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袁成亮报告文学选内容介绍 本著以纪实手法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蒋祖慧、闵惠芬、邢晏芝、吴健雄、程金冠等一批著名人物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作品在《传记文学》《名人传记》《光明日报》等众多刊物发表后受到读者欢迎，并为《新华文摘》《文摘报》《报刊文摘》等转载。 第一章 病榻女作家亢彩屏与她丈夫汤宜庄的爱情故事 真爱 回味人生最好莫过于江南早春的雨季了，那如丝如线的春雨最易勾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正是在这样一个春天，在这样一个时节，伴着绵绵春雨，我叩开了旅居苏州的病榻作家亢彩屏的家门，同时也叩开了她与丈夫汤宜庄开始于四十年前的如歌岁月……。 真正的爱情用忠诚来维持自已的生命，在它看来，最巨大的牺牲便是最甜密的幸福。 —法“雨果 一 1962年4月的一个傍晚，伴着习习凉风从宁夏大学教职工单身宿舍二楼一个窗口飘出一阵悠扬的琴声。循声望去，只见拉琴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国字脸，穿着一身已经洗耳恭听得发白的旧军装。他拉得那么投入以致丝毫没有注意到隔壁宿舍一位头扎两只羊角辫的姑娘正静静地欣赏着他的“手风琴独奏音乐会”。这位姑娘就是刚从宁夏医学院借调来的党史教师，她有一个灿烂的名字－亢彩屏。平日爱唱民歌的她已经不止一次地陶醉在年轻人那悠扬的琴声中了，只是令她有些疑惑的是：他的琴声为什么总是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那位拉琴的教师名叫汤宜庄，今年已经33岁了，是个‘摘帽右派’，平时不大言语，很沉闷的，我们这些教政治的人与他接触不得。”看着小彩屏那张布满疑云的小圆脸，同宿舍的一位同事终于忍不住告诫道。“摘帽右派？”亢彩屏心中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在中国人民大学所经历的反右斗争使她充分意识到“摘帽右派”对一个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正是“摘帽右派”这个在当时令许多人忘而生畏的名词却使小彩屏对汤宜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探求欲望，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她爱唱歌，他好拉琴，又是隔壁邻居，时间一长，两人难免在一起拉拉唱唱。渐渐地，亢彩屏发现这位比自已大八岁的兄长为人正直、诚实，治学严谨，谈吐也不失风趣幽默。随着岁月的流失，她对这位被同事视为“不可接触的人”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而汤宜庄自打认识了亢彩屏后，虽然他的琴声也不时地出现了以前少有的欢快旋律。然而在心目中，他只把她看作一位异性小同行，丝毫没有想到“恋爱”这两个字眼，毕竟他俩政治身份太悬殊了：一个是受到专家夸奖的女教师，一个是“摘帽右派”。而且，自被打入“另册”后，他早已将“爱情”这两个字眼从自已生活词典中抹掉了。直到有一天，当小彩屏鼓起勇气向他坦露心迹时，他才如梦初醒，原来爱情之神并没有因为自已“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弃他而去。 “一个党史教师竟然和‘摘帽右派’谈起了恋爱，真是不可思议！”汤宜庄和亢彩屏的谈恋爱的事在校领导及革命积极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你要政治前途，还是要汤宜庄，回去好好考虑吧！”“凭你的条件，找什么样的人不可以，为什么偏偏要找汤宜庄这样的人呢？”“彩屏，我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我不能给你带来幸福，你以后就别来找我了！”领导的告诫、朋友的劝告，恋人的疏远使亢彩屏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多少个夜晚，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泪水浸湿了枕头，事业、前途、地位、家庭，她都在人生的天平上反复掂量过。最终，她选择了高尚的爱情，为了爱情，她愿承受由此带来带来的一切后果。 尽管亢彩屏为爱情作好了迎接下来切挑战的准备，但随之而来的打击比她料想的不知要残酷多少倍。她与汤宜庄的恋爱被看作“认敌为夫”“大逆不道”，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五反”运动开始后，她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并被上报为“反动教师”撵出了党史教研组，下放到“四清”工作队接受教育。而汤宜庄也因“拉女革命教师下水”“腐蚀革命同志”而遭到更为严厉的批斗。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能改变她俩在爱情上的选择，在亢彩屏下乡期间，亢彩屏以汤宜庄家人的名义与恋人保持书信联系。在每封信的落名处，她总是画上一只大花猫，而汤宜庄也总在每封信的末尾画上一只小老鼠。在那段日子里，汤宜庄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亢彩屏的健康状况。她患有肾炎、浮肿，并不时伴有昏晕，农村艰苦的生活她能吃得消吗？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次，亢彩屏在工作中突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为丹毒症。不久，亢彩屏被退回学校。当时正值学校放寒假，在回到西安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亢彩屏又拖着病体回到学校在校图书馆阅览室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为什么和摘帽右派谈恋爱竟遭到如此的磨难，党的政策究竟怎么样呢？”面对现实，亢彩屏以二姐的名义给当时以胡耀邦为书记的团中央写了一封信。很快，团中央通过《中国青年》杂志社转来了一封回信：“右派分子在其摘帽以后即是人民之一分子，你们如果恋爱当然是允许的。捧着来信，汤宜庄和亢彩屏心花怒放，欢呼雀跃。 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要考验这对恋途坎坷的年轻人。就在他们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时，不幸又降临到了亢彩屏身上。1965年初，她的病被医院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胶原性疾病，不仅损害皮肤和粘膜，而且还会侵入肾脏、心脏、神经和血液，被医学界视为仅次于血癌的“不治之症”。一些朋友劝汤宜庄慎重考虑与亢彩屏的关系，都被汤宜庄婉言谢绝了：“她是为了我才得上这种病的啊！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怎能弃她而去？更何况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为了便于护理亢彩屏，汤宜庄毅然决定马上与亢彩屏结婚。1965年2月，刚刚出院的亢彩屏与汤宜庄在民政科办理了结婚登记后，在宁夏大学拐角楼靠北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举行了简短的婚礼，中文系几位同事每人拿出五角钱凑在一起买了一头茶具和两本硬皮笔记本送给他俩－这是他俩当到的唯一的礼物。 二 结婚以后，亢彩屏拖着病体往返于宿舍与图书馆之间，而汤宜庄则在工作之余承担了全部家务。虽然没有“月下小艇，林中夜莺”那样的密月生活，但只要两人能在一起，他们就已感到很幸福很满足了。然而，“左”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婚礼而散去。“摘帽右派还是右派，革命大学里怎能容忍这种人！”婚后不到半年，汤宜庄和亢彩屏便接到下放六盘山区的通知。他俩要去的固原地区是宁夏最贫穷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属高寒缺氧地带，条件十分恶劣，一般人尚难以适应，更何况一个重病患者。汤宜庄接到通知，心急如焚，他立即找到了学校人事处据理力争。然而，任凭他讲得口干舌燥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汤宜庄只好带着病妻踏上了“地狱之路”。旅途的劳累、六盘山上的寒风，尤其是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使亢彩屏一到固原便病倒在招待所里。 “胡闹，真是胡闹，人病成这样还咋工作？这哪里是支援我们，分明是给我们甩包袱嘛！”当地教育科的一位领导得知她的病情后不由得怒气冲天。于是，刚刚报到的这对串难夫妻又被退回了宁夏大学。“汤宜庄，你回来干什么？”见到包袱又被甩了回来，人事处一位领导大发雷霆。在一顿呵斥之后，汤宜庄被勒令去学校农场进行秘而不宣的监督劳动，而亢彩屏则独自一人住进了医院，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1965年11月，亢彩屏又因病情恶化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就这样，在极“左”思潮的迫害下，这对结婚不到一年的夫妻被人为地离散了。 尽管天各一方，但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汤宜庄心中无时不牵挂着自已病重的妻子。一天，正在田里干活的他突然接到北京西苑医院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收拾一下好一点的衣服速来。犹如一声晴天霹雳，汤宜庄顿时惊呆了。当他急匆匆奔到亢彩屏病床前时，此时的她已不能说话了。望着满身尘土的丈夫，亢彩屏微微嚅动着嘴唇，几颗豆大的泪珠从她那变得呆滞、黯淡的眼眶中滚落下来。汤宜庄俯下身来将耳朵巾贴在她嘴边，只听得她细微的声音：“我不行啦，你要坚强地活下来啊……”“没事的，你会好的。”汤宜庄强忍悲痛轻轻地握着妻子的手安慰道。这是汤宜庄和亢彩屏有生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生离死别，也是爱神与死神的第一次较量。他日夜守护在妻子的身旁，替她擦身，一勺一勺地喂她，给她讲一些开心的事。每天深夜，他总是等她入睡后，才将自已带去的一件大衣铺在病房走廊尽头用来抬尸体的担架上和衣而卧。或许是爱的力量感动了上帝，在汤宜庄的精心护理下，亢彩屏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汤宜庄那颗悬着的心却依然放不下来。他于是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领导，请求转院治疗。但医院只同意收留亢彩屏进入急诊观察室，却不接受住院。“这个病进去了也没办法，最多只能活一、二年，还是她爱吃什么，你就买什么给她吃吧。”经不住汤宜庄的再三请求，医院领导只得告诉了他实情。“不！她还只有28岁，她不能走！”医生的话象一记重锤重重地敲在了汤宜庄的脑袋上。他拖着踉跄的脚步找到医院领导，恳切医院收留自已的妻子，那怕是作为医院皮炎所的科学研究项目也好。医院领导为他的诚心所感动，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汤宜庄感激不尽，回到妻子病床前强颜欢笑说：“医生讲你的病不要紧，能治好的。”妻子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汤宜庄总是想尽办法来改善她的伙食，而自已却舍不得吃好一点，他的囊中实在是太羞涩了！北京协和医院所处的帅府胡同口有一家全聚德烤鸭店，汤宜庄常常在中午去那里买一份最便宜的烤鸭份饭，将面饼吃了，然后怀揣一份烤鸭奔进病房，喜冲冲地向妻子数落起烤鸭是如何如何的香嫩，如何如何的鲜脆。当亢彩屏问他吃了没有时，他用手指指自已事先抹在嘴上的烤鸭油说：“我已吃了，不信？你看我嘴上还冒着油呢！”望着丈夫那油腻腻的嘴唇，亢彩屏不能不相信了。皮研所是一家医德和医术都值得称道的医院，亢彩屏的病情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直到今天，每每谈起这家医院，这对老夫妻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正当亢彩屏病情有所好转时，一场经色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十年浩劫开始了。汤宜庄和亢彩屏接到了来自学校的紧急通知：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汤宜庄背着一百多斤重的亢彩屏，两手拎着沉甸甸的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火车抵达银川后，当两位拉着架子车前来接站的朋友看到他们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那位爬在汤宜庄背上的女人难道就是当处活泼纯真的小彩屏吗？由于服用大量激素，原本个子瘦小的亢彩屏此时已是“满月脸、水牛背，青蛙肚皮、山羊腿”了，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不得不用两条橡皮胶贴在眼皮上往下拉，模样怪吓人的，原先认识她的教师站在远远的地方不住地叹息。回到学校，汤宜庄又为妻子住院忙开了。跑了几天，却没有哪家医院肯收留这位重病患者。正当他为此感到绝望时，校医务所一位好心的姜医生为亢彩屏重新编了一份病历，好说歹说把她送进了银川中医院。在中医院呆了大约三个多月，亢彩屏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转到上海治疗，在此期间医院还向汤宜庄发过一次病危通知书。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后，亢彩屏又回到西安老家疗养。1970年，宁夏大学搬迁家村，亢彩屏又“应召”从西安来到永宁县的养和堡家校。这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没有医生，买不到食品，离县城还有好多里路，住的是潮湿阴冷的窑洞。恶劣的环境使亢彩屏病情又趋恶化，嘴巴也溃烂了，早上嘴唇粘连在一起，天天要用温开水长时间抹试才能分开，没有好药，只能涂一点紫药水。为了治病，亢彩屏在宁夏医学院好友的大力帮助下又一次转到上海。为了照料妻子，汤宜庄经学校同意，在不影响上课的情形下也来到上海护理（为了照料妻子，汤宜庄也经学校同意将一年的教学任务集中在三个月上，这样每年可有九个月的时间与亢彩屏在一起。）上海住院难，汤宜庄和亢彩屏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仅仅为节省一元的来回三轮车费，汤宜庄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往返一个多小时推送亢彩屏到医院看门诊，十年中除了几次住院外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真是不容易啊！”邻居们看着这对患难夫妻不由得连连赞叹道。 汤宜庄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在上海的十年中，除了精心护理病妻外，他还挤出时间备课，进行学术研究，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记下了七百余张卡片。还撰写发表了有关亚非拉历史论文多篇，其中一篇还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社科论著二等奖。看到丈夫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绩，亢彩屏既高兴又内疚，“要不是我的拖累，他在事业上还可以有所作为的。”有时她真想早点了结自已的生命。“如果我早早死了，那么他可以再找个伴，还可以有儿女……要说我当年是为他苦的，现在他为我牺牲得更多，而且是无法弥补的，想到这，我真是难以安心啊！”汤宜庄似乎看出了妻子的心思，时常安慰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最真挚的爱，做出了重大牺牲，甚至失去了健康。我护理、照顾你完全是应该的，虽然我们没有子女，但有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白头偕老，我就心满意足了。”听了这话，亢彩屏还能说什么呢？望着汤宜庄额头上的道道皱纹和早生的华发，她的心情一阵激动，泪水从她那浮肿的眼角滚落下来，“如果有来世，我就托身为男，你托身为女，我们下辈子再谈恋爱，还做夫妻！” 第二章 蒋祖慧的芭蕾情 二 1961年10月蒋祖慧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改名为中央歌舞剧院，现名为中央芭蕾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编导。继《西班牙女儿》的成功上演之后，1963年蒋祖慧又将世界文学名著《巴黎圣母院》搬上了舞台，并得到了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同年11月底，周总理又一次来到团里观看《巴黎圣母院》，这使该剧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兴奋不已。在幕间休息时，周总理在剧团团长肖慎和蒋祖慧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同编导及演员们就芭蕾舞创作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周总理亲切地对蒋祖慧说：“你在戏里用了中国的翻筋斗，我看外国戏最好不要加中国筋斗。”蒋祖慧听了不禁为总理独到的艺术见解而暗自佩服。“总理，我看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看着总理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当时只有二十岁的蒋祖慧很天真地说道。周总理微笑着象是对蒋祖慧，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嘛！”过了一会，他又说：“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体裁的舞剧。”“是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总理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亮堂堂的。看完演出，周总理在舞台上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时又对大家强调说：“我已经对你们的编导说了，要创作革命题材的舞剧。”就在这次座谈会后，1964年初，中央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家学院和舞蹈家协会的专家们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文化部部长林默涵也前来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国传统京剧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芭蕾舞怎么办，我们也要进行改革，希望大家阐所欲言，为芭蕾舞的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会议在谈到革命体裁作品的创作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人建议将当时很火的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改编成舞剧。还有人建议将《红岩》搬上舞台。而实验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则在会上称：他们几位编导想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构思。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枫在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我看《红色娘子军》不错，一是题材表现的主要是女战士，很适合芭蕾舞的特点。二是该剧的主题歌很好。三是娘子军的故事片很感人，家喻户晓，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赵枫的一席话讲得大家不住的点头。 北京创作会议后，1964年1月，中央歌舞剧院专门成立了以李承祥、蒋祖慧和王锡贤为编导、马运洪为舞美设计和由中央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等五人为音乐创作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然而，要成功地将具有浓郁南国情调的《红》剧搬上舞台对于在北方长大的蒋祖慧等人来说并非易事，为了深切了解剧中的人物与背景，让自已融入剧情，《红》创作班子和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等几个主要演员一起前往红色娘子军诞生地──海南岛体验生活。为了解当年娘子军的英勇事迹，她们几乎绕过了大半个海南岛。椰林寨旁、五指山下、万泉河边、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她们探访的足迹。在椰林寨，她们亲眼目睹了南霸天关押穷人的人间地狱“水牢”，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站在当年红色娘子军连成立的大操场上，亲耳聆听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讲述当年娘子军连成立的情景及其种种感人的战斗故事，中国妇女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前来体验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此次海南之行，蒋祖慧对海南妇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了解了中国第一个红色娘子军连诞生在海南岛的原因。在此之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海南挑水种地、干重体力活的是妇女，在部队行军时，扛机枪、背大锅的也是妇女，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孕育了海南妇女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此行的首要任务：塑造红剧女主角琼花──一个叛逆、强悍的中国妇女的形象在大家的脑海中定型了。 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考察后，蒋祖慧与剧组的同志们又聚集在海口进行《红色娘子军》舞剧剧本的创作。实际上，大家在一路生活体验过程中已经就红剧的基调达成了一致。在结构上，与电影不一样，舞剧是无声的艺术，讲究精练。在形式上，与外国舞剧所表现的外国王子、公主不一样，作为革命体裁的作品《红剧》应以抒情为主，同时还应有浓郁的战斗气氛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在音乐语言上，《红》剧应当与民族语言相结合，与部队语言相结合。总之，《红》剧要考虑我们自已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不能照搬外国舞剧的结构和音乐。经过几天的构思修改，蒋祖慧和同事们完成了《红》剧剧本的创作，并由李承祥与吴祖强将其带回北京向赵枫、林默涵汇报，而蒋祖慧和剧组演员们则来到连队进行了为期2个星期部队生活。 1964年4月，正值江南桃红柳绿的时节，蒋祖慧一行告别了海南，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此次虽然在海南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然而，经历了南国蕉风椰雨的洗礼，与剧组其他同志们一样，蒋祖慧的心已经深深地融入《红》剧剧情。回到北京后，《红》剧创作班子和演员们很快进入了音乐、舞蹈的创作和排演。由于三个编导都属留苏学派，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这使大家合作的很顺利，《红》剧第一稿只花了两个月就搞出来了。在剧中，蒋祖慧主要承担《红》剧序幕及第一、二幕的编导任务。她编导的第一场戏是“琼花逃跑”。在这场戏的编导过程中，蒋祖慧根据《红》剧内容将芭蕾舞这个外来艺术形式加以大胆的改革，使其更具有自已的民族特色。如南霸天的狗腿子老四追打琼花的一段双人舞，蒋祖慧没有照搬芭蕾舞中逐步展开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和双人舞语汇，而是吸收了京剧中一开始就把人物性格鲜明地显示给观众的表现手法，在双人舞的开头用了一个激烈的抄旋子的动作让老四上场，从而将恶霸爪牙的凶恶表现的淋漓尽致。与许多表现爱情的双人舞不同，这段舞蹈还借用了京剧中的不少动作，鲜明而强烈表现了剧中人物的敌对关系，很有民族特色。此外，《红》剧在音乐上还采用了海南民歌的一些曲调，极为优美。把芭蕾舞这种纯属外来的艺术形式用于表现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并使两者达到水乳相融的程度，这正是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之处。赵枫看了送审的片断后十分高兴，并称剧中琼花“叛逆、强悍”的一面表现的很好，在塑造人物上有很大的创新，就按这个调子搞。7月底，《红》剧进行第一次钢琴连排时，赵枫还特地请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前来观摩、指导。专家们在看了这出戏的上述几个片断后，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同时也就戏中某些片断提出了自已的意见。如戏剧家吴雪认为序幕中“地牢”太写实了一些，显示不出芭蕾舞的特点。而部队同志则认为剧中娘子军练兵舞的舞蹈动作缺少军人气质，象“娘子”不象“军”，战斗场面看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比较弱等。对于专家们的意见，院团领导和创作组的同志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研究修改方案，另一方面组织红剧全体演员一百三十余人来到三十八军一人在一个班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生活。后来，《红》剧把军队的刺杀等素材成功地吸收到了娘子军的舞蹈动作中，对于增强全剧的气氛起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在《红》剧整个编排过程中，文化部长林默涵自始自终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就戏中的某些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原来剧中有一段戏表现的是琼花被南霸天及其爪牙打昏浇水后从昏死中渐渐醒来的情节。林默涵在看了这段戏后对蒋祖慧说：“海南岛不是常下大雷雨吗？我看莫若用一场雷雨代替浇冷水来表现琼花醒来的情节，这样既能充分与剧情相连接，又能体现海南的气候特点。”蒋祖慧根据林默涵的建议进行了修改，效果果然非同一般。 1964年9月27日，《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彩排，周总理也应剧团的邀请前来观看。他在看完戏后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我们国庆节就用这台戏来招待外宾。”周总理还当场决定，将《红》剧的首场演出放在人大小礼堂，这使全剧组受到很大的鼓舞。9月29日，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人大小礼堂正式演出了，并赢得了中外来宾的热烈赞美。随后，《红》剧又南下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同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剧组又接到命令，要其迅即回到北京，说是毛主席要看这出戏，蒋祖慧和剧组的其它同志们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激动。10月8日，毛主席在观看了《红》剧后，高兴地对大家说：这出戏“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性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毛主席的话给全剧组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1994年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获中国文联及舞协颁发的“二十世纪经典”奖。 第二章 蒋祖慧的芭蕾情 三 继《红》剧上演后，1965年上半年，蒋祖慧又与其它两位编导一起搞了一部反映纺织战线体裁的现代舞剧《纺织女工》，全团上下都认为这个舞剧不错。然而就在该剧彩排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纺织女工》被指责为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被打成“大毒草”未及正式问世便遭扼杀。而蒋祖慧则被上级派往阿尔巴得利亚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原来《红》剧在国内成功上演后，在国外也引起了注目。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看了演出后称赞说：“我们还没有你们这么大胆，搞出这么好革命体裁的舞剧呢！”而阿尔巴利亚有关方面看了《红》剧后，决定将《红》剧搬上他们的舞台，并邀请中国方面派人前去指导。领导上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蒋祖慧和另一个演员张策，并向阿尔巴利亚提供了《红》剧所需的布料、衣服及道具。“阿尔巴利亚与中国情况大不相同，能拿下这出戏吗？”蒋祖慧对能否完成此行任务心中还真没底。然而，当一走进阿尔巴利亚歌剧院的大门，看到阿国《红》剧演员大部分是留苏的，大剧院总导演还是自已留苏时的同学，蒋祖慧的这种顾虑便消失了大半。起先蒋祖慧最为担心的是阿演员能否真正演好中国革命女战士，她还专门为此对他们讲解了红色娘子军连的历史，讲琼花的革命斗争史。然而，令她大感意外的是，阿演员对于中国的“娘子军”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对角色的把握也非常好。原来，在阿尔巴利亚在卫国战争中每一家都有人参加游击队，对《红》剧所表现的革命军队生活很熟悉，而且就在排练《红》剧时，演员们每月都有三天到部队轮流训练的义务，因而其军事素质都非常好。演琼花的女主角是人大代表，在六岁时被人从敌人的监狱中解救出来，与剧中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经历，对自已演的角色很有感情，演得也很到位。1966年5月，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利亚，随同周总理来访的战友歌舞团向阿方献演了《长征组歌》，而阿方向周总理献演的就是由蒋祖慧和张策排出来的，由阿国演员演出的《红色娘子军》（第二场）。想不到外国演员们将《红》剧演得这么好，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不禁连连称奇。周总理在看完后连连赞叹说：“演得真好，连长演得很象中国人。” 就在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利亚不久，蒋祖慧也回到了祖国。此时“文革”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作为首先遭到“文革”冲击的文艺战线一片混乱，原先热闹的剧院此时显得冷冷清清，蒋祖慧也被挂了起来，无事可做，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无奈。1967年夏的一天，《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迈近来到团里说：江青要我们搞《南海长城》，还要我们修改《白毛女》。随后，团里在组织一部分人修改《白毛女》的同时，还组织了以蒋祖慧、王锡贤为编导的《南海长城》创作班子。蒋祖慧受命以后，与《南》剧组十余人一起前往南海进行生活体验，并搞了一个《南》剧的舞剧脚本送了上去。同年10月，江青来团审查修改后的《白毛女》，蒋祖慧便趁此机会询问江青对《南》剧本子的意见，谁知江青将脸一拉说：“我没有叫你们搞《南海长城》”。蒋祖慧当时以为江青事太多，忘了这件事。便又提醒她：“是您叫我们搞的，还有一个材料上写……。”“见鬼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印的东西。”不等祖慧把话说完，江青便又气势汹汹地叫道。事后江青还对人说：“丁铃的女儿很霸道，竟敢顶撞我。”不久，象文化界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蒋祖慧被划为“帽子拿在手上的反革命”（即不戴帽的反革命），并于70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红艺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暂时离开了她心爱的芭蕾舞艺术事业。后来蒋祖慧才知道自已遭迫害的原因，原来江青为了把与自已毫无关系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窃为已有，以充当其篡党夺权的资本，蓄意要把《红》剧主要编导和演员打成反革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不仅如此，江青还组织人三番五次地修改《红》原有的音乐、舞蹈、以至服装、布景，加进了许多概念化的表现所谓高、大、全的东西，使一些表现人物个性的优美音乐、舞蹈遭到破坏。例如，琼花诉苦一场，原来有一段充满觉悟的音乐和舞蹈，后来被江青认为太软、太抒情，砍掉了，用一段哑剧代替，大大减弱了它原有的感人程度，所有这此都使蒋祖慧痛心不已。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文艺的春天又回来了，蒋祖慧也回到了中央歌剧舞剧院，重新操起了她日夜不能释怀的芭蕾舞编导事业。“十年没有排戏了，十年了！”站在歌舞剧院那熟悉而又亲切的舞台上，蒋祖慧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她暗暗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在她的努力下，《雁南飞》《杨贵妃》《流浪者之歌》《泉边》《莫郊外的晚上》《蓝色的多瑙河》《烛光》等一出出优美舞剧相继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为“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艺坛注入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巴黎曙光》是蒋祖慧复出后与王锡贤等共同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倾注了她大量心血的舞剧在联排后得到了文化部有关领导的肯定，然而也有些领导提出很难叫人接受的修改意见。不久，王锡贤出国，该剧也因此夭折了，而蒋祖慧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由鲁迅创作的小说《祝福》上。为了这出戏的成功上演，蒋祖慧专门和剧组的同志一起来到上海和浙江绍兴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生活体验。不久由蒋祖慧编导的《祝福》第二幕《不寻常的婚礼》与观众见面了，出色的编导和高超的演技将祥林嫂与贺老六这两个善良的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心路历程演绎得深刻感人。著名导演、中央实验话剧团团长舒强在看完这场戏后激动地对蒋祖慧说：“我以前看舞剧都是靠在椅背上看的，然而我看你编导的这场戏时身体却不由自主地直起来向前探着看，演的真是太出色了。”该剧在当年中直机关文艺单位举行文艺节目评比活动中一举夺得了编导、作曲、演出三个一等奖。此后，《祝福》还应邀到苏联、英国、德国、荷兰、菲律宾等九个国家演出。仅美国就去公演了两次，演出城市多达四十余个，真可谓盛况空前。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还将该剧专门进行了录像作为永久保留。菲律宾芭蕾舞团还特请蒋祖慧为他们排演了《祝福》（第二幕）。当《祝福》（第二幕）与《睡美人》（第三幕）以及一个交响芭蕾舞三出戏同台演出后，当地报纸载文评论说：“看完三场戏后，无疑祝福是最受欢迎的。”蒋祖慧以自已的勤奋和智慧又一次为自已的祖国赢得了荣誉。1981年《祝福》（第二幕）获文化部颁发的编导一等奖。1994年，《祝福》（第二幕）又获文联及舞协颁发的“二十世纪经典提名”奖。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典礼上，当蒋祖慧看到舞剧《祝福》彩车作为典礼的十大彩车之一，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化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在半个多世纪的芭蕾舞编导生涯中，蒋祖慧为芭蕾舞艺术民族化，为中国的舞剧事业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党和人民也给了她祟高的荣誉。她曾多次在全国舞蹈比赛或在国内选拔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担任评委，并三次担任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副组长。1990年蒋祖慧被授予“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1月，蒋祖慧从中央芭蕾舞团离休了。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她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芭蕾舞艺术事业，继《祝福》之后她又编导了《元神祭》等优秀舞剧，为祖国的芭蕾舞艺术园地增添了一朵朵绚烂的奇葩。1998年，由她编导的，在汕头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潮风乐舞》也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如今，已过花甲之年，但却依然激情奔涌的蒋祖慧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芭蕾舞艺术的普及上，当笔者看到由她编导，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为祖国干杯》时，我不禁为蕴含在这个节目中那浓浓的爱国情感所感染了。在采访中，蒋祖慧曾多次对笔者说：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为中国的芭舞培养一些新人，让芭蕾舞这朵美丽的小花开得更新更艳！听着蒋祖慧那充满激情的话语，我更深切地领悟到：我们中国文艺事业之所以有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不就是因为有了象蒋祖慧这样一批艺术家的赤诚奉献吗？ 第三章 征服世界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一 尽管不知有多少次陶醉在闵惠芬那悠扬的胡琴声中，然而当我亲耳聆听她和弟子吴红非同台为苏州大学生们演奏的《赛马》时，我还是吃惊不小，没想到这个早已被业余的人搞得只剩下热闹的小曲子，在她手中竟然是那么生动有趣，令人回味无穷。而她的一曲《二泉映月》更令全场为之震动。这位闻名海内外的二胡演奏家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艺术之路呢？ 1945年11月23日闵惠芬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小山村。父亲闵季骞是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天华的再传弟子。在家庭的薰陶下，闵惠芬自幼酷爱音乐。8岁就开始随父学习二胡，同年在宜兴艺术师范学校举行音乐会中，闵惠芬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奏了她仅会的的四首乐曲。1956年，闵惠芬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文化古都南京，进入南京市鼓楼区少年之家“红领巾艺术团”担任二胡独奏小演员，并任该团管弦乐队指挥。正是在这时期，在父亲和老师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二胡曲《田园春色》《八月桂花遍地开》京剧曲牌《八岔》以及传统乐曲《虞舜风曲》，后来又学会了《玉楼春晓》《翠湖春晓》和刘天华的一些乐曲。1958年，13岁的闵惠芬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修二胡，师从于二胡教育家王乙和陆修棠。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闵惠芬进步很快，五年以后，闵惠芬终于迎来了在她人生道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比赛。 1963年的春天，正是江南草长飞，花放蝶忙的时节，第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全国二胡比赛在上海音乐厅里举行。或许是前面已经听了27个选手的缘故，或许是由于没有发现特别令人满意的新人的缘故，台下的评委和听众看来些疲惫。 “下面参赛的是第28号选手：闵惠芬，参赛曲目：《二泉映月》”主持人话音刚落，一位满脸稚气的小女孩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落落大方地走上了舞台，端坐在一把小椅上，稍微校正了一下琴弦，小手轻轻一扬，比赛大厅里便神奇般回旋起一阵悠扬的旋律，时而悲沧，时而激越……这不是病人痛苦的呻吟，这是一大批生活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愤懑情绪！闵惠芬那娴熟的动作、丰富的表情、那优美的音乐将民间艺术瞎子阿炳这首《二泉映月》演绎得十分动人。当一曲终了，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场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简单，拉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评委们那原本松驰的神经顿时兴奋起来了。二胡演奏家张韶事后也激动地对人说：“我真想马上冲到舞台把闵惠芬抱起来。”比赛结果，这次大赛中年龄最小的闵惠芬以无可争议的优势一举夺得第一名。这一年闵惠芬17岁。 其实，闵惠芬收获的还不仅仅是第一名，这次参赛大大拓展了她的艺术视野。吴素华、王国潼等一批二胡名家演奏的《江河水》《三门峡畅想曲》等曲目使她不但知道了二胡的演奏还有诸如压揉一类的技巧，更使她懂得了二胡与其它兄弟艺术那血脉相连的关系。从此，闵惠芬不再局限于整天拉二胡了，为了拓展自已的艺术天空，他认真学习传统民间音乐、戏曲音乐、词曲、诗歌、文学、历史，在知识的宝库中摸索音乐的神韵的表达。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热情而内含、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的演奏风格。在演奏中，她能抓住音乐要表达的意境，并运用起承转合这个大的节奏规律，把自已的感情同“气势”和“神韵”结合起来，通过音乐的节奏、音高、强弱及其在舞台上表演的神态去引起人们广泛想象，而这一切竟然是在一系列巧妙不间断的瞬间中自然完成的，充分体现了她那高超的二胡艺术造诣。随着时间的推移，闵惠芬也渐渐地成了“二胡”的代名词。 1975年，闵惠芬接到一个特殊任务：为毛泽东主席录制一批京剧唱腔。用二胡来演奏京剧唱腔，既要展现京剧演唱的韵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掌握京剧声腔的特性，闵惠芬奔波于京、沪两地，到处求教京剧名家，不但自己学唱，还仔细揣摩不同流派的区别，从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一个京剧演员呢。经过刻苦的攻关，闵惠芬终于获得了成功，她用二胡录制的一批京剧唱腔，深得毛主席的喜爱。有一篇名为《毛泽东遗物故事》中曾这样写道：毛主席生前收藏着许多唱片和录音磁带，而在众多乐曲中，毛泽东更喜欢闵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别喜欢听闵惠芬独奏的《逍遥津》、《斩黄袍》、《卧龙吊孝》、《连营寨》、《哭灵牌》等名曲。闵惠芬这一创新使传统二胡艺术显露出无限的生机，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她的艺术视野。此后，闵惠芬对用戏曲唱腔来拓宽二胡演奏的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年来，她除首演了《江河水》、《长城随想》、《新婚别》、《夜深沉》等大量二胡乐曲外，一直没有放弃对“器乐演奏声腔化”的探索。她说：“我们民族的艺术一定要好好地继承，因为它是挖不完的宝石，‘声腔艺术器乐化’是我终生的命题。”现在，不管闵惠芬走到哪里，或是民歌，或是民间音乐，她都能拉得出当地的戏曲音乐。无论是西安的迷糊调、安徽的黄梅小调，还是浙江的越剧、上海的沪剧乃至广东红线女唱腔都能通过她手中的那把胡琴展现出独特动人的的魅力。 第三章 征服世界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二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已的成名作，一般说来成名作也往往是这个作品艺术尖峰时刻。但这对闵惠芬来说却是个例外，她虽是以《二泉映月》获得大奖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手中的《二泉映月》却是越拉越出色，越拉越动人。说来其中还蕴藏着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当年作为全国二胡比赛的必选曲目，16岁的闵惠芬由于没有旧社会的经历，也没有阿炳那个年代的那种感受，一开始总也不能把握好这个曲子的情感定位。一天，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听了闵惠芬演奏的《二泉映月》后说：“《二泉映月》描写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阿炳抒发自已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愤懑和人生经历的一种辛酸，你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原来音乐可以讲到这样深刻的含义的。听了贺绿汀的一席话，闵惠芬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从此，闵惠芬用自已的话来说，就用像达摩面壁一样的真诚来练这首名曲。而文革中一次偶然的经历又使她对这首曲子又有了非同一般的感受。 文革开始后，上海音乐学院各种音乐几乎在一夜之间都沉寂了，大家都忙着搞运动，再也不练琴了。但闵惠芬却一直没有中断练习自已心爱的二胡艺术。一天，闵惠芬在路上碰到了声乐系的一个同学，那同学神秘兮兮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悄悄地对她说：“闵惠芬，有样东西我送给你，它对你很有用。这是瞎子阿炳本人演奏的唱片，你现在要是拿不到这张唱片，以后再也不会有了。”“阿炳的唱片？！”闵惠芬喜出望外地接过这份珍贵的礼物，心中对这位同学充满了感激。在以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她都要把它偷偷拿出来看一看，那时的她多么盼望能有一台唱机啊！终于有一天，闵惠芬在上海电影乐团排练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鸽子笼般的小唱片室。房间虽然很小，小得再也容纳不下第二张小凳，光线也很暗淡，但那台唱机却使闵惠芬不亚于来到一座金壁辉煌般的宫殿般地感到那么的光辉灿烂。从此，每到下午四点钟后，当排练的同学们随着下课铃声作鸟兽散时，闵惠芬便猫腰钻进了这间小小的唱片室，一遍遍地听着这首由阿炳亲自拉的曲子——那是从阿炳心里流淌出来的神韵，渐渐地她完全领会了瞎子阿炳彼时彼地的心境，半年以后，闵惠芬拉的二泉映月与阿炳如出一辙，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不仅如此，她还在阿炳创作的这首名曲中融进了自已的感觉，使这首名曲又因她而有了一种新的韵味。此时的她多么期望，有朝一日能在台上再次为听众演绎《二泉映月》，不仅是为了展示自已的演技，也是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阿炳这位艺路坎坷伟大的音乐家。 这种机会在经过八年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来到了。1976年闵惠芬接到了在上海艺术剧院举行场进行演出的通知。八年了，整整八年没上舞台了，闵惠芬接到通知，心里感慨万千。在演出前一天，她特地来到艺术剧院试台。偌大的艺术剧场只有一盏灯亮着，显得孤寂而又幽静，闵惠芬时而端坐在椅子让那首拉了多少年的二泉映月的乐曲从胡弦上曰曰流出，时而起身在舞台上来回度步，沉思。不用说，她又一次在体验着阿炳这位落魄民间艺人内心那种路途遥遥何处是尽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受了。这一刻，她对阿炳的二泉映月又有了一种新的领悟。这种感悟使他在第二天正式演出中激情四溢，动人心魄。大家没想到，时隔八年，闵惠芬竟然把阿炳的这首曲子演绎得那么感人！ 其实，闵惠芬的二胡艺术并不只体现在一首《二泉映月》上，八年对许多艺术家来说或许是一个空度，然而对闵惠芬来说，却是一次艺术的升华。1977年，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到中国访问，上海交响乐团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台节目。闵惠芬这次表演的是《江河水》，在演奏中，她隐隐约约感到前面一个黑影渐渐地矮了下去。当一曲终了，一个男子猛地从凳子跳起绕过桌子冲到了她面前，激动万分哇啦啦地叫着，眼泪鼻涕弄得面目糊涂，见闵惠芬听不懂自已的话，这位男子急得使劲捶她的肩膀，搓她的头发。在场的人被这一幕惊呆了，因为这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一旁的翻译告诉闵惠芬，这位大师说你的这首曲子拉出了人间的悲切，使人听起来痛彻肺腑！刚才你在拉这首曲子时，他一直在伏案恸哭！ 闵惠芬以自已的智慧和高超的演奏技艺不仅为二胡这支民间传统艺术小花在文革万花凋零的悲境中发出幽幽的清香。而且还使它走出了国门，香溢海外。她先后访问过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她那高超的演奏技艺而叹服。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听了她的演奏后称她是“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波士顿交响乐团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许多国家领导人也为她的演奏而折服。1975年朝鲜金日成主席在听了她的演奏后说“你演奏的二胡把我迷住了”。1976年，苏丹尼迈里总统听了《江河水》后说：“中国人民的苦难和非洲人民的苦难是一致的”。 第三章 征服世界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三 文革结束后，祖国的传统民间艺术迎来了新的时代。而新的时代也为二胡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气势。1978年夏末，闵惠芬作为中国艺术团的成员出访美国，在联合国大厦的一个休息厅里，她仔细端详着那幅万里长城壁毯，尽管她曾不知多少次登上长城，然而在异国他乡，看到长城的图案，她却突然有了一种创作冲动：她要用音乐来歌颂、赞美这中华民族的象征。回国后，她立即给作曲家刘文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现在我们处在艺术的黄金时代，如果能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展望，我们奋斗精神化作音符，打入人们心中，激起爱国主义的热情，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热切地希望你写出一个打动人们心弦的——首先打动我和你心弦的象征爱国主义的音乐主题。特别是你构思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第四乐章《遥望篇》激起了现代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刘文金接到信后，立即与闵惠芬一起投入新的创作中。 正当闵惠芬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时，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朝她袭来，1981年她不幸被诊断患上了癌症，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下自已心爱的二胡。萦绕在她心头的依然是她心爱的艺术。在她患病期间，江泽民、曾庆红等领导同志经常去看望她，并劝他好好养病。但闵惠芬却说：“我的一切奋斗和追求出自我的信念。为民族音乐事业奋斗是我生命的需要。民族音乐是世界艺术之瑰宝，值得我为之献身。离开了这点，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生命是短暂的，艺术是永恒的。我们这一代，应该留下无愧于我们生活时代的艺术。”正是凭着这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在病中闵惠芬依然创作不止。就在她病重时，她创作了二胡《音诗——心血》来表达她对人民、对亲人的深切恋和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的执着追求。1982年5月，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闵惠芬首次演奏了她与刘文金合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取得了巨大轰动。1985年她到重庆治病，嘉陵江畔那雄厚的川江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我耳边每天都萦绕着豪迈的川江号子，后来我就产生一个愿望，把充满豪情的川江号子用二胡演奏出来。”于是，她与成都作曲家杨宝智合作完成了二胡协奏曲《川江》。 正是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闵惠芬在经过六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后终于恢复了健康。而经过这场人生磨难的她对生活更加珍惜，并象年轻人一样投入新的战斗。大病初愈的第一年，她就给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为家乡父老演出。江泽民对此很是重视，一天当闵惠芬在交响乐团排练二胡协奏曲时，江泽民突然出现在她眼前，令她激动不已。江泽民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你身体这么结实，完全康复了，这说明人类是能战胜病魔的。”说完，又顺手拿起她手中的二胡，轻轻地拉起了刘天华的《病中吟》闵惠芬感到很惊讶：江市长，你怎么拉得这么好啊？江泽民笑笑说：“解放前，我搞学生运动时，经常排练一些活报剧，就拉二胡伴奏，一晃三十多年了，现在手指也硬了。” 从家乡演出归来，闵惠芬又开始了她的新的攻关。她清楚地记得曾庆红同志在她患病期间看望她时讲的一句话：要让中国民族音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实，如何让民族音乐走出国门，这也是长期萦绕在她心头的一个问题，因为只有将二胡与交响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个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更好地为世界所接受。为此她在病中就开始设想构思搞协奏曲。她的想法得到了著名指挥家陈燮阳的支持。经过艰苦的努力，2000年春，由陈燮阳指挥、闵惠芬主奏、交响乐队协奏的音乐会在北京世纪剧院的舞台隆重上演了。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出结束时整个剧院掌声雷动。面对鲜花和掌声，闵惠芬谦虚地说：“我希望能够有这样一套西洋乐队为中国传统乐器伴奏的曲目，这有利于中国民乐走出国门，虽然它们可能还不成熟。” 如今，作为中国音协副主席，年届华甲的闵惠芬除了创作演出外，还将许多精力放在了新人的培养上。她说：“现在学二胡的人铺天盖地，仅上海市持有二胡等级证的人就有六千之多。我不赞成培养音乐苗子的说法，音乐人才可遇不可求，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认为音乐应成为一种素质教育，成为每个人的基本能力，所以音乐普及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民乐的师资力量跟不上来，这个状况很糟糕。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培养中国民乐艺术门类的师资力量，除了大力培养现有师范学校的音乐人才外，还要对现有的水平不够的音乐教师进行重新培养和补课。”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近年来，几乎每年，闵惠芬都要举行二十多场民乐普及音乐会。有人担心她的身体，劝他好好休息，不要太劳累了，毕竟是从死神边缘走过来的人，比不得从前。但闵惠芬却笑笑说：“也许是生命中的这些经历潜移默化进去了吧，我现在每次拉琴都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已的视野从未像今天这样开阔。”“我总觉得自已是在经历艺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我要尽力多做些事情。” （原载2005年第2期） 第四章 吴侬软语最入耳(记著名评弹演员邢晏芝) 一 初次见到邢晏芝时，我不禁有些暗自吃惊：想不到久负盛名的她是那么的年轻，乍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原来她的名字在十六岁时就已红遍大江南北了。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象她这种年龄较早出名的艺术家身后必然会有着一番曲折的经历，果然谈起自已的艺术道路，邢晏芝声音里满是感慨……。 1948年10月20日，邢晏芝出生在苏州的一个评弹世家，父亲邢瑞庭15岁时就师从评弹名家徐云志习《三笑》，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评弹艺人。受到家庭的影响，邢晏芝自幼便对苏州评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性情温和，虽未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却很懂得时下被教育家们称为最重要的“欣赏教育”，十分注意给自已的子女创造一个宽松的学艺环境。对于女儿的在艺术上的每一个进步，哪怕是小小的进步，他都不失时机地给予表扬，这使小晏芝对评弹的兴趣更浓厚了。父亲每次外出演出只有四五岁的小晏芝总是跟在后面又哼又唱，有时父亲在台上表演，小晏芝竟然也会爬到台上跟着父亲象模象样地唱起来，观众见上来这么位可爱的小女孩，都忍俊不住，争着逗她讲话，小晏芝却不为所动，一本正经地唱着自已的弹词，直到表演结束才象小燕子一样飞下台来叽叽喳喳地跟逗她的人讲个不停。到了读书的年龄了，进了学校的邢晏芝也从未放下自已心爱的评弹艺术，每逢寒暑假，她都要跟父亲赶场子。父亲表演的的那些曲目，她都能一一唱出。或许是长期的艺术薰陶的缘故，十六岁那年，小晏芝和哥哥邢晏春第一次正式登台表演长篇弹词《杨乃武和小白菜》便引起了轰动，成了远近闻名的“评弹小艺人”。中学毕业后，小晏芝经人推荐进入了常州评弹团。常州文化局局长赵宗昌是一位爱才、受人尊敬的干部，他非常喜欢这对颇具艺术天赋的褡裆，并将她俩列为评弹团里重点培养对象。小晏芝很庆幸自已能遇上这么一位好领导，对自已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然而，正当小晏芝在艺术道路上展翅飞翔时，十年文革开始了。 1966年一场红色风暴席卷全国，首当其冲的就是文艺界。赵宗昌被打成走资派，而在评弹界正在走红的小晏芝也被戴上了一顶“反动学术小权威”的帽子，并被列入走资派培养的“三名三高”式的修正主义接班人（“三名”即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三高”即高工资高奖金高待遇。）当时邢晏芝只有18岁。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啦？看到许多同龄人都成了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光荣的“造反派”，而自已却成为“革命”的对象，小晏芝百思不得其解。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深受老百姓尊敬和爱戴的艺术家们一个个被打翻在地，更让她不懂的是，平时观众那么喜爱的，自已魂牵梦绕的苏州评弹竟然也难逃厄运。一次，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到上海听了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后，竟大发雷霆，斥责评弹是“靡靡之音，听了要死人。”江青此言一出，评弹便被打成“小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而遭禁锢。各地评弹团也被改为歌舞团或文工团。一批十分优秀的评弹演员也被赶到牛棚，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小晏芝虽然没有被下放到农村，但作为“黑派”人物，却也未能免遭被关押、批斗、劳动改造、写检查之苦，甚至连家也不让回，尽管常州离苏州只有一个小时的火车。有一天，思家心切的邢晏芝终于忍不住了，她和哥哥趁造反派出去串连，没人看管的机会，带着琵琶，背着行李，借口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偷着从单位溜了出来，从常州步行到苏州，在路上整整走了两天，回到家以后，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才恢复过来。 生活上的艰难有时对一个人来说还能克服，而精神上的痛苦对一个人来说有时是很难摆脱的。好在邢晏芝艺术天赋和表演才能在团里一致公认的，因而在造反派看来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在文革十年中，她的生活总是在批斗—演戏——劳动改造这条轨道上日复一日地运行着。他演过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白毛女》等许许多多的文艺节目，但作为“黑派”人物，邢晏芝演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如《槐树桩》中“黄光美”一类的反面人物，有时主角演的不到位，团里也只好派她去顶一下，因而她也演过韩英等正面角色。由于她对分配给自已的每一个角色总是尽心去演，因而他的表演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虽然不能再唱评弹了，但能继续从事自已心爱的艺术事业，邢晏芝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慰藉。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邢晏芝对苏州评弹有着一种深切的企盼，苏州评弹这颗民间艺术奇葩何时才能重新开放，自已何时才能再次登上评弹舞台呢？邢晏芝不知道，但她在无望中等待……。 第四章 吴侬软语最入耳(记著名评弹演员邢晏芝) 二 1976年金秋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文革结束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象其它许许多多民间艺术一样，苏州评弹在被禁锢了十年之后，又重新获得了新生，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评弹艺术家也重新走上了戏剧舞台。邢晏芝一经复出，邀请她演出的信函便如雪片似的飞到她的手中，“评弹啊，评弹，没想到我还有机会能唱评弹！”邢晏芝抚摸着琵琶，心情无比激动。在那些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在刻苦钻研评弹艺术的同时，她和哥哥邢晏春不辞辛劳，奔波于苏州与上海之间，从弄堂简陋的小戏台一直唱到上海一流的大剧院，所到之处，掌声不断。由于香港与上海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交往，邢晏芝又因此机缘应邀请两度赴香港演出，受到香港广大评弹爱好者的热烈欢迎。此时，邢晏芝评弹演唱技艺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表演说表清晰、嗓音清亮甜脆，除了精于缠绵悱恻，九转三回的特色外，更能翻出慷慨激越回肠荡气之新声。她娴熟苏州弹词各种流派唱腔，曾师从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祁莲方学习“祁调‘，同时也非常擅长”俞调“。她吸取弹词各派精华，经过不断的钻研、摸索，在唱腔上终于形成了具有自已独特风格的”祁俞调“。邢晏芝的名字在沉寂了十年之后又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的演出日程也被安排的满满的，全国一些大型的文艺活动也少不了邢晏芝兄妹俩的身影。尽管辛劳，但邢晏芝心情却非常的舒畅。她知道听厌了八个样板戏的观众太需要久违的评弹艺术了，作为一名演员还有什么比为自已所喜爱的观众演出而更令人快乐呢？ 1984年春，正是江南花红柳绿的时节，已从常州调到苏州评弹学校的邢晏芝接到了来自北京中国说唱团的一封快件，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央说唱艺术团团长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邀请她和哥哥邢晏春一道赴美演出的信函。苏州评弹到美国去演出，这在历史上可还是从未有过的呢。！侯大师为什么会想到邢晏芝兄妹俩呢，话还得从1981年春节联欢晚会说起。 1982年应中央电视台邀请，邢晏芝兄妹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上，邢晏芝和哥哥邢晏春演出的弹词开篇《百机闹春》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相声大师侯宝林也被苏州评弹那优美的唱腔所感染了。演出结束后，他邢晏芝兄妹热情地攀谈起来，自是侯大师与邢家，也与苏州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侯宝林应邀请率中国说唱艺术团赴美演出。以往侯大师率团赴美演出，带去的节目如相声、京韵大鼓、山东快书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方曲艺。这一次，侯大师看着节目单，总感到好象少了些什么。他眼前又浮现出三年前邢晏芝兄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精彩表演，耳边又响起了苏州评弹那优美的唱腔，心里豁然一亮，何不请邢晏芝兄妹俩一起赴美演出呢？这兄妹俩演得很好，到美国一定会有轰动效应的。于是，他连忙提笔邢晏芝兄妹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到美国演出？！苏州评弹要跨出国门了！”邢晏芝接到邀请，心里激动万分。“苏州评弹从来还没到过美国演出过，这次能得到大洋彼岸的认可吗？”邢晏芝可不象侯大师那么自信，激动之余，她心中又感到有些不安。为了这次出国演出，她和哥哥没白没夜地切磋技艺，不放过那怕是一丝一毫的小差错。苏州评弹是一种十分完美的地方艺术，她不愿让这种艺术瑰宝的形象由于自已的疏忽而有丝毫的影响。 1984年阳春三月，邢晏芝与哥哥邢晏春随侯宝林中国说唱艺术团一起飞越太平洋来到了美国纽约。艺术团到美国后的首场演出安排在纽约麦迪森花园中心，能容纳4000多人的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前来观看的除了唐人街当地华人外，还有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北方说唱艺术风趣幽默的风格使全场上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轮到邢晏芝兄妹上场了，场面还是笼罩在一派热烈的气氛中。但邢晏芝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面对台下观众，她显得那么从容，静气中透出一股江南女子特有的风雅神韵。仿佛受到感染似的，原本躁动热闹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一阵优美的琴声过后，兄妹俩那软糯的吴语唱腔便如泉水般汩汩流出，从台上一直流到观众心里，人们完全沉浸在苏州评弹那优美的旋律中去了。居住在唐人街的大多来自绍兴、宁波，远在异国他乡能看到来自祖国的演出已使他们激动不已，而苏州评弹那种特有的浓郁江南气息更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此时此刻，他们又仿佛回到自已的童年，与亲人们坐在洒满月光的小庭院里，一边品尝中秋月饼，一边欣赏着从收音机中播出的苏州评弹……。当台上一曲终了，台下还是寂静一片，也不知是谁的第一个掌声把现场观众从苏州评弹如梦如幻的艺术氛围中拉回到了现实，全场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目睹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笑脸，耳闻那雷鸣般的掌声，邢晏芝心里激动万分。想不到，苏州评弹在大洋彼岸竟有这么多的知音！她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艺术团首场演出的第二天，当地报纸便争先报道了这次演出的盛况，并称：这场演出，对评弹的反响超过了一切。侯宝林大师也是兴奋不已，苏州评弹为自已此行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他不禁为自已当初的决定而暗自得意。 纽约演出后，邢晏芝兄妹又随团到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演出，所到之处，都卷起了一股苏州评弹热。当邢晏芝再次回到纽约时，中国驻美领事馆官员高兴地告诉她：你们走后，苏州评弹在唐人街的余波延续了一个星期，大家都盼望着你们的再次演出呢，苏州评弹真是太有魅力了！ 美国之行后，邢晏芝又应邀出访过新加坡、朝鲜、加拿大、台湾、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的欢迎。台湾同胞还称赞苏州评弹是“我中华民族最美的声音。” 第四章 吴侬软语最入耳(记著名评弹演员邢晏芝) 三 作为一种地方民间文艺，苏州评弹那软糯动听的声音不知陶醉了多少南方的观众。然而在北方，由于语言的不通，许多人虽然为苏州评弹那美妙的旋律所感染，但却为听不懂其中的内容而苦恼不堪，语言上的障碍也限制了苏州评弹在北方空间的拓展。如何才能突破语言的障碍，使北方的观众也能完美地欣赏到苏州评弹那特有的艺术魅力呢？能不能用普通话来表演苏州评弹呢？邢晏芝决定亲自来试一试，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攻关课题研究组。 “用普通话来唱苏州评弹，真是乱弹琴，这简直是对苏州评弹的糟蹋！”此消息一出立即招来了评弹界一些保守人士的指责。艺术应当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传统的艺术应当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改革发展，用改革的方法去拓展北方市场有什么不好。在压力面前，生性倔强的邢晏芝没有退缩，她带着课题组认真地实践着自已的艺术设想。恰在此时青岛电视台主动派人到苏州来是询问是否能用普通话来演苏州评弹？原来苏州评弹在南方的影响也引起了北方的注意，这使邢晏芝兴奋不已，更坚定了她的这一改革想法。她决定把受到民间广泛喜爱的苏州评弹传统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改为普通话版。她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对弹唱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研究，使其更好地适应北方观众的口味。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普通话版的《杨》剧终于在苏州录制完成了。“这个新剧目能得到北方观众的认可吗？”望着那高高一叠磁带，象看着自已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邢晏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企盼。 1994年1月，邢晏芝带着几名学生与苏州广播电视局、苏州人民广播电台一行人起程来到了青岛。《杨》剧开播仪式放在青岛体育馆举行，不巧的是当时天正降大雪，“这么大的雪，观众会来吗？”望着窗外那纷纷飞的雪花，邢晏芝心中又平添了几份忧虑。早上七点过后，人们开始陆续进入了体育馆，一个，两个，三个……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到开播时偌大的体育馆竟被人流给塞满了。邢晏芝那颗悬着的心也松驰了下来。当一切准备就绪，邢晏芝和几个学生走上舞台开始为大家表演起来，那委婉悦耳、优美动听的曲调唱腔、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细腻生动的表演形式把人们带入引人入胜的艺术氛围，普通话版的苏州评弹那清新典雅的艺术韵味一开始便抓住了本来就对苏州评弹怀有好奇的北方观众……。演出获得了予期的成功，这使邢晏芝深受鼓舞。青岛演出结束后，邢晏芝又带着学生赶到北京，在老舍茶馆为北京知名文化界人士举行了普通话版的苏州评弹《杨乃武与小白菜》，并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演出结束后，专家们还就普通话版的苏州评弹在语言、组词、习惯等方面如何更好地适合北方人的特点相融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次北方之行邢晏芝和课题组受益非浅。 苏州评弹改版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邢晏芝对苏州评弹的改革热情。南曲北移是邢晏芝的一个心愿，但如何使苏州评弹更多地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则是长期以来一直盘旋在她脑海中的另一个问题。“评弹艺术要就观众！”他想起了评弹学校名誉校长陈云的这句话。是啊，没有观众，哪怕再好的艺术也会失去它的生命力。评弹艺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就”观众呢？那就是要跟随上时代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艺术要“就”时代，适应时代对评弹艺术的要求，邢晏芝决定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大胆地改革。 传统的评弹艺术是一桌两椅式的两人表演，这种形式当然有它的优点，如灵活便利，对演出场地要求不是很高。但我们这个时代是丰富多彩的，评弹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应当有多种多样，以适合不同层次的观众需求。能不能把其它兄弟姐妹艺术形式也吸收到评弹表演中来呢？在常州文工团时所经历的各种艺术表演使邢晏芝相信，这应当是可行的。她带领一班人马又投入到了对苏州评弹的又一轮改革中，在表演形式上，经过反复的艺术实践，她把合唱、大型歌舞引进了评弹表演，使苏州评弹这种原本属于小的艺术表演形式走出了一桌两椅的小天地，有了一种恢宏壮观的气势。在表演内容上，邢晏芝也突破传统的节目，把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新人新事新气象作为苏州评弹改革的重要内容。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贴近百姓生活的内容的完美结合，为苏州评弹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她表演的长篇弹词《三个母亲》和中篇弹词《红楼夜审》以其清新独特的风格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她的带领下，苏州评弹也是大戏连连、好戏不断，以载歌载舞形式通过农村机械品种的增加反映农村时代变迁的大型评弹歌舞《百样机》在苏州体育馆一经演出便引发了轰动效应，并获得江苏省第三届曲艺会演金奖，还被选送参加2000年华东六省一市元旦联欢会。由邢晏芝、邢晏春等演出的通过街坊改造反映苏州城市变化的评弹表演唱《搬家乐》在2001年一举夺得全国创作、表演、新节目等三项“文华”大奖，并通过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向全球播映。