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田和買法案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
內閣剛擬好草案，拿到議院與參議員初步協商，本來應當還處於保密階段的草案條款，卻不徑而走。
京師上下，人人都關注這個草案。不論是富人還是普通百姓，都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關注這個案子。對於富人們來說，限田令，將意味著他們手裏的大部份田產都將超限，而和買令，也將意味著他們的那些田地將被朝廷征收，雖然不是強征沒收，可所謂的土地置換法，他們一點也不感興趣。這在他們看來，就是朝廷在變相的剝奪他們的祖祖輩輩積攢下來的田地。
就算這幾年工商興盛，進入了初級的商品社會，可富人們賺了錢後，依然會拿出不少來購置土地，哪怕是如今購置土地得交契稅，也阻止不了他們。
土地對於華夏人來說，有種獨特的意義。尤其是家鄉的祖地，越發的重要了。可現在朝廷卻要拿那些關外甚至海外的荒地，來置換他們的祖地田產，這不是搶是什麽。
一般的百姓倒很高興，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自己土地的佃戶們來說。他們舍不得背井離鄉移民關外海外，哪怕關外海外有許多土地可以免費授予他們。但留在家鄉，守著祖墳老宅，卻又不可避免的生活比較艱辛。
尤其是在三江兩湖中原等地方，地少人多，就算想佃地耕種都難。好在現在有那麽多的工坊礦產之類的地方可以幹活掙錢，但對於多數百姓來說，有一塊地才最讓人踏實，才是傳家立業的根本，哪怕是能夠買到一塊田皮，隻有佃租權也能讓他們安心。
現在朝廷要推出這個限田和買法案，把中原富人的田都收迴來，拿關外海外的地給他們置換。收迴來的地再租給百姓，百姓以後還可以贖買，這樣的政策他們怎麽可能不擁護呢。
從未有過一個法案如此引發熱議，在朝野都是各有一批支持者，從朝堂到民間，大家都爭的厲害。
參議院裏，內閣官員和參議員們也就著草案議論多日，難以達成一致。
有些參議員認為，朝廷此舉有些多此一舉。甚至認為，這是亂政。有些參議員甚至拿出眼下的工商發展來說話，認為朝廷此舉，將對新興的工商製造業造成極大的傷害。近年朝廷不停的開疆拓土，也在不斷的移民邊疆，中原大量人口外遷，使得許多勞力減少，而大量人口外遷後，他們原有的土地被朝廷迴收，再租給了無地百姓，又讓更多本來在工廠做工的勞工返迴鄉村種地。
“一個地主家有千畝田，他雇工耕種，或者佃田出租，需要的耕者數量遠比這一千畝地分成百戶耕種要節省人力的多。耕者越少，那麽產出效益越大，同時節約出的人力，也可以為如今需求極大的工商製造業提供勞力。”
“我認為朝廷不但不應當限田，還應當鼓勵農莊式耕種生產，這樣能夠減少人工，降低成本，提高產能效益。同時，也能為我們的工廠提供充足的勞力。若是人人都有了田地，那誰還出來做工，誰還進廠，誰還下礦？那我們不是又倒退迴到過去了？工商業若是因此倒退萎縮，朝廷的稅收也因此減少，到時後果非常嚴重！”
“對，反對限田法！”
不過參議院裏也有不少人是支持這個限田置換法案的。
這些人的觀念則是中原土地兼並太厲害的話，大量的百姓都是無地農民，都是工廠雇工的話，會非常不穩定，有很大的隱患。增加自耕農的數量，能大大提高中原地區的社會穩固性。尤其是中原十三省是大漢的核心之地，這些地方是絕不能亂的。
穩定才是發展之首，也是民生經濟，工商發展的基礎。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
