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坐牢為那般(文革經曆 上)
性格.命運-性命沉浮錄 作者：牛非虎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五章 文革經曆(坐牢為那般)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林彪大開殺戒。
那一天，全國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進入高潮，中國兩千多個縣級以上的城鎮都舉行了公捕公判大會，按照中央指示，對於階級敵人實行“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每個會場都有一批反革命份子，在革命群眾一致高唿“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革命是暴動”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口號聲中，被就地槍決；為了無產階級革命需要的“紅色恐怖”，每個縣城的所有會場在那一天被殺掉的反革命一般都在十人以上，全國估計總數最少也有兩萬多人；而同一天在會場上被抓捕的反革命份子，至少在被殺人數的十數倍之上，估計少說也該在三十到四十萬人之間；我就是那一天在嶽陽城第一個被抓捕入獄的現行反革命份子，那年我二十四歲。
在三月十八日這一天的之前和之後，這樣的公捕公判會還召開過好多迴；究竟殺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數字；新上台的接班人林彪為什麽要這樣地大肆殺人呢？為什麽要在鮮血淋漓中來慶祝他的登基盛典呢？其實這也不能怪他，林彪也真還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中華民族當時確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北京城裏發出的最高指示說：目前，在國際上，“蘇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時刻準備打仗”；而國內又是“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所以“階級鬥爭必須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加之黨內又出了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國的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致使中國的政權“不說全部，也不說絕大多數，但至少有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政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更危險的是後來在偉大領袖家裏最親近的人當中，又冒出來了個反對老人家革命路線的“四人幫”；這真正成了洪洞縣裏無好人，普天之下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階級敵人，果真是無所不在了。
這樣嚴峻的形勢，如果再聽之任之發展下去，豈不一定會要亡黨亡國了嗎？於是，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為了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勞苦民眾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老人家不顧七十多歲的高齡，在中國毅然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彪付主席受命於危難之中，也就理所當然地實施他認為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在六九年黨的“九大”會議上，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打倒，林付主席被正式確定為老人家的接班人；上台伊始，他就迴過頭來，對在四年多文化革命中趁天下大亂之機跳出來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份子來了個總清算、一鍋煮；於是在一片叫殺聲中，槍聲猛起，牢門大開，城鄉各地的大街小巷中層層迭迭地貼滿了打著密密麻麻鮮紅大x的殺人布告；紅色政權在建國二十年後，又一次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紅色恐怖，真真的再次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
