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禦這種作戰形式決不是單純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隻是防守，怕是過於被動。若是在防禦中也有進攻，就是在總的戰略上實行內線的持久防禦，在戰術上進行外線的戰役或戰鬥……
其實，陳文強並沒有這樣精僻的軍事見解，但他基於財政支撐的困難，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糧、以戰養戰”。而要達到這些目的，革命軍的戰略戰術就必須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卻正是暗合了上麵的軍事理論。
當然，從軍事造詣上，吳祿貞比陳文強高出太多，但他經曆的是正統的軍事教育，考慮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勝利。換句話說，他對遊擊戰是有所涉獵的，但卻更喜歡打正規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隨著革命軍實力的迅速擴充，這種思維在不知不覺地占據主導。
這倒也不能說陳文強就是對的，吳祿貞犯了錯誤，隻能說兩人的思想和側重點有差異。陳文強對於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這也是資金緊張所造成的。同時呢，他對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遠沒有那些革命者強烈。
所以，在他潛意識裏便不會奢望通過一兩場大仗便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是不自覺地把時間放寬，把戰線拉長。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著必然吧？陳文強並不能絕對地確定，所以總是覺得時機還不到。還要耐下心來隱忍發展，要使實力更加強悍，要使資金積累得更多。
當陳文強重新啟程。趕到廣州的時候，革命軍也接到了瓊州總參謀部的命令。
“以不少於兩千的部隊轉進滇西、滇西南，與挺進支隊會合，趁敵空虛光複大片地區，或迫敵分兵再擇機殲滅。爭取在雨季之前穩固據有以保山中心的數縣之地，就地因糧，自力更生……”
“另以陸支隊主力轉進滇黔交界地區。在東麵形成對昆明或曲靖的威脅，並伺機向黔省發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斷之虞，迫敵分兵……”
“當麵之清軍若南攻，可倚險據堅節節防禦，亦可擾襲不斷削弱其實力。滇南光複區可守可棄，西南戰區參謀部可依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
“總部支援不會斷，但西南戰區要堅決貫徹‘就地因糧，以戰養戰’的原則，積極行動起來，軍政兩大工作要齊頭並進，不可放鬆……”
戰略戰術轉變了！聽完傳達，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想法。同時，他們也聽明出了總部麵臨的困難。再三強調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糧，要以戰養戰。
“與法人的交涉還沒有最後結果。雖然最低的要求是達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資流入，總部要支撐革命軍越來越多的人馬，還是力有未逮。”軍政府政務總長張繼知道得更為詳細，說得也更明白，“從兩三千人。到現在的一萬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無論如何難以長久的。現在清軍主力盡在北麵。在昆明周邊，滇西、滇西南極為空虛。而且，巡防隊的戰鬥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調兩千人馬，再加上已經派出的三支挺進支隊，三千多人槍足以縱橫滇西南、滇西。敵人若分兵，那正合我們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們就穩固占領，收糧收稅，自給自足。還要攻城掠地，利用繳獲來擴充人馬。”總參謀長葛智初得到張繼的示意，便接著說道：“以一隅敵全國，便要有長遠的打算，不可能通過一兩場決戰便打垮清廷。”
“從起事到現在，軍政府的名號是叫出去了，但卻並沒有什麽政府的樣子。”張繼苦笑了一下，說道：“雖然是形勢使然，可咱們也很不重視。從現在開始，從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據地開始，便要象政府那樣去運作。不光要有作戰部隊，還要有維護地方治安的警備軍。縣要有縣政府，鄉要有鄉委會，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權牢牢控製住，老百姓才會意識到這天是真變了，才不會把革命軍作匆匆過客。葛參謀長，你公布總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點了點頭，朗聲念道：“滇西軍分區，隸屬西南軍區；司令龍濟光，副司令秋競俠、楊文愷；參謀長宗少華，副參謀長陶雄；轄三個野戰團，一個軍分區警衛營……”
“滇黔桂軍分區，隸屬西南軍區；司令陸榮廷，副司令……”
“西南軍區本部，司令劉永福，副司令……”
更加細致的任命，意味著軍隊大幅擴充後的重新調整，西南戰區在地域上被劃成三塊，但卻不是獨立作戰。王支隊留少部人馬繼續依托十萬大山牽製騷擾清軍，主力則調迴本部，加強本部的力量。
而兩個軍分區各領三四千人馬，本部則有五六千之多，以盡量確保作為兩個軍分區聯係的中間鈕帶，並能繼續對法人形成壓力。大量政務人員則隨軍分配，跟著作戰部隊到各自的活動地區開展工作。
