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打過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遵義會議後又差點兒丟掉前敵總指揮職務。吳奇偉窮追紅軍一路，1949年10月1日卻立於開國大典的觀禮台。紅軍戰略決策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沒有句句是真理，隻有步步實事求是。
一、“不二過”的毛澤東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所舉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之間。
又有紅軍《長征組歌》中豪邁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兩次敗仗與用兵如神之間，是什麽關係呢？
遵義會議確定紅軍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時，野戰軍司令部為“向赤水地域轉移進行新的布置”發出電報，指揮各軍團向遵義西北方向移動。以後每日發一類似電報，連發三次。
1月19日，野戰軍司令部離開遵義。
1月20日，野戰軍司令部下達《渡江作戰計劃》：經川南渡江後轉入川西北，協同四方麵軍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致電四方麵軍，告以中央紅軍渡江北上計劃，指示其“向嘉陵江西進攻”，配合一方麵軍北上。
1月23日，潘文華令郭勳祺率領兩個旅向土城前進，於赤水河東岸地區拉住紅軍，不讓其入川。
黔北一帶頓時成了一個巨大的棋盤，雙方指揮員調兵遣將，步步逼近，劍拔弩張。
1月25日，紅一軍團進占土城，並向赤水城推進。
赤水城卻被川軍先期占領。
土城地處貴州西北，是赤水東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衝；其東、南、北三麵為險峻山嶺，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處川黔交界，東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穀開闊，公路毗連附近的川黔各縣，更是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必須通過的要點。
這兩個要點，一南一北，是中革軍委《渡江作戰計劃》規定必須奪占之地。兩點中間，為中央紅軍西渡赤水的廣大地域。攻占並保有這兩地，是實現北渡長江、進而赤化四川的關鍵。
紅軍先於川軍占領
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軍卻先於紅軍占領了赤水城，阻礙了紅軍的北上。雙方雖各有得失，但紅軍渡江北上的作戰計劃，一開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審視一下紅軍的對手——川軍將領郭勳祺。此人與四川籍共產黨人楊闇公、劉伯承、陳毅等人的關係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勳祺是四川華陽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難，在藥店當過學徒。當兵後因作戰勇敢，得到潘文華的器重，由文書上士一路晉升到團長，陳毅的大哥陳孟熙就在郭團當過文書。1922年陳毅從法國勤工儉學迴來，至萬縣找其兄，也認識了團長郭勳祺。不久陳毅去重慶，郭亦調重慶任六十五旅旅長，兩人經常來往。
1925年8月吳玉章到重慶，在蓮花池建立了由共產黨員參加領導的國民黨臨時省黨部。郭勳祺參加活動中結識了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漸傾向進步。在楊闇公主持的以國民黨省黨部名義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又和素有舊誼的劉伯承等人頻頻交往。
郭勳祺的這些活動潘文華也都知曉，但認為這些友情關係無大礙，對郭也盡量遷就。
但郭勳祺與這些共產黨人的關係，比友情關係可進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勳祺得知川軍要破壞預定第二天舉行的重慶聲援南京慘案群眾大會，立即親去告訴楊闇公、李筱亭等人。楊闇公決定會議不變，照常舉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帶著幾個弁兵趕到會場。臨開會前，潘文華派傳令兵向郭報告：“師部召開緊急會議，請旅長快迴去！”同時遞過一張“事急速歸”的紙條，郭馬上將紙條給楊闇公等人看，並對兩名弁兵說：“你們留在這裏，一定要保護好楊委員。”即返迴師部。
這時大家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正要撤離會場，槍聲響了。川軍對到場群眾開始血腥大屠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
在全城搜捕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勳祺將肖華清、周欽嶽等共產黨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館，然後把他們裝扮成弁兵，親自護送上船去武漢。陳毅不知道重慶如此吃緊，4月2日從合川來找楊闇公匯報工作，隻見到處崗哨林立，盤查甚嚴，行動甚難，便找到郭勳祺。郭留陳毅住一夜，次日將陳毅化裝成買辦，買好船票，坐上郭的轎子，派親信副官護送上船赴武漢。郭又得知楊闇公也急著要去武漢，便讓其六妹楊麗君轉告他千萬不可外出活動。但楊去武漢心切，化裝上船後不幸被捕遇難。
郭勳祺的這一係
列活動被人向劉湘告密，劉湘便撤其旅長之職升為副師長，不讓他掌實權。
劉湘之所以沒有把郭勳祺一擼到底，一個原因是照顧潘文華的情緒，另一個原因就是考慮到郭與共產黨有關係，日後也許有要用之處。
可以說劉湘的城府的確不淺。
機會真的來了。
1935年1月，蔣介石命令劉湘派三個師入黔阻擊紅軍。劉湘先派廖澤旅入黔，但蔣不滿意，要劉增派兩個師。劉湘決定再派兩個旅入黔，但這兩個旅要既能在表麵上積極行動以應付蔣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動攻擊紅軍；如果紅軍果真要渡江入川，則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劉湘選定了郭勳祺。他認為郭對自己忠實，同時又同情共產黨；讓他去執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務，能夠相機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慶李子壩劉湘的私邸，劉湘與郭勳祺密談交底。
