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春秋（第三版）最新修订版》 前言 文化大革命中，三弟给我寄来了一份父亲亲手写的履历。父亲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了八页，字迹很潦草。父亲去世后，这份履历就成了父亲留给我唯一的一件遗物。我摘录其中的一小段如下： “……汉族 原籍浙江山阴 1907年生于武昌 曾祖早年由浙学幕来鄂 寄籍武昌 祖父在家教馆 去世很早 祖母抚两儿（父亲和七叔）一侄（六叔）长大成人 家道贫寒 时在前清末年 父亲少年出外谋生 曾参加同盟会及辛亥革命 民国元、二年间任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经理 后迁居北京 在北教部等处供职 晚年赋闲 生活由六叔和七叔补助 七七事变后病逝 七叔少年官费赴日学炮兵 1931年任南京炮兵学校校长 抗战时任重庆军委会考核处处长 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南京 1949年3月南京解放前夕病逝 六叔少年官费赴德学炮兵 抗战时在重庆军委会任教官 胜利后病逝……” （父亲的曾祖就是我的高祖，父亲的祖父就是我的曾祖，以下类推） 这就是父亲在去世之前关于家世的简单交代，几行字跨越了巨大的时空。比这稍微详细些的内容我以前在父亲的文件中也曾见过，可惜当时并不留意，过后也就无从查找了。历来，父母有关家世的谈论很少，我只能搜肠刮肚地从记忆里挖掘出点点滴滴来。 文革结束以后，关于家世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在世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清楚家世，稀里胡涂地错失了良机。光阴似箭，父母去世已三、四十年了。后来，我从分散在海内外各地的叔父、姑妈和兄弟姐妹们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但是，那都是先辈们留下的一些片言只字。 当我整理这些残缺不全的资料时，才意识到在近一百五十年中，周家的几代人曾经以不同的方式直接参与或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果写成家史，将是对祖先最好的纪念。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难历程。从高祖父开始，我家几代人大都生长和生活在这个动荡而复杂的转型时期，已经和传统而平静的田园生活无缘了。从先辈们颠沛流离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没有辉煌的功成名就，但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并推动了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 其实，了解家世的渊源和先辈的经历，不仅使晚辈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更主要的是应当从中获得激励和动力。先辈们的作为对晚辈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不可言传的深远的意义。所以家世应当是无声的教育，是家族发扬光大的基础，从而使晚辈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起步，造就出爱家、爱国、自立、向上的后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所以我就想在退休以后，着手进行这一有意义的探索。可是，还没有等到我退休，叔父们已陆续去世，我原打算退休后向他们讨教的计划落空了。显然，着手已经太晚了。幸运的是光楣姑妈曾经帮我整理了一份世系表，后来，光元姑妈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虽然总体看来，还不太完整，但家世的脉络都已基本清晰了。 1995年，我退休以后，又继续工作了十年。在这期间，我抽出了一部分精力，陆续从书刊和互联网上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但是，历史往往是给名人或大人物写的，我的先辈们虽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烽火硝烟，但是没有出过名人或大人物，有的人甚至坎坷一生、穷困潦倒，大都是无声无息，所以，我的收获非常有限。要想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描述周家的家世，再现先辈们悲欢离合的生平和经历，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条件，所以我没有去档案馆查找过相关的档案，没有走访过老家尚在世的周家族人，也没有走访过先辈们的同学、同事及朋友的后人。总之，我下的功夫还很不到家。 为了接受过去的教训，为了今后少些遗憾，我尽力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99年，我整理了三十年来所收集的资料，编写了《周家春秋》（征集稿），并发给各地亲属征求意见。光楣姑妈看了说遗漏太多，要找我详谈，可是，因为忙于其它工作，就放下了。 2002年，我一边继续收集资料，一边按章节编写书稿，并于2003年4月完稿，定名为《家世春秋》，印了两本。今年7月份，我把《家世春秋》重新改写，又印了十本。并以此书献给八十八岁的光楣姑妈！可是，晚了，光楣姑妈于8月16日去世了，她老人家没能看到这本书。日前，刚听到台北鹏霄叔已于去年11月2日去世的消息，他的家人打电话没有找到我，失去了联系。鹏霄叔也看不到这本书了。现在，经过再次修改，算是第三版了。 在此，向光楣姑妈、鹏霄叔，以及前几年去世的光汤二叔、光烈叔、仲源姑父和沈芹表姐、简三英表姐夫致以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下面，就是我所整理的周家家世。因为本人不才，难免还会有许多错误和遗漏，给兄弟和子孙们留下很多修改和补充的余地。尤其因数据掌握不够，对文中许多人物的描述，会产生很大的出入与偏差，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歉意。 同时，我希望有人能将本书内容展开，进行艺术再加工，或者改编为剧本，使其更好地流传下去。 在此特向阅读本书初稿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 两位朋友致谢！ 周元培 2006。12 每章简介 第一章 绍兴师爷1856-1900 我家祖籍浙江绍兴，家乡学幕胡府做幕…… 曾祖父子师爷世家，寡母孤儿送子出国…… 第二章 辛亥革命1900-1912 末代师爷参加革命，武昌起义背井离乡…… 同盟会员士官毕业，民国成立留德方回…… 第三章 北洋时代1912-1928 政坛引退落户北京，二次革命北伐成功…… 武昌周家确立七房，多事之秋太奶去世…… 第四章 北平岁月1928-1937 爷爷失业兄弟团聚，父亲逃婚奶奶病逝…… 姥姥阿姨天桥枣林，培文女中针尖麦芒…… 第五章 亡国之恨1937-1945 北平沦陷生离死别，收拾残烬勉维生活…… 回忆童年第二故乡，两次下乡贫穷难熬…… 第六章 抗战后方1937-1945 二叔二婶逃难贵川，光珩姑妈和鹏霄叔…… 光楣姑妈和光烈叔，费家姑父驼峰殉难…… 第七章 钟山风雨1946-1950 胜利复员完璧归赵，周家公馆拜见七爷…… 短暂相聚解放前夕，七房衰败另谋生路…… 第八章 长春之冬1950-1972 旅途遭难安家长春，完成学业告别家庭…… 贫病交加脱离苦海，乌云笼罩文革历劫…… 第九章 世纪之交 五弟夭折六弟出国，二叔一家各奔东西…… 三个姑妈不同命运，海峡两岸亲情不断…… 第一章 绍兴师爷 第一节 我家原籍浙江绍兴 我出生在北京，但是北京并不是我家的原籍。我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出生在武昌，然而武昌也不是我家的原籍。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我的高祖父从浙江省的山阴来到湖北省的江夏，这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江夏就是现在的武昌。所以，我家的原籍是绍兴，我们都是绍兴周家的后代。武昌和北京等地不过是“寄籍”或“客籍”而已。 从曾祖辈开始，我们周家再也没有回到过绍兴，所以谁也说不清绍兴老家是个啥样。不但是绍兴老家，就是近百年的武昌老家，现在除了我的两位姑妈以外，也是谁也说不清了。绍兴人乃至浙江人都不恋乡土，乐于迁徙，此乡风流传至今。从祖父那一辈开始，我们周家又从武昌迁徙到北京、南京、上海、南昌等地，父辈们又陆续流落到长春、重庆、台北以及海外。现在，绍兴周家的后代已遍布海内外了。 关于我家的原籍，世世代代相传至今。从先辈们的言谈中，不时地流露出来。 我想起在儿时曾听父亲说过，我们周家发源于浙江山阴的周桥。宋代有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周敦颐（1017-1073），他的第十代孙叫周澳，在元朝的元贞年间，从浙江诸暨的南门迁徙到山阴的周桥，成为山阴周家的始祖。如此说来，周敦颐和周澳就是我们周家的老祖宗了。大致地推算一下，从周澳传到我的高祖父已经有五百七十年了。 解放前家住南京时，我有个小姑叫周爱莲，她是1943年七祖父在重庆时收养的一名孤女。正好这一年是周敦颐逝世八百七十周年，重庆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周敦颐的《爱莲说》，纪念这位濂溪先生，颂扬他“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于是，七祖父就给小姑起名叫“爱莲”，暗示后人要永世不忘我们周家的老祖宗就是周敦颐。 1897年(光绪廿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兴办武备学堂。曾祖母为了送六祖父和七祖父进武备学堂，曾经把原籍山阴改为江夏。后来，曾祖母在临终前，又嘱咐后世不要忘记：周家的原籍原为山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认祖归宗。可惜她老人家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先辈们关于这方面的言谈，留给我一个奇怪的印象，他们好像不愿意提“绍兴”二字，而只提“浙江山阴”。所以我在解放以后，开始填写籍贯时，也只含糊地填写出生地“北京”，不填“绍兴”。那时，在我的潜意识里，“绍兴”总是和“绍兴师爷”相关联，而我对绍兴师爷的形象，一直抱有恶感。 文革前，光楣姑妈曾经说过，鲁迅三兄弟和周恩来总理都是周敦颐的后代，可能和我们家是同宗，都是绍兴周家的人。他们和我家的先辈中，都有人当过师爷。都有寄人篱下、四海漂泊的经历，饱受官场黑暗与世态炎凉的折磨，锤炼出周家人所共有的那种气质和风格。从此，改变了我对绍兴师爷片面的看法。 但是，我家的原籍，还是停留在说说而已。时至今日，我始终也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一个频于迁徙流动的家族，原籍早已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了。即然先辈们一代一代地把它传下来，也就足够了。足以满足填写各种档案表格的需要，万一有“遣送原籍”的那一天，也就有个目的地了。不过，口说无凭，原籍老家未必肯轻易地接纳这些流落在外一百五十多年的游子啦。 我曾经想过，去绍兴查一查周家的家谱，能不能在山阴找到高祖父的踪迹呢？如果能够查到，岂不是完成了认祖归宗的大业了吗！另外，当年武昌周家七房的族长是二祖父，二房在武昌的得胜桥还留有周家后人，如果文革那把大扫帚没有扫到周家，也许还能找到当年周家的族谱。我坐在家里这么瞎想，查家谱的事情，本来就像在浩瀚大海中捞针一般，谈何容易。也许是徒劳无功，但也许很快就能如愿以偿呢。 第一章 绍兴师爷 第二节 三代做幕师爷世家 我的高祖父周宅三，大约在清道光年间生于浙江山阴，当年，山阴周桥的周家虽然是一个大家族，但高祖父这一支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历来，读书人图的就是个功名，可是自明清以来，绍兴这一带的科举竞争相当激烈，就好像现在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科场不顺的读书人太多了，要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那都是凤毛麟角的事。正如当地民谚所描述的：“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高祖父大概属于那两个“四十五”之中的一个吧。那时，读书人要想摆脱饱一顿饥一顿的凄苦生活，只好选择了当“师爷”这条道路，高祖父自然也不例外，就在家乡拜师学了幕。 高祖父学成之后，就不远千里离开家乡，来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府当了一名普通的文案师爷。当然，如果没有名师的引荐，在高官的幕府里当幕僚，恐怕也是休想。我在父亲的一份文件里见过，父亲写的是：“曾祖在湖北胡林羽幕府当幕僚。”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来，可能父亲是故意把翼字写成羽字吧，在那个年头，总是有些犯忌讳的东西。胡林翼是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之一，1856年（咸丰六年），趁太平天国内乱之机，胡林翼克复了武昌，朝廷因功授与他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署理湖北期间，设幕府，招宾僚，整顿吏治，培植清廉。又主动和湖广总督满族正白旗人官文搞好关系，携手共治，使湖北逐渐地强盛起来。随后几年，胡林翼转战于皖赣等地。1861年（咸丰十一年），胡林翼病重，部下把他送回武昌之后，死于衙署。此后，湖北巡抚由李续宜、严树森、曾国荃等先后接任，而高祖父仍留在抚衙，继续做他的文案师爷。 高祖父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湖北的江夏安了家，老宅就在武昌玉枢殿乌鱼池二号。从此，他就成了我们武昌周家的始祖。从1856年（咸丰六年）开始，周家在武昌住了一百多年，共繁衍了曾祖辈四支、祖父辈七房和父辈十三人，详见《武昌周家世系表》。至于曾祖辈和祖父辈他们有没有姐妹，我想不会没有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妇女没有地位，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记载，所以即使有，也无从知晓。 同治年间，国运中兴，内处“太平军”与“义和团”两大社会动荡之间，外处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周家在武昌城也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可是好梦不长，到了我的曾祖辈上，就人气不旺了，日子过得十分凄凉。 我的曾祖辈有兄弟四个。 长曾祖父，早年学幕。成家后，搬到武昌双元巷老育婴堂11号，有两个儿子，即长祖父和三祖父。 长曾祖父和高祖父一样，愿意出去闯荡。他一直在南昌当师爷，三、四、五祖父先后跟他学幕。后来，三祖父和四祖父都当上了七品芝麻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二曾祖父，成家以后，搬到武昌得胜桥，有一个儿子，即二祖父。 三曾祖父，有两个儿子，即四祖父和六祖父。 我的曾祖父周宗翰，排行最小，却学无所成，竟然连个师爷也没有混上，只好在家教馆（私塾）。他有两个儿子，即我的祖父（老五）和七祖父。我的曾祖父体弱多病，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 长曾祖父的三个弟弟，一个不如一个，都赶不上他们的大哥，只是老实本份地在家过他们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 三曾祖父和我的曾祖父在成家以后，都住在武昌玉枢殿乌鱼池二号的老宅，高祖母去世以后，兄弟两家依然和睦相处。后来，在四、五、六、七祖父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三曾祖父和我的曾祖父就先后去世了。三曾祖母和我的曾祖母双双守寡，每人带两个孩子，孤儿寡母守着老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到四祖父稍大些了，就送他去江西，跟他大伯（即长曾祖）学幕去了。可惜三曾祖母也是个没有福气的人，还没等四祖父挣钱孝敬她呢，就撒手归西了。从此，老宅就剩下我的曾祖母扶养着两儿一侄（即五、六、七祖父），日子越发凄凉了。 我的祖父周恢是最后一个去学幕的。学成归来以后，他就继承了高祖父的衣钵，在巡抚衙门做文案，当上了一个“末代师爷”。当时的巡抚是谭继洵，就是后来被慈禧砍头的谭嗣同的老爸。戊戌政变那年，改革官制，湖北巡抚换了于荫霖。 不久，朝廷要实行新政，削减行政官员。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都被淘汰了。唯有无关大局的文案，还保留了一些“绍兴师爷”。当年，衙门里都知道，我的高祖父周宅三是跟随胡帅在武昌兴利除弊、革新创业的元老级绍兴师爷。虽然他的孙子周恢没有混上什么功名，但却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所以，于荫霖看在周宅三的面子上，就留他的孙子在衙门混口饭吃吧。于是我的祖父就在抚衙一直干到清朝灭亡。 纵观祖上三代，我家就是“绍兴师爷”世家。周家人充其量当个“幕僚”，给别人做嫁衣。曾祖母曾试图改变周家人的命运，培养出了两位将军。但是，他们都不善于“发号施令”，只当过参谋长、教育长和教官之类，仍然是属于“幕僚”范畴。祖父后来在河北某县政府当秘书，把师爷延续到民国，最后，落得个穷困潦倒。在北平沦陷不久，死于亡国之恨。这些都是后话，也是我家三代师爷的穷途末路。 第一章 绍兴师爷 第三节 太奶当家送子出国 下面为了照顾习惯，对祖辈的称呼改为太爷、太奶、大爷、二爷、三爷、大奶、二奶、三奶等等。 太爷去世后，因长房和二房已经搬出去，三爷和四爷又在外地谋生，五爷、六爷和七爷年纪还小，所以武昌的老家就由太奶当家（人称周家四娘）。大约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三太奶在去世时，将六爷托付给朝夕相伴的妯娌四娘，于是，我们周家就有了四娘扶养两儿一侄的传说。当年，三兄弟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兄弟三人都是四娘一人所生，以至于后来五、六、七房的晚辈们也相处得比较近，恐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太奶对“绍兴师爷”这个行当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难得有出头之日。当年，因为生活艰难，让爷爷外出去学幕，实在是出于无奈。 太奶极力主张妇女天足，讲究卫生。自从她当家后，改变了周家几代人的陈规陋习。所以，五、六、七爷都身体健康，勤奋好学，不近烟酒。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下过告示，禁止光绪二十年以后出生的女子缠足，违者治父母罪。武昌还成立了“不缠足会”，广为宣传，周家的四娘就是个积极份子。那时，周家已经从一个落后的旧式家庭，逐渐地变成一个较为进步的新式家庭了。这其中，太奶是功不可没的。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湘军、淮军也溃不成军。朝廷在震惊之余，开始吸取失败的教训，各省纷纷编练新军，开办武备学堂，着手改变军队的落后状况。那时，老百姓也同仇敌忾，尤其是年轻人，掀起了一股参军报国的热潮。 1897年（光绪廿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开始兴办湖北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招收十三岁至二十岁、文理通顺、身体健康的官绅百姓子弟为学员。符合条件的报名者有二百多人，首期择优录取了一百二十名。 当年在湖北巡抚衙门当差的一位朋友，把武备学堂招生的消息告诉太奶。太奶当机立断，在朋友的帮助下，将原籍山阴改为江夏，给六爷和七爷报了名。不久，二人都被录取入堂，当上了武备生。 当十三、四岁的六爷、七爷穿上武备生的制服，准备离开家时，太奶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舍。