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又是中國最新的老師。中國革命者從日本譯來了《共產黨宣言》，日本浪人卻在中國炮製出法西斯理論。“三羽烏”從蒸汽浴室騰空而起，給世界的東方帶來巨大黑暗。
一、一言難盡的一衣帶水
若說中國與哪一個國家的關係最難說清，恐怕當屬日本。
曆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
從漢字到圍棋，從《論語》到《法華經》，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這些文化精髓。
曆史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
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
中日兩國，說不清的關係，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
因為一衣帶水，聯係方便，影響也方便；
因為一衣帶水，掠奪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對被侵略、被掠奪一直比中國有著更多的擔心。1837年幕府統治者德川齊昭發出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對大不列顛的炮艦來說，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國的道光皇帝先預感到危機。
三年以後危機來了，卻首先來到躺在床上抽鴉片的中國。
即使如此，鴉片戰爭的衝擊對日本也極大。許多人以鴉片戰爭為題著書立說，論述西方對東方的野心，慨歎清政府的失敗，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籌對策，必重蹈中國覆轍。
詩人山田芳穀特賦濤一首：
勿峙內洋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
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泝來歐羅巴。
日本還在不斷地向中國學習。這迴學到的是危機。
日本的危機也緊隨中國之後，很快到來了。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裏率薩斯克哈那號、密西西比號、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4艘軍艦打開日本國門。
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為對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
，並強迫日本開放下田、函館、長崎三港為對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片麵規定荷蘭的權益和領事裁判權。
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
1860年以後，英國、美國也分別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製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麵臨與中國同樣的命運。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也是一個超凝固、超停滯的社會。1864年，東京大學前身“開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讀到世界史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不禁驚唿：“人類社會之變動竟有如此之劇烈耶？餘為之落膽也！”
可見社會的停滯已經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何等深刻的影響。
真正使日本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個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另一個是中國的魏源。
林則徐交代魏源寫的《海國圖誌》《聖武記》《瀛環誌略》，在中國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鴉片戰爭後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這是日本統治者和知識界首先接觸到的洋學知識。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合上魏源的書本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對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危機四伏的日本也必須作出選擇——怎樣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國已經開始悄悄發生一場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既受中國危機及魏源思想的啟示，也為日本本身的危機所推動，還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兒效仿中國洋務運動的意思。
中國的洋務運動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著名人物作為代表。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所謂“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國的洋務運動核心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謀求最終擺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
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驅逐外國侵略勢力。
但中國的洋務運動最終敗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學者瑪麗?
k.賴特夫人評價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改革時說，洋務運動“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隻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曆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企圖重新建立“中國保守主義的立足點”。
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卻並非如此。當時明治天皇以“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淪”和“破除舊習，求知識於全世界”為主導，自上而下開展了一場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以“殖產興業”大力促進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以“文明開化”在日本社會全麵推廣現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國強兵”建立新式軍隊的軍製和警察製度。明治維新涉及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諸多方麵的製度設計與重建。
就是這場激進的改革，使日本最終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
中日從此分道揚鑣。
在中日分道揚鑣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日本人並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這些所謂的“維新三傑”，甚至不是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近代政治製度設計者，而是一個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國民的教師”的人，其頭像至今印在1萬日元紙幣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1872年寫《勸學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無異於平地驚雷，奠定了其啟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提出隻要以文明發展為目標，不論是什麽樣的政體，都應當受民眾歡迎；不論用什麽樣的方法，都應當為社會所接受。從這裏開始，福澤的思想發生轉向了，這種思想最終演變為日本的“戰爭合理論”。
