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有這種罕見的趨勢，是因為瓊林學派在塑造實心學時，並沒有持文人常有的門戶之見，而是積極的博采眾家之長。因為出現最晚，它幾乎吸取了各家所長，來完善自身的學說。它將實學思想融入到了心學中，形成一門‘實心並重’之學。它向泰州學派學習，用人的自然本質，去修正王學的‘良知’，主張良知的主要內涵是個體人格的平等、尊嚴和獨立，充分肯定個人生存的權利和人格的尊嚴。
類似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實心學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聖賢，隻要能在自己的範疇做到極致，即可成聖。諸如倉頡造字、伏羲演卦象、神農嚐百草，有巢氏明房屋，乃至蔡倫明紙張，都使他們名垂千古，為世人稱頌，這都是聖賢。
實心學又不是一味的迎合，使自己變成四不像，而是大膽的創新，修正了‘析氣與理為二’的儒家世界觀，主張‘盈天地皆氣’。即氣這一物質實體才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而且它變動不停，時刻流動。所謂理，乃是萬物的闔辟升降、陰陽動靜的秩序，是氣之流行的條理。理不能離氣以為理。人類依據心這一主體，格物窮理，就會自然現世界真實存在，揭示出世界的本源。
所以它認為世界是可認識的，萬物運行有其內在規律，而現其規律，就是格物，格物便可致知。這似乎是在走程朱的老路，但理學的格物，是類似於禪宗的頓悟式的，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貫通，終知天理。’其聖賢之路，雖有起點，卻似乎永遠看不到終點。更可悲的是，走在這條路上的人，要麽頓悟成聖，要麽徹底失敗，皓窮經，白做無用之功。
而實心學的格物卻是漸進似的。認為聖賢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通過後天的主動學習，由小及大，多年積累，才量變產生質變，掌握了‘大道’，成為聖賢。這樣的好處是，就算最終不能成為聖人，也可成為完人、賢人，取得大成就，獲得大滿足。
同時，實心學對如何格物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格物究理，就是要現隱藏在我們直觀可見的世界背後的抽象真理。因此不能脫離現實的純思維的空想，而是必須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經過實踐檢驗和嚴密邏輯論證，最終得出關於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本質及運動規律。這種本質和規律，就是我們苦求的真理。
至於‘邏輯’這個詞，人們並不陌生，蘇州通譯局翻譯的《邏輯學》一書，已經問世二十多年了，而且也可以溯源到先秦時代的墨子。它可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查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其核心在於探究萬物相關之原因。
實心學認為，學者之所以辯論不能明是非，分勝負，乃至得出真理，就是因為缺乏邏輯，從而出現種種詭辯混淆視聽。隻有邏輯才能掃除詭辯的迷霧，糾正悖論的錯誤，引導人們獲得真知。
所以入瓊林學派的第一課，就是學習邏輯，沒有通過邏輯學的測試，就不許開口論經。而學者所出的每一言，都必須符合邏輯，如果出現前後矛盾、自相矛盾，或者與實際矛盾，則必須承認錯誤，並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緘默，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說的邏輯。
實心學的創立，第一次為身懷‘修齊治平’，卻深感迷茫無助的中國文人，指出了一條明路。是以一經問世，便吸引到信者無數，尤其是那些胸懷大誌的熱血青年，幾乎輕易就摒棄原先所學，加入了瓊林學派。
而實心學‘三百六十行，即可出聖賢’的開放態度，又吸引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工商業者加入進來。短短數年，瓊林學派便展壯大起來，尤其是在東南，幾乎每個州縣，都有其講學之處。隻是因為吸取了王學魚龍混雜，作奸犯科者眾多的教訓，瓊林學派建立了嚴格的戒律。在孫鑨所製定的《會約》中，提出了二十四條讀書講學的要求。
其中‘四要’，是加入瓊林學派目的。‘二惑’，是指在會中學習應持的態度。‘九益’是讀書講學的九大好處。而‘九損’則是有害於讀書講學的九種行為，也是瓊林學派的戒律：
所謂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論辯，滿也；道聽途說，莽也。違反了這些戒律，會遭到學派的懲罰，嚴重的直接驅逐。
除了戒律之外，還有嚴格的儀式。由褚大綬製定的《會約儀式》十一條，規範了集會講學的儀式。比如孫鑨在崇正書院次講學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開會的前一天，書院山長已經恭恭敬敬地捧著孔子和孟子的聖像，將其掛在講堂。這一日儀式舉行時，先擊鼓三通，所有與會者穿戴整齊，在聖像前行四拜禮，再到供奉著墨子、朱熹、陽明先生和白雲先生的四賢牌位前行禮。
然後進入講堂，主要人物按主客、按長序分東西兩側坐於講台蒲團之上，聽講者則盤膝坐於台下，先由禮讚領誦門派經典一段，然後當值者點起線香，眾人靜坐默思。待線香燃盡後，方才由本日主講人授講，然後是自由提問解惑時間。還經常會有辯論，任何人都可登台一展雄辯之才，但前提是必須符合邏輯，若有違反，則必須緘默數場。
在後人看來，也許這其中的儀式過於繁瑣，但就像皇帝要通過演練禮儀，來加強君權神授的權威一樣。一個學派想要從單純的學術交流，轉變為某種政治組織，也必須要經過這種莊嚴的儀式來達成。