十年后证实，太奶的果断决策，给周家带来了转机，不但改变了周家三代师爷的命运，而且培养了两位将军。 1900年，六爷和七爷都在湖北武备学堂修业期满，因为成绩优异，被张之洞批准，官费出国留学。六爷被派往德国，出国之前还要学习德语，所以暂时走不了。七爷被派往日本，已经在办理出国手续了。 七爷在武备学堂是年龄最小的武备生，同学们都拿他当小弟弟看待，几年下来，太奶倒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但是现在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兵荒马乱的，而且又是出国去日本，太奶能放下心吗？着实有好几宿睡不着觉。这时候，慈禧老佛爷和光绪皇帝都逃到西安，朝廷里无人过问，出国留学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了。毕业生都放假回家待命，太奶这才把悬着的那颗心暂时放了下来。听说这一期派去日本留学的湖北同学有五十多人，仅武昌就有五、六人。第二年，太奶终于放心地先把七爷送走了。 又过了两年，六爷学完了德语。太奶难分难舍地又把六爷也送走了。六爷走时，赴德国、比利时等地的留学生共有三十多人。 后来七爷的发迹，证明他传承了太奶的遗传基因。而爷爷和父亲却传承了太爷的遗传基因，后来都窝囊了一辈子。这正是太奶早就意料到的后果。但是太奶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两儿一侄后来一个在武昌、一个在日本、另一个在德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党，都成了大清王朝的“乱臣贼子”了。 第二章 辛亥革命 第一节 七爷留日军旅生涯 1900年（光绪廿六年），发生了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练义和拳可以刀枪不入的神话，在洋枪洋炮面前被彻底粉碎。中国的军队也根本不堪一击，拱手让出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只好挟持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难。第二年，朝廷就废除了武举制度，大量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术，加速军队近代化的建设。 甲午战争之前，陆军留学生主要派往德国学习步兵。从这以后，就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这些留学生来到日本以后，先在预科学校学习一年多到三年，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入日本联队（团级）实习一年，然后再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学校，和美国的西点军校齐名，学制是一年半，分步、骑、炮、工、辎等兵科。学员用一年时间修完士官生的课程后，入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成绩合格后，才正式授予士官资格。（详见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 七爷周斌到日本后，进入东京的成城学校，1902年转入振武学校，两校共学习了三年，然后，又入联队实习了一年。 七爷在日本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这件事，也改变了七爷的命运。 1905年7月30日下午，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黑龙会的会所，召开了预备会议。到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的主要成员，留学生中革命团体的代表，共七十多人。孙中山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议通过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七爷以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预备会议，和全体与会者一起签署了盟书，宣誓加盟。8月20日下午，在东京金弥子爵的住宅，又召开了三百多人的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详见黎东方教授著《细说民国成立》） 1906年(日明治39年)12月，七爷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四期学习。一年半之后，1908年5月七爷学成毕业归国。 七爷出国七年，回国时已经廿四岁了。这时，爷爷已经娶妻生子，于是，太奶又忙着操办七爷的婚事。婚后，七爷在家呆了一年。可惜，第二年，七奶在生下光珩姑之后，死于产后出血不止。七爷悲伤不已，把女儿扔给太奶，自己和三爷一起去了江西。所以，光珩姑妈是从小由太奶带大的。从此，七爷常年奔波于军旅之中，难得回一趟武昌老家。 1909年(宣统元年)，三爷通过他在九江的朋友，把七爷安排到新军第廿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担任炮兵教习。七爷来到新军以后，发现有不少日本士官校的同学也在新军服务，他们都是同盟会员，于是七爷很快就投入了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策动工作。1911年10月23日(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新军第廿七混成协起义，成立了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6日，李烈钧（日本士官校同学）回到九江，担任了军政分府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七爷就在他的手下担任了参谋。此后，七爷就一度跟随李烈钧。11月，李烈钧到安庆就任了安徽都督，不久，又到武汉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在武汉任职三个月，七爷趁机到家探望，这时，女儿已经会走路了。1912年，七爷在家过完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3月，又随李烈钧回到南昌。在南昌，李烈钧就任江西都督，派七爷参与接办军校，七爷又当上了军事教官。 第二章 辛亥革命 第二节 六爷留德回国失意 当年张之洞共选派了八名毕业生留学德国，出国之前还要学两年德语。 1902年(光绪廿八年)，朝廷又命张之洞兼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第二年，端方把有革命嫌疑的朱和中、贺之才等人谴送欧洲。他们就和这八名留学生同行，途中，六爷就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到德国以后，六爷和朱和中等人进了德国陆军步兵学校。后来，六爷又转入柏林兵工大学，学习炮械。 六爷从兵工大学毕业以后，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和工作，在德国生活了十年，比较艰苦。 1904年，孙中山来到德国柏林。在朱和中的住处，有二十几个留学生宣誓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六爷即其中之一。没想到放在孙中山皮包里所有的宣誓书都被人盗走，大家决定等孙中山成立机关时再重填。可是，朱和中等人忘记通知六爷。所以。六爷并不知情，也就没有再填。经过这次意外的变故，在欧州留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宣誓加入同盟会的同志，在会员名册里就被遗漏了。事隔多年，有些人已难于查找了。 1912年(民国元年)春，六爷才回国。这时，国内已经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了。朱和中、贺之才等人都很了解六爷的为人，是个多愁善感、但感情专一、决非朝三暮四之人。所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他们就为六爷出具证明，承认了他的会籍，登记入党了。 六爷从德国回到上海以后，在爷爷家中住了一年。有一次，“南社”的柳亚子邀请爷爷兄弟二人节日到愚园游玩。有一位上海爱国女学毕业的学生，叫李昭，也来此游玩，和六爷一见钟情。后来，在柳亚子等人的撮合下，六爷就和李昭订了婚。不久，二人回武昌完婚，李昭就成了我的六奶。这一年，六爷已经三十岁，六奶比他小十岁。 六奶人长得漂亮，给周家带来不少光彩。自从六房确立后，太奶就叫六奶当家，因为六奶有文化，又善长烹饪，太奶特别爱吃她做的菜。六奶在武昌共生了四个孩子：光帅叔、光楣姑、光烈叔和光森叔。长子光帅聪明伶俐，深得太奶的欢心。 六爷回国后，主要在一些杂牌军队中担任参谋。他在德国学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派不上用场。所以，六爷一直也得不到升迁和重用，从此郁不得志。 六爷在杂牌军里当参谋，经常有机会回家。所以，太奶有六房陪伴，得以享受天伦，安度晚年。 六房和太奶的感情胜过五房和七房。因为自辛亥年以后，五房就搬走了，七爷又常年在外奔波，只给太奶留下一个没娘的女儿。太奶在去世前，和六房在一起生活了十六年。六爷对太奶很孝顺，人们都以为六爷是太奶的亲生儿子，光楣姑妈从小也以为生活在亲奶奶身边。直到解放前，六爷才揭开这个秘密。原来他的父母早在他六岁之前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哥哥出外谋生。是四娘把他扶养长大，送他念书出国的。 第二章 辛亥革命 第三节 爷爷亲历武昌起义 1898年，外出学幕的爷爷就回来了。他很羡慕两个弟弟运气好，也想去当兵。但是作为长子，又不能撇下老妈不管，只好进官府当一名文案师爷，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两个弟弟出国以后，家中就剩下太奶和爷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在武昌老家，爷爷周恢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在那里遇见的多是些勤奋好学的年青人，接受了许多维新变法和鼓吹革命的新思想。当年六弟七弟都在武备学堂念书，有不少武备生也叫周恢为五哥，所以周恢和吴禄贞、朱和中、吕大森等人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到花园山孙家花园李廉方(步青)家里，谈论反清革命，他们的活动常引起官府的怀疑而遭到查禁。庚子之乱以后，六弟七弟和朱和中等人先后出国，吴禄贞调往北京，李廉方则被驱逐出境。 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3日，吕大森、张难先等人在多宝寺街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吕大森担任所长。爷爷周恢也参加了科学补习所，成为安插在省衙里的一个眼线，负责监视官府里的动态，在衙门内部暗地从事革命活动。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太奶给爷爷娶了媳妇，新娘子是温家的大小姐，也就是我的奶奶温夫人。第二年，太奶抱了武昌周家七房的第一个孙子，他就是五房的长子、我的父亲。这一年是我们周家大喜的一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奶奶又生了二叔。同年，七爷戴着一条假辫子回国成亲。这三年，我们周家是年年有喜，可是这一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举国大悲，所以，周家的喜庆也暗淡无光了。 湖北巡抚更换了好几届，谭继询之后，于荫霖干了一年，后来，是端方继任。1904年精减机构，巡抚由张之洞兼任。1907年张之洞调京，赵尔巽署理湖广总督，后来换了瑞澄。周恢一直在抚衙上班。这时，革命活动的重心转向在新军内部发展力量。爷爷在结婚以后，就只和少数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在公开场合就很少参加活动了。 “科学补习所”经过几次失败和几次更名，已发展壮大为“文学社”。1911年9月(宣统三年七月)，“文学社”和汉口的“共进会”实行联合。这时，两江总督端方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身份，查办四川省保路风潮。瑞澄就把步兵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等大部分兵力都拨交端方带去四川，这就使武昌城内空虚。文学社和共进会商议，认为此时正是起事的好机会。 当时，武昌驻军只剩下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是张之洞器重之人，他对待士兵较宽容，喜欢结交文化人，一向同情革命党，在社会各阶层中有较高的威望。黎元洪的文案刘稚亭和爷爷素有交往，但是，他对爷爷的秘密却毫不知情。爷爷在革命党机关内一直采用化名，隐蔽较深。 10月初，武昌城内，谣言四起，说革命党将于阴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为此，瑞澄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布署防务措施。实际上，革命党人早已渗透新军内部。瑞澄、张彪等人有如坐在火山口上，尚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爷爷、奶奶领着三个孩子（父亲、二叔和光珩姑）陪伴着太奶，祖孙三代正在家里欢度中秋佳节。爷爷的朋友也来家里看望，说些官府里的新闻。他们都知道，谣言事出有因，但是起事的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中秋节依然很平静地度过了，官府里也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三天，忽然传来消息，说汉口宝善里出事了。原来，革命党的炸弹意外爆炸，惊动了俄国巡捕。宝善里已被查抄，事态很快就波及到武昌。戈什哈和警察也查抄了小朝街革命党的机关，逮捕了三十多个人，还连夜处死了三个人。 第二天，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官府依据查抄的革命党人名单，按图冀索，继续进行大搜捕。忽然，老天作美，下起了大雨，延误了大搜捕的进度。爷爷出去打探消息，才知孙武被炸伤、蒋翊武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杀，机关已遭到了破坏。幸好对新军内部的搜捕，还没有开始。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立即起事，不能坐以待毙。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刚吃完晚饭不久，就听外面枪声、炮声骤起，打了起来，太奶、爷爷和奶奶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大早，枪炮声渐渐稀少了，外面人声嘈杂。爷爷的几个朋友兴冲冲地跑来，一进大门就喊：五哥！起义成功啦！爷爷看见他们披头散发的样子，才知他们把辫子都剪掉了。于是爷爷也剪了辫子，和他们一起跑了出去。 原来，昨天晚上，城内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南湖炮队立即响应，楚望台军械所也落入革命军的手中。炮队占领蛇山以后，开始进攻制台衙门和总督衙门。这时候，瑞澄已逃到楚豫兵舰，黎元洪也躲了起来。今早天还没亮，张彪逃往汉口，武昌基本落入革命军之手。一大清早，就在汉阳门城楼和钟鼓楼升起了共进会的十八星旗。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聚集在楚望台前，可是，刘复基、孙武和蒋翊武等头头却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都不在场。群龙无首，议论纷纷。最后，推举黎元洪当了都督。在咨议局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同时，向全国发出了通电，武昌起义宣告成功。 10月23日，七爷所在的九江新军，也起义成功了。不出一个月，全国已有十三个省宣告独立。 1912年(民国元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结束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周家迁到武昌已经五十多年，终于时来运转，太奶也苦尽甘来，过起了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年，父亲五岁，二叔四岁，光珩姑也已经三岁，正是太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参加开国大典后，爷爷周恢和孙武、孙发绪等人去了上海。春节前，爷爷回家来接家眷，正赶上七爷也回家来看太奶和他的女儿。爷爷原要把太奶一起接到上海去，太奶不愿意去。一则上海住的地方太小，二则老七难得回一趟家，老六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如果太奶走了，老宅就没人了，他们回来上哪去住呢？太奶执意不肯离开玉枢殿乌鱼池二号的老宅，于是就留下了。 爷爷自从外出学幕回来，和太奶在一起，生活了十二年。父亲和二叔从小受到太奶的宠爱，父亲就是太奶的“宁馨儿”。在老宅的院子里，祖孙三代，欢欢乐乐。这一走，害得太奶朝思暮想，常常以泪洗面。好在太奶身边还剩下一个孙女光珩姑，现在已经懂事了。所以，太奶很快地就把心思都集中到孙女身上了。 第三章 北洋时代 第一节 政坛引退落户北京 民国成立之初，湖北的同盟会员大多拥护黎元洪，爷爷也未能例外。南京临时政府虽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但各部的首长大多由海外归国同志出任，而未能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因此，湖北的同盟会员十分不满。在黎元洪的暗中主使之下，爷爷就和孙武、孙发绪等人来到上海，发起成立了“民社”，公开拥护黎元洪，向南京政府争权。孙武等人回到武汉以后，又公开拥护袁世凯，与拥袁的统一党合组为共和党。然而爷爷是一向反对袁世凯的，认为孙武等人闹得太过份，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于是爷爷就留在上海民社本部，但这时爷爷已对政党、议会不太感兴趣了。（民社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黎元洪、蓝天蔚、谭延曲、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二十四人列名发起，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它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 摘自《政党群起》） 爷爷来上海以后，一直住在绍兴会馆。不久，结识了“南社”的柳亚子。当时，柳亚子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经柳亚子的介绍，爷爷在中国图书公司当了两年经理，并且把家眷也接到上海来了。爷爷来到上海后，开扩了眼界，认识了许多同盟会的领袖人物，深感自己长年呆在比较闭塞的内地，所形成的观念太狭隘了。 爷爷的理想是科教救国，原来想跟蔡元培去北京教育部的，但是因为袁世凯的缘故，又犹豫不决。没想到蔡元培仅在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被袁世凯逼走了。爷爷只好把去北京的打算搁置下来。 1913年的下半年，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占了上海。爷爷没有条件携家出国，只能在租界里躲了一阵。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搞到去天津的船票。1914年初，爷爷把家搬到天津，在租界里隐居了两年。 爷爷滞留天津期间，父亲就在老西开小学和浙江旅津公学上学念书。