通过展现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婚俗变迁反映社会新时尚的《迎亲曲》荣获全国评弹会演表演奖。当然，邢晏芝的眼光并不局限在反映苏州变化上。1997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中国文联联合举办《孔繁森之歌》专题文艺演出，苏州评弹也应邀参加这次文艺表演。接到这一任务后，邢晏芝带领8个学生在短时间内根据邱肖鹏在参加百名作家采访孔繁森先进事迹后创作的《孔书记，我们怀念您！》进行了排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这场大型文艺演出中，这出戏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正是在这次演出中，江泽民总书记向文艺界发出了“文艺要弘扬主旋律”的号召。1996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在晚会上，邢晏芝以一曲《蝶恋花》受到江泽民等中央四套领导班子的亲切接见。1998年12月22日，邢晏芝又带领学生参加了歌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春潮颂》大型文艺晚会，在晚会上，邢晏芝又以一曲弹词开篇《大江一曲向东流》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由于邢晏芝和同事们的努力，苏州评弹在近几年中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艺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然而，在成绩面前，邢晏芝显得很谦虚。她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她说，苏州评弹之所以在最近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苏州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是分不开的。苏州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苏州评弹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注入了新的活力，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苏州人的心胸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阔了，对于任何领域的改革都非常地支持，对于任何新生事物都能接并且很快地接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使我的改革进行的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 吴侬软语最入耳(记著名评弹演员邢晏芝) 四 苏州评弹之所以能有今天发展的，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其关怀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资深的评弹艺术家，邢晏芝在这方面感受尤深。 在老一辈的领导人中，出身于上海的陈云要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评弹迷了，并且对苏州评弹有着很高的造诣。早在文革前陈云与邢晏芝的父亲邢瑞庭就有着深厚的交往。凡邢瑞庭演唱的弹词开篇，陈老总是要借去看看、研究一番，并在上面写了很多评语，如今陈老看过的书邢瑞庭还完好地保存着，成为老一辈领导人对苏州评弹关怀的历史见证。1962年苏州评弹学校建校，陈云还欣然接受邀请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从此，陈老对苏州评弹更多了一层关怀，对新时期如何使苏州评弹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他说：评弹艺术发展要“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过老的。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节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要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节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多少年来，邢晏芝正是遵照陈老的教诲，在评弹艺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她在苏州评弹艺术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也并赢得了陈老的称赞。 一次评弹学校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份中央重要文件派专车送来，要学校派人去取。评弹学校闻之连忙派人赶到火车站，原来这所谓的“重要文件”是陈云赠给邢晏芝兄妹的两幅手书。邢晏芝打开一看，几行苍劲有力的大字映入眼帘：“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陈云八十六书赠邢晏芝。”手捧陈老这幅手书，邢晏芝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她的眼睛湿润了。这不是一份普通的题词，它饱含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苏州评弹艺人的关怀啊！为了使陈老随时了解苏州评弹的发展情况，受学校委派，邢晏芝每年都要带同学们去陈老那儿进行汇报表演。陈老生病以后，长期在杭州西子宾馆疗养，汇报便从北京转到杭州。邢晏芝每次带学生到杭州去，陈云总是忘不了询问父亲邢瑞庭的情况，每每听到学校的发展，陈老脸上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汇报结束后，陈老还总是忘不了自掏腰包请邢晏芝一行“撮一顿”。 除了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苏州评弹的发展也非常的关心。几乎每年邢晏芝都要带学生到北京参加诸如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型纪念文艺晚会、中国首届艺术节等全国性的重要文艺演出，而每次去北京，邢晏芝一行都要为中央首长举行专场演出。1994年邢晏芝带领学生在北京老舍茶馆举行南曲北移演出后，邢晏芝兄妹俩又在中南海西花厅为江泽民、朱镕基、李鹏、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了苏州评弹传统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江泽民和曾庆红及李鹏夫人朱琳都曾在上海工作过，对苏州评弹都能听懂。朱总理、李鹏委员长虽然听不懂，但他们也被软糯好听的苏州评弹深深地感染了，听得非常认真。演出结束后，江泽民问朱总理：“评弹你听的懂还是听不懂？”朱总理笑着说：“不打幻灯字幕我听不懂。”江总书记不无自豪地说：“不打字幕我也听得懂。”江总书记又问：“邢晏芝你认识吗？”朱总理抱歉地摇了摇头：“不认识。”江总书记遂指着邢晏芝、邢晏春对朱总理说“她是从苏州来的，你看，兄妹俩长得象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呢！”朱总理仔细地看了看她俩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江总书记又和朱总理谈起了个人业余爱好。朱总理问江总书记：“你会吹箫吗？”江总书记答道：“箫我也会吹。”江总书记知道朱总理胡琴拉的也很好，便说：“什么时候我们也来表演一个，你拉胡琴我吹箫。”在场的人员都被江总书记和朱总理那风趣的谈话所感染了。本来李鹏委员长并没接到请柬，只给他的夫人朱琳发了一张。李鹏开玩笑地问办公厅人员为什么没给他发他发请柬。办公厅的人说：“我们只发给听得懂评弹的人。”在场人员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江总书记兴致很高，一直说个不停，警卫员怕江总书记累了，不让他讲下去，但总书记依然兴致勃勃，一点也没有结束的意思，气氛很是活跃。在一旁的邢晏芝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央领导人之间这么风趣地谈笑风生，心里也感到热乎乎的。 一番笑谈之后，江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和邢晏芝等演员合影留念了。在排队时，朱总理特地安排邢晏芝和江总书记坐在一起，并把江总书记右边那个属于自已的位置让给邢晏芝，还热情而又风趣地对邢晏芝说：“我给你留了个好位置。”邢晏芝那里敢当，连忙推辞说：“总理，您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但朱总理执意要她坐下来。江总书记也微笑地看着邢晏芝，邢晏芝这才坐了下来。想不到中央领导人竟是这般的和蔼可亲，邢晏芝和同事们心里十分感动。苏州评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也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片心血啊！ 在半个多世纪的评弹艺术生涯中，邢晏芝为苏州评弹的发展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先后获得国家一级演员称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文华大奖等多种荣誉。今年五一节，邢晏芝又被授予“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面对荣誉，邢晏芝很谦虚，她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苏州评弹这朵传统文化的艺术奇葩上增加了几朵花瓣而已。作为评弹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她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为评弹艺术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多年来，她将办学、创作与表演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苏州评弹学校的发展创出了一条新路子。如今苏州评弹学校已从当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200余人，并开设了几个大专班，办学水平也不断提高。看到从学校走出来的一批批评弹新秀，邢晏芝心里也充满了自豪和欣慰。听到她如数家珍似的报出一串串评弹舞上后起之秀的名字，我突然明白了当初邢晏芝为什么不去评弹团而要调到苏州评弹学校工作的缘由，不得不佩服她目光的远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邢晏芝这样一批对苏州评弹艺术怀着执着追求的艺术家，苏州评弹这朵艺术奇葩一定会越开越艳！ 第五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记著名滑稽剧演员顾芗) 一 提起苏州的滑稽剧，年龄稍大的一定会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小小得月楼》中的那个天真活泼的乔妹，而孩子们则会拍着小手欢快地唱起苏州滑稽剧团近两年上演的《一二三、起步走》中的主题歌来。其实这首歌不仅孩子们唱，大人们也唱。不仅苏州唱，从首都北京到南国广州，凡是有该剧上演的地方也都在唱。一个文化底蕴并不深厚的小小滑稽剧何以会在全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苏州的滑稽剧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后，近十多年来又再度辉煌，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访了我国滑稽剧界绝无仅有的二度文华奖、二度梅花奖双料得主、苏州市滑稽剧团名誉团长顾芗。其实，凡对苏州滑稽剧稍知一二的人对顾芗并不陌生，无论是《小小得月楼》中的服务员乔妹、还是《快活的黄帽子》中家庭主妇阿毛、抑或《一二三，起步走》中的乡村小姑娘安小花，在一出出令人捧腹而又发人深思的滑稽剧中，顾芗这位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高超的表演技艺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活泼令人难忘的舞台艺术形象。至于在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舞台艺术形象背后又蕴藏有多少艰辛，多少酸苦，那只有顾芗自已最清楚不过了，难怪她那散发着淡淡幽香的名片上要印着“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文字来。 与许多成长于书香门弟的艺术家不一样，1952年顾芗出生于苏州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从铁路幼园到铁路小学再到铁路中学，用顾芗自已的话说她是枕着铁轨长大的。许多人在探讨艺术家成功的秘诀时，总时喋喋不休地大肆宣染家庭艺术氛围的对于艺术人才成长的重要，仿佛没有这一因素，就成不了大家似的，或者成了大家总有什么缺憾似的。其实对顾芗来说，家庭的出身并不妨碍她在艺术上的发展，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普通的家庭出身使她在将来艺术生涯中完全不受传统的约束。从幼儿园到中学，从学校广播站广播员、文艺节目主持人至歌咏队里的“金嗓子”，顾芗一直是学校文艺骨干。如里没有那场红色风暴，顾芗也许会沿着从艺术院校到专业剧团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一个学院派的艺术表演家。事实上，象她这种年龄且颇具艺术天分的人大多都有着同样的经历：下乡、文工团、样板戏，生活的舞台同时也是艺术的天地。1966年，穿上大衣也不到九十斤的顾芗来到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成了一名军垦战士。由于她的能说会唱，不久便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分子。在农场，这位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白天劳动之余，晚上又用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喉为战士们驱走了一天的疲劳，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军垦农场的“小百灵鸟”。1972年，顾芗因其出色的表演才能被调到金湖县文工团，成了一名专业演员。她的艺术生涯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文工团，她演过歌剧、话剧、京剧、沪剧、淮剧，黄梅戏，饰过江水英、韩英、阿庆嫂等许多那个时代舞台红主角。回顾那一段下乡的生活，顾芗话语里总是透着一种温馨，一股深情。正是这一段下乡的生活为她后来从事的滑稽剧表演打下了深厚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底。因为滑稽剧与其它剧种不同，它的体裁反映的大多是生活中的小人物，演员的表演也比较综合，需要多方面的素质。不过，从歌舞转到戏曲，又从戏曲转到滑稽剧，这种角色的转换顾芗走的也并不轻松，甚至有时还很痛苦。1980年，顾芗随着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土苏州，成了苏州沪剧团的一名演员。恰巧那时正值古装戏回潮，沪剧团的生意很不景气，顾芗到沪剧团不到两年该团便停办了，她也因此转到了苏州市滑稽剧团。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本来做了十多年的歌舞戏曲表演，继续沿着先前的路子发展，自然会得心应手一些。但现在却要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在这个领域自已究竟会做的怎么样呢？顾芗心里很是没底。但组织上多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使她养成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对工作极其认真的态度。不管什么工作，也不管当初个人喜欢不喜欢，她总是认认真真地去学去做，而且不做则已要做必尽量做得完美一些。也正因此，顾芗一到滑稽剧团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角色中去。没多久，她便深深地喜欢上了这朵年轻而又充满生机的艺术小花。更令她感到庆幸的是，她进入滑稽剧团时正是相声、小品走火的时候。这也不难理解，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为尽情释放十年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人们太需要发笑的艺术了！尽管从未涉足过滑稽剧，且新来乍到，但团领导对顾芗给了充分的信任。就在这一年，滑稽剧团推出了一部重头戏《小小得月楼》，并安排顾芗在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风趣活泼的服务员乔妹，当时顾芗已过而立之年，而剧中的乔妹二十刚出头，她能扮好这个角色吗？团里许多人都为她捏着一把汗，顾芗自已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顾芗刻苦钻研滑稽剧的表现技巧，认真揣摸乔妹的性格特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剧中顾芗通过那欲言又止、欲擒故纵的冷面滑稽表现，把一个天真幼稚、娇矜任性的乔妹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团上下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了这台戏后，又把它从舞台搬上了影幕，顾芗也因此为更多的观众所了解。继《小小得月楼》后，顾芗又先后主演了《满意不满意》《店堂里的笑声》《大惊小怪》《近在眼前》等，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第五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记著名滑稽剧演员顾芗) 二 当时光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过文革后十多年的艺术探索，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迎来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许多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花朵都焕发出了眩目的光彩。然而，对于滑稽剧这个年轻的艺术品种来说，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艺术品味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艺术的要求要求自然也很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艺术更多地走向了市场，没有市场，不要说发展，就连维持也很困难，当年沪剧团等许多文艺团体的停办使顾芗和她的同事们时时感受着一种生存危机。如何使苏州滑稽剧这朵小小的艺术奇葩在新的形势下开得更鲜更艳？如何使苏州滑稽剧在激烈竞争的演出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顾芗心头，令她寝食难安，她是那么的热爱滑稽剧，她把自已的生命早已深深地融入了这朵小小的艺术之花中。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滑稽剧，她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样子？而长期的艺术实践告诉她，要使滑稽剧能够更多的走向观众，必须要有精品意识，只有出精品，而且多出精品才能永保青春活力。当年苏州滑稽剧不正是凭着《小小得月楼》《满意不满意》这样的精品而风靡全国的吗？然而要出精品，光是墨守传统是不行的，必须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出精品。而比起其它许多传统剧种如京剧、昆剧来说，创新对于滑稽剧来说更有其优势。滑稽剧种擅长演现代戏，因而演员施展的余地也比较大，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灵活，不象京剧，老旦、花旦、小生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比较固定，容易受传统套路的影响。在这里，几无现成的规律可寻，演出完全靠的形体、语言等自已去把握，滑稽剧的这种特点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此，顾芗一方面虚心向前人学习，潜心研究著名滑稽名家张幻尔等老一辈艺术家创造的冷面滑稽表演流派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艺术创新的实践，经过与同行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了苏式滑稽“重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冷隽幽默、爽甜润口、滑而有稽、寓理于戏”的独特艺术风格，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快活的黄帽子》是苏州滑稽剧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推出的一部新戏。在戏中，顾芗饰演一位贤惠胆小，处处顺从丈夫的好妻子阿毛。这个角色在戏中只是一个配角，一般来说，配角的戏比较零碎，没有大段成块的戏，人物性格塑造难度很大。但顾芗硬是凭着着一股子坚忍不拔的倔强劲啃下了这块硬骨头。阿毛的丈夫是个搬家队的头头，天天给别人搬迁新居，自已却一家五口住在仅仅6平方米的小屋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阿毛在心里上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顾芗抓住了阿毛的这一心理特征，并将其外化为人物特有的外在体现：絮叨。在剧中，拎着大包小包上场的阿毛把锅碗桶盆弄得叮当作响，嘴里还振振有辞地叨着“结婚六年只有六平方米”，使人一下子就体会到了作为搬运工妻子的窘态和辛劳，而那句“穷要穷得有骨气，穷得开心，穷得潇洒”反反复复口头禅将阿毛在困境中找乐趣，困境中不失骨气的性格特征刻画的淋漓尽致，使人物的形象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升华。每当戏中出现这几句台词时，观众便忍俊不住，笑声骤起。顾芗以真实的心理刻画弥补了戏剧的细节缺陷，使得阿毛的形象一下子融入到观众的心坎里。顾芗也因成功地饰演阿毛这一角色荣获中国第九届戏曲“梅花奖”，这也是苏州滑稽剧团取得的第一个梅花奖，同时也预示着苏州滑稽剧第二个春天的到来。继《快活的黄帽子》成功上演之后，顾芗和同事们又为全国的观众送上了一道精美的滑稽大餐—儿童新喜剧《一二三，起步走》，这道大餐把苏州滑稽剧推到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峰。这部戏也是顾芗在滑稽剧艺术表演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二三，起步走》源于苏州滑稽剧团创作的《小城故事多》，讲的是16岁的山村女孩安小花陪老师苏慧芬来苏州联系城乡挂钩，联合办学事宜。由于城市同龄男孩孙发发的一场恶习作剧使苏老师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安小花为了解决苏老师住院费，毅然去做钟点工赚钱。恰巧她去做钟点工的这户人家正是孙发发的家，剧中围绕着安小花与孙发发、孙发发父母还有孙发发的班主任之间的纠葛展示了同龄人之间、师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城市与乡村几代人之间在思想、行为、道德上产生的碰撞。这是一出教孩子们如何在人生道路上起好步的好剧本，但如何把它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且做到“来于剧本，高于剧本”这就要看演员的艺术功底了。大家在研究这出戏的主角安小花的饰演者时不由得想起了《小小得月楼》中的乔妹，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顾芗。这对顾芗艺术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当年演乔妹时，自已的年龄和乔妹只相差十来岁，而现在自已毕竟46岁了，和剧中安小花相差了整整三十岁！看着大家那信任、期待的目光，顾芗毅然接受了这个挑战。滑稽剧与其它剧种最大的不同就在“滑稽”两字，因此剧中的“噱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抖包袱”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滑稽戏人物形象能否在舞台上立起来，能否经得住观众的品味。为了演好安小花这个角色，顾芗潜心研究剧本，对全剧表现手法和表现方式，从人物的台词语言到形体动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力求一个眼神，一句台词即能把人物的特征和心里活动自然生动地展示出来。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顾芗终于在舞台上通过身段、面风、语言、动作，将一个山村小姑娘安小花那栩栩如生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安小花初见不爱劳动的孙发发一边打扫卫生一边不停地发着牢骚时，说“这个人好玩着呢，一个人自说自话。”虽然只是一句极普通的台词，然而经过顾芗用纯正而流利的苏北方言处理后，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引来观众一阵轻快的笑声。在另一段戏中，当班主任王枫老师为安小花的事迹感动得流下眼泪时，安小花便立即把自已的手帕递了上去，王老师擦完后习惯地把它放进了自已的口袋，安小花把小嘴一噘说：“手帕是我的！”这句台词把乡村女孩天真烂漫的童心表现的淋漓尽致。还有当孙发发讽刺安小花是“乡下人”时，安小花便立即更正道：“是农村的”，虽然只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方法，但对突出两人的性格冲突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顾芗这类意味深长的“小噱头”在剧中比比皆是。著名评论家刘厚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对顾芗的戏这样评道：“（她的戏）没有故作夸张，追求廉价效果，她是顺着角色性格，用柔中有刚的办法，准确的善良、苦恼，从而发生了喜剧因素。”《一二三，起步走》在广州的首场演出，便获得了一片叫好声。当地报纸评论称：“一二三起步走走近精品，苏州滑稽剧团轰动羊城”。这出戏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小故事。每一场演出后，学生都久久沉浸在故事中不能自拔，雷州市某中学的一位女同学流泪看完演出后掏出了身上仅有的60元钱，硬要塞给安小花，说是给苏老师治病用的。到后台找“安小花”“孙发发”签名留念的队伍也排了好长好长。有的学校还特请剧团录制了该剧的主题歌，准备在学校经常播放，教育学生学习安小花，健康朝前走。 《一二三，起步走》虽然只是一部儿童剧，但是它的影响并不仅仅止于儿童，大人们看了也无不为之动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赵勇同志说：“这即是一台非常适合青少年观赏的好戏，又是寓都于乐于成年观众的好戏。”难怪一位日本母亲看了此剧回到东京后，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这是一台“笑破肚皮，揩湿手绢”的好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来苏州考察时看了这出戏后动情地说：“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明天。你们创作演出得很好，寓教于乐，应该到北京去演出。”在北京演出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前来观看，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北京看了演出后称赞道：“这是一台让人发笑、令人发愤、催人奋进的好戏。你们演得好。”文化部常务副长李源朝说：“该剧获‘文华大奖’，奖牌是我颁发的，但一直没有机会看，今天看了非常激动，名不虚传。”在北京演出期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还专门到演出现场录了一期节目并在全国播放。目前，该剧已在国内十三个省市广大城镇演出近千场，观众超百万。浙江、安徽、山东、陕西、云南、广西等许多省市一百多个兄弟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和京剧、话剧、桂剧、甬剧等数十个剧种都先后学习和改编移植演出了《一二三起步走》，一场小小的滑稽剧竟然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在舞台剧的历史上还是极为罕见的。 《一二三，起步走》的巨大成功为苏州滑稽剧带来了莫大的荣誉，该剧先后获得文化部第七届“文华大奖”、中宣部全国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96全国儿童剧新剧目评比演出一等奖、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98’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誉奖。在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上，该剧获得‘97中国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戏剧节的26位评委一致认定该剧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优秀作品，作为该剧的主演者顾芗继获得第二届戏剧梅花奖后，再获第十五届戏剧“梅花奖”，成为滑稽剧界绝无仅有二度“文华奖”，二度“梅花奖”获得者。 《一二三，起步走》把顾芗的滑稽表演艺术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脚步。2004年顾芗又因在《钱笃笤求雨》一剧中成功饰演许四娘一角荣获第14届白玉兰戏剧艺术表演奖。同年五月，在全国第五届中央电视台小品大赛中，顾芗更是凭借在《面试》中扮演一名98岁高龄风趣幽默的老太一举获得职业组唯一最佳女演员奖。 第六章 永远的文化战士(记著名版画家黎鲁) 一 初见黎老我真的很是惊讶，没想到从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位置退下来的这位革命文化老战士家中竟是如此的朴素，没有丝毫装修的老房子里，到处弥漫着一派五六十年代上海人家的怀旧气氛。和着这种特有的怀旧情调，黎鲁向我讲述了他的“峥嵘岁月”……。 黎鲁1921年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革命之家，父亲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关税自主及维护海关工人利益活动，并被推选为“海关华员联合会”（即海关俱乐部的前身）主席。（解放以后父亲因精通英语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过《罗马十一点钟》《维斯奥幸集中营》《好兵帅克》《忠诚》等数十部影片）。在父亲同事王纪华等革命同志影响下，在三十年代黎鲁就投身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那年，象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一样，正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的黎鲁怀着对革命圣地的美好憧憬，怀着一腔抗日报国的热情想奔赴延安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当他就此向自已一向崇敬的王纪华求助时，王纪华笑笑说：抗日不一定非得到延安去呀，在上海同样可以抗日嘛，你还是留在上海的好。就这样，黎鲁曾一度来到大复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被组织上调到地下党办的公开刊物《海沫》工作，从此成为我党文化战线上一名战士。在工作中，看到许多进步青年正是在革命文化的薰陶下走上了一条党指引的光明大道，黎鲁心里很是欣慰，并决定到学校进一步深造，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由于黎鲁自小喜爱绘画，便报考了上海美专二年级，并被录取。但党组织出于对黎鲁的安全考虑，决定要他再次投考新华艺专，这样黎鲁在1941年春进了新华艺专学习西洋画。此时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文化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在新华艺专，为了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学完课程，以便早日走出校门，黎鲁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为将来的文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后，黎鲁走出了新华艺专的大门，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文化战士，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在部队从事《战士文化》的编辑工作。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黎鲁在艺术道路上并没有朝西洋画的方向发展，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版画创作。因为版画创作的材料比较简单，一把刻刀，一块板子就行了，不象西洋画创作那样对创作工具要求较高。为了表现我军广大官兵的战斗生活，黎鲁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回奔波于各个战场，用手中的刻刀鼓舞着战士们的革命斗志，表现人民军队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进行的气势宏伟的战争场面。他创作的《殉难者》《仇恨》《鲁南民兵》《战斗间隙训练》《决战即将开始》《济南攻坚》《告别》等许多反映解放战争体裁的作品在《华东画报》《大众日报》等刊物一经发表便赢得了好评。《殉难者》创作于1946年，当时敌人突然向我解放军发起进攻，我军某政治部组织部长及某科长带领部队英勇作战，光荣牺牲，黎鲁得知此事，悲痛之余创作了这幅作品，并发表在《建军报》上。发表于《大众日报》的作品《鲁南民兵》生动展示了战斗间隙训练的场景。被版画三元老誉为华东老区优秀作品的《告别》曾在苏德日等国书刊转载，影响甚大，并被选入2002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早期版画珍品展》。该作品生动刻画了人民解放军在离开村子奔赴前线时与乡民们告别的情景，画面上有上门板、吹集合号、拉家常等种种细节，充分反映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气氛。 第六章 永远的文化战士(记著名版画家黎鲁) 二 解放后，黎鲁作为我党文化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那时连环画由于其形式贴近人民大众而成为党和政府组织人民最有影响的宣传武器之一，毛泽东为此还发出“要办连环画出版社”的号召。由于这一需要，黎鲁全身心投入连环画的编辑出版与管理中去了。上海是连环画的大本营，从1951至1958年黎鲁先后在华东人民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主持连环画工作。在这之前，黎鲁也在连环画方面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他创作的《金弟》、《阿发》曾在《解放日报》、《劳动报》进行连载。当时连环画体裁几乎是清一色反映现实生活的，为了更好地发挥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的作用，中央主持文化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便提出连环画要多搞一些古典东西，黎鲁深以为然，并身体力行主持编创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体裁的连环画作品。不曾想到被领导上批评为上海连环画界存在“厚古薄今”现象，说是古装、翻译、战斗故事太多。作为出版界连环画创作负责人的黎鲁当然为此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及至1958年8月出版界拔白旗，他被撤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职务，降为一般平民，并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黎鲁不是那种能上不能下的人，或许在战争年代目睹了太多战友的离去，他胸怀坦荡，无论何时何地，他从不埋怨，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从管理岗位上下来后，他又拾起了自已的老本行—木刻版画，从58年到62年，黎鲁创作了许多木刻作品，题材从古到今，颇为丰富。其中他最为珍爱的是那幅描绘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人物木刻作品，画面上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没想到这幅作品日后会成为他反党的一大罪状。当时因党在农村政策出了偏差，有人便借此指责黎鲁不安好心，创作这种木刻是要“鼓动农民向政府造反”，于是黎鲁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批斗。象文艺界许多人一样，黎鲁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历尽了波折，但他心里始终很坦然，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情感使他不象有些人在挫折中丧失信心，甚至采取那种被革命派称为“自绝于人民”的极端行为。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事实正象他所料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祖国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1978年，黎鲁在当了二十年的“平民”后再次走上了领导岗位，出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一直到1984年冬正式退休。 第六章 永远的文化战士(记著名版画家黎鲁) 三 作为一名版画艺术家，黎鲁对大自然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爱，而作为一名穿越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文化战士，那浸染着无数烈士鲜血的中华大地又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他。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惦自已曾走过的那些村寨，惦念着那里的人民……。终于有一天，年过半百的黎鲁便产生了退休后游遍祖国的心愿，于是1975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黎鲁利用五一节干校五天休假时间，骑着那辆五十年代买的“老爷车”（自行车）从上海到苏州作了一次跨省游。于是黎鲁惯于借助这种骑长途车的机会，静心集中思考着如何理解“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最高指示”的意义。那时道路很差，一路磕磕碰碰，但那种愉快的感觉却是从未有过的。正如他自已在游记中写的那样：也许是潜伏着的心态是发自客体的生机感和主体的亲缘感。当两类感受发挥到一定极致时，必然产生舒畅，无需他求。这次跨省游的感受对黎鲁周游全国的计划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而老画家钱鼎谈他如何跋山涉水，在风吹日晒下作画的种种乐趣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原本周游的计划中又增加了写生的内容。苏州之行回来后，他便计划着未来的全国游。1984年黎鲁终于退休了，久已企盼的心愿实现了，黎鲁那种激动的心情是用语言难以言表的。退休第二天，他便带着颜料、调色盒、水瓶、画板、画纸挂在车把前上路了。从那时起到93年为止黎鲁先后单骑游历12次，足迹踏遍了二十余省，写了《八山十七水》《速写十五省》。至今回忆当初游历路上的种种往事，黎老脸上溢满了怀旧和激动。黎鲁这种探古访幽、寻根索源的游历，和现在由导游带领下的旅行团是大不相同的，有时免不了要跑许多冤枉路。他在寻访陈独秀墓时就经历了这样的事，他在游记中写道：“出了安庆，在公路上一直注意着陈独秀墓地，路人先说是过了头，于是回头找，又说还在前面，后来有一骑车人热心带路，结果他也迷失了方向，绕了好多冤枉路，再连问几个路人，穿过小路，绕过水塘，转了几个弯子……为找墓足足用去两个小时。”其实这样的经历在他的单骑生涯中不知有多少。现在回头想想，觉得这路其实走的并不冤枉，因为它使自已的游程显得更富于乐趣。还有一次，黎鲁在宁夏某地秦渠公园大门外画速写，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只听得有人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画这个？”黎鲁说：“老了，还画不好。”那人知道黎鲁误会了他的意思便说：“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么大年纪，怎么不好好在家享受享受？”黎鲁笑着说：“我这不是在享受吗？”当他画完到公园门口取自行车时，这群人看到车子上的上海牌照，很是惊讶，连连向他翘起了大拇指。 其实出游的收获不止愉悦了黎鲁自已，他在游历过程中创作的数百幅速写作品配以简洁朴实的文字，也给读者以爽心悦目的享受。上海著名老版画家，也是黎鲁的老朋友杨可扬在为他的《速写十五省》中这样写道：“收集在这里的三百多幅速写作品，有的极为认真精到，具有很高的水准……带着浓浓的乡士感情和深深的思念意义”“单骑超万里，带写十五省，导读兼卧游，赏心又悦目。这就是我作为最初一批读者中的一个总的感觉。” 第七章 历史不会忘记(记袁殊同志) 重要的人物 被朱德称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的他可谓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创办的《文艺新闻》最早将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他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后来的汪伪政权，官至汪伪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从一个名噪一时激进的左派青年沦为“大汉奸”。在敌营十四年，他忍辱负重，不辱使命。他利用自已的特殊身份为我党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他将日本“南下”绝密情报通过延安转给苏联，使苏联及时调整部署，有效地抵抗了法西斯德国的入侵。他还利用自已的关系从敌人手中成功营救了为数不少的中共党员、新闻记者、新四军战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后，由于受潘汉年案株连，他入狱长达二十年之久。他的名字至今还很少为人所知。 他就是我党新闻及情报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袁殊。 当历史已成为过去时，我们不能忘记象袁殊一样在那个特殊年代在特殊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们。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应该忘记！ 谨以此文纪念袁殊同志！ 袁殊本名学易，湖北蕲春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母亲贾仁慧乃书香人家出身。早年曾在上海狂飙社出版部当小伙计，后担任过国民党报纸副刊编辑。北伐时期加入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脱离部队，回到上海参加了由几个进步文学青年组织的《狂飙》社发起的狂飙运动。1925年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独创一片“清净的天空”，并于1929年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次年回国。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袁殊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中心的报纸—《文艺新闻》。由于《文艺新闻》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办报宗旨，自它创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些左联成员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艺新闻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联消息外，在论及中国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常常起到了带有指导性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袁殊创办的这份《文艺新闻》不但坚持报道的公正性，还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当年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披露出去的。 第七章 历史不会忘记(记袁殊同志) 最早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平日比较熟悉的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主持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他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纸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 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3期1版头条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5号第1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两封读者的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6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因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导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已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 《白莽印象记》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园的老友、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鲁讯对此也是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第七章 历史不会忘记(记袁殊同志) 打入中统军统 两度被捕 加入党的秘密战线后，袁殊起初仍以《文艺新闻》社长身份活跃在社会上。1932年6月《文艺新闻》停刊后，袁殊利用自已先前的影响和关系进入与国民党有关的新闻事业圈子，以记者职业作掩护，一步步深入到敌人的中上层社会。他首先按照王子春指示打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手下的一个特工小组任职。由于“工作出色”取得吴醒亚的信任于1933年春进入吴醒亚、潘公展领导的法西斯反共秘密团体“干社”，担任了“干社”情报组长，为我党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党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与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情报工作性质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危险性。在隐敝战线上，尽管袁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凭借自已的机智和勇敢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险，但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三十年代上海那桩“怪西人案”中，他还是没能逃脱出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逮捕。 1935年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威特曼（waltom）派手下翻译去看望住在上海东亚饭店的国民党驻武汉行营二处专员地下党员刘思慕之妻儿，为埋伏的军统特务所捕，这个翻译经不起特工严刑拷打将威特曼供了出来。威特曼因此被捕，但他在审讯中什么也不承认，甚至连国籍姓名职务都不讲。一无所获的军统特工在威特曼笔记本中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及电话号码。军统特工于是诱捕了威特曼与袁殊联系的秘密交通员，由于交通员的叛卖指认，袁殊被军统特务逮捕。在审讯中，袁殊除了称自已参加‘中统’的内情外其余一概不说。由于从两人口中没有得到什么在他们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国民党便通过法院判了威特曼二十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两年零六个月。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后又被转入湖北反省院，后通过其父袁晓园的关系，经过疏通，八个月后被保释出来。 袁殊出狱后，冯雪峰代表组织决定派他去日本，并告诉他如果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就立即回国。袁殊于是在妻子马景星陪同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读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时也向避难在那里的郭沫若学甲骨文。 1937年4月，鉴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排华事件不断发生，组织上考虑到袁殊的安全，决定让他立即回国。袁殊回到上海后，在夏衍领导主持下的《时事新闻社》编辑发行有关日本问题的小册子。一个月后，潘汉年根据组织决定找到袁殊要他继续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并想方设法重新打入敌人内部。 正当袁殊为此而费神时，不曾想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到他的住处来找他了。原来袁殊在中统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尤其是当他得知袁殊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便打算拉袁殊加入军统，以便利用他来沟通军统与日本人的关系。袁殊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当即予以批准。于是，袁殊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主要成员，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报组组长、第三站站长。 就在袁殊打进中统和军统后不久，鉴于国共合作局面的开始形成以及中日战争的日趋临近。根据党的指示，袁殊的工作重心也转向了获取日本人的情报上。他又利用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关系设法结识了日本驻上海特工人员岩井英一，并很快取得了岩井英一的信任，与之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随后他又通过岩井认识了后来成为汪伪政权高级顾问的日本军部军官影佐祯昭。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通过这条线取得了许多关于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 1939年，袁殊遵照潘汉年指示，利用军统力量，组织抗日工人挖掘地道，安装炸药，准备摧毁汪伪上海76号魔窟时，因为秘密投靠汪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出卖又一次被捕，并被关押在76号魔窟。令袁殊不曾想到的是，在如何处理自已时，汪伪特务头子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76号魔窟特工头子丁默村主张杀掉袁殊，而另一特务头子李士群因与袁殊在中统“干社”共过事，知道他是个日本通，认为此人有“可用之处”，主张刀下留人。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上报汪伪政权二号人物周佛海，周佛海采纳了李士群的意见决定不予处决。 袁殊被捕后，潘汉年心里十分着急，他立即找到袁殊妻子马景星，要她赶快与当时已升任日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闻迅后立即带了两个助手来到76号魔窟，向丁默村和李士群要人，丁默村和李士群那里敢得罪这个日本太上皇，只得扮起笑脸将袁殊放了。 第七章 历史不会忘记(记袁殊同志) 走出敌营 投身解放战争 1945年春，经过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抗日战争已到决胜阶段，中共号召沦陷区党员，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进攻的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在潘汉年的领导下，袁殊以合法身份，将镇江地区的伪保安团为基干，组成中华人民自卫军，利用日本在华情报机关人员，公开护送这支队伍，从镇江出发，穿过上海，来到杭州附近的七堡镇驻扎，待机应变。后来因为情况有变，这支部队一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收编，另一部分在海安战役中起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纷纷从空中、水上和陆上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中一些重要人员这时亦处在紧张的应变状态。袁殊则以其特有的机智和胆略以戴笠任命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指挥的名义为我党保护他和翁从六等多年经营的文化事业和财产以及一些准备交给地下党使用的枪支弹药。正当袁殊为此紧张奔波时，上海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袁殊立即转移到解放区去，一切行程均由恽逸群安排。但袁殊却放不下手中的工作，迟迟未动。一天夏衍在街上遇到袁殊，急迫地对他说：“快走，还等何时！”袁殊这才在我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交通员黄炜护送下，与翁从六等人通过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驻队，又穿越国民党军队管辖的狼山地区，从水路进入淮阴解放区。时任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饶漱石接待了袁殊，并安排他在由杨帆任部长的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担任第一工委主任，负责做国民党统治区即宁沪一带地区的策反工作，并根据党的需要，更名为“曾达斋”。 袁殊离开上海后，一度在敌占区中扮演反派角色的“大汉奸”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的离去也引起了许多猜测。南京一家小报还发表过“袁殊病逝”的报道。 袁殊到达淮阴解放区不久，国共两党便举行了举世闻名的重庆谈判，根据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我党将在华中的部队撤往山东，袁殊也随军进入山东解放区，在李一氓领导下，以高级研究组组长身份参与了新解放区城市建设的试点工作，并协助有关方面对当时俘获的国民党军官进行审查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袁殊又随李一氓前往大连，负责调查日本投降后留在大连日本科学家与技术人员情况，并多次来往于香港从事文物经营及特种贸易，为解放战争筹措经费。 新中国成立后，袁殊在李克农主持的一个部门工作，并应邀作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冤案牵连，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7年袁殊服刑期满，尚未跨出监狱大门，却又被四人帮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姚文元带着打手三番五次对他进行提讯，这样袁殊在监狱里又度过了整整8年时间，直到1975年才出狱，此时距他跨进监狱大门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 1982年9月2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合议，认定1955年对袁殊的判决失实，决定撤销原判，宣告袁殊无罪，恢复党组织生活，袁殊名字也恢复使用。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第九章 木机声声谱新曲(记著名缂丝大王王金山) 一 初见王金山，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这就是首批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个大名鼎鼎的缂丝大王么？硕大的脑袋、饱满的天庭，下垂的双耳，响亮而又粗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豪气，哪里还有什么缂丝艺术家的影子呢，倒是和影视里那些常见达官贵人没什么两样。“您是怎么学起缂丝来的？”虽然他递过来的名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王金山”几个字，但我的言语中还是不免有些疑惑，不过这种疑惑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能言擅谈的王金山谈起自已的艺术之路时不一会儿便魔术般地使我感到缂丝大王王金山就应当是眼前这个样子的……。 1939年王金山出生于苏州一个普通人家。兄妹中排行第四，七八岁便开始写字作画。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以水代墨在桌子上照字贴练。有时干脆在古运河边用树枝在沙上练。时间一长，小小的王金山居然练就了一手好字，引得邻里赞叹不已。也正是凭着这手好字，从小学到中学他总是把班里的墙报弄得锦上添花般地动人，那时他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书法家。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不那么尽人意的，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初中毕业后的王金山没有继续自已的学业，不是不想读，而家里实在是没钱供他念书了，尽管他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为了儿子将来有一口饭吃，父亲把属虎的王金山送到了苏州工艺美术刺绣生产社学艺（苏州刺绣研究所前身），跟七十多岁的著名缂丝艺人沈金水学缂丝艺术。 缂丝也是我国古老而稀有的手工艺术，始于隋唐，发展于宋代，它是用“通经断纬”的办法在木机上编织丝织品传统工艺，具体地说就是以生线作经线，彩色熟丝作纬线，用竹叶形的小梭按图稿局部地一丝一丝地挖织，而且每换一种颜色就必须另用一只小梭，织造一幅作品，往往需要变换数以万计的梭子，其功夫之深，织造之细在传统工艺中实属罕见。由于缂丝在织物的图案与素地接合处略显高低，呈现一丝裂痕，犹如镂刻一样，故而又称为刻丝。缂丝在宋室南渡后流传至苏州一带，明代时苏州已拥有一批能工巧匠，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特别是南宋缂丝大家沈子蕃，江东朱克 缂丝作品尤为冠绝，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明代缂丝作为宫庭艺术，用其制龙袍，延至清代，缂丝工艺品成为供奉皇室的贡品。 尽管王金山以前的生活与缂丝艺术隔着两重天似的，然而当他初次踏入生产社的大门时，看到那金壁辉煌的缂丝艺术作品和那并不显赫的木机时，他的心不由得震动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那么优美的缂丝作品就是用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木机织出来的！这种反差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他，此时此刻，那在缂丝老艺人手中灵巧地穿着小如竹叶的梭子，那在老艺人手掌摩挲下变成铜色的竹拨，那一根根夺紧了的彩色纬线，那映出经面上图案来的小圆镜和那把小巧而锋利的剪刀，都给了王金山以一种难言的跃跃欲试感。原先的惆怅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冥冥之中，他感到自已此生将与眼前的这台小小木机相伴为伍了。他进社的那一天，正是元旦后的第三天，王金山那感觉不仅是刚刚跨进了新的一年，更是跨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沈金水看到这个新弟子对缂丝是如此的着迷，一丝笑意浮上了嘴角，这个孩子简直就是当年自已的再现，是个好苗子啊。这也难怪，由于后继无人，缂丝这门被称为“活化石”正频临失传的危险，这怎不令这位把自已一生献给了缂丝艺术的老艺人痛心呢，他多么想多招几个弟子把这门手艺传承传下去，发扬光大啊！其实，为缂丝担心的不仅仅是沈金水等一批老艺人。王金山进社不久，苏州市为了抢救缂丝这个国宝，下决心培养一批新人，专门搞了一个缂丝班，招了十余名学生，王金山不用说就是这十余名学生之一了。 缂丝班成立后，沈金水老人几乎把自已全部精力投了进去，师傅教得细心，学生也学得努力。而王金山则更是憋着一股劲使自已成为学徒中的佼佼者。他与沈金水老人同住一个房间，师傅每一个技术细节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白天在工场里一梭一梭地练着，夜晚，则在小本子上一点一点地记着。春去冬来，老师傅的技艺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王金山那双灵巧的手，一年过去了，王金山对于 “结、掼、勾、抢”的缂丝技法已能运用自如了。这一切，沈金水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艺术道路上总是充满挑战、充满坎坷的。正当王金山在缂丝艺术道路上扬帆起锚时，1958大跃进开始了，王金山的同学们纷纷撂下手中的梭子，转到当时比较热门的无线电、钟表或剧团去工作了。平时热热闹闹的车间只剩下了王金山一个学生。当亲朋好友劝他另谋他路时，王金山摇摇头说：“不，即便只剩下我一人，我也要干下去！‘勤必有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努力，我相信自已一定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一年多的学徒，他早已深深地爱上了缂丝这朵民间艺术的瑰宝，他要为缂丝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的传承而努力。而在此之前，刺绣大师顾文霞英伦三岛作刺绣表演所引起的轰动也使他激动不已。有朝一日，我也要象顾老师那样，让世人领略领略咱们苏州缂丝艺术的魅力！从此，王金山更努力了。同学们都走了，教室里显得空荡荡的，但王金山并不感到孤独，小小的木机上，蝴蝶翩飞、花卉竞放、青山妩媚、绿水流长，他的心被自已手下的那一幅美丽的图画弄得春意盎然的。他的缂丝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从小件、册页，从屏条到中堂也在一天天成长着。终于有一天，当王金山把自已创作的大幅作品《百花齐放》展示在众人面前时，大家的眼前不禁一亮。想不到这么年轻的小伙子竟然创作出图案如此准确，色彩如此丰富，层次如此分明、形态如此逼真的艺术作品！一位客户当即将这份作品收入囊中。此后，他创作的十余幅宋代名画册页《竹枝白头翁》也被外宾抢购一空。他创作的一幅宋徽宗手卷《柳鸦芦雁图》在1962年荣获苏州市工艺二等奖。由于在缂丝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绩，王金山还出席了市里“先进徒工大会”，并应邀到学校作报告。 人们常说，艺无止境。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缂丝艺人，王金山显然要比老一代缂丝艺人站得高看得远。为了提高自已的缂丝艺术创作水平，王金山在沈金水学习时，还在画家顾仲华、石裕纯门下学习工笔画和图案画，后来又考入苏州市第二职工学院学习国画和文学，丰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使王金山摆脱了传统缂丝老艺人只能复制不能创作的局限，他创作的《采桑图》被选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苏州工艺美术展览会。他复制的宋徽宗的《柳鸦芦雁图》手卷以及唐伯虎的《仕女》等作品也获得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但王金山并不满足，他多么想有机会到北京、到世界去亮一亮相啊，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缂丝的发扬光大！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这种愿望终于在1963年变成了现实！ 第九章 木机声声谱新曲(记著名缂丝大王王金山) 二 1963年阳春三月，正是江南莺飞草长、花放蝶忙的时节，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和中国织绣专家魏松卿专程从北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请研究所帮故宫博物院复制一幅宋代缂丝名家沈子蕃作品《梅鹊》。研究所所长丁仪和副所长徐绍青接到这一任务心里既高兴又有些犯难。高兴的是，故宫博物院把这么重要任务交给所里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在派谁去完成这项任务时他俩犯了难。按理，这个任务非德高望重的沈金水莫属了。但沈金水此时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了，而且身体也大不如从前，缂丝可是一项需要体力的活儿，他能吃得消吗？去年，几位老艺人去上海博物馆复制《莲塘乳鸦图》不就是失手在了体力上么？那么找谁去比较合适呢？在所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王金山，对！此行非他莫属了，虽然他还年轻，但他的作品足以证明他是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 “王金山？王金山是谁？”当魏松卿听到这个名字意外的几乎要叫起来了。 “他是沈金水的高徒，今年才24岁，是个好苗子……”所长丁仪连忙解释道。 听说王金山只有24岁，在一旁的吴仲超心里也敲起了小鼓：这么重要的任务让一个毛头小伙子去能行么？ 徐绍青深恐两位专家否定了这个小伙子，便把王金山复制的《柳鸦芦雁图》《寨歌图》《采桑图》的作品一一展现在两位专家面前。两位专家在看了复制的作品后，紧绷的脸总算有些放松了：“那就让他试试看吧！” 当得知所里派自已去北京复制名作时，王金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故宫博物院复制作品，这不正是自已梦寐以求的么？然而当激动过去，静下心来时，王金山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次去北京可不比在所里，代表的是苏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临行前，望着前来送行的领导和所里的同事们，看着那一双双期待的目光，他心里默默地说：“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的！” 王金山到达故宫博物院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夕照下的紫禁城显得古朴而又宁静，处处透出一股动人的魅力，不啻是一幅金碧辉煌的缂丝作品，眼前的这一切令王金山怦然心动，但一想到此行的任务，王金山心中的压力无形中又增添了几许。 尽管王金山对此行任务之艰巨在心理上早有准备，然而当他看到要复制的这幅南宋《梅鹊》的原作时，心里还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由于年代久远，原作粘满灰尘，色彩皆已褪尽，连一点光泽都没有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破损如此严重的作品。但此时的他已无退路，而且他来时就没打算失败回去，他心里又一次对自已道：“我一定要成功！” 看完原作，王金山一头扎进了紫禁城里。白天，他在宋元明清各朝代缂丝作品前流连忘返，细心揣摸，对每一幅缂丝作品由整体到局部都细细研究以至烂熟于心。晚上，他认真地阅读故宫里工艺织造方面的典藏书籍，包括洪皓的《松漠记闻》、庄绰的《鸡肋篇》、王琦的《寓园杂记》等。经过一番勤学苦思，王金山对我国缂丝艺术一千多年的沿革流变和历朝历代缂丝作品不同风格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至他仅从缂丝作品的构图、色彩、经纬线上就能准确地鉴定出作品的年代，尤其对宋代缂丝原料、规格、色彩更是都了然于胸。这时的王金山全然没有了刚来时的那种惴惴不安。该是动手的时候了！他首先根据宋代工艺用笔华丽的特点，通过仔细分析其经纬线的密度，制订出经纬线密度的织造方案。没有现成的颜色，没有现成的工具，一切都得自已动手做。为了配出酷似原作颜色的丝线，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甚至还用上了茶叶水；没有现成的工具，他就在小杯子里染。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王金山胸有成竹地坐在了织机前。相比之下，吴仲超院长的心情就没他那么自信了。自打王金山一头扎进博物馆的书堆时，他的心里就敲起了小鼓。毕竟还年轻，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确实显得嫩了些。然而当他看到这个小伙子手中的梭子如画笔般自如而又稳重，机上的缂丝不绉不折，织出的画面形态逼真，线条匀称，他那紧锁的双眉开始舒展了，那颗悬着心也终于落了地。以后的日子，他每隔几天都要来王金山这儿转悠转悠，看王金山的缂丝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啊。而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那幅《梅鹊》在王金山手中也渐渐地现出原有的风貌来。一年后的春天，当他把这幅《梅鹊》摊平与原作放在一起时，织室里顿时掌声四起，“只是画面还显得新了一些，少了些韵味。”一位缂丝老专家不无遗憾地说道。老专家话音未落，只见王金山巧妙地消去新作上的光泽，然后又将瓦片刮成细灰，用棉花醮着灰在画面上一番轻擦，那画面便在众人的目光中慢慢变得古朴起来……“真神！”在场的织绣专家们禁不住连声喝彩。鉴定那天，中宣部部长周扬亲临现场，连对文物兴趣十足的康生也闻讯赶来了。经过专家们的鉴定，原作和仿作竟然真假难分，一致认为王金山复制的作品在纹样、用色、织造技巧、经纬线密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周扬握着王金山的手激动地说：“你做得很好，很逼真，就这么做，你年纪这么轻，不容易啊！”而最激动的莫过于吴仲超院长了，兴奋之余他又将几件国宝级的缂丝作品的复制任务交给了王金山，其中包括沈子蕃名作《青碧山水轴》。 《梅鹊图》的成功复制使王金山声名大噪，，全国不少博物馆都向他发出了邀请，沈阳博物馆领导还亲自赶到故宫博物院要王金山为他们复制一幅宋代缂丝名家朱克柔的作品。接二连三的任务使王金山在故宫博物院一呆就是三年，而收藏部每每发现新的缂丝作品也少不了叫他去帮助看一看的。故宫陈列部主任杨伯达笑着说：“王金山，你可别忘了，你成为大师是我们故宫博物馆培养出来的啊！” “杨老师，我怎么能忘呢！” 王金山真心诚意地说。是啊，故宫三年是王金山缂丝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尘封的珍品；在这里，他有幸与与众多的大师们一起生活，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至今他还记得沈从文如何向他传授识别缂丝真伪知识，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沈从文和魏松卿为一幅缂丝是否宋代而激烈争论的场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叶恭绰还曾将王金山邀到自已家里畅谈缂丝，并给他看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诗词，那是毛主席生日时请叶恭绰吃寿面时送他的，平时不轻易示人的。 第九章 木机声声谱新曲(记著名缂丝大王王金山) 三 大凡名人的生活总是少不了挫折相伴的，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当王金山在缂丝艺术道路上攀登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缂丝被看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艺术也被列入“四旧”行列而遭封杀，王金山不得不收起了手中尚未完工的那幅为故宫博物院复制的沈子蕃名作《青碧山水轴》，神色黯然地回到了苏州。他的名字因带有“铜臭”也被造反派划入“四旧”而不准使用。但人不能没有名字啊，王金山于是想起了周总理胸前那块“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为自已改名“王为民”。“织机啊织机，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重新坐到你面前呢？”不知有多少次王金山在夜里偷偷地看着缂梭这样问自已，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十年以后，他重新拾起缂梭竟是与一项政治任务联系在了一起。 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中央决定为毛主席建造纪念堂，当纪念堂快要落成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向毛主席纪念堂献礼的热潮。苏州赶制的是2米高、6.4米宽的巨幅缂丝—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作为一个”问题人“，王金山自然被排除在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之外。然而当离交作品时间已经过半，而织制任务才完成三分之一时，苏州市工艺局领导坐不住了！倘若完不成，怎么向上级交待？这可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啊！