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瓦在陽光下閃耀著燦爛的光彩，宮殿高大、巍峨，震懾人們的靈魂。
頤和園的仁壽殿裏，老狀元張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見，麵對慈禧的詢問，他直言官製的混亂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為推行新政籌措資金，國家財政陷入兩難的窘境稅收加重，官吏盤剝，民間怨聲載道等世情。
慈禧已年屆七十，腰杆雖挺直，但耳朵已有些背，誰又知道她已進入生命倒數的第五個年頭。
聞聽張謇所言，她半晌無語，然後長歎一聲，“我久不聞汝言，不想政事敗壞如此。你可以問問皇上，現在召對臣工，不論大小，甚至連縣官也時常召見，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語以求激發天良，要求他們認真辦事？萬不料竟全無感動！”
“國家衰弱，海外留學生亦對官員*和憲政進程不滿，紛紛擁護革命，民心渙散令人震驚。”張謇繼續說道：“若要收拾人心，微臣所得，非立憲不可。”
“兩江總督端方、黑龍江巡撫程德全等，亦上折警勸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趨高漲，應趕緊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慈禧停頓時了半晌，謹慎地說道：“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如今看來，倒是要抓緊了。對了，汝是從天津來？”
“迴太後，微臣是從天津來京。”張謇如實答道。
“汝曾見過袁世凱？”
閱曆豐富的張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淡定地迴答道：“微臣奉召恭請聖安，未覲見天顏，不敢往見別處。”
當時地方大員的權力日漸坐大。特別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東南各省官員的自保行動，令逃往西安顏麵掃地的慈禧頗為惱怒，因此對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這一襲擊式的逼問，就是想獲悉地方大員有沒有在她眼皮底下結黨壯大私人勢力。
慈禧似乎鬆了口氣，轉而問道：“上海冒出的陳文強，風頭很盛啊。汝與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樣一個人？”
“迴太後，微臣與陳文強有交往。依微臣觀之，其遊曆西洋求學，所知所得之科學在某些方麵抑或已超過洋人。”張謇啟奏道：“又兼其天資聰穎，奇思妙想層出不窮。若論對洋務之嫻熟，微臣未見國內能及之者。盧家灣建設日新月異，建廠通電，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遜色。”
“那他的政治傾向於哪一邊呢？”慈禧不放心地問道。
“微臣愚見，擁有龐大產業者，多數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害怕動亂、力求安定……”張謇以己度人，說著自己的判斷。
工商界的經營者，為什麽多是立憲派。其實正是張謇所說的理由。因為，社會安定正是他們的事業能否發展，是否會遭到破壞的首要條件。所以。他們希望改革，但更希望這種改革能盡可能地平穩過渡。
“既是洋務嫻熟，又幹出了幾件令洋人都讚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農工商部，可否任其為官哪？”
“微臣以為朝廷可先嘉獎之，再看他是否願意入朝為官。”張謇沉吟著說道：“其所發明的新藥能救千萬人生命。國際上極為讚譽。聽聞瑞典有一獎項曰諾貝爾獎，十分尊貴崇高。亦欲頒授給他。對此等振我國家聲名，揚我國人誌氣的人才，朝廷應不吝褒獎，方顯圖新改革之誠。”
“汝說得也有道理。”慈禧點了點頭，“這個陳文強倒是爭氣，讓洋人不敢笑我大清無人。嗯，你迴去告訴他，讓他忠良勤政，多為朝廷出力分憂。這高官厚祿，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記下了。”張謇恭謹地答道。
洋務運動後，清廷已意識到工商業是強國之本；庚子事變後，慈禧太後也意識到，提振國勢挽迴人心，非選擇變法道路不可，於是宣布實施新政，內容包括辦新學、練新軍等。
但實施新政便要花錢，苦於財政應付庚子賠款導致經費缺乏的滿清朝廷當然十分窘迫。於是，捐官便成了一個資金來源，不僅對國內商人，而且對對華僑僑商的態度也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鼓勵他們迴國投資公益事業和發展實業。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見從南洋蘇門答臘島前來的華僑商人張榕軒，任之官職，希望能帶動華商迴國投資，並且捐資輸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們也樂於通過捐納巨資，獲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張榕軒，用金錢開路，官職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繼升花翎三品銜、江西補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頂戴、廣西盡先補用道。
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滿清的改弦更張對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是有好處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設立領事館，開始注意保護當地華人的利益；對商人也放寬政策，由國內商人和僑商承攬的滬寧、滬杭、潮汕等鐵路，都建成通車。
但新政由於官員*，保守勢力阻礙，最主要是資金匱乏，而有所反複。而施行新政的成本無疑又攤派到稅賦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氣越大的惡性循環。相反，“新政”倒是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新軍與新式知識分子，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曆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更為民國的創建提供了條件。
再加上曆史欠賬太多，上百年來旗人的特權，對漢人的欺壓，實質上立憲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滿清貴族以最大的誠意，以最有勇氣、魄力的放權，形成實際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係，才有那麽一點點希望。但——這是不可能的。
結束了覲見，張謇走出了頤和園，坐上馬車前往住處。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斷變幻。