總部命令下達得突然，部隊展開行動也很迅速，蝟集於滇南與清軍對峙的革命軍東分西分，隻剩下了本部兩千多人馬。王支隊主力正在奉命轉迴，很快便會使本部人馬充實起來。而清軍，卻暫時對革命軍的行動沒有覺察。
…………
曆史證明，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前提條件，就是人民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權力，或得到實惠，隻有如此，改革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選擇。並為他們所擁護。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沒有做到這一點，又遇到時機不好，庚子年鬧下的巨額賠款。壓得清廷喘不過氣來，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經費就隻能取之於民。
辦什麽事情都要錢哪！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按編練三十六鎮的計劃估算，這一塊每年的預算就達到五千多萬兩，而當時清廷的財政收入也不過一億兩多一點。
結果呢，除了北洋六鎮按編製完成編練任務外，其它省份大多減少計劃。或者根本就是有名無實。而北洋新軍之所以得到朝廷財政支持，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負有拱衛京師之責。靠著朝廷強製攤派才得以保證經費的。為此，有人抱怨說：“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驚訝的是，在清王朝控製力日益縮減、統治危機加劇的情況下，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它的財政收入居然還能以每年數千萬兩的速度增長，這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籌款，清廷隻能向下攤派。而那些地方督撫們也叫苦不迭，上麵催得緊了，隻能層層轉移。向最廣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為鎮壓太平軍設立的厘卡製度，不但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撤銷，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
當時，清廷和地方政府在傳統的稅收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由於稅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當時因為推行新政、增加攤派而引發的民變事件愈來愈多，民眾對朝廷和官府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高漲，如各地毀厘卡、搶米風潮、衝擊新設立的警局甚至搗毀新學堂。
用民怨沸騰來形容清末的最後幾年，也許有些過分，但廣大民眾對這個威權逐漸減弱的朝廷確實是喪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這棵腐朽的大樹，他們是樂見其成，甚至是會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這也就是革命軍，乃至同盟會發動起義能夠應者雲集、迅速擴充的原因所在。雖然不排除會黨的作用，也不排除參與的民眾有趁火打劫、湊湊熱鬧的心理，但對官府的長期不滿，需要一個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來講，就是長期受壓製的邊緣群體有翻身的願望，有鬥爭的訴求，卻沒有管治的能力與妥協的精神。而當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動蕩時，騷亂便可一觸即發。就好比是，舞台已經搭好，隻等著機緣巧合的人登場而已。
而複興會和同盟會的革命黨則是要粉墨登場，在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顯然，複興會的行頭更光鮮，唱念作打更是樣樣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聲更多。
對此，陳文強是有切身體會的。到達廣州，他首先便來到粵漢鐵路廣東分公司，查看工程進度，召集董事會議。雖然他在外期間，電報聯係也沒有間斷，但還缺乏更細致的了解。
令陳文強感到欣慰的是，粵漢鐵路廣東段的修築還是比較正常，工程進度並沒有受到廣西戰亂的太大影響。從與各董事的隨意交談中，陳文強知道他們還是有疑慮的，但革命軍的紀律和行動，以及複興會喉舌的宣傳，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對於最近的黃岡和七女湖起義，大家的評價不高，甚至對官兵能夠平息暴亂而感到高興。
仔細想想也很正常，粵路“全係商股”，這些大股東、董事全是大商人，他們或許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經宣傳激勵而參加一些比較激烈的抵製行動。但畢竟有身家，對社會動亂是恐懼的。而同盟會發動會黨、綠林舉行起義，商界可能對革命黨人雖有一定同情，但無不懼怕會黨、綠林，更不會同這些擾亂秩序的群體建立聯絡。
現在，粵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為是築路條件較好的地段，所以，這一段的八十五公裏已經修築完成。也就是說，全長二百多公裏的粵漢鐵路廣東段幾乎已經修完了三分之一還多。