劉湘把郭勳祺看準了。曾經如此進步的一個郭勳祺，在抵抗紅軍入川上麵卻不遺餘力。
1月20日，郭勳祺率兩個旅到達貴州溫水，尾隨紅軍主力向良村前進。在習水，郭接到劉湘密電，告知紅軍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動，牽製紅軍入川。
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土城。郭勳祺也尾追紅軍進至土城以東地區。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研究後，決心在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圍殲郭部。6天前，中革軍委在《渡江作戰計劃》中已指出：“必要時在赤水以東地域，與追擊和截擊的敵人一路進行決戰。”
現在，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軍團在赤水城南陷入與川軍的激戰。李聚奎的一師在黃皮洞被川軍三麵包圍，傷亡較大；陳光的二師在複興場戰鬥也不順利。郭勳祺尾追董振堂的五軍團，至下午搶占了土城東麵青杠坡和石恙嘴東南端，截斷了五軍團與三軍團四師的聯絡。
與郭部決戰尚未展開，總的形勢已呈現不妙。
1月28日，紅軍三軍團、五軍團按預定計劃，在土城東青杠坡地區與川軍郭勳祺展開決戰，從南北兩麵向郭部發動猛烈進攻。
三軍團擔任主攻。彭德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與川軍反複爭奪陣地，雙方傷亡很大，戰鬥極其艱苦、劇烈。指揮川軍作戰的郭勳祺不知道對麵紅軍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就是楊闇公的弟弟；楊尚昆也不知道對麵的川敵首領曾經冒著危險掩護過他的哥哥。
對這一仗，對川軍的戰鬥力，紅軍各級指揮員思想準備都是不足的。長征之前，當川軍田頌堯部對紅四方麵軍的三路圍攻失敗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就稱川軍“全部瓦解”、“戰鬥力全無”，甚至一支婦女赤衛隊也“繳了一團白軍的槍”。川軍各部“兵無鬥誌，縱令開到前線難保不以送槍送彈而終”，對川軍極其輕視。長征到貴州後，又認為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差不多，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隻會打家劫舍，奸淫婦女。對川軍裝備優良、注重訓練、各級均設軍官教導團或教導隊的情況，以及四川從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餘次混戰，劉湘部幾乎無役不與，作戰經驗相當豐富的情況，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的主要領導者卻不了解。要北上入川，“爭取四川赤化”，不但對川軍素質估計過低，也對川軍參戰實力偵察不確，還以為紅四方麵軍在川北牽製了四川軍閥的全部軍隊，川軍“不可能及時地以優勢兵力在沿岸各處封鎖長江”。
對川軍戰鬥力估計過低，對川軍實力估計過低，對川軍素質也估計過低。輕易地提出“決戰”概念，本身就是輕敵的產物。
事實證明青杠坡的川軍郭勳祺部，不是紅軍原先估計的4個團六七千人，而是6個團一萬餘人；不是“戰鬥力全無”，而是戰鬥力甚強。原想圍殲郭部，但郭勳祺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打退，反而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步步進逼土城，局勢危急。
土城之戰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成敗關係全軍士氣。在此緊急時刻，朱德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大聲說：“隻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劉伯承上了前線。毛澤東急令奔襲赤水城的紅一軍團火速迴援，同時命令陳賡、宋任窮率軍委幹部團急赴前線，發起衝鋒。
紅軍與川軍在土城以東展開一場惡戰。衝鋒與反衝鋒犬牙交錯，險情環生。川軍一直攻到白馬山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連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賀子珍等老弱及女同誌組成的軍委幹部休養連也未及撤離，陷入險境。幸得陳賡率紅軍最後的老底子軍委幹部團衝上來奮力救援，才使休養連脫離敵人的火力攔截，撤出險境。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個排掩護下，倉促地撤出來的。
總的不利趨勢難以遏製。紅軍的總攻變成了川軍的反攻。進攻作戰變成背水作戰。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的黃克誠迴憶說：“當
時張宗遜師長已住進了衛生所，我又趕上害病，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適逢朱總司令前來督戰，看到部隊疲憊不堪的樣子，朱總司令非常惱火，對我大發了一通脾氣。”
朱德這位從來以寬厚著稱的總司令，對躺在擔架上帶病指揮部隊的指揮員發火，可見當時局麵之緊張危急。
增援之川軍還在陸續到來。鑒於局麵已十分不利，毛澤東與政治局幾個主要成員28日傍晚開會，決定改變由赤水北上、從瀘州至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迅速撤出土城戰鬥，渡赤水河西進。
1月29日拂曉前，紅軍停止戰鬥，迅速渡過赤水河。
緊急情況下臨時決定的一渡赤水，成為紅軍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戰的開始。
