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遊學譯編》、《浙江潮》等書遞到了阿發的手裏，他有些疑惑，隨手翻了幾頁，抬起頭詢問道：“反對滿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黨？”
查理宋見阿發隻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麽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麽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迴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麽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隻破不立，或者說是隻會破不會立？革命是隻需要鼓與唿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裏，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複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製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換而言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單拿出來自然是片麵和狹隘的，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立強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憑革命家的鼓動和宣傳能夠擺脫列強的壓榨欺侮嗎？沒有長時間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麵的艱苦創業和艱苦的量的準備，革命固然能推翻一個舊社會，但新社會的形態又會是什麽模樣呢？
而阿發的問題看似簡單，卻隱含了這樣的思想和判斷。就象魯迅先生說到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難道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們看成是新世紀複興中華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隻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裏都沒有變化。
直到一*零年前後，晚清王韜的《法國誌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隻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詞已經有了新的語義，那便不同於中國曆史上的造反和叛亂，更不應隻以排滿和推翻清廷為最終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濟世良方，建設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實，阿發的思想還沒有說得這麽深，也沒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聽來也頗有些詭辯的意味。但阿發的態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對，但他搞實業、發展實用科學，也是革命的一項工作。也就是說，阿發起碼暫時是不準備參與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種革命。
“若是要具體的理論，陳先生可以看看這個。”查理宋不想輕易放棄，從書中挑出一本遞給阿發，讚揚道：“有農功，又有工功，還有鐵路、機器，實乃是濟世之作。”
阿發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麵子，便拿過來翻看著。顯然，在他看來，上麵所說的並不新鮮，什麽廣用機器、多開工廠，什麽以農為經、以商為緯，什麽大修鐵路、四通八達……隻要對列強國家的曆史情況有所了解，寫出這些並不是很難。
“其實，這就是職業革命家，或者說是政治家和實幹家的區別。”阿發看得很快，因為很多內容並不需要仔細琢磨考慮，但他與查理宋看問題的角度和思維是不同的，“這些東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寫的，目標高遠，前景樂觀，卻是鼓動和宣傳。但要實現，卻需要具體而細致的辦法，需要各種職業和特長的實幹家去艱苦奮鬥。更重要的是，需要巨量的資金。請問，資金何來？”
“我不否認實幹家的作用，但沒有遠大的理想，如何有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查理宋很有些失望，因為沒看見阿發欣喜若狂、拍案讚歎，但他依然耐著性子解釋道：“革命需要北辰，現在已經有了，有誌之士自然要追隨他，支持他，擁護他，為最終的目標而努力奮鬥。”
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也就是思維模式和思想理論是不同的。阿發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尊重卻不迷信權威。況且，所謂的革命的北辰的這些理論，對阿發來說既不新穎又不具體，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認實幹家的作用，那我就先爭取做其中之一吧！”阿發笑著說道：“爭論是大可不必的，總有時間去證明誰對誰錯。對了，今天我想與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簡單地說，就是我想開家報館，想請查理的華美印刷廠承攬印刷這一塊。”
見阿發岔開了話題，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說下去。何況，阿發雖然沒有明確的承諾，可也沒有明顯的反對，還把這些書都留下了，看來似乎是可以爭取的。
而阿發的後世思維使他更講求實際，盡管他也不否認理想的作用和革命的必要性。但他著重的不是那種放嘴炮的高瞻遠矚，而是顯得有些不夠熱血激進的腳踏實地，就象想幹什麽和能幹什麽的區別。令人炫目激動的目標固然可以有，但如何實現的手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
查理宋見阿發隻是疑惑和詢問，卻沒有什麽驚訝神情，便覺得大有希望，笑道：“這是朋友們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說，我是林肯的忠實信徒，覺得這些書挺不錯。”