“農莊式發展確實比較有效率，也正因此，我認為朝廷的置換法是相當不錯的。朝廷遷移百姓到邊疆實邊，一戶戶的遷移成本太高，而且普通百姓剛遷過去，也比較艱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穩定的下來。可如果給地主們置換關外田地，那麽他們相比起來更有能力開墾新地。”
有議員立即大聲反對，“地主確實比普通百姓有錢有實力，但土地置換到邊關，他們就算有錢，可又到哪去找墾荒種地的雇工？”
“這個不是問題，日本人、女真人、安南人、東籲人等等，這些人既然可以成為工人，也可以成為佃農。”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社會結構是比較簡單也比較固定的，農民為主體，工和商隻是補充，士是管理者。但到了資本萌芽開始後，社會就慢慢的向商品社會轉移。商品社會與農業社會最大的不同是什麽？
是大量的產業工人出現，而這些產業工人哪來的?曆史上，英國的羊吃人等等，也正是這樣來的。英國發展紡織工業，大量養羊，圈占土地，農民紛紛失地。失地後的農民隻能成為產業工人，他們為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土地，提供了人力。紡織業迅速發展，資本家腰包鼓了起來，但那些失地的產業工人生活卻悲慘起來，他們被資本家大肆剝削壓榨著。
說白了，許多農民喪失了生產資料，淪為資本家的附庸。
而在傳統農業社會裏，自耕農數量還不不少的，哪怕是佃農，生活也是相對較穩定的。他們手裏，是有生產資料的。
但農業社會向資本社會發展，羊吃人是必然現象，一是對土地需求，二是對人工的需求。隻有奪取土地，他們才能養更多羊，剪更多羊毛，紡織更多紗線，出口更多的紡織品，賺更多的利潤。也隻有農民失去了土地，才可能進廠成為產業工人，為他們提供大量的勞力需求。
如果現在還是在大明時期，大明沒有亡國，沒有那麽多內憂外患戰亂，按著明朝的工商發展軌跡，大明也許也終究要進入到這個階段。
沒有如大漢一樣對外戰爭拓展下的大量土地，也沒有對外戰爭勝利征服的大量人口，那麽想轉型，就必然要經曆羊吃人的這個階段。
但現在的大漢，卻又截然不同了。大漢在外開拓了大量的新疆土，又征服了大量外族，這就為大漢的轉型，提供了兩樣最重要的東西，土地和人口。
有了這些大量的新土地，那麽大漢不但不會羊吃人，而且還能緩解土地兼並帶來的嚴重問題。移民授田，土地置換，這些都讓更多的人擁有了土地，重新握有了生產資料，這就如同是一劑穩定劑，能大大的止住現在有些浮躁的局麵。
而有了大量新征服的外族人，又為如今大漢正迅速發展的工商業帶來了最需要的產業工人。有了這些人，那麽就沒必要再迫使大量的漢人從農民轉為產業工人。
正因為有了這兩個條件，大漢如今才發展如此迅速，又如此安穩，沒有出現太多激烈的階級矛盾。
當然，這整個政策上，不免體現出了大漢對於外族人的那種不公平對待現象。
朝廷給漢人授田、租地，全力扶持他們，願意外遷實邊的，有各種安家費，移民貸款、補貼等，還有免費的土地授給。就算留在原籍，朝廷也還在通過對地主的限田和土地置換，收迴大量的土地來租佃出售給他們，讓他們也能擁有田地。
可對於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他們卻連馬上取得大漢戶籍都難。他們得遷離家鄉，成為大漢的產業工人，或者是佃農。雖然大漢有無數新開拓的土地，但他們卻得不到一畝半分。
可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在大漢的上下看來，大漢征服了他們，沒有直接把他們打發奴隸就算不錯了。現在到大漢做工人做佃農，不也很好嗎，做工有薪水，佃田也有收成，並不會少給他們一分一厘。
甚至到了他們的第二代，接受了大漢的教育後，以後就能入大漢的籍，第三代就能入伍當兵或者為官做吏，到那時他們就是一個漢人了，並不會有什麽區別了。