早在一九六八年，偉大領袖在對城市青年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之後，繼而又對城裏其它人說："我們也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於是，青年學生，還有凡是沒有被安置的待業人員(待業人員中90%以上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被單位接納的失業人員)一古腦地全都打起行李背包上山下鄉了，光我們家就去了三個。長期失業在家的苦悶引發了我一時衝動，使我下決心遵照偉大領袖指示，自己主動報名申請上山下鄉，心甘情願當農民去。
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別的上山下鄉對象無論是學生還是城市閑散人員，一般都是居委會幹部三番五次地屢屢上門作工作，動員他們上山下鄉，並強製性地消掉他們的城市戶口後才不得不去；我的主動申請卻被擱置下來，居然沒有得到批準，居委會幹部說：我不必去農村。而在當時能夠得到這種不去農村優待的隻有經政府特準的老弱病殘人員，我這種年青力壯的板車司機就是出身好的也難幸免。
正當我為自己的一時性起感到後悔，又為自己沒有被批準感到幸運時；我又聽說我之所以沒有被批準，是因為新來接管公檢法的軍管會有人說了，嶽陽城裏有兩個人不許到農村去，其中一個就是我；後來又聽說不許我去鄉下的原因，是怕我到農村去組織農民造反，我聽了後隻是感到好笑，我是個什麽人物啊，本人沒有能力更沒有興趣去摻和什麽造反的熱鬧，決不會去當陳勝吳廣；所以也沒有把這話太放在心上，卻不知災禍的種子在當時就已經深深地埋了下來。
兩年後的三月十八日，我被作為嶽陽地區最大的反革命組織首犯，在萬人公捕大會上五花大綁地公開逮捕，並且還成了當時第一個要殺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大街小巷貼滿了革命群眾寫的“強烈要求槍決現行反革命份子劉飛虎”的大標語，大標語上“劉飛虎”三個字還無一例外地被打上三個大紅x，並且還享受到了和“叛徒、工賊、內奸劉少奇”一樣的待遇，劉飛虎的名字除了打上x外還被顛倒後再貼在牆上。當天和我同時被抓的還有以我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中的主犯王衛明和李向武，三個多月後又還抓了個從犯丁安青。至於在監獄外被各種形式專政班關押的與我有關聯的反革命成員大概總不下三十人之多。
這樣一個人數不算少的反革命組織，其反革命行為當然是劣跡昭然；軍管會在抓捕了我們幾人之後，嶽陽地區還因之出了個簡報，題目是“反革命成員打入了地革委”，並組織了一個內查外調的專門班子，對我們所有的人進行了嚴厲的審訊；我這個首犯自然是首當其衝了，花了大約二十個月的時間，我的反動行為和事跡按照軍管會的調查後大約是這麽些罪狀，本人也供認不諱，述之如後。
一、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你和你父親一樣，生來就仇視共產黨，你的一舉一行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在專政班裏麵好幾天，你口口聲聲隻承認自己隻有對現實不滿的情緒，沒有反革命行為，你知道為什麽要把你單獨關押在這裏嗎，就是為了讓你好好地反省自己的過去；你說你什麽都想不起來，現在我給你一個提醒，幾天前你是不是到過這裏？”審訊員趙玉成代表軍管會第一次和我見麵，就單刀直入地提了個讓我不能不說的問題。
“五天前我確是到過這裏，這裏是南區婦產院，我愛人在這裏生孩子。”
“你知道這裏現在為什麽連一個醫生和產婦都沒有了嗎，就是因為你在這裏才讓那些人都離開的，你應該明白你的問題有多大了吧，我們也算是給足了你的麵子吧。提醒你一下，不要妄想逃跑，我們這裏樓上樓下日夜有八個人輪流看守，就算你是飛虎也莫想能飛出去，孫猴子還能翻得過如來佛的掌心？告訴你，你老婆現在也被革命群眾看管起來了，你的問題你不說她還得說，你先就從你和你老婆是怎麽樣認識的說起，這總不會說想不起來吧。”
聽到趙玉成提到張國瓊，我不由心裏一緊，看來他是有的放矢，他提審的這件事情不能不說了；不由就想起幾天前的事情。
