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丫》 第三章 第五节 ——父亲死后，我发现雷文国越来越浅薄，早先装的那点知识分子样子早已荡然无存。 我不是才女但是，我喜欢舞文弄墨。 我写过诗——新诗、旧诗；写过散文——抒情的、咏物的、叙事的；写过杂谈——随笔、言论、杂文；写过小说——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如果把写过的稿纸垒起来，也足有一米之高。可想而知，文章写了不少，但见诸报端刊尾的却寥若晨星。即便偶尔发表的也不过是“豆腐块”文章。 一次应邀参加“马陵之春”文学青年笔会，有幸结识了《马陵日报》的副刊编辑穆易和文联副主席何苦。经他们指点，在秋湖小学教书期间，我竟在《马陵日报》上发表十多篇散文。其中《人生风景谈》还获得省副刊协会优秀作品奖。——当然，那是穆易老师极力推荐的。其间，《马陵作家报》还用五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我的中篇小说《还我一个吻》。 这篇小说主要是描写一对农村青年男女裘实和孟菲的爱情故事。裘实和孟菲是村邻。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从小学到高中，他们都是同学同班同座位。后来双双考取大学，只因无钱，都没圆大学的梦。裘实一家三口：生病的父亲、上学的妹妹；孟菲也是一家三口：年迈的奶奶，患病的哥哥，父母早已病故。为了挑起家庭重担，他们不得不打工。年轻漂亮的孟菲被副镇长家招去当保姆，裘实则南下广州，寻找生活出路。两人分手时，伤心的孟菲送给流泪的裘实一个甜甜的亲吻。这是他们相亲相爱多年的第一次接触。望着渐渐消逝的忧伤的孟菲身影，裘实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得人模人样的回来把孟菲娶到家中。 裘实一去五年没有消息。 孟菲遭到副镇长强奸后，屈于淫威和生计，被迫嫁给丧偶且有两个孩子的副镇长。副镇长曾答应，一旦结婚，他就包给孟菲的哥哥治好病。婚后，的确也帮助治疗一时期，后来，渐渐不再问事。为此，两人常争吵。尤其是副镇长把“野鸡”带回家时，孟菲更是无法容忍这个本来就不爱的男人，于是提出离婚。一个弱小的女子，想同副镇长抗衡，其命运可想而知。副镇长白天揍她、骂她，夜里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摧残她。她是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几次想自杀，但一想到奶奶，想到哥哥，她便忍了，最后，她只有寻求法律保护。她找过妇联，找过人大，找过法院，但是，一次次找，一次次失败。正在她走投无路时，裘实回来了。 裘实虽不是腰缠万贯，但也是衣锦还乡。 凭着诚实、凭着善良、凭着精明、凭着能干，裘实在打工期间，得到年轻女老板的赏识，甚至痴爱。尽管如此，他始终爱着孟菲，并一定要和孟菲结婚。女老板看他这样痴情、这样忠贞，更加尊重他，就让他回家结婚。 裘实回家后，得知孟菲的情况，非常难过。但爱她的心仍不悔改。他对孟菲说，只要她愿意回到他的身边，那么他的爱情之门，永远对她敞开。他再次发誓：非孟菲不娶，哪怕一辈子打光棍。 孟菲不愿见到裘实。一来，她认为自己这种不干净的身子不配和裘实相爱，二来，她怕副镇长加害裘实。但是，拗不过裘实的多次相求，再加上那深藏心底多年的爱情逼得她不能不和裘实相见。 不管裘实如何真情，孟菲死也不答应和裘实结合。别说副镇长还不同意离婚，就是同意，她也不会嫁给裘实，除非让她死。裘实看她态度如此坚定，话说得如此之死，非常失望，非常伤心，最后只提一个要求：还我一个吻。孟菲说，可以，但从此永不相见。裘实深情地吻了一下送来红红的香唇，流泪的孟菲头也不回地走了。 五年等这一吻，孟菲知足了。为了爱裘实，她走向了另一世界；为了恨副镇长，她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诉状。她是卧轨自杀的。她认为世上没有路让她走，她只能用鲜血洒在不让她走的路上。自杀前，她写了一份诉状和一封绝命信。诉状是寄给中南海的，当然告的是副镇长。信是写给裘实的。她说她永远爱着裘实，之所以不敢跟他在一起，是不愿葬送了他的前程。她请求死后，让裘实能照看一下她的奶奶和哥哥。她说，我知道心爱的人是会答应一个真心爱他的人的临终请求的。 裘实还没捞到返回广州，一副冰冷的手铐便把他押进了看守所。当然，这是副镇长做的手脚。副镇长说是裘实害死了孟菲。孟菲不是自杀，是他杀，这个他，副镇长对公安人员说，他认准了是裘实。 裘实是死是活，冤案能否昭雪？小说没有写下去，留给读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 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后，《马陵作家报》竟一时“洛阳纸贵”，在马陵市引起不小反响。何苦副主席，穆易老师，还有牛国健老师都纷纷在《马陵日报》上发表评论，我很快也成了新闻人物。 在此期间，我的来信特别多，有时一天十来封。这些信多数是文学青年写来的，有的是文朋诗友写来的，还有的就是编辑老师写来的。尤其是何苦老师来信最多，大多跟我谈起写作方法和技巧，有时对我寄去的文章进行评点，偶尔也谈些做人的道理。 尽管我在马陵文坛上冒了一下泡，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我还是教我的书，写我的稿。稿费千字十元，有时买点瓜子、糖块给同事尝尝，让同事们跟我一起分享一点快乐。 一天，也就是女儿周岁的那年秋天，因为天气一冷一热，变化无常，女儿感冒高烧不退，只得到卫生院挂水。 女儿长这么大还没挂过水，平时伤风感冒吃点药就好了，这次却不行。挂水对孩子来说，本身就困难，因为静脉血管太细，不好找。一针下去，不见回血，还得重来；要不，针头不拿出来就在肉里乱扎，大人都受不了那个痛，别说孩子了。这次好在护士很老练，兑好药水后，一针见血。可是，女儿才刚满周岁，她看到扎在手腕上的针头和悬吊在高高架上的盐水瓶，非常害怕，又是哭，又是闹，又是蹬腿，又是乱抓乱挠，一点也不安分，吵得我心烦意乱。雷文国看女儿乱蹬，就使劲地按着女儿双腿，女儿动弹不得，哭得更凶。我冲着雷发火，让他不要按腿。也许是疼女儿，也许是由于说不清的原因，雷文国对我脸上就是狠狠的一巴掌，那一巴掌很重，很重，两颊顿时火辣辣地红肿起来。我怀里抱着正在挂水的孩子，只能流着眼泪恼怒地质问他，凭什么打我？雷文国鼻子哼了一声，冷阴阴地说，你要再吱声，我还揍你个不要脸的货，别以为你写两篇臭文章就搁不下你了！我真想问他我不要脸在什么地方，但怕吓着孩子，也怕医院里人看笑话，就没有再吵，只能默默地流泪。 近时期特别是父亲死后，我发觉雷文国愈来愈浅薄，早先装作的那点知识分子样子早已荡然无存，想起刚结婚时，凭心说他对我确实不错。无论是做饭、洗衣服、做家务事，都抢着干。遇到我不高兴时，他总是陪着笑脸，充分显示男人的宽容大度和对女人天生羸弱的忍让。可是，不到两年，他脸一抹就像是变了另一个人。他开始说粗话，开始骂，开始打，开始嫌我饭做得不好吃，衣服洗得不干净，是个生活能力极差的人。他是个男人，却像女人一样，好翻鬼话。常跑到我娘家，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管，简直是一无是处。我真不知是哪根香没烧到得罪他了，所以他处处看不惯我，处处贬低我。 一次，在马陵教师进修学校一起进修的土窑小学老师吕姗姗来高山镇找我玩。吕姗姗喜欢写诗。学习期间，她常和我谈诗、谈散文。她买了不少东西大老远的来看我，我不能不热情款待。雷文国本来就喜欢诗，对姗姗的到来表现得异常热情，而且谈得非常投机。这时穆林森来我家玩，跟姗姗也谈得非常热火。没吃饭前，出于礼节，穆林森邀请吕姗姗到他家认认门，姗姗也爽快答应了。难得遇上知音，姗姗是投奔我来的，何况又是一个年轻姑娘，去穆家我只得陪着，雷文国也同意我去穆家陪姗姗。 穆的爱人见来了客人，又是买酒又是买菜，一定留我们在她家吃饭。本来，我是留姗姗在我家吃饭的，穆家硬不给走，如果执意要走，似觉不妥，我只得同意，并陪着姗姗在穆家吃晚饭。正吃饭时，雷文国突然气冲冲地找上门来，当着穆家夫妇和我同学姗姗的面，大声喝斥我，家不要了，你还回不回家！看雷气得那个样子，我仍和颜悦色说，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雷文国不依，继续说些不好听的话，令大家都非常难堪扫兴。他这样不给我面子，我赌气回了娘家。刚到娘家，板凳还没坐热，他又跑去带。在我娘家，他又是哭，又是赔礼。看他那可怜样子，我只好返回。夫妻吵嘴打架，是常事。夫妻毕竟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不可能心往一处想，事往一处做，总有磕磕绊绊的时候。这跟买来新车需要磨合一样，我想，久而久之，会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的。所以，我尽量原谅他的浅薄，他的粗俗，他的所有缺点。 然而，事实并不像我想像得那么简单。尤其是我的中篇小说发表后，雷文国变得愈来愈反常。他常常有意无意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让我捉摸不透。什么一周一封信，打得怪火热？照片照得不错嘛，寄给谁的？我跟他说，那是市作协给我办会员证用的。他说，噢，市作协还怪识人才呀，别人发表那么多没给办，你发表一篇就给办了，本领真不小。他还说什么，你要看谁好就跟谁去，我不会阻拦的。我当时百思不解其意，真的糊涂了好一阵子。我没做什么对不起雷文国的事，他讲这些没头没脑不明不白酸不溜溜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跟何苦副主席通几次信的事。雷怀疑我跟何苦之间有什么不轨行为。 我非常恼火。 他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雷文国因为长得困难，各方面平平，再加上过去有过污点，与他的心高很不融洽。他愈是觉得自己不如人，愈要逞能作出超过别人的样子。他的心理很不健全。 当初嫁给他时，每当两人站在一起，他看看枯瘦丑陋的自己，再看看秀丽端庄的我，就显得极不自然。跟我一起上街时，从不和我一起走。即便去我娘家，路上也同我保持一定距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跟我走在一起会丢面子。谁丢谁的面子，真是天晓得。反正，我们都感觉到两人之间有条说不清道不明而且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随着接触时间的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 他的心胸是越来越狭窄，怀疑和妒嫉心越来越重，对我也越来越不相信。 有时，我从学校回来晚了，他就盘问来盘问去，像审犯人一样。为了证实我说得正确与否，他竟跑到同事家去考证。他还常跟同事打听，问我在校跟哪些人接触多，特别是跟哪些男老师来往，外面来的信多不多，都是哪里来的信，男的还是女的，他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人？ 上班时，我不能打扮。如果稍微穿得干净体面些，适当地在镜前整理一下自己，目的是想在学生面前显得大方、自然，像个老师样。雷看后便在一旁恶言冷语地嘲讽，打扮给哪个男人看的？是不是马陵来人了？再打扮也成不了黄花闺女。听得你心里要多烦有多烦，比看见饭里落个死苍蝇还令人恶心。 本来我从心里就不愿接受他，无奈是看着孩子、看着刚刚建起的家庭，自认命苦，尽量忍。记得唐代有个诗僧叫寒山，他曾问另一位诗僧拾得：今有人侮我，使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视我，毁我伤我，嫌我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我也准备在家中当当“拾得”。 他说低级庸俗的话也罢，骂粗俗下流的话也罢，我充耳不闻；他打我，无论是手，还是脚，我都看作是兽类的袭击，因打他不过，只能躲、让、受之。 雷文国很霸道。他打过你、骂过你后，想发泄还得发泄。你不睬他，他就强拉硬拽，蛮横地搂你，抱你，不管当时你身上可能还留着他的掌印或拳痕，不管当时你流的是血还是泪，你只能任他蹂躏，任他践踏，任他发泄，谁叫你是他的妻子？惹他发火，给过他，完事后还得揍你，谁叫你跟他反抗呢？谁叫你在他身下是一副哭丧脸呢？他说他最烦女人的哭丧脸，看到这种脸就想打。 那一段日子，我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打过、闹过，衣服还得洗，饭还得做，书还得教。——当然，最主要的还得当雷文国的性工具，谁叫我是他女人呢。好在那时，雷文国常住在批发店里，他说他忙，店得看，所以晚上不能回家。有时来了，发泄一通，屁股一拍就走人。他不在家，看不到他那副嘴脸，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巴不得他一辈子不回来。 为避免雷的无端猜疑，造成不必要的家庭纠纷，我也尽量少和外界接触，从学校里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好和同事们在外吃饭。回家后便带孩子、做家务。星期天，要么把孩子从她奶奶那儿接回来带到我娘家玩玩，要么就呆在家里拾掇家务，大门也不出。 教了这些年书，再乱的班级我都能带好，就不信处理不好家庭矛盾。身为教师，如果家中整天吵架，鸡犬不安，也会让人笑话。我要尽可能得做一个贤妻良母，以“拾得”的态度容忍一切。 我本不是才女，更不想当才女。所以，这段时间里，为了耳边清静，什么随笔、杂谈，什么小说、散文，统统地不写，免得惹祸端。书也懒得看，看也提不起兴趣。偶尔来点兴趣，或者有点“文思”，一看到雷文国那冷若冰霜的脸，顿时兴趣索然无味，文思枯萎。 我现在很明白，我越是有名、有才，越是被人捧着、赞着、吹着，雷文国便会越妒嫉我，越虐待我。他是个大男主义、是个家庭霸权主义者，他只希望我是他老婆，一个任他骑任他打的女人，不希望我露头露脸。他担心我一旦成了大名，就会挣脱他的桎梏，就会抛弃他。我也没想这样，所以，我必须减少他的无端猜疑，让他能对我放得下心，让他随时随地感到我就在他的身边，没有离开过他半步，是他的“掌心物”、“笼中鸟”。 然而，不管我怎样努力，仍然不能摆脱他那变态的心理。他老是不理解，我各方面都比他强，为什么会看上他，并跟他结婚。 尽管我已封笔，文联的何主席仍给我来信，也不断给我寄来《马陵作家报》，并约我继续给“作家报”写稿。——毕竟他不知道我家中的矛盾。我也从没跟他谈起过。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我在家吃苦再多，也不想让外人知道，即便朋友再好，也只能是朋友，不是家人。 为了排除雷的疑虑，何主席每次寄来的信及报，我都拿给他看，而且都是当着面拆给他看的。雷并不认为我这是真心表白，而是认为我这是在演戏，故意演给他看的。