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三年的大上海，在新舊勢力衝突、內憂外患激蕩下，終於爆出了耀眼的革命性的火花。拒法、拒俄，集會遊行，麻木、彷徨的民眾在一連串的民族自覺運動中漸漸覺醒。
而國家民族觀念的爆發和傳播，也可自這一年為肇始。普通民眾固然隻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腳色，參與群眾活動對於時艱也無補益，但對於參加的個人來說，卻是一種精神上的啟迪，思想上的升華。
三家大鴉*片商，不管是外地的，還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獨家的，還是聯合出資的。全部都葬身於一天的交易過程中，隻有一個車夫幸存，並目睹了價值數十萬的鴉*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殺戮、濃煙、烈火……形似虎門銷煙，不能說是給剛剛興起的民族自覺活動推波助瀾吧，也可以說是增添了一個亮點和談資。
殺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毀這巨量的鴉*片則更顯示出七殺無比堅定的決心和意誌，這無關於錢財，也絕不是錢財能左右的事實。
宣戰，最嚴正的宣戰。黑名單又增加了名字，七殺也發出了最冷酷的威脅，這是一場戰爭，一場血肉橫飛的持久戰爭，如果規定個收手時間的話，那就是所有煙販被殺光，所有煙毒被禁絕的時候。
而就是這樣血淋淋的叫囂和威脅，卻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聲音。因為當時正是國難深重的時期，正是激進狂熱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時候。而最持反對意見的煙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們的意見也就不必理會了。
借著張園拒俄集會為旅滬華人工會的成功造勢，又有黑吃黑的近百萬資金，旅滬華人工會算是立穩了腳跟。不僅能夠比舊式會館更能有力地幫助照顧旅滬華工，更有資金免費散發戒煙丸，聲名日漸高漲。
而在陳文強的策劃下，由華美印書局秘密印刷，《革命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在這裏，曆史沒有重演，刊登《革命軍》的不是蘇報，而是在上海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鏡報。作者鄒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筆名發表。
所謂的鏡報，不過是在租界中租了個小屋子，掛了個牌子，安排了兩個幫中兄弟撐門麵。發行的幾期報紙也是旅滬華人工會的喉舌《公義通訊社》代為編輯，華美印書局印刷。這樣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當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實，這樣的空頭報紙在當時也不算稀奇，很多辦報紙的人都是從寫稿，采新聞，編輯，印刷，發行一把抓。窮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辦了。實在采不到新聞，就自己編“獨家電訊”，再不就連夜通宵趕一篇稿子填上。最極端的如陳獨秀當年(也是一個革命黨)，辦《安徽俗話報》，一個人包攬從寫到發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從腦袋上往下掉。
當然，陳文強這樣的安排顯得不夠擔當，在革命黨眼中是貪生怕死，但好處也是顯而易見，不會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結果是一樣的。因為鏡報本身就不是以贏利為目的，報紙發行量小沒關係，可以免費呀！管你是平頭百姓，還是學生商人，雇上數百報童，見人就塞還不行啊！
陳文強雖然不讚同以排滿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覺是對的。在當時，言論不激進、不熱血就沒市場，《革命軍》要引起轟動，就不能改。事實上也是如此，《革命軍》因其鮮明的政治色彩，強烈鬥爭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長期蘊蓄在人民群眾心中的階級仇、民族恨，無所顧忌地唿喊出來，它旗幟鮮明、大膽潑辣地“勸動天下造反”，猶如一聲春雷，炸開了萬馬齊喑的中國大地，受到廣泛的歡迎。
少年壯誌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不被殘暴*壓迫得喘過不氣來，不被喪權辱國的條約刺激得憤懣滿胸，不是生活這種水深火熱，亡國滅種之機，斷不能寫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軍》如同一顆重磅炸彈落在清政府頭上，不僅使清政府驚恐萬狀，同時也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當時鼓動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論著在海內外廣為傳播。
報紙刊載完了，再發單行本，陳文強的策劃周密而連續。一月之內，數千冊銷行殆盡，竟然彌補了報紙的花費，還略有贏餘。
“鄒容小弟，這四百元是你的稿費。”當陳文強把錢交給鄒容的時候，鄒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難道是為了錢而寫。
“知道你在想什麽。”陳文強淡淡一笑，說道：“你還沒看穿啊，這事業不管高尚與否，終歸是要落到這等俗物之上。是辦報宣傳，還是買槍造反，或是跋涉串聯，沒有錢，卻是什麽都辦不成。嗯，說最簡單的，革命也要吃飯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給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個好名聲呢！”
鄒容想了想，把錢揣了起來，抬頭問道：“陳大哥，前幾天你說過聽到了不好的風聲，不知道現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樂觀。”陳文強沉吟了一下，說道：“我會做些準備，但也要看事情會如何發生，並且如何發展。”
曆史的表層總是鮮活的、生動的，而它的深層是受必然性的規律製約的。因此，《革命軍》的推出不是蘇報，但蘇報案卻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蘇報》誕生於上海英租界。創辦人胡璋是個畫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義注冊，掛著日商的牌子，投身於十裏洋場的報業競爭潮流中。辦報之初，胡璋企圖用小道消息、黃色新聞來吸引讀者，可惜，此種風格的小報在上海多如牛毛，《蘇報》也逐漸淪入了“營業不利、難以為繼”的境地，最後胡璋不得不將它賣給了因罷官而閑居滬上、想靠清議救國的陳範。
