都有黑社会保镖的，你可别惹事儿了。瞧，都快11点了，我得走了。” 我们将吃剩的东西收到一个塑料袋里，出来刚要走，房东老太太闻声出来了，拿着一个白色的小网篮，说：“妹妹要走了，送你几个柿子尝尝吧。什么时候再来看哥哥呀？” 我接过网篮，鞠躬表示感谢，说：“还会再来。” 小于执意要送我到新宿车站他才放心。我们走在寂静的街道上，他随手将手中的垃圾袋扔在地上。我说：“你怎么随便乱扔垃圾？看这街道多干净，日本人都不随地吐痰的。” 他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故意“呸——”地吐了一口：“我就吐，就吐，白天在大街上我也这样吐，能把我怎么的？他妈的日本人假干净，全家人用一盆水洗澡。呸！” 我笑道：“看来你挺恨日本人的，受过不少气吧？其实日本人也不是都那么坏，我遇见的尽是好人。你这儿的房东老太太不也挺善良的吗？” 他又啐了一口：“善良个屁！她的电话从来不让我用，有人给我打电话她也不乐意，我用煤气烧点儿热水洗澡，她就叨咕个没完。每月的房租2万块，晚交一天都不行，哼！我恨透了日本人。有朝一日我学成回国，我专门同日本人做生意，非把他们坑得倾家荡产不可！非把我在日本受的这几年气泄到他们身上不可！” 半夜时分的新宿车站不亚于白天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加夜班和业余打工的都在这时赶最后的几班车回家。小于指着滚滚的人流说：“你看吧、听吧，这半夜赶车的人里有一半是说中国话的，而且说上海话的最多。” 我默默无言。列车进站了，我们握手道别。小于忽然有些伤感：“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我忍住眼中的泪水，强笑着安慰道：“那还不容易？离得这么近，交通又方便。可惜咱俩的住处都没有电话，联络困难一些。不过你可以写明信片寄给我，约好时间地点就行。” 他苦笑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再见也不容易，也许我很快就会去广岛呢。假如真的离开东京，我一定想法通知你。” 回到住处，我的心潮翻滚难以平静，一会儿忆起十几年前知青点的事情，一会儿又想起刚才于过江所讲的一切，就打开日记本，将这一切记了下来------。 几个熟透的大柿子在灯下闪着金红色的光泽，我拿起咬了一口，软绵绵、甜滋滋的，可咽下去，嘴里却又留下了一股苦涩------。 此后，我真的再也没见着小于，学习功课紧，晚上又打工到深夜，每天疲于奔命，哪有时间去看他，他也一直没有音讯。放假时我终于去中野的住处看他，房东老太太却说他搬走了。我问是不是去了广岛，老太太反问我：你是他妹妹还不知道？ 他就像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样又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东京的茫茫人海中------。 第二十六章 难忘的大学校庆节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校庆日，每年的这一天全校停课，师生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头几天责任老师黑田就通知大家做准备，说我们这个班是留学生班，各国籍的学生都有，一定要把活动搞得有特色，把其他科系的师生都吸引过来。放学后大家都聚在教室里热烈地讨论怎么布置教室，编活动程序，分工担任各项职责等等。我因怕打工迟到，想偷偷溜走。许、郑、赵、王这四个大陆同学也急着收拾书包准备撤退。我们几个不太积极的表现惹起全班同学的不满，纷纷指责我们“一贯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不把自己当成班级一份子”等等，说得我们几个面红耳赤不好意思走了。 郑桑尴尬地辩解道：“我想，我都四十岁的人了，不像你们年青人好玩，好热闹------” 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你充什么老人头呀，你少来！社长，不出节目不饶你。” 郑桑拍拍头，笑了：“好的，好的，我一定有所表现，行了吧。” 赵会明说：“我要一间小教室，一张桌子就够了。内容，保密。” 许桑也有了主意：“放心，我也有节目，东北风味的。” 我本来没什么花样，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从家中带来的中国画和书法条幅，便说：“我要占一面墙壁，内容也保密。” 王京生撇着京片子说：“我啥点子也没有，打杂跑腿吧，听哟喝。” 大家倒被我们几个大陆同学懵住了，神神秘秘不知有什么高明花招，只得放我们过关。 第二天，全校师生都绝大早赶到学校。我们班除了自己的教室外，又申请了一间大阅览室，又为赵会明借了一间小办公室。经过一上午紧张的准备，大家喘了一口气，就等着12点正式开幕了。 突然一个台湾男生提议说如果有二位礼仪小姐穿着旗袍站在门口，保证全校爆冷门。大家纷纷赞成，一致选我和台湾女生小黄。另一个台湾女生说她有三、四件旗袍放在公寓里，便有男生自告奋勇驾摩托车送她去取。取来后一看，还是丝绒和绸缎的，做工相当精致，可能是她在夜总会打工时穿用的吧。我挑了一件黑丝绒带银色花朵的穿上，小黄穿的是天兰色带黄花的，我们又挎上黄色的授带，满像那么一回事儿。 12点整，广播里宣布校庆正式开幕，全校师生站在各自的教室里听校长简短的讲话，奏校歌，然后就是活动开始。我们班的主会埸在大阅览室，我和小黄穿着旗袍高跟鞋站在门口果然醒目，教英语的美国籍老师汤姆叫着我的英文名字说：“噢，苏珊，美丽的中国姑娘，我要同你合影留念。”一时间，引得另外几个美国老师都跑过来同我和小黄合影，别的科系的师生也开始往这边涌过来。 进了主会埸，更是别有一番天地。第一个摊桌是两个韩国的男女同学穿着民族服装卖风味小菜、打糕等吃食。所谓卖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儿钱，学校规定可以卖自己带来的东西，但不能超过1000日元，否则便失去了游戏的意义了。当然这个地方是最诱人的了，两个韩国同学倒是很慷慨，带来许多吃的，说是整整准备了二天。 大家吃完了就去郑桑那儿喝茶，他在一个小巧的滕茶几上摆上袖珍型的茶具，按福建客家人的习惯沏功夫茶。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老师惊异这牛眼大小的茶杯，都争着来品尝，喝完了却又皱着眉头说：“这可比咖啡苦多了。” 我带来的国画作品和书法条幅占了整整一面墙壁，吸引了众多人驻足观看。有位美国留学生看中了一幅古代仕女图，非要买不可。我想，这幅画卖给日本人至少要1万日元，可学校规定最高限价是1000日元，我也只得忍痛割爱。日本人本来就喜爱中国画和书法，见状都要买。我一看这买卖太赔本，便说，活动刚开始，还要供其他人观赏，结束时再卖。诓走了这一批，连忙写了几个“已售出”的标签贴在最珍贵的几张画上，其他的只好“义卖”了。 许桑穿了一套“的确良”的兰色警服，戴着兰色的警帽，土拉吧叽地盘腿坐在地上，面前的白布上摆着长白山人参、鹿茸、牛黄解毒丸、安宫丸、六神丸等，活像个江湖卖药的。到活动结束时，他的药品全部脱手，连他穿的没有帽徽、领章的旧警服、警帽也被日本男生视为新奇服装高价买走了。 我问他：“卖人参、鹿茸不亏本吗？” 他瞪了我一眼：“谁像你那么傻实惠，一幅画才卖1000日元。我一盒牛黄解毒丸还卖500日元哪。人参，哼！3 000日元一根！” “啊？！”我听了目瞪口呆，我果然是个小学生呵。 赵会明把那间小屋的窗户全用黑纸遮上，里面只点一根蜡烛。她本人穿一身黑，头上又披了一块黑色的大披肩，只露出一双眼睛，扮成巫婆的模样给人看手相。摇曵不定的烛光将她的身影放大投射在墙壁上，更增添了神秘诡谲的气氛。那些渴望了解自己爱情、前程、生命运程的女学生们在门外排着长队耐心等候着。几位身材高大，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男老师也规规矩矩插在这些披着长发、穿漂亮衣服的女孩子中间等着看手相，那安静虔诚的样子真使我忍俊不禁。看一位收费1000日元，可谓价格低廉，但因为顾客盈门，赵会明也进账不少。我出于好奇也让她看了一下，令我吃惊的是她说的竟同“新宿之母”差不多大致相同。后来问她才知道，她是专门拜师付学了这手艺的，并且花了许多时间背诵暗记各种掌纹及变化特征等等。她说她在店里打工有时就给客人看手相，虽然不收费，但因此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老板娘非常满意，还给她加了薪水呢。 菲律宾和泰国的同学也穿着本国的民族服装摆摊，卖的都是花花绿绿的丝巾、手饰等小玩意儿。其他的台湾同学没什么新奇花招，但布置教室，张罗借东西，各种服务极其热诚、负责，体现了台湾青年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文化素质。 活动进入尾声，整个教学大楼已是人声鼎沸热闹异常。我和小黄换下不舒服的旗袍和高跟鞋，解放了一般也随着同学们满楼乱窜。赵会明脱下巫婆的装束对我说：“咱们去二楼吧，那里全是卖衣服和小玩意儿的，去晚了就没好的了。” 跑到二楼大厅，果然如市埸般挂着许多衣物和饰品，是日本学生把家里积压不用的东西拿来义卖，因为这所私立大学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富有，所以衣物全是八、九成新的，件件便宜得要死，100日元一块雪糕的价钱就能买一件漂亮的上衣或裙子，还有纯毛毯子和皮鞋也是100日元！我买了七、八件外套、毛衣、裙子，还买了几件耳环、项链这类的小东西，总共才花了1200日元，比起卖画的损失，我觉得我又捞回来了，开心的不得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会自我安慰的人呵。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在日本过新年 日本是过阳历的新年，风俗习惯同中国大致差不多，一年的最后一天也叫“大除夕”，元月一日叫“初一”。 岗本先生说初一晚上要开一个家庭party，会请许多朋友来，实子小姐演艺班的学员也会来不少，因此需要多多准备食品、饮料、水果等。 实子对我说：“我的朋友们听说我家住个中国留学生，都说要来吃中国饺子呐。” 我问：“有几个人？” 实子说：“大约十几个人吧。” 我假装要晕过去地扶住额头，身子往后一仰：“天哪，那要吃多少哇！” 实子讨好地搂着我的脖子嘻着脸说：“好姐姐，200个，200个怎么样？每人让他们吃10个，剩下的给爸爸妈妈的大朋友。” 我故意皱着眉头说：“好了，200就200个吧。就这个数，不增也不减了。” 实子拍手跳起来，打电话通知她的朋友去了。 因新年放假，餐馆也停业了，我不必去打工，岗本妈妈让我住在家里，帮她布置房间、购买物品。水果和饮料已请商店开车送到家，但有些东西如一次性刀叉、盘碟、肉菜等都需亲自去买。岗本妈妈便决定开车去东京市内采购，顺便为我买过年的新衣服。 岗本妈妈精神抖擞，熟练地开着丰田车在川崎市高低起伏的街道上行驶，越过多摩川大桥便是平坦的大道，向东京市内疾驰。我和实子，还有来过新年的岗本妈妈的侄子信泽——一个在静岗大学读书的十九岁青年，我们三个人在车上谈笑风生，连哼带唱，我近日的阴郁一扫而光，心情如晴朗的冬日般明净。 进入东京闹市区后，我也搞不清是哪个区域，东京实在是太大了，车子左转右转停在一处地下停车埸。为了节省时间，实子和信泽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岗本妈妈则带着我进了东京最著名的高档时装店“高岛屋”。 这个商埸的豪华装修、绚丽夺目的时装和女性用品固然令我大开眼界，但其商品的昂贵价格更令我吃惊。岗本妈妈原说要为我买一件大衣，让我自已挑选。两位售货小姐陪着我在挂满大衣的衣架间走来走去，可以说这些衣服无论从颜色、款式、面料、做工哪方面来看件件都是精品，即使闭上眼睛随便抓一件也不会错。可是我一看那标价：20万、25万、30万，最便宜的还18万呐！我不能让岗本妈妈为我花这么多钱，我欠他们的已经太多了，忙说，东京也不冷，不需要大衣，买一套西装套裙就可以了。 可是“高岛屋”哪有便宜的东西？否则便不成其为“高岛屋”了，这是名媛贵妇购物的地方呵。我并不是在挑选衣服纯粹是在看标签上的价格，终于选中了一套银灰色带红色细条纹的西装套裙，8万日元。（我心里偷偷合算了一下，折合人民币3200元，是当时我在国内4年的全部工资。）在试衣间穿上后走出来，简直如同量身订作的一样合身，镜子里的我霎时间变得光彩照人，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呀。在售货小姐的赞叹声中，岗本妈妈高兴极了，马上说这套西装要配茜红色的衬衫，售货小姐连忙拿来了好几种款式的绸衬衫，我挑中了一件，1万日元。因为新年要穿和服，岗本夫人又带我到和服专柜买了头饰、插花和脚趾分叉的布袜子、拖鞋、耳环、项链。当她在收银台签支票时，我看到是12万日元，这正好相当于我端盘子打工一个月的工钱。 到家已天黑7点多钟了。晚饭后，我一头钻进厨房，剁馅、合面、擀皮包饺子，一个人干到半夜，200个白白胖胖的饺子终于完工了，整齐地排列在几个大托盘里，放进了冰箱。 12点整，电视里的钟声敲响，1988年来到了。岗本妈妈做好了“越年面条”，大家围坐一起吃，表示又跨越了一年，同中国大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是同样意义。这是一种用荞麦面做的短面条，拌上日本特制的甜酱和香醋，非常好吃，我都没吃够就没有了，也不好意思说没吃饱，心想，以后自己到超市去买吧。饭后就互道晚安休息了，日本也不准许放鞭炮，没有中国大年夜那样热闹气氛。 回到客房躺下，黑暗中睁大眼睛，想起家中的亲朋好友，他们不知在多么想念我这海外游子呢。妈妈呀，您一定是边吃饺子边流泪地念叨着万里之外的小女儿吧？我忍不住用被子蒙头哭了起来。想起新的一年来到了，还要交新学期的学费，还有多少新的困难要克服，还有多少不可知的事情在等着我------，泪水不断地流下来打湿了枕巾。就在这不眠的思念和滚滚的泪水中，我迎来了1988年的第一个早晨。 7点钟整，全家人齐聚客厅，按照日本礼节，我同实子、信泽跪伏在地板上向岗本夫妇拜年，每人得到了一个红包——1万日元。这也同中国的压岁钱一样的。早餐时，因为我算客人，岗本先生按日本的规矩第一个为我斟酒，然后大家碰杯同饮，共祝新年快乐。 8点钟，门铃阵阵响起，一束束带着新年贺卡的鲜花开始不断送来，客厅、游戏室、厨房、我的客房，最后连玄关的地板上都摆满了鲜花，整幢宅子飘溢着清馨的花香，充满了洋洋的喜气。 实子小姐要带我去明治神宫拜神。她已穿好一身浅粉色带白桃花的和服，披肩长发也梳成和式圆髻。她将我领到二楼岗本妈妈小巧精致的卧室，岗本妈妈打开壁橱，里面叠放着十几个长一米宽一尺的扁纸盒，那里全是各种花色的和服，一件件让我过目挑选。我挑中一套蛋青色带白兰花的，然后从里到外全部脱下，揸着双手像木偶般由实子和岗本妈妈为我穿上一层又一层，将我的长发也梳成和式圆髻，戴上头饰和插花。 当我穿着二指分叉的布袜子、日式拖鞋，被和服下摆捆得一步挪不了半尺地扭到楼下客厅，友子正在同岗本先生谈话，看见我拍手笑道：“真同我们日本姑娘一模一样呵，许多日本人穿和服都不一定顺眼，玲子却真适合穿和服，太漂亮啦！” 我忸怩地笑着说：“漂亮是漂亮，怎么走路呢？怪不得以前看电影里日本女人都猫着腰跑小碎步，穿这和服真得那样走呵。” 岗本夫妇慈祥地笑着：“慢慢走吧，带一双软拖鞋，玲子实在脚疼时就换上。可不能穿皮鞋，否则街上的人全看你的怪样子了。” 岗本妈妈怕我们冷，又给我和实子一人一件毛绒绒的白披肩。我俩手拉着手，拎着日式丝绒手袋（手袋里却装着拖鞋！），到邻街的《朝日新闻》高级记者高井先生家去拜年。高井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喝了茶，吃了夫人亲手做的蛋糕，高井先生为我拍了许多张照片，我又同高井夫人和实子合影后才告辞。高井夫妇再三诚意邀请我第二天来他家赴家宴，我高兴地答应了。 出了高井家，我和实子向车站走去。这一天的天气真好，暖洋洋的太阳晒得人身上热乎乎的。街上行人也不多，全然没有中国过年时的热闹气氛，但我和实子美丽的和服装扮还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一个六、七岁的调皮小男孩跑到我们面前鞠了个躬，笑嘻嘻地说：“两个姐姐真漂亮，是做新娘子了吗？”，惹得周围的大人都笑起来。实子说，现在日本的年青人既使在传统的节假日也很少穿和服了，因为太麻烦，而且古板、不随便，只有在订婚、结婚仪式时才必须穿。 我们乘车到了原宿，明治神宫的入口在原宿站的旁边，这是日本一个建筑风格非常独特的车站，车站前是很多条景色迷人的大道。原宿曾经是十一世纪镰仓路上的一个邮局，后来发展成一个繁华热闹的街区。 到达神社要穿过林荫道，我的脚已被分叉的袜子和拖鞋弄得疼痛难忍，只得换上带来的拖鞋，虽然看起来有点好笑，但脚却立即解放了，舒服多了。路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也有不少穿和服的女人带着孩子，不知为什么见不到几个男人，难道男人不信神？ 神社方圆70公顷，是祭拜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后的地方，也是裕仁天皇最喜爱的隐居处。公园里古树参天，所有的树木都是善男信女捐献的。林荫道上有三个巨大的鸟居门，据说其中的一扇是全日本最大的木门之一：这个门有12米高，柱子的直径超过1米，大门是由产自台湾的有着1700多年树龄的柏木制成的。 神社的建筑同中国的庙宇非常相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神宫很大，供着许多被香火熏黑了的神像，和尚、庙祝往来行走，耳边传来的是听不懂的诵经声。走到签桌前抽了一签，看了看，没弄懂写的是什么意思，好像描写的春天的景色。按日本的习俗，签诗给别人看过就不灵了。如果是吉签，就可以自己收起来；如果是凶签，就必须挂在神社后面的大树上。怪不得树上飘着那么多的小纸条，原来是这个原因呵。可我这个签倒底是凶是吉呢？忍不住拿给实子看，她看完后调皮地笑着说：“是吉签，前途如春光明媚，爱情像春花烂漫。” 我不太相信，但心里仍然很舒服，喜滋滋地将纸条揣入怀中。 我和实子买了香，在神像前各自祈祷。我闭着眼虔诚地默默祈祷：愿父母亲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愿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无病无灾，顺利完成学业，平安返回祖国。 出了神宫，实子问我要不要去代代木公园玩一玩，她说在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期间，代代木公园周围的地区作为奥林匹克村投入使用。以前这个地区是一个叫做华盛顿高地的美军军营，后来被夷为平地修成了公园。我想冬天的公园没什么景致，看看表已经下午2点了，便说：“时间不早了，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回去吧。” 到家一看，果然已经有客人到了。友子穿着长袖的白色大围裙正在厨房里忙着。我就要脱下和服去帮忙，岗本妈妈却阻止说：“不用你去厨房，你就穿着和服在客厅里负责接待客人、沏茶、添水果吧。” 我只得遵命照办。客人一批批地来了，按日本习俗，每人都带来一包点心。我开门、鞠躬、问候、拿拖鞋、接点心、致谢，来往端茶、送水果，忙得不亦乐乎。那漂亮的和服虽然赢得了众多客人的赞美，却实在苦了我。有一次取水果，迈门槛时步子大了点竟绊倒在地，盘子里的桔子撒了一地。客厅里正在高谈阔论的客人哄堂大笑。友子也从厨房里跑出来，看我费力地从地板上爬起来的狼狈相，笑得她眼泪都出来了，说：“幸好是桔子，要是茶水就糟了。” 我红着脸乘机对岗本妈妈说要脱下和服，干活太不方便了。岗本妈妈笑着说：“穿和服走路不能急，要走小碎步呀。好了，去穿上新买来的衣服吧。” 我真舍不得干活时穿那新买的贵重衣服，但也不敢多嘴，老老实实穿上新衬衫、新裙子，戴上花围裙。这时特意请来做“寿司”的师傅来了，我觉得这是个学艺的好机会，便跟进厨房想学一手日本著名的“寿司”制作方法。“寿司”师傅有四十多岁，胖得像个相扑运动员，一边干活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我说：“师傅，我给你帮忙，教教我怎么做好吗？” 谁知他傲慢地摇摇头：“没有那么简单，这手艺得学好几年呐，你看这么一会儿怎么能行呢？” 我心想：不就是大米饭里拌点儿白糖、醋，夹点儿小鱼小虾，用紫菜一卷，再切成一段一段的吗？还保密不愿意教呢。算了，看我的中国菜烹调手艺！还有正宗的饺子！ 我占据厨房的另一角开始准备自己的拿手好戏，友子则听我指派，成了洗菜的下手。我的菜谱是：炸鸡脖、炸茄盒、绿豆芽蜇皮凉拌、五彩炒肉拉皮、糖醋排骨、红烧鲫鱼、韭菜炒蛋、腰果西芹。四凉四热，共八个菜。因为客人多，我准备的都是大方盘子，另外还备了一些菜以防不足。 刚把四个大凉盘摆上餐桌，实子的朋友们就来了。这些演艺班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按照礼仪规规矩矩向长辈行礼拜年后，便毫不客气地操起刀叉碟子涌向大餐桌，捡了自己喜欢的吃食端着边吃边在大客厅里走来走去，谈笑风生。 岗本夫妇的朋友大都是中老年人，当然比较稳重，坐在餐桌边慢慢吃着，喝着威士忌和啤酒。当我将大盘子的热菜端上时，岗本妈妈拿出那瓶茅台和竹叶青，我斟满两盅酒，双手举着恭恭敬敬地献给岗本夫妇，施礼感谢他们对我一个中国留学生无私的帮助和关怀。岗本夫妇都一饮而尽，大家一齐鼓掌。然后我又斟上几杯，请客人们都尝尝我们中国的名酒。客人们吃着中国菜，喝着中国酒，人人赞不绝口。那些年青人尤其对韭菜炒蛋情有独钟，一会儿就抢没了，说是在中华料理店也没吃到这么味道正宗的菜。我心中得意又好笑，又重炒了一大盘子。 那对开饭店、最初拒绝招我当服务员的夫妇出自真心地对我说：“真没想到玲子这么能干，你简直能当很好的厨师呵。你专门学过烹调手艺吗？” 我笑着实话实说：“哪里，这都是中国家常菜呀，我做着玩儿的。还有更复杂的，太费时了，今天没做。” 那对夫妇说：“看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开饭店了。” 我开玩笑地说：“等我毕业后，不回中国了，在这儿开个中国饭店。” 那夫妇竟当真了：“是吗？那太好了，与我们合股怎么样？” 那个曾让我嫁给他的山中助理导演吃得满嘴流油，边张大嘴往里送炸茄盒边说：“玲子你如果嫁给我，我出资给你开饭店。” 我觉得这太好玩儿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岗本妈妈走过来嗔我道：“玲子，女孩子不可以这样张嘴大笑的，看你，满嘴的牙都露出来了。” 我连忙用手捂住嘴，跑到一边儿笑去了。 门铃响，又来了二伙客人。一伙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岗本先生介绍说是横滨警察署长一家，是开车来的。这警察署长又高又胖，剃着平头，穿着家常黑色和服，脚踏木屐，雄赳赳气昂昂地俨然一个古代武士。署长夫人却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模样，快人快语，手脚麻俐地到厨房里去帮忙洗涮。二个女孩子活泼可爱而有礼貌，挨个向大人们鞠躬问好。 另一对夫妇，男的有六、七十岁，满头银发，面孔清瘦，沉默寡言。女的才四十来岁，端庄秀丽，服饰淡雅，也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女孩子戴着金丝眼镜，非常文静，乖巧地向众人鞠躬。经岗本先生一介绍，我才知道那白发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作家佐野洋先生，其作品长期占据最畅销小说鳌头地位。我想与他攀谈几句，请他为我签名留念，但又不好意思插进长辈名人群里，让人觉得我没教养，况且我的任务是招待客人，还要时刻不忘端茶送水果呢。 胖师傅将“寿司”做好了，用紫菜卷成的小巧玲珑的醋鱼饭团衬着绿树叶、黄菊花，像艺术品一样摆在雕花的黑漆木托盘里一一端上来。众人品尝，都说味道不错。我吃了几个，凭良心说，的确好吃，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 岗本妈妈付了工钱，那胖师傅鞠躬谢过便呼哧呼哧喘着走了。那帮年青人吃着“寿司”，突然有一个高个青年嚷了起来：“噢，不要忘记还有饺子呢！” 立即大家都想起来还有一样主要食品，叫道：“中国姐姐，饺子！饺子呀！” 一个娇小的女孩子放下手中的碟子说：“留肚皮吃饺子。实子，你不是说每人可以吃10个吗？” 实子说：“你还能吃那么多吗？你不减肥了？” 那女孩子作了个鬼脸：“不怕，就这一次。” 我开始烧水煮饺子，共煮了六、七锅才把200个饺子煮完。友子一盘盘地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去，一时间客厅里的说话声明显减少了，全是吃饺子的声音和“好吃、好吃”的赞美声。 我如释重负，端了二盘饺子领那三个小女孩在游戏室的小桌上吃。三个小女孩开心得不得了，一边吃一边向我问这问那，还说长大要到中国留学去，去看长城、看兵马俑，还要天天吃饺子。那作家的小女儿说：“姐姐，假如我去中国留学，住你家里好不好？你为我包饺子吃。” 我觉得她太可爱了，笑着摸着她的头发说：“好呵，姐姐天天为你包饺子，还有馅饼、锅贴------” “真的？”那女孩子乐得蹦起来，拉着我跑到她父亲身边，叫道：“爸爸、爸爸，姐姐答应我将来去中国住在她家里，天天吃饺子！” 佐野洋先生正在同岗本先生和几个文化名人观看裕仁天皇颁发给岗本先生的紫色绶带文化贡献勋章和证书等，听女儿这么一喊，先是一怔，继而大笑，拍着女儿的头对我说：“我女儿去中国留学就学包饺子吧。” 大家都大笑起来。岗本先生特意向佐野洋先生介绍了我爱好文学，是因为小说获奖才同他认识并到日本留学的。我乘机要求佐野洋先生签名留念，他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今天手里没带一本书，否则我会送你一本我签名的作品。” 我拿来签名簿，佐野洋先生在上面写了“努力”两个字，签了名，并说以后会送一本签名的书给我。 他让我坐在他身边，我就谈了佐野洋先生的作品在中国也有许多译文本并很受欢迎。他谦虚地摇着手说：“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倒是岗本导演的电影对社会贡献大，影响面广。看！天皇陛下都接见他，授予紫绶带文化勋章了，这种文化勋章二年才一枚，了不得的荣誉呵。” 我马上又斟了一杯酒敬给岗本先生：“岗本爸爸，祝贺你。”岗本先生一饮而尽，笑着说：“今天可是喝了不少。”大家又是鼓掌。这时横滨警察署长喝得满脸通红，酒兴上来了，晃着魁梧的身躯开始唱起民谣，众人也一齐摇晃着拍手唱起来。我也被实子的年青朋友们拉到花园里围成一圈跳起日本民间舞蹈，一直闹到深夜1点钟尽兴，客人才一批批告辞散去。实子同她的朋友们一起走了，说要去通宵跳舞。我则同岗本妈妈和友子一起洗涮餐具、收拾打扫卫生。 友子自始至终都穿着大白围裙在厨房忙着，虽然她是岗本先生的表弟媳，但因为也是岗本事务所的雇员，所以她只能在厨房呆着。我将剩下的饺子捡到盘里要放到冰箱里时，友子突然说：“阿健和佳子最喜欢吃中国饺子了------” 我拍了一下头，恨自己的粗心，忙说：“对不起，友子，我忙得忘了留一些。不过这些饺子一样吃的------，你带回去吧。”我用饭盒将饺子装好，又教给她如何用油煎热了吃，友子连声道谢，又去请示岗本妈妈，妈妈点了头，她才装到袋子里拿走。 第二十八章 我"炒了"那个色狼店长 过了新年，期末考试临近，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主要原因 有二条：一是考试成绩有二门不及格，学校不给开证明；二是出席率达不到85%，学校也不给开证明。而这个证明是留学生办理护照延期必不可缺的。我所持的护照是留学生护照，一年延期一次。而那些语言学校的就读生护照则半年就得办理一次延期，最多只能办理六次，即三年。三年后如考不上大学就不能继续居留了。我们班的其他四个大陆同学都持的是这种护照，即使他们现在已是在读大学生了，但仍然必须半年跑一趟出入境管理局办延期手续。这是日本政府为了控制那些到日本专为打工赚钱不去上学的所谓“留学生”而制定的办法。所以有的留学生即使到课堂上去打瞌睡也要争这个出席率。因此一到期末，哪个语言学校的教室里都是坐得满满的。 我轻易是不缺课的，但星期五和星期六周末食客多时，店长就让我5点钟上班。星期六放学早还好说，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只好偷偷溜掉，而这恰恰是我最弱的英文和电脑课。那时国内一般人还几乎不知电脑为何物，我根本一点儿基础也没有，不像那些台湾同学都会操作，刚开始上电脑课时老师说的是什么我都听不懂，后来勉强跟上了，成绩也不理想。 教英文的汤姆老师非常敬业，他答应放学后为我们几个成绩差些的学生补课并分文不收，这在日本简直是不可能的好事，要知道在日本课外补习英语是一小时3000日元呐。现在要考试了，我不得不临阵磨枪，便对店长说明原委。可店长的头摇得像“波楞鼓”似地：“不行。那些高中生也要考试，有几个断断续续请假，本来人手就不够，你再晚来一个小时，刚开业时一个服务生都没有，不行！绝对不行！” 我再三请求，仍是摇头，我急了，大声说：“反正我通知你了，我也是学生，也要考试的！”星期五、星期六我都是上完最后一节课，再补英语，6点钟才去店里上班。店长的脸拉得老长，厨师长的脸板得像块铁。洗碗工“张老板”对我说：“当心，他们要找你别扭了。” 我“哼”了一声：“我才不怕哪，实在不行就走人！” 果然，店长和厨师长开始气我了。一般周末比较忙累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500元硬币的小红包，但店长独独没有给我，并且故意笑嘻嘻地看了我一眼。我忍住气没有吱声，仍然努力地工作。星期六生意特别好，我们几个服务生忙得脚不沾地，厨师长也像往常一样拿出钱来派一个男孩子去买罐饮料慰劳大家鼓舞士气。他点过人数后大声说：“买11罐！”谁也没理会这个数字。可饮料买回来后，厨师长一一喊这个喊那个拿饮料时，分完了没我的份儿。斋滕老实巴交地说：“厨师长，少算了一个人，没有玲子的。” 厨师长“嘿嘿”干笑了两声没回答，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明白了这是故意给我难堪，几个女孩子一边“扑、扑”地打开饮料罐喝着一边偷眼看我的反应。他们以为我又会委屈得掉眼泪，可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一年来的磨炼摔打，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尽管气得要命，表面仍镇静得没事人一样。我拿起空杯子，走到饮料机前，自己调了一杯哈密瓜汁，喝了一口，举起来说：“这个滋味更不错。” 厨师长似乎觉得自己有点儿太过份，讪讪地说：“我点错了数，我这罐给你吧。” 我觉得有必要揭穿他，狠狠地说了一句：“你不够个男子汉！”这对日本男人来说是句很重的损人话，旁边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厨师长的脸霎时红得像猪肝一样，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冷笑一声，看也没看他转身就到店堂里去了 第二天上班，我正在擦桌子，店长笑嘻嘻地走过来说：“玲子，从今天起，厕所也由你负责打扫，来时刷一遍，下班时再刷一遍。” 