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說了正一派，今天，我們來說一下全真派，全真派是目前來說另一個道家的主要派別，也許大家認識全真都是從全真七子，從金庸的小說中看到的，今天，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真正的全真。
道教教派。始創於中國金代初年。創始人王喆（1112～1170），道號重陽子，陝西鹹陽人。出身地方豪門，早年曾應金朝武舉，為小吏，後辭職還家。正隆四年(1159)，自稱在甘河鎮遇仙，得授金丹口訣。遂隱居終南山，修道三年。大定年間出關去山東傳教。招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大弟子，號稱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
該教教義受時代思潮影響，力主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作為信徒必讀經典。修行方術以內丹為主，不尚外丹符籙，主張性命雙修，先修性，後修命。認為修真養性是道士修煉唯一正道，除情去欲，識心見性，使心地清靜，才能返樸歸真，證道成仙。還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住觀，嚴守戒律，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對犯戒道士有嚴厲懲罰，從跪香、逐出直至處死。金元之際邱處機嗣教時，全真道得到大發展。
邱處機於1219年遠去西域行宮朝見成吉思汗，大得賞識。賜給金虎牌、璽書，命他主持天下道教。邱迴燕京後駐長春觀(今北京白雲觀)，開壇說戒，弟子四處建立宮觀，使全真道組織發展到極盛。其後雖因與佛教辯論失敗而受打擊，但在整個元代全真道一直保持發展勢頭。
當金元時期全真道在北方發展時，南宋地區亦有專主內丹修煉的道派，稱作金丹派南宗。該派以張伯端為創始人，其特點是修煉時主張先修命，後修性。元朝統一江南後，南宗與全真道(北宗)合並，共尊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為五祖，下設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馬鈺、譚處瑞、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南七真(張伯端、劉永年、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並後仍稱全真道，為封建社會後期道教主要宗派之一。全真道內部又分化出一些小派別，如南宗有清修派和雙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傳一派，其中邱處機所傳全真龍門派勢力最強。明代朝廷重視正一道，全真道勢力相對削弱。清初著名道士王常月整頓教門，曾一度複興全真龍門派，但終難挽救全真道在清代日漸衰落的總趨勢。
全真道在金代的發展有限，至蒙元前期，以成吉思汗之召見、寵遇丘處機為契機，在丘處機及其弟子們的推動下，全真道發展至鼎盛。
當時全真道宮觀遍布北方各省區，“雖十室之邑，必有一席之奉”。此鼎盛局麵，自丘處機起，曆經尹誌平、李誌常兩任掌教，大約三十年。至元憲宗五年（1255），佛道《化胡經》之爭起，元室袒佛，全真道敗北。此後元室下令焚毀除《道德經》之外的一切道經，全真教遭受沉重打擊，全真道鼎盛局麵因之結束。（.無彈窗廣告）故在張誌敬、王誌坦、祁誌誠、張誌仙幾任掌教中，處境都較困難。又經曆約三十年，元成宗即位，馳焚經之禁，全真道獲得正常發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國統一。此後，原同源異流而分傳於金與南宋的全真道和道教南宗，逐漸認同、融合，至元代中後期，二宗合並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南宗道士陳致虛等人的推動下，二宗經過對祖師宗祀的調整，南宗最後並入全真道。合並後的全真道遂成為更大的道派，而與正一道分統天下道教。明代皇室對佛、道采取抑製、約束政策，對道教正一派有所崇奉，對全真道支持較少，全真道自此進入衰落時期。金元時期形成的統一領導核心（以北京白雲觀為基地）頓然解體。