那时，爷爷请了一位老教师教父亲英文，所以父亲的英文功底很好，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了总统，七爷在总统府当侍卫长。爷爷得到消息以后，就到北京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找了个差事，把家安在北京西城墙根下的枣林街。不管怎么着，学问人云集天子脚下，北京总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爷爷在枣林街共置办了两套院子，爷爷一家住前院，后院本打算接太奶来住。但是太奶有六爷一家相伴，还是不肯离开武昌老家。太奶说，把后院留着给老七成家用吧。可惜七爷还没有遇到上心的人，他一个人也不愿住一个大空院落，一直住在前院的客房里，和爷爷一家人朝夕相伴。 七爷当了一年侍卫长，就调走了。但每次回北京来，这里就是他的家。那个后院，就一直空闲着，堆放杂物。 到北京以后，父亲转学上师范附小，1918年进高师附属高小，1921年进师大附中，1925年进北大。二叔跟在后面，只相差一年。 爷爷原本期望父亲和二叔长大读清华学理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兄弟二人娇弱的体质很不争气，父亲患了两场大病，数理功课不能按步就班地学下来，留了两次级，二叔也留级一次，只得改学文科历史学系，并入1927年班级(详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届本科学生名录》)。爷爷说，历史有甚么用？挡不住中国的落后。 父亲在养病期间，迷上了京戏，经常和二叔去泡戏院子，而且结交了不少“票友”。后来，我小时候，父亲在家没事就拉他那把心爱的京胡，或者哼哼上一段曲牌调子，有朋友来就一起唱一出。京戏和茶成了父亲一生的两大嗜好。 太奶在临终前，看到她最想念的两个孙子都考上了天子脚下的最高学府，感到十分欣慰。弟弟妹妹们都为大哥二哥感到骄傲，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父亲和二叔由于奶奶的娇生惯养，已经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了。后来，父亲引用毛泽东的话“大学文科最无用”，为自己作了评价。其实，父亲对古今中外史地，还是情有独钟的。 爷爷在北教部一共干了十二年，也是军阀混战的十二年。北洋政府总理就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时局长期动荡不定。爷爷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回到家来就杜门不出，除了侍花弄草，整天无所事事，当他的寓公。 第三章 北洋时代 第二节 二次革命北伐成功 1912年11月26日，七爷周斌被北洋政府陆军部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七爷虽然已经廿七岁了，但长得少性，看上去还是学生样。给人的印象是不够闯荡。他的文质彬彬和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反差太大，很不适合于带兵打仗。但七爷为人谦和，人缘好，朋友也多。在南昌军校当教官是七爷的强项，发挥了他的专长，可惜七爷只干了一年。 1913年5月，袁世凯下令免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收买了李烈钧的部下、第1师师长欧阳武，任命他为护军使，并代理江西都督。李烈钧派七爷到九江探知欧阳武已存二心，后悔兵权旁落，只好宣布下野，只身去了上海。7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商议，推举李烈钧为讨袁总司令。于是，李烈钧又从上海回到湖口，准备发动湖口起义。 （欧阳武也是周斌在日本士官校的同学，九江起义前，李烈钧、欧阳武和周斌都在廿七混成协当过军官） 7月12日，七爷和集结在湖口的一些年青军官们，跟随李烈钧参加湖口起义，掀起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但是终因兵力相差悬殊，7月25日，湖口被袁军攻陷，8月，南昌陷落，二次革命遂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七爷跟随李烈钧经长沙乘日轮又去了日本。后来，七爷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完成了高级军事人才的深造。 七爷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国内。此时袁世凯已死，在黎元洪就任总统期间，陆军部派七爷当了一年总统府的侍卫长。后来七爷又接任江阴要塞司令等职。1922年，七爷应姜登选之邀，前往东北陆军讲武堂，担任了炮科班主任。 1923年4月13日，周斌被陆军部晋升为中将。 1924年，廖仲恺邀请方鼎英到黄埔军校去担任教育长，方鼎英因在家养病，不能前往，于是推荐七爷周斌、张华辅和黄慕松为教育长人选。后来，因汪精卫介绍的邓演达（少将）担任了教育长，此事作罢。方鼎英病愈以后，到黄埔军校担任了入伍生部中将部长。1926年冬，黄埔军校成立了高级班，培养各级军事指挥机关的幕僚人员，并打算以高级班为基础，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充为陆军大学，于是七爷和黄慕松分别担任了高级班中将主任和副主任。张华辅则当了教授部少将主任和训练部副总监。 （方鼎英、张华辅、黄慕松都是周斌在日本士官校的同学，黄慕松又是日本陆大的同学。张华辅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参谋长） 1926年，方鼎英先后代理了教育长和校长，在军校清党期间保护了许多优秀份子。 1927年冬，方鼎英辞去军校任职，组织了新编十三军，七爷任参谋长，黄慕松任第三师师长，由广东出发，参加北伐。 1928年，新编十三军开抵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不久，方鼎英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由七爷代拆代行四十六军军部，继续北伐，沿津浦线一直打到北京，北伐成功了。 第三章 北洋时代 第三节 武昌周家确立七房 民国初年，三爷、四爷和六爷先后成了家，各房陆续添丁增口，于是周家就逐渐兴旺起来。玉枢殿乌鱼池二号老宅冷清了一年，自打六爷一回来，也热闹起来了。父辈中，我的父亲排行老大，下边一共有六个叔父和六个姑妈，他们都称他大哥。武昌周家到了我父亲的这一辈，已达到了最鼎胜的时期。而且，他们的房族关系也是相当紧密的。 武昌周家七房是在民国二年六爷成家以后才最终确立的，它标志着武昌周家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之前，并没有周家七房的概念。 临解放前，我只知道，除了爷爷以外，我还有六爷和七爷。解放后，上海的光楣姑妈告诉我，爷爷辈有兄弟七个。我家是五房，她家是六房。直到我为了写家史收集资料，光楣姑妈提供了周家世系的主要内容，光元姑妈又着重补充了长房、二房和三房的情况，我才明确了周家七房的概念。 截至目前，我对前四房的了解，还远远不如后三房。 长房 大爷于民国初年去逝，大奶带着三个女儿再嫁，后来就和周家失去了联系。所以，长房已无人继承，三个姑姑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了。 二房 二爷在家教馆，为人忠厚老实，有较好的口碑。二奶交游较广，有办事能力，家里家外完全靠她一人操持。他们有两个女儿和大、三、五、六四个儿子。二房继承了父业，住在武昌的得胜桥。 自从大爷去世以后，武昌周家七房的族长，自然就非二爷莫属了。二爷德高望重，当之无愧。后来，因为三房后继无人，二爷就把五子光丰叔过继给三房了。六子光临叔是唯一留在武昌的周家传人，可能现在仍然住在得胜桥。 三房 三爷周树德，字滋轩，大爷的弟弟。早年在南昌跟长曾祖学幕。元配杨夫人早逝，没有子女。那时，长曾祖母还在世，就给三爷续娶了董佩兰夫人。1920年，董佩兰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光元姑妈。 长曾祖和三爷父子二人在南昌作幕多年，已营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民国初年，三爷曾经担任过江西万载、永丰、瑞昌三县的县长，也风光过一阵。三爷在南昌也有个家，但是夫人张氏也无子女，于是又娶了王彩云。1921年，王彩云夫人也生下一个女儿，即光云姑妈，没想到十天后，王夫人因产后风去世。 三爷退休以后，和张夫人带着光云姑妈回到武昌。董夫人和张夫人一人带一个女儿，倒也相安无事。三爷已年逾半百，尚无子嗣，就过继了二房的光丰叔。 四房 四爷从小聪明好学，在江西跟大伯学幕时，有一位当钱谷师爷的同事看他略通数理，就教他办理财政、赋税事务，学习账目结算等技能。回到武昌以后，就在某县衙当了钱谷师爷。民国以后，新任县太爷非常赏识他，派他主管盐税，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后来，四爷升官，出任了宜昌县的县长。 第三章 北洋时代 第四节 多事之秋太奶去世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长达十几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乱世之中，周家的兴旺持续了十二年。好景不常在，高峰过后，必然就是下坡。 从1924年开始，周家连续多人相继去世。总之，这几年是周家多事之秋，也是武昌周家逐步衰亡的过程。 首先，四爷官运亨通，自然招风。1924年（民国十三年），四爷在一次办案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卫兵一死一伤，四爷也在搏斗中重伤，不治身亡。当年，此事曾在武汉轰动一时，丧事也相当隆重。四奶悲痛欲绝，正怀着的第二个孩子也流产了，从此一病不起。 第二年，六房的长子光帅叔因病夭折，时年十二岁，年事已高的曾祖母和全家人十分伤心悲痛。 第三年，光楣姑已经八岁。刚过完新年不久，大家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太奶已经卧病在床。就在正月初八的这一天，距离周家老宅不远的电话局失火了，光珩姑（17岁）领着光端姑（9岁）和光楣姑跑到门外去看热闹。光楣姑妈在跟我讲这段经历时，还没忘记当年那惊恐的感觉。 这一年，曾经在江西当过县长的三爷周树德病逝。他只有两个女儿，由二房过继的光丰叔为他送了终。 不久，北伐军攻下了武昌城。 1927年，三奶董佩兰夫人（即光元姑妈的生母）去世，从此双元巷11号三房只剩下三奶张夫人抚养了光丰叔、光元姑和光云姑。 这一年，四奶也病逝了，扔下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光端姑，就托付给六房照顾。 1928年8月，爷爷全家从北平回来探望太奶。这时七爷在北伐结束去南京述职后，受命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又回到北平来。七爷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枣林街爷爷家里，这次怕是要长住了。在陆大筹备期间，七爷推荐了留学德国多年的六爷周树廉担任陆大教官，正准备找六爷征求意见，于是七爷就和爷爷一起回到了武昌。 当时，担任湖北宣抚使的蒋作宾听说七爷周斌回到武昌，就邀集在湖北的日本士官校同学聚会，设宴招待七爷，并庆祝北伐的胜利。 席间，谈起七爷的夫人去世已十九年，女儿已长大成人，七爷为国为民、戎马一生，劳苦功高、可钦可敬。又谈起沈郁文被陈炯明关押，在昆明牺牲，他的儿子沈德甫在蒋作宾资助下，也在北大念法律系。蒋作宾提议，何不把光珩嫁给德甫？七爷正中下怀，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蒋作宾，湖北应城人。辛亥革命后，曾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和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沈郁文，湖北孝感人。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务司司长，1912年12月16日授陆军少将，1923年3月29日授陆军中将，不久被陈炯明软禁时死于昆明。其子女受蒋作宾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求学。沈德甫字秉成，北大法律系毕业，曾在南京晓庄师范教书，其妹沈蔚德嫁与剧作家陈瘦竹，曾在南京师大任教。蒋作宾和沈郁文都是七爷在日本士官校四期的同学，都是同盟会员） 太奶看到两儿一侄相聚，她最最想念的两个孙子（父亲和二叔）都在最高学府念书，感到十分欣慰。太奶听说七爷已将孙女许配沈家，更是特别高兴，了却了一桩心事。于是，太奶心血来潮，又给父亲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就是常年给太奶看病的老中医的女儿高莹璧。其实，太奶早就看好了高家的女儿，太奶说，将来周家一定会得济于她的。 回顾周家七房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能干女人的支撑，男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是风光了个人，挽救不了家族衰亡的命运。太奶的一生就是证明。我想不仅是周家，这也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吧。 这次，周家七房在武昌相聚，在世的人都到齐了。在族长二爷的主持下，大家祭拜了祖宗，续了族谱。太奶还嘱咐后世不要忘记：周家的原籍原为山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认祖归宗。 最后，太奶平静地去世了。她一生抚养了五、六、七房的子孙，最小的光森叔已经三岁了。太奶是武昌周家当之无愧的老当家人。 子孙们为太奶送了终。然后，各房坐下来商量后事和各房的去留。 六爷自从回国后，沉闷了十几年，当然感激七爷的推荐。去陆军大学当教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发挥所学专长。后来，六爷在陆大当了十年教官。 这时，奶奶也极力主张六房搬到北平去，和五房住在一起。枣林街正好还闲置着一套院子，回去马上收拾出来。当年奶奶在上海时，就很喜欢这个未过门的弟媳，这回妯娌相见，分外亲切。原来，这几年奶奶一个人闷在家里十分寂莫，正想家里有人热闹热闹。 正巧，奶奶的贴身佣人田妈听说太奶已去世，奶奶一家人从北平回来送终，就急忙从乡下赶来看望。父亲和二叔正在院子里给弟弟妹妹们讲北平学校里的新闻，二叔一眼就看见田妈一脚迈进了大门，大声就喊：“田妈来啦！” 田妈原来是奶奶从温家带到周家来的，跟着奶奶从武昌到上海、天津，又到北京，一直把两个少爷伺候大了，所以父亲和二叔对田妈亲如姨娘。不久，田妈回湖北乡下，结婚成家了。 这次见面，田妈唠起他的丈夫病逝已一年多，又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自己一个人在乡下，过得也没意思，到城里来也是想再寻个主顾。奶奶一听，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奶奶和田妈从小就在一起，情如姐妹。现在六房要搬到一起住，家里也缺少人手，于是就让田妈跟着一起回到了北平。 六爷和七爷也一起回北平，到陆大报到。在离开武昌之前，七爷亲自把光珩姑送到孝感的沈家，当然，也顺便慰问慰问老同学沈郁文的遗孀。自从沈郁文昆明遇难之后，他的子女一直受到蒋作宾的资助照顾，现在，又是蒋作宾做伐，促使沈、周两家结了亲。 六奶留下把家事处理完毕，赶在过小年之前，才带着四个孩子迁到北平。从此，玉枢殿乌鱼池二号人去楼空。 三房的孤儿寡母继续住在双元巷，因为光丰叔是二房过继来的，当然二爷是责无旁贷地照顾她们母子。1935年，就是父亲和二叔二婶在武汉办培文女中那一年，他们曾经到双元巷和得胜桥看望过二房和三房。那时，光元姑妈已经十五岁了，对二婶很有印象。十年后，光元姑妈在重庆又见过一次二婶，至今不忘。 七七事变前，三奶张夫人带着一子二女也离开了双元巷，回到江西南昌张夫人的娘家。从此，武昌只剩下得胜桥二房一家了。 1972年，二叔退休以后，曾经去武昌老家看过。他说，那里已时过境迁、面貌全非了。 第四章 北平岁月 第一节 爷爷失业兄弟团聚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克了北京，北洋政府寿终正寝。北教部解散后，爷爷就失业了。 为了供父亲和二叔念完大学，爷爷应北教部同事的邀请，到张北县政府去做秘书。这原是他的老本行，轻车熟路。但是爷爷已年老体衰，再到坝上高寒常年风沙的张北去奔波，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了。 8月，六爷从武昌老家来信，说太奶已病重，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于是爷爷咬咬牙，趁着学校正放暑假，全家人一起回了一趟老家，为太奶送了终。 太奶去世后，七爷和六爷先后奉调陆军大学。第二年春节之前，六奶就把全家迁来北平。爷爷兄弟三人难得团聚，所以爷爷特别高兴。也是爷爷自从到北京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最舒心快乐的日子。 （1928年8月，蒋介石派刘光接办了北洋政府的陆军大学。经过四个月的筹备，首先将第八期复了课，随即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招收了第九期学员。陆军大学由蒋介石任校长，黄慕松为代理校长，周斌为教育长。陆军大学共设战术、装甲战术、空军战术、后勤、战史、参谋业务六个系。聘请德国顾问和日本陆大毕业的留学生担任教官。此外，陆军大学还附设特别班，从部队招收一些军中资历较高、年事稍长者入学。第二年7月，黄慕松调走，周斌代理校长。1930年11月和1931年10月，陆军大学第八、第九期及特别班学员相继毕业，毕业生多任军师级参谋。1932年初，陆军大学奉命南迁。 详见戚厚杰、林宇人的《陆军大学校发展始末》） 六房迁到枣林街来，是奶奶极力促成的。为此，奶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来，自从爷爷外出以后，奶奶就一个人闷在家里。现在六爷也调到北平来，奶奶非常高兴。于是就和爷爷商量，要六奶也搬来一起住，爷爷当然赞成啦。奶奶在上海时就喜欢六爷的未婚妻李昭，这次在老家，妯娌相见分外亲切。六房能搬来北平，奶奶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就让田妈再顾几个佣人，把堆放杂物的后院倒出来，打扫房屋，添置家具。 收拾院子和住房，足足忙了有一个来月。奶奶十几年养尊处优，哪操过这些心。但是因为高兴，忘乎所以了。 六房搬来以后，五房、六房和七爷在一起，欢度了来北平的第一个团圆新年。从此，三兄弟常常在一起聚聚，妯娌两个更是在一起聊个没完。 不久，奶奶经常咳嗽不止，六奶渐渐看出，她嫂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吩咐田妈，请大夫给奶奶看病。大夫开了方子，奶奶服了药。不久，再请大夫，再服药。奶奶的病始终不见起色。 爷爷的家庭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去张北往返奔波，即花钱又遭罪，拿回家几个钱还不够交两个大学生的学费。全家回了一趟老家，一为太奶送终，二给高家聘礼，花费了一大笔银子。现在六房搬来，当哥嫂的无论如何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尽一尽当家长的责任，不能让六弟花钱。六弟一大家人也很不容易，这笔安家费就省了吧。总之，爷爷的积蓄也就所剩无几，奶奶看病吃药，只得动用她的私房钱了。 爷爷有时回家来呆上一两天，老两口关起门来互相呕气，常了，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为了家庭开销而吵架。爷爷奶奶这两年是乐极生悲，强颜欢笑。奶奶十分委曲，结果病就越来越重了。 陆军大学就设在西直门内的崇元观，离我家不远。六爷和七爷都住在家里，有专车接送。六房住后院，光楣姑和光端姑上小学四年级，光烈叔还没有上小学，光森叔才四岁。七爷和我家住前院，爷爷在张北谋职，父亲和二叔在北大念书。加上佣人，枣林街的前后院住得满满的，热闹非凡。 爷爷和六爷分手十六年，和七爷倒是每隔三五年就能碰到一起。这回三兄弟在北平团聚，非常难得。爷爷原来不常回家，现在是一有空闲就回家来看看。 兄弟三个老同盟会员有机会常聚在一起，回忆他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 七爷念念不忘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同去日本的留学生大都住在一起，彼此都很熟悉。