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有些不解道：“大郎，甄十不是在嵊泗列島嗎？為什麽不讓甄十參與此事？”
甄乾讚許的點了點頭，王群如今已過半百，兩鬢有了白發，身體還算健壯，以前是母親的管家，多少有點見識，如果王群再年輕十歲，也許可以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你說的不錯，這次去倭國，如果走南島路線正好經過甄十的地盤，但是你不要忘了，大唐海商到倭國也同樣走這條路線，現在暴露我們的底牌還為時過早，反而容易引起其他海商的窺視，所以甄九在明、甄十在暗，最大的目的是通知通往倭國的海上之路！”
隋代之後，中原的經濟已經逐步開始朝南方轉移，經濟繁榮的南方航海業也比北方發達，出現了許多大型的貿易港口，許多南方的商賈不畏艱險遠渡重洋和倭國進行貿易，甚至和更南方的占城、真臘等地貿易，與一些極遠的天竺（後世印度）、驃國（泰國）之間有往來。
甄九和甄十正好一南一北，時而海商時而海盜，真正的目的是擴展海路。
唐朝對海盜的態度很奇怪，既不打擊也不約束，好像海盜跟唐朝沒多大關係，也許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海防，很多水師官兵也參與走私活動，因為沒多少戰事，唐中後期在曆史文獻中極少看見唐水師的紀律。甄乾一開始還非常納悶，可研究之後，發現大唐海岸線周邊國家也隻象征性存在一些水師（還不能算是海軍），而且水師的地位低下，造成了戰鬥力不高，根本就沒把水師當成一迴事，更不要說後世海軍的概念了。
一直到十四世紀之前，整個世界都以陸地為主，艦船的行駛範圍大多局限在海岸線周圍，極少真正遠渡重洋，與之相反的是宋代之後海洋貿易的興起，絲綢之路也因為海上商路的原因而逐漸的衰落，整個中原王朝的目光也從西域轉到了南方沿海地區。
正是因為了解這些，甄乾才提前一步在海上布局，可惜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短短的三四個月時間不可能建立一支大規模的艦隊。
艦船的建造、水手的培養、海路的探查，那一個不需要時間、物力和人力的積累，用正常的手段沒有四五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
不過什麽事情都有一個捷徑，一艘艦船打造需要二三年的時間，甄乾自然沒有時間去慢慢等，那就去買現成的艦船，不行就去搶，自然水手的情況也是一樣，不過搶的對象變成了漁民和海盜，在極短的時間內組建起一支具有規模的海盜軍隊。
由於甄乾的計劃剛剛開始實施，甄九的活動範圍還僅限於渤海一帶，甄十混跡在南方煙海海商中，尋找未被發現的島嶼作為發展根據地，這時候動用甄十顯然不明智，很容易引起其他海商的注意和窺視。
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甄乾選擇了甄九作為自己的後援，從發展初期來看，和倭國的海上貿易比南方占城、真臘等地更加便利和有利可圖，至於動用甄九產生的後遺症現在已經沒法考慮了。
ps:題外話，唐中後期曆史上很少見水師出征的文獻，但唐初的水師並不弱，貞觀十九年，張亮率“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從海道進攻高句麗，之後又連續幾次跨海遠征。
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於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發生的一次大規模水戰。倭軍（4萬2千，有戰船1000餘艘），唐軍（1萬3000，戰船170艘）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唐將劉仁軌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住，其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旋，士兵大亂。最終，日軍戰船全部被焚毀，數萬日軍被殺或溺死，史稱白江口之戰，亦稱白村江之戰。
當時唐軍用艦船有六種類型：樓船、艨艟、鬥艦、走舸、遊艇和海鶻。
唐代的樓船，杜佑說：“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製，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樓船乃當時水師裝備中最主要的作戰艦船，武器配備齊全。
艨艟采用封閉型結構，外配裝甲（生牛皮），造型小巧靈活，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偵察、通訊聯絡。杜佑說：“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鬥艦是梯級複式結構，水兵可以梯級排列迎敵，劃船者則隱蔽於船內，通過棹孔劃船，是當時水師主要的作戰船隻。杜佑說：“鬥艦，船上設女墻，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和衝擊，是海上進攻的利器。杜佑說：“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遊艇主要用於指揮調度和軍事偵察，機動性很強，造型一般不大。杜佑說：“遊艇，無女墻，舷上置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所配備的浮板是一種特殊的平衡裝置，可使艦船在遇到大風浪時保持平穩，有此裝置就可大大增強艦船的抗風浪性能，在氣候惡劣的條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戰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杜佑說：“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古代水師（之所以不能成為海軍是有原因的）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水師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當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的弩分為擘張弩、角弓弩、木單弩、大木單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遠弩七種。當時最著名的是絞車弩，《通典兵二》記載，“絞車弩，中七百步（約等於 1000米），攻城壘用之。……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