一渡赤水是在敵情嚴重、戰鬥失利的情況下進行的。為迅速擺脫追敵，部隊再次輕裝。一些笨重的物資、機器被拋進河中。當時三軍團還有全軍最後一門山炮，是1930年打長沙前繳獲的。繳獲時隻有彭德懷和一個朝鮮同誌武亭會用炮，他們兩人變作炮手，自己瞄準，自己調整，自己發炮射擊，幾炮命中江中帝國主義的軍艦，引起紅軍戰士們連聲的歡唿，紅軍自此有了自己的炮兵。
這門連湘江封鎖線都闖過來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這是從中央蘇區出發長征以來，中央紅軍被迫第二次大輕裝。
1月30日，郭勳祺率部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入川後，郭便借口休整部隊，停止了前進。
此後郭勳祺根據劉湘、潘文華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隨紅軍，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遵義會議設想了赤化四川，卻沒有設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軍打垮，紅軍從瀘州宜賓間渡過長江，就不會有後來的金沙江、大渡河，紅軍也不用過雪山草地了。
也不會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曆史。
曆史從來是在挫折中轟隆前進。
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一開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隻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戰失利，修正的隻是過江地點。原定從瀘州至宜賓之間渡過長江的計劃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藺、敘永地區尋求機動作戰，準備從宜賓上遊渡過長江。
渡江地點由瀘州宜
賓之間移到宜賓上遊。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地的遵義會議設想仍然維持不變。
卻也無法維持太久。因為紅軍的戰略方向正好與川軍的作戰原則迎頭相撞。
劉湘當初與潘文華商定的作戰原則是：紅軍隻要不圖入川或入川隻是借道，便虛與周旋，保住實力，絕不對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據地，那就隻有不惜忍受蔣介石的控製，與之硬拚到底，在同歸於盡中去求幸存。所以當他看到紅軍反複尋找渡江地點，大有入川與四方麵軍會合的趨向，便開始硬拚了。西起橫江、東至古藺一線，劉湘、潘文華先後調集數十個團切斷通往長江南岸的要道、隘口，嚴密封鎖紅軍的前進方向。
準備入川的紅軍方才知道，川軍的戰鬥力絕不弱於蔣係中央軍。土城戰役後川軍氣焰尤其囂張，一個團也敢上來向紅軍挑戰。
2月6日上午，一軍團二師一部行至天堂壩，竟被尾追的川軍一個團三麵包圍。三軍團五師聽到槍聲後迅速趕來支援，從兩翼對敵軍實施反包圍。三軍團後續部隊一千餘人下午也趕來增援。激戰一天，向敵陣地反複衝擊十多次，不能解決戰鬥。入夜，該團敵人乘機轉移陣地。紅軍發現川軍另一個團已在增援途中，也隻有撤出戰鬥。
麵對川軍的頑強阻擊，從宜賓上遊渡江入川已明顯不可能。
2月6日淩晨，朱德電令一、三軍團向紮西靠近。電報中說：“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的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在川、滇邊境進行戰鬥與創造新蘇區。”
電報要求一、三軍團領導人速將意見電告軍委。
領導層已經感覺到原定戰略方向實現的嚴重困難。這封電報實際上是詢問一、三軍團領導人，渡江入川還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戰略方向應在川滇邊境何處？
2月7日，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迴電，向軍委建議在川黔滇邊建立根據地。
這個建議十分及時，也非常重要。它堅定了毛澤東等人轉變遵義會議原定戰略方向的決心。中革軍委立即接受彭、楊建議，當日決定暫緩渡江，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麵，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中革軍委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向川滇黔邊的紮西地區集中，開始準備與滇軍作戰。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基本改變。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論著，對一渡赤水前後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被迫改變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會影響遵義會議的偉大。影響領袖的光輝。影響用兵如神。恰恰是這種“好心好意”的迴避，共產黨人的最富生機的靈魂被抽掉了。
其實沒有神。中國工農紅軍從領袖到戰士，都是一個個鮮靈活現的個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誤，人最可貴的也就是改正失誤。
應該說一渡赤水給了紅軍領導人很大的教訓。遵義會議一結束就提反攻，就提決戰，是不明智的。敵人內線作戰，力量雄厚；紅軍外線作戰，人員裝備嚴重不足；川軍以逸待勞、人地兩熟；紅軍則長途轉戰，人地生疏。在這種情況下動輒“反攻”、“決戰”，完全不現實。以為解決了錯誤的軍事領導、把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就無往而不勝的思想，被土城戰鬥警醒。長征本身就是戰略退卻。為保存實力以圖發展，紅軍本該千方百計避免同敵人決戰。更何況與川軍決戰，恰是蔣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陳毅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對黃克誠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