竟胡说什么，想约会办好事，还需要在信里写呀，电话里什么话说不清？ 雷文国侮辱我还不算，又写信骂何苦老师，说何主席是第三者，是采花大盗，专门打文学女青年主意。何苦主席曾回过雷文国一封信。信纸不知是哪里撕下的，残缺不全，信封纸发黄发黑。雷文国是怎样骂何老师的，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听何老师讲的。何老师给他的回信，雷文国既没跟我说过，也没让我看。但看得出雷接信后很恼怒，信纸信封被撕成碎片扔在墙角，是我扫地时无意发现的。当时我也不知是什么材料，但总觉得异常。出于好奇心，我将那纸片拼凑起来，一看才发现是何苦老师写给雷的信。信上没有称呼，只有几行字：我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只跟李文芳见过一面，那是在“马陵之春”文学青年笔会上；二，我与李文芳是老师与学生、编者（何苦是《马陵作家报》主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三，我今年六十有三，可做李文芳的父辈。家中有妻有女，甚是美满；四，如果说我是第三者，这当然是抬举了我；五，李文芳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女才子，和你这样人结合实在是她的不幸。六，记得你以前也热爱过文学，一个文学青年怎么会变得如此低俗呢？ 看了何老师的信，我头皮发麻，想不到雷文国在背后做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怪不得他不敢把何老师的信给我看，他这是自讨没趣。 那天雷文国回家，我装作不知何回信之事，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后，仍做自己的事情。雷也像往常一样，不冷不热地对我。只是，他找我办那事，我没同意。要是以往，他一定又吵又闹又施暴，这次，他却异常冷静。我准备批改作业，实际上是为了避开他再度骚扰。 “我跟你说个事。”雷文国说话的语气总是带点命令性，好像不这样，就显示不出他的威严。——只是人太瘦，管他怎样装模作样，也显不出威风。 “说。”我回答得很冷。 “我们离婚吧。”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如晴天霹雳。虽说我不爱他，但既然成家了，我怎能轻易让家破碎。不过，我脾气也犟，当然在他面前不能装孬。我只是说：“孩子咋办？” “我带着。”他自认为腰里有俩臭钱，话说得很坚定。他以前曾以开玩笑形式说过，你李天芳这边走，那边我就能娶一个比你还强的来。 “我要不同意把孩子给你呢？” “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凭什么要离婚？” “什么也不凭。” “我要不意同意，你怎办？” “照离！” “真的吗？” “走着瞧！” 第三章 第六节 ——人生就像打牌。其实，不在于是否抓到一副好牌，而在于如何打好一副坏牌。女人尤其如此。 我的几个女朋友都相继发生婚变。 ——那是在雷文国提出离婚之前。 第一个冲出围城的便是胡素华大姐。 胡大姐既是我的“铁姊妹”，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当年，她色艺双全，能操一口标准的京腔，这在沙塘万里抽一。再加上她是乡村电影放映队的，走到哪儿香到哪儿。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什么vcd、dvd，没有卡拉ok，在农村能看到电影，就是天大的享受，所以，放电影最吃香。往往是这村还没放完，那个村又来接了。接待当然热情，又是烟，又是酒，又是鱼，又是肉，白米饭是必备的。为此，胡大姐在沙塘也红极一时。 当时追、迷、恋、求胡大姐者，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个叫沙里金的，是公社文书，沙塘街上人。小伙子一米八的块头，浓眉大眼，国字脸，长得很英俊。爱沙里金的姑娘很多，有个还是公社副书记的千金。沙里金谁也看不中，只看中胡素华。一个情来，一个意去，两个便相处起来。 胡大姐对爱情非常自私。一次，她突然发现沙里金和另外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谈话，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沙里金怎样解释，立即宣布跟沙里金断绝关系。 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虞姬镇的一位医生，名叫方士隐。方比沙黑瘦些，个头差不多，戴着一副白边眼镜，人显得文质彬彬，但比沙里金活络，是个乡村医院的的内科医生，毕业于南京医学院，工农兵学员。（注：文革期间推荐上大学的，统称工农兵学员。）为和胡大姐接触方便，方士隐硬是从虞姬这样大镇调到小小的沙塘卫生院。 那年，正巧胡大姐的老父病重，方士隐本来就是医生，床前床后，院里院外，吃药、打针、挂水、嘘寒问暖，推燥居湿，谁看了谁不夸胡大姐找了个好对象了。胡大姐的奶奶，八十多岁，逢人就夸方士隐忠厚、老实、勤快、善良。胡大姐的父母也都认为，跟这样女婿过日子，女儿不会受罪。 胡大姐的老父得的是癌症。尽管方士隐尽心尽力，精心治疗，还是难有回春之力。胡父死后，胡素华是老大，下面三个弟弟还小，丧事上的一切，均由方士隐安排得妥妥当当。 方士隐终于赢得了胡大姐的芳心。 胡父葬后百日，胡大姐便和方医生草草结婚。为照顾老少几辈人，胡大姐仍住在娘家，方士隐也就成了不是倒插门也是倒插门的女婿。方士隐白天去医院上班，胡大姐夜晚外出放电影。 婚后一年，生了个大胖小子。儿子刚满月不久，胡大姐在本村放电影，一来是不放心孩子，二来是想给孩子喂奶，所以，放映中途就请假回家。打开院门，忽听得堂屋里有低低的男女嘻笑声。顺窗缝往里一看，她呆了：她的床上赤条条地躺着一对男女，上下翻滚，游龙戏凤，闹得正欢。那男的正是自己丈夫，女的则是本村一个少妇，那女人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公婆皆亡，只有她一人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在家当“留守妇”。那女人一贯对她不服气，想不到竟一杆子插到她的家里。 胡大姐越想越气，来到门前，用力推门，门从里面插上了，推不动。她气得用手拼命砸门。床上男女仍然扭作一团，仿佛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连灯都不熄，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胡大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更不敢相信方士隐能是这样人，而且胆又是这样大。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血往上涌，泪往外流，她边喊边叫边夯边抗门，恨不能生吃了屋内的那对狗男女。 也许屋里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办自己的好事，起初没有听到敲门现在才听到，也许是故意气胡大姐，但又怕胡大姐的吵嚷声太大惊动周围人，他们才鬼慌忙地穿上衣服。殊不知女人的裤头穿到了男人的身上，男人的汗衫套到了女人身上。——当然，他们自己没发现，是胡大姐看到的。 方士隐猛地拉开门，胡大姐因抗门冷不防一头栽到屋里。方士隐一改往日的彬彬相，穿凶极恶地抓住胡大姐的头发，连撅加骂地猛往墙上撞。屋里的野女人走过来趁势踢了胡大姐一脚，恶狠狠地骂了一声：“骚人，真扫老娘的兴！”然后扬长而去。 胡大姐被撞得满头满脸都是血，连气加憋，昏了过去。方士隐问都不问，拔腿就走。摇床上的孩子因吵闹吓得哭喊不停，胡母被人喊来后，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让小儿子喊医生给女儿包扎、挂水，自己一边哄着外孙子，一边责骂方医生。待女儿醒来后，又数劝女儿。万事要想得开，什么不看要看孩子。男人就是这么个东西，是花都想沾，是草都想惹。只要他能顾家，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不睬他也就行了，到时候他会回心转意的。 出了这次事后，已怀孕三个多月的胡大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一改往日笑容，整天沉默不语，以泪洗面。在外地当兵的大弟弟怕姐姐想不开，便接到部队过了几个月，直到胡大姐思想安定后才让她回家。 方士隐经村人说教后，表示愿意悔过。他又主动向胡大姐赔礼道歉，并对天发誓说，今后若再跟别的女人鬼混，天打五雷轰。半年后，胡大姐便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为了孩子，胡大姐同方医生勉勉强强地磨合着夫妻的生命快车。不久，方士隐被调到白墩卫生院。白墩离沙塘四五十里路，交通也不太方便，回家不容易。本来，胡大姐因此事就不愿见方士隐，所以方也懒得回家。一回家就看胡大姐的冷脸，他受不了。但不回家又不行，夫妻一天不离异，还是一个家。于是，出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方士隐一年仍回沙塘几次，但大多是节假日，诸如端午、中秋、春节。每次来家，最多过个三五天，然后火燎屁股般不坐了就走。 方士隐每次回家，总要做那回事，胡大姐似乎就是性工具，而不是老婆。胡大姐有心不从，但又拗不过方士隐的死磨硬缠。毕竟是夫妻，她还得尽这一分义务。一来二往，次数虽然不多，胡大姐还是怀了第三胎。 当时，计划生育很紧，胡大姐跑到白墩将怀孕一事告诉方士隐，并想在白墩卫生院打掉。方士隐非常恼火，血口喷人说胡大姐不守妇道，在家跟哪个野男人睡觉怀了野种。打胎？那还用说，非打不行。这还不算，方士隐又将胡大姐狠狠地揍了一顿，硬要她招出那个野男人是谁。胡大姐说，我现在不跟你争辩，孩子生下来再说，如果孩子不像你或我，你想怎么都行，如果像你怎么办？方说，像我的话，你想怎么就怎么。结果，孩子生下后，跟方士隐像个一个模子里做出来似的。方士隐感到理亏，便当了缩头乌龟，任胡大姐责怪。 方士隐不是个省油的灯。胡大姐并不知道他婚前就有喜欢跟女人胡来嗜好。到了白墩后，他这个恶习仍然不改，一来，他医术不错，特别擅长治疗妇科病。什么乳腺小叶增生啦、子宫炎、阴道炎、月经不调、白带增多啦，久婚不孕啦等等，只要不是绝症，吃他几付药，他给打几针，准能好。他的药方，据说是祖传秘方，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管他什么方，能治好病就行。再者，他没架子，平时说话和气，很有人缘，尤其是对年轻漂亮的女病人，他更是关怀备至，服务周到。人们常说十个司机九个骚，当医生的，特别是类似方土隐样的医生，也不会比司机高尚到哪儿去。这种人是不讲什么感情的。今天和这个女人好，明天看到另外一个漂亮的女人，他又去勾，经常换“片”子。他自己也吹自己，身上有爱人毛，女人一见就喜欢。他说他不是采花大盗，是采花王子。大盗是去偷、去抢女人；王子，则是女人主动送上门来。 有一年夏天，方士隐回到家中，两个大孩子见到他，老远就跑来迎接，并偎着他叫爸爸长爸爸短的。小女孩则像老鼠一样，躲在一旁，不敢靠近他这只“老猫”，只是远远地用眼睛偷偷看他。孩子对他这样生疏、惧怕，他感到很内疚。虽说他七“花”八“花”，但对孩子还是非常疼爱的。毕竟，他还不是“陈世美”。他虽然“喜新”，但不“厌旧”。 夜里，夫妻同居一床。以往，方士隐一上床便急不可待地欲行男女之事，毫无君子风范。别看他床下像个彬彬有礼的书生，床上却如同一头发情的骚劲十足的叫驴。这次，方士隐却一反常态，静静地躺在床上，似乎没有丝毫的性欲。胡大姐感到奇怪。她望着似睡未睡的丈夫，欲言不止，只是把方士隐往跟前拉了拉，然后将脸温存地贴在丈夫的脸庞上。方士隐知道这是胡大姐对他发出性信号，可他仍故作不知，自顾自地睡觉。胡大姐见他毫无反应，便抬起一只手，从方士隐的胸口往下腹部轻轻地、柔柔地、缓缓地、悠悠地游弋。手过之处，胡大姐明显感到方士隐的肌肉微微颤抖。但是，任凭胡大姐如何风浪起，方士隐就是不开船。不仅不开船，他还好像有点烦，竟将身子往床外挪了挪。 胡大姐生性倔强，见状，索性坐起来，猛地扒掉方的裤头。暴露无遗的那个家伙的顶端，胡大姐发现有溃烂状，且血迹斑斑。方士隐赶紧扯上裤头，声色略有慌张地说，那地方发炎，不能办事。 胡大姐心中有数，一声没吭，搂着孩子睡到了另一张小床上。胡大姐知道那是什么病。她一想到这病，就像吃了一只死苍蝇，从心里往外恶心。后来，方士隐又跑到小床跟前想拉她到大床上去，再行夫妻之事。胡大姐说什么也不同意，如若传染上那种倒霉病，她怎么有脸见人？ 方士隐走后的第二天，胡大姐一份离婚诉状便呈到沙塘法庭。经多次调解无效，法庭只得判他们离婚。大孩子判归男方，两个小孩子胡大姐留给了自己，财产平分。在闹离婚期间，为缓和矛盾，卫生局领导又将方士隐调回沙塘，目的是让他们和好如初，相互有个照应。胡大姐并不领这分情。只要她认准的事，她非坚持到底不行。因房子是平摊的，沙塘卫生院又没有宿舍，方士隐带着大孩子仍留在胡家。他们是同居一院，分灶生活罢了。不过，这种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的状况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望着过去的妻子，方不可能不动心，所以，他仍想像过去那样，行使丈夫权利，胡大姐当然不买他的账，为此，胡还到沙塘派出所报过案。方受到公安人员警告后，非常仇恨胡大姐，常常无事找事，尤其是酒后，或骂、或打、或踢门、砸门搅得胡大姐无法安生。胡大姐一边找派出所，一边找卫生局领导。找多了，找极了，卫生局领导才将方士隐调到很远的乡村卫生院。除了男女关系，卫生局还找不到方士隐其他缺点，更难找他这样医术不错的人。 方士隐搬走后，胡大姐的家才平静下来。 她对我说，天芳，对花了心的丈夫，要么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去；要么就快刀斩乱麻，不能犹犹豫豫，不然，你非吃亏不可。 我第二个走出围城的“铁姊妹”叫钱玲。 钱玲和我是同事，因为两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又同属鸡，所以，秋湖小学的好事者们戏称我俩是“两只鸡”。尽管我们反对“鸡”的称谓，但大家还是这样叫，只能随他们，“众愿难违”嘛。 钱玲结婚时，我还在高山中心小学教书。因她哥哥也在高山小学，同事的妹妹结婚，当然我们得去喝喜酒了。 记得初见钱玲时，她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一个字：土。她个头不矮，齐耳短发，但一脸苍蝇屎，太不够味。尽管每天三顿饭后都刷牙，还是不能刷掉那牙根上的黄褐色的牙垢。她的眉毛很稀，很散，与水灵灵的大眼睛极不相衬。身上皮肤雪白粉嫩，嫩得一掐准能掐出水来。