在此情勢下，統一的全真道漸次分解成諸多小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馬鈺的遇仙派，宗祖譚處端的南無派，宗祖劉處玄的隨山派，宗祖丘處機的龍門派，宗祖王處一的崳山派，宗祖郝大通的華山派，宗祖孫不二的清靜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別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陽派，宗祖鍾離權的正陽派，宗祖呂洞賓的純陽派，宗祖劉海蟾的劉祖派，宗祖王重陽的重陽派。如此眾多的全真支派出現，並不表示全真道的興旺發達，恰好反映它的衰落。它們的形成時間，最早在明代中後期，多數在明後。在明清道教衰落時期，隻有龍門派因王常月的闡揚，曾經在清初一度“中興”，其餘各派，大都衰落不振。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思想比較突出。如王喆在山東所創之五會皆以“三教”二字冠首；規定以三教之經書《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為全真道士必修的經典。他和七弟子的詩文中，三教合一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教雖分三，道則唯一”等等。尤以融合佛教禪宗理論最為突出。馬鈺《神光燦》：“禪為宗，道為祖”，清初全真道士柳守元《玄言正旨序》：玄宗（指全真道）“與禪宗實為相近”。
出世思想
教義中，出世思想十分濃厚。在王囗和七弟子詩文中，極力貶斥人生之價值，宣揚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獄”、“火宅”，夫妻恩愛為“金枷玉鎖”，勸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籠”，看破功名富貴，學道煉丹，以離“苦海”。
修煉理論
在成仙信仰和修煉理論上，一返舊道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追求，隻追求“陽神”、“真性”不死。認為人之肉體是要死的，隻有人的精神才能不死。王囗《金關玉鎖訣》：“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立教十五論》：“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劉處玄《至真語錄》：“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死也。……陰陽之外則其神不死也因此在內丹修煉理論上，與道教南宗相反，主張先性後命，以性兼命。以澄心遣欲為真功，以明心見性為首務。
修煉方法
在修煉方法上，主內丹修煉，不尚符籙，形成獨具特色的內丹理論。在教製教規上，規定道士心須出家住道觀，不許蓄妻室。為了約束道士言行，製定各項清規戒律，督促道眾嚴格遵守。這些皆與正一道有很大區別。
昆崳山位於膠東半島東端，橫亙牟平、文登兩地，方圓百裏，峰巒綿延，林深穀幽，古木參天。古稱“根餘山”，又稱“麻姑山”、“姑餘山”。“東牟之昆箭，昔麻姑洞天也。諸山綿亙相屬，秀異峭拔，為東方冠。山之足蹈海者三，相距皆不滿百裏，蓬萊、瀛洲、方丈，朝夕相望於晻靄間。蓋天地英靈自然之氣，獨鍾於此，故世多神仙異人焉”。明代以前，昆箭山“老樹參天，人跡罕到，野獸成群，羽族棲集，鹿呦狼嗥，百鳥爭歌。山間紫氣紅霞，雲霧繚繞，四季幽絕。僧客道流，雲遊棲止”，自古就與神仙結下不解之緣。
據考，昆箭山為上古“堯命羲仲居隅夷，日腸穀”的觀日出之地。春秋戰國時，昆箭山成為方仙術士向往之地。君王諸侯為圖霸業長久、生命永續，紛紛前來尋找不死之藥，加之方仙術士的推波助瀾，一時間，昆箭山名揚四海。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曾先後派人入東海尋訪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昆崳山甚至就是最終的目的地。史記所載祀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時主山川八神中，陰主（祠芝罘）、日主（祠成山）、月主（祠萊山）在昆箭山脈係之中。秦漢時期，秦始皇兩次東巡、漢武帝禮日成山，昆箭山是必經之地。北魏史學家崔鴻在《十六國春秋》裏稱昆箭山為“海上仙山之祖”。北宋政和六年（1116)，徽宗賜封麻姑為“虛緲真人”，曾經三見滄海桑田的麻姑在昆箭山有了安身之地，備受當地人崇拜。金正隆年間（1156一1161)，唐四仙姑、邱處機都曾在昆箭山修道並探討修煉之事。
由於昆箭山道教的曆史傳統，加上橫亙文登西境，是古代一切人員、文化東來的必經關隘，也就成為文化東傳的第一站或終點站。金大定七年（1167年）七月十八日，陝西道士王重陽來到寧海，創立了興盛於金元時期並流傳至今的全真道。因緣際會，昆崳山成為道教全真派發祥地，躋身道教名山之列。
