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鼎派


    丹鼎派又稱“金丹道教”,是道教中重要的支派之一。丹鼎派是對道教中以煉金丹求仙為主的各道派的通稱。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發展而來。丹鼎派早期理論著作《周易參同契》。魏晉時,丹鼎派進一步發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並對其作了理論上的總結。


    又稱金丹道教,是對道教中以煉金丹求仙為主的各道派的通稱。


    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發展而來。丹鼎派流傳至今的早期理論著作是《周易參同契》,該派奉為萬古丹經王,對後世煉丹家影響極大。魏晉時,葛洪進一步發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對其作了理論上的總結。南北朝隋唐,丹鼎派以煉外丹為主要特徵。宋元以後,由外丹轉向內丹。全真道南北宗都屬修煉內丹。丹鼎派從追求長生不死的目的出發,推動了我國古代化學冶煉、氣功養生學的發展。簡介


    並非實有的教派。而是相對於符籙派,對道教中以煉金丹求仙為主的各道派的通稱,又稱金丹道教。最早由古代的神仙家、方仙道發展而來。


    丹鼎派分外丹與內丹、外丹,指用爐鼎燒煉鉛汞等礦石藥物,以配製可服食的長生不死的金丹,盛行於隋唐前;內丹,大體上指把人的身體當成“爐鼎”以自身的精、氣為藥物,用神去燒煉,為神氣相交結成之物,宋元以後取代外丹,流行至今。


    爐鼎


    “爐鼎”指借用煉外丹的爐與盛藥物的容器鼎來比喻煉內丹的過程。


    就是說練氣功的部分(或精或氣或神)是爐,或者說練功要轉化的東西,即意念所在之處,使此處氣機發生變化,此處即爐;變化以後的收處叫做鼎,或者說意念再集中,把它提高一步的叫做鼎。這是北派清修的功法。具體又分:


    1、小爐鼎:指下丹田(臍、命門以下)為爐,從臍到建裏(臍上二寸)為鼎。亦有以會陰為爐,氣海為鼎者。在爐內燒火,元神、意念注守之即火。爐一熱即為煉精化氣,氣煉出後提上來到鼎,叫做采藥歸鼎(或曰采藥歸壺)。中一說法為丹田氣足後循督而上,自任而下至鼎,氣再足即去運周天。


    2、大爐鼎:大爐鼎指煉氣化神之部位,以腹為爐,以頭為鼎,即煉精化氣之後,精沒有了,都是氣,此時中、下二田合一,項下為爐,煉氣化神(結胎),再上升至上田至鼎。


    3、天地爐鼎:天地爐鼎是以天地大自然為爐,以練外氣,以人為鼎,將氣收入人體。過去練人天混化的靜功即以天地為爐鼎。現在練內氣外放,外氣內收,也屬於此種類型,目的是與大自然之氣更好地結合。練此種功法,初期可以治病,到高級階段要引天之真陽來點化體內之陰氣。


    4、身心爐鼎:以身為爐,以心(神)為鼎,心身結合,不一不二,丹乃成,身心爐實際上就是神與形合,形神莊功法即屬此層次。練功時形體產生氣,使之與神結合,以神禦氣即神與形合。一般在丹道門派煉到結胎,出陽神,胎兒出生後再收迴丹田養育,使丹田充斥周身各部以至毛孔毛竅,此時全身可放金光。這是高級層次的情況。


    5、太虛爐鼎:以無形無象、無涯無際的虛空為爐,以心性(無形象的祖性)為鼎,以外在的無限充實身體的主體的無限,最後人與虛空等體。(.無彈窗廣告)對此須待祖性玄關竅門開後才能理解。


    建築風格


    丹鼎派道觀建築為五行八卦式建築,可以江西省三清山丹鼎派建築為代表。三清山的道教建築雷神廟、天一水池、龍虎殿、涵星池、王佑墓、詹碧雲墓、演教殿、飛仙台八大建築都圍繞著中間丹井和丹爐,周邊按八卦方位一一對應排列。而它的南北中軸線特別長,所有其他建築都在這條中軸線的兩端一一展開,構成一個嚴密的建築體係。這是由道教內丹學派取人體小宇宙對應於自然大宇宙,同步協調修煉“精氣神”思想在建築上的反映。