福澤的名篇是1885年發表《脫亞論》。這篇文章指導了迄今為止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政治實踐，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極大推崇。該文的核心觀點是：“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係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福澤在文章中特別提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今天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福澤的思想與日本後來奉行的法西斯主義有什麽聯係。但其《文明論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戰爭正義”觀點、《脫亞論》包含的弱肉強食觀點，皆成為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日本統治者很快就從福澤的理
論中嚐到了甜頭。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號而使用日本明治年號，不再向清政府入貢。當時日本隻有陸軍常備軍3萬餘人，海軍4000人，軍艦15艘，且多破損不能出海，本無力與清王朝全麵抗衡。但當時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廢琉球為郡縣。
1879年，日本派出軍隊和警察進駐琉球，將王室強行遷移到東京。為了讓當地人徹底忘記“中山國”這個稱號，日本政府將地名改為okinawa（衝繩）。琉球國就這樣變成了日本的衝繩縣。
日本肢解完琉球後，便直接向中國開刀。
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日本收獲巨大：中國被迫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白銀。後雖經俄、德、法所謂“三國幹涉還遼”免除了遼東半島的割讓，但中國又加賠日本3000萬兩白銀。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說：“日清戰爭的賠款成為確立金本位製的資金，提高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推動日本由一個潛在著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家，轉變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就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階層痛定思痛，終於認識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製不如人。
明治維新導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戰獲勝。甲午戰敗推動了中國的戊戌變法。1898年康有為將其《日本變政考》呈送光緒皇帝，特別建議中國應該“以強敵為師資”，向日本學習，實行變法，由弱而強。
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但是向日本學習從此成為趨勢，一發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則是未來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彭湃、周恩來、王若飛等人。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東方先進思想學說的集散地。毛澤東說，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西方畢竟離中國太遠，一衣帶水的日本卻很近。於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中國人便如周恩來所說：“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東渡日本學習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
聲炮響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從日本傳入中國。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上海接見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代表團。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日本比中國早，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從日本得到手的，是從日本的書上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毛澤東說出了一個實情。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1906年1月，同盟會黨人朱執信在東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德意誌社會革命家小傳》。摘要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被朱執信譯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非階級爭奪之陳跡乎。”
這是最早介紹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朱執信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從日文版轉譯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這一轉譯意義重大，“共產黨”一詞在中國第一次出現。
“共產黨”一詞源於英munistparty。英mune直譯為公社，在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最小行政區劃的市區、村鎮自治體也做此稱唿；munity則除了“村社，公社”外，還有“共有，共用，共同體”之意，如今“歐共體”用的就是這個詞。無論munemunity，都沒有和漢字的“共產”發生直接關係munistparty若直譯便是“公社分子黨”、“公團分子黨”。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彥把它譯作了日文的“共產黨”。朱執信方便地將日文中的漢字照搬了過來。於是，一個無數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名詞通過朱執信那支不經意的筆，在中國大地產生。怕它的人咒罵它“共產共妻”，愛它的人則敬它“消滅私有製”；未被完全譯出來的那部分意思便無人再去細想了。
這都是後來發生的一切。翻譯它的朱執信於1919年去世，無從知曉了。
日本比中國早36年知道了馬克思主義。1870年，明治維新時代啟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這一學說介紹到日本。介紹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批判。當時“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徘徊。由於害怕這個幽靈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許這一學說作為反麵材料出現。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加
藤弘治，就是這一學說的堅決反對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書中說：“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學說……大同小異，都主張消滅私有財產”，是對社會治安“最為有害的製度”。
哲學家西周在《百學連環》中首次提到社會主義運動，也是為了向天皇獻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慮此等事”，“唯防之於未然”。
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聲色俱厲的批判聲中傳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是空前強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於是便一發而難收。
1882年被稱為“東方盧梭”的中江兆民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拉薩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寫的《馬克思與拉薩爾》；1903年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共產黨宣言》、安部磯雄翻譯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907年界利彥等的《社會主義綱要》等，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獲得廣泛傳播。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這些最新的理論便被同盟會會員們一批一批翻譯介紹到中國。