隻是許多人都沒意識到，或者少數人意識到了也不會說破的是，這些外族人遷到了大漢，或者到了大漢的邊疆，成為了工人或者佃農後，就算他們的第二代能溶入大漢，享受大漢一樣的待遇，但因為他們父母失去了土地這個重要的生產資料，他們以後絕大多數人，依然隻能是進廠做工下礦幹活或者繼續受雇種田，這將是極難逾越的一條鴻溝。
這也是大漢皇帝一手設置的一條界限，這些外族，甚至是將來的新漢人，他們的頭頂會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天板，想要突破這個界限，太難太難。看似天空一片明亮，其實卻難以突破。
這種界限，隻能用三代五代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隨著他們一點點的更加溶入同化到漢人當中，才會逐漸消失。
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政策，強化了漢人的利益，其實也是在加速同化外族，始終保持著漢為主體，保持著內部的絕對穩固。
議院爭論不斷，朝野也是一片議論之聲，劉鈞都看在眼裏聽在耳中，隻是他絲毫不為所動。
限田和置換土地法案，當然對地主們損害極大，但為了帝國長治久安，劉鈞也不會手軟。劉鈞願意拿關外幾畝換關內一畝，甚至十畝換一畝都可以考慮。如果限田置田法能夠全麵推行開來，那中原就能多出數百萬的自耕農，數百萬自耕農，這對於朝廷的中原穩固可是極有幫助。
自耕農就如比是後世歐洲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是國家穩固興盛的真正基礎。
劉鈞一直記得梅之煥說過的一句話，這世上隻有餓極的窮人會造反。劉鈞認為梅之煥說的很對，饑餓而反的窮人，曆朝曆代都很多，雖然他們往往最終都成不了事，但卻是一個個王朝的送葬者。
而那些貴族、富人地主們，也會造反，但如果沒有那些饑民造反重創當朝，這些人造反一般都更難成事。
朝廷還是會繼續向邊疆移民，把中原各地那些極偏僻落後貧瘠之地的百姓遷出去，把那些罪犯發配出去。但也會堅決的執行這個限田置換法案。
窮人如果飯都吃不上，餓急了，什麽事都敢幹，別說造反，就是皇帝都敢拉下馬。但富人除非被逼的再無退路，否則他們是不會輕易舍棄自己的家業造反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其實就是成本問題。饑民造反，不用考慮任何成本問題，因為他們要麽餓死，要麽造反被殺，造反還能多活幾天。
可富人造反，成本就高了，付出和收益很難相符。
當初劉鈞向這些富人們征收換契稅，也算狠狠從他們身上刮了一層油下來，他們心中非常不滿，但最後沒多少人真正就反了的，而今天下安穩，更不比幾年前，相信更沒有人敢反。
況且，這年頭經營土地收益本就不高，不管是開廠還是開礦還是做貿易搞運輸，收益都遠遠高於土地產出。他們現在吃點虧，但還是能從其它地方得到收益補償，並不會因為這個法案，就過不去要狗急跳牆。
至於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劉鈞更不擔憂了。
隻要能活的下去，並沒有多少人能有勇氣造反的，畢竟造反是要殺頭的。這個時代，民族意識也不強，什麽國家王朝，那是對於利益得享者的權貴官僚們所言的，對於普通的小民來說，那東西能吃嗎？
隻要大漢給他們工作，肯給他們薪水，能讓他們有吃有喝還有個住的地方，他們就萬分滿足了。
就算他們在大漢是二等公民，也並不會那麽在意的。而隨著時間的過去，等到他們兒子、孫子輩時，他們也許會在意這些，但那時他們也漸漸溶入到大漢之中，也能享受越來越多的權利了。
“朕帶頭表率，皇家在五京十三省擁有的所有皇田，全都置換為海外土地，一畝不剩都改為官田，出租給百姓。”劉鈞叫來司禮監掌印太監邊永清，讓他把自己的話傳給內閣。(未完待續。)