我知道这又是在给我小鞋穿了。想起父亲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在单位和街道扫了二十多年厕所；我在韩国烤牛肉店时，老板娘欺负我，让我刷厕所；现在我不上日本臭男人的圈套，又让我刷厕所，看来中国外国一个样，都是以刷厕所来侮辱人、惩罚人的。我不能忍受这种欺侮，使劲儿把椅子一推，硬梆梆地说：“我不干！” 大概店长没想到我会这么强硬，很意外地说：“这是分配给你的活儿，为什么不干？以前不也是我天天刷厕所吗？” 我故意气他笑嘻嘻地说：“那是店长干的活儿，那就请你再继续努力地刷下去吧。反正我是不干的！” 店长变了脸色，终于翻儿了：“不干？那你什么也别干了！” 哈，用炒鱿鱼来吓唬我？我才不怕哪。我将抹布一扔：“不干就不干，有什么了不起？离了你这个店就找不到打工的地方了吗？” 我到更衣室换好衣服，背着书包“噔噔噔”地跑出来，店长和厨师长俩人大眼瞪小眼，都怔住了。 “张老板”刚进门，拉住我问：“玲子，怎么回事？” 我大声说：“我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走人！” 出了电梯，差点儿与玛布洛撞个满怀，他看我气呼呼的样子，拉住我问怎么啦。我一讲，玛布洛低头想了一下说：“实在不愿干就走吧。其实这样的工作也不难找。”他四下看了看，将我拉到门外拐角处，说：“玲子，他们还欠你交通费呢，一定向他们要！” 我说：“什么交通费？我不知道呵。” 玛布洛说：“打工都有交通费的，你住在川崎，每天乘小田急线电车，只要出示以前的月票就行，应该每月都发给你的。一会儿你就给店长打电话，让他在发工资时一并算给你，不能便宜了他们。好，我得上去了。真舍不得你走------。再见，祝你好运。” 他摆摆手，笑了笑，急忙跑了。 我算了一下，每天来回的电车费是180日元，一个月出勤二十五天是4500日元，我总共干了七个月有31000日元，的确是不小的数目，要不是玛布洛告诉我，真的吃亏了。晚上一定给那个狗养的店长打电话索要。 我无精打采地走进车站候车室，抱头坐在椅子上。周围是乱哄哄来来往往的人群，没有人理会我。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清楚地知道我又“失业”了，而我“失业”一天就意味着我“还债”的期限又拖廷一天。至今为止，我打工八个多月，赚了90多万日元，本来我满可以还上岗本先生替我垫付的入学费及第一学期的50万日元。但我在九月份付完第二学期的学费后，再刨除这大半年的日常费用，手中只剩下20万了，而再有二个月又是第三学期开始，还要交40万，所以我手中的钱还不能马上还给岗本先生。 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阵烦燥，真想大叫一声：“去他妈的什么留学，回国算了！然后打张飞机票回家，那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可是------可是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好不容易有了这出国求学的机会，已经读了二个学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多少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半途而废呀。况且我怎么能辜负岗本先生夫妇的一片真心呵！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我使劲儿呼出一大口气，用手拍了一下面颊：振作起来，还得想办法找工作！ 找工作，谈何容易！这端盘子的活儿一天干6个小时，跑断了腿，累肿了胳膊，赚的钱才勉强够付学杂费，而且我住的还是免费公寓。这东京高昂的物价，高昂的学费，真让留学生难以招架呵。难怪男生要去卖苦力，女生要去陪酒卖笑了。我怎么办呢？也去夜总会当陪酒女郎吗？去伴舞，让日本臭男人搂、摸？夜总会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景呢？真的那么可怕吗？我突然想起洗碗工“李大少”辞工时留给我的电话，何不向他打探一下虚实？不知他搬家没有，留学生都是像老鼠一样搬来搬去的居无定所。我到公共电话亭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小李的邻居，也是中国留学生，说小李打工去了。听说我要找工作，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你去直接找他好了，他那个俱乐部天天招人的。”并告诉我电话号码多少、坐什么车、地点在哪里。 我乘车到了银座，这是我到日本后第一次来到这个闻名遐迩的花花世界。在日本所有的地名中，除了东京和京都之外，恐怕在世界上叫得最响的就是银座了。银座的名字来源于银子，在十七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这里成了制造银币的官方造币厂。十九世纪后，造币厂又搬迁到了日本桥地区，但是银座的名字保留下来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变幻，这里渐渐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和娱乐区。我在日本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白热化时期，银座的地价简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那里最贵的房地产甚至以平方厘米定价。而那些处在僻静的小巷里没有任何标记招牌的夜总会，其娱乐消费也贵得让人咂舌。 尽官银座这样出名，可在我眼里，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与新宿一样，无非是变幻的霓虹灯、涌动的人群、噪杂的音乐和橱窗里诱人的商品。我无心看这些热闹和街景，一处处一幢幢地寻找着，在一个稍僻静些的街口，我看见了醒目耀眼的“爱之港”霓虹灯招牌悬挂在一幢高楼上，这便是“李大少”和他的女朋友打工的地方了。门口既没有门童也没有浓妆艳抹的女郎，看起来倒像个幽静的公馆埸所。 我不敢造次，又跑到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找洗碗工姓李的。答说洗碗工没有姓李的。我又讲一遍说是个长得很清秀的中国留学生，二十多岁，做了四个多月了。对方想了想说知道了，让稍等。过了一会儿，“李大少”来听电话了，知道我在楼下，便说马上下来接我。 当“李大少”站在面前，我不由一怔：他穿着整洁的黑色礼服，耀眼的白衬衫，扎着黑色蝴蝶领结，头发也梳得整齐油亮，显得更英俊了。我说：“嗬，这可真成‘李大少’了。不洗碗了？干什么呢？” 他一挥手说：“早就不干了，那活儿站断了腿、累折了腰，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而且在后边也监视不了我女朋友的行动，我就要求到前面来当侍应生，为客人买香烟、换烟盅、送酒水，很轻松，因为他们需要我这样的英俊少年。时给900元，也不算少。”说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笑脸。 我讲了自己在“海老忠”烤串店辞工的原委，“李大少”骂道：“他妈的我早就说那两个王八蛋不是好货。辞就辞了，到我们这儿来干吧，赚的还多。不过------”他顿了一下，盯着我说：“玲姐你------，能干吗？” 我嗫嚅着说：“我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想多赚点儿------，试试看吧。这里倒底什么样儿呵？你女朋友不是在这儿干几个月了吗？” 他低下头，叹了口气：“别提她了，我眼盯着监视也没管住，她才干一个多月就被一个日本阔佬盯上了，那人天天来缠着不放，她终于被钱引活了心，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跟那人走了，一走二个多星期，差点儿没把我急疯。后来回来找我，说陪那人去什么京都、奈良观光去了，还厚着脸皮说赚了不少钱。我二话没说就把她打跑了------。” 我吃惊地叫起来：“小李，你怎么能这样做呀？她一个女孩子家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周围到处都是陷阱，你打跑了她，不是推她走绝路、更堕落吗？” “李大少”说：“她一走我就后悔了，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也不知她搬到哪儿去了。后来这个俱乐部一起打工的一个女生说她在街上看见了我女朋友，听说她又转了一个语言学校，大概在池袋附近，我正在打听。我之所以一直没搬家，一直在这里打工，就是企盼她有一天再回来找我------。唉！是我该死，是我被钱迷了心让她到这里打工的。万一------，我怎么向她父母交待呀。” 看他愧悔万分的样子，我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忽地想起眈误了他十几分钟的时间，便说：“出来这么半天，老板该骂你了吧？” 他不在乎地说：“不忙，现在人还不多，等9点钟脱衣舞开始时客人才上来呢。” 我惊问：“这里还有脱衣舞？” 他笑道：“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儿，这是夜总会的压台节目呵。否则门票哪值那么多钱？” 我说：“那我回去了。你也上去吧，不打扰你了。” 他奇怪地问：“你不是来找工的吗？不上去看看吗？” 我连忙后退一步摆着手说：“不不不，我不上去了，这种是非之地还是离远点儿的好。我再另想办法。再见吧。” “李大少”同我握握手，又叹口气说：“玲姐，说真格的，这留学也没啥大意思，我真想回去了，吃苦挨累带受气，再把女朋友搭进去，太犯不上了。等我找到她，我一刻也不停留，马上就带她回国。你毕业后也要马上回国吧？如果有机会去无锡，一定别忘了去找我们，我们也算是患难之交呵。” 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国内的电话和地址，我们再次握手告别。我转身穿过灯火辉煌的大街，快步直奔车站而去------。 第二十九章 假期拼命打双份工 期末考试结束了，十二门课除了英语和电脑是b之外，其余全是a。我终于松了口气，但想到打工的事，脸上又愁云密布了。大部份台湾的同学都在商量着假期旅游或回台湾渡假，我们大陆几个同学却在议论假期打工的事。赵会明说她除了晚上去餐馆外，又找到一份白天的工，是在医院打扫卫生。许桑白天在拉面馆洗碗，夜间还是去修马路。郑桑晚上仍然洗麻将牌，白天帮别人出租录相带什么的。“京油子”王京生却早已走了，听说这小子不知在哪儿赚了一笔钱，去泰国旅游去了，真令人羡慕不已。 他们都打双份工，我却“失业”没事做，赵会明也替我着急，她说：“本来假期工作就不好找，日本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都想趁这机会赚钱呐。你也真是的，改不了中国人‘穷横’的倔脾气，刷厕所就刷呗，日本厕所又不臭。我在医院打工就是天天刷厕所、倒痰盂，恶心不？没法子，也得干哪。” 我说：“不光是干活儿的事儿，那店长是个色狼呀。”我就讲了拉我上情人旅馆的事。 赵会明劝我道：“这种性骚扰是难免的，别说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就连我这样四十来岁的还经常有客人邀我出去假期旅游呀、喝咖啡的呐，不足为怪，客客气气回绝就是了。日本就是这种男女关系很开放的社会，尤其在饮食业工作，免不了的。” 我委屈地说：“那也不能便宜那色狼呵，反正我不想在那个店干了，烤鸡肉串也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再说这七、八个月真把我累苛了，你们看，我右手中指夹啤酒瓶都受伤了，有点变形呢。” 郑桑真像个老大哥，他摇摇头关切地说：“这种快餐店太累人了，你还是换个地方吧。其实你日语讲得不错，人又聪明伶俐，满可以去居酒屋打工，那里的活儿轻松多了，时给也会稍高一些。” “光听说日本到处有居酒屋，倒底什么是居酒屋呵？”我到日本马上就一年了，可是还有许多不懂的事情，遇事儿总是发懵。 “居酒屋就是设在居民住宅区的日式酒吧，面积都不大，一般都是一个吧台几个转椅，外面设几个小桌子，也有的是矮炕，有小炕桌，有的客人喜欢盘腿大坐地喝酒。大部分是经营小菜、酒水，主要客人是中下层薪水阶级、小职员、小企业主，没有黄色成份，但服务要细心周到，有家庭温馨气氛。我觉得你干这种工挺适合的。” “到哪儿去找这种店呀，新宿这里尽是高级酒吧。”我发愁地说。 “傻姑娘，你到日本快一年了，就认识新宿呵？你记住：在日本，有男人的地方就有酒馆，日本男人是离不开酒的。到你川崎住处附近找找看，肯定有！”郑桑满有把握说。 赵会明也说：“对呀，你住的地方不是有个很出名的游乐埸和日本民俗文化村吗？那肯定有饮食街，去找找看吧。出来闯江湖胆子不大点儿行吗？记住：时给不超过1400日元的地方就不会有问题，这是‘黄不黄’的界线。” 我将这些经验之谈铭记在心，放假的第一天下午便走出去找工作了。我住的公寓楼在铁道的东边，离车站只需步行五分钟。街道虽不太宽，但超市、餐馆、商埸、银行、店铺林立，再加上附近的旅游观光点，节假日更是呈现一片热闹景象。只是我每日早出晚归上学打工疲于奔命，从来没去过这些玩儿的地方，超级市埸也是买日用品和食品时才一星期去一次，。走了一大圈，问了几家拉面店、中华餐馆，都说不缺人。又进了站前一家快餐店，说是缺一个洗碗的，可以白天干，时给700日元。我想，先订下再说，尝尝洗碗的滋味吧。 越过天桥到了从来没去过的铁道西边，这才知道别有天地，东西两边完全不同。一条条整齐窄小的街道，两边都是清一色二、三层的木造小楼，别致而幽静。有一条街是文化街，有区役所、派出所、邮政局、区医院、区图书馆、文化培训中心、书店，还有二处剑道、跆拳道教练馆。另二条街是饮食街，除了小酒馆就是日用品小杂货店、洗衣店、水果蔬菜店、还有电子游戏厅等。几条街走了一个来回，粗略数了一下，小酒馆大约有二十多家。因为是白天，全都不开业。有几家贴着招工启事，我一看，全是招女侍应生，年龄要求在18~30岁，时给是1000~1500日元不等。我觉得还是工钱少点儿的安全，就记下了时给1000元的一家店的电话号码和店主的姓，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嗓音略有些少哑，同所有的日本女性一样，语气相当礼貌客气。听说我要打工，是中国留学生，便告诉我晚上7点半直接到店里来见工。 我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换上一身较漂亮的衣服去见工了。 到了晚上，这条街才显出饮食街的特色。家家店门前都亮起了写着店名的灯箱，各色的旗幡在风中舞动，有的还挂着白地黑字的中国式灯笼，上面写着店内主营的菜肴品种什么的。虽然是食街，可没有一家在外面摆桌的，街面上静悄悄的没有多少人走动，但家家小酒馆里都隐隐传出了说话声。 我按白天的记忆找到那家居酒屋，只见灯光下一面白色带黑花边的旗幡上写着“内川烤鱼”，侧门有一个小灯箱写着“浪花”。我不由暗暗发笑：先是烤牛肉，后是烤鸡串，现在又是烤鱼，真是换口味了。 我轻轻拉开糊着花纸的木隔扇门，随着清脆的风铃声，便听到一声温柔的招呼：“欢迎光临。”进门左手是三米多长的吧台，右手是一截矮炕，上面放着三张小炕桌，已有二个小老头盘腿坐着在饮酒，地中间只余不足二尺宽的小过道。吧台内站着一位肤色白晰、梳着圆髻、高挑丰满、穿着浅色衣裙的日本美人，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我以为这是老板娘了，便鞠躬施礼道：“对不起，我是来见工的，白天打过电话了。” 她微笑着说：“知道了，请稍等。”转身拨了电话讲了二句什么，然后对我说：“请随我来。”她打开吧台边的一个小角门，外面是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磨花玻璃门，她拉开门，鞠躬请我进去便回身走了。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室内：面积比外面那间稍大一点儿，但也不过二十平米左右，不同的是除了同样的吧台、小转椅之外，地上还有四张小木桌和靠背椅，过道也不过二尺宽。 一位看起来四十来岁烫短发穿西式套裙、自称叫惠美的女人笑着请我坐下，并让另一个相貌丑陋但也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子端来一杯桔汁。这时门外又走进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妈妈，长得与外面那位美人十分相像，只不过形体轮廓大了一圈，又高又胖。 叫惠美的女人说：“这是妈妈，外面的那位是小妈妈。”在日本，不论年龄大小的老板娘，一律统称“妈妈”。我便晓得这是母女店了。 老妈妈声音也有些沙哑，我问道：“白天听电话的是您吗？” 老妈妈笑着说：“不，那是大女儿，人都叫她大妈妈。她的孩子才八个月，晚上不能来，只是白天来店里洗涮、打扫、准备一下。”顿了顿，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的日语讲得很好，来日本多长时间了？尽在什么店里做过？” 我已有打工的经历，胸有成竹无需撒谎，便如实讲了。 她点点头，又问年龄。我照例瞒了几岁，说：“二十九岁。” 她又笑着说：“你看起来很年轻，有人问就说二十七岁吧，客人们总是喜欢年轻的嘛。对吧？明天晚上就来上班，时间是晚上6点到12点，时给是900元，星期天休息，可以吗？” 我心想：外边招工启事明明写的是时给1000元，怎么变成了900？但又一想，900也不少了，也许这是试用，以后会加工钱也说不定，便点点头同意了。 老妈妈到前面忙去了。惠美说：“我们店里前二天刚来一个也是中国留学生，咪咪，过来一下。” 应声从吧台里走出一个身材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我看她同我年龄差不多，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烫着极短的卷发，有一双圆圆的漂亮的大眼睛，小厚嘴唇，短鼻子，长相颇有点儿像猫，怪不得叫她“咪咪”。她操着一口京腔说：“我才来三天。日语呢，没你讲得好，以后你多关照了。” 我真高兴又有了一个中国同伴，忙说：“太好了，咱俩做伴儿，互相照应了。” 顺利找到一份工，工钱不低，地点离我的住处又近，过了铁道天桥只需走五分钟，时间也好，既不眈误课时也不必担心半夜下班赶不上车，真是太理想了，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高兴得想唱歌。回到住处，舒舒服服洗了热水澡，打开收录机学唱日本歌曲，一直唱到12点尽兴才倒头呼呼睡去。 因为心情放松，我睡了到日本后的第一个安稳觉，睁眼就是早上9点多了。我简单吃了面包和牛奶就去岗本先生家去汇报学习成绩。他们看了成绩单和出席率，表示满意。 岗本先生说：“成绩不错，每天晚上打工6个小时，还能学得这样好，不容易。电脑你们国家还没有，很生疏，可是为什么英语也不行呢？ 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英语课有时是在最后一节，怕打工迟到，有时就逃课------。而且，我以前的英语基础就很差，现在教英语的是位美国老师，讲得很快，我跟不上------。” 岗本妈妈忙过来解围：“我从中学到大学一共学了八年英语，还不是说不成句子？大女儿真子从美国来电话同我讲英语，我只好告饶。有一次美国方面来电话谈合作拍电影的事，我结结巴巴讲不清楚，就说：‘等一下，换我丈夫再说。’结果我错说成‘我换个丈夫再说。’把对方逗得哈哈大笑，后来见了面就问我换没换丈夫。你说好笑不好笑。” 这件事岔过去后，岗本先生问我假期有什么打算。我坦率地讲要打工多赚点钱，准备白天去快餐店洗碗，晚上去“内川烤鱼店”当侍应生。 岗本先生说：“这太辛苦了。白天不要洗碗去了，《朝日新闻》的高井桑半年后要去北京当长驻特派记者，需带夫人一起去，他同我商量想请你在这假期教他夫人一些中国日常会话，每天教2小时，4000日元，还请你用饭，你同意吗？” 我没想到会有这等美差事，2小时4000日元，差不多相当于洗碗6小时的工钱了，我真是处处遇贵人呵，高兴地叫道：“太好啦！当然同意。而且高井夫人是多么温柔的女人呵，我真喜欢她的。” 岗本妈妈笑着说：“那就好。现在你就打电话告诉她，约定上课的时间。” 高井夫人在电话里笑着说：“玲子先生，请中午过来用饭吧，下午就开始上课好吗？” 我说：“好呵。不过，千万不要叫我‘先生’，不敢当呵，还是叫我玲子好了。” 岗本妈妈说：“高井夫人专门学过烹饪的，她一定会待你如上宾，每天给你做好吃的东西哪。” 这一个假期，我便每天中午去高井家，吃夫人做的各种各样的日本饭菜，边吃边教饮食方面的用语。有时我教给夫人中国菜的做法，并灵活地掺进了生活用语让她背诵。高井夫人对中国非常向往，只是担心生活设施不方便，尤其是厕所问题。她问我：“听那些去中国旅游回来的人说，中国的厕所都没有门，女人蹲下时只得用一张报纸挡在前面，那太可怕了，我可怎么办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的公厕的确大部份如此，但我也只好安慰她：“那只是野外的旅游观光地，不过像长城等著名的旅游胜地，公厕设施也正在进一步完善，最基本也有半截的门。而且你们将住在外国人公寓里，那里的设施相当不错。另外，一般的大型商埸和公共埸所的洗手间都是有门的，不用担心。” 在旁边的高井先生插言道：“这是内人最担心的问题。我想不至于那样嘛。”高井夫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讲这种课无需什么教材，完全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实用语，尽可能多地介绍中国商店、菜市埸、交通、邮政等方面的情况，高井夫人都一一记在本子上。一个月假期过去已略有基础。开学后，我每星期日仍然去讲2小时的课，每次都留下许多作业，并认真录了一盘会话磁带给她。半年后，高井夫妇便如期飞往北京赴任去了。教高井夫人总共收入15万日元，而且还不断地收到他们夫妇送给我的日用品、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具，真使我感动不已，深切体会到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第三十章 内川烤鱼店的特色 我去内川烤鱼店的第一天，老妈妈给了我一条漂亮的围裙和一个别在胸前的名签，她说：“你的名签上写‘玲玲’吧。”在日语里，“玲玲”的发音是“嘞嘞”，听起来有点儿像唤小狗，那个叫“咪咪”，也是个猫名，这成什么了？我便急忙说：“不不，我还是写‘玲子’吧。” 咪咪的名签上写的是“美美”两字，“美美”的日语发音就是“咪咪”。我问她：“为什么写美美两字？” 咪咪说：“我叫孙抗美嘛。行呵，叫什么都成，名字不就是一个代号嘛，管他呢。” 从她的名字上我推断肯定是生于1951~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那时有许多父母为孩子起名叫“抗美”、“援朝”、“卫国”、“过江”、“保卫”什么的。不用问，也是我的同龄人。咪咪说她是二十七岁。我偷偷笑了：“我和你同岁，也是二十七岁。” 她看我一眼，听出话里的揶揄，不由地也笑了：“对，我们永远二十七岁。” 老妈妈交待说：“接听电话时，要说‘嗨依，这里是浪花居酒屋。’前面才是内川烤鱼。虽说是一家，但食谱不大相同，前面主要是上年纪的人，后面这里主要是中、青年人。咪咪、玲子，你们要好好做，同客人交朋友，日本人是重情谊的，往往认准人就长年不换地方。我们是老字号了，有不少回头客，希望你们二位新人也有回头客。惠美，你要好好带她们俩呵。” 我们齐齐鞠躬，唯唯答应，老妈妈弯着高大肥硕的身躯到前面忙去了。 我们管惠美叫“店长”，其实只不过算个领班而已，因为总共不过五个人，除我和咪咪外，有一个厨师叫阿岩，还有一个叫房子的日本女人。来日本快一年了，我几乎没有见过很丑的人，过去人称“小日本”，是因为他们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由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部份中青年人的饮食习惯改变，喝牛奶吃面包吃牛肉，讲究优生，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个个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尤其是年轻的女子大部分都长得很顺眼。但这个房子却是极丑的一个女人：三十来岁年纪，个子将将够一米五十左右，黑黄的面皮上布满雀斑，细小的眼睛向上吊起，塌鼻梁，一笑还露出两个金牙。 咪咪对我说：“这个店可能招不到人了吧，用这么丑的女侍应生，客人还能喝得下去酒吗？” 所幸别人听不懂中国话，我打了咪咪一下：“快别瞎说，人家自有经营之道。”后来时间一长才知道，房子的回头客果然不少，她的长处是笑脸相迎、语言诙谐、服务周到，而且她还会做菜，二年前到这个店里来时是作为厨师招聘来的，现在当厨师的阿岩还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呢。 阿岩叫岩下孝雄，是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二十二岁青年，正在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完全是靠自己晚上打工来付学费和生活费。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在北九州的一个小渔村，世代以打鱼为生。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在一次出海时遇到了大风浪就再也没回来，全靠母亲开一个小酒馆把他和弟弟抚养成人，现在弟弟也读高中了。他来东京读大学，从未向家中要过1元钱。尽管他学的专业很吃香，在东京谋职收入会更好些，也更有发展前途，但为了母亲，他仍然决定明年毕业后也回家乡去谋职，他发誓要终生孝敬母亲，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听后不由肃然起敬：“你的名字叫孝雄，父母就是希望你成为既孝顺又勇敢的人吧。” 他高兴地连连说：“对、对，你理解的太对了，我的确是这样努力做的。”他给我一个名片，上面有他家乡的地址、学校名，写着剑道三段，拳道四段。见他弯着高大魁梧的身躯洗杯盘、切菜、配菜忙个不停，私下偷偷问他，原来他的时给竟也是900元。 阿岩解释说：“居酒屋的厨师并不主要，只是将一些从超市买回来的半成品用微波炉烤熟就行，或者在炉上烤点儿鱿鱼、炸点儿鱼丸、拌个豆腐什么的。主要靠你们女侍应生卖酒水饮料和小食品如花生米呀、腰果呀、炸薯条呀这些东西。所以对客人一定要亲切、热情，同他们交谈，让他们坐住，用酒来消磨时间。到这里来的人大都是附近区役所机关的职员和环卫所、邮政局、水力局电力局的职工，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捣蛋的。你看门口贴着那张纸上写着：黑社会及暴力团伙成员谢绝入内。这是日本饮食业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了这告示，那些人便不会进来，自会去那些适合他们的埸所。老妈妈一家也是正经老生意人，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们不必担心。” 他一边说一边用洁白的毛巾擦着水杯，看着他那淳朴善良的笑脸，我暗自庆幸又遇到了像玛布洛一样的好人。 惠美、房子、我、咪咪、阿岩一排站在吧台里，客人一溜坐在吧台外的转椅上，要什么吃的，阿岩现烤现炒，要什么酒水，我们现斟现调，面对面服务，根据各人职业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话题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室内永远是充溢着慢悠悠的居家情调，完全不同于快餐店里紧张、噪杂、忙乱的快节奏。小小的店堂生意的确不错，而且看那墙上贴的菜肴价格却比快餐店贵了许多，也许客人来这里寻求的就是这种轻松的家庭气氛吧。在与客人的谈话中，我发现日本中年单身汉果然多得很，真像实子小姐说的那样，他们对日本不结婚的女性日益增多，使光棍儿们找不到老婆表示极大的愤懑。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虽然房子、汽车、家电什么也不缺，却没有女子愿意嫁在农村，都往城市里跑，因为日本没有城乡户籍的限制，所以女孩子就以嫁人为跳板涌向了城市。 乡间妇女人数的减少也使得更多的男劳力不断踏上进城的道路，去城里寻找对象。还有些不能离开家乡的农村的男子们只得想办法娶菲律宾或泰国等贫困地区的女人为妻，生下的孩子倒会讲两国话，充当父母的翻译。 城市里从事建筑、运输等粗重工作的人也不易找到对象，到这个店里来的有好几个环卫所的工人都四、五十岁了还是光棍汉，他们的收入都不低，同公司白领差不多，几乎天天到居酒屋来，一喝就喝半夜。但是客人中也有大学教师、律师、记者、医生这些知识阶层的人。这些不同阶层的男人们在紧张工作了一天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这些小酒馆里来喝酒，同善解人意热情周到的女侍应生聊天侃地，来消磨晚上的时光，舒展劳累得已麻木的神经。这就是日本居酒屋遍布各地、生意兴隆的原因。 不到二个星期，我已能全部叫出常来客人的名字。橱柜上面摆放着一排威士忌和日本清酒的大瓶子，那都是客人买的成瓶的酒，一次喝不完就存在店里，上面都贴着客人的名字，客人来到，便要准确地拿出来，根据各人的口味调上冰块或苏打水，千万不能搞错。 咪咪记不住瓶上的名字往往拿错，点菜她也听不太懂，只有啤酒和桔汁记住了。但客人并不计较这些，他们反倒觉得咪咪听不懂日语的懵懂样子很可爱。 日语里的汉字多，交谈时，咪咪便用圆珠笔同客人在餐巾纸上写来写去。但日文里有的汉字却同中文意思不一样，例如：“娘”在日文里是指未婚的姑娘和女儿；“小娘”就是小女孩、小女儿；“床”是指地板，因为日本人是睡在榻榻咪上的；“妖精”在我们中文里是骂人话，日文里却是“迷人”的意思，是赞美的话；“勉强”在日文里是用功学习；商店里写的“每度有难”是“谢谢每次光临”。其他如：“非常口”即太平门；“女汤”是指女人澡堂；“钱汤”是付钱的澡堂子；“泥棒”是小偷；“丈夫”是结实，健壮；“大丈夫”是没问题、有把握的意思等等，多得不胜枚举。 咪咪有时将意思弄拧了，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偶尔有些客人开些粗鲁的玩笑，咪咪也听不懂，仍在“嗨依”，我告诉她，她不在乎地说：“管他呢，反正我听不懂，就当他在放屁！”细一想，咪咪说得也不无道理，在日本打工，还真得有这种毫不在乎的心态。 自从我和咪咪上工以来，惠美说生意比以前更好了，老妈妈笑逐颜开，有空便到后边来掏钱给我们买啤酒、花生米、腰果之类的请我们吃。 有一天进来一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房子、惠美和阿岩齐声喊：“欢迎社长！”社长即老板，日本的社长遍地都是，只不过大小不同罢了，光这小酒馆每天来的社长也不下七、八个，所以我也没太在意，只跟着随口喊了一声。 