此时，他们再也顾及不到王金山问题不问题了，对他们来说，能按时完成任务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于是，王金山被叫到了刺绣研究所掌舵。当王金山来到所里把已经织成的部分摊开来一看，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且不论技术问题，单就在半个月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就是连轴转也来不及啊！怎么办？为了争分夺秒抢时间，王金山当即决定开三班轮流做，人停工不停。为了适应这一工艺新流程，他大胆采用了从未有过的斜坡织造法，即将缂制面巧妙地分成三块，这样一个人就可以照顾过来了。王金山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人，他不允许自已的作品有半点瘕疵，更何况是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作品呢。绣字最难的是枯笔的处理，其中配色尤显重要。为了取得理想的效果，王金山将1/4黑线与1/8金线绞在一起，并以纯金线打底子，效果果然非同寻常。他的这一创新使得绣出的枯笔锋芒流畅，遒劲有力，一气呵成，将书法里的干湿浓淡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这项工程的总指挥兼设计师，王金山一连半个月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别人轮流下班休息，他却一直呆在工场里，人也瘦了一圈。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王金山终于完成了这项在许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机时正是夜半时分，此时离交货时间只剩不到一天时间了！市领导亲自坐阵，连夜装箱，和王金山一起将这件珍贵的礼品护送到了北京。如今当人们静静伫立在毛主席纪念堂西大厅那幅金壁辉煌的缂丝作品《西江月”井冈山》前，追忆毛主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时，有谁可曾想到这首诗的背后的一代缂丝艺人对伟大领袖的深情呢！ 第九章 木机声声谱新曲(记著名缂丝大王王金山) 四 文革结束后，古老的缂丝艺术又重新获得了新生。王金山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心爱的缂丝艺术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的需要，王金山出任刚刚成立的苏州缂丝厂厂长，后又调任新成立的苏州工艺美博物馆馆长。但不论职位如何变化，缂丝始终是他的最爱。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缂丝技艺也越来越纯熟。传统的缂丝艺术在他魔术般的手中变幻出无尽的花样。他制作的花卉、翎毛，将元代金线勾勒和明代多色间隔的技巧有机结合起来，并采用烘云托月的方法把175种色彩丝线绘制出黄、青、绿叶和地坡之间的色泽变化。一朵粉红牡丹，从原来的三至五色增至十五至二十二色，花瓣外浅内深，一张叶子，从二三色增到九色，里绿外黄，使得整个作品明暗主次分明，深浅浓淡相别，既丰富了单一花瓣的层次，又是显示出簇花之中主宾相互衬托的艺术效果。他以密经密纬的手法，打破了缂丝不宜制作写意画的局限，将齐白石笔下的虾、蟹等绘得有声有色。他创作的那幅被中国工艺美术珍宝馆收藏的《蝴蝶“牡丹”山茶》，运用百种色线，将传统和新技法融于一炉，整个画面金壁辉煌、色彩艳丽，动静结合，充分体现了现代工艺新、奇、美的独特艺术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打破缂丝受经纬线规则的限制，创出了双面全异缂丝新作《寿星图》，但见银色的底面上是神彩奕奕的清代画家吴昌硕，翻转过来，赫然在目的却是吴昌硕笔下那个古趣盎然的篆体“寿”字。他这一工艺新成果将古老的缂丝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工艺界称为“缂绣”。一位深谙缂丝艺术的日本专家看了后惊叹不已“你真不愧是缂丝王！”《寿星图》荣获全国创新产品二等奖、全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大奖。此外，他创作的缂丝花腰带《风凰图》《童孩图》也以其高超的技艺而荣获中国美术评比百花奖。1988年，王金山成为全国62名首批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的一员，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工艺美艺代会。他的作品也频频被选作国礼送给了外国友人，《花篮》被邓颖超送给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金底牡丹屏风》被作为国礼赠给了来华访问的美国尼克松总统。他本人也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表演。他创作《寿星图》等作品在奥地利展出也引起轰动，奥地利电视台还专门为他拍了电视。 1991年，王金山又应邀赴巴西参加在圣保罗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进行缂丝表演，受到了外国友人的高度赞扬。当时我驻巴使馆以沈大使夫人石成慧名义举行了一次夫人茶会，为的是让各国驻巴大使夫人也有机会一睹中国缂丝的风采。在茶会上，王金山那精湛的缂丝技艺赢得了各国驻巴大使夫人的啧啧称赞，连平时深居简出的巴西总统夫人也兴致勃勃地向他伸出了大姆指。当地各报也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场“美妙绝伦”的表演。 1999年王金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却比以前更忙了，在苏州观前街西侧王金山大师工作室里，他依然象当初学徒时那样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已心爱的缂丝艺术，在内心深处，他把退休看作是自已缂丝艺术的又一个新的起点。2004年王金山又接到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项任务：修复一件乾隆时期的缂丝龙袍。这件采用三种颜色的金线，集结、掼、勾等多种技法于一体而织成 “缂金十二章龙袍” 在历经了二百多年的岁月侵蚀后，图案上龙、蝙蝠、灵芝云、十二章、海水江崖、立水八宝等纹饰已经开裂和断金缺位的部位有400多处，其修补难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王金山要修复的那幅南宋《梅鹊图》。但王金山硬是凭着自已的高超技艺带领三名技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自已的晚年又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然而他对笔者谈起此事时并没有丝毫的兴奋，我知道，他的心里承载着太多责任。这不，刚从日本表演回来的他扳着手指向我数落着他正要完成的几个心愿：系统挖堀搜集整理苏州缂丝历史，写出一部苏州缂丝史；复制一批缂丝名人名作，为缂丝艺术培养一批新人；花四至五年时间准备四十至五十件不同类别缂丝艺术品办一场展示会……听着他的数落，我深为眼前这位缂丝老艺人对缂丝艺术那种不懈的追求而感动，他的故事告诉我，不久的将来，他会用自已那双神奇的手为自已的晚年，也为古老的缂丝艺术书写又一次的辉煌！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走出浏河 1912年5月31日，在浏河镇一家大宅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吴家又一个女儿出生了。在重男轻女的旧时代，生女儿对许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对于开明的吴仲裔来说，这和生男孩一样同样令他感到骄傲。他按事先预定“英雄豪杰的顺序，他为这个刚出生的女儿起名为”吴健雄“，小名薇薇。 8岁那年吴健雄进入了由父亲一手创办的明德学校。在这里，吴健雄比同时代的同龄人更多地接触到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培养了对科学的最初兴趣，为她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在教学内容方面，吴健雄对自然科学尤感兴趣。浏河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吴仲裔经常给女儿讲述郑和下西洋的一些趣闻轶事。随着父亲那娓娓的叙说，吴健雄眼前常常浮现出郑和下西洋那巨大规模的船只和浩荡的船队，这只船队把小健雄带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世界，激发了她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小学毕业后，吴健雄要求去苏州求学，但父母亲劝她留在自己身边再读一年，毕竟女儿还只有11岁。但吴健雄升学心切，执意不肯，父母最终只好迁就了她。1923年，吴健雄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离家50里地的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学校校长杨诲玉女士是一位相当开明的教育家，她在女校办了很多实验项目，并常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前来讲学，学者们那引人入胜的讲解为吴健雄展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欧洲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宇宙认知的革命深深地吸引了吴健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为科学而奋斗的事迹也感染、激励着她，在科学家中，吴健雄最为敬佩的就是居里夫人。她暗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一定做一个象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在苏州女师，沉默寡言的吴健雄一心埋头读书，即使课余期间，同学们在室外嬉戏游玩，她也无动于衷，一个人躲在教室和宿舍里专心致志准备功课，年年成为班上的优秀生。1927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从苏州女师毕业了，并且获得保送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深造。按当时规定吴健雄在一所小学当了两年教师后于1929年进人中央大学学习，一年以后，吴健雄又转到自己最喜欢的物理系学习。中央大学物理系集中了当时中国科学界许多精英。如光学专家、系主任方光圻、电磁学家倪尚适，还有曾跟随居里夫人做过研究的天文学家施士元以及曾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天文学家张钰哲等。吴健雄的科学天赋在这些大师们的滋润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她自己在学习上也因此更加刻苦了。为了安心读书，吴健雄放弃了位于学校南面较好的女生宿舍，搬进了女生宿舍大楼后面仅容一桌一椅一榻的小屋。为免受干扰，她常常反扣房门，静心苦读，在学校息灯之后，同学们还常常看到她在灯光独自学习的身影。每逢节假日，同学们都离开了，她却还在实验室里做着各种物理实验。她的一位叔叔有时候也想开车接她去游玩，但每每都被她婉言谢绝了。1934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从中央大学毕业了。毕业后吴健雄来到被当时正在中国的进行问的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深造。不久，经该校物理系主任张绍中推荐，吴健雄又来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研究工作。在30年代的中国，一个女子能读到大学物理毕业已属风毛麟角。但胸怀大志的吴健雄并不满足于这些，她渴望有机会到国外进一步深造，在物理科学的天地中做出一番成就来。1937年8月，22岁的吴健雄在其叔叔的资助下获取了前往美国求学的机会。临行那天，父母和家人齐集在上海黄浦江外滩为她送行，在一片惜别的泪水中，吴健雄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胡佛总统号”，开始了她漂泊国外、在科学的王国中孤寂奋进的生活历程。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峥嵘初露 吴健雄此番去美原本是去密西根大学求学的，但一次中途的停留使她成为旧金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名学生。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吴健雄因看望一个林姓同学在旧金山下了船，并在这个女同学的陪同下参观了旧金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物理系。她一走进学校大门便被该校那浓烈的学术气氛所感染了，而该校由劳伦斯在柏克莱物理莱康特馆建造的放射性实验室尤令她感到兴奋不已。当时该实验 室已建成了一台可提供高能量的粒子来撞击原子核的回旋加速器，这台回旋加速器在后来原子弹的制造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令她感到兴奋的是发明这台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只有35岁，而另一位知名科学家，后来享有“原子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也不过28岁。所有这一切使吴健雄相信，这是一所充满科学活力、前途无量的学校。她于是改变了原定去密西根大学的计划，决定留在这所大学求学。在比她先来2个星期的物理系学生袁家骝带领下，她走进了物理系主任办公室。她那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终于打动了向来对女生抱有偏见的物理系主任柏基，在学校已经开学的情况下，他破例收下了这外表柔弱的女生。 在柏克莱学习一年后，1938年，在劳伦斯和另一位科学家塞格瑞的指导下吴健雄开始了原子核物理实验研究。起先，劳伦斯因担心女孩子在枯燥的原子物理理论方面有始无终，曾劝她学点音乐、艺术之类的东西，但吴健雄以她那钢铁的意志和过人的勤奋同样十打动了劳伦斯。她常常终日埋头于书本和实验室。她的同学因她过份用功，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坏身体，多次劝她注意休息，但吴健雄却对此“充耳不闻”。她常常为实验忘了吃饭，每每这时一位好心的同空同学一位匈牙利籍的女孩便轻轻地将一瓶牛奶放在她桌上。在劳伦斯指导下，吴健雄对于放射性元素因由p衰变放出电子而产生两种形态x光的理论及其分辨方法，作出相当清楚的实验论证，为当时这方面的几个理论建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继完成这一实验后，1939年吴健雄又投入了一项重要课题的研究。1938年底，科学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那就是铀原子核分裂的发现，这一发现于1939年1月在《科学》期刊一经发表便极大震惊了世界，全球在这一领域的科学家都迫不急待地层开了相关的实验工作。吴健雄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塞格瑞在实验中利用37英寸的回旋加速器中的800万电子伏特的重氢原子核去撞击一个金属元素铍，然后再利用产生出来的中子来撞击铀原子核（或钍原子核）造成核分裂。结果，吴健雄在铀原子核分裂产物碘中发现了一种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一氙，并准确地定出两种放射性惰性气体氙的半衰退期，放射数量和同位素数量。她的这一研究成果为美国后来制造原子弹的“哈曼顿计划”提供了关键技术，也为吴健雄日后进入美国最机密的原子弹研究创造了条件。该成果在美国最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1941年4月26日，柏克莱所在地奥克兰郡的《奥克兰郡报》以“娇小的中国女生在原子弹撞击研究上出类拔萃”为标题报道了吴健雄的这一研究，并刊登了一张取自吴健雄护照上的半身相片，该文这样写道：“在一个进行原子撞击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孩和美国一些最高水准的科学家并肩工作。”“在陌生人面前，她显得害羞而沉默，但在物理学家和研究生面前她却是自信而机智。”“她的心仍在中国，她正准备回到祖国，希望为中国奉献一些力量。”在此前一年，吴健雄以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五位博士口试委员中有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真可谓盛况空前。五位委员对吴健雄的答辩十分欣赏，认为这个女生有着不可估量的科研潜力，而吴健雄在答辩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信心也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曾一手创建美国费米实验室的威尔逊说：“吴健雄是一个有雄心的女性，她经常谈到居里夫人，并且以居里夫人作为一个典范，她总是想要十分杰出，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决心，并且也有信心，她无论如何一定会做得到。”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曼哈顿计划 尽管吴健雄在柏克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最终她还是未能在柏克莱物理系留下来。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美国最顶尖的20个研究大学中众多教席中没有一个是为女性设置的。在此后的研究生涯中吴健雄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这种对女性的歧视。无奈之中，1942年夏，吴健雄应邀来到位于美国东海岸麻州的史密斯学院任教。史密斯学院是一个专收女生的贵族私立学校，虽非名牌大学，却集中了一批颇有名气和才华的师生，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南茜当时就在这所学院学戏剧，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谢希德也曾在这里读书。然而令吴健雄感到苦恼的是这所学校却不具备做实验的条件。在学院呆了一年后，1943年，在美科学界已有相当地位的劳伦斯不忍这位物理天才埋没在这所不能做实验的学院里，便向普林斯顿大学推荐了这位高足。普林斯顿大学的史迈斯教授慧眼识珠，力排众议，终于使吴健雄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讲师。其时，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在为赢得这场战争而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早在吴健雄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前一年6月，美就已正式启动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区域计划”。（因该计划总部设在纽约市的曼哈顿而得名），该计划开始由马歇尔将军主持，后经顾伏将军转至奥本海默手中。就在吴健雄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几个月后，作为原子弹研究重点实验室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两位物理专家应劳伦斯和奥本海默推荐召吴健雄前来面谈。面谈是在哥大放射学系进行的。当吴健雄走进会谈室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对于要谈此行的目的心中便有了底。会谈进行了一整天，结果令这两位物理专家很满意。在会谈即将结束时，一位年纪稍长的物理学家问吴健雄：“吴小姐，现在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么？”吴健雄有礼貌地笑着说：“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我知道你在做什么的话，你们就应该把黑板上的东西擦掉。”“既然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何不明天早上就来工作呢？”两位专家听了吴健雄的回答后不禁开怀大笑。就这样，凭着自己在专业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巨大的潜力。吴健雄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于1944年3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当时美国最机密的“曼哈顿计划”。其时美国原子弹计划虽已进人相当成熟阶段，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如何浓缩铀元素，并使其达到临界质量。吴健雄所参与工作之一就是浓缩铀的制造，而她在柏莱顿大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即有关铀原子核分裂后产生的氙气对中子吸收横截面的论文，对于解决原子核连锁反应中突然出的“反应停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制造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尽管如此，专家们还是忐忑不安，他（她）们担心试爆试验会在途中会引发一种预料不到的大爆炸并由此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物质。在焦急地等待中，1945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沙漠里试爆了，它那惊人的威力，强烈的闪光和巨大的蘑菇云使得科学家们心花怒放。然而，成功的喜悦尚未消散，三个星期后的便传来了一个令他们感到无比震惊的消息：他们亲手试制的原子弹落到了日本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数十万平民的死亡。对于这一惨痛的结果，吴健雄和她的同伴们无不感到痛心。但她（他）们并未因此失去对科学造福人类的信心。她对人说：“你认为人类真的会这样愚昧的自我毁灭吗？不，不会的，我对人类有信心，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和平地共处。” 继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吴健雄在这一领域继续展开研究。她选定了原子核β作为自己的主攻课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同行们赞叹不已的成就，被誉 衰变专家。她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理论物理学莫兹考斯基合著的《β衰变》被公认为是p衰变的权威著作。罗格斯大学理学院院长库勒说：“吴健雄的这本书一定要念的，念不通这本书的人最好不要搞物理。”不过，在吴健雄的科学研究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莫过于她以精确的实验推翻了被物理学界认为是铁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了。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宇称不守恒定律 进入50年代以来，物理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核物理学方面，由于实验数据的长期大量的积累，无论质和量都有了空前的发展。此时物理学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陋都集中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上，因为物理学中许多最根本且具有普通意义的问题都有与基本粒子有关。而在基本粒子研究中发现的形形式式的“奇异粒子”尤为引人注目。一般说来，普通物质都是由质子、中子、电子所组成。但是当普通物质被高能量质子撞击的时候，撞击的“碎片”中就会产生出“奇异粒子”。在许多的“奇异粒子”中，最引起科学家兴趣的乃是被命名为θ和t的两种粒子，θ和t这两种粒子裔是经由宇宙射线撞击一般物质，或者加速器中高能量粒子撞击普通物质的“碎片”中产生的。它们存在的生命期很短，会很快地转变成其他生命期较长的粒子，这种转变现象在物理学上叫“衰变”。 θ粒子的衰变会产生出两个π介子，而t粒子衰变则产生出三个π介子。经测量θ和t粒子有着相同的质量和生命期，似属同一个粒子。然而当物理学家达利兹利用当时普遍被接受的物理定律去分析时，却又得出θ和t粒子不可能是同一个粒子。“一个相同的粒子却产生两种不同的衰变模式‘’这以当时物理的理论是说不通的。这一难题极大地困扰着科学家们，他们将之称为”θ一t“之谜。在”θ一t“之谜面前，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总想在不违背”宇称守恒定律“的前提下来寻求解决办法，所谓宇称，就是基本粒子和原子核所具有的一种量子化的特性，它描述的是波函数衣所有空间坐标同时变 换下的对称性。然而，科学家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是不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于弱相互作用呢？当时正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两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俩决定从弱相互作用人手来检验”宇称守恒定律“。但是杨李在弱相互作用方面并不内行，而吴健雄在此前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β衰变正是一种重要的弱相互作用。于是，他俩找到吴健雄求助，在吴健雄的指导下，他俩发现计算β衰变的结果和宇称不守恒没有一点关系，并完成了《对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论文，发表于美国物理最权威期刊《物理评论》上。尽管杨李对”θ一t“之谜提出了质疑，但如果没有确凿的实验证明，这个理论仍然不能得到科学界的肯定。事实上，杨李这篇论文只为解决”θ一t“之谜提供了一个可能方向，他俩也并没有因此否定”宇称不守恒“。对此，杨振宁后来说：”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宝在宇称不守恒上，李政道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人押宝在 称不守恒上。“然而，吴健雄凭着对这方面专深的知识看到了”宇称守恒定律“的极大可疑性。她决定以自己的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这可是核子物理实验中从未有过挑战，它将面临两个巨大的难题：一是要使一个非常薄的放射源能够保持其原子核极化状态。二是为得到足够的统计数据必须使这个放射源在较长时间里处于原子核极化状态。为解决这两个难题，吴健雄凭自己在这方面深厚的知识选择了每秒钟能放射出上万个电子的钴60作为放射源。起初吴健雄实验组做成了几个放射源晶体，并将其放人美国国家标准局实验室一个超低温库中，但发现放射源极化只能维持几秒钟，根本无法进行观测。此中原因主要是由于放射源辐射产生热量使温度升高所引起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将带放射源的小晶体放在一个大的晶体内以阻隔温度的上升。然而，到那儿去弄那么大的晶体呢？吴健雄从半个世纪前德国出版的一本有关晶体内容的书籍中找到了生长晶体方法。在哥大普平物理实验大楼地下实验室里，吴健雄和同事们最初虽也获得了几颗小晶体，但怎么也生产不出大晶体来。正当她为此焦虑不安时，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天晚上，一位研究生回家做饭时无意之中将带回家的一只装有制造晶体所用化学物的玻璃烧杯放在炉台上。第二天早上，她意外地发现在玻璃烧杯中长出了一块1公分左右的透明剔亮晶体。原来由于炉台所特有的均温使得烧杯中融洽人了大量的晶体化学成分。吴健雄获知此事喜出望外，她由此想出利用灯光加热并且让晶体均匀冷却的办法来制作大晶体。在经过3个星期的努力之后，她获得了10个足够大的完美的单晶。她带着这些像钻石一样美丽的晶体回到华盛顿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实验工作。12月中旬，吴健雄终于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效应；实验数据真正显现了衰变的宇称不守恒效应。1月9日清晨两点，当吴健雄与4个同事们完成了进行实验查证的最后一个环节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现出难以控制的激动：他们知道，物理科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一位同事拿出一瓶1949年产的法国红葡萄酒以示庆贺。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学为这项新发现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2月15日，吴健雄等人的实验报告论文在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全文发表了。第二天，《纽约报》在头版以”物理的基本观念宇称已经由实验而推翻“报道了这件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报道中称：”就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可以说已经由基础上动摇了，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破碎的东西会如何地组合起来的。“1月17日，《纽约时报》又以”表象为真实“为题发表社论称：”这项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认为已经为建立一个有关组成物质宇宙基本构成物的完整理论，移去了一个主要的路障。理论联系实际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还要花上20年时间，但是物理学家现在很有信心地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走出 ‘宇宙丛林’的道路。“其他报刊杂志也争相对此事作了报道。英剑桥大学教授、在人类发现原子核分裂科学实验中有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费米在一次演讲中说：”宇称是不守恒的这样一句令人难解的话语，像新的福音一样传遍了全世界。“事实上，吴健雄的实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它的本身，正像科学家们预言的那样，吴健雄的这一成果给物理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她的”宇称不守恒“实验结果也证明了在放射性衰变弱相互作用中电荷共轭也是不守恒的，同时，被科学界怀疑的中微子的二分量理论也由于她的这一实验而得以证实，真可谓”一石三鸟“。继吴健雄实验之后，很快又有不少工作者证实宇称不守恒不仅存在于β衰变过程中，而且也存在其他许多弱相互作用中，所有这些实验都支持了李、杨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学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物质世界本质的认识。李杨的学说正是由于吴健雄的实验证实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杨振宁、李政道对宇称不守恒的怀疑到吴健雄对这个怀疑的证实，中国的科学家们以他们的杰出智慧和才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著名物理学家塞格瑞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三位中国物理学家的成就显现出，如果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恢复其作为一个世界文明领导者的历史角色之后，可能对物理作出的贡献将会像早期欧洲旅行者目击当时中国的光辉文明同样地令人惊讶不已。“ 吴健雄“宇称不守恒”实验成功以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奔往她的实验室重复这个实验，并以各种方式向吴健雄表示祝贺。然而，在赞扬面前，吴健雄却显得很平静。她说：“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的。”吴健雄以她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和谦虚的胸怀赢得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信赖。在一些科学会议上，人们常会对实验结果提出疑问，但是对她进行的测定却从不怀疑。许多科学家提出新的理论以后都希望她以实验证明其正确与否。1959年，在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加利福尼亚理学院的基尔曼把她“逼”到一个角落，恳求吴健雄博士试验他和费曼提出的“向量流不灭定理”。在此之前，美国伯克利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都曾对此进行了实验，但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基尔曼却并不死心，他几乎把最后希望都寄托在了吴健雄身上。最终吴健雄没有令他失望。1962年吴健雄以精确的实验证明了“向量流不灭原理”核子物理学家库斯大林克博士在评论吴健雄这些成功实验时说：“这些极精确的试验提供出确凿证明了核子物理学的一项极重要的新原理。这些实验设计进行得极好并产生出极有意义的发现。”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 吴健雄以她的实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后，许多人认为她的这臣一成果应与李政道、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为她抱不平。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史坦伯格在美《科学》杂志著文称：“吴健雄没有和杨李一同得奖是瑞典诺贝尔委员的最大败笔。”杨振宁获奖后也曾多次提名吴健雄作为诺贝尔奖的选人。然而，吴健雄对此事却淡然处之。她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一旁略尽援手而已，并对李杨的获奖表示由衷的欢喜。她说：“研究科学本身就是一件乐事，我是一个学人，从未想到荣誉。我们作科学的人，工作就是消遣，工作就是享受。” 尽管吴健雄没有获得她应该获得的荣誉，然而人们对她的崇敬之情并未因此而逊色。相反，她在名利面前表现出来的超然态度使人们对她的这种崇敬之情更为浓烈了。吴健雄在柏克莱时代的教师曾与居里夫人有过交往的科学家塞格瑞在一本专著中评论吴健雄时这样写道：“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身，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是她更加地人世、优雅和聪慧。”正是出于对吴健雄的这种敬佩，1973年美国物 理学家召开年会，宣布吴健雄女士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副会长当选人。根据美物理学会规定，副会长当选人将自动在第二年成为副会长，并在第三年新任会长。这意味着吴健雄在1975年成为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美国科学界向来是一个由男性统治的世界，其会长一职一直由男性白人担任。吴健雄以其在物理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带来的高票打破了美国物理学会长久以来的不成文规定，成为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会长。 人们对吴健雄的敬佩和肯定也从她得到除诺贝尔奖以外的几乎所有物理学科重要奖项中得到反映。1964年美国科学界将5年一次的康士托克奖颁发给了吴健雄，这使她成为已获得该奖人中的第一位女性。1974年吴健雄被美《工业研究》杂志评为“年度科学家”，1978年吴健雄又获得由以色列工业家捐款设立的“沃尔夫奖”，该奖给奖的一个准则是挑选那些应获得诺贝尔奖而没有得奖的遗珠。因此该奖也享有以色列诺贝尔奖的称号。吴健雄也是“沃尔夫奖”设立头一年的物理奖得主。1981年，吴健雄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年度女性奖”。同年，吴健雄还获得哈佛大学瑞克利学院终身成就奖。1990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庄重宣布：将新近在太阳系发现的编号为第2752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以表彰她在高科技领域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吴健雄以其杰出的才能和成就为中国，也为女性争得了荣誉。美驻意大利大使鲁斯夫人对此评论说：“吴博士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之时，她也就同时建立起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等定律，人们再也不能说，女性是不能登上科学成就的顶峰的。”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婚姻与家庭 青春时代的吴健雄不仅聪慧过人，而且漂亮妩媚，她那朴素端庄的装扮显露出江南少女一种特有的韵味。在中央南京大学与吴健雄相识并引为终身挚友的著名画家孙多慈对于当时的吴健雄有这样一段描写：“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吴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还有那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不过，尽管追求吴健雄的男孩子很多，但她却一心扑在自己的学业上。在婚姻问题上，吴健雄相信随缘，而这个缘份终于在一个偶然时光与她不期而遇了。 1936年，吴健雄乘船到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后去探望一个林姓女同学，这位同学的丈夫郭先生在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光学教授，吴隆雄因此得以到柏克莱参观。当时该校学生会会长对她说：“两个星期前中国来了个学生，是学物理的，我给您找来陪你参观物理系。”这个学生就是袁家骝。此次参观结果使吴健雄成了袁家骝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听课、去图书馆、甚至一起吃饭。吴健雄刚到美国，吃西餐尚不习惯，便常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餐馆的中国老板对国内来的学生很热心。当时袁家骝经济条件不太好，吴健雄便常常为他代付。1937年袁家骝离开柏克莱去加州理工学院读书，两人便开始了鸿雁传书，感情日渐成熟。1942年5月30日，也正是吴健雄30岁生日的前一天，这对有情人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袁家骝指导老师密立肯教授家中举行，其时正值战争年代，吴袁两人在中国的亲人都未能前来参加。婚礼由密立肯教授主持。婚礼之后，密立肯太太还特别为他俩在大宅的花园，中举行了一场婚礼晚餐宴会，吴袁在美许多好友前来参加。当时同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担任中国同学会会长，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的钱学森还替他的婚礼拍了一段八厘米长的录像。婚礼过后，吴健雄和袁家骝在洛杉矶南部一个叫拉姑纳海滩的海滨度过一个蜜月。蜜月结束后，袁家骝到东岸一家公司做国防研究。这段蜜月生活使吴健雄对袁家骝的感情更加浓烈了。1942年9月“日，吴健雄在给她的 好友阿蒂娜的信中说：”在三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对他了解得更为透彻。他在沉重工作中显现的奉献的爱赢得我的尊敬和仰慕，我们狂热地相爱着。“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吴健雄与袁家骝的结合不仅在生活上，同时也在事业上对双方都是一种英大的帮助。1963年出版的物理学名著《实验物理学方法：核物理学》便是这对物理学家共同工作的结晶。吴健雄曾风趣地说：”嫁给一位科学家、老谋深算的丈夫具有莫大好处。夫妻间可以物理为题侃侃而谈。“不过闲暇之余，他俩也有各自的爱好，吴健雄喜欢历史书和中英文古典名著，还写得一手好字。而袁家骝也是多才多艺，13岁时曾以一首咏雪的五官绝句”入夜寒风起，白云接海横。纷纷飘六出，路静少人行。“受到父亲的赏识。此外，袁家骝对评剧、国乐也都有兴趣，且对二胡颇有研究，甚至到美国还把二胡带在身边，兴时一起，便把《教我如何不想他》《毛毛雨》等歌曲谱写下来自娱。结婚以后，袁家骝为了使吴健雄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在家庭生活中还炼就了十八般武艺；洗衣、吸尘、带孩子以至下厨。他烹 饪的代表作是红烧狮子头。袁家骝在金婚岁月谈感受时，一派绅士风度地说：”夫妻也如同一个机关，需要合作，婚前要有承诺，婚后要有责任。“朋友评论袁家骝一贯以太太为荣，说，”不管吴健雄去什么场合，拎照相机的人总是袁先生。“不过，他俩在生活中也偶有琐事发生小矛盾，袁家骝解决的秘诀是：”太座第一“。家中的许多事多为吴健雄作主，但她对丈夫又有种天性的依赖。每每遇到棘手的事，她总对人说：”等家骝再说“。 或许是受家庭影响的缘故，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儿子袁玮承学的也是物理。当初，这对科学家夫妇本想让儿子去学生物专业，但儿子执意不肯。在吴健雄长期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学习了8年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如今50岁的袁玮承已是美国洛斯阿洛摩国家实验室（二战时美国曾在此研究赢子弹）的核物理研究员。然而吴健雄的孙女似乎对物理学并不感兴趣，与父亲相比，她更喜爱中国历史。如今 岁的婕塔已进人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准备大学毕业后来中国进一步深造。不过，吴健雄与袁家骝对于孙辈们的选择也不像当初对儿子的选择那样过于谨慎了。或许儿子在事业上的成就也给这对科学家夫妇上了一课。而对袁家骝来说，如何关心好妻子，使爱妻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则是他除了科研之外的主要课程了。难怪吴健雄常向人夸耀：“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他也是物理学家。我想如果可以，他回到他的工作不受打扰，他一定会比什么都高兴。”事实上，袁家骝不仅是一个模范丈夫，在事业上也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只不过人们在看待这个家庭时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吴健雄，才使这个丈夫显得有些些逊色罢了。 第十章 物理女皇吴健雄 情系祖国 魂归故里 从浏河走出的吴健雄在萍踪浪迹的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生涯中最令她难忘的还是在家乡度过的童年生活，何时才能回到日日思念的故乡？吴健雄一年又一年地期待着。每逢过年，她都要将这种排遣不开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好友。1960年她在给老友徐静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刚才有人来电告诉我，明天是中国旧历新年，每逢过年过节，总要怀念家乡。我们流落异邦，无论如何成家立业，心中总免不了惆怅，所以提起笔来替老朋友打个招呼。”有好多次她打点行装准备启程时又因种种原因均未成行。终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这个潜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在1971年变成了现实。那是1971年7月杨振宁在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后在美国作了数场关于祖国大陆的报告，在美国引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热。吴健雄听后心情十分激动，这一次她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实现自已回归故乡的宿愿。经过种种努力和准备，1971年吴健雄和袁家骝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班。9月22日，这两位科学家夫妇经广州、上海来到吴健雄的浏河老家。此时吴健雄的父母双亲、兄弟健英以及曾经见过一面的健豪，还有叔叔等均已谢世。想到当年与亲人们在码头洒泪挥别的情景，吴健雄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乡亲们对家乡游子的绵绵情意多少缓和了她的悲伤与惆怅。而党和政府对这对科学家夫妇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特别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设宴款待了他们。周总理在和她们见面时风趣地说：“今天之所以选在安徽厅欢迎你们，因为你们两个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河南，而安徽正处江苏和河南中间，在安徽厅欢迎你们最合适不过了。”吴健雄和袁家骝听了周总理这一番解释深为总理处事周到感动。在宴会上，周总理还特别就吴健雄父母坟墓在文革中遭到破坏致使她此次无法祭祀一事代表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歉意。尽管吴健雄对于文革并无深解，但看到总理那蜡黄的脸上泛出的歉疚神情，她的心顿时感到热乎乎的。周总理还向吴健雄夫妇介绍了祖国大陆的建设和科学发展情况。此次谈话从晚上6点一直到12点，整整谈了6个小时。周总理广博的见识和非凡的气度给这两位科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之行后，吴健雄夫妇又先后到昆明、长沙、桂林等地参观访问，祖国的山水令她流连忘返。此次大陆探亲直到11月13日才离开，一共停留了53天。 大陆之行后，吴健雄夫妇与祖国贴得更紧了。此后数度来大陆讲学访问，积极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出谋划策。作为一个科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十分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吴健雄对于家乡的教育更是关怀备至。1973年回家时她又特地到浏河母校了解情况，当地政府深知吴健雄对其父创办的这所学校的深厚感情，遂于1983年将浏河中心校恢复为“明德学校”，吴健雄亲自参加了恢复校名大会并为母校提写了校名。为了把父亲创办的这所学校办成全国一流的学校，吴健雄与袁家骝倾其一生近百万美元私人积蓄设立了“纽约吴仲裔奖学金基金会”并先后为学校修建了“明德楼”“紫薇阁”，1995年，吴健雄又无偿捐献43万元人民币向台湾宏基电脑公司订购了30台电脑赠给明德学校。10年来，吴健雄夫妇先后为明德学校捐资总计400多万兀。就在吴健雄夫妇为家乡教育费心操劳时，1995年4月她因脑血栓引起中风住院，即便如此，她的心却依然挂牵着学校的发展，刚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明德学校计算机中心进展情况。1996年她考虑到明德学校实验室还很简陋，便嘱咐侄子杭州丝绸工学院吴颐教授来明德学校考察并于1997年2月14日提议出资200万人民币筹划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实验大楼。可是，当有关人士正在商谈筹划此事之时，大洋彼岸传来不幸消息。1997午2月17日凌晨二时，一代科学宗师吴健雄教授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吴健雄去逝后，按她生前遗愿，袁家骝亲自护送爱妻的骨灰回大陆，安葬于太仓浏河。吴健雄的墓园在明德学校‘紫薇阁“旁，墓园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著名华裔世界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审定。墓园占地1372平方米，于1998年5月底建成。墓园由三部分组成。墓园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瞻仰平台，平台东侧有一环形花坛，墓 面向花坛，象征着吴教授永远生活在祖国的花朵——明德学生中间。 墓园的东部是一环形照壁，照壁由8垛由低而高的照墙组成，象征着吴健雄教授勇攀科学高峰的足迹。8垛照墙高低各相差50厘米，喻示着吴健雄教授享年85岁，照壁上由杨振宁教授亲自题写的“吴健雄墓园”五个石绿色大字，熠熠生辉。墙上嵌着6幅巨型汉白玉浮雕，这几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记载了吴健雄一生主要的活动足迹。墓园东侧是吴健雄科技楼，它与墓园呵成一体，相互辉映。墓园的西部，即为墓园的主体部分。主体呈圆形，墓穴安置在9米直径的小池之中，水池中有两个石球，每个球重达300多公斤，当接通电源，石球会随着水流分别顺向和逆向缓缓转动，球顶上分别喷出高低不同的小柱，它们象征着吴健雄教授在美国华盛顿低温实验室，通过钻60衰退变实验来映证杨振宁、李政道“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原理模型。这一实验原理模型的设计设想是由李政道教授提出设计的，李政道还亲笔为墓园的造型解释题了碑文，碑文写道： “按宇称守恒定律，凡是二个左右 全对称系统的演变应该是永远左右对称的，这似乎极合理的定律于一九五七年正月被吴教授钻核子衰退变实验推翻了。这建筑中二石球 征二个左右对称的钴核子，而其衰退变产生的电子颁由小流代表，它是不对称的。谨以此纪念吴健雄划时代的重大科学贡献。”在墓穴外部为呈一斜面的圆珠笔柱体，在圆珠笔柱体的斜面上镌刻的中英文墓志铭上这样写道：“这里安葬着世界最杰出女性物理学家——吴健雄；她一生绵长深刻的科学工作，展现了深思力作和真知灼见；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她的入世、优雅和聪慧，辉映着诚挚爱心和坚毅睿智；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第十一章 丝路漫漫 创业不已-访我国著名丝绸设计专家钱小萍 初次走进钱小萍办公室，我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厂地方，想不到这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第二代人造血管的发明者、我国第一座专业丝绸博物馆创始人的办公室竟是如此的简陋：低矮的屋顶下，几张普普通通的木制桌椅便是它的全部。感觉告诉我，这是一位真正的创业者，在她身上一定潜藏着许许多多催人奋进的创业故事。果然，当她放下手中工作接受我的采访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饱满的精神状态使我分明感受到——股创业的激情在涌动，随着她那激昂的语调，我开始追寻起她那充满艰辛的创业足迹…… 钱小萍发明的我国“第二代机织涤纶人造血管”将众多生命垂危的心血管 病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1958年，作为江苏丝绸工业学校丝织专业首届毕业生，钱小萍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苏州丝绸研究所，成为所里最年轻的丝绸产品设计人员，当时她年仅十九岁。 十九岁，这正是一个天真烂漫、善寸：幻想的年龄。然而，刚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钱小萍却毅然接受了有生以来的第——次重大挑战，所里将与上海胸科医院合作项目：试制我国第—代人工血管的任务交给—厂她。从此，她一头扎愿军进了实验室，放弃了同龄。人应有的娱乐。经过反复试验，她与试制组的同志终于研制成 我国第一代涤纶长丝人造血管，她的这——发毫明将许多生命垂危的心血管病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并获得了国家计委、科委、经 委颁发的二等奖。然而，钱小萍并没有满足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这种血管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涤纶长丝人造血管是平纹组织，病人接上这种血管后存在着渗血较多、愈合较慢的缺点。怎样才能克服这些不足，创造出更完美的人造血管呢?…… 正当钱小萍向新的高峰攀登时，十年浩劫开始了。像许许多多的科技工作者一样，她被下放到厂里进行劳动“改造”，被迫中断了人工血管的研制。然而，“科学之神”并没有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1974年冬的一天，上海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潘治和饶天健医师找到了当年共同合作研制人造血管的钱小萍，向她出示了一小段国外鹅毛绒人造血管样品，并讲述了世界上人造血管的进展情况，希望她能在这一领域继续研究下去，制造出我国自己更先进的第二代人造血管。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钱小萍仔细端详着样品，热血顿时沸腾起来。然而，在搞科研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年代，在既无资金，又无实验室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研究谈何容 易。但是，在钱小萍的字典里，从没有“退却”这两个字。从此，在白天繁重的工作之余，在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里，钱小萍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地下工作”。通过对样品的仔细分析、研究，她发现国外这种针织编结构的人造血管存在着渗血量大、易脱散、尺寸不稳定的缺点，凭借她在这方面渊博的知识，钱小萍作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她要用我国传统的织机，织造出更先进的毛绒型人造血管。然而，选择什么样的原料和组织结构?对管状织物边缘部分的衔接如何处理?……为了克服通向成功道路上的一道道难关，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我国第二代人造血管——机织涤纶毛绒型人造血管终于诞生了。经过有关专家的严格测试，这种血管在管壁厚薄度、渗血量、强度、膜散性、毛绒高度这五项指标上完全符合规定要求，病人接上这种血管后，当血液从管内通过时，血液细胞在管壁的空隙间开始生长并在短期内形成与人体相适应，具有内皮细胞的新内膜，俨然一根天然的活血管，并起着永久替代作用。首例因应用“第二代人造血管”而获得新生的女工陈尚梅拉着钱小萍的手，激动地说：“钱阿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我该怎么谢你啊!”此时此刻，钱小萍心中充满了无限欣慰，当看到病人因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获得新生时，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感到高兴的呢? 钱小萍成功了。她发明的我国“第二代人造血管”先后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镀金奖牌和第三十五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质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然而，在成功面前，钱小萍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业步伐，对她来说，创业是无止境的。她常说：“一个人，一个单位都不能满足于现状，好了还要更好，要高标准，严要求，要不断创新和开拓。”继成功研制第二代人造血管后，1981年，她又开始了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更为艰难，也更为辉煌的创业…… 与其说钱小萍创建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莫如说，丝绸博物馆就是钱小萍的化身。丝博馆那片片砖瓦、件件展品无不浸透着她的汗水和心血 我国是著名的丝绸之乡。作为著名的丝绸古都，苏州丝绸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三国东吴时，苏州就已开辟了通往罗马、日本等国的海上丝路。唐宋之后，苏州成为全国丝绸生产的中心，是著名的“江南三织造”之一。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这座古都的丝绸文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州出土的五代和宋代锦绫绢印绣技艺精湛，堪称丝绸珍品。明清时期，民间宫廷织造规模和水平堪称全国之冠，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祖国的瑰宝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有许多正濒临绝迹的危险，尤其是十年浩劫中一些珍贵的古丝绸文物及织造工具被当作四旧而遭到毁灭的厄运。这一切使钱小萍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偌大的中国，这些传世珍品竟没有一个像样的栖身之地，她简直不敢想像，如此下去，这些凝聚着前人智慧结晶的珍品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命 运。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在为祖国丝绸事业默默耕耘的同时，她暗暗期待着……终于，十年浩劫结束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到来了!积聚在她心中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救救中国传统的丝绸品!”已过不惑之年的钱小萍像年轻人一样四处奔波。在苏州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面对丝绸界的老前辈，她大声疾呼：“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丝绸之乡，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祖先创造的优秀丝绸技艺继承下来，传给后代!”尽管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她的呼声显得那么弱小，但她并没有灰心。“作为丝绸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应该有一座专业丝绸博物馆。”在屡屡碰壁后，强烈质的责任感促使她产生了创办一座丝绸博物馆的念头，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又是那么的强烈。当时作为丝绸行业第一个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导师，她正计划创办一所“人工脏器研究所”，她完全可以在这个得心应手的领域创造出更多的成就。然而，为了这座心目中的丝绸博物馆，钱小萍毅然搁下了这个计划，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她不但要为祖国古丝绸文物提供一个栖息地，而且还要让传统的古代织机运转起来，办一座集展览、科研、教育于一体并具有自我生存能力的多功能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要立下高起点、高标准，这就是钱小萍的个性。经过深思熟虑，1984年3月在苏州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她正式提出了创建苏州丝绸博物馆的建议。她那独特的构思和不屈的创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1985年3月，苏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钱小萍关于创建苏州丝绸博物馆的建议，为苏州丝绸博物馆开具了一张“准生证”。 然而，在一无资金、二无展品、三无馆址的情形下，要创建一座现代化的丝绸博物馆谈何容易!为筹措资金，征集文物，钱小萍四处奔波，讲丝绸，讲博物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努力下，一件件古丝绸文物开始汇集起来，一台台古代织机开始运转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募捐者的行列。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钱小萍决定利用已收集的丝绸展品搞一次“苏州古今丝绸陈列”。为寻找展览场地，当时正患病的她忍着胆结石手术的剧痛，硬是让人用手推车推着找到园林局的领导，请求帮助。园林局领导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决定将北寺塔藏经殿、观音殿借给她作为期三个月的陈列之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在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日，“苏州古今丝绸陈列室”在北寺塔如期展出并引起轰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即邀请与其一道参加1988年在日本奈良举办的丝绸博览会。 然而，展出的成功并没有使钱小萍那颗操劳的心得到片刻安宁。眼看三个月期限快到了，这些展品却还没有一个临时的栖身地。正当她为此愁眉不展时，文化局得知此事，便将地处桃花坞大街一代名人唐寅家祠借给了她。于是，这间因岁月侵蚀而显得破旧不堪的屋子经过修整便成了苏州丝绸博物馆临时所在地。在安顿好这些展品后，钱小萍又为新馆的选址、建造忙开了。当时位于北寺塔下的一家炼染工厂因污染严重必须搬迁，市政府便决定将这一块宝地作为新馆地址，这使钱小萍喜出望外。她决意要使这座专业丝绸博物馆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座融艺术性与文化性 于一体的不朽丰碑。为此，她特地请来了我国著名建筑大师、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当齐老登上北寺塔俯看四周后，神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对钱小萍说：“在北寺塔下设计建造这座博物馆难度是很大的，会被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了设计好这座博物馆，她和齐老反复研究，常常为了一个细小环节争得面红耳赤……渐渐地，一座新颖别致的博物馆在他们脑海中定型了：一条乳白色的曲线墙面横贯南北，仿佛润滑细腻的丝绸在微风中飘逸，它与象征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纵横交叉构成了博物馆的主体，墙面上采桑女、浣纱女、织绸女三尊主题性雕塑亭亭玉立，迎接着八面来客，仿佛将人们又带到那远古时代……新馆奠基后，又经过三年的奋斗，1991年9月20日，时值苏州丝绸旅游节开幕之日，我国第一座集收藏、教育、科研于一体，动静结合的专业丝绸博物馆在古都苏州诞生了，此时距钱小萍初次倡议建馆已整整十个年头了。著名作家陆文夫激动地说：“抗战只有八年，钱小萍创建丝绸博物馆却花了整整十年，多不容易啊!”钱小萍忘不了十年创建丝博馆的艰辛，更忘不了那些在困难时给予她热情帮助的人们。在她建馆呼吁不被人理解时，正是江苏省副省长张绪吾——张謇的后代给了她支持，使得建馆提案得以通过；在她为收集展品而犯愁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教授黄能馥将自己珍藏数十年三十六幅几个朝代的丝织样图案捐了出来；在她为资金不足而奔波时，丝绸界老前辈、江苏省丝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任醒向她伸出了援助的手并发动全公司职工为其捐款；当她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即将离任的段绪申市长亲自来医院探望并对下任市长俞兴德说：“老俞啊，筹建丝博馆一事我未完成，请你完成吧!”……丝博馆之所以能有今日，这其中也凝聚着他们的一份心血啊! 苏州丝绸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其中包括为数可观的中外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并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评价。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和副主席叶至善在参观时连连称赞：好极了!建筑好，设计好，构思好!在苏州丝绸之乡，应该有一个这样出色的博物馆。国际丝绸协会主席阿道夫"弗斯率二百五十余人访华团参观后激动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能看到欧洲早已失传，仅有备片记录的古代织机依旧在精巧地运转着……我将把这座博物馆介绍给我的所有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参观了中国古代丝绸的制作工艺后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具有向上精神的民族一定有着美好而光明的前途。”钱小萍以她的勤劳和智慧创建的苏州丝绸博物馆又一次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在一片赞扬声中，钱小萍显得格外平静。她说：“成功是相对的，局部的，无终止的，无数小的成功构成大的成功。”在她看来，成功是无止境的，创业也是无止境的。在创建苏州丝绸博物馆后，钱小萍又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 作为一名丝绸设计专家，钱小萍对古丝绸文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为了再现古丝绸文物千年历史风采，她开始了漫漫丝路上又一次艰难跋涉 作为世界丝绸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绣织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丝绸珍品，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唐锦等曾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丝绸珍品却很少有完整保留下来的。每当钱小萍端详着历经岁月磨难而留下的古丝绸残片时，她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感觉，这是一种骄傲与遗憾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她身上也同时化成了一种责任。她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再现古丝绸文物千年历史风采，为丝绸博物馆，同时也为祖国丝绸文化园地再添一道瑰丽的风景。丝绸博物馆建成 1 后，钱小萍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古丝绸文物的复制研究。经过刻苦攻关，1992年她带领课题组出色完成了“先秦两汉古丝绸文物复制研究”项目七件丝织品的复制，荣获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三等奖。接着，她又向“四件珍贵唐锦织物的复制”这一高难度的项目发起冲击。这四件唐锦是从丝绸之路南端唐蕃过道的青海都兰果热水乡唐代吐蕃墓葬出土的。由于年代久远及自然因素的作用，文物残片碳化已十分严重，复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国内以前也没有人从事过唐代经锦和纬锦的研究，无任何经验可鉴。但钱小萍知难而上，凭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坚强的毅力硬是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1994年11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四件唐锦织物复制晶 进行了鉴定，认为复制水平达到了与原文物质似、形似、神似的高水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汇报》、《新华日报》及多家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称赞钱小萍“历尽数载攻关艰辛，再现千年历史风采”。 作为一名丝绸设计专家，钱小萍在致力于我国古代丝绸文化保护、发掘和研究的同时，时刻也未忘记丝绸新品的开发。她从前人所创造的丝绸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早在50年代至80年代，她就在苏州丝绸研究所和丝织试样厂设计节数百种新品种，其中“网纹绸”、“浪花锦”、“凤羽锦”等还分别获全国优秀新产品金龙奖。近年来，她又利用真丝和羊毛两种高档纯天然纤维的特性，将两者有机巧妙结合 起来，设计发明了既美观又实用的“双面异质丝毛复合长巾”，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钱小萍用她那勤劳智慧的双手为祖国丝绸园地增添 了一朵朵绚丽的花朵。 在采访钱小萍创业事迹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看似文弱的她，怎会有那么大的毅力，创造出如此非凡的业绩，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呢?当我拿起笔，细细品味着她的创业历程时，她曾说过的一句话在我耳边显得那么清晰：“如果我不追求事业的话，那么安逸的生活会等待着我。我搞丝绸博物馆，搞科研，带研究生，我一生都没有安逸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国家正在发展，需要我们啊!”不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使钱小萍攻克了漫漫丝路上一道又一道难关，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创业丰碑吗? 第十二章 雕塑人生:访雕像艺术家朱文茜 好些年前就曾听说过朱文茜的名字，知道他的人像不仅捏得快而且非常传神。这次造访朱文茜，果然名不虚传，不到半小时，她便用那双灵巧的双手把我的精气神一起收到了一尊小小的泥像上。朱文茜是那种属于用作品说话的艺术家，平时不大喜欢张扬，人也非常的朴实，走在大街上你很难把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联系起来。倒是她那爱说爱笑的丈夫，也是她艺术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助手司马雄趁着她忙活的当儿，把她的雕塑人生给我绘了个栩栩如生……。 一 1949年朱文茜出生苏州一个小职员家庭，小时对艺术就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平时就喜欢和泥打交道。初中毕业后，照理该读高中了，但一个老师的话却改变了朱文茜的道路，老师看到朱文茜在雕塑方面挺有些小才气，便对她说：“现在我们国家很缺乏雕塑人才，你去学雕塑吧。”那一年苏州工艺美术学校正好招收两个雕塑班，朱文茜凭着优异的成绩成为雕塑班的学生之一。那时正值大讲阶级斗争，社会实践比较多，收租院等内容的雕塑阶级教育展览也不少，朱文茜利用这个机会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1969年朱文茜毕业时正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朱文茜因身体不好没有象她的同龄人那样下乡去。但毕业了总得有个工作呀，当时河南开封工艺美术实验厂正好到苏州来招募制作教学模具人员，虽未下乡的朱文茜因此远离家乡来到了该厂当临时工，画仕女、做石膏教具，这一做就是七、八年，人虽吃了不少苦，但却在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为她以后的雕塑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那年复一年的日子里，朱文茜总是对故土有一种深情的恋，终于在1979年回到了家乡。 朱文茜回家时，我们的国家正是百废待兴的，各种在文革中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也都拂掉身上的尘土重见天日了。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苏州所面临的重整山河更是严峻。苏州以园林而闻名世界，苏州市政府对园林的修复也是高度重视，而园林寺庙更是成为重中之重。当时西园寺五百罗汉在文革中遭到严重毁坏，为了恢复这一名胜古迹，苏州园林和西园寺便公开招募一位会修佛像的美工。朱文茜便报名了。结果朱文茜凭着一小时捏就的那尊栩栩如生的小罗汉头像从80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五百罗汉的修复使命也随之落到了这位体态娇小的苏州女子身上。 尽管朱文茜对于五百罗汉的修复的艰难心里早有准备，但当她只身踏进天王殿，心里还是不免大吃一惊，她没想到出自古代民间雕塑大师之手这五百罗汉损坏的程度是那么严重，小时候留在脑海里的一个个神态各异的罗汉此时已大多断手残足、法器短少、面目全非了。但此时的她已是没有退路了，她也从未想到退路，多少年的漂泊生涯早已炼就了她刚强的懔性。她不但要啃下这块硬骨头，而且还要 。从此，那一个个生硬冰凉的泥塑神群在她这里成了有生灵的的东西。她不分日夜地查找阅读研究相关资料，仔细观摩每一尊佛塑，终于掌握了古传佛教像32“相“、80种“好”的规律和技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她把中国民间雕刻注重线条、纹路的细腻与西洋雕塑讲究块面、立体粗犷相结合，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经过艰苦的努力，被时光淹没的五百罗汉又重新闪亮在人们眼前，佛界大师和同行连连称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并用“天衣无缝”来评价朱文茜那高超的技艺，直到这时，朱文茜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更令她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大手术”，她已掌握了独塑佛像的技能。 五百罗汉的成功修复使朱文茜一下子出名了，但一个个艰巨的任务也随之而来。八十年代初，佛教界决定重塑灵岩山寺天冠弥 佛像，苏州委统战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朱文茜，消息传到灵岩山寺，立即引起了许多和尚的反对，女的塑佛像这不是对佛的亵渎吗？再说了，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女的能修好吗？但朱文茜可不管这些，她和丈夫一起担起出生刚刚百日的女儿上了山，一家三口住在防空洞里，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防空洞里满是灰尘不说，蚊子也多得很。为防蚊子伤人，只好把小孩脸上全罩起来。她和丈夫的心思都在了塑佛像上。这种弥 宝身像，仅在上海龙华寺和苏州灵岩山塑过，然而在文革中都被毁，朱文茜也只在小时候在灵岩山看到过，但事隔这么多年，她只记得那大佛有自已身体的三倍高，其它早已是已模糊不清了。为此，她查找了许多资料，终于把模糊的大佛生动在了图纸上。老人们看了都说这就是当年的大佛。设计难，塑像也不容易，这塑像不但是个技术活，也是力气活，这3。6米高的大佛得用五吨多重的泥巴，靠双手一点一点垒起来。为了赶时间，朱文茜几乎整天都呆在三米高的脚手架上专心造佛，饿了就吃一点随身带的干粮，累了就靠在脚手架上歇一会。