發祥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陽在終南山鑿活死人墓，坐於墓中。幾年後覺得此路不通，填活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修煉，但沒吸引幾個信眾，道也難成。此時王重陽想起了醴泉縣再遇真仙時“速去東海，投譚捉馬”的啟示，乃於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自焚劉蔣村茅庵，經北邙山上清宮，於閏七月十八日抵山東寧海州，開始了“投譚捉馬”的傳道生涯。
大定七年（1167）九月，邱處機（1148一1227）自昆箭山來渴於全真庵，請為弟子。王重陽為之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同年冬，譚處端（1123一1185）環內出家。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馬鈺(1123一1183）出家，訓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是日，玉陽真人王處一（1142一1217）自文登牛仙山來，願為弟子，訓名處一。二月底，王重陽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昆箭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人郝大通(1140一1212）來昆箭山出家，訓名大通，號恬然子。八月，王重陽掣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薑實庵，立三教“七寶會”。
大定九年（1169)四月，王重陽引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時，為查山玉陽公飛傘傳號。重午日，馬鈺妻孫不二（1119一1182）詣金蓮堂出家，訓名不二，號清淨散人。
八月，王重陽在寧海立三教“金蓮會”。九月，王重陽到登州福山縣立三教“三光會”，於蓬萊立三教“玉華會”。領丹陽、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劉處玄（1147一1203）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十月，於掖縣立三教“平等會”。
在昆箭山周邊兩年多的時間裏，王重陽樹起“全真”大旗，開山收徒七人，世稱“海上七真人”；立會組社，創建教團。馬不停蹄，一鼓作氣，以超常的速度完成了全真教的開創工作。盡管王重陽本人死於從山東返迴陝西的途中，但已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為全真道的興盛奠定了基礎。七弟子秉承師尊教旨，以詩詞歌賦勸誘士人，以神奇詭異驚世駭俗的隨機施教方式，以“無為”為主旨，內修真功，吸引信徒，弘揚道法，勢力日益擴大。
王重陽師徒離開後，昆崳山的全真教活動一度沉寂，但並沒有因此停止，而且活動範圍不斷增大。
金廷對宗教發展所持的態度是嚴格管理以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一旦危及政權的穩固即實行打壓政策。為防範人民利用宗教“犯上作亂”，一度禁止道教及其它民間宗教的發展。大定十八年(11.78),“禁民間創建寺觀”；大定二十一年（1181)，“禁道士遊鄉”，遣發道人各迴本鄉。在這種背景下，在關中修煉傳道的馬丹陽於大定二十二年（1182)四月東歸寧海。同年秋，玉陽真人來寧海，渴丹陽真人，同宿於金蓮堂。離別昆崳山十多年後，馬丹陽故地重遊，過紫金峰喜曰：“此洞天福地名勝處也”，遂在峰後築契遇庵，峰前建東華庵，恢複了昆箭山的全真教。與此同時，在昆崳山周邊的寧海、文登、萊陽傳教，直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十二月二十二日升仙於萊陽縣遊仙宮。長生、玉陽二真人同主葬事，為之守墳百日。
大定二十七年（1187)，曾與丹陽探討修道的王玉陽在被金帝征召、衣錦還鄉後在昆崳山東南餘脈（今名尼姑庵）建立了聖水庵，開辟了另一個道場。