所以，在异国他乡并不感到陌生和寂莫，反而增添了许多新鲜的感受。日本人也都很好相处，他们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有明显的团队精神，他们守纪律、讲礼貌。但是也有不少日本人歧视中国留学生，学校对中国留学生也有些不公平的待遇。七爷对之并不在意，因为是来求学的，学好人家的长处才是根本。 七爷回忆起在同盟会成立前的预备会上聆听孙中山先生康慨激昂的演说时，神情还十分激动，侃侃而谈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六爷对孙中山先生也有深刻的印象，欧州的留学生很崇拜孙中山先生，但是孙中山先生对留学生好像并不大信任，只是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回国有用武之地云云。 六爷谈得较多的是他在德国比较刻苦的学习生活，在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的感受。但是，六爷回国后学无所用怀才不遇多年，几乎把学到的知识都忘光了。现在还要埋头书本、复习备课，并不轻松。 七爷在国内也走了不少地方，津津乐道地讲他所到之处的各种见闻。全家人常常坐在一起听他们三兄弟讲辛亥革命以来的故事，可惜听众里很少有我的父亲和二叔，他们哥俩又听戏去了。姑妈所记得的就很有限了。 六爷和七爷虽然都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六爷的性格内向，怀才不遇，消极不满。而七爷则与上层比较接近，受到信任和重用，颇为“显赫”。当过末代绍兴师爷的爷爷，却老气横秋，早已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就退出政坛、抱残终生了。俩兄弟看到五哥还像在老家时一样，为全家的生活在外奔波，都为之忿忿不平，感慨万分。 第四章 北平岁月 第二节 父亲逃婚奶奶病逝 父亲在北大毕业前一年，就先去山东博山的私立颜山中学教了一年书，毕业后，又去山东青州的省立十中教了一年。从此，父亲当上了中学教员，教学半生。 二叔为了不让病重的奶奶伤心，在父亲出走以后，遵母命上演了一出“兄弟易婚”。 原来，在太奶临终前，父亲已和武汉名中医高大夫的女儿高莹璧定了亲。当时，父亲廿一岁，高莹璧十九岁，也还般配。后来，爷爷奶奶常夸这未过门的媳妇能主事，比父亲有出息，父亲听了心里不服气。现在，因为奶奶病重，催促父亲完婚，父亲就不愿意娶她，怕将来受她摆布。于是就借故去了山东，实际就是逃婚。说起来，父亲的任性，是福还是祸，谁也无法预料。父亲的一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命运对他的惩罚。 此时，高莹璧已经来到北平。无奈，爷爷奶奶只好让二叔成全了这段姻缘。二叔本来就和父亲长得像双胞胎，但是脾气可比父亲好多了，痛痛快快地和本应是嫂子的高莹璧结了婚。于是，高莹璧就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二婶。后来，二婶就因为这个原因，对父亲始终没有好感。 任性的父亲这一闹，奶奶的病情就更重了，二叔的婚礼也未能使奶奶的病情好转。爷爷请假呆在家里，只是干着急。 六爷和七爷两兄弟眼看着哥嫂如此悲惨，一面时常地给予宽慰，一面毫不犹豫地担负起枣林街大院的全部费用。实际上，六爷顾上六房一大家人，也余力不多了。七爷单身一人，几乎包下了五房一家的全部开销。 1931年，父亲和二叔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了，爷爷对此是既高兴又失望。兄弟二人在北大学了五六年，一心钻研学问，不问政治，交游也不广，给人的印象是两个书呆子。 这一年的夏天，在二婶生下大姐元桦不久，奶奶终于一命归西了。父亲还以为奶奶是被他气病的。对此，父亲后悔不已，任性的脾气稍有收敛。在家呆了几天，又走了。奶奶去世后，爷爷也病了。于是就辞去了差事，退休在家呆着养病。 这一年，日本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0月，陆军大学第九期和特别班学员毕业。不久，陆大奉命南迁，七爷开始主持搬迁工作。这一阵忙得不能回家，吃住都在学校。1932年初，七爷随学校迁往南京。 临行前，七爷匆匆回来和爷爷告别，兄弟三人欷歔不已。爷爷泪流满面，拉着两个弟弟的手，泣不成声地说：我已来日无多，恐怕没有机会再相聚了。六弟已儿女成群，我很欣慰。七弟也已年近半百，希望尽快续弦，早日得子。我的两儿文弱，二媳尚能主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长子。在我闭眼之前，好歹给他成个家。我闭眼之后，就拜托七弟，希望你待他如己出，我就放心了。六爷和七爷约定，今后每月寄钱来。要爷爷把心放宽，安心养病。 陆大因搬迁，推迟了第十期学员的招生。六爷就不急于跟学校一起走，打算过完春节，把家搬到上海去，安顿在六奶的娘家。没想到日本人又在上海打了起来，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了一个多月。上海停战以后，局势渐渐稳定下来，六房这才搬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一起住了三年多的六房和七爷都走了。这三年多，家里顾了四个佣人，两男两女。二婶决定，留下一个田妈，把其它人都辞退了。 又一天，阳光明媚。爷爷挣扎着，让二叔扶他到后院看看。六房搬走以后，后院又腾空了。三年前，奶奶张罗收拾后院，高兴得一天来好几趟。没想到，乐极生悲，一病不起。如今，又到了春暖花开时，却不见当年种花赏花人。爷爷望天长叹，感到无比悲伤和凄凉。 陆军大学南迁后，新校址设在南京汉口路薛家巷的妙香庵和暨南大学旧址。校长由杨杰接任，新招第十期于4月份开学，六爷周树廉继续担任教官。 七爷周斌调到陆军炮兵学校担任校长（1931年12月5日，陆军炮兵学校正式成立，12月15日第一期开学，不久，教育长代理校长张亮清调走，周斌担任了校长，李端浩为教育长。详见《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当年，七爷在日本学的就是炮兵。现在，又当了一把手。于是，就一改在陆大时当好好先生的作风，认认真真地大干了几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炮兵实战指挥人才。 炮兵学校校址在南京丁家桥，1933年6月，在汤山建成幅员辽阔、设施齐全的射击场地，号称“亚洲第一靶场”。1934年，汤山炮校的办公楼和东、西炮兵营房相继竣工，一所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炮兵学校基本建成。 (照片：当年的炮兵营房之一) 1934年7月，周斌调军事委员会任高级参谋，由邹作华接任了炮校校长。1936年1月25日，南京政府再次授予周斌为陆军中将。 七爷调到南京以后，和苏州人汪蕴玉结了婚，结束了早年丧妻的单身生活。七爷在南京丁家桥附近的高门楼选了一块地皮，盖起了一大片房子。原来是想把爷爷一家人都接到南京来，兄弟住在一起，也便于互相照应。 那时，爷爷身体不好，嫌南京太热，生活又不习惯，而且还要张罗父亲的婚事，于是就拖了几年没有搬。六爷、七爷离开北平以后，为了接济爷爷一家，他们履行诺言，每月分别往北平汇钱，坚持数年，直到北平沦陷中断。晚年的爷爷，只有靠六弟和七弟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了。 第四章 北平岁月 第三节 培文女中天桥枣林 1932年，父亲在山东十中的一位北大同学，拉他到天津扶轮中学教书。因天津离北平近些，父亲在天津一干就是三年，生活也比较安定了。没想到，因为闹学潮，父亲又被解聘了。 1933年，二婶又生了大哥元璋，爷爷身体又不好，家里缺少人手，于是盼望父亲早日成家。这时，父亲有一位同学的夫人，在北平崇德女中教书，给父亲介绍了她的学生黄德华。1935年初，黄德华刚毕业，就和父亲结婚了。 母亲黄德华，1916年8月26日（阴历七月廿八）出生于太原市的南肖墙。外公（姥爷）在西北军当营长，1933年随方振武部调古北口，把家安置在北京天桥。外婆（姥姥）是一位知识妇女，信佛教。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有三个舅舅在太原，但也从无来往。母亲比父亲小九岁，结婚前，刚从北平崇德女中毕业。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就在12月9号那一天，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母亲在枣林街家中生下了我。 父亲虽无大男子主义，但不喜欢受人摆布，尤其厌烦那种颐指气使的傲慢女人。母亲虽非小鸟依人、温柔贤淑那种类型，但是却能夫唱妇随、任劳任怨。所以父母在短短廿五年的婚姻生活里，始终患难与共、形影相随。他们虽也经常吵架，却是一对真正的恩爱夫妻。 我的母亲黄德华成了周家的长媳，二婶就解放了。于是，二叔二婶带着大姐和刚两岁的大哥离开北平回了武汉。 父亲婚后不久，听说由六爷、七爷出资担保，二叔二婶在武汉办了个培文女中，正缺少人手，要父亲过去帮忙。父亲就去了汉口，担任了培文女中的教导主任。二叔当校长，二婶当学监。二婶很能干，当年太奶没有看错她。拿现在来说，她就是个女强人，培文女中实际上就是她一手操办起来的。父亲在山东和天津的几所名校干了五年，也积累了一些教学的经验。所以，父亲和二婶，是针尖对麦芒，时常争吵，谁也不服谁。二叔只好夹在中间和稀泥。 1936年，乔光鉴等几位北大同学也从北平来到武汉，即充实了培文女中的师资力量，而且也活跃了抗日宣传各项文体活动。（1936年2月，在北师大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乔光鉴参加“民先”总部工作。不久，“民先”总部搬迁武汉。乔光鉴就在武汉培文女子中学任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可是不久，不知道什么原因，培文女中被当局查封了，六爷七爷的担保金也全都赔了进去。为了此事，南京的七奶直埋怨七爷，还和七爷大吵大闹过。为了打官司，父亲留在武汉，又到汉口市立一中教了一年书。 七七事变前，我刚有点记事。奶奶已去世多年，家里有个田妈。田妈是父母这样叫她，我应该叫她田奶奶。病中的爷爷怕闹，只让田妈一人伺候他，母亲就自己带着我。所以，我小时候很怕到爷爷跟前去，对田妈也就不那么亲热。是否叫过她田奶奶，我已毫无印象了。 那时，父亲在外地，母亲常带我回天桥的外婆家。那时，天桥是最好玩的去处。每次去，母亲总是带着我从西单乘电车，一直坐到天桥。北平、天津的电车和东北的不同，响着“叮、噹、叮、噹”的铃声，很好听。那时，北平的电车有四条线路，我小时常坐的是从西直门到天桥的1路。母亲一说：咱们坐“叮噹”车去看外婆，我就高兴得直蹦高。 一上车，我就站在电车的长椅子上，向外面张望。当电车经过前门时，因轨道改变间距，车厢就剧烈地晃动。于是我就老是把脑门和鼻子碰到窗玻璃上，好疼。但是却总没有记性，下次乘车经过前门时，还是把我碰得好疼。所以，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 父亲放假从外地回北平来，就来接我们回枣林街，每次总要在天桥买一样我喜欢的小玩具。父亲抱着我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母亲拿着包袱坐在后面的车上跟着。我手里拿着在天桥买的风车，迎面的风吹得风车一边转一边呜呜地响。。。。。。。 冬天，外婆总要包几块炭让母亲带回来，烧火盆取暖用。说这是舅爷从山西捎来的无烟焦炭，黑亮黑亮的，包过它的白手绢还是干净的。 外婆家有一位漂亮的阿姨，和母亲情同姐妹，常来和外婆作伴。她和母亲是要好的同学，我小时候还以为这位阿姨就是我的姨妈呢。有一次，我从她的身后跑过去向她背上扑，她正蹲在院子里用一大盆开水烫洗衣服，我一下子就翻跌到盆里，造成了严重的烫伤。至今，我的一条腿上还留着两三块伤疤。母亲说，那是因为伤口愈合时发痒，两腿不断地搓动，使伤口愈合得慢，才留下了疤痕。往阿姨的身上扑的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座落在北京西城墙根下的枣林街甲二号，是一套典型的大四合院，北边是广宁伯街，南边是屯绢胡同，都在太平桥大街的西边。从家里出来，往东穿过太平桥大街，再走不远，就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爷爷从1916年到1928年，来回走了十二年。1994年，枣林街的老房子开始拆迁。现在，这里已经变成大厦林立的金融区了。 当年，我们住在前院，后院杂草丛生。平时我不敢去后院，那里给我的印象总是冷冷清清的。在我的记忆里，大门前面有两个石头狮子。前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秋天树上结满了大枣。邻居家大点的孩子爬上树，用竹杆挥打，我们小孩子就在树下把落地的大枣拣到小篮子里，高兴得活蹦乱跳。 只有过年的时候，家里才显出一些欢乐的气氛。除夕夜，邻居在院子里放烟花和鞭炮，一个像罐头盒子一样的大花炮，能喷出好多好多的烟火，然后，满天的彩星撒落下来，有的还带着小降落伞，往下慢慢地飘呀飘呀，我们就跟着追呀追呀，追到前院，追到后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烟火，在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五章 亡国之恨 第一节 北平沦陷生离死别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从武汉急忙赶回北平。本想把家搬到南京去，逃出即将沦陷的北平。但是，因为爷爷病重，未能成行。7月29日北平沦陷。父亲没有工作，六爷和七爷的接济也断了。上有老下有小，想走又走不了。我家被困在北平了。 北平沦陷以后，母亲又生了二弟元启，爷爷已病得很重，父亲也不外出了。所以，我们就很难得再去外婆家玩了。不久，外公在塞外战场阵亡的消息传来，外婆哭瞎了眼，遁入空门，出家念佛去了。母亲听到这一噩耗，也哭得死去活来。日本人占领了北平，老百姓能逃的逃了，留下的更是活受罪。在那些日子里，父母总是愁眉不展，整日以泪洗面。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七爷和七奶被迫抛下了房产，匆匆离开了南京。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后怕。如果那时父亲把家搬到了南京，迁都时，再想逃出南京，病重的爷爷和临产的母亲，能受得起路途的颠簸吗？如果留在南京不走，谁保准就能躲过那场大劫难呢？有道是：伸头是一刀，缩脖也是一刀。当年在北平落入日本人之手，也未必就是最坏的结局，至少一家老小还能苟延残喘地住在自己的家里。 我家地处偏僻，枣林街一带还没见日本人来过，但是母亲和我一直也不敢出门。多亏田妈还常常出去买菜，或是给爷爷抓药，回来就听她讲些日本人在街上横行的见闻。田妈也害怕，一听见摩托车响，就吓得往胡同里藏。爷爷听了只是唉声叹气、摇头不语，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父亲在家里闲呆了两个多月，眼见坐吃山空，终归不是办法，又硬着头皮出去找事情做。 这一年，我已经两岁，母亲忙于照顾二弟，就顾不上我了。我就常常一个人自己玩，有时和邻居家孩子在院子里玩。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对家里大人们的事情，印象就不那么深刻了。日本兵进城以后，物价忽然涨了起来。我家从来没有吃过杂粮，这时也开始吃起杂粮了。无非是小米和玉米面，田妈还挺爱吃，母亲吃，我也吃，把大米和白面留给爷爷。 这内外交困的日子，使父亲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这时候，七爷拜托留在北平的日本士官校同学雷寿荣关照爷爷一家，雷寿荣就介绍父亲到伪华北临时政府筹备处秘书局去当一名办事员，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爷爷不同意父亲去担这个“汉奸”的骂名，父亲也十分犹豫。但是眼看就揭不开锅了，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吧！于是，父亲只好瞒着爷爷，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念头，硬着头皮去了，心想只是抄抄写写，不干坏事就是了。但是，秘书局到年底就收摊了，父亲只干了两个月，多发一个月的遣散费，然后就没戏了。 1938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爷爷终于带着绝望和遗憾撒手人寰，终年五十八岁。他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是在亡国灾难中挣扎的命运。爷爷的丧事只好从简，北教部的老同事，七爷的老同学，父亲的票友，来了几个人在殡仪馆向爷爷的遗体告了别。 从此，我家被祖国和家族所抛弃，摊上了亡国奴的命运，有如飘向大海的一叶小舟。父母没有思想准备，也都没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因此突然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多亏有田妈在，照管一家人的吃喝，帮母亲带两个孩子。 后来，北师大的老校长陈援庵老师(父亲曾是他的得意门生)，听说了父亲的处境，就介绍父亲到北平私立翊教女中去教书，于是父亲就在那教了两年。 这时候，北平的大中小学校都非常萧条，教员的薪水太少。一家人吃的是饱一顿饥一顿，父母整天愁眉苦脸。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这种当亡国奴的滋味，怎么就让我家摊上了呢！ 1940年初，母亲又生下了大妹妹。可是才三天，父亲就忍痛偷偷地把她抱走，送进了法国天主堂办的西什库育婴堂。母亲发觉以后，哭着喊着跟父亲要孩子，闹了好几天。后来，母亲一想起我那可怜的妹妹，就泪流满面。1955年，我出差北京时，曾经去找过两次，但是都没有下落，八成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田妈在奶奶去世后，湖北乡下她娘家侄子曾要接她回去。她不忍心抛下病中的爷爷不管，就在我家又多呆了几年。爷爷去世后，父母又一再挽留，她才没走。 田妈帮母亲维持这个穷家又两年多，早想回乡下去，但又不好意思张口。父亲去南京后，田妈才跟母亲说她不愿意去南京。母亲看我和二弟都大了，自己也利手利脚了，没跟父亲商量，就答应她回乡下了。 我六岁的那一年，母亲接到父亲从南京的来信。父亲说他在南京已租好了房子，要母亲迁往南京。母亲早就做好了准备，和邻居们告了别，我们就离开了枣林街。 在前门火车站，只有母亲的几个同学相送，我又见到了那位阿姨。母亲和她们拥抱泪别，同学们唱着她们最爱唱的歌 ----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火车开出了站台。永别了，母亲的青春年华，永别了，“阿姨们”的珍贵友情。 田妈和我们一起离开枣林街，一起到前门火车站。送走我们之后，她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回乡下去了。 从此，北京枣林街老家在经历了廿五年的风云岁月之后，已成为周家五房的一段伤心历史，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 第五章 亡国之恨 第二节 收拾残烬勉维生活 父母终于把家搬到南京来了。那是在爷爷去世之后，一家人在北平又苦熬了两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1940年夏，南京成立了汪精卫政权，局势也稳定下来了。七爷在南京的老友覃师范（也是在日本士官校四期的同学）写信来，要父亲去南京当什么处员，也好出面照管七爷在南京的房产。七爷也从重庆来信，嘱咐父亲，不要再死守北平了，无论如何，到南京来还可以指望这些房产混口饭吃，七爷在来信中凄凉地写道：“收拾残烬，亦可勉维生活”。 就冲着七爷和父亲胜于父子的感情，七爷不能眼看着父亲一家人困死北平，父亲更不能辜负七爷一番舔犊之心。于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父亲，就和母亲商量，自己先到南京去看看。如果比北平好过，就先安排好住处，然后母亲再领孩子过去。如果情况不好，父亲就回来，再作下步打算。于是父亲就在1940年秋去了南京。这时，南京军委会的庶务科正好要找个会办文牍的中校处员，父亲就去干了一年多。庶务科主要管些日用杂品的收发，手下还有四个勤务兵。这真是个肥差，别人都巴不得有这样的好差事，但是父亲却很不以为然。虽然不是当官作坏事，但是有碍于汪精卫曲线救国的汉奸名声遭人唾骂，还是早点脱离开为好。父亲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着想，不得已才作此权宜之计，打算先把家安排好，站稳脚跟之后，找机会再去教他的书。 