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鄉委員會總辦，廣東省警察總辦，粵漢鐵路總辦兼鐵路巡警總辦，廣東新軍督辦，廣東鹽運使，厘物局總辦、鑄錢局總辦，廣東製造局會辦（廣東兵工廠），布政使司左參政（從三品），廣東省肅政廉訪使，黃埔總辦（主管黃埔水、魚雷局、船局和廣東水師學堂）。
身兼十數職，或者還不止，還沒有算上在湖廣兼任的職務。陳文強對此並不是如何喜悅，有賺錢的差事，花錢的差事卻是更多。新軍編練是大頭，製造局、機器局的改造、擴建也是吞錢的窟窿，還有清鄉剿匪、擴充警察、巡視海疆等花費，以及對西南戰事的物資、軍餉的部分供應。
雖然在外人看起來繁複而耗資巨大，但陳文強還是充滿了信心。特別是對革命軍的這次巨量補給後，短期內不會再有沉重負擔，工廠的三分之二產能也轉為民用生產製造，更大地創造效益。
而陳文強的產業之所以能夠興旺發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學管理、人盡其才、效率高、獎懲分明。不用和那些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工廠企業比，就是國內的民營企業，也沒有哪個能把現代化的經營理念運用得如此嫻熟和全麵。
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從陳文強的官職來看，兼有布政使衙門和臬司衙門的差使，雖然不是一把手，但依陳文強的實力，即便他擅權獨攬，也幾乎無人製得住他。盡管他處事圓滑，並不輕易開罪所謂的上官，可不表示他會象張人駿所建議的那樣隱忍窩屈。
清末，中央威權不斷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力很大。但握有兵權的將領更令督撫看重且不敢開罪。比如曆史上的水師提督李準，握有二十個巡防營的兵力，竟敢與總督張鳴歧分庭抗禮。直到張鳴歧調來龍濟光，分了李準的兵權。
雖然陳文強手中的武力現在隻有警察。但擴充和裝備後實力也不可低估，而且陸路提督吳祿貞是他的死黨，在廣東還真沒什麽人能夠撼動他。如果真的需要，陳文強也不憚於露出強霸的麵目。
經過幾年的發展和招攬，陳文強手下可謂是人才濟濟，很多事情都不用他親曆親為，隻要安排下去，差不多就能辦得妥當。
首先是廣東製造局（石井兵工廠）的搬遷。陳文強借口廣東無鐵礦、無煉鋼廠，把機器、設備和工人技師都遷往瓊州，與崖州兵工廠合並。
廣東兵工廠建於1874年，後改名廣東槍彈局，又稱石井兵工廠。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後，該批機器遂運往湖北漢陽，成為湖北槍炮廠。1896年槍彈廠改稱廣東製造西局，又稱稱槍彈廠石井新廠，下設槍廠。
到了1905年，因為原廠隻能仿造單響毛瑟。半用人工，每日僅出槍五枝，岑春煊遂奏請擴充製造。移建新廠於清遠縣大有村。並向德商信義、禮和兩洋行新購機器，其中有可造六密裏五口徑1898式5響毛瑟無煙快槍二十五枝之新式造槍機，及每日能造無煙彈25,000顆之造彈機，大小共計四百餘具，共六十七萬餘兩。又訂克虜伯格魯森廠每日出藥三百磅之製造棉花藥，轉造無煙藥各種機件共十四萬兩，已訂合同簽字。
這是外藩先斬後奏，突然想到要和朝廷提一下，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因前四川。湖南兩省上年均奏請購機建廠，由政務處駁令緩辦。練兵處正在計劃於全國兵隊所需之處，建北。中，南三廠，不再由各省自行其事，由陸軍部統一辦理。
一九零六年，岑春煊請以新機擴充舊廠。因新機已付款購定，並陸續運到。朝廷經過商議，由練兵處擬準廣東以新機擴充舊廠。
隨後，在廣東番禺石井製造西局旁購地，擴充舊廠成立製造軍械廠，後改名廣東兵工廠。以舊製造西局之槍彈廠改建為黑藥廠，炮械廠改建為機器廠，複建立槍廠及無煙彈廠。並在南海縣屬濱江口地方，另建無煙火藥廠。
雖然幾經波折，廣東兵工廠的經營卻並不見大的起色。起初，不僅設備購自德國，甚至連彈頭、彈殼銅坯均需進口；步槍的槍管，也是從外國買迴毛坯，再行鑽孔加工膛線。到了後期，雖然停止進口槍管毛坯，但仍需進口製槍鋼材。因為廣東省內一直沒有鋼鐵工業，如果買不到外國原料，就隻能停產。
而且，廣東兵工廠雖然仿造成功德國1904年式毛瑟步槍，稱之為光緒三十三年六米厘八新式五響無煙快槍。但手工化程度嚴重，每日隻能出槍二十餘枝。再者，兵工廠的規模尚稱齊整，然而住屋多廠房少，槍彈兩廠空氣不甚流通，夏間暑氣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製造軍械的原料，也大多來自外洋，因此產品價格昂貴，造不如買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陳文強對廣東兵工廠的機器設備還算滿意，畢竟是新購置的，沒有什麽大毛病。而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兵工廠的匠目，也就是技術骨幹。其中曾赴德見習製造工藝三個月（這三個月的見習是以購買德國機器為條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為陳文強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廣東兵工廠搬遷至瓊州，無疑使陳文強完全控製了軍火的生產和供給，而輔以科學管理後，創造效益也將是很快便能見到的事實。