偉人從來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犯了錯誤能夠迅速及時糾正的人。從土城戰鬥失利後立即放棄北上渡江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到古藺、敘永一帶受阻馬上采納彭、楊建議改取川滇黔邊境，皆可見工農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戰略戰術又迴來了。說毛澤東又迴來了，意義正在這裏。紅軍請迴來的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的實事求是的人。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與非凡，毛澤東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偉大與非凡，並不在於那種充滿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計劃或預言，而在於它的實踐。
不屈不撓的、百折不迴的實踐。
那是共產黨人最富生機和最為鮮活的靈魂。
二、火中鳳凰
這是一段紅軍緊張地選擇立足根據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確定新的發展方向是川、滇、黔邊境地區。黔軍基本垮了，但新銳的川軍、滇軍正向此處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腳，並沒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紮西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趁敵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機，迴師東進，再渡赤水，向較空虛的黔北進擊，為此提出輕裝精簡。
2月10日，中央紅軍進行紮西整編。全軍除幹部團，共編為16個
團。除一軍團還保留師的建製外，其他各軍團一律取消師的編製。新的編製是一軍團兩個師6個團；三軍團4個團；五、九軍團各3個團。
這一精簡縮編，為下一步大進大退作好了準備。紅軍像一個不倒的力士，裹緊綁腿，勒好鞋帶，準備疾步流星向敵人挑戰了。
同日，滇軍孫渡縱隊和川軍潘文華部從南北兩個方向壓向紮西。中革軍委決定迅速脫離川軍與滇軍側擊先敵東渡赤水，將作戰目標轉換為黔軍及中央軍薛嶽部。
盡管沒有著意說明，但在川、滇、黔邊區建立根據地提出僅3天，根據敵我態勢，行動指針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紅軍野戰軍司令部下達《二渡赤水河的行動計劃》。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尋機，不是目的。
因為實行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現的戰機。
二渡赤水的戰機之中，潛伏著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軍團攻占桐梓。第二天三軍團向桐梓開進中。前衛紅十三團抓獲幾名黔軍俘虜，得知婁山關僅有黔軍柏輝章部3個團，杜肇華部一個旅在婁山關以南近3公裏處的黑神廟。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立即向彭德懷報告。
25日14時，彭德懷、楊尚昆向中革軍委報告上述情況，提出以迅速動作殲滅此敵。20時，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也致電朱德，建議以主力在婁山關南消滅黔敵。
兩大主力軍團領導人意見一致，使中革軍委決心即定。
25日23時，即在收到彭、楊電報9個小時、林、聶電報3個小時後，朱德電複彭、楊、林、聶：一、三軍團及幹部團統歸彭、楊指揮，應於26日迂迴攻擊婁山關、黑神廟之敵，堅決消滅之，並乘勝奪取遵義，以開赤化黔北的關鍵。
24時，朱德再補一電給彭、楊、林、聶：同意彭、楊25日14時來電部署，全軍統歸彭、楊指揮。
彭德懷的基本部署是：三軍團擔任正麵主攻。一軍團向黑神廟之敵側後迂迴，五軍團遲滯由桐
梓方向來援之川敵。
紅十三團向婁山關急進。前衛偵察連連長韋傑和手槍排戰士換上國民黨軍裝，一鼓作氣衝到婁山關口。十三團剛剛占領關口，黔軍就發起反擊。彭德懷命令紅十二團從正麵衝擊，硬把敵人壓了下去。
十二團政委鍾赤兵腿被打斷，沒有麻醉藥品，硬是咬緊牙關鋸掉了一條腿。部隊認為他不能隨軍行動了，拿出一部分錢要他留在本地。隻剩一條腿的鍾赤兵堅決不肯，有人勸他就拔出手槍要拚命，隻好用擔架抬走他。很快，他就奇跡般的可以用一條腿在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團參謀長孔權（一說孔憲權）也在戰鬥中負了重傷。後來用擔架抬進遵義城羅馬天主教堂裏，與臀部負傷的十三團俱樂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處。半個世紀後胡耀邦還清楚記得，疼痛難忍的孔權喊了一夜“殺！殺！殺！”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孔權被留在了當地，解放後擔任遵義紀念館館長。胡耀邦後來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鍾赤兵1955年授銜中將。前衛偵察連連長韋傑1955年也授銜中將。
2月26日，一、三軍團占領婁山關。
兵敗如山倒。殘敵紛紛向遵義潰逃，遵義守敵極度慌亂。
紅軍乘勝向遵義進擊，於28日晨再占遵義。
三軍團為此又犧牲了參謀長鄧萍。當時十一團政委張愛萍正站在一個土堆上觀察遵義老城地形，軍團參謀長鄧萍來了。土堆隻有一個，張愛萍就下來，讓鄧萍站上去。鄧萍站上去後正向張愛萍布置任務，突然頭一歪靠在了張愛萍身上，張愛萍沾一身血還不知怎麽迴事。後來發現鄧萍犧牲了，趕緊給彭德懷打電話。彭德懷還沒有聽清就在電話裏罵起來：“你們都給我往最前線上吧，你們都去犧牲！”
他就怕鄧萍犧牲，沒有想到鄧萍真的犧牲了。
張愛萍後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楊尚昆說，是鄧萍替張愛萍犧牲了。
1966年7月，被貶到三線建委任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懷在參加完貴州省“六盤水煤炭規劃會議”後，坐車專門來到當年的遵義戰場。當時天空飄著毛毛細雨，彭德懷衣服淋濕了也不覺得，指著一塊地方，告訴周圍的人：31年前鄧萍就犧牲在那裏。想起犧牲的戰友，念及光陰流逝及經曆坎坷，彭德懷動情地說：“堂堂七尺男兒，灑盡一腔熱血，真乃人間快事！”