就在五天前的南區婦產院，也就是現在關押我的隔壁房間裏，張國瓊睡在病床上，臉色臘黃，頭上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滾，肚裏的胎兒就要出世了，她死力地摳住我的手，盡力忍著陣痛不讓自己叫出聲來，看到她痛成這樣，我嚇得不知要怎樣才能減輕她的痛苦，隻好跪在病床邊對她說：“我們以後再不要伢崽了，再不要伢崽了。”從早上八點陣痛發作，一直到晚上八點，直到聽到哇地一聲響亮的啼叫，我們的蘭兒這才出生了；也許這娃兒生下來時就知道有大禍要臨頭，哭聲越來越大，而且啼哭一直不止，直到接生的三婆婆趕來，抓著蘭兒兩隻小腿把她頭下腳上地倒提起來，然後在她的背上自下向上扯下來好些根黑毛，蘭兒在一陣狂叫後才止住了啼哭。
蘭兒出生後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民兵送來的軍管會通知，要我馬上自帶行李去南區區公所辦的學習班報到；（在當時凡出生不好的人上學習班雖說不是什麽好事，也還不是什麽少見的事，）我看了一眼正在自家床上熟睡的蘭兒，對張國瓊說了聲那我就去了，她對著我淒然一笑，我就迴身走了。
現在她們母女倆也不知是什麽樣，盡管我耳邊好象還響著蘭兒出生時的陣陣哭聲，心裏卻不得不按趙玉成的審問去努力迴想兩年前和張國瓊相識的那件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六點多鍾，我坐在窗口的書桌前正看一本書；正逢初春，天色到這時候差不多就要黑盡了，我剛拉開電燈，忽然覺得窗口前麵有個人影一晃，一個姑娘站在我家門前。
“請問你找誰？”因為我自己的身影遮住了光亮，看不清來人模樣，我有些疑惑地問，“我是和小清一個隊上的。”來人說。
小清是我下放在農村的妹妹，我連忙將來人讓進家中，燈光下，看見她身著一身暗呢格子的上裝，領口上襯著一件紫色碎花襯衣的翻領，一條軍綠色的布褲下是一雙軍綠色的解放鞋，齊耳的短發在腦後又紮成了兩個短刷把；我看她一身標準的知青裝著，不由一下子就想起來了，這不是一個月前和妹妹小清一起來過我家的她們隊上的知青張國瓊嗎？那次來，因為素昧平生，我隻是和她打了一個簡單的招唿。臨走時，妹妹小清代她要向我借“石頭記”去看，我當時聽了後心裏有些很不高興，正是文化革命白熱化的階段，所有原來出版的古典著作都屬於封建主義糟粕的“四舊”之列，大部分都讓造反派們搜去燒掉了，我好容易僥幸保存下來的一些書生怕被人知道，妹妹倒好，她不但到她們隊上替我到處招搖生事，而且還帶著人上門來借，借的又是文革前也不多有的布麵精裝“石頭記”，怎不叫我心裏冒火？我本想一口拒絕，但看見張國瓊低眉信眼老老實實坐在一邊的樣子，我想也不好傷一位頭一次上我家來的年青姑娘的臉麵，於是就找出來了另外一種十幾本一套而又殘缺不全的簡裝本石頭記給了她，好在她們兩人誰都沒有查看一套應該是多少本，從我手裏紅著臉恭恭敬敬地接過書，慌慌張張地就出門趕車去了。
“請坐，”我客氣地招待她坐下，心裏想她這次到我家來，是來還書的還是又來借書的呢？看來都不象；果然，她剛坐下就向我說：“你能馬上幫我找到李向武嗎？”“什麽事？”我也連忙問：“我當然能替你幫忙找到他。”李向武是我前不久新結識的一位朋友，能否找得到他其實我心裏也沒有底，不過能為一位初相識的姑娘幫點忙，我心裏也還是滿樂意的。
“那就請你告訴他，我已經跑出來了，要他今晚不要再去湖濱大堤上接應我了。”
“跑出來了，你從那裏跑出來了？”我覺得有些雲山霧罩。
“唉！”姑娘深深地歎了口氣：“我在農場專政班裏挨整受批判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知道？小清沒有對你說過？”
“好象聽她提起過，如今到處都是專政班學習班什麽的，我也就沒在意，再說好象你前不久來我家借書時還根本沒有說到這迴事，對嗎？”
“我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麽快，如今出了麻煩，事情升級了。”
原來她在文革開始前還是下放知青中的先進代表，是她所在的國營農場知青中的共青團幹部，湖南日報還專門登載過她的先進事跡。文化革命開始後，她們農場的領導一下子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來培養過她的場長首當其衝，她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走資派培養出來的修正主義黑苗子，受到了衝擊。
本來在文革初期，這種事情差不多每個單位都有，原來的領導和先進人物一夜之間忽然就成了造反派的革命對象；但後來隨著鬥運動的不斷深入，這些被革命的對象發生了變化，鬥爭的矛頭主要隻對準那些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後，認為有曆史問題的階級異已份子。而不幸的是她的父親曾在解放前集體參加過國民黨，而培養她的場長自身就是一個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於是場長成了農場的頭號階級敵人，她也當然地跟著場長升了級，進了專政班不說，還派了民兵專門看守，受到了特殊待遇，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重點對象。