    發展與影響


    丹鼎派流傳至今的早期理論著作是《周易參同契》,該派奉為萬古丹經王,另有兩晉出現的《黃庭經》也是丹鼎派的經典,對後世煉丹家影響極大。魏晉時,葛洪進一步發展了金丹派神仙道教,對其作了理論上的總結。他著有《抱樸子》專論煉丹方術。北宋張伯端的《悟真篇》也是重要的內丹修煉理論著作。


    全真道即屬修煉內丹。丹鼎派從追求長生不死的目的出發,推動了中國古代化學冶煉、氣功養生學的發展。


    (冥紙灰注:實際上現在的丹鼎派與符籙派已多所融合,丹鼎派也重“齋醮禱禳,富國利民”,符籙派也重“內煉金丹,外用符籙”,不應再以此分派別,也不應存門戶之見。正如當代道教學者、全真龍門十九代居士圓純子《道教與養生》所言:“清淨煉養〈指丹鼎派〉與符籙科教〈指符籙派〉皆道教修養方法,不能以此分道教派別。修煉自己的性命,以至得道成仙,乃是各派的最終目的”。)


    鮑靚與江南帛家道(道教史96頁)。永昌六年(322),王敦自武康起兵謀反,時沈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任宣城內史(郡守),響應王敦,迴家鄉招募徒眾(湖州掌故第9頁)。


    《道學傳?鮑靚》說鮑靚於晉元帝大興元年(公元318年)在龍山遇陰長生受道訣;《道教義樞?三洞義》說鮑靚是在晉惠帝永康年中(公元300—301年)入嵩山石室得《三皇文》。《雲笈七簽?鮑真人傳》說鮑靚師事左元放,受《三皇經》、《五嶽》劾召之要。甄鸞《笑道論》說:“鮑靚造《三皇文》被誅”。亦有說《三皇文》為帛和所傳,鄭隱授之葛洪。


    實際社會上早已流行“劾召鬼神”的巫道,他們造作有《三皇文》,江南帛家道“世事俗禱”,也造作《三皇文》,鮑靚是巫道與帛家道的信仰者,將兩者匯為一流,再將神奇鬼怪之說與神仙信仰相結合,造作了《三皇內文》三卷。先行世者稱《小有經》,後行世者稱《大有經》。


    方士演變成道士的過程,方士和巫師不一樣,已掌握了相當的專門技巧,如陰陽、五行、八卦,人們最關心的是自已的切身利益,包括衣食、生死、病老,方士便利用自已獨有的理論,結合神仙迷信


    湖州城南17公裏菁山,誌載曾是晉代葛洪隱居處。據宋嘉泰《吳興誌》:舊傳晉葛洪嚐隱居於菁山南側葛仙山,有煉丹灶、搗藥臼,說這些古跡存《職方圖誌》:“葛洪煉丹之處,天下有十有三,烏程居其一”,葛洪在菁山種植黃菁,故菁山“至今山多黃菁”。(.無彈窗廣告)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侍郎葛立方天菁山普照觀內建葛仙翁祠,祭祀葛洪,並為之作記。(《湖州掌故集》第203頁)


    東林山有古跡名火爐頂,宋嘉泰《吳興誌》載:“火爐頂在東林山上。《迴仙錄》雲,葛洪嚐煉丹於此,昔人曾開岩頂,得莩炭數斛,內有雙陶合(龕),牢不可啟,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煉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龜澤、鳳澤。(《湖州掌故集》第249頁)”另有煉丹井,“天鑿無痕,寬深十尋餘,其泉甘冽,大旱不涸,世傳晉葛洪煉丹於此”。山下原有一座迴仙橋,相傳是呂洞賓去遊東林山在一條石塊上睡了一覺,留下了個人影,此石橫跨澗上,後人稱為迴仙橋,蘇東坡親書“迴仙橋”三字,並刻在橋上。砌牆蓋瓦裝了鐵柵,以作保護,此橋毀於文,革期間。


    人世間最關心與懼怕的是生死、溫飽、疾病,而這些問題在內丹修煉中可以得到解決,修煉丹成為包治人世間一切苦難、憂思的萬靈之藥抱樸子的內丹學就是這樣自認為給人類指同終極的幸福之路,而愚昧的下層群眾也因之受到了極大的誘惑,群趨若鶩,盲目崇拜起來。當然,修煉內丹,即今人謂之氣功之一種,如果修養得當,對身體健康的確頗有補益,但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便成謬誤。誇大氣功神效自古已凡次成為風潮,今天的氣功熱亦不過是曆史的一次迴潮而已(見《中國民間宗教史》455頁)。