炮車，或稱拋車，即拋石機也，與弩同為當時重型遠射兵器。唐代炮車的造型比過去大，甚至有一個車用200人操作的，又稱“將軍炮”或“擂石車”，艦船上的炮車相對較小，威力也小了許多。
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動架，將巨石係上繩索，套於橫杆，一端掛石，另一端人拉繩索保持平衡。當與敵船靠近時，將巨石轉到敵船上空，然後鬆開人拉的繩索，巨石便砸向敵船。巨石可反覆使用，操作靈活。《軍資乘戰船》：“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再說說唐代航海和造船技術。
唐船隻已普遍采用釘接榫合法，而當時歐洲的船板聯接辦法還處在使用皮條繩索綁紮的階段。唐代大型木船，船內有水密封艙壁，把船體內部分隔成許多部分。這種結構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並成為中國木船建造的規範。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內隔艙板及艙板枕木與左右兩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拚成，平排釘合……這種平接法與搭接法相比，具有聯接處不易鬆動、脫落，船體光順，減少阻力的優點，而且節省木材，減少船體自身重量。
海鶻兩翼裝浮板，增加穩定性，能抗風浪。
樓船則分為上下幾層，下層可裝鐵石壓艙，中層可住宿生活，上層和兩舷則可分層排列作戰，居高臨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敵製勝，且船體高大，結構堅固，乘風下壓往往能犁沉敵船，威力強大，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而當時倭國的造船技術則要落後得多，據研究，倭國當時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後拉力小，一旦觸礁，或因巨浪而顛簸，便馬上會從中間斷開”，且多為單層船隻。遣唐使船應該是倭國當時最先進的船隻，尚且如此，其批量生產的戰船技術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在冷兵器時代，戰船的動力主要來自風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衝力，如何有效地利用這幾種力，對解決戰船的動力、加快航速至關重要。
對於風力的利用主要靠風帆，中國使用風帆的曆史悠久，唐代不僅船帆的數量多，而且掛帆的技術也甚高，出現了多種帆形、裝帆方式和駕風使帆技術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自然風，通過調戧技術可以利用除強逆風外的一切自然風。高超的駕風使帆技術，不僅可以解決戰船航行的動力，而且可以增強戰船航行的穩定性。在沒有風或無法利用風力的時候，戰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櫓、棹和楫，淺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曆史悠久，操作簡單。
唐代航海技術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能對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離與高度進行測量，見於《海島算經》。
天文導航技術也出現了新進展，天文定向導航技術普及而成熟，並開始由天文定向導航向天文定位導航發展，當時處於萌芽狀態的天文定位導航技術，在實踐上雖隻是一種較模糊的估計方法，但對一位經驗豐富的海員來說無疑是一種頗具價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導航手段。
指南針導航在宋代開始普及，但中國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車等發明應用的曆史則非常悠久，漢代司南就很出名，晉代又有指南舟，雖沒在唐代水師中看見相關記錄，但海上有沒有使用相關技術就不得而知了。
唐代對季風的認識有了提高並應用到航海實踐中，“江淮船溯流而上，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對台風的認識也有所提高，開始懂得按經驗規避台風；另外對海洋潮汐的認識也提高了。
總之，唐初航海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處於當時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進得多，據王在晉《海防纂要》記載，直到明代，日本船還是“不用鐵釘和麻斤、桐油，隻聯鐵片，以草塞罅隙，費工多，費材大，布帆悉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偏帕活……唯使順風，不能使逆風”。