知青之間總是互相同情和支持的，她被單獨關押後，妹妹小清和其它一些知識青年總是要設法騙過那些看守民兵去看望她。就在昨天，一位知表在偷看她時悄悄對她說，要她今晚設法從專政班裏逃出來，李向武晚上在去湖濱的大堤上接應她，安排她去另外的地方躲藏起來。剛好今天下午她母親又專門到農場來看望女兒，在她母親離開時，她就對看守她的民兵說，她要送她母親出門；看守民兵一時大意就答應了她的請求，讓她們母女倆出了門，剛好走出民兵的視線，母女倆就飛腳而逃；一口氣跑到湖濱鐵橋的過渡處，剛上渡船，就看見追趕她的民兵跑過來了，母女倆一迭連聲地大叫船家開船，等到民兵趕到河邊，船已離岸一百多米了，氣得那些追趕的民兵在河沿上哇哇大叫；渡口河麵並不寬，渡船來迴一趟也就不不定期二十多分鍾，她就抓住這二十多分鍾的時間一口氣跑進了城。
進城後自然不敢迴家，也不敢到平日裏熟識的同學和知青家中去，怕追趕她的民兵跟蹤而至；想了想，隻有和我是初識，除我妹妹小清外農場裏的其它人誰也不知道，到我這裏來可能會要安全一些，並且還可以通過我去找李向武，她已經從專政班裏逃出來了，要他不要再去大堤上接她了。
弄清了她眼下的處境後，我知道事不宜遲，立刻要她到至後麵母親房裏去，放下門簾，不讓外麵進來的人能夠一眼就看見。我這裏平時晚上來家閑聊神侃的朋友實在多多，今天晚上倒好，不知為何一個都沒有來。我將她安頓了一下後就匆匆地出門去找李向武。
李向武家在嶽陽樓河下，離我家大概有四五裏地，等我氣喘籲籲地找到他家，家中卻隻有他妹妹在，他妹妹告訴我，哥哥去幫別人搬家去了，不知今晚還迴不迴來。原來我的想法是找到李向武後讓他給安排，既然是他約她逃跑出來，想必一切都安置好了；現在搞清楚李向武其實隻是隨口說說，根本沒有打算去堤上接人，我知道，這個難題落到我身上來了。
麵對一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年青姑娘，我能拒之門外見難不救嗎？
迴來後我把去找李向武的情況委婉地告訴她，要她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明日裏再想辦法；眼見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鍾了，她也無法再說什麽了，隻得在母親房裏睡了下來。母親雖然同意她住下來，心裏卻是十分害怕，本來我家的成份就高，屬於關、管、殺之列，是造反派可以隨時抄家的對象，並且已經光顧過兩迴了；而今收留一個女逃犯在家，還不知會惹來什麽禍。等她睡下後，雖然是初春天氣，母親卻把蚊帳給放了下來，覺得還不放心，又找來一塊破門板擋在床頭，為的是萬一抄家的來了不讓他們一眼就看見家裏有外來人，卻沒有想到這樣做成了不打自招，反倒會更惹人懷疑，可憐的老人！
第二天晨起，沒等到吃早飯她就要走，她不忍心看到老人家為她擔驚受怕。我問她打算去那裏，她卻一時自己也說不上來，我想了一下對她說：“我帶你去個安全地方先躲一陣，然後我再設法把你送出城去。”她默然了一陣，點了點頭；天上下起了毛毛細雨，我家僅有一把雨傘，我把傘給了她，然後在她前麵帶路向魚巷子走去。有好幾次她都從後麵趕上了我，我就馬上加快了腳步，我知道她趕上我是想把雨傘讓給我打，我又怎麽能自己打傘而讓一個姑娘家去淋濕頭發和衣裳呢？而兩人共一把傘我和她又還都有有些不好意思。李勞之家住在魚巷子下河的口子上，這裏已是巷口盡頭，來往的人不多，他又是和我一起拖板車的鐵朋友，也是一個關管殺的子弟，平日裏緘口慎言，但卻是一個明大義又敢擔鐵擔的血性漢子；我把她帶進他的家門，簡單地把情況向他一說，他馬上就從他那隻有五六個平方米的小屋裏退了出來，讓她進去後，再給她找了幾本書放在桌上，然後就和我一起出來，再又從外麵把門給反鎖上了，以表示沒人在家，防止造反派光臨。
我和勞之把身上僅有的錢湊了湊，還不到三十元，想想還不夠她逃出去後的生活用費，我又去找李榮生，他也是和我們一樣的出身成份高的子弟，我向他借錢，他紅著臉磨蹭了半天，隻拿出了不到五元的零錢，我知道他生性有些小氣，也沒有再為難他，就起身向外走，倒是他妹妹小梅趕出來，掏給我她身上全部不到一元錢的毛票後又給了我二十多斤糧票，也算是解決了點問題。
我迴到家裏，李向武在聽說張國瓊的事情後倒是自己找到我家裏來了，和他同時來的另外還有兩位，一位是和張國瓊一同下放在農場的男知青丁安青，也是因為出身不好挨整在農場裏呆不下去了，另外一位是下放在梅溪農村的知青龍天龍；雖說都是和我第一次見麵，卻都好似一見如故，講起話來也就一拍即合。幾個人一商量，決定讓張國瓊和丁安青一起逃到長沙去，丁安青在長沙湖南大學有同學，那裏是青年學生和紅衛兵的老家，落腳比較安全。然後幾個人又設法湊了些錢和糧票，商定今天晚上就護送張國瓊逃出嶽陽城。