此次入京覲見，一來是奉召；二來是為了馬上要建立的合資銀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鈔票發行權；第三個目的則有些不好訴諸於外。經慈禧一問，張謇更猶豫著是否要繼續按照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與末代狀元張謇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糾葛，在名義上，張謇還可以稱為袁世凱的老師。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凱轉而投靠政治大鱷李鴻章後，“露才揚己”，毫不避忌。致使舊主吳長慶難堪，恩師張謇氣絕！為此，張謇寫下絕交信，從此割席。師徒二人從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來京之前，張謇曾給袁世凱去信，主動要求複交，這在當時需要有很大的勇氣，而這種勇氣來自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因袁世凱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營務處管帶副營，而是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壇要員。張謇當時為運動立憲而奔走唿號，急欲爭取得到袁世凱的支持。
於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堅冰。張謇寫信給袁世凱，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憲”。袁世凱也及時迴信，雖雲尚需時日，但“願為前驅”。
不想朝廷對袁世凱如此猜疑。張謇思來想去，認為暫時不宜與袁世凱直接接觸，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隻通過書信來往，並不外露已經聯絡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聲唿籲立憲，效果應該更好。
思慮已定，張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覺得心情暢快了許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鈔票發行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而順勢給陳文強請了賞賜，則是意外收獲。在他想來，陳文強既已經在上海建立基業，被爭取到立憲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輕有為的俊才，聲望日高，正可以成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過他的立憲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曾闡述了一個定律：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通俗地講，托克維爾定律其實就是一種“鬆動崩潰論”，它否定的是傳統智慧所說的“殘暴崩潰論”。也就是說，在君主殘暴時通常不會崩潰，在鬆動時反倒崩潰了。它的道理就在於*殘暴的時候，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現鬆動，一方麵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會；另一方麵，手銬被打碎，就會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忍。
據陳文強所知，有兩個案例，即蘇聯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證托克維爾定律。兩個政權都是在政治鬆動和力圖改革時，導致的全麵崩潰。所以，他與別人的思路是不同的，並不認為滿清的立憲和改革是對革命的削弱，反倒認為這是給革命提供的機會。(未完待續)
頤和園的仁壽殿裏，老狀元張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見，麵對慈禧的詢問，他直言官製的混亂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為推行新政籌措資金，國家財政陷入兩難的窘境稅收加重，官吏盤剝，民間怨聲載道等世情。
慈禧已年屆七十，腰杆雖挺直，但耳朵已有些背，誰又知道她已進入生命倒數的第五個年頭。
聞聽張謇所言，她半晌無語，然後長歎一聲，“我久不聞汝言，不想政事敗壞如此。你可以問問皇上，現在召對臣工，不論大小，甚至連縣官也時常召見，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語以求激發天良，要求他們認真辦事？萬不料竟全無感動！”
“國家衰弱，海外留學生亦對官員*和憲政進程不滿，紛紛擁護革命，民心渙散令人震驚。”張謇繼續說道：“若要收拾人心，微臣所得，非立憲不可。”
“兩江總督端方、黑龍江巡撫程德全等，亦上折警勸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趨高漲，應趕緊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慈禧停頓時了半晌，謹慎地說道：“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如今看來，倒是要抓緊了。對了，汝是從天津來？”
“迴太後，微臣是從天津來京。”張謇如實答道。
“汝曾見過袁世凱？”
閱曆豐富的張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淡定地迴答道：“微臣奉召恭請聖安，未覲見天顏，不敢往見別處。”
當時地方大員的權力日漸坐大。特別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東南各省官員的自保行動，令逃往西安顏麵掃地的慈禧頗為惱怒，因此對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她這一襲擊式的逼問，就是想獲悉地方大員有沒有在她眼皮底下結黨壯大私人勢力。
慈禧似乎鬆了口氣，轉而問道：“上海冒出的陳文強，風頭很盛啊。汝與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樣一個人？”
“迴太後，微臣與陳文強有交往。依微臣觀之，其遊曆西洋求學，所知所得之科學在某些方麵抑或已超過洋人。”張謇啟奏道：“又兼其天資聰穎，奇思妙想層出不窮。若論對洋務之嫻熟，微臣未見國內能及之者。盧家灣建設日新月異，建廠通電，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遜色。”
“那他的政治傾向於哪一邊呢？”慈禧不放心地問道。
“微臣愚見，擁有龐大產業者，多數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害怕動亂、力求安定……”張謇以己度人，說著自己的判斷。
工商界的經營者，為什麽多是立憲派。其實正是張謇所說的理由。因為，社會安定正是他們的事業能否發展，是否會遭到破壞的首要條件。所以。他們希望改革，但更希望這種改革能盡可能地平穩過渡。
“既是洋務嫻熟，又幹出了幾件令洋人都讚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農工商部，可否任其為官哪？”
“微臣以為朝廷可先嘉獎之，再看他是否願意入朝為官。”張謇沉吟著說道：“其所發明的新藥能救千萬人生命。國際上極為讚譽。聽聞瑞典有一獎項曰諾貝爾獎，十分尊貴崇高。亦欲頒授給他。對此等振我國家聲名，揚我國人誌氣的人才，朝廷應不吝褒獎，方顯圖新改革之誠。”