玉虛觀位於今乳山馮家鎮孔家村西北尼姑庵東坡坳穀。這裏山水幽深，林木茂美。曾出土具有唐代風格的雙層蓮花卷草紋石刻表明，金代以前這裏已有隋唐時期道教遺跡。1187年，金世宗因身體健康原因“博訪高道，求保養之術”，以修身養性擅名的全真道進入皇帝的視線。這年年底，最著神異的王玉陽被世宗征召問道。未幾，懇求還山，“師之鄉裏道俗，聞其來也，千百相率，前十餘舍遮道歡迎，不令他適，遂結茅於茲岩1197年，章宗征召王玉陽，賜“體玄真人”號，修真、崇福二觀，任便居之。為了推遲王玉陽迴返“聖水觀”,1198年，王玉陽門人於道潤等“以庵易觀，庸遲其來”，“人貲於禮部，賜玉虛觀焉”。幾年後，玉虛觀建成。金貞佑二年（1214)，徒眾為王玉陽樹碑立傳，建立“玉虛觀碑”。
現在玉虛觀遺址仍存金代遺跡“玉陽洞”和“玉虛觀碑”。“玉陽洞”人工鑿成，洞口距地麵10米。洞口東南向，拱形，高2.1米、寬0.85米；洞深7米、寬2、高3米，內原有神壇八龕，今皆不存。洞口上方有“玉陽洞天”四字，字大盈尺，據傳為王玉陽手書。玉虛觀碑螭首龜跌，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賜紫金魚袋國稱記撰，文山進士王良臣書丹，州學進士範景純篆額，清虛大師口知觀門事賜紫韓道溫、中和大師知觀門事賜紫劉道淵、葆真大師寧海州管內威儀賜紫門弟子王道玄立石，萊州省匠作頭郝貴同匠人侯政刊。碑首正麵篆刻“玉虛觀記”，碑文1600餘字，記載金世宗、金章宗召見王玉陽問道、易庵為觀、兩次敕碟賜額、拓建道院等事；碑陰刻“玉陽宗派之圖”，是研究金代道教活動的重要資料。
金帝征召和奉詔大醮不論對王玉陽個人還是全真教都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對王玉陽，“洞居九年”，受到皇家賞識，才能得以施展，理想得以實現，其個人威信和影響都達到頂峰，使這一時期成為王玉陽人生的黃金時代。同時，金帝征召問道說明全真教已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全真教的發展走上第一個台階，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轉機。
後來金大定、明昌年間，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後詔見王玉陽、邱處機、劉處玄等全真大師，征詢安邦之策和養生之道後，教旨由“無為”轉為“無為、有為相半”。劉處玄於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邱處機於金泰和四年（1204）相繼掌教，逐漸重視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全真道的主要活動基地轉移到昆箭山為中心的膠東半島。1219年，善於審時度勢選擇向背的丘處機率十八高徒西赴雪山，拜渴成吉思汗，取得信任，得賜金虎牌，“掌管天下出家人”，成為全真教發展史上又一重要轉折點。
道教教派。始創於中國金代初年。創始人王喆（1112～1170），道號重陽子，陝西鹹陽人。出身地方豪門，早年曾應金朝武舉，為小吏，後辭職還家。正隆四年(1159)，自稱在甘河鎮遇仙，得授金丹口訣。遂隱居終南山，修道三年。大定年間出關去山東傳教。招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大弟子，號稱全真七子。全真道至此正式成立。
該教教義受時代思潮影響，力主三教合一，以《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作為信徒必讀經典。修行方術以內丹為主，不尚外丹符籙，主張性命雙修，先修性，後修命。認為修真養性是道士修煉唯一正道，除情去欲，識心見性，使心地清靜，才能返樸歸真，證道成仙。還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住觀，嚴守戒律，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對犯戒道士有嚴厲懲罰，從跪香、逐出直至處死。金元之際邱處機嗣教時，全真道得到大發展。
邱處機於1219年遠去西域行宮朝見成吉思汗，大得賞識。賜給金虎牌、璽書，命他主持天下道教。邱迴燕京後駐長春觀(今北京白雲觀)，開壇說戒，弟子四處建立宮觀，使全真道組織發展到極盛。其後雖因與佛教辯論失敗而受打擊，但在整個元代全真道一直保持發展勢頭。
當金元時期全真道在北方發展時，南宋地區亦有專主內丹修煉的道派，稱作金丹派南宗。該派以張伯端為創始人，其特點是修煉時主張先修命，後修性。元朝統一江南後，南宗與全真道(北宗)合並，共尊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為五祖，下設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馬鈺、譚處瑞、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南七真(張伯端、劉永年、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並後仍稱全真道，為封建社會後期道教主要宗派之一。全真道內部又分化出一些小派別，如南宗有清修派和雙修派，北宗全真七子亦各傳一派，其中邱處機所傳全真龍門派勢力最強。明代朝廷重視正一道，全真道勢力相對削弱。清初著名道士王常月整頓教門，曾一度複興全真龍門派，但終難挽救全真道在清代日漸衰落的總趨勢。