到了晚上天黑盡了後，我和李向武、李勞之還有龍天龍四個人一起護送張國瓊和丁安青出城，我們從勞之家出來後不敢走大街，而是下了河口順著河沿朝北走，怕在街上碰到什麽同學和熟人，更怕碰見農場的民兵，也不敢去火車站和輪船碼頭，怕農場的民兵守候在那裏給逮個正著。我們從河沿下穿出了城，然後上了鐵路，順著鐵路往北走，一直走到離城十幾裏地的城陵磯，這裏有一個很小的火車站，從這裏上火車就要安全多了。可是就因為車站太小，大多數火車也就不在這裏停，直等到下半晚四點多鍾，總算停了一趟慢車，看著張國瓊和丁安青上了車，我們這才疲憊地拖著腳步往迴走。
迴到城裏，天已大亮，幾個人來到我家中，大家卻都不曾在有睡意，雖然沒有誰向我打聽張國瓊為什麽要逃跑的具體情況，我卻從大家的眼神中看出來了，他們都為自己成功地救助了一個人感到高興，更為救的是一位年青姑娘而覺得興奮不已。
趙玉成在聽我講述時，沒有插一句言，直到我全部說完後，半天，他才似笑非笑地開口：“看來你們這班人倒還是蠻講江湖義氣的，為一個不相識的人盡心盡力；不過你倒好，事後白撿了個漂亮老婆。但是，”他的口氣一下子嚴厲起來 ：“你應該明白，你們幫助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逃跑，就是在和無產階級專政作對，就是在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行為。”
“不對，”我馬上把他的話截住：“張國瓊根本不是什麽反革命，農場對她的專政是錯誤的，因為她和丁安青逃到長沙後沒幾天，江青同誌三月三十日的330指示就發表了，明確反對對知識青年的迫害和專政，張國瓊也就隻在長沙呆了幾天後就迴來了，農場民兵再也不敢對她怎樣了。”
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令人發指，但在對待知青問題上她卻往往是網開一麵而采取了一些保護政策的；不少的女知青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被公社、大隊和縣區的黨員幹部誘奸、強奸的事情不斷地上報到中央，她自己的婚姻和在中央的地位讓她深切了解到黨內權力的淫威是何等的強大，她個人有著這方麵切膚之痛，她對黨內當權者的痛恨，使她自覺不自覺地站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知青這一方的立場上來了，往往就是她的一句話就保護和改變了不少下放知青的命運。
“拉大旗作虎皮，你倒是能言善辯，”趙玉成搞不明白江青的330指示究竟說了些什麽，隻好說：“好，你剛才交待的這件事就暫且不論；你精心組織策劃的埋葬現行反革命份子謝廣平的事情，難道還不算是在和無產階級專政公開為敵嗎？你必須老實交待；當然，”他口氣又緩和了一些：“你今天的交待還算比較徹底，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交待中能和今天一樣，竹筒裏倒豆子，把謝廣平的事情說清楚，爭取寬大處理。”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向武跑來對我說：“廣廣死了。”“你聽誰說的？”我連忙問。“從黃沙街茶場迴來幾個下放知青都和我說了，廣廣是真的死了。”向武說：“是上吊自殺死的，死了已經有兩天了。”
向武走後，我一個人站在窗前發呆，眼淚不知怎麽就流了下來；廣廣就是謝廣平，他哥哥謝黃冕和我相交至深，他是隨他哥哥一起到我家來和我認識的；他父親解放前是國民黨“掃蕩報”的編輯，作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報人，盡管是文人，解放後還是被當成了國民黨特務，判重刑於勞改農場，後在勞改農場死於非命；好久之前，就聽說他在茶場被當作知青中的重點對象遭整，原因是參加文化革命中的知識青年的造反組織“反迫害”，而且他又是“反迫害”組織中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骨幹，“反迫害”被中央文革小組給宣布為反動組織後，他就成了重點打擊對象；被關在農場專政班裏好幾個月，不許任何人和他見麵，更不許他迴家。
半個月前，他忽然來到了我這裏，“你被解放出來了？”我十分驚喜地問。
他不置可否地點點頭，對我說：“隻給了我兩天假，讓我迴家看了下媽媽，拿了些東西，現在我必須馬上就迴去；走之前來看看你，你還好嗎？”
“我好，你呢？聽人說，你們黃沙街茶場當地的農民都喜歡習武操打，心又特別狠，整起人來都是把人捆吊起來朝死地裏打，你在專政班裏沒有吃苦頭吧？”