搬遷兵工廠的同時，陳文強將兵工廠的數處土地發賣，又籌資兩萬元，投入黃埔船局，除剛剛大修並建成的三座石船塢外，再新建兩座大型水泥船塢，並擴建碼頭；又整修機械，聘請技師，重開維修、造船等業務。
其實，陳文強接手黃埔船局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柯拜、錄順兩座石船塢經修理後可供兩艘千噸級輪船同時入塢，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噸的輪船進塢修理。但隨著輪船尺度和噸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塢，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陳文強與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合作，對船廠進行改建、擴建。並從香港招收華籍技工，首先開始製造兩艘三千噸級商用輪船。
為什麽不造軍艦而是商用輪船，而且擴建船塢以修船為要，自然是關係到錢的問題。商用輪船是聯合航運公司下的定單，修船也是馬上能見到收益的，造軍艦那就是白扔給廣東水師了，官府哪有錢給陳文強。
現在陳文強把黃埔船局、水雷局、魚雷局全部收到手中，兩艘三千噸級的商用輪船也出廠一艘。另一艘再有月餘也能下水試航，賺到的錢已經夠這三個局一年的維持費用。
兵工廠、製造局這兩個產業安排完畢，陳文強又把鹽運使的職權充分使用。派人巡視廣東各鹽場，裁撤冗員，實行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辦法，提高產量和質量，降低成本。同時，陳文強開始在智囊團的策劃下，改革廣東鹽政。
說到鹽政，在整個清朝時期也進行過數次改革。但官場的*，監管的缺失，朝廷對利益的追求。使鹽政由綱法而變為票法，經過數十年的流變，卻重新迴歸到綱法的舊路上。
而通常來講，製度變遷有兩種類型：誘導性製度變遷和強製性製度變遷。綱法在實施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現存製度有強烈的需求，這是製度的鎖定效應，即製度的路徑依賴模型。在這種情況下，靠自發的需求誘導製度變遷，是不能夠實現轉變的。這種鎖定狀態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進政府的強製性行為。
陳文強有勇氣，有魄力。但對改革也慎之又慎，隻是在廣東試行鹽政改革。
首先是廢鹽引而行鹽票。使鹽業向更多商人開放。隻要到鹽政衙門領票就能經營，鹽業行銷的地界大大拓展，來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稅，持有鹽票越多的商人，稅負越高。
其次是官運商銷，利用廣東的沿海優勢，雇用聯合公司的輪船，將鹽批量運至各沿海港口，各鹽商可憑票在就近港口倉庫領鹽。
再有一項則是官督商銷：由鹽運使衙門主持，召集各地鹽商抽簽選出鹽商協會，與鹽運使衙門確定加價額度，大致以二成為最高限價，以鹽場出鹽成本為最低限價，盡量避免惡性競爭，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壟斷局麵。
最後一項改革措施則是廢厘為稅，有票運鹽，在廣東境內各厘金局不再收費，減少運鹽成本和盤剝環節。
縱觀有清一代的鹽法變革，無非是在綱法（鹽引）與票法之間遊走。票法之精髓，當在商人持票運鹽，自由競爭，不得世專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販，小商多則大商不能壟斷，商無壟斷權力，惡習必少，官場積弊亦少，浮費得以減輕，本輕利厚，因而運銷兩旺，官府、商人與民眾各得其所。
事實上，陳文強的改革措施有創造，卻也有抄襲。但他和智囊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綱法的積弊，也彌補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結的機會大大減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還是小民販，隻要在各地鹽運使衙門持銀領票，領到的鹽的價格幾乎是相同的。規模化的運輸和就近取鹽減少了個人運輸的成本，廢厘為稅減少了盤剝環節，限價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惡性競爭……
總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對周全的，作為暫行辦法也不是不能進行調整和完善的。當然，這些改革肯定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詆毀和反對，陳文強對此是有心理準備和防範措施的。