半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但灵岩山上却矗起了一尊的大佛，引得过往行人纷纷登山祈拜，更令人称奇的是那大佛的目力竟能射向不同方位，无论你走到那一个方位，你都能感受到大佛那温存的目光。原先那些说闲话的人此时也不由得朝朱文茜竖起了大姆指，并亲切地叫她“朱老师”。 灵岩山大佛的崛起使得朱文茜获得了“神塑手”的美称，继灵岩山大佛之后，朱文茜又为文山寺塑了慈航普渡观音组像，为寒山寺弘法堂做了玄 、鉴真大师像、为西园寺等塑了济公活佛立卧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为西园寺塑的地藏王菩萨，朱文茜在塑这尊佛像时可谓构思别具匠心，她并不是为造佛像而造佛像，他把地藏王菩萨这个艺术形象还原到生活中去，于朴实、恬静、善良、祥和中显示出宽容大度的内在力度，衣褶线条明朗，坦露的肌肤无不透视出人体各部的活力，充分显示了朱文茜不凡的造像技艺。1993年受上海玉佛寺高僧明 大法师委托，朱文茜还为玉佛寺塑了由一百二十尊佛像组成的《西方极乐世界图》，朱文茜在塑造这组群佛时，采用了传统和当代雕塑相结合的办法，虚实结合，着重于面部表情的刻划，使每一尊佛既可独立成为艺术品，又能组合成庞大的佛像群体，既有各自的形象特征，又有整体的艺术统一。这组群像在玉佛寺一出现，便立却引起了佛教界人士的极大兴趣，明 法师为些致函朱文茜称：“你的杰作，大家参观后均赞不绝口。”1994年，朱文茜又为赵朴初居士塑的《诸天乐女像》，在这幅作品中，赵朴初居士虔诚地双手合十，伫立于诸天乐女之中，寓赵老对佛教贡献，为天地人间所感动，寂寞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以乐女为其歌之舞之。赵老接此厚礼，欣然提笔为朱文茜写下了“妙相庄严”四个大字。 自八十年代以来，朱文茜已记不清自已究竟已塑过多少尊佛像，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她的作品《紫砂观音像》《紫砂弥 佛》等许多作品被中国佛教协会作为国礼赠送给印度、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收藏。朱文茜以其杰出的智慧高超的雕塑技艺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在她那近半个世纪的雕塑人生中最令她感到自豪的还是她恢复了失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虎丘捏像。 二 或许职业的关系，在读书时那些有关塑像的东西总能引朱文茜的注意。1984年，她读到《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时，一段文字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段文字这样写道：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来的。”宝钗亲自来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又有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她哥哥，不禁笑起来了。” “虎丘泥捏小像？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呀？”朱文茜惊叫道。然而，那白纸黑字又清清楚楚地这么写着，红梦楼是中国四大名著，作者又长期生长在苏州，肯定不会写错了。朱文茜有股子倔劲，她决心把这事搞出个子卵来。从此她一头钻进了图书馆，把有关资料都一一抄录下来进行研究经过仔细查找，她终于把这件事搞清楚了。对活人而即席塑像，古人也称之为“塑真”。据《相桥倚耀录》记载“塑真，前明有王明竹林”，《吴县志杂记》中称“乾隆时有黄叔之者，曾塑土为人极相似。”再仔细前后考察，朱文茜又发现，原来这姑苏捏像创始于唐代有“塑圣”之称的杨惠之。据史料记载，杨惠之在捏像时，只需打量一下对方特点，然后边与对方说笑边手执泥丸在长袖手捏像，顷刻之间便魔术般地从袖子里拿出一尊对方的小塑像来。到了清代这一捏像技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康熙年间有个擅长“捏像”的项天成，他捏的像生动逼真，精微细致。这项氏捏像还系世代相传，且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到本世纪初，西洋照相技术传到我国后，捏像风气便大受影响，到项氏后裔项琴舫去世，这一技术也从此失传了。倒是有心的无锡人把它带到无锡变成了惠山泥人，但比起虎丘泥人来还是九牛一毛。结论找到了，朱文茜心里不由得一阵发痛，真不知有多少珍贵的民间艺术失传在现代文明的大潮里。虎丘泥人，那不知凝聚了多少民间艺术心血的艺术难道就再也不能与苏州人见面了？作为一雕塑艺人，朱文茜暗暗决心：一定要将失落的“捏像”艺术找回来。不是为了项氏，而是为了苏州，而是为了虎丘泥塑这朵民间艺术的奇葩的重新绽放。从此，朱文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捏像”上。她认真研究塑真技艺，平时不大爱上街的她几乎每天都要去观前街逛一回，不是为购物，而是为了观察和分析大街上、商场里那一个个形容各异的人物面部特征。丈夫与女儿自然也成了她手中的试验品，只要一有空她便对着自已的丈夫、女儿捏像，家里简直成了一个泥作坊，她自已也经常弄得满身是泥，象个泥人似的。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她终于捏出了丈夫、女儿都说像的“塑真”，但她心里还是没有底。毕竟整天相处在一块，只要有一个地方象，便觉着全像，是好是坏最终还得陌生人说了算。于是，她便悄悄出门寻找目标。一次，她在商店的柜台前看到一个营业员长得很有特色，便用眼睛把她的面容“扫描”在心里，回到家里便和泥捏了起来。第二天，当她把这尊小像拿去和营业员对照时，惊和对方目瞪口呆。但朱文茜并没有满足，她继续沉浸在资料和茫茫人海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八年的艰苦探索，朱文茜渐渐练就了一手既形似又神似的“捏像”硬功夫。使失传近百年的“吴门塑真”在淹没近百年后再次放出了灿烂的光彩。 1992年在苏州市举办的《爱祖国，爱家乡书画联展》上，朱文茜参展的印光法师、叶对陶两尊塑像，以其形态毕肖而轰动了古城，观众欣然提笔道：“教界自古有高手，翰墨丹青后来人。” 朱文茜的塑像注重线条、纹路，讲究块面、立体，掌握眼鼻嘴等特点，她不仅能塑出面部特征，而且还把对方的气韵表展露无遗。行家把她的技艺术归纳为“简、畅、精、神”四个字。简指的是风格，造型简练，不繁琐。畅即线条流畅，不绚求丽。精指的是做工精细，比例合理。神即气质雅重，富于神韵。在她手下，慈眉善目的老人、飘逸潇洒的青年、庄重睿智的文人、朴实粗犷的劳动者……那一尊尊塑真都有了生命似的能凭借一个眼神一个笑容和你进行着心与心的对话。 朱文茜的吴门塑真通过报刊电视传到海外，引起了海外的关注。 美国麻省波士顿塔芙茨大学的理查得伍得博士在访苏期间，特邀朱文茜为他塑真，他原来安排二个小时，朱文茜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为他完成了。伍得博士手捧自已的小像，兴奋地说：“获得这样的艺术术珍品，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中国，朋友们赠给我99件礼品，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件，它给了我总统待遇。回国后，我要把它陈列在我的博物馆里，让参观者了解中国高超的泥塑艺术。”前年，泰国公主到上海访问，她一走下飞机便要找朱文茜给她塑像，陪同人员连忙陪其赶到苏州在西园寺找到朱文茜，当场为公主塑像。当半个小时后，公主从朱文茜手中接过自已的头像后高兴地说：“我一生中碰到2个塑像最好的，你是其中的一个。并用泰文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塑得真好，感谢你。”几个字。 朱文茜不仅擅长瞬间捏像，而且对当代人物塑像也非常的精到。他为扬州医学院高度为1米的白求恩胸像，宽阔的前额，炯炯的目光里充满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信念，神韵毕现。令人感慨顿生。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朱文茜又以满腔热情塑造了邓小平胸像，以此讴歌小平同志“一国两制”国策的成功，赢得了高度评价，苏州电视台还专门为此拍摄了胸像制作的全过程。 第十四章 钟情山水 泉石知已—记我国著名园林建筑专家薛福鑫 一 1928年薛福鑫出生于吴县东渚镇阳村一个匠师世家，舅父朱祥庆、朱富庆大哥薛鸿兴曾参与东山雕花大楼和灵岩山大雄宝殿的设计和建造，在当地都是响当当的名匠。在舅父哥哥的言传身教下，薛福鑫自小就喜欢拿着凿刀东刻西雕的，在雕刻方面显示了不凡的才气。16岁那年，一次，有人请他哥哥搞砖刻门楼，哥哥有意要试试弟弟的技艺，虽然接了活，但开了个头便称有事，让小福鑫先来做做。一个小孩子能搞这活吗？那位东家很是担心，几乎天天问薛福鑫：“你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快了！”薛福鑫每次都这么回答。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后，薛福鑫已把一个完整的砖雕门楼奉给了东家，上大梁那天，当众多的客人看到门楼上那栩栩如生的渔耕樵图，不仅大为赞叹：这是谁刻的？当东家告诉说是薛福鑫刻的时，大家更加惊讶不已，连声说：“想不到这孩子竟有这般手艺，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果然没多久，薛福鑫便拉起了自已的队伍，当上了带班师傅。薛福鑫是一个既聪明又好学的人，承担了苏州钢铁厂红叶造纸厂的建厂工作，他发明的“悬空吊网络作业法”还获得了“发明创造奖”。在实践中，薛福鑫的建筑技艺得到迅速提高，他基本掌握了香山匠人应具备的建筑技艺，还能双手一笔画龙的技巧。由于他的出色才能，1959年他被组织上调到苏州园林修建队，从此与苏州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进了苏州园林修建队，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薛福鑫却没有丝毫的轻松，他知道苏州园林集建筑、绘画、雕刻、园艺、盆景、书法、诗词及叠石理水等众多艺术于一体，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自打走进了苏州园林这座艺术殿堂后，薛福鑫便开始恶补这方面的知识，在五十年代末他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在夜校的课堂上度过的，此外他还抓紧时间师从蒋吟秋学书法，从王子祯学龄前山水，周瘦鹃、孔昌照、汪兴伯、谢孝思、陈从周、黄养辉等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学习，薛福鑫终于在众多的园林工匠中脱颖而出，成了苏州园林的守护神。大凡苏州园艺界有什么大的工程都少不了他的指导与参与。1963年10月，薛福鑫受命负责拙政园“远香堂”的落架大修。“远香堂”是拙政园的主体建筑，属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上级要求他做到“修旧如旧”，保持其“香远益清”的风貌。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薛福鑫几乎天天泡在了香远堂，屋 上那对参破不堪的卧式麒麟总让他感到有些不自然，既显得臃肿又不美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麒麟由卧式改为立式，并将位置向上移了五寸以切合游人观赏的视角。他这么做可是要担风险，上级明明规定：要修旧如旧，你薛福鑫作这么大的改动不是破坏文物又是什么？工程完工后，果然有人以“破坏文物”将薛福鑫告到了国务院文物管理局。文物局接报后，十分重视此事并立即派有关专家前来调查此事。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听了薛福鑫的汇报后，又勘察了现场实物，看到那两尊威风凛凛的麒麟时不由得翘起了大拇指说：“你这样改得好，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却是身怀绝技，艺高胆大，我来这儿之前，还以为你和我年纪差不多呢，真是后生可畏啊！再过十年，你可是不得了！”后来，朱德委员长陪同外宾游拙政园时，也称赞“远香堂”精美绝伦，修得好。 “远香堂风波”对薛福鑫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深刻地感到，古文物的修复“修旧如旧”固然重要，同时还应当在保持原有风貌上有所创新。在修复“网师园”中那座精美绝伦的“砖雕门楼”时，薛老特地把下层“斜角万字”栏杆上层飞罩挂落在损坏的地方，使人一点也看不出修的“痕迹”来。构思可谓精心独到，巧夺天工。七十年代初，他在修理沧浪亭时，竟然能将只剩下了一只尾巴的狮子按原样给恢复得活灵活现，使知情者赞叹不已说：“薛师傅你真不简单，一对狮子只剩一对尾巴，你竟然能让它活了起来了。” 苏州园林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文革结束后修复任务也十分的繁重，而且有时给薛福鑫的时间也是极其的短促，薛老就经常遇到十万火急的修复任务。有一次，缅甸国家元首到苏州要游览虎丘，可当时剑池旁悬崖壁上原来镌刻的《剑池铭》在文革中被人凿掉了，留下来一条条马槽似的印痕煞是难看，有关部门要求园林修建队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补救。怎样才能不露痕迹呢？大家对此谈来谈去，一筹莫展，薛福鑫说：“可以用快干水泥做旧么。”大家一听边声称“妙”，于是连夜动手拖来水泥和黄砂，按照山石纹路和色彩用快干水泥涂抹，然后再用苔鲜打烂后的水汁涂在上面，古趣盎然的，竟然看不出一点痕迹。大家都欢呼不已，而薛老却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心情显得很沉重。大家知道他一定又是在为《剑池铭》的被毁而暗自伤神呢？ 二 长期生长在文化之乡，薛福鑫对古文物有着一种深厚的情感，苏州园林之所以在今天能保持它的风貌，这其中也有薛福鑫的一份心血。至今在苏州还流传着许多薛老保护文物的故事。 1966年秋的一天傍晚，薛福鑫下班正要回家时，园林建筑队的一位老同志急匆匆地赶来对他说：“不好啦，刚才得到可靠消息，从天津来的一批红卫兵明天就要来到苏州破四旧了，说是首先要拿沧浪亭开刀！我们该怎么办？”“沧浪亭？”薛福鑫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沧浪亭堂墙壁上有清代名家顾湘 雕刻的春秋至清代594位对苏州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形象和事迹，这些平雕石刻可是沧浪亭的“镇亭之宝”，要是毁坏了就没有丝毫修复的可能，我们必须保护好它。薛福鑫马上把这事向园林修建队队长徐汉冲汇报，徐队长听了也是焦急万分：“时间这么短，我们该怎么办呢？”薛福鑫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用纸筋将石雕全部涂抹，在上面刷一层石灰水，再在上面写上几条革命语录，把厅内放满杂物，锁上大门……。”徐队长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小薛啊，还是你有办法啊，就照你说的办。”大家连夜动手就这样把五百人物雕像给掩护起来了。当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冲进沧浪亭，在沧浪亭一阵乱跑之后，看到没什么四旧好破，便又到别的地方转囿去了。 如今去过虎丘的人对虎丘山上那3个大如方桌的“冷香阁”三个大字一定会记忆犹新，那是清代一位著名书法家的手迹，十分珍贵。这三个大字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与薛老的着意保护也是分不开的。文革中，有一天，薛老听说有人要敲掉这三个大字，便立即赶到现场，对那帮人说：“毒草除掉可以作肥料，为啥一定要把它敲掉呢？铺在地上还可以走路，让众人把它踏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不是更好吗？何必要敲掉它呢？”那帮人听了觉得薛老言之有理，便罢了手，这三个大字因此得以逃脱被毁之命运。薛老机智由此可见一般。无独有偶，虎丘剑池旁有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题写的摩崖石刻“风壑云泉”几个大字，文革时竟然也被人看作四旧欲以毁掉，正巧那一天被薛老撞见了，薛老对那个手执钢扦的人说：“小伙子，你慢些，待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也不迟。你看这石壁龟裂的这样厉害，用钢扦一撬，万一引起岩石崩溃，你不是送死吗？”那人被薛老的这几句话吓住了，问道：“那你说怎么办才好呢？”薛老说：“不妨用东西把它盖起来嘛！”。于是，那人便找召集一帮人把一块石板盖在了原先那几个大字上。看到石板上那几个“为人民服务”的大字，薛老不由得会心一笑。还有一次，薛老听说有人要将天平山“御碑亭”砸掉，便挺身而出，极力反对。这一次可不象上几次那样顺利，有人当面指责他是“四旧的卫道士”。但薛老并不屈服，据理力争：“为什么北京故宫至今没有拆掉，而天平山的‘御碑亭’一定拆掉呢？这座亭子难道不是我们香山帮前人的劳动成果吗？我们为什么不珍惜我们前辈的劳动呢？我们可以把它改为迎宾亭，让游人在这里休息休息不是很好吗？”经过薛老的多次工作，原先坚持要拆掉亭子的人改变了主张，“御碑亭”因此得以保存，乾隆御碑也被埋进了距亭二十米东北角的泥土中。 象上面这样的例子在薛福鑫身上还很多，如今薛老每每谈起这些往事，我知道他不是在夸耀自已，而是为那些珍贵文物得以保持而欣慰！ 三 作为一名古建园林专家，薛老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古建筑的修复上，同时也体现在那一座精美绝伦的仿古建筑上。安徽广德竹瑰园、太极洞长乐园、无锡前洲锦绣园、由江泽民主席题写楼名的周庄门楼等，当你徜祥在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园林建筑中时，想必你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巧夺天工”。而在这些园林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当今乡镇第一园”的无锡锦绣园了。这是一座占地约26亩的全封闭江南古典园林，该园林视其西北高东南低之地形，挖池堆土叠山，布山水起伏之势，采湖石迭峰置横矶，周立墙垣为廊，整个园林融厅、堂、轩、榭、居、斋、廊、阁、坊、池、桥、假山于一体。园内四景“梅林春晓”“曲溪风荷”“桂香书屋”错落有致，别具风味。即便是一桥一水都被薛老那双巧夺天工的智慧之手按排得浑然天成，妙不可言。而他对“桥”与“水”更有自已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苏州园林的桥妙就妙在一个“曲”，即有抗震性，又可增加视角转换，尽览园林美景，且佳人立桥也自成一景。至于“水”，那更是园林的精灵了，“无水不成园”“建筑或假山都是静态的，唯有水是流动的，动静结合，更显园林之灵气。”在锦绣园的建筑中，薛老将湖池置于园心，似弧形，环池点缀厅、轩、榭、亭、桥、假山等。湖水分合有序，池上覆以小桥，曲桥入池，小桥流水，适人眼目。锦绣园的成功建筑充分展示了薛老在古典园林建筑方面杰出才能。 薛老的技艺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在国外也倍受青睐。1978年8月至1980年5月，薛老亲自参与设计建造的美国明轩，并担任砖雕工程技术指导工作。他那精湛的技艺轰动了欧美。从此，一个个精美的园林频频落户海外，使世人更多地欣赏到了苏州园林的魅力。明轩工程结束后，一批美籍华人专家多次挽留，要他留下来，但都被薛老婉言谢绝了。继美国“明轩”后，薛老又于93年设计承建了日本长崎市的凑公园，同样获得好评。著名建筑大师陈从周还为他题写了《薛福鑫和他的造园艺术》碑文，并在病中为他写下了“钟情山水，知已泉石”几个大字。 第十五章 画入瓷中更宜人—记杨丽华和她的瓷画艺术 陶瓷与绘画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总是隔着一层山似的挨不着边，或许如此日常生活中诸如碗茶具上的绘画是从来不曾引起我关注的目光的，总觉得那不过是些是与艺术无缘的东西罢了。然而，当我走进画家杨丽华的工作室，我不仅为自已长时间对瓷画所抱有的想法而感到羞愧。没想到，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瓷画在这里却耀人眼目，放出了灿烂的光彩。眼前这位体态娇小的江南女子究竟是用了什么魔法使绘画与陶瓷艺术这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呢？看到我那惊奇的目光，杨丽华笑了，笑得那么平常，那么朴实无华。然而，多次采访的经验告诉我，伟大常常孕育于平常之中，在她成功的背后一定包孕着不为常人所知的血汗和艰辛。事实的确如此！ 一 1996年杨丽华从工艺美校退休了，按理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她该好好地享受人生了。想想吧，几十年来既要工作，还要拉扯三个子女，这对一个母亲来说该得付出多少辛劳啊。退休下来好好享受生活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然而，当把三个子女放飞，把最后一届学生送走，杨丽华并没有一种突然轻松下来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迷茫的情绪在滋长，心里总好象有一桩大事没做成似的堵得难受。看着妻子这副神情，丈夫心里也很不安。究竟是什么事让她这么牵肠挂肚呢？绘画吗？画了大半辈子画，大小小的奖项也得了不少，还有什么值得这么焦心呢？是学生吗？教了大半辈子学生，目送他们离开校门，并不时传来他们的喜讯，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又是什么呢？终于有一天，杨丽华用筷子轻轻敲着那只带画的瓷碗对丈夫说：我要搞瓷画艺术。原来妻子心病在这儿，爱人这才恍然大悟，随之又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这不是心血来潮吧？ 其实，决心投入瓷画艺术并非杨丽华心血来潮，而是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个梦。这个梦早在她第一次带领学生到宜兴参观陶瓷时就开始萌发了。那时的杨丽华对于瓷画艺术的惊讶可能与我走进她的工作室时是差不多的。瓷画艺术那丰富的造型、独特的浑厚感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一种挥之不去、无可比拟的美！然而，那时的她知道这条路需要太多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作为一名教师，她的时间又是极其有限的，她只能把这个梦埋在心里。现在退休了，该是自已行动的时候了。离开了一个战场，又要重新扬帆了。此时此刻，杨丽华肯定又在重温她跨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时的那种心情了。不过，这一次出征，杨丽华显得并不轻松，她知道，瓷画艺术比起绘画来不知要艰辛多少倍！因为瓷画创作，往往是在朦胧中进行的，不管是高温装饰，还是低温装饰，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瓷画的烧制，要经过合泥、成型、涂釉、烧闷等近30道工序，尤其在釉料入窑时，气候的温度、湿度，泥质、火候以及放的位置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稍有闪失，便会全炉报废、前功尽弃。按理说杨丽华此次无论是成是败，人们都不会说三道四，因为人们对退休的人总是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即便不成功也能博得个“夕阳红”的美名。然而，杨丽华恰恰是最不在乎别人目光的人，在她的生活中，她只在乎自已是不是成功。因而，这一选择对她来说无疑于把自已又推到了一个火山口，在那里她的心灵必定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就这样，退休以后的杨丽华比退休以前更忙碌了。她经常到陶都宜兴与大师们切磋技艺，在瓷画艺术上不断探索，并在瓷画艺术上显示出不凡的灵性，初试身手便引来专家们赞赏的目光。北京美术家协会一位姓陈的秘书长看了她的瓷画作品后，说：“你应该到景德镇去，那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天地。”并当即把她介绍给了景德镇的制瓷师傅。杨丽华兴奋极了，她满怀希望打点行装上道了。为了掌握制瓷艺术，在景德镇，年过半百的杨丽华象一个小徒弟那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向老师傅请教，并在很短的时间掌握了各种基本要领，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1997年她终于成功地烧制了一只梅花瓶，在雪白滋润的底色上，族族梅花滋润鲜嫩，由绿白紫三色融成的花瓣上泛出一层晶亮的光泽，把“绿梅新雨瓣滴翠”的意境渲染得淋漓尽致。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见之赞叹不已，当即聘她为研究所高级艺术顾问。 二 许多事情往往有着极为相似的过程，开头着手易愈到后来愈艰难，就象上山一样。尽管杨丽华对于自已选择的瓷画艺术的艰难是有着较为充分的心里准备的，开始也还算顺手，然而以后的事实还是要比她想象要困难的多，不知烧了多少窑，出炉的东西总感到不太满意。 1999年9月，杨丽华又一次来到了景德镇。为了防止意外，这次从配料、拌泥到塑形、绘画、上釉，她都是一手操作。当她把自已精心制作的30件作品小心翼翼地放进窑里时，心里象是揣着一只小兔子似的跳得厉害，那种心情不亚于寒窗十年等待金榜揭晓的到来。是成是败？她都不敢去想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杨丽华在焦急中等待着……当她把第一件作品从窑里取出来时心都快碎了，她简直不敢相信那么美丽的白天鹅怎么一进窑就变成了丑小鸭呢？她的心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揪得紧紧的。眼见春节就要到了，难道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吗？不，我必须努力，我一定要成功！杨丽华默默地对自已说。她象一只受伤的鹰舔舔自已的伤口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转眼间大年三十到了，窑上的职工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平时喧闹的作坊里此时只有她孤零零的身影在摇晃着。当迎接新年的烟花在夜空中灿燃鸣响时，杨丽华却因过度劳累牙龈发炎而不能进食，连个医生都没找着，坚强的她只能拚命的工作以求解脱。就这样，在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后，当春风染绿枯树枝头时，杨丽华收获季节终于来到了。经过了寒冬的洗炼，她这次的收获也是异常的芬芳。《松壑云泉》、《郁金香》、《鸡冠花》、《水乡》……当她从窑洞里取出那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作品时，她感到过去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杨丽华成功了，她用瑰丽的釉彩把自已的晚年涂抹得绚烂多姿，引来了众人的啧啧称赞。一个年过半百才开始瓷画研究的人何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面对众多的询问，平生不喜欢张扬的她只是浅浅一笑说：“也说不上什么秘诀，我只是做了自已喜欢做的事而已。”其实，杨丽华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若要详细道来，应该说首先要得益于她那那深厚的国画功底了。生于1939年的杨丽华自幼酷爱书法，1977年，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进入了苏州市工艺美职大专攻花鸟画，毕业后被分到苏州工艺技校长期从事美术教育，擅长花鸟动物画，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交流获奖并被收收藏，她以一幅《荷塘秋雨》入选泰国国际现代水墨画展并获金奖，《春到江南》入选跨世纪著名中国画家作品展览并获最佳作品奖。作品曾入选《当代花鸟画家作品集》《第十一届当代花鸟画邀请展作品集》《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集》等。作为吴门画派的一员，杨丽华的作品以虫草雀鸟之类的小物见长，而这与瓷画作品的主题茶具碗具等小器具是极相吻合的，这也使她很容易在国画与瓷画之间找到了一条连结的纽带。当然，瓷画和国画毕竟属两个不同的画种，光有国画功底显然是不行的。要把两者融为一体，面临的问题还很多，甚至有些是属困扰许多专家的老大难问题了。比如说瓷画的立体效果问题，还有色彩运用问题等等。也正因此，许多瓷画艺术的探索者常常走了不远便没有信心再继续前行了。但杨丽华显然不属这一类，她凭着一股子倔劲，硬是把横在自已面前的道道障碍给扫除了。她利用肌里线条使她的国画功底在瓷画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而且由于注重对所画品种的结构把握，她的作品又给人以一种强烈的立体感，更显生动逼真。她把青花提炼到最佳颜色，即便在作品中只有那么一小块，也使人有一种冰青玉洁、纯净如翠之感。更值得称道的是，她还成功地解决了青花釉里红在瓷画中的大面积运用这一高难度问题，为瓷画艺术园地增添了一道绚丽的风景。在所有的颜色中，青花釉里红温度要求最高，达到1450度，稍微差错便会变形。尽管此种颜色发明于明朝，也曾有不少人惊艳于她的美而试图把她大面积运用于瓷画艺术上，但均未成功。因此，长期以来釉里红在瓷画艺术中也只是作为一种点缀来使用的。杨丽华经过不断研究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她成功地把大块大块的釉里红运用于瓷画艺术，使作品显现出一种令人惊悸的艳美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三 世界上最美的莫过于用心血浇灌的成功之花了，杨丽华正是通过用心血浇灌的那一幅幅精美的瓷画作品把另一种美传给了爱美的人们。或许是受到陶工们粗放大度的影响，或许是有意识的变化，近年来，她的作品也越来越显示出大气有力的新貌。当你看到她创作的那件《斗笠荷叶碗》时，相信你一定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件作品直径36公分，碗体似风中荷叶翻卷而成，碗口边呈荷叶随风所动之势，形态自由奔放，叶上细微的纹络清晰可见，通体施以粉青釉更显清雅洁净，碗中用阳刻技法雕刻出一朵荷花，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花中央的那一点釉里红，也就是这一点釉里红却使整个作品有了灵性，活了起来。她创作的那件名为《郁金香瓶》的作品，在淡青色的“芊芊芳草”的背景上，粉白色的郁金香花，迎风摇 ，风情万种，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天然的富贵之气。你再看看她那件口径达50厘米的《松壑云海》碗，以瓷代纸，用传统的国画手法把林的幽静、云的壮观渲染得惟妙惟肖，不失为当代制瓷与国画相映成趣的一件代表作。还有那件以釉里红作主色调创作而成的《鸡冠花》，那瓶面上崛起的朵朵花骨如火如血，突现出一种惊悸的美艳，令人叹为观止。还有那件《苇荡里的丹顶鹤》，在传统造型的瓶面上，几只丹顶鹤在起伏不定的芦苇丛中似抗争、似起舞，整个画面有一种流动旋转的美，而那额头上一点釉里红把丹顶鹤之顶尽情地“丹”了起来，使本有些沉重的画面跳出了生命之光、生灵之气，透着一种奋斗者的激情，令你不能不心动。 正是由于杨丽华的瓷画作品透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美，她的作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2000年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上，她的三件作品《郁金香瓶》《鸡冠花》《黄山松云碗》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和好评。同年9月，她又在苏州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了“杨丽华国画陶瓷美术作品展”。她的作品也引起了收藏界的兴趣，有人想出高价收藏她的作品，但她提出一个条件，要买就得全部买下。不是她想挣大钱，她实在舍不得把这些精品分开。她想给她的这些孩子们一个安乐窝，就象给自已的子女找一个好的归属一样。杨丽华虽然已有了很多精品之作，但她还不满足，她觉得在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她还要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艺无止境嘛！她告诉我她准备近期再到景德镇去，去研究、去创作。看到杨丽华那灿烂的笑容，我很难把她与“退休”这两个字联起来，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人的能量是不能用年龄来衡量的。我相信，正如杨丽华空手前往景德镇一样，这次她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意外……。 第十六章 小小绣针故事多—记姚建萍和她的苏绣艺术 尽管数年前就听说苏州镇湖镇有个曾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刺绣能手姚建萍，原以为能获得这样荣誉的人年龄一定不会小，没想到初次采访，站在我面前的她竟然是那么的年轻，年轻得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感到不可思议的远不止我一个，翻开姚建萍的留言簿，诸如“真没想到绣出这么好的作品的人竟是这么的年轻漂亮！”之类的留言还真不少！不过，当你仔细地听完姚建萍维系在那枚小小绣针上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后，我相信，你一定也会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她的成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隐藏在那些美丽光环背后的故事中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曲折……。 一 1968年姚建萍出生于苏州市镇湖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这个“户户有绣绷，无女不刺绣”的“刺绣之乡”，女孩子们到了五、六岁的年纪或者更早一些就要学绣绣了。相比之下，姚建萍直到八岁那年才跟母亲拿起绣针，在刺绣方面的启蒙算是比较晚的了。而且，由于家里有四个弟妹要照顾，母亲平时也是少有时间拿绣针的。因此和同龄人相比，姚建萍不但刺绣学的晚，而且母亲教她的机会也不多。当同龄人拿着上面绣有叶子树枝花朵一类的台布时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比试时，小建萍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心里既羡慕又难受。“妈，你什么时候好好教我绣绣啊，你看村里的小姐妹们绣得都比我好呢！”每次和小姐妹们聚会后回到家里小建萍总要缠着妈妈唠叨一番。每当这时妈妈总是笑笑说：“小萍，别着急，以后待你嫂子孩子大了，让她教你，她绣得和服腰带可是当样品出口的哟！”小建萍看看嫂子怀中正在吃奶的孩子蹶起了小嘴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样的对话不知在母女俩间重复了多少次后，小建萍干脆自个儿拿起绣针径直坐到了绣绷旁。不久，学校放暑假了，小建萍决心要利用这段时间创作一件“大作品”。当她拿起一根领带一本正经地坐到绣棚前时，做妈妈的心里不由得嘀咕开了：这个小姑娘心倒是蛮高的，连一只完整的台布都没绣过，却要去绣活技要求很高的领带，看你能绣出个什么来？母亲显然低估了自已女儿手上的功夫。几天以后，当小建萍把一条领带交到妈妈手中的时候，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没想到以前很少摸绣针的女儿竟然绣得这么漂亮，丝毫也不逊于大人。“小萍啊，平时很少见你绣绣，你从哪儿学来的？”其实，被家务活忙得不可开交的妈妈哪里注意到，在此之前小建萍就已能将一朵小牡丹绣得娇嫩欲滴了。尽管这次从妈妈那里嫂子那里得到了不少赞扬，然而小建萍心里却还是没有底，这是自已拿起绣针以来独立完成第一件完整的作品，谁知道妈妈嫂子是不是为了鼓励自已才这样说呢？对，把领带交给收货人，看他收不收就知道绣的是好是坏了。当小建萍用那双稚嫩的小手忐忑不安地把领带交到了合作社收货的人手中时，心儿象是踹了一只小兔子似的蹦蹦直跳。收货人把那只领带在手中翻来复去地看了几遍后用怀疑的眼光问道： “这是你绣的？” 小建萍看不出收货人的眼光里的内容，紧张兮兮地说：“是的。” 收货人说：“绣得不错啊，小姑娘！以后绣的东西尽管拿来好了。” 听了收货人的这句话，小建萍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她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和嫂子：“收货人收我的货了，没有退货！”。没等父母答话，她便一屁股又坐到了绣绷前。从此只要一有空那枚小小的绣针便会在小建萍那纤纤小手里龙飞凤舞起来。在村里当村长的父亲看到女儿对刺绣是如此的着迷，又看她绣得确实不错，便在1987年把女儿送到了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刺绣班学习。在这里，姚建萍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刺绣方面的知识，为她在刺绣艺术方面的发展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美术学院学了两年之后，姚建萍回到了家乡小镇。当时村里有个人在苏州市临顿路开了家刺绣铺，看到小建萍手艺好，便请她去当辅导老师，教学生绣一些动物、风景之类的东西。由于她教的好，也绣得好，因此，前来请她讲课的络绎不绝，而且开出的价位也很高报酬，但这些都被姚建萍一一回绝了，不是她不缺钱，实在是她在刺绣方面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自打从出了美院大门后，她多么希望再进一步得到大师们的提携啊！那时苏州刺绣研究所有不少人退休的刺绣老艺人，姚建萍便萌生了登门求教的念头。然而，自已一个人都不认识，她们会接纳自已这个来自乡下的小绣妹吗？想到这里她心里不免又有些犹豫，但对苏绣艺术的热爱最终促使她横下心来去碰一碰运气。于是，每每夜幕降临，姚建萍便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奔波于苏州的大街小巷，用她那纤纤细手叩响一家家大门。不知有多少次，当她敲开大门，还没把话说完，大门便又忽地关上了。在不知碰了多少壁后，当失落的信心如同深秋的枯叶萧萧而下时，一扇大门终于为她洞开了，或许是被她满脸渴望与真诚所打动，一个老婆婆慈祥、和蔼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朵里：“进来吧，姑娘。”。或许是吃了太多闭门羹的缘故，那一刻姚建萍竟然一下子楞在那儿没挪步，她生怕眼前的情景一如往日的旧梦，便下意识地用手使劲地掐了一下大腿，一种痛快的感觉顿时漾遍全身，这不是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姚建萍欣喜若狂，原本沉重的双脚象插上了翅膀轻飘飘地随老婆婆逸进了朱漆的大门。从此，已是七十高龄的苏州刺绣研究所的刺绣大师徐志慧的门下又多了一个学绣的小妹妹。 姚建萍很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刺绣上，每天早上六钟，她都准时是坐在了绣棚前，直到晚上十点才离开绣棚。除此之外，她还忙里偷闲为徐老师做一些家务，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们是母女俩呢。在徐志慧大师的指点下，姚建萍刺绣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半个月后，当她把自已绣的一只小花猫交到徐志慧手上时，徐志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嗯，是块刺绣的料。”这句话对于姚建萍来说不亚于小时候那个收货人对她第一件作品的肯定。从此，她学的更加努力了。为了节省时间，她做一顿饭要吃两餐，虽然家离市里才一个小时的路，但她一个月只回家一次，而且为了节省时间每次回家也都是选择在下午五点钟的班车，即便以后有了孩子也是如此。第一个月下来，人也整个瘦了一圈，徐志慧见状心疼地说：“我还从没见过既刻苦又孝敬的，要是我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谁知徐老师这句话把姚建萍久已埋在心里的愿望给勾了出来：“徐老师，您愿收我做干女儿吗？”徐志慧闻言喜极而泣：“怎么不愿？愿愿！一百个愿意！”从此，徐志慧老师便又多了一个刺绣的女儿。 在徐志慧那里学了两年之后，姚建萍又回到了自已的家乡，但这时的她早已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绣娘了。为谋生而刺绣不是她的目的，她的志向早已突破了传统绣娘的圈子，飞向了更高更远更广的天地，她要使苏绣这朵古老的传统民间奇葩在自已手中开得更鲜更艳！姚建萍是一个永不倦学的人，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已的技艺，每隔一段时间，她总是提着绷子带着自已的半成品到顾文霞、徐志慧等刺绣大师那里去请教一番。随着岁月的流逝，姚建萍注意力也逐渐从学绣转向了如何创新上。人们常说：绣花是个细活儿，传统的刺绣讲究一个“细”字，多少绣娘包括一些颇有成就的刺绣大师都是在细字上下功夫做文章，力求做到针脚齐、做工细。先前姚建萍对此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感到这种绣法似乎还欠缺些什么，但究竟欠缺什么，她一时也说不上来，她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她买了很多有关湘绣、粤绣、蜀绣以及美术方面的书来看，又请教了很多刺绣大师、美术教授……。在不断的学习、研究和实践中，那个问题在她脑海里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做工细，针脚齐”只是刺绣基本功的一个方面，纵观刺绣发展史，无论是绣人像、花鸟、动物、山水等都与绘画、美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面有素描造型、明暗关系、色调处理以及油画、水彩、国画、摄影等不同画种不同题材的不同表现手法。刺绣是一门综合了许多艺术的技艺，尤其是绘画与美术方面的技艺。刺绣只有与绘画相结合才能唤发出她那动人的魅力。比如绘画讲究用笔的粗细，刺绣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细，换句话说，就是该粗就得粗该细就得细，此外还要有光的变化、色调的协和……经过几年的努力，姚建萍终于掌握了将美术和刺绣的融为一体的结合点，她的这一研究成果把古老的苏绣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第一只凝聚着她多年研究心血的小花猫从手中诞生时，或许是专注太久的缘故，她自已也都有些拿不准眼前的这只可爱的小动物究竟是自已绣出来的还是从脚下跳到绣绷上来的，因为这种事情已是不止一次地发生在她那小小的绣棚上了。她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又在绣棚上一连摸了好几遍，是真的，千真万确是自已绣的！她心里顿时盈满了成功的喜悦！ 二 俗话说得好，机遇之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打开的。1998年为了推动刺绣艺术的提高，素有刺绣之乡的镇湖镇妇联决定在全镇搞一次刺绣大比武，这也是镇湖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刺绣大比武，也称得上是镇湖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赛事了。要知道在这个人口只有2万多人的小镇上，仅绣女、绣娘就有6000余人呢。而且，作为刺绣之乡，谁要是在这次大比武中夺魁，就意味着“刺绣皇后”的桂冠非她莫属。难怪大比武消息一传开，绣女绣娘们纷纷拿出自已的看家本领，憋足了劲要在这个赛场上搏它一搏！姚建萍自然也不例外，这次比赛对她来说不但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对自已刺绣研究成果的一次很好检验！姚建萍自小就非常崇拜历史上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大贡献的人，这么多年，她自已就是在他们的感召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几乎没加思考，她就选择了人物绣像做为参赛项目。也同样没有丝毫犹豫，她就在众多人物中选择了周恩来总理，那是她，也是全国人民最崇拜的伟人啊！而且今年也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一百周年，能够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为总理绣像，这也是我们绣女的最大荣光啊！她的眼前顿时浮现出意大利摄影家为周恩来生前拍摄的那张闻名世界的照片《沉思》，照片上身着水灰色的中山装的周总理侧坐在紫红色的沙发上，紧闭双唇，两眼凝视前方，神情忧郁，整个画面充满了凝重的色彩，这是一位伟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姚建萍怀着崇敬的心情找来了这张照片——也是周总理生前所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久久地凝视着。此时此刻，她完全沉浸在一片对总理的思念情怀中了，原先参赛获大奖的激情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她决心把总理的形象通过自已的手永远地艺术地留在他生前关怀的苏绣上。在丝绸底版上按照片勾勒好周总理的轮廓之后，姚建萍生平第一次这么庄重地坐在了绣绷前。每天从早上绣到晚上十点，在举国上下浓烈的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气氛中，姚建萍用那枚小小的绣针牵着长长的思念一针一针地绣着，绣着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无尽怀念，绣着一个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普通绣女对总理的一片深情……就这样，整整八个月，她没有离开过绣绷！这八个月，与其说是在用针绣，莫如说是她在用心与总理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穿越年龄界限的交流，她的心灵在这八个月有如凤凰涅 一般得到了净化、升华……。当她绣完最后一针时，初夏的朝阳把她那柔和光线如水般地洒在了总理那张忧郁而又略显疲惫的脸上。姚建萍静静地看着周总理，想到即将到来的赛事，心里激动不已。敬爱的周总理，您可知道您曾经为之担忧的祖国如初升的朝阳，已踏上了一条您梦想的富强之路？您可知道您生前关怀的苏绣正在新一代绣女的手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1998年6月21日，数千绣娘翘首以待的刺绣大比武终于来到了。人们象过大节似的从四面八方赶来，平时宁静的小镇上车水马龙，彩旗飘飘，一派热闹祥和的气氛。观看比赛的人们把整个展厅挤得水泄不通。在众多参赛作品中，姚建萍选送的这幅《沉思》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波又一波的人群潮水般地朝这儿涌来。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深厚感情，也是因为这幅绣像实在是太逼真了。要知道，绣制人像可是苏绣中技艺难度最高的，要达到画面形神兼备，用光适度，每一细微部位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而且，由于各种色调、线条、肌肤都有着“源于画、高于画”的立体体现要求，一根丝线往往要劈成32片，一幅人像绣上几个月乃至一年多的时间是常有的事。绣人像难，绣伟人的像更难，要绣好象周总理这么为广大人民所熟悉的伟人实在是难上加难。光有感情，没有高超的技艺要达到这样的水平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姚建萍在创作这幅作品过程中有许多地方突破了传统的刺绣方法，她采用散点、打子、乱针等许多独到的技法，使得这幅作品已经摆脱了摄影的印痕，体现出一种源于摄影，又高于摄影的全新刺绣艺术效果。难怪众多的观者围在周总理这幅绣像前久久不愿离去。“绣得太好了，山窝里飞出金风凰了！”人群中不时发出这样的声音。评委们也不约而同地把手中的一票投向这幅作品。姚建萍成了这次参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凭借《沉思》《三猫图》等作品一个人把大赛金奖银奖全都收之囊中。“姚建萍创作的这几件作品在全国比赛中拿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颁奖会上，评委中有人这样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作为刺绣之乡的镇湖镇领导也何尝不想让自已的绣女走出小镇走出苏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自已的绣女为人类的生活增光添彩呢？他们盼望着、等待着……。 这样的机会终于在一个黄金季节里降临到了姚建萍身上。 1998年8月，正是金秋收获的季节，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贸促会联合承办的“98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国际民间艺术的一次盛会，来自各国的民间艺术作品把170个展位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次展览会佳作云集，姚建萍只是想来开开眼界，只把它当作一次向大师们学习的机会，其它并没想得太多。然而令她始料不及的是自打博览会开幕后，人们便象潮水般地向她的展位涌来，在总理的绣像前默默缅怀致意，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尽管展位前人头攒动，但却井然有序，生怕一不小心打扰了总理那沉重的思绪，气氛里因此也多了几分庄严和凝重，大家被这幅作品中折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逼真精美的画面竟然是用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能够绣出这样传神的作品的人该会有一双怎样的手啊？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拿起姚建萍的手仔细地观察起来……。各大媒体、电视台记者闻讯也纷纷前来采访，中央教育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她摄制了《姚建萍的苏绣艺术》《吴文化的传人》等专题节目。姚建萍成了这次博览会最耀眼的明星，她此次参展的《沉思》《吹萧引风》在这次博览会上均荣获金奖。博览会结束后，北京工艺美术世界又为她在王府井大街工艺大厦举办了“姚建萍刺绣艺术展览”。 三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对于姚建萍来说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几乎每年她都会在某一个季节用自已那精美绝伦的一幅幅作品苏绣艺术展演地搅起一股苏绣热来。继“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后，1999年11月，由中国妇联主办的全国妇女“双学双比”十年成果展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行，这也是对全国妇女十年“双学双比”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全国各省市都把这十年来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和最优秀的成果带到了北京。尽管厅外寒风瑟瑟，冷雪飘飘，但展厅内却是一派热烈的气氛。尽管与前次博览会相比，姚建萍展位前风景依旧，但此次的她显得镇静多了。每天早上八点，她都准时地坐在绣绷前，认真地为观众做着演示，脸上显现出江南女子特有的恬静和自信。然而，曾几何时，一种异样的气氛开始在大厅里如雾般地弥漫开来，每个参展人脸上显出热烈而又紧张的神色，原来中央领导要来参观了，而且这次参观没有任何人引导，到哪个展位全凭中央领导自个儿的感觉。时间有限，这么多的展厅，中央领导会到自已的展厅来吗？大家的心都悬悬的。为了便于参观，每个省的展厅只能留下很少几个人，刚才还是人山人海的展厅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姚建萍也不知道这次带队的领导为什么会让她来担当“留守女士”。中央领导会到自已这个展厅来吗？刚才还平静如水的那颗心此刻仿佛要跳出喉咙似的，紧张的厉害。尽管姚建萍心里也清楚，中央领导们即使不来，带队的也不会怪她的，但她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挂在展位正中的那幅色彩凝重的作品—《沉思》。说来也怪，当她一接触到周总理那忧郁的目光，心儿立即就平静了许多，她象平时坐在家中的绣绷上那样拿起了绣针一针一线地绣了起来。不一会儿，姚建萍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抬头一看，温家宝、朱鎔基、胡锦涛、王光英等一个个在电视里经常“见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真的朝自已这边走来了。她很想站起身来向首长们问声好，但格于规定，她不能这样做，她认真地在绣绷上一针一线地绣着。中央领导被她那精彩的表演给迷住了，一向不苟言笑的朱总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意，连连称好，并把那只饱经风霜的大手朝姚建萍伸了过来，姚建萍赶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朱总理的手，一时激动得竟不知说什么好。胡锦涛副主席在周总理的绣像前站了足足有十来分钟，嘴里还不时地自言自语道：“怎么绣得这么传神，绣得这么好，功夫真是很深啊！”在一旁的王光英副委员长则当场拿笔为姚建萍题写了“能工巧匠”四个大字。党和国家领导人那和蔼可亲的笑容，那声声赞美和鼓励使姚建萍如沐春风之感，她向首长们介绍着苏绣这门古老民间艺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久久地沉浸在幸福之中……。 《沉思》为姚建萍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成为她攀登人物绣像新高峰的一个起点，她的人物绣像成为各类比赛的一大亮点，每次参赛都能捧回一个奖杯来。《沉思》（周总理绣像）《伟人的风采》（邓小平绣像）获首届中国国际博览会金奖，《蒙娜丽沙》获第二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泰国活佛》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此外姚建萍创作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长官《何厚铧》还作为国礼、省礼及市礼赠送给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最近姚建萍又应有关部门之请，正在创作一幅江总书记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合影肖像准备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不过，在姚建萍的人物绣像中，还有一件作品不能不提，那就是她为南大百年校庆而创作的那幅人物群绣作品《高山流水校友情》了。 那是2001年末的一个晚上，姚建萍接到了南京大学校友、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派人送来的一张不到12寸的照片，希望她赶在南大百年校庆之前将这张照片绣成一幅大绣像，作为在苏南大校友向母校献上的一份厚礼。这张照片展示的是2000年12月3日南京中央大学8位校长应江总书记邀请到中南海做客畅谈时的场面。咋一看到这张照片，姚建萍眼前顿时一亮，这张照片既反映了百年名校人才辈出，又生动地体现了江总书记领袖风采和念旧情怀以及平易近人的风范，真是一幅内涵深刻、不可多得的刺绣好体裁！自已虽非南大校友，但能够和南大校友一起为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程献上一片爱心，为苏州人民增光彩，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啊！ 然而，光荣归光荣，姚建萍心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尽管不久前她带领所里的同志们为沙钢集团绣制了一幅规格为230cm*160cm的大型作品《炼钢车间》，在大幅绣像制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这次要创作的是大型人物群绣像，而且是九个人同时在一幅绣像上出现，不象以往人物绣像只限于一二人，最多也只是三、四人，这在刺绣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且还要在明年五月份完成，其时间之紧、任务之重、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姚建萍生性就有那么一种挑战劲，凡是她认准了的事，不管困难有多大，她都会迎难而上，绝不回头。这不，她一接到任务便带领全所的同志开始了一场“攻坚战”。她首先对照片根据苏绣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把12寸照片放大到280 *146大小的尺寸，将照片由原先中景改为近景，并使人物相对集中以便突出主题，还对人物姿态神情进行调整以表现江总书记与八位校友促膝谈心的热烈气氛，经过修改后的作品比原稿更显艺术和逼真。稿子定下来后，姚建萍又和所里的同志围绕着针法的选择、各细节结构环境色彩的运用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调整，以便使绣出的作品比原稿更加艺术和传神。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姚建萍带领所里的同志便没白没夜地干了起来。在她的指导下，经过近60员工135个日日夜夜的精心绣制，2002年5月8日，一幅《高山流水校友情》的大幅绣像终于展现在大家面前了。由于该作品是对原稿艺术再创造，不仅场面活跃，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将人物与背景的空间感、衣服的料质感、凳子的木质感、窗帘的透明感、地毯的厚质感、高山流水的动感等等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既展现了领袖与八位校友促膝谈心的热烈气氛，又反映出金碧辉煌的中南海接见大厅的宏伟场面。这幅作品也创了苏绣人物群像仿真绣纪录，整幅作品用针达2亿2千万针，仅丝线就用了5公斤，线色1650种，用线总长度4000公里，最细用线处为一根丝线的1/64，堪称苏绣园地里的大手笔了。当陈德铭书记从姚建萍手中接过这幅精美绝伦的作品时，激动地说：“太美了，比我想象的不知要美多少倍呢，真是不容易啊！太谢谢你们了！”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这幅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来宾的目光，成为南大百年校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校庆添上了一抹浓浓的重彩，并被南京大学列为特级珍品收藏。 四 人们常说：艺无止境。单就绘画来说，在众多画家中有擅长花鸟画的，有擅长人物画的，还有擅长山水画的，但要找出一个这三种画都擅长的画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画画如此，刺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同的绣种也各有其擅长，所以民间才有了“湘绣虎，苏绣猫”的说法。不过，在她建萍这儿，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怎么应验。她不仅擅长人物绣，动物、山水等各种体裁也都在她那枚小小的绣针下焕发出灼人的光彩，而且绣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乱针绣、精微绣、虚实绣、单面绣、双面绣、乱针双面异绣、虚实单面绣，种种绣法在她手中层出不穷，使得她的绣针下的世界也是异彩纷呈、绚丽壮美。她绣的猫兔一类的小动物，或跳或走或坐或卧，那闪亮的眼睛、光洁白亮的皮毛，千姿百态、可爱至极，难怪有许多人见了会情不自禁地用手触摸一番，而她手下的狼虎狮一类的大型动物绣比起传统的动物绣来又多了一层野性的美，逼真的仿佛要从镜框中跃出来，难怪有些小孩子见了免不了要被吓得哇哇大哭呢！也正因此，她的动物绣也成了各项赛事获奖的重头戏之一。《三猫图》获“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铜奖、《谷之王》获第 第十七章 超越时空的师生情谊——记张梦白与蒋纬国 1999年午9月22日，患有多种疾病的蒋纬国先生在台北去世。蒋纬国曾在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 大学前身)求学8年，与现任东吴大学校友总会会长、苏州海外联谊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历史系张梦白教授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张教授年长蒋纬国6岁，今已88岁高龄，但依然思维敏捷、步履稳健、精神矍铄，1993年3月访台时曾与蒋纬国数度会晤。当笔者请他谈谈当年蒋纬国在苏州求学及他访台的情况 时，张教授感慨万千，师生之情溢于言表。 姑苏忆旧游 同窗共师生 1928年秋，12岁的蒋纬国从上海来到苏州进入东吴附中初中一年级学习，学名蒋建镐，由信佛素食的养母姚冶诚照料生活。他先是借住在吴忠信家，后搬进网狮园附近蔡贞坊?号一幢二层楼房(现南园宾馆7号楼)。蒋纬国来苏州求学时，张教授正读大学三年级，1930年毕业留校任教。在蒋纬国读初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和大学二年级时，张教授曾给他所在班讲授世界历史。因此，张教授与蒋纬国有着两年同学、六年师生之谊。 东吴大学是一所著名的老校，许多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及苏州绅士都把子女送到这里求学。据张教授回忆，蒋纬国在苏州求学时并不显得“特殊’，给人印象是性格开朗，为人随和，也很活泼，课外活动兴趣相当广泛，常在话剧中扮演小孩，对体操很感兴趣，每逢叠罗汉时，蒋纬国总是站在顶上，颇为自得。1933年国民政府在大、中学校增设军事训练课程，并派军事教官到各校任教。从1934年开始，又规定高一和大一学生除了平时在校内的军训课程外，还须在每年5月底或6月初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集中军训。当时江苏各校集训地点在镇江，蒋纬国在大一时未能参加集中军训，大二才补上这一课。张教授曾和学校同事前往镇江探望学生，军训教官指着一张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床铺说：“这是蒋纬国的，很整齐清洁”，并夸奖他是一名“能守纪律的士兵”。蒋纬国在苏州求学时，学业成绩中等，那时教师评分很严格，他的课程大多是70多分，也有80分以上的，有的则刚够65分及格线。 在张教授印象中，在苏州求学时的蒋纬国很热心校内公益服务事业，曾参加过童子军，每当学校有演戏、音乐会、运动会等大规模活动时，常常可以看到蒋纬国活跃的身影：守门检票、引导入座、送茶送水……。在田径比赛时，蒋纬国还经常担任“通讯传递员”角色。那时，100米、200米和跨栏等径赛项目，要先在起跑处抽签决定跑道，再派人把每一跑道上运动员的号码送到终点，使终点裁判和计时员在判定名次时不致发生差错。每逢学校举行这类竞赛时，常由蒋纬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起跑处和终点之间，承担“通讯传递”任务。 东吴大学是美国在华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经费并不充足，校内主要建筑大多是通过在国内外募捐的方式才陆续建造起来的。在筹建体育馆时，蒋纬国以养母姚冶诚名义捐献了1000元大洋。蒋纬国这种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如一，台湾东吴大学新建的一座综合大楼，其中一座礼堂“传贤堂”就是由蒋纬国捐款建造的。 在蒋纬国苏州求学八年中，蒋介石很少来苏州探望儿子，每年有好多次都是蒋纬国去南京向父亲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那时，东吴大、中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刚升人高一的蒋纬国曾随东吴大学学生去南京“请愿”，“一二"九”运动时，蒋纬国也与同学一起到了南京，只是两次都被蒋介石派人中途接走，没有与其他同学一起行动。在镇江军训后，蒋纬国便依父命于1936年秋到德国去学习军事，从而结束了在苏州的求学生活。四年之后，蒋纬国回国在军队服役。从1936年到1946年整整十年内，师生之间未曾谋面。抗战胜利后，蒋纬国经常从徐州回到上海、苏州，参加东吴大学的校友集会，师生才因此得以相聚。1948年，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候，张教授到美国留学，蒋纬国也去了台湾，师生这一别就是40余年，音信全无。 尽管张教授与蒋纬国天各一方，但师生之情始终萦绕在他们心间，各自都企盼着对方的音讯，并希望有一天能相聚畅谈，重温旧谊。 半世重相见 终身师生 9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海峡两岸的关系不断改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分别数十年的张教授与蒋纬国也恢复了联系。那是1990年11月，赴台经商的俞国尧先生回乡探亲，张教授托他给蒋纬国捎去苏州特产香木片小挂历。蒋纬国收到礼物，得知业师近况，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给张教授复信介绍了分别以后的生活情况。蒋纬国在信中告诉业师：自己原配妻子石静宜女士已于1953年在台北不幸病逝，他为此“十分伤心”(石静宜是西安纺织业巨子石风翔爱女，1945年与蒋纬国结婚，张教授曾与她见过一面)。四年之后才娶广东籍的丘如雪，1962年得子，取名“孝刚”。丘女士为人贤慧，现在家庭生活很美满。自己身体很好，70岁那年还曾“从心所欲”驾机重上蓝天。张教授接到学生来信，十分高兴，也寄去在校园内所摄彩照，并介绍了自己数十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情况；蒋纬国迅即复信称： “得手书，拜诵之余，恍如晤面，见玉照，得睹吾师奕奕神采，精神矍铄，快慰奚如”，“吾师热忱于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令人感佩。” 张教授饱含师生情谊的封封信函，时时牵动着蒋纬国对故乡和母校的怀念，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母校与恩师故友相聚。张教授也心同此愿。1992年底，张教授接到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邀他前往参加校庆的请柬。次年阳春三月，83岁高龄的张教授转道香港前往台湾。在他抵台的第二天，台湾东吴大学校友会陆润康会长设宴洗尘，蒋纬国也应邀参加，阔别40多年的师生终于得以相聚1在宴会上，师生追昔抚今，激动之情，难以盲表，席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3月13日，台湾东吴大学举行了盛大的校庆及综合大楼落成典礼。张教授被尊为上宾，坐在主席台上。在典礼上，蒋纬国作了简短致词并向大家介绍远道而来的老师，张教授也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蒋纬国还领着大家高唱“祝你生日快乐”。 典礼结束后，张教授在蒋纬国等人陪同下参观了新落成的综合大楼，并亲手植下一棵树以资纪念。晚上，章孝慈宴请参加校庆的贵宾，张教授与蒋纬国再次共进晚餐。第二天，张教授还参加了东吴校庆的游园活动。张教授在台10天，先后访问了 淡江大学和东海大学，也到了新竹的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见到了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婿、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李崇道等许多老校友，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台湾美丽的山水令张教授连连赞叹，而当地大学生及各界同胞勤奋、敬业的精神及敬客、敬老、敬师的良好风气也给张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蒋纬国还约了几位老校友一起宴请张教授，畅叙昔时情谊。他怀旧心切，一再表示：希望有机会回到大陆，看看故乡、母校，与昔日同窗故友共叙手足之情。张教授也衷心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访台10天中，蒋纬国与张教授四次欢聚，倾谈几十年师生情谊。张教授返回大陆后，蒋纬国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三月间，吾师于百忙之中，应邀跨海东来，参加此间东吴母校之校庆活动，具见对母校及在台校友之关爱，校友们也得重沐春风，叙契阔之情，引为人生快事，惜期间适逢纬国诸事丛锉，吾师行程紧凑，畅谈仍有意犹未尽之感，” 别离两地书 生死未了情 张教授此次访台后，师生间信函往来更为频繁。每每去信，张教授最为关心的就是学生的健康状况，因为在张教授访台的那年年底，蒋纬国得了一场大病。据他在给张教授信中称：一天早上，他在上厕所时忽感不适，只得蹲了下来，家人以为中风，经医生断定为血管剥离，做了两次手术，幸亏诊断准确，护理周到，加上他本人身体基础较好，才“死里逃生”。经此大病，蒋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宋美龄百岁生日时，他很想去美探望，但为医生所劝阻，并再也没有离开过台 湾。去年4月，他在给张教授的信中又称：自1997年11月至今一直在洗肾，但心情尚稳定。孰料9月23日早上，张教授接到友人电话，称蒋纬国已于昨日病故。中午张教授又接到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埔先生的传真，告知噩耗。张教授怀着沉痛的心情， 以东吴校友会名义发出传真，表示哀悼。 i 在近70年的师生情谊中，张教授充分感受到学生敬老敬师和致力加快祖国统一历史进程的情怀。针对台湾当局某些人存在的“日本情结”及宣扬“日本占领台湾促进台湾经济发展”的谬论，他著书予以抨击，历数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残酷压迫台湾人民的种种罪行，颂扬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事迹。他还时常提醒大家要警惕“台独”，警惕外国势力破坏统一大业。他还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大陆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统一。遗憾的是他的上述愿望未及实现便去世了，这令张教授，也令他生前的故旧痛惜不已。但张教授深信：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作为东吴大学校友总会会长，87岁高龄的张教授正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致力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我们衷心祝愿张教授健康长寿，祝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祝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情系中华》1999年第2期） i 第十八章 桃花经雨香犹在—记凌虚与桃花坞木刻年画 早就听说在古城苏州住着一位人称“金鱼王”的画家凌虚，此次登门造访自然也是冲着他的“金鱼”的。然而，在短暂的采访之后，我不由得将笔锋转向了他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因为他艺术创作的源头，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无不与桃花坞木刻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自明代开始即广泛流传，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一起并列为中国三大民间年画而响誉世界。凌虚家乡浙江湖州是江南著名的丝绸之府，也是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主要发行地之一。每当育蚕季节，蚕农家家总要贴上一对木版印刷的《逼鼠蚕猫》房门画贴在蚕房门上。据说贴上这对房门画便可避免老鼠进蚕房，以保蚕宝宝的平安。除了养蚕季节外，每逢端午节，过新年，家家还要贴上一、二幅“龙船”“钟旭”“门神”等年画。凌虚自幼就喜欢绘画，这些民间年画自然就成了他临摹的对象，成为他此后漫漫艺术之路的源头。他在《忆故乡，话年画》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幼年时能接触到这些造型构图饶有装趣味、色彩调子鲜丽明快，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美术作品，也就成了我学习绘画的资料，再加上故乡自然风景的秀丽，耳濡目染，东抹西涂，日后竟成为我终身职业的基础。水有源、树有根，而今我孜孜不倦于自已的专业——国画、年画，正是当年在母亲怀抱—故乡土壤所育下的幼苗。” 尽管凌虚四、五岁即开始学画，且聪颖过人，被乡邻称为“小神童”，但他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却经历了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与艰辛。八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家道由此中落，为生计所迫，尚未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凌虚先后做过学徒工，当过小和尚、学过中医、干过教师、广告绘画员，直到1939年考取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才算正式踏上了专业美术之路。尽管凌虚学的是国画，但年画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凌虚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这使他有机会深入农村生活，接触了大量民间艺术，为他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土改归来，凌虚创作了《爱国丰产多种棉花》、《飞机灭蝗虫》、《陈永康互助组向全国农民挑战》等许许多多反映农村生活，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年画，深受老百姓喜爱。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聘请他为年画组特邀作者，浙江美术学院也慕名请他去当国画、人物画教师。正当凌虚准备动身前往杭州时，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身为农工农主党成员的凌虚因其浙江美院教画的介绍人朱金楼被划为右派，自然也难逃厄运，被组织上内定为右派，去浙江美院的事也因此告吹，他的作品也无人再敢问津，这对依靠稿费度日的凌虚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正当他为全家生计发愁时，组织上一纸命令将他带到了苏州接受思想再教育。 1958年，凌虚从大上海来到小苏州，成为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一名成员。自幼受到桃花坞木刻年画薰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已竟成了“桃花坞人”，那份激动真是难以言表。“桃花坞里好作画”，他全然忘记了自已还是一名被改造分子，也不知道自已头上还扣着一顶“内定右派”的帽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挖掘、整理、创作与研究。这一时期也是凌虚年画创作的盛时期。凌虚虽然性情豪放，但在创作方面却极其严谨。他常说：一幅年画从刻版制作到印刷发行百十万份，画不好要耗费不知多少人的心血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从《新姑苏玄妙观》到《各族人民大团结》，从《洪福齐天》到《集体有余》，凌虚每每创作一幅年画，从选取题到构思，往往要用上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有时一幅年画的完成要作四、五十张草图。这一阶段也是凌虚桃花坞木刻年画创作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他的年画创作既继承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创作于1962年的那幅闻名世界的《新姑苏玄妙观》表现的是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前的场景，有跳舞、唱歌、做买卖、玩杂耍、观赏风景，男女老 熙熙攘攘，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照一般情形而言，描绘如此庞大复杂的欢乐场景，很可能会杂乱无章。