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該不會又是從大宋那裏逃難過來的？”
“嘖嘖嘖！真慘，中原亂成一團，還是咱們大理好。 ..”
“誰說不是呢，放眼天下，四處烽煙，也就咱們大理國數百年來祥和平靜，得享太平盛世。”
“阿彌陀佛！都是佛祖菩薩保佑。”
“正是正是，不如咱們現在就去大佛寺祭拜，對了，別忘了帶足了香火錢，免得佛祖怪罪。”
“可我家銀錢不多了，算了，為了佛祖保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認了。”
“對了，沒有佛祖，哪有我們的太平日子。”
……
聽著兩人的對話，司空湛無語搖頭，能過上數百年的太平日子可不是神佛的功勞。
有關神雕三部曲的事情，哪怕是相關曆史，他都可以說知之甚詳，誰讓三部小說都依托的曆史，為了弄清背後的東西，他當年可下了不小的功夫。
大理國的前身是為南詔，當年，在楊國忠的慫恿下，唐玄宗派遣楊國忠的親信鮮於仲通率領十萬精兵渡過瀘水，與閣羅鳳部在白厓城展開激戰。
結果全軍陷沒，死於瀘水者不可勝數，閣羅鳳則收斂唐軍的屍體，聚集封土而成高塚，築京觀，形如屍山。
之後，楊國忠反而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兩年後，再度集結天下精兵強將十萬人，由李宓率領征討南詔。
由於當時天氣炎熱，軍隊供給極其困難，一路上人困馬乏，在渡過瀘水後，瘴死者相屬於路。而閣羅鳳誘敵深入，以逸待勞，在西洱河畔一戰擊潰唐軍，主將李宓被擒殺，舉軍皆沒。
此後，南詔與吐蕃聯合不斷騷擾唐朝邊境，成為唐朝西南地區的一大“創傷”。
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兩次戰爭就讓唐朝付出二十萬精兵的代價。五年後，安祿山率領十五萬人從範陽輕而易舉的就攻陷了長安洛陽，使唐朝走向衰落。
這就是發生於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也稱天寶之禍。
五年後，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再五年，平定後蜀。當時有個大臣向趙匡胤進獻大理國的地圖，並上疏請求乘勝進軍，消滅大理國。
不料，趙匡胤理國的疆域地圖，用玉斧畫著大渡河以西的地方，意味深長地言道：“此外非吾有也。”
司空湛翻過《續資治通鑒》，書中有言：“帝(宋太祖)鑒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趙匡胤不願出兵正因為他“以史為鑒”。
全盛時期的前朝以二十萬人尚且不能征服南詔之地，何況才創建五年，川蜀一地，隻有區區六萬人可以調動的大宋?
更何況，此時，大理國開國已將滿三十年，皇帝段思平勵精圖治，大理國力十分強盛。從南詔算起，大理已經立國兩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不是當時其他國可比。
加之，對大宋軍隊來說，大理國土風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明顯是兵家所稱的“死地”“絕地”。
還有，趙匡胤剛剛平定後蜀，但尚有十幾萬人馬並未解除武裝，極有可能出現動亂。事實證明此後後蜀確實出現叛亂，而且持續數年之久。
此外，進軍大理國是一步險棋，僥幸勝了，也必然會損失慘重，大傷元氣，如若敗了，威脅到的則是他趙匡胤剛剛憑借武力奪取的皇位，以及還顯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權。
在這之前，趙匡胤已定下了“先南後北，先易後難”與“遠交近攻”的相結合的國家策略，大理國偏居西南一隅，距離中原地區路途遙遠，並不完全符合大的戰略。
到後來的太宗趙光義消滅北漢，除燕雲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統一”，也沒有對雲南用兵。
北宋南宋的後代皇帝們也遵循著趙匡胤的這條“祖訓”，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與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關係。
從此，大宋的軍隊從未有進入過大理國境內，大理段氏得以政權統治長達三百多年之久。
在此期間，一燈的爺爺段譽，曾派使者進貢，宋徽宗冊封段譽為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此後，大理國成為南宋的臣國。
梳理下來，大理國的安寧幹神佛半點幹係？無非是種種主觀客觀，外在內裏等等因素所致罷了。
司空湛私下裏認為，大理國能安然存在，恐怕與它長期不變的政策脫不了關係。大理國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內守政策,不存在向外擴張的野心，對大宋來說根本沒有一點威脅。