1941年，父亲在南京租好房子，要母亲把家搬到南京去，于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弟离开了北平。那时，南北交通并不正常，火车走了几天才到浦口。过江轮渡还没有恢复通车，父亲只好过江来接我们，全家乘小火轮过了江。江中的风浪很大，黄黄的江水溅到甲板上，把我吓得直往大人身后躲，放在甲板上的行李，都被打湿了。这是我第一次过长江，原来，黄黄的长江竟是这么可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介绍人覃师范调走，上级就把父亲给裁减下来了。有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谁也没有想到，七爷及其老友的好心关照，竟给父亲的后半生埋下了祸根，父亲的这一段历史就成了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理由。 父亲大学毕业十几年，根本无意当官，其实，他也不是那块料。为了照看七爷的房产，到南京军委会机关挂个名，本是一时权宜，早晚还是打算去教书的。 1942年，经六爷的老友贺之才的介绍，父亲到国立师范学院教了四年书（国立师范学院在光复后改名第一临时中学，就是现在的第四中学）。教书是父亲的强项，也是父亲唯一的谋生本领，干别的都不行。在师范学院的几年，父亲很受学生们的爱戴，说周老师的课讲得呱呱叫。这也是父亲继天津扶轮中学之后，第二次较稳定的就业。 第五章 亡国之恨 第三节 回忆童年第二故乡 我六岁来到南京，和父母及二弟元启在一起度过了我难忘的童年。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后来，我十六岁离家住校，所以，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主要也就是在南京的这八年。 父亲埋怨母亲放走了田妈，说南京生活比北平宽裕许多，田妈年纪大了，苦了这么多年，正是应当孝敬她老人家，让她也过几天轻松的日子才对。母亲年轻，第一次自作主张，没敢多说什么。 南京的新家在林森路一栋木结构楼房的二楼，只有几间小小的屋子，窗户也很小。地板踩上去嘎吱直响，好象钻进了一个大木箱。屋里吊着一盏带升降灯伞的电灯，显得很亮。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鲜。 父亲的一两个朋友或同事，在帮助安置并祝贺团聚之余，还送给我一架上发条的玩具飞机。那时我显得很笨，飞机上完发条，拿钥匙的手还紧纂着，拿飞机的手却松开了，飞机马上就在我的手上旋转起来，吓得我把手全松开了，于是飞机就重重地摔在地上，折断了翅膀。一架新飞机，还没起飞就失事坠落了。当时吓得我直哭，越哭越伤心。后来一位叔叔把飞机修好了，这架飞机就成了我的一件宝贝。 我家在这大木箱里住了半年多，冬天没有北方家里暖和，母亲很不习惯。父亲被裁减以后，我家就搬到了珠江路。 我家在珠江路住的是平瓦房一间，隔着堂屋，对面屋住的是房东。房东是一位胖老太太，是个大嗓门的热心肠人，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母亲生三弟元均时，就是胖老太太给起的名。 珠江路家门口，有个卖烧饼的，往东的路口有个卖油条的，再往巷子里拐有个老虎灶，先买筹，拿筹去老虎灶打开水。早晨，巷子里路边有许多卖菜的，住在这里过日子很方便。不像林森路那么洋气，更不像枣林街那么幽静，房租也便宜。 我小时在家里，父亲比较偏爱我，而母亲则较为护着二弟。母亲是北方人，擅长做面食，而南京多吃籼米，掌握不好这饭就夹生。父亲吃惯了田妈做的饭菜，有时母亲做的菜咸了点，就不对父亲的口味。所以，父母老是在吃饭的时候吵架。母亲如果顶两句，父亲就会发脾气，有时还会摔东西，吓得二弟直哭。把父亲哭烦了，就要打二弟。母亲一边护着二弟，一边也委曲得哭起来。这时，我就慢慢地蹭到父亲身边，父亲就不再吱声，自己上一边拉京胡消气去了。我印象里父母都很慈祥，我们太掏气时，母亲也打我们两下，但是就像拍打灰尘一样，这就算她出气了。总的看来，我们小时还都是听话的乖孩子。二弟从小就到处跑，见识比我广，胆子也比我大。 1942年，我开始上学去念书了。一年级在莲花桥小学，二年级在大行宫小学。刚上一年级头几天，是母亲背着我去，后来我觉得很难为情，就不让母亲背了。我对上学特别感兴趣，从小就养成爱看书的习惯，其实家里父亲的书也不太多。后来旧报纸倒攒了不少，搬了多少次家，父亲都舍不得扔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那时，得到一本书，就像宝贝一样，舍不得弄脏弄坏，我到现在看见书角折了还不舒服。 上学时，我早上起不来，母亲叫醒我和二弟，常常把夹着油条的烧饼送到我们手上，赖在被窝里吃完再起床。这样一家四口的小日子是多么淳朴和舒适，又是多么短暂和珍贵。这是我家人口最少的两年，父母还能应付得了，是母亲短暂而痛苦的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父母都会唱京戏。父亲有一把京胡，闲时常一个人自拉自唱。有时母亲也随着唱几句，什么苏三起解、四郎探母等都能张口就来。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的一两个朋友来家，父母和他们一起清唱了全套的“红鬃烈马（武家坡）”，好不热闹。后来有了三弟四弟，母亲就讲些狼外婆之类的故事哄他们睡觉。有时父亲哄弟弟睡觉，又有他独特的方式。三弟和四弟小的时候，常常是在父亲哼唱“二黄”过门的曲牌声中慢慢地进入梦乡的。 我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母亲叫醒我，说是让刘叔叔给我照一张像，原来父亲的一位朋友带着照像机呢。我就睡眼腥松地坐在椅子上，胡乱地照了一张像。二弟就站在我的身旁，他倒是很精神，好像刚从外面疯跑回来。这张照片就成了我在南京的八年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背景就是珠江路我家窗下，从那破墙上，可见当年生活水平的一斑。 第五章 亡国之恨 第四节 两次下乡贫穷难熬 母亲生三弟元均以后，所谓好日子就逐渐结束了。抗战的后两年，我家两次下乡、搬了几次家，真是穷搬家、越搬越穷。那时我家常常揭不开锅，有几个师范的学生看到我家有困难，就从乡下带粮米来接济我们，父亲为此时常叹息：“此生无以为报”。 父母都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全指望父亲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我家每月总有几天断炊，母亲就束手无策了。母亲的学生气也磨炼没了，摊上这样的命运，也只好逆来顺受、任劳任怨了。其实母亲也能吃苦，但是也谈不上会过日子。尤其是孩子越生越多，日子就越过越紧，身体也就越来越差。母亲虽也算是个知识妇女，但依然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懂得少生优生，因此疾病就伴随着贫穷不断地袭来。 抗战后期，母亲就开始往当铺送东西了。说来可笑，令人难以置信，我家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首先，翻出了爷爷留下的几把纸扇。据说这还是高祖父从绍兴老家带出来的东西，是家里自己制做的。过去在绍兴周桥一带，几乎家家都制做纸扇，赖以营生。留下来的当然是毫无瑕疵的精品，用盒子装着。其中有两把，爷爷亲手在上面腾写了柳亚子送给他的诗，可能就这还值俩钱吧。父母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当了。可惜后来无力赎回，不知下落。 又翻出一个鞋盒子，里边是父亲的一双黑皮鞋。是父亲来南京时，和军装一起发的。军装早就处理掉了，这双皮鞋还很新。父亲不喜欢穿皮鞋，每年母亲都拿出来晾晾。一双旧皮鞋能当几个钱呢，当掉了。 还有父亲的长衫和礼帽，也当了。 另外，还卖了一些旧书报。我记得父亲有一本精装的北大同学录，里边都是照片，父亲和二叔的，也在里边。父亲还有许多精装的英文书和杂志。都卖了。 最后，家里的奢侈品还剩下一把京胡，那是父亲的宝贝。 1944年夏天，学院开支有困难。一位名叫祝汉铭的学生介绍父亲利用暑假去乡下给几名学生补习功课。于是，全家就搬到江北六合县新集镇去住了几个月。不久，全家又搬了回来。没想到珠江路的胖老太太在我们刚走不几天就去世了，房子让她的一个亲戚卖了，给她办了后事。师范学院就设法在清凉山找了间房让我们全家住了下来，父亲还接着在师范学院上课，我转学上了明德义务小学三年级，二弟也开始上学了。 我家住的是一座庙堂的侧室，对面侧室以及庙堂前后的房间住了几家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工。清凉山旁边就是小九华山，那里还有大庙堂，有如来佛、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等。清凉山的后面驻有日本兵的高射炮部队，有好几道刺网围着。 1999年，我和二弟旧地重游时，才发现我家当年所住的那一套房子，就是金陵名士龚贤曾经住过的扫叶楼。小时候出来进去，都从这里的石阶上下山。 师范学院、明德义务小学以及后来的石城中学都在附近的龙蟠里。我在明德义务小学最难忘的，就是在全市算术会考中得了第一。那时的老师就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日本人投降。 1945年的秋天，盟军飞机轰炸山后边的日军高射炮阵地，家家窗户上都贴了纸条，学校的课也上不成了。父亲带领全家到八卦洲去给学生们补课，同时也是避难。 这一次可是冒了个大险：八卦洲是长江中的一个大岛，当我们乘的乌篷小船划到江心时，一艘日本汽艇开过来，搅起的大浪差点把小船掀翻。父母紧紧地抱着我们兄弟，脸都吓白了。当时，我只听见一声惊呼，眼见大浪把小船抛向空中，又跌了下来，船老大掉进了江里。等汽艇开远了，船老大才从船的后面钻了出来，嘴里还骂骂叽叽地：“小日本鬼子！都不得好死！”。这次过江遇了险，岛上的老乡都担心船上有没有人落水，船靠岸时，岸上站满了人，当看到周老师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日本人早已经跑光了，我们才从八卦洲返回南京。这次在乡下住了有小半年，乡里的学生家长都送些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全家的生活不但没有花一文钱，末了还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那时岛上的日子比城里好过多了。 对我这个孩子来说，乡间之行更是丰富多彩，看甚么都很新鲜，吃甚么都非常香，玩甚么都没玩够。这次我们住在一户农家里，不像上次住在新集镇上，所以，这次才是真正下乡，我玩得特别高兴。有一次我和邻家孩子去池塘边挖蚯蚓，他在池塘边拿小铲用力一挖，突然连人带土一起栽到池塘里。池塘有二人深，但水特别的清，我站在旁边，眼见他在水中一下就滚到池塘底。我一愣神，张嘴就喊：“快来人哪！小孩落水啦。。。。。。”不远田里有个大哥哥听到我的喊声，一边脱衣服，一边往池塘边跑。他一下子扎进池塘里，一把就抓住小孩，很快地游到边上，把小孩举上岸。这时跑过来许多大人，把他俩都拽了上来，小孩的手里还攥着那把小铲。不大一会儿，小孩肚子里的水都被空了出来，小孩得救了。这时，大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回头夸起我来，说得我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跑回了家。 第六章 抗战后方 第一节 二叔二婶逃难贵川 1936年，武汉培文女中被当局查封，二婶打官司又败诉，只好认倒霉了。“七七”事变以后，乔光鉴等北大同学约二叔二婶去贵州。可是二婶因为有孕在身，让二叔和同学们先走，自己打算生完孩子以后再走。 1938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武汉，9月，鄂东战斗激烈，眼看武汉不保。三女儿元梅刚六个月，二婶等不及了，就带着四个孩子逃难到湖南常德。二叔接到电报以后，就从镇远赶到常德来接他们，然后坐木船辗转到达镇远。 二叔周光汤应贵州省立镇远师范的校长冯吉扬之聘，担任了该校的国文教员。在学生会的组织下，二叔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40年春，二叔和乔光鉴到贵州铜仁国立三中教了一个学期，在铜仁，二女儿元蕙（咪咪）因病夭折。元蕙和我同岁，那时还不到五岁。1940年秋，国民党加紧查处中共地下党，抓捕枪杀进步学生，乔光鉴和进步师生被迫纷纷离校。二叔全家离开贵州，逃往四川江津。 （1939年春，聂友兰、乔光鉴和周光汤应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校长冯吉扬之聘，担任该校国文教员。冯吉扬、冯翔林父子擅长京剧，校长冯吉扬是镇远业余京剧团团长。当时学校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学生会)，冯翔林担任学生会京剧组副组长，熊大德同学任组长，请周光汤老师教唱京剧。学生会把抗日救亡宣传搞得轰轰烈烈。1940年初，乔光鉴等到铜仁国立三中任教。1940年秋，省教育厅电国立铜仁第三中学注意乔光鉴的行动，国民党扬言发现三中共产党组织名单，于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纷纷离校。） 二叔先在四川江津第一中山班教了一学期，在江津生了四女儿元姗。1941年春，又到重庆江北志成川校教了两年。 1943年，到白沙国立十七中教了一年，生了二儿子元杰，那时实在拖不走了，就把元杰送给一个姓胡的人家。1944年，到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教了两年，1945年生了三儿子元昊，正赶上美国在日本丢原子弹。 抗战期间，七房和六房都在重庆。他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都挤在这山城里，自然少不了互相关照和交往。 二叔一家到处流浪，居无定所。虽然早就听说六爷和七爷都在重庆，但是由于培文女中的事情，七奶耿耿于怀，所以，二叔不愿意再去给七爷添麻烦。 1946年复员时，二叔一家分别到六爷家和七爷家来送别。从此，重庆就只剩下二叔一家了。 第六章 抗战后方 第二节 光珩姑妈和鹏霄叔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七爷和七奶被迫抛下房产，匆匆离开了南京。 到重庆后，七爷仍在军委会任高参，又担任了党政军考核委员会中将主任，老两口住在青年里。说来非常遗憾，已年逾半百的七爷盼了四、五年，七奶汪夫人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无奈，先后收养了鹏霄叔和爱莲小姑。 我有三个姑妈，和我的连系最多最久，就是大姑妈光珩、二姑妈光楣和三姑妈光元，其它姑妈没有连系。 大姑妈比父亲小两岁，是七爷的长女，也是唯一的亲生女儿。她一生下来就死了亲娘，七爷又常年奔波军旅，所以从小由太奶带大，成年后就嫁给了沈家。 大姑父沈德甫，1932年北大毕业以后，回孝感完婚。然后去了江苏，在一些地方法院当书记和法官。大姑妈生了表姐沈芹以后，去苏州和姑父团聚，在苏州又生了表弟沈兴。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姑妈带领表姐和表弟回到孝感。不久，大姑父随政府迁到重庆，调到粮食部工作。武汉沦陷之前，大姑妈又从孝感迁来重庆。到重庆以后，又生了表弟玉凡。 大姑妈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也不够宽裕。她从小没有亲爹娘的疼爱，又没有同龄的玩伴，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和比她小十岁的光楣、光元之间，也缺少共同语言，所以关系比较疏远。总之，大姑妈的童年是不幸的。 鹏霄叔，名光亚，原名龚添僖，为南昌龚家长子。1938年十岁时跟舅舅从江西经广西逃难到重庆，被七爷收为义子。次年，插班上了小学三年级。1944年，刚念完初一，就被送进四川灌县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第五期）学习。空军是天之骄子，也是七爷心中多年的向往，能够被选拔入空幼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子弟，七爷为义子有出息十分高兴。 爱莲小姑原是孤儿，1943年被七爷收为义女，但是七奶不喜欢她。解放以后，爱莲小姑结婚成家，离开了南京，已和周家脱离了关系。 表姐沈芹，1939年在重庆开始上小学。当时，鹏霄叔也在这个学校念三年级。鹏霄叔有个同班同学叫简三英，和鹏霄叔同岁，比沈芹大五岁。简三英的父亲简仁普早年行医，后来在重庆开了三间药铺，四十岁上才有了儿子。简三英早年丧母，和继母相依为命。沈芹在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简三英，上初一时又见过面。没想到分别十年后，简三英成了沈芹的丈夫。 第六章 抗战后方 第三节 光楣姑妈和光烈叔 1932年5月，六房从北平迁往上海。在上海，六奶李夫人又生了两位双胞胎叔叔，那时正上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遂取名光棠和光棣。六爷一直在陆军大学当教官，往返于京沪之间。 为了准备抗战，国民党接受了德国大量的援华军事装备，克虏伯炮厂也派来专家调试他们的产品。那位德国专家还提起当年中国留学生周树廉对炮厂的产品非常熟悉，他们曾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是好朋友。 1937年5月7日，六爷周树廉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并调到军工署担任了炮械专家。 抗战开始以后，六爷随军工署迁重庆，全家住在校场口。光楣姑妈上高中，光端姑姑、光烈叔和光森叔上初中，光棠叔和光棣叔也上小学了。 我的二姑妈光楣比大姑妈小九岁，她是六房的长女，上边有个哥哥（光帅叔）早逝，下边有四个弟弟。六奶是上海人，民国二年嫁到周家。太奶去世后，六房搬到北平，和我家在一起住了三年多。在三个姑妈里，二姑妈的童年是最幸福的。 二姑妈高中毕业后，受到当记者的四姨影响，报考了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1943年和二姑父李仲源双双毕业。二姑父1919年生于江苏金坛，兄弟三人，大哥李大森，住在杭州，二哥李骏源，住在常州。二姑父1939年入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1年夏，因为和三青团分子发生冲突遭逮捕，在全校同学群情激愤的压力下，由校方保释。1943年毕业后，在重庆《联合画报》社当编辑。 （光楣姑妈的四姨，即六奶的四妹李钦仪，我们称她四姨婆，曾任新闻记者，丈夫在镇江任电报局长，儿子叫周太平。解放前，李钦仪被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骗去台湾，从此与家人分离。包瑞德，就是1944年担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的大卫。包瑞德上校，他离开台北前，给李钦仪留下两栋小楼，从此断了联系，李钦仪后来入了教会。1988年，李钦仪在台北去世前，给周太平留有微薄遗赠，嘱其外甥光烈叔来大陆探亲时寻找周太平。1993年，光烈叔第三次来上海时，在上海和南京两地亲属的帮助下，到南京找到了表弟周太平。原来，周太平患精神病已多年，与继母高涵之相依为命，住在南京香蒲营。在这段夙怨了却后不久，高涵之和周太平先后去世。） 光端姑是四房的掌上明珠，从小就是个美人儿胎。可惜父母死得早，小小年纪，就自叹命薄。六爷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特别心疼这个小侄女。无奈家里弟弟多，难免照顾不周。光端有点委曲就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就忧郁成疾。在来重庆的第二年就一病不起，不久就香消玉殒，追随她的父母去了。 光烈叔受六爷影响，痛感中国缺少掌握坚船利炮的强大海军而倍受欺凌，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锻练身体，长成一个健康英俊、品学兼优的小伙子。 光烈叔高中毕业以后，就加入了国民党海军，圆了他少年海军之梦。1944年光烈叔被派往美国，接收盟国送给国民党的八条军舰。 1946年，六爷退役后，全家从重庆回到上海。 光烈叔也从美国回国，在“永靖”舰上任少尉航海员，来往于上海--青岛--大连之间。 1949年7月，六爷在上海病逝。六奶在文革中去世。 第六章 抗战后方 第四节 费家姑父驼峰殉难 七七事变前，三奶领着光丰叔、光元姑和光云姑，回到了江西南昌。1939年3月南昌沦陷，三房也未逃过战火的洗礼。 光丰叔在南昌成了家，有三子四女。长子周真明已退休，现住在北京女儿家，三子周真平现在南昌工作，长女嫁到桂林（详情待补）。 