那小老头坐在我和咪咪面前，笑嗬嗬地说：“来一瓶啤酒。”说完掏出香烟，咪咪连忙用打火机点烟，我拿杯子倒酒。小老头吸了口烟，喝了口酒，说：“我叫内川。初次见面。” 我恍然大悟：这才是本酒馆真正的老板，没想到是这么个小老头，那身躯高大的老妈妈简直可以把他装进去哟。内川社长对我和咪咪说：“听说来了二个中国姑娘，干得很不错，早想来看看，但那边水产品店的生意忙得脱不开身，请多原谅。”他说着低头欠了欠身，日本人的礼数真是没得说，我和咪咪也连忙鞠了个躬。他说：“最近生意越来越好，我有个想法，想弄个卡拉0k设备装在这里，会吸引更多的客人，要知道，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是日本民族的传统呵。你们会唱日本歌曲吗？” 我想起“社长”郑桑告诫我的话：在日本打工不能说“不会”。何况我还真的会唱几首日本歌，便大胆地说：“会唱几首。”咪咪没敢吱声。内川社长说：“玲子，唱给我听听吧。” 他把我领到前边店里，那里原本就有卡拉0k，一个老头正沙哑着嗓子盘腿坐在炕桌前唱着一首忧伤的歌。这里唱一首歌是100日元，硬币投进去后，用电脑遥控笔在曲目条码上划一下，再用笔朝音箱一指，唱碟就自动选出来了。内川社长掏出一把硬币，让我选曲目，我唱了《北国之春》，《樱花呵樱花》，又同老妈妈合唱了《四季歌》，本来还会几首，因不太熟练，没敢唱。但内川社长已很满意，对老妈妈说：“给玲子的时给再加100元吧。” 我们回到后边店里，内川说：“明天就把卡拉0k装好。咪咪，你也要练习唱呵。”咪咪连连点头说：“嗨依、嗨依。” 阿岩高兴地说：“这回好了，可以天天唱歌了，我最喜欢唱歌了。” 我说：“一支歌100元钱哪。” 阿岩用手指弹了我的脑壳一下：“傻瓜，都是客人掏钱的，这是规矩。否则为什么要你们练唱呢，假如你唱得好，客人会多掏钱听你唱的。” 第二天上班时，卡拉0k设备已装好。在日本，这种设备是可以租赁的，而且不贵，因此几乎家家居酒屋都有卡拉0k，主客同唱，其他的拍手助兴，自有一番乐融融的和谐气氛。 自装上卡拉0k之后，果然增加了客源，区役所的公务员、环卫所的清洁工、邮政局的小伙子下班后来得更勤了，喝点儿酒、唱唱歌、聊聊天，大家相处得如同朋友一般。我的会话程度也在这打工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学会了许多民间常用语，了解到了不少日本平民的生活状况。歌声和笑语把前面店里上年纪的人也吸引过来了，其中有一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哲学博士山田宏志。 第三十一章 山田博士的中国初恋 那天他一进来，听大家都称他为“先生”，我便知他不是一般人物。在日本，“先生”这一称呼不是随便叫的，除了教师而外，只有医生、律师、知名学者、有造诣的艺术家或议员等有身份的人才能称为“先生”。如果任意称呼一般的人，反倒有叽讽之意，类似于中国的“假大头”“充明公”。所以日本一般都称“某某桑”最恰当。 山田先生大约有六十七、八岁的样子，但仍然显得很精神，笔直的高身材，穿着整洁的西装，五官端正，皮肤很干净，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浑身上下透着儒雅之气，可以想像年青时是一个多么英俊潇洒的人。 房子殷勤地笑脸相迎：“山田先生很久没到后边来了。还是先烫‘鹤’牌清酒吧？” 山田先生微笑着点点头：“我才听说来了二位中国姑娘，就想过来看看。呵，就是这二位吧？” 我和咪咪笑着微微鞠躬算是回答。 山田先生问：“是中国哪里呀？” 咪咪说：“我是北京人。” 我说：“我是沈阳人。” 山田先生端着的酒盅突然停在半路，盯着我急切地问：“是东北的沈阳吗？” 我笑道：“全中国只有一个沈阳呵，是东北工业重镇，过去叫奉天------。” 山田先生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知道，知道，我去过那里，战争时期------”他又叹了口气，将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默默地又为他斟满一盅，却不知该怎样搭话。关于日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在日本是个敏感的话题，每次提起，日本人不论男女都会愧疚地低头施礼说声“对不起”。有一次在店里客人们谈起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连老板娘母女都满脸严肃地对我说：“日本国民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决不答应！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说完还同我握握手。所以聊天中我往往避开这个话题。 但山田先生却娓娓道来，详细地讲起了沈阳的许多地名、街道、学校和商埸，他对那里的熟悉程度和超强的记忆力令我不胜惊异。 他问道：“当年沈阳有个著名的‘大和旅馆’还在吗？恐怕你们年青人不知道吧？” 由于工作关系，我对市内的各种旅游宾馆当然了如指掌。大和旅馆就是现在的辽宁宾馆，位于市中心的中山广场南侧。史料记载，这个建筑始建于1929年，是由日本人建造和管理的，初名为“大和旅馆”，是当时沈阳最大、最豪华的宾馆，是日本关东军、“满铁”等机构的军政首脑、达官显贵下榻之处。据说“九、一八事变”当天，大和旅馆曾作为日军指挥部，当晚，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亘征四郎在接到电话得知柳条湖爆破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在东北沦陷的岁月里，大和旅馆俨然成为了日本占领当局招待贵宾的埸所，形形色色的军政要员常常出入其中。 我说：“我知道的，那个宾馆有拱形的门廊、旋转玻璃门、红木螺旋形楼梯------” “楼梯台阶上铺设着防滑牛皮，天花板上有雕刻的花纹，枝形吊灯，餐厅是巨型的木门，衣帽间的屏风是贝壳雕刻的------，这些还都有吗？”山田先生回忆着说。 我说：“有哇、有哇，虽然已经装修过多次，但总的建筑风格没有变，一切都保持着原来古朴的情调。只不过建国后改名叫‘辽宁宾馆’，在当时是沈阳接待规格最高的宾馆，那里接待过数位中外首脑人物，毛泽东还在那里住过呢。以前，那个宾馆一般是不对普通人开放的。现在可以了，我还经常同朋友们去那里的舞厅跳舞呢------。” “宾馆面对着一个美丽的大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大喷泉------”山田先生继续回忆着。 “是的，那个广场叫中山广场，我小的时候喷泉还在，放学后常到那里去玩儿。现在喷泉没有了，建了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我又给他斟了一杯酒，我们的谈话吸引了旁边的客人，他们都悄悄地喝着酒，在静听我们的谈话。 “呵，呵，那个广场原来叫千代田广场，呈放射状建了好几条马路，有一条直通火车站，叫浪速通大道，南北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叫春日町------”山田先生喝了一口酒。 “我中学就读的东北育才中学离这个广场也不远，学校对面的中山公园过去就叫千代田公园。山田先生所说的浪速通现在叫中山路，春日町现在叫太原街，仍然是商业街，又新建了不少高层大厦，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每天客流量高达五十多万，节假日可达八十多万，跟新宿差不多吧。” 山田先生无限感慨地点点头说：“我常去那里，那里有个很大的百货公司叫秋林公司------” 我惊奇地说：“是的，一点儿没错儿，现在还叫秋林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都很高档------” 山田先生有些激动了：“在秋林公司旁边的一条小街上，那里也曾有一家小酒馆，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抬手捋了捋一丝不乱的花白头发，眯起了眼睛，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竟讲出了一段早年的异国恋情： “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是昭和19年，也就是公历1944年的秋天，我才二十一岁，是医学院三年级生，应征入伍了，短期训练了三个月后，就直接被派遣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当一名军医官。虽然军衔只是中尉，但因为在司令部工作，所以能经常随同事一起出入高级军职人员居留的大和旅馆跳舞、打台球。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因我的舞伴被少佐夺走，我心里很不愉快，便悻悻地独自一人溜出旅馆，向附近的商业街信步走去。天下起了细细的小雪，我觉得有点儿冷，就随便进了一家小酒馆，想喝点儿酒暖和一下。 “店主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看见进来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忙过来招呼。可是我说的话他们听不太懂，比比划划正尴尬时，从里面出来一位姑娘，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白晰标致的鸭蛋脸，苗条的身材穿着朴素的碎花小棉袄，胸前还戴着校徽。听她叫那对夫妇‘爸、妈’，知道是他们的女儿。 “我说的话她听懂了，催促父母快点儿做些下酒菜。不一会儿，烫热的高梁酒、油炸小黄鱼、雪里蕻烧豆腐、腌萝卜丝拌香油就端上来了。这些可口的小菜使吃腻了军营饭菜的我胃口大开，连连说：‘好吃、好吃’。也许是我天真的样子很好笑，那姑娘竟笑了一下，我便乘机同她攀谈起来。 “原来她是广场那边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学生。当时日军占领的东北三省所有的学校必须学日语，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教材都是日文的。当她听说我是军医，从军前是医学院的学生时，她一直低垂着不肯直视我的眼皮抬起来，偷偷看了我一眼。老天，就这偷偷的一瞥，样子真是美丽极了，我觉得我一下子爱上了她。高梁酒烧得我浑身热烘烘的，眼盯盯的望着那姑娘，她却警觉地退到柜台里招呼别的客人去了。我一直消磨到11点多钟，估计舞会快结束了才付账，偷偷溜回舞厅。 “从那以后，我迷上了那个姑娘，每到星期日放假都到那小酒馆去。因为我是军医，可以穿便服，所以不引人注目，宪兵也以为我是机关文职人员，不注意我。我总是坐在靠里边的角落里，喝着浓烈的高梁酒，吃着爽口的小菜。我真没想到东北的小菜竟同日本风味这么相似，常让我想起家乡母亲做的菜。还有那美味的猪肉白菜馅水饺，总也吃不够，每次都要一大盘子。朴实、憨厚的店主夫妇、美丽清纯的丽萍姑娘，（对了，她的名字叫丽萍，我永远都记得这个名字）小酒馆温馨平和的家庭气氛让我留连忘返。 “渐渐地，丽萍姑娘同我的话也多了起来，我向她讲自己是如何地讨厌这战争，恨它中断我的学业，恨它破坏了多少中日两国人民的家庭生活，恨自己无能为力，只得充当侵略者的角色。 丽萍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边帮父母做事一边不时地望我一眼，从不插言，但从她的眼里，我渐渐看见了理解，看见了温情。她有时拿教材里的问题请教我，有时询问日本医学院或医学界的一些事情，她向我承认，在我的帮助下，她的学业和日文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知道她家全靠这小小的酒馆维持生计，供她这独生女读书。每到星期天她便到前面来帮忙，平常的日子是不让她露面的。为了表示友情，我多次送给她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药品或日本衣料、日用品等，她都坚决地回绝，从未曾留下一点点。这真令我懊恼不已。 “我知道我是被称为“鬼子”的侵略者，在中国人面前总有一种愧疚感，但我内心里是真的喜欢这一家中国人，尤其是丽萍姑娘，对她几乎已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一星期不见她一面简直就活不下去，工作也干不好。可是当我鼓足勇气邀她出去看电影或去公园、舞厅玩玩时，她一概回绝。我公开向她表示爱情，她断然地说：‘这绝不可能！虽然你也是正直善良的青年，但你毕竟是日本军人，是中国切齿痛恨的侵略者。你到酒馆来喝酒，我无法拒绝，但要同你一起逛街、去舞厅玩儿、谈恋爱，在中国人眼里是背叛行为，就会被人骂为汉奸！我是绝不能做这种辱没祖宗的事的！’ “她的话当然有道理，这也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我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那是一个二十一岁大学生的初恋呵。虽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仍然深深地迷恋着她，天天想着她，一有空就往小酒馆跑。尽管她有时故意不理我，我也在那里坐着，只要能看见她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持续了快一年。1945年8月9日，美军在广岛扔下了原子弹。而后苏联红军大举进攻东三省，关东军司令部里一片紧张，严禁一切人随便外出。8月15日，日本天皇颁诏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联红军占领沈阳，城内大街小巷一下布满了苏联红军。日军司令部被苏军包围，日本军人全部缴械，脱下军帽、军服，只许穿着白布衣裤关在集中营里等着被遣返回国。每天只给少量粗劣的食品，卫生条件也不好，有许多人生了病。那时我已快一个多月没见到丽萍了。虽然明知自己做为战败国的军人要被遣送回日本，这段异国恋情终成泡影，但想到从此天涯陌路，再也不能相见，便决心拼死见她一面。我是军医，可以有点儿自由，我谎称急需一种止泻的中药，趁着出去买药的机会跑到了小酒馆。 “她们一家看见我大吃一惊，店主夫妇直往外推我，丽萍急促地说：‘你还敢出来？现在中国人看见日本人就往死里打，多少年的仇恨都要发泄呐。你快走吧，否则打死你，我们也没办法。’ “我当时就流泪了，说：‘这些我都明白，可我马上就要被遣返回日本了，临行不见你一面我死也不瞑目。’我掏出一直珍藏在怀里、入伍时妈妈送给我的护身符，送给丽萍做纪念，并乞求她也送我一件纪念品。丽萍仓促间拿不出什么，只得拔下头发上的一只蝴蝶形赛珞璐发夹给了我。我接过发夹并握住了她的手，泣不成声。丽萍也流下了眼泪，她呆呆地望了我一眼，捂着脸跑进去了。那一刻，我终于证明：她也是爱我的------” 山田先生停止了叙述，店堂里一片寂静。突然，旁边坐着的一位客人问道：“就这样完了吗？后来呢？” 山田先生又喝起酒来，长叹一声摇摇头道：“完了。没过一个星期，我们就从葫芦岛乘船被遣返回国了。” 那客人又追问：“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你没有去过中国去找找那位昔日的恋人吗？” 山田先生看看那人手中的小本子，似笑非笑地说：“你这个小报记者又抓到题材了？” 那年轻的记者笑着将小本子收起来，连连说：“绝妙的题材！绝妙的题材！简直可以写一部小说了，书名就叫《战争年代的异国恋情》，说不定能畅销呢。可惜后来你们没再见面，假若四十多年后又重逢，这故事就完美了。” 房子充作内行地说：“你可以想像嘛，文学作品哪有那么多真事，你就写他们四十年后又在中国见面了，重温旧情。中日友好了嘛。” 店堂里响起一片笑声，房子露出得意之色，嘴里的金牙一闪一闪的。 小报记者点点头：“当然、当然。不过，我没去过中国，要写恐怕还得请玲子帮忙，描述描述当地的景物、风土人情什么的。” 我只得笑着点头。 山田先生摇头说：“别瞎编了，你要写就写到分手为止，悲剧结尾更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我警告你：不许用我的真名，别给我惹麻烦。” 小报记者连连答应。 我说：“真的，山田先生，您已退休，有时间，身体又好，为何不到中国去看看呢？旧地重游，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沈阳现在变化可大了，是个美丽的城市。您如果去的话，我可以介绍旅行社的朋友专门陪伴您，说不定真能找到当年的那位丽萍姑娘呢。” 山田先生感叹地说：“真是想去呀，可是总也没能成行。旧地重游是不错，至于找丽萍姑娘就没什么必要了，想来她也是六十多岁该做祖母的人了。我也不似当年的英俊小生，还是保留当年的美好回忆吧。再说去哪里找呢？只记得那小酒馆叫‘王记酒家’，四十多年了，早就沧海桑田不在了吧。” 我点头道：“您说得是，中国姓王的确实特别的多呵。现在那条街根本没有小酒馆了，全是大商埸、大百货公司和星级酒店了。” 山田先生又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店堂里的气氛有些沉闷，惠美大声说：“这段爱情故事太伤感了，弄得我心里好难受。好啦，我们来唱唱歌吧。谁来唱？” 山田先生说：“请中国姑娘来唱吧。”他掏出一把硬币，亲切地望着我说：“唱一首吧。” 我本想唱一首愉快点儿的歌，可说起来，日本歌曲大部分是忧伤的，除了眼泪就是酒、缠绵的爱情、离愁别绪。想了想，只好唱了一首《空港》：“什么也没有说，你就离开了我，默默踏上旅程。呵，雨雾中的空港，他已飞向远方，再也不见心上人，只剩下我一人独自徘徊------” 唱完了，大家一齐鼓掌喝彩，我看见山田先生紧闭着的眼里流下了大大的泪珠。我放下麦克风，重新为他斟酒。他偷偷抹去泪水，有些羞涩地说：“人老了，容易想起过去、容易伤感呵。” 他最后又要了一杯煮咖啡，快12点了，他才站起来说：“这真是个不寻常的衣晚，使我又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谢谢这二个中国孩子，以后我会常来的。” 他把余下的硬币都给了我和咪咪：“给你们买雪糕吃。” 我和咪咪送他到门外。空中飘着霏霏的细雪，街灯映照下的蒙蒙雪雾中，我望着山田先生瘦长的身躯彳亍而去------。 我回到店里，小报记者说：“山田先生的真名并不叫山田。他是积极的反军国主义分子，曾不断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激烈的文章抨击侵略战争，是著名的哲学博士。” 我问道：“他不是搞医学的吗？怎么是哲学博士？” 惠美很了解内情地说：“他也是医学博士，有一间规模不小的诊所，多年前就交给儿子经营了。山田先生就同夫人住在附近的一所木造小楼里，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他出版了许多哲学著作。不过，这种书在日本是赚不到钱的------” 小报记者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的。” 这话我相信。虽然他到店里来只是喝点儿清酒和咖啡，从他身上赚不到什么钱，但店里所有的人，包括嘻嘻哈哈的房子都毕恭毕敬地待他，认为店里经常有这样德高望重的客人光顾是给酒馆提高声誉的。 （回国后我特意拍了许多沈阳的老建筑照片，其中有辽宁宾馆、中山广场、沈阳南站、中国医科大学、秋林公司等地方，将这些照片寄给了山田先生。他回信表示感谢，说有机会要到沈阳来看看，但不知为什么终究没有来------） 第三十二章 不知姓名的杭州女孩 这一天7点多钟走进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到吧台前：“来一瓶啤酒，加冰块。” 我抬头一看，四目相对，俩人都一齐叫起来： “本田桑，是你呵！”原来是我在韩国烤牛肉店捡到钱包又还给失主的本田。 “是玲子呵！我同内人还去那家烤牛肉店看过你，说你辞工了，也没留联系电话，我和内人还好惋惜的。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了你。到这儿多久了？”本田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为他倒酒，他抢过瓶子，另外倒了一杯递给我：“玲子，遇见你我太高兴了。来，咱们干了这一杯。” 房子“嘎嘎”笑着凑过来：“哦？这位客人还是玲子的老相识呢？” 本田一本正经地说：“玲子救过我的命哪。”然后就讲了钱包失而复得的事情经过。房子便自来熟地要本田请客，祝贺“老友重逢。”本田慷慨答应。房子“扑哧扑哧”连开好几瓶啤酒，又叫了几样小菜。这就是酒馆的推销术。 我问本田：“太太好吗？有小宝宝了吧？” 本田笑容满面地说：“有了，如愿以偿，生了个可爱的女孩子。内人每天照顾这个孩子，生意帮不上忙，对我也忽视了。哈哈。” “生意还好吧？” 本田微皱着眉头说：“不算太好，大批的订单没有，最近都是开着车四处跑着推销。今天走到这儿又渴又累就进来了，想不到遇见了你，也算有收获。” 我说：“把你的衣服拿来看看，妈妈说要为我们订做衣服呢。” 本田跑到外面从车里取出几套衣服让我们试穿，大家都说款式和面料都不错，而且价格也不贵。老妈妈便决定为我们每人订作二套。我看着图样挑选了比较正统的西式套裙，订了一套纯白色的、一套纯黑色的。老妈妈说这太素净了，咪咪要鲜艳些才好。于是咪咪订了一套大红色的，一套鹅黄色的。房子和惠美也选了比较时髦的款式，前边的小妈妈和另二个女侍应生也各选二套，共十四套。按优惠价每套2万日元，这一单生意也不算小了。 几天后衣服就送来了，我们一一穿上，人人都增色不少，店堂里顿时四壁生辉，客人们都说好，本田十分得意。由此等于替他做了广告，有的客人也开始找本田订做衣服了。本田频频往这里跑，成了常客。 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个打扮入时，容貌姣好的女孩子，看样子绝超不过二十岁。本田不无炫耀地公然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中国小爱人，是个美人吧？玲子，你们好好聊聊吧。” 我有些好奇地打量那女孩子，那女孩子却无所谓的样子，像日本人似地规规矩矩施礼，用不太熟练的日语说：“我叫千佳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本田要了啤酒、饮料和几样小吃后，便到别的桌上同一个客人谈起了生意。我走出吧台，陪那女孩子坐在桌边用中国话聊起来。 我问她中国名字叫什么。她笑着说：“不告诉你，就叫我千佳子吧。” 她是杭州人。都说苏杭出美女，这个千佳子算不上很漂亮，但五官小巧倒也清秀可人，主要是那晶莹洁白的皮肤再加上日本做工精细的服饰使她显出炫目动人的光彩。日本人评价美人的标准主要有二个，一是皮肤必须白晰，一是身材必须苗条，其他方面倒不重要了。千佳子正符合了这二条，当然可称为美人了。 她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毫不掩饰地给我讲她的故事。她说她在镰仓（日本一个著名的古城，是德川幕府时代的都城，离川崎并不太远）的一个夜总会当女招待，在那里认识了本田。本田每月替她付5万元的房租，并给她10万元的生活费。 我装作不经意地说：“那你算被他‘包’起来了，不用到夜总会工作了？” 千佳子摇摇头，一小口一小口咬着烤鱿鱼说：“不工作怎么行？10万元是不能限制我自由的。这并不算‘全包’，他一星期只去我那里两次。他有家庭，非常爱他的太太和孩子。我们只是朋友。” 我说：“你为什么到日本来的？就为了在夜总会赚钱吗？”问完我又有些后悔，怕她生气，因为她毕竟还是店里的客人。 千佳子扔下烤鱼，用餐巾纸擦擦手指，眼睛直视着我说：“大姐，你可别把我看扁了，我到日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上艺术大学。我从小就喜欢绘画，还多次在青少年绘画比赛中获过奖，但我却连续二年都没考上美术院校。我不甘心，在家复习准备再考一次。我家邻居有个孩子在日本留学，后来把亲戚的几个孩子都弄到日本去了。我心一动：莫不如到外国留学，闯一条路出来。我就求他们办了留学手续。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办这出国留学手续已用尽家里多年的积蓄，出来时就没带什么钱。我到日本后就开始打工，先是洗碗，后是端盘子，干了二个月，累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有人就劝我去夜总会干，又轻松又赚钱。我去试了试，虽说有点那个------，那个，但想开了也没啥大不了的，而且钱确实赚得多，来得快。有了钱就好办了，我要多攒点钱，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然后，我还要去巴黎！” 她说到这里有些激动，美丽的眼睛闪闪发光，叼起一支烟卷。我没忘记她是客人，连忙用打火机给她点燃。她用涂着红指甲油的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夹着烟卷，喷云吐雾，一下子变得像个老气横秋、饱经沧桑的妇人。我的心有些痛，唉，是夜总会的工作让她变成这样的吧。 “我现在日语还不过关，还得读一年语言学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进这种艺术院校还得有机遇，有名人力荐才能得到老师的认可。” “你想靠本田的力量吗？”我觉得这年轻的女孩子看问题太简单。 “不，本田没那么大能量。但他对我很好，而且他也是学美术的，他母亲也是画家，认识美术界的一些人，这对我都有用，说不定什么时候机遇就来了。不过，我并不想单吊在本田这棵树上，所以我还要天天上夜总会去，想法结识阔佬名人。如果找到有钱的资助人，我就不用担心艺术院校高昂的学费了。我可以不打工，一心一意地画我的画儿，实现我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梦想。” 她又抽烟又喝酒，我就不停地给她点烟、倒酒，听她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心里倒奇怪这女孩子对我的直言不讳，也许是看到本国同胞倍感亲切、不必设防吧。 “大姐，我一看你就觉得你很善良，很亲切。我听本田讲过你如何品德高尚，人又如何文雅大方，我就缠着他领我来看看你。真的，大姐，说心里话，到日本这一年，我觉得自己像长了十岁似的，什么都懂得了，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了。有时觉得自己是在为了前途目标在奋斗，有时又觉得前途是那么渺茫，我这是在糟塌自己的青春，在干傻事，唉------”她叹着气，又大口地喝酒。“不管怎么说，我同妓女不一样，我不是随便同任何男人都可以上床的。本田年轻英俊又温存体贴，我们有共同语言，他拿我当朋友。他说一定尽力帮助我实现愿望，一旦我有了更好的靠山，他决不吃醋，放我走。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说呢？” 我不置可否，只得点点头。 千佳子看看表：“过一会儿我还得去夜总会上班，这一年里我已换了三个地方了。镰仓这个地方虽比不得大都市，但它是个古城，也经常有富商大贾光顾留连。我干一阵看看，没什么收获就还到新宿和银座那边找目标去。”她又看了看表，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站起来对我笑笑：“这回可真该走了。呵，今天同你聊了一通，心里畅快多了。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怜惜地顺手捋了捋她乌黑的长发。她突然受了感动，搂住我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站了一会儿，马上又恢复了笑脸：“瞧不起也不要紧，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我叫千佳子，对不对？我对谁也不讲真名字，免得我将来成名成家受影响。”说完哈哈笑了起来，又喊道：“本田桑，我得走了。” 本田忙不迭地答应、付账。我送他俩出店门，千佳子在钻进汽车之前还拉住我的手摇了摇，一副调皮天真的样子。我内心叹道：这么一个满脸稚气的女孩子怎会如此老谋深算？是她原本就这样，还是到东京这一年学会的呢？这光怪陆离的东京呵，人格、人品、人性都得在你面前扭曲、变形、丧失殆尽吗？ 本田仍然经常来，但只是一个人，不带那个千佳子来了。我因为同本田是朋友，便不避讳地打听打听千佳子的消息，本田总是说很好很好。 樱花开了又很快地凋谢了。春天过去了，又到了绿树葱茏的初夏。有天晚上，本田又来喝酒，他告诉我，千佳子终于认识了一位知名的教授画家，现在经常去那教授家里学画，明年春天就可以上艺术大学了，她也找到了有实力的资助人，不必在夜总会打工了。 我问本田：“是让人‘全包’了吗？” 本田嘻笑着耸耸肩，什么也没说。 我想，这女孩子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目的，以后也许会达到最终目的——去巴黎。但是，像她这样的人，就算进了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学府，拜了最好的名师，她就会成为画家、艺术家吗？即便她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名和利之后，她就能感到幸福、感到自豪吗？我不明白，我搞不懂，我发现我在日本时间越长搞不懂的东西越多，是我大脑退化了？还是我落伍于时代了呢？我不知道。 第三十三章 日本平民的家庭生活 很快暑假又来到了，这是到日本后的第二个暑假，去年我为了赚学费拼命打工，暑假一点儿都没敢休息，更谈不上去哪里玩儿。现在我在内川烤鱼店打工，时给是1000元，每天6小时共6000元，一个月干二十五天，每月可收入15万日元。到了暑假，我不但还上了岗本先生垫付的钱并且付完了最后一学期的学费，也就是说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付完了这二年170万日元的全部学费。我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决定不再苛待自己。钱是永远赚不完的，虽说在这日本打工一个月赚的钱抵得上国内一年的工资，但我不是为赚钱才来日本的。我决定向店里请一个月假，利用暑假，好好考察一下日本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和文化艺术，这才不虚此次东瀛之行呵。 老妈妈以为我要“跳槽”，颇有不舍之意，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是不是嫌时给少。我急忙解释，说在这里工作很愉快，不会“跳槽”的，只是想休息，玩玩儿放松一下，我到日本不能只是上学、打工、回家，单调的三点一线呵，我要看看日本国美丽的风光呵。老妈妈这才点头答应了，并叮嘱我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轻易同陌生的男人搭伴旅行。我笑着请她放心，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自去年在日产汽车厂巧遇日本友人小野的儿子后，我只同小野通了几次电话，他和他的太太一再邀请我到他家去作客，但因为我忙着上学打工，一直没有空暇去。