全真道在金代的發展有限，至蒙元前期，以成吉思汗之召見、寵遇丘處機為契機，在丘處機及其弟子們的推動下，全真道發展至鼎盛。
當時全真道宮觀遍布北方各省區，“雖十室之邑，必有一席之奉”。此鼎盛局麵，自丘處機起，曆經尹誌平、李誌常兩任掌教，大約三十年。至元憲宗五年（1255），佛道《化胡經》之爭起，元室袒佛，全真道敗北。此後元室下令焚毀除《道德經》之外的一切道經，全真教遭受沉重打擊，全真道鼎盛局麵因之結束。（.無彈窗廣告）故在張誌敬、王誌坦、祁誌誠、張誌仙幾任掌教中，處境都較困難。又經曆約三十年，元成宗即位，馳焚經之禁，全真道獲得正常發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平定江南，全國統一。此後，原同源異流而分傳於金與南宋的全真道和道教南宗，逐漸認同、融合，至元代中後期，二宗合並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南宗道士陳致虛等人的推動下，二宗經過對祖師宗祀的調整，南宗最後並入全真道。合並後的全真道遂成為更大的道派，而與正一道分統天下道教。明代皇室對佛、道采取抑製、約束政策，對道教正一派有所崇奉，對全真道支持較少，全真道自此進入衰落時期。金元時期形成的統一領導核心（以北京白雲觀為基地）頓然解體。在此情勢下，統一的全真道漸次分解成諸多小支派。主要的有“七真派”，即宗祖馬鈺的遇仙派，宗祖譚處端的南無派，宗祖劉處玄的隨山派，宗祖丘處機的龍門派，宗祖王處一的崳山派，宗祖郝大通的華山派，宗祖孫不二的清靜派等。另外，又有一些全真道士分別組成“五祖派”，即宗祖王玄甫的少陽派，宗祖鍾離權的正陽派，宗祖呂洞賓的純陽派，宗祖劉海蟾的劉祖派，宗祖王重陽的重陽派。如此眾多的全真支派出現，並不表示全真道的興旺發達，恰好反映它的衰落。它們的形成時間，最早在明代中後期，多數在明後。在明清道教衰落時期，隻有龍門派因王常月的闡揚，曾經在清初一度“中興”，其餘各派，大都衰落不振。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思想比較突出。如王喆在山東所創之五會皆以“三教”二字冠首；規定以三教之經書《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為全真道士必修的經典。他和七弟子的詩文中，三教合一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教雖分三，道則唯一”等等。尤以融合佛教禪宗理論最為突出。馬鈺《神光燦》：“禪為宗，道為祖”，清初全真道士柳守元《玄言正旨序》：玄宗（指全真道）“與禪宗實為相近”。
出世思想
教義中，出世思想十分濃厚。在王囗和七弟子詩文中，極力貶斥人生之價值，宣揚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獄”、“火宅”，夫妻恩愛為“金枷玉鎖”，勸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籠”，看破功名富貴，學道煉丹，以離“苦海”。
修煉理論
在成仙信仰和修煉理論上，一返舊道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追求，隻追求“陽神”、“真性”不死。認為人之肉體是要死的，隻有人的精神才能不死。王囗《金關玉鎖訣》：“唯一靈是真，肉身四大是假，”《立教十五論》：“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劉處玄《至真語錄》：“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死也。……陰陽之外則其神不死也因此在內丹修煉理論上，與道教南宗相反，主張先性後命，以性兼命。以澄心遣欲為真功，以明心見性為首務。
修煉方法
在修煉方法上，主內丹修煉，不尚符籙，形成獨具特色的內丹理論。在教製教規上，規定道士心須出家住道觀，不許蓄妻室。為了約束道士言行，製定各項清規戒律，督促道眾嚴格遵守。這些皆與正一道有很大區別。