因為這次主講的孫鑨，不僅是瓊林七子之一，還是‘實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這些年他闡本門經義的著述廣為流傳，然而卻因為朝廷官員的身份，一直甚少參加講學。現在他被削職為民，反倒成了本門的福祉，故而其講學的消息，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告白，但江浙一帶的門眾還是雲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雖然崇正書院常年講學不斷，但也沒有空間容納這麽多人，耿定向隻好在瓊林學派主辦的《新知報》上唿籲，請南京本地的門眾，將聽講的機會讓給外地的同門，這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等大家坐定，再東西相對兩揖。等當天結束前，擊磬三下，東西相對一揖，再向聖像和四賢行禮，肅穆退出會場。
在瓊林學派的學者中，孫鑨最反對虛談，不僅批評王學，對程朱理學亦抨擊甚厲。主張‘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為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為程。’故而今日所講的內容‘心性與事功之間是否相容’，也是緊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這個講題，是因為他敏銳的現，瓊林學派中的不少學者，都有些‘重實輕心’了。這固然是對心學和理學空談心性的修正，然而卻是矯枉過正了。
孫鑨提醒門眾，空談心性而忽略兵農工商等實用之學，固然會陷於空疏；但太突出實用性而缺少對心性的真切體認，亦會迷失人之為人的方向。因為心性之學本來就是探討人的本質及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思考，如果忘記了如何為人，隻會成為物欲的奴隸，最終毀滅這個世界。所以要始終不懈的反觀內求，慎獨、戒懼，以確立內在的‘道德自我’，促進自我的完善。
當然，若隻以心性之學為能事，僅僅執著於對心性的悟解而不屑於做其他實際的事務，那麽心性之學無疑將會變迴一種‘無用之學’，所以，心性與事功之間應是‘合則兩美，離則兩傷’的。
孫鑨的講學微言大義，深入淺出，邏輯嚴密，聽者無不深以為然。待其講畢，便有門眾問，先是就其論題提問。過了半個時辰，問題漸漸轉移到一些眾人關心的熱點問題。
有滁州琅琊書院的山長問道：“去歲先生在《新知報》上表文章，說設立學校，不僅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生請問，日後我們的書院，該走什麽樣的道路？”
“此言是針對書院的未來而。我們現在的書院，已經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學堂，更是講經論政的場所。國家之新風，由此軔，民族之方向，以此為指向。因此我們的書院，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一方麵要以天下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鄉閭之間，漸摩濡染，莫不有奮向上之氣。”頓一下，他接著道：“從長遠看，則要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匡扶社稷。隻有這樣，才能使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多謝賜教。”那位山長坐下了，卻又有人站起來問道：“先生所言，似乎與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如出一轍，您是不是也讚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觀點？”
《明夷待訪錄》問世不過數年，卻已經得了‘海內第一奇書’的名頭，其共有二十一篇，在開篇的《原君》中，便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因為皇帝自視天下之主，便將萬邦五方，黎民兆億看做自己的私產，‘其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家業之花息也。’所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嗚唿！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間是沒有人敢說的，此書作者卻大聲疾唿：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國民之‘敲剝者’。並理直氣壯地唿籲，現今應當是‘天下為主，君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時也提醒士大夫們，不要再做皇帝敲剝百姓的同謀幫兇，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因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對**製度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的君本製度，而改為民本製度不可。
可以說，先秦至今兩千年，還從沒任何人，像本書作者這樣，膽大包天，毫不留情的將君主製度批判的體無完膚。此書已經問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被秘密印刷數萬冊，廣為傳布，令不知多少人血脈賁張。
據說，泰州學派的狂人李贄，在得到這本書後如獲至寶，便立刻趕往江西永豐，找到了隱居多年，不問世事的何心隱。
何大俠在看過這本書後拍案而起，欣喜若狂道：“得此無上真言，雖死無憾矣！”第二天便收拾東西，跟李贄走出山區，重迴世間講學。他不講別的，隻講此書。因為何心隱的巨大聲望，使這本書幾乎無人不知，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名句，也幾乎無人不曉。