戴季陶主要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日文版一書的前四章譯成中文，譯名為《馬克思資本論解說》。全書由戴季陶和胡漢民、朱執信、李漢俊四人合譯。這是中國人最早了解到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戴季陶在自述中說：“我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還說：“要想免去階級鬥爭，隻有廢除階級的壓迫，隻有廢除階級。階級存在一天，階級壓迫繼續一天，階級鬥爭就要支持一天。”
胡漢民則將日文版《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等著作中唯物史觀部分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讀者。胡漢民說：“以上所譯述，最主要的為經濟學批判序，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綱領。馬克思自稱他多年研究的結論，後來的學問，都以這個為導線。信從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有拿它當做宗教上的經典一樣貴重的。”這位後來的國民黨右派斷言，在人類思想史上，隻是到了馬克思才“努力說明人類曆史的進動的原因”，而唯物史觀的創立，使“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
早期國民黨人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他們把這些新思想介紹到中國，在長期沉寂黑暗的中國思想界，確實擦著了幾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說：“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些國民黨元老當初介紹馬克思主義如此不遺餘力，是後來那些視馬克思主義如洪水猛獸的國民黨新貴們能想象到的嗎？
通過他們的介紹，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術語由日本傳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黨”、“共產主義”、“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辯證法”、“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詞匯，都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大革命時期響徹中國的“勞工神聖”和“團結就是力量”等口號，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潛、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從美國帶迴來的。
西方有學者說，文化的聯係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遞給另一個國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曾是日本文明的發源處；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卻成為中國獲取新思想的來源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玄廬、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學生，後來彭湃、王若飛、周恩來、楊匏安、楊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後留日。
對中國共產黨人影響最大的，卻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政客，而是經濟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這樣的日本學者。
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李大釗，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時就愛讀河上肇的著作，通過河上肇的著作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的第一本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論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當時為了師從河上先生，周恩來特地提出入學申請，想選修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係課程，未成。又去京都南開同學吳瀚濤處住了一段，想見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後來周恩來歸國，箱子裏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書。
郭沫若則在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時，給朋友成仿吾寫信道：“這本書的翻譯，給我的一生來了一個轉折。把我從半睡眠狀態下喚醒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中拉出來的是它，把我從死亡的陰影中拯救出來的是它。”
沒有去過日本的毛澤東，對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裏，還陳列著毛澤東早年
閱讀過的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1960年率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的野間宏迴憶，毛澤東對他說過：“河上肇寫的書，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河上肇在《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中寫有怎樣從舊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新的政治經濟學，河上先生說新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每年都再版發行。”
也正是這些因素，使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最初對日本革命的期望，要遠遠大於對中國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報》刊載季諾維也夫在遠東革命組織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稱“日本是遠東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的經濟革命都是小杯裏的小風暴”；認為在日本發生的革命，將會左右在中國乃至在整個遠東發生的革命。但是向先進的中國人提供了先進思想武器的日本，卻沒有走上如中國一樣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潛、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發起組織了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宣言中提出“徹底廢除階級製度”，“隻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勞動問題”。
在日本政府鎮壓之下，該黨隻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個企圖謀殺天皇的“大逆事件”，數百名社會主義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處死刑。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之後，在第三國際幫助下，日本終於成立了共產黨，但發展艱難。
雖然片山潛等日本革命者與俄國革命先驅普列漢諾夫1904年就在荷蘭第二國際代表大會上建立了聯係，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論探討，一直不能進入實施階段。因為日本已經為另外一種主義——法西斯主義聚集了足夠的能量。
毛澤東1928年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卻沒有任何日本人或共產國際的任何革命者寫一篇《日本的紅色政權為什麽不能夠存在》。進而再寫一篇：《為什麽法西斯主義能夠在日本存在並瘋狂發展》。
二、清水加飯團，釀成法西斯
看到馬克思日複一日地出入大英圖書館、李大釗本人就是圖書館主任、毛澤東也曾在圖書館工作，有人便說：“革命起於圖書館。”
法西斯也起於圖書館。
1904年日俄戰爭正酣之際，一個21歲的日本青年天天來到東京上野的帝國圖書館，殫精竭慮地苦讀。兩年之後，他的重要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
