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聲抱歉。最近家裏事情太多，心情和思路受到了影響，連寫作時間也不能夠保證。幸好是免費章節，還算有點心理安慰。嗯，等事情都處理完了，才能專心寫作，還請大家多多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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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後，外資銀行數量日增，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資銀行大量借款後，外資銀行完全控製了中國的金融市場。起初，外資銀行主要辦理外商匯兌，與中國原有的金融機構並沒有聯係，但1860年之後，它們把低利率從社會上吸收來的存款借給錢莊。通過控製貸款等手段，分別於1872年、1878年、1897年造成三次金融風波，擠垮了無數的商行票號。
經此打擊，中國商界的有識之士深深感到外商操縱金融，對自己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需要有自己的金融機構作後盾。但鑒於外國銀行組織完備，可自己建銀行卻是無成規可循，以錢莊的老式運營手段與列強的近現代銀行競爭，劣勢明顯，所以，一直未有大的動作。
恰逢此時，陳文強提出了合資開辦大銀行，並將去南洋籌集資金招募人才。消息傳開，上海灘的巨商大賈特別關注，特別是甬商、蘇商集團，都派出代表，提前與陳文強洽談，表示了參股的意向。
當時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中國新式銀行，包括中外合辦、“官辦”銀行，僅誕生了華俄、中國通商、中國華商、大清等數家銀行。如果陳文強所倡議的這家銀行能夠順利開辦，則將是中國第一家華資商業銀行，且將是不同於舊式錢莊運營方式的新式銀行。
於是，在陳文強行前的兩天裏，便是應酬不斷。現在，他正身處虞洽卿、吳傳基、李厚垣、方舜年、嚴義彬等甬商舉辦的酒會之中。
上海與寧波交通便利，自清中葉以來，旅滬甬商一直是活躍於上海的一個頗具實力的商人群體。19世紀後半葉後，寧波幫的實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礦航運及公用事業，也就急需獲得金融業的支持。此前，虞洽卿曾組織上海工商業人士赴日考察，對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經營企業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有了開辦銀行的想法。
所以，陳文強要開辦合資商業銀行的消息一出來，虞洽卿所代表的甬商集團是最為積極、最為支持的。
西方的模式或許是為了讓陳文強這個假海歸更舒適，所以采用了與西餐會、酒會類似的模式。隻是在陳文強眼中看來，其中的長袍馬褂、辮子小帽著實有些不倫不類，所謂的名媛淑女也不過如此。他倒是更願意坐在一旁，饒有興趣地欣賞著這奇異的風景。
中國人精明，卻缺乏大智慧，有些時候其說精明，不如說滑頭；與其說精明，不如說世故；與其說精明，不如說是鑽營和算計；與其說精明，不如說沒有遠見，隻顧眼前利益。
虞洽卿，自幼家境貧寒，少年時隻身到上海瑞康顏料行學生意，多次為老板出謀劃策，使小小的瑞康顏料行在上海灘劇烈的商品競爭中化險為夷，站穩了腳跟，很為後來者效法和稱道。而且能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據理力爭，為維護中國人的尊嚴仗義執言，倒是個值得深交的人物。
朱葆三，勤奮敬業，從小夥計幹起，補習各種有關的商業知識，舉凡珠算、語文、大楷、記賬、商業尺牘等課程。由於工錢少，上不起英語補習夜校，他接連好幾個夜晚來到夜校門前，終於找到一個學生，每月給他五角錢，拜他做“小先生”，讓“小先生”每天夜裏放學後，再把學到的英語教給他。一年下來，朱葆三竟然真的學到一些英語會話，可與外商在生意場上勉強打打交道，從此大展宏圖。
陳春瀾，也是出身貧窮，但卻稟性善良，將自己做夥計幾年辛苦攢下的三百兩銀子借給一個名叫約瑟夫的破產德國人作迴家的路費。五年後，約瑟夫重返上海，送給其四船呢絨，並幫助陳春瀾租好鋪麵，扶持他開了一家專營德國呢絨的商行以作報答。陳春瀾一夜之間暴發當老板的事情在上海灘傳開後，不少外國人知道他善良誠實，都來和他做生意……
會聚於此的商人個個身價不菲，這也顯示出甬商在上海的地位。寧波自古以來有經商的傳統，在**戰爭之前，寧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上海開埠後，寧波港的地位急劇下降。而寧波商人利用地緣上的優勢，紛紛搶灘上海。寧波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時間較長，資金較為寬裕，所開設的錢莊也居於前列。
清末時，在上海的寧波秦家、鎮海方家、李家和葉家、慈溪董家、湖州許家、洞庭山嚴家和萬家、蘇州程家九大錢莊家族中，寧波籍（含鎮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時，以寧波商人為首開設的上海錢業公所，以及自身的同鄉會組織——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構成了一個緊密地互助協調係統，把寧波商人的財力、人脈盡可能得集中起來，從而確立了寧波幫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其實，陳文強要開辦銀行，並不認為在資金方麵會有很大困難。但如果能借助江浙、閩粵商人現成的經營網絡和人脈，銀行的網點便可一下子占領東南、西南兩個區域，省去了自行建設發展的大量成本和時間。
當然，陳文強隻需要那些守規則的、有眼光的商人加盟，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就讓他們自己去麵對現代經濟大潮的洗禮吧，相信沒有幾個能在外資銀行的擠壓中挺過來的。