她曾自我感叹，若是脸皮能像身上皮肤一样，她在世上活三个月也心满意足。可惜，老天爷偏不让她实现这种梦想，她只能认命。 钱玲其貌不扬，找的对象却是狗撵鸭子——呱呱叫。男的是城里某大厂的正式工，月薪四五百块，家底也颇为厚丰。人虽无潘安之貌，却也英俊潇洒、高大魁伟，颇具阳刚之气。谁见了谁都会认为钱玲跟他不配。 听钱说，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双方只接触三四次，男方便迫不及待地提出结婚，钱玲虽然觉得好事来得太快不一定好，但屈于男人的魅力和优厚的条件，还是同意结婚了。 新婚之夜，贺喜的亲戚朋友散去之后，钱玲殷切地盼望着心爱的人来揭去她的红盖头，谁知新郎倌竟影无踪迹，一夜不归。 钱玲迷惘了。人生有四大得意之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哪有新郎倌花烛之夜不入洞房的？此刻，望着那一屋豪华的仿古家俱，望着那时髦的彩电冰箱，望着那又宽又大的席梦思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绣有龙凤呈祥的大红锦被，望着那霸气十足的雄风摩托，还有那没喝的夫妻交杯喜酒及红透了尖的寿桃，钱玲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失落感。 她多想偎在丈夫那宽厚博大温暖的怀里，读一读男人体内散发出的何等迷人的雄性气息；她多想让心爱的人的爱情甘露走入她久旱的花蕊；她多想像个小鸟依人般让白马王子拥抱着酿造梦的甜蜜……然而，这一切竟在新婚之夜化作泡影。她真不知自己的心上人怎么啦？ 也许他出于男人的自尊，不愿主动出击；也许他不谙于男女之事，不知如何出击；也许他另有金屋，不容他自由出击；也许他——，她不敢想像别的，不敢！ 拘碍新婚的羞涩，钱玲没有跟婆婆讲起丈夫彻夜不归之事。然而，连着三天，丈夫竟天天如此，晚出早归，让她夜夜空守红绡帏帐，孤灯伴泪无伴人。她不能不生气，不能不怀疑。你再有牌瘾、再有酒瘾、再有情人，也不该在蜜月期间让娇妻一人在家。 她认为，这是丈夫有意戏弄，是目中无她，心中排她，是侮辱她的人格和尊严。 她不想新婚三天就闹矛盾。家庭若想和睦，夫妻二人中有一个就得装“傻子”，就得学会迁就、忍让、理解。 为了既不冤枉丈夫，又能探出个中奥秘，她小心谨慎地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询问丈夫不归之事，谁知丈夫不仅不解释，相反冷脸冷眼冷言冷声，责她不该过问男人的事，辱她下面是否发贱！——真想不到如此英俊的男人口中竟吐出如此污秽的语言，她很伤心。随便问谁，丈夫这种婚后不归的举动，妻子能不过问吗？ 娘家来接“短趟”，母亲兴扑扑喜孜孜地问长问短，钱玲一肚酸水不敢吐露，只是强颜欢喜，跟家人吹这好那好。她不想把痛苦和不悦留给家人。毕竟，这男人是她自己抛的“彩球”，她还在等待着心上的人能回心转意，能变成常人。 七天过后，丈夫总算回到洞房安营扎寨。失去婚前的温柔没什么，能回家伴她同床到天明，就是进步。谁叫自己爱他呢，爱就得牺牲。 月光如水，夜静神迷，窗外那簇月季花香撩人。独守二十多年闺门的钱玲，如今躺在一个心爱的男人身旁，青春的心不能不躁动。她好像一只盛满爱水的茶壶，在越来越旺的欲火燎烤下，壶水由响变滚，上下沸腾。急不可耐的水蒸汽嫌壶嘴太小太窄太细，顶得壶盖不停地移动，大有揿翻之势。她多希望丈夫能轻轻地提下水壶，倒出那滚烫的热水。可惜，丈夫仍静静地躺在床上，冷如冰棍，大热的天，还长褂长裤，让人费解，让人心寒。钱玲有意一点一点向他靠拢，他闭着眼像睁着眼一样，也一点一点闪开。钱玲猛地抱住他，初时，她感觉到对方颤栗、恐慌、喘着粗气，很快，那男人便推开她，走下床去，独自躺在沙发上。钱玲只能暗自哭泣。不爱我，何必跟我结婚？既然结婚了，又为何这样待我？这太不公平了！ 渐渐地，那男人不但恶言恶语对她，而且开始作践起她来。你不是想亲我吗？好，我让你亲。他用大嘴长时间地堵着钱玲的樱桃小口，让钱玲几乎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你不是想我摸你吗？好，我摸。那双大手在钱玲小小的乳峰上，初时还轻轻揉搓，渐渐地越来越用力，最后竟捏得钱玲疼痛难忍。他的手掠过钱玲的芳草地后，便成了无赖，时抠，时扫，时拉，时扯。钱玲越反抗，他越用力，钱玲下身被扭得发紫发青，他才罢手。你扭也罢，捏也罢，我都认了，谁叫我爱你呢，可是，你总得行夫妻之事，结婚一场，孩子不能没有呀！ 然而，那男人就是不跟她办真事。 钱玲也是个好胜心极强的人，她从不把这些难以启齿的事告诉别人。细心的母亲发现女儿变得又黄又瘦，估计婚后生活不太理想，便多次追问她原故，她就是不说。她是母亲唯一的女儿，是娘的心肝宝贝，她不想让母亲为她担心为她难过为她不安。从结婚那天起，她就打算生是丈夫家的人，死是丈夫家的鬼，不管怎样，要跟他牵手到老。她在学校做了七八年人的工作，她不信做不好自己丈夫的工作。她主动做饭，主动洗衣服，主动做一切的家务事。她还主动找他谈心，用热脸去蹭他冷屁股，用和言细语去对他恶言冷语，用一颗火热的心去温暖那颗冷酷的心。可是，这一切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根本唤不醒他的良知。一次竟对她大打出手。 那是婚后一个月的一天早晨，那个男人叫钱玲给他刷鞋。眼看到了上班时间，钱玲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只能早到不能晚到。那些农村孩子七八岁了，正是狗都嫌的时候，他们有的根本就没上过幼儿园，直接入校，连起码的学校常规都不懂。七八十个孩子如果看不到老师，还不像无蜂王一样，嗡嗡嗡，乱跑乱飞，他们你追我赶，打打闹闹，出了事怎么办。如今计划生育，家家一个孩子，谁不像老祖一样供着。她不能让孩子出半点差错，所以，必须得早早赶到学校。 可是，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非让她刷过鞋才准走。钱玲商求说，你又不等着穿，中午回来刷不行吗？男的竟蛮横而又固执地说，叫你刷，你就刷，我就烦女人跟我作对。我花钱把你买来，图的就是使起来方便。我叫你上东，你就不能上西，不然，就揍你，不信试试瞧，今天跟你实说，你不刷好鞋，离开院门一步，我就让你难看！ 钱玲被激怒了。再软弱的羔羊，逼极了也会用角撞你，何况是人。 男人婚后注重的是金钱、地位、名誉；女人婚后讲究的是家庭、感情、儿女。 结婚一个多月来，钱玲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受尽了人间的屈辱，图的就是能家和人安万事兴，想不到这个男人竟如此寡性，如此低俗。他说的这番话谁能受得了。不错，从法律上讲，我是你的妻子，可是，事实上你是我的丈夫吗？退一万步讲，我就是你的妻子，但不是你的奴隶，我有我的人格、我的自尊、我的权利，你无权干涉我的人身自由，无权干涉我的工作，无权让我的学生们虚度光阴。 钱玲翻了那个男人一眼，毫不在乎他的威胁，推起自行车就走。 那男人见钱玲竟敢不买他的账，并且还拿那双大眼睛对他不屑一顾，顿时恼羞成怒。他二话没说，像条会偷偷啃人脚后跟的闷狗，窜上去，对准自行车狠狠地就是一脚。钱玲想不到他会闷毒毒地下此狠心，还没等反映过来，连人带车便摔倒在地。 那男人并不就此罢休，抬起穿皮鞋的脚，猛踢钱玲，踢过了又拽起来，抡起他那又重又大又毒的巴掌，对准钱玲娇嫩的脸左右开弓，打得钱玲鼻青脸肿，满嘴吐血。那拳、那脚之凶猛让钱玲连哭的机会都没有，可怜娘家娇弱女，嫁到婆家任人欺。 因为车毁人伤，钱玲没有上班。按钱玲的脾气，只要不是躺倒爬不起来了，凭着一口气，她爬也会爬到学校，可是，她又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这副模样。要知道，在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心目中，老师是至高无上的，是完美无缺的，是慈祥的母亲威严的父亲，不可侮辱，不可侵犯。 自从开了这次打戒，那男人便经常找事，她的身上被打得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不过，那男人打法也刁钻了。他怕别人品论，就只打身上不打脸，只打痛处不打要害处，让你说不出，道不出，活受罪。他打人还有一个特点两个规定：特点是，打人时，他自己穿个三角裤头，却把钱玲的衣服扒得光光的，让你男女都没法拉架。他知道钱玲脾气犟，但好面子，所以订了两条“君子协定”：一是晚上打得再狠，白天仍要装作没事人一样，相互客客气气，让别人看到有种相敬如宾的感觉；二是打时，不准哭，不准喊，不准惊动别人。谁有本事谁打，被打倒了不装孬种。女人不是弱嘛，可以抓，可以咬，但不准破相。抓、咬还得在明处，不能等男人睡着了下手。他对钱玲说，吵嘴打架也得讲究“君子风范”。吵过、打过，两人还得抱在一起睡。—不过，光睡不准办事。 面对这种变态的男人，钱玲似乎变得麻木了。钱玲的婆家离学校很近，钱玲的哥哥也在学校教书。尽管钱玲装作没事，但哥哥还是听到一些传闻。他就这一个妹妹，不能不疼。于是，就把钱玲接回家中。 钱玲走后，那个男人像卸包袱一样，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不离婚，她一辈子不回家也不会找。男人不接，钱玲还不好回，也不想回。自己独自回家，她怕更助长男人的威风。 钱玲还是个处女。 这是她在娘家参加妇女“双查”时被杨凤丽医生发现的。杨医生仔细地询问了钱玲的夫妻生活。 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中师。 结婚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 知道男女的那个东西留干什么用的吗？ 知道。 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 知道。 你跟你爱人在一起过生活吗？就是指在一起做男女之间的事？ 天天在一起。 从钱玲的言谈举止中，看不出她大脑有什么毛病，完全是个健康的女人，可是，她怎么还是处女呢？ 杨医生大惑不解。 殊不知，钱玲是在跟她撒谎。她不愿让别人知道男人没跟她睡过觉。 在婆婆的威逼下，那男人不得不来接钱玲。回家后，男人夜里仍然是合衣而眠，从不找钱玲亲热。一次，那男人穿着大裤衩睡觉，钱玲趁他熟睡之机，偷偷地从裤衩腿里偷看他那家伙，只见那家伙真小，像六七岁孩子的小鸡鸡似的。虽说她没看过别的大男人那个家伙是个什么样，但从画报、从书上以及平时男人们开的玩笑中，也知道他不该这么小。后来，她从别人口中得知那男人原先谈的那个女人之所以离他而去，就因为他那个家伙不行。尽管这样钱玲还在等待，等待他能治好病。 可是，无论钱玲在家里对他怎么温柔，怎么任劳任怨，他还是不把钱玲放在眼里。女人可以饶恕对她的伤害，但绝不会容忍对她的蔑视。又是一个月下来，他还是那样暴虐，钱玲不得不二次返回娘家。虽然离开他，但钱玲心里仍装着他。钱是一个纯情的女孩。纵然那男人对他没任何好处，她还是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丈夫。她在痴痴地等待他的病能康复，等待他再次来接她。 然而，她这一等就是两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女儿出嫁后再回娘家，就算是亲戚了。亲戚再好只能是亲戚，久住娘家总不是事。钱的两个嫂子虽说知情达理，但难免不会出现磕磕绊绊的事。钱的大嫂也是个教师，按说该同情或理解钱玲，可她一和丈夫吵架，就有意无意地刮到钱玲。一次竟诅咒丈夫说，你家就缺少来只公狗。什么话，这不明显是骂钱玲的吗？做哥的不好多发脾气，为了妹妹，他就得让。做妈的心里当然难受，常陪着女儿流泪。 钱玲不回婆家，社会上的闲言碎 第四章 第九节 ——二姐夫认为，母狗不掉腚，公狗不呲牙。苟医生敢这样，肯定是二姐不守妇道。 我刚出沙塘村，忽听后面有人喊。 扭头一看，原是小弟骑车追来。 会是什么事，这么急？我停下车子等候。 弟弟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二姐死了。 我心里一酸。二姐才四十多岁呀，怎么就死了呢，我们兄弟姊妹十个，这下就破群了。弟弟问我去不去看二姐，我说去。我问多会走，弟弟说马上跟他走，天热，人不能放，等着火化，去晚就看不到了。妈和其他几个哥哥一会就去。 我二话没说，含着泪就跟弟弟去二姐家。 一路上，我那个爱说爱笑爱唱的活泼泼的二姐不时走入我的记忆。 二姐比我大二十岁，我记事时，二姐就出嫁了。每次回娘家，二姐都买些好吃的东西分给我和弟弟。那时家里数我和弟弟最小。 二姐识字。每次回家，她不像大姐、三姐帮家里干活，而是看书。大哥家书多，二姐一来，大哥就推荐几本书给她看。因为书看得多，所以，二姐的肚里故事也多。她常给我们讲故事，什么憨子娶媳妇、王小二开店、刘秀走南洋，还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她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饭都忘记吃，觉都不想睡了。 二姐不仅喜欢看书讲故事，还会唱戏。听母亲说，二姐未出嫁时，年年参加大队宣传队的演出。她在戏中多数扮演女主角，像白毛女、阿庆嫂、铁梅、江水英等。她嗓音甜美，扮相俊秀，戏路子也宽。家乡懂戏的人都说，二姐是块演戏的料子，无论是吕剧，还是柳琴，都行。她的唱腔优美动听，嗓音甜润清脆，婉转传神，尤其是柳琴的“冒腔”，吕剧的“反四平”，高则如高山流水，低则似空谷流音。二姐擅长扮演悲剧人物，像白毛女、吴清华、铁梅之类。唱到伤心处，二姐会动真情，泪水涟涟，边哭边唱，看戏的人无不被二姐哭得两眼发红，有的老太太或小媳妇会哭得一抽一泣。母亲也夸二姐会唱戏。二姐出嫁后，母亲还常对我们讲二姐唱戏的事。 母亲说二姐唱戏曾着过迷。有次演戏回家，父亲让二姐去挑水。那时不像现在，家家都有压水井，一个村里只有一口井，井很深，井口很大。条件好的人家，拎水桶都是木头的，大多数人家拎水都用水罐子。水罐子都是泥烧的，不结实，碰到井壁上的石头，就会砸碎。拎水的井绳也是专用的，很长。那天，二姐挑着水罐子，边走边比划着戏中动作，嘴里哼着唱词，不知不觉间走到井边，大概是她在背什么台词入了迷，不小心连人带罐子一同掉进井里。幸亏那是腊月天，二姐穿棉袄棉裤，没有沉入井水里。她扒着井边石缝，飘浮在水里，不住声地喊救命。因为井深，喊声传得不远，喊了好一会，也没人来救。当二姐冻得奄奄一息之际，正巧本家二大爷来井边挑水，见井边一只水罐子，井下似乎有人喊，伸头一望，好乖乖，原来是二丫掉井里去了。二大爷一面叫二姐别慌，一面大声喊父亲的名字。父亲不知发生什么事，听二大爷没好腔地喊，吓得连忙向二大爷那儿跑。好在两家相隔很近，二大爷一见父亲跑去，就大声说，快拿绳来，你家二丫掉进井里了。父亲一听，吓得两腿干哆嗦，走不动路。还是庄邻一位表叔找来绳子，让二姐拴在身上抓紧，然后和好几个人才把二姐从井里拽了上来。 一听二姐掉进井里，家里也乱了套。母亲一边哭一边往井沿跑。刚从井里上来的二姐棉袄棉裤都湿透了，乌黑的发辫，散披着往下滴水。脸上因惊吓和身上被冰冷的井水浸泡，呈一片乌紫。她冻得浑身筛糠似的不断颤抖着。