沒辦法，改革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與調整的過程。特殊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必然紛起而攻之。而這些人，自然是鹽引製度的“時窟穴鹽利之官胥吏”。
但陳文強決心已定，雷厲風行地開始實施這項遲到的改革。從而，那張充滿魔力的紙片變成了廢品，使靠鹽引賺取壟斷利潤的鹽商失去了特權，使普通百姓感到了鹽價大降的政策紅利。
接二連三的舉措令人瞠目結舌，厘金局與巡警總局合並辦公，各地的厘金所該撤的撤，該合的合，各所領導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確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減，也有增加的。
比如憑票領取的食鹽，厘金全免；本省農產品，厘金豁減大半；本省工廠企業製造之產品，厘金減半；洋貨，厘金加倍……
從以上也可以看出陳文強的思路，那就是變相地扶持民族工商業，打壓洋貨的銷售，涉及到民生方麵的更是予以優惠。既然他無法在關稅上進行保護，對於洋貨在銷售渠道和終端予以遏製，也就是唯一的辦法。畢竟洋貨也多是要靠國內的商人經銷，隻要他們覺得經營成本提高，自然也就會喪失販賣洋貨的積極性。
新任兩廣總督袁樹勳尚在路上，張人駿是胡混等待，廣東就隻剩下陳文強在上躥下跳，揮舞著各種權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風。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廣東風氣開放得早，幾任總督都重視教育，這也為陳文強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的大批優秀畢業生被陳文強招攬聘任，還有警察隊伍中抽調的精幹者，將被委以鹽運、厘金、製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機構的官職，分赴廣東各地，將陳文強的改革措施落實到位。
從表象上看，陳文強幹得風風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麵麵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裏了呢？答案或許會讓人吃驚，其實陳文強一直關注著清鄉剿匪，一直在招募擴充警察隊伍，一直要徹底扭轉廣東的治安。
其實道理並不難理解，陳文強想革除弊政，想鼓勵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廣東這個蛋糕做大，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就是根本。(未完待續。)
身兼十數職，或者還不止，還沒有算上在湖廣兼任的職務。陳文強對此並不是如何喜悅，有賺錢的差事，花錢的差事卻是更多。新軍編練是大頭，製造局、機器局的改造、擴建也是吞錢的窟窿，還有清鄉剿匪、擴充警察、巡視海疆等花費，以及對西南戰事的物資、軍餉的部分供應。
雖然在外人看起來繁複而耗資巨大，但陳文強還是充滿了信心。特別是對革命軍的這次巨量補給後，短期內不會再有沉重負擔，工廠的三分之二產能也轉為民用生產製造，更大地創造效益。
而陳文強的產業之所以能夠興旺發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學管理、人盡其才、效率高、獎懲分明。不用和那些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工廠企業比，就是國內的民營企業，也沒有哪個能把現代化的經營理念運用得如此嫻熟和全麵。
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從陳文強的官職來看，兼有布政使衙門和臬司衙門的差使，雖然不是一把手，但依陳文強的實力，即便他擅權獨攬，也幾乎無人製得住他。盡管他處事圓滑，並不輕易開罪所謂的上官，可不表示他會象張人駿所建議的那樣隱忍窩屈。
清末，中央威權不斷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力很大。但握有兵權的將領更令督撫看重且不敢開罪。比如曆史上的水師提督李準，握有二十個巡防營的兵力，竟敢與總督張鳴歧分庭抗禮。直到張鳴歧調來龍濟光，分了李準的兵權。
雖然陳文強手中的武力現在隻有警察。但擴充和裝備後實力也不可低估，而且陸路提督吳祿貞是他的死黨，在廣東還真沒什麽人能夠撼動他。如果真的需要，陳文強也不憚於露出強霸的麵目。
經過幾年的發展和招攬，陳文強手下可謂是人才濟濟，很多事情都不用他親曆親為，隻要安排下去，差不多就能辦得妥當。
首先是廣東製造局（石井兵工廠）的搬遷。陳文強借口廣東無鐵礦、無煉鋼廠，把機器、設備和工人技師都遷往瓊州，與崖州兵工廠合並。
廣東兵工廠建於1874年，後改名廣東槍彈局，又稱石井兵工廠。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後，該批機器遂運往湖北漢陽，成為湖北槍炮廠。1896年槍彈廠改稱廣東製造西局，又稱稱槍彈廠石井新廠，下設槍廠。