主義》寫成，自費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論之鼻祖北一輝。
北一輝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他在書中說，日本必須通過“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及其公共經營”，來實現“共產製度”或“社會的共產製”，這項任務的實現者是“下層階級”。
其本意是通過天皇的“協治”來完成“社會主義大革命”，但他的傾注心血之作嚇壞了日本內閣。雖然自費出版，也被政府禁止發行。
此時的北一輝崇尚民權革命，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麵對禁錮得連書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轉而為中國革命奔走：支持孫中山，結交宋教仁、張繼，而且一聽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國，甚至寫了一本《中國革命外史》；並且在中國把他的名字由輝次郎改為了北一輝。
五四運動衝垮了曾立誌為中國革命效力的北一輝。他把這一運動看做是排日運動，“眼前所見之排日運動前列並宣傳鼓動與指揮者，皆為十年間同生共死有刎頸之交的同誌”，他為此絕食。抗議不成，便決心離開中國，“告別十餘年間參與的中國革命的生活，返迴日本。我看到，這十餘年間特別加速腐敗墮落的我國，若繼續這樣下去而不加過問，則無論是對世界政策，還是對華政策或國內政策，都顯然要瀕於毀滅”。他的結論是“讓日本之魂從底層翻騰起來，來擔當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迴國之前，北一輝在上海完成了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中國青年誌士去日本尋找救國真理，日本法西斯組織卻派人來中國尋找其領袖人物。1919年8月，標榜為“國家主義”的日本右翼團體猶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專程到中國尋找北一輝。
大川周明比北一輝小三歲，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後來與北一輝齊名，共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兩個思想領袖。大川對中國並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國東北“滿鐵”任職。但當他8月23日到達上海，在一間破房子裏第一次見到北一輝時，還是吃了一驚。他沒有料到，後者過得如此清苦，僅靠吃米飯團喝清水，在撰寫8卷本的巨著《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北一輝把已經寫好的前七卷交給大川，約定寫完第八卷立即迴國。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輝已經從中國五四運動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了，決心完全效力於日本國家主義。他把革命與擴張合為一體，認為“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之日本”
一、一言難盡的一衣帶水
若說中國與哪一個國家的關係最難說清，恐怕當屬日本。
曆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
從漢字到圍棋，從《論語》到《法華經》，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這些文化精髓。
曆史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
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
中日兩國，說不清的關係，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
因為一衣帶水，聯係方便，影響也方便；
因為一衣帶水，掠奪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對被侵略、被掠奪一直比中國有著更多的擔心。1837年幕府統治者德川齊昭發出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對大不列顛的炮艦來說，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國的道光皇帝先預感到危機。
三年以後危機來了，卻首先來到躺在床上抽鴉片的中國。
即使如此，鴉片戰爭的衝擊對日本也極大。許多人以鴉片戰爭為題著書立說，論述西方對東方的野心，慨歎清政府的失敗，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籌對策，必重蹈中國覆轍。
詩人山田芳穀特賦濤一首：
勿峙內洋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
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泝來歐羅巴。
日本還在不斷地向中國學習。這迴學到的是危機。
日本的危機也緊隨中國之後，很快到來了。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裏率薩斯克哈那號、密西西比號、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4艘軍艦打開日本國門。
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為對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
，並強迫日本開放下田、函館、長崎三港為對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片麵規定荷蘭的權益和領事裁判權。
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
1860年以後，英國、美國也分別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製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麵臨與中國同樣的命運。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也是一個超凝固、超停滯的社會。1864年，東京大學前身“開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讀到世界史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不禁驚唿：“人類社會之變動竟有如此之劇烈耶？餘為之落膽也！”
可見社會的停滯已經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何等深刻的影響。
真正使日本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個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另一個是中國的魏源。
林則徐交代魏源寫的《海國圖誌》《聖武記》《瀛環誌略》，在中國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鴉片戰爭後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這是日本統治者和知識界首先接觸到的洋學知識。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合上魏源的書本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對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危機四伏的日本也必須作出選擇——怎樣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國已經開始悄悄發生一場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既受中國危機及魏源思想的啟示，也為日本本身的危機所推動，還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兒效仿中國洋務運動的意思。
中國的洋務運動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著名人物作為代表。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所謂“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國的洋務運動核心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謀求最終擺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
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驅逐外國侵略勢力。
但中國的洋務運動最終敗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學者瑪麗?
