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秀夫與文天祥在拜訪了小皇帝之後,雖然覺得陛下所言有些不大靠譜,但是也將信將疑的對此作出了應對之策。而事實很快驗證了其所言非虛,蒙元朝局的走勢與小皇帝的預測即便完全一致,卻也八九不離十,真金在無奈之下選擇了將軍權歸於蒙古人、財政歸於色目人,政治上依靠漢人的體製。


    隨著伯顏受命迴京,與三皇子鐵穆耳前往上都出鎮西北,桑哥也在漢臣的反對聲中入主中書省,他的頭一把火就燒到了自己主政的中書省——鉤考中書省。鉤考與現代的審計意思相近,就是通過核查賬目來清查錢糧,理清賬目。


    應該說桑哥這手很高明,他通過檢校中書省,便查出了虧欠鈔近五千錠,昏鈔近二千錠,這也便給了他整治中書省的借口。如此一來,一大批中書官員被罷免,桑哥也在嚴厲整治中聲威大振,於是他借機將鉤考範圍擴大到各個部省


    在蒙元當前的政治環境下,貪汙和收受賄賂已經成為常態,若是說無官不貪可能有些冤枉他們,但是十官九貪卻也不過分。當時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聲勢甚厲,於是乎又有一大批中央官員被罷黜,而前時主政的漢官也難逃失職之罪,受到了牽連,遭到桑哥的彈劾而落職,或是忌憚於其威懾不得不與其妥協。


    在桑哥嚴厲的打擊下,蒙元朝廷可謂一夜變了天,大批官員落馬,沒有下台的也是人心惶惶,紛紛倒向其以獲得庇護,而不少人也開始走他的門路以求授官。僅月餘的時間,桑哥借鉤考之名打擊異己,提拔親信,迅速掌握了中書省大權。


    不過桑哥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借機上奏真金成立‘征理司’秩正三品,專治合追錢糧。真金也沒有想到自己執政兩年來,大批朝臣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行奸,遂準其奏,令其鉤考天下錢糧。於是鉤考範圍擴大,各地普遍進行清查和追征積年通欠錢糧,期限嚴急。


    桑哥所為從政治的角度看應該是十分聰明的,他在上奏中稱鉤考的目的完全是為解決國用不足的問題,且又不會傷及百姓。這很符合真金的胃口,也與‘民為重’的儒家理念相合,進而得到大汗的支持。而桑哥卻借此擴大了勢力,打擊了地方上素以自己不合的漢臣,空缺又被色目人和蒙古人填補,理財派再度掌握了朝政。


    另一方麵,真金采用月赤察兒之策,再度重啟與南朝的和議,以求獲得戰略時間緩衝,避免當下兩麵作戰,並通過通商獲得所需要的物資。而此次他派出以尚書省左丞安童為和議使坐鎮揚州主持此事,同時又任命河南行省右丞馬紹為副使協理此事。


    馬紹此人也算是名儒,其在蒙元初期應詔自薦入朝,受到忽必烈的賞識,稱其為‘秀才’,其先後任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單州知州,勤政愛民,得當地士民刻石讚頌。至元十年,改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賑災恤民為先務。十三年,遷任和州路總管府同知。明年,升參議中書省事,曆遷兵部尚書、尚書省參知政事等職。其為人廉潔剛正,與桑哥不合,兩人都有衝突,後轉任河南行省。


    從中可以看出,真金對於和議還是有些誠意的,畢竟大家所學同源,應該有著共同的語言。不過陸秀夫以為小皇對此的評價卻是中肯的,其忘了文人相輕之事,何況自認漢儒正統的大宋士人們向來視他們叛逆,兩下可以說是視同水火。將這兩撥人放在一起相商和議之事,隻怕不打起來都算是成功了。


    所以,陸秀夫與小皇帝商議後,決定派出老成持重的劉黻去應付,而當下己方在占據主動的條件下自然不會做出大的讓步,抱著談成了更好,談不成也不會有什麽損失的目的與其虛以為蛇。畢竟大宋現在同樣也需要蒙元的一些物資,比如耕牛、馬匹、皮毛之類的短缺品。