然而，《新姑苏玄妙观》以三清殿为主体，以葱郁的树木为陪衬，把各种人物活动穿插在各个支点上，形成一个多样统一的格局，使整个画面显得繁而不乱，层次分明，有较强的纵深感，充分显示了作者不凡的年画艺术功底，受到海内外广泛赞誉。香港《新晚报》还以“推荐一幅世界闻名的木版年画”为标题对该画作了专题介绍。而凌虚与他人合作的《庙会》场面恢宏，集五百人于一画，却同样显得繁华有序，堪称年画中的大手笔。 尽管凌虚在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研究与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令他感受到困惑的是：他的工作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反而时常遭到不公正的冷遇。后来他才明白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并非象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研究创作机构，而是隶属于轻工业局的一家“重生产，轻创作”手工作坊。单位的某些领导无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统地方特色，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复制水印木刻或翻刻市面上出售的胶板年画上，甚至为了图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大量生产冥钞等封建迷信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使凌虚这位酷爱年画的艺术家感到心痛不已。一次他在年画社转悠时看到一位小青年正用凿子在一块旧木板上凿着什么。起初他还以为这位毛头小伙在搞创作呢，然而当他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代表作—《和气致祥》的古版吗？“你住手！快住手！”看到古版上被凿坏的印痕，象是母亲看见自已的子女受到伤害一般，凌虚发疯一般扑了上去。凌虚这种不顾一切的举动使小青年一时楞住了。“凌虚，你要干什么？你要知道自已的身份！”一个“内定右派”竟敢如此猖狂，在旁一位单位领导见状不由得火冒三丈，对凌虚大声吼道。 “这是《和气致祥》的绝版哪，毁了就再也没有了！”凌虚大声叫道。而那位小青年仗着领导的支持，猛地推开凌虚再一次举起了凿刀。眼睁睁地看着那块珍贵的古版在顷刻间化为朽木，凌虚心中一阵阵发痛，仿佛那凿子不是凿在古版上而是凿在他心上。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桃花坞木刻年画就这样一点点被毁坏！”小青年走后，凌虚捧着那被毁坏的古版残片欲哭无泪，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凌虚再也不能坐视下去了。为了使能桃花坞木刻年画能按照党的文艺方针，循着正确的轨道得以继承和发展，凌虚提笔向市、省、中央文化部门写了一份2万余字的报告，呼吁有关部门出面拯救桃花坞木刻年画这门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正当凌虚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答复时，却接到了前往“社会主义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通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凌虚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之后，凌虚才知道，他的那份报告大大激怒了单位的那位领导，不但未能使桃花坞木刻年画免遭厄运，而且也使自已深受其累。在文革中，单是为了搜查那份报告的底稿，他的家就被抄了四次。就在此事后发生不久，凌虚的头上又多了一顶“反党份子”的帽子。在那个年代有一个不成文的“框框”，即反对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从此，凌虚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都处于“画地为牢”的境地。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桃花坞木刻年画漫长厄运的一个开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桃花坞木刻年画被判为“四旧”，桃花坞木刻年画社也被撤销了，前人留下的数千块古版片也被丢弃在苏州红木雕刻厂露天场院，雨淋日晒达十年之久。1979年，当被“解放”的凌虚在那古板堆里拨弄了半天，连一块完整的古版片都找不出来时，不由得老泪纵横。痛心之余，他举起相机，摄下了几张古版残片，也凝固了那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四人帮”被粉碎后，桃花坞木刻年画又重见天日。为了使桃花坞木刻年画技艺在新的形势下更上一层楼，凌虚对年画主要由原来的创作转向了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目前已出版《桃花坞木刻年画技艺资料集》《吴文化史从书桃花坞木刻年画及民间美术卷》《中国古版画纵横谈》等，并发表了许多有关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文章。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王绰博士和原苏联民间艺术家阿历山大科列斯尼科夫称他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研究专家”。199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向凌虚颁发“年画工作荣誉奖”以表彰他在年画创作及研究方面长期的和突出的贡献，全国受此殊荣的仅有四人。在荣誉面前，凌虚并没有显出丝毫的松懈。目前，他正着手成立“中国桃花坞木版年画研究中心”，并计划撰写三种有关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专著。他拿出几幅自已在垃圾堆中收集桃花坞年画木刻雕版残片时所拍的照片对我说：“桃花坞木刻年画在文革中遭到很大摧残，象我这样的年画老艺人大都过世了，剩下的也只一、二人，抢救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培养新一代年画研究创作人员是我应尽的责任，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那神情仿佛恨不得时光再倒回个二、三十年！ （原载《前进论坛》2003年第期） 第十九章 丹心谱就敦煌情——记敦煌画家裴雪峰 出生于甘肃定西的裴雪峰自小喜爱绘画，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在酒泉某机关工作，与同龄人相比，其人生道路算是比较顺畅的了。然而，工作之余，同事们发现这个小青年常常仰望着西边的天空发呆，好象有什么心思似的。终于有一天，当裴雪峰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喧闹的城市，前往敦煌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心早已飞到了敦煌莫高窟呢。同事们猜得并没错。当裴雪峰来到敦煌，目睹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洞窟璧画，耳边回响起那一个个动人的古老传说，他的心变得异常安宁，那感觉仿佛一个海外游子回到故乡般的温暖。正如他自已在文中所说的那样：“空旷悠远的梦魂世界，回荡着无数华夏先祖的英灵，铭刻着无数动人的史话与传说，它的山山水水无不关联着民族的历史，它的坎坎坷坷无不印记着古老的文明，我无缘攀登三山五岭，却几番跋涉在大漠荒山。 它于我具有迷梦般永久的诱惑，我不是出生在河西漠原，但它于我有着如故乡般的温馨。” 自从来到敦煌后，裴雪峰一头扎进了壁画艺术宝库，细心临摹，潜心研习，一天下来，尽管累得腰酸背疼，但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正是在敦煌博大精深的璧画艺术滋养下，裴雪峰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并由此形成了自已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创作的有关敦煌体裁的作品，笔墨之所至，意境毕现，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他说：“意境由笔墨表达，而笔墨不仅是表达意境的工具，它还须把意境融入到自身之内，即行笔使转，曲直刚柔与意境浑然一体。” 其实，对于敦煌壁画，我并不陌生。数年前，在友人的陪伴下，在穿越沉沉大漠之后，进入那一座座洞开的大门，我便领略了她那五彩斑斓、古朴典雅的神奇魅力。然而，与我当年所见的到敦煌壁画相比，裴雪峰关于敦煌壁画体裁的作品却有着另一番情趣。就拿眼前的这幅《反弹琵琶》来说吧。画中飞天仙女反弹琵琶时那专注的神情和优美的动作，那随着身体舞动而飘逸的五彩裙带，古朴中透着一股清新，整个画面流淌着欢畅优美的旋律，色彩典雅而又富有朝气，似乎当年我所看到的飞天仙女穿越时空的隧道，抖落历史的尘埃生动地映现于我的眼前。 尽管裴雪峰在敦煌体裁艺术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却称自已常有一种“找不到北”的困惑。他说：“我画了多少画，已记不清，只想看到我画的人们，能从中得到一丝平静和快乐！我时常被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所陶醉，也尝试着用各种手段去表现壁画中的人物，想去追求一种境界，但结果发现所追求的境界原来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自己的妄想！”俗话说：艺无止境，其实，敦煌壁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是数年前的惊鸿一瞥，但她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却又时常回味在我的心头。她就象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凌波仙子，感觉她离你很远，却又近在眼前；感觉她离你很近，伸手却又遥不可及。我想，对于画家裴雪峰而言，虽然他常常为自已的“妄想”所困，然而，最美的风景常常就在你奔向目标的旅途中。正是在这一路的追求中，裴雪峰对我们古老的西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也正因此，他关于西部体裁的作品无论是敦煌壁画艺术还是西部山水民风，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传达了大西北、黄土地特有的“西部风情”“敦煌特色”，其独特的画风和深刻的艺术见解也引起了书画界前辈的关注。其山水画代表作《陇上人家》、《茫茫祁连红遍》、《驼铃永相随》、《古道春风》、《玉门关前步春风》意境深邃高远，大气磅礴，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作品在全国书画展中多次获奖，并被国内外友人收藏。 （裴雪峰：中国美术家协会敦煌创作中心主任委员、敦煌美术促进会主席、敦煌水墨画创作研究会专职画师。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 第二十章 粉 画 巨 子 杭 鸣 时 初次走进杭鸣时的画室，看着满桌那五颜六色的粉笔和砂纸，我真不敢相信，他那幅获得国际粉画金奖的《柯桥夕照》以及客厅里悬挂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体及景物画竟然是用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工具创作出来的。“不但你不相信，就是我们美术界中有些同行也常常搞不清，有的还把粉画和水彩混为一谈呢，不过粉画传入中国的历史要远比水彩画乃至油画都要长喔！”在美术界享有“粉画巨子”的杭老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高大的身躯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曾听人说只要一谈起粉画，谈起自已的艺术之路，杭老总是一脸的自豪，一脸的感慨，果不其然！ 一 杭鸣时193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父亲杭稚英是沪上三、四十年代闻名海内外的著名的月份牌画家。受到父亲的影响，杭鸣时自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运色细致，别具真实感的美丽的月份牌画不仅为杭呜时的童年染上了绚烂的色彩，更成为他日后走上绘画艺术道路的启蒙老师。他常整日留连于父亲的“稚英工作室”，想象着将来也能象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月份牌画家。然而，当他把自已的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却连连摇头“商业广告是受制于人的一种事业，没有自已的自由，我希望你还是从医的好。”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月份牌在时间和体裁上均受制于客户，为了能在客户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月份牌的创作，杭鸣时常常看到父亲通宵达旦地工作，偶尔还能听到他那沉重的叹息声。为了能使儿子考上一个理想的医学院，父亲还专门为他请了一个英文教师来辅导他的英文。然而父亲哪里知道绘画艺术早已在杭鸣时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小鸣时依然故我地摆弄着自已喜欢的画笔，不停地画呀画呀。“唉，这个孩子象我，有股子倔劲！” “你要是真想走这条路，不要象我一样搞商业画，要搞纯艺术的东西。”父亲意识到自已改变不了儿子的志向，最终还是做了妥协。 1945年夏，在父亲的介绍下14岁的杭鸣时成为沪上有名的西画艺术大师张充仁的一名弟子。高中毕业后，杭鸣时本来想进美术学院深造，但由于父亲在两年前因积劳成疾，年仅四十七岁便撒手人寰。祖父希望杭鸣时能子承父业，把“稚英画室”的香火延续下去。杭鸣时不忍使祖父失望，便在“稚英画室”又“泡”了几年。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文艺事业也出现了蓬勃生机，杭鸣时又萌发了上美术学院的念头。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绘画系，开始了正规的艺术学习。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自身的勤奋，杭鸣时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留校做了一名美术教师。五十年代初，出于教学需要，杭鸣时除了画素描外，着重画水彩画。当时水彩画体裁大多是诸如水果之类静物，体裁局限的很，杭鸣时对此总感到有些不满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国外一幅反映现实生活体裁的水彩画，眼前顿时一亮，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水彩画只有反映现实生活，才能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首先来到抚顺煤矿体验生活，进行写生，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型水彩画《工业的粮仓》，画面上一弯美丽的彩虹下，那一道道梯田般的连天矿井，一辆辆长虫般的运煤车，还有那一只只巨掌似的大吊车和一个个如蚁的采煤工们，营造出一种气势恢宏，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氛围，给人一种深临其境的感觉。该画一经问世便引起美术界的关注，这幅画1964年入选全国美展，并成为中国美术馆所首批收藏的珍品。这幅水彩画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成熟的艺术表现，更在于它打破了过去中国水彩画局限于静物、人物、风景写生小品的局面，使水彩画进入了一个主题性创作阶段。此后，杭鸣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水彩画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创作的水彩画《维族老人》、组画《夜航》分别在全国青年美展、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美展上获三等奖，其中《夜航》还被军事博物馆所收藏。他的《为国争光》《井冈山茅坪》《美国国家公园》《富阳便道》《兰溪集市》等作品也获得了美术界的好评，并多次参加出国巡回展览。然而正当杭鸣时准备把更多更好的水彩画作品奉献给我们的祖国奉献给我们的人民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处在文艺、教育所谓两条黑线下的知识分子日子可想而知。不过，由于历史清白，杭鸣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仍然有机会画大量的领袖像。尽管那时候画画，用甚么颜色都由工、宣队在一旁遥控指挥，但杭鸣时毕竟没有完全丢手中的画笔，这是杭鸣时现在想起来仍然引以为庆幸的事情。当时由于政治因素，水彩画人为地受到冷落，中国的美术界也在中央的号召下进入了一个年画创作时期。不过，杭鸣时并没有因此同水彩画完全脱离，当时出版社得知他会用月份牌擦笔水彩技法画年画，便约他创作一幅名为《继承革命传统 做红色接班人》年画，该画一经问世便立即获得了年画界的好评，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还特地请杭鸣时复制了一件挂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此后连续十几年全国各地出版社纷纷邀请杭鸣时举办擦笔水彩年画创作班，并由此带动、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从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中期，杭鸣时采用擦笔水彩技法创作了大量年画，其代表作有《反弹琵琶》《麻姑献寿》《拾金不昧》《我们爱大海》等，他的另一幅《草原铁骑》印数达到180万份，创文革年画印数之最。不过，在杭鸣时的艺术生涯中最为灿烂的篇章无疑是他的粉画创作了。 二 粉画，也称色粉画、粉笔画，最初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及画稿中，十六世纪的克鲁埃、马萨诺和巴罗克艺术的先驱巴罗奇，开始用粉画笔作画，标志着粉画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由于粉画在表现力方面可与油画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油画，因此，这个画种一经出现便立即引起了画坛的关注。随着粉画工具的改进，粉画艺术一度在法国画家中成为热门，并很快扩展到英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国画坛，以至风靡全欧洲。1870年，巴黎成立了粉画家协会。1880年，粉画协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画展。五四前后，粉画开始传入中国，其历史不亚于油画和水彩画，老一辈画家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潘良玉、丁正献等都为粉画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或许与粉画有一种天生的缘份，杭鸣时最早看到的一幅粉画竟是自已母亲的画象，那是他父亲的学生、也是杭鸣时的姨夫、我国著名画家李慕白先生在母亲三十岁那年为她画的一幅肖像画。如今虽然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画面上依然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每每看到母亲那恬静端庄、栩栩如生的形象，杭鸣时心中总是泛起一股柔情，一番感慨，这幅画不仅使他想起了过去那难忘的童年，想起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是如何把六个子女拉扯成人的艰难岁月，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认识粉画，以至于后来沉醉于粉画最早的启蒙之作。不过，说到粉画的创作，那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至今杭鸣时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2年春雨潇潇的一个傍晚，他从沈阳回到上海去造访李慕白先生，久未谋面，双方谈得很是尽兴，临别时李慕白送给杭鸣时一盒装有200多种颜色的法国进口粉笔和两张有羊毛成份的法国粉画纸，希望他尝试一下粉画创作。当时杭鸣时正专注于水彩画创作，准备在这一领域做一番事业，但手中既有慕白先生相送的粉画工具，也不妨试他一试，也不枉费李老的一番好意。慕白先生送的那两张粉画纸他不舍得用，便去商店买了些小张的墨绿色砂纸作练习之用。一切准备就绪后，杭鸣时拿起一支粉红色的粉画笔，在砂纸上蜻蜒点水般轻轻一划，便立即被一种神奇的、酣畅淋漓的感觉攫住了，那是一种艺术家似乎寻找了千百年才找到的一种既熟悉而似乎又陌生的感觉。粉画那饱和的色彩以及质感极强的表现力深深地吸引了杭鸣时，他隐约地感到自已的艺术生涯可能会因这小小的粉画笔发生一个大的转折。在那间只有九平方米的斗室里，杭鸣时默默地苦练，只要一拿起粉画笔，他所有的情趣便都凝聚在了这神奇的小小魔笔上，在创作了几百张小头像之后，他萌发了创作大幅粉画作品的欲望。经过一番思索，他把创作的体裁定格在了女体操运动员身上，女体操运动员那优美的线条肯定适宜于粉画。用于创作的对开大粉画纸是他自已用金钢砂自制的，由于对自已能否画好这幅作品杭鸣时心里还没有底，李老送的那两张法国粉画纸他依然没舍得用。经过一番紧张的创作，大幅粉画处女作《上杠之前》终于映现在画家的眼前。画面上一个身着蓝色运动衫，扎着两只羊角辫的女运动员两只手轻合在身体的一侧，双眸凝视前方，眼神里透着一种自信，整个画面溢满了青春的活力，给人有一种临阵前紧张而又活泼的感觉。这么生动的画面竟然是用粉笔画出来的，整日与粉笔为伍的师生们在这幅画前惊叹不已！这幅《上杠之前》与杭鸣时随后创作的一幅《鲁迅在版画展上》一起被鲁迅美术学院所收藏。 如果说李慕白先生的一盒法国粉笔和两张法国粉画纸把杭鸣时引入了粉画的艺术殿堂，那么，促使他在这个殿堂安营扎寨，并把粉画艺术视为自已的主要事业的则是浙江美术学院的丁正献教授。丁正献教授长期从事粉画艺术创作，并为中国粉画艺术的普及发展倾尽心血。他在一无人力，二无财力的情况下，用自已的工资收入向全国发函，发动作者，组织展览，先后深入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共举办大小粉画展览70余次。每次展览后又自已动手写简报，刻蜡版，印发各地。即便在他年已八旬，身患重病，手术后身上挂了一个小瓶时，还到处巡回展出。70年代末，丁教授在大连办个人粉画作品展，当他得知鲁迅艺术学院有个叫杭鸣时的青年人也在从事粉画创作时，就积极与其联系，共同的事业使两人一见如故。丁教授为粉画艺术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杭鸣时， 1989年丁老与杭鸣时一同作为全国美展水彩、粉画评委在深圳评画时，他紧紧地握着杭鸣时的手说：“今后粉画的发展，我们要共同努力！”看着丁老那羸弱的身体和那期待的目光，杭鸣时使劲地点了点头，“丁老，我和你一起干。我们一定要使粉画在中国发扬光大。”从此，杭鸣时全身心地投入了粉画的创作与普及上，并和丁老一起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粉画，发动更多的同行来参与粉画创作。 “一份耕耕，一份收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杭鸣时的粉画技艺日臻成熟，他的作品造型严谨，色彩滋润，画风细腻，形神兼备，雅俗共赏，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那熟练的运色技巧，严谨的写实功力，典雅而令人遐思的艺术构思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有人说他的粉画作品画面形象真切得如同照片，可是那些让人观摹良久、流连忘返的画上动人之处，恰是任何彩色照片所无法体现的，这也是他粉画作品的感染力所在。这一点在他的人体粉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朱伯雄在评论杭鸣时的粉画作品中时称“我尤其赞叹他粉画人体画，借用黑格尔在《美学》上所说的话：‘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主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杭鸣时）的这些作品所存在的‘生气’与艺术家的‘心灵’引发我内心无比的愉悦与信念。”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宋雨中在看了他的作品后不由得连连赞叹道：“鸣时粉彩艺术天然一绝，纵观画坛，无出其佑者。”并在他的作品集上挥毫写下了“粉彩枭雄”四个大字。 除了在粉画技艺上精益求精外，杭鸣时在创作体裁上也有着自已独特的见解，他十分注重自已的作品能够贴近观众，贴近现实，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他说：“我要画观众看得懂的，画我自已所感动的，认为美好的东西来奉献给我的观众。”“我努力去追求能给人们带去一点愉悦，一点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不想我的画面中让人感到丑陋、痛苦和凄凉。” 独特的创作技艺和雅俗共赏的创作体裁使杭鸣时的粉画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的粉画作品也因此成为各家收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首届水彩画（粉画）名家精品拍卖会上，标价在万无以上的杭鸣时十余件作品全部被卖出。1984年杭鸣时的粉画作品《人物》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被评为优秀作品，该画开创了粉画这个画种入选全国综合性画展之先河。1986年，粉画《古镇初阳》入选全国第一届水彩粉画展，其后，粉画《展》入选全国首届体育美展，并获优秀作品奖，还被中国奥委会收藏。粉画《绿色的梦》《蓝色交响曲》入编《世界人体艺术鉴赏大典》。他的粉画作品选先后在南京、合肥、香港、美国加州等国内外许多城市进行展出。在创作之余，为了积极总结推广粉画世术杭鸣时还先后撰写了《擦笔水彩年画技法》《粉画技法》《杭鸣时粉画人体集》《杭鸣时经典色粉画》等。由于在水彩画，尤其是粉画上的突出成绩，1993年杭鸣时被美国旧金山美洲、亚洲艺术学会授予博学会士。 三 杭鸣时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象一头老牛默默地耕耘在粉画这块艺术园地里，他在粉画界的地位正如他的为人一样也是在不经意间奠定的。当笔者请他谈谈他那幅在美国第26届粉画大展获得金奖第一名的《柯桥夕照》创作经过时，他并没有丝毫的激动，那语气好象是在谈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哦，具体我想不起来了，因为象那样的画我不知画了多少，这幅画好象是在绍兴的一条小街创作的。不过，说起它的获奖倒纯粹出于一个偶然。”杭老于是饶有兴趣地向我谈起了这幅画获奖的情况。 1998年，一位美国画家借来中国办画展之际前去探访杭鸣时，并向杭鸣时求画，杭老便在自已创作的众多粉画中选了一幅名为《柯桥夕照》的粉画送给了他。不久，这位美国朋友来信称，美国第26届粉画展即将开幕，他想将杭老送他的这幅粉画拿出来参加评选，杭鸣时当即回函表示同意。与以往历次粉画大展相比，此次在美国举行粉画展堪称国际粉画界的一次盛会，参展的作品佳作云集，从静物到风景体裁也多种多样，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粉画把整个展出大厅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如此，在众多的粉画作品中，杭鸣时的这幅《柯桥夕照》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向晚的余辉里，那黝黑的屋顶、斑剥离陆的女儿墙、那似乎刚进入梦乡的小木船，还有河边三三二二悠闲的绿男红女……这一切似乎在向人们叙述着一个古老迷人的东方故事。评委们无不为杭鸣时笔下那种独具魅力的民间生活、细腻而干净利落的色彩、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情调而折服，他们陶醉在这幅粉画所具有的无穷的“东方神韵”中，不约而同地把手中的选票投向了这幅令人过目难忘的作品。这次获奖无意中使杭鸣时成为继我国著名画家颜文梁先生的粉画《厨房》在七十年前在法国获沙龙奖后第二位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粉画作者，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粉界的地位，当年，杭鸣时被破格录为美国及国际粉画协会会员。继此次获奖之后，1999年他创作的粉画《山城》又在美国第27届粉画展上获得由美国专业画家联盟颁发的“优秀画家”奖。2001年，粉画《水乡》在美国第29届粉画展上再次获得由国际粉画权威德加粉画学会颁发的优秀作品奖。杭鸣时也因此在粉画界享有了“粉画巨子”的称号。 尽管杭鸣时在国际上获得了崇高的荣誉，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感到轻松。粉画在欧洲是仅次于油画的第二大画种，然而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作者队伍不足五百人的、势单力薄的小画种，它的存在，不仅广大群众了解甚少，就是美术同行中也有常与水粉画混为一谈的误会，每每谈到此种情形，杭老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隐痛。虽然自已为中国粉画的发展做了一些成绩，但每一种艺术的发展不能靠少数人的奋斗，中国粉画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有志于粉画创作的同行们的努力，因此培养人才乃中国粉画事业当务之急。出于此种考虑，杭鸣时于2000年5月自筹资金成立了“杭鸣时粉画工作室”并举办了杭鸣时粉画高级研修班，他的这一举动使当初劝他转向粉画创作的丁正献老先生十分高兴，当时丁老已切开气管接入氧气维持生命，在不能说话的情形下，还给杭鸣时写来了一封短信，对中国的粉画事业后继有人感到欣慰。看到那歪歪扭扭扭的字体，杭鸣时的眼睛湿润了，他仿佛又看到了丁老那充满期待的眼神，自已肩上的担子似乎又沉重了许多：他要在有生之年为发展中国的粉画事业多做些行之有效的工作。目前身为美国及国际粉画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粉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水彩粉画展评委，综合性美展水彩粉画评委，江苏省教委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美术学科组副组长，苏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杭鸣时虽已年过七旬，但他对粉画事业的热情却益发激烈了，他说：“现在，老一辈粉画家们有的已经故去，在世的亦都年事已高，他们寄希望于我们，期盼粉画在我国画坛由小及大，兴旺发达起来。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予、来实践，使这个从欧洲传入我国已近百年历史的粉画，能在21世纪的中国振兴、繁荣起来！”听到杭老那铿锵的声音，我简直不能想象这饱含激情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之口。在他的努力下首届“全国粉画展”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而在他的奔波忙碌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粉画事业正在杭老等人的手中展现着她那独特诱人的东方魅力，现在粉画界获得金银奖的许多作者就是出自杭老的门下。看着杭老那轮廓分明、黝黑刚毅的脸庞，我心中默默祝愿杭老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为了杭老自已，也是为了世界美术园地中的奇葩—中国粉画灿烂的明天！ 第二十一章田阿桐:中南海的首席服装大师 提起田阿桐这个名字，时装界几乎无人不晓。他是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任国家领导人首席时装师，并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皮尔卡丹” 。他首创的“毛式中山装”在我国公务休闲时装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田阿桐是如何走进中南海的？在半个多世纪的裁缝生涯中他又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下图右为田阿桐） 为毛主席“目测”做衣服 1925年田阿桐出生于常熟沙家浜一个贫农家庭。13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一位奉化帮师傅那里学裁缝。三年后，田阿桐应聘到上海南京东路一家英国洋行的服装公司工作，在这里他不仅做西装，做皮装，做旗袍，还做各种时尚前沿的淑女装，凭着聪颖和勤奋，田阿桐很快成为上海滩上顶尖的裁缝高手。不久，他便在上海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已的“田阿桐服装店”。上海解放后，田阿桐受聘成为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级技师。说来田阿桐被选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56年的一天，田阿桐接到通知，让他到轻工业局开会。参加会议的都是沪上服装界的好手，会议由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主持。令田阿桐感到奇怪的是，这次议题只有一个：为这个退役军人做一件中山装，而且还规定每个裁缝师傅在各自做的中山装里都要缝上一只上面写有自已名字的小布条。 其实，这位退伍军人原来是上面专门派来招聘为中央领导人做服装的裁缝，为他做衣服实际上就是一场特殊的考试。田阿桐注意到这位退伍军人的肩膀与平常人不同，大约是受过伤的，要做出合身的上衣的确有些难度。几天以后，当专家们对裁缝们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时，没费什么周折，便选出了一件夺冠的“作品”。拆开小布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田阿桐”三个字。或许是田阿桐做的这件衣服实在是太合身了，这个退役军人干脆就委托田阿桐在全上海挑选十一个服装师进京，进入中央当时专门成立的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公务和生活服装的红都时装公司。田阿桐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的生涯。谈起第一次为毛主席制作服装，田阿桐生前也是记忆犹新。 那是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主席做衣服的特殊任务。由于事属高极机密，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主席自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毛主席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 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主席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凡是为毛主席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主席，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主席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的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经验，他站在离毛主席五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尺寸“测”好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做了。当时，工作人员给了田阿桐两件毛主席的旧衣服。但田阿桐在式样上并没有“照葫芦画瓢”。初次为毛主席做衣服，田阿桐对于面料及颜色都是亲自挑选，并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特点，对传统中山装款式进行了适度改造。普通中山服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主席穿起来感到舒服且不失伟人风范，田阿桐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即将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主席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为使毛主席原本魁梧的身材更显挺拔，他还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一些，后片比前片也略长一点，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一些，中腰稍凹陷一点，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为了使衣服保持高度平整，田阿桐在做衣服过程中特别注重手工的操作，常常离开缝纫机，用手一点一点缝。经过一天半的劳作，一套专为毛主席制作的大气、高贵且别具东方文化韵味的“大尖领中山装”便告完成了。当毛主席穿上田阿桐做的这套服装后，原本伟岸身躯更显挺拔，更具魅力。在场的工作人员看了不禁啧啧称赞。毛主席对田阿桐做的这套衣服也非常满意，还特地穿上这件中山装照了一张半身标准像，这张标准像后来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张闻名世界的伟人标准照。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对田阿桐为毛主席做的这套中山装也很是欣赏，都要求田阿桐为自已做一样的衣服。当他们穿上田阿桐为自已制作的中山装时，都一致称赞田阿桐做的衣服“既舒服又好看”。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做中山装在各种场频频亮相，这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后来的十大元帅服的设计也是受到了“毛式中山装”的影响。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主席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主席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田阿桐这次之所以用黑色也出于周恩来出于国际惯例的考虑。田阿桐说：“毛泽东平时对衣服并要求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了一个灰色春秋以中灰色为主，冬天则以深灰色为主。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因啥味呢比较柔软，显得干净。” 除了为毛主席制作衣服外，田阿桐为毛泽东制做的帽子也是颇具匠心，帽子的顶是圆的，而且比常规要大一些，所用面料也与所穿衣服的相同，衣帽相配，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之美。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溘然长逝。为毛主席做了几十年衣服的田阿桐含泪为主席做了最后一身衣服。田阿桐对这套衣服也做的格外认真，从衣服面料到身上覆盖的党旗料子都是自已一手挑选。为了使逝世后的毛主席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与在世时一样，田阿桐在衣料选择上也是颇费一番心思，丝要真丝，毛要纯毛，棉要全棉。从服装的式样、尺寸到纽扣领钩也是反复琢磨，常常半夜翻身起床把设计的构思记下来。在制作过程中也很少使用缝纫机，而是亲手缝制，一针一线都包含了田阿桐对毛主席的一片深情。当毛主席“穿”上田阿桐花费了整整两个月时间为他做的这套灰色中山装时，遗容坚毅安祥，仿佛是刚刚睡着了一样。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立时，田阿桐作为唯一的工人代表成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追悼大会上站在华国锋身后。 周恩来缝补衣服次数最多 为邓小平做衣服最省力 自1956年奉调进京，做了近半个世纪的领袖服装，对田阿桐来说，印象最深莫过于这些领导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其间也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在田阿桐印象中，周恩来很少做衣服，但缝补衣服的次数要算是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最多的了。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给总理做几件新衣服是心里有数的，但为总理修补破衣服的次数太多，却是记不清了。”有一次，周总理交给田阿桐一件又破又旧的大衣说：“田师傅，您能不能帮我将这件衣服再缝一缝？”田阿桐看着这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说：“总理，这件衣服这么破了，我看还是帮您做件新的吧？”总理说：“能缝的话，就不要再做了。”在总理的坚持下，田阿桐接下了这桩“化腐朽为神奇”的活儿。衣服破得不能再“修修补补”了，田阿桐干脆把大衣全拆开进行重新加工，并将衬里与外面更换一下。总理穿上这件衣服后高兴地说：“田师傅，经您这么一改，跟新的一样嘛。”其实，总理不仅衣服做得少，而且出国时必须的衣服也都是自已掏钱，从不让公家报销。 为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的田阿桐对于每个领导人的不同时期的身材和衣服尺寸可谓了如指掌。大凡与自已体形相近的，田阿桐做起衣服来相对也比较省力。因此，在众多领导人中，对田阿桐来说，做毛主席和江泽民的衣服相对来也就省力的多，尤其是江泽民体形与田阿桐最为接近，所以田阿桐也最能体会到怎么做最适合他。他说：“江泽民为人很亲切，我每次去他那里做衣服时，他也总是要送我到大门口。”初进北京，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因为邓小平关照他的衣服不要衬布，也不要里子，因而设计制作也就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到田阿桐，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尽管为邓小平做衣服开始比较难，但一旦制作成功后，相对其他领导人来说，为他做衣服也最省力。因为与其它领导人相比，尽管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邓小平的身材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自然免却了田阿桐因衣服尺寸变化而带来的“麻烦”。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现在他体形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一个人身材30年没有发胖，也没有消瘦，这还是不多见的。” 胡锦涛一件衬衫穿了十二年 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没进中央之前，田阿桐曾为他做过几件衣服。令田阿桐感到奇怪的是，胡锦涛进中央后却很少请他做衣服。一次，胡锦涛邀田阿桐去他家做客时拿出一件衬衫，请田阿桐帮他缝补一下衣领。田阿桐一眼就认出这件衬衫正是12年前自已亲手为他做的。没想到，12年来胡锦涛还一直穿着这件衬衫，田阿桐对此感概不已。他说：“胡锦涛在没进党中央以前与我也有过来往，和江泽民一样，待人十分客气，也很谦虚。16年前我为他做过一套中山装和一套西装，他一直穿到现在没换过新的。就前两个月，他邀我去他府上做客时拿出件一件衬衫，请我帮他缝补一下衣领。我这才想起来我12年前也为他做过一件衬衫，原来他一直穿的就是这件。由于穿了12年了，衣领已经磨损得很坏了……想起来我十几年前为他做的这几件衣服他一直在（正式场合）穿，直到现在他做主席也没要我为他多添一件衣服，到现在也只是请我帮他缝补一下衣领……而且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很谦虚、对我很尊敬，我临走时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一直送我到大门口…。”不过，令田阿桐感到欣慰的是，在2005年他退休前，终于有机会为胡锦涛做了一套西服。 除了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外，田阿桐还为布什、西哈努克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100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做过西服，他们称赞田师傅的制作技能是国际一流水准。上世纪70年代，布什在北京工作时曾骑着自行车到红都服装厂找田阿桐为他做了一套西服。他对这套西服很是满意。数年后，已是美国总统的布什访华时还对记者说：“我身上这西服是中国的田师傅做的！” 2005年，田阿桐以八十岁高龄从红都时装公司退休了。退休以后的田阿桐并没有闲下来。其实，让普通消费者也能穿上更美的服装，也是田阿桐的心愿。他曾经亲自在北京王府井的专营商店站过柜台，感受过顾客排队从他手里抢购服装的热情。他还多次自掏腰包付路费，为一些服装厂的技术人员上课，传授经验。当家乡的“红杉树”服饰公司的董事长刘卫军请他担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时，田阿桐欣然答应，还将刘卫军收为自已的弟子。他说：“中国服饰文化源渊流长，我想趁现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为传承中国的服饰文化做一点事情，多培养一些人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7年12月8日，一向乐观开朗的田阿桐在北京瞌然长逝，给熟悉和热爱他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遗憾。 第二十二章 温家宝:一路走来的平民总理 温家宝这个名字对于当下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自2003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中国。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一件穿了十几年的茄克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是他的经典服饰，开口问难是他的访贫问苦的经典开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面对人民的疾苦，他却不知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他心中装着老百姓，老百姓也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从大漠边塞到中南海，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地质工作者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呢？本文试就所接触的资料对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学生时代 1942年9月，温家宝出生于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温家胡同8号一个教师世家，温家宝的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天津宜兴埠私立学校的校长，叔公担任天津一间公立学校校长，父亲温刚是天津三十三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温家宝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寓意“温暖加吃饱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这个名字也表达了一个平实家庭对下一代的希望。 温家宝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争年代里度过的，连绵不断的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温家宝自小便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据温家宝回忆，有一年，他得了白喉，由于家中没有钱治病，父亲只好把手表卖了。2003年3月，温家宝在当选总理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所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纪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这种苦难的生活经历蕴育了温家宝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图片：学生时代的温家宝） 1954年，12岁的温家宝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这里培养出了3位正副总理(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9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48位著名科学家；2位清华大学校长。在南开中学求学的六年时光里，温家宝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感人故事，还能背出在南开中学广为传诵的《周恩来同学中学毕业评语》。周恩来的事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温家宝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说来温家宝的为人和行事颇有周恩来风格与此当不无关系。据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称：温家宝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邓颖超曾对他说：“这个中办主任作风稳重，行事周全，有些方面很有点象当年的恩来。” 温家宝在南开求学的最后两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大跃进的浪潮，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在中学教地理的父亲产生了让儿子将来搞地质的想法，他对温家宝说：“中国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正需要年轻人去开发，你现在要学好本领，将来投身到为祖国探矿找矿的事业中去。”正是在父亲的教诲下，中学毕业前夕的温家宝立志投身祖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他在出任总理后谈到自已当年择业道路时说：“我选择地质专业，更多的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地理老师。这个专业给我一个莫大好处，就是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接触了我们广大的人民……。”（图片：青年时代的温家宝） 1960年8月，不满18岁的温家宝如愿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和找矿专业。在毕业前夕，温家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学校对他本科毕业评语是“品学兼优”。1965年5月18日，作为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之一的温家宝受到了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接见，李四光勉励温家宝等同学要树立雄心壮志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为找出更多的矿藏和发展地质科学作出贡献。毕业后温家宝以优异成绩被批准留校攻读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他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象李四光那样的地质科学家。事实上，温家宝后来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曾有数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界权威杂志《中国地质》上。如果不是在43岁那年被调中南海，步入政坛，以专业能力而言，温家宝无疑将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地质专家。2008年9月30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专访时说：“如果我不从事政治的话，我也可能成为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边塞十四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陷入停顿状态，1968年温家宝主动要求前往甘肃工作，并获批准。温家宝之所以要求去那里工作并非偶然，当他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甘肃酒泉地区发现了被认为具有长期开采价值的铁矿床。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万建设大军随后云集酒泉，开始了酒泉钢铁厂的建设。当时媒体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令立志地质事业的温家宝兴奋不已，并由此萌生将来去那里找矿的念头。1968年秋，只读了一个学年研究生的温家宝生平第一次来到了甘肃，成为酒泉地质力学队的一员，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开始了长达14载的边塞生活。 在边塞14年中，温家宝有11个年头是在戈壁荒漠中度过的。当时酒泉地区分别与新疆内蒙古和青海交界，区域内有雪山、草原、沙漠，面积占整个甘肃省的二分之一，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甚至还有一些根本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无人区。每年3月，温家宝便和同事们骑着毛牛带着帐蓬、行装、仪器及生活必需品等到白雪皑皑的山中探矿，及至10月份天气转冷，探矿队便改骑骆驼来到沙漠里作业，通常12月底天寒地冻时才返回酒泉基地，一年在外时间长达10个月左右。 野外探矿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而温家宝能吃苦在地质队也是出了名的。甘肃省地矿局的退休工程师陈光清因为工作关系当年和温家宝接触较多，两人一起出外开会、野外考察，经常同吃同住。据他介绍：在大山探矿时，温家宝常常是队里最晚睡觉的一个，有时为夜里起来扫帐蓬顶上的雪，他还穿着衣服睡觉。那时他患有鼻炎，遇冷经常发作，厉害时常常因高山缺氧而晕倒在地，但每次醒来后，他只是稍微歇息一会儿便爬起来接着工作。在沙漠勘查时，温家宝常常天还未放亮就起床帮大家准备饭食，然后便趁天凉快抓紧去跑路线，跑着跑着就骄阳似火，沙子烫得脚生疼，脸上汗粒儿也簌簌往下掉，但他总是一声不吭，坚持工作。野外生活不仅艰苦，遇到危险也是常有的事。据香港《明报》报道：温家宝到酒泉灌溉面积最大的洪水坝河工作时，有一天晚上山洪爆发，温家宝和同事的帐篷一夜三迁，方才避过一难。还有一次在内蒙野外沙漠作业时，突遇大风，温家宝见状忙把小组的人员招呼到一起，围蹲在骆驼旁躲避，待大风一过，又继续作业。（图片：边塞工作时的温家宝） 尽管野外生活非常艰苦，但温家宝和队友们却过得很充实。温家宝喜爱打蓝球，每次小组去野外都要带着蓝球，抽空便玩上一阵。有一年在青海桃来牧场跑路线时，遇上当地牧民开运动会，温家宝便带队报名参加蓝球赛，同几支藏民球队打，结果获了个亚军，奖品就是一只蓝球。由于长年在外住在没有任何家具的帐篷里吃饭、看书、填图，温家宝还练就了长时间盘腿而坐功夫。薄熙来曾对香港记者说，他陪同温家宝到基层访贫问苦，发现他居然盘腿坐在农民兄弟的土炕上聊天，一聊就是很长时间。 在甘肃地质队工作期间，温家宝结识了兰州姑娘张蓓莉，张蓓莉比温家宝小一岁，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时在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他俩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同事对这对夫妻评价是温家宝性格内向，为人谦虚、稳重。张蓓莉性格外向，为人大方、活泼热情。当时，两人居住条件和队里其它人一样非常简单，两间相邻的单身宿舍，中间开个门，一间做卧室，另一间做厨房。不过由于温家宝夫妇是队上少有的双职工，工资比别人高一些，家里还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几件高档商品。张蓓莉在队里从事矿鉴定工作，不用出野外，家里的活都是她一手操持。她为人热心，直爽利索，同事给她起了个绰号“一阵风”。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只要说一声，她都会尽力帮忙。队上有一个叫王春德的人在野外因公殉职，妻子王有芹和四个孩子孤苦伶仃，温家宝夫妇对这个家庭很是关心，还把自已新买的鸭绒被送给他们，把王家的旧被褥留下拆洗后自用。每逢过年过节，王家都会收到温家宝夫妇寄去的钱和衣物，一直到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以“顶替”名义进入地质队当了工人。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涨工资。当时全国已经很多年没涨工资了，许多人都为此急红了眼。因为名额有限，局里规定每一层级干部只能涨几个人，温家宝便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主动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据队友陈光清回忆，温家宝当年的生活作风相当朴素，吃、住、行力求简单。当时他和温家宝的家离火车站有一公里路，每次出差都走着去。温家宝升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后，按国家的规定，可以享受住宾馆单人房的待遇，但温家宝每次去基层单位考察，总是谢绝基层单位为他安排的宾馆，尽量住在基层单位招待所。（图片，1974年春天张蓓莉怀抱着陈光清的大女儿与丈夫温家宝及孩子在甘肃酒泉的合影。） 边塞十四年，温家宝不仅以其谦虚朴实的为人获得了同事们的好评，同时也显露出较为出众的业务能力和政治才干。从一名初出校门的实习生到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 、副队长再到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温家宝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14年来温家宝不辞辛苦，徒步走过整个祁连山脉。据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说：从黑河的上游到下游，温家宝从头到尾都走过，如今他都还能清楚地记得祁连山脉各个山口的名字。有一次，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到甘肃视察，听了当时已是省地质局副局长温家宝的汇报后，称赞温家宝简直就是一幅“甘肃活地图”。在边塞工作时，温家宝还编制出甘肃省地质构造体系图，整个甘肃大地的详细地质构造在图中一览无余，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也是温家宝在边塞工作十多年成果的结晶。在工作中温家宝还极善于处理各事纷繁的事务，队友陈光清曾对温家宝作出这样的评价：头脑清晰、有条理、善于思考和归纳。他说：温家宝到基层考察工作，通常几个人一起向他汇报工作，最终温家宝都能将他们所说内容归纳得条理清晰。有一次地质部的一位司长到甘肃考察，温家宝和陈光清作为陪同。事后，那位司长对陈光清说，温家宝很善于思考，领会能力很强。我说了什么，他并不重复我的话，归纳的意思却完全一样。其实，温家宝不仅思维能力强，其文笔也是有口皆碑的。邓小平生前曾称赞温家宝执笔的“很多文件起草后，不用怎样修改就行了。”（图片：温家宝与同事们在一起） 艰苦而又充实的边塞十四年是温家宝的人生历程中一笔宝贵财富。他在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段经历时感概地说： “我从大学学地质，后又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一种信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自已一生中生活和居住过许多地方，但就是对酒泉那个地方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回到那里，对每一处自已熟悉的地方都想再看一看，住一住。” 从中央办公厅主任到国务院总理 1983年是温家宝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转折点，这一年温家宝结束了十四年的边塞生活，赴京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的胡耀邦十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他实施的干部队伍“四化”建设（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中国政治舞台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温家宝正是在这股干部队伍“四化”大潮中脱颖而出，并于1985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任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是他的直接领导。不久，由于中央拟调王兆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便委托中央组织部在省部级干部中物色一位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造人选。中央组织部对这一人选确定了四个标准：副部级以下、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经过一番考察，当时确定了三个后候人。温家宝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现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当时任上海市委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最后经过一番考察，温家宝在这三人中胜出。据一位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同志说：“中组部在考察时，发现温家宝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接任其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央办公厅主任。而且一任就是八年，其间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的一贯作风，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温家宝在日常工作中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温家宝出掌中央办公厅后，他的务实作风受到了各方好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庆红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在办公厅副主任的三年任期内与温家宝合作的很好，两人遇事经常商量，被称为“黄金搭档”。（图片：1998年温家宝在抗洪前线） 1992年10月，50岁的温家宝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的五年中，温家宝主要从事财经工作，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外界称赞他：知识全面、甚具全局财经工作头脑，帅才与将才兼备。1997年温家宝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当副总理四年中，温家宝主管业务最为广泛，也是兼职最多的副总理，曾担任许多重要的决策、协调机构职务，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他还主持起草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负责设计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成功地指挥了长江、松花江等流域的抗洪救灾等重大工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尤其是在1998年夏秋之交的抗洪救灾期间，作为防汛抗洪总指挥，温家宝一连两个多月始终坚持在抗洪第一线。也正是在这次抗洪救灾中，温家宝显示出为了人民利益敢作敢为的作风。当时中央曾作出炸坝分洪指示，但温家宝着眼于在必须“保车”的前提下能否不“丢卒”，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他最终经过周密调研论证作出了不炸坝的决定，数十万农民的利益因他的这一决定而未被牺牲，他在国内外政治威望也由此陡然上升。《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文称赞他“具有领袖气质，敢做决定，敢负责任。”作为前任总理，朱镕基对温家宝也曾有这样的评价：能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善于抓全局性、关键性的大事。在四年副总理任期内，温家宝积累了丰富的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为他将来全面负责国务院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图片：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 2002年11月，温家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次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四年的副总理使他充分感到了自已肩上责任的重大，也明了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引述了中国晚清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将自己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自身的生死祸福均可置之度外的信念与决心，简洁铿锵且极富感染力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平民总理的“亲民本色” “亲民”虽是温家宝的一惯作风，然而，只有在他出任总理之后，他的这一风格才更多地为中国老百姓所感知。如何减轻老百姓负担，使他们尽快地富起来是萦绕在温家宝心头的大问题。在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温家宝一举免除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并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尽管作为总理，温家宝每天都有大量事务要处理。然而，无论有多忙，他都要想方设法抽出时间到基层去进行调研，深入乡村与灾区与百姓攀谈。了解民情，解决民生难题占据了他的许多时间。据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经常会让车队突然停下来，没有事先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直到现在，他还与当年在甘肃工作期间结识的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保持联系，他说这也是他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渠道。大家从电视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细节：下雨天下基层考察，温家宝也总是自已打伞，从不让别人代劳。其实，生活中的温家宝也是非常的俭朴，他的经典服饰是一件穿了十年的外套，一双几经缝补的旅游鞋。2006年2月，温家宝到山东荷泽与农民过年时，有人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色绒外套竟是十年前他到山东时所穿。他到河南视察时，还让工作人员将脚上的一双旧鞋拿到街上修补。（图片：温家宝雨中视察） “还有什么难处吗？”“大家有什么难事没有？”这是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走访民众时问的最多一句话。“开口问难”是温家宝访贫问苦的经典开场，也表明了他为民分忧解难的志向。他为农民工追讨工钱，为山西黑砖窑怒而拍案……在今年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及“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温家宝更以身临险，几赴灾区，将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他数度为人民疾苦而落泪镜头，感动了十几亿中国人，被老百姓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国外媒体也称他是中国的“平民总理”。 （图片：温家宝视察灾区时与地震灾民一起吃土豆） 温家宝心里装着人民，人民心里也装着他。亲民作风使温家宝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人民群众也把他当作“自家人”。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在赴四川绵阳考察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时，专门到安置点看望转移群众。路上遇到一位还差八天就满百岁的老人陈佳珍，温家宝双手合十，向老人提前祝寿。老人握住总理的手说：“你要努力工作啊！”温家宝认真地说：“听你的话，我会努力工作的。”老人与总理这一问一答的细节将总理与人民那种“自家人”的亲情关系展露得淋漓尽致。 “身上沾泥花，脸上挂汗花，为了一个梦啊，进城闯天下，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这首《农民工之歌》一经200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便唱遍大江南北。谈起这首歌上春晚，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农民工之歌》是重庆农民工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完成后，参与创作该歌的农民工叶发家提议：“我们的歌最应该唱给一个人听，他就是我们的温总理。总理去年来看我们，与我们合影，我们给他送了安全帽，他太关心我们农民工了，我们应该让他听我们的歌，让他知道我们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好。”叶发家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大家当即给温总理寄去了歌词及碟片，还写了一封信告诉温总理他们这一年的变化，并表达了自已想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农民工之歌》的愿望。 温家宝收到信后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转告来信农民工朋友们，来信及所附照片、歌词、唱碟都已收到，非常高兴。请转致我对大家的问候，希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还特别批示要将农民工的来信抄送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经过认真审核，认为这首歌完全符合上春晚的条件，并决定邀请农民工同台出演这首歌。喜讯传来，农民工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2008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重庆的五位农民工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代表全国农民工发出了自己的高亢声音，实现了农民工在春晚唱《农民工之歌》的愿望。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中央任职，温家宝始终以此为自已的行事准则，为人处事极为低调。在调任中央工作后，他曾专门和天津市领导打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2002年9月，身为副总理的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曾专程到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探望老战友，与大家谈古论今，很是欢愉。临别时大家希望他能题字留念，可他只写了“温家宝”三个字。然而，正是从这三个字中，战友们深刻感到温家宝还是当年那个温家宝。 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夫人张蓓莉对珠宝鉴定很有研究，现为北京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负责人，女儿温如春曾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儿子温雪松曾留学美国，现在一家网络公司任总裁。温家宝经常吩咐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家人亲属利用他的关系从事商业活动。他的一位姑母长期在天津宜兴埠居住，过着平静而又俭朴的生活。当年温家宝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一些邻居打听是不是这个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当年那个温家宝时，姑母总是笑笑说：同名同姓而已。姑母去世时，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寄来700元钱。身为总理，温家宝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到哪里，他都不带夫人出行，一个人现身舱门，一个人大幅挥手，被人称为政坛“独行侠”。（图片：温家宝夫人张蓓莉） 或许是受到家庭的薰陶，温家宝自小喜爱诗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他也是中国历任总理中最喜欢引经据典、吟诗诵赋的一位，有时在短短十几分钟的临场致辞中，一口气竟旁征博引六、七个古今中外的诗文典故，令人啧啧称奇。俗话说“诗言志”，自2003年高票当选总理至今，在每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他都会引用不同的诗文，其中强调忧患意识的诗文占了相当比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平民总理忧国忧民的情怀。