內閣剛擬好草案，拿到議院與參議員初步協商，本來應當還處於保密階段的草案條款，卻不徑而走。
京師上下，人人都關注這個草案。不論是富人還是普通百姓，都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關注這個案子。對於富人們來說，限田令，將意味著他們手裏的大部份田產都將超限，而和買令，也將意味著他們的那些田地將被朝廷征收，雖然不是強征沒收，可所謂的土地置換法，他們一點也不感興趣。這在他們看來，就是朝廷在變相的剝奪他們的祖祖輩輩積攢下來的田地。
就算這幾年工商興盛，進入了初級的商品社會，可富人們賺了錢後，依然會拿出不少來購置土地，哪怕是如今購置土地得交契稅，也阻止不了他們。
土地對於華夏人來說，有種獨特的意義。尤其是家鄉的祖地，越發的重要了。可現在朝廷卻要拿那些關外甚至海外的荒地，來置換他們的祖地田產，這不是搶是什麽。
一般的百姓倒很高興，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自己土地的佃戶們來說。他們舍不得背井離鄉移民關外海外，哪怕關外海外有許多土地可以免費授予他們。但留在家鄉，守著祖墳老宅，卻又不可避免的生活比較艱辛。
尤其是在三江兩湖中原等地方，地少人多，就算想佃地耕種都難。好在現在有那麽多的工坊礦產之類的地方可以幹活掙錢，但對於多數百姓來說，有一塊地才最讓人踏實，才是傳家立業的根本，哪怕是能夠買到一塊田皮，隻有佃租權也能讓他們安心。
現在朝廷要推出這個限田和買法案，把中原富人的田都收迴來，拿關外海外的地給他們置換。收迴來的地再租給百姓，百姓以後還可以贖買，這樣的政策他們怎麽可能不擁護呢。
從未有過一個法案如此引發熱議，在朝野都是各有一批支持者，從朝堂到民間，大家都爭的厲害。
參議院裏，內閣官員和參議員們也就著草案議論多日，難以達成一致。
有些參議員認為，朝廷此舉有些多此一舉。甚至認為，這是亂政。有些參議員甚至拿出眼下的工商發展來說話，認為朝廷此舉，將對新興的工商製造業造成極大的傷害。近年朝廷不停的開疆拓土，也在不斷的移民邊疆，中原大量人口外遷，使得許多勞力減少，而大量人口外遷後，他們原有的土地被朝廷迴收，再租給了無地百姓，又讓更多本來在工廠做工的勞工返迴鄉村種地。
“一個地主家有千畝田，他雇工耕種，或者佃田出租，需要的耕者數量遠比這一千畝地分成百戶耕種要節省人力的多。耕者越少，那麽產出效益越大，同時節約出的人力，也可以為如今需求極大的工商製造業提供勞力。”
“我認為朝廷不但不應當限田，還應當鼓勵農莊式耕種生產，這樣能夠減少人工，降低成本，提高產能效益。同時，也能為我們的工廠提供充足的勞力。若是人人都有了田地，那誰還出來做工，誰還進廠，誰還下礦？那我們不是又倒退迴到過去了？工商業若是因此倒退萎縮，朝廷的稅收也因此減少，到時後果非常嚴重！”
“對，反對限田法！”
不過參議院裏也有不少人是支持這個限田置換法案的。
這些人的觀念則是中原土地兼並太厲害的話，大量的百姓都是無地農民，都是工廠雇工的話，會非常不穩定，有很大的隱患。增加自耕農的數量，能大大提高中原地區的社會穩固性。尤其是中原十三省是大漢的核心之地，這些地方是絕不能亂的。
穩定才是發展之首，也是民生經濟，工商發展的基礎。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
“農莊式發展確實比較有效率，也正因此，我認為朝廷的置換法是相當不錯的。朝廷遷移百姓到邊疆實邊，一戶戶的遷移成本太高，而且普通百姓剛遷過去，也比較艱難，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穩定的下來。可如果給地主們置換關外田地，那麽他們相比起來更有能力開墾新地。”