甄乾讚許的點了點頭，王群如今已過半百，兩鬢有了白發，身體還算健壯，以前是母親的管家，多少有點見識，如果王群再年輕十歲，也許可以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你說的不錯，這次去倭國，如果走南島路線正好經過甄十的地盤，但是你不要忘了，大唐海商到倭國也同樣走這條路線，現在暴露我們的底牌還為時過早，反而容易引起其他海商的窺視，所以甄九在明、甄十在暗，最大的目的是通知通往倭國的海上之路！”
隋代之後，中原的經濟已經逐步開始朝南方轉移，經濟繁榮的南方航海業也比北方發達，出現了許多大型的貿易港口，許多南方的商賈不畏艱險遠渡重洋和倭國進行貿易，甚至和更南方的占城、真臘等地貿易，與一些極遠的天竺（後世印度）、驃國（泰國）之間有往來。
甄九和甄十正好一南一北，時而海商時而海盜，真正的目的是擴展海路。
唐朝對海盜的態度很奇怪，既不打擊也不約束，好像海盜跟唐朝沒多大關係，也許是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海防，很多水師官兵也參與走私活動，因為沒多少戰事，唐中後期在曆史文獻中極少看見唐水師的紀律。甄乾一開始還非常納悶，可研究之後，發現大唐海岸線周邊國家也隻象征性存在一些水師（還不能算是海軍），而且水師的地位低下，造成了戰鬥力不高，根本就沒把水師當成一迴事，更不要說後世海軍的概念了。
一直到十四世紀之前，整個世界都以陸地為主，艦船的行駛範圍大多局限在海岸線周圍，極少真正遠渡重洋，與之相反的是宋代之後海洋貿易的興起，絲綢之路也因為海上商路的原因而逐漸的衰落，整個中原王朝的目光也從西域轉到了南方沿海地區。
正是因為了解這些，甄乾才提前一步在海上布局，可惜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短短的三四個月時間不可能建立一支大規模的艦隊。
艦船的建造、水手的培養、海路的探查，那一個不需要時間、物力和人力的積累，用正常的手段沒有四五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
不過什麽事情都有一個捷徑，一艘艦船打造需要二三年的時間，甄乾自然沒有時間去慢慢等，那就去買現成的艦船，不行就去搶，自然水手的情況也是一樣，不過搶的對象變成了漁民和海盜，在極短的時間內組建起一支具有規模的海盜軍隊。
由於甄乾的計劃剛剛開始實施，甄九的活動範圍還僅限於渤海一帶，甄十混跡在南方煙海海商中，尋找未被發現的島嶼作為發展根據地，這時候動用甄十顯然不明智，很容易引起其他海商的注意和窺視。
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甄乾選擇了甄九作為自己的後援，從發展初期來看，和倭國的海上貿易比南方占城、真臘等地更加便利和有利可圖，至於動用甄九產生的後遺症現在已經沒法考慮了。
ps:題外話，唐中後期曆史上很少見水師出征的文獻，但唐初的水師並不弱，貞觀十九年，張亮率“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從海道進攻高句麗，之後又連續幾次跨海遠征。
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於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發生的一次大規模水戰。倭軍（4萬2千，有戰船1000餘艘），唐軍（1萬3000，戰船170艘）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唐將劉仁軌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住，其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旋，士兵大亂。最終，日軍戰船全部被焚毀，數萬日軍被殺或溺死，史稱白江口之戰，亦稱白村江之戰。
當時唐軍用艦船有六種類型：樓船、艨艟、鬥艦、走舸、遊艇和海鶻。
唐代的樓船，杜佑說：“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製，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樓船乃當時水師裝備中最主要的作戰艦船，武器配備齊全。
艨艟采用封閉型結構，外配裝甲（生牛皮），造型小巧靈活，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偵察、通訊聯絡。杜佑說：“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鬥艦是梯級複式結構，水兵可以梯級排列迎敵，劃船者則隱蔽於船內，通過棹孔劃船，是當時水師主要的作戰船隻。杜佑說：“鬥艦，船上設女墻，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和衝擊，是海上進攻的利器。杜佑說：“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遊艇主要用於指揮調度和軍事偵察，機動性很強，造型一般不大。杜佑說：“遊艇，無女墻，舷上置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所配備的浮板是一種特殊的平衡裝置，可使艦船在遇到大風浪時保持平穩，有此裝置就可大大增強艦船的抗風浪性能，在氣候惡劣的條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戰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杜佑說：“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古代水師（之所以不能成為海軍是有原因的）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水師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當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的弩分為擘張弩、角弓弩、木單弩、大木單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遠弩七種。當時最著名的是絞車弩，《通典兵二》記載，“絞車弩，中七百步（約等於 1000米），攻城壘用之。……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