k.賴特夫人評價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改革時說，洋務運動“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隻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曆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企圖重新建立“中國保守主義的立足點”。
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卻並非如此。當時明治天皇以“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淪”和“破除舊習，求知識於全世界”為主導，自上而下開展了一場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以“殖產興業”大力促進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以“文明開化”在日本社會全麵推廣現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國強兵”建立新式軍隊的軍製和警察製度。明治維新涉及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諸多方麵的製度設計與重建。
就是這場激進的改革，使日本最終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
中日從此分道揚鑣。
在中日分道揚鑣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日本人並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這些所謂的“維新三傑”，甚至不是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近代政治製度設計者，而是一個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國民的教師”的人，其頭像至今印在1萬日元紙幣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1872年寫《勸學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無異於平地驚雷，奠定了其啟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提出隻要以文明發展為目標，不論是什麽樣的政體，都應當受民眾歡迎；不論用什麽樣的方法，都應當為社會所接受。從這裏開始，福澤的思想發生轉向了，這種思想最終演變為日本的“戰爭合理論”。
福澤的名篇是1885年發表《脫亞論》。這篇文章指導了迄今為止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政治實踐，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極大推崇。該文的核心觀點是：“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係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福澤在文章中特別提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今天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福澤的思想與日本後來奉行的法西斯主義有什麽聯係。但其《文明論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戰爭正義”觀點、《脫亞論》包含的弱肉強食觀點，皆成為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日本統治者很快就從福澤的理
論中嚐到了甜頭。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號而使用日本明治年號，不再向清政府入貢。當時日本隻有陸軍常備軍3萬餘人，海軍4000人，軍艦15艘，且多破損不能出海，本無力與清王朝全麵抗衡。但當時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廢琉球為郡縣。
1879年，日本派出軍隊和警察進駐琉球，將王室強行遷移到東京。為了讓當地人徹底忘記“中山國”這個稱號，日本政府將地名改為okinawa（衝繩）。琉球國就這樣變成了日本的衝繩縣。
日本肢解完琉球後，便直接向中國開刀。
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日本收獲巨大：中國被迫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白銀。後雖經俄、德、法所謂“三國幹涉還遼”免除了遼東半島的割讓，但中國又加賠日本3000萬兩白銀。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說：“日清戰爭的賠款成為確立金本位製的資金，提高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推動日本由一個潛在著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家，轉變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就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階層痛定思痛，終於認識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製不如人。
明治維新導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戰獲勝。甲午戰敗推動了中國的戊戌變法。1898年康有為將其《日本變政考》呈送光緒皇帝，特別建議中國應該“以強敵為師資”，向日本學習，實行變法，由弱而強。
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但是向日本學習從此成為趨勢，一發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則是未來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彭湃、周恩來、王若飛等人。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東方先進思想學說的集散地。毛澤東說，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西方畢竟離中國太遠，一衣帶水的日本卻很近。於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中國人便如周恩來所說：“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東渡日本學習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
聲炮響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從日本傳入中國。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上海接見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代表團。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日本比中國早，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從日本得到手的，是從日本的書上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毛澤東說出了一個實情。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1906年1月，同盟會黨人朱執信在東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德意誌社會革命家小傳》。摘要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被朱執信譯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非階級爭奪之陳跡乎。”