有議員立即大聲反對，“地主確實比普通百姓有錢有實力，但土地置換到邊關，他們就算有錢，可又到哪去找墾荒種地的雇工？”
“這個不是問題，日本人、女真人、安南人、東籲人等等，這些人既然可以成為工人，也可以成為佃農。”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社會結構是比較簡單也比較固定的，農民為主體，工和商隻是補充，士是管理者。但到了資本萌芽開始後，社會就慢慢的向商品社會轉移。商品社會與農業社會最大的不同是什麽？
是大量的產業工人出現，而這些產業工人哪來的?曆史上，英國的羊吃人等等，也正是這樣來的。英國發展紡織工業，大量養羊，圈占土地，農民紛紛失地。失地後的農民隻能成為產業工人，他們為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土地，提供了人力。紡織業迅速發展，資本家腰包鼓了起來，但那些失地的產業工人生活卻悲慘起來，他們被資本家大肆剝削壓榨著。
說白了，許多農民喪失了生產資料，淪為資本家的附庸。
而在傳統農業社會裏，自耕農數量還不不少的，哪怕是佃農，生活也是相對較穩定的。他們手裏，是有生產資料的。
但農業社會向資本社會發展，羊吃人是必然現象，一是對土地需求，二是對人工的需求。隻有奪取土地，他們才能養更多羊，剪更多羊毛，紡織更多紗線，出口更多的紡織品，賺更多的利潤。也隻有農民失去了土地，才可能進廠成為產業工人，為他們提供大量的勞力需求。
如果現在還是在大明時期，大明沒有亡國，沒有那麽多內憂外患戰亂，按著明朝的工商發展軌跡，大明也許也終究要進入到這個階段。
沒有如大漢一樣對外戰爭拓展下的大量土地，也沒有對外戰爭勝利征服的大量人口，那麽想轉型，就必然要經曆羊吃人的這個階段。
但現在的大漢，卻又截然不同了。大漢在外開拓了大量的新疆土，又征服了大量外族，這就為大漢的轉型，提供了兩樣最重要的東西，土地和人口。
有了這些大量的新土地，那麽大漢不但不會羊吃人，而且還能緩解土地兼並帶來的嚴重問題。移民授田，土地置換，這些都讓更多的人擁有了土地，重新握有了生產資料，這就如同是一劑穩定劑，能大大的止住現在有些浮躁的局麵。
而有了大量新征服的外族人，又為如今大漢正迅速發展的工商業帶來了最需要的產業工人。有了這些人，那麽就沒必要再迫使大量的漢人從農民轉為產業工人。
正因為有了這兩個條件，大漢如今才發展如此迅速，又如此安穩，沒有出現太多激烈的階級矛盾。
當然，這整個政策上，不免體現出了大漢對於外族人的那種不公平對待現象。
朝廷給漢人授田、租地，全力扶持他們，願意外遷實邊的，有各種安家費，移民貸款、補貼等，還有免費的土地授給。就算留在原籍，朝廷也還在通過對地主的限田和土地置換，收迴大量的土地來租佃出售給他們，讓他們也能擁有田地。
可對於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他們卻連馬上取得大漢戶籍都難。他們得遷離家鄉，成為大漢的產業工人，或者是佃農。雖然大漢有無數新開拓的土地，但他們卻得不到一畝半分。
可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在大漢的上下看來，大漢征服了他們，沒有直接把他們打發奴隸就算不錯了。現在到大漢做工人做佃農，不也很好嗎，做工有薪水，佃田也有收成，並不會少給他們一分一厘。
甚至到了他們的第二代，接受了大漢的教育後，以後就能入大漢的籍，第三代就能入伍當兵或者為官做吏，到那時他們就是一個漢人了，並不會有什麽區別了。
隻是許多人都沒意識到，或者少數人意識到了也不會說破的是，這些外族人遷到了大漢，或者到了大漢的邊疆，成為了工人或者佃農後，就算他們的第二代能溶入大漢，享受大漢一樣的待遇，但因為他們父母失去了土地這個重要的生產資料，他們以後絕大多數人，依然隻能是進廠做工下礦幹活或者繼續受雇種田，這將是極難逾越的一條鴻溝。