若大理國擴張之心甚重，即使地處偏僻，山險路艱，瘴癘橫行，易守難攻，大宋終究也不會放過大理。
大理國曆代皇帝為何能安心隻過自己的好日子呢？
司空湛一路大大小小的珈藍和蘭若，已經證明了一切，唯有佛門，才是這一切的根本。
信佛，雖能帶來平和，卻容易失去血性，對人如此，對國家同樣不變。
大理國是佛教國家，皇帝都崇信佛教，以佛治國的思想在國政上也有著充分的體現。
從官員選拔中，有時直接選送有文化的僧人便可二，在大理國中後期也仿效中原王朝實行開科取仕，而對象也有些是僧人中的讀儒書者，標準就是“通釋習儒”，即通曉佛學的義理又熟悉四書五經，這些人便是大理國所特有的“釋儒”的階層。
另外，舉國崇僧敬佛，國中的大事均有高僧參與決策，而皇家寺院天龍寺，當仁不讓。
大理國以佛立國以佛治國臣民皆信佛。
“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
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的災祥禍福，都與當朝的帝王有關，與他們前世今身所作所為有著因果關係。國家一旦出現某種災禍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纏身，隻有出家，才能消災免難。
大理國曆代帝王也奇葩，他們不愛龍椅愛青燈，自認能做國王有大福報,能學佛有大善根，倒是心甘情願的很。而且，上至國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為榮，社會風氣如此。
據司空湛了解，在大理段氏，出家做和尚的皇帝不在少數，除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退位以外，其他都屬自願放棄江山社稷，落發出家。當然，段氏皇族子弟中還有許多人也隨之出家。
這種現象史上是絕無僅有，大理段氏，以此成為曆史長河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記憶中的一首詩，很好的能反應這些：
五台峰下龍興地，高陽顓頊居為神；
太祖仁勇創基業，通海起兵蒙佛恩。
國祚承傳三百載，十帝披剃成高僧。
長悲洪武一炬後，無人座下續禪燈。
“嘖嘖嘖！真慘，中原亂成一團，還是咱們大理好。 ..”
“誰說不是呢，放眼天下，四處烽煙，也就咱們大理國數百年來祥和平靜，得享太平盛世。”
“阿彌陀佛！都是佛祖菩薩保佑。”
“正是正是，不如咱們現在就去大佛寺祭拜，對了，別忘了帶足了香火錢，免得佛祖怪罪。”
“可我家銀錢不多了，算了，為了佛祖保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認了。”
“對了，沒有佛祖，哪有我們的太平日子。”
……
聽著兩人的對話，司空湛無語搖頭，能過上數百年的太平日子可不是神佛的功勞。
有關神雕三部曲的事情，哪怕是相關曆史，他都可以說知之甚詳，誰讓三部小說都依托的曆史，為了弄清背後的東西，他當年可下了不小的功夫。
大理國的前身是為南詔，當年，在楊國忠的慫恿下，唐玄宗派遣楊國忠的親信鮮於仲通率領十萬精兵渡過瀘水，與閣羅鳳部在白厓城展開激戰。
結果全軍陷沒，死於瀘水者不可勝數，閣羅鳳則收斂唐軍的屍體，聚集封土而成高塚，築京觀，形如屍山。
之後，楊國忠反而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兩年後，再度集結天下精兵強將十萬人，由李宓率領征討南詔。
由於當時天氣炎熱，軍隊供給極其困難，一路上人困馬乏，在渡過瀘水後，瘴死者相屬於路。而閣羅鳳誘敵深入，以逸待勞，在西洱河畔一戰擊潰唐軍，主將李宓被擒殺，舉軍皆沒。
此後，南詔與吐蕃聯合不斷騷擾唐朝邊境，成為唐朝西南地區的一大“創傷”。
凡舉二十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兩次戰爭就讓唐朝付出二十萬精兵的代價。五年後，安祿山率領十五萬人從範陽輕而易舉的就攻陷了長安洛陽，使唐朝走向衰落。
這就是發生於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也稱天寶之禍。
五年後，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再五年，平定後蜀。當時有個大臣向趙匡胤進獻大理國的地圖，並上疏請求乘勝進軍，消滅大理國。
不料，趙匡胤理國的疆域地圖，用玉斧畫著大渡河以西的地方，意味深長地言道：“此外非吾有也。”
司空湛翻過《續資治通鑒》，書中有言：“帝(宋太祖)鑒唐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趙匡胤不願出兵正因為他“以史為鑒”。
全盛時期的前朝以二十萬人尚且不能征服南詔之地，何況才創建五年，川蜀一地，隻有區區六萬人可以調動的大宋?