光云姑妈嫁给了谢康藻，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后来，二人均逝世于江西。留有一子周珀珑，听说在安徽某农场。 三奶张夫人于1979年去世。 光元姑妈是我的三姑妈，比二姑妈小两岁，是三房的长女。1938年，三姑妈嫁给了空军报务员费毓文。南昌沦陷之前，三姑妈随费毓文去了重庆。几年来，因丈夫飞来飞去很少在家，光元姑妈就常常去六爷家走动。 三姑父费毓文，崇明人，原是徐培根的学生。因南昌机场纵火案，蒋介石曾下令，要枪毙徐培根。但电报被三姑父扣压，此事被拖延。后经多方营救，徐培根终于脱险。为此，三姑父被开除军籍。后来，三姑父转业到中国航空公司。 1942年，三姑父开始飞越著名的驼峰航线，往返川滇和印度汀江之间，运输抗日战略物资。 （汀江机场是印度阿萨姆邦边境的物资集散地，是驼峰航线的起点） 1944年8月，缅北大捷之后，驼峰航线改飞密支那通道，不必再绕过喜马拉雅山，运程缩短，运输量翻了一番。 8月31日，中航c—47型97号飞机，由宜宾飞往汀江。途中在云南驿加油，起飞后，因两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在缅甸境内的新会洋地方坠毁。除正驾驶高尔逊跳伞幸存外，副驾驶朱晦吾及飞行报务员费毓文均遇难。 在死亡之谷的驼峰，往返穿梭飞行几十次，最后却因机械故障，折戟异域，三姑父費毓文终于未能逃过此劫，献出了英姿勃发的宝贵生命。 (照片：令人終生難忘的“駝峰”之路) 噩耗传到重庆，三姑妈悲痛欲绝。长子镇群时年五岁，次子镇华才四岁。三姑妈的前半生真是苦命啊！ 第七章 钟山风雨 第一节 胜利复员完璧归赵 日本人投降后，除鹏霄叔留在灌县继续学习外，七爷一家从重庆回到南京，于是我们才和七爷短暂地相处了三年。 父亲完璧归赵，如数向七爷交清了周公馆的一大片房产。父亲到南京来，照管七爷房产的事，连母亲也不知详情。父亲就是怪，周家有那么多房子闲在那里，我们四、五年都没有去住，却要搬来搬去，租人家的房子住。再说七爷是父亲的亲叔叔，又有甚么可忌讳的呢？原来，七奶对七爷在经济上接济爷爷一家非常不满意。尤其在培文女中的事情上，她认为摊上这么一家穷亲戚，真是倒了大霉了。父亲一方面怕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受七奶的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七爷着想，不让七爷为难。这就是父亲的良苦用心，总之，父亲不愿沾七奶的光。 父亲很少和人交往，回家来就杜门不出，清贫自守而已。父亲只在名义上出面照管七爷的房产，免得被坏人盗卖。实际父亲是避实就虚，并未经手处理、多事更张。原来，父亲刚来南京不久，就找到给七爷看房子的刘木匠，这房子也是刘木匠承建的。父亲清点了全部房产，继续委托刘木匠看管，并告诉他有事要打招呼。父亲即不辜负七爷的嘱托，又加强了刘木匠的责任，而且自己落得一身轻松，迟早还是去教他的书。惟其如此，1946年才能亲手点收，物归原主，没出岔子。 全家从八卦洲回来后，住在筹市口许府巷。这里离玄武门和高门楼较近，房东姓杨，房后有一大片菜地。不久，这里又搬来一家，是一位接收大员从重庆带回来的小姘，一个川妹子，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先生偶而坐轿车来一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她的爸爸呢。平时她闲得无聊，就上房后和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玩。我第一次见到穿得那么曝露的女孩子，因为天气热，她连肚脐眼都裸露在外面，大大咧咧地一点也不在乎。后来听说她被后巷一个姓邱的少爷拐跑了。 接收大员们回来以后，师范学院改为第一临时中学。父亲继续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解聘了。幸亏珠江路的一位在玄武门小学当校长的邻居帮忙，父亲又当了小学教员。我和二弟也在玄武门小学继续上学，我跳级上了五年级。这位刘校长是个很严厉的女教师，她教我们班的语文，对我的要求很严。因为我在乡下玩野了，所以有点怕她。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刘老师右边的衣袖里是空的，有一次我把一沓作业本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我特别注意地看她用左手拧开红墨水瓶，然后再用左手拿起蘸水钢笔，蘸着红墨水来批改我们的作业。她用左手写字的样子怪怪的，但写的字却很娟秀，我站在边上看呆了。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和蔼地说：“没事了，回教室去吧。”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敬意。 教自然课的杨老师也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他是南方人，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别看他打过我的板子，我对他讲的课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我瞄准了学习数理化的方向。 我在玄武门小学只念了一个学期。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还有一件事，我也一直没有忘记。就是在那一年，学校成立了童子军，参加的都是毕业班的大孩子。我们看他们操练，很是羡慕。心想下学期我也要参加童子军，可是，没有下学期了。 虽然刘校长人好，玄武门小学也近，但父亲靠小学教师的薪水怎能养活我们这一大家人呢！这时，父亲在师范学院认识的沈涤生老师，到私立石城中学当了教导主任，他介绍父亲也去混口饭吃，虽然远点，但薪水稍高些，父亲到石城后，一直教到1948年学校解散，我也跟着在石城稀里胡涂地念了两年初中。 （石城中学就是现在的江苏教育学院附中第廿九中学） 第七章 钟山风雨 第二节 周家公馆拜见七爷 我家在许府巷，只住了不到半年。父亲拗不过七爷，为了顾及七爷的面子，全家终于搬进了周公馆。不过，没有和七奶住一个院，而是住在后院大门北侧的一个车库里。车库很大，光里边的休息室就足够五口人住的了，外边是可以停两辆车的库眼，没有车可停，就成了我家的大厨房了。在后院的中间，有一栋二层小楼，住了几家刚从四川回来的房客。院子的北边有一排平房也住了两户，其中靠车库这边的是一户广东人家，他家用包装箱的纸板搭了一个小仓房。在院子西边的后门旁，有一个带套间的门房，住着大姑妈一家五口人，她家也刚从四川迁回来。住房的安排，显然是七奶精心策划的。那时南京的房子紧缺，房租贵得惊人，好一点的当然租出去，我家这样的穷亲戚有个房能白住就不错了，大姑妈也不指望她的后妈会给她更好的待遇。说实在话，我家也租不起房子了。有七爷照顾，偏安于寄人篱下，全家才免遭沦落街头之苦。 周公馆的前院是高门楼28号，后院是28-1号，中间隔着一条铺石头的巷子。前院在巷子的东侧，后院在巷子的西侧。再往东是中央路，从中央门一直到鼓楼。再往西是法国大使馆。从中央路到法国大使馆的大门是一条铺石头的马路，马路绕过大使馆的花园，再穿过一条小溪，一直往西可以通到丁家桥。在这条路的北边，周公馆的对面有一个大池塘，池塘的北面就是湖南路。后院的南边28-2号是彭公馆，里面住着彭孟缉和他父亲一家。往西是32号，也是七爷的房子。再往西，是一大片菜地，菜地的西面，有一条从下关到中华门的轻轨小火车铁路，它和湖南路的交汇点，就是丁家桥车站。 这些院子，都有一人多高的院墙，墙头上插满了碎玻璃片。法国大使馆的院墙上，还挂了电网。 记得有一次，法国大使馆的卫兵用枪打死了一只落水狗，被我们院里住的广东人从池塘里捞起来，扒了皮，烧了一大锅狗肉，给邻居分吃。我家分了一大海碗，开始我们都不敢吃，看人家都吃得那么香，母亲就尝了一块，说真好吃，我们这才你一块我一块地吃起来，每人也就摊了三四块，没吃够。 七爷回南京以后，父亲已经先和七爷见过几次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前清末年，七爷回国结婚时，父亲还小，没有印象。父亲五岁那一年，家里来了一位年青英俊的军官，太奶说，他就是光珩妹妹的爸爸。父亲十岁在北京时，又见过一次七爷。那时，七爷特别喜欢父亲，常常给父亲讲故事听。后来，七爷在陆军大学时，父亲正在北大念书。七爷经常回家，这时，父亲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爷爷担心父亲太书生气，希望七爷多加关照和教导，没曾想这一别就是十四年。这次叔侄二人再次重逢，相处得十分默契，情同亲生父子。 我家搬过来不久，父亲专门领我们全家到前院拜见七爷和七奶。我们是从朝西的小门进去的。姑妈一家也过来了。 前院很大，有两排平房。靠北边的平房很高，里边的走廊贯穿东西。大厅前有圆柱门廊，小汽车可以从两边的水泥斜坡开上去。院子里有一圈水泥马路把房子隔开，路两边是花坛和草坪，不久前还是荒芜的。南边的平房有小车库、食堂、厨房、洗衣房、仓库，还有勤务兵、司机、厨娘及女佣们住的房间。院子东半部都是荒芜的，还没有收拾完。有一条水泥马路通向大门，大门朝北开，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准备重新刷过。荒芜的草丛中还有一个水泵房，它的东边有一排工房。刘木匠一家就住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过来……。 七爷回南京不久，被选为国大代表。他出门时，还是穿军装，披个黑色斗蓬，坐在带斗的摩托车里，有勤务兵专门侍候他。看起来，威风不减当年。 我一见七爷就想起了爷爷，他们长得很像，本来我已经对爷爷的印象快模糊了，见了七爷就加深了对爷爷的印象。七爷目光炯炯有神，很少讲话。 (照片：七爷1946年戎装照) 七奶汪夫人好像高个子，一副贵夫人的打扮，说一口苏州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身边总有个佣人在侍候她。 还有一位小姑，叫周爱莲，和我差不多年纪。我以为是个千金小姐，但一点也不像。 后来，听说七奶不喜欢她，说她手脚不干净。表姐沈芹和表弟沈兴管她叫小姨，在重庆时，她们从小在一起。加上我和二弟元启，我们五、六个孩子，总爱在一起玩，在院子里疯得没边。 ……要吃饭了。小姑领着我们四个人：沈芹、沈兴、元启和我，从院子里转回来，进了食堂。原来，姑妈一家那时也很少过前院来玩。这次，我们两家一共十口人，难得在一起聚餐，却只有小姑一个人作陪，在食堂里摆了一大桌。 七爷因胃不好，说完几句话，就回他的房间了。七奶信奉基督教，从来都单独吃。她饭前还要做祈祷，圣像就供在小餐厅隔壁，和大客厅紧挨着。七爷一走，父母姑父母只顾上说话，就任我们几个孩子狼吞虎咽起来。当时都吃了些什么好东西，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第七章 钟山风雨 第三节 短暂相聚解放前夕 光复以后，短短的三年半过得飞快。萧条的南京忽然变得“繁荣”起来，物价不断地暴涨。父亲教书的薪水改发“法币”，后来又改成“金元券”。开支以后就赶快去买米，有时差半天就少买好几斤米。每月总是有几天断粮，从三四天到七八天，一月比一月紧。街上到处都是小偷和要饭的，露宿街头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时，报纸上开始连载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岁的元均也长个圆鼻头，很像三毛，父母就叫我们“大毛、二毛、三毛”，我还多个昵称，叫“狗毛”。1947年添了四毛元超，家里共六张嘴等着吃，顿顿都是稀的，二弟好动，所以总是喊饿，我是大毛，有点优惠，所以还好过些。上石城中学时，我早去晚归，从高门楼走到清凉山，我的腿力就是那时候练成的。中午带一小盒饭，边上放一点荤油和盐，在学校一热一拌，吃得特香。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晚上母亲做的菜烩饭，后来米少了，玉米面多了，就改吃菜糊，也挺香。不过，几年下来，全家人都是面黄肌瘦的，二弟后来得了胃馈疡，可能就是那时做的病。 我在小学总共念了四年，四年级和六年级根本没念。现在念了初中，好象也不觉得吃力，就是作文老是在六、七十分。这是从来没得过的低分数，在语文老师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沈涤生老师教我们的代数课，他讲得特别生动，我至今也难忘他的音容笑貌。我们班的班长姓刘，很成熟的一个青年，不像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我的同桌叫汪鄂生，他家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座二层楼小洋房里。他家比较有钱，但是他和我很要好，很同情我家的穷困，曾资助过我家两三次。南京解放前半年，我初三还没念完，石城中学就解散了。 1948年，七爷病重了，后来我才知道七爷患的是食道癌。他特别爱吃很烫的粥，脾气也越来越坏，唯有我母亲做的饭菜才对他的口味。为了照顾方便，七爷一定要我家搬到前院来。正好鹏霄叔在四川念书，他的两间屋子空着，我们就搬了过来，全家和七爷在一起过了几天团圆的日子。母亲为七爷尽了几天侄媳妇的孝道，称呼也变成“大少奶奶”了。 这时候，房子空了许多。姑妈一家也从后院搬出来，换了32号一套独门独户的房子。 那时，我和二弟，还有表姐、表弟，在后院人去楼空的小二楼上，检了许多破烂。有些破烂比我家几年前当掉和卖掉的东西要好多了，从中挑出一些有用的和好玩的拿回家。剩下的破烂，我和表姐就搬到丁家桥的马路边上，各摆了一个小摊卖破烂。后来我又摆了个小人书摊，出租小人书。父亲也没事情可干，就在家里招来些失学的孩子，煞有介事地办了个小学。我也当了几天小老师，帮助父亲批改作业。临解放之前，兵慌马乱的，孩子们来了几天就不来了，这小学也就关张黄铺了。 七爷周斌生前虽有很多朋友，但眼下正值南京解放前夕，他们大都离开了南京。只有时任内政部长的张厉生一人还常来探望，七爷曾对他多有嘱咐，希望他关照父亲一家。张厉生在七爷死后去了台湾，离开大陆之前，通过关系，他又拜托了在中共任职的朋友，替他履行对七爷的承诺。所以，解放后最初几年，冥冥之中总像是有人在暗地关照我家，但此人始终未曾露面。几年以后，我家遭了厄运，此人可能也自身难保，无能为力了。在这里，我代表全家，祝愿所有帮助过我家的恩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好人一生平安。 作为一名老同盟会员和军事教育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在大陆惨败的结局。晚年的周斌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十分不满，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他在病中曾对老友和家人流露，对时局的发展听其自然，不打算随蒋去台湾，表明了他恪守军人天职的一贯立场。不久，七爷病危，大家什么也不顾了，都忙着准备七爷的后事。 1949年4月初，七爷在鼓楼医院病逝，享年六十四岁，父亲和姑父为他送了终，葬于南京中华门外花神庙中国公墓。在他下葬的第二天，南京就迎来了解放。 这一阵子国民党忙于撤退，几乎没有人过问七爷的丧事，我们到殡仪馆和七爷告别时，气氛非常凄凉。可是，周家门外的中央路上，满载的汽车、马车却熙熙嚷嚷、走走停停，都是撤退的军队，城外的枪炮声时紧时缓，有好几天，我们都不敢出去，怕被拉壮丁。忽然有一天，外面的喧闹声没有了，变得非常的宁静，枪炮声也稀少了。第二天，解放军进城了。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倒台了，南京迎来了解放。 第七章 钟山风雨 第四节 七房衰败另谋生路 有一支进城部队来我们家住下，打听这是不是周校长周斌将军的家。当得知周斌已故时，表示了惋惜之意。后来，听说这是四野的部队，他们的首长曾经是炮兵学校的学生。十五年过去了，他还没忘记当年的校长。 部队大约住了十几天，不但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向父亲借了几本文艺小说。部队转移到城外幕府山驻扎后，还特地派人来我家还书。后来，听说表姐沈芹已参了军，我和二弟就瞒着家，沿着中央路一直向北走，到了幕府山军火库，还真找到了他们，想让他们也收留我们俩。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部队留我俩吃了饭，就派车把我俩送了回来。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那时小小的年纪，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和胆量。那次虽未成功，但是参军的梦想却没有破灭。 解放后，大家都平等了，人人有饭吃，我们都沉浸在改天换地的欢乐之中，“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小巷，歌声到处飘扬。不久，各学校都准备招生考试，我试着报名参加了中考，本来也没报太大的希望，果然名落孙山。 七月份，父亲去上海参加六爷的葬礼，得知东北教育部的招聘团来上海招聘教师的消息。父亲是想早日离开七奶这个不值得留恋的家，去一个新的环境，求得一份温饱。于是，就托在《新民晚报》社工作的二姑妈联系报名了。 去东北的人分三批走，第一批九月份是赶不上了，第二批十二月，第三批过年三月，规定必须到上海集合出发。父亲和二姑妈商定，全家先到上海，和六奶、二姑妈见一面，以后就不容易再见面了。所以我们十一月就动身了，在上海赶第二批出发。 全家已经离开了高门楼，但是母亲快要生孩子了。原以为到东北再生还来得及，这一折腾怕在路上有危险，母亲坚持要生完再走。父亲考虑赶第三批还来得及，于是就给二姑妈发了电报，改第三批走。全家就在邑江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商量对策。父母不愿意再回到高门楼，于是就去石城中学的后院找了一间空房，决定暂住两三个月。这时天气已经较冷了，屋里生了个炭火炉，还是不暖和。母亲又累又冻又着急，到年底就生下了二妹元虹。一看是女孩，全家都高兴。母亲虽很虚弱，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就这样，全家在南京又过了一个冬天。 我家离开高门楼以后，小姑周爱莲和周家脱离了关系，嫁给一个工人，离开了南京，不知下落。当时我还曾经为她脱离七奶、获得新生而感到庆幸。 鹏霄叔在光复后，已和南昌龚家取得了联系。解放以后，他没有和空幼的大部分学员留下来加入人民解放军，而是回到南京家中。在七奶汪夫人的劝说下，经香港去了台湾。 七奶汪夫人孤独地又活了十几年，后来听说在文革中去世。 七爷的去世和父亲决定远迁东北，冲淡了改朝换代举国同庆的欢乐；反过来，新中国的成立，也掩盖了周家的变故。 回想起来，周家的瓦解是从太奶去世后已经埋伏下了。太奶去世以后，五、六、七房在北平短暂的团聚，好比是回光返照。显赫一时的七爷也不过是坛花一现，即使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也未能撑得起这个家族，他无缘娶得一个旺夫的女人，这就是七爷一生最大的悲哀。如果七奶换作六奶，也许这个家族还能兴旺地延续下去。七房的衰落宣告周家作为一个大家族的结束，从此，第四代周家传人分散各地，再也不可能聚集在一起了。 三房——光丰叔一家——南昌，三姑妈一家——美国 五房——我父亲一家——长春，光汤叔一家——重庆 六房——二姑妈一家——上海，光烈叔一家——台湾 七房——大姑妈一家——南京，鹏霄叔一家——台湾 第八章 长春之冬 第一节 旅途遭难安家长春 1950年3月，全家七口人终于离开了南京。原来打算赶在去东北第三批出发的前一天到达上海，没想到，当火车走到镇江时，遇上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火车在隧道内躲避了近二十个小时，这下可把我们给坑苦了。二姑妈和招聘团的人在上海北站找站长联系，足足等了一天一夜，眼看第三批就要出发，真把人急死了。当我们的火车迟迟到达上海，进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二姑妈和二姑父看着我们下车，大毛、二毛、三毛、四毛，母亲怀里还抱着一个，唉呀！这么多孩子。姑妈和姑父一人牵一个，一大群人赶快跑，绕过了站台，把我们都塞上了对面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二姑妈和二姑父只来得及说了声到了东北就来信，父亲把行李票往姑妈的手上一塞，托姑妈再办转运，火车就开动了。我们就这么告别了二姑妈和二姑父，连上海和六奶家是什么样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离开了南方，踏上了北国人生之旅。 在火车上坐稳之后，才回味起刚才换车时的一幕。原来，我有个漂亮的二姑妈，穿一身解放装，衬衣白领翻在外边，短发上戴了个月芽形发卡，看起来很干练的样子。二姑父姓李，他戴的近视眼镜比父亲的度数还高，很像我小学时的杨老师。他们比南京的大姑妈和大姑父要年轻多啦。