這也是大漢皇帝一手設置的一條界限，這些外族，甚至是將來的新漢人，他們的頭頂會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天板，想要突破這個界限，太難太難。看似天空一片明亮，其實卻難以突破。
這種界限，隻能用三代五代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隨著他們一點點的更加溶入同化到漢人當中，才會逐漸消失。
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政策，強化了漢人的利益，其實也是在加速同化外族，始終保持著漢為主體，保持著內部的絕對穩固。
議院爭論不斷，朝野也是一片議論之聲，劉鈞都看在眼裏聽在耳中，隻是他絲毫不為所動。
限田和置換土地法案，當然對地主們損害極大，但為了帝國長治久安，劉鈞也不會手軟。劉鈞願意拿關外幾畝換關內一畝，甚至十畝換一畝都可以考慮。如果限田置田法能夠全麵推行開來，那中原就能多出數百萬的自耕農，數百萬自耕農，這對於朝廷的中原穩固可是極有幫助。
自耕農就如比是後世歐洲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是國家穩固興盛的真正基礎。
劉鈞一直記得梅之煥說過的一句話，這世上隻有餓極的窮人會造反。劉鈞認為梅之煥說的很對，饑餓而反的窮人，曆朝曆代都很多，雖然他們往往最終都成不了事，但卻是一個個王朝的送葬者。
而那些貴族、富人地主們，也會造反，但如果沒有那些饑民造反重創當朝，這些人造反一般都更難成事。
朝廷還是會繼續向邊疆移民，把中原各地那些極偏僻落後貧瘠之地的百姓遷出去，把那些罪犯發配出去。但也會堅決的執行這個限田置換法案。
窮人如果飯都吃不上，餓急了，什麽事都敢幹，別說造反，就是皇帝都敢拉下馬。但富人除非被逼的再無退路，否則他們是不會輕易舍棄自己的家業造反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其實就是成本問題。饑民造反，不用考慮任何成本問題，因為他們要麽餓死，要麽造反被殺，造反還能多活幾天。
可富人造反，成本就高了，付出和收益很難相符。
當初劉鈞向這些富人們征收換契稅，也算狠狠從他們身上刮了一層油下來，他們心中非常不滿，但最後沒多少人真正就反了的，而今天下安穩，更不比幾年前，相信更沒有人敢反。
況且，這年頭經營土地收益本就不高，不管是開廠還是開礦還是做貿易搞運輸，收益都遠遠高於土地產出。他們現在吃點虧，但還是能從其它地方得到收益補償，並不會因為這個法案，就過不去要狗急跳牆。
至於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劉鈞更不擔憂了。
隻要能活的下去，並沒有多少人能有勇氣造反的，畢竟造反是要殺頭的。這個時代，民族意識也不強，什麽國家王朝，那是對於利益得享者的權貴官僚們所言的，對於普通的小民來說，那東西能吃嗎？
隻要大漢給他們工作，肯給他們薪水，能讓他們有吃有喝還有個住的地方，他們就萬分滿足了。
就算他們在大漢是二等公民，也並不會那麽在意的。而隨著時間的過去，等到他們兒子、孫子輩時，他們也許會在意這些，但那時他們也漸漸溶入到大漢之中，也能享受越來越多的權利了。
“朕帶頭表率，皇家在五京十三省擁有的所有皇田，全都置換為海外土地，一畝不剩都改為官田，出租給百姓。”劉鈞叫來司禮監掌印太監邊永清，讓他把自己的話傳給內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