母亲连忙找衣服给她换，又生火给她烤。父亲则气得在一直骂二姐，说她做事不专心，只顾唱呀跳的，这可好了，唱到井里去了，怎不淹死的？二姐不敢吱声。 二姐十九岁那年就出嫁了。那时农村作兴早婚。父亲本着女大不可留的观念，二姐亲事刚定，婆家一提结婚，他就满口答应。人家女儿定亲，娘家要向婆家要许多彩礼，父亲却跟别人不一样，不仅不要，还把人家送的礼退一半回去。庄邻都说父亲迂，养大的女儿白送给人家，真不划算。父亲则认为，人是第一的，不能拿闺女换钱使，再说自己又这么多儿子，个个都要娶媳妇。如果女方都要彩礼，儿子还不打光棍呀！日子是自己过好的，不是向人家要好的。 二姐婚后并不幸福。二姐夫是大队会计，整天在家摆架子，家里、田里活一点也不干，油瓶倒了都不扶，这一切活计都落在二姐身上。再加上生了一儿一女，更是干个没了。二姐夫个头不高，又瘦又窄的脸上从不轻易露出笑容。大姐曾评价二姐夫“阴”。他长年累月没笑脸，偶尔露出一次半次笑容时，雪白的牙，深深的眼，也让人琢磨不透。三姐说他狡猾。父亲的丧事上，他说通大哥，为父亲摆祭桌，说是争面子。祭桌正中放着猪头，猪头的眼里，鼻里，嘴里，耳朵里都各塞一张百元大钞。猪头旁边还得放一只活公鸡，公鸡是拴起来的，鸡头，鸡翅膀上都悬绑百元人民币。供品前面放五色果，香炉，烛台，两盆素花等，让人一看，的确不俗气。庄人都夸祭桌摆得好，夸几个半子大方，殊不知祭桌上的钱都是二姐夫跟大哥借的，办完事后，又全还给大哥哥了。自己一点钱不出，还挣了面子，你不能不承认二姐夫狡猾。 那一年，也就是父亲去世前的那年，二姐突然感到双乳发涨，痛疼，里面有硬块，便去村保健室找医生看。那医生姓苟，与二姐年龄相仿。他看了二姐的乳房后，又用手去捏。农村少妇，能把奶子露给别的男人看，就够羞的了，再给人摸，就更羞，但没法，病不忌医。苟医生在二姐奶上摸了好一会，才说，二姐是乳腺炎，需要吃药打针，不然时间长就成了乳腺癌，那就不好治了，并问二姐怕不怕打针。来就是看病，还怕吃药打针吗？因为二姐家离保健室近，所以就直接在保健室打针。 谁知，苟医生居心叵测，早已对二姐垂涎。二姐虽有两个孩子，仍然风韵犹存。苟医生第一次给二姐打针时，非要打臀部，不打胳膊。地方风俗，女人打针一般都是打胳膊。苟医生对二姐说，打胳膊药力慢，效果不好，二姐只能听他的。打针时，苟医生趁机乱摸，二姐敢怒不敢言。一来怕争吵被别人看见，影响不好，也说不清；也不敢得罪他，因为他哥是村书记，二姐夫就在他哥领导之下。有心不在这里看病，去别的医院又太远，少说也有几十里，因为他们这个村太偏僻了。二姐夫又不得闲带她去，她带两孩子出门也不方便。所以，第一次苟医生乱摸时，二姐只是脸红并正颜厉色警告他，不要胡来。 二姐第二天想让二姐夫陪着去，二姐夫不愿意，说有事，再说，哪有男人陪女人打针的，他死活不去。二姐又不敢多说别的，毕竟苟医生还没做无耻的事，她怕多说会无端引起二姐夫猜疑，反而不好，于是，就自己去了。 打针在里面屋里，二姐解开裤带，打过针，刚想起身系裤子，苟医生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一把抱住二姐，扯去二姐裤子，强行按到地上，二姐还没反应过来，就是反应过来也没用，二姐根本无力抗拒这条色狼，便遭到了苟医生的强暴。 事后，二姐哭着跑回家，恰巧二姐夫刚回来，问她怎么搞的，哭什么的？二姐就把实情告诉了二姐夫，二姐夫一句话也没说，拽着二姐就到派出所报案。苟医生被逮，受到法律制裁，二姐为此，也落进了深深的苦海。 二姐夫认为，母狗不掉腚，公狗不呲牙。苟医生敢这样，肯定是二姐不守妇道。二姐一身是嘴也说不清。她自责，自愧，自悔之际，又遭二姐夫冷嘲热讽，恣意辱骂，觉得无脸活在世上，真想一死了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一死百了，两个孩子怎么办？谁会对她孩子知疼知热，没娘的孩子像根草，随时都被风吹跑，想到此，她就断了死的念头。 为了孩子，她赖活着也得活着。 二姐夫并不因为苟医生被逮而解心头之眼，他一看到二姐，就幻想二姐被苟医生侮辱的样子，心里就来火，就想找二姐煞气消火。他动不动就对二姐拳打脚踢。常常深更半夜，二姐无缘无故都会被二姐夫从被窝里拉出来打，打完后还让二姐到湖里挖地，并规定每夜要挖二分地，挖不完就打。 听母亲说，二姐被打得最惨的一次是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晚上，二姐带着两个孩子早早入睡。二姐夫喝得醉熏熏地从大队回来，犯神经病似的，一声不吭，把脱了衣服的二姐拖出被窝就打。二姐夫打二姐时，不许二姐身上有一丝一线，都是衣服扒光后打，打够了，打累了，再叫二姐光着身子去找砂礓放在床前，让二姐跪在上面，稍有不顺又是一顿拳脚。二姐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膝盖都跪出了血。二姐不呆不愣，心想，像这样下去哪天是个了。她无法再顾孩子，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二姐夫的折磨。 第二天晚上，二姐夫临去大队算账之前，又大骂了一顿二姐才走，二姐望着两个熟睡的孩子，淌了一阵眼泪，然后脱下棉袄棉裤，压在孩子的被上，怕孩子冻着。因为，今夜她不搂孩子了。她在衣箱里找了两件单衣服穿上，又到后院的桃树上折一根桃树枝。二姐迷信，她相信桃树避邪。二姐又看了看两个孩子，然后流着泪，轻轻带上门，走了。 天寒地冻，万籁俱寂，望着黑漆漆的天，黑洞洞的地，二姐瑟瑟着小小的身子，徘徊在田间小路上。上哪去呢？何处她可以安身？思来虑去，只有回娘家，也只有娘家才能容下无处安身的女儿。 二姐婆家离娘家三十多里路。一个年轻的女人，深更半夜走在荒郊野外，的确够怕的。遇到坏人怎么办？遇到野狗怎么办？跑迷了路怎么办？这一切，二姐都不怕，她怕见到的是二姐夫穷凶极恶的面孔，是二姐夫无情无义的拳头；怕听到的是二姐夫难以入耳的辱骂。在北风的呼啸中，在冰冻的泥水路上，在弯弯曲曲的山冈上，二姐高一脚、低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跑着。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不知跌了多少跤，不知走了几个时辰，二姐终于赶到了沙塘。 敲开母亲的家门，望着家人，二姐哇的一声就哭个不停。屈辱、谩骂、毒打，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化成无穷无尽的泪，当着父母的面，尽情地流，流。 母亲赶紧找来棉袄让冻得变色的二姐穿上，又抱来柴火让二姐烤。在二姐的哭诉中，父母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母亲眼圈红红的，责骂二姐夫，事情都过得去了，还闹什么，计较什么，二丫又不是有意的，她想吗？她能知道那个禽兽想遭踏她吗？任凭母亲怎样唠叨，父亲总是一声不吭，默默地吸着老烟袋。按老父的规矩，女儿出嫁后，夫妻打架，不准往娘家跑，跑来也得撵回去。二姐既然是偷跑回来的，就没有再逼她回去。为了防止二姐夫找，母亲就把二姐藏在姥姥家。二姐夫从大队回家，见屋里灯还亮，暗骂二姐不会过日子，深更半夜还点灯，又想找二姐事。可是推开家门一看，床上没了二姐，只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睡觉，他见孩子身上盖着二姐的棉袄棉裤，人没了，便傻了眼。他怕二姐寻短见。他急忙叫醒孩子，问二姐上哪去了？孩子迷迷糊糊，摇头不知。二姐夫只得去喊他弟兄四处寻找。汪里、塘里、井里、河里，到处都找不到。二姐夫急了，天一亮就喊来他母亲照看两个孩子，自己骑车就直奔我家。 母亲一看二姐夫，气就不打一处出，可是，她压在心里，没有吱声。二姐夫问，大娘，她来家没有？母亲装憨说，谁呀？二姐夫说，小萍妈。小萍是二姐的大孩子。母亲说，她没来呀，怎么啦，你们又吵架啦？ 二姐夫没等母亲招呼，就径直闯进屋，他以为二姐躲在屋里。他朝屋里看了看，发觉没有人，才把二姐赌气出走的事告诉母亲。母亲想到二姐所受的罪，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质问二姐夫，事情都过去了，为什么还那么狠心打二姐！又哭说，这丫头能上哪去呢？天寒地冻的，棉衣也不穿，不冻死了吗？二姐夫看母亲那样，以为二姐没回来，正准备走，见父亲来了，朝父亲面前双膝一跪，哭了。老父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老父说，你跪不是个事，快去找人，不然，她的几个兄弟来不会让你！ 二姐夫走了，哭着走的。他很后悔，后悔不该如此狠毒地打二姐，倘若二姐真要死了，两个孩子谁管？ 二姐夫和他的亲朋好友，又找了好几天，仍没找到二姐，只得再来我家打听。他始终怀疑二姐在我家藏起来了。他又跪在父母亲跟前痛哭流泪，责备自己，并发誓，只要二姐跟他回家，他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待她。父亲看二姐夫态度怪诚恳，就实话告诉了他，二姐是在家里，不过，她不愿跟你去。二姐夫一听又哭说，她不回家，一家人家不完了吗？并表示要当面给二姐赔罪，老父还是没给二姐走。 后来，二姐夫又托人来求情，并写保证书，二姐才回家。实际上，二姐早就急了，她哪能舍得两个孩子呢？从那以后，二姐也就再没受二姐夫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二姐却得了病。据说她和父亲的病差不多，不同的是二姐病重时双目失明，眼里长满了翳，眼球都变了，全身浮肿。二姐夫也下劲给二姐带这看，带那看，光南京大医院都去了几次，钱花了不少，就是不见好。 想不到说死就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望着火纸盖脸的二姐，我泣不成声。 虽然，我和二姐是同父异母，但我像疼三姐一样疼她。 毕竟我们是一脉血缘。 毕竟她疼过我，爱过我。 给二姐安葬后，我没有回娘家，直接回到自己家。看着两个孩子偎在跟前，吃饭时争争闹闹互不相让的稚态，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穷富没什么，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福。 那时候，家中没有分文钱，雷文国说，所有钱都赔到生意里去了，又说我生儿子时，他花了很多钱送礼，不然计生办能让我安稳呀！我一贯不关心经济，家里有饭吃，饿不死就行。再说，一切慢慢来，只要我们苦心经营，生活会好起来的。 关键是，夫妻俩要齐心合力。只要如此，什么样的刀山都能过得去。 第七章 第四节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地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 求人办事，空着手总不太好。 于是，我到三哥家拿了一盒四瓶装的香油。 给三哥钱，三哥不要。 我总觉着白拿不好，虽说是自己哥也不行。我已经在他家白吃白住了这些天，三哥不说，三嫂能不说吗？干一行讲一行，毕竟芝麻是三哥花钱买的，不是家中地里种的。 三哥不要，就给三嫂。正巧上次三嫂拿我二十块钱找人零钱，我没要，算是两抵了吧。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 我从没给领导送过礼，更不懂送礼行情。不知送一盒香油少不少，校长能不能看上眼呢？唉，就这些吧。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嘛。 正月初八，一大早我在弟弟家草草吃了几口饭，就急匆匆往校长家赶。因为没底，心中总是忐忐忑忑不实在。 校长家在朝阳村。实际上，朝阳村原叫野鸡屯。很早以前，这里荒无人烟，是野鸡狐狸出没的地方。后来，不知从哪来了一对夫妻在这里开荒种地。男的很凶残，据说是金盆洗手的土匪；女的很妖娆，整天打扮，从不干活。他们很少跟外界来往，不久，又来了许多男女，这个地方便热闹起来，因为野鸡多，故称野鸡屯。文革期间，碍于村名不雅，有妓女之村的嫌疑，便改作朝阳村。不过，老年人仍习惯把这儿称作野鸡屯。的确，解放前，这里女人不太正派，多以卖淫为生。 校长家虽说离沙塘十多里，但不陌生，去年他娶儿媳妇，我曾去喝过喜酒。由于路孬，我怕颠砸了香油瓶，所以，车子骑得很慢。足足骑了四十分钟，才赶到校长家。 别看校长只是一个村小的校长，房子盖得却与众不同，在村里一看就知是个当官的人家。他家分前后院，八间大平房，外加六间东西屋和过道屋，整整十四间，馋人呢。房子又高又大，院子也特别宽敞，猩红色的大铁门上镶着两个虎口门环，门两旁还雄踞一对石狮子，酷似过去的衙门。而周围的人家，大多是低矮的小瓦房，连院墙都是矮矮的，门口堆的是长年烧不完的干草垛，草垛上遮盖的是一层塑料纸，纸上再压几块砖头，防止被风卷走。校长家门口干净利索，天阴天晴都不要紧，反正做饭不像农家烧草烧煤，而是用煤气灶，烧微波炉。城里的普通人家还没有微波炉，校长家先用了，惹得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跑到他家看新鲜。当官真好，当官能发财，村里人看了校长家都这样认为。当然，他们中没一个是当官的。 来到校长家门口，猩红的大铁门紧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我不敢用力敲，生怕太大的响声让主人不悦。 响声刚过，便传来了脚步声。随着“咣当”一声，大铁门被拉开了，露出校长四只眼。校长戴深度近视眼镜。因为久戴眼镜，眼睛已变形。有一次，校长在学校里洗头，洗头得拿掉眼镜，我不知因什么找他，一看，天哪，校长一双眼睛不仅白眼珠多，而且往外凸，那两个黑眼珠都朝鼻梁集中，活脱脱一个“斗鸡眼”，难看死了。 校长看我上门，忙打着哈哈：“啊，没想到，哈哈，快进来，快进来。”我将车子推进院里，提下那盒香油，不好意思地说：“校长，年前没捞到来看你，这点香油自家磨的，不成敬意。” “你看看，你看看，来就来是了，干嘛带东西。”校长一边谦让，一边收下香油。校长老婆也闻声出来，接过校长手里的香油，热情地让我进屋。 坐下，上茶。校长老婆茶杯递给我后，便知趣地离开，忙别的事去了。这也许是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公开场合，当官的女人从不参政，只有晚上才刮枕头风。 我开门见山地说：“校长，我今天来找你，不为别的，只想把孙老师在我家买香油挨打的事说一下。我不知雷文国在你跟前说些什么，但不管怎样，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偏听偏信的人，这些年来，我怎么样，孙老师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校长说：“当然，我对你们俩都很相信。那件事给雷文国做粗了，他哪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打得半死，简直无法无天。那天晚上，我都睡了，外面扑通扑通打门，我也不知什么事，只听门外乱哄哄的，看样子，来了不少人。我以为是贼，没敢开门，后来听出是雷文国的声音才开门。