昆崳山位於膠東半島東端，橫亙牟平、文登兩地，方圓百裏，峰巒綿延，林深穀幽，古木參天。古稱“根餘山”，又稱“麻姑山”、“姑餘山”。“東牟之昆箭，昔麻姑洞天也。諸山綿亙相屬，秀異峭拔，為東方冠。山之足蹈海者三，相距皆不滿百裏，蓬萊、瀛洲、方丈，朝夕相望於晻靄間。蓋天地英靈自然之氣，獨鍾於此，故世多神仙異人焉”。明代以前，昆箭山“老樹參天，人跡罕到，野獸成群，羽族棲集，鹿呦狼嗥，百鳥爭歌。山間紫氣紅霞，雲霧繚繞，四季幽絕。僧客道流，雲遊棲止”，自古就與神仙結下不解之緣。
據考，昆箭山為上古“堯命羲仲居隅夷，日腸穀”的觀日出之地。春秋戰國時，昆箭山成為方仙術士向往之地。君王諸侯為圖霸業長久、生命永續，紛紛前來尋找不死之藥，加之方仙術士的推波助瀾，一時間，昆箭山名揚四海。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曾先後派人入東海尋訪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昆崳山甚至就是最終的目的地。史記所載祀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時主山川八神中，陰主（祠芝罘）、日主（祠成山）、月主（祠萊山）在昆箭山脈係之中。秦漢時期，秦始皇兩次東巡、漢武帝禮日成山，昆箭山是必經之地。北魏史學家崔鴻在《十六國春秋》裏稱昆箭山為“海上仙山之祖”。北宋政和六年（1116)，徽宗賜封麻姑為“虛緲真人”，曾經三見滄海桑田的麻姑在昆箭山有了安身之地，備受當地人崇拜。金正隆年間（1156一1161)，唐四仙姑、邱處機都曾在昆箭山修道並探討修煉之事。
由於昆箭山道教的曆史傳統，加上橫亙文登西境，是古代一切人員、文化東來的必經關隘，也就成為文化東傳的第一站或終點站。金大定七年（1167年）七月十八日，陝西道士王重陽來到寧海，創立了興盛於金元時期並流傳至今的全真道。因緣際會，昆崳山成為道教全真派發祥地，躋身道教名山之列。
發祥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陽在終南山鑿活死人墓，坐於墓中。幾年後覺得此路不通，填活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修煉，但沒吸引幾個信眾，道也難成。此時王重陽想起了醴泉縣再遇真仙時“速去東海，投譚捉馬”的啟示，乃於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自焚劉蔣村茅庵，經北邙山上清宮，於閏七月十八日抵山東寧海州，開始了“投譚捉馬”的傳道生涯。
大定七年（1167）九月，邱處機（1148一1227）自昆箭山來渴於全真庵，請為弟子。王重陽為之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同年冬，譚處端（1123一1185）環內出家。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
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馬鈺(1123一1183）出家，訓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是日，玉陽真人王處一（1142一1217）自文登牛仙山來，願為弟子，訓名處一。二月底，王重陽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昆箭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人郝大通(1140一1212）來昆箭山出家，訓名大通，號恬然子。八月，王重陽掣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薑實庵，立三教“七寶會”。
大定九年（1169)四月，王重陽引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時，為查山玉陽公飛傘傳號。重午日，馬鈺妻孫不二（1119一1182）詣金蓮堂出家，訓名不二，號清淨散人。
八月，王重陽在寧海立三教“金蓮會”。九月，王重陽到登州福山縣立三教“三光會”，於蓬萊立三教“玉華會”。領丹陽、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劉處玄（1147一1203）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十月，於掖縣立三教“平等會”。