（图片：温家宝与同济大学师生合影） 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为师生作演讲时，温家宝语重心长地寄语广大同学：“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同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还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仰望星空》一诗，全诗平白质朴而又意味深长，诗中所透露的对真理、正义、自由、博爱的思考，对国家民族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读来令人动容，发人深省，从中不难体会到这位平民总理的人文情怀，现抄录如下，作为全文的终结：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医苑新星成长之路:记上海胸科医院肿瘤专家陆舜 在肺部肿瘤医学专业，陆舜所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还不到五十的他已是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协作中心（csco）执行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会委员。作为一个中年医学工作者，他是如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他成功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这位在肿瘤医学界广受好评的医学专家。 母亲的突然离世使陆舜在中学时就立下将来当一名医生的志向。从上海医科大学到胸科医院，经过自已不懈努力，他终以在肺癌治疗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成为“上海市优秀医苑新星”。 1964年陆舜出生于上海市一个教师家庭。比陆舜大10岁的姐姐因家境贫困没能进入学校大门，心有愧意的母亲几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陆舜身上，经常嘱付他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陆舜也没有喜负母亲的期望，聪颖好学的他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陆舜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中学时代正值人生花季时节，当同学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而对自已人生进行五彩缤纷的设计时，陆舜却因母亲的突然离世而早早地将自已托付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那是1978年秋的一天，正在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读书的陆舜接到了长宁区中心医院一个紧急电话，说是母亲突发疾病，要他速来医院。当陆舜火急火燎地赶到长宁区中心医院时，母亲已经不行了。母亲究竟患了什么病呢？医院也没能给个说法。好端端的母亲突然就这样走了，这对小陆舜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陆舜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来考医学专业，做一个好医生，即便不能挽回病人的生命，也要就病因给病人一个明确的说法。母亲去逝后，陆舜学习更加刻苦了。1982年9月，陆舜在当年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录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胸科医院呼吸科，师从廖美玲教授从事呼吸科工作。 在呼吸科工作的几年中，陆舜每天都要接触一些新来的肺癌患者，由于种种因素作用，我国肺癌患者人数大大增加，三个肿瘤病人中就有一个是肺癌患者，短短几年，肺癌就已成为人类第一杀手。每每看到患者带着求生的欲望离开人世，陆舜的心里总是感到一阵刺痛。几经考虑，他决定改做临床，专门从事肺癌研究。胸科医院对他这个决定也很是支持。1994年，陆舜顺利通过考试选拔来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附属特拉维夫医学中心进行为期两年的肿瘤学课程的培训。此后的几年，陆舜奔波于临床与学校之间，继2000年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又于2004年来到世界第一癌症所专门接受肺癌头脑部肿瘤研究与培训，边学边工作使他能够将所学知识与临床结合起来，他也由此成为胸科医院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 由于目前肺癌患者中晚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化疗成为这些患者首选治疗方法。然而，在多年临床医学生涯中，陆舜也深深体会到单纯治疗，尤其是化疗给病人所带来的痛苦。那些体质较弱的病人往往因经受不住化疗所带来的综合并发症而一命鸣呼，以至有“化疗化疗，一化就了”的说法。如何减少病人痛苦，使患者过好每一天呢？每看到病人那痛苦的表情，陆舜又陷入了沉思。 其实，早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附属特拉维夫医学中心学习期间，陆舜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并与s.kerither教授合作进行了“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分析研究”课题研究，他俩撰写的相关论文在14届国际肺癌大会交流，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经过一番研究与思考，陆舜提出了肿瘤患者“两个并重”的思想。所谓“两个并重”，即“延长生存期与生活质量并重”，用通俗话说就是“活得长，活得好”。而在两者兼顾同时，对早晚期病人来说这两者之间侧重点不同。早期患者以延长生存期为第一目标，对晚期患者以生活质量为第一目标。陆舜这一提法引起了肿瘤界的关注，如今对晚期癌症患者“带癌生存”已成为医学界共识。实际上，现代医学的迅速进展已使癌症由原来的绝症成为一种“慢性病”，而且比起高血压、糖尿病来说，它的愈后也简单的多，只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而这种转变也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凝结。目前针对化疗界普遍存在的毒付反应较重的情形，陆舜和他的课题组正在探寻一条“高效低毒”的路子。他先后参加和承担国家和上海市科研基金项目7项，2004年作为主要研究者之一参与4项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及至目前，他共发表论文及论著 50余篇，参编有关专著10部。他承担的上海市卫生局医学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人肺癌生命质量表的建立及临床应用”研究也获得了有关专家的好评。他本人还被选为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协作中心（csco）执行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会委员。2000年、2004年陆舜以其突出的工作业绩先后荣获“上海市医苑新星” “上海市优秀医苑新星”称号。 为了改变肺癌治疗“内外科相分离”的现状，陆舜发起创建了上海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中心，为肺癌的治疗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众所周知，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它的治疗需要内外科多方面的结合。然而，传统医学使得内外科泾渭分明，病人往往先接受外科手术，再被送往内科进行治疗。多年的临床实践中，陆舜深切地感到这种对肿瘤内外分科治疗方法对于病人病情的诊治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内外科相分离的现状，陆舜向院领导提出了将相关科室揉合到一起，建立肺部肿瘤中心的建议，以便 “病人一到医院，我们就能根据病情制订整个医疗方案”。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上海市卫生局及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经过一番努力，2006年4月，由陆舜任主任的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在上海胸科医院挂牌成立了。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将内外科结合在一起的肺部肿瘤中心。这一中心的建立不但沟通了肺内外科的交流，同时对于医生全面掌握肺癌治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肺部肿瘤中心成立为肺部肿瘤的治疗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里，内科与外科、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得陆舜一向重视的“转化性研究”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开展。所谓“转化性研究”，就是将临床所遇到的问题及时转化成自已的研究课题，研究推动临床治疗，临床推进研究的深入，使两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自中心成立以来，每周一下午陆舜都要召集几个学科一起进行多学科“疑难问题讨论”，对于肺癌诊断与科学治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多科性优势在肺部肿瘤中心得到了完全的显现。一般说来，肺癌手术大多限于早中期肺癌病人。一旦病情发展到3a期或3b期就不能动刀，只能采用化放疗等保守疗法了。然而，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陆舜，手术对于较晚期病人并非不可行，实际上，有些晚期癌症患者还是存在手术可能的，而能够做手术对于患者的治疗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如何对较晚期病人实施手术治疗呢。陆舜决定采用通过化疗缩小肿瘤体积然而进行手术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听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却有很大难度，其关键在于手术时机把握难度很大。因为手术过早，水肿问题无法解决，手术过晚，肿瘤纤维化，容易出血。经过一番研究实验，陆舜和他的课题组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将许多肺癌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自2006年开展此项技术以来，已做了成功做三十多例，且无一例因手术死亡，受到了同行专家们的关注和好评。 肺部肿瘤中心的建立不仅为陆舜攻克肺癌难题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他贯彻自已“以患者为中心”，变“病人围着医生转”为“医生围着病人转”的理念创造了条件。 由于上海胸科医院在全国的影响，各地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为已不能进行手术只能进行化疗的晚期患者。由于医院床位有限，绝大多数患者都被挡在了医院大门之外，只能望院兴叹。 如何解决住院难，利用有限的资源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呢？陆舜为此又闹起了心。化疗病人每个周期一般只需一天半时间，但由于大小化疗之间间隔一周，因而病人一次化疗需住院半个月，这对于有限的床位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在实际工作中，陆舜注意到，在前来化疗的患者中，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占了相当一部分。何不在这部分患者中开展“日间化疗”服务呢？这样他们在半个月内只需来医院两次进行大小化疗就行了，其余时间都可在家中静养。既节约了床位，也为患者节省了一笔不小的住院费用，患者还可因此得到更好的休息。陆舜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经过一番筹备，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中心“日间化疗室”很快就开张接收病人了。事实上，陆舜此举也确实为患者带来了不少方便。自2006年4月中心开设日间化疗室以来，平均每月都有52人接受治疗，病人在日间化疗室接受治疗的标准与全日住院标准完全一样。 尽管自肺部肿瘤中心开办以来，陆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方便病人，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继日间化疗室之后，目前，他又在考虑如何将服务送到病人家中，实行“上门化疗”的有关问题。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舜还十分注重防癌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并对患者重新回归社会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对笔者说：“癌症的治疗不仅仅是医院与医生的事，它需要各方支持。如何使癌症病人重新回归社会应当成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国的 ‘科学防癌、科学治癌’工作在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萎婉含蓄 柔美清丽—姚新峰与他的绘画艺术 在当今画坛，姚新峰可以说是一个画路甚广的画家，花鸟、人物、白描、工笔、写意样样俱行，尤其喜画黄鲇鱼。他笔下黄鲇鱼和江南童趣的作品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姚新峰为何如此喜画黄鲇鱼？在成功的背后，他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艺术之路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进了姚新峰的艺术世界……。 一 1964年姚新峰生于江南水乡常熟，自小喜爱绘画艺术，家中仅有的几本绘画方面技法书是他进入美术殿堂的启蒙老师。1975年，姚新峰来到长江边上常阴沙农场插队，三年的农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却也给姚新峰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夕阳下晚归的牧童，八月池塘成片的碧荷，还有水田劳作时腿边不时滑过的鱼儿……所有这一切给他带来了无言的惊喜与快意，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每每劳作之余，他总是习惯地拿起画笔将这些惊喜与快意尽情地挥洒，一天的疲劳也顿时烟消云散。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姚新峰的绘画技艺也有了很大提高。一次，姚新峰偶然得知省里为举办美术展览正在进行征稿，他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画了一幅交了上去。当时他对作品入选并没抱什么希望，因为仅就常熟来说参赛中就有几位自已很敬佩的高手。不曾想，他的这幅作品竟然幸运地入选了，而且整个常熟也只有他一人作品入选，这对姚新峰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1978年6月，伴着知青回城的浪潮，姚新峰告别了三年的农场生活，调回县城成了张家港广播站一名机务工。劳作之余，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绘画上。一年之后，姚新峰回到故乡，成为常熟文化馆一名美工。这个工作使他广泛接触了油画、版画、水粉与广告画等众多画种，大大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为他从各种艺术中博取众长，提升自已绘画水平提供了便利。在众多画种中，姚新峰最为醉心的还是中国画。他刻苦钻研中国画传统表现技法和笔墨技巧，创作了大量反映江南水乡体裁的中国画，并引起了画界的关注。一次，南京艺术学院派人来常熟招生，招生人员特地将姚新峰召来面试，姚新峰当场画了一幅速写，他的绘画功力获得了这位招生负责人的好评。当时南艺在苏州计划招五个人，大家都认为姚新峰此次上南艺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姚新峰对自已也是很有信心。不曾想，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不知为何，他始终没有等来南艺的录取通知。其中内情，至今还是不得而知。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姚新峰的作品也频频亮相于各大美展并获好评。在一次画展上，他的画作引起了南京艺术学院老教授、著名美术史论家温肇桐的关注，一番面谈之后，温教授敏感地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在艺术上的巨大潜力，当即建议他去南艺进修。就这样，当年与南艺失之交臂的姚新峰在温教授的荐举下于1983年终于跨进了自已梦寝以求的大学之门。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南艺，姚新峰在温桐等教授的指导下系统研读了专业技法和美术理论。1992年姚新峰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学习。两度高校进修为他将来的艺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专业功底。而随着绘画艺术的不断提高，姚新峰的名字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知。2003年，还在常熟书画院院长任上的姚新峰应聘到苏州市国画院，并任副院长，其艺术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每每谈起自已走过的艺术道路，姚新峰对于温教授当年的荐举和教诲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二 姚新峰的作品以江南水乡居多，在江南水乡体裁中，姚新峰最爱画鱼，尤其喜画黄鲇鱼。古往今来画鱼的大家不少，但画黄鲇鱼的却不多见。姚新峰为何如此偏爱黄鲇鱼呢？他在一篇名为《画鱼所想》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鱼有吉祥的意蕴，而江南水乡盛产鱼类，被称为‘土鱼’的黄鲇鱼更为人们所喜受。黄鲇鱼形态可爱，有着生命力旺盛，那富于变化的色彩和游时的千姿百态也是最宜入画的。”其实，姚新峰喜画黄鲇鱼也蕴含了他对自已家乡的一份真挚情感。他说：“我做梦都想做一道可口而又不同于别人所做的‘菜肴’，借对江南常见鱼的描绘，抒发对家乡爱的情怀以及我所理解的水乡的滋润、秀美和恬静。” 也正是源于这种情怀，姚新峰笔下的黄鲇鱼充满了“乡土气息”，总能触动你心灵深处那根最为柔软的神经。 姚新峰画鱼特别注重通过鱼的眼神和口形的变化来表达鱼的情绪，或看或瞪、或瞟或眇，或张或闭、或抿或嗔，一招一式尽显鱼的喜怒哀乐。即便是鱼的动作也是千变万化，或左盼右顾、前呼后应、或摇尾晃须，或交头接耳，一举一动尽展世间风情，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艺贵创新。姚新峰画画从不蹈人前辙，注重自我风格的养成。其作品滋润朦胧、色彩淡雅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江南水乡的韵味。就拿构图章法结构来说，姚新峰也是独辟新径，他在传统技艺基础上吸纳了西画表现手法，采用了多种线性和几何分割与组合，显示出在取像、构镜、写情方面对传统继承和超越。在代表作《莲·鱼系列》中，姚新峰对最具江南水乡代表的鱼莲与青花瓷器、紫砂陶器进行巧妙地组合，又将传统博古画与西方静物画有机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幅高雅优美极富乡土气息的生动场景。 水乡童趣是姚新峰人物画作品中又一常见体裁，其画面多以溪流、树木为背景，用色淡而不簿，艳而不俗。藕塘戏鸭、溪旁垂钓、柳荫牧牛……这一幅幅带有童真般的欢愉的水墨画又何尝不是画家纯真情感的真实流露呢？唯其如是，这些作品宛如一首首清丽可人的佳诗，总能勾起我们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人的怀旧情怀，带给我们一份凡尘之外的宁静与美丽。 姚新峰虽以江南水乡画名闻于今，其实他的西部风情画也别有一番情趣。姚新峰的西部风情画更多的体现的是道德修悟和人生体悟，充盈着现实关怀和人性关爱的情怀。在西部人物风情画创作中，姚新峰将传统笔墨技法与写实造型有机地融合于一体，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正是源于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技法，姚新峰的作品频频入选全国美展及其它各类大展，并屡获大奖。作品《浣衣曲》入选建军60周年美展；《惜别》入选全国首届中国画展览；《莲塘弈趣》入选第四届中国体育美展；《连年有余图》入选世界华人书画展；《莲鱼系列》之一、之二入选全国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当有人请他谈谈成功的秘诀时，姚新峰淡然地说：“用恰当而又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心中要说的话，吐露自已的感受，体现出物我交融的意境，才能画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姚新峰：1964年生于江苏常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师、苏州市国画院副院长。代表作品有《荷塘月色》、《江南庭院》、《水乡秋韵》、《江南童趣》、《藕塘雪霁》，《莲·鱼》系列。出版有《姚新峰画集》《姚新峰中国画工笔作品选》《姚新峰作品选》《工笔莲鱼画法》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等机构收藏。 吴门画坛新气象——张继馨先生与他的花鸟画艺术创作 在当今吴门花鸟画坛，张继馨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个领军式人物。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将北方艺术的豪放与厚重糅入吴门画派典雅秀气风格之中，使其在秀丽中显出挺拔，妩媚中透出力量，从而突破了吴门画派温婉恬秀的艺术程式，将吴门画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张继馨也因此被人誉为继江苏花鸟画大家陈大羽之后的江南花鸟画巨擘，著名花鸟画家喻继高也称他“是一位继承发扬中国花鸟画优秀传统而又创出自家风格的名家”。在成功的背后，张继馨先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艺术之路呢？秋日的一个上午，笔者采访了这位蜚声画坛的艺术老人。 历尽艰辛 艺术之舟终扬帆 1926年11月，张继馨出生于常州武进一个贫苦的乡村人家，由于家境贫寒，为养家糊口，母亲生下他后不久就到苏州做保姆了，而张继馨小学毕业也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并经人介绍来到上海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虽说是学徒工，实际上是黑心老板挣钱的机器，不但没日没夜的干活，饭也吃不饱，打骂也是家常便饭。在印刷厂做了两年六个月的童工后，人小体弱的张继馨便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开始了有一顿没一餐的流浪生活。或许是上海留给他的记忆过于悲惨，不久，张继馨离开上海来到无锡。为了生存，他在运河上拉过纤，还帮人家带过孩子。一年后，他展转来到苏州，在城外一家煤炭店又做了三年的学徒。 尽管自打来到这个世界，张继馨就没享受过一天好生活。但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他心底里却一直揣着一个在常人看来是遥不可及的梦：当一名画家。树有根，水有源。实际上，张继馨这种梦想也是来源于家乡那丰厚的文化底蕴。武进是常州画派创始人恽南田的故乡，当地人也因此爱画成风，受其影响张继馨自小就喜爱绘画。只是因了生活的困顿，他才不得不将自已梦想的种子藏在内心深处，期待有破土发芽的一天。在苏州，当煤球店学徒满师后，张继馨生活也渐渐有所好转。该是现实自已梦想的时候了！张继馨向慕名已久的苏州山水画家张宜生教授学习山水与书法，同时又跟花鸟画大家张辛稼先生学习写意花鸟画。谈起当时拜师情景，张继馨至今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张继馨已经是一个19岁的大小伙子了。19岁虽是青春年华的好时节，但对于学画来说却委实显得太晚了。然而，张辛稼并没有嫌弃眼前这个年轻人，在听了张继馨一番“自我介绍”后，张辛稼被他的苦难经历以及对绘画艺术的执着精神所打动，他和蔼地对张继馨说：“这样吧，你先画些东西给我看看。”几天以后，当张辛稼看了张继馨送来的几幅小品画后，觉得很有灵气，是个可造之才，便不露声色地收下了这个大徒弟，并语重心长地说：“画画很费精力的，要下苦功的，二十年可以看看。” “民间不是常说‘面壁三年’‘十年寒窗’么，怎么画画还要二十年，而且二十年后也只是再看看。”尽管张继馨口头没说什么，心里还很是疑惑。不过，张辛稼肯收下自已这个大徒弟，张继馨已是感到万幸了。事实上，张辛稼当时并没有吓唬这个大徒弟的意思。如今，每每想起恩师当初的这番话，回忆起自已数十年来充满坎坷的漫漫艺途，张继馨总是感慨不已，他说：“当初我对恩师的这番话并不理解，一直到文革，我这个脑子突然开窍了，懂了很多东西，想来过去画画也是稀里糊涂的，只是模仿。文革后，不但是绘画技术方面，理论方面也逐渐明白了诸多画理与技巧，我把这个时间算一算，恰恰是二十年。这才感到当初恩师对我说的那句话并非戏言。” 勤观察细心量 寻常之处见奇崛 常言道：勤奋出天才。张继馨之所以成为当今吴门画坛一代花鸟画大家。这与他超人的勤奋和对物象细致入微的观察是分不开的。他常对人说：“创作要勤观察、勤思考，从平常中发掘出不平常来。” “我们不能在千年一贯制的老题材里转圈子，应该扩大生活面，到变幻无穷的大自然中去寻找启发、拓宽胸情，要改变平时着眼于花鸟鱼虫的习惯，去观察体会和撷取不同环境中的新景物，兼收并蓄，为我所有。要从自已熟悉的事物中去挖掘内蕴，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从别人熟视无睹的景物中提炼出独特的主题来。” 张继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非常注重对创作对象的原生态的观察与把握。他抓到蟋蟀蜻蜓等虫鸟后不是罩在玻璃扣中把玩，而是让它在家中飞，虫鸟飞到哪里、爬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有一次，为了观察知了的各种姿势，他将花了两个小时捉来的二十多只知了放在蚊帐里，任其飞来飞去，爬下爬上，而自已则躺在床上观察。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的，却依然乐此不彼。苏州著名作家车前子对于张老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有一年，我去拜访张继馨先生，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即使已过去了二十年，那番情景还历历在目：先生躲在帐子里，高枕卧游草木间。他把一枝牵牛花牵进帐子，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又捉了蜻蜓、蜜蜂、蝴蝶，让它们在帐子里乱飞。一只蝴蝶停在了牵牛花的枝叶上，他就朝它吹了口气……。 除了观察鸟虫的生活习性和活动特点外，张继馨还他反复将各种鸟虫的毛、结构、组织等一一写生下来，仔细揣摩。长期的积累和实践使他对于各种鸟虫的特点及解剖结构烂熟于心，只要你说得出名字的花鸟鱼虫，他都能用白描的方法立马展现出来：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爬的，飞的，姿态万千，栩栩如生，真可谓“胸有成鸟，胸有成虫”了。 长期耐心而又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使张继馨对于自然界一草一木的生长规律和习性也是了如指掌。也正如此，他在谈到我们司空见惯的物象时却总能给人以奇特而又新鲜的感觉。他说：“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比如黄山的云，时刻在变，有时浓，有时淡，太阳出来了，又变成红的了。再如太湖的芦苇，一年四季都不一样。春天尚是芦笋，夏天便是绿叶脉脉了；待起了秋风，叶子便又转黄了；及至冬天，脱壳的枯叶又一律偏向了东南方，那是冬天的西北风给吹的。还有紫藤，老一辈画家画它有的画面叶子朝上有的画面叶子向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通过种紫藤进行观察后方知这是天气因素作用的结果：阴天或下雨时叶子向下，待到天晴为吸收阳光叶子便又向上了。因此，晴天画与阴天或下雨天画它，叶子朝向自然也就不一样了，这也是生活中很奇妙的事情。当然，古人画的并不一定全是对的。比如画黄花菜和水仙，有的古人画它的花是五瓣，后人便也依葫芦画瓢画成五瓣。实际上黄花菜和水仙的花都是六瓣而不是五瓣。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我们画画不能沉迷于古人，一定要深入生活，仔细观察。石板路上的一棵草，墙缝里的一撮青苔，我很注意去看。石板上的花纹，有时也是一幅画，有的纹路像枝干，还有些是我们想不到的形状，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同样的一朵花，今年看是这样，明年看可能有新的发现，后年看还会有新的收获。多一次观察，多一份收获。” 推陈出新 吴门画坛展新颜 吴门画派孕育于江南，向以典雅秀丽而闻名于世。从古至今，众多的吴地画家们一直也是寻着这一路子向前走的。然而，张继馨打破了吴门画派这种温婉恬秀的艺术程式，他在创作中将北方艺术的豪放与厚重糅入吴门画派典雅秀气风格之中，吸取汉画石的雄浑与粗犷，徐渭、石涛的恣肆与灵动，吴昌硕、任伯年的滋润与浑厚，取纳虚谷丹青的方侧笔笔触，使吴门画派在秀丽中显出挺拔，妩媚中透出力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之感。在谈及自已这一创新时，他说：“吴门画派的风格往往是秀气、典雅的。我画画时吸收了北方的风格，我是南北融合起来。苏州的绘画缺少一些大气、力度，太秀气了，但它有它的特点，我不能丢掉吴门画派的传统，这个雅是很重要的，看画就是品味。苏州绘画是很讲究的。我说要保留吴门画派的笔墨韵味，典雅秀气，又要吸收北方的气魄、力度，南北融合，这也是创新。” 绘画是内容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用题材内容带动表现形式的创新”这是张继馨的一个重要创作思想。他说：“创新是全方位的，创作必须深入生活，用题材内容带动表现形式的创新。生活中发现了新的事物，用老的表现形式去表现往往也是不行的，新题材要有新的形式去表现才是新。所以真正到生活中去，会创造新的形式的。”张继馨很善于从平时生活中不为人所重视的小景小物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其作品常以鱼虾蛙蟹与水芹、茭白、芡实、莼菜、莲藕、鲜菱、芦苇、水杨、蓼花及农家四季作物等进行组合、建构与表现，且常画常新。他笔下的蟋蟀、纺织娘、蚱蜢等，或与春花作伴，或与秋菊为伍，或嬉游荷间，情趣盎然。他还将吴门老房子上的瓦花、花格围墙上的狗尾巴草、残壁上的爬山虎、水巷船梢上的盆花等融入笔端，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他说“我平时创作，尽量避免别人常表现的题材和内容。我的视角不断关注人家不注意、不表现的平平常常的小景物，如墙头上的狗尾草、石板上的花纹、屋顶上的瓦松、野渚间的枯苇、老干上的藓苔、融化的冰层、水中隐现的石块、岩石缝流淌的涧水、太湖的波涛、天空的流云等。” 除了对传统吴门画派风格进行变法外，在花鸟画创作手段上，张继馨也有自已独特之处，他以书画用笔作画，将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笔中见墨，墨中见笔，行笔如疾风暴，随机应变，笔墨纵横，醉厚华滋，设色明丽庄重。他说：“我的变法就是用书法入画，以书为法，中国画是‘线条艺术’，那么我就走向极端，艺术的东西全部以线条来造型，使有书法味道。色彩是传统的东西，不是很强烈的，是辅助的，不像装饰画，色彩用的很强烈。我以墨为主，色彩为辅，一切以线为造型，像草书似的。中国书画同源，功底都是一样的，书画往往是结合的，那就要有书法的基础，所以我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拼搏，在练书法。” 除了以书法入画，将书法与绘画结合外，张继馨还将山水和花鸟结合，写意和工笔结合，他的这种“三结合”创作技艺为传统花鸟画创作注入了新的元素，其作品笔墨纯熟，刚柔并济，构图多变，格调清新，给人以别样之感。著名花鸟画家喻继高先生对此评论道：“继馨先生既是绘画艺术的多面手，工笔、写意、山水、书法、诗文无所不能。又是快手，他一天能画数张双勾构图，熟能生巧，是他长期中国中锻炼出来的。他的画有时全为工笔，有时工写结合，有时纯为写意，表现形式上可谓变化多端。内容也是花鸟鱼无所不涉，更有表现江南水乡特色的作品。结合山水画的手法来描绘，虽常见的花卉不见了，多了水、云、树、石、雾、风、雷和粉墙黛瓦、花窗石径、但并未脱离花鸟画的范畴，不过是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所拓展和新的创意。”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看张继馨创作，一气呵成，浑然天成，创新在他笔下似乎是一种不经意间的偶然。实际上，张继馨的这种笔墨功夫也是来自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探索。他在谈到自已创作时说：“创新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生活本身不是艺术，仅是给人们一种启示，如何把生活现实升华到艺术效果，这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我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经常在试探创作中是十有九废，偶尔得到一张自以为称心之作时，突然精神一振，促使我在创新上有更高的要求，有种以苦为乐的心情。” 超人的勤奋，全方位的艺术创新使张继馨的花鸟画创作艺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品《长红》入选建国30周年美展，《阵地花园》、《英雄花》、《鹰击长空》入选全军美展。他先后应邀在国内外举办个展60余次，作品被博物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中央军委、中央文史研究馆等许多展馆所收藏。中央电视台还为他拍摄了一部名为《花鸟名世，匠心鉴人》的专题片。录制的《花鸟画技法讲座》在江苏教育台、安徽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播放后也获得观众好评。其艺术事迹也收录于《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辞典》、《江苏当代名家画库》《苏州人才录》、《苏州当代文化名人》、《常州名人档案》等。出版的《草虫画谱》、《鸟类画谱》、《清供画谱》、《芥子园画传—蔬果篇•；瓜菜》等数十种画谱以及《张继馨扇集》、《张继馨书画集》也受到书画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书画创作之余，张继馨还笔耕不止，出版文字专著有《画事一得》、《笔上参禅》、《馨子砚语》、《颠倒葫芦》、《吴门画派的绘画艺术》（合著）等。 张继馨还是一个热心于社会文化教育的人，曾任苏州市政协常委、文教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苏州市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现在，已85岁高龄的张继馨先生还担任着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顾问、苏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泰国曼谷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台湾艺术协会高级顾问以及苏州市职业大学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客座教授等多种职务。为培养美术新人，传播苏州文化默默地奉献着自已的力量。 周矩敏先生与他的民国人物画创作 在当代人物画坛，周矩敏先生是以带有浓浓苏州味的民国人物画而为人所知的。他是如何走上绘画艺术之路的？在他成功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春日的一个下午，笔者走访了这位填补中国人物画历史空白的画家。 获加拿大国际儿童绘画大赛铜奖 1953年周矩敏先生出于苏州一个商人家庭。自小喜爱绘画，周矩敏舅舅是个油画家，小矩敏经常到他那儿学画，并在绘画方面显示出不凡的天赋。小学五年级时他的一幅作品还在加拿大国际儿童绘画大赛中荣获铜奖。从小学到中学，学校宣传栏里也少不了他的手笔。1970年，周矩敏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来到东台插队落户。当时不少书画名家在东台工艺厂进行“劳动改造”，其中包括上海画院的沈子丞等，这使周矩敏感到既意外又惊喜，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虚心向书画名家请教，不断提高自已的绘画技艺。这一时期，除了创作大量文革宣传画外，他还出版了两本反映江南民兵抗日斗争故事的连环画《智取浒关镇》。1976年，周矩敏随着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苏州，被安排到苏州商业系统的一家食品公司搞宣传工作，几乎承揽了公司所有的宣传画。不久，周矩敏又被市委“相中”调到美术创作组，成为创作组年龄最小的创作员。1978年，南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周矩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绘画系人物专业，当时南艺绘画系汇聚了刘海粟、高冠华、陈大羽等一大批名师，在他们指导下，周矩敏开始接受系统的中西美术教育，为将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从南艺毕业后，周矩敏被分到苏州工艺美院担任美术教师。2002年调任苏州文广新局担任副局长，并兼任苏州国画院院长。无论工作如何变换，行政工作如何繁重，周矩敏坚持绘画不止，其绘画技艺不断提高，并在民国人物画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长期以来，人物画家们大多将笔墨集中于古装人物画和现实体裁两大领域，前者多为市场而作，后者多应展览而为。民国人物画则鲜有人涉足。这大概与民国时期中西杂陈，文化现象比较混乱，文化特征不明显，缺乏主流性人物，因而用绘画语言难以表达有着很大关系。然而，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承上启下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如缺失了这一时期作品对于人物画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周矩敏先生的民国人物画创作与探索无疑填补了历史人物画的一段空白。 周矩敏先生的“民国情怀” 说起周矩敏民国人物画创作，话还得从2000年说起。那一年，台湾星云大师来大陆访问，他在看了周矩敏先生的一些民国人物画作品后，很是欣赏，当即邀请他去台湾办个人画展，并承诺一切事情由他操办。周矩敏欣然接受了星云大师的邀请，并为此闭门谢客，创作了一百幅民国人物画连同先前创作的一些作品一并运往台湾展出。这次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120余幅作品被台湾收藏，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 其实，细细想来，周矩敏走上民国人物画创作之路也并非偶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也大多延续着民国时期的生活轨迹。周氏家族是苏州的一个大家族，周矩敏小时的生活场景也“很民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儿时的生活场景也逐渐演化为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一种情结，成为他日后民国人物画创作的一大诱因。他的民国人物画也因此透着一种浓浓的“家族信息”。对此，周矩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建国初，民国的生活作派仍俯拾皆是：文人尚有闲情园林雅集，剧院高挂黑白明星照，书场夜夜爆满，茶馆跑堂的声声吆喝，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充斥中外广告的月份牌……那时男人的着装不是唐装就是中山装，女人穿旗袍或列宁装，以烫卷长波浪发型为时髦。我们小孩剃头，式样是三七开或者中分，不留鬓角，也不像大人那样抹一点凡士林，吹理一下，簇新发亮，煞是风光，我们只用小喷壶喷上点水，梳一下，发型最多保持十分钟，等干了，蹦跳一下，发型就没了，剩一典型的马桶盖。外婆家有一只民国的珐琅嵌银丝的座钟，每到整点，一个肩扛钟锤的报时人准时敲击，顺时针进出，风雨不怠。我好奇，报时人不报时在做啥？一天趁大人不在，动手去揭秘，硬把报时人从门里拽出来，再也回不去了。这种记忆和以后的阅读经验慢慢累积丰满，最终引发出用图式语言唤回前尘印象的冲动。” 实际上，周矩敏之所以执迷于民国人物画并非单单的怀旧情绪使然。周矩敏自小生活在苏州，长期受到吴文化的薰陶，使他对吴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感，对那些民国时期吴文化的忠实守卫和传承者的苏州文人们“心存敬意”，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在潜意识里也有着一种由衷的向往。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自已民国人物画创作原由时这样写道：“我喜欢民国文人，喜欢他们的老派着装：中装，长衫，马褂，旗袍，素装中透出几分清气。也喜欢他们的雅兴和言止。那时，渊博的人颇多，三五知己相遇，说金石，说考证，说轶闻，说掌故，天马行空，杂著一般有趣。民国文人安然于后花园的闲情，超脱于政治漩涡的淡然，品味人生的快活，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机敏，浸淫于书斋而洋溢的丰泽，让人羡慕，让人追怀——怀旧是对纯粹的文化回归的向往。”“我作品中人物大多被解读为市井布衣人物。其实这并不准确。周矩敏是代表了这样一类：温饱有余，富贵不足，自身有文化并且对文化有着一种不懈追求。正是这样一波江南文人形成了吴门文化精英群。先生代表文人形象，吴门文化就是人文画。”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名画家，周矩敏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他画民国人物除了对民国文人生活的那份怀旧情结外，也有着很强的现实的考量，即借用民国人物画的途径来折射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引起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思考，体现了当代画家的社会责任感。他说：“古代人物离现实较远，而民国人物既有现实，民国遗老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民国人物有利于现实说教，又带有浓厚文人传统。” “我的写意人物画其实写的也是自已的一种心境。写意画家就是将心中的话通过画这种外衣表现出来。” “遛鸟、品茶、下棋，是最让人羡慕最容易达到也最不容易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希望通过画作能揭示文人内心的本质和向往的生活境界，能对当今社会有所反思”， “人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地位，总希望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宁静、闲淡、自由的生活。民国人物看上去休闲、散淡，其实是回归了人最自然的状态，当下，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碌之中，忙着挣钱，忙着交际，忙着前程，这些悠闲的民国人物，能让忙着的人们停下来稍稍思考一下：除了忙碌，我们的人生还应该寄望些什么？” “我画民国文人画的初衷就是，能在非常浮躁的文化状态中有点安静的向往”。 与柏杨先生的不了情缘 周矩敏属于那种不尚浮华，做事踏实的画家。尽管如此，他的民国人物画还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2003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编辑找到周矩敏，请他为台湾作家柏扬授权该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创作插图。在此之前，尽管《丑陋的中国人》曾于1984年、1986年在内地出版过两次，但都未曾得到柏杨的授权。柏杨授权古吴轩出版也是该书在大陆第一次得到作者的授权，出版社对此也是非常重视。在选择插图作者时，出版社负责人觉得周矩敏的画风格很适合这本书，便决定让他来为该书创作插图。周矩敏起先前并没有接受出版社的这一邀请，用他自已的话说：“太难画了，很容易丑化中国人。”但出版社认定该书插图创作非周矩敏莫属，盛情之下，周矩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下了这个“难画”的活儿。周矩敏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为了画好插图，他通过出版社与柏杨就书中插图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丑陋但不能丑化，所谓丑陋，只是善意的批评，不要把人物画得得面目可憎，“画一群萎靡不振的中国人，会把善意批评的‘丑陋’衍化成无知的‘丑化’。”插图基调定下来，周矩敏对创作心里也有了底。事实证明，出版社选择周矩敏为该书创作插图是很有远见的。2004年夏，1万册插图本《丑陋的中国人》一经上市，便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短短2年之内，该书就创下了再版了15次，印发21万册的好纪录，并且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国人文类书籍第一名。远在台的柏杨对周矩敏创作的插图也非常满意，特意让妻子张香华和女儿赴苏州看望周矩敏。会谈中，张香华告诉周矩敏，在他之前，曾有28位作者为柏杨该书画过插图，但柏杨都不满意，因为有很多画面上的中国人形象不雅，令人生厌，“丑陋”成了“丑化”。此行来苏，柏杨还特别托妻子带给周矩敏他的签名文集。并要妻子转告周：自已年纪大了，不便远行，请先生去台寓所一叙。周矩敏也心同此愿，他对张香华说：台湾去过三次了，再去一定去拜访柏杨先生。然而，未及周矩敏成行，2008年4月28日，柏杨在台瞌然长逝，这给周矩敏先生留下了不尽的遗憾。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论先生的名望和我辈扯不在一起，所以我也从不会有任何奢想，先生主动向我招手、瞬间距离被缩短了，于是我祈盼能拜见他的时刻快些到来。今闻先生驾鹤西去，相见的夙愿由此化作一缕烟云，飘忽在天地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发出的声音会悠悠地在历史长河中回荡，全球华人只要肤色不变，便缅思不绝……。” 独具特色的民国文人画 自十年前开始民国文人画创作以来，周矩敏先生始终走着一条属于自已的艺术之路，他在不断的探索中用饱满深情的笔触自然而然地绘出了民国时期江南文人的“原生态”。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五短身材和江南文人特有的体貌特征：短眉、细眼、阔鼻、浓髭、小嘴。他们三三两两或相聚于楼阁、园林、庭院，观景、饮茶、下棋；或相约于书房、雅室，赏画、泼墨；或结伴于假山、小河，遛鸟、垂钓；或手执一卷，卧于竹椅……生活过得随意而又坦然，画面透出一种农耕社会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 人物画一个难点便是背景的描绘，为了避免人物与背景的离散，许多人物画家干脆将人物背景置于室内，这不免给人以单调之感，同时也不利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周矩敏的民国文人画则摆脱了这一局限。他将人物置身于天下闻名的苏州园林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国园林山水人物画。周矩敏之所以将苏州园林作为人物画背景，这也是他长期致力于吴门画派传承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纵观绘画史，没有一个画派象吴门画派那样有艺术，作为后人有这个责任将吴门画派特征传承下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吴门画派就是要将吴门文化传承延续下去。苏州园林可以说是吴文化物态化的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将民国人物置身其中，更利于表达吴门画派的文化特点，也使苏州的地方特色得到更好的彰显。” 周矩敏之所以将江南文人画到这个份上与他心中所追求的生活和艺术意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他在谈到自已创作时说：“我将民国先生入画，初始一点感觉，日久生情，渐至满怀情意，提笔自觉或不自觉间涌出的民国人物亲切而自然。我没有刻意追求身份证式的众生相，而是抓住几位典型，始终让他们在画中悠游来去，像不求肖，既没有对号入座的嫌疑，又在营造新的视觉语境时，丰富了意象空间。我作画，无意于专门说事，兴至笔随，类似闲记式的随笔，叙事、状物、说理、寓意、寄情皆不刻意而为。构图也不拘泥传统章法，开合转承，完全是在情绪放松后的平和状态中，信手拈来，全无定律可循。随便中不露经营痕迹，苦心后尽现信手的轻松，这是我想追求的技艺境界。”“我早期的画作以人物为主，稍后人物被引出庭堂踯躅于树木繁花中，现今游履于庭院山水间，模糊了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界限。不依循传统规矩，仅凭自己的想象建构理想中的家园，那寄寓情怀的诗化的家园。” 艺路漫漫 探索不已 周矩敏先生是一个勤于思考，创作勤奋的画家。他创作出版的《周矩敏画集－散淡人生系列》《周矩敏作品集－漫游三十年代的上海》《姑苏情韵－百俗图》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他的作品不仅在台湾，同时也在海外引起了关注。2009年，周矩敏在加拿大多伦多一间中餐厅用餐时偶然发现一张印有自已作品的美术辅导班招生广告，画面上一位布衣先生伫立于青松下，从容淡定，小眼炯炯有神，大有中华文化传播使者的风范。招贴是中英文书写，文字和图形设计在一起，竟也妥妥帖帖。自已的民国文人画作品竟然上了外国的美术招生广告，这使周矩敏好奇之中又发出些许感概。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民国文人学贯中西的很多，他们留过洋，通晓洋文，又有深厚的中国旧学功底，着装上忽儿布衫忽儿西装，文言中掺杂着白话，白话中掺杂着英文。现在能用文言、白话、英文相间写文章的人不多了。以前，中国学人留洋，推动中国文化的改革。而今，中国学人去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文化使者谓何人？不相知，却似曾相识。” 民国人物风情画奠定了周矩敏在人物画坛的地位，但他的艺术追求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他的民国人物画作品既有表现市井生活的凡人小事，也有表现重要体裁的大创作。就以他新近创作的表现孙中山葬礼的《奉安大典》而言，在这幅长6米、高3米8的画面上，雄伟的中山陵、缓缓而来的灵车，手举挽联的迎接民众以及各方民国政要。整个画面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奉安大典的场景，很好地体现人民群众对于孙中山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的由衷爱戴，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历史体裁的能力和独到创作视野。 在创作民国人物风情画的同时，近年来，周矩敏还将笔触延伸到当代生活。周矩敏先生关于反映当代体裁，当下生活的创作既有领导干部走形式的“基层调研”；变相旅游式的“采风”等社会乱象的讽刺作品，又有诸如广场上劲歌热舞的社区居民，溜冰场上的“轮滑少年”，娱乐场的“功夫高手”等反映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场面……凡此种种，被人们称为周氏“浮世新语”。他说“当今社会，有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多变性，浪费了这样的题材，实在太可惜了！”。我相信，凭着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周矩敏先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使我们在领略民国文人情怀的同时，再次感受当下生活的繁杂与精彩！ 附：周矩敏先生艺术简介： 1953年出生，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建筑壁画艺委会评委委员、江苏省建筑壁画协会副理事长、苏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苏州国画院院长、苏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作品奇风高格，雅韵隽永。其中《白鹭》参加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鸣》参加第一届中国漆画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江南丝竹》参加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华东区）；《丝竹》参加日本艺术中心国际艺术交流展获中心年度奖；《弦叙》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获最高奖；《双陆》参加第四届全国体育美展获一等奖，作品被国际奥委会总部收藏，同年获江苏省体育美展金奖；《港人》参加第四届全国当代工笔、重彩画大展获优秀作品奖；《花融》参加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览；《风云》参加七彩世纪中国画大展获金奖；《远行》参加第五届全国体育美术展览，同年获江苏省美术展览优秀作品奖；《沧浪雅集》参加全国省画院双年展。2002年《散淡人生系列》画展在台北、宜兰以及澳洲墨尔本等地巡回展出。2004年并为柏杨先生《文集》创作插图。 著有《周矩敏画集－散淡人生系列》香港东方艺术中心出版、《周矩敏作品集－漫游三十年代的上海》台湾佛光缘美术馆出版、《姑苏情韵－百俗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术的朝圣－西藏作品系列》中国书道杂志社出版等画集。 从摄影黑马到画坛黑马——记龚克平先生与他的艺术之路 在当今苏州画坛，龚克平先生是以人物肖像画创作而为人所知的。其实，龚克平从事人物肖像画创作还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他搞的是摄影艺术。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龚克平是如何从摄影家华丽转身为一个人物肖像画家的呢？在他成功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初冬的一个下午，笔者采访了这位被人称为“画坛黑马”的画家。 1963年，龚克平出生于苏州，父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到家庭薰陶，龚克平自小喜爱绘画，从小学到中学，学校的宣传栏也总少不了他的手笔。中学时代，龚克平所就读的苏州市一中对美术教育也是非常重视，仅是供美术教育用的石膏像就摆满了一个房间，这在苏州各校中还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培养美术人才，学校还从每个班中选出一名美术尖子“开小灶”。毕业于南师大和南艺的两位美术教师在教学方面也很有一套，对龚克平这位勤奋好学颇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也很是喜欢。每逢星期天，教美术的蔡老师还带领龚克平、周矩敏、张承志、朱成梁、倪建林、顾志军、周志敏等学生到大公园画水粉画及速写。而龚克平学得也很勤奋，写生石膏、人像常常至深夜才搁笔。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龚克平美术素养得到极大提高。1981年，苏州工艺美校招收1个班9名学生，龚克平以素描第一的成绩从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该校。在工艺美校，龚克平又系统接受了中外美术教育，为将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工艺美校毕业后，龚克平并没有将绘画作为自已的职业，而是搞起了摄影艺术。说来龚克平走上摄影艺术之路也是偶然得很。当时他参加了苏州市举办的一个摄影展览。正是在这次影展上，龚克平被那一幅幅精美摄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所征服，并由此迷上了摄影艺术。在当时条件下，玩摄影可说是一项“奢侈”的爱好，龚克平省吃俭用节下一年工资，父亲又从外面借了些钱凑了一千元钱买了一台玛米亚日本相机。 龚克平是那种很有灵性的人，初入摄影行业，他便凭着扎实的美术功底和艺术灵性给了同行们一个“大大的意外”。当时在文化部及中国文联举办的一次全国摄影展中，还只有18岁龚克平提交的4幅作品全部入选，其中一幅名为《婆媳情》的黑白照片还荣获铜奖，成为江苏摄影界的一匹“黑马”，并被省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不久，在苏州高新区一次人才招聘中，原本前去应聘某单位美术摄影岗位的龚克平被管委会人事局看中，成为局里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此后的日子里，龚克平带着相机跑遍了高新区每一个角落，用镜头追逐着高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拍摄的一幅苏州新区全景图在《人民日报》刊出后，获得广泛好评，高新区为此还奖给他一套房子。 龚克平先生为人谦和，但骨子里却有着一种喜欢挑战的懔性。无论是在事业单位工作，还是下海经商搞设计，他都将自已这方天地弄得风生水起，并时不时地给人一个“意外”。2006年，年过四十的龚克平放下摆弄了大半辈子的相机，来到苏州国画院成为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其实，龚克平之所以来国画院工作也是为了圆自已中学时代的“画家梦”，他看中的是国画院良好的创作环境，尤其是能向苏州顶级国画大家学习的机会。也正因此，自来到国画院第一天起，除了尽心做好自已本职工作外，龚克平总能挤出时间虚心向国画院刘懋善、马伯乐、周矩敏、谭以文等名师求教，勤奋创作。事实证明，龚克平的选择是很有远见的。来国画院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就在绘画领域，特别是在人物肖像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画坛黑马”之名也由是而起。 说来龚克平走上人物肖像画之路也是出于一个偶然。那是2009年7月，苏州文广新局局长汤钰林先生访台前夕打算带一幅白先勇肖像画赠给这位对苏州昆曲做出巨大贡献的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系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也是一位昆曲专家，他与苏州昆剧团打造的昆剧名作《牡丹亭》在海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尽管苏州是画家云集之地，但要找一个画人物肖像画的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几经波折，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龚克平身上，这也是龚克平进入国画院以来第一次接到为人画肖像的任务。当时龚克平对于自已是否能圆满完成这个任务也没有把握，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创作了《昆曲义工——白先勇》。当他将自已完成的画作展现在同事们面前时，大家无不拍手称赞。据汤局长介绍白先勇先生对这份来自苏州的礼物也非常满意。为白先勇先生造像的成功对于龚克平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大激发了他人物肖像画创作的热情。其后，他创作的柳亚子、齐白石、贝聿铭、吴湖帆、陆文夫、吴养木、谢孝思、张辛稼等名人系列肖像画也受到人们的好评。2010年4月，被称为dna之父的诺贝尔获奖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詹姆斯先生访问苏州，龚克平应市政府之请又创作了《dna之父——詹姆斯先生造像》，当詹姆斯先生兴奋地从苏州市市长阎立手中接过自已的肖像作品时，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情此景，龚克平的业师马伯乐先生评价道：“他的作品因为抓住了人物的微妙之处，往往引起观者的赞赏，有时画中人物和真实人物一起展现，让观者发出由衷的赞美，甚至戏剧性的骚动。” 著名旅美画家杨明义在看了龚克平的人物肖像画后还挥笔为他写下了“寓神于形”四个大字。苏州著名画家张继馨先生对于龚克平人物肖像画艺术也曾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画是我国民族特色很强的艺术，在创作上形神兼备是必具的要素，但又不可减弱和消失笔墨趣韵，这两者都是中国画的精髓所在。我观察龚克平画友创作的人物画，特别是一些肖像之作，有“人尽其能，各造其妙，泼写兼施，形神俱出”的艺术效果。 继为詹姆斯先生成功造像后，龚克平创作的《降妖纳福-钟馗》又被时任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赠送给联合国秘书长收藏。他为上海世博会苏州馆苏州日特别创作的巨幅作品《干将莫邪冶剑图》也获得了观者的好评。 短短两年时间内龚克平就以其人物肖像画创作成为苏州画坛一匹黑马。每每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龚克平总是谦虚地称自已“运气好”，遇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老师。其实，在龚克平成功的背后也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艰难和曾经的迷茫。一般说来，较油画人物肖像创作而言，在宣纸上作人物肖像画难度更大，因为在宣纸上创作人物肖像画可以说是“一笔定成败”，不似油画可以修修改改。而且由于宣纸的浑染作用，稍不留意便会“滑边”，而对人物肖像画创作来说即便是微细的差错也会导致画面“失真失神”。想当初，当龚克平尝试画人物肖像画创作时，国画院的老师们对他都不怎么看好。马伯乐先生对此曾有过如下评价：从前虽然长于素描，恐怕也不见得太靠得住，要知道有多少长于素描的好手结果却死于素描的，重拾故技而知难而退的。所以，当龚克平开始画画时，实在没有人能相信他能创造佳绩。但两年多来，从开始的迷茫、徘徊，甚至无所适从，迅速地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艺术灵感显现，他克服国画院日常事务繁忙，挤出时间，书画并进。” “他是如何走过来的呢？如何克服‘画什么’、‘怎么画’、‘如何画出特点’、‘如何扬长避短’‘如何从一点而及全面’旁人实在不得而知，就象走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进，其中滋味只有作者才能体会。 笔墨当随时代。讴歌新时代，发展新文化是当代每个艺术工作者的责任。长期的摄影生涯也使龚克平的艺术触角扎根于火热的生活。反映新时代新风尚自然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致力于人物肖像画创作同时，龚克平还创作了许多具有时代风貌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品。他创作的反映奥运体裁的《同一个舞台》、反映汶川震后新景的《新校园——有了》、反映苏州新貌的《姑苏雅韵》以及《光明使者》《回眸》等优秀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好评。 艺无止境，我相信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和对社会的那份浓厚的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流逝，龚克平先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画的探索创新增光添彩，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留下属于他自已的艺术足迹。 德艺永馨楼浩白 楼浩白，字再丞，曾用黑白、老柏、白翁等笔名，萧山楼塔人，苏州已故教育家书画家。由于楼浩白生前为人极其谦逊低调，当今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据楼先生弟子袁景伟先生说：前几年上海一家拍卖行拍卖一个小册页，里面有唐云、程十发等名家作品，其中有一幅楼浩白先生的作品，画得很是精到，但大家都不知楼先生为何人？其实，凡与楼浩白熟悉的人对于他的人品画品都有着极高评价，著名国画家谢孝思先生生前有一次谈到楼浩白先生时曾这样说：“居于德，游于艺，系何人？楼浩白。” 也有感于楼先生的高尚的人品画品，旅居上海的美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生前还曾专程到苏州造访楼浩白先生，并与其合影留念。今年是楼浩白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楼先生之子楼非尧、学生学生袁景伟、刘苏、刘桐等相聚留园商议为楼先生举办一些纪念活动，笔者也应邀参加。这次碰头会也实际上也是后辈们对楼先生的一次追思会，大家从各个角度谈了楼先生的生平事迹，又向笔者提供了些楼先生的资料，包括书画作品、诗作等。笔者据此撰成此文，并以此纪念这位德艺双馨的已故老画家。 一 1921年楼浩白出生于浙江萧山楼塔的一个书香门家庭。3岁时，酷爱书画的父亲便着意培养他在书法方面的兴趣，5岁时又指导他练书法。其实，楼浩白父亲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功底，曾师法任伯年画派。而天资聪颖的小浩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7岁时所作条幅、山水中堂就得到行家好评，并以“浙东神童”誉之。楼浩白不仅绘画好，其它课业也很出色，13岁那年楼浩白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湖师范学校。3年后楼浩白考入上海美专研习国画，开始系统学习中习画理，为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楼浩白在富阳兴办个人首次画展，展出精品一百余幅，义卖赈灾，观者如云，轰动一时。两年以后，他在杭州、盛泽举办多次个人画展，好评如潮。 楼浩白不仅擅长书画，其传统诗文功夫也很深厚，他才思敏捷，文彩横溢，被时人誉为“富春才子”“浙西三怪”。1944年，23岁的楼浩白出任杭州《民声报》总编辑，每每遇到报纸“开天窗”时，编辑人员便要他前来“救火”。而楼浩白的“急就章”也很特别，常常在电话里直接口授文章，文字人员根据他的口授直接排版，五百字的短文相差竟不超过两个字，且文彩飞扬，一气呵成，令人惊叹不已。 楼浩白先生不仅才华横溢，更为可贵的是他有着一颗拳拳的爱国爱民之心。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日本侵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之时。为了抗战，他以笔为枪，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作品，用手中笔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并组织剧团到民众中演出抗战剧目。除此而外，他还多次举办画展，并将义卖所得“赈济诸浦萧边区饥民”。抗战胜利时，人心思和。作为《民声报》总编，楼浩白以《民声报》为阵地，撰文反对内战，呼吁国共合作。《民声报》成为反映民生舆情，反映民生疾苦的重要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一名资深报人，楼浩白来到苏州转行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先后在吴江县盛潮中学、江苏省第三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苏州师范学院、苏州市第三中学等校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时间长达四十余年。楼浩白先生讲课内容精彩丰富，虽然声音很轻，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他记忆力很好，唐诗宋词，精彩古文张口就来，常常赢得学生满堂喝彩。在黑板上所书文字图画也很是精妙，下课时学生竟不忍心擦去。楼浩白先生为人随和，生性幽默，下课之后也总有许多学生围在他身旁谈生活谈学习，不忍离去。每每学生或朋友有困难，他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位朋友度过难关，因手中无钱，他竟自作主张将爱人的手饰变卖了。 楼浩白先生是个做事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对自已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尤其如此。有一次，楼浩白在上课时发现一学生打瞌睡，这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楼先生却为自已讲课不能吸引每一个学生而自责不已，其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楼浩白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已的学生学有所成，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学生，他的内心的痛楚也是难以形容的。文革中，楼浩白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残酷迫害。有一次楼浩白被还是学生的红卫兵小将按在地上打成骨折，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楼浩白最为揪心的莫过于“学生之痛”了，回到家中，他写下这样一首诗：“英姿洌洌气吞牛，敢教先生五体投，如此少年谁似得，仲尼相见也低头。”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楼浩白先生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一生桃李无数，他的这种高尚品性对学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学生虽然从事工作不尽相同，但表现都很出色。每每得知当年学生在自已岗位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他都兴奋不已，祝贺之余，总是勉励学生继续努力。楼浩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学生们给他寄来的明信片、信件他都一一保存，师生之谊持久而热烈。 二 在吴门画坛，楼浩白先生是以“三绝诗书画”而为人所知的。他早年大量临摹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作品，尤为钟情于郑板桥的书画。人物、山水、翎毛、走兽、草虫、蔬果无一不工，他的国画作品颇具任伯年的韵味，清和隽永，格调高古；笔墨也很是精到，构图富于变化，且多以小写意为主。楼浩白先生早年对于连环画这种大众喜闻乐见艺术形式颇为痴迷，先后创作出版连环画二十余册，其中尤其以1961年出版的大型彩色连环画《蔡文姬》影响最大。每创作一幅作品，他都要寻找大量相关素材，精读背诵大量古诗，并由此养成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对于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造诣。所有这些无形中也为他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很深的传统基础，这也使他的作品中透出一股浓浓的“文人气”。得益于早在上海美专学习时所接受系统的西画教育。楼浩白先生西画功底也很深厚。他的国画创作参入西法，如讲究创作对象的生物解剖，散点透视、注重光色的运用，这也使他的国画作品别开生面，较传统创作多了一份看法。如他的猫画作品，在注重传统笔墨造型手段运用外，还注重于猫的生物解剖学的把握，其墨块因猫的骨架结构而设，神形兼备，栩栩如生。 青年时代的楼浩白先生就是一个坚持真理，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楼浩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抗美援朝时，他就曾多次用稿费参加“捐献飞机大炮”。作为一个书画家和诗人，他用自已的作品讴歌我们伟大的民族，抒发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这也使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象许许多多的老艺术家一样，文革中，楼浩白先生尽管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热爱并未有丝毫的松懈。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楼浩白用画用诗表达自已对百姓的关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真理追求的坚定信念。“老树附危石，倒悬若困虬。任他风雨急，始终不低头。”（《悬崖孤松》）“身出淄泥自皎然，波心特立态翩翩。亭亭不为狂风折，骤雨几番色更妍。”（《咏荷》）。常言道：诗言志，这些充满斗志的诗文充分表达了楼浩白不与邪恶势力低头的顽强斗争精神，不禁令人联想到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那首《咏竹》诗来：“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真可谓“英雄相惜”了，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众中书法中，楼浩白先生对郑板桥字情有独钟了。他的板桥体书法，如秋花倚石、野鹤戛烟，天趣盎然，表达了他在困境中的乐观精神，并期望除妖之剑的早日降临。1976年暮春时节，正值文革之末，四人帮横行之时，楼浩白先生创作了一幅《群猫》图，画面十余只猫昂首踞立、虎虎生风，仿佛即将出征的战士，画中还题诗一首：“十年陋巷乐箪飘，蠹帙烬余慰寂寥，鼠扰偏狂知忌器，挑灯扶病写群猫。”在那个**的年代，楼浩白多么希望这些群猫跃纸而出，逮尽那些祸国殃民的“硕鼠之辈”。 1976年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消息传来，楼浩白欣喜若狂，激情创作《奔马》，并题诗云：“不辞盐车役，未耻伍罢驴，十年困枥下，悲慨复何如！春雷动天地，妖雾瞬息除。无须孙阳索， 健足舒，迎风作龙啸，千里志遂初。”正象他自已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楼浩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中。每天常常工作到午夜一时才睡，早上五时即起，勤奋创作，他要把在十年文革中失去的光阴夺回来，他的艺术生命也由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一时期，楼浩白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仅在1980年前后，他在《艺术世界》、《江苏画刊》、《新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数十幅字画和诗词，留园 和虎丘等许多名胜古迹也留下了他的墨宝。 