天老爷，只见孙老师浑身血淋淋的，人成了面条子，被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我当时也给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孙老师不能说话，脸上都是血，眼肿得睁不开。雷文国指着孙说：‘他个孬种勾引我老婆！’我根本不信，我知道你跟雷早离过婚，孙雷也没有女朋友，别说没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又怎能说是勾引呢？我质问雷文国：‘你这样打老师是要犯法的！’他看我说法不好听，睬都不睬我，又让人把孙老师架走了。他们人多，我想拦也拦不住。那一夜我都没睡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到孙老师家，孙老师正在挂水，讲话很费劲。他说：‘我真不明白，自己去买香油，糊里糊涂地突然挨了人家一顿闷打，后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雷文国误会了他。’他说他要告雷文国，我也支持他告。虽然我跟雷二嫂是老同学，我也得为老师撑腰，说句公道话。何况，雷文国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要是放在眼里，能这样做吗？” 校长讲得口干舌燥，呷了一口茶后又愤愤地说了一句：“他这是杀鸡给猴看，是向我示威，人打过了还拉到我家，逞什么能！” 我打断了校长的话，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只想问一句，我还能继续教书吗？” 校长一怔，说：“怎么不能？谁说不能了？”“同事们会怎么看我？” “你又没干什么坏事，怕别人看干什么？”校长似乎看透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李老师，我很同情你的处境。摊到这种情况，你只有挺住。在我眼里，你很坚强，有个性，有能力，素质很好嘛。你不教书不可惜了吗？听我话，继续教。我相信你，同事们也相信你。你要放下思想包袱，跟往常一样，该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听了校长的话，我很受感动，心里也轻松了好多，雷文国留在我心中的阴霾，被校长几句话扫荡殆尽。 看看时候不早，只得告辞。校长执意挽留，让我吃过饭再走，我婉言谢绝了。 校长把我送到门口，又指了一条近路让我走，最后又说：“开学就去上课，跟那种人计较划不来。” 回去的心情比来时好多了，悬在心中的石头，此刻全然放下。举目远眺，刚返青的麦苗，一望无尽，一只百灵鸟从麦地里飞起，直冲云霄，迎着风口叫得正欢。化了冻的黑土地散出浓郁的泥土香味，我深深地呼吸着旷野里的豁达之气，把车子骑得飞快，路似乎也不像来时那样颠人了，只是肚里咕咕地响了起来。我摸了一下肚子，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到家就吃饭，最少吃三大碗！” 我去校长家的事，大姐知道。她一直在弟弟家等候消息。看我进门后，忙问：“怎么样？书还能不能教？” 我知道大姐最关心我目前的生活。代课教师工资虽说不高，但总比没有强。我车子一放，就把去校长家情况跟她说了。她听了很高兴，不过，她又提醒我：“在学校要小心，特别是路上，要防哪个孬种拦你。” 我说：“学校是什么地方，他不敢去。路上他要拦我，我就告他，法律可不管他是什么地痞流氓。” 大姐过了十多天才走。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人都有家，人人都要回家。只有我，说有家，却无家；说无家，还有个栖身之处——娘家。纵然一些人用种种眼光看着我，我还得厚着脸皮在母亲屋里住下去，因为我实在没地方去。 其间，哥嫂们还在不厌其烦地做我工作，让我回雷家，我只好躲着他们，连饭也不上他们家吃。我知道，一坐到他们家饭桌上，他们便会引经据典、拐弯抹角地让我认识离婚后的路难走，还是“奶婚”好，再谈一个二婚的，到老死也不会一条心。孩子更受罪，像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我成天在屋里呆着，静等着开学。 我真想找胡素华大姐聊聊，毕竟她阅历深，社会经验丰富，人生体会也多，再说好几年没见了，不知她近况如何。可是，我又不敢去。她也是离婚的，我也是离婚的，我怕人说，什么人找什么人。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净找大王八。那时，我的精神状态极差，脑神经天天绷得紧紧的，生怕再有什么不幸突然降到我头上。 我天天躲在屋里，坐累了睡，睡醒了坐，饿了就到弟弟家讨口饭吃，有时一张煎饼，有时一碗稀饭，弟媳妇还不错，什么话也没说。 总算开学了。 那天，太阳刚露一点红，我就开始做饭吃。年年如是，开学第一天，早上八点前一定得到校。 吃过饭，我略加修饰一番，无非是把长发绾在脑后，盘成团团发髻，然后换件浅绿色的风衣，脚上皮鞋邋遢惯了，脏兮兮的，灰头灰脑，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擦鞋油了。我找了一块破布，蘸了点水，先把鞋上泥灰擦净，再找鞋刷刷点鞋油，旧皮鞋又焕新颜了。 收拾完毕，骑车慢悠悠朝学校逛去。 越靠近学校，我的脑子里越乱糟糟的。同事们会用什么样眼光看我呢？惊讶？怀疑？鄙视？探询？孙老师的脸上伤痕可曾去掉？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校长不是让我放下包袱吗？唉，随他们怎么说，怎么看吧！ 学校里除了成群结队的学生外，老师来得很少。他们见到我，仍跟往常一样，亲热地打了声招呼，并没有像我想像那样瞧不起我。别人不问，自己也犯不着解释，有时解释多了适得其反。 九点多钟，孙雷才来，仍骑着那辆摩托。那辆摩托曾被雷文国蛮横无理地推到沟底。孙雷被绑架走后，是弟弟把摩托从沟底推上来的。过了好几天，孙家才来人推走。见人来推车，心中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我对不起孙，对不起孙的摩托。跟孙家说什么都不光彩，一切语言都无法诠释我当时难堪的心境。今天，看孙雷来了，那种羞愧、内疚的感觉一直盘在心头。 孙雷表情很严肃，严肃得有点可怕。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那副又大又黑的墨镜几乎罩住了他大半个脸。可以断定，脸上的伤痕没褪。他进办公室时，有个老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哟，孙老师今天戴眼镜好漂亮！”接着又响起不无嘲弄的哈哈笑声。我不敢望孙雷，只听孙雷平静而又从容的语调飘了过来：“好看吗？你也买副戴好了。” 我如坐针毡。那芒刺似的语言虽不是说我的，但仍刺得我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办公室里一时静得出奇，当这么多人的面，我真不知该怎样跟孙雷解释那晚的事。我只觉得，有些人的眼光，一会射向我，一会射向孙雷，仿佛我俩真的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我僵直地坐着，直到校长走进办公室宣布开会，我才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第一天最难熬，第二天就好多了。最起码我没有了第一天的拘谨、无奈、羞愧。我静心备课，认真上课，像以往一样。 孙雷的大墨镜取了下来，大概他觉得戴着墨镜走进课堂不合适。他的半个脸仍留着青紫的伤痕，从鼻子到脑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乌黑青紫使他原本漂亮的脸蛋，显得有点丑陋。 看到孙雷那张变了色变了形的脸，我更是内疚得要命。同事们在会上听了校长讲的真相后，对孙非常同情，我当然也在被同情之列。他们都要替孙雷打抱不平，为的是维护老师的尊严、人格、权利。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三个人时，我向孙雷道了歉。孙雷已知道我的处境和雷文国那晚的恶作剧，他说：“李大姐，我真的不在乎，难得让人吃一回醋，值！”他又跟我说，他姐他女朋友准备开学来找我后账的，他没让来。他对她们说：“李老师也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儿子刚死，男人又暴戾成性，如今家也破了，人又寄居在娘家，够惨的了。” 他的姐姐和女朋友也是通情达理的人，结果没来。 既然话说开了，我对孙的那份自责和内疚也就少了。不过，我对孙雷倒是多了一份感激，感激他宽容大量，感激他深明大义，感激他不记恨我。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雷二嫂也的确来找过校长，让校长辞退我，这一次校长却薄了雷二嫂的面子。他对雷二嫂说：“学校正缺老师，我无法也没权利辞退一个积极上进、教学能力强的女教师。”雷二嫂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返回。当然，校长为我又在背后挨了雷家一顿臭骂。 开学后，日子过得很快。我早出晚归，和哥嫂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精神上也好多了。只是夜深人静时，又会思念起死去的儿子来，同时还在牵挂着那个近在咫尺却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女儿。 雷文国不给女儿到我身边来，实际上，他这是变相地惩罚我，作践我。无奈，我只好利用中午或晚上放学时间，跑到高山小学看闺女。只要能看到女儿，能看到女儿干干净净，高高兴兴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别无他求。 第七章 第五节 ——留在女儿眼里的是：妈妈是个流泪的妈妈，一个被爸爸打在地上乱滚的妈妈，一个被逼走他乡的妈妈。 能看到女儿，就是我的一种享受。 女儿常搂着我的脖子说：“妈，你放心，奶奶待我很好，爸爸也是。我吃住都在奶奶家。妈，我现在自己能洗头了，瞧，这头就是我自己洗的。头发长了，我就到奶奶对门的小二店里剪，剪一次头不就是一块钱吗？”听了女儿的话，心里好酸，如果我在她身边，哪会让她自己洗呢？要知道，她才七八岁呀！ 女儿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不仅学习好，而且挺懂事。我长期不跟她在一起生活，在她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她，雷文国在她跟前灌输了不少有关我的坏话，我原以为她会恨我、气我、不睬我，可是，她没有这样。相反，更加想我，爱我。每次到学校，只要女儿看到我，或者别的小朋友告诉她：“你妈来了。”她都会兴高采烈地跑出来，老远便扑到我怀里，而后便是摸摸我的脸、脖子，说：“妈，你胖了，在外婆家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妈，你的头发又长长了。”有时，她劝我说：“妈，你回家吧，奶奶常念叨你。” “妈……” 每次，女儿见到我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撒不完的娇。最难过的，就是母女分手的时候，她眼泪巴巴地舍不得我离去。我想把她带在身边，雷文国却死也不让。女儿怕雷文国。不过，有一次去接她，我很伤心。那天是星期五，放学早，又赶上双休日，我打算把她接到沙塘过两天，等星期一再送到学校。那天，我是提前一节课去的，因秋湖小学和高山小学相差七八里地，我怕去晚了，女儿放学回家接不到。我不敢到家里接，万一被雷文国碰到找麻烦，我躲他都躲不及，还能上门吗？ 那天下午风很大，刮得人睁不开眼。虽是早春，仍然很冷。为了接女儿，就是刮刀子也得去。有道是女儿想娘想一会，娘想女儿长长长。那种对骨血的渴盼，就像烈日燎烤，令人难以忍受。 我有半个多月没看见女儿了，常在梦中想她，想她想得直想哭。儿子走了，女儿又不在身边，我这颗脆弱的心无法承受这种无情的打击。我想获得女儿，可是，女儿姓雷，是雷家的孩子，应该在雷家长大。世俗是这样确认，法院也是这样判的。在他们的眼里，我只能是孩子可怜的母亲，是个生活不能自立的懦妇，是一个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的弱女子。 女儿啊，难道妈妈对你没有一点监护权吗？你在那儿生活，妈妈不放心。上次听人说，你冬天都是自己去澡堂洗澡。你太小了，刚脱掉开裆裤，自己怎么能去洗澡呢？比你大的小孩子还由妈妈带着，你，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孩子，在澡堂里，不怕水烫吗？谁替你搓背，谁替你洗头，谁替你擦身？上来后，又是谁能替你一件件穿衣服？你是否因为别的孩子有母亲照料而妒嫉？你是否因为有妈妈而得不到妈妈的爱而落泪？孩子，我多想为你尽到母亲的责任，妈妈不能，唯一能让妈妈安慰的是，我每个星期还能见到你一次。 那天，我赶到女儿学校，——也是我曾经工作了五个年头的学校时，下课的铃声还没敲响。女儿读一年级，班主任便是她的二娘。 我在女儿的教室外面站了好一会，静静地聆听着班级里孩子们那清脆悦耳的读书声。那节课正是语文课，孩子们的读书声刚停，就听到雷二嫂高亢、有力而又略带沙哑的声音。我知道，她是在指导孩子们朗读。 我耐心地等着下课，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想透过玻璃窗朝班里看。我想看到女儿的那张稚嫩的小脸，可惜，班里小脸太多，几乎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根本找不到哪朵花是我的女儿。我想走近窗口，但怕影响孩子们的注意力，只能远远地看着，焦急而又耐心地等着。 好不容易等到下课铃响，我便急不可待地走进教室。其实，雷二嫂早就看到我来了，只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现在，她见我不请便自己闯进教室，先是装作一愣，旋即脸上堆满笑容，马上对一群孩子喊：“雷蕾，你妈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从孩子群中寻到女儿，只听耳边传来一声“妈”字，接着，女儿便扑到我那干渴的怀抱。我一把抱起女儿，对她说：“明天后天是双休日，把书包背着，跟妈到外婆家玩两天。” “我不去。”一向乖巧的女儿，一边望着我怯生生地回答，一边用眼不时朝雷二嫂脸上瞟。 雷二嫂见状，强笑笑，说：“雷蕾，你明天还要学跳舞，能有时间跟你妈去吗？” 女儿不知说什么好。她本就怕当她班主任的二娘，即便想跟我走，此刻也不敢说。她沉默不语，低头摆弄我衣服上的纽扣。 “雷蕾，快把书包背上跟我走吧，等星期一我再把你送来上学，保准不让你迟到。”