小野是个本本分分的公司职员，在东京一家美术印刷厂做版式设计，热爱绘画和书法，对中国国画和书法相当痴迷，他自己在这方面也颇有造诣。 我们是通过中日友好协会搭桥才开始通信认识的。他知道我在东京上学的校址，也知道我在川崎的住址，但他却从没有找过我。他在电话里对我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女留学生，而且寄住在保证人家里，如果他一个五十来岁的日本男人来找我，恐怕会引起同学们的误会，尤其怕保证人多心，以为我学坏了，在同日本男人如何如何。所以他只是同他太太一起约我在新宿车站著名的大屏幕下见过一面，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海鲜螃蟹。又带我到新宿的地下商业街服装店给我买了二套很实用的休闲服和一大摞笔记本等学习用品，并送给我一部富士牌照相机。 分手时，小野太太拉住我的手，再三说抱歉不能给我太多的帮助，他们只是普通的工薪族，不是有钱人。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保证人是社会名流，比较之下，他们的帮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连连向他们致谢，说这些东西我真是太喜欢太需要了。为了让他们安心，我答应有机会一定去他们家玩几天。 这次暑假，我决定去热心的小野家看看。当我把东京和关东地区有名的景点名胜都走遍了之后，八月下旬，我终于去了小野家所在的清濑市。 日本人都把东京称为“大东京”、“花东京”，意喻它的大和繁华。在日本列岛，到处是山地，最主要的平地就算关东平原了。号称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围绕着东京平铺开来，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发达，像横滨、川崎、镰仓等这些城市到达东京不过只需30分钟左右，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大东京都市圈，这个圈内辐射的人口大约有3000万之多。 东京的繁华自不必说了，它的大确实在是太大了。我在日本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京就有1300万人口，这是真正的日本人口，还不包括在那里常年流动的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外国打工者，这些人就有200万之多。东京有二十三个区，统辖二十六个市，当然这都是小城市，也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县城吧。但是这些市镇都管理得非常好，处处整洁美丽，井井有条，车站、街道、超市、商场、学校、文化宫、艺术中心、学校、医院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各种设施丝毫不比大城市逊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给人一种更加恬静、更加适合居住的感觉。清濑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镇。 我刚走出站台，小野和他的大儿子勇夫，就是在日产汽车厂工作的那个大胖小子，父子俩一齐迎了上来，带我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尼桑车旁，胖小子拍拍车厢说：“姐姐，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入厂后买的新车，我的最爱。今天我用它来迎接你，请吧。” 车子驶出车站，沿着不太宽但是非常整洁的马路开去，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绿化相当好，可说是处处林荫，在这酷热的暑期八月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走了大约有十几分钟才渐渐出现了一些建筑物，大都是七、八层高的楼房，小野告诉我，这就是所谓的社区组团，几十幢楼为一个社区组团，便于规化和管理。 车子停在一幢灰色的八层楼前，小野家就在五楼的一个单元里。虽说是八层楼，但都有电梯。门一开，胖胖的小野太太便深深地鞠躬迎客，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也向我行礼，用清脆的童音自我介绍说：“初次见面，我叫毅夫，上小学四年级。请多关照。” 我喜爱地摸摸他的头，送给他一盒西游记人物木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惟妙惟肖，同送给池田友子小儿子的一样，我觉得这个礼物选得不错，日本小男孩都会喜欢的。毅夫果然喜欢得不得了，鞠躬谢过后，拿起来就跑出去了，说是给朋友们看。 我又拿出其他的礼物一一送给小野夫妇和他们的大儿子，送给小野的是一幅国画和一幅行书的“业精于勤”的书法，都是辽沈地区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的作品。小野兴奋得满脸通红，爱不释手，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要找合适的位置挂起来。送给小野太太的是一件豆绿色真丝衬衫，因为从照片上知道小野太太很胖，所以选这件衬衫曾费了我不少的心思，跑遍了沈阳许多商店最后在外汇用品专卖店才买到。而送给小野大儿子的礼物更是让我绞尽了脑汁，十八、九岁的日本男孩子喜欢什么呢？我无从知晓，只得选了一匹唐三彩的马。他也高兴地连声谢谢，摆放在自己房间的书架上。 小野夫妇先请我参观他们的房间，这是一套二室二厅的房子，大约有九十多平方，有一个西式的客厅，一侧摆放着沙发、茶几、电视、音响，另一侧放有一个写字台和书柜，是小野闲暇练字的地方。小野夫妇的房间是和式的，铺了“榻榻咪”，有整面墙的壁柜和小矮桌，显得整洁而舒适。二个儿子的房间则是西式的，有木地板和一个上下二层的木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两把椅子，也是有条不紊，一点儿也不凌乱。小野太太说，这都是儿子们自己收拾打扫的，不用她操心。厨房和餐厅、浴室都不大，但洁净得仿佛没用过一样，餐具器皿像新的一样闪闪发亮，由此可看出这家的主妇是多么的能干。 小野太太给我沏上茶，摆上几样点心后就到厨房忙去了。勇夫作为长子同父亲一起在客厅陪我坐着谈话。我称赞这套房子很漂亮，要多少钱才能买到呢？小野感慨地说，这套房子总房款是6000万日元，普通工薪阶层谁也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是贷款买的，分期付款。他的月薪是45万，每月拿出20万付房贷，一年是240万，除去首付的1200万之外，还需要20年才能全部还清，现在已经还了10年了，还有10年这房子才真正属于他。“今年我五十一岁，那时我都六十多岁了，应该已退休了。日本人为了一套房子得耗尽一生的积蓄呀。” 规规矩矩坐在一边双手扶在膝上的勇夫插话道：“父亲不必担心，我已经工作了，我可以每月拿出10万来，这样就可以提前还完了。” 我笑道：“是呵，有这么懂事的儿子怕什么？还有毅夫哪。” 小野有些自豪地拍拍儿子的肩膀，满意地点点头，却取笑道：“用你的钱？你从现在就得开始攒钱准备娶老婆、买房子了！” 勇夫窘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搓着双手。我笑起来，问道：“勇夫有女朋友了吗？” 勇夫的脸更红了，嘟嘟囔囔地说：“哪有呵。那得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呢。父亲不也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吗？” 小野点头称是，说：“不错，男子汉先立业、后成家，在日本，男人一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现在女子的结婚年龄也大大延迟了，差不多也要三十多岁吧，还有很多女子不想结婚，要独身一辈子呢。” 这时小野太太让勇夫去叫弟弟回来吃饭，勇夫低头说了一声“失礼”，才出去找弟弟。 我对小野说：“勇夫这孩子真不错，很懂事的呵。” 小野说：“是呵，我从小没有父母，自己一个人从静岗县的乡下来到东京上学，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完的大学。三十一岁才结婚，一直是租房子住的。日本地少人多，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东京市内买房子是根本不可能的，大都是在远离城市的郊区或偏僻的地方，就这样的房子现在也涨价了。好在日本的交通发达，住在哪里都有便利的地铁、电车、公共巴士，只是耗在路上的时间太多了。我每天早上5点30分被定时钟叫醒，为了不惊动妻儿，我从来不在家吃早餐，也是时间太早吃不下。简单洗漱后，悄悄下楼开车到车站，将车放在停车埸，赶5点50分的电车到新宿，在新宿还要换乘一次到日本桥站，这时是7点20分，在车站快餐店吃一碗拉面或者是咖啡和三明治，吃完已经是7点40分，再步行10分钟到公司，8点钟开始工作。下班后也是这样，一般到家最早是7点30分，如果有加班我就打电话告诉家里不用等我吃饭了，那就得深夜12点左右才能到家，第二天照样5点起床。就是这样。” 我摇头叹道：“这实在是太辛苦了，每天在路上都要用去差不多4个小时呀。不能调换一下离家近的工作吗？” 小野苦笑道：“谈何容易！在日本如果找到一份既适合自己又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而薪水又不低的工作，很少有人会换工作的。日本的企业和公司各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很健全，退休后也无后顾之忧，只要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工作到一定年限，这一切都会有保障的，所以在日本，‘跳槽’的现象很少。而且，一个总‘跳槽’的人，大部分的公司都不会欢迎他，他也得不到上司的重用，这就是日本企业员工比较稳定的原因。” “那么，你对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还满意吗？” 小野点点头，笑着说：“我很满足，人不能太贪心。我有房子住，有固定的收入，退休后一切都有保障，妻儿都健康，这就行了。内人的老家也在静岗县乡下，老父亲八十多岁了，和她的弟弟种植了一片不小的葡萄园，那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每年暑期我们都要到那里玩几天，帮着摘葡萄。明天我们开车去那里，一路上做山中旅行，好不好？” 我高兴地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的安排，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勇夫和毅夫回来了，小野太太张罗开饭，餐厅里的圆桌上已满满摆了一桌子菜。勇夫和毅夫都规规矩矩地站着没动，等我坐下了，看到父亲点头，他们才老老实实地坐下，静悄悄地吃起来。 在日本一年多，我已习惯了日本清淡的饮食，觉得这很符合营养学，不容易发胖，有利于保持苗条的身材。小野太太也是烹饪高手，做的菜都很好吃，尤其是烤鲜鱼和用豆腐皮包糯米做的小饭团更是好吃得不得了。小野太太说，她做了许多好吃的，准备明天路上吃，因为开车需要七、八个小时，吃喝都要准备好。 饭后我帮小野太太收拾洗涮，她夸我手脚麻俐，很会干家务活，问我会做菜吗？我说会几样，最拿手的是包饺子，明天去乡下去包吧。她问需要什么。我说有肉、有菜、有面就行，突然想起必须要有擀面杖，否则饺子皮怎么擀？ 勇夫听了就开车去超市买，他转了好久也没找到，甚至想开车去新宿，后来到了一家台湾人开的日用小百货店才买到了，用手举着跑上楼来，那样子真好玩儿极了。 晚饭后，小野要督促小儿子学习，小野太太开着车带我出去转转，我们来到了一个超级市埸。现在的中国城市里超市已遍地开花，甚至世界著名的“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品牌超市在沈阳也开了五、六家连锁店。而二十年前的中国人还不知超市是什么样子。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也感到新奇，对这种随心所欲的选购方式大为欣喜，因为毕竟在国内买东西时看够了营业员的冷脸，当够了受气的消费者。而在服务态度世界一流的日本，购物则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在超市里，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同小野太太打招呼，小野太太也向他们介绍我是从中国来的客人。他们都很惊讶，然后就鞠躬谢谢我的光临。小野太太解释说，她在这里的食品商埸工作过几年，后来生了毅夫后就不做了。但是为了贴补家用，每天还来这里干几个小时临工，一般都是送孩子上学走后，将家务活干完，在商埸从上午10点干到下午3点，干5个小时，时给一般也是700日元左右，一个月有7、8万日元，大约够全家的菜金用项了。她告诉我说，日本很多家庭主妇都是这样的，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既不影响做家务又贴补了家用，商埸方面也解决了白天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晚上要求打工的人比较多。 小野太太说，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往货架上摆放、补充物品，将不新鲜、过期的东西下架。工作量不是太大，但也闲不着，要自己眼里有活儿，主动找活儿干，日本人都是这样工作的，不能别人让你干什么你才干什么，而是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看到什么干什么。比如清洁方面，并不是清洁工一人的事儿，哪里有一点儿不干净，谁看到了都会马上收拾，抹擦，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话出自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之口，使我大为感动：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这种自觉的工作态度，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发达不富强吗？ 在二楼服饰商场，小野太太为我选了一件好看的小碎花睡裙，一双旅游鞋，纯棉袜子。还细心地量好我的尺寸，为我买了几件内裤和胸罩，还有两打丝袜。在收银台结账时，值班经理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对小野太太说，得知这位小姐是中国来的客人，可以按规定享受贵宾待遇，商品打八折。我和小野太太连忙鞠躬致谢，兴高彩烈地到一楼食品商埸又买了大包小包的食品才满载而归。 日本人是每天必须洗澡的，因为我是客人，就让我先洗。日本资源有限，富人和平民都处处自觉节省，，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的水龙头经过调试后都放不出太大的很冲的水量，够用就行。尽管喜欢洗澡也尽量省水，全家人用一盆水先泡澡，然后出来用沐浴露再用淋浴冲洗。 小野到儿子房间同大儿子一起睡，小毅夫则同我和小野太太一起睡在有“榻榻咪”的大房间里。因为是郊区，小区周围又是绿树浓荫大片草地，因此在这暑期的八月即使不开空调房间里也不觉得热。敞开的窗外吹进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小毅夫已睡着，我和小野太太躺在凉爽的“榻榻咪”席子上悄悄谈着话。 小野太太说，她是在乡下长大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那时她十五岁，弟弟十岁，也就是毅夫这么大。她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种田，一直到高中毕业去了东京。在日本全国都是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的，而且学校里都是用标准的日本语即东京语教学，因此，不论在任何一个地区长大的孩子，当他来到繁华的东京时也不会显得局促，没有文化方面的差异，别人也不会因为他是乡下人而歧视他，这就是人人都能很快融入大都市的原因。小野和他的太太都是这样从乡村走向东京的。小野也是静岗县人，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先是在工厂当工人，后来上了大学，边打工边读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印刷公司，成了职员。小野太太则一直在百货商店当售货员，二十八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小野，因为是同乡，出身境遇也差不多所以很合得来，就结婚了。 小野太太说，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有了房子，收入也够用，两个儿子很听话。而且小野性情温和，从来不打老婆，不像一般的日本男人下班不回家去喝酒，小野不吸烟，不喝酒，只有一瓶啤酒的量，可说是个好丈夫。 我说：“那你真是个幸福的女人呵。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了吧？” 她轻轻笑着说：“只有一条，毅夫生下来时，我和丈夫都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希望是个女孩子。” 我说：“没想再生一个吗？日本在这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吧。” 她说：“在日本，是很少有人生第三胎的，经济负担重是一方面，主要是教育责任重大，生了孩子就要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否则就不要盲目地生，给社会和国家增加麻烦和负担。” 她说在日本生男生女都一样，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现象，而且许多日本家庭还特别喜欢女孩儿，因为女孩子穿扮起来更漂亮更可爱。 我说：“你有儿子不也可以娶来漂亮的儿媳吗？” 她轻轻笑着说：“那当然。不过在日本娶亲的费用可不低呵，两个儿子哪，好大一笔钱呀。”她虽然这样说着，但并不担心娶不起，因为日本失业率极低，只要肯努力工作，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她说在日本这个国家里，贫富的差距并不大，政府通过税收来平衡各阶层的收入，因此也化解了不少矛盾，而且各种医疗、养老保险等措施健全有保障，人民没有后顾之忧，这也是日本治安稳定、社会和谐的原因。 我们絮絮地谈着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从这些小事中，我看到了一个普通日本家庭的幸福和希望。 第三十四章 秀丽的日本山川美景 第二天早早地我们就出发了，五个人分乘两辆车，小野开着丰田车领路，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后座位上放着换洗的衣物和食品箱、果篮，饮料则放在后备厢里。勇夫开着他的爱车尼桑随后，车上坐着小野太太和毅夫。 车子开出清濑市不久就驶上了高速公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乘坐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经历，此时小野娴熟的车技更是在我这个远方来客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 路面宽阔平坦，路边是绵延不断的绿色森林和烂漫的山花。 小野一边开着车一边同我聊天，他说：“我平生除了喜爱书法之外，最爱的就是玩儿车了。年轻时没有钱，就买一部二手车开着，二十几年换了好几部车，现在这辆丰田是三年前买的，每年的几个假期都是驾车全家出去旅行，从不坐火车的。” 我说：“旅行当然是自驾游有意思的多，可以随意停在任何一个自己中意的地方野炊、露营，真是趣味无穷呵。” 小野告诉我，日本国每年都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来修建新路，但仍满足不了需求，因为日本私家车增长的速度太快了，据1987年测算，平均每台车所占道路的长度仅为14m。现在一般国道和都道府县等基本已全部通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但由于日本山地特别多，有些山区和村镇的道路普及率还很低，只有50%左右。 车子下了高速公路，路面稍稍窄了些，车速也自然放缓。小野解释说，现在走的是通往富士山地区的公路，中午，我们将在著名的温泉渡假胜地——箱根休息玩耍一阵再走。 越往前走树木越加繁茂，路上的车子也越来越多。小野说，现在正是旅游旺季，而富士山地区一直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地方，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早已被指定为国家公园，但由于保护自然资源和限制商业开发利用的法规还不太健全，所以这儿实际上已成了人们“天然的”娱乐公园，商业氛围也相当浓厚，同时游人也非常拥挤。 车子开到一片草地上停下了。小野说：“在这里吃点东西再走吧。看！多美的风景。” 我们都下了车，勇夫和小野忙着从车上往下搬东西。我环视四周，简直被这人间仙境惊呆了：眼前是一个浩渺无边的大湖，湖水平静而幽深，像一块巨幅的深蓝色缎子平铺在蓝天白云下。湖对面就是雄伟的富士山，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白光。山下是茂密的森林，枫、松、柏、杉分别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黄、红色，林间点缀着飞如白练的瀑布，注入眼前的这个叫山中湖的大湖。小野介绍说，富士山地区共有五个湖，最大的就是这个山中湖。再往深山里走，在较小而偏僻的那几个湖附近还有水洞和风洞，都是富士山早期喷发时形成的。 富士山崛起于太平洋，海拔高度为3776m，是一个处于休眠状态的完美对称的火山锥，它的优雅和美丽成为日本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是摄影家拍不够的取景地。富士山的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这次喷发吞没了江户时代的东京城，而且使方圆100公里的地区都被火山灰覆盖，也因此有了大大小小的温泉。 湖边如茵的草地上铺了一大块塑料布，摆满了罐头、水果、饮料和小野太太精心准备的各种点心、酱菜和饭团。我们开心地边欣赏着这四周的美景边吃边喝。 这时又开来了几辆车，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下来了一群青年男女，他们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好像要住几天似的。小野说，他们是登山者。官方规定的登山季节是每年的7月1日至8月31日，现在正是集中登山的时候，只有在这段时间山顶的临时营房和服务设施才对外开放。但人们现在大都自己准备露营的设施，毕意还是方便一些。对那些想在富士山顶看日出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山脚下搭帐篷睡觉，后半夜开始爬山，天亮前爬到山顶正好看日出。 小毅夫吃完了东西有些发困，顽皮地在草地上打滚儿说想在这绿毯子上睡一觉。五十多岁的小野对这个小儿子非常疼爱，他拉起小毅夫哄劝说，一会儿到箱根去洗温泉，然后可以睡一觉。 那帮青年男女打开了录音机，在草地上又唱又跳地玩起来。勇夫晃晃头咧了咧嘴，跑到自己的爱车前也打开了汽车里的音响。小野太太将果皮和空饮料瓶等收到一个大塑料袋里拎到车上，准备看到垃圾箱时再扔掉。这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环保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难怪日本处处美丽整洁，连最拥挤的旅游景点也没有垃圾，是日本人自觉地爱护着自己的家园呵。 我们在欢快的乐曲中继续前进。车沿着富士山麓行走，美丽的富士山仿佛一直在俯视着我们。车内空调关了，车窗开着，湖边湿润的风吹进来，一点儿也感觉不到这是酷暑的八月天，这真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其景色的优美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车子停到山脚下的一个大停车埸。游人如织，声音也比较噪杂，人们都在抢着拍照。入口处有一个大牌子，上写：富士箱根伊豆国家公园。 我们随着人流拾级而上，这里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石灰岩，到处都是冒着热气的大小石坑。在山腰处有许多卖鸡蛋的妇人，旁边石头上放有细盐面儿，供游人蘸鸡蛋吃。这些鸡蛋是在温泉中烫熟的，因水中有硫磺，鸡蛋皮都呈黑褐色。卖蛋人说每吃一个蛋就延寿十岁，所以人们都在拼命死劲儿地吃。我努力吃了5个再也吃不下去了，而勇夫这个大胖小子则一气吃了12个！卖蛋人眉开眼笑竖起大姆指说：“伟大！了不起！” 箱根的公共露天温泉非常便宜，花几百日元就可入浴。因为是夏季，太阳光强烈，人们大都去了室内浴池。室内也是温泉硫磺水，而且男女是分开的。在池子的周围有许多淋浴喷头和小木凳、小木盆，小野太太说，温泉是专供浸泡用的，在入浴前必须把全身都洗干净才能下到池子里。 洗过温泉，在餐厅吃了冰淇凌和刨冰后，就在供游人休息的大凉棚下休息，这里铺有干净的榻榻咪凉席。我们各自躺下睡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继续爬山。当我们到达山顶时已是各个汗流颊背，气喘如牛。山顶的标示牌上写着： 驹 岳 （海拔1350m） 下面的说明写着：这是箱根的中央火山丘之一，是箱根的最高山。 我和勇夫、毅夫欢呼雀跃，在标示牌前拍照留念。 然后我们乘坐山顶缆车下山，俯瞰起伏的群山、葱翠的森林、蓝色的湖泊和烟雾缭绕的温泉。下山后又参观了大型水族馆，稍事休息后继续开车前进。 小野说，这回是沿着富士山的西南麓行走，游人开始明显稀少。一小时后就进入静岗县境，车走的全是海边公路，但路况还不错。一边是海，一边是山，渐渐可以见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零零星星散落在峡谷和山坳里，看来日本的土地资源真是奇缺，连这么小块的土地都利用上了。又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栽满果树的山坡和大片的葡萄园展现在眼前时，小野兴奋地说：“就是这里。” 车子穿过一条碎砂石铺就的小路停在一幢宽大的木造房舍前。随着勇夫揿响的汽车喇叭声，一只黑白花的小狗窜了出来，“汪、汪”地叫着，欢快地摇着尾巴。一位个子不高，清瘦而结实的老人健步走下台阶，后跟着一位四十岁左右、家庭主妇打扮的女人，还有一个同毅夫年龄相仿的男孩子。 我们刚下车，毅夫就同那个男孩子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拥抱在一起。 小野介绍说老人是他的岳父，女人是他太太的弟媳。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问好。老人慈祥地笑着说了许多话，虽然带着地方口音，但我听明白了是“我叫吉田。欢迎你来做客。不胜荣幸。”的意思。 那女人却说着清晰的东京语，自称叫静子，殷勤地把我们脱下的鞋子整齐地摆放在玄关的地板上。 此时已是傍晚5点钟左右，静子给我们沏上茶便到后面的厨房去张罗晚饭。小野太太也去帮忙，我连忙起身也要去，被吉田老人坚决地制止了，说没有让贵客下厨房的道理，安心坐着好了。 我和小野、勇夫陪着吉田老人聊天、喝茶。虽然到日本快二年了，但我仍然不习惯坐在榻榻咪上，一会儿盘腿，一会儿跪着，不停地变换姿势。勇夫见了就笑，说：“姐姐，吃饭还要等一会儿，我带你到院子里走走吧。” 院子里的甬道是用小块石板铺成的，我穿着新的漆花木屐走在上面，“呱嗒、呱嗒”的脚步声使我想起了儿时穿过的那种俗称“趿啦板儿”的木拖鞋 ，一种久违了的返璞归真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我像小孩子一样在院子里小跑起来，清脆的木屐声敲击着我的耳鼓，仿佛又回到了无邪的童年时代。 院子很大，围墙是用竹子编成的一米高的栅栏，牢固而美观，大门则是高高的门楼，有人字形的雨搭，颇像中国古代的庭院门。院中有几块大石头堆成的假山，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水车将水送到假山上再流到下面的一个小池塘里，池子上有一个宽不过二尺、长不过二米的竹木桥，恐怕不能走人，只是为了好玩儿罢了。有十几棵修剪成馒头状的矮树丛，还有几棵结满了果实的梨树和桃树，俨然一个微型小花园。 从正面看这幢房子，是典型的日本式木造建筑，即“盒式”建筑。这种古老的日本房屋结构基本上像一个盒子上面戴顶帽子——屋顶。岗本先生的府邸也是这种盒状结构，只不过那是三层楼，“帽子”也不太大。而这幢房子的屋顶高度甚至超过整个房屋高度的一半。屋顶的造型极为精致，屋檐宽大得遮住了四周的廻廊，既挡风雨又可乘凉。 勇夫说这房子比他年龄可大得多，有三十来年了，听外公说当初建造时花了不少钱，全是选用上好的松树和桧柏做材料，工匠也请的是名匠，因此这房子结实而美观。后来也经过几次装修，比如拉门和隔扇换成了透明和半透明的磨花玻璃等。在这日本的山区，除了台风和地震外，还经常有暴雨的袭击，甚至还有洪水和山崩，在多变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建造一座坚固而实用的房子历来是本地住民一生中最大的投资和愿望。 我一边看着听着一边赞叹不已。这老屋经过三十几年的风雨，显然有些陈旧了，木头都已变成了灰黑色，每一道木纹仿佛都在述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但它仍然坚实、耐用，以它饱经沧桑的身躯遮挡着风霜雨雪庇护着自己的主人渡过一个又一个酷暑寒冬------。 后院是一片菜园子，种着各种蔬菜。