更何況，此時，大理國開國已將滿三十年，皇帝段思平勵精圖治，大理國力十分強盛。從南詔算起，大理已經立國兩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不是當時其他國可比。
加之，對大宋軍隊來說，大理國土風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明顯是兵家所稱的“死地”“絕地”。
還有，趙匡胤剛剛平定後蜀，但尚有十幾萬人馬並未解除武裝，極有可能出現動亂。事實證明此後後蜀確實出現叛亂，而且持續數年之久。
此外，進軍大理國是一步險棋，僥幸勝了，也必然會損失慘重，大傷元氣，如若敗了，威脅到的則是他趙匡胤剛剛憑借武力奪取的皇位，以及還顯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權。
在這之前，趙匡胤已定下了“先南後北，先易後難”與“遠交近攻”的相結合的國家策略，大理國偏居西南一隅，距離中原地區路途遙遠，並不完全符合大的戰略。
到後來的太宗趙光義消滅北漢，除燕雲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統一”，也沒有對雲南用兵。
北宋南宋的後代皇帝們也遵循著趙匡胤的這條“祖訓”，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與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關係。
從此，大宋的軍隊從未有進入過大理國境內，大理段氏得以政權統治長達三百多年之久。
在此期間，一燈的爺爺段譽，曾派使者進貢，宋徽宗冊封段譽為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此後，大理國成為南宋的臣國。
梳理下來，大理國的安寧幹神佛半點幹係？無非是種種主觀客觀，外在內裏等等因素所致罷了。
司空湛私下裏認為，大理國能安然存在，恐怕與它長期不變的政策脫不了關係。大理國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內守政策,不存在向外擴張的野心，對大宋來說根本沒有一點威脅。
若大理國擴張之心甚重，即使地處偏僻，山險路艱，瘴癘橫行，易守難攻，大宋終究也不會放過大理。
大理國曆代皇帝為何能安心隻過自己的好日子呢？
司空湛一路大大小小的珈藍和蘭若，已經證明了一切，唯有佛門，才是這一切的根本。
信佛，雖能帶來平和，卻容易失去血性，對人如此，對國家同樣不變。
大理國是佛教國家，皇帝都崇信佛教，以佛治國的思想在國政上也有著充分的體現。
從官員選拔中，有時直接選送有文化的僧人便可二，在大理國中後期也仿效中原王朝實行開科取仕，而對象也有些是僧人中的讀儒書者，標準就是“通釋習儒”，即通曉佛學的義理又熟悉四書五經，這些人便是大理國所特有的“釋儒”的階層。
另外，舉國崇僧敬佛，國中的大事均有高僧參與決策，而皇家寺院天龍寺，當仁不讓。
大理國以佛立國以佛治國臣民皆信佛。
“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
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的災祥禍福，都與當朝的帝王有關，與他們前世今身所作所為有著因果關係。國家一旦出現某種災禍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纏身，隻有出家，才能消災免難。
大理國曆代帝王也奇葩，他們不愛龍椅愛青燈，自認能做國王有大福報,能學佛有大善根，倒是心甘情願的很。而且，上至國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為榮，社會風氣如此。
據司空湛了解，在大理段氏，出家做和尚的皇帝不在少數，除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退位以外，其他都屬自願放棄江山社稷，落發出家。當然，段氏皇族子弟中還有許多人也隨之出家。
這種現象史上是絕無僅有，大理段氏，以此成為曆史長河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記憶中的一首詩，很好的能反應這些：
五台峰下龍興地，高陽顓頊居為神；
太祖仁勇創基業，通海起兵蒙佛恩。
國祚承傳三百載，十帝披剃成高僧。
長悲洪武一炬後，無人座下續禪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