南京的大姑妈因为抽烟，脸色总是腊黄腊黄的，一个院里住了好几年，我从来也不敢靠近她。父亲还是在北大念书时见过二姑妈，那时她才十二岁。去年父亲来上海奔丧，见她已经有了个三岁的女儿，这次我们没能见到。后来，我来上海时，见到大表妹已经上了高中，她下面又添了两个小表妹。母亲也是第一次和二姑妈见面，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了，都没来得及说上话。 阳春三月，大地复苏。在火车上，全家七口人除随身衣服外，一共两个大包袱，里边主要是随身用品和二妹的尿布之类。在南京下关车站托运的行李，有全家几年来铺盖的棉絮，暂时不穿的旧衣服，日用的锅碗瓢盆，孩子玩的玩具和舍不得丢弃的破烂，还有父亲的书报资料，家里的像片和来往信件等等。虽然没啥值钱的东西，也都是一大家人过日子不可少的。可是这些行李都没有跟上来，据说在镇江遭轰炸时散失。姑妈天天去车站打听，以便尽快转运。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这些行李。姑妈打开一看，已经遭水浸泡长霉了，味道刺鼻难闻，没办法再用了。只好检出一些像片晒干保管，其它全都扔到垃圾箱了。1960年我去上海时，姑妈把那些旧像片还给了我。 次日天亮以后，火车行驶到山东地界，车窗外是满目黄土荒原，和南方绿油油的水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晚上车到了天津，要换第二天去东北的车，我们就在站前广场坐了一夜，天气很冷，我们把衣服全穿上还是冷。听说东北更冷，母亲真害怕再往前走了。母亲对去东北一直是很消极的，于是就哀求父亲还是回北平吧。父亲对北平不感兴趣，只推说没有可投靠的人了。我听了就插问母亲，不是还有个姨妈在吗。母亲这时才告诉我，她哪里是姨妈，她是妈妈的同学呀。我这才知道，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父母就不再往下说了。 果然，我们一出山海关，就看见了雪白的大地，火车越走就越觉得冻脚。到沈阳下车后，有人接我们到北陵接待站住下，全家人都冻病了，接待站的同志看着我们可怜，找领导汇报，借了一些棉衣和军用毛毯，后来也不要我们还了。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把父亲分配到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教育厅又分配父亲到长春市女中。于是我们全家就经过吉林来到长春，结束了这次要命的旅行。 女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新来的，都住在合江路十七号（后来改为浙江路十五号），我家安排在二楼最西边。这栋二层小楼原来是伪满一家小医院留下的旧房子，木楼梯木地板，脚踩上去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后院的锅炉已锈蚀多年，所以屋里有暖气片也是凉的，又冰手又占地方。用水要到楼下门厅去打，那里有个自来水龙头，周围冻满了冰，家家都要准备个水缸。每家都分给南北两间，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我家七口人分给了靠西山墙的两间。隔壁两间是孙老师家，老两口和一个女儿。每家都在北屋生了个煤炉，炉筒子穿过走廊，再从南屋的窗户穿出去。我家走廊尽头原来有个储藏柜，柜子的上边和天棚通着，天棚上面还有个百页气窗，西北风夹着雪花一直往里贯。屋子里的山墙上全是霜，南、北、西共四扇窗户，窗玻璃上也冻满了厚厚的冰。晴天太阳出来一晒，玻璃上的冰就融化成水，流到了地板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大人孩子就在这冷宫里又冻了两个月，过了五一，天气才逐渐转暖。 我家的行李都丢失了，一家人缺衣少被。学校像接待难民一样，尽最大力量安置了我家。回想起从南京来长春这一路上所遭的罪，再看看外面的冰天雪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应该知足了。学校的总务科找来两个长凳和一块大门板，搭起了一个大板床，上面铺上一个大棉门帘子。又找来了一张单人学生课桌和一个小长方凳，桌面和凳面上满是刻痕。桌面还是斜的，吃饭时，桌上只能放两个菜碗，其它的碗只能拿在手里。煤炉和炉筒子是公家发的，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旧锅碗瓢盆。那时还是供给制，母亲用公家配给的布和棉花，再添一些旧料，做了一床半新的大棉被，这才是屋子里最耀眼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一直用到母亲病逝、三弟成家、父亲亡故 ……。四十年后，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 第八章 长春之冬 第二节 完成学业告别家庭 父亲在长春市女中任教一年。后来，电校的一位女同学说，她在女中听过父亲讲的课。他讲得非常生动，从来不拿教案。有一次，高个子的周老师两手扶着讲台，声情并茂地给同学们讲解：“海参崴和漠河以北的大片国土都曾经是中国的……”，她至今还记忆犹新。可见父亲在女中还是受同学们欢迎的。 1951年，父亲调长春市第一高中。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父亲正雄心勃勃地打算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施展抱负，贡献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1953年，突然又要随袁校长和汪、马两位老师一起调到九台县一中。上次父亲去南京，母亲自己领两个孩子留在北平，担惊受怕地过了个把月。从此，母亲再也不敢离开父亲半步，父亲走到哪，母亲就跟到哪，形影相随。这回父亲要调去九台，正愁怎么搬这个家呢，邻居和同事们都好言相劝，家就留在长春了。父亲一走，母亲心里非常难过，预感父亲将要遭遇厄运。果然，不幸被母亲猜中了。 1950年我插班上市立第三中学（后改为五中）二年级，加入了少先队，二弟元启上初中一年级，元均上小学一年级。三中就在西广场，离家不太远，大约走十分钟就到了，广场对面就是女中。那一年我十五岁，1948年已在南京石城中学初三肄业，1949年中考落榜。来长春以后，母亲认为我的书没念好，东北又是老解放区，复读初三怕跟不上。于是就瞒了两岁，插班上了初二，元启也瞒了一岁。我们周家人大都长得少性，大人不显老，小孩更是谁也看不出来。不过原来的户口本里，我的出生日期仍然是民国廿四年。 那时候，我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的工资是280分，折合56元。全家七口人光吃都紧巴巴的，何况我家来东北是白手起家，每人棉衣棉裤还没添够，夏天的单衣又小又破没法穿了。元均已经八岁，元超已经四岁，我们兄弟几个正是身体猛长的时候。母亲除了给父亲准备上班必须的穿着外，只能给我添一两件新衣，弟弟们只有检剩的穿。父母又都是要面子的人，我们上学从来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在人面前不能显得寒酸。可是到家里一看，就会大吃一惊，一床破棉被全家七口人盖了好几年。母亲已疾病缠身，还要瞒着外人，到西大营去给空军洗衣服，挣点零花钱，用来看病吃药，添置日用必需品。母亲还经常趁天不亮到邮局对面伤兵医院的食堂后门，检一些剩饭剩菜回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就这样的生活，母亲还很知足，她说除了冷以外，比解放前在南京的生活强多了。南京的冬天也很冷，母亲和二弟手上的冻疮年年都犯。阴天，一家人围在一床破棉絮里，晴天，就蹲在墙根晒晒太阳。东北的冬天好过多了，屋里有火炉，出外有棉鞋和棉帽子，手上的冻疮也不犯了。但是长春的冬天长达半年多，棉衣和取暖的开销也占了一多半，没有钱真是寸步难行啊！靠父亲的那点薪水，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家里更是什么也添不上。所以，母亲盼着我和二弟早点出去挣钱，一是多少能寄点钱给家里看病，二是家里也少两张嘴吃饭。 初中快毕业了。4月份，我和几个同学报名要去测绘学校参加抗美援朝，可是遭到父母的阻拦，结果同学们出发了，我却未去成。我就和父母闹翻了，他们不应该干预我正当的选择。从此，我对这个家的感情出现了裂痕。这时候，二妹元虹病重，可怜二妹一生下来就得不到温饱，到东北来病了一年也不好，5月份，二妹不到两岁，就夭折了。 1951年9月，按照爷爷和父亲早年的期望，我上了长春电机高职 (长春电力学校)。我离家住校以后，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其实，我家谁也不知道还有个电机高职，冥冥之中有高人指点，我和二弟先后都上了电校。我在电校享受助学金待遇，发了棉衣棉裤，白吃白住，伙食比家里好多了。 我在电校学习好，乐于助人，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可是我多次要求入团却没有结果，只是要求我相信组织，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后来我才知道，组织上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父亲又是“汪精卫政权的秘书长”，是“大官吏”（这些都不知是谁给编造的），而且有严重的海外关系，所以“该生在政治上也是不可靠的，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个评语从学校转到工作单位，像个幽灵一样笼罩着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原来，到了1953年，乌云已经笼罩了我家上空，父亲从长春市调到九台县，我也已经被打入另册。而我却浑然不知，自我感觉良好。对于家庭和父亲，我从未想过会有什么问题。 1954年6月25日，我从电校毕业了。6月28日离长春去沈阳参加工作，半夜两点，父亲送我上了火车，他是27日下午特地从九台赶回来的。父亲在站台上默默无言地望着我，他的眼睛里分明充满了期许的目光，盼望他的儿子一定会比北大毕业的父亲有着更好的前程。从此，我就告别了家庭，走向了生活。1958年，我下放农村锻炼，第二年调到清河，离开了大城市。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打成右派。 五十年过去了，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和夫人茗媛已年过古稀，有两个女儿。现在，外孙女和外孙子都上了大学。 第八章 长春之冬 第三节 贫病交加脱离苦海 1956年2月3日，茗媛第一次到我家来，见到了母亲和弟弟。茗媛写信告诉我，是居民组长带她到楼上的，弟弟们在床上委着，还没洗脸。父亲捎信说寒假不能回家（其实，父亲去年八月被抓，蹲了八个月笆篱子，母亲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二弟元启在电校，搬到吉林市黄旗屯去了，过春节也没回家。母亲身体不胖不瘦，三弟元均和四弟元超很听话，学习很好，五弟元彬梳个小姑娘头，还以为是个小妹妹呢，小弟元康还在吃奶。看到我家里这么穷，弟弟又一大堆，茗媛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很喜欢这几个弟弟，弟弟们也很喜欢她，都管她叫大姐。中午，母亲炒了两个菜，把报纸铺在床上当餐桌，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饭后，茗媛又和弟弟们下了一盘棋，一家人过了一个喜庆的春节。 说起我家的穷，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是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大人孩子穿得虽旧，但干净整齐。一派书香门第之相，毫无劳动人民的那种粗放。了解我家困境的，除了茗媛以外，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窗好友刘子勤。毕业以后，他每次回家路过长春时，都到我家看看，弟弟们都和他非常亲热。在困难时期，他瞒着我几次给我家寄钱，一直到他病逝二十多年之后，三弟才偶然跟我提起此事。我听了真是百感交集，愧对挚友的亡灵。 我和茗媛结婚以后，共同负担了两个都非常困难的家庭。那时，茗媛的寡母领着两个小弟弟，没有任何别的依靠。 自从我转正以后，工资已经超过了父亲，平均每月给家寄廿五元。发薪后，先往两个家寄钱，钱紧时就少寄五元，下月再补足。家里自从二妹死后，又添了五弟和小弟，所以生活上还是捉襟见肘，家里甚么也没有添上。生下五弟时，虽然不是女孩，父母也打算不再要了，所以就叫小宝。没想到1954年又生了小弟，后来，1958年又生了小妹，终于把母亲完全给拖垮，瘫在床上不能下地了。 1958年7月，父亲被九台一中口头开除了公职，同时被开除的还有一起来九台的汪老师和马老师，理由是因为有历史问题。其实，九台一中为了制造袁校长重用“坏人”的舆论，达到孤立和排挤袁校长的目的，拿父亲和汪、马老师做了一中派系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早在3月，九台县委就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作过结论：“不再以反革命份子处理”，但是一中却又加重处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失业回家，但又不能呆着，只好到运输队找活干，还要靠他养活一大家人呢。在运输队里，因为他干活还不如一个妇女，所以到处受人家欺侮。家里小妹元强刚三个月，还在吃奶，母亲的身体更差了。那一年，我和茗媛已下放农村，前途未卜。正如母亲五年前所预料，父亲的厄运已波及全家了。 母亲很要强，又有文化，接受党的教育，觉悟提高得很快。她热心邻里，积极参加街道居委组织的各项活动，但由于家庭对她的拖累，未能参加工作。她在邻居中的人缘很好，有写信认字之类的事情，总是少不了找她。母亲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慢声慢气的女中音，在学习会上读报念文件就成了她的专职。在历次运动中，她总是嘱咐父亲要好好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要老实向组织交代，不要隐瞒，父亲都努力照办了。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她难以估计的，她的这番苦心终于完全落了空。 关于父亲1955年在九台一中肃反时精神失常，并被关押了八个月的事情，我们都一无所知。母亲瞒着我们，独自一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现在又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母亲终于一病不起了。家务活都落到了四弟元超的头上，这一年，他刚十二岁，正念四年级，学习很好，多才多艺，为了照顾母亲和小妹，只好辍学在家，太可惜了。 1958年，我和茗媛从农村回来以后，生活仍然动荡不定。每次收到母亲的来信，都是诉说穷困、病痛和思念之苦。父亲到八里堡木材厂去打工，每天只挣六毛钱。家里又缺粮，没钱给母亲和小强治病。我每月给家里寄的钱仅够糊口。二弟元启有时寄一笔钱给母亲看病，但他也经常出差，欠了一屁股债。没钱住院的母亲只好在家里硬挺着，盼望奇迹的出现。 1960年，大饥荒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我俩第一次没有回长春，在清河的新家过了春节。没有想到，母亲竟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在贫病交加中撒手而去。3月5日，我去章党参加辽宁五万机组现场会议，第二天，茗媛就收到了长春的电报：母黄洁于3月6日病逝。茗媛当即寄了一笔钱。4月11日，我去长春参加东北自动化科研协调会议，到家看望时，母亲已逝去一个多月了。 母亲死于肺气肿，她盼望的奇迹终未出现，就躺在父亲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44岁。那天半夜里，母亲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父亲喂了她一口水，缓过来点。母亲泪流满面：我要走了，你可怎么办呢？小康和小强怎么办呢？父亲沙哑着嗓子，愧悔地对母亲说：都是我害的呀！你跟了我一直受苦，现在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哪！为什么不是我先死啊！我是个没用的人，真是作孽啊！小弟元康那时才六岁，还不大懂事，睡眼惺忪地趴在窗前，看见门口的马车拉走了母亲，这才哇哇地哭了起来。可怜小妹元强才两岁就没了娘，全靠四哥喂她，不到半年就病死了。 母亲从十九岁生我，在短短廿五年里，一共生育了十一胎（小产两胎，三女夭折），几乎是不断地怀胎和哺乳，身体得不到充份的恢复。我们兄弟六个都比较懦弱，没有一个是强悍的。母亲的心愿就是生个女儿，大妹和二妹都没能活下来，无论如何也要把小妹养大，所以就给小妹起名叫元强，希望她比哥哥们强些，可惜仍未能如愿，世间太残酷了。母亲是在生二妹时就做了病，到东北以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可怜母亲终于脱离了苦海，这个破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 第八章 长春之冬 第四节 乌云笼罩文革历劫 母亲死后，悲伤的父亲欲哭无泪，成天在家里发呆。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父亲还得出去干活，他只能顾上自己的嘴。每天，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剩下小弟元康在家没人管，成天流浪在街头。有一次被派出所发现，这孩子饿倒在路边。有位认识他的警察，就给送回家来。后来，元康到清河来住了一段时间，到了上学年龄，元均又把他接回去了。 1962年，父亲要去重庆看望二叔。他先到了清河，我们给他洗洗澡，换上了一身衣服，买了到北京的票，让他到了元启处再说。元启也给他买了到重庆的票，就这么到达了目的地重庆。但是没过多久，父亲就回来了，听说是被二婶撵了回来。回来这一路仍然用接力的办法，二婶给他买到北京的票。父亲回到清河时，人更加憔悴了，混身上下不像个样子，匆匆忙忙地要了路费，就回长春了。三年后我才知道，他在回去的路上，脚被汽车压了，到家养了很久的伤。从此，他就老实呆在家里看书、听广播，还是我上次回家给他装的矿石收音机。 在北京，父亲给二弟惹了个大麻烦。 二弟元启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他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了六年多，也是常常出差各地，生活很不安定。听说他曾经处过一个女朋友，这次父亲回到北京，人家看他有个“历反”的老子，马上就和二弟吹了。当年11月，北京市要清理阶级队伍，元启就主动要求调到嘉兴电力局，一直在基建科搞变电工程。1965年2月来沈阳出差，办完事后回到长春。在家门口徘徊时，见到元康却没敢相认。可怜他离家六年，回到家时还不敢进家门。到清河见到我，眼泪汪汪地诉说了他的苦水。他说如果妈妈还在，他会硬着头皮冲进家门的，他觉得太对不起这几个弟弟了。1966年春节，元启和李延颂结婚。可惜，1978年6月，延颂患肺癌病逝，留下一女一子。元启为了孩子，至今没有再婚。 1965年6月，单位搞阶级档案，要填职工登记表。我就给元启和元均分别写了封长信，开始了解父亲的历史问题。不久收到了回信，他们介绍了父亲的简历和社会关系。都是父亲来东北时所填报的内容，不过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够不上“历反”。其中社会关系里，有两个叔叔在台湾，就是六爷家的光烈叔参加了海军，七爷家的光亚叔曾在空军幼校学习。以前我听说有这两个叔叔，但一直没有见过面。我都如实地向组织填报了。 不久，一场波及全国的毁灭性灾难就降临了。家里养着一个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针对父亲的批斗和抄家就理所当然的了，就连远在清河的我、嘉兴的二弟元启和常山二叔家的大哥元璋都受到了牵连，未能幸免挨斗的命运。 我和二弟在解放以前，亲身经历了父母和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再晚解放两年，我家恐怕都要上街要饭了。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了我们全家，解放以后，我们都只有报恩的念头，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原以为我们和广大劳苦大众没什么两样，现在新社会把我们都打入另册，以至两三代人都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经济上倍受煎熬，心里很不平衡。 