許是這種說法，過於驚世駭俗，與他狂俠之名吻合，故而世人便將此書的作者，按在了他的頭上。
（未完待續）
類似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實心學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聖賢，隻要能在自己的範疇做到極致，即可成聖。諸如倉頡造字、伏羲演卦象、神農嚐百草，有巢氏明房屋，乃至蔡倫明紙張，都使他們名垂千古，為世人稱頌，這都是聖賢。
實心學又不是一味的迎合，使自己變成四不像，而是大膽的創新，修正了‘析氣與理為二’的儒家世界觀，主張‘盈天地皆氣’。即氣這一物質實體才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而且它變動不停，時刻流動。所謂理，乃是萬物的闔辟升降、陰陽動靜的秩序，是氣之流行的條理。理不能離氣以為理。人類依據心這一主體，格物窮理，就會自然現世界真實存在，揭示出世界的本源。
所以它認為世界是可認識的，萬物運行有其內在規律，而現其規律，就是格物，格物便可致知。這似乎是在走程朱的老路，但理學的格物，是類似於禪宗的頓悟式的，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貫通，終知天理。’其聖賢之路，雖有起點，卻似乎永遠看不到終點。更可悲的是，走在這條路上的人，要麽頓悟成聖，要麽徹底失敗，皓窮經，白做無用之功。
而實心學的格物卻是漸進似的。認為聖賢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通過後天的主動學習，由小及大，多年積累，才量變產生質變，掌握了‘大道’，成為聖賢。這樣的好處是，就算最終不能成為聖人，也可成為完人、賢人，取得大成就，獲得大滿足。
同時，實心學對如何格物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格物究理，就是要現隱藏在我們直觀可見的世界背後的抽象真理。因此不能脫離現實的純思維的空想，而是必須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經過實踐檢驗和嚴密邏輯論證，最終得出關於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本質及運動規律。這種本質和規律，就是我們苦求的真理。
至於‘邏輯’這個詞，人們並不陌生，蘇州通譯局翻譯的《邏輯學》一書，已經問世二十多年了，而且也可以溯源到先秦時代的墨子。它可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查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其核心在於探究萬物相關之原因。
實心學認為，學者之所以辯論不能明是非，分勝負，乃至得出真理，就是因為缺乏邏輯，從而出現種種詭辯混淆視聽。隻有邏輯才能掃除詭辯的迷霧，糾正悖論的錯誤，引導人們獲得真知。
所以入瓊林學派的第一課，就是學習邏輯，沒有通過邏輯學的測試，就不許開口論經。而學者所出的每一言，都必須符合邏輯，如果出現前後矛盾、自相矛盾，或者與實際矛盾，則必須承認錯誤，並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緘默，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說的邏輯。
實心學的創立，第一次為身懷‘修齊治平’，卻深感迷茫無助的中國文人，指出了一條明路。是以一經問世，便吸引到信者無數，尤其是那些胸懷大誌的熱血青年，幾乎輕易就摒棄原先所學，加入了瓊林學派。
而實心學‘三百六十行，即可出聖賢’的開放態度，又吸引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工商業者加入進來。短短數年，瓊林學派便展壯大起來，尤其是在東南，幾乎每個州縣，都有其講學之處。隻是因為吸取了王學魚龍混雜，作奸犯科者眾多的教訓，瓊林學派建立了嚴格的戒律。在孫鑨所製定的《會約》中，提出了二十四條讀書講學的要求。
其中‘四要’，是加入瓊林學派目的。‘二惑’，是指在會中學習應持的態度。‘九益’是讀書講學的九大好處。而‘九損’則是有害於讀書講學的九種行為，也是瓊林學派的戒律：
所謂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論辯，滿也；道聽途說，莽也。違反了這些戒律，會遭到學派的懲罰，嚴重的直接驅逐。
除了戒律之外，還有嚴格的儀式。由褚大綬製定的《會約儀式》十一條，規範了集會講學的儀式。比如孫鑨在崇正書院次講學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開會的前一天，書院山長已經恭恭敬敬地捧著孔子和孟子的聖像，將其掛在講堂。這一日儀式舉行時，先擊鼓三通，所有與會者穿戴整齊，在聖像前行四拜禮，再到供奉著墨子、朱熹、陽明先生和白雲先生的四賢牌位前行禮。
然後進入講堂，主要人物按主客、按長序分東西兩側坐於講台蒲團之上，聽講者則盤膝坐於台下，先由禮讚領誦門派經典一段，然後當值者點起線香，眾人靜坐默思。待線香燃盡後，方才由本日主講人授講，然後是自由提問解惑時間。還經常會有辯論，任何人都可登台一展雄辯之才，但前提是必須符合邏輯，若有違反，則必須緘默數場。
在後人看來，也許這其中的儀式過於繁瑣，但就像皇帝要通過演練禮儀，來加強君權神授的權威一樣。一個學派想要從單純的學術交流，轉變為某種政治組織，也必須要經過這種莊嚴的儀式來達成。
