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與澳葡開戰嗎？陳文強並沒有十分確定，但他必須做好準備。
在廣東，袁樹勳比張人駿要軟弱，唯朝廷之命是從，懼怕洋人，更懼怕由此影響他的前程；李準，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下不敢造次；吳祿貞在兩廣交界處領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粵。
這樣一來，能與澳葡一戰的隻剩下了陳文強的武裝警察。這還隻能應付陸上的戰鬥，如果需要水師配合，他不到場，李準也不會聽他調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實現擴張，那陳文強便隻能以牙還牙。盡管他安撫了張之洞，保證不輕舉妄動，但實際上，陳文強已經發出電報，命令廣東的武裝警察秘密集結。
葡萄牙，一個歐洲的三流小國，遠隔萬裏，能派出多少人馬遠征？就憑在澳門的那兩三艘稱不上船堅炮利的軍艦，就憑澳門那不到一千的駐軍，要真打起來，肯定不是大清國的對手。但曆史上的澳葡就是憑這麽點微薄的武力，卻製造了路環血案和浚海交涉兩大事件。
抵禦外侮，滿清是太軟弱無能了。陳文強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經對這個所謂的朝廷徹底喪失信心。
憑一己之力與澳葡開戰，陳文強當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謀劃的。最大的有利條件便是他是革命黨，他與西南革命軍暗通款曲，這樣他便能調動吳祿貞手下的人馬，而不用擔心革命軍趁機來攻。
當然，沒有人知道陳文強的通盤打算，也不明白與澳葡打一仗，對陳文強有著怎樣有利的作用。
一個強勢的人物。不僅僅是官職眾多，也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名望才能，還有著敢於迎戰的勇氣和魄力。隻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強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陳文強與另一位曾經位高權重的大人物——袁世凱還有著很大的不同：袁世凱的官位是比陳文強要高，勢力也要大，但他在*製度下卻依然是清廷可以隨時廢棄、甚至處死的卑微臣子；陳文強呢，卻遠離朝廷中樞，在瓊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廣東有舉足輕重的實力，清廷想處置他，談何容易？
換句話說。陳文強再加上吳祿貞，在西南革命軍的威脅下，是清廷不敢輕易觸動的地方實力派。袁世凱能明升暗降，調入中樞；張之洞也能用同樣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廣總督；陳文強呢，卻可以奉召而不至，領旨卻不遵，清廷也無可奈何。
事實上，陳文強還有一個要挾清廷的籌碼，應該是百試百靈的。隻不過他現在還不想用。很簡單，他隻要稍露出不滿，稍稍表示要轉投革命黨。清廷便隻能安撫，以穩定西南戰事。
辭別了張之洞，陳文強便乘火車立即南下。在湖南長沙、湘潭、衡陽、郴州稍作停留，視察並安排產業和警備軍的諸項事宜，然後才由水路進入廣東，由韶關再乘車，風塵仆仆迴到了廣州。
……………
在日本的“抗議”下，清廷外務部會同粵督袁樹勳嚴禁粵商抵製日貨，日本駐廣州領事也照會兩廣總督。允撤銷“二辰丸”案的賠款要求。
但抵日運動並不因官方的反對而終止，甚至範圍還在擴大。民情依然激憤。
其時，抵日運動正越來越廣泛、深入。早已經不是局限在廣東，但兩廣同鄉會最是熱情，不僅僅是國內，海外粵籍華僑也積極響應，從南洋到美洲，華商不訂日本貨，華人不用日本貨，以香港方麵組織“振興國貨會”開始，國內各商埠、城市也紛紛成立類似團體，將抵日運動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陳文強迴到廣州，拜見了總督袁樹勳，對其立場不表讚同，但也沒說過激言語，模棱兩可地應付了一番，便告辭而出。隨後的日子裏，他坐鎮黃埔，一邊繼續暗中支持抵日運動，一邊開始針對澳葡進行布置。
雖然作了打的心理準備，但軍事並不是唯一的手段。陳文強與智囊所製定的是“軍事與商業並舉”的掣馭澳門的方案。
在軍事方麵，陳文強以武裝警察接管了北山嶺的灣仔炮台，並進行加強，使兩處互為犄角，同時對各隘口亦加派軍隊駐紮；在商業方麵，陳文強則以勸業道的官職名分，鼓勵和支持華商加強香洲埠建設，並在灣仔開辟商場，動員澳門商民移遷其它地方開業，以抵製澳門商務。
香洲位於南海之濱、珠江口西岸，東水連香港，南接壤澳門，背倚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陳文強公布的優惠政策，比如免官稅三年；在香洲建廠所生產的商品在粵、桂、湘減免厘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蓋房、通電、通水、通路、通訊、通排汙、通排洪、平整土地）達一定額度者可直入選“香洲”管理委員會，除維護治安、打擊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務全部交由管理委員會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總之，香洲與後世的經濟特區比較相似，比當時上海的城廂自治更加寬鬆。而陳文強在此時推出諸項優惠政策，一是為了抑製澳葡商業，其次則是為了歡迎受邀而來的南洋、美洲兩大華商總會的諸位華商富豪。
外資和僑資，是陳文強招商引資的重點。外資中以德資為主，因為陳文強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僑資，對於陳文強來說，則是更感安全可靠。
從南洋到美洲，這兩大華僑最多的海外地區，能夠建立華商總會，能夠應陳文強的邀請迴國考察、投資，並不隻是陳文強一個人的影響，各地區的複興會支部也得到總部命令，號召僑商迴國參與建設，並為此做了很多工作。
從這一點來看，複興會本身的思想、理論建設，以及會員的眼光、見識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變得不那麽狹隘、偏激。(未完待續。)