    而在這個時候,讓人所料不及的卻是有朝臣參小皇帝荒與朝政,沉迷於機巧之物不說,還行為不端,如此乃是自取亡國之道。這讓陸秀夫等了解實情的人有些哭笑不得,幾個宰執議後決定將奏本盡數壓下,免得讓小皇帝分心……


    趙昺被參,其實也不完全冤枉,這些日子是做了些令人覺得出格的事情。今年按照新軍製一些中高級軍官到了退役的職限,已經難以在軍中升遷,按照以往的慣例不是退居二線掛一閑職直到致仕,便是領著一份薪資迴家養老了。


    但是趙昺覺得這些行將退役的軍官都是跟著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也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若是閑置起來不僅浪費人才,也令人有卸磨殺驢之感。於是他根據這些人的年齡和才幹重新進行了調整,一些年齡尚輕的中級軍官被調整到各地方任職,擔任都監、觀察使一類的軍職,負責駐地州府軍的訓練和指揮作戰,還有一些人轉資為文官,擔任通判、巡檢等地方官員,甚至進入兵部、刑部等強力部門任職。


    而一些高級軍官,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軍事素養,同時也具備管理地方的經驗,趙昺將這部分人轉資後到各個軍州任職。而稱之為軍州的地方不是軍事要地,便是戰爭頻發之地,由他們擔任知軍可以發揮軍事特長,且能夠在戰時直接指揮地方軍進行作戰,比之那些不通軍旅事務的士人出身的官員要讓人安心的多。


    另外還有部分在輜重和後勤部門任職的官員,趙昺也是人盡其才,要他們進入戶部或是擔任地方的轉運司一類與軍事相關的部門任職。或是經過轉資後仍留在軍中擔任虞侯、高級參軍一類的文職軍官,他們熟知軍務,又懂得如何配合軍事長官,也能人盡其才。


    趙昺如此是因為這些軍旅出身的官員忠誠度要高,畢竟他們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班底;另外軍旅出身的人雖然也有毛病,但在軍法長時間的約束下已經形成令行禁止的習慣,執行力要比那些文官強多了,不會像那些文官磨磨唧唧的先盤算番利弊,才動手執行;再有軍中少了那些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之事,思想還是相對單純,由他們主政地方也可以改變官場風氣。


    不過趙昺這麽做,等於‘侵入’了一直由士人把持的文官體係,往輕裏說是搶了他們的‘飯碗’,往重裏說便是打破了自太祖以來形成的官製。如此必然引發文官們的恐慌,擔心隨著武人出身的官員不斷滲透,會進一步改變文重武輕的局麵,從而終有一日朝堂會被一幫武人把持。


    此外在嚴厲打擊侵街行為之後,臨安城的改造也逐漸展開。趙昺決定造一座廣場,他知道有些時候還是需要些儀式感的,那種宏大的場麵,莊嚴肅穆的場景不僅能提振士氣,還能讓人產生壓迫感,從而心生畏懼,起到震懾之功。


    在規劃中,受製於臨安城舊有的格局和現狀,一直意圖收複中原的趙昺知道大舉興建宮室即不現實,也沒有必要,要建造一座夠氣勢的廣場隻能去打舊宮的主意,於是他計劃將原皇城的和寧門外一片空地加以改造。和寧門原是皇城的北門,也是禦街的起點,三省六部及相關政府部門皆在其外,也是過去舉行慶典的地方。


    在考察後,趙昺覺的用作廣場還是有些小,於是他又把過去隸屬於戶部和大內的倉廩盡數遷入原宮城東麵,那裏臨近東水門,便於物資轉運,且也便於統一管理。如此在和寧門外便形成一片廣為六七百畝的廣場,作為朝廷舉行重大典儀,校閱軍隊的地方。