到了1905年，因為原廠隻能仿造單響毛瑟。半用人工，每日僅出槍五枝，岑春煊遂奏請擴充製造。移建新廠於清遠縣大有村。並向德商信義、禮和兩洋行新購機器，其中有可造六密裏五口徑1898式5響毛瑟無煙快槍二十五枝之新式造槍機，及每日能造無煙彈25,000顆之造彈機，大小共計四百餘具，共六十七萬餘兩。又訂克虜伯格魯森廠每日出藥三百磅之製造棉花藥，轉造無煙藥各種機件共十四萬兩，已訂合同簽字。
這是外藩先斬後奏，突然想到要和朝廷提一下，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因前四川。湖南兩省上年均奏請購機建廠，由政務處駁令緩辦。練兵處正在計劃於全國兵隊所需之處，建北。中，南三廠，不再由各省自行其事，由陸軍部統一辦理。
一九零六年，岑春煊請以新機擴充舊廠。因新機已付款購定，並陸續運到。朝廷經過商議，由練兵處擬準廣東以新機擴充舊廠。
隨後，在廣東番禺石井製造西局旁購地，擴充舊廠成立製造軍械廠，後改名廣東兵工廠。以舊製造西局之槍彈廠改建為黑藥廠，炮械廠改建為機器廠，複建立槍廠及無煙彈廠。並在南海縣屬濱江口地方，另建無煙火藥廠。
雖然幾經波折，廣東兵工廠的經營卻並不見大的起色。起初，不僅設備購自德國，甚至連彈頭、彈殼銅坯均需進口；步槍的槍管，也是從外國買迴毛坯，再行鑽孔加工膛線。到了後期，雖然停止進口槍管毛坯，但仍需進口製槍鋼材。因為廣東省內一直沒有鋼鐵工業，如果買不到外國原料，就隻能停產。
而且，廣東兵工廠雖然仿造成功德國1904年式毛瑟步槍，稱之為光緒三十三年六米厘八新式五響無煙快槍。但手工化程度嚴重，每日隻能出槍二十餘枝。再者，兵工廠的規模尚稱齊整，然而住屋多廠房少，槍彈兩廠空氣不甚流通，夏間暑氣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製造軍械的原料，也大多來自外洋，因此產品價格昂貴，造不如買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陳文強對廣東兵工廠的機器設備還算滿意，畢竟是新購置的，沒有什麽大毛病。而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兵工廠的匠目，也就是技術骨幹。其中曾赴德見習製造工藝三個月（這三個月的見習是以購買德國機器為條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為陳文強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廣東兵工廠搬遷至瓊州，無疑使陳文強完全控製了軍火的生產和供給，而輔以科學管理後，創造效益也將是很快便能見到的事實。
搬遷兵工廠的同時，陳文強將兵工廠的數處土地發賣，又籌資兩萬元，投入黃埔船局，除剛剛大修並建成的三座石船塢外，再新建兩座大型水泥船塢，並擴建碼頭；又整修機械，聘請技師，重開維修、造船等業務。
其實，陳文強接手黃埔船局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柯拜、錄順兩座石船塢經修理後可供兩艘千噸級輪船同時入塢，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噸的輪船進塢修理。但隨著輪船尺度和噸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塢，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陳文強與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合作，對船廠進行改建、擴建。並從香港招收華籍技工，首先開始製造兩艘三千噸級商用輪船。
為什麽不造軍艦而是商用輪船，而且擴建船塢以修船為要，自然是關係到錢的問題。商用輪船是聯合航運公司下的定單，修船也是馬上能見到收益的，造軍艦那就是白扔給廣東水師了，官府哪有錢給陳文強。
現在陳文強把黃埔船局、水雷局、魚雷局全部收到手中，兩艘三千噸級的商用輪船也出廠一艘。另一艘再有月餘也能下水試航，賺到的錢已經夠這三個局一年的維持費用。
兵工廠、製造局這兩個產業安排完畢，陳文強又把鹽運使的職權充分使用。派人巡視廣東各鹽場，裁撤冗員，實行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辦法，提高產量和質量，降低成本。同時，陳文強開始在智囊團的策劃下，改革廣東鹽政。
說到鹽政，在整個清朝時期也進行過數次改革。但官場的*，監管的缺失，朝廷對利益的追求。使鹽政由綱法而變為票法，經過數十年的流變，卻重新迴歸到綱法的舊路上。
而通常來講，製度變遷有兩種類型：誘導性製度變遷和強製性製度變遷。綱法在實施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現存製度有強烈的需求，這是製度的鎖定效應，即製度的路徑依賴模型。在這種情況下，靠自發的需求誘導製度變遷，是不能夠實現轉變的。這種鎖定狀態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進政府的強製性行為。
陳文強有勇氣，有魄力。但對改革也慎之又慎，隻是在廣東試行鹽政改革。