    在修行方法上,道教早期時代主張服氣、寶精,煉養精、氣、神。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生於晉武帝太康四年(283),卒於東晉哀帝興寧元年(363)。葛洪稱得上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外丹學派和道教神學的奠基人,對於古代醫藥學和化學也有卓越的貢獻。因此,無論在中國道教史、哲學史還是自然科學史上,葛洪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葛洪出身於官宦世家,其先世“葛天氏”,食封葛地,因以為姓。其祖父葛係,學無不涉,有經國之才。曾曆任吳國的吏部尚書、大鴻臚、輔吳將軍等顯職,封壽縣侯。其從祖葛玄,好神仙修煉之術,甚得孫權崇信。被吳人稱之為“葛仙公”、“太極左仙翁”。其父葛僳。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晉時曆任大中正、肥鄉令、邵陵太守。葛洪是葛梯的第三子。葛洪十三歲時.其父死於邵陵太守任上,從此家道衰落,所以葛洪小小年紀便不得不躬執耕稼,養家糊口。因無錢讀私塾,葛洪便在農閑之時發憤讀書,後因兵荒馬亂、累遭戰火,先人留下的藏書全被燒光,葛洪便隻好徒步行借,尋書問義,並將砍來的柴草賣後買紙買筆,抄書誦習,有時甚至紙的背麵也被他寫得滿滿的,以致別人都無法辨認他的字跡。


    葛洪十五歲時,便可以作詩、賦、雜文,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後又廣泛涉獵其它儒家經典及“諸史百家之言”,據說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看了近萬卷書。由於他隻顧閉門讀書,很少與閑人往來,所以常常是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誌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幾筵積塵。


    葛洪在《外篇?自序》中曾說自己“少有定誌,決不出身”,後因當時政治黑暗、仕途難進、葛洪覺得自己也才非政事,不是治民之器,所以便改從鄭隱學道。鄭隱,字思遠,本為大懦、明五經,善律曆,晚而好道,受仙經,知丹道,且於九宮、三棋、天文、《河》、《洛》等莫不精研,所藏道書甚富。鄭隱共有五十多個弟子,都充作仆役,一麵勞作,一麵讀書。葛洪年少體弱,不堪他勞,隻能為鄭隱拂試床幾。磨墨執燭,抄寫故書,最終得到了鄭隱的信任,閱讀了一大批其他弟子難得一見的道經。後來,鄭隱又將金丹仙術及其口決全部傳授給了葛洪,同時還傳授給他一些重要的仙經。但據《遐覽》說葛洪當時“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


    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張呂舉兵起義,其別師石冰進攻揚州。葛洪恐家失陷、乃奉大都督顧秘之召,在家鄉募兵數百人,參加鎮壓石冰起義軍。這次戰爭使葛洪的軍事才能得到了表現,屢立戰功,被提升為伏波將軍。據說葛洪治軍有方,攻下城後,其它部隊的將士隻顧搶奪錢財,隊伍不解自散,而獨有葛洪的部隊紀律嚴明,軍容整齊,後來起義軍發動突襲,其它部隊早已潰不成軍,葛洪卻能嚴陣以待、指揮部隊從容應戰。葛洪淡泊名利,每次受到獎賞後,都把自己分得的布匹、錢財等分給自己的部隊自已分文不留。永興元年(公元304),石冰事件被平息,葛洪沒有被朝庭重用,所以他便投戈釋甲,北上京師洛陽搜求異書。誌於學仙修道。但恰在此時,司馬氏集團內部發生“八王之亂”,前程受阻,而陳敏又反於江蘇,歸路也被斷絕,葛洪進退維穀,便隻好周旋於徐、豫、荊、襄、江、廣一帶,達數月之久。光熙元年(306)葛洪的舊交稽含被任命為廣州刺史。邀請葛洪任其參軍,葛洪為了避亂,便應邀到了廣州,後來稽含被害,葛洪便廢居廣州、潛心於《抱樸子》一書的寫作。


    葛洪在廣州羅浮山隱居多年,服食養性,專心修道,並拜南海太守鮑靚為師。鮑靚學兼內外,明天文,通《河》、《洛》,授葛洪石寶《三皇文》,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葛洪。晉湣帝建興二年(314),葛洪返歸故裏,不應征辭,專心著述,於建武中年完成了《抱樸子》一書的寫作。