這是最早介紹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朱執信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從日文版轉譯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這一轉譯意義重大，“共產黨”一詞在中國第一次出現。
“共產黨”一詞源於英munistparty。英mune直譯為公社，在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最小行政區劃的市區、村鎮自治體也做此稱唿；munity則除了“村社，公社”外，還有“共有，共用，共同體”之意，如今“歐共體”用的就是這個詞。無論munemunity，都沒有和漢字的“共產”發生直接關係munistparty若直譯便是“公社分子黨”、“公團分子黨”。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彥把它譯作了日文的“共產黨”。朱執信方便地將日文中的漢字照搬了過來。於是，一個無數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名詞通過朱執信那支不經意的筆，在中國大地產生。怕它的人咒罵它“共產共妻”，愛它的人則敬它“消滅私有製”；未被完全譯出來的那部分意思便無人再去細想了。
這都是後來發生的一切。翻譯它的朱執信於1919年去世，無從知曉了。
日本比中國早36年知道了馬克思主義。1870年，明治維新時代啟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這一學說介紹到日本。介紹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批判。當時“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徘徊。由於害怕這個幽靈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許這一學說作為反麵材料出現。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加
藤弘治，就是這一學說的堅決反對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書中說：“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學說……大同小異，都主張消滅私有財產”，是對社會治安“最為有害的製度”。
哲學家西周在《百學連環》中首次提到社會主義運動，也是為了向天皇獻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慮此等事”，“唯防之於未然”。
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聲色俱厲的批判聲中傳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是空前強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於是便一發而難收。
1882年被稱為“東方盧梭”的中江兆民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拉薩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寫的《馬克思與拉薩爾》；1903年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共產黨宣言》、安部磯雄翻譯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907年界利彥等的《社會主義綱要》等，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獲得廣泛傳播。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這些最新的理論便被同盟會會員們一批一批翻譯介紹到中國。
戴季陶主要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日文版一書的前四章譯成中文，譯名為《馬克思資本論解說》。全書由戴季陶和胡漢民、朱執信、李漢俊四人合譯。這是中國人最早了解到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戴季陶在自述中說：“我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還說：“要想免去階級鬥爭，隻有廢除階級的壓迫，隻有廢除階級。階級存在一天，階級壓迫繼續一天，階級鬥爭就要支持一天。”
胡漢民則將日文版《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等著作中唯物史觀部分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讀者。胡漢民說：“以上所譯述，最主要的為經濟學批判序，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綱領。馬克思自稱他多年研究的結論，後來的學問，都以這個為導線。信從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有拿它當做宗教上的經典一樣貴重的。”這位後來的國民黨右派斷言，在人類思想史上，隻是到了馬克思才“努力說明人類曆史的進動的原因”，而唯物史觀的創立，使“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
早期國民黨人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他們把這些新思想介紹到中國，在長期沉寂黑暗的中國思想界，確實擦著了幾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說：“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些國民黨元老當初介紹馬克思主義如此不遺餘力，是後來那些視馬克思主義如洪水猛獸的國民黨新貴們能想象到的嗎？
通過他們的介紹，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術語由日本傳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黨”、“共產主義”、“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辯證法”、“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詞匯，都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大革命時期響徹中國的“勞工神聖”和“團結就是力量”等口號，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潛、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從美國帶迴來的。
西方有學者說，文化的聯係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遞給另一個國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曾是日本文明的發源處；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卻成為中國獲取新思想的來源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玄廬、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學生，後來彭湃、王若飛、周恩來、楊匏安、楊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後留日。
對中國共產黨人影響最大的，卻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政客，而是經濟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這樣的日本學者。