而所謂的合資入股本就是雙向選擇，不光這些巨商大賈在權衡利弊得失，陳文強一邊含笑應酬，一邊也在觀察著他們的言行。即便不參與合資銀行，哪些人可以長遠共處，哪些人可以成為他的產業鏈條中的一環，他在心裏做著初步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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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後，外資銀行數量日增，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資銀行大量借款後，外資銀行完全控製了中國的金融市場。起初，外資銀行主要辦理外商匯兌，與中國原有的金融機構並沒有聯係，但1860年之後，它們把低利率從社會上吸收來的存款借給錢莊。通過控製貸款等手段，分別於1872年、1878年、1897年造成三次金融風波，擠垮了無數的商行票號。
經此打擊，中國商界的有識之士深深感到外商操縱金融，對自己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需要有自己的金融機構作後盾。但鑒於外國銀行組織完備，可自己建銀行卻是無成規可循，以錢莊的老式運營手段與列強的近現代銀行競爭，劣勢明顯，所以，一直未有大的動作。
恰逢此時，陳文強提出了合資開辦大銀行，並將去南洋籌集資金招募人才。消息傳開，上海灘的巨商大賈特別關注，特別是甬商、蘇商集團，都派出代表，提前與陳文強洽談，表示了參股的意向。
當時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中國新式銀行，包括中外合辦、“官辦”銀行，僅誕生了華俄、中國通商、中國華商、大清等數家銀行。如果陳文強所倡議的這家銀行能夠順利開辦，則將是中國第一家華資商業銀行，且將是不同於舊式錢莊運營方式的新式銀行。
於是，在陳文強行前的兩天裏，便是應酬不斷。現在，他正身處虞洽卿、吳傳基、李厚垣、方舜年、嚴義彬等甬商舉辦的酒會之中。
上海與寧波交通便利，自清中葉以來，旅滬甬商一直是活躍於上海的一個頗具實力的商人群體。19世紀後半葉後，寧波幫的實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礦航運及公用事業，也就急需獲得金融業的支持。此前，虞洽卿曾組織上海工商業人士赴日考察，對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經營企業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有了開辦銀行的想法。
所以，陳文強要開辦合資商業銀行的消息一出來，虞洽卿所代表的甬商集團是最為積極、最為支持的。
西方的模式或許是為了讓陳文強這個假海歸更舒適，所以采用了與西餐會、酒會類似的模式。隻是在陳文強眼中看來，其中的長袍馬褂、辮子小帽著實有些不倫不類，所謂的名媛淑女也不過如此。他倒是更願意坐在一旁，饒有興趣地欣賞著這奇異的風景。
中國人精明，卻缺乏大智慧，有些時候其說精明，不如說滑頭；與其說精明，不如說世故；與其說精明，不如說是鑽營和算計；與其說精明，不如說沒有遠見，隻顧眼前利益。
虞洽卿，自幼家境貧寒，少年時隻身到上海瑞康顏料行學生意，多次為老板出謀劃策，使小小的瑞康顏料行在上海灘劇烈的商品競爭中化險為夷，站穩了腳跟，很為後來者效法和稱道。而且能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據理力爭，為維護中國人的尊嚴仗義執言，倒是個值得深交的人物。
朱葆三，勤奮敬業，從小夥計幹起，補習各種有關的商業知識，舉凡珠算、語文、大楷、記賬、商業尺牘等課程。由於工錢少，上不起英語補習夜校，他接連好幾個夜晚來到夜校門前，終於找到一個學生，每月給他五角錢，拜他做“小先生”，讓“小先生”每天夜裏放學後，再把學到的英語教給他。一年下來，朱葆三竟然真的學到一些英語會話，可與外商在生意場上勉強打打交道，從此大展宏圖。
陳春瀾，也是出身貧窮，但卻稟性善良，將自己做夥計幾年辛苦攢下的三百兩銀子借給一個名叫約瑟夫的破產德國人作迴家的路費。五年後，約瑟夫重返上海，送給其四船呢絨，並幫助陳春瀾租好鋪麵，扶持他開了一家專營德國呢絨的商行以作報答。陳春瀾一夜之間暴發當老板的事情在上海灘傳開後，不少外國人知道他善良誠實，都來和他做生意……
會聚於此的商人個個身價不菲，這也顯示出甬商在上海的地位。寧波自古以來有經商的傳統，在**戰爭之前，寧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上海開埠後，寧波港的地位急劇下降。而寧波商人利用地緣上的優勢，紛紛搶灘上海。寧波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時間較長，資金較為寬裕，所開設的錢莊也居於前列。
清末時，在上海的寧波秦家、鎮海方家、李家和葉家、慈溪董家、湖州許家、洞庭山嚴家和萬家、蘇州程家九大錢莊家族中，寧波籍（含鎮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時，以寧波商人為首開設的上海錢業公所，以及自身的同鄉會組織——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構成了一個緊密地互助協調係統，把寧波商人的財力、人脈盡可能得集中起來，從而確立了寧波幫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其實，陳文強要開辦銀行，並不認為在資金方麵會有很大困難。但如果能借助江浙、閩粵商人現成的經營網絡和人脈，銀行的網點便可一下子占領東南、西南兩個區域，省去了自行建設發展的大量成本和時間。
當然，陳文強隻需要那些守規則的、有眼光的商人加盟，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就讓他們自己去麵對現代經濟大潮的洗禮吧，相信沒有幾個能在外資銀行的擠壓中挺過來的。
而所謂的合資入股本就是雙向選擇，不光這些巨商大賈在權衡利弊得失，陳文強一邊含笑應酬，一邊也在觀察著他們的言行。即便不參與合資銀行，哪些人可以長遠共處，哪些人可以成為他的產業鏈條中的一環，他在心裏做著初步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