    東晉初年,朝廷為安撫江南士族,迫功敘賞,葛洪因當年鎮壓石冰起義有功,被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葛洪上書固辭,沒有得到批準,快隻好恭承詔命。成帝時,葛洪因鄉間有災荒,生活窘迫,便受王導之召補州主薄,後來又轉為司徒椽,遷谘議參軍。葛洪的朋友幹寶認為葛洪“才堪國史”。向朝廷推薦葛洪,所以葛洪又被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但葛洪都固辭不就。


    晉成帝鹹和八年(公元333),葛洪得知交趾盛產丹砂,便請求到交趾郡的勾漏縣作縣令,晉成帝以其資高,不許,葛洪卻說:“非欲為榮,以有丹耳”,成帝同意,葛洪便南下交趾,到達廣州時,由於廣州刺史鄧嶽的挽留、葛洪便留住廣州,並再次入羅浮山煉丹、著述,一直到死。葛洪死前,曾給廣州刺史鄧嶽修疏,說自己要遠行尋師,克期即發,鄧嶽急速前往告別,未等趕到,葛洪便象睡著一樣死去了。據說,葛洪死後臉上仍煥發著光澤,跟活著的時候一樣,待到他的朋友趕來時,葛洪的屍體卻不見了,時人傳說他已屍解得仙。


    葛洪的主要著作有《抱樸子》內篇和外篇、《神仙傳》、《隱逸傳》,此外他還著有《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等醫學名著。《抱樸子?自序》稱,他從二十餘歲便“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複投筆十餘午,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神仙方藥、鬼悸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藏否,屬儒家。”其中《外篇》寫作在前麵《內篇》在後,最後同時定稿。


    一、見素抱樸之士


    葛洪自號抱樸子,這或許最能說明葛洪的性格特征及其返樸歸真的人生追求。葛洪在《外篇?自序》中說他自己“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檻樓,而或不恥焉”。雖然當時服裝的式樣翻新不斷,一會寬袖窄領。一會短袖闊領,一會長裾曳地,一會又短不蔽腳,但葛洪卻總是穿著那一身破舊衣裳,以不變應萬變,從不追逐時尚。也不怕別人嘲諷,終日默然。葛洪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鬥雞、走馬、下棋之類的博戲也絲毫不感興趣。在他看來,此類末伎,既亂人心又妨日月,在位的官吏迷戀於此必然會懈怠於聽獄治國、讀書人專心於此則必然荒廢學業,而農夫商人熱衷於此則忘稼穡失貨財,特別是到了勝負難分之時,雙方交爭於稠人廣眾之下,心熱麵愁,名為娛樂,而實際上是自相煎悴。他甚至—輩子連棋盤上有幾道格都不知道。有—次朋友帶他去看下棋,他競在棋盤旁打起睛睡。後來他對朋友說與其讓我看戲,還不如讓我看書。如此看來.《晉書?葛洪傳》稱葛洪“為人木訥”便不足為怪了。


    葛洪雖生來體鈍性駑,木訥呆板,但遇事卻喜歡獨立思考,從不隨波逐流。更可貴的是,他有一種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誌。葛洪青年時,為了尋書問義,搜集神仙方術,常常不憚險遠,徒步冒涉數千裏,“雖見毀笑.不以為戚”(見《內篇?金丹》)。由於葛洪把精力全放在了讀書寫書上,所以他的院子常常雜草叢生,甚至衣服破了、屋子漏雨都無暇顧及。加之葛洪不善與人交往,因此,周圍的很多人對他感到不可理解,甚至有人還指責葛洪懶惰,但葛洪對此卻毫不理會,依然我行我素,顯示了其不同凡俗的境界。


    葛洪性鈍口訥,不善與人寒喧,但其為人卻非常樸直、敦厚,從不趨炎附勢。他的朋友大多都是些學友,大家在一起隻是為討論學問,探究事理。他不肯結交豪權之徒,也不好“幹煩官長”,但若有鄉裏善良的庶民百姓請酒招待他,他也從不擺上族的架於。與鄰裏往來,葛洪也是以誠相待,別人送他東西,如果自己需要就接受,也不假意推辭,但對別人的關懷他也默記在心,而後總是找機會加以報答,決不妄受人之饋致。他自己恤人之冤,濟人之困卻從不讓人知道,更不圖報答,當然,如果自己還不足的話,他也決不割愛。葛洪在《外篇?自序》中把自己的這種應世態度稱之為“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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