我没有理会雷二嫂，仍然劝女儿。 “我不去。”女儿低声说。 女儿的声音虽然很低很小，却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心窝。我不知道心窝是痛、是酸、是苦，泪水顿时涌入眼眶，我哽咽着问她：“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知道。”女儿声音愈来愈小，小得像蚊子嗡嗡。 “雷蕾，你得学跳舞，学校里下个星期比赛，你想不想跳舞？”雷二嫂不问我高不高兴，继续诱逼女儿。 “想。”女儿怯生生地说。 “你这么多天不回来，小孩子对你也生疏了。你看你叫她跟你去，她都不跟你去。”雷二嫂似乎用一种挑战的口吻跟我说。 我的心被雷二嫂刺了一下，我并不跟她搭茬，仍问女儿：“你到底跟不跟我去？” “……”女儿不回答，却用眼睛看她二娘。再笨的人也会知道，女儿怕她二娘。 我本不想理睬雷二嫂的，看来，不理不行，我直截了当地跟她说：“二嫂，你回家告诉一声，就说雷蕾给我接走了，等星期一再送来。叫他们放心好了，女儿是我生的，我会疼她的，不会耽误上课。”说完，不管雷二嫂同不同意，把女儿硬抱上自行车，书包放在车篮里，头也不回走了。雷二嫂站在原地，一脸不高兴。她不想给我带女儿，管得了吗？我自己的孩子多会想带多会带，谁也别想挡着，谁也没资格干涉。我跟姓雷的离婚怎么了，辛辛苦苦七八年挣下一片家业，我未带走一分一厘，看看孩子还过份吗！我又生气又伤心地把女儿带着，此时，风已停了，夕阳衔山。刚出高山街，便停下车子，对坐在后面的女儿说：“你下去吧，既然你不想跟妈走，你就下去回家吧。” 女儿看我这样，吓得眼泪丝丝，嘟着小嘴说：“我不回去。” “既然你不回去，为什么刚才在学校里说不跟我走？”我并不想跟孩子斤斤计较，只是想试探试探女儿的心，看雷家给女儿灌输了哪些影响母女感情的东西，以便适时准确地排除女儿幼小心灵与我感情不能沟通的障碍。 女儿乖乖地说：“妈，你没看到二娘在跟前吗？我要说跟你去，她回家跟俺爸说，雷蕾又跟她妈去了，俺爸不说我吗？上次我跟你去，回来俺爸就要把我扔到南边沟底，爸还盘问我，问你跟我说了些什么话，我不告诉他，他就要打我，就说不要我！” 原来是这样，可怜的孩子！想不到，我探望她一次，就给她带来这么多灾难，真没想到，雷文国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他不想给我看孩子罢了，还给孩子施加这么大的精神压力，没想到我小小的女儿的心灵上，还要压着这么大的负荷！我来带她，不是带给她福，相反给她带来了祸，女儿啊，妈对不起你！ 我心疼地擦了擦她小脸上的泥灰，摸了摸她的头，苦笑笑，重新把她抱上车。我有意放慢车速，边走边聊。女儿到底一年级没白上，小小的年纪说出话来，我还得思考半天才能明白。女儿搂紧我的腰，小脸贴在我的后背上，娇娇地说：“妈，我以后要听你话，书上说的，父母命，行勿懒嘛。”我听了一惊，小小的女儿竟会引用《三字经》上的句子。我问她：“什么是父母命，行勿懒？”她说：“妈真笨，这还不懂。就是说爸爸妈妈要求小孩子干什么，小孩子不能违拗；哪怕爸爸妈妈说的是错的，也不准顶嘴，可以慢慢解释。”“照你这样说，刚才我在学校里叫你跟我走，你为什么不听话？”我又重复了一次。她说：“那不一样，在二娘跟前不行。”小小的人儿就懂得了世故。 “雷蕾，你在书上还学会什么？”我岔开话题，想从侧面了解一下她的学习情况。 “还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话怎么讲？”我故意问。女儿不加思索地说：“就是玉石不经过精雕细琢，不能成为人们喜爱的玉器，只能是块玉石；人不学习，就不能懂得许多知识、许多道理，妈，你说对吗？” 女儿的答案可以得满分，毕竟是七八岁的孩子。 沿途路边的野草、田野里返青的麦苗，都能引起女儿浓厚的兴趣。女儿指着衔山的夕阳，路边的小草，兴奋地说：“妈，你看大自然真美！”“美在哪里？”“美在绿呀，妈，你看，到处都是绿色，沟边的那棵小草上还开着花呢？妈，你说，那小花是不是小草的女儿呀？”我被女儿的天真逗乐了。 “你怎么知道花是小草的女儿？”女儿故作神秘地说：“妈，你没看见小花都长在青草的怀里？风一吹，小花摇呀，摆呀，像在母亲怀里跳舞呢！”我笑出声来，感叹女儿难得有如此形象巧妙的想像。女儿又说：“妈，小花真幸福，能天天在妈妈的怀里。”说完，她又紧紧搂着我的腰，用小脸在我背后亲昵地蹭着。“妈，我能天天跟你在一起多好。” 我腾出一只手，摸了摸女儿的小脸蛋，心疼地说：“会的，不过，蕾儿，不管你在哪里，妈妈都会认为你在我的怀里。” 突然，我看见高高的田埂上开了一簇小花，那花黄黄的，可能是迎春花。我灵机一动，对雷蕾说：“蕾蕾，你看那黄花漂亮吗？”女儿顺我手指方向望去，说：“漂亮。”“它周围有没有青青草？”“没有。妈，为什么它周围没有小草，是不是青草妈妈不要它啦？”“不是母亲不要它，是母亲在地面托着它，供给它养料，就跟我和你一样，我虽然没和你在一起，实际上是心跟你在一起的。你感觉不出来吗？比如，我常常到学校看你，给你买学习用品、买衣服、买好吃的东西，你能说妈妈没跟你在一起吗？” 不管女儿懂不懂，我尽量把心里话掏出来说给她听。女儿还小，她纯嫩的心灵还盛不下人间的烦恼，世上的一切在她的眼里都是真的、善的、美的。她无法理解我与她爸爸之间的矛盾，她不懂妈妈离她而去的原因。 回到母亲的屋里，天快黑了。弟弟要我们娘俩到他家吃饭，我没同意，我要亲手做饭给女儿吃。女儿喜欢吃鸡蛋面条，而且是宽面条，我便向弟弟借点面条，又要了几个鸡蛋。我先做了两个油煎荷包蛋，然后放油盐，炸葱花、姜丝，下面条，打鸡蛋。我把面条盛作两碗，娘俩一人一碗。我的碗里当然是清汤面，女儿碗里除放了面条里的鸡蛋外，还把两个荷包蛋放在碗里。女儿看我这样，大叫：“妈妈，这样不公平。”“怎么不公平？”我问。 “你为什么没鸡蛋，我的鸡蛋这么多？”女儿反问。 我笑笑说：“妈妈不喜欢吃鸡蛋，你替妈妈代吃不好吗？” “不行，绝对不行！妈妈，我知道你能吃，生弟弟时你就吃过，一次弟弟吃掉地上的鸡蛋，你还拾起来洗洗就吃了呢。” 女儿非要给我一个荷包蛋，我只得同意。女儿将荷包蛋夹到我碗里，直到看我吃完了，她才吃。 她边吃边说：“妈妈下的面条真好吃。” 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孩子啊，你缺少的母爱太多了。 女儿个头不小，有我大半截高。晚上睡觉时，她撒娇似的直往我怀里拱，把小脸贴在我的胸前说：“妈妈，搂紧我。”我心疼地搂着她，她也反搂着我。母女连心，女儿到任何时候都会跟妈妈贴心的。过一会，女儿突然求我说：“妈妈，回家吧，爸爸学好了，不会再打你的。以后，他再打你，我就不理他。”从小，女儿就看着我和雷文国常打常吵，可以说，她是在我们打骂声中长大的。我并不想给女儿一个坏印象，我也想给女儿一个完美的母亲形象，可惜，雷文国打碎了我的梦想，破坏了一个母亲的尊严。留在女儿的眼里是：妈妈是个流泪的妈妈，一个被爸爸打在地上乱滚的妈妈，一个被逼走他乡的妈妈。 女儿啊，妈妈又轻易想离开你吗？妈妈又怎能不想回家呢？可是妈妈回不了家，也不想回那个家了，你目前还不能理解妈妈不回家的原因。 最让我伤心、让我内疚的是女儿另一番话。她说：“妈，在家里，我最怕天黑了。我不喜欢天黑，我希望天永远不要黑。因为，天黑了，我一个人在家好害怕。爸爸每天回来很晚，奶奶也不来看我。没办法，我就把各个屋里的电灯拉亮，把电视机的声音放得很响，然后，再洗洗脚上床，等着爸爸回来。夏天，晚上打雷更怕人。妈，一到打雷时，我就吓得钻在被窝里直喊你，我好想你来陪我。妈，我常常做梦都梦到你。一次我梦见你回家了，高兴地喊：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扑到你跟前时，却扑了空，你不睬我，走了。我跟在后面追你，爸爸偏要拉着我，我一急，醒了。原来，我跌下了床，爸爸把我抱了起来。”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女儿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当我把她送到学校，看她泪流满面，一步一回首的样子时，心里就像装进了多年的陈坛老醋，酸得不能再酸。我迅速走出校园，来到没人的地方，然后大哭一场，再擦干眼泪，装作没事的样子，走进我的工作岗位。 不几天，女儿竟给我寄来一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才是一年级学生呀！信封和信瓤都是铅笔写的。信封上，没写邮编号码，也没写哪个乡，只写了以下几行字：秋湖小学，李天芳妈妈收，高山小学雷蕾。真应该感谢送信的同志能这样负责，要知道，他们送来的不是一封信，而是女儿的一颗童心呀！信的内容是：“妈妈，我在你那儿过得好开心。妈妈，你勇（永）远都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朱（祝）您勇（永）勇（永）远远，开开心心。您的女儿雷蕾。” 这是女儿给我寄的第一封信。我心里真激动，激动得只有用偷偷的哭来表达。谢谢女儿，谢谢我的女儿能理解妈妈。女儿啊，妈妈在心里为你祈祷，为你祝福，希望你快点长大成人，希望你学业有成，希望你天天快快乐乐，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知你疼你的后妈妈。但是，不管海枯石烂，不管到天涯海角，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好妈妈，亲妈妈。 看了女儿的信后，更增加我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决心，我要活着，要好好地活下去，为自己，更为女儿。 第八章 瘦泥鳅真横 第一节 人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关键是成功的人能够走出脆弱。 ——我觉得自己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灵魂仿佛悬在半空中，我好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真的山穷水尽了吗？ 寡妇门前是非多，单身女人也是如此。 其实，这种是非并不是寡妇或单身女人惹的，而是别人故意造的。 为了防止是非再次套到头上，放暑假后我把自己反关在家里，断绝与任何男人接触。无聊时便思考一个人怎么死法不痛苦，什么活法能轻松？ 我疯过、狂过、暴躁不安过。狂躁时，我拼命地揪扯自己的头发，头狠狠地往墙上撞。 有时头发会被整绺地扯下，头能撞几个大包。的确，我想毁灭自己。一次，趁母亲不在家，我一咬牙想割断动脉血管。当时，手中利刃已经割得手腕殷殷向外冒血，但最后还是算了。不是我怕死，实在是不忍心让母亲看到我倒在血泊里的样子。她年过花甲，精神上打击已经够大的了，她那脆弱的情感不能再经受一丝一毫的刺激。我也不想可怜的蕾儿过早地失去自己生身的母亲。 一连多少天，我都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我觉得自己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灵魂仿佛悬在半空中。我好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且是站在这尽头的悬崖峭壁上，前无生路，后无退步，不知如何是好。我真是山穷水尽了吗？ 我不想在母亲跟前当“白吃”，更不想在娘家看到哥嫂们不悦的脸色。我有双手，我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吃饭，可是，偌大的天下，何处有我的栖身之地呢？正当我苦闷之极时，一天大哥来找我，说有个姓牛的打电话来，要和我商谈稿子之事，并让我这两天就去《马陵教育报》社找他。 我知道，这是牛国健老师打来的电话。放假前，高山镇教委布置各学校写一篇素质教育论文和一篇先进人物事迹稿。校长理所当然地想到我。虽说封笔好几年，在他们心中，我好像还是个才女，还是个土作家。 校长没让我写论文，偏让我写先进人物的通讯稿。小说是虚构的，通讯是写实的。就两者而言，写小说是我的长处，写通讯则是我的弱项。但是，既然校长安排我写，再难也得写。 你不叫我写先进人物吗？好，我就写你校长，送佛干脆送到西天。凭心而论，校长工作干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几年的校园建设，他花费了不少精力。他要跑关系、跑经费、跑材料，整天扑在工地上，在这方面，校长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再者，教学抓得也怪紧，几次综合质量评估，在村小中皆名列前茅。 一个晚上，一千五百字的人物通讯稿便写好了。校长和老师看后，都说不错，并要我投稿。投给谁呢？《马陵日报》没把握，行业报可能还有点指望。 正为投稿烦神时，碰到胡素华。闲谈中，得知牛国健老师调到《马陵教育报》社三四年了，心中暗喜。这下子稿子有希望了。因为牛老师以前对我印象不错，我给他稿子，他不会不问的。 说实话，牛老师在我的心目中还是比较高大的。高大的理由有二：一是才华出众；二是待人热情。据胡大姐说，牛老师的才华体现在两方面：教学和写作。他是带高三语文的，连续三年，语文高考成绩都名列马陵市前茅，可想而知，他的教学质量如何。至于写作，他主要以乡土文学见长。还在当老师的时候，他的千字散文便见诸于全国众多报端。他的编著较多，像《马陵民间传说》、《马陵风物传说》、《马陵的传奇人物——周七猴子》等书，风靡一时。 也许是铜臭的熏染，人渐渐离不开钱，而且视钱如命。如果有谁无报酬而且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别人，一定会被人视为“傻瓜”。牛老师似乎就是这样傻瓜。不过，我也听胡大姐说过，牛老师是爱钱的，谁想让他多掏腰包比较难。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牛老师爱钱，那钱多是他苦苦爬格子而得。他不会贪钱，更不会去榨取别人的血汗。与他相识的文学青年，大多知道他待人热情。他乐做你的老师，乐做你的导游，乐做你的朋友，那是不收费的。尽管别人议论过他的是是非非，议论他热情过火显得有点虚伪，议论他有时言过其实，有时哗众取宠，议论他的女弟子过多，但大家还是信赖他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坑害过别人。当然，我也觉得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可是，缺点与他的优点相比，只不过是蚊子与雄狮之比。谁又能说谁完美无缺呢？实际上，真正完美的人是那些有残缺但能敢于承认并敢于改正之人。 我有十几年没见到牛老师了，但仍能想像出他那个文文静静的样子。确切地说，他像个女人：走路慢慢腾腾的，说话一字一板。他那一频一顾，一扭一捏，女人味十足。尤其是他用假嗓唱京剧的旦角戏，堪称一绝。那年，胡大姐请他吃饭，我作陪。席间，他跟另外两人清唱《智斗》，那甜美的音质，宽广的音域，高亢的嗓音，并不比京剧名家洪雪飞逊色。他唱歌也罢，唱戏也罢，很投入。