曆史永遠會記住彭德懷的功績。
原定的遵義戰鬥，
一、“不二過”的毛澤東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所舉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之間。
又有紅軍《長征組歌》中豪邁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兩次敗仗與用兵如神之間，是什麽關係呢？
遵義會議確定紅軍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時，野戰軍司令部為“向赤水地域轉移進行新的布置”發出電報，指揮各軍團向遵義西北方向移動。以後每日發一類似電報，連發三次。
1月19日，野戰軍司令部離開遵義。
1月20日，野戰軍司令部下達《渡江作戰計劃》：經川南渡江後轉入川西北，協同四方麵軍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致電四方麵軍，告以中央紅軍渡江北上計劃，指示其“向嘉陵江西進攻”，配合一方麵軍北上。
1月23日，潘文華令郭勳祺率領兩個旅向土城前進，於赤水河東岸地區拉住紅軍，不讓其入川。
黔北一帶頓時成了一個巨大的棋盤，雙方指揮員調兵遣將，步步逼近，劍拔弩張。
1月25日，紅一軍團進占土城，並向赤水城推進。
赤水城卻被川軍先期占領。
土城地處貴州西北，是赤水東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衝；其東、南、北三麵為險峻山嶺，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處川黔交界，東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穀開闊，公路毗連附近的川黔各縣，更是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必須通過的要點。
這兩個要點，一南一北，是中革軍委《渡江作戰計劃》規定必須奪占之地。兩點中間，為中央紅軍西渡赤水的廣大地域。攻占並保有這兩地，是實現北渡長江、進而赤化四川的關鍵。
紅軍先於川軍占領
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軍卻先於紅軍占領了赤水城，阻礙了紅軍的北上。雙方雖各有得失，但紅軍渡江北上的作戰計劃，一開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審視一下紅軍的對手——川軍將領郭勳祺。此人與四川籍共產黨人楊闇公、劉伯承、陳毅等人的關係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勳祺是四川華陽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難，在藥店當過學徒。當兵後因作戰勇敢，得到潘文華的器重，由文書上士一路晉升到團長，陳毅的大哥陳孟熙就在郭團當過文書。1922年陳毅從法國勤工儉學迴來，至萬縣找其兄，也認識了團長郭勳祺。不久陳毅去重慶，郭亦調重慶任六十五旅旅長，兩人經常來往。
1925年8月吳玉章到重慶，在蓮花池建立了由共產黨員參加領導的國民黨臨時省黨部。郭勳祺參加活動中結識了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漸傾向進步。在楊闇公主持的以國民黨省黨部名義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又和素有舊誼的劉伯承等人頻頻交往。
郭勳祺的這些活動潘文華也都知曉，但認為這些友情關係無大礙，對郭也盡量遷就。
但郭勳祺與這些共產黨人的關係，比友情關係可進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勳祺得知川軍要破壞預定第二天舉行的重慶聲援南京慘案群眾大會，立即親去告訴楊闇公、李筱亭等人。楊闇公決定會議不變，照常舉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帶著幾個弁兵趕到會場。臨開會前，潘文華派傳令兵向郭報告：“師部召開緊急會議，請旅長快迴去！”同時遞過一張“事急速歸”的紙條，郭馬上將紙條給楊闇公等人看，並對兩名弁兵說：“你們留在這裏，一定要保護好楊委員。”即返迴師部。
這時大家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正要撤離會場，槍聲響了。川軍對到場群眾開始血腥大屠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
在全城搜捕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勳祺將肖華清、周欽嶽等共產黨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館，然後把他們裝扮成弁兵，親自護送上船去武漢。陳毅不知道重慶如此吃緊，4月2日從合川來找楊闇公匯報工作，隻見到處崗哨林立，盤查甚嚴，行動甚難，便找到郭勳祺。郭留陳毅住一夜，次日將陳毅化裝成買辦，買好船票，坐上郭的轎子，派親信副官護送上船赴武漢。郭又得知楊闇公也急著要去武漢，便讓其六妹楊麗君轉告他千萬不可外出活動。但楊去武漢心切，化裝上船後不幸被捕遇難。
郭勳祺的這一係
列活動被人向劉湘告密，劉湘便撤其旅長之職升為副師長，不讓他掌實權。
劉湘之所以沒有把郭勳祺一擼到底，一個原因是照顧潘文華的情緒，另一個原因就是考慮到郭與共產黨有關係，日後也許有要用之處。
可以說劉湘的城府的確不淺。
機會真的來了。
1935年1月，蔣介石命令劉湘派三個師入黔阻擊紅軍。劉湘先派廖澤旅入黔，但蔣不滿意，要劉增派兩個師。劉湘決定再派兩個旅入黔，但這兩個旅要既能在表麵上積極行動以應付蔣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動攻擊紅軍；如果紅軍果真要渡江入川，則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劉湘選定了郭勳祺。他認為郭對自己忠實，同時又同情共產黨；讓他去執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務，能夠相機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慶李子壩劉湘的私邸，劉湘與郭勳祺密談交底。