侧面有一间仓房，那里存放着许多劳动工具和杂物，一切都拾掇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这时走进一位身体健壮、面孔黝黑、一身工作服的中年男子，勇夫叫他“舅舅。” 那男子笑着放下手里的工具，向我鞠躬道：“实在失礼，我刚从园子里回来，一身泥土，请原谅。” 晚饭就摆在正厅里。这和式房屋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随时合并或分隔。此时将旁边房间的拉门打开，成了一个二十几个铺席的宽敞大厅，两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酒菜和水果。吉田老人又吩咐将正面的木板门全部推到一边去，这样整个花园的绿色景致便呈现在眼前，还可以眺望到远处起伏的群山。 所有的人都在劝我“不要拘束，随便吃吧”“喜欢什么就拿什么”，置身于这些淳朴的劳动人民中间，新鲜的乡村食品，加上外面的田园美景，我的心情极为轻松愉快，直吃得肚子有些撑不下了才住筷。 日本的男人基本上是不干家务活的，山村的男人更是一点儿不干。饭后的洗涮收拾全是静子和小野太太忙活，并坚决阻止我这个贵客沾手。 待一切整理完毕，静子又开始烧洗澡水。虽然家里有电热水器，但静子说老爷子洗不惯淋浴，还是钟情于在大木桶中泡澡。我是客人，按规矩还是让我先洗。 浴室在仓房的旁边，也是个很宽敞的房间，竹子铺就的地板，里面有一个洗衣机，竹子编的格架上有一叠叠洁白的毛巾、浴巾和浴衣，墙角还有一个铜制的熏笼在散发着缕缕幽香。巨大的木桶其实也是竹桶，里面有一个凳子，坐下去水正好浸到胸部。我全身心放松地闭上了眼睛，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使我昏昏欲睡------。 突然听到静子在门外大声问：“玲子桑，要不要搓背呵？”我才猛地清醒过来，连忙婉言谢绝，急急地淋浴梳洗完毕回到前厅。 这幢房子的四面都有滑动的拉门，此时全部拉开就成了一个空气流通的大凉亭。尽管日本的夏季普遍潮湿闷热但在这山区的大木头房里却是凉爽而通风。为了驱蚊，四周都点上了用干艾蒿编成的草绳子。大家就坐在廊下的草蒲团上喝茶乘凉。 空气清新而透明，山野静谧无声，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湛蓝的天幕低垂，那硕大明亮的星星仿佛触手可及。大灯都关闭了，只是开着小小的壁灯和池塘边的石灯。远山的轮廓变成了一条起伏的曲线，近处山坡上的果树和葡萄园则成了深浅不一的剪影，宛如一幅陈旧的中国水墨画。我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山村的夜晚多美多宁静呵，同喧嚣繁华的东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退休后到这里来安渡晚年倒是不错的选择。” 小野点点头说：“我和内人早就有这个想法。现在有不少东京人都渴望退休后到乡下过安静日子，毕竟大都市的拥挤、噪杂和空气污染是令人难受的。” 吉田老人“嗬嗬”笑着说：“这位中国姑娘倒是生性恬静，喜爱乡村生活。不过住长了就会感到寂寞的，年轻人还是向往大城市呵。像和子（指小野太太）不也是早早跑到东京去了吗？” 小野太太的弟弟即吉田说：“现在村里基本上没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就都走了。不走也不行呵，村里的女孩子都到城里去，使光棍汉增多，婚姻成了大难题。我结婚时就是费了好大劲儿才娶到静子的呵，如果是现在恐怕就更难了，哈哈哈------” 静子也温顺地笑了：“我当时是考虑到照顾母亲和妹妹才没有去城里。不过我并不后悔，乡间生活虽然单调一些，田里的工作也辛苦，但家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城里差，都很富裕。不过，大多数女子还是不愿意嫁到乡下的，有的老光棍儿只好娶外国人，比如菲律宾女人------。” 她给我倒茶，突然想起一件事，说：“哎？帮我们收葡萄的远藤不是娶了个中国女人吗？听说还是大城市北京的呐。” “真的吗？是北京的姑娘嫁到了这里？”我追问道。我觉得这里一定有许多曲折的故事。“那么，我能见一见这个中国女人吗？” 第三十五章 山村巧遇北京新娘 吉田深深望了妻子一眼，似乎在怪她多嘴。他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言语含糊地说：“这个嘛------是有这么一个中国女人，好像是北京的。不过结婚后一直不太安心，还偷跑过一次。远藤一直担心她再跑，从来不敢到远处打工------。假若玲子桑去拜访，远藤不一定欢迎------” 我知道自己唐突了，忙致歉道：“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我只是好奇而已，对不起------” 小野不以为然地对小舅子吉田说：“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玲子桑只不过想去看看中国同胞姐妹，又不会把她拐走。你明天见了远藤探探他的口气，也许他不在意呢。” 吉田说：“好吧，我试试。远藤拿他这个媳妇当宝贝呢，生怕再跑了。 第二天，大家很早就起来了，因为正是葡萄收获的季节，所有的人都要到园里摘葡萄。 静子给了我一个宽檐草帽，还有一块三角形的大纱巾，让我罩在草帽上遮太阳，并叮嘱我穿长袖衬衫，以免晒伤。小野太太细心地给了我一瓶防晒霜让我涂到脸上。大家拿了剪刀等工具和竹筐，分乘两辆小车和吉田开的一辆人货两用农夫车浩浩荡荡出发了。 日本的国土有三分之二是山地，而且大部分是火山活跃区，山形陡峭，景色十分秀丽。但自然土地资源就极为稀缺，所谓国内最大的关东平原同中国的那些平原比起来真是小得可怜。所以一些不太险峻的缓坡和荒地都被开垦出来成了农田和果园。吉田家的葡萄园就在二面环山一面临海的一片缓坡地上，大约有50亩左右，这在当地算相当大的果园了。 吉田老人穿着工作服，戴着草帽，很精神地指挥分配着家人和几个男女雇工干这干那，一点儿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 小野指着这一片葡萄园对我说，以前这里种的是传统作物水稻，那时大米是日本人的主要食物，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给种稻子的农民各种补贴，用高价收购大米。但后来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面包、牛奶、肉类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大米的需求日渐减少，政府不再统购统销，农民的收益下降，就开始种植收益高的果树蔬菜等。现在农民的收入80%是来自渔业和林业。岳父的这块葡萄园已有二十来年了，有固定的葡萄酒厂来收购，效益很不错的。平时由吉田父子打理，忙时就雇几个人工。 这里盛产葡萄、梨和桃子，葡萄是喜水的作物，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的葡萄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紫的像玛瑙，绿的像翡翠，一串串密密麻麻挂满葡萄架煞是喜人。他们说这里的葡萄品种主要是“巨峰”，竟然同我们辽宁的葡萄一个品种。 大家分散来开始干活，我也专心致志地干了起来，不一会就汗流夹背了，高举着剪刀的胳膊也有些酸痛。我一边摘葡萄一边想起了二十年前在辽宁铁岭地区开原县插队时的情景：那个纤细瘦弱的十六岁的女孩子，春天，挥舞着大镐刨苞米茬子，晚上躺在土炕上捧着满手的大紫泡哭泣；夏天，顶着毒日头铲地，一个汗珠摔八瓣儿，嗓子渴得冒烟儿，跑到河沟里用手掬那混浊的河水喝；秋天，掰苞米、割豆子，刀子般锋利的苞米叶将手割得一道道血口子，腰酸得直不起来；冬天，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和呼啸的北风挑冻土、修水利------。七年的知青岁月将我磨练得稳重而坚强。现在我又来到日本“洋插队”，同样经受着严酷的考验，而眼下的劳动却是国外假期旅行的一项内容，人生是多么不可思议呵。 虽然没有人催促我，小野太太和静子也几次关切地让我歇一歇，但我同她们一样干得又快又好，她们每人摘了五筐，我也摘了五筐。休息时，大家坐在地头的草棚里喝茶、吃葡萄，静子说：“看起来高贵的小姐一样的玲子，想不到这么能干，真了不起！” 我给她们讲我曾经在农村干过七年农活。她们问为什么？我不知“插队”这个词怎么翻译成日语，只好说国家有规定中学毕业生必须在农村劳动锻炼几年才能分配工作。她们表示不理解，说这个规定很奇怪，因为日本农村的中学生一毕业就都跑到城里找工作去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中年妇女种田了。我解释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中国农村的青年也是都往城市里去找工作的。她们就点着头说：“是呵，一样的，一样的。” 这时吉田领着一个男人走进草棚，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远藤。”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典型的淳朴的农民，大约四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夹克式工作服，中等身材，很健壮，被阳光晒得黑红的脸膛，五官长得也很端正。他深深地九十度鞠躬，用带点儿方言的口音说：“我是远藤，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说完就一脸憨厚地笑着站在那里 我连忙起身也深深地行礼，小心翼翼地问道：“冒昧问一下，听说你太太是中国人，我是中国留学生，想去拜访一下，不知方便不方便？” 远藤老老实实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没有什么，只是不知道小菊她愿不愿意------” 吉田拍了他肩膀一下取笑道：“你老婆怎么会不愿意见她家乡来的人？是你小心眼儿，怕她又动了回家的念头吧？” 远藤涨红了脸，小声嘟哝了一句什么，不知所措地揉搓着手里的草帽，样子极为不安。 我诚恳地说：“请放心，我只是去拜访一下，不会说任何不利于你家庭和睦的话。你晚上回去对太太说一下，如果她愿意，我明天就去看她，好吗？拜托了。”我再次鞠了一躬。 远藤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戴上草帽拿起筐子又干活儿去了。 我们又每人摘了五筐，时间已近中午，太阳更加火辣辣地烤人。吉田老人招呼大家收工，回家吃饭、午睡，下午3点太阳弱一些时再干。 勇夫和吉田他们将一筐筐的葡萄搬到货车上，我们坐车回到家里，男人们又将葡萄搬到地窖里，女人们则到厨房里做饭。饭后大家分别到几个房间里休息，我和静子、小野太太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静子放下了竹廉子遮挡阳光，我躺到通风凉爽的草席上立即睡着了------。 当小花狗用嘴扯着我的裤角将我弄醒时，我一看手表已经3点半都过了，懊恼自己睡得太死，大家都走了还不知道。 我到处走了走，偌大的房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只好大声问：“有人吗？谁在家里？” 小野太太应声快步从后面的菜地走过来，笑道：“玲子你睡醒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小野太太笑道：“是太累了，总也不干农活，连我也吃不消呢。不要去葡萄园了，我们在家给他们准备一顿好吃的晚饭吧。” 我突然想起了特意带来的擀面杖，拍手道：“哎呀，差点儿忘了，我来包饺子吧。” 我写了一张清单，列明需用的调料和肉、菜等。小野太太看了说：“面粉足够，调味料也有，青菜自家园子里有芹菜、青椒、西葫芦，但猪肉和韭菜要到街里的商店去买。大约有1公里远，我们开车去吧。” “才1公里呀，我们还是步行去吧，还可以看看路上的风景。”我穿上旅游鞋，戴上草帽，提了一个竹篮，随小野太太去了街里。 午后的阳光依然强烈，但山野的风景的确很美，远处是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群山，山脚下是一块块绿油油的菜地和稻田，穿过一片竹林，就到了街里。 所谓的“街”离海边不远，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小野太太说早上还有鱼市交易，那里会显得很热闹。现在是下午，没有多少人，比较安静。街道大约不过200米长，但整洁干净，一点儿也没有脏乱的迹象。路面铺着石板，被水冲洗得没有一点儿灰土。路两边是各种店铺和小酒馆，都是木造的房子，门口摆放着鲜花，有糊着花纸的木拉门，像普通的住家一样，只是门口挂着的招牌和旗幡才知道这是商店。走进去一看，几乎都是微型超市的模式，不论水果、蔬菜还是肉类、水产品，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摆放在敞开的货架上，上面贴着标签，而且没有讲价的规矩。普通的山村小店也这样规范让我惊羡不已。 这里的物价比东京稍低一些。我们买了一块猪肉，当埸用绞肉机绞成了肉馅，又买了一把韭菜。水产品相对便宜，小野太太买了一些鱼虾和贝类。 回到家里后我和小野太太就忙开了，待到大家收工回来，我已包好200多个饺子准备下锅煮。小野太太则做了好几种鱼、虾、贝类的菜。吉田老人从地窖里拿出葡萄酒，说是酒厂送给他的，是用他的葡萄酿造的。 饺子有三种馅：猪肉、虾仁、鸡蛋和韭菜的三鲜馅；芹菜猪肉馅；西葫芦猪肉馅。大家都称赞饺子好吃，实在是美味。吉田的儿子歪着头说：“姐姐不要走了吧？就住在我家好不好？”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姐姐走？” 他老老实实地答道：“姐姐走了没有饺子吃了呵。”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笑着说：“其实这也不难，把用料和作法都仔细写下来，教给你妈妈，以后就可以经常吃到了。在中国的北方，每家的主妇都会包饺子的，这是一种很普通的食品。” 吉田却摇头道：“我可从来没听远藤说过他那中国老婆给他包过饺子吃------” 吃完饭洗浴过后，全家人仍然坐在廊下乘凉喝茶。这时远藤打来了电话，说他内人要同我讲话。 我拿起话筒，习惯性地说：“毛希、毛希”，就听对方一个女子急切地用中国话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吗？用中国话说吧，用中国话！” 我马上改用中文，说：“是的，我叫肖玲，是沈阳人。来东京留学快二年了。是应日本朋友的邀请来这里玩玩儿、渡暑假的。听说有个中国女子嫁到这里，就想去看看，不知你------” 她用标准的北京腔说：“我叫白小菊，是北京的。我当然欢迎你来呀，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中国同胞，有人同我讲中国话了。你什么时候来呀？” 我想，自己不能光是玩儿呀，应该帮吉田家再干点儿活儿，就说：“明天上午我还要去摘葡萄。下午吧，下午我去你家行不？我们好好聊一聊。” 白小菊有些兴奋地说：“行！行！就明天下午，我准备好吃的等你来。一定呵！” 我放下电话，见小野和吉田一家都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连忙解释道：“远藤太太确实是北京人，她很高兴见我，请我明天下午到她家去做客。” 吉田叹了口气说：“远藤是个好人呐，忠厚老实，干活不惜力气，实心实意地干，每年收葡萄我都愿意请他来。” 我以为远藤很穷才给别人打工，可吉田说不是这样的。在日本的农村，因为田地稀少，农民没有专业种田的，都是种稻、种菜、种果树、打鱼等什么都干，叫做“兼业农民”。而农业人口不多，这样各家各户就需要互相帮忙，自然而然形成了没有契约的互助合作关系。比如，远藤有个蔬菜大棚，忙时吉田会去帮忙。而吉田摘葡萄时远藤也来帮忙。工钱也好商量，一般没什么争议，乡里乡亲的，以人情为主。 吉田说：“远藤有文化，也是高中毕业的。很能干，也能吃苦，他还是打鱼的好手，日子过得不错，前几年新盖的房子，有一辆人货两用车，一辆摩托。唉！只是命不太好，从小失去双亲，三十多岁才娶亲，老婆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生小孩，后来得乳腺癌死了，远藤打了五、六年的光棍儿。。现在日本农村娶媳妇很不容易，又何况是四十多岁的鳏夫------。最近几年东京有婚姻介绍所开始给农村男人介绍外国女子，远藤也去登了记，看过二个菲律宾女人，他不太喜欢。后来说有中国女人，但中介费很高，先交20日元，成功后再交40万日元。远藤花60万娶了这个中国女人，他很满意，一直说要好好待她，可是------，呵呵，明天玲子去了就会知道那个女人的心事了------” 听吉田这么一说更增加了我的好奇，那倒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呢？她为什么嫁到这日本的山村里来呢？ 第三十六章 她为何远嫁异国山村 这天一大早，我依然同吉田家人一起去葡萄园摘葡萄，在地头休息时，我看见了远藤，他笑着对我说：“小菊在家里打扫房间、准备招待客人的食品，她很高兴。只要她高兴，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家有好多新鲜的鱼虾，中午就请到我家用饭吧。”说完又中规中矩地鞠了一躬。 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也许那个叫白小菊的女人选择的这桩异国婚姻是幸福的呢。 中午时，我回去洗过澡，换了衣服，远藤就开着他的丰田人货车来接我了。小野说晚上五点左右会让吉田开车去接我，放心地玩一下午吧。 远藤家离海边很近，离我去过的街镇也不远，周围的住户也比吉田家那边多，隔不远就有一户人家，形成了完整的一条村街。 远藤将车开进一处院落，我跳下车来四处打量，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满院子的菊花，虽然刚刚入秋，但已花蕾初绽，粉、黄、白、红，色彩缤纷，还有几棵结满了果实的桃树、梨树，小院子显得生气盎然，美丽而温馨。房子也是盒式结构的木造建筑，虽然没有吉田家那么大，但很新、很漂亮，白松木的锒花玻璃拉门大开着，台阶上站着我要见的女主人——白小菊。 她穿着中国式普通的白衬衫和格布裙子，看起来年纪同我差不多，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个头，体态丰满，肤色很白，五官也很秀气。她老远就向我伸出手来，笑着说：“欢迎、欢迎。”我快步迎上前去，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她拉着我进了房间，远藤就开始往桌上端菜。听她同远藤讲的日语很生硬，只是简单的短句和单词，有时还需要打手势。远藤则一直是很耐心地满脸笑容地忙活着，他给我和白小菊斟上了啤酒，说：“欢迎小菊家乡来的贵客，干杯！” 小菊说：“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我真高兴呵，好久没讲中国话了，快憋死我了。呵，今天我要和你聊个痛快！” 我们俩叽叽呱呱地边吃边聊，我说她的院子很美，房子也很漂亮，如果在中国就是价值不菲的乡间别墅了。 她点头说的确是这样，家里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以及厨房里的小家电应有尽有，家里有一个蔬菜大棚，鱼汛期远藤还去打鱼，收入相当不错的，同中国比起来，物质条件真是很富裕了。远藤也对她相当好，不让她干一点儿农活。 我照顾到远藤的担心和情绪，细心地把小菊的话译给他听，让他知道小菊对生活环境和他本人都很满意。远藤脸上露出笑容，充满爱意地望着妻子。小菊则故意不看他，生硬地说：“快吃吧，还要去吉田家摘葡萄呢。” 远藤忙点头道：“明白、明白。”急急忙忙地吃饭。 我对远藤说：“小菊恐怕是日语说不好，不会用敬语，其实她心里是很关心你的，只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请你别介意。” 远藤说：“我明白，我明白，没关系，没关系。”放下碗筷站起身，向我鞠了一躬，诚心诚意地说：“失礼，我先走了，希望你同小菊玩得开心。” 小菊拉我到她的卧室里，这个房间有六个铺席大，有壁柜和小小的梳妆台，莲花形的吊灯，淡绿色的窗帘，窗外就是婆娑树影，真是一个幽静的处所。 我们坐下来促膝谈心，原来她也曾是知青，在陕北农村呆了十年。我坦率地问道：“那你怎么嫁到了这里？你一定有许多故事，能讲给我听吗？” 白小菊没有回答，低下头，泪水一滴滴地落在铺席上。我拉住她的手说：“我们年龄相仿，我也当过知青，你就当我们是姐妹吧。我到日本自费留学，也是吃尽了苦头，可我咬牙坚持下来了。我想，你也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她抬起头来，泪水盈盈的眸子里满是辛酸，于是她给我讲了一个北京女知青从陕北山村又来到日本山村的曲折经历： 白小菊是1968年从北京到陕北农村插队的知青，当年也只有十六岁。去的时候分到那个小山村的共有二女二男，过了二年，一个男生参军走了；又过了二年，一个女生被调到公社当了广播员，只剩下她和一个姓冯的男生。一男一女，白天一起出工，回来同吃一锅饭，晚上同睡一个窑洞，虽然是分开的二个房间，但中间只隔一道布帘，彼此喘气声都听得见。又是同病相怜的苦知青，天长日久哪能不产生感情？在一个北风呼啸寒气逼人的夜晚，小冯爬到了她的小土炕上紧紧抱住她的时候，她没有反抗------。1976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重修了窑洞，添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就算结婚了，那时他们以为这辈子也许就在这山沟沟里走不出去了-------。 可是1978年全国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知青们想方设法都离开了，他们的村子是最偏远的，得到消息时整个公社的知青差不多都走光了。 虽然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没有正式登记，也就是没有扯结婚证。这是幸，也是不幸。幸的是符合未婚知青可以返城的条件，不幸的是孩子怎么办？如果带回北京，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指标，什么都没有的“黑孩子”怎么办？他们俩商量来商量去，既然不想一辈子困死在这闭塞的穷山沟里，就得回北京去，那么只得狠下心来，先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以后再想法弄回北京。 费尽周折终于办成了返城的手续，当他们坐着的拖拉机在颠簸的山路上搅起漠天的黄土时，儿子尖锐刺耳的哭声将白小菊的心撕成了碎片------。 更让白小菊心碎的是，回北京后不到二年，小冯就变了心，同别人结了婚。 回北京后，因为没有房子没有工作，他们只能像未婚男女一样仍然住在各自的家里。在那个住房极为紧张的年代，老少三代五、六口人挤住在二十几平米小房子里是常见的事。小冯家是楼房小套间，哥哥已结婚有了孩子，住在十二平米的大间里，父母和妹妹挤在八平米的小间里。小冯一回来就麻烦了，没地方住，只得在厨房过道里搭了个行军床，紧挨着厕所门口，半夜里嫂子、妹妹上厕所撒尿放屁都听得清清楚楚。 白小菊的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她家是两间平房，二个姐姐已出嫁，一个哥哥结婚后也同父母住在一起，占了一个大间，白小菊回来后就同父母住一间小屋。冯、白两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可能让他们结婚住在一起，俩人只得偶尔在街上或者公园里见面，小冯渐渐变得冷漠起来，见面也不提结婚的事了。 后来白小菊被分到菜市场卖菜，小冯分到百货公司跟车，不久成了司机。因工作关系他经常同女供销员一起出车，女供销员看中了相貌英俊的小冯，频频找借口邀小冯去她家玩儿，这个比小冯大五岁、三十三岁仍很漂亮的离婚女人用她宽敞的二房一厅楼房和美酒佳肴将小冯彻底俘获，他终于下决心告别那充满厕所臊味的厨房过道与这个女人结了婚。 白小菊得到消息时小冯已结婚一个多月了。白小菊的哥哥知道内情后，找了几个哥们儿将小冯痛揍一顿，从此一切关系都不复存在。 白小菊日夜牵挂着陕北农村的小儿子，从地图上看北京到那里似乎并不遥远，可是真要去一趟却是极不容易，下了火车换汽车，下了汽车还要翻山越岭走五、六十里山路。回北京后，白小菊只回去过一次，以后月月寄生活费。她每月的工资是36元，给儿子寄16元，要给家里交10元伙食费，仅剩10元归自己所有，而她还要用这点钱不时地给儿子买换季的衣服、鞋帽和零食等寄去。白小菊说她回城后几乎没有买过像样的衣物，都是姐姐穿过送给她的，她口挪肚攒一分钱一分钱地为儿子积蓄着，想着有一天把儿子接到身边------。 一眨眼小菊已过三十岁了，老妈天天在耳边唠叨，嫂子也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可她不敢去相亲，不敢接受任何男人的殷勤和热情。结婚？嫁人？她能吗？儿子怎么办？爹已丧了良心，娘再不要他，那这孩子也太可怜了。如果说出了实情，谁会要一个曾经养过“私孩子”的女人？ 又一眨眼，白小菊三十四岁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利用各种途径出国的大门打开了。起初白小菊报的是“劳务输出”，是到日本做海鲜品包装工，包往返机票，包吃包住，月薪5万日元，合人民币差不多2000块钱，一年就是2万多块。这诱人的条件吸引着众多的报名者，白小菊有幸被选中，向家里人借了一部分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交了3000块中介费踏上了飞往日本的班机。 下了飞机坐大巴，她们一行60多个女工到了千叶县一个叫船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水产品公司。说良心话，吃住条件还是不错的，四个人一间屋，还有沐浴设备。每天8小时工作，是站在流水线上将大虾和小虾分拣出来，摆在小纸盒里再装箱，或者是分拣螃蟹，将螃蟹腿用橡皮筋绑好套上塑料袋再装箱。 一天站8个小时已经够累的了，但如果加班，工钱还会高一些。这些中国女工为了赚钱，人人都加班，每天干12个小时。她们说，反正吃完晚饭也没事干，看电视也听不懂日语，还不如去加班赚钱。她们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机械的动作，重复着宿舍——车间——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她们不懂日语，一切全听随行翻译的，包括领工资也是由翻译代领。她们并不知道，这种工作在日本最低月薪也要15万日元，实际上日方给中国女工的月薪是每人10万日元，有5万日元被中介公司私吞了。 但她们已很知足了，日本老板曾二次用大巴拉着她们去东京“观光”，去了新宿、银座、六本木等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她们像一群傻子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很怕走丢了，紧跟在翻译的身后看了看东京的市容市貌，还被带到秋叶原电器一条街每人买了一个“傻瓜”相机，照了许多照片。 尽管是走马观花浮皮潦草地看了看，但东京的繁华和现代化还是强烈地震撼了这些中国女工的心，使她们大开眼界。回来后大家就一直不停议论、感叹、羡慕不已。有的说，要是能多干几年就好了，多赚点钱多买些东西回去，这日本的好玩意儿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干脆不想回去了，说能不能偷偷留下来。有个女翻译就开玩笑说“怎么不能，嫁给日本人就能留下来。”结过婚的当然不行了，有几个未婚的就认了真，求翻译帮忙。于是由翻译牵线，东京一家由上海人开办的跨国婚姻介绍所就真的同她们开始了联系。这些女工星期天不再加班而是去东京相亲，她们渴望着留在富裕的日本，至于嫁给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也一点儿标准都没有。白小菊也加入了这个相亲的行列。 白小菊是这些未婚女工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三十五岁。小冯同别人结婚后，白小菊已暗下决心终身不嫁，只想多攒点儿钱，以后与儿子相依为命。到日本出劳务也是这个目的。但是现在又一条路摆在面前——嫁给日本人，留居国外。既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又可在亲戚朋友面前扬眉吐气，尤其是要让那个狼心狗肺的小冯看看——你抛弃不要的白小菊成了海外华侨！ 然而相过几次亲的她们都有些失望，因为这些日本男人都是面孔黑黑、手脚粗大的农民，尽管也是西装革履但仍然掩不住土里土气。婚介所的那个上海女人半是嘲笑半是劝慰地说：“你们还想嫁到东京城里呀？那可是痴心妄想。乡下又怎么啦？人家日本乡下比中国大城市都发达。家家有汽车、有房子、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年收入二、三百万，合人民币8、9万块钱。将来生了孩子去东京读大学、找工作，还不是一样嘛？想开点儿吧！” 是呵，想开点儿还不是一样？经济条件好就可以给儿子多寄钱，等儿子长大了就接到日本来读大学------。而且，再有一个月她们合同期满就要回国了，她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辗转反侧经过了几个不眠的夜晚，白小菊终于决定嫁人，留在日本。 当她第一次见到远藤的时候，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个老实厚道的人，虽然比她大八岁，而且面相看起来更老一些，可她不在乎这些。小冯倒是年轻英俊，但他无情无义弃她如敝履，连亲生的儿子都不要了。只要这个男人对她好，对她的儿子好，她愿意嫁。不过她提出要去“实地”看一看。于是婚介所的人陪着她去了静岗县远藤的家。 乘电气化火车从东京到这里才二个半小时，沿途美丽的风景使她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下了火车，远藤开着崭新的丰田人货车将她带到家里，宽敞整齐的独家独院，长势良好的蔬菜大棚，全套的家电设备，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殷实富裕之家，而且没有公婆等外人同住，她将成为这个家庭唯一的女主人。白小菊动心了，她通过婚介所的人提出了条件，那就是结婚后每个月要寄给中国家里2万日元。她想，2万日元折合800块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技术工人一年多的工资呵，有了这钱，就可以把儿子从陕北接到北京让姥姥姥爷来抚养了。婚介所的人把话翻译给远藤听，远藤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劳务合同期满后，其他女工都回国了，只有白小菊留了下来，走进了远藤的家，成了远藤的妻子，她的户籍上的名字是：远藤菊子。