因為這次主講的孫鑨，不僅是瓊林七子之一，還是‘實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這些年他闡本門經義的著述廣為流傳，然而卻因為朝廷官員的身份，一直甚少參加講學。現在他被削職為民，反倒成了本門的福祉，故而其講學的消息，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告白，但江浙一帶的門眾還是雲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雖然崇正書院常年講學不斷，但也沒有空間容納這麽多人，耿定向隻好在瓊林學派主辦的《新知報》上唿籲，請南京本地的門眾，將聽講的機會讓給外地的同門，這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等大家坐定，再東西相對兩揖。等當天結束前，擊磬三下，東西相對一揖，再向聖像和四賢行禮，肅穆退出會場。
在瓊林學派的學者中，孫鑨最反對虛談，不僅批評王學，對程朱理學亦抨擊甚厲。主張‘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為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為程。’故而今日所講的內容‘心性與事功之間是否相容’，也是緊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這個講題，是因為他敏銳的現，瓊林學派中的不少學者，都有些‘重實輕心’了。這固然是對心學和理學空談心性的修正，然而卻是矯枉過正了。
孫鑨提醒門眾，空談心性而忽略兵農工商等實用之學，固然會陷於空疏；但太突出實用性而缺少對心性的真切體認，亦會迷失人之為人的方向。因為心性之學本來就是探討人的本質及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思考，如果忘記了如何為人，隻會成為物欲的奴隸，最終毀滅這個世界。所以要始終不懈的反觀內求，慎獨、戒懼，以確立內在的‘道德自我’，促進自我的完善。
當然，若隻以心性之學為能事，僅僅執著於對心性的悟解而不屑於做其他實際的事務，那麽心性之學無疑將會變迴一種‘無用之學’，所以，心性與事功之間應是‘合則兩美，離則兩傷’的。
孫鑨的講學微言大義，深入淺出，邏輯嚴密，聽者無不深以為然。待其講畢，便有門眾問，先是就其論題提問。過了半個時辰，問題漸漸轉移到一些眾人關心的熱點問題。
有滁州琅琊書院的山長問道：“去歲先生在《新知報》上表文章，說設立學校，不僅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生請問，日後我們的書院，該走什麽樣的道路？”
“此言是針對書院的未來而。我們現在的書院，已經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學堂，更是講經論政的場所。國家之新風，由此軔，民族之方向，以此為指向。因此我們的書院，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一方麵要以天下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鄉閭之間，漸摩濡染，莫不有奮向上之氣。”頓一下，他接著道：“從長遠看，則要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匡扶社稷。隻有這樣，才能使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多謝賜教。”那位山長坐下了，卻又有人站起來問道：“先生所言，似乎與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如出一轍，您是不是也讚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觀點？”
《明夷待訪錄》問世不過數年，卻已經得了‘海內第一奇書’的名頭，其共有二十一篇，在開篇的《原君》中，便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因為皇帝自視天下之主，便將萬邦五方，黎民兆億看做自己的私產，‘其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家業之花息也。’所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嗚唿！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間是沒有人敢說的，此書作者卻大聲疾唿：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國民之‘敲剝者’。並理直氣壯地唿籲，現今應當是‘天下為主，君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時也提醒士大夫們，不要再做皇帝敲剝百姓的同謀幫兇，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因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對**製度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的君本製度，而改為民本製度不可。
可以說，先秦至今兩千年，還從沒任何人，像本書作者這樣，膽大包天，毫不留情的將君主製度批判的體無完膚。此書已經問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被秘密印刷數萬冊，廣為傳布，令不知多少人血脈賁張。
據說，泰州學派的狂人李贄，在得到這本書後如獲至寶，便立刻趕往江西永豐，找到了隱居多年，不問世事的何心隱。
何大俠在看過這本書後拍案而起，欣喜若狂道：“得此無上真言，雖死無憾矣！”第二天便收拾東西，跟李贄走出山區，重迴世間講學。他不講別的，隻講此書。因為何心隱的巨大聲望，使這本書幾乎無人不知，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名句，也幾乎無人不曉。
許是這種說法，過於驚世駭俗，與他狂俠之名吻合，故而世人便將此書的作者，按在了他的頭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