劉湘把郭勳祺看準了。曾經如此進步的一個郭勳祺，在抵抗紅軍入川上麵卻不遺餘力。
1月20日，郭勳祺率兩個旅到達貴州溫水，尾隨紅軍主力向良村前進。在習水，郭接到劉湘密電，告知紅軍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動，牽製紅軍入川。
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土城。郭勳祺也尾追紅軍進至土城以東地區。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研究後，決心在土城以東青杠坡地區圍殲郭部。6天前，中革軍委在《渡江作戰計劃》中已指出：“必要時在赤水以東地域，與追擊和截擊的敵人一路進行決戰。”
現在，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軍團在赤水城南陷入與川軍的激戰。李聚奎的一師在黃皮洞被川軍三麵包圍，傷亡較大；陳光的二師在複興場戰鬥也不順利。郭勳祺尾追董振堂的五軍團，至下午搶占了土城東麵青杠坡和石恙嘴東南端，截斷了五軍團與三軍團四師的聯絡。
與郭部決戰尚未展開，總的形勢已呈現不妙。
1月28日，紅軍三軍團、五軍團按預定計劃，在土城東青杠坡地區與川軍郭勳祺展開決戰，從南北兩麵向郭部發動猛烈進攻。
三軍團擔任主攻。彭德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與川軍反複爭奪陣地，雙方傷亡很大，戰鬥極其艱苦、劇烈。指揮川軍作戰的郭勳祺不知道對麵紅軍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就是楊闇公的弟弟；楊尚昆也不知道對麵的川敵首領曾經冒著危險掩護過他的哥哥。
對這一仗，對川軍的戰鬥力，紅軍各級指揮員思想準備都是不足的。長征之前，當川軍田頌堯部對紅四方麵軍的三路圍攻失敗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就稱川軍“全部瓦解”、“戰鬥力全無”，甚至一支婦女赤衛隊也“繳了一團白軍的槍”。川軍各部“兵無鬥誌，縱令開到前線難保不以送槍送彈而終”，對川軍極其輕視。長征到貴州後，又認為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差不多，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隻會打家劫舍，奸淫婦女。對川軍裝備優良、注重訓練、各級均設軍官教導團或教導隊的情況，以及四川從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餘次混戰，劉湘部幾乎無役不與，作戰經驗相當豐富的情況，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的主要領導者卻不了解。要北上入川，“爭取四川赤化”，不但對川軍素質估計過低，也對川軍參戰實力偵察不確，還以為紅四方麵軍在川北牽製了四川軍閥的全部軍隊，川軍“不可能及時地以優勢兵力在沿岸各處封鎖長江”。
對川軍戰鬥力估計過低，對川軍實力估計過低，對川軍素質也估計過低。輕易地提出“決戰”概念，本身就是輕敵的產物。
事實證明青杠坡的川軍郭勳祺部，不是紅軍原先估計的4個團六七千人，而是6個團一萬餘人；不是“戰鬥力全無”，而是戰鬥力甚強。原想圍殲郭部，但郭勳祺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打退，反而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步步進逼土城，局勢危急。
土城之戰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成敗關係全軍士氣。在此緊急時刻，朱德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大聲說：“隻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劉伯承上了前線。毛澤東急令奔襲赤水城的紅一軍團火速迴援，同時命令陳賡、宋任窮率軍委幹部團急赴前線，發起衝鋒。
紅軍與川軍在土城以東展開一場惡戰。衝鋒與反衝鋒犬牙交錯，險情環生。川軍一直攻到白馬山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連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賀子珍等老弱及女同誌組成的軍委幹部休養連也未及撤離，陷入險境。幸得陳賡率紅軍最後的老底子軍委幹部團衝上來奮力救援，才使休養連脫離敵人的火力攔截，撤出險境。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個排掩護下，倉促地撤出來的。
總的不利趨勢難以遏製。紅軍的總攻變成了川軍的反攻。進攻作戰變成背水作戰。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的黃克誠迴憶說：“當
時張宗遜師長已住進了衛生所，我又趕上害病，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適逢朱總司令前來督戰，看到部隊疲憊不堪的樣子，朱總司令非常惱火，對我大發了一通脾氣。”
朱德這位從來以寬厚著稱的總司令，對躺在擔架上帶病指揮部隊的指揮員發火，可見當時局麵之緊張危急。
增援之川軍還在陸續到來。鑒於局麵已十分不利，毛澤東與政治局幾個主要成員28日傍晚開會，決定改變由赤水北上、從瀘州至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迅速撤出土城戰鬥，渡赤水河西進。
1月29日拂曉前，紅軍停止戰鬥，迅速渡過赤水河。
緊急情況下臨時決定的一渡赤水，成為紅軍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戰的開始。
一渡赤水是在敵情嚴重、戰鬥失利的情況下進行的。為迅速擺脫追敵，部隊再次輕裝。一些笨重的物資、機器被拋進河中。當時三軍團還有全軍最後一門山炮，是1930年打長沙前繳獲的。繳獲時隻有彭德懷和一個朝鮮同誌武亭會用炮，他們兩人變作炮手，自己瞄準，自己調整，自己發炮射擊，幾炮命中江中帝國主義的軍艦，引起紅軍戰士們連聲的歡唿，紅軍自此有了自己的炮兵。