他對著我淒然一笑，沒有作答，隻是四處張望了一下說：“你的二胡呢？好久沒有拉琴了，讓我在你這裏試一下，看看我的手還能不能拉琴。”
聽他這樣說，我就知道他的手一定被人捆吊過了，我把二胡拿來給他，他把內外弦都鬆開後重新定弦，邊試音邊對我說：“你幫我聽一下，看我的音定得準不準？也不知我的耳朵還行不行。”
我明白他的頭部肯定也被人重打過了；耳朵恐怕受了傷；我要他試著拉了一曲當時最流行的二胡曲“江河水”，這是他原來在文藝宣傳隊演出時最受人歡迎的獨奏曲，一曲未了，他把右手使勁地甩了甩，對我笑了一下說：“我還是拉‘賽馬’，氣氛熱烈些，也好看看我的手腕掌握弓法還行啵。”
可是剛拉開幾下，他又忽然嘎地一聲停住了：“不拉了，就算還能拉又怎麽樣，我該走了。”
我拉著他的手，在他的手腕上輕輕地摩搓了幾下：“廣廣，既然他們這一次已經準你迴來，那我們下一次見麵的時間就一定不會要等好久了，那時你的手也一定全好了，我再聽你的賽馬。”
“下一次？”他苦笑了一下：“還不知下迴什麽時候才能準我迴來，不過我相信我們會盡早見麵的，春節不是也快了嗎？”
他臨行前對我說的話聲猶在耳，可為什麽現在說死就死了呢？不行，我得要搞清楚，於是我去找他哥哥謝黃冕；一進他家門，冕冕連忙捂著自己的臉要我出來說話：“廣廣的事情你總該是知道了，你千萬不能在我家裏談這件事，不能讓我媽曉得，我媽現在也正被整得要死，讓她曉得了隻怕她就不想活了。”
從冕冕那裏我才清楚，廣廣迴去後就被軍管會實行了專案審查，要他交待反革命組織的問題；原來他在專政班裏交待問題時，讓那些貧下中農們又吊又打，被整得死去活來，實在受不住打了，他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林彪大開殺戒。
那一天，全國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進入高潮，中國兩千多個縣級以上的城鎮都舉行了公捕公判大會，按照中央指示，對於階級敵人實行“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每個會場都有一批反革命份子，在革命群眾一致高唿“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革命是暴動”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口號聲中，被就地槍決；為了無產階級革命需要的“紅色恐怖”，每個縣城的所有會場在那一天被殺掉的反革命一般都在十人以上，全國估計總數最少也有兩萬多人；而同一天在會場上被抓捕的反革命份子，至少在被殺人數的十數倍之上，估計少說也該在三十到四十萬人之間；我就是那一天在嶽陽城第一個被抓捕入獄的現行反革命份子，那年我二十四歲。
在三月十八日這一天的之前和之後，這樣的公捕公判會還召開過好多迴；究竟殺了多少人至今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數字；新上台的接班人林彪為什麽要這樣地大肆殺人呢？為什麽要在鮮血淋漓中來慶祝他的登基盛典呢？其實這也不能怪他，林彪也真還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中華民族當時確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北京城裏發出的最高指示說：目前，在國際上，“蘇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時刻準備打仗”；而國內又是“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所以“階級鬥爭必須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加之黨內又出了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國的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致使中國的政權“不說全部，也不說絕大多數，但至少有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政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更危險的是後來在偉大領袖家裏最親近的人當中，又冒出來了個反對老人家革命路線的“四人幫”；這真正成了洪洞縣裏無好人，普天之下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階級敵人，果真是無所不在了。