首先是廢鹽引而行鹽票。使鹽業向更多商人開放。隻要到鹽政衙門領票就能經營，鹽業行銷的地界大大拓展，來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稅，持有鹽票越多的商人，稅負越高。
其次是官運商銷，利用廣東的沿海優勢，雇用聯合公司的輪船，將鹽批量運至各沿海港口，各鹽商可憑票在就近港口倉庫領鹽。
再有一項則是官督商銷：由鹽運使衙門主持，召集各地鹽商抽簽選出鹽商協會，與鹽運使衙門確定加價額度，大致以二成為最高限價，以鹽場出鹽成本為最低限價，盡量避免惡性競爭，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壟斷局麵。
最後一項改革措施則是廢厘為稅，有票運鹽，在廣東境內各厘金局不再收費，減少運鹽成本和盤剝環節。
縱觀有清一代的鹽法變革，無非是在綱法（鹽引）與票法之間遊走。票法之精髓，當在商人持票運鹽，自由競爭，不得世專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販，小商多則大商不能壟斷，商無壟斷權力，惡習必少，官場積弊亦少，浮費得以減輕，本輕利厚，因而運銷兩旺，官府、商人與民眾各得其所。
事實上，陳文強的改革措施有創造，卻也有抄襲。但他和智囊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綱法的積弊，也彌補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結的機會大大減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還是小民販，隻要在各地鹽運使衙門持銀領票，領到的鹽的價格幾乎是相同的。規模化的運輸和就近取鹽減少了個人運輸的成本，廢厘為稅減少了盤剝環節，限價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惡性競爭……
總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對周全的，作為暫行辦法也不是不能進行調整和完善的。當然，這些改革肯定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詆毀和反對，陳文強對此是有心理準備和防範措施的。
沒辦法，改革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與調整的過程。特殊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必然紛起而攻之。而這些人，自然是鹽引製度的“時窟穴鹽利之官胥吏”。
但陳文強決心已定，雷厲風行地開始實施這項遲到的改革。從而，那張充滿魔力的紙片變成了廢品，使靠鹽引賺取壟斷利潤的鹽商失去了特權，使普通百姓感到了鹽價大降的政策紅利。
接二連三的舉措令人瞠目結舌，厘金局與巡警總局合並辦公，各地的厘金所該撤的撤，該合的合，各所領導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確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減，也有增加的。
比如憑票領取的食鹽，厘金全免；本省農產品，厘金豁減大半；本省工廠企業製造之產品，厘金減半；洋貨，厘金加倍……
從以上也可以看出陳文強的思路，那就是變相地扶持民族工商業，打壓洋貨的銷售，涉及到民生方麵的更是予以優惠。既然他無法在關稅上進行保護，對於洋貨在銷售渠道和終端予以遏製，也就是唯一的辦法。畢竟洋貨也多是要靠國內的商人經銷，隻要他們覺得經營成本提高，自然也就會喪失販賣洋貨的積極性。
新任兩廣總督袁樹勳尚在路上，張人駿是胡混等待，廣東就隻剩下陳文強在上躥下跳，揮舞著各種權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風。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廣東風氣開放得早，幾任總督都重視教育，這也為陳文強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的大批優秀畢業生被陳文強招攬聘任，還有警察隊伍中抽調的精幹者，將被委以鹽運、厘金、製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機構的官職，分赴廣東各地，將陳文強的改革措施落實到位。
從表象上看，陳文強幹得風風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麵麵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裏了呢？答案或許會讓人吃驚，其實陳文強一直關注著清鄉剿匪，一直在招募擴充警察隊伍，一直要徹底扭轉廣東的治安。
其實道理並不難理解，陳文強想革除弊政，想鼓勵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廣東這個蛋糕做大，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就是根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