這門連湘江封鎖線都闖過來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這是從中央蘇區出發長征以來，中央紅軍被迫第二次大輕裝。
1月30日，郭勳祺率部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入川後，郭便借口休整部隊，停止了前進。
此後郭勳祺根據劉湘、潘文華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隨紅軍，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遵義會議設想了赤化四川，卻沒有設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軍打垮，紅軍從瀘州宜賓間渡過長江，就不會有後來的金沙江、大渡河，紅軍也不用過雪山草地了。
也不會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曆史。
曆史從來是在挫折中轟隆前進。
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一開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隻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戰失利，修正的隻是過江地點。原定從瀘州至宜賓之間渡過長江的計劃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藺、敘永地區尋求機動作戰，準備從宜賓上遊渡過長江。
渡江地點由瀘州宜
賓之間移到宜賓上遊。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地的遵義會議設想仍然維持不變。
卻也無法維持太久。因為紅軍的戰略方向正好與川軍的作戰原則迎頭相撞。
劉湘當初與潘文華商定的作戰原則是：紅軍隻要不圖入川或入川隻是借道，便虛與周旋，保住實力，絕不對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據地，那就隻有不惜忍受蔣介石的控製，與之硬拚到底，在同歸於盡中去求幸存。所以當他看到紅軍反複尋找渡江地點，大有入川與四方麵軍會合的趨向，便開始硬拚了。西起橫江、東至古藺一線，劉湘、潘文華先後調集數十個團切斷通往長江南岸的要道、隘口，嚴密封鎖紅軍的前進方向。
準備入川的紅軍方才知道，川軍的戰鬥力絕不弱於蔣係中央軍。土城戰役後川軍氣焰尤其囂張，一個團也敢上來向紅軍挑戰。
2月6日上午，一軍團二師一部行至天堂壩，竟被尾追的川軍一個團三麵包圍。三軍團五師聽到槍聲後迅速趕來支援，從兩翼對敵軍實施反包圍。三軍團後續部隊一千餘人下午也趕來增援。激戰一天，向敵陣地反複衝擊十多次，不能解決戰鬥。入夜，該團敵人乘機轉移陣地。紅軍發現川軍另一個團已在增援途中，也隻有撤出戰鬥。
麵對川軍的頑強阻擊，從宜賓上遊渡江入川已明顯不可能。
2月6日淩晨，朱德電令一、三軍團向紮西靠近。電報中說：“根據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的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在川、滇邊境進行戰鬥與創造新蘇區。”
電報要求一、三軍團領導人速將意見電告軍委。
領導層已經感覺到原定戰略方向實現的嚴重困難。這封電報實際上是詢問一、三軍團領導人，渡江入川還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戰略方向應在川滇邊境何處？
2月7日，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迴電，向軍委建議在川黔滇邊建立根據地。
這個建議十分及時，也非常重要。它堅定了毛澤東等人轉變遵義會議原定戰略方向的決心。中革軍委立即接受彭、楊建議，當日決定暫緩渡江，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麵，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中革軍委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向川滇黔邊的紮西地區集中，開始準備與滇軍作戰。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基本改變。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論著，對一渡赤水前後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被迫改變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會影響遵義會議的偉大。影響領袖的光輝。影響用兵如神。恰恰是這種“好心好意”的迴避，共產黨人的最富生機的靈魂被抽掉了。
其實沒有神。中國工農紅軍從領袖到戰士，都是一個個鮮靈活現的個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誤，人最可貴的也就是改正失誤。
應該說一渡赤水給了紅軍領導人很大的教訓。遵義會議一結束就提反攻，就提決戰，是不明智的。敵人內線作戰，力量雄厚；紅軍外線作戰，人員裝備嚴重不足；川軍以逸待勞、人地兩熟；紅軍則長途轉戰，人地生疏。在這種情況下動輒“反攻”、“決戰”，完全不現實。以為解決了錯誤的軍事領導、把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就無往而不勝的思想，被土城戰鬥警醒。長征本身就是戰略退卻。為保存實力以圖發展，紅軍本該千方百計避免同敵人決戰。更何況與川軍決戰，恰是蔣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陳毅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對黃克誠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