這樣嚴峻的形勢，如果再聽之任之發展下去，豈不一定會要亡黨亡國了嗎？於是，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為了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勞苦民眾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老人家不顧七十多歲的高齡，在中國毅然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彪付主席受命於危難之中，也就理所當然地實施他認為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在六九年黨的“九大”會議上，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打倒，林付主席被正式確定為老人家的接班人；上台伊始，他就迴過頭來，對在四年多文化革命中趁天下大亂之機跳出來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份子來了個總清算、一鍋煮；於是在一片叫殺聲中，槍聲猛起，牢門大開，城鄉各地的大街小巷中層層迭迭地貼滿了打著密密麻麻鮮紅大x的殺人布告；紅色政權在建國二十年後，又一次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紅色恐怖，真真的再次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
早在一九六八年，偉大領袖在對城市青年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之後，繼而又對城裏其它人說："我們也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於是，青年學生，還有凡是沒有被安置的待業人員(待業人員中90%以上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被單位接納的失業人員)一古腦地全都打起行李背包上山下鄉了，光我們家就去了三個。長期失業在家的苦悶引發了我一時衝動，使我下決心遵照偉大領袖指示，自己主動報名申請上山下鄉，心甘情願當農民去。
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別的上山下鄉對象無論是學生還是城市閑散人員，一般都是居委會幹部三番五次地屢屢上門作工作，動員他們上山下鄉，並強製性地消掉他們的城市戶口後才不得不去；我的主動申請卻被擱置下來，居然沒有得到批準，居委會幹部說：我不必去農村。而在當時能夠得到這種不去農村優待的隻有經政府特準的老弱病殘人員，我這種年青力壯的板車司機就是出身好的也難幸免。
正當我為自己的一時性起感到後悔，又為自己沒有被批準感到幸運時；我又聽說我之所以沒有被批準，是因為新來接管公檢法的軍管會有人說了，嶽陽城裏有兩個人不許到農村去，其中一個就是我；後來又聽說不許我去鄉下的原因，是怕我到農村去組織農民造反，我聽了後隻是感到好笑，我是個什麽人物啊，本人沒有能力更沒有興趣去摻和什麽造反的熱鬧，決不會去當陳勝吳廣；所以也沒有把這話太放在心上，卻不知災禍的種子在當時就已經深深地埋了下來。
兩年後的三月十八日，我被作為嶽陽地區最大的反革命組織首犯，在萬人公捕大會上五花大綁地公開逮捕，並且還成了當時第一個要殺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大街小巷貼滿了革命群眾寫的“強烈要求槍決現行反革命份子劉飛虎”的大標語，大標語上“劉飛虎”三個字還無一例外地被打上三個大紅x，並且還享受到了和“叛徒、工賊、內奸劉少奇”一樣的待遇，劉飛虎的名字除了打上x外還被顛倒後再貼在牆上。當天和我同時被抓的還有以我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中的主犯王衛明和李向武，三個多月後又還抓了個從犯丁安青。至於在監獄外被各種形式專政班關押的與我有關聯的反革命成員大概總不下三十人之多。
這樣一個人數不算少的反革命組織，其反革命行為當然是劣跡昭然；軍管會在抓捕了我們幾人之後，嶽陽地區還因之出了個簡報，題目是“反革命成員打入了地革委”，並組織了一個內查外調的專門班子，對我們所有的人進行了嚴厲的審訊；我這個首犯自然是首當其衝了，花了大約二十個月的時間，我的反動行為和事跡按照軍管會的調查後大約是這麽些罪狀，本人也供認不諱，述之如後。