晚年的楼浩白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精神依然乐观，创作不止，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83年元旦前夕，苏州市象牙微雕家张毓基去医院看望楼浩白先生，向他讲述自已在喀喇昆仑山冰峰哨卡所见所闻。当谈到哨卡官兵常年生活战斗在冰天雪地中，由于长年吃不上新鲜蔬菜，指甲都枯萎了。有时因大雪封山，人生重病了只能用电波与山下医院传递病情，进行会诊时。楼老听了不禁老泪横流，当即抱病作词一首《沁园春》相赠：“佳节思亲，万里神驰，祖国西边。望银涛漫卷，汇成雪海；冰峰如削，刺破云天。鸿鹄难飞，猿猱不度，极目茫茫渺灶烟。谁曾料，有英雄哨卡，屹立峰巅。战天斗地年年，凭一寸丹心十亿连。看冰宫归殿，宛如琼阁；芹根蒜叶，色比花妍。社鼠犹藏，天狼偷顾，地冻天寒枕戈眠。为四化，誓关河固守，勒石燕然。” 1月26日，由楼浩白手书的这幅词条幅连同张毓基根据该词制作的象牙微雕一并被寄往祖昆仑哨卡。哨卡官兵们捧着楼老的拥军条幅激动不已，在遥远的祖国边陲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表示深深的敬意。上海评弹团著名演员赵开生获知此事后，还赶在春节前夕将这首词谱成评弹《沁园春•；赠给喀喇昆仑钢铁哨卡》，在各地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楼浩白先生为此也很是激动，他心中也一直记挂着哨卡的英雄们。1983年11月，楼浩白先生再次作诗相赠：“关山远隔万千重，自有红心两地通。四化每闻传捷报，激情无限念英雄。” 作为一名书画家，楼浩白先生在勤奋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书画新人的培养。现为苏州女画家协会秘书长的刘苏至今还清楚记得跟楼老学画时情景。楼浩白全家三代挤在三十平方米的小室子里，他的房间既是会客室，又是卧房兼工作间。由于桌小，每每教学生画大画时只能葡伏在地上，累得腰酸背疼，却依然“乐此不彼”。他教学生也很有一套，对学生循循善诱，不仅教技法，同时更注重讲画理，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其实质。他还常常让学生参与自已的创作来使其理解绘画的真谛，并且在完成的作品上一并署上学生的名字，其博大的胸怀常令学生感动不已。如今在艺坛上学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每每提及当年楼老对自已的谆谆教诲也总是感激不已。他的学生袁景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下放到苏北新海农场，每每回苏州总要带上自已画作请先生指导，楼老对这位虚心好学的学生也是钟爱有加，悉心指导。得益于恩师教诲，袁景伟先生如今成为吴门画坛画猫专家。 由于文革残酷折磨及过度劳作，晚年的楼浩白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他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发病时有时不得不通宵倚坐在床上。实不得已，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肺心病变，坐卧俱难，朋好枉顾，幸恕简慢。”有时来客见状，为免他过于劳神，交谈中便请他以笔代言。结果往往是谈起艺术，便全然忘记了病痛，犹如健康人一般。他平时接人待物，也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净利索，即便病重期间也是如此。他对人说：注重礼仪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有一天，他从早到晚接待了九批客人，送走最后一位外地鸟类学者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或许是过于劳累，子夜时分楼浩白突然咯血不止，家人见状也心疼不已，劝他好好休息。然而，第二天当学生夹着画夹如约前来学画时，他依然不顾家人劝阻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坚持授课，学生见状也很是感动。 1984年，楼浩白先生在苏州不幸病逝，享年63岁。悲痛之余，人们对他过早离世也是惋惜不已。1986年，楼浩白逝世两周年之际，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楼浩白遗作展览》在苏州展出，陈大羽、费新我、谢孝思、张辛稼、吴进贤、钱太初等数十位书画大家为遗作展题词。随后，该展又移师南京、杭州（萧山）等地。“逝人已去，德艺永馨”，展览期间，在缅怀楼浩白先生高尚品德同时，人们对他的诗书画艺术也是赞不绝口。 谢友苏与他的人物画创作 谢友苏的人物画作品反映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人物在他的笔下经过适当的艺术夸张变形处理后变得憨厚幽默而神采飞扬，透着一股浓浓的生活情趣，令人大快朵颐。 其实，谢友苏的生活并不象他的作品那样总是充满了温馨。象许多同龄人一样，谢友苏也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所特有的嗟咤岁月三部曲：读书、插队、返城。这些人大多数背负着生活的重压，错过上大学机会，荒废了青春，返城后由于没有专长又遭遇下岗之苦。与他们相比，谢友苏是幸运的，幸运在他对艺术女神的钟情，幸运在艺术女神对他的青睐。 谢友苏1948年出于苏州一个书画世家，父亲谢孝思母亲刘叔华均是著名画家，受家庭薰陶，谢友苏自小就喜欢画画。即便是在下放农村期间，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那杆画笔。每每劳作之余，他都会来到菜场、汽车站等人气较旺的地方进行人物写生，积累了大量的速写画稿，为以后的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977年伴随着知青回城的浪潮，谢友苏回到苏州成了大光明电影院的一名美工，从事电影海报创作，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了西画的知识，为中西艺术的结合提供了条件。他创作的电影海报《科佩尼克上尉》《晚钟》还分获江苏省第四、五届电影宣传画展一等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谢友苏进入苏州市业余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著名画家刘振夏、周矩敏等指导下创作国画。名师指点再上自身的勤奋，谢友苏的绘画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的作品以国画技法、材质糅合西画绘画原理而形成了自已的风格。他笔下的江南水乡、贵州苗寨等作品轻灵细腻而又不乏厚重深沉，意境深邃。 近年来，谢友苏将笔触更多地对准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谢友苏从事人物小品画的创作并非偶然。他说：“前几年，我的老师周矩敏先生画了一批题为‘散淡人生’的人物系列小品，新颖幽默的形式，鲜明突出的风韵，引起了画界不小的震动，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生活本身就是含情的，几十年来积累在我心中的人物素材顿时鲜活起来，由于有比较扎实的人物画基础，加之周矩敏老师的点拨，我画出了一批有着自身独特感受，充满生活情趣的人物小品。” 谢友苏很善于通过人物的表情和身体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以“神态抓得极准，夸张中透着自然”来评价谢友苏的人物小品画，我以为是很得当的。《小的放学了，老的背书包》《我没醉》《人约黄昏后》《搔痒痒》《采果果》《奕棋图》……这些时间长河中一个又一个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场景在他的笔下通过适度夸张的人物神态和身体语言演绎成了一个个憨厚幽默而又充满温馨的小故事，流淌着浓浓的人文情愫，给人以独特的心灵慰籍和感悟。或许如此，谢友苏的人物小品画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他的几幅作品在《故事会》封面发表后，深受好评，有的读者还写信给编辑部“希望这种风格的封面保持不变，等把这种封面收集到一定数量再串起来，一定是本不错的连环画册。”《美术报》刊发了他的一组作品后也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家亦然先生在看了他的作品后惊叹道：“谢友苏作品中那种神彩飞扬、充满生活情趣和人生况味的生活场景令人怦然心动，许多关于人生的费尽口舌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竟然被他三勾两勒，直入人心！” 每每读谢友苏的人物画小品，我总是为其所发出的那种散淡、温馨的情愫所感染，这也使他的作品有了浓浓的苏州韵味。一壶茶、一局棋、一曲琴声，一幅字画、几位神态憨憨的长者是一种场景，也是一种文化。而在这种文化薰陶中成长起来的谢友苏自然也将这种场景融进了自已的艺术创作，化成了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图画。难怪有人评论谢友苏的画时说：“只有生活在古城深厚文化积淀土壤上的苏州人才能画出如此骨子里透出苏州传统文化味的作品来。” 其实，谢友苏的人物小品画也是一种他自身心态的一种表达。有人问谢友苏：“很平常的事到了你笔下怎么就那么生动有趣？”而谢友苏的回答也很是平常：“生活本身就是有趣的，美好的，虽然也有烦恼，忧虑，辛酸乃至不幸，但你如果以平和、达观、愉悦的心态对待生活，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情趣。” 谢孝思与他的书画艺术之路 谢孝思字仲谋，1905出生于贵阳一家书香门第。曾祖父谢宝书为前清道台，工诗词、精医道，善书画篆刻，曾任贵阳正宜书院院长。英年早逝的父亲谢士瑞也酷爱诗画，与筑垣名士萧铁珊、当代大书法家萧娴之父、谭乃邦、吴实夫、黄幼夫等交往甚密。受到家庭薰陶，谢孝思自小就喜爱书画。就读小学与中学时，谢孝思的绘画一课表现极为突出，贾仲民、马啸澄两位美术教师对这个学生也是非常喜爱，悉心指导。其实，谢教思不但美术学得好，其它课程也非常优秀，在贵阳私立达德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后，谢教思以优等生资格留校任小学部教员。教学之余，勤于绘事。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系，得到著名画家吕凤子、汪采白、徐悲鸿诸名师教导。大学毕业后，谢孝思回到母校达德中学任教，并被董事会推选为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孝思出任“贵阳教职员抗日救国会”总干事，开展救亡宣传工作，当时最活跃的进步组织“沙驼剧社”、“烛光音乐会”等均设立在达德中学校内。 1939年谢孝思应国立艺专校长吕凤子先生之聘来到重庆，任正则艺专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在重庆期间，谢孝思每年都要从师生书画作品中选出八十幅，由黄齐生(王若飞舅舅)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送延安以表敬仰慰问之情。 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1950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与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合并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学院院址就设在拙政园内），谢孝思也随之来苏，执教于艺术教育系，除教授绘画、理法灯课程外，还兼授音乐、戏剧、美术三组的共同课目。新中国成立后，谢孝思被推选为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并当选为副主席。解放之初，百废待兴，谢先生先是被任命为文管会委员，接管苏州文化单位与园林，后又担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园林整修委员会主任。无论职位如何变化，谢孝思对苏州文化，尤其是苏州园林保护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带领一帮人先后对拙政园、留园、狮子林、虎丘、沧浪亭、怡园，寒山寺、玄妙观等古典园林和寺庙进行了整修，恢复了它们的原来面目，为苏州园林的重放光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学者王西野对此评论说：“对苏州园林的贡献，前辈中当以孝思先生为最。” 谢孝思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自1973年后，他还先后担任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民进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苏州主任委员等职。尽管政务繁忙，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自已对绘画艺术上的追求。在绘画技法上，谢孝思扬弃前人之短，博取众家之长，构图新颖、造型优美、意境深远。作为现代著名画家吕风子的高足，谢孝思继承了业师豪迈朴茂、刚健婀娜的画风，并吸取西洋写生技巧的长处，树立自己的风格，无论记游写生的山水、松石以及其他静物、花鸟等，或水墨淋漓，或重彩浓丽，或苍劲佶屈，或秀润缠绵，均甚精妙。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孝思就已在画坛有了较大的影响。1940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还特地为谢孝思及夫人刘叔华在重庆举办了书画展，中共要人王若飞等也前来观摩。早期代表作《芦雁》、《秋艳图》《牡丹》、《荷》、《菊》、《夹竹桃》等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画构线技巧的特有工夫。吕风子在评价他的作品《芦雁》《秋艳图》时曾这样写道：“钩勒至任氏兄弟，强如屈金，或病其悍，然无碍生动。今之习者，强毫顺拖，形似断藤枯草，无复生意。仲谋之笔，仍用徐黄法，略参林良意，足媲美南苹矣！” （吕风子评《芦雁》） “仲谋设色，腴而明，艳而清，骨柔而贞，姿窈眇而端凝，空依傍，绝师承。是足倒蒋旗沈帜而自举旌，仍与并世能手争横矣！”（吕风子评《秋艳图》，蒋旗指清代工笔名家蒋南沙，沈南苹） 谢先生晚年喜画松梅，以寄托老亦弥坚的志趣。他自已也说：“画山画水，画松画梅，其实都是画自已”。他在一首题梅诗中写道“邓尉山前雪梅香，寻春不减少年狂，此生有幸苏州老，画取梅花十万张。” 谢孝思画梅，多作繁枝密萼，纵横参差，交错穿插，或密集或疏空，极尽繁茂变化，遒劲而灵动的笔，勾出老干新枝如龙蛇飞舞，加上密蕊繁花，一片香雪，一派清光，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除了绘画艺术之外，谢孝思的书法艺术上也是成绩斐然，早年楷书植基于颜鲁公，中年习二王参李北海作行草，录书自《史晨碑》《礼器碑》着手，后用功于《石门颂》并从胡小石先生攻金丈篆籀，最终创出自已独特风格的字体——草篆。谢孝思真、草、隶、篆无所不能，其书法大多以篆为主，间以隶行，字体苍劲古朴，新奇别致。 谢孝思年少时即受到传统文化薰陶，诗词国学功底很深，他的画辅以清新隽永的题款，或诗或文，融诗情画意于一炉，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民族气派。晚年代表作有《盆菊》、《梅花》、《太湖之夏》、《峨嵋金顶》、《苏州名园石谱》、《黄山松谱》、《寿石》等等。 谢孝思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苏州，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已的家乡。他常说“贵州是我的故乡，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为了表达家乡对自已的养育之情，1985年11月谢孝思与夫人刘叔华在阔别家乡四十年后在贵阳举办了举办了书画展览，受到书画界与观者的好评，贵州美术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谢孝思画集》。1999年8月，谢孝思和他的夫人刘叔华将他们毕生创作的160余幅书画作品捐赠家乡。 2008年10月，谢孝思病逝于苏州，享年104岁。 松灵潇洒 清新雅逸 —张辛稼与他的花鸟画创作 张辛稼，原名张国枢，字星阶，别署“霜屋老农”， 1909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喜绘画，常以笔墨自娱。受其影响，张稼自小也爱上了绘画，父亲的画稿也成了他临摹对象。张辛稼在苏州纱缎业小学就读时，时任校长的著名书法家蒋企范对这个富有艺术才华的学生很是钟爱，常指导他临习晋唐碑贴。15岁那年，张辛稼考入江苏省工业专科学校（苏州中学前身之一），在这里，张辛稼有幸得到著名画家陈迦庵悉心指导。陈迦庵擅长山水人物，尤工花鸟。在他的指导下，张辛稼绘画技艺有了长足发展。高中毕业后，张辛稼以弱冠之年成为沧浪美专画系花鸟组最年轻的教授，并先后组织参与了娑罗画社、中国画研究社等美术组织。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张辛稼携眷避乱至吴县香山，后举家迁沪，靠鬻画度日。尽管生活艰难，但由于上海租界云集四方前来避难的画家，张辛稼却也因此广交同道，切磋技艺，取各家之长，并由此在画风上形成了自已独特的风格。抗战胜利后，苏州美专恢复，张辛稼重新受聘为国画系教授，他与朱西村、吴似兰、朱竹云创办怡园画厅，为吴门书画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内战爆发，美专停办，为养家糊口，张辛稼乃与人合开寄售商店，勉强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张辛稼先后在上海闸北区市北中学和南市制造局第四师范学校教授语文等课程。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开始后，张辛稼举家回到苏州，在文化工艺厂从事设计工作。当时家中五个子女，有三个在上学，爱人又没有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张辛稼没日没夜地画画以资养家糊口，画的最多的就是小册页。尽管终日辛苦劳作，却也锻炼了他的绘画技艺。 1961年，苏州国画馆成立，张辛稼被聘为画师，其后的五年也是张辛稼艺术创作的黄金时节。他深入生活，创作了《生产队饲养场》《群鸭图》《东山枇杷》《东山银杏叶》等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其间还曾一度去浙江写生，返苏后举办的“汇报展”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正当张辛稼在艺术道路上高歌猛进时，文革爆发了。国画馆解散，张辛稼不但失去了工作，而且还被关进了牛棚，他所珍藏的明清字画也被抄一空，艺术创作自然也是被迫中止了。后来随着政治气候变化，张辛稼才被允许创作一些诸如《山丹丹花儿红艳艳》之类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作品。尽管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但能重拾画笔对于酷爱绘画艺术的张辛稼来说也是难得的喜悦了。他也非常珍惜那个特殊时期难得的机会，勤奋创作，常与吴养木、许十明等于狮子林指柏轩作画交流。1973年他还特地将“星阶”改名为“辛稼”，以寓象老农辛勤稼穑一般来耕耘砚田。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张辛稼又迎来了艺术涯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苏州国画馆（现苏州国画院前身）恢复，张辛稼被任命馆长（后国画馆改为国画院，张辛稼续任院长）。1978年3月20日，张辛稼与李苦禅、陆俨少、刘继卤、何海霞等著名画家应文化部之邀进京作画，历时二月创作花鸟画作品百余幅，其清新雅逸的画风获得同行高度评价，其间还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万松图》，并为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作“花鸟画技法讲座”。此时历经坎坷的张辛稼在艺术上也日臻成熟。他的创作融大写意与小写意于一炉，远追明代徐渭（青藤）和陈道复（白杨），近取任伯年的清新活泼、吴昌硕的潇洒沉着，其笔墨松灵潇洒，凝炼老到，豪放飘逸，设色明丽、意境清新。后人谓其“七十前尚能、七十后尚拙。” 在画坛，张辛稼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他为人正直豁达，诚恳谦逊，甘于寂寞，勤于绘事，不求名利。晚年曾写自题诗一首以明心志： “问我所习，一枝画笔。问我所好，三升米汁。雕虫小技，磨人短墨。观河识面，止酒疗疾。难得糊涂，胸怀坦率。老有童心，天宽地阔。”每每有人拿画请他提些意见。在肯定其成绩之时，指出其中的不足的同时，他总要捎上一句：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供你参考。请教者闻之，心里暖乎乎的。 除了在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外，张辛稼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当今苏州许多知名画家都曾得到他的指教，可谓是桃李满园了。 1991年1月，吴门画坛一代宗师张辛稼病逝于苏州，享年83岁。 浑厚高古 苍劲圆拙——沈子丞与他创作艺术 沈子丞原名沈德坚，别名之淳，又号听蛙翁。1904年10月出生于浙江嘉兴。父亲在嘉兴北门大街上开了一家书画店，小子丞一有空就到店里临摹画画。读小学时，家藏丰富的图画老师对这位颇有绘画天赋的学生也很是喜欢，不仅细心指导他作画，还常常将他带到家里观赏自己的藏画。沈子丞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图画部，并因此机缘得识庞莱臣、郑午昌等许多艺坛老前辈。郑午昌对沈子丞很是钟爱有加，悉心指导他学习山水画。除此而外，沈子丞还精心研习各类名画法贴，并从著名学者张献之学习诗词。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使沈子丞在二十岁前就已在人物(包括工笔、写意)、山水、书法、诗词、古代画论等多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绘画作品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他创作的《踏青图》《桃源送别图》《醉僧图》参加上海“密蜂画社”举办的展览时当即被人订购收藏。作品《花仕女图》《围棋图》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并得到著名革命家、画家何香凝的赏识，亲自撰文予以推介。他创作的另一幅作品《无量佛寿》也被选送参加了中日绘画展览。画家刘海粟对这位画坛后起之秀也很是关注，1933年在德国举办画展时特地带去沈子丞创作的《雾》《梅花》两件作品，其中《雾》还被柏林博物馆购藏。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工作需要沈子丞离开了工作31年的中华书局，调任中共一大纪念馆并任副馆长。新的岗位虽然工作繁忙，但沈子丞从未放下手中的那杆画笔。他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新中国建设体裁的优秀作品。其中《分得了农具》入选全国展览，《西郊即景》入选华东地区美术展览会。 1958年沈子丞从中共一大纪念馆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反右斗争开始后，沈子丞离沪来苏，在工艺系统从事绘画工作。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这并未影响沈子丞的艺术创作热情，来苏半年即创作了《拙政园全景图》《百美图》等大幅作品，深得同行和观者好评。 沈子丞擅诗词，工书法，精画艺。所作人物、山水、花卉、蔬果，能工能写，苍劲浑厚，无不精妙。其中人物画也是沈子丞较为给力的一个创作领域。他的人物画创作不打底稿，随手画出，勾勒线条，人物造型不因袭前人，突破了传统人物的程式，仕女童叟憨态可掬，气息高古。他笔下的《童趣图》、《晓妆图》等作品生活气息浓郁，造型准确，动感强烈，人物面部表情及心理特征的描绘惟妙惟肖。1947年，上海出版的《美术年鉴》在介绍沈子丞时称：“擅人物画，以老莲笔意，取法新罗，古朴可爱，异于时流，偶作儿童小景，另饶风趣。 《群雄大战黄天荡》是沈子丞人物画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洋洋大观十米长卷描绘的是上纪世纪60年代初数万名知识青年参加黄天荡填湖造田情景。图中人物多达1998人，船只千余艘。在这幅作品创作中，沈子丞使用的线条在传统人物画十八描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金石味。人物造型准确，姿态各异，表情丰富，且人物之间既呼应唱和，又各自独立，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群雄大战黄天荡》不仅是沈子丞在中国画创新道路上的代表作，也是建国以后中国画家在国画创作上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 沈子丞之所以将人物画画到这个份上，这也是他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早在16岁时，沈子丞就曾拜老画师潘雅声学仕女画，仅就工笔仕女一项上他就持续不断地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临摹了大量的传统杰作。及至60岁以后的他还临摹了唐寅《仕女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李公麟《维摩演教图》等工笔人物画。 沈子丞一生好游，注重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营养。20世纪70年代中期，，年逾古稀的沈子丞历时月余遍游黄山、泰山、洛阳、华山、西安、成都、重庆，并经三峡至庐山，创作了大量写生稿。1980年沈子丞又应国家文化部邀请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创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子丞又两次应邀赴新加坡办画展，展出200余幅作品均被订购一空。 沈子丞晚年作品无论是山水、花果，还是人物浑厚高古、苍劲圆拙、笔情纵恣，意趣生动。湿笔、枯笔、浓墨、淡墨相杂运用，气韵生动，老健中自有潇洒，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出版有《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沈子丞书画集》等。 1996年6月，沈子丞病逝于苏州，享年93岁。 费新我与他的书法艺术之路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问郭沫若：“当今中国谁的书法最好，能否排个名次？”郭沫若说：“第一名应是林散之，他的狂草当代可数第一，堪称‘当代草圣’；第二名应是费新我，他不仅书法好，而且自从右手有残疾，改左手写字，练就一身真功夫，实是难能可贵。”毛主席听了感概地说：“费新我身残志坚，以左手练书法，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费新我笔名立千，号立斋，1903年出生于湖州，少小时勤奋好学，尤爱绘画。尽管当时费新我在美术方面也表现出不凡的艺术天赋，但家人考虑到他将来的生计还是让他找了一份与绘画无关的工作：在一家商店做账房。事实上，家人的选择也并非没有道理。费新我做账房每月有200银洋收入，这笔钱在当时足以使他过着很好的生活。然而，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却使他在32岁时作出一个大胆决定：辞职学画。 “舍弃每月的200银洋的丰厚薪俸，去捕捉前途渺茫的生机”，他的这一决定当即遭到全家的强烈反对，朋友们对他的这一选择也是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费新我却是依然故我地走着自已认定的这条路。辞职以后，费新我在白鹅画校及白鹅画会学习西洋画。艺术天赋加上勤奋好学使他不久便为自已找到了一份谋生的职业。1939年，费新我被上海万叶书店聘为特约编辑，同时还被上海童联书店等单位聘用，从事图画范本及应用美术等书的编绘工作，先后编写美术读物、技法书三、四十余种 。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费新我辞去上海万叶书店美术编辑的工作，专门从事彩墨画创作。在苏州生活的数十年间，费新我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从生活中寻找创作体裁。他在参加市文联组织的吴县金山采风活动时创作60余幅写生稿，归来后创作了《采石工人》、《在金山工地上》、《收工》等优秀作品。他与著名画家张晋、余彤甫、顾仲华等举办联合画展也在画坛引起不小的轰动。《刺绣图》和《草原牧民图》是费新我代表作，这两幅作品线条明快流畅，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受到行家的一致推崇，并被选送苏联参展。鉴于费新我在绘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1957年费新我被调到江苏省国画院，成为一名专职画师。 正当费新我在绘画艺术道路上展翅飞翔时，一场不幸降临到了他的身上。1959年，时年56岁的费新我突患结核腕关节炎，致使右手病残不能再继续作画。但费新我并没有因此沉沦，右手不能作画，他便改用左手来续写自已的艺术人生，并将创作领域由绘画转向书法，从此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书法艺术上。为了在书法领域拓出一片属于自已的天空，费新我还为自已定下了严格的“十年临书计划”。他从唐入手，上溯到南北朝、魏、晋、汉、秦。初三四年临张迁碑、校官碑等；次四五年兼习十七帖、急就章等。在谈到自已的书法艺术之路时，他说：“我是下了先专临、后遍临的苦功夫。即先宗一帖，写上一阵，临上数十遍，得其形质，后来又遍临，掌握多种规律，这样读读临临，又临又读，以期形神俱备。”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十年辛苦努力，费新我终于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书艺巧拙互用、跌宕有致、纵横捭阖，风格独特，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费新我书法千姿百态，尤以行草最为精到，作品结字严谨，奇中求正，险中求平。线条干净利落，章法错落有致，运笔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起伏有序，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感，尤其是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奇崛、劲健和卓尔不群以及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心境。 晚年费新我作书更具节奏感，抑扬顿挫，干湿自然，运笔快而不滑，迟而不滞，书虽止而势犹未尽。喜取逆势，若逆水行舟，奇拙互生，具有下笔随意，章法美观，挺拔雄健，凝炼遒劲的特点，受到行家的高度称赞。当代草圣林散之题诗赞曰：“江南文物久相亲，尤爱姑苏费老人。手逢左挥原反右，貌从故我独翻新。”启功大师也称：费老是继元代左笔书画家郑遂昌、清代高风翰之后一位另具生面的左笔书法家。”并写下了“新翁左臂新生面，草势分情韵倍长。”的赞美诗句。他的作品广为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所收藏，并大量刻碑以长期陈列。 自1962年起，费新我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郑州、苏州等地举办个展，并远赴日本、美国、新加坡办展、讲学。日本、新加坡、美国、台湾媒体称其为“墨仙”、“书坛李白”。1978年秋，邓小平访日特别带上了费新我一幅“相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作为馈赠礼品，以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费新我在勤奋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书艺的宣传普及工作，出版有《怎样画铅笔画》、《怎样学书法》《楷书初阶》、《毛泽东诗词书字帖》、《鲁迅诗歌》等多种著作。 生活中的费新我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对艺术却是苛刻至极。他生前曾告诫家人不得随意将他的作品外传。“一张字出去，总得有几人看，裱挂起来就有数十上百人看了，发表一幅有成千上万人看，非认真对待不可。”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感佩。 1992年5月，吴门一代书法大师费新我先生病逝于苏州，享年90岁。 画坛先锋吴养木 1921年，吴养木出生于浙江崇德（解放后改属桐乡县）一个书画世家。母亲沈漱石多才多艺，系鸳湖名士沈稚峰之女。祖父吴伯滔是清末江南第一山水画家，父亲吴待秋与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被称为民国沪上画坛“三吴一冯”。在家庭薰陶下，小养木五岁即开始学画，并在山水画方面显露出不凡的天赋。七岁那年，他临摹的一幅二丈许、大势磅礴的“长江万里图”引来众人啧啧称赞。 1931年吴待秋举家迁居苏州，11岁的吴养木就读于苏州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中学毕业后，吴养木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大学期间，吴养木常与同窗画友切蹉技艺，留下了不少佳话。一次，和着酒兴吴养木与同学戴隆厚合作了一幅《秋山图》，并相约二十年后再合作。两人毕业后便各奔东西，此后正值抗战最艰苦时期，时局动荡不安，原以为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不意六十年代两人偶然重逢，皆欣喜不已，想到数十年前的邀约，不禁感慨万千，提笔合作山水画一幅，一了二十年前的心愿。尚感意犹为尽，于是再二十年后合作山水画一幅。果然，八十年代，两人又和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第三次合作一幅山水画，此事在画坛成为美谈。 大学毕业后的吴养木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国库局工作，直到父亲病逝后才离沪返苏。虽然投身于金融界，但他仍然笔耕不止。有一次，一个朋友借给他二十余册画集，内有近千幅名画，约定三个月归还。结果，吴养木只用了二个月就把这些画全部临摹下来了。解放后，吴养木辞去在上海的工作来到苏州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画的创作中。从1949年到1959年整整十年间，吴养木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郑振铎编的《域外名画集》中一千几百幅名画反复临摹，自晋明唐至清末，从顾恺之、陆探征到文征明、任伯年，遍临历代百余家名作，把双亲遗下的两只大柜中的九千张宣纸全部画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此番苦练，吴养木对历代大家之技法无不谙熟于心，深得其奥秘，为他山水画技艺，也为他后来艺术之发展变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53年，苏州市文化局举行“迎春国画展”，吴养木创作的一幅《大龙湫》令画界同道大为惊叹。其实，吴养木艺之奇又何止体现在画技上，在作画用具上，吴养木也堪称一绝，凡是有助于表达艺术效果的东西，他都一概纳于手中，他那幅《雁荡山》国画中苍郁古朴的山石便是以乱柴作笔而成。该画1955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画展奖。即便是同一杆笔，在吴老手中也会变幻出多种花样来，且风味别具。如他的那幅《美人蕉》整幅都是以干笔代替湿笔而作成，笔端虽干如枯草，然其画出的美人蕉却从给人一种娇艳欲滴的感觉。他为苏州火车站候车大厅画的那两幅《太平秋叶》《虎阜春雨》吸引了众多南来北往的旅客。1961年夏，漫画家华君武来苏当场观摩了吴养木创作《山中瀑布》后，赞叹不已。《人民日报》社闻讯后也专程派记者前来采访。1980年9月，吴养木画展在苏州博物馆一经展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沪宁等地众多画家都前来观摩，欣赏。 吴养木山水画作品在国内外出版、展出、收藏、义卖、捐赠达二千余幅，其中包括：“万顷浩翰总理情“（淮安周总理纪念馆1991年收藏 ）”石湖烟雨“（大横幅、中国驻法大使馆1991年收藏 ）”万竿烟雨“（8尺余 与唐云等四人合作、首都人民大会堂收藏）”“鱼水情浓虎阜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苏州号”1992年收藏 ）“龙吟泉颜横”（台湾故宫博物馆1992年收藏）“松风吹万里 无处不成春”（6尺幅，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作，军事博物馆1993年收藏 ）“铁骨丹心万代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军事博物馆1997年收藏）。一个画家的作品为这么多的名馆收藏，其艺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吴养木的山水画会成为收藏界的热品了。 1990年江苏省工艺美术书画研究会赴日举办画展，此次画展使吴养木名扬海内外，1990年，日本知名水墨画家安田虚心还带领数十位学生专程来苏为吴养木举办了作品座谈会，吴养木当场作画相赠，他那熟练的笔法，爽辣恣纵的画风令东瀛客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安田虚心当场翘起大拇指盛赞吴养木是“当代南画（中国画）第一人”。 1991年4月，法国国家电视台慕名专程到苏州为吴养木拍摄了专题片，其中包括他一幅画创作的全过程，从起笔到落款、钤印等细节无一疏漏，令在场的人大饱眼福。同年冬，吴养木又接到日本美术界邀请他赴日访问。吴养木此行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关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宇野宗佑还亲自在东京一家大酒店设宴款待他，两位前首相对他的山水画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吴养木将两幅山水画送给首相时，首相很是兴奋，席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东京之行后，吴养木又到奈良等城市送画访问，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电视台也一路跟随。 1992年台湾故宫博物馆收藏吴养木一张《龙呤泉颜横》，台湾书画界也将吴养木列为中国当代十大画家之一，且列为十大画家之首，其它几位是程十发、唐云、刘海粟等。台湾美术界也盛行邀吴养木前去访问，但被吴谢绝。同年十月，上海青浦画院成立，特聘画家程十发和吴养木当顾问，两位画坛大师即当场合作一幅《鸡鸣图》，程老画鸡，吴老补景，相益得彰，令在场的人大饱眼福。 尽管吴养木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在谈到自己的艺术道路时，他最引以为自豪的还是他的“第三类国画”。他说：“那才是最能代表我的东西。” “第三类国画”是吴养木为自已独创的国画所起的名字。他把中国传统古典派国画称为“第一类国画”，把现代派即新国画称为“第二类国画”，把自已正在探索的国画称为“第三类国画”。这“第三类国画”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画的大胆变革，用他自已的话说是“比传统还传统”“视传统而古之”。从绘画技法上讲，就是要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或将传统国画技法用过头，在“物极必反”中显其新意。比如，传统国画画法有“忌”“宜”之说。就拿画竹来说，按传统技法地多只画交错两根，如在当中再竖一竿就犯了画中大忌。但吴养木却偏偏要在交错竹中再画一竿，而且要画得比交错竹在审美价值上更高才行。他称这为“返忌为宜法”。再如传统国画讲究透视、比例、形态、色彩，而吴养木则要在透视、比例、形态、色彩都不正确的情形下，使整幅画能得出一个艺术境界比各种传统画更高的效果，他管这叫“风马牛相及法”。如他那幅《江亭秋晚》，采用“两幅重叠而出之”的技法，画面上石头与树木重叠在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观者的想象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在平面的画幅上表现出一种视力难以触及的结构。再如那幅《柳岸晓风》，画中的远山径直向上斜拖，别有一番气势，尤其是那幅《凛其乎不可留也》简直称得上“第三类国画”的杰作。画面上的水（留白处）给人一种静止的感觉，那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一棵树、一颗草，天空昏沉沉的，连一只飞鸟也没有，显出一种人迹罕至，混沌初开的迹象，这样的境界是在梦境中，还是在史前某个星球上存在过？这就要凭读者自己去想象，去感受了。难怪香港《文汇报》称吴养木“第三类国画”是“超乎想象之外”“思古人未思者”了。数十年来，吴养木已创作“第三类国画”近千余幅，并从中探索总结出“第三类国画”画技542种。 他的十余幅作品见诸香港《收藏天地》《江苏画刊》后，在画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澳门《华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到许多报刊、电台都有争先报道了他的“第三类国画”，来自毕加索故乡的法国代表团称他为“中国的毕加索”。著名画家陆俨少大师专门偕教授童中焘、画师胡文虎特地来苏索赔观，陆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似乎出于董其昌，这又像有王原祁的笔墨……哦，又像又不像，有自已的东西呢。”赞叹不已，归而语人曰：“不虚此行”。后来他在荣宝斋对人说：“如若要新画派的画，到苏州找找吴养木。”故宫博物院古字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在看了他的三十六幅“第三类国画”后激动地说：“你的东西与众不同，真是新中国画的精英啊！” 除了艺术创作之外，吴养木还十分重视对自己艺术心得的总结和对人才的培养。数十年来先后有五十多名学生投奔于他的门下，其中包括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国留学生。他与萧平合作撰写的《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是我国山水画领域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他撰写的《中国画技法概论》已被译成英、德、法三种文字，在海内外广受好评。 2009年3月，吴门画坛一代宗师吴养木先生病逝于苏州，享年89岁。 雄强老辣 高古拙厚——祝嘉与他的艺术之路 祝嘉，字燕秋，著名的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1899年，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一个书香门第。在当地广文小学当校长的父亲祝宝斋酷爱书画，每每得到墨宝，便张贴于家中四壁。受其影响，祝嘉小时也喜欢上了书法。17岁那年，祝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在诗词书法方面均有很深造诣的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诗词。在此期间，祝嘉在课余坚持学练书法，大字临颜真卿的《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的《洛神赋》。 1921年中学毕业后，祝嘉回到故乡文昌，先后在广文、智新、经正、县一高、强亚等多所学校任教。1930年祝嘉受聘于新加坡育英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书家张叔仁。张叔仁师法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深，对于当时流行的“笔性之说”很是不以为然。他鼓励祝嘉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受其影响，祝嘉自此开始读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并临贴不已，其书法理论与技艺大有长进。对于张叔仁对自已书艺的影响，祝嘉曾这样评价道：我 30岁以前为“笔性说”所误，且取法不高，30岁后结识张叔仁后才开始真正的书法研究。 在新加坡工作两年之后，1933年秋，祝嘉经朋友介绍来到南京谋生，在“首都新闻检查所”谋得一份事务员的差使。工作之余，他几乎将全部时间都花在了书学上。每晚都要临《张猛龙》，有时朋友相约去夫子庙看戏，实在推不掉，回来后挑灯再练，3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除了《张猛龙》外，祝嘉还精临《六十人造像》等一百二十多种碑帖，由此对书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于1935 年出版了自已首部著作《书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祝嘉展转广西，四川等地，1939年在四川璧山一个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该图书馆藏有许多书学著作，这使祝嘉欣喜不已。他潜心阅读各类书学史籍，探索书法长河的源头，撰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全书25万字，引用典籍五百余种，填补了中国近代书法史学的空白。该书于1947 年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于右任先生为之作序。在书坛，祝嘉是以“力矫时病，丕振书风”为己任的，他的书论崇尚周秦汉魏六朝风骨，力倡悬臂中锋、全身力到，阐扬蔡邕“疾涩”之说、傅山“四宁四勿”之旨。他撰写的《祝嘉书学论丛》、《愚盦书话》等多种书法专著在当时书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祝嘉书法书法喜秦汉之质朴，六朝之丑拙。其书真草篆隶行俱善，书风雄强老辣，高古拙厚，举笔横扫，直开胸意，无雕琢之习，无酸腐之气。祝嘉书法创作注重用笔的力度，力主“全身力到论”，挥毫时尤重用笔的疾与涩，让自己全身发力，进而使得书法作品尽显力到，苍古雄浑。他曾对人说：“落笔要有如老鹰扑小鸡，一笔下去，力到尽显。” 祝嘉晚年融合汉魏开创了独特的章草书风。其书法篆刻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全国第四届新人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篆刻书法展等。其作品还多次在日本《学书大道》发表，曾作为书法界名人代表，与徐悲鸿、吴作人诸名流一起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出国文化考察团。 祝嘉不仅是一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教育家。在书法界，他最先提出书法高等教育问题，所撰写《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怎样复兴我国书学》等数篇论文也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1940年祝嘉受聘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主讲“金石学”、“文字学”等，并指导学院书法组。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祝嘉也随之定居苏州。后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撤消，祝嘉被调到市第二中学教授国文，同时进行书学研究，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 70 种计 360 余万字。1961年退休后，祝嘉在家免费收学生教授书法，当今苏州书坛许多名家都是他的学生。1993年以他名字命名的“祝嘉书学院”成立，影响至今。 1995年10月1日祝嘉病逝于苏州，终年97岁。 笔墨之外 别有画在—宋文治绘画艺术之路 宋文治，笔名宋灏，1919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太仓城厢镇，自小被送人抚养，养父养母在太仓西郊镇开小面店，因不善经营，家中生活甚为拮据。 尽管家境贫寒，但宋文治自小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来这也得益于家乡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太仓是“吴门画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明四家”之一的仇英到清初“四王”中的三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太仓画坛人才辈出，并由此繁衍诞生了著名的“娄东画派”，当地的人们也因此爱画成风，宋文治自然也不例外。起初学画时，宋文治先是临习清代王概编的《芥子园画传》，后又在著名画家张石园指导下研习两本石印的“四王”画谱，香烟盒上印的《水浒》等古典人物画也成了他经常描摹的对象，绘画技艺大有长进。1931年小学毕业时宋文治美术课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作品还被选送参加国际儿童画展，并获纪念奖。1935年，宋文治经人介绍入上海秀堂广告社当了一年半学徒，学习美术字、装潢设计等。1941年，宋文治考入苏州美专沪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系统学习西洋透视学、素描、水彩等技法。日本占领租界后，学校被迫关闭。宋文治回到家乡，先后在太仓城中小学、太仓中学（原太仓师范）任美术教师。1946年 经太仓县教育局推荐，宋文治出任太仓民教馆馆长，负责美术、体育等活动。 后为专心美术创作，辞去民教馆馆长之职，任教于安亭师范，自此在该校任教长达十年之久，同时兼任安亭震川中学美术教师。。 在画坛，宋文治好学是出了名的，在太仓工作的十余年间，他经常到上海向前辈同乡朱屺瞻和嘉定陆俨少请教。陆俨少对这位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学生也非常喜爱，还专门介绍他拜名重一时的吴湖帆为师。吴湖帆既是大画家，也是大收藏家，宋文治在这里看到了黄公望、王蒙、吴镇、董源、范宽许多宋元画家的真迹，如饥如渴地心追手摹，大大提升了他的艺术修养。1948年，宋文治将其创作花鸟、山水等作品百余件在校举办画展，并将义卖所得180余担大米全部捐赠学校。陆俨少对这位弟子人品画品也很是赞赏，特作《松隐庐》长卷相赠，该卷引首由吴湖帆题，卷末有沈尹墨、陆俨少、邓散木、白蕉、叶恭绰、徐邦达、启功、黄怡庵等先生题跋。 新中国成立后，宋文治的艺术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55年应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之邀，宋文治与陆俨少，孔小瑜，徐子鹤四人赴合肥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这次梅山水库、黄山等地写生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多月，却给了他一次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锻炼和实践的好机会，大大开拓了宋文治的艺术视野。写生归来，宋文治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桐江放筏》《黄山松云》入选全国国画展览，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另一幅作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被选送参加“江苏省国画展”，并获三等奖。《桐江放筏》以抒情的笔调，凝炼的笔墨技巧描绘了皖浙山区筏工为社会主义建设运送木材的生活情节，画面清新明快，生动地表现出江南景色特有的秀丽。《人民画报》载文称：“这幅画从题材内容，到笔墨、构图，以及画面所体现出的作者的思想感情，都与旧山水画拉开了距离，完全体现了民族绘画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 宋文治的绘画成就也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和重视。1959年身为中学美术教师的宋文治被调到正在筹备中的江苏省国画院工作（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宋文治任副画师兼院长秘书），当时江苏省国画院汇集了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喦等一批著名艺术大师，宋文治虚心向他们请教，深入生活，创作了《放鸭》、《牛首山》、《邵伯水闸》、《南京长江大桥在建设中》、《中山陵》等一批反映时代变迁的优秀作品。其中《劈山引水》（与金志远合作）还被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1960年9月，宋文治参加了省国画院组织的画家行程二万三千里大型写生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后勤总管，宋文治虽然工作繁忙，仍一路写生不断，归来创作了《华岳参天》、《山川巨变》（横幅）、《山城晓色》、《广州造船厂》等作品。其中《山川巨变》还于1963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片《画中山水》中进行了介绍。1964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创作的巨幅作品《运河两岸稻花香》也受到行家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苏省国画院解散，宋文治先后被下放到高邮蚕种场、桥头省五七干校、金坛等地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被调回南京，参加省美术创作组（1973年起任省美术创作组副组长）。1977年 江苏省国画院恢复成立，宋文治任副院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宋文治艺术生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创作《太湖新装》、《太湖清晓》、《南京长江大桥》、《南京炼油厂》、《扬子江畔大庆花》、《银线跨太湖》、《向阳渠畔春意浓》《茨坪长青》、《韶山朝晖》（与金志远合作）《轻舟已过万重山》、《黄山晴雪》、《巫峡高秋》、《韶山灌渠》、《爱晚亭》、《飞流图》等作品。其中《茨坪长青》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韶山朝晖》为毛主席纪念堂收藏。《轻舟已过万重山》被中国美协选送参加法国沙龙展。大幅作品《飞流图》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洞庭春晓》（与和宋玉麟合作）也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作为陈列之用。在众多作品中，宋文治创作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尤其受到人们喜爱，他也因此被人誉为“宋太湖”。 宋文治虽然在青年时代就已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笔墨根底，但他并不受传统约束，而是着力于借传统打造自已风格。宋文治的艺术创作秉承了娄东画派的血脉传统，清新儒雅，凝结着深厚的传统艺术精华，又具有鲜明的现代美感，成为“新金陵画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早期作品面貌以传统居多，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后期画风突变，逐渐形成苍沉、隽秀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晚年，宋文治受到张大千“泼彩”和其他新技法的启发，以泼墨入画，注重色彩的运用和意境的抒发，形成“境象笔墨之外，别有画在”的新风貌。出版有《宋文治作品选集》、《宋文治山水画小辑》、《宋文治画集》、《宋文治山水画选集》、《宋文治画谱》等。 1999年8月10日，宋文治因病去逝，享年81岁。 兰 幽 香 风 远 ——记画兰专家蒋风白 蒋风白，原名蒋泓逵，1915年6月生于常州市武进县，父亲是 个小学教师，母亲务农。儿时的蒋风白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画画，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一名画家，最崇拜的画家是潘天寿。那时潘天寿在国立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教，有一次蒋风白和几个同学专程从武进赶到杭州拜望潘天寿，其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般。1932年15岁的蒋风白初中毕业了，同班同学大都报考了高中，而他则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潘天寿所在的杭州艺专，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杭州艺专，蒋风白如鱼得水，全身心把精力放在了学习上，他到学校不久，便以出色的成绩引起了老师的关注。17岁那年他创作了一幅《猴戏图》，画面上一个戏猴者手提一面铜锣，背上一个大箱子，一只猴子蹲于上，状极可爱。当时在杭州艺专当助教的李苦禅见之大为感概，欣然在上面题曰：“猴戏图前人已有为者，描写猴之为物为樱食，甘为人驭使，旦顷刻可具数面孔焉，只要主公为鼓吹给食可尔，位公卿之门下走者曾猢猴之不如也。”不过，在艺术道路上对蒋风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潘天寿了。当时潘天寿在杭州艺专搞了一个国画研究会，并亲自给学生讲授写意画，蒋风白在潘天寿的指导下绘事技艺大有长进。潘天寿对此欣喜不已，并要他把绘画重点放在兰竹上。梅兰竹菊四君子中以兰竹最不易写，笔墨难度胜过梅菊，潘天寿要蒋风白把重点放在兰竹上，这足以说明他对这位入室弟子的重视。 杭州美专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初期，蒋风白展转来到陪都四川，先是任教于四川中学高中部美术教师，1942年转任国立艺专。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蒋风白教学之余依然笔耕不止，他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外出写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945年8月11日，蒋风白在北碚写生时，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兴奋异常，当即从自已的作品中选出150件精美作品，在兼善公寓二院大礼堂举办国画展览。这次画展花鸟鱼虫山水无所不包，充分显示了作者不凡的艺术功底，深得老舍、梁实秋、汪东、张充得、朱锦江等名家的赞赏。著名作家老舍在看了他的画后，欣然提笔“年少英气，作画亦如其人，所作花鸟形神兼备。”梁实秋、汪东、张充得、朱锦江等书画名家也竞相在他的画上题字。新中国成立后，蒋风白先后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国画编辑、苏州工艺美术学校高级讲师、苏州国画院特聘画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其成就也在多方面得以显现。不过，在蒋风白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最为灿烂的莫过于他笔下那风情万种的兰竹了。 兰竹本是中国画的老题材，在清代最负盛名的可推石涛，而成就最大的要算郑板桥了，以致许多人把他看作“空前绝后”人物。“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没想到，当时光进入二十世纪，蒋风白在这方天地异军突起。他的画继承和发扬了吴门画派特点，又吸收石涛、八大山人八大怪之精髓，用笔讲究，刚柔相济，挺秀灵韵、设色淡雅，景物清丽，自成风格。如他笔下的那幅《湘兰楚竹寄高风》，画面上一竿秀竹坚韧挺拔，石涧幽兰，叶肥蕊香，以至恩师潘天寿见了连连赞其“出气不俗”。 著名学者冯其庸看了他的画后说：“世人心目中只知道郑板桥的画竹可贵，我却以为蒋老的兰和竹都超过了郑板桥。风白先生的兰竹，其清在骨，其秀在神，其韵在墨，其雅在笔。有此清、秀、雅，自然是名家笔墨，不同凡响，自足不朽了。” 蒋风白不仅用那杆画笔把兰竹这片天地弄得绚丽多彩，而且把翎毛花卉和山水人物也绘得形神兼备，他笔下的翎毛，无论是八哥、蜡嘴、苍鹰、鸭孱、麻雀等等无不栩栩如生。目前蒋老已出版了《蒋风白画集》《菊花百图》《学画兰草》等。他的画既吸取了大师们的长处又有自已的独创。如齐白石笔下的鱼下腹线条很粗，而蒋风白笔下的鱼下腹线虽很淡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再如他画的鸟用笔虽然简洁，却生动至极，足见其不凡的艺术功底。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术展览及省市展览，多次获得荣誉奖及优秀奖。有不少作品被选往日本等国展出，并被军事坏博物馆、广东、深圳、甘肃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等收藏。《中国书画选》《当代著名中国画家精选》《江南名家书画选》、《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等都收录了他的作品和事迹。 1995年10月蒋风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刘海粟大师亲笔为此次画展题写了“蒋风白画展”。张爱萍、迟浩田、老舍夫人胡潔清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也前来观摩，大家在那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前流连忘返，国防部长张爱萍和夫人李幼兰一边看一边竖起了大姆指称赞连连，并同蒋老合影留念。1997年4月，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知名人士澳门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为何香凝美术馆开幕志庆，特地创作了一首诗：“梅兰竹菊节贞坚，绘写忠意万万千，报国丹心垂后世，承晖代代继英贤。”准备为这首诗配一副画，为此，他特地给蒋风白写信希望助已一臂之力。蒋风白接信后十分感受动，当即配画一副，画面上梅兰竹菊欣欣向荣，一派生机。马万祺收到画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函致意。同年他来苏州时还专程到蒋风白家中看望，并送给他和夫人背面刻有马老和夫人名字的手表各一块以表谢意。199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还拍摄了反映蒋风白艺术创作的“兰幽香风远”的电视专题片，蒋老笔下兰花之幽香也随之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2004年，蒋风白病逝于苏州，享年89岁。 顾仁源先生与他的花鸟画艺术之路 在当今苏州画坛，顾仁源先生是以独特的花鸟画创作而为人所熟知的。这位对吴门画派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自已贡献，并曾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的画家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艺术之路呢？ 一 1958年1月，顾仁源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影响，顾仁源六岁开始学画，并显示出不凡的绘画天赋。自小学到中学，他们的美术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班级及学校宣传也少不了他的手笔。中学毕业后，顾仁源虽然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坎坎坷坷，但无论无时何地，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那杆画笔。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苏州市工人文化宫一间不大的画室里，顾仁源常常从下午两点一直画到天黑。自唐、宋、元至明、清，从明四家到清四王，临摹了大量古代绘画，从传统中吸取营养。有一次为了临摹一张古画，他一站就是五个小时，直到腰部感到严重不适时才搁笔，去医院一查才知腰累坏了，他为此在家不得不休息了半个月。除此而外，顾仁源经常外出写生，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作为吴门画家，顾仁源尤其注重对吴门画派研究和传承，并得到宋文治、张辛稼、吴养木、张继馨等老师指导，名家的教诲加上自身的勤奋好学奠定了顾仁源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底。 顾仁源不是那种泥古不化的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非常注重艺术的创新。吴门画派孕育于江南，向以典雅秀丽而闻名于世。从古至今，众多的吴地画家们一直也是寻着这一路子向前走的。对于此种现象，著名花鸟画家张继馨先生曾感慨地说：“吴门画派的风格是秀气、典雅的。苏州的绘画缺少一些大气、力度，太秀气了！” 令人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一些本土画家们大胆创新，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传统的基础上试图突破吴门画派温婉恬秀的艺术程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果说张继馨先生将北方艺术的豪放与厚重糅入吴门画派典雅秀气风格之中，使其在秀丽中显出挺拔，妩媚中透出力量，将吴门画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顾仁源先生在绘画色彩与绘画形式方面所做的探索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吴门画派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自已的贡献。 长期以来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表现功能非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有逐渐弱化的趋势，这就使得中国画的创作走不出文人画的格局，缺少壮阔宏伟的唐宋画风的力作。顾仁源先生在创作中大胆吸收油画色彩，用西画色彩来丰富传统中国花鸟画的笔墨色彩，从而大增强了中国画中色彩的表现力量。 在绘画形式上，顾仁源先生也有其独到之处。一般说来，山水与花鸟属于不同两个画种，长期以来，画家们也是按照这种区分来设计自已的艺术路子的。顾仁源先生则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将高山流水、大江大湖等山水场景引入花鸟画创作之中，使得花鸟与山水有机结合，从而大大开阔了花鸟画的创作视野，使他的作品“野趣横生”，细腻中透着大气，大大增强了花鸟画的艺术感染力。苏州大学徐海鸥教授称其创作时“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低 耳 静 听 疑 有声”。著名花鸟画家张继馨先生也撰文评论称：“顾仁源先生的作品不断地在开拓题材和发掘主题的同时，重视形式的探索，他意识到形式美是艺术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它既关系到作品内容的表达，还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读他颇有装饰味的花鸟画，从中可以觉察到他在逐步体现这一探求，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加强形式美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因此，图画上表达的每一个石、水、禽、卉形象富有形式感中蕴含着笔墨情趣。” 在众多花鸟体裁中，顾仁源先生很喜欢画鹤，他说：“鹤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是具有延寿之意，也是幸福、安康的吉祥物，我喜欢画鹤，，并且也希望将这种快乐和幸福的讯息通过我的作品带给每个人。”为了画好鹤，顾仁源收集了大量有关鹤的资料，细心观察鹤的一举一动。终使“胸中有成鹤，下笔如有神”。他笔下的鹤在高山流水、江河湖海之间或立或卧，或飞或走，无不神韵毕现。如他创作的那幅八米长卷《鹤舞人寿》，以江河青松为背景，以中国水墨法的独特技巧描绘了一群神态各异的祥鹤，充分展示了生命之长，鹤舞人寿的美妙情景，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探索，顾仁源先生在花鸟画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作品频频亮相于国内外展台，并多次获奖。作品《丰》1991年获得江苏美术优秀奖、《祥和》1996年获亚洲国画大展金牌奖，《一夕轻雷落万丝》入选第八届当代中国花鸟画邀请展。出版的《顾仁源书画集》《顾仁源鹤系列专集》《当代画家-顾仁源》也受到美术界的好评。自2001年以来，顾仁源还先后在宋文治艺术馆，苏州文联艺术家展厅，苏州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上将在苏州美术馆参观时特地收藏了他的一幅作品。2008年5月，顾仁源先生还应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个人画展，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顾景奇参赞及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陈友信也前来观展，并为画展剪彩。这次画展所展出的120余幅作品受到了美术界和爱好者的欢迎，东南亚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盛赞顾仁源先生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尽管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顾仁源并不满足，他说：艺无止境，在传承和发展吴门画派的道路上我做得还很不够，还需继续努力。我相信凭着他的勤奋和对艺术执着追求，不久的将来，顾仁源先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王少辉先生与他的书法艺术之路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淮北平原常见的一幅春联。当白雪飘飘洒洒，覆盖着广袤无边的麦田，叔伯大爷们陆续来到一家整洁的农家小屋，裁纸，磨墨，恭敬而耐心的等着一个少年挥毫。很快，鲜红的纸张墨气淋漓，被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仔细铺展抹平，贴在暗黄色的木门上。这是多年来保留在安徽蒙城马集乡前王楼村的父老乡亲记忆里的情景，他们津津乐道“小小年纪字就写的恁好，十里八乡数第一”。这也是保留在王少辉记忆里的温馨一幕，就是在这里，他继承了那来自广袤平原的朴素、沉静、安详、忠厚的性格，就是在这里，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毛笔，走上了书法之路。 王少辉出生于1969年，在马集乡食品站工作的父亲是63届的中专生，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在父亲的启蒙下，王少辉自小就喜爱书法。 读小学时，教算术的邓礼贤老师爱好书法，经常替别人写字，只要有机会，王少辉都要在一旁细心观摩。有一次，小少辉在上学路上恰巧遇到邓老师用油漆为“迎宾饭店”写招牌，看得入迷，竟把上学时间给忘了。邓老师有个儿子与王少辉同班，王少辉便让这位同学将其父亲练字的报纸带给他临摹。邓老师发现王少辉在书法上很有潜力，便着意栽培，常常在课下辅导他。一次，王少辉用老师写剩下的粉笔头在学校空地上练字，因为某个笔画拿不准，反反复复正写得入神，背后有人突然叫道：“写得好，不用再描了。” 回头一看，正是邓老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少辉的书法技艺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小学到中学，学校宣传栏里都不少了他的手笔。学校开例会时，老师们都会在他出的黑板报前驻足欣赏。高考期间大量的试卷都被他写了毛笔字。 1991年，王少辉考入安徽阜阳师院中文系，在学校举行的新生书法比赛中，他的颜体书法作品获得一等奖，此后，大凡学生会的文字宣传、布告、通知也都少不了找王少辉来“露一手”。 在中文系就读的王少辉苦于不能系统地学习书法，当得知物理系开设书法课之后就想方设法去旁听，开始了对书法理论的系统学习，懂得了结构与线条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那时给物理系上课的是王天民老师，他对王少辉也很是欣赏，经常给他以指导。后来才知道王老师还是中国草书学会副主席、安徽现代书画研究会会长。 那段时间，王老师主要让大家临写《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爨龙颜碑》等魏碑。而王少辉也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每次都偷偷地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老师讲。王老师让大家临帖的时候也常常坐在最后一排，看王少辉写，边看边指导。那段时间王少辉的书艺也大有提高。 少辉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那时学校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李传周教授，阜阳市很多招牌都是他题的字。李传周教授书法特色鲜明，熔隶魏行草于一炉，自成家数。既严谨绵密，错落有致；又奔放洒脱，意趣天成，令人感到磅礴的气势和激越的力量。王少辉非常喜欢他的字。李老师那时好像有60多岁，喜欢在下午看教职工打篮，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会击掌叫好。王少辉就把平时写在毛边纸上带在身边，站在李老师边上，等篮球赛结束的时候再去请教，李老师非常喜欢这个不认识的学生，细心地点评，给他鼓励。有一次还走到王少辉的宿舍楼为他指导。 1993年，王少辉大学毕业前夕，校园里来了两位客人——苏州吴县教育局的两位领导来招聘教师，于是，王少辉和他的几十名同学应聘至苏州吴县，他被分配至蠡口中学当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这一当就是近十年。受他的影响，他带的班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而且练字成风，一个班有十多个同学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在当时各班中还是不多见的。 2002年12月底，王少辉被调到相城区宣传部工作。2006年底，王少辉连闯三关，顺利通过公开竞聘，被任命为相城区文联副主席。其后，因工作性质接触了不少知名书法家，艺术视野较以前大为开阔了。而王少辉也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师们虚心请教，书艺大长，并获得名家好评。2009年8月，他与裔志杰合办了一个书法展。苏州市书协主席华人德先生在王少辉书法研讨会上说：“他以前也经常拿字给我看，当时的用笔还生硬了点、单调了点。这次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今天的好几幅作品比之前要丰富得多，字也写得比较柔和、厚实。” 王少辉书艺注重从传统中吸取营养，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魏碑、楷书、隶书，他都一一临摹，精心探研，这也是当今苏州许多书法名家对他看好的一个重要因素。著名书法理论家葛鸿桢称赞他学艺的“路子正，不受社会上流行东西的影响。”苏州著名书法家张士东先生也说：“少辉的传统功夫比较好，比较纯。” 王少辉不是那种泥古不化的人，从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这也是他艺术之路的一个特点，他的书法作品清新雅致，给人以独特的享受。作家陶文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少辉没有专门从师学艺，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人拿着碑贴自已揣摩，因而也可以说，他的书法老师和朋友是王羲之、颜真卿，是苏东坡、米芾，近朱者赤，故而少辉的书法有很高的品质，文气而安静。”