在廣東，袁樹勳比張人駿要軟弱，唯朝廷之命是從，懼怕洋人，更懼怕由此影響他的前程；李準，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下不敢造次；吳祿貞在兩廣交界處領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粵。
這樣一來，能與澳葡一戰的隻剩下了陳文強的武裝警察。這還隻能應付陸上的戰鬥，如果需要水師配合，他不到場，李準也不會聽他調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實現擴張，那陳文強便隻能以牙還牙。盡管他安撫了張之洞，保證不輕舉妄動，但實際上，陳文強已經發出電報，命令廣東的武裝警察秘密集結。
葡萄牙，一個歐洲的三流小國，遠隔萬裏，能派出多少人馬遠征？就憑在澳門的那兩三艘稱不上船堅炮利的軍艦，就憑澳門那不到一千的駐軍，要真打起來，肯定不是大清國的對手。但曆史上的澳葡就是憑這麽點微薄的武力，卻製造了路環血案和浚海交涉兩大事件。
抵禦外侮，滿清是太軟弱無能了。陳文強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經對這個所謂的朝廷徹底喪失信心。
憑一己之力與澳葡開戰，陳文強當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謀劃的。最大的有利條件便是他是革命黨，他與西南革命軍暗通款曲，這樣他便能調動吳祿貞手下的人馬，而不用擔心革命軍趁機來攻。
當然，沒有人知道陳文強的通盤打算，也不明白與澳葡打一仗，對陳文強有著怎樣有利的作用。
一個強勢的人物。不僅僅是官職眾多，也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名望才能，還有著敢於迎戰的勇氣和魄力。隻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強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陳文強與另一位曾經位高權重的大人物——袁世凱還有著很大的不同：袁世凱的官位是比陳文強要高，勢力也要大，但他在*製度下卻依然是清廷可以隨時廢棄、甚至處死的卑微臣子；陳文強呢，卻遠離朝廷中樞，在瓊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廣東有舉足輕重的實力，清廷想處置他，談何容易？
換句話說。陳文強再加上吳祿貞，在西南革命軍的威脅下，是清廷不敢輕易觸動的地方實力派。袁世凱能明升暗降，調入中樞；張之洞也能用同樣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廣總督；陳文強呢，卻可以奉召而不至，領旨卻不遵，清廷也無可奈何。
事實上，陳文強還有一個要挾清廷的籌碼，應該是百試百靈的。隻不過他現在還不想用。很簡單，他隻要稍露出不滿，稍稍表示要轉投革命黨。清廷便隻能安撫，以穩定西南戰事。
辭別了張之洞，陳文強便乘火車立即南下。在湖南長沙、湘潭、衡陽、郴州稍作停留，視察並安排產業和警備軍的諸項事宜，然後才由水路進入廣東，由韶關再乘車，風塵仆仆迴到了廣州。
……………
在日本的“抗議”下，清廷外務部會同粵督袁樹勳嚴禁粵商抵製日貨，日本駐廣州領事也照會兩廣總督。允撤銷“二辰丸”案的賠款要求。
但抵日運動並不因官方的反對而終止，甚至範圍還在擴大。民情依然激憤。
其時，抵日運動正越來越廣泛、深入。早已經不是局限在廣東，但兩廣同鄉會最是熱情，不僅僅是國內，海外粵籍華僑也積極響應，從南洋到美洲，華商不訂日本貨，華人不用日本貨，以香港方麵組織“振興國貨會”開始，國內各商埠、城市也紛紛成立類似團體，將抵日運動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陳文強迴到廣州，拜見了總督袁樹勳，對其立場不表讚同，但也沒說過激言語，模棱兩可地應付了一番，便告辭而出。隨後的日子裏，他坐鎮黃埔，一邊繼續暗中支持抵日運動，一邊開始針對澳葡進行布置。
雖然作了打的心理準備，但軍事並不是唯一的手段。陳文強與智囊所製定的是“軍事與商業並舉”的掣馭澳門的方案。
在軍事方麵，陳文強以武裝警察接管了北山嶺的灣仔炮台，並進行加強，使兩處互為犄角，同時對各隘口亦加派軍隊駐紮；在商業方麵，陳文強則以勸業道的官職名分，鼓勵和支持華商加強香洲埠建設，並在灣仔開辟商場，動員澳門商民移遷其它地方開業，以抵製澳門商務。
香洲位於南海之濱、珠江口西岸，東水連香港，南接壤澳門，背倚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陳文強公布的優惠政策，比如免官稅三年；在香洲建廠所生產的商品在粵、桂、湘減免厘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蓋房、通電、通水、通路、通訊、通排汙、通排洪、平整土地）達一定額度者可直入選“香洲”管理委員會，除維護治安、打擊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務全部交由管理委員會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總之，香洲與後世的經濟特區比較相似，比當時上海的城廂自治更加寬鬆。而陳文強在此時推出諸項優惠政策，一是為了抑製澳葡商業，其次則是為了歡迎受邀而來的南洋、美洲兩大華商總會的諸位華商富豪。
外資和僑資，是陳文強招商引資的重點。外資中以德資為主，因為陳文強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僑資，對於陳文強來說，則是更感安全可靠。
從南洋到美洲，這兩大華僑最多的海外地區，能夠建立華商總會，能夠應陳文強的邀請迴國考察、投資，並不隻是陳文強一個人的影響，各地區的複興會支部也得到總部命令，號召僑商迴國參與建設，並為此做了很多工作。
從這一點來看，複興會本身的思想、理論建設，以及會員的眼光、見識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變得不那麽狹隘、偏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