一个美丽的名字。 第三十七章 愿她有个幸福的未来 夕阳西斜，屋里的光线暗淡了下来，时钟的指针已转到5点。远藤回来了，说吉田就要来开车接我回去，可是白小菊却极力挽留我在她这儿留宿一晚，因为她还有许多的话要对我说，还有一些心事要对我倾述。“好妹妹，让我同你聊个痛快吧。在这里一年多都快把我憋死了，谁能同我这样痛痛快快地用中国话谈天说地呢？我们一见如故，都有过下乡插队的经历，在这异国他乡相遇也是缘份。留下住一晚吧，明天让远藤开车送你回去。” 面对白小菊殷殷的目光，我怎能忍心拒绝？所以当吉田开车来时，我请他对小野夫妇解释一下，说我明天回去。 白小菊开心地搂住了我的肩膀说：“我高兴死了，晚上我们做中国家乡菜吃吧。” 我说：“我们包饺子吧。你给他做过什么中国特色的饭菜吗？比如包子、饺子、葱油饼、炸酱面什么的，你不会做吗？” “会呀，我什么都会做，在陕北我还学会了擀细长的切面条，不过我没那个心思和心情，而且我也很少下厨，都是远藤做饭。” “哎哟，可不得了！白小菊你竟然让日本男人侍候你，给你做饭？”我笑着打了她一下，她也扑哧一下笑了。 远藤见我们高兴，他也“嘿嘿”地笑起来。白小菊说：“远藤你去买猪肉和韭菜，再到大棚里摘一些新鲜的菜就行了，我们包中国饺子吃。” 远藤说：“好、好，我这就去。”他转身要走，又回头担心地看了看小菊，轻声说：“你千万不要累着------” 小菊瞪了他一眼说：“行了，你快走吧。” 远藤走后，我开玩笑地说：“小菊你这么金贵呀，真像我们小时候歌里唱的‘下地她怕扭了腰’，哈哈哈------” 小菊的脸有些发红，说：“我怀孕了，远藤都四十五了，盼孩子盼得眼情发蓝------” 我恍然大悟，叫道：“原来如此！这真是一件大喜事，恭喜你了。几个月了？” “刚刚三个月------。头二个月妊娠反应又呕又吐的，远藤以为我吃什么坏了肚子，我自己也拿不准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俩很少------很少在一起，我不让他碰------，只是有数的几次。后来去街里看医生才知道是------。远藤差点儿乐疯了，本来他就不让我干什么活儿，这下子就差没打个牌儿把我供起来了。小冯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在陕北那会儿，我怀孩子七、八个月了还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坐月子才吃了几个鸡蛋呀。唉！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一边合着面做一些零碎的家务活儿，一边家长里短地聊着。半天多的时间耳闻目睹这中日结合的家庭，我已确认白小菊这桩跨国婚姻还是不错的，对她这样一个经受过爱情和婚姻创伤的女人来说，既然已经嫁到了这里，有一个真心疼爱她的男人，又怀了孩子，那么她就应该安下心来好好过日子。我真心诚意地劝她以后要对远藤亲切一些，做一个温柔的妻子，然后做一个和蔼的母亲，加上远藤的勤劳、善良，那么这个家庭一定会幸福美满的。 我的诚恳和善意打动了小菊，她含着泪水点点头。我又想到了她的儿子，问道：“远藤知道你儿子的事吗？” 她的脸一下子灰了下来，含泪摇头道：“我怎么敢提这件事呢？因为当初在婚介所填的表就是‘未婚’。远藤虽说忠厚老实，但突然说我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恐怕任何男人都接受不了，何况日本男人？唉，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烦心的就是这件事。” 我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件事瞒得越久对他们夫妻感情伤害越大，莫不如早点儿挑明了好。白小菊的日语程度实在有限，即使想求得远藤的谅解也表达不完全。我要帮助她解决这个让她寝食难安的心病，让她们母子团聚，这样也不枉我此次山乡之行。 白小菊用沾满面粉的手抓住我的手，流着泪颤声道：“肖玲、肖玲，谢谢你，谢谢你------” 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为我的中国同胞姐妹而悲泣，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坎坷命运而感伤------。 远藤回来了，见我们两个女人泪流满面而感到吃惊，手挽着大菜篮子惶惑不安地僵立在门口。 我连忙接过菜篮子向远藤解释说小菊是想念她的妈妈才流泪的。远藤马上表示如果小菊妈妈愿意，可以把老人家接到这里来，而且明年春天小菊生孩子也要有人照顾的。 我听后再一次确信这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也坚定了我向远藤讲明一切真相的信心。 我们包了三鲜馅饺子，做了青瓜虾仁、肉片青椒、西红柿炒蛋和糖醋鲫鱼，吃饭时，白小菊不时地给远藤挟菜斟酒，还往小碟里倒醋让远藤蘸饺子吃。远藤似乎有些受宠若惊，兴奋得满脸放光，对我说：“小菊从来没这样高兴过，今天全是托玲子小姐的福呵，真谢谢了。”他倒了一杯啤酒敬我，我也豪爽地一饮而尽。 看看吃得差不多了，我开始把话题引到未出世的孩子身上。白小菊说预产期在明年的三月。我问道：“起名字了吗？” 远藤笑着说：“还没想这件事呢，不知是男是女。” “那么你希望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 远藤实心实意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是男是女我都喜欢，我是特别喜欢孩子的。” 我说：“是呵，没有孩子的家庭多冷清多寂寞呵，如果有二、三个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就热闹了。” 远藤第一次哈哈笑出声来，望着白小菊说：“那要看小菊愿不愿意为我生呵，哈哈哈------”端起杯喝了一大口酒。 白小菊红了脸，不由地用手去抚摸肚子，对远藤说：“玲子小姐文化高，请她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远藤点头连连说好。我想了想说：“妈妈的名字是菊，这是一种美丽的花，而且在日本是高贵的象征，因为日本皇族的族徽就是菊花。如果是个女孩子，最好也取个花名。三月是春天，院子里的桃花也开了，桃花美丽，果实甘甜，就叫桃子吧；如果是男孩子，就叫健成，意喻健康成长，好不好。”我将这两个名字写在纸上给他们看，夫妻俩都说好，将纸条郑重地收在一个专装票据证书的小匣子里。 饭后洗浴完毕，我们坐在廊下喝茶。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菊花香，我对小菊说：“这菊花好香呵，是你种的吗？” 小菊指指远藤说：“是去年我刚来时他为我种的，天天浇水施肥，开第一朵花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指着我又指着花叫着‘kiku！（菊）kiku！（菊）’美丽的菊！那时我就知道他是真心喜欢我的------” 仰望夜空，湛蓝碧透，一道银河横跨天际。身在异国他乡，不知今夕何夕，已是八月下旬，按中国的阴历算可能也是七夕左右吧。我开始将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古代神话讲给远藤听。他受了感动，说：“玲子小姐你讲的这个故事很美、很动人，我会记住这个故事的。” 我说：“你愿意听？那么我再讲一个真实的现代故事给你听。” 于是我调动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日语词汇，尽量生动感人地讲起了白小菊的故事。从那埸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讲起了陕北的窑洞，一对青年男女在那特定的艰苦生活条件下的结合；生了孩子，为了返城不得不将孩子寄放在老乡家；返城后男人的背叛变心；女人为了抚养孩子远走国外打工赚钱；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善良的日本男人并怀了孩子，可是她日夜牵挂着留在中国的儿子，又不知怎样向丈夫解释，这使她寝食难安，终日以泪洗面------。 远藤一直专注地听着，还不断地叹息，听到后来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越来越严肃，频频将目光投向面色苍白的妻子。当我停止讲述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我问道：“这个女人是谁？就是小菊，对吗？” 我点点头，紧张得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不知远藤会有什么剧烈的反应，假如他暴跳如雷怎么办？我策划的这幕戏该如何收埸呢？ 白小菊此刻已哭伏在榻榻咪上对远藤说：“对不起，我欺骗了你，对不起------” 远藤趋身向前扶起小菊，急切地说：“你怎么不早说，瞒了这么久，自己一个人心里苦？” 小菊只会说：“对不起，对不起------” 远藤摇头道：“我不怪你，我喜欢你，什么都原谅你------” 我终于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走进浴室拿了一条毛巾为白小菊擦脸，问远藤道：“那么你不介意她有一个儿子，有过婚史？” 远藤说：“可怜的女人，她有什么错呢？她受的苦太多了。我不在乎她结过婚，我也结过婚呀。我是真心实意爱她的，愿意同她相守一辈子。她是我的女人，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呵，这真是一个善良而心胸宽广的好男人呵。我欣喜地庆幸自己的大胆尝试成功。我将远藤的话翻译给小菊听，她用毛巾捂住脸痛哭失声。 远藤心疼地说：“小菊，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重的心事，去年你是不是因为想念儿子才跑到东京要回去呀？” 原来白小菊确实“跑”过一次。她嫁到这里半年后，因为语言障碍不能同远藤沟通，又不能同别人交往，孤独寂寞使她倍加思念可怜的儿子，她觉得再呆下去要发疯了，于是趁远藤不在家时拿了点钱一个人乘车跑到了东京。可是她一下车就迷了路，不知去哪里买飞机票，连问路的日语都讲不明白。后来她看到旅行社的招牌就走进去拿出钱又打手势又写下“中国”两字表示要买飞机票，但她没有任何证件人家不卖给她。她踟蹰东京街头不知如何是好，天黑后她开始害怕，也有些后悔跑出来。回国又有什么前途呢？既坑了老实善良的远藤，自己又成了骗婚的人。她终于找到了警察，写下了远藤的住址。第二天，焦急万分的远藤到东京把她又接了回来。这就是大家传闻的“中国女人出逃事件”。 当远藤和小菊的情绪都稍稍稳定之后，我们三人就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规定外国女人嫁到日本后可以获得居留签证，但只有生了孩子三年后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及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防止那些利用跨国婚姻骗取居留权的一种措施。但是白小菊思子心切，再等三年是不可忍受的。 远藤则坚决地表示：立即就办理手续，让小菊的妈妈陪同儿子来日本，孩子已十多岁了，应早点来日本读书学习日文，待三年后就可以同母亲一起加入日本籍，姓远藤，以后上大学、就业都不成问题了。 我问远藤：“你不怕别人议论你、笑话你吗？娶了一个带孩子的外国女人？” 远藤摇摇头，老老实实地说：“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管别人说什么？再说这里的民风淳朴，人们都很善良，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而且老天白白送给我一个儿子，别人恐怕还要羡慕我呢。” 我把话翻译给白小菊听，她破涕为笑，恐怕是第一次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望着丈夫，轻轻地说：“谢谢。” 我劝导白小菊要尽快地学习掌握日语，连打工带嫁到这里都二年多了，还不会讲多少日常用语，这是造成夫妻感情隔亥的主要因素。而且语言不通就不能同周围的人交往，不能融入日本社会当中去，当然要感到孤独寂寞。 白小菊点头称是，表示今后要抓紧学习。我答应回东京后给她买学日语的教材并准备亲自录一盒日常会话的磁带一并寄给她，让她在短时期内能够同其他人交谈，就像我教高井夫人那样。 时间已近深夜，我同白小菊躺在榻榻咪上仍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她终于睡着了，这一天情感上的波动大喜大悲实在是累坏了她。朦胧的星光下，她的嘴角露出淡淡的笑纹，腮边还有隐隐的泪痕。我一阵心酸，险些又掉下泪来------。 第二天，我同小野夫妇一家要回东京去了，白小菊和远藤开车来送我们。远藤千恩万谢向我鞠躬，并送给小野夫妇一大篓用冰块镇着的新鲜鱼虾。白小菊送给我一竹筐各种水果，还有一大捧刚刚采下来的含苞欲放的菊花------。 我同白小菊紧紧拥抱互道珍重，惜别的泪水打湿了我们的衣衫。车子开出好远，回头还见她站在路边挥着手，她的丈夫，那个善良忠厚的远藤站在身边扶着她。我再一次热泪盈眶，嗅着手里散发着清香的菊花，心里默默地祝愿她能早日同儿子团聚，祝愿她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第三十八章 他要到美国寻求新生 开学后，班里少了好几名同学。台湾男生眼镜陈，因留在台湾的女朋友有移情别恋的动向，光靠写信解决不了问题，眼镜陈顾不得还差半年就到手的文凭，为了拯救爱情心急如火地飞回台湾去了。一名姓郭的台湾女生在居酒屋打工认识了一名日本职员，同那个日本人结婚了，退学去当家庭主妇。还有一名就是北京男生王京生，他上学期就欠着学费，这学期又交不上，被除名了。 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也不知倒底怎么回事，就向许桑打听。他告诉我，去年寒假，王京生去泰国旅游，被一个泰妹迷住了，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那泰妹身上。回日本后又拼命打工赚钱，这次暑假又去泰国找那泰妹，又是花得两手空空地回来，哪还有钱交学费？同学们又替他惋惜又恨他糊涂，都说那些泰妹是沾不得的，她们好像会什么媚术，让男人迷上了就离不开。王京生那么一个猴精八怪的“京油子”，这次可栽得不轻。 我叹口气说：“差半年就毕业了，真是可惜。” 许桑偷偷对我说：“人家王京生才不在乎这文凭呐，那小子是玩世不恭的主儿，声称要尝尽人生滋味儿呢。你猜他现在干什么哪？”许桑声音更小了：“他在那种女性俱乐部当男------” “什么呀？什么呀？”我探头抻着脖子问。 “男妓！”许桑终于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两个字。 “啊！”我惊得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听说过东京糜烂的夜生活里有这种黄色俱乐部，侍应生一律是身强力壮的英俊男子，服务对象则全是有钱的独身女人、被丈夫冷落的弃妇或富孀等。她们拥有豪华的住宅和汽车、贵重的首饰、高档的时装，唯一缺少的是男人的爱，心灵空虚情感寂寞的她们便到这种女性俱乐部来寻求刺激，玩弄男人。王京生竟堕落到这种地方去赚钱，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午休，我出了校门去附近邮局给家里发信，在街角看见许桑正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站在那里谈话，许桑看见我便向我招手，喊我过去。那背身站着的人一回头，竟然是王京生。他还是老样子没变，依然是一身半新不旧的牛仔装裹着瘦长的身材，望望脸上，也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嬉皮相。 见我上下不停地打量他，王京生向我一鞠躬，自我解嘲地笑道：“久违了，肖玲小姐，多日不见，你更漂亮了。干嘛这么瞪着我？看我是不是被日本娘们儿折腾得走样儿了？不会不会，王某不会倾囊付出让她们抽干的，我还想多活几年呐。” 我无奈地说：“你总是这么油嘴滑舌的，真叫人头疼。大家都替你惋惜，眼看毕业了，我看还是补上学费，争取拿个文凭吧。” 王京生坚决地摇了摇头：“不，不，省下这80万日元吧，我大有用处。”他还想说什么，看看表说：“快上课了，你们走吧。我一会儿也去教务处开个肄业证明，好歹我还念了一年吧。”他看看我和许桑，说：“不管怎么说，在这异国他乡咱们有缘同学一埸，我想咱们几个大陆同学聚一聚，我请客。明天星期天，怎么样？” 我略略迟疑了一下没吱声，王京生马上尖刻地说：“怎么？肖小姐不肯赏脸？我不配请你是怎么的？” 许桑忙打圆埸：“行行行，咱们都去，我通知郑桑和赵会明，明天下午5点，新宿车站大屏幕下碰头。” 第二天，我们五个大陆同学准时会齐，王京生带领我们上了电车，在银座下了车，穿过著名的日比谷公园，又七拐八转到了一家庭园式的日本酒店，要了一个很大的单间，就有穿着和服的女招待跪在榻榻咪上爬来爬去地服务。我望着廻廊外美丽的庭园风景和室内精致的摆设，说：“王京生，今天可是你请客，钱带够了吗？这种地方的价格可是不得了呵。” 王京生在榻榻咪上盘腿大坐，摆出日本阔佬的架式哈哈笑着：“那是、那是，告诉你，这种地方我常来，不过都是那些富婆掏腰包。今天各位放心大胆地吃、喝，王某生财有道，不在乎这点钱。”他夸张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许桑端起日本小酒盅呡了一口，故意粗声说：“对，你和那些日本阔娘们多翻几个大饼就赚回来了。” 王京生听了就又是一阵刺耳的怪声大笑。 稳重憨厚的老大哥郑桑也绷不住笑了，说：“喂、喂，注意点儿口腔卫生，这儿还有二位女士呢。” 我和赵会明装作没听见，专心吃着生鱼片、炸大虾和罕见的巴掌那么大的螃蟹。各种美味佳肴一道道送上来，大家连说带笑，又吃又喝好不开心。 王京生喝红了脸，将酒杯斟满，端起来说：“来，我们每人一句祝酒辞，我先说：为我们苦难的自费留学生涯，干杯！”然后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郑桑说：“为我们在异国他乡的同学缘份，干杯！” 赵会明说：“为我们家乡的亲人个个安康，干杯！” 许桑说：“为我们将来事业有成，干杯！” 我说出了心里最想说的：“为我们平安返回祖国，干杯！” 王京生却将空酒杯一摔，哑着嗓子喊道：“我才不回去呐！我没有祖国、没有家，谁也不需要我！我不回去！”然后干脆拿起瓷酒瓶嘴对嘴地灌起来。许桑连忙抢了下来劝慰他。 王京生又来了老毛病，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喊着：“我刚出国不到半年，别人就写信告诉我：你老婆让野男人进门抢占地盘了。前年我就回去过，想结束这‘洋插队’的苦日子。可我去单位上班，却告诉我，早已把我除名了。人事科长，那个猪八戒操的肥娘们还阴阳怪气地说：‘出国都发洋财了，还上什么班？每月这几十块钱，你洗半天盘子就赚回来了。’我要求恢复工作，那娘们说：‘没指标。不可能。’操他妈的，我回国还成待业人员了。幸亏我临回国时办了再入境手续，我就又回来了。去他妈的，我再也不回去了！” “你的再留资格到期怎么办？”我问他。 “不到期我也不在这儿呆了，我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他又大口喝起来，喊着：“这18度的日本清酒哪能醉人呀。我是喝不倒的男子汉！男子汉！” 郑桑说：“你真的要去美国？护照好办吗？” 王京生斜睨着醉眼，用肩膀撞着郑桑的肩说：“大哥，亏你还是生意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办得成吗？我为什么去卖鸡巴呀，呵？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钱！我去侍候那些半大老婆子，去吻她们厚粉遮不住皱纹的脸；去抚摸她们下垂松驰的乳房；去舔她们肥猪般的身体；去满足她们疯狂的淫欲；去提供各种稀奇古怪的服务；去------啊------啊------”他抻着脖子，拉着长声，仿佛谁掐得他上不来气儿一样。 赵会明说：“他太激动了，让他躺一下吧。”就从旁边拿了一个花边靠垫，扶王京生躺下。王京生却又挣扎着起来，抓起酒壶往嘴里倒酒，结果都倒在脸上了。 我大声拍拍手，女招待马上出现在门边，我说：“请拿湿毛巾和热茶来。” 我和赵会明用湿毛巾给王京生擦着脸和手，又扶他起来喝了几口热茶。他一下子拉住我和赵会明的手哭起来了：“呜——呜——，你们都认为我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对不对？都认为我什么也不在乎、没心没肺，对不对？认为我没有人格、没有国格、没有廉耻，是不是？” 我和赵会明摩挲着他的手，像哄小孩子一样劝他：“没有，没有，谁也没这样看你，谁都不容易，都理解的。” 王京生仍然带着哭腔说：“不，你们不理解！不理解我干这种勾当时心里的感受，我就是一部性机器，跟性具商店里卖的那些玩意儿一样。我脑子里只是想着干完这一套服务程序5万块钱，或者富婆觉得舒服了再多给3万、2万的，其他什么也不想------。” 我用毛巾给他擦着泪水和汗水，央告说：“京生，求你了，别说了好不好。” 他仍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她们总是想出各种花样，要各种姿式。有的觉得房间里不过瘾，还要到外面花园里草地上去，看着星星月亮干------。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像北京动物园里的河马一样肥大，兴奋时还发出怪兽样的叫声，简直吓得我魂飞魄散，她还------” “够了！”许桑突然发起东北大汉的脾气，大吼一声，一拳砸在桌上，震得杯盘一阵乱跳。门外的女招待探头往里望望，郑桑摆摆手，那女招待又隐去了。 许桑骂道：“你还有完没完？今天你请我们几个大陆同学到一起就是来听你讲床上媚术呵？那还用你讲，买一盒黄色录相带一放不就得了？真是的！” 王京生被这一吼一吓倒清醒了，人也坐了起来，也不疯痴了，蔫蔫地喝起酒来，一副怪可怜的样子。 我悄悄捅捅许桑，许桑会意，挪过去，和郑桑一边一个拥着王京生的肩膀，沉重地叹口气说：“别怪我骂你，我是实在听不下去了。你心里苦，发泄一下也好。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办护照有把握吗？” 王京生说：“是办探亲护照，保证没问题。到了美国再想办法改护照，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过眼下一定要攒够一笔钱，免得到了美国后受窘。” “多少钱叫攒够？” “我想3万美金就差不多了，按现在的汇率需360万日元。眼下我已有300万了，再干个十天半月的就够了，那时护照也差不多办妥了，我拿到手就走。到美国后，改头换面，安心读书，再弄个‘绿卡’，将来再回国地位就不同了。那时我风风光光地去看看那个不干人事儿的肥婆人事科长，往她那猪头上甩200美钞，告诉她这钱不是洗盘子挣来的，是卖鸡巴挣来的，够她一年的工资了。” “又来了又来了，京生，你是想撵这二位女同胞走哇还是怎么的？”许桑又吼起来了。 王京生马上学日本人请罪的样子，在榻榻咪上向我和赵会明跪伏下去：“实在对不起，实在失礼，请原谅。” 我和赵会明连忙扶起他。 王京生大声拍拍手，女招待立即出现在门边，王京生粗声大气地吩咐将桌面收拾干净，重上一桌酒菜。 桌面重新摆好后，他为我们一一斟上酒，举杯说：“这回我们好好地喝，唱唱歌，来，干！” 我这天也不知怎么的，竟毫无顾忌忘乎所以地跟大家一样，一杯又一杯地喝起酒来。 王京生用筷子敲着碗，领头唱起了知青时代流行的怀乡曲：“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家乡呵/知识青年想念家乡和亲人------” 我们一齐用筷子敲着碗，眼含热泪地放声唱着：“------捎封信儿到家乡呵/知识青年想念家乡和亲人------” 唱着唱着，终于唱不下去了，我和赵会明相拥着哭倒在榻榻咪上，三个男生也是满脸涕泪横流------。 夜色降临，霓虹闪烁，花东京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繁华夜生活。我们五个人紫头胀脸眼睛红肿地走出这酒家，临走时，王京生扔下了15万日元的钞票，嚷着说：“今晚再侍候二个富婆又赚回来了！” 在车站分手时，王京生拒绝握手，他说那太“同志化”，与他的身份不符。他只是抱拳作揖道：“各位珍重。”又挥拳向上一举：“努力奋——斗！” 我晕晕乎乎挤上车，幸好还记得在哪站下车，腾云架雾般走回公寓，进房后一头扎在榻榻咪上便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是夜里2点钟了，我拿出日记本记下这天的一切，边写边流泪，滴滴泪珠濡湿了眼前的纸片------。 第三十九章 天皇驾崩与咪咪的眼泪 咪咪的口语水平大有进步，已基本能同客人简短地交谈了，日本歌曲也学会了几首，虽然唱得不太准确，但也算能对付一阵子。她脾气随和，圆圆的脸上总是溢着笑容，干活也是抢着洗杯擦碗，很讨人喜欢的。但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她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惹起客人的不快，引来麻烦。 那天来了一对男女，男的六十多岁，是个西装革履的瘦老头；女的四十来岁，浓妆艳抹，风韵犹存。俩人样子很亲密，搂在一起，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咪咪负责招呼他们，因为掌握的日语词汇有限，便没话找话想赞美一下女客，对那老头说：“这是你爱人吧？真是又年轻又漂亮呵。” 没想到俩人一下子露出尴尬之色，女客极其不悦，冷冷地说：“我们是朋友。”不一会儿就悻悻地走了。 惠美生气地骂了咪咪几句，并告诉了老妈妈，老妈妈也到后边来训斥了咪咪一顿。咪咪低头一声不吭，叭嗒叭嗒掉眼泪。 房子对我说，那个老头开个小工厂，有点儿钱。那女人是前条街咖啡店的老板娘，确实是老头的“爱人”。（在日语里，“爱人”即“情妇”；妻子应称为“太太”；未婚妻叫“恋人”）。在酒家里，从业人员是不应随便说男女客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的，这是大忌，何况咪咪又错把“爱人”一词当成中国的“妻子”一样使用了。 咪咪将上班时间推迟到6点半，原本是分配咪咪打扫卫生间的，现在她上班晚了，我就不声不响地承担了这工作，无非是用芳香剂冲一下，擦擦镜子，放上卫生纸而已。惠美就让我问问咪咪为什么晚来，是不是为了躲避刷厕所。咪咪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她从来不认为刷厕所是什么低气活儿。主要是因为语言学校的学费涨了，由一年40万涨到50万，而且宿舍的租金也涨了3000块，不想法挣钱不行呵。她又找了一份工，是一个小作坊式的工厂，组装圆珠笔带包装。 我说：“何必呢？不干这份工你在内川烤鱼店打工的钱也够学费了。我上大学的费用比你多一倍，我也不像你那么拼命，要那么多钱干吗呀？” 咪咪说：“咱们堂堂大学毕业生飘洋过海来这外国受这份洋罪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挣点儿钱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拿回一大笔钱都对不起这天地日月！”她中午放学后去圆珠笔厂干四个小时，6点半赶回来到内川烤鱼店，来回要换好几次车，天天如此，奔波劳累可想而知。她却是个乐天派，每天仍是嘻嘻哈哈的一副不知愁的样子。 然而，自费留学生哪能没有忧愁，人人都是烦恼一大堆。咪咪那个姓何的男朋友，也是北京籍留学生，俩人同居快一年了，三天两头吵架，多次吵着要分手又分不开。有天正在工作时间，小何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咪咪便同他在电话里吵，让他不要影响工作。撂下电话，不一会儿又打过来，咪咪就又同他吵。那小子也在什么俱乐部当侍应生，可能不太忙，就打电话搔扰咪咪。惠美生气了，斥骂咪咪，咪咪就哭。 电话又响了，这回我去接。还是小何，那小子用半熟不通的日语说：“请找咪咪，我是她的朋友------” 我不客气地用中国话骂道：“放屁！什么朋友？你太不像话了，即便你们有什么矛盾，也得等她回去关起门来吵。你这样影响她工作算怎么回事？店长把咪咪都骂哭了。你以为这打工的饭碗好找吗？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那小子马上卡了壳，老老实实放下了电话，再也没捣乱。 下工回家路上，我问咪咪为什么俩人总吵架。咪咪说：“性格不和呗，各自又都心烦，因为一点儿小事儿就吵起来了。唉！真没意思。” 我说：“没意思为什么还在一起？天天吵架，多伤心神呵。你们怎么认识的？” 咪咪说：“我刚到日本时住在租来的民房里，月租金2万多，那房子又小又潮，交通也不方便。小何同我在一个语言学校上课，都是北京人，很快就近乎起来。他说他住的学生寮很便宜，每人一个小单间，月租金才1万块，他同日本管理员关系不错，马上可以给我挤一个房间，我就搬来了。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一个熟人也没有，语言又不通，小何的热情当然宝贵了。我们上下学一起走，我在饺子馆打工也是小何帮我找的。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搬到一起住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你就这么轻率地和他同居了？你爱他吗？” 咪咪似笑非笑地望了我一眼：“什么爱不爱的，你也不怕酸得慌？在这异国他乡孤苦伶仃的，有个伴儿总比独个儿强，互相有个照应，精神肉体都不寂寞。再从经济角度说，起码俩人一起省了一份房租，生活费也省不少。” 看我摇头撇嘴不屑的样子，咪咪说：“咱们不能同你比，你可以免费住在高级公寓里，什么都不愁。不过依我看，舒服是舒服，但一点儿也不自由，处处受限制，也够呛。不如搬到我们这儿住吧，这里一多半是中国留学生，男多女少，还怕找不到看上眼的男朋友？” 难道中国留学生的男女关系就这么随便吗。我打断她的话：“你算了吧你，我可不会随随便便就和人同居，没有爱情的暂时苟合，我想都不愿想，嘁！”咪咪叹了口气：“就是暂时苟合、露水鸳鸯呵。就拿我俩来说吧，小何比我小三岁，还没结过婚。我离过婚，虽然没孩子，毕竟条件差一大截。别看他现在粘乎乎恋着我，等将来回国后，他又有钱人又长得像模像样的，二十来岁的大姑娘还不像苍蝇似地追着他？他还会同我结婚？算了，我也不抱那幻想，凑乎一天算一天，多赚点儿钱倒是真的。将来的事儿，懒得想。” 新年刚过，八十四岁的日本天皇裕仁病重，电视里天天数遍报道天皇的病情，国民就有些不耐烦了，提出抗议，说每天听天皇拉几遍屎尿，什么颜色，干不干，稀不稀，有时正吃着饭这报道就来了，实在太恶心。有的干脆就骂天皇，让他快点儿死掉算了。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影视剧作中，天皇一直是日本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日本军人动不动就高叫着“效忠天皇陛下”什么什么的。