也正因此，近年来，王少辉的作品在多种书法大赛中屡屡获奖，并深得行家好评。 2007年8月，作品入选《江苏省第六届新人书法篆刻作品展》。2008年获“美在新苏州，美在新农村”苏州市书法作品比赛一等奖。2009年行书作品获“五彩昆山、水墨玉峰”江苏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大赛银奖。2010年行书作品入围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作品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月底，王少辉妻子将他的一幅作品拿到新浪微博上拍卖，起步价100元，俊逸清朗的行楷受到网友们的热烈追捧，短短三天，多人竞拍，最后一位广东网友以10000元拍得。王少辉夫妻将所得全部捐给了“免费午餐”公益组织，爱心善举，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好评，苏州电视台《新闻夜班车》《扬子晚报》《苏州日报》《城市商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门报道，引起了不小反响。 尽管在书法道路上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身为相城区文联专职副主席的他却依然勤奋谦逊。不管多忙，他每周总要挤出时间练书法，沉静安详的天性和对书法的多年痴迷，使他经常在书房里一写就是几个钟头，窗外月朗星稀，四下悄然，写到兴起时，手中毛笔宛如轻舟，载着他在行楷隶草的大海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点撇勾捺间，与先贤们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我相信凭着这种痴迷与勤奋，他的书法艺术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清新自然 气韵生动——沈建国与他的花鸟画创作艺术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这话用在沈建国身上一点也不假。儿时的沈建国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从素描入手学习绘画，沈建国一直沉缅其中，笔墨洒脱地墨守着一条属于自已的艺术之路。 生活中的沈建国是个很实在的人，他的创作也一如他的为人，注重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从不屑于故弄玄虚。风花雪夜，春花秋实，飞禽走兽……沈建国创作体裁大多都是我们寻常所见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他很善于从人们常见的物象中发现新的意象。就拿我们寻常所见的鸡来说，沈建国就能归纳出它的五种优秀品质。他说：鸡有“五德”：一只雪白的公鸡头戴红冠，给人文雅、自豪外形，是为“文”。鸡爪是鳞片状，是鹰爪的缩小，很威武，是为“武”。雄鸡善斗，是为“勇”。鸡觅食时，咕咕地叫，呼朋引伴，让同伴知道，而不是偷偷地自已享用，是为“仁”。公鸡天天准时报晓，从不延误，是为“信”。正是因了对创作对象的这种认识，沈建国的作品不是对物象的简单复制，而是寄寓了自已的真实情感。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浓厚的“拟人化”特点，使物有了人的情愫，因而总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实际上，沈建国不单单是画画，他是用画笔在向我们讲叙一个个隐藏在画面背后的故事。他说：中国画中有很多神秘难测的，既是学问，也是心血，凡有造诣的画家，都有故事，中国画离不开生活。在传统文人画派中，沈建国对于吴昌硕有着一种特殊的偏好，很久以来，他一直坚持传统中的小写意画法，这种画法很适宜他那敏感细腻不事张扬，踏实努力的个性。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沈建国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则。他在创作中坚持中国传统的笔墨情趣，同时又注重融入自已新的体验，并“用力将它发挥到极致”。沈建国对于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构图、用色以及背景设置等。 沈建国在花鸟画创作中十分注重造型，他能根据所画对象的特点及其寓意进行适度的夸张、变形从而使之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学画要走正路，重造型，画家要夸张、变形、升华，不能百分之百的反映自然。 花鸟画创作用色很重要。用色不到位，即便画得再好，也总会给人以不实之感。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沈建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拿画荷叶来说， 传统作画一般是按叶径一格一格地上色，而沈建国却是由外围向里，或是由里向外上色，色彩过渡自然，将荷叶原生态状况生动而又逼真地反映了出来。笔者曾看到他的一幅莲荷图，用色古朴，典雅，浑然天成。也许你很难想象，这幅作品中古朴的荷叶径线竟是他不经意间用橡皮擦出来的。 沈建国禽鸟画创作很讲究背景的设置。他说画禽鸟时，布景很重要，背景衬托主题。他对于禽鸟与花草关系处理也很是到位。画禽鸟用笔较复杂一些，而画细滕则较为简练。他笔下的禽鸟常以紫滕为背景，给人以春天的气息。 近年来，沈建国又将笔触延伸到了写意画上。长期的工笔画创作使他对于创作对象结构、造型有着深刻的把握，这使他的写意花鸟画气韵生动而富于内涵。 沈建国是属于那种好学型的画家，与他交谈，古今中外绘画理论特点，他都能一一道来，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把握，这也使的作品透着一种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他说：中国画比较奥妙，传统中的道教、佛教比较玄密，文化传统深远，只有全面了解，才能捕捉到心声。 景 伟 画 猫 在苏州画坛，袁景伟是以擅长画猫而为人所知的。其实，景伟先生原先并不画猫，他早年专攻山水，师法四王，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山水画技，兼学金石治印。说来袁景伟走上画猫的艺术之路也是得益于他的老师楼浩白先生的引领和指导。 楼浩白是吴门著名画师，擅长花鸟画创作，尤擅画猫，袁景伟自小爱猫，对猫画自然也是情有独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袁景伟拜楼浩白为师，自是画猫不止，即便是后来下放到苏北新海农场十年间，景伟先生从来也没有停止向恩师的请教。每次回到苏州，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自已画作请楼老指点。楼老对这位虚心好学的学生也是钟爱有加，悉心指导，师徒之谊持久而热烈，以致当今苏州画坛曾随楼老画猫的也只有袁景伟一人。而在楼浩白悉心指导下，袁景伟经过不懈的探索也终于画出了属于自已的“猫”。 与传统动物画家不同，景伟先生画猫除了传统笔墨造型手段运用外，还注重于猫的生物解剖学的把握，对猫的全身结构乃至猫之皮毛了如指掌，这也是他从楼老那儿学的招儿。也正是因了这般功底，景伟先生笔下的猫尽管形态各异，却总能给人以真实和谐之美，即使夸张变形，也悄然不露一丝痕迹，可谓得楼老之“真传”。与寻常所见的猫相比，袁景伟笔下的猫头要稍大一些，身材和尾巴则短了些许，鼻梁微突，显得憨态可掬。一般说来，动物憨态多了灵性就会显得不足。而景伟笔下的猫或立或卧、或行或走，或俯或仰、或动或静，一招一式，尽显灵动之气，可谓“憨”“灵”兼得。这也正应了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大千世界，众生百相。其实，猫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要画出猫的千般世界，万般风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袁景伟的猫画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在袁景伟的猫画中，猫的众生相大多是由一只“意外入侵”的小动物所引发的。这种小动物有时是一只蜻蜓，有时是一只青蛙，更多的时候是一只飞来飞去的胡蝶……面对这只意外出现的“不速之客”，画中猫的众生相却各不相同，趴着的卧着的，跷尾的收尾的，抬腿的勾腿的，更有急不可待地伸伸出爪子作跃跃欲扑状者，令人目不暇给……众猫之睛虽然都无一例外地聚焦于“不速之客”，但眼神却各不相同，有惊喜放光的，有瞳孔紧收的，还有的则是表现出身经百战的“坦然”。 袁景伟之所以将猫画到这个份上并非偶然，这也是他长期对猫细心观察之结果。自画猫以来，袁景伟揣摩观察，速写兼之摄影，目记心追，收集了大量素材。猫之坐卧跑跳，神情习性，渐娴熟于心，真所谓“胸有成猫，呼之欲出”了。 动物画的一个难题就是动物与景的融合问题，中国历代有许多精彩生动的动物画作品，包括郎世宁、刘奎林，刘继卣父子等动物画名家在内，但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就是忽略了动物与背景之间的和谐统一，这就使得画面缺少一种自然、神秘、野逸的味道。令人欣慰的是景伟先生的猫画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拜吴门著名花鸟画家宫音先生为师。宫音先生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创作，其花鸟画融入了齐白石的纵横雄健、吴昌硕的质朴厚重、八大山人的笔简意赅，徐渭的淋漓酣畅，可谓理趣情境完美结合。尽管景伟先生的猫画不宜以大写意入景，但他却能融宫先生大写意精髓于小写意之中，其猫画背景无论是紫滕葡萄，还是飞鸟小虫都透着一种缜丽清逸之气，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当今画家大多在如何画得好上做文章，对于题字印章则不 太重视，但袁景伟则显然没有局限于此。他在画画之余，对于书法篆刻也是颇有研究。他早年曾专随张寒月习书法篆刻，并逐渐现出了自已的面孔，他的猫画配以精到的书法篆刻，因此也比寻常多了几份“看头”。如今，经过多年的潜心探索，景伟先生的艺术创作融吴门画派清隽秀逸与造型设色的自然真实于一体，逐步形成了缜丽清逸，通俗新颖，灵动洒脱的创作风格。 俗话说，画如其人。其实景伟画猫也是画自已。他说：“猫有动静睡三态，威稚灵三性。三态者以动为主，三性者以稚为最。”当笔者问他“何为稚？”时，景伟笑笑说“猫无所忧者稚者”。或许如此，景伟喜画灵动的猫快乐的猫，他笔下的猫因此千姿百态，动劲十足，给人以快乐美好的享受。其实景伟先生自已生活也如同他笔下的猫一样“忙并快乐着”。景伟先生并不是一个职业画家，打理企业每日要花去他大量的时间，艺术创作时间并不宽裕，但他却也因此较那些将画画视为生存手段的职业画家们多了一份沉着与冷静。他认认真真地画每一幅画，即便是朋友所求，也从不敷衍。我相信凭着这份对艺术的认真沉静，景伟先生的猫画世界也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在清清世界里自由徜祥:李亚光与他的艺术之路 1964年，李亚光出生于山东鱼台的一个小镇，自小喜爱绘画。漫画、速写、连环画乃至语文课本上的插图都成了他临摹的对象。高中毕业后，李亚光进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但他对绘画的热情却始终未曾消退，工作之余，画画不止。1983年，李亚光考入山大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画。大学毕业后李亚光在中央美术学院跨行进修油画，后又到文化部举办的中国画重彩高研班学习，为将来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李亚光的求学经历还算顺畅，但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却并不平坦。由于受到文革结束之初伤痕文艺影响，李亚光早年艺术创作体裁也是围绕“伤痕美术”而展开的，作品大多反映文革给人们带来的骨肉分离和心灵创伤，忧郁的调子，沉重的画面常常使他的心情感到压抑。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画了这么多年，创作时总也找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始终有一种不能将自已的心境在宣纸上尽情挥洒之憾。这也使他不得不反思起自已过往的艺术道路，开始寻找新的艺术切入点。经过一番探索，凭着书法的基础和感悟，他由工笔转向水墨，这一转向使李亚光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已的艺术之路。因为他发现，较工笔而言，写意画能更好地表达自已的艺术情怀，而儿童体裁创作也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轻松。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李亚光艺术创作的这种转向也是源于他对儿时生活的美好回忆。由于父母工作关系，李亚光小时经常到农村去玩，柳下对奕，河边垂钓、塘中嬉水、林中捉鸟……童年生活虽然并不富足，却充满了生活的乐趣。他说：“当美妙的音乐响起，毛笔在宣纸上跃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烦恼均离你而去，当画面上出现孩童与古人的时候，更是觉得自已也随之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孩子的视野是清纯的，没有污染，没有遮蔽，亦真，亦善，亦美，那里永远充溢着快乐和天真，童年如山涧的泉水清净澄澈、跳跃飞溅、时而舒缓，时而激荡，奏响的是一曲曲生命的欢歌。” 大约有着相同经历的缘故，李亚光笔下的画面也特别容易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怀念。《春困图》中当眼镜先生振振有词地盯着课本时，两个可爱的孩童却早已伏在桌上打起了盹。《捕鸟图》中一支竹签支起的竹篮旁，两只麻雀悠然地啄着稻谷，而门后手捏长线的三个小孩童正屏住呼吸等待“猎物”自投罗网。《掏鸟窝》中一个孩童在另一个孩童扶持下站在第三个孩童屁股上将手伸向低矮屋沿下的鸟窝，其场面颇有杂技之味……在艺术语言方面，李亚光也很善于用笔墨线条来表达记忆中的场景。他关于孩童体裁的作品线条用笔给人以灵动跳跃之感，色彩大多以鹅黄色为主调，这也契合了孩童稚嫩的肤色和纯真的特质，而孩童衣饰上黄绿圈圈等图案更衬出孩童活泼好动的特点。 除了儿童体裁作品外，古代高士生活也是李亚光着力表现的又一主题。他说：“山中高士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悠然的境界中表达出一种闲适的状态，显现出一个净化澄明的心灵和一种无尘的世界。鸟儿飞出了远方视野，诗人的心在清风中随闲云悠然飘去，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思体现出了一种生命的自在与精神的自由……” 其实，从孩童到高士，李亚光创作主旨都是一样的，即对生活本真与人间纯真情感的追求。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会给人以心灵的愉悦与安宁，使我们在喧闹的尘世中得到一种超然的享受。诚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孩子的世界里，在古人与山水之间尽情地享受天真、诗意与宁静，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让人们心灵在精神的家园中安然栖息。” 多年来，李亚光在自已纯真的艺术世界里享受着艺术带给他的快乐，并通过自已的笔墨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世人。其作品曾参加《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世界华人书画展》（获银奖）《第四届中国工笔画大展》《第七届中国体育美展》《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五十周年中国书画大展》等展览，先后在上海、苏州、扬州、常州等地举办个人或多人联展，多幅作品为国家美术场馆、社会团体及个人收藏。《美术》《中国书画博览》《今日中国美术》《亚洲美术》《中国文化报》《美术报》等报刊杂志也专版对其作品及艺术经历作了介绍。最近，李亚光创作的《太湖之恋》入选2012全国中国画展并获优秀奖（最高奖），该作品以重彩手法将少女青春活力以及作者对纯净自然和美好事物的向往。在成绩面前，李亚光并没有丝毫的满足，然而，他说：“艺无止境，在艺术道路上，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相信，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在不久的将来，李亚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而这个世界也会因他的努力而多了一份安宁与纯真。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程宗元与他的艺术之路 在当今吴门画坛，程宗元先生是以仕女、观音画创作而为人所知的。从《群雄大战黄天荡》《孔子造像》《观音造像》到《红楼十二钗》《姑苏十二娘》，程宗元先生以其精湛、独特的绘画艺术为新时期吴门画派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秋日的一个下午，伴着窗外绵绵秋雨，身材伟岸，很有些民国范儿的程宗元先生在自已寓所向笔者讲述了他一路走来的艺术历程，言谈举止中也透出一股静雅之气…… 顺水顺风的艺术之路 程宗元，字祥，一渊居士，妙谛斋主人，祖籍安徽太平县，1943年生于苏州。祖父在天平天国时期曾到上海经商，父亲承继祖上家业做颜料生意。程家虽以商业立家，但对文学艺术方面却一直情有独钟，伯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参与田汉、周扬等发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参与创作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名作。姑妈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天赋，曾师从张大千。笔者曾看到张大千兄弟俩在网狮园与老虎合影的一张照片，程宗元说那个骑在老虎背上的姑娘就是他的姑妈。 程宗元父亲虽是一个生意人，但也喜绘画，还收藏了不少名画。受到家庭陶，程宗元幼承庭训，五岁习字，八岁临古，周日也闭门不出，将家中收藏的字画几乎临了遍，并在绘画方面表现出不凡的天赋。程宗元在苏州市第三中学读高中时，美术老师看到他在绘画方面颇有潜力，便建议他报考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而程宗元也没有辜负老师希望，195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工艺美专中国画专业。在苏州工艺美专，程宗元系统地学习了中西美术知识，为将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程宗元从工艺美专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戏曲研究所，从事古装戏曲人物造型服饰研究。白天工作，晚上看戏，《红楼梦》等剧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服饰、神态表情，他都烂熟于心。这一时期，程宗元创作了大量舞台写生、戏曲人物速写作品，练就了深厚的素描造型功底，为日后仕女画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戏曲研究所工作了三年之后，1965年程宗元又被调到吴门画院工作。吴门画院是当苏州唯一从事传统中国画创作、出口换取外汇的单位，聚集了沈子丞、崔护、张继馨等一批大家，程宗元虚心向大学请教，其中尤以沈子丞先生对他影响最大。吴门画院当时有个裱画院，承接国内各地博物馆旧画名画的修复和装裱，汇聚了一批苏裱高手，苏州古画自不必说，全国其它地方许多古代名画也都慕名送到这里装裱，程宗元因此机缘得以观摩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唐寅明四家等历代名家大家的传世作品，沉浸在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之中。名师的教诲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程宗元绘画技艺大有长进。 与沈子丞合作《群雄大战黄天荡》 《群雄大战黄天荡》是程宗元到吴门画院后与老师沈子丞合作的巨幅作品。沈子丞原为上海画院画师，1958年调到苏州工作，擅长人物画、仕女画创作。原本在学校就已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本功的程宗元在他的指导下，在人物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吴门画院第二年，师生俩便决定创作一幅反映时代体裁的大作品，经过商议，他俩决定将当时数万名知识青年参加黄天荡填湖造田情景搬上美术舞台。为了创作这幅作品，程宗元在黄天荡住了近两个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程宗元和沈子丞完成了洋洋大观十米长卷《群雄大战黄天荡》，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枊林亲笔为这幅作品题了引首。该作中人物多达1998人，船只千余艘。人物造型准确，姿态各异，表情丰富，且人物之间既呼应唱和，又各自独立，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可谓是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鸿篇巨制。该画现藏于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除了《群雄大战黄天荡》外，程宗元还与崔护合作完成了一幅四尺整张的大作品《龙舟夺标》。该画反映的宫廷龙舟比赛的热烈场景，画中房屋楼台由崔护创作，而上千人物则由程宗元创作。该画在被选送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后便不知所终。令程宗元意想不到的是，该画在消失数十年后，2005年竟又现身北京翰海拍卖行秋拍场面，并以17。6万元价格被一买家拍走。 1975年，轻工业部委托江苏省组织画家去新疆采风，创作一批关于新疆少数民族体裁作品。省有关部门经过一番考察，从南京南通扬州苏州各选了一名画家，苏州所选这名画家便是程宗元。此次新疆之行给程宗元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新疆采风的日子里，他和另外三名画家骑马深入天山、伊黎、喀什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尽管每天骑马奔波八小时，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的，但心里感到格外充实。此次采风除了拍摄一些少数民族风情照片外，创作了大量写生作品。此次采风活动结束后，一行四人回到南京又经过一年多创作，最后将作品汇聚出版了《少数民族形象服饰丛书（五）—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并受到读者欢迎。而此前，程宗元创作的一幅反映新时代农民庆丰收体裁作品《成果》1976年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孔子造像屡获大奖 为孔子造像是程宗元艺术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并由此与孔子研究专家匡亚明先生结下了深厚友情。 那是1983年深秋时节，刚刚卸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为自已完成的《孔子评传》在省内寻找合适的插图作者，有关方面为他特地在南京苏州等地推荐了几位画家。当匡亚明和几位专家看了几位画家交上来的孔子造像后，最终决定将插图任务交给来自苏州的程宗元。因为在几位画家中，只有程宗元画出了孔子在不同年龄段不同面相， 而且画得很是传神。 插图作者确定后，匡老便精心为自已的孔子评传确定了十二幅插图体裁，涵盖了孔子从少年苦学、三十而立、杏坛育人、入仕从政、周游列国、勤奋晚年等六个重要阶段。插图内容确定后，匡老又介绍程宗元到北京、曲阜等地考察。而程宗元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孔子造像创作之中，这不仅是由于孔子是受到国人尊敬的先贤，也是由于匡老对自已的那份期待和厚爱。为了准确反映出孔子在各个不时期的造像和生活场景，程宗元除了阅读大量有关孔子著作外，还专程到孔府观摩历代孔子画像。从曲阜返苏后，程宗元闭门谢客，醖酿构思，潜心创作。在创作这十二幅工笔画像过程中，程宗元用劲柔相济的线条勾勒人物脸部轮廓，用匀称细线加密集点簇画五官、发髻；人物形体、服饰的勾写揉合了铁线描、行云流水描等技法，给人以劲带连绵，气韵生动之感。背景山峦、坡石、草木等则采用兼工带写，通过勾、染、皴、擦等技法很好地渲染场景，对画中人物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当匡老看了程宗元所画初稿后高兴地说：“孔子各年龄段形象立起来了，景场也有典型性。”匡亚明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对于画中某些细节也提出了自已的建议：“二千多年前孔子穿的衣服及用品画得有否出入，你最好请沈从文过目。他不仅是大作家，也是研究古代服饰的专家，你马上去趟北京，向他讨教一下。”程宗元于是立即带稿北上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看了程宗元带来的孔子组画很是欣赏，说：“全面否定孔子，是场悲剧。孔子是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用画笔塑造真实孔子形象很有意义。”“画上场面、景物、用品及服饰等与春秋时代基本相符，但‘三十而立’那幅孔子穿的长袍衣领与门襟相连处应为方领非圆领，‘教子图’中孔母教导少年孔子学习祭祀礼仪的‘俎豆’形状也不对……。”沈从文一边说一边还提笔画样示范。北京之行后，程宗元又根据沈从文意见对原作进行了修改。经过两年半的精心创作，反映孔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12幅插图稿终于完成了。匡亚明对程宗元创作这十二幅插图很是满意，连连称赞“画得传神，各有妙处！”，并特请著名书法家、康有为弟子萧娴为插图题字。匡老还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历来孔子的画像、塑像或是头戴冕旒的帝王，或是老态龙钟的老人，似乎孔子真的有过‘九五之尊’的高位，似乎他未经过年轻的岁月和艰苦坎坷的经历……我们的画虽然晚出，由于摆脱了汉以来儒家的束缚，因而更能表现‘孔子布衣’的精神风貌。” 1985年3月《孔子评传》由齐鲁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专家和读者一致好评，大家对其中的精美插图也是赞不绝口。后来，《孔子评传》用三国文字出版，并在香港国际书展上荣获金奖。1999年，程宗元为《孔子评传》创作的《孔子画像》组画入选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并获优秀奖。其中《布衣孔子三十而立像》还被选入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伟人经典之孔子”画像一套十二张。《孔子评传》出版后不久，远在美国的孔子研究会还致电程宗元，说是希望购买孔子组画及版权，但被程宗元婉言谢绝了。 观音造像轰动台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国外市场所而，吴门画院经常要画佛教题材作品，也正是从那时候，程宗元画起了观音。为画好观音，程宗元还潜心研究佛学知识，并由此领悟到佛学的博大和智慧，感受到难以言说激情，这从他将自已画斋取名为“妙蒂斋”不难看出。程宗元画观音不仅是当作绘画艺术，而是自我一种修炼的环节，他将画观音视为与佛对话。画观音前必先沐浴，抛却一切杂念，可谓达到至诚至净之状态。唯其如是，程宗元笔下的观音不追求视觉的冲击力，着力体现的是一种纯洁、纯净之美。神态安详，眼睛向心窝看，给人以大慈大悲、祥和安宁之感。他对人说：“画观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静下来，其它的事情都暂且抛开，不去考虑。心静达到的境界是实际也一种大美的境界，是禅的境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禅宗佛教会专程派人到大陆找人为观音画像。从北京、天津、南京一路寻来，最终经人介绍在苏州找到了程宗元，当即请程宗元为他们画了数张。令程宗元没想到的是，他为台禅宗佛教会这一画就是十二年，并且十二年间还在台举办了九次观音画展，这在海内外观音画家中还是不多见的。2002年与2003年，在台禅宗佛教会的操办下，程宗元连续两年在国父纪念馆办观音画展，观者如潮，盛况空前，台湾一些大街上也都换上了观音画展的宣传广告。当时一位竞造台中市市长的候选人还地将程宗元所画的观音制成一本红挂历，并在观音图案下面附上竞选宣言，可谓别出心裁了。除此而外，程宗元出版专辑《观世音菩萨慈悲法相》、《观音菩萨画集》在台也大受欢迎。 画观音使程宗元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另一片安静的天地。而创作观音过程中出现种种妙不可言的现象也使他感到佛学的玄妙。有一次，程宗元用瓷颜料画了一尊骨瓷观音，尚未烧制便华光闪闪。该尊观音被送入窑火后，孰料烧制设备途中出了故障，待取出烧制品后，发现整窑烧制品中只有观音完好无损，众人无不称奇，这幅作品后来在一个拍卖会被藏家以28万元竞走。 “红楼”情缘连绵不断 在当今吴门画坛，程宗元先生画仕女人物而闻名的。程宗元与戏曲人物画结缘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刚分到戏曲研究所从事古装戏曲人物造型服饰研究，晚上看戏写生，白天画舞台、服装。由于自小受到家庭熏陶，程宗元对戏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程宗元到戏曲研究所不久，苏昆剧团在昆曲专家顾顾笃璜执导下排演苏昆剧《红楼梦》，每逢排练或演出，程宗元就坐在观众席上练习速写，几乎画遍了戏中每一个主角。有时演出结束后，程宗元还跑上后台，将速写人物送给演员，演员看出无不喜出望外，大量速写也练就了程宗元扎实的造型基础。而从苏昆剧《红楼梦》到电视连续剧及电影《红楼梦》再到《红楼长卷》，程宗元也用手中那生花妙笔续写着一曲又一曲的“红楼之梦”。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32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摄制组在苏州拍摄时来到吴门画院想找人为剧中妙玉的栊翠庵里作一幅观音像。也是无巧不成书，剧组刚踏进吴门画院便一眼看中了程宗元创作的一幅《水墨观音图》。程宗元的作品就这样走进了《红楼梦》：贾宝玉在栊翠庵初见妙玉，觉着对方眉目之间的神情颇为眼熟，因而不觉往墙上的观音像多望了几眼，墙上的那幅《水墨观音图》特写镜头也随之映入观众眼帘……。 继为电视剧红楼梦创作《水墨观音图》后，程宗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为电影《红楼梦》创作了一幅《秦可卿海棠春睡图》。 二十年后，一位香港陈姓收藏家在观看电视剧《红楼梦》对片中那幅《水墨观音图》很是欣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幅作品上居然还有“吴门宗元”的落款。古代电视剧竟然出现当代画家的名字，这也算是红楼剧组当年一大疏忽了。也正是这一疏忽竟使这位收藏家按图索骥千里迢迢来到苏州找到程宗元，专门请他创作一幅长达26米反映红楼梦全貌的巨幅画作。程宗元经与这位收藏家多次研究，最后选取了包括“石头记”在内的《红楼梦》数十帧最经典的场景。在创作中程宗元运用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将这些场景巧妙地串在一起，使得故事情节与意境有机融为一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为了这幅作品，程宗元创作了整整一年时间，这也是迄今为止创作最长的一幅手卷了，香港陈姓收藏家对这幅作品自然也是视如至宝了。 庭院仕女 融古通今 《红楼梦》画仕女图使程宗元在画坛声名鹊起，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程宗元先生对仕女理解和笔墨表达也越来越成熟，并由此形成了自已独到的风格。他笔下的仕女画以水墨为主，色彩淡雅，图式简淡，给人以纯净、纯洁之美。程宗元仕女图中的仕女大多身处园林美景之中，吹萧、抚琴，静坐，观荷……人与景完美地融为一体，典雅风韵尽在其中。程宗元之所以将仕女画到这个份上，这与他的自身经历与感悟是分不开的。程宗元长期生活在园林苏州。无论是粉墙黛瓦、亭台楼阁，还是小桥流水、长廊漏窗、假山池塘……古典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空间之美和音乐感，不仅给他带来丰富的美感享受，而且在绘画图式的经营、艺术境界的创造上得到无尽的启发。著名画家冯豪对程宗元先生仕女画曾这样评论：“他的仕女画，就像一首委婉、柔情的诗，令观者神融意化。一种画家独有的情致赋予了画境之中的感觉，轻灵、淡雅、温婉、端丽，一如他的生活和艺术经历，平稳，冲和，顺畅。不过，那所谓理性的宁静。谁又能说，其中所蕴藏的那一种静谧的艺术之美不是人心所渴望的呢？” 庭院仕女是程宗元创作的重要体裁，但他并非是那种沉入其中不能自拔的画家。虽然是画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女性，但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现代东方女性的风韵，这是由于他在古装仕女画中加入现代因素缘故，着力体现的是具有东方古典气质的女性。他对笔者说：“有人说苏州女子小家碧玉，太小家子气，其实这是不对的。苏州女子优雅内敛，含蓄、高雅、文静，是典型的东方美，东方美学典型的东西就在苏州，中式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苏州特色，这种意境，这种特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令人喜欢的，苏州文化其实是有国际性的……”前两年，他为木渎旅游文化的品牌而创作的《姑苏十二娘》造型优美，准确。除了体现一以贯之的“静、雅”的画风，融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体，从而使画面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位吴娘都是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吴地妇女的典型代表，又浓缩了二千五百年吴文化精湛深厚的历史内涵。程宗元之所以能将画展办到国外并且大受欢迎，我想与他作品中这种融古通今的东方美应当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程宗元简介： 程宗元字祥，一渊居士，妙谛斋主人。1943年生于苏州。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师从沈子丞先生。擅长人物、仕女及佛画。曾任：苏州市中国画研究会秘书长，苏州市政协鹤园书画院付院长，吴门艺术馆馆长，民进苏州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付主任，台湾禅宗佛教会特聘画师。 1974年作品《成果》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78年《蔡文姬》参加六省一市肖像画展，被江苏美术馆收藏；1986年《孔子画像》组画发表于匡亚明先生著作《孔子评传》，获香港国际图书展金奖，三国文字出版；1993年在美国举办“苏州四人画展”，并应邀入选美洲“亚洲艺术学会”第十届国际艺术家联展；《仕女图》入选韩国’98世界美术大展，被韩国碑林园收藏；《此时无声》入选江苏书画精品展，被香港政府收藏；《昭君出塞》、《西施》等作品参加全国性美展；1999年《孔子组画》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书画大展获优秀奖；1994年以来，先后在台湾举办7次个人画展。26米《红楼梦》长卷以及不少作品为海内外人士和政府以及艺术机构收藏。出版专集有《程宗元画集》、《“江南”中国画名家精粹•；；。程宗元》（古吴轩出版社）等多种。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贺野与他的艺术人生 画苏州第一面国旗，出任苏州第一届美协主席，创办苏州第一所民办美术学校，撰写第一部《苏州美术史》……能在苏州创下如此多的第一，这在新中国苏州文艺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创造这些第一的主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在它的背后又蕴含着那些鲜人为知的故事呢？秋日的一个下午，伴着窗外和煦的阳光，八十四岁高龄的贺野先生在自已的寓所向我讲叙了他那充满传奇的人生历程…… 穷孩子走上革命路 贺野，原名李国庄，1927年生于江苏阜东县（今滨海县）东坎镇的一个佣工家庭，全家就靠父亲在油坊烧饭的工钱艰难度日。贺野从小喜爱绘画，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纸笔，随母亲到乡下地主田里拾庄稼时，他就用瓦片在沙滩上画平时看到的“天官赐福”一类的画，引来人们的围观和赞叹。该是上学的时候了，父母又省吃俭用将贺野送到学校去读书。由于贺野天资聪颖，此前又随外祖父读过一些私塾，一上学就读四年级，各门功课都很不错，语文、绘画尤佳。当时课堂里要挂孙中山画像，老师画不来，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买，美术老师就让贺野画了一张挂在了教室。尽管贺野在学校表现优异，但只读了一年半便终因家中负担不起学费而辍学了。14岁那年，县里来了八路军，一位八路军干部见贺野能写会画，就要他去当地小学校当教师。“我小学都没毕业能当小学教师么？”贺野开始有些顾虑，但最终在这位干部的鼓励下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事实上，贺野在小学教师岗位上干得很是出色。在教学之余，他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绘抗日救国宣传画，用石灰、红土、锅底灰在墙上写“打倒日本侵略者”“减租减息”“三三制”之类的宣传大标语，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忙碌。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年多时间，1943年日军对淮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奉命转移它处。八路军走了，贺野便躲在家里画一些《公孙大娘舞剑》之类的画。一次，汉奸特工队来在贺野绘画本中发现记有日本下乡扫荡的日期，便认定他是八路军留下的探子，将他抓到日军牢里，打得头破血流。“救儿斗虎，跪啜抢天呼”儿子被抓，心急如焚的母亲长街跪哭，又东拼西凑弄了一点钱买通翻译，终将儿子从虎口救了回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人民内战，贺野加入县文工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配合武工队到游击区搞宣传。有一次，一颗炸弹呼啸而至落在了贺野身边，幸好这家伙是个哑弹，贺野方捡回一命。由于贺野工作出色，不久调任阜东县（今滨海县）文协主任，并主编《阜东画报》《盐阜画报》，这一时期，贺野创作了“活捉王耀武”“莱抚大捷”大量反映苏北解放战争的作品，及时地将各战场胜利捷报传给老百姓们，为苏北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已的贡献。 苏北解放后，1949年4月26日，贺野与凡一、陆文夫、滕风章等一批文人随军南下到苏州， 并被安排到军管会文教部工作，从此与苏州结下不解之缘。 画苏州第一面国旗 贺野南下苏州时，正逢《新苏州报》创刊，因报社缺少画画人手，贺野便前去“救急”，一口气为创刊号创作了独幅画一幅、报花三帧、连环画四幅。在此后三年时间里，贺野为该报画了数百幅作品，其中包括《女英雄刘虎臣》等连环画，他的作品有时占据了整个版面。贺野绘画作品也大多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而作，如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由于契合时代，视角独特而受到读者欢迎。1949年6月19日，创刊不到一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贺野的一幅漫画“毫不留情打碎它！”，画面上一只写有“人民力量”的铁拳毫不留情地砸向一块“捣乱市场，银元投机”的牌子，两个面相丑恶的奸商和特工在人民的铁拳面前魂飞魄散，充分反映了党砸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的决心和勇气。他创作的线描组画《土改后的新农村》被《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苏南日报》《苏南教育》等刊载。上海《文汇报》《解放漫画选》等报刊也经常刊载他的作品。除了为《新苏州报》创作美术作品外，贺野还为该报做了一个名为“人民美术”的专栏。该专栏发表了许多名家作品，如黄养辉的《川黔铁路写生》，徐近慧的《天平山石工》等，苏州名家余彤甫、张晋、费新我等也竞相在该专栏发表作品，成为苏州美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不过，谈起在苏州的日子，贺野最为乐道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亲手画的苏州第一国旗了。 那还是1949年9月28日，忙活了一天的贺野刚回到宿舍突然接到《新苏州报》一个通知，要他立即来报社说是有急事要做。当贺野匆匆赶到报社时，报社领导拿出一封电报对他说：这是新华社发来关于新中国成立国旗式样的电文说明，你马上按电文把它画出来，明天就要见报。听说要画新中国国旗，贺野十分激动，可一看到电文描述，他又傻了眼：电文中画线的专业图术语对于他这个小学只学到分数加减法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一般。情急之下，他只好用纸叠线折来计算图案的尺度。画完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这份“令人激动”的作业交了上去。第二天《新苏州报》便刊出了贺野画的苏州第一面国旗。当贺野找来当天大报，看到自已所画国旗与大报刊出的国旗除了几根虚线外竟毫无二致，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苏州人民能从我手中第一次看到国旗，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直到现在，每每对人提及此事，贺野还是激动不已。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大喜日子，《新苏州报》又发表了贺野创作的一幅人民在国旗前欢呼新中国成立的作品。 出任苏州第一届苏州美协主席 为了团结广大美术工作者，促进美术事业发展。1951年5月，苏州市成立了苏州历史上第一个美术家协会——苏州美术工作者协会。当时苏州美术界包括留法艺术耆宿黄觉寺、蒋仁等在内美术大家并不少。然而在推选美协主席时，大家一致将票投给了贺野这个来苏不到两年，言语不通还略带口吃的小青年。其实，贺野能当选苏州第一届美协主席（黄觉寺、蒋仁为副主席），这不仅是大家对他人品画品的肯定，也是希望苏州美术事业能在这位工作热情、思想觉悟高并有丰富文化行政工作经验的小青年带领下走出低谷，再创辉煌。而贺野也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走马上任，贺野便立即投入了抢救民间工艺，振兴苏州美术事业的繁忙工作之中。 苏绣是苏州传统民间工艺的一张名片。然而，经过数十年战乱，这朵民间工艺的奇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却面临凋谢的困境，许多苏绣艺人或流落乡间，或帮人家洗衣服为生。如何使苏绣这朵民间工艺的奇葩在新时代摆脱困境重放异彩呢？正当贺野为此费神时，恰好当时文化部要苏州有关部门复制一幅上有多种禽鸟的古代刺绣作品作为周总理出访国礼赠送某国。这不正是重振苏绣的好机会么？贺野闻之消息兴奋不已。领受任务后，他和顾公硕等人几经努力在坊间找到任慧娴、周巽先、李娥瑛、朱风等一批苏绣艺人，并将她们召集在一起。能重新拿起心爱的绣针，艺人们自然也是兴奋不已。经过一番日夜奋战，新中国第一件苏绣国礼复制品终于在她们手中完成了。随后，贺野又和绣娘们一起将礼品送到北京。文化部和美协对此也十分重视，特将苏绣复制品与其它省送来的礼品举行展览，文化部部长郑振铎、社会名流叶绰等也前来观摩，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协郁风等领导还在北京全聚德举行宴会为贺野一行接风。复制国礼的成功对贺野和刺绣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回苏后，他们在史家巷成立了刺绣工厂，进行绣品的试制和研究，新中国苏绣由此走上了正规发展之路。 在“安顿”好刺绣后，贺野又为苏州民间工艺的另一瑰宝缂丝忙开了。当时，缂丝在苏州古城已经失传。为了抢救这门古老的民间工艺，贺野和顾公硕一起到陆墓找到缂丝艺人沈金水，并将其请回苏州开设缂丝作坊，还为他介绍了一位徒弟。于是，像苏绣一样，缂丝这门古老的民间工艺在新时代又开始焕发出新的光彩，而沈金水当年所带的那位徒弟王金山如今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了。 桃花坞木刻年画是苏州又一张名片。1951年，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贺野决定出一套太平天国的木刻年画。当时苏州画人物的还不多，贺野从苏州美专请来陈志华、吴钟英、徐近慧、陆国英，徐绍青、费新我、陈涓隐、沈冠奋等参与创作，顾公硕也请来老刻工负责刻板。由于当时经费紧张，为了省钱，他们用厚纸板雕代替色版，用廉价的宣纸拓印。虽然材料不是很好，但经大家精心制作，印出的一百套给人感觉还是相当精美的。为了进一步宣传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久，贺野与上海美协合作在苏州百货商场举办桃花坞木刻年画展，参展的这套太平天国年画受到了好评，随后，该展移至上海、无锡，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中国成立之初，贺野为抢救苏州民间工艺，振兴苏州美术事业做了很多工作，苏州美术事业也有了很大起色。为了检阅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美术成就，1965年五一前夕，时任苏州市委书记柳林委托宣传部副部长张泽明搞一次五一美展。美展的筹备工作自然也非美协莫属。为了办好这次画展，身为美协主席的贺野为此遍访老画家，发掘美术新人，并经多方努力，组织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贺野对这次美展的成功也充满了期待。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正式开展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去北京成立文革小组途径苏州时观看美展作品，并了解苏州美术创作情况。这一看不打紧，苏绣、年画……苏州众多的传统工艺在这位文化大员眼中立马变成了“封资修”而遭到禁锢的命运。张春桥走后，苏州市委便立即派出了一个工作组，作为宣扬“封资修”的美协主席，贺野自然也是厄运难当，被整得家破人亡，他本人也被流放到农场与牛为伍。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每每回忆起当初为了振兴苏州美术而奔走的一幕幕，看到如今苏州工艺美术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他感到自已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创办苏州第一所工艺美术学校 贺野在美协主席任上，经过几年奔波，苏州美术事业也逐渐走上正规。自已的工作也不象以前那么紧张了。该是好好画画的时候了，在选择创作方向时，贺野将目光投向了油画。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已的选择时这样写道：我出任解放后苏州第一任美协主席“不过是沾了从老解放区来的美术干部的光，我只是小学都未读完，刚学画的什么都不懂的小青年而已。时代变了，我只有从头学起。这时我看到达•；；芬奇、拉菲尔《圣母子》、替湘《傅罗拉》（花神）等作品，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明亮而美丽的摄人魂魄的艺术世界，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决定以油画艺术作为终生追求。”文字虽然透着谦虚，但贺野对油画的执着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先是到江苏师范学院绘画制图系学油画，并拜老油画家乌叔养为师。也是天随人愿，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办干部班。1955年，经过考试，贺野如愿以偿插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二年级学习。在学校，贺野系统学习中西美术理论与技法，为将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萌芽》杂志还刊出了他为鲁迅小说《药》创作的四幅插图（当时贺野一共画了八幅），该插图经由画家、诗人芦芒推荐被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1958年，贺野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毕业后回到苏州工作。 贺野回苏后本想在油画天地里大干一番，不料组织上交给他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创办一所民办美中。当时苏州美术教育几乎处于一片空白。没有教室，没有师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贺野是那种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干好的人。为办好民办美中，他东奔西走，忙得不亦乐乎。民办美中校址选在曲园，他在曲园大厅里搭上几块门板，又找来一些素描架子，还有几个小石膏，学校“硬件”算是到位了。随后，他请来著名画家吴养木教国画，自已教油画，又请几个人来教语文及绘画理论课。解放后苏州美术史上第一所民办美术学校就这样仓促上马了。 继民办美中之后，贺野又以教务科长身份创办了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杨明义、余克危、刘振夏、马伯乐、江淳等当今一批活跃在美术界的画家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1960年贺野被任命为工艺美专副校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贺野调往苏州丝绸工学院美术系。 贺野为了美术教育事业可谓费尽心血，许多朋友见状都劝他放下行政，多画些画。好友亚明鉴于贺野的绘画潜力也多次规劝：“你无论如何总要画，不管画什么，总是要画才好。”贺野感谢朋友的一番好意，但他内心却怎么也放不下搞美术教育的念想。而每每看到从自已所办学校走出的学生一个个茁壮成才，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安知海阔天地宽，春兰秋蕙”。 苏州探索现代画风第一人 自美院毕业重返苏州，贺野虽然忙于美术教育，但每每空余，他总是不忘画上几笔。贺野当年在美术学院学习时就立下将来当一名油画家的志向，后到苏州办教育念念不忘的也是油画。然而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他虽然一手创办了工艺美校，但由于上级领导的偏见，工艺美术只重工艺不重美术，更不用说作为外来的油画了。文革后，他调到苏州丝绸工学院任美术系主任后，由于油画在工艺美术专业也没有一席之地。一心画油画的贺野无奈之下，只得转向素描和水粉创作与教学。这一时期，贺野常带学校到苏杭两地写生，创作了大量写生稿。他回忆当时情形时说：“记得当时常常后跟几位同学，手持画具，背着水壶和装作中饭的挎包，准备干上一天。可常常不多时光，受不了大饼油条香味的袭击，免不了提前开饭。到了中午饥饿与炎热双双袭来，烈日横空，用衣服裹头，眯上眼睛，透过汗帘来追寻眼前的色彩。这段时光使人终身难忘。”贺野的写生画里没有姑苏桥影，也没有西湖的晨钟幕鼓，大多是些偏僻田野、河湾和角落。虽然没有恢宏的大场景大气势，却也显得别致，观后使人心灵得到抚慰和安静。2009年，贺野将当时创作的这些写生水粉画配以文字说明集成《江南忆画》出版，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记忆。 在丝绸工学院工作几年后，贺野又被上级派到省委党校学习。脱去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贺野一下子感到轻松许多，他那久蕴藏在心灵深处的油画梦又被激活了。他决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进行油画创作。怎奈到了党校方知道这只不过是自已的一厢情愿。虽然党校领导对他是“格外照顾”，破例准许他在床前小桌练字画画，还提供纸墨笔砚。但油画需要大空间，眼前这“方寸天地”实在是施展不开油画的梦想，无奈之下，贺野只得改练书法和国画。 党校归来后，上级准备调贺野去市委党校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贺野最终没有去。1987年贺野从丝绸工学院离休了，离休后的贺野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上，斗室之中，画幅翻飞，他也是乐得其中。贺野是那种勤于思考的画家，在思考中画画，在画画中思考，时间一长，他的国画便也有了自已的面孔。 他的作品注重视觉审美意象的生成，线条凝练，气韵生动，其章法布局也在求形的基础上，趋向于神态与意境。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花卉，其笔墨品性呈现出不假修饰的拙朴稚趣，有着洒脱的笔墨品性和艺术审美境界。其实，贺野笔墨特性所展现的粗犷奔放之美，又何尝不是他崇尚天真自然生命价值之体现呢？ 在国画创作实践中，贺野还对现代美术进行探索性研究。1987年7月贺野在《美术》杂志发表《现代美术启示录》一文，对现代国画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反思，开国画改革之先声，被誉为苏州国画家中“探索现代画风第一人”。他撰写的《现代美术形成史》也获得行家好评。除此而外，贺野对吴门画派也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著有《吴门画派研究》《再说吴门画派》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贺野新近完成了25万字，300幅插图的《苏州美术史》对苏州几千年来的美术发展和定位进行了探讨，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专家称其是苏州美术史上“具有抢救性、史实性、贯通性，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之作。” 耄耋之年终圆“油画梦” 画油画，毫无拘束地画油画是贺野艺术生涯中始终不能释怀的一个梦。而命运又偏偏总是与他捉迷藏似的使他的这一梦想不能成真。尽管长期在美校从事行政与教学，他的工作偏偏又与油画无缘。尽管如此，贺野还是时不时地忙里偷闲，画它几幅。在工艺美专他创作了《苏州解放》巨幅油画和《忠王李秀成》等；在丝绸工学院他创作的一幅《静物》油画还曾入选华东六省一市油画巡回展。他的水粉彩画中透出一股浓浓的油画味也缘于此，他说“学校不开油画课，我是系主任，也只能配合教学画素描和水粉，水粉画了不少，我是把它当作油画来画的，可说是聊胜于无罢。” 离休以后，贺野虽然将大部地间花在了国画创作与研究上，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油画梦却并未因此泯灭。2005年到2008年，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他在搁置油画近五十年后又重新燃起了油画兴致，并凭着过人的勤奋，四年间竟画了160多幅油画。有人问他在这么短时间内画了如此多的精品油画时，贺野笑笑说：“这完全是时代的召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脚下似乎在震动，大地似乎在摇晃，火山似乎在喷发，不过喷出的不是岩浆，而是炽热的激情，使天宇中布满吉羽鲜花。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现在正经历伟大的复兴。我们这些生于忧患又欣逢盛世的人，更从心窝感到激动……我四周似乎忽然成为全新的、沸腾的世界，一切仿佛是从地下突然涌现，使人觉得不是真的，可确又是真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制度，我怎么不加以歌颂？环顾西方世界在他们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留下多少美无伦比的油画？而描写黄肤黑发、东方景色的油画又能有多少？我总算是经过油画教育的人，焉能不尽自已绵薄之力？再说那曾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油画，‘蓦然回首’现在不是在‘灯火阑珊处’等我吗？”“我要用油画吹响讴歌生活的号角，至于画得如何，那是次要的” “那怕是声音嘶哑，但它总是一个文艺老兵对这伟大时代的真诚颂歌。”也正是出于此种情怀，贺野的油画作品无论是静物还是风景恬静中透着勃勃生机，有人评论说：贺野的油画“色彩好，不象一个老人画的。” 画了一百多幅油画，出了《贺野油画集》。贺野实现了他的油画梦，心也释然多了。他在出版的油画集前言中自称是“八十岁学吹鼓手” “尽管是微音袅袅，甚至还‘呕哑嘲晰难为听’，也是‘吹’出来了，则在下于愿足矣，夫复何求？” 晚年的贺野在用国画油画来表达自已心中对祖国和家乡情感时，还用诗词来抒发自已的情怀。如同油画创作一样，他的诗词也是心中激情奔涌而出的时代颂歌，仅在2008年，他就一口气写了86首词，17首诗，并集成出版了《08苏州词》。年愈八十的贺老用诗词和色彩将自已的晚年涂抹的绚丽多彩。 采访完贺野先生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的光景了，走出贺老寓所，抬眼西望，但见彩霞满天，远近高高低低的高楼和树木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夕阳无限好，何愁近黄昏”“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此情此景，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叶帅的两句诗来，叶帅这两句诗其实不也正是贺野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么？我衷心祝愿贺老健康长寿，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袁成亮2012年春写于苏州盘门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施文潮先生与他的艺术之路 1927年7月11，施文潮出生于苏州一个职员家庭，自小喜爱绘画，从小学到中学，他创作的美术作品经常见诸报刊，学校的宣传栏也不少了他的手笔。1947年，在金城银行工作的父亲奉调上海，刚从中学毕业的施文潮也随父来到上海，在一家银行谋了一份工作。 1952年，施文潮响应金融界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千里迢迢从大上海来到陕西朝邑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尽管在银行工作多年，但施文潮对于绘画的热情却一直不曾减少，工作之余绘画不止。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专门从事自已心爱的绘画，或是与绘画相关的工作。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54年，施文潮所在地区在当年全国高考中分得三个名额，其中银行就占了一个。施文潮得知这一消息，很是兴奋，当即决定去碰碰运气。由于平时工作出色，单位领导也很是支持。在选报志愿时，施文潮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术专业。但父亲对他的选择很不以为然。父亲的想法也很现实，就是要儿子报考金融专业。在父亲看来，施文潮本来从事的就是金融工作，学金融将来发展余地会更大。而且，搞美术也不象金融那样收入高，生活有保障。好在父亲还是比较开明的，施文潮最终如愿以偿地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班，并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施文潮一家八个兄弟姐妹有七个考上大学，轰动一时。至今，施文潮每每对人谈起这事，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他说：“是人民政府给了我深造的机会，我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出了七个大学生，这在当时非常轰动。”施文潮也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深造机会，在美术学院求学的几年里，在徐悲鸿、吴作人等师长的教诲下，施文潮潜心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的研究，其绘画理论和绘画技艺大有长进。为将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施文潮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选择，当时施文潮妻子曹素珏在苏州工作，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他会回到苏州与家人团聚。然而，施文潮却出人意料地又一次选择了回大西北工作，成为西北师范大学一名美术教师，从此开始了与妻子长达三十年的分居生活。其实，施文潮的选择在当时也并不鲜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共同理想和责任。 施文潮选择了大西北，大西北也以其宽广胸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施文潮以丰厚的艺术回报。施文潮来到西北师范大学后担任美术系主任吕斯白先生助教。吕斯白先生与徐悲鸿是同学，在油画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对施文潮这个学生也很是欣赏，在创作方面给了他很多的指导。施文潮也很是勤奋，在随吕斯白先生带学生外出写生时，他一边指导学生，一边写生，创作了大量的写生稿，从大自然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他以后的创作体裁几乎都是从写生得来的。 敦煌壁画是祖国的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也是施文潮常去临摹写生的地方，最长一次达四个月之久。久而久之，他与常书鸿先生成了要好的朋友，常书鸿儿子也很喜欢绘画，后来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成了施文潮的学生。常先生对施文潮也很是信任，甚至将洞窟钥匙交给他，任他随意进出。施文潮得此便利临摹了大量壁画，从中吸取了丰富营养。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临摹作品在文革都遗失了。 施文潮的创作以水彩画为主，出版著作有《施文潮水彩画专集》等。他的水彩画创作体裁除了水彩静物外，大多为反映西北民俗民风的场景，具有浓郁的西北风情。这自然也与他在大西北数十年生活体验是密切相关的。施文潮先生的作品构图简洁，用色大胆肯定，色彩统一。其实，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大胆肯定”也是源于他那扎实的基本功，尤其是深厚的素描功底。 施文潮在创作中非常注重自然与心的交融，每每落笔之前对创作对象总要细细观察品味，他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中提炼出“不寻常”的风景来，作品画面生动，耐看，这也可以说是他“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理念的外在体现。 作为一名美术教师，施文潮在教学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施文潮在教学方面也很是认真，由于方法得当，指导有方，耕耘数十年，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有许多在美、法、英等国工作。每每收到学生寄来的那一叠叠信件，看到学生事业有成，施文潮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1987年施文潮退休后回到苏州与妻子团聚，其时正值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美术系筹建，施文潮便应邀担任该系美术教师。教学之余，他还积极参与苏州市美术工作，为家乡的美术事业贡献着自已的一份力量。而他曾经工作过的西北师范大学也没有忘记这位对学校美术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教授。2012年6月，学校邀请施文潮参加了西北师范大学成立110周年，美术学院还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学校为施文潮等10位退休老师举办的“退休教授美术联展”也成为这次校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历尽贫寒吐芳菲—记刘苏与她的绘画艺术之路 吴门女画家刘苏虽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性格中却有一股北方人的豪爽和坦诚，腕底笔墨也是那么的酣畅淋漓，“没有女儿态，却有丈夫气”。在画坛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这位女画家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艺术之路？秋日的一个下午，伴着窗外和煦的阳光，刘苏向笔者讲述了自已那充满坎坷的艺术人生…… 一 1948年刘苏出生于苏州一个职员家庭，在税务部门工作的父亲对于儿女教育也是很重视。刘苏初三毕业时，考虑到家庭经济负担，母亲希望女儿报考免学费并且还有补贴的新苏师范学校，但西北联大财会专业毕业的父亲希望女儿也像自己一样读大学，最终刘苏如父所愿考上了苏州市第三中学。正当刘苏为自己的“大学梦”而努力时，文革爆发了。1968年，伴着上山下乡的浪潮，刘苏来到昆山张浦公社插队落户。乡下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有美好的回忆。下乡第二年，刘苏便收获了她的爱情，与同队知青张大苏喜结良缘。说来张大苏也是市三中毕业的，比刘苏高一年级，两人一起也算是一种缘分了。而这种缘分不仅使刘苏有了人生的归宿感，同时也使她逐步走上了一条绘画艺术之路。 那还是1971年初，张大苏和刘苏夫妇俩到宜兴林场（当时的常州市五七干校设在此地）去看望正在这里“下放劳动”的舅舅眭关荣和舅母戴孟清。舅舅曾是最早筹建江苏省国画院的中国人物画家，此时正在为林场承接一批外销油画加工活而忙碌着。两位老人看到小夫妻生活如此艰辛，刘苏身体又不太好，就建议他们学画画来养家糊口。在舅舅、舅母的指导下，小夫妻俩就这样在林场里开始了他们的艺术生涯，不久就承接了常州美术公司的一批外发加工油画。几个月后又经舅舅的好友、著名画家孙君良先生的介绍，在苏州装璜设计公司接到了油画加工活。这不仅让刘苏小家庭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使她从此爱上了艺术，人生也有了新的追求目标。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其实，刘苏之所以走了绘画艺术之路也是得益于小时家庭的薰陶。刘苏祖籍山东诸城，系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的第十三代世孙。受家风影响，刘苏父亲爱好书法，尤喜临魏碑，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厂里的同事、家纺邻居都会登门求春联。在家庭的熏陶下，刘苏自小喜爱写字绘画，并且对色彩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丈夫张大苏在学生时代在绘画方面就表现出不凡的天赋，在文革中及下乡之后，很多伟人像均出自他的笔底。那时能接到苏州的油画外发加工很不容易，夫妻俩非常珍惜，抓紧一切时间边学边画，每天天一亮就将各种木板依墙而排，将油画布逐一钉在板上，一个构图，一个铺色。东边的光线不好了就移到西墙下。画板跟着太阳搬，就连两岁多的女儿手中也拿了一支笔和调色板也跟他俩着转，在“特别”的纸板上涂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小夫妻俩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外发任务，得到了一笔当时算是比较非常丰厚的报酬，不仅还清了欠生产队的“透支”款，还剩余十几元，而这剩余的这点钱已可以让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好婆和女儿吃一次肉、做一件衣了。时至今日，每每讲起这件事，夫妻俩心中对当时在苏州装璜设计公司的老师和朋友们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正是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包括尽可提供一些作画的笔和颜料，才让刘苏夫妇顺利的完成了一批一批加工任务，这也更坚定了刘苏走艺术之路的信心。 在做油画外发加工同时，刘苏夫妇还做起艺术设计的活儿，并且在所插队的张浦公社已小有“名气”，镇上的店铺、旅馆、药店都请他们去搞橱窗的装璜设计，天一亮就赶十几里路去张浦镇，天黑才赶回家，当时几乎所有的店铺都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后来油画外发加工的活没有了，由于苏州的工艺美术系统有国画外发加工，刘苏便决定“转行”画国画。在舅妈戴孟清的指导下，从工笔人物的衣折线条开始，刘苏只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就开始承接国画外发了，这也使得民间工艺厂的许多老画家对她刮目相看。当时，丈夫张大苏已先期返苏工作，在他的师傅贾惠玲热心帮助下，刘苏拜程宗元先生为师，开始在吴门画苑画工笔人物外发。程宗元先生为人低调、谦和，教画特别耐心，从人物画的开相到画面背景的配置，都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技巧和经验传授给刘苏。人物画外发活儿做完了，刘苏又开始画工笔花鸟画，并得到著名画家崔护、朱欣生认真的指导。刘苏每次交画时，他们都会仔细的予以点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刘苏的工笔人物画、花鸟画的技术有了较大的长进。 二 1979年3月，刘苏随着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苏州被分配到园林局所属的园林修建队。园林修建是个力气活，整日和砖瓦、泥土打交道，身体瘦弱、又有腿伤的刘苏为此苦恼不已，当得知园林局因工作需要招聘美工，喜爱美术的她决定去考美工。最终，刘苏凭着一件《黛玉葬花》小插屏从六、七个应试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园林局一名美工。一番培训后，她被分配到留园从事古典园林厅堂陈设恢复工作。园林厅堂陈设恢复涉及书法、绘画、楹联、家具、布置等多方面的知识，这对尚未入门的刘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尽快适应新角色，刘苏虚心向专家请教，老书画家楼浩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楼浩白先生是苏州市三中的语文教师，诗书画印皆擅，对历代诗词、楹联更是烂熟于心，每当遇到园林诗词、楹联方面的问题，刘苏都要前去请教。楼老也是尽心为刘苏解惑，还亲自指导刘苏绘画，内容涉及猫、杜鹃、册页等多个方面，练习书法也成了刘苏每日必修之课。除了向老书画家请教以外，刘苏还遍摹吴昌硕、潘天寿、赵之谦、任佰年等名家之画，从传统中吸取营养，从而绘画技艺不断长进。 当时，虎丘致爽阁需布置一幅六尺大画《红梅图》，美工负责人想让刘苏来完成这个任务，情急之下，刘苏又找到了恩师楼浩白先生，楼老鼓励她说：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来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工作之余，刘苏都要如约来到楼老家。楼老全家三代当时挤在三十平方米的小室里，房间既要会客，又是卧房兼工作室。当时已是六十岁的楼老，身体又不好，只能蹲伏在地上画，为此常常累得腰酸背疼，但依然“乐此不彼”，楼老这种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刘苏很是感动。有一次，在与楼老约好画画的时间里，刘苏却因故未能前往，当时没有电话，楼老为此专门等了一天，其对艺术的严谨和认真的态度，给刘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红梅图》按时完成，并悬挂在虎丘致爽阁墙面，这幅《红梅图》成了刘苏的珍藏。现在每当刘苏看到这幅《红梅图》，就会想起与恩师楼老一起创作的日日夜夜，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在文化积淀深厚的苏州古典园林内当美工，刘苏深感自己的文化内涵不够，却又为自己感到幸运，在园林可从古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在研究园林陈设的同时，又能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只有努力工作，刻苦学习，才能挑起园林陈设的担子。就这样，刘苏在工作中刻苦钻研，在努力中不断提高。后来刘苏走上了管理岗位，先后担任狮子林、大公园、网师园等单位的行政管理工作。几十年来，尽管工作繁忙，但刘苏从未放下手中的那支笔，白天工作，晚上画画。为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她不但参加了中山业余学校花鸟班的学习，更抓紧一切时间向绘画老师们学习。特别拜著名花鸟画家张继馨先生为师后的这一段时间也是刘苏受益最大、技艺提高最快、领悟人生哲理最透彻的阶段。张继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为人慈祥、却又勤奋拚搏的老师。这位在国内画坛上有着相当名望的老师，要刘苏象他一样“与画桌拼命”，对刘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每次去先生家时，张老总会拿出十张画让她带回家临摹，还亲自教授中国画用笔、用色及章法之理。张老一再告诉刘苏，“做人要老实，但画画要滑头”，画画 “用色要巧，虚实相依、横冲直撞、游刃有余”，张老的这些教导使刘苏对中国画的理解得到升华。在张老的精心教导下，刘苏的作品多次参加了全国、省、市书画展，并多次获奖，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2012年10月国画“硕果累累”在第二届中华女性书画摄影大展中获优秀奖。如今，为人谦和、豪爽的刘苏已是江苏省美协会员，苏州市女书画家协会副会长，苏州平江区美协副主席，金阊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平江书画院副院长，江南画院副院长。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刘苏在艺术道路上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她创作的写意花鸟独具风格，她将书法用笔用作画中，作品构图饱满，稳健中有粗犷，细腻处显厚重。画面有北方人的豪迈大气，又有南派细致精到，犹以水墨牡丹见长。刘苏的作品用色典雅，或许是学过油画的缘故，她的作品很讲究虚实和光线的运用，这也使得她笔下的牡丹有极强的动感和“媚感”，以致有人以“刘牡丹”来称之。著名书画家尤玉淇先生，也称赞刘苏笔下的牡丹“墨色浓淡干湿，笔底轻重徐疾，一洗尘俗之气，真是别具风韵”，1992年5月，刘苏创作的一幅水墨牡丹作品在苏州市名人画廊大奖赛中获一等奖。 “腕底笔墨酣畅，淋漓尽致，没有女儿态，却有丈夫气。”刘苏虽然生长于苏州，自小受到吴门温润典雅文化的熏陶，但性格中仍有着北方人的大气。记得有句歌词是这样描写牡丹的：“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其实，刘苏笔下那历尽贫寒吐芬芳的牡丹又何尝不是她本人的真实写照呢？ 采访结束，当笔者问刘苏有什么打算时，刘苏说：“大多数游人看园林只注重看景色，其实，古典园林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在园林干了几十年，对园林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墙角的一枝梅，还是瓦楞上的一颗草，都能带给我创作的灵感，真所谓细微之处见精神，今后我要用自己的艺术语言画出自已对园林的情思意趣……”我相信，凭着刘苏对艺术的这股韧性和勤奋，在不远的将来，她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而苏州的园林，也会因她的努力多了一份精彩。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