偉人從來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犯了錯誤能夠迅速及時糾正的人。從土城戰鬥失利後立即放棄北上渡江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到古藺、敘永一帶受阻馬上采納彭、楊建議改取川滇黔邊境，皆可見工農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戰略戰術又迴來了。說毛澤東又迴來了，意義正在這裏。紅軍請迴來的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的實事求是的人。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與非凡，毛澤東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偉大與非凡，並不在於那種充滿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計劃或預言，而在於它的實踐。
不屈不撓的、百折不迴的實踐。
那是共產黨人最富生機和最為鮮活的靈魂。
二、火中鳳凰
這是一段紅軍緊張地選擇立足根據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確定新的發展方向是川、滇、黔邊境地區。黔軍基本垮了，但新銳的川軍、滇軍正向此處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腳，並沒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紮西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趁敵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機，迴師東進，再渡赤水，向較空虛的黔北進擊，為此提出輕裝精簡。
2月10日，中央紅軍進行紮西整編。全軍除幹部團，共編為16個
團。除一軍團還保留師的建製外，其他各軍團一律取消師的編製。新的編製是一軍團兩個師6個團；三軍團4個團；五、九軍團各3個團。
這一精簡縮編，為下一步大進大退作好了準備。紅軍像一個不倒的力士，裹緊綁腿，勒好鞋帶，準備疾步流星向敵人挑戰了。
同日，滇軍孫渡縱隊和川軍潘文華部從南北兩個方向壓向紮西。中革軍委決定迅速脫離川軍與滇軍側擊先敵東渡赤水，將作戰目標轉換為黔軍及中央軍薛嶽部。
盡管沒有著意說明，但在川、滇、黔邊區建立根據地提出僅3天，根據敵我態勢，行動指針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紅軍野戰軍司令部下達《二渡赤水河的行動計劃》。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尋機，不是目的。
因為實行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現的戰機。
二渡赤水的戰機之中，潛伏著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軍團攻占桐梓。第二天三軍團向桐梓開進中。前衛紅十三團抓獲幾名黔軍俘虜，得知婁山關僅有黔軍柏輝章部3個團，杜肇華部一個旅在婁山關以南近3公裏處的黑神廟。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立即向彭德懷報告。
25日14時，彭德懷、楊尚昆向中革軍委報告上述情況，提出以迅速動作殲滅此敵。20時，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也致電朱德，建議以主力在婁山關南消滅黔敵。
兩大主力軍團領導人意見一致，使中革軍委決心即定。
25日23時，即在收到彭、楊電報9個小時、林、聶電報3個小時後，朱德電複彭、楊、林、聶：一、三軍團及幹部團統歸彭、楊指揮，應於26日迂迴攻擊婁山關、黑神廟之敵，堅決消滅之，並乘勝奪取遵義，以開赤化黔北的關鍵。
24時，朱德再補一電給彭、楊、林、聶：同意彭、楊25日14時來電部署，全軍統歸彭、楊指揮。
彭德懷的基本部署是：三軍團擔任正麵主攻。一軍團向黑神廟之敵側後迂迴，五軍團遲滯由桐
梓方向來援之川敵。
紅十三團向婁山關急進。前衛偵察連連長韋傑和手槍排戰士換上國民黨軍裝，一鼓作氣衝到婁山關口。十三團剛剛占領關口，黔軍就發起反擊。彭德懷命令紅十二團從正麵衝擊，硬把敵人壓了下去。
十二團政委鍾赤兵腿被打斷，沒有麻醉藥品，硬是咬緊牙關鋸掉了一條腿。部隊認為他不能隨軍行動了，拿出一部分錢要他留在本地。隻剩一條腿的鍾赤兵堅決不肯，有人勸他就拔出手槍要拚命，隻好用擔架抬走他。很快，他就奇跡般的可以用一條腿在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團參謀長孔權（一說孔憲權）也在戰鬥中負了重傷。後來用擔架抬進遵義城羅馬天主教堂裏，與臀部負傷的十三團俱樂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處。半個世紀後胡耀邦還清楚記得，疼痛難忍的孔權喊了一夜“殺！殺！殺！”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孔權被留在了當地，解放後擔任遵義紀念館館長。胡耀邦後來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鍾赤兵1955年授銜中將。前衛偵察連連長韋傑1955年也授銜中將。
2月26日，一、三軍團占領婁山關。
兵敗如山倒。殘敵紛紛向遵義潰逃，遵義守敵極度慌亂。
紅軍乘勝向遵義進擊，於28日晨再占遵義。
三軍團為此又犧牲了參謀長鄧萍。當時十一團政委張愛萍正站在一個土堆上觀察遵義老城地形，軍團參謀長鄧萍來了。土堆隻有一個，張愛萍就下來，讓鄧萍站上去。鄧萍站上去後正向張愛萍布置任務，突然頭一歪靠在了張愛萍身上，張愛萍沾一身血還不知怎麽迴事。後來發現鄧萍犧牲了，趕緊給彭德懷打電話。彭德懷還沒有聽清就在電話裏罵起來：“你們都給我往最前線上吧，你們都去犧牲！”
他就怕鄧萍犧牲，沒有想到鄧萍真的犧牲了。
張愛萍後來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楊尚昆說，是鄧萍替張愛萍犧牲了。
1966年7月，被貶到三線建委任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懷在參加完貴州省“六盤水煤炭規劃會議”後，坐車專門來到當年的遵義戰場。當時天空飄著毛毛細雨，彭德懷衣服淋濕了也不覺得，指著一塊地方，告訴周圍的人：31年前鄧萍就犧牲在那裏。想起犧牲的戰友，念及光陰流逝及經曆坎坷，彭德懷動情地說：“堂堂七尺男兒，灑盡一腔熱血，真乃人間快事！”
曆史永遠會記住彭德懷的功績。
原定的遵義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