阿發似信非信地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調侃道：“印行*，必定發財，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條規律吧！”
“發財嘛，算是吧！”查理宋望著阿發，意味深長地說道：“那陳先生對革命黨，革命，又是怎麽看的呢？”
阿發想了想，並沒有直接迴答，而是反問道：“那查理怎麽看國學和實用科學？革命是破而後立，還是隻破不立，或者說是隻會破不會立？革命是隻需要鼓與唿的宣傳家，還是也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者？”
這一連串的問題立刻讓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當時的絕大多數革命者心裏，幾乎都有一個革命萬能的認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滿清政權，革命成功了，便一切問題都能解決。國家能獨立強盛，民族能複興升騰，百姓能安居樂業，革命似乎就是一劑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但實際上呢，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獨立要取決於多種因素。對一個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製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換舊符”，具有明顯的質的突變；但對一個社會形態的物質基礎、科學文化乃至人才發展而言，在新質基礎上開始的新的飛躍卻是離不開量的積累的。
換而言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單拿出來自然是片麵和狹隘的，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獨立強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憑革命家的鼓動和宣傳能夠擺脫列強的壓榨欺侮嗎？沒有長時間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麵的艱苦創業和艱苦的量的準備，革命固然能推翻一個舊社會，但新社會的形態又會是什麽模樣呢？
而阿發的問題看似簡單，卻隱含了這樣的思想和判斷。就象魯迅先生說到的：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難道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們看成是新世紀複興中華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隻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裏都沒有變化。
直到一*零年前後，晚清王韜的《法國誌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隻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詞已經有了新的語義，那便不同於中國曆史上的造反和叛亂，更不應隻以排滿和推翻清廷為最終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濟世良方，建設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實，阿發的思想還沒有說得這麽深，也沒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聽來也頗有些詭辯的意味。但阿發的態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對，但他搞實業、發展實用科學，也是革命的一項工作。也就是說，阿發起碼暫時是不準備參與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種革命。
“若是要具體的理論，陳先生可以看看這個。”查理宋不想輕易放棄，從書中挑出一本遞給阿發，讚揚道：“有農功，又有工功，還有鐵路、機器，實乃是濟世之作。”
阿發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麵子，便拿過來翻看著。顯然，在他看來，上麵所說的並不新鮮，什麽廣用機器、多開工廠，什麽以農為經、以商為緯，什麽大修鐵路、四通八達……隻要對列強國家的曆史情況有所了解，寫出這些並不是很難。
“其實，這就是職業革命家，或者說是政治家和實幹家的區別。”阿發看得很快，因為很多內容並不需要仔細琢磨考慮，但他與查理宋看問題的角度和思維是不同的，“這些東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寫的，目標高遠，前景樂觀，卻是鼓動和宣傳。但要實現，卻需要具體而細致的辦法，需要各種職業和特長的實幹家去艱苦奮鬥。更重要的是，需要巨量的資金。請問，資金何來？”
“我不否認實幹家的作用，但沒有遠大的理想，如何有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查理宋很有些失望，因為沒看見阿發欣喜若狂、拍案讚歎，但他依然耐著性子解釋道：“革命需要北辰，現在已經有了，有誌之士自然要追隨他，支持他，擁護他，為最終的目標而努力奮鬥。”
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也就是思維模式和思想理論是不同的。阿發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尊重卻不迷信權威。況且，所謂的革命的北辰的這些理論，對阿發來說既不新穎又不具體，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認實幹家的作用，那我就先爭取做其中之一吧！”阿發笑著說道：“爭論是大可不必的，總有時間去證明誰對誰錯。對了，今天我想與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簡單地說，就是我想開家報館，想請查理的華美印刷廠承攬印刷這一塊。”
見阿發岔開了話題，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說下去。何況，阿發雖然沒有明確的承諾，可也沒有明顯的反對，還把這些書都留下了，看來似乎是可以爭取的。
而阿發的後世思維使他更講求實際，盡管他也不否認理想的作用和革命的必要性。但他著重的不是那種放嘴炮的高瞻遠矚，而是顯得有些不夠熱血激進的腳踏實地，就象想幹什麽和能幹什麽的區別。令人炫目激動的目標固然可以有，但如何實現的手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