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之妻離開蕪湖時候,貨船就裝了大大小小二十多箱,可見洪秀全的金庫已全數落入曾氏兄弟手中。”德齡繼續爆料。


    “這是你打探到的消息?”


    “是。”


    “這有什麽辦法?”太後拍拍手,無奈地很,“自厘金出來,江南軍費用度稍有緩解,但江南各軍也是半饑半飽,你沒瞧見,軍機處那麽多的折子都是彈劾湘軍、淮軍、左軍、楚軍驚擾地方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們縱使拿了洪秀全的寶藏,我也挺不起腰杆子要問他們要這個錢。”


    “唉!”恭王重重地歎口氣,站起身來,走了兩步,倏地住腳,滿臉懊惱地說:“我真不知道該怎麽辦了?如果國庫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窮得這個樣子,大亂戡平竟無以善其後,咱們對上對下,怎麽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煩惱,然而不免對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尋煩惱的感想。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愛子,為先帝的同乳,其間雖有猜嫌,而清議認為他是受屈的一方。


    去年前的一場政變,對社稷而言,正統不墮,有旋乾轉坤之功。這一年來,敬老尊賢,嚴明綱紀,而信任曾國藩,比起肅順來有過之無不及。就因為有此一份魄力,內外配合,各盡其善,得收大功,這是恭王的人所難及的機會與長處。


    然而天滿貴胄,不管天資如何卓絕,閱曆到底非可強致,這倒不關乎年齡,在於地位和見聞。他的地位無法接觸到末秩微祿的官吏,他的見聞限於京畿以內的風土人情。因此,他的眼光來看,便有了絕大的錯誤。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覺得李棠階指曾國荃為“功名之士”,是個相當含蓄的好說法。因為,不便說他所學的是五代的藩鎮,打勝仗隻為占城池,占城池隻為封官庫,封了官庫,然後借故迴鄉,求田問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鹹豐九年,曾國荃在家鄉構建大宅,前有轅門,內有戲台,搞不清他是總督衙門,還是王府?這個荒謬的笑話,恭王應該知道。李鴻章看他老師曾國藩的麵子,賣曾國荃的交情,既克江北,按兵不動,讓“老九”獨成複金陵之功,好為所欲為,這不過是兩三個月前的事,恭王更應該知道。然則看了“宋史”和“十國春秋”上的記載,以為曾國荃克金陵,會象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樣,躬自勒兵守宮門,嚴申軍紀,秋毫無犯,然後把南唐二主之遺,自金銀珠寶到古玩書畫,盡行捆載而北,悉數點交內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嗎?


    這些想法自然不便說出口,那就隻有解勸了。隻苦於不易措詞,說是百戰艱難,說是不世勳名,都可以作為恕詞,但有曾國荃的那位老兄,擺在一起,相形之下,反顯得曾老九的不可耍因此,所有的勸慰,都成了不著邊際的閑話,談得倦了,紛紛告辭。


    隻有寶鋆留了下來,換了一個地方陪恭王消磨長日。那是竹蔭深處,做成茅屋似的一個書齋。彼此脫略形跡,科頭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頭侍奉之下,隨意閑談,從宮闈到市井,想到什麽便說什麽,不用修詞,也不用顧忌。


    這一天談的,比較算是正經話,話題依然是在恭王的煩惱上,國庫支絀,而曾國藩要錢辦善後。


    寶鋆到底比恭王的閱曆要深些,“理他那些話幹什麽?曾滌生說偽‘王府’一文不名,也不過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盜鈴的說詞而已!”寶鋆以戶部尚書的地位又說:“你以為他真會到我這兒來要錢嗎?不會!曾滌生的理學,不是倭艮峰的理學。他是胸有丘壑,是絕大經濟的人,打了這麽多年仗,要兵要餉,還不是他自己想辦法!如今辦善後,本該借助於地方的,難道他倒非要朝廷撥款,才會動手?你想想嘛,這話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這話,剛才當著那麽多人,為什麽不說?”


    “我為什麽要說這話?泄了底兒,對我有什麽好處?”寶鋆又說:“戶部的堂官,實在難當,裏裏外外都不體諒,真是有苦難言。”


    恭王聽他的語氣中帶著牢騷,不由得把他的話又玩味了一遍。管錢的衙門,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內部也不體諒堂官,那是怎麽迴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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