炮車，或稱拋車，即拋石機也，與弩同為當時重型遠射兵器。唐代炮車的造型比過去大，甚至有一個車用200人操作的，又稱“將軍炮”或“擂石車”，艦船上的炮車相對較小，威力也小了許多。
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動架，將巨石係上繩索，套於橫杆，一端掛石，另一端人拉繩索保持平衡。當與敵船靠近時，將巨石轉到敵船上空，然後鬆開人拉的繩索，巨石便砸向敵船。巨石可反覆使用，操作靈活。《軍資乘戰船》：“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再說說唐代航海和造船技術。
唐船隻已普遍采用釘接榫合法，而當時歐洲的船板聯接辦法還處在使用皮條繩索綁紮的階段。唐代大型木船，船內有水密封艙壁，把船體內部分隔成許多部分。這種結構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並成為中國木船建造的規範。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內隔艙板及艙板枕木與左右兩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拚成，平排釘合……這種平接法與搭接法相比，具有聯接處不易鬆動、脫落，船體光順，減少阻力的優點，而且節省木材，減少船體自身重量。
海鶻兩翼裝浮板，增加穩定性，能抗風浪。
樓船則分為上下幾層，下層可裝鐵石壓艙，中層可住宿生活，上層和兩舷則可分層排列作戰，居高臨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敵製勝，且船體高大，結構堅固，乘風下壓往往能犁沉敵船，威力強大，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而當時倭國的造船技術則要落後得多，據研究，倭國當時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後拉力小，一旦觸礁，或因巨浪而顛簸，便馬上會從中間斷開”，且多為單層船隻。遣唐使船應該是倭國當時最先進的船隻，尚且如此，其批量生產的戰船技術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在冷兵器時代，戰船的動力主要來自風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衝力，如何有效地利用這幾種力，對解決戰船的動力、加快航速至關重要。
對於風力的利用主要靠風帆，中國使用風帆的曆史悠久，唐代不僅船帆的數量多，而且掛帆的技術也甚高，出現了多種帆形、裝帆方式和駕風使帆技術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自然風，通過調戧技術可以利用除強逆風外的一切自然風。高超的駕風使帆技術，不僅可以解決戰船航行的動力，而且可以增強戰船航行的穩定性。在沒有風或無法利用風力的時候，戰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櫓、棹和楫，淺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曆史悠久，操作簡單。
唐代航海技術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能對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離與高度進行測量，見於《海島算經》。
天文導航技術也出現了新進展，天文定向導航技術普及而成熟，並開始由天文定向導航向天文定位導航發展，當時處於萌芽狀態的天文定位導航技術，在實踐上雖隻是一種較模糊的估計方法，但對一位經驗豐富的海員來說無疑是一種頗具價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導航手段。
指南針導航在宋代開始普及，但中國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車等發明應用的曆史則非常悠久，漢代司南就很出名，晉代又有指南舟，雖沒在唐代水師中看見相關記錄，但海上有沒有使用相關技術就不得而知了。
唐代對季風的認識有了提高並應用到航海實踐中，“江淮船溯流而上，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對台風的認識也有所提高，開始懂得按經驗規避台風；另外對海洋潮汐的認識也提高了。
總之，唐初航海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處於當時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進得多，據王在晉《海防纂要》記載，直到明代，日本船還是“不用鐵釘和麻斤、桐油，隻聯鐵片，以草塞罅隙，費工多，費材大，布帆悉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偏帕活……唯使順風，不能使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