從整個粵漢鐵路的設計和修築來看，廣東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難度很大，而最困難的應該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關這四百多公裏。穿山越嶺，展長過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頭痛。
“資金的籌集很令人欣慰呀！”陳文強暫時還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後勘測、設計結果，而廣州分公司的籌款數量確實令他鬆了一口氣。
廣東商人、百姓踴躍附股，已經籌集到修路資金的半數，正擬開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簡單，獲利的希望源自於工程進度的不斷刷新。廣東商界對修築粵路則既有愛國熱情，也有籌集路款的實力與能力。
之前廣東鐵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這樣一個大公司，如何聘請合格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何協調管理層和股東關係，如何組織管理施工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被陳文強給解決了，可以說，修築鐵路的困難已經所剩不多。至於工程技術上的問題，自然有專業人員去處理，股東隻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這收益的希望，現在看來是越來越大，越為越近了。
“資金不是大問題，隻要鐵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廣東商民必踴躍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黃景棠行事比較激進，但卻是與廣東的鐵路事業大有關係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鐵路便有投資，對於陳文強的樂觀，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隻恐官府朝令夕改，時局動蕩不安，股金頓成泡影啊！”
“黃兄有何高見？”陳文強覺得黃景棠話裏有話，方才從有關鐵路的資料中掙出頭緒，用心地審視、探悉。
“是這樣……”
黃景棠既是鐵路公司董事，又是廣州商會的坐辦(即辦理商會內部事務的負責人)。他起初很積極協助正副會長主持會務，但後來覺得總商會被一些思想守舊的大紳商把持，依附官府權勢，忽視商界利益，從中謀私利。因此，他便想獨樹一幟，自己廣泛聯係一些具有學識、有新思想、辦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組織成立一個《粵商自治會》。
……………(未完待續)
其實，陳文強並沒有這樣精僻的軍事見解，但他基於財政支撐的困難，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糧、以戰養戰”。而要達到這些目的，革命軍的戰略戰術就必須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卻正是暗合了上麵的軍事理論。
當然，從軍事造詣上，吳祿貞比陳文強高出太多，但他經曆的是正統的軍事教育，考慮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勝利。換句話說，他對遊擊戰是有所涉獵的，但卻更喜歡打正規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隨著革命軍實力的迅速擴充，這種思維在不知不覺地占據主導。
這倒也不能說陳文強就是對的，吳祿貞犯了錯誤，隻能說兩人的思想和側重點有差異。陳文強對於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這也是資金緊張所造成的。同時呢，他對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遠沒有那些革命者強烈。
所以，在他潛意識裏便不會奢望通過一兩場大仗便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是不自覺地把時間放寬，把戰線拉長。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著必然吧？陳文強並不能絕對地確定，所以總是覺得時機還不到。還要耐下心來隱忍發展，要使實力更加強悍，要使資金積累得更多。
當陳文強重新啟程。趕到廣州的時候，革命軍也接到了瓊州總參謀部的命令。
“以不少於兩千的部隊轉進滇西、滇西南，與挺進支隊會合，趁敵空虛光複大片地區，或迫敵分兵再擇機殲滅。爭取在雨季之前穩固據有以保山中心的數縣之地，就地因糧，自力更生……”
“另以陸支隊主力轉進滇黔交界地區。在東麵形成對昆明或曲靖的威脅，並伺機向黔省發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斷之虞，迫敵分兵……”
“當麵之清軍若南攻，可倚險據堅節節防禦，亦可擾襲不斷削弱其實力。滇南光複區可守可棄，西南戰區參謀部可依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
“總部支援不會斷，但西南戰區要堅決貫徹‘就地因糧，以戰養戰’的原則，積極行動起來，軍政兩大工作要齊頭並進，不可放鬆……”
戰略戰術轉變了！聽完傳達，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想法。同時，他們也聽明出了總部麵臨的困難。再三強調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糧，要以戰養戰。