在昆箭山周邊兩年多的時間裏，王重陽樹起“全真”大旗，開山收徒七人，世稱“海上七真人”；立會組社，創建教團。馬不停蹄，一鼓作氣，以超常的速度完成了全真教的開創工作。盡管王重陽本人死於從山東返迴陝西的途中，但已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為全真道的興盛奠定了基礎。七弟子秉承師尊教旨，以詩詞歌賦勸誘士人，以神奇詭異驚世駭俗的隨機施教方式，以“無為”為主旨，內修真功，吸引信徒，弘揚道法，勢力日益擴大。
王重陽師徒離開後，昆崳山的全真教活動一度沉寂，但並沒有因此停止，而且活動範圍不斷增大。
金廷對宗教發展所持的態度是嚴格管理以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一旦危及政權的穩固即實行打壓政策。為防範人民利用宗教“犯上作亂”，一度禁止道教及其它民間宗教的發展。大定十八年(11.78),“禁民間創建寺觀”；大定二十一年（1181)，“禁道士遊鄉”，遣發道人各迴本鄉。在這種背景下，在關中修煉傳道的馬丹陽於大定二十二年（1182)四月東歸寧海。同年秋，玉陽真人來寧海，渴丹陽真人，同宿於金蓮堂。離別昆崳山十多年後，馬丹陽故地重遊，過紫金峰喜曰：“此洞天福地名勝處也”，遂在峰後築契遇庵，峰前建東華庵，恢複了昆箭山的全真教。與此同時，在昆崳山周邊的寧海、文登、萊陽傳教，直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十二月二十二日升仙於萊陽縣遊仙宮。長生、玉陽二真人同主葬事，為之守墳百日。
大定二十七年（1187)，曾與丹陽探討修道的王玉陽在被金帝征召、衣錦還鄉後在昆崳山東南餘脈（今名尼姑庵）建立了聖水庵，開辟了另一個道場。
玉虛觀位於今乳山馮家鎮孔家村西北尼姑庵東坡坳穀。這裏山水幽深，林木茂美。曾出土具有唐代風格的雙層蓮花卷草紋石刻表明，金代以前這裏已有隋唐時期道教遺跡。1187年，金世宗因身體健康原因“博訪高道，求保養之術”，以修身養性擅名的全真道進入皇帝的視線。這年年底，最著神異的王玉陽被世宗征召問道。未幾，懇求還山，“師之鄉裏道俗，聞其來也，千百相率，前十餘舍遮道歡迎，不令他適，遂結茅於茲岩1197年，章宗征召王玉陽，賜“體玄真人”號，修真、崇福二觀，任便居之。為了推遲王玉陽迴返“聖水觀”,1198年，王玉陽門人於道潤等“以庵易觀，庸遲其來”，“人貲於禮部，賜玉虛觀焉”。幾年後，玉虛觀建成。金貞佑二年（1214)，徒眾為王玉陽樹碑立傳，建立“玉虛觀碑”。
現在玉虛觀遺址仍存金代遺跡“玉陽洞”和“玉虛觀碑”。“玉陽洞”人工鑿成，洞口距地麵10米。洞口東南向，拱形，高2.1米、寬0.85米；洞深7米、寬2、高3米，內原有神壇八龕，今皆不存。洞口上方有“玉陽洞天”四字，字大盈尺，據傳為王玉陽手書。玉虛觀碑螭首龜跌，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賜紫金魚袋國稱記撰，文山進士王良臣書丹，州學進士範景純篆額，清虛大師口知觀門事賜紫韓道溫、中和大師知觀門事賜紫劉道淵、葆真大師寧海州管內威儀賜紫門弟子王道玄立石，萊州省匠作頭郝貴同匠人侯政刊。碑首正麵篆刻“玉虛觀記”，碑文1600餘字，記載金世宗、金章宗召見王玉陽問道、易庵為觀、兩次敕碟賜額、拓建道院等事；碑陰刻“玉陽宗派之圖”，是研究金代道教活動的重要資料。
金帝征召和奉詔大醮不論對王玉陽個人還是全真教都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對王玉陽，“洞居九年”，受到皇家賞識，才能得以施展，理想得以實現，其個人威信和影響都達到頂峰，使這一時期成為王玉陽人生的黃金時代。同時，金帝征召問道說明全真教已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全真教的發展走上第一個台階，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轉機。
後來金大定、明昌年間，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後詔見王玉陽、邱處機、劉處玄等全真大師，征詢安邦之策和養生之道後，教旨由“無為”轉為“無為、有為相半”。劉處玄於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邱處機於金泰和四年（1204）相繼掌教，逐漸重視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全真道的主要活動基地轉移到昆箭山為中心的膠東半島。1219年，善於審時度勢選擇向背的丘處機率十八高徒西赴雪山，拜渴成吉思汗，取得信任，得賜金虎牌，“掌管天下出家人”，成為全真教發展史上又一重要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