“汝說得也有道理。”慈禧點了點頭，“這個陳文強倒是爭氣，讓洋人不敢笑我大清無人。嗯，你迴去告訴他，讓他忠良勤政，多為朝廷出力分憂。這高官厚祿，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記下了。”張謇恭謹地答道。
洋務運動後，清廷已意識到工商業是強國之本；庚子事變後，慈禧太後也意識到，提振國勢挽迴人心，非選擇變法道路不可，於是宣布實施新政，內容包括辦新學、練新軍等。
但實施新政便要花錢，苦於財政應付庚子賠款導致經費缺乏的滿清朝廷當然十分窘迫。於是，捐官便成了一個資金來源，不僅對國內商人，而且對對華僑僑商的態度也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鼓勵他們迴國投資公益事業和發展實業。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見從南洋蘇門答臘島前來的華僑商人張榕軒，任之官職，希望能帶動華商迴國投資，並且捐資輸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們也樂於通過捐納巨資，獲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張榕軒，用金錢開路，官職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繼升花翎三品銜、江西補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頂戴、廣西盡先補用道。
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滿清的改弦更張對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是有好處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設立領事館，開始注意保護當地華人的利益；對商人也放寬政策，由國內商人和僑商承攬的滬寧、滬杭、潮汕等鐵路，都建成通車。
但新政由於官員*，保守勢力阻礙，最主要是資金匱乏，而有所反複。而施行新政的成本無疑又攤派到稅賦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氣越大的惡性循環。相反，“新政”倒是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新軍與新式知識分子，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曆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更為民國的創建提供了條件。
再加上曆史欠賬太多，上百年來旗人的特權，對漢人的欺壓，實質上立憲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滿清貴族以最大的誠意，以最有勇氣、魄力的放權，形成實際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係，才有那麽一點點希望。但——這是不可能的。
結束了覲見，張謇走出了頤和園，坐上馬車前往住處。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斷變幻。
此次入京覲見，一來是奉召；二來是為了馬上要建立的合資銀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鈔票發行權；第三個目的則有些不好訴諸於外。經慈禧一問，張謇更猶豫著是否要繼續按照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與末代狀元張謇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糾葛，在名義上，張謇還可以稱為袁世凱的老師。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凱轉而投靠政治大鱷李鴻章後，“露才揚己”，毫不避忌。致使舊主吳長慶難堪，恩師張謇氣絕！為此，張謇寫下絕交信，從此割席。師徒二人從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來京之前，張謇曾給袁世凱去信，主動要求複交，這在當時需要有很大的勇氣，而這種勇氣來自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因袁世凱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營務處管帶副營，而是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壇要員。張謇當時為運動立憲而奔走唿號，急欲爭取得到袁世凱的支持。
於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堅冰。張謇寫信給袁世凱，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憲”。袁世凱也及時迴信，雖雲尚需時日，但“願為前驅”。
不想朝廷對袁世凱如此猜疑。張謇思來想去，認為暫時不宜與袁世凱直接接觸，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隻通過書信來往，並不外露已經聯絡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聲唿籲立憲，效果應該更好。
思慮已定，張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覺得心情暢快了許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鈔票發行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而順勢給陳文強請了賞賜，則是意外收獲。在他想來，陳文強既已經在上海建立基業，被爭取到立憲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輕有為的俊才，聲望日高，正可以成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過他的立憲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曾闡述了一個定律：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通俗地講，托克維爾定律其實就是一種“鬆動崩潰論”，它否定的是傳統智慧所說的“殘暴崩潰論”。也就是說，在君主殘暴時通常不會崩潰，在鬆動時反倒崩潰了。它的道理就在於*殘暴的時候，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現鬆動，一方麵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會；另一方麵，手銬被打碎，就會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忍。
據陳文強所知，有兩個案例，即蘇聯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證托克維爾定律。兩個政權都是在政治鬆動和力圖改革時，導致的全麵崩潰。所以，他與別人的思路是不同的，並不認為滿清的立憲和改革是對革命的削弱，反倒認為這是給革命提供的機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