看来时代真是变了，民主意识已占了上风，人们对天皇也不是那么迷信崇拜了。 元月9日，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裕仁天皇久病不愈终于“驾崩”，长达六十余年的昭和时代结束了。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崇拜中国汉学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感悟到儒家圣人学说的神妙，他们认为最完美的人是具有“和魂汉才”的人，就是具有日本人的灵魂和中国人的才学。在确定新年号时，皇室发言人在电视公告中宣布：“中国亚圣孟子曰：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平天下，成方圆，因此，新年号定为：平成。”即1989年为平成元年。皇太子明仁继位。 这是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裕仁天皇大出殡这天，全日本国放假一天，一切活动停止。人们额外得到一天假期，个个兴高彩烈，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尽情玩乐，各酒馆家家爆满，生意兴隆。内川烤鱼当然也不例外，很少露面的大妈妈也把正吃奶的娃娃扔在家里跑到店里来主持营业，告诉我们，今天营业时间可以延长，让所有的客人尽兴。不管怎么说，这是昭和时代的最后一夜，明天就是平成元年了，是划时代的一夜呵，非比寻常。老主顾新客人坐了满满一屋子，大家从裕仁天皇登基一直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讲到日本战败投降，人们畅所欲言，整个酒馆一片喧哗。 山田先生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参加过这埸战争，他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对战争的言论。 正热闹间，突然听到“啪”地一声摔杯子声，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骂了起来：“混蛋！你什么东西！不识抬举！” 大家都吓了一跳，循声望去，见一个中年男人正红头胀脸地对咪咪吼着。 惠美推推我，我急忙挤出吧台跑到桌子跟前问究竟。首先向客人鞠躬道歉、陪笑脸，然后重新拿杯子倒酒。咪咪低眉顺眼小心翼翼地收拾打碎的杯子，擦桌面。客人显然是喝多了，红头胀脸喷着酒气说：“这个女人太没礼貌。我好心要为她妈妈开个药方，她却说‘用不着。’不识好人心，什么东西！” 我摸不着头脑，又问咪咪。咪咪说：“他是个医生，我就同他说起我妈妈也是个医生，却治不了自己的心脏病。他就说要给我开个治心脏病的药方，我说不需要，他就翻脸了。我也没说错什么呀。” 咪咪还是说错了。当谢绝别人时，应婉转地说：“谢谢，不必费心了。”我也犯过这样的语言错误。去年新年时，客人给岗本先生家送来了许多点心和面包，岗本妈妈让我拿回公寓去吃，我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打工已有钱买吃的了，就说了一句：“不用了。”当时岗本妈妈就面露不悦之色。幸好岗本先生善解人意，知道我不是故意无礼，而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就教训我不能这样说话，容易引起别人误会。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越熟悉它越觉得这种语言的暧昧和难以驾驭，不知什么时候哪句话就把人得罪了，自己还不知道，真是太难了。 咪咪显然达不到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简单地说“不需要。”在日语里也可以理解为“用不着”“多此一举”，确有侮慢之意。可也不必发这么大的火呀，看咪咪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不由心头火起，真想一口啐在那酒气烘烘的嘴脸上，骂一声“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可我还是压下了自己的火气。在日本打工最大的收获就是脾气一点儿也没有了，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人人都说我是一个“温柔的姑娘”。此时我又是陪着笑脸，说了一大堆好话，说咪咪日语程度不够，不是故意无礼，请多原谅。山田先生在一边看着很生气，也训斥了那男人几句。那人又哈哈笑了起来，让咪咪在对面坐下，掏出一把硬币说：“对不起，我误会了。来，唱个歌，唱个歌，算我道歉行不行？” 咪咪只得操起麦克风，又唱起歌来，她美丽的大眼睛里盈满了泪水，一边流泪一边唱着莫明其妙的日本情歌。此情此景，让我觉得同以前看过的影视剧中受人欺侮的酒吧卖唱女郎没啥两样，一阵说不出的苦涩和酸楚涌上心头，我转身躲进卫生间去擦那止不住的泪水。 咪咪却也挤进来了，看见我在抹眼泪，她倒强笑着劝慰我道：“好姐妹儿，干嘛哭哇？走，出去唱歌，让那狗东西喝酒，灌醉他，叫他出去让汽车撞死，走！” 咪咪展现着红扑扑的笑脸，连哄带劝真把那人灌醉了，临走给了咪咪不少小费，还送给她二本书，说是自己的医学著作。 打烊时已快凌晨2点钟了，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酒馆店铺家家灯火通明，出租汽车站等车的人排着长蛇阵。我感到好玩儿，对咪咪说：“这日本人可真有意思，天皇死了倒像过节一样热闹。” 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我伸出手接着让冰凉的雪片落在热烘烘的手掌上。东京的冬天并不冷，雪落在地上就化了。 咪咪抱着那二本书不言不语低头走着，我看她情绪不高便逗她：“嗨，你今天受了点儿气，倒大有收获呵，得了二本书。” 咪咪突然发起脾气来：“什么狗屁著作，我都撕了它！”她开始发疯般地撕那二本医学著作，将一把把的纸屑撒向空中，嘴里喊着：“给他妈的天皇撒纸钱，给天皇送葬哟。”又把书扔在地上用力去踏，然后扑在广告牌下放声大哭起来。路过的二个日本青年奇怪地说：“看，除了老年人，竟然还有年轻人这样痛悼天皇呵。” 咪咪听懂了那二个日本青年说的大概意思，止住哭泣大声骂道：“去你妈的日本天皇，死吧，所有的日本人都死绝了才好呢。”骂完了又大哭。我好不容易劝住了她，将她送到学生寮门口才放心回去。 第二天为天皇举行国葬，我想记录下这历史时刻，便带了照相机兴冲冲地去找咪咪。她也住在车站的东侧，离我的公寓并不远，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是一幢比较陈旧的三层木造楼房，大门口挂着“清水寮”的木牌，“寮”就是宿舍的意思，也不知是什么人办的这个宿舍。听咪咪说这里住着70多人，一多半是中国和韩国留学生，一少半是日本外地来东京求学的穷学生，因为宿费便宜，一间房每月租金1万日元，所以从来没有空房，想挤进去还不太容易呢。 咪咪请我去过那里一次，看那房间特小，只有三个铺席大，房内什么设施也没有，仅有一个小壁橱可以放被褥，充其量能睡二个人，但是有许多才从国内来的自费留学生就常常来到这里，三、四个人挤在一间房里，轮流睡觉。一楼走廊里有一排投币式洗衣机，供学生们洗衣用。洗浴设施是没有的，都是到“钱汤”去洗。因为洗一次澡最少也要500日元，咪咪说她只能一星期洗一次，大部分男生更是舍不得花这份钱，只在屋里弄盆水擦一擦，所以这种宿舍里的气味就不大好。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常常骂中国人太脏，不爱洗澡不讲卫生。咪咪和她的男朋友小何住在一间房里，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我来到她的房间门口，敲了好半天才有人答应。咪咪将门拉开一条缝探出头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想同她一起去看天皇出殡。 她打了个哈欠说：“你真是天真得可爱，那有什么好看的，好不容易休假一天，我还想好好睡一大觉呢。进来坐一下呵。” 我从门缝里看见榻榻咪上赤裸的男人胳膊和腿，又见咪咪也袒胸露膊的，知道她和小何在度春宵，便知趣地退出来了。 天在下着雨夹雪，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乘车去了。 国葬仪式在新宿御苑举行。御苑就在我们学校的对面，是个相当大的皇家花园，每天9：00~16：00对公众收费开放。听说这里有一条小路春天时的樱花非常美，但我却从来没时间去欣赏，只在去年秋天时同赵会明在中午休息时去过一次，那里绿树成荫，细碎的砂石路杳无人迹，看来很少有人来这个公园玩儿，不过那里法国式的阔大草坪却真的不错。 现在这里已戒备森严，不许随便出入。有许多民众，当然大多是上年纪的老人拥在路口，他们甚至没有打伞，就那么湿淋淋地站在那里翘首望着。 我灵机一动，跑到学校的教学大楼里，央告那个和善的校工，他拿了钥匙，我们一起跑到最顶层的十二楼平台上，可以远远眺望到御苑里的景象。园内搭起了灵棚，该棚由本色木料构建而成，上面和周围以黑白相间的帷幕围着，简单朴素中透出皇室的庄严和肃穆。 10点整，一辆接一辆的黑色小轿车开始驶入御苑，国葬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到灵前吊唁的是新继位的明仁天皇、皇后和太子、公主以及皇族成员，之后就是各国派遣来的使臣等。这个仪式进行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雨雪越下越大，我的衣服和头发都湿透了。我跑下楼来，又回到御苑门前。这时仪式结束，巨型的黑色灵车驶出御苑开往皇室墓地。雨雪下得更大了，灵车前用白色丝绸制做的代表皇族特征的十六瓣菊花幅布已全部湿透。一列黑色车队缓缓向赤坂方向驶去，我在人行道上观看，沿途有许多国民冒着雨雪穿着黑色的丧服低头默哀，有几个老太太和老头还呜呜哭着嘴里不知在叨咕着什么。 因为有警察管着不许拍照，所以我的照相机白带了。我一身透湿地回到住处，洗过澡，换了衣服，便又乘车去岗本先生家，想听听他们对改朝换代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果不出所料，岗本先生家里已聚集了六、七位社会名人，他们悠闲地喝着茶，平静地谈论着。 岗本妈妈见我来了非常高兴，说家里来了这么些客人有点儿措手不及，玲子正好帮忙招待一下，还得准备晚饭。因为商店和饭店都关门不营业，只好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了。幸好岗本妈妈昨天买了一些鸡肉和菜，我看看还有以前剩下的粉丝和香菇，建议烙葱油饼，吃“鸡素烧”，也就是日式火锅。岗本妈妈也同意，说天气又冷又湿，吃这个正合适。 我烙了许多葱油饼，煮了鸡肉汤，将白菜、豆腐、香菇、粉丝洗好切好装盘，支上了电火锅。可是一上桌就有人嚷着要喝酒，说改朝换代平成元年的第一天不喝酒可说不过去，于是就喝起了日本清酒。 日本人喝酒不讲究什么菜，在我打工的居酒屋里，一碟白豆腐放上一小撮肉松切点儿葱花再倒上点儿酱油就可以卖给顾客做下酒菜。但如果在我们中国，来了六、七位客人，起码得摆满一桌子十几个菜才行。 我看菜实在少得可怜，就在厨房转来转去，想再弄个什么下酒菜，翻遍了冰箱和储藏间才找到几个土豆和一块火腿，我将土豆切成细细的丝，热水焯过再用冷水过一下，控干，放点盐、味精、辣椒油、白糖和醋，拌了一大盘凉菜，又煎了一盘火腿鸡蛋给他们端上去，客人们吃了后问我凉菜是什么做的，我说是土豆丝，他们竟惊奇地说从来不知道土豆还能做成这么好吃的下酒菜，中国菜真是太奇妙了。 按规矩我是不能上桌的，一直在厨房忙着，但能听见客人们的谈话。他们对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昭和时代的评价是军国主义兴起和衰落的时代，但八十年代开始则是经济腾飞的时代，而话题也自然离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各种事件。 对于刚刚逝去的裕仁天皇，有人说对中国的“侵犯”天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说天皇只是个傀儡，掌握军权的那些人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广岛原子弹爆炸后，8月14日，裕仁天皇已准备好了投降书，但当天夜晚就有1000名军队官兵包围了皇宫，当埸打死了皇家卫队队长，公然搜查天皇的投降诏书。最后兵变失败，日本终于投降，这1000名官兵竟然都剖腹自杀了。从这可看出，天皇是个可怜的皇帝。 岗本先生是反军国主义的左翼作家，到他家里来的当然也是同样观点的人。对于向中国发动的战争，有人说，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敢承认，快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什么暴行发生，这真令人感到不解和震惊；有人说，承认不承认日本也遭到报应了，那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另外还有落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和东京的大轰炸------。 岗本先生说：“我当年二十一岁，本来已应征入伍了，在士官生训练基地培训三个月，正准备开往中国战埸时，传来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所以我没有当成炮灰。我如果去了战场，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我的同学中有四个人去了战场，只回来一个人-----。《肉弹》这部影片就是以此为时代背景拍摄的------” 一个客人笑着说：“所以片中主人公，那个男青年外形都有点像你年轻时的样子嘛。” 饭后，在大家的提议下，放了岗本先生导演的两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录相带，一部是东宝映画出品的《日本国最长的一天》，反映的是1945年8月15日前后日本宣布投降那段日子的皇室、军界、民间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局势和人物百态；另一部就是我曾经打算引进国内但因为有少女裸体在雨中狂舞的片段而未能如愿的《肉弹》。 这两部影片给我以强大的震撼，我深深为岗本先生的导演艺术天才而折服，他不愧于“魔鬼导演”的光荣称号。同时我更加为这部影片不能在国内上映而再次感到遗憾。 看完影片大家又议论了一大通，客人散去已近深夜，我又是收拾厨房打扫卫生，忙了一阵子。岗本妈妈说太晚了，就不要回公寓去了，在这里睡吧。 我进了初到日本时住过的客房，房间摆设依旧，墙上挂的木偶“桃太郎”顽皮地向我扮着鬼脸，我打了他一下，他就耷拉下眼皮了。我笑了起来，躺到榻榻咪上就睡着了。 改朝换代的平成元年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四十章 抱歉,我不能嫁给你 在我打工的内川居酒屋，虽说没有黄色成份，但酒这个东西一喝到肚里就让男人走样儿。有的客人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会说些粗鲁挑逗的话，如“我爱你”呀，“我喜欢你”呀之类。也有脸皮厚些的就公然用语言或写纸条来邀请你出去“玩玩儿”，但过份的举动是没有的，他们也不敢，有时开玩笑过份了，老妈妈知道了会骂他们的。 在日本打工快二年了，我已有了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客客气气地加以拒绝，用地道的日语诙谐而不失礼貌地告诉他们，那是“做梦”。咪咪也同我一样态度，只不过我随手将那些无聊的纸条扔掉了，咪咪却一张张都留了起来，拿回去气她的男朋友小何，以证明她是多么有魅力，多么讨男人喜欢。当然这也增加了她和小何吵架的频率，咪咪却依然乐此不疲。 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些顾客里，有一个人真诚地、执拗地开始了对我的追求，令我不知所措。这个人是川崎电力局的技师，姓木村。他长得很精神，高高的个子，有一张棱角分明的长方脸，浓浓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单眼皮细长的眼睛，笑起来还有些孩子气，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木村以前从未来过这间居酒屋，他是偶然听同事说这里有二个中国女留学生，便兴冲冲地来了。 他在吧台前的小转椅上一坐下就对我和咪咪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姑娘，中国姑娘都很老实，端庄。我非常喜欢中国，我是中国迷呵。” 在谈话中我了解到，木村在大学是学电力的，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就在电力局找到了工作。三十六岁仍然是独身，这在日本社会是相当普遍的事。看起来家境不错，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旅游了。他说他的最大爱好就是旅游，小小的日本早已走遍，东南亚各国也基本去过了，有一次随团去了一趟中国就开始着了魔。他曾去过北京、上海、西安、桂林、苏州、杭州等地，最感兴趣的是古城北京和西安。谈起北京的话题，这本应该是咪咪接待的对象，可惜咪咪的日语跟不上趟儿，只好又把我推了过去。我虽不是北京人，但也常去北京，同一个外国人侃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王府井还是绰绰有余的。 木村不无自豪地说：“北京和西安我共去过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发现和感受，中国对我来说，永远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数不清的奥妙，我太喜欢中国了。”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中国看到的新奇事物，脸上满是孩子气的笑容。他说：“不过，有的地方越变越美，有的地方却越变越令人失望。比如说，前几年去西安，要找厕所或者问路，小朋友会拉着你的手带你去。现在却不行了，这些可爱的孩子每人胸前挂着一个装满手工艺品的托盘缠着你兜售，口里还用日语说着：‘1000日元、1000日元。’要想问问路，小手也是伸出来：‘1000日元。’唉，这可不太好。去年夏天，在北京颐和园门口，有个青年主动过来搭讪要陪我游园，我听他会讲几句日语，便同他高高兴兴地在园里转了一圈。后来我请他在冷饮店喝了两瓶啤酒，付账时他却要5万日元，我是知道中国物价的，问他为什么这么贵，他说其中有他的导游陪同费，我没办法，只好照付。” 我笑着说：“在中国这叫‘宰客’。”说完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一下。 他夸张地缩了一下脖子：“对，跟杀人一样。‘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有中国人过来搭讪，我就摆手摇头不再上当了。还有，晚上住在宾馆里，总有女孩子打电话来问要不要陪伴，还都会讲英语、日语呐。” 我笑道：“你要了吗？” “不敢不敢。你想呵，一个男的陪你在公园里走一圈都要5万日元，那姑娘陪你------，那得多少钱哪？不敢要不敢要。”他一边说一边表情诙谐地摇着头，逗得大家哄笑不止。 从这以后木村就几乎天天来，除了在局里值夜班，每次来话题都离不开中国，再加上还有山田博士，这一老一少谈起中国来真是趣味无穷。 木村有一副好嗓子，很会唱歌，有时也拉着我一起唱，有许多日本歌曲是跟他学会的。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咪咪也这样认为。他经常送给我和咪咪巧克力呀、话梅果呀什么的，房子就有些吃醋，我就赶紧拿给房子吃。咪咪却谁也不给，装在口袋里拿回去气小何。 大约过了二个多月吧，有天木村没有来，大家猜他可能又是值夜班。9点钟，一个花店的女店员却送来了一小束红玫瑰，说是一位木村桑送给玲子姑娘的。店里就有人鼓掌，有人叫好。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众目睽睽之下，窘得满脸通红，接过玫瑰不知放哪里好。房子就将花儿插在一只高高的生啤酒杯里。这时电话铃响，我去接，正是木村打来的，我谢谢他的花，说：“既不是生日又不是节日，为什么送玫瑰？” 木村说：“因为玫瑰表示爱情。”说完就挂断了。 木村毫不掩饰地公然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他懂得日本酒馆的规矩，到店里来时并不一缠着我谈话，只是以普通客人的身份在这里喝酒聊天唱歌，但目光却时时追随着我。看我稍有空闲，他就坐到我的对面，盯盯地望着我。他一再重申，他是认真的，不是想“玩玩儿”，他也想有个家了，有个聪明能干、善解人意的妻子，经过二个多月的观察，他认为玲子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人。 我对这些表白根本没往心里去，嫁给日本人？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我不能得罪他，他是店里的常客。我客客气气地明确告诉他，我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我毕业后马上就回国。但他固执地说，他干什么事一直是成功的，他相信在爱情上也一定不会失败。 我知道麻烦来了，须得谨慎对待。他曾多次恳求每天打烊后送我回公寓，我毫无商量余地地断然拒绝了，他也没敢坚持，因为他知道能住在那种公寓里，我的保证人一定很有势力。 他也曾屡屡邀我星期天开车去海边玩儿，我知他并没有邪念，但也婉然谢绝。他无法可想，展开的攻势就是送玫瑰花。每次来时都是一支鲜艳欲滴的红玫瑰，使店里天天玫瑰飘香，惠美还特地从家里拿来了一个长颈的大花瓶用来插花。每当有客人称赞这美丽的花儿时，木村都不失时机地说：“这是我送给玲子姑娘的。”弄得人人都知道了他在追中国姑娘，并且有一种论调，就是：日本男人必胜。 咪咪竟然有点儿羡慕地对我说：“这倒是个痴情郎，各方面条件都属上乘。怎么样？想在日本定居吗？这也许是不错的归宿。” 我奇怪地问：“你认为嫁给日本人是不错的归宿吗？日本男人有什么好？我们在这酒馆里打工还没看透吗？他们下班都不回家，在这里一喝就喝半夜，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世界闻名的大男子主义，谁受得了哇。” 咪咪反问道：“那你说中国男人又有什么好呢？中国男人好，你为什么三十多岁还找不到意中人呢？嫁给他起码房子、汽车、家电，什么都有了。在中国，这些东西也许一辈子都挣不到手的。先结了婚再说呗。婚姻其实就是下赌注，说不上输赢。我嫁给了知根知底的中国男人，我们是中学同学，下乡插队在一个青年点好几年，结婚后却老是吵架，到头来还不是离婚了。你就没胆量试一试？” 我有些生气地说：“这么严肃的事怎么能试一试？有房子、汽车就行了吗？那爱情呢？没有爱情怎么能睡到一起？这可是跨国婚姻呐，离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可不想冒这份险。再说，在酒馆里认识的人能可靠吗？他也许是出于猎奇心理，过一阵子我不理他，他就会凉快下去的。” 咪咪摇摇头说：“看他那劲头还真不像假的，我不信他会罢手。‘好女怕缠郎’，时间长了，就攻破了。” 我平静地说：“你不了解我。你看着好了。” 客观地来看，木村的条件几乎无可挑剔，人品长相都不错，供职于稳定的大公司，月薪35万；父亲是退休建筑工程师，和母亲回到长野县的老家祖屋居住，在川崎留下一幢二层小楼房。仅有一个哥哥已娶妻生子住在一楼，木村自己住在二楼，兄弟俩各有一部车。这些条件即使在日本也是一般日本女子理想的对象，我相信他有很大的挑选余地，可他却偏偏爱上我这么一个中国姑娘。而我却不能嫁给他，因为我并不爱他。也许是我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也许是我看了太多的纯文学作品，我对爱情有一种虔诚的神往，我一生都在寻求着那种灵肉一致、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这寻爱的路程是那么的漫长而铺满了荆棘，但我仍在苦苦地跋涉和等待。为了这神圣的爱情，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我连想都不愿想，更何况是前途未卜的与外国人的通婚。 尽管这里物质丰富什么都有，处处展示着现代化的方便与美好，但我却怎么也对它热爱不起来，无论在多么繁华热闹的埸合我都有一种孤独无依的落寞之感。我人在日本，心却远离这里，我的喜怒哀乐、我的情感思绪、我的生命脉搏只能属于大海的那一边。尽管那一方土地目前并不富有，我还同父母挤住在并不宽敞的旧房子里，我们既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更没有带洗浴设施的卫生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拿着微薄的工资，并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总有烦恼和忧伤。然而，它毕竟是生我养我血肉相连割舍不断的地方。不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受到什么委屈，我的身边总有至亲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可以倾诉、求助，任何时候我永不会感到孤独。这里再好，我也只是一个匆忙的过客，到这里来是一段生命之旅，终究是要结束的。 同日本人结婚，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算他很爱你，但他的父母、亲友会接受一个外国女子加入他们的家族吗？在日本有数以万计的朝鲜人，他们是在本世纪初和二战时期被强行带到日本做苦力的移民。然而时至今日，那些朝鲜人的第三代子孙仍然不能拥有日本的公民权，尽管他们的父母出生在日本，成长在日本。比如一对青年男女相识相恋已经准备结婚了，但是如果发现其中一方可能是朝鲜人的后代，婚约便马上随之解除。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涉外婚姻的态度。不过日本女子嫁给欧美人又另当别论，因为日本人崇拜西方先进国家，他们歧视的只是贫穷的东南亚国家而已。 在白小菊那里，我得知了日本国有这样的规定：外国女性即使与日本人结婚了，也不能马上入日本籍取得永久居留权，而是得生下孩子三年后才能入日本籍。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带侮辱性的规定条款。我们班里那个姓郭的台湾女生也是在居酒屋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日本男职员，架不住他的追求就嫁给了他，退了学当家庭主妇。后来听说生活得也不太顺心，同男方的父母亲友们总是不能融洽相处，这使她终日郁郁寡欢。他们还不准她在台湾的父母来日本探望女儿，她回台湾探亲时丈夫也没有陪同前往。我对那几个台湾女同学说：“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别说他有汽车和洋房，就是有私人飞机和别墅庄园也不能嫁给他。那样我会发疯的。” 日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也可以说是傲慢的民族，它有着固定的行为规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个不大的岛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天生的排外倾向，古时候是由于闭关自守，这种排外伴随着一种对外界事物的向往。而在当今现代化的日本，却是由于自身经济强国的地位使日本人有了一种超越其他国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木村在刚开始追求我的时候就自信一定成功，其他旁观者也说日本男人必胜，这都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体现。虽然我在中国有大学文凭，出身知识份子家庭，有体面的工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在日本人眼里，我却仍是贫穷的“灰姑娘”，是冲着洋房、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普通家庭里还没有。对这一点我看的再清楚不过了。在限制颇多、令人室息的日本社会，试想一个外国女子如何能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身心愉悦的幸福呢？白小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木村的痴情固然可贵，也许是出于真心，他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男人，但我知道，我将永远无法与他达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情感境界，我不能让自己的后半生永远处在异国他乡的孤独落寞之中。 就这样，我第一次答应了木村的邀请，在一间咖啡厅里，我率直地向木村讲明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请他不要再抱幻想，更不要再送玫瑰花，否则我只好辞了这份工作，另找别的地方打工。 木村听我这么一说，连忙抓住我的手急促地说：“不要，不要走，就在这里吧，让我们做好朋友，让我能常常看到你的笑脸，听你唱歌，同你谈话------。”他难过地低下了头，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十分的愧疚和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我知道不能再有任何温情的表示，我轻轻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再见。”转身走了。 可是，玫瑰仍然是每天一支，木村仍然闪着固执的目光追随着我，只是话语渐少，人也不那么快乐了。我没有办法，假若真的辞工，真是很难再找到这样离住处又近又安全，工作又顺心的地方。我尽力坦然地、平等地对待他和一切客人，好在我就要毕业了，一切就要结束了。 不久，厨师阿岩要辞工了，他已在家乡九州谋到了一个职位，虽然不是干律师这一行，但薪水不低，又实现了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愿望。