那眼睛特别传神，记得当时，他一边唱，一边用眼睛时而瞅瞅胡大姐，时而瞟瞟我。胡大姐总是报以热切的回望，我却不敢抬头，因为我长得又土又丑，没有胡大姐好看。 一别十几年，我从丑小丫又变成了弃妇，原本生活在低谷，绕了一圈再次回到了低谷。我无颜面对对我寄托很大希望的牛老师。因为，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一无所获；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一无所有。不过，我不灰心。正因为我的无知无能，我才需要老师的指点。牛老师也一定会搭救一个陷入泥沼的学生。这不，稿子刚寄去，他就来了电话。不管稿子能登与否，我相信，在牛老师那里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第二天清晨，骑上我的小红车，直奔《马陵教育报》社。临走前，当然得向母亲请示。我现在很可怜，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怕别人说，瞧，她又想跟哪个男人约会了。离过婚的女人，不在家好好呆着，整天乱跑，能有什么好事！这些话不要别人说，还不够我的弟媳妇和几个嫂嫂说的。 这天是八月四号，也就是放暑假的半个月之后。天气很热，一大早都没点凉气，更谈不上有风了，浑身热辣辣的，燥得很。尽管这样，我出了门就像小鸟离了窝，心里非常轻松，还情不自禁地哼了一首老掉牙的忘了名的歌：“……人生出身不怕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 《马陵教育报》社坐落在马陵市的南京路上。那是五层高的小黄楼，楼前是绿色的铁栅栏，栏内有草坪、假山、花池，环境非常优雅。牛老师在四楼办公，负责文学副刊。 值班室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明确规定外单位人员车子不能入内，我只好把自行车停在外面。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他正在看报纸。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没好意思开口。我怕打扰人家看报的雅兴，让人扫兴，人家会不高兴。他一不高兴，说不定就不给我进去。最好的办法，还是在门口等。 值班人员看罢报纸，端杯喝茶时，发现我在门口转来转去，感到很奇怪，便问：“你找谁？”“我找牛国健老师。”我赶紧上前陪笑说。 “你找他干啥？”对方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问。 “是他叫我来改稿的。”我怕他有其他想法，忙解释说。 “噢，他正在四楼，你去吧。” 值班人员还怪和气，并不是脸难看，门难进。因为是双休日，报社内很少有人出入，我径直走进办公大楼，迎面是巨大的蓝色壁镜。镜内的我，是那样憔悴，那样瘦弱，一看就知道是个生活上极不顺心的人。 每层楼梯口，都有同样大小的壁镜。于是，镜中的我，从下到上，由右向左，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来到四楼时，正巧看到牛老师送一个年轻的女子出门。 “天芳来啦。”牛老师看到我后，眼神一亮，热情地对我打着招呼。这么多年没见了，仍能认出我，记性真好。他说话还是那样甜兮兮的，软绵绵的，让人听了非常亲热，非常舒心。 “牛老师。”我赧然一笑，欣喜地叫了一声。 牛老师将我领进办公室，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又忙着替我倒了一杯纯净水。 牛老师的办公室里有四张桌子，两两相对。桌上都摞着厚厚的一沓稿子。牛老师桌上稿子更多，高高的几摞像小山似的，占据了半个书桌。他找出我的稿子说：“天芳，你的文笔是没话说的，呱呱叫，可是，这篇稿子的最大毛病，是内容不太充实，事例举得不多，该写详细的地方还没写细，我已经给你改过了，有几处需要补充的，你回去再采访一下，比如范校长是如何筹措资金改造危房、扩建学校的，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帮助的，这些都得详写。” 我连连点头。在他面前，我好像成了刚进校门的小学生，不敢说话，生怕说错了哪句让牛老师笑话。我拘谨地坐着，虽然有点口渴，但没好意思喝那杯清澈透明的纯净水。 牛老师关切地问了一下我的近况。实际上，他从胡素华大姐那里或多或少地知道了我不少事情。当他听我说月薪才一百四十元时，不禁喟然叹息说：“太少了，太少了，我一个人工资有你七八倍还多。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呢？要是早几年找我，不管让你干什么工资也不会就这么一点，你现在是什么学历？” “大专，学的是小学语文教育专科。” “你不能到马陵状元阁学校应聘吗？那是私立学校，校长是南京大学的一个副教授，那里老师月薪最少也得四百多块钱。你年龄不大，又教十几年书，还有老师资格证书，应该去应聘，窝在乡下当代课教师有什么出息。” “我当然想去应聘啦，只是没人举荐，恐怕不行。” “这有何难！”牛老师一拍大腿，胸有成竹地说，“我跟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交情非常不错，他学校的校歌就是我写的，今天正准备去教呢。如果你愿意去应聘，我这就打电话跟他谈。”还没等我说什么，牛老师就从抽屉里摸出电话磁卡，麻利地插进电话机里，然后按下一连串数字。在他拿起话筒等待对方回话时，那双笑眯眯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我赧颜汗下，矜持地坐着，偶尔也偷扫一下牛老师。与十几年前相比，牛老师明显苍老不少。因为脂肪过多，两腮有点下坠，脸色依然是黄干干的，额角上已明显露出皱纹，鱼泡眼下凸起了眼袋。眼神还像过去那样柔和、慈善。乌黑的头发已经发灰，且钻出几根银丝。牛老师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吧，我感觉此刻的他就是智慧的化身，就是知识的宝库。他那举手投足都是文绉绉的充满才气，让人无端地生出几许钦佩、几许尊敬。 对方回话了。 牛老师对着话筒问：“陈校长吗？你哪儿学生报名情况怎样？教师招聘满了没有？我再向你推荐一个怎么样？……我现在就去，好。” 牛老师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们等一会派车来接我们，我去教歌，你顺便看看他们学校怎么样。”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着，真希望马上就能走上私立学校的讲台，脱离现在的生活窘境。牛老师又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中小学语文教师散文集》、《通讯员入门》。那都是他编著的。他在书上签了名然后送给我。我诚惶诚恐，如获至宝般装进我的提包里。牛老师说：“这几年，我就是凭借手中一支笔，写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还添置了一套仿红木家具。天芳，要是靠我千把块钱养家，连西北风也不够喝的，现在胡素华还少我两千多块钱卖书款，我打算不要了，不就是两千块钱嘛，我挥挥手中的笔，千把两千块钱稀来易就挣到手了。天芳，凭你的天赋、条件，你应该多写写。记得当年你写的《还你一个吻》，这部中篇小说很不错，你还应坚持写下去。” 牛老师说得正高兴，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牛老师不慌不忙，接过电话说声“知道了”。便放下电话对我说：“车来了，走，我带你去学校看看。”说完，便锁上抽屉，站起来朝我挥一下手，而后走出办公室，我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 一辆黑褐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办公楼下。车门大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倚在车窗前跟司机正在交谈。他们见牛老师下楼后，忙笑着迎上来打招呼，并指着拉开的车门，让我们上车。看到牛老师受人如此尊敬，不禁让我又对他增添几分敬慕。 牛老师对那男人介绍说：“陈校长，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李老师，这次有意想到你们学校应聘，不知行不行？” 我也微笑谦虚地朝陈校长点一下头。 陈校长对牛教师说：“来支持我工作，当然欢迎啦，就是现在报名还不多，不知能开几个班，如果需要，我立马跟你说。” 牛老师在车上跟陈校长谈笑风生。从他们谈话中，我听出陈校长是马陵市里的一个机关干部，校长是兼职的。他父亲是个建筑工头，挣点钱便建了这所学校。学校的内部设施，像电脑啦，师资啦都是南大教授带来的。因为南大教授牌子响，投资多，所以担任校长职务。学校准备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各两个班，实行全封闭管理。学校的长项是外语和武术。因为今年刚办，陈校长说，主要担心生源问题，目前，人们对私立学校还存在一些偏见，认为私立没有公立的好。陈校长还跟牛老师谈了很多，我只有旁听的份，——虽然，我有时憋不住，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车子在宽阔的水泥马路上飞奔。 过了铁道的立交桥，我的心突然沉了下来，这不是开往马陵的北部吗？那是我儿子去的地方。十月二十七日的夜晚，在市医院的急诊室里的小白床上，夭折的儿子就是被一个陌生的老头抱走，埋在铁道北的。我不知儿子埋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车子越向北，离儿子越近。 车子开了二十来分钟，终于在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陈校长抢先一步打开车门，我随牛老师相继而出。牛老师指着四层的大楼说：“天芳，你看，这座大楼就是学校，价值几百万，全是陈校长家的固定资产，了不得呀！” 虽说是暑假，学校里却有不少学生。牛老师说，这个学校现在正办假期武术培训班。他们专门从少林寺聘请两名俗家弟子来传授武术。之所以取名状元阁学校，就是想培养文武状元。文是南大来的教授，武是少林寺的武僧，这在马陵市，是公立学校不可比的。 进入学校，迎面来了一位五十多岁、戴着眼镜、满面红光、退休干部模样的人，牛老师告诉我，他就是南大龚教授。龚教授一见牛老师，马上亲切地打招呼：“牛老师，你总算来了，孩子们正等你教校歌呢。” 牛老师故作抱歉地笑着说：“我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现在稿子还有一大摞等着审呢，唉，拿人千把块钱工资易嘛，忙就忙死了。你们看，我头发都白了，现在学生都到了吗？我这就教，歌曲不长，好学好记，教几遍准会。” 龚教授满脸堆笑，连说“好好”，马上就要去组织学生。牛老师连忙拉住他，又把我介绍一番说：“这是我学生，叫李天芳。现在秋湖小学教书，有十几年教龄了，又是大专生，想来应聘，怎么样？” 龚教授笑笑说：“还不是全凭你牛老师一句话，你介绍的人，能差嘛。只是现在学生还没招齐，等班级确定后，你就叫李老师来。牛老师，这样吧，你到大教室去，我把学生组织好，先让他们学校歌，李老师的事另找机会再说。” 牛老师似乎对这所学校非常熟悉，走过弯弯曲曲的楼道，很快便进了大教室。哇，这口教室很大，两边全是玻璃墙，室内宽敞、明亮。教室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磁性黑板，室内桌椅全是新的，排得整整齐齐，地面铺设着美丽的地板砖。教室里少说也能容下一二百人。 我们刚到教室不久，学生们便陆续来了。他们有男有女，叽叽喳喳的，各自寻找坐位，大的在后排，小的在前排，不一会，教室里便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 龚教授和陈校长进教室后，陈校长清了清嗓门，大声说：“同学们，现在我校请报社的牛国健主任教校歌，希望大家认真学唱……”说完，他带头鼓起掌来，下面也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牛老师笑眯眯地走上讲台。他先没说话，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状元阁学校校歌”几个苍劲有力漂亮的粉笔字。然后，用雄浑响亮的声音对学生讲述歌词大意，接着便在黑板上抄写歌词：“巍巍的马陵山，滔滔陵水河……” 歌词很美，曲调也很美，牛老师的歌教得更美。他先一句句教，三遍教过之后，便让学生齐唱，如此反复，不一会，大多数学生都会唱了。 教罢歌曲，已到中午。龚教授和陈校长说什么也不让牛老师走。就在附近一家饭店摆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牛老师。我不好意思当“白吃”，几番要求回去，他们不同意，牛老师更是不给走，我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说实话，我一个女子，跟人家一不生二不熟，又是想来求职的，怎好意思让人家招待，再说，人家本来也并没有考虑过招待我呀。 牛老师看我忐忑不安的样子，批评我说：“天芳，你这样羞羞答答的没有一点出息，将来怎么出来做事？应该大大方方的，学会应酬。” 我勉勉强强随众人走进饭店，还没坐下，牛老师突然对陈校长说：“哎，不如打个传呼，让黑老包也来喝酒。”陈校长说：“行行，他来太好了，我这就去打，就不知他给不给面子？”牛老师说：“你只要说我在这儿，他保准会来。” 陈校长看来跟这个叫黑老包的人挺熟，没说什么转身就走。牛老师突然又喊住了他：“还是我去打吧。”大概他真怕陈校长请不来黑老包。 黑老包何许人也？我只知历史上有个清官叫包拯，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他打过龙袍，铡过驸马陈士美，探过阴山，阴阳两界的贪官污吏都怕他的大铡刀。因为他人黑姓包，铁面无私，所以，人称黑老包，这个黑老包会是什么样的人物？肯定不会从大宋的开封府跑来的吧？！ 我正在疑惑好奇间，牛老师进来了，他笑着说：“马上来，黑老包马上来。” 众人入席，一面说笑，一面坐候黑老包，当然，上席是空给黑老包的，可见大家对黑老包之尊敬。 第十章 人生何处不逢春 第一节 并非所有的错误都会留下遗憾，有时候，将错就错也能错出一段美丽。 ——在我心目中原本非常高大的牛老师，因为这两次不光彩的举动，让我一辈子也瞧不起他。 这天是双休日。 《马陵日报》社的人大多休息了，各个办公室的门都紧锁着。 纳闷了半天。罗福来让我到报社来干什么？突然，我发现报社二楼的副总编办公室门好像是开着的，便匆匆地走了过去，上次我来过，包总编就在这个办公室办公。 我敲了敲虚掩的门。 “谁？进来。”里面传来了包总编的声音。 