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李大釗，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時就愛讀河上肇的著作，通過河上肇的著作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的第一本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論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當時為了師從河上先生，周恩來特地提出入學申請，想選修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係課程，未成。又去京都南開同學吳瀚濤處住了一段，想見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後來周恩來歸國，箱子裏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書。
郭沫若則在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時，給朋友成仿吾寫信道：“這本書的翻譯，給我的一生來了一個轉折。把我從半睡眠狀態下喚醒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中拉出來的是它，把我從死亡的陰影中拯救出來的是它。”
沒有去過日本的毛澤東，對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裏，還陳列著毛澤東早年
閱讀過的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1960年率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的野間宏迴憶，毛澤東對他說過：“河上肇寫的書，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河上肇在《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中寫有怎樣從舊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新的政治經濟學，河上先生說新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每年都再版發行。”
也正是這些因素，使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最初對日本革命的期望，要遠遠大於對中國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報》刊載季諾維也夫在遠東革命組織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稱“日本是遠東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的經濟革命都是小杯裏的小風暴”；認為在日本發生的革命，將會左右在中國乃至在整個遠東發生的革命。但是向先進的中國人提供了先進思想武器的日本，卻沒有走上如中國一樣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潛、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發起組織了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宣言中提出“徹底廢除階級製度”，“隻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勞動問題”。
在日本政府鎮壓之下，該黨隻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個企圖謀殺天皇的“大逆事件”，數百名社會主義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處死刑。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之後，在第三國際幫助下，日本終於成立了共產黨，但發展艱難。
雖然片山潛等日本革命者與俄國革命先驅普列漢諾夫1904年就在荷蘭第二國際代表大會上建立了聯係，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論探討，一直不能進入實施階段。因為日本已經為另外一種主義——法西斯主義聚集了足夠的能量。
毛澤東1928年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卻沒有任何日本人或共產國際的任何革命者寫一篇《日本的紅色政權為什麽不能夠存在》。進而再寫一篇：《為什麽法西斯主義能夠在日本存在並瘋狂發展》。
二、清水加飯團，釀成法西斯
看到馬克思日複一日地出入大英圖書館、李大釗本人就是圖書館主任、毛澤東也曾在圖書館工作，有人便說：“革命起於圖書館。”
法西斯也起於圖書館。
1904年日俄戰爭正酣之際，一個21歲的日本青年天天來到東京上野的帝國圖書館，殫精竭慮地苦讀。兩年之後，他的重要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
主義》寫成，自費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論之鼻祖北一輝。
北一輝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他在書中說，日本必須通過“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及其公共經營”，來實現“共產製度”或“社會的共產製”，這項任務的實現者是“下層階級”。
其本意是通過天皇的“協治”來完成“社會主義大革命”，但他的傾注心血之作嚇壞了日本內閣。雖然自費出版，也被政府禁止發行。
此時的北一輝崇尚民權革命，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麵對禁錮得連書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轉而為中國革命奔走：支持孫中山，結交宋教仁、張繼，而且一聽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國，甚至寫了一本《中國革命外史》；並且在中國把他的名字由輝次郎改為了北一輝。
五四運動衝垮了曾立誌為中國革命效力的北一輝。他把這一運動看做是排日運動，“眼前所見之排日運動前列並宣傳鼓動與指揮者，皆為十年間同生共死有刎頸之交的同誌”，他為此絕食。抗議不成，便決心離開中國，“告別十餘年間參與的中國革命的生活，返迴日本。我看到，這十餘年間特別加速腐敗墮落的我國，若繼續這樣下去而不加過問，則無論是對世界政策，還是對華政策或國內政策，都顯然要瀕於毀滅”。他的結論是“讓日本之魂從底層翻騰起來，來擔當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迴國之前，北一輝在上海完成了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中國青年誌士去日本尋找救國真理，日本法西斯組織卻派人來中國尋找其領袖人物。1919年8月，標榜為“國家主義”的日本右翼團體猶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專程到中國尋找北一輝。
大川周明比北一輝小三歲，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後來與北一輝齊名，共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兩個思想領袖。大川對中國並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國東北“滿鐵”任職。但當他8月23日到達上海，在一間破房子裏第一次見到北一輝時，還是吃了一驚。他沒有料到，後者過得如此清苦，僅靠吃米飯團喝清水，在撰寫8卷本的巨著《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北一輝把已經寫好的前七卷交給大川，約定寫完第八卷立即迴國。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輝已經從中國五四運動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了，決心完全效力於日本國家主義。他把革命與擴張合為一體，認為“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