“與法人的交涉還沒有最後結果。雖然最低的要求是達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資流入，總部要支撐革命軍越來越多的人馬，還是力有未逮。”軍政府政務總長張繼知道得更為詳細，說得也更明白，“從兩三千人。到現在的一萬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無論如何難以長久的。現在清軍主力盡在北麵。在昆明周邊，滇西、滇西南極為空虛。而且，巡防隊的戰鬥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調兩千人馬，再加上已經派出的三支挺進支隊，三千多人槍足以縱橫滇西南、滇西。敵人若分兵，那正合我們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們就穩固占領，收糧收稅，自給自足。還要攻城掠地，利用繳獲來擴充人馬。”總參謀長葛智初得到張繼的示意，便接著說道：“以一隅敵全國，便要有長遠的打算，不可能通過一兩場決戰便打垮清廷。”
“從起事到現在，軍政府的名號是叫出去了，但卻並沒有什麽政府的樣子。”張繼苦笑了一下，說道：“雖然是形勢使然，可咱們也很不重視。從現在開始，從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據地開始，便要象政府那樣去運作。不光要有作戰部隊，還要有維護地方治安的警備軍。縣要有縣政府，鄉要有鄉委會，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權牢牢控製住，老百姓才會意識到這天是真變了，才不會把革命軍作匆匆過客。葛參謀長，你公布總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點了點頭，朗聲念道：“滇西軍分區，隸屬西南軍區；司令龍濟光，副司令秋競俠、楊文愷；參謀長宗少華，副參謀長陶雄；轄三個野戰團，一個軍分區警衛營……”
“滇黔桂軍分區，隸屬西南軍區；司令陸榮廷，副司令……”
“西南軍區本部，司令劉永福，副司令……”
更加細致的任命，意味著軍隊大幅擴充後的重新調整，西南戰區在地域上被劃成三塊，但卻不是獨立作戰。王支隊留少部人馬繼續依托十萬大山牽製騷擾清軍，主力則調迴本部，加強本部的力量。
而兩個軍分區各領三四千人馬，本部則有五六千之多，以盡量確保作為兩個軍分區聯係的中間鈕帶，並能繼續對法人形成壓力。大量政務人員則隨軍分配，跟著作戰部隊到各自的活動地區開展工作。
總部命令下達得突然，部隊展開行動也很迅速，蝟集於滇南與清軍對峙的革命軍東分西分，隻剩下了本部兩千多人馬。王支隊主力正在奉命轉迴，很快便會使本部人馬充實起來。而清軍，卻暫時對革命軍的行動沒有覺察。
…………
曆史證明，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否則，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前提條件，就是人民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權力，或得到實惠，隻有如此，改革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選擇。並為他們所擁護。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沒有做到這一點，又遇到時機不好，庚子年鬧下的巨額賠款。壓得清廷喘不過氣來，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經費就隻能取之於民。
辦什麽事情都要錢哪！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按編練三十六鎮的計劃估算，這一塊每年的預算就達到五千多萬兩，而當時清廷的財政收入也不過一億兩多一點。
結果呢，除了北洋六鎮按編製完成編練任務外，其它省份大多減少計劃。或者根本就是有名無實。而北洋新軍之所以得到朝廷財政支持，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負有拱衛京師之責。靠著朝廷強製攤派才得以保證經費的。為此，有人抱怨說：“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驚訝的是，在清王朝控製力日益縮減、統治危機加劇的情況下，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它的財政收入居然還能以每年數千萬兩的速度增長，這不得不說是個奇跡。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籌款，清廷隻能向下攤派。而那些地方督撫們也叫苦不迭，上麵催得緊了，隻能層層轉移。向最廣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為鎮壓太平軍設立的厘卡製度，不但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撤銷，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
當時，清廷和地方政府在傳統的稅收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由於稅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當時因為推行新政、增加攤派而引發的民變事件愈來愈多，民眾對朝廷和官府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高漲，如各地毀厘卡、搶米風潮、衝擊新設立的警局甚至搗毀新學堂。