而國家民族觀念的爆發和傳播，也可自這一年為肇始。普通民眾固然隻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腳色，參與群眾活動對於時艱也無補益，但對於參加的個人來說，卻是一種精神上的啟迪，思想上的升華。
三家大鴉*片商，不管是外地的，還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獨家的，還是聯合出資的。全部都葬身於一天的交易過程中，隻有一個車夫幸存，並目睹了價值數十萬的鴉*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殺戮、濃煙、烈火……形似虎門銷煙，不能說是給剛剛興起的民族自覺活動推波助瀾吧，也可以說是增添了一個亮點和談資。
殺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毀這巨量的鴉*片則更顯示出七殺無比堅定的決心和意誌，這無關於錢財，也絕不是錢財能左右的事實。
宣戰，最嚴正的宣戰。黑名單又增加了名字，七殺也發出了最冷酷的威脅，這是一場戰爭，一場血肉橫飛的持久戰爭，如果規定個收手時間的話，那就是所有煙販被殺光，所有煙毒被禁絕的時候。
而就是這樣血淋淋的叫囂和威脅，卻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聲音。因為當時正是國難深重的時期，正是激進狂熱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時候。而最持反對意見的煙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們的意見也就不必理會了。
借著張園拒俄集會為旅滬華人工會的成功造勢，又有黑吃黑的近百萬資金，旅滬華人工會算是立穩了腳跟。不僅能夠比舊式會館更能有力地幫助照顧旅滬華工，更有資金免費散發戒煙丸，聲名日漸高漲。
而在陳文強的策劃下，由華美印書局秘密印刷，《革命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在這裏，曆史沒有重演，刊登《革命軍》的不是蘇報，而是在上海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鏡報。作者鄒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筆名發表。
所謂的鏡報，不過是在租界中租了個小屋子，掛了個牌子，安排了兩個幫中兄弟撐門麵。發行的幾期報紙也是旅滬華人工會的喉舌《公義通訊社》代為編輯，華美印書局印刷。這樣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當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實，這樣的空頭報紙在當時也不算稀奇，很多辦報紙的人都是從寫稿，采新聞，編輯，印刷，發行一把抓。窮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辦了。實在采不到新聞，就自己編“獨家電訊”，再不就連夜通宵趕一篇稿子填上。最極端的如陳獨秀當年(也是一個革命黨)，辦《安徽俗話報》，一個人包攬從寫到發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從腦袋上往下掉。
當然，陳文強這樣的安排顯得不夠擔當，在革命黨眼中是貪生怕死，但好處也是顯而易見，不會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結果是一樣的。因為鏡報本身就不是以贏利為目的，報紙發行量小沒關係，可以免費呀！管你是平頭百姓，還是學生商人，雇上數百報童，見人就塞還不行啊！
陳文強雖然不讚同以排滿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覺是對的。在當時，言論不激進、不熱血就沒市場，《革命軍》要引起轟動，就不能改。事實上也是如此，《革命軍》因其鮮明的政治色彩，強烈鬥爭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長期蘊蓄在人民群眾心中的階級仇、民族恨，無所顧忌地唿喊出來，它旗幟鮮明、大膽潑辣地“勸動天下造反”，猶如一聲春雷，炸開了萬馬齊喑的中國大地，受到廣泛的歡迎。
少年壯誌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不被殘暴*壓迫得喘過不氣來，不被喪權辱國的條約刺激得憤懣滿胸，不是生活這種水深火熱，亡國滅種之機，斷不能寫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軍》如同一顆重磅炸彈落在清政府頭上，不僅使清政府驚恐萬狀，同時也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當時鼓動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論著在海內外廣為傳播。
報紙刊載完了，再發單行本，陳文強的策劃周密而連續。一月之內，數千冊銷行殆盡，竟然彌補了報紙的花費，還略有贏餘。
“鄒容小弟，這四百元是你的稿費。”當陳文強把錢交給鄒容的時候，鄒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難道是為了錢而寫。
“知道你在想什麽。”陳文強淡淡一笑，說道：“你還沒看穿啊，這事業不管高尚與否，終歸是要落到這等俗物之上。是辦報宣傳，還是買槍造反，或是跋涉串聯，沒有錢，卻是什麽都辦不成。嗯，說最簡單的，革命也要吃飯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給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個好名聲呢！”
鄒容想了想，把錢揣了起來，抬頭問道：“陳大哥，前幾天你說過聽到了不好的風聲，不知道現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樂觀。”陳文強沉吟了一下，說道：“我會做些準備，但也要看事情會如何發生，並且如何發展。”
曆史的表層總是鮮活的、生動的，而它的深層是受必然性的規律製約的。因此，《革命軍》的推出不是蘇報，但蘇報案卻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蘇報》誕生於上海英租界。創辦人胡璋是個畫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義注冊，掛著日商的牌子，投身於十裏洋場的報業競爭潮流中。辦報之初，胡璋企圖用小道消息、黃色新聞來吸引讀者，可惜，此種風格的小報在上海多如牛毛，《蘇報》也逐漸淪入了“營業不利、難以為繼”的境地，最後胡璋不得不將它賣給了因罷官而閑居滬上、想靠清議救國的陳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