    當然這裏不止是一個空蕩蕩的廣場,趙昺計劃在此樹立一根高大的旗杆,由禦前護軍在此每日舉行升旗儀式,以增加百姓們對國家的認同感。並在太廟前的禦道上建起一座凱旋門,沿街兩側樹立大宋在曆次反擊外敵中立下不朽功勳的文臣武將的雕像,一直延伸到廣場,以激勵人們建立功勳的雄心。


    而這也引起了士人們的警惕,擔心這又是小皇帝借以提高武人地位的措施之一。於是紛紛以舊宮以廢棄,北宮又偏據禦道一隅不符合營造法式,且又有違禮製為由進行‘勸阻’。一番爭議後,直到趙昺答應在廣場周邊的廊道間樹立曆代先賢故事的刻石才算作罷。


    至於說趙昺沉迷於機巧之物這條向來是一抓一個準,那是朝中上下誰都知道的,而此次之所以又被參,也是其這迴做的過分了。在他弄出了沼氣燈之後,近些日子又泡在了軍器監,不僅連續多次為此沒有上朝,且住在那裏夜不歸宿,才惹得眾臣參奏。


    事實上趙昺也是十分無奈,誰都知道當下宋軍配置的武器大部是以火藥為動力的,因此火藥的生產可謂重中之重。他們已經嚐試使用以水車為動力的機械配製火藥。配製火藥時,首先開動水車,以水車的動力傳動搗磨機,將搗磨機下方的火藥碾碎。不過這麽多年來雖然幾經改進,由於火藥的特殊性,多數工序依然采用手工,導致生產效率很低。


    另外無論是在瓊州,還是江南都難逃潮濕、陰雨氣候的影響,且火藥成分中的木炭又極易吸收水分,這不但導致有些時間段無法生產,也使得火藥的保存出現問題,最直接的就是使火藥有效期縮短。且在火藥分發到各部後,儲存條件差,尤其是水軍問題更為嚴重,使得他們不得不采用定期報廢的手段來保證火藥的有效期。


    再有誰也無法準確獲知戰爭何時爆發,強度的大小以及戰爭延續的時間長短,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儲備。如此又產生一個問題,火藥生產多了,卻又無法長時間的保存,使得部分火藥威力下降,甚至失效,造成極大的浪費。而保有量少了,一旦戰爭爆發,火藥需求量大增,以當下的生產能力一時也無法滿足需求。


    且在實際製造的過程中,由於仍然停留在手工操作階段,加之對火藥生產的監管和標準的不確定等原因,自然難以實現高質量批量化的火藥生產,質量難免會有相當粗糙和低劣的情況。所以趙昺隻能采用超量生產以求得有備無患,卻同時又不得不承受火藥過期而造成的損失。


    出於種種原因,趙昺就想著借軍器監外遷的時機,對一些設備進行升級改造,而火藥坊則是重點。他想到在前世的近代,西方國家對火藥的生產和研究已經超過了中國,他們火藥製造工業采用了蒸汽機、水壓式機械、機械造粒缸、蒸汽加熱器、石墨製成的磨光機等一批先進的機械生產火藥。


    以先進的工業設備提取純度高的硝和硫;以蒸汽機帶動轉鼓式裝置,對火藥混合物進行粉碎和拌合,用水壓式機械將製成的火藥放在碾磨上,壓成堅固均勻的火藥塊;接著使用機械造粒缸將火藥塊製成大小均勻的火藥粒;再將火藥粒放置到烘幹室內,用蒸汽加熱器將室內溫度提高,使火藥粒幹燥;最後用石墨製成的磨光機將藥粒表麵磨光除去火藥粒上的氣孔,降低火藥的吸濕性以延長火藥的貯存期。


    現在以蒸汽為動力的設備趙昺以為還難以製造,他隻能有選擇性的進行改進或是替代。而這項工作並非是誰都能勝任的,且火藥的製造不但十分危險,還關係到戰爭的勝負,說嚴重點兒決定國家的命脈也不為過。因此趙昺如何重視都不為過,又不能對他們詳加解釋,他也隻能頂著玩物喪誌的‘惡名’去做,哪怕史上留汙也不會在乎,何況他從來沒有拿這些當迴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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