眼下为了毕业前的大考和论文，他必须全心投入，不能打工了。我们店里的人和所有常来的熟客都喜欢淳朴善良的阿岩，大家用酒和歌来欢送他，高大魁梧的阿岩也禁不住热泪涟涟。 这一天是星期日，与阿岩最投缘的木村邀请阿岩、咪咪和我去江之岛海边游玩，也算给阿岩送行。 木村开着他的本田车，窗外送来早春清爽的风，一路上我们观看着美丽的沿海风景，又说又唱，心情十分愉快。在岛上，我们参观了植物园和水族馆，吃了纯粹日本风味的海鲜餐，然后来到了海边。 江之岛位于相模湾海滨，面对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背靠千年积雪的富士山，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风景十分秀丽，历来是旅游度假胜地。这天晴空万里，海风习习，大海翻卷着洁白的浪花，层层叠叠涌向海滩。我们四个人在海滩上奔跑着、欢呼着，尽情享受呼吸着这海滨新鲜潮湿的空气。 我们在岛上发现了中国作曲家聂耳的墓碑。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相模湾海滨游泳时溺水而亡，年仅24岁。1954年，位于海滨的藤泽市市民发起募捐活动，用募捐的钱在这个海岸上建了一座聂耳纪念碑，上面题着郭沫若的六个大字： 聂 耳 终 焉 之 地 （1989年，聂耳的出生地中国昆明市和终焉地日本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预示着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聂耳倘若地下有知，亦会含笑九泉的。） 我和咪咪献上了一束小小的白花，向这位无限热爱祖国却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的一代天才音乐家致哀。 咪咪和阿岩说笑着，有意无意地跑到远远的大礁石那边，只剩下我和木村站在海边吹风。木村不说话，闷闷不乐的样子。我为了打破沉默，便拿阿岩做话题说：“阿岩走了，这店里少了不少乐趣，再也听不到阿岩的歌声了。” 木村愁眉不展地说：“假若你走了，我连生活的乐趣都没有了。玲子，我真的喜欢你，不要走吧，嫁给我，我会好好爱你的。我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我呢？”他用手抓着浓密的黑发，痛苦不堪的样子让我目不忍睹。 这一刻，我胸中涌起一股纯粹的姐姐疼爱弟弟般的柔情，我真想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安慰安慰他那颗失望的心。但我的意志命令我不能那样做，我只是轻轻地说：“对不起，木村桑，忘了我吧。” “不！不！我不会忘，不会！”他猛地抬起头来，他的眼里已盈满了泪水，我不忍心地扭过脸去。他突然冲动地伸出臂膀紧紧地抱住了我，头伏在我的肩上哽咽着说：“留下吧，不要走------留下吧，不要走------”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在那一刹那我的意志几乎要动摇了，可是我的理智再次占了上风，我轻轻挣脱他的怀抱，用手帕擦去他的泪水，说：“木村桑，原谅我伤害了你，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内疚，但我的意志无法改变，我不能答应你------” 他打断我的话，几乎是嚷着说：“为什么？倒底是为什么呀？难道是你的亲人里有人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了吗？你们忘记不了这种仇恨，对不对？可这不是我的错！不应该由我来承担罪责，这不公平！不公平！” 我拉着他的手劝慰他：“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在心理上有一种民族障碍，不管是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还是什么国人，我都不会与他们肌肤相亲。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解释。” 木村沮丧地说：“我曾找过山田博士，同他探讨过中国女性的心理，向他求助，让他劝劝你。但他表示无能为力，他用自己四十年前同中国姑娘的一段恋情为例，说你们中国女子在心理和生理上永远不能接受我们日本男人，是这样吗？”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能保持沉默，心想：山田博士的解释倒也不错。 木村的眼睛又湿润了，我狠狠心，坚决扭身离开了他，大声招呼咪咪和阿岩------。 回去的路上，由阿岩开着车，车内没有了来时的欢笑声，气氛相当沉闷。木村苍白着脸一言不发，咪咪没心没肺不识时务地开着玩笑：“唉！真是多情反被无情恼！” 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变老实了。 从这天起，木村再也没有到店里来，其他的客人笑着说，这下木村君可丢面子了，不好意思来了。老妈妈和惠美为此嘟囔了好几天，认为我开罪了一个慷慨的客人。我只是好脾气地笑笑，什么也不说。反正我干不了多久，就要走了。 第四十一章 妈妈呀,我要回家 早就听同学们说过，自费留学吃苦受累都不怕，最怕的就是生病，日本的医药费高昂是一方面，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更是凄惨。赵会明曾因劳累过度得过肝病，在日本治不起，只得办了休学证明回上海休养。她说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同班也有一个上海籍男生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疼痛，脾脏肿大，在日本花了好几万日元也没治好，只好回上海。可一回家没用吃药就好了，什么症状也没有了。过了一个月就又回日本。从上海上飞机时还好好的，可飞机一驶入日本领空，他的肚子就又肿胀起来，浑身疼痛难忍。强支撑着下了飞机，只呆了一天就又飞回上海，回去就又好了。医生说这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也可说是地域性的，劝他不要再去日本了，去了还会发病，而且会越来越重。这个男生不信，也不甘心出国的路就这样中断，就再次去日本。结果飞机一驶入日本领空，刚看见东京湾他就犯病了。这次彻底信服了，终于丢掉了出国留学的梦想。 我听后说，太奇怪了，这真是不可思议呵。赵会明叹着气说：“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他这是在日本太劳累，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你要注意身体，千万可别生病呵。” 日本的医药医疗费用相当昂贵，但因为全体国民都享受医疗保险，他们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而我们外国留学生有了病就比较麻烦。 到达日本初始，我就按日本国的规定到我所居住的区役所去办理居留手续，就是暂住证。区役所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许多居住时的注意事项和优惠政策，说拿了这个暂住证，可以享受本区日本居民同等待遇，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免费复印，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求助派出所的警察和区役所的工作人员。他又问我有没有办医疗保险，如果居留二年，交1万日元就可享受短期医疗保险，有了病就不用花多少钱了。 我当时手里可说是不名一文，心里一急，眼泪就掉下来了，说我没有钱，也不用买什么保险，我的身体很健康，不会生病的。那个工作人员非常亲切地安慰我，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根据我填的表格上的保证人的姓名地址给池田打了电话，讲明最好给我买保险，免得出什么问题。为这事池田友子曾不满地说我“多事”，不该让区役所的人打电话。我无法辩解，只能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在日本说的最多最频繁的一句话。岗本先生倒没说什么，拿出1万日元让友子为我办了医保手续。 临出国的时候，家人和朋友也劝我带一些药品备用。因我身体一直不错，想不起该带什么药，但还是到单位医务所开了一些扑热息痛、牛黄解毒片、黄连素、氯霉素眼药水等常用小药，有个头痛脑热的还真是顶用。 日本人的收入高，但物价也奇高，连日本人自己都说，在这个多雨的国家，除了雨伞而外没有便宜的东西。不过最便宜的雨伞也要600日元一把。 药品的价格就更不在话下。我在修整草坪时腿被蚊子咬了几个红疙瘩，无意中对岗本先生说了，他马上放下手里正写的东西，带我去药房买药。日本的药房只出售非处方药，处方药根本不卖。药房的医生看了我腿上的红疙瘩，证明确实是被蚊子咬的，才卖给我们一小瓶外用药水。我看了标价大吃一惊，这瓶同风油精一样的小药水竟然要12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8块钱！而我们一瓶风油精也不过才5角钱而已。这简直太吓人了，我真后悔不该对岗本先生说这事儿，也后悔自己从国内带的药不全，竟然忘了风油精。 为此，我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更不敢乱吃东西怕坏肚子。打工时也不像赵会明和咪咪她们那样拼命地赚钱，我觉得太累了就休息，暑假和寒假都出去旅游放松自己。所以这二年没生过什么病，真是万幸。 可是最近因为木村的事我真的有些伤神，总觉得伤害了别人，对不起那个无辜的木村，再加上老妈妈以及惠美的不满和唠叨，言语中常带着责怪的意思，我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那些日子没精打彩的，脸色也不太好。赵会明问我怎么了，我把一切都讲给她听，她点点头赞同我的做法，说日本男人不用理他算了。接着又关切地告诉我，这是疲劳过度、精神紧张的缘故，让我买一块猪肝煮了，吃肝喝汤，会大补的，她经常这样调养自己。 我听了她的话，放学后顺路到超市买了一块猪肝回公寓煮了，吃了肝，把一大碗汤也都喝了，然后就到内川店上班去了。 可是我当时是体虚肝盛的状况，也就是平常说的“上火”，本应该吃一些清淡泻火的食品，吃了这些肝和汤之后起了反作用，火更大了。9点多钟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热烘烘的，脸上身上都开始发痒，悄悄对咪咪说我不舒服。 咪咪看了看我，吓了一跳说：“哎呀，你脸上起红疙瘩了，怎么回事儿？”就跑到前面把老妈妈叫过来了。老妈妈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是发烧了，快回去吧，明天也不要来了，好好休息几天。 店里正忙，咪咪也不能送我。我昏头胀脑地走回公寓，心里火烧火燎地，就喝了一大杯凉水，一头扎在榻榻咪上。 躺了一会儿，身上痒的厉害，心想，吃点儿扑热息痛会好点儿吧，就翻出药片吃了下去。过了一阵子还是难受，浑身已起了大片大片的红疙瘩，奇痒无比，眼睛也睁不开了。我跑到穿衣镜前一看，脸颊都肿了起来，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嘴也歪到一边去了。我吓坏了，我得了什么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呐？应该去医院看看。这二楼就有个夫妻俩开的诊所，还给过我名片。 我穿上外套跑下去，二楼诊所却漆黑一片，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许久也没人接。我首先想到了岗本先生夫妇，可一个月前他们就去北海道拍外景去了，那只好找池田友子了。一看表已近深夜12点钟，有一次忘带钥匙曾深夜麻烦过她，这次又------。可是我病成这样，心里真的没底，只好再麻烦她了。电话中，她睡意朦胧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有些不舒服，可能是生病了，请她来一趟。她有些无奈地说，好吧。 我回到房间里等她。半小时后她来了，看我的样子仿佛也吓了一跳。我请她带我到医院去。她说：“日本一般的医院晚上都不看病的，这附近更没有。” 我不解地问：“那没有急诊吗？假如晚上有病人怎么办？你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夜间看病的医院。拜托。” 她不耐烦地说：“我是日本人，还不明白这里的情况吗？打什么电话，哪个医院夜间也不看病的。” 岗本先生不在家，友子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客气了。可也不能怪她，三更半夜的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谁心里会高兴呢？ 我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眼泪哗哗往下流，我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很惨。 友子也可能觉得自己有些过份，便缓和了语气说：“不是我怕麻烦，确实是这样，日本的医院一般是上午看病，下午就休息了。你先睡一觉，明天白天我带你到楼下的诊所去看病。” 说完她就丢下我走了。我害怕极了，怕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屋里。不行，我得去找医院，医院哪能没有夜间急诊呢？ 我哆哆嗦嗦又穿上外套，勉强支撑着走出去，凭着平日对这一带环境的记忆，一条街一条街地找着，走了二家医院，果然都是大门紧闭漆黑一团无声无息。 我彻底绝望了。空旷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路灯将我孤伶伶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初春的夜风真凉呵，吹得我浑身发抖，但我的心更凉，凉得像掉进了冰窟一样，空前的孤独无助使我泪雨滂沱------。 我踉踉跄跄又跑回了房间。浑身的奇痒简直令我发狂，我在房间里像困兽一样转来转去，拉亮了所有的灯，打开了电视机，又将干净的衣服扔进洗衣机里去洗，拿起吸尘器在榻榻咪上推来推去，最后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在日本这二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朋友们，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母亲，更是一想起来就泪如泉涌。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女儿，是爸妈的心肝宝贝，是老妈的“贴心小棉袄”。我要是不开心，他们也会沉默不语；我要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们就会紧张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老爸半夜里背着我去医院看急诊，老妈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变着花样为我做好吃的，将一瓣瓣桔子、一粒粒葡萄喂进我的嘴里，不时地用手慈爱地抚摸我的脸。可是眼下，我病成这样，谁来给我做口吃的？谁又来为我烧一口热水喝呢？古诗中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殊不知人在病中才更思亲！想到这里，我不由悲从中来，大叫一声：“妈呀，我要回家！”扑在枕上嚎啕大哭起来，滚滚的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哭着哭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昨晚没拉窗帘，阳光直射进来将我晃醒了。我勉强睁开眼睛，看表已8点多了。友子说今天要带我去看病，眼前闪过她不耐烦的冷脸，我决定不再麻烦她，自己去医院。二楼的医生夫妇是租用岗本妈妈的楼层开诊所，我去看病他们也许不好意思收钱，这又会欠下一笔人情难还，所以我拿了钱到铁道西侧的区医院去了。 那个老医生很有经验，一看我的症状就说是荨麻疹。问了问病情，听说我吃了猪肝汤，他笑着说：“猪肝汤是大补，但在身体过度疲劳时是不能吃的，这种东西助火上盛。不过你不要紧张，日本的药是疗效最好的，吃了二天就会痊愈的。” 我打了一针，开了几包药，共花了4000多日元。 我回到公寓，友子正在大门口等我，问我到哪里去了，要带我去看病。我说不用了，我已看过了。她生硬地说，昨天给导演先生和夫人打电话了，他们让她一定带我去看病，千万不能眈误了。说完拉着我就去了二楼诊所。 那个年轻的医生又是用听诊器听胸，又是翻眼皮，又问我在什么地方打工，干什么活儿，是洗碗还是干别的，又同友子小声嘀嘀咕咕的。我奇怪地问：“这和打工干活儿有什么关系？” 友子严肃地说：“你得的可能是皮肤病，不好治的。” 我突然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不由怒火中烧，“嚯”地站了起来，刚要说一些 尖刻的话反驳她，但二年来学会的温良恭俭让又使我咽下了这口气。我尽量保持着礼貌，但语气已相当冷硬，说：“友子你凭什么说这是皮肤病？”又对那个年轻的医生说：“这是很普通的荨麻疹，很容易诊断的。我已经在区医院看过了。”说完将病历和药品、药单一齐推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过后，“呵、呵”了两声，什么也没说，表情不太自然。 我将东西收好，一句客套话也没说，气呼呼地转身就走了。我还听见友子向那个医生道歉，说这孩子有病心烦，平时是温柔有礼的，请多原谅等等。 老医生并不是吹牛，这日本的药还真是灵，我吃了药，不吃不喝昏昏沉沉睡了一整天，傍晚醒来时就觉得身上轻松多了。照镜子一看，脸虽还有些肿，但眼睛已能睁开了，嘴也不歪了。 我煮了点儿稀粥，就着榨菜吃了，服了药就又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约听见有人敲门叫着“玲子、玲子”，睁开眼见屋里黑漆漆的，侧耳一听好像是咪咪的声音。 我爬起来开灯一看已10点钟了。门外还在叫着：“玲子开门，我是咪咪。” 开门一看，果然是咪咪，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水果篮，身后站着惠美。我连忙把她俩让进屋。惠美看着我的脸，吸了一口凉气，说：“哎哟，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好可怜哟。” 咪咪将水果篮放在桌子上，里面装满了香蕉、桔子和葡萄，我知道这么大的水果篮起码要1万多日元。惠美说这是老妈妈让买来送给你的，大家都在惦记着你哪。 咪咪说：“怎么脸肿成这样，好像中毒了似的。去医院看了吗？” 我苦笑着摸着脸说：“看过了，说是荨麻疹。吃过药都好多了，昨天那样子更吓人，眼睛成一条缝，嘴都歪到一边去了，像个丑八怪。” 咪咪和惠美在房间里四处看了看，啧啧称赞，连连说玲子你的保证人真慷慨，竟然免费给你提供这么高级的公寓，你真是太幸运了。 坐了一会儿，她们说这个时间店里正忙，让我好好休息就走了。 我照常服药，症状逐渐减轻，果然二天就痊愈了。 马上就要毕业考试了，我缺了好几天课，一进教室同学们都问我怎么了。我说病了，大家看我瘦了一圈，就问长问短。班长林丽纯心最细，她问我花了多少钱，如果有医保，可以去学校报销的。中午她就陪我乘车去到第一分校的校务处把药费报了，4000多日元报销了3200元，我只花了800多元。 放学后回到公寓，打开门在玄关发现一个精美的大纸盒，上面贴着一个纸条，是友子写的，说导演先生和夫人回来了，很关心玲子，但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过来。纸盒里是他们从北海道带给玲子的礼物。云云。我高兴地把盒子捧进屋，心想可能是件毛衣或者是毛围巾吧。解开美丽的丝带，打开一看，目瞪口呆，继而哑然失笑：是三个还带着泥土的大土豆！每个土豆上还套着一个精美的标签，上写：北海道特产，送礼佳品！ 我把土豆切成丝炒了，吃起来觉得同普通的土豆没什么区别，心想，这要是在国内怎么会把土豆作为礼物送人呢。真是国情不同呵。 晚上去内川店上班，我先去前边的店感谢老妈妈的水果篮，然后回到后边勤快地洗杯刷碗，同客人们打招呼。 山田博士关切地说：“听说玲子病了？是又上学又打工累的吧？在哪里看的病？” 我鞠躬谢谢他的关心，说：“在区医院看的，是荨麻疹，吃两天药就好了。” 山田博士懊悔地说：“唉，我忘了告诉你，我的诊所就在这附近，我的儿子是个不错的医生呢。现在我把名片给你吧------，不过，最好是别再生病了。” 房子笑嘻嘻地说：“看看，看看，木村桑不来了，玲子就病了。那你干吗非要拒绝人家呢？” 另一个熟客说：“如此看来，玲子还是对木村君有点儿意思的。是得的相思病吧？哈哈哈------” 我拿定主意什么也不说，只是苦笑着摇摇头，心想：这都是哪跟哪儿呀，日本人自我感觉良好真是举世无双。 第四十二章 挥泪惜别踏归程 毕业考试结束，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暨告别party。我们将一束束的鲜花献给辛勤、热诚教导过我们二年的各位老师和校方工作人员。师生们互赠纪念品，签名留念。 教日本历史和社会学的杉山老师曾在辽宁大学当过客座讲师，他知道我是辽宁大学毕业的，所以一直对我非常亲切，他送给我一个相当精美的大笔记本，扉页有他的亲笔签名，还有“前程似锦”四个题字。我送给他一套中国风景名胜明信片，其中也有沈阳故宫和北陵。 英语老师汤姆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美国小伙子，他来日本已经八年了，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因此他的日语也很棒。他刚刚三十岁，比我们留学生班里的大多数学生年龄都小，再加上美国人特有的开朗豪爽的性格，所以上他的课时都是比较随便轻松的，教室里总是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天气热时，大家总要打瞌睡，汤姆老师就一次次地掏钱派一个男生去买雪糕给大家吃。尤其是男生们，同他处得就同哥们儿一样，下课后就拍肩打背的，有时还一起去居酒屋喝酒。 现在要分别了，大家当然有些留恋，汤姆拿着一个签名册让我们逐个写留言。同学们大都用英语写着：汤姆，我爱你。或者是：感谢你，汤姆老师等等。那个外号叫“花花公子”的台湾男生却用中文写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汤姆歪头看了许久不解其意，用日语问我道：“哦，苏珊，他这写的是什么意思，讲给我听好吗？” 我笑道：“中国是非常尊重老师的，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意思是：只要你教过他一天，他就终身视你为父亲一样。” 汤姆听后瞪大了眼睛，继而哈哈大笑，用签名册拍着“花花公子”的肩膀说：“哦，杰克（那个男生的英文名字），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高兴！” 同学们哄堂大笑，有一个台湾女生笑得直不起腰来。“花花公子”无奈地咧咧嘴，窘得满脸通红。 全班同学每人都领到一份印刷精美的校友通讯录，大家握手告别，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台湾同学们每一位都热情地说：“我们会到大陆去旅游、看望你们。假若你们能到台湾来玩儿那多好哇，我们一定会全体出动迎接你们的。” 散会后，我们四个大陆同学（王京生已去了美国）聚集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要了一个单间。菜是中国菜，酒是青岛啤酒。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马上要回国，所以算为我饯行。 谈起回国的事，大家都劝我三思，说好不容易出来了，已经熟悉了日本的环境，又拿到了日本大学文凭，满可以名正言顺地考研究生，弄个硕士什么的再回去也不迟。 赵会明问：“你为什么要急着回国呵？回去后工作没问题吗？” 我苦笑着说：“回去工作也没着落，因为我同王京生的遭遇一样，已经被单位除名了，我已是无业人员。” 大家一齐叫起来：“太混账了！怎么这么仇恨我们自费留学生？我们出国时百般阻挠，要回去又不给工作。他妈的这么改革还没把这些王八蛋官僚革下去，怪不得有人说回去就后悔。那你还回去干什么？要不，办个再入境手续吧，留个后路，觉得不好就再出来。” 我坚决地摇摇头：“不，我不想再出来受这份洋罪了。以前我也犹豫过，还真有心再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可上个月一埸病使我改变了主意，那病中孤独无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想喝口水都没人为我拿的可怜状，真是刻骨铭心。那时我就下了决心，毕业就回国去，我可不能死在外国，做孤魂野鬼。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别的因素，总之，我觉得心理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啦。我坚持不下去，还是回国好。” 赵会明点头道：“那病中的滋味我也尝过，真是想家、想亲人呀。行呵，回去也好，我要是像你那样什么负担也没有，我也早回去了，不在国外受这洋罪。我的护照还可延期一年，我再找个学校凑个数，赚点钱就回去守我儿子去。” 郑桑说：“日本不像美国，呆久了能弄个‘绿卡’。日本国土小人口多，又排外，外国人想在日本就业是难上难，我们早晚都得回去。我的护照已到期，儿子已上了大学，我关照他一阵，等他一切就绪，我就回国，重振我建筑装饰公司的威风。有机会去福州，吃、住、玩，我全包了！” 大家就抱拳拱手：“全凭郑老板照应了！” 郑桑哈哈大笑：“来，干杯！” 许桑本来酒量不行，这天也喝得不少。他满怀歉意地对我说：“咱们是东北老乡，可这二年我也没帮你什么忙。我爱人随我陪读，她不会日语，找工作不容易，总得我给她张罗。另外，小姨子俩口子，小舅子俩口子也来了，一大家子人都得我照应，实在是忙------” 我忙说：“哪儿的话，你们几位大哥大姐对我够好的了，是你们帮我渡过了最初的难关，我谢谢你们了。”我一一为他们斟酒表示谢意。 许桑又说：“我出国前在黑龙江省外办工作，领导关系都不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去那里工作，他们一定会欢迎你这样的外语人才的。” 我说：“谢谢你。其实工作问题我并没放在心上，总不至于饿死吧？我这次回去先飞到香港玩几天，然后去深圳、珠海二个特区看看。我有几个朋友已在那里了，他们都拉我去，说那里是个机遇很多的地方，说不定我能在特区开辟一片新天地呢。” 许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回国也去特区看看。我们不要断了联系。” 郑桑将杯再次举起：“来，愿我们在国内再相逢，干杯！” 机票已订好，所有的书籍、衣物也已包装托运走了。临行前一天，我在公寓的楼上楼下向荒木夫妇、为我看过病的门诊医生、为我烫过发的美容院小姐、打扫楼梯的欧巴桑以及所有向我伸过友爱与援助之手的人们告别、致谢。 晚上，我来到内川烤鱼店。向一直善待我的老妈妈、小妈妈、惠美、房子以及咪咪和常来的客人山田、本田、小报记者、环卫局和邮局的小伙子们等告别，大家一起喝酒，唱卡拉0k，我衷心地感谢这些善良的日本人在我孤独落寞的海外留学岁月里给了我友谊与帮助。但木村仍没有露面，房子说昨天已打电话通知他了，可是他终于没来------。 我离开内川店又乘车去岗本先生家，那里也是一桌丰盛的饭菜在等着我。除岗本一家三口外，还有池田一家四口人。岗本夫妇首先祝贺我顺利完成学业，平安返回祖国，然后拿出一套新衣服做为我毕业的礼物，让我穿着这套新衣服回家。我再三邀请他们以后一定去中国看看，他们也叮嘱我要到日本来看望他们。我口里答应着，心里却酸酸地知道这并不一定能实现了。 深夜，我回到公寓毫无睡意，望着这房间里的一切，二年来七百多个日夜在我心头一一闪过，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留恋之情油然而生。我开始动手打扫卫生，用吸尘器将榻榻咪仔仔细细地清扫一遍，将所有的玻璃、地板、家具、器皿都擦得光洁明亮，摆整齐，直至凌晨才眯眯糊糊睡去------。 朦胧中被门铃声惊醒，睁眼一看，已是上午9点多钟了。打开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插满了大朵红玫瑰的花篮，捧着花篮的女孩说，是位木村桑让花店送来的。我接过花篮，在花丛中有一张浅兰色的明信卡，那上面是一只飞翔着的白鸽，只写着一句话：永远祝福你。再见。 木村忧伤的脸庞在我的眼前晃动，耳边又响起他的声音：“不要走，留下来吧------”我将脸伏向那芳香四溢的玫瑰，滚烫的泪水滴落在娇嫩的花瓣上------。 池田友子开车来帮我拿行李。我掐下一朵玫瑰别在胸襟上，将花篮放在桌上，就让这玫瑰的芳香留在这可爱的小屋吧。 我们去岗本先生家，吃了简单的午饭 。岗本夫妇因为有重要的聚会不能去送我，只能由友子开车送我到新宿附近的机埸大巴士站。在告别的一刹那，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叫着：“爸爸、妈妈，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大哭着跪伏在岗本夫妇面前。岗本夫妇扶起我，眼圈也红了，他们抚着我的肩膀，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好孩子，好孩子，平安地回去吧------” 仍然是成田国际机埸，仍然是我独自一人。当我办理登机手续时，那位工作人员看着护照不解地问我：“你没有办理再入境手续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关切地说：“那样你就不能再入境了。你不想再回来了吗？” 我点点头说：“是的，不回来了。” 他迟疑着，仍然不解地望着我，可能像我这么快就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极少吧。 他终于盖上了章子，我微笑着平静地接过护照，向登机口走去。 5点10分，当银白色庞大的波音747客机昂起头，带着呼啸声腾空而起时，我再一次泪如泉涌：再见了，灯火辉煌繁华似锦的东京；再见了，令人向往又让人诅咒的东京；再见了，充满眼泪辛酸又给予我许多温情友爱的东京！ 飞机越飞越高，日本的一切一切离我越来越远，我的心也随着这银白色的大鸟向着祖国，向着故乡，向着亲人飞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