我推开了房门，包总编正在写稿，他看是我，忙热情地站起来说：“哟，小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来的？” “是罗总叫我来的。” “罗福来呢？” “不知道，他说让我在这等他，不知他找我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回菱湖？” “我也搞不清，只能等罗总安排。” “还是早点过去好，你早去一天，他得早付你一天工资，你现在急需要的是钱，没钱怎么生活。” “罗总不叫走，我也没法。” “我等他来催他，你是我们推荐去的，我们得对你负责。”包总编看我一直站着，便叫我坐下。我坐到沙发上后，他又问：“牛国健那儿你去过了嘛？” “我还没去，只是打电话跟他说了，原准备中秋节送点小礼物给你们，可是找不到你们家。后来，我电话里跟牛老师说此事，牛老师批评我，说我搞什么鬼，先顾好你自己就不错了，所以，就耽搁下来没送。” 包总编听说送礼事，眉头一皱说：“谁要你送礼？你自己就够可怜的了，还买什么礼物？大家在一起相处不错，有困难互相帮助一下，也是应该的，谁用不着谁？” 正说话间，罗福来夹着公文包到了，见到我就大声大气说：“天芳，你这几天在家干什么的？包总到处请你吃饭找不到人。” 包总编瞪他一眼说：“我什么时候要请她吃饭了？” “你那天就说的吗？”罗福来半开玩笑说。 “罗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想调换一个话题。 “八月十四。”罗福来回答后，又看了一下手表，对包总编说，“不管怎么说，你今天中午得给天芳接风洗尘。”这家伙，不是存心想挖人家吗！ “不必要，我马上回去。”我连忙阻拦。 “不行，就得叫他请客，他说过请的。”罗福来说，而且说得很认真，好像包总编欠他什么似的。 包总编看样子正在忙着赶什么稿子，但罗福来既然这样说了，他也不好薄我面子，只得同意。 饭桌上，罗福来吃得满嘴流油，说：“明天叫牛国健请，后天何苦请，大后天老黑哥还得请一次。”他说这些话也不知脸红，你今天叫人请，明天让人请，你自己怎么不请？饭后，我问罗福来让我来马陵有什么事，他大言不惭地说：“出来吃饭呗，你在家闲蹲干什么，你知道吗，老黑哥就想请你吃饭。”他说此话时，眼睛还深深地望了我们一下，好像我与包总编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被他掌握似的。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家了。”我很不高兴，纯粹是拿我当幌子来骗人饭吃嘛。我可不愿意做蜡烛。 “你这也是工作。”罗福来看我想回家便训导我说，“吃饭就是社交，通过吃饭可以接触好多人，可以发现信息。再说，这些人工资那么高，很有钱，不吃白不吃。你陪他们说话，他们就得付钱，时间就是金钱嘛。” “你打算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现在想的就是早点回菱湖。并不是我想回菱湖，我想的是工作，是钱。再说，在家蹲这些天了，别人又会说闲话，以为我不是在外工作，而是在外鬼混的，不然，哪有企业或单位放这样长时间假的。眼看我来家快二十天了，还没回去的迹象，我能不急吗？ 罗福来仍然推三阻四，说这几天他还有事，马上就回去。一听他说这话，我就不高兴，我光跟你在马陵骗吃骗喝，谁付我工资？你马上回去，到哪一天才能走？回家又过一个星期了，罗福来还是不提走的事，没办法，我打电话跟他说：“你捞不到送，我自己去。”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告别母亲，直接到了马陵牛老师的教育报社。牛老师传呼罗福来，罗福来却不回话。牛又传呼包总编，包总编回话说，他已经跟罗福来和万总商量好了，正准备通知让我在马陵搞办事处，也就是说把菱湖的办事处搬到马陵来。办公室就设在黄金大厦四楼。包总编听说我在马陵，便让我去看办公地点。他还说罗福来也看过了，很满意。 我听说不去菱湖，就在马陵上班当然更高兴，马上兴致勃勃地直奔《马陵日报》社，见到包总编后，便跟他来到黄金大厦。包总编对我说：“这次能让你来马陵是费了不少口舌的，月工资还是四百元，但不包吃喝。”不给吃就不给吃，在这儿总归比菱湖方便。 办公室在黄金大厦四楼西头，三室一厅，办公室、厨房、卧室、水电一应俱全，在里面能吃、能住、能办公，月租金300元。包总编让我打扫一下，他去找罗福来。包总编走后，我开始打扫房间。 虽说这是新楼新房间，而且外面走廊还用厚厚的绿色玻璃封闭起来的，可是里面仍积了很多的灰尘。我向大楼经理借来了扫帚、拖把、抹布，一间一间打扫。我还买了包洗衣粉，将房间四周墙壁都擦得干干净净。 打扫房子几乎用了大半天，因为擦和拖，我的两个膝盖骨跪得发痛，两只手腕也累得发酸。 办公室刚打扫好，罗福来便急急火火来了，一踏进走廊，就大呼小叫：“小李，小李！”我赶紧从屋里出来，带着他看了看房间，他看我打扫得如此干净很高兴，说：“马上买办公用品，像老板桌、老板椅，都买，再买一套组合沙发。”说完，又急匆匆地走了。他总是给人一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很少能静下来坐一会，真不知他一天到晚忙什么。 我是没处去的。办公室打扫好后，行李也拿了进来。但住却是个事，没有床，没有被，还有吃饭家伙都没有。罗福来这月没发工资给我，我也没积蓄，从菱湖带来的钱早就用完了。包总编知道后，就从黄金大厦旅馆部借来一条席子，顺便又掏了二百块钱给我说：“小李，去买点简单的生活用品，像电饭锅、碗、筷、勺子什么的，再买几斤米，打点油，买点菜，暂时先将就一下。” 我不愿意接收包总编的钱。 包总编说：“这算你借我的，等有钱时还我还不行吗？” 我含着感激的泪水，收下了钱。包总编走后，我赶紧上街买了一个电饭煲、一把菜刀、一块砧板，还有碗筷等简单的餐具，在米市称了十斤大米，在菜市买了点萝卜、白菜，吃饭问题暂时能解决了，就得考虑住宿问题。天天朝侄女宿舍跑也不方便，一间宿舍住4个人，一人一张床，我若去睡，还得和侄女挤一张床。床太小，我俩块头太大，睡一晚都挤得难受，睡长了还不把人挤死了才怪。我只能睡在办公室里。床有了，盖的和铺的还没有。如果回家拿，母亲只有两床，大冬天让她盖一床被睡觉太冷。我只好去商场买。包总编借的二百块钱，还剩四十多块钱，够买一床差的被子。 我正准备出门去买，包总编又来了。他怀抱一个大半新的热水器，对我说：“小李，这个热水器我家暂时不用，你拿着留烤水喝。” 我不知该怎样感谢才好，嗫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接过热水器，虔虔诚诚地放到了地上，——没有桌椅板凳，只能委屈它。包总编又问我：“罗福来是怎么安排你的？”我说：“他来一下就走了，没说什么。只说打算买点办公用品。” 包总编听后很生气，说：“你是他的雇员，怎么吃，怎么住，他应该关心。”“也许他太忙了，无暇顾及我。” “这个家伙，等会我非熊他不行，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 “四十多块。” “这点钱怎么买棉被，还有床单、枕头、垫被，这样吧，我再给你一百块钱，你抓紧去买。” 在包总编的帮助下，我吃的盖的基本解决。晚上，我把买来的被子一半铺一半盖，地上冷虽冷点，但我很知足，毕竟，我有了存身之地。 罗福来不知在外忙什么，他竟不来办公室办公。后在包总编催促之下才来转一下。当我告诉他日常生活用品是包总编给钱买的时，他竟不以为然，说：“就叫他买，等今后不用了再还他就是了。” 可笑，天下竟有这样人，拿人钱买东西，东西用过了再还给人家，就算不欠人家钱了，真是荒唐之至。 罗福来的办公用品迟迟没买，偌大个办公室里空空荡荡，没有一点办公室的样子。再加上我的铺盖行李，卷放在墙角，零星的餐具散摆在地上，活像个难民收容所。 白天，闲着无事，也不想上街转，就躲在房间里，将席放开，坐在上面看书。饿了，就煮白米饭，没锅炒菜，就把萝卜就切成萝卜丝生腌着吃，然后再买点咸菜将就。我对吃不太讲究，只求肚子饱，不求吃的好。 牛老师有时来看我，可最近我不想见他。因为他的举动有点不合他的身份。那天，他来帮我拖地，拖着拖着，趁我不注意，突然放下拖把强行抱住我，想吻我。我顾不得情面，用头狠狠撞了他一下。因为地滑，我用力又猛又大，他跌了个仰八叉。他刚爬起来，正巧包总编来看我打扫怎样了，牛老师竟道貌岸然地说：“天芳一人打扫太吃力，我来帮她的，老黑哥，你来干几下。”说着，就要把拖把递给包总编。我抢过拖把，既像是对包总编说的，又像是对牛老师说的：“不用了，你们有事都走吧，我自己能拖。”包总编看帮不上手，就说：“我还有两组稿子没批，牛国健，走，帮我看看。”牛也不好推辞，望了我一眼后，才跟包总编走。 这事过后不久，牛又来邀我。那天我准备去配办公室钥匙，他抢过钥匙主动去配。谁知他别有用心，竟把钥匙多配了一把，偷偷留在自己身边，我一点也不知道。一天早晨七点左右，他突然打开我的门，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好在我已穿好衣服，正在叠被卷席。我惊异地问他：“你是怎么进来的？”他晃了晃手中的钥匙。我一看，才知自己错了一步，不该让他配钥匙。他一进门，就直奔我来。我慌忙躲到门口，他跟到门口，口中不断喊我：“天芳，我想你，来，来。”他那色迷迷的鱼泡眼，泛着淫邪的光。我站在门口没动，等他扑过来时，我猛地闪开身，趁势将他推出门外，然后“啪”的一声关上房门，锁上暗锁，并用肩抵着门，生怕他撞进门来。 牛国健贼人胆虚，不敢使劲敲门，只是轻轻地敲着。敲了一会，看我不开，就压低着嗓子喊我，恳求我开门。我一声不吭，牛国健等了好长时间，看我就是不开门，才垂头丧气离开。 原本在我心目中非常高大的牛老师，因为这两次不光彩的举动，让我一辈子也瞧不起他。 何若老师也时常来看我，有时还带点蔬菜或几斤大米来。那时，我每接受一次别人的帮助，都感动一回，尤其是包总编，我觉得欠他的太多了。 天气越来越冷，地上无法再睡。我跟罗福来要床，他竟叫我让牛国健买，我不管他用意如何，当场断然拒绝，我说：“宁愿冻死，也不要牛国健买。”后来，多亏包总编跟黄金大厦经理关系不错，又借了一张床给我。虽说是三块木板拼凑的小床，我已经知足。 我暂时吃住在办公室，但办公室仍然空空荡荡，个把月了，罗福来的办公用品仍“束之高阁”，不见踪影。这还不算，更让我难堪的是月租费未付和租房合同未签。大厦的办公人员一天来催几遍，让我交钱和签合同，我被催得无法，只得找罗福来，罗福来仍不当回事，一拖再拖，连工资也不给我，真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好长时间，才发现隔壁房间里有人办公，那人是做粮食生意的，四十来岁，胖胖的，不高，脖子很短。那天，他看我房门开着，就敲了敲门，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一时竟答不出来，只知道跟罗福来跑来转去，还不知他在这儿设的什么公司。噢，好像听罗福来跟包总编说，这儿叫农业开发办公室。名字怪好听，实际名不副实，是个皮包公司。但为了面子，我还得替罗福来吹。 那人见办公室里面空空的，问：“怎么，你们办公用品还没搬来？”我说：“准备买，还没买来。”他说：“既然这样，你不如跟你老板说，我办公室里办公用品一应俱全，转让给他怎么样？” 我问他：“你为啥转让？不在这办公了？” “我打算搬走。”那人说，“这样吧，你先去看看，都是新的，才买来半个月，我也不经常在这办公，就算没用过。” 我跟那人进了他的办公室。那人自称姓华，我就喊他华老板。他屋里的办公用品真是要啥有啥，电话也装得现成的，确实像个办公室样，而且很豪华。 “这需要钱？”我问。 “别问多少钱，我多少钱买的就多少钱卖给你。”华老板笑笑说。 “你为什么要走呢？” “这地方太乱了，正面是舞厅，天天早晚噼噼咚咚吵死人，男男女女在一起，有时还上楼来乱。”华老板看我不语，问：“就你一个人在这楼上住的？” 我点点头。 “你不怕吗？” “有什么怕的，我不坑人不害人，谁来害我。”我故作轻松说。 “你现在能让你老板来吗？”华老板一心想转让办公用品。 “今天不行，明天吧，明天他一来，我就打电话给你，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来。”第二天，罗福来来了。我忙把隔壁华老板转让办公用品一事跟他说了。说心里话，我真想他买下这些东西。不管公司真假，有这些东西，还是能充充门面的。 罗福来看样子也感兴趣，忙问：“他要多少钱？” “他没说，东西很不错，很气派，他要你跟他谈。” “你先跟他谈。他现在想转让，你就死压价。你跟他说，就说我说的，价格合适就要，太贵的话，就重买。你说我亲戚就是搞家具生意的，你看他怎么说。” 我说行，但没告诉罗这儿乱的事，我怕他变卦，而没了住处。 我打电话把罗的意见跟华老板说了，华一定要见罗，我又传呼罗，罗把包总编也请来了，听说华跟包是邻居，原来就认识。 三人见面谈得非常投机，价格很快就定了下来，罗福来答应一个月内付款，华老板也不是小气人，何况又有包总编当场作证，就答应了。 罗说：“我也不搬办公用品了，你的办公室不是准备退吗，你也别退，就让给我，我把我的办公室退掉。” 华老板说他已交过三个月房租，罗福来就把九百元房租还给了他，这样，我就搬进了华的办公室。自此，虽说没什么事可做，但在这种豪华办公室里呆着，也是一种享受。 罗福来让我住在厨房里，他说厨房地方小，住在里面紧凑。我反正没东西，住哪都一样。 办公室搬过后，租房合同也签了，是罗福来让我签的。接着，罗福来打电话给牛国健、何苦等人，要他们常来玩。罗又像个“大内总管”似的，今天安排牛国健温锅，明天安排何苦温锅，跟他一起玩的他们自称的“圈里人”有十来个，大多是马陵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罗便让这些人一个一个给他温锅，看样子，那些人跟他不错，所以，大家也都同意给他“温”。 我总算安顿下来了。罗福来印了厚厚的一沓广告宣传品，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摘来的信息，其中有的是中华寿桃事。他让我把这些信息往全国各地邮发。时隔不久，从四面八方飞来了许多咨询信。大多是询问中华寿桃的栽植和挂果量等情况，为了推广中华寿桃赚大钱，罗福来让我来信必复。当然，有关技术上的事，全是他口授我记录的。每封信千余字，每天我得回一二十封信，从早上不吃饭就开始复信，一写就是一天，最多时，我曾回几十封信。办公室里经常来人，来人我倒茶让座说几句话后，仍接着写，不停地写。 罗福来把中华寿桃的样品，还有黑五类食品的样品及有关资料，文字的、图片的、挂图等，都搬到了办公室。他还在卧室里放了一张床，不过他不在办公室住，只是白天疲劳时休息休息。 我还真佩服罗福来的能耐，他竟让马陵白雨田这样的一些书法名家给他题字作画，裱好后他便挂在办公室里供人欣赏。办公室不是办公室，倒像是开个书画作品展览似的，谁去了，都要瞅几眼，夸赞几番。这给罗福来做生意增添了不少光彩。 原指望能在罗的办公室里干点事业，可是，不久的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让我被罗福来毫不客气地炒了“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