1966年8月，父亲领着两个弟弟来清河住了八天。回去不久，元均来信说，爸爸又惹了事，被街道给揪斗了。后来才了解到，是因为父亲精神不正常，给隔壁邻居孙大娘写信，本意是想介绍元均和她家女儿处朋友。就父亲当时这种身份和他这种不被人理解的做法，孙大娘当时就吓蒙了。为此，父亲就又被街道定为坏份子。 1968年4月，元均给我寄来了父亲亲手写的自传材料。那是用铅笔写的，很潦草，密密麻麻地写了八页。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没有新的内容，就放一边了。我相信父亲不会再向我隐瞒甚么，他申诉他不是反革命，充其量是不革命罢了。半年后，我也被揪斗了。当我看到大字报里写了不少莫须有的东西，真是大吃一惊。文革中的这些惯用技俩：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添枝加叶，夸大事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等，我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扣到我的头上，还真是有些承受不了。后来我又仔细查阅了父亲的材料，才知道有一个叫周养浩的国民党特务，和父亲的别名周养吾，只差了半个字。这就是所谓张冠李戴了，于是我心里才有了点底，坦然地去经风雨见世面，该吃就吃，该睡就睡。 1970年，元均来信提家庭成份问题。父亲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基本上仍以教书为生，所以，家庭成份应为“职员”。但是，长春有关单位却始终认为是“反动军官”、“伪官吏”、“没落资产阶级”、“官僚士大夫”等。 1971年，是父亲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年。元均已经结婚了，11月，雪萍生了个女孩，父亲非常高兴，这是他第四个孙女，亲自给起了个名字叫周联，以纪念中国重返联合国。没想到时隔四十天之后，父亲突然发病昏倒了。送几个医院均不予收治，最后，拖到12月30日，经医大一院观察，作了腰穿，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当晚入院。31日病情恶化，不治身亡，终年64岁。 文革中，我们把家庭所遭受的灾难，都归罪于父亲当年错走了一步，所造成的后果。对父亲产生了无端的恨，甚致还要和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这对可怜的父亲，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熬到云开日出，匆匆含冤九泉，我们已无法向他老人家表达我们对于他的愧悔之情。几年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我们也都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刻地反省。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安分守己、淡泊名利，对人宽容、与世无争。从教廿多年，不失为一个有理想、有才学，热心教育事业、勤奋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对家庭而言，他不失为一个忍辱负重、俭朴慈祥的好父亲。 1986年，九台县委对强加于父亲身上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平反，由九台一中补发了丧葬费和抚恤金。 太奶抱之以最大期望的北大学子、她老人家的宁馨长孙，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走完了他苦难的一生。 第九章 世纪之交 第一节 五弟夭折六弟出国 母亲死后，四弟元超继续在家照管父亲和弟妹的吃喝。1960年9月，小妹元强病死以后，元超跳格到站前民办中学念了两年半。1961年暑假，元超在隔壁的房产维修班当小工烧沥青，时年十四岁。1964年，元超初中毕业下乡，到九台县的鸡鸣山公社鸡鸣山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苦熬了二十年。后来，元超和付佳蕊结婚，有二子一女，1984年全家才回到长春。1992年，元超不幸患了脑血栓，瘫痪在床。如今，他的病虽无起色，但他的儿女都出息了。 五弟元彬九岁，念三年级，上初中后就住校了。1967年毕业，下乡德惠县。元彬身体虚弱，无人照料，生活一直很苦，每个工分只核七分钱，连口粮都领不回来。于是，四弟元超就从九台转到德惠来，陪了他两年。 三弟元均十七岁，在十一中念高二，老师和同学们资助他维持了一段学业。后来，元均实在念不下去了，高二念完后，就去站前小学当了代课老师，1965年7月转正。1971年初，三弟和王雪萍结婚，他们有一女一子。1976年，后院粮店在胡同里挖沟，晚间无标志，元均回家时，掉到沟里，摔断腰椎，造成高位截瘫，住院治疗后回家养伤，长达两年。1978年，调到天津路小学成了一名骨干教师，后来当了副校长。1989年，元均调到光机学院，全家就搬到学院去了。 父亲死后，小弟元康不愿意和三哥一家挤在一起，就分出来一个人单过。初中毕业后，政策允许他不下乡，他就到处去干零工，干活回来只能吃口冷饭。听说有一次在挖沟时，还差点被倒下的墙砸死。1975年，元康到长春市第一木器厂当了工人。 这一年，长春浙江路十五号这栋日本小楼，岌岌可危，强行拆除。我家在这里住了廿六年。它曾经是我和弟弟们的摇篮，也吞噬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原址重建为三层楼，二楼一间分配给三弟元均，三楼一间分配给小弟元康，楼上楼下对着。 五弟元彬下乡八年多，1976年，在德惠青年点全部撤回之后他才回城。不久，元彬被招到吉林省公路工程局，去长白山修了几个月的公路。他的师付非常喜欢他，打算招他做女婿。师付的女儿叫侯玉凤，在合隆县的一家被服厂工作。 元彬和元康哥俩最要好，元康全力以赴帮他打家俱，他俩合买的一块手表也给了他，全力支持他结婚。 1978年元月28日，元彬和侯玉凤结了婚。原定2月7日（春节）他俩来清河，我们都盼着见这一对小夫妻。没想到却盼来了噩耗，电报说元彬已煤气中毒身亡，喜事变成了丧事。可怜五弟只做了九天新郎，就命丧黄泉了。 1980年元康和姜朋慧结婚。后来学厨师，1990年去德国干了三年，又去坦桑尼亚干了两年。后来，一家三口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去了。 1990年11月21日，小弟元康去德国不久，浙江路十五号周家隔壁邻居失火。当弟媳姜朋慧和九岁的儿子从班上和学校赶回来，大火正从周家的房顶掠过。三楼已烧了好几家，唯有周家未被波及，但堆放在天棚上面、父亲留下的书报和破烂家当都被一把火烧光了。姜朋慧认定，这就是她的公公显灵了，拿走了他自己的东西，却保全了她的家。于是她就在南岭的寺庙中供奉了父母的灵位，去年她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还没忘了去祭拜二老。 第九章 世纪之交 第二节 二叔一家各奔东西 光复后，二叔又到江北志成中学川校去教书，1948年，在树人中学教了一学期，又到山洞重庆市二中教书，一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二叔一家翻了身。1951年二叔到重庆市教育局办的师训班学习，分配到五中，一直干到1972年退休。 二婶高莹璧也参加了工作，由于二婶的能干，不但克服了家庭所遭遇的重重困难，还让五个孩子都念到大学毕业，没有辜负太奶早年对她的期望。 大姐和大哥都进了军大，转志愿军入朝参战。回国以后，大姐随姐夫抗日老干部杜原朝转业到武汉长办，有二子；大哥则转业到常山商业局，大嫂金瑞莲，生有二子。二妹于1963年川大毕业后，嫁与海军军官洪超群（副军级），现在南京当教授，有三子。三妹于1965年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嫁与王兆良教授，有二女。1967年，二叔专程去白沙，找到了二弟。这时，胡家已将二弟培养成才了，二弟大学毕业以后，当过厂长、局长和万县市的政协副主席，弟妹张思宇，有一女一子。三弟人大毕业后，也在北京当教授，有一子。 1969年，二婶病逝于北京。二叔万分悲伤，退休以后，就离开了重庆。揣着户口本，抱着二婶的骨灰盒，轮流往返于各子女家。 父亲和二叔不愧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人自武汉分手以后，久未联系。他在重庆的消息，还是解放后，通过光楣姑妈转信才知道的。1962年，父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长春跑到重庆去，和二叔见了一面。1972年，二叔听到父亲已去世时，十分后悔的对我说：那年看父亲的身体并无大病，以为他还能再活十几年。本打算过一阵要去长春看看的，没想到来不及了。十年前那次见面竟成了兄弟的永别了。 1996年，二叔在北京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八岁。 2001年，元桦大姐过七十岁生日，姐弟六人带着她们的老伴齐集乳山庆贺。不巧，我和茗媛已去墨尔本看望小弟元康一家人，只好由二弟元启代表我们这一支的兄弟专程参加了庆贺。 原来，二妹夫洪超群怀念大海，二妹就在山东乳山的海滨买了一套房子，他俩每年夏天就离开酷热的南京，去海滨度假。北京的三妹和三妹夫也常去和她们做伴，真是人间仙境、其乐无穷。 第九章 世纪之交 第三节 三个姑妈不同命运 大姑妈 大姑妈一家回到南京以后，住在高门楼28-1号后院，与我家做了四年的邻居。 大姑父解放后在晓庄师范教书，1958年退休后，在南京体委陪练围棋，1973年病逝，大姑妈于1983年病逝。 沈芹表姐回南京后在中华女中高班念书，1949年3月参军，在浙江剿匪，1951年升排级，转到上海华东海政文工团，1957年从“八一”制片厂转业到南京某文化馆。1958年下乡燕子矶，1960年调到西安。 表姐夫简三英，1949年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不久，被保送到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电力机械厂。 1955年，沈芹和简三英在南京结了婚，婚后两地生活五年。沈芹泼辣能干，她在部队和工厂当干部，在沈家和简家也是全家人的主心骨。可惜她在1995年12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简三英于2002年6月4日摔了一跤不幸去世，他们身后有一子二女。 表弟沈兴，中专学医，分配山东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调到南京风动工具厂。1975年去新疆牛场探望妻子周凤兰，在返回途中，不幸车祸遇难，遗有二女。 表弟沈玉凡自学成才，曾担任南京某配件厂的技术科长，现已退休，夫人邵兴梅，有一子。 表妹沈玉菲，1947年生于南京，十七岁时去南疆沙雅县农场插队，卅四岁才回到南京。十年后，丈夫胡长生病逝，遗有一子一女。 二姑妈 二姑妈和二姑父回到上海后。参加《新民晚报》的创刊，一生从事报业。二姑父于1988年退休后，仍兢兢业业，撰写报史。1995年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二姑妈一直当记者，从1954年到1988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至第八届人民代表。退休以后，苦于疾病缠身。当前，她是周家最年长的前辈了。 他们有三个女儿，老大李若茜嫁与黄维林，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现在拉斯韦加斯经营餐馆，有一子。老二李若晴嫁与王选平，和母亲住在一起，两个大忙人，有一女。老三李若乔在合肥，在省文化厅当处长，有一子。 从1960年起，我常常去上海看望光楣姑妈一家。尤其在八十年代，我每年几次去上海出差。但九十年代乃至退休以后，就去得少了。最近五年去了三次，2000年，姑妈已瘫痪在床，她睁开眼看见我，就说：“大哥来啦！”把我吓了一跳，姑妈把我当成我父亲了。我赶紧说：“姑妈！我是元培，看您来啦！”姑妈又嘟囔了一句什么。…… 今年8月16日，光楣姑妈因脑栓不治，驾鹤西去，终年八十八周岁。 二姑妈在上海有三个苦命的弟弟，就是光森叔、光棠叔和光棣叔。 光森叔解放后参加工作，后因工伤致残，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杨树浦某厂宿舍，最近住进了养老院。 光棠叔早逝，婶母郭丰华和女儿周月仙、周月新在上海。 光棣叔1989年在上海家中死于意外，时值光烈叔由台北来上海探亲的前几天，分离四十年的手足重逢竟成泡影，只好到天堂再相见了。婶母金琴娣和长女周月娴、长婿张民泉在上海，次女周月香已送人，在苏州乡下。 三姑妈 1951年，三姑妈和任昌荣先生结婚。任昌荣先生的父亲叫任天树，祖父叫任伯年，是晚清著名的大画家。任昌荣先生一直在蒋梦麟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 （任颐，字伯年，1840-1896，浙江山阴人，晚清上海画派首领，与任熊、任熏、任预合称“上海四任”） 1986年，三姑妈和三姑父任昌荣赴美定居。他们又添了一女一子。 长子费镇群，留学西班牙，在美国s。f。工作。长媳陈安冬，长孙费崇汉，哈佛硕士，未婚。次子费镇华，在台北银行退休。次媳周美珠，长孙女费馥蓉，孙女婿是美国人，有一女一子。女儿任立明，经济博士，未婚，在美国d。c。工作。幼子任立卫，兽医及企管双硕士，在美国m。i。工作。幼媳曾仁俞，有一女一子。 1992年，三姑妈回上海，见到了二姑妈光楣。 1996年，回北京，见到了她的侄子周真明一家。 现在，三姑妈在加利福尼亚的普拉阿托家中，闲来无事，学学绘画，安度晚年。 长孙费崇汉常出差来北京。 第九章 世纪之交 第四节 海峡两岸亲情不断 光烈叔 1948年，光烈叔在青岛和宁波人陈梅玲结婚，1949年随舰去台湾。 光烈叔退伍以后，和陈梅玲离婚，又和电台播音员吴东瀛结婚，过了几年劳燕双飞的日子。1989年、1991年光烈叔和吴东瀛两次来上海探亲，1993年光烈叔又来上海住院治病，长女周婉如来沪接回台北，不久病逝。 1989年，我和二弟专程去上海迎接光烈叔，又陪同他去苏州和杭州。光烈叔信基督教，我还陪他去了一次教堂。1993年，我在孟加拉国时，光烈叔写信告诉我他在台湾的住址，希望有机会去台湾相会，没想到我回国后就听到他已去世的消息。 光烈叔和梅玲婶有一女三子。长女在台北，女婿桂守国，有三个女儿。长子周世伟在台中，长媳陈淑女，有二子一女。梅玲婶离婚廿年后，再嫁郭发鳌中将（1912-1995，陆大十五期毕业，1949年6月接任第三任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现和次子世辰、三子世卓住在左营，次媳许而雅，有二子一女；三媳郑美珠，有二子。 婶母吴东瀛现住南投，弟妹们叫她二妈。她有两个双胞胎弟弟，一个在温州，一个在西安。姐弟相聚后不久，他们就都去世了，我和他们的家人还有电话连系。 鹏霄叔 鹏霄叔入台后，因举目无亲，流落街头，历尽艰辛。后来，经七爷老友彭孟缉介绍，转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廿三期学习。 鹏霄叔毕业后在台北服役，中校退伍，领终身俸。一直和婶母简亚丽住在台北新店，他们有三个女儿：苹玫、文玫和虹玫。苹玫嫁与沈爱民，有一子；文玫未婚；虹玫嫁与宫启明，有一子。 1998年鹏霄叔回大陆探亲，到上海见过光楣姑妈，又到南昌龚家和亲兄弟团聚。2001年，鹏霄叔和我及表弟沈玉凡取得了联系，来南京找到了七爷周斌的坟墓，进行了祭扫。 我见到的鹏霄叔，和我小时候在照片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显得有些陌生。扫墓以后，我们逛了中山陵、夫子庙和过去住过的地方，分别会见了南京的亲属。 然后我和二弟陪同到了上海，先去城皇庙品尝小吃，又买了一些带着去探望光楣姑妈，这时，光楣姑妈已瘫痪在床快一年了。晚上我们到嘉兴二弟家住下，在嘉兴又玩了一天，鹏霄叔才回南昌。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六天，没想到，我们只有这六天的缘份，2005年11月2日鹏霄叔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鹏霄叔在南京时，交给我一张旧照片。这是他和七爷七奶1946年分手时的合影，鹏霄叔把这张合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半个多世纪，照片已经残破得不像样子了。不知道多少次和七爷七奶在梦中相会，醒来枕头已被泪水湿透。日前，我的二女儿把这张旧照片进行了修补复原，再现了六十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一瞬间。 鹏霄叔说他和七爷七奶有缘，但是遗憾未能给他们留个孙子，此生无以报答他们的恩情。我说你已经报答啦，为周家生了三个漂亮的女儿，不是非常好吗？ （全文完） 新版内容提要 （含《家世春秋》新版目录和《岁月沧桑》暂定目录） 《家世春秋》以家史的形式，记述了周家的家世渊源、五代人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 周家是晚清武昌的一个三代师爷世家。作者的高祖父在胡林翼的幕府里当幕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维护了满清的统制。几十年后，祖父和叔祖父兄弟三人却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他们祖孙两代人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民国成立后，内战还在继续，半壁河山又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践踏。抗战期间，北平、武汉、南京和南昌等地的相继沦陷，迫使周家人生离死别、四处逃亡。最后，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周家七房终于完全解体了。 《家世春秋》从鸦片战争前写到新中国成立，跨越了一百二十年，这就是一部浓缩的、民间的、或者借用个时髦的词就叫“山寨版”的中国近代史。 《岁月沧桑》是《家世春秋》的姐妹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经历回忆录。 《家世春秋》新版目录 写作经过和改写说明 第一章 绍兴师爷1856-1900 第一节 我家原籍浙江绍兴 第二节 三代幕僚师爷世家 1、原籍拜师学幕 2、投奔武昌胡帅 3、三代师爷世家 第三节 太奶扶养两儿一侄 第二章 辛亥革命1900-1912 第一节 七爷留日军旅生涯 第二节 六爷留德回国失意 第三节 爷爷亲历武昌起义 1、裁撤巡抚衙门 2、亲历武昌起义 第三章 北洋时代1912-1928 第一节 政坛引退落户北京 第二节 二次革命北伐成功 第三节 武昌周家确立七房 第四节 多事之秋太奶去世 第四章 北平岁月1928-1937 第一节 爷爷失业兄弟团聚 第二节 父亲逃婚奶奶病逝 第三节 母亲外婆枣林天桥 第五章 亡国之恨1937-1945 第一节 北平沦陷生离死别 第二节 收拾残烬勉维生活 第三节 回忆童年第二故乡 第四节 两次下乡三次搬家 第六章 抗战后方1937-1945第一节 二叔二婶逃难贵川 第二节 七房大姑妈和小叔 第三节 六房二姑妈和三叔 第四节 三房的三姑和四姑 第七章 钟山风雨1946-1950 第一节 胜利复员完璧归赵 第二节 周家公馆拜见七爷 第三节 短暂相聚南京解放 第四节 家族分散远迁东北 附：《岁月沧桑》暂定目录 第一章 长春之冬（1950-1954） 第一节 从南国之春来到北国之冬 第二节 怀念我在东影配音的日子 第三节 回忆我在电校的学习生活 第二章 走向生活（1954-1959） 第一节 跟随苏联专家的难忘经历 第二节 即甜蜜又苦涩的婚姻生活 第三节 回忆下放农村的前前后后 第三章 磋跎廿年（1959-1979） 一 坝下电厂 第一节 调清河电厂不久工程下马 第二节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生活 第三节 留守清河沟保管东德设备 二 进洞电厂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清河沟 第二节 建进洞电厂又建地上电厂 三 百万新厂 第一节 抓革命促生产怀念周总理 第二节 终于建成第一座百万电厂 第四章 改革开放（1979-2008） 一 八十年代 第一节 锦州电厂 第二节 人过中年 二 九十年代 第一节 孟加拉国 第二节 苏联解体 三 世纪之交 第一节 澳大利亚 第二节 工程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