用民怨沸騰來形容清末的最後幾年，也許有些過分，但廣大民眾對這個威權逐漸減弱的朝廷確實是喪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這棵腐朽的大樹，他們是樂見其成，甚至是會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這也就是革命軍，乃至同盟會發動起義能夠應者雲集、迅速擴充的原因所在。雖然不排除會黨的作用，也不排除參與的民眾有趁火打劫、湊湊熱鬧的心理，但對官府的長期不滿，需要一個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來講，就是長期受壓製的邊緣群體有翻身的願望，有鬥爭的訴求，卻沒有管治的能力與妥協的精神。而當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動蕩時，騷亂便可一觸即發。就好比是，舞台已經搭好，隻等著機緣巧合的人登場而已。
而複興會和同盟會的革命黨則是要粉墨登場，在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顯然，複興會的行頭更光鮮，唱念作打更是樣樣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聲更多。
對此，陳文強是有切身體會的。到達廣州，他首先便來到粵漢鐵路廣東分公司，查看工程進度，召集董事會議。雖然他在外期間，電報聯係也沒有間斷，但還缺乏更細致的了解。
令陳文強感到欣慰的是，粵漢鐵路廣東段的修築還是比較正常，工程進度並沒有受到廣西戰亂的太大影響。從與各董事的隨意交談中，陳文強知道他們還是有疑慮的，但革命軍的紀律和行動，以及複興會喉舌的宣傳，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對於最近的黃岡和七女湖起義，大家的評價不高，甚至對官兵能夠平息暴亂而感到高興。
仔細想想也很正常，粵路“全係商股”，這些大股東、董事全是大商人，他們或許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經宣傳激勵而參加一些比較激烈的抵製行動。但畢竟有身家，對社會動亂是恐懼的。而同盟會發動會黨、綠林舉行起義，商界可能對革命黨人雖有一定同情，但無不懼怕會黨、綠林，更不會同這些擾亂秩序的群體建立聯絡。
現在，粵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為是築路條件較好的地段，所以，這一段的八十五公裏已經修築完成。也就是說，全長二百多公裏的粵漢鐵路廣東段幾乎已經修完了三分之一還多。
從整個粵漢鐵路的設計和修築來看，廣東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難度很大，而最困難的應該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關這四百多公裏。穿山越嶺，展長過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頭痛。
“資金的籌集很令人欣慰呀！”陳文強暫時還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後勘測、設計結果，而廣州分公司的籌款數量確實令他鬆了一口氣。
廣東商人、百姓踴躍附股，已經籌集到修路資金的半數，正擬開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簡單，獲利的希望源自於工程進度的不斷刷新。廣東商界對修築粵路則既有愛國熱情，也有籌集路款的實力與能力。
之前廣東鐵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這樣一個大公司，如何聘請合格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何協調管理層和股東關係，如何組織管理施工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被陳文強給解決了，可以說，修築鐵路的困難已經所剩不多。至於工程技術上的問題，自然有專業人員去處理，股東隻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這收益的希望，現在看來是越來越大，越為越近了。
“資金不是大問題，隻要鐵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廣東商民必踴躍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黃景棠行事比較激進，但卻是與廣東的鐵路事業大有關係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鐵路便有投資，對於陳文強的樂觀，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隻恐官府朝令夕改，時局動蕩不安，股金頓成泡影啊！”
“黃兄有何高見？”陳文強覺得黃景棠話裏有話，方才從有關鐵路的資料中掙出頭緒，用心地審視、探悉。
“是這樣……”
黃景棠既是鐵路公司董事，又是廣州商會的坐辦(即辦理商會內部事務的負責人)。他起初很積極協助正副會長主持會務，但後來覺得總商會被一些思想守舊的大紳商把持，依附官府權勢，忽視商界利益，從中謀私利。因此，他便想獨樹一幟，自己廣泛聯係一些具有學識、有新思想、辦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組織成立一個《粵商自治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