一、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你和你父親一樣，生來就仇視共產黨，你的一舉一行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在專政班裏麵好幾天，你口口聲聲隻承認自己隻有對現實不滿的情緒，沒有反革命行為，你知道為什麽要把你單獨關押在這裏嗎，就是為了讓你好好地反省自己的過去；你說你什麽都想不起來，現在我給你一個提醒，幾天前你是不是到過這裏？”審訊員趙玉成代表軍管會第一次和我見麵，就單刀直入地提了個讓我不能不說的問題。
“五天前我確是到過這裏，這裏是南區婦產院，我愛人在這裏生孩子。”
“你知道這裏現在為什麽連一個醫生和產婦都沒有了嗎，就是因為你在這裏才讓那些人都離開的，你應該明白你的問題有多大了吧，我們也算是給足了你的麵子吧。提醒你一下，不要妄想逃跑，我們這裏樓上樓下日夜有八個人輪流看守，就算你是飛虎也莫想能飛出去，孫猴子還能翻得過如來佛的掌心？告訴你，你老婆現在也被革命群眾看管起來了，你的問題你不說她還得說，你先就從你和你老婆是怎麽樣認識的說起，這總不會說想不起來吧。”
聽到趙玉成提到張國瓊，我不由心裏一緊，看來他是有的放矢，他提審的這件事情不能不說了；不由就想起幾天前的事情。
就在五天前的南區婦產院，也就是現在關押我的隔壁房間裏，張國瓊睡在病床上，臉色臘黃，頭上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滾，肚裏的胎兒就要出世了，她死力地摳住我的手，盡力忍著陣痛不讓自己叫出聲來，看到她痛成這樣，我嚇得不知要怎樣才能減輕她的痛苦，隻好跪在病床邊對她說：“我們以後再不要伢崽了，再不要伢崽了。”從早上八點陣痛發作，一直到晚上八點，直到聽到哇地一聲響亮的啼叫，我們的蘭兒這才出生了；也許這娃兒生下來時就知道有大禍要臨頭，哭聲越來越大，而且啼哭一直不止，直到接生的三婆婆趕來，抓著蘭兒兩隻小腿把她頭下腳上地倒提起來，然後在她的背上自下向上扯下來好些根黑毛，蘭兒在一陣狂叫後才止住了啼哭。
蘭兒出生後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民兵送來的軍管會通知，要我馬上自帶行李去南區區公所辦的學習班報到；（在當時凡出生不好的人上學習班雖說不是什麽好事，也還不是什麽少見的事，）我看了一眼正在自家床上熟睡的蘭兒，對張國瓊說了聲那我就去了，她對著我淒然一笑，我就迴身走了。
現在她們母女倆也不知是什麽樣，盡管我耳邊好象還響著蘭兒出生時的陣陣哭聲，心裏卻不得不按趙玉成的審問去努力迴想兩年前和張國瓊相識的那件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六點多鍾，我坐在窗口的書桌前正看一本書；正逢初春，天色到這時候差不多就要黑盡了，我剛拉開電燈，忽然覺得窗口前麵有個人影一晃，一個姑娘站在我家門前。
“請問你找誰？”因為我自己的身影遮住了光亮，看不清來人模樣，我有些疑惑地問，“我是和小清一個隊上的。”來人說。
小清是我下放在農村的妹妹，我連忙將來人讓進家中，燈光下，看見她身著一身暗呢格子的上裝，領口上襯著一件紫色碎花襯衣的翻領，一條軍綠色的布褲下是一雙軍綠色的解放鞋，齊耳的短發在腦後又紮成了兩個短刷把；我看她一身標準的知青裝著，不由一下子就想起來了，這不是一個月前和妹妹小清一起來過我家的她們隊上的知青張國瓊嗎？那次來，因為素昧平生，我隻是和她打了一個簡單的招唿。臨走時，妹妹小清代她要向我借“石頭記”去看，我當時聽了後心裏有些很不高興，正是文化革命白熱化的階段，所有原來出版的古典著作都屬於封建主義糟粕的“四舊”之列，大部分都讓造反派們搜去燒掉了，我好容易僥幸保存下來的一些書生怕被人知道，妹妹倒好，她不但到她們隊上替我到處招搖生事，而且還帶著人上門來借，借的又是文革前也不多有的布麵精裝“石頭記”，怎不叫我心裏冒火？我本想一口拒絕，但看見張國瓊低眉信眼老老實實坐在一邊的樣子，我想也不好傷一位頭一次上我家來的年青姑娘的臉麵，於是就找出來了另外一種十幾本一套而又殘缺不全的簡裝本石頭記給了她，好在她們兩人誰都沒有查看一套應該是多少本，從我手裏紅著臉恭恭敬敬地接過書，慌慌張張地就出門趕車去了。
“請坐，”我客氣地招待她坐下，心裏想她這次到我家來，是來還書的還是又來借書的呢？看來都不象；果然，她剛坐下就向我說：“你能馬上幫我找到李向武嗎？”“什麽事？”我也連忙問：“我當然能替你幫忙找到他。”李向武是我前不久新結識的一位朋友，能否找得到他其實我心裏也沒有底，不過能為一位初相識的姑娘幫點忙，我心裏也還是滿樂意的。
“那就請你告訴他，我已經跑出來了，要他今晚不要再去湖濱大堤上接應我了。”
“跑出來了，你從那裏跑出來了？”我覺得有些雲山霧罩。
“唉！”姑娘深深地歎了口氣：“我在農場專政班裏挨整受批判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知道？小清沒有對你說過？”
“好象聽她提起過，如今到處都是專政班學習班什麽的，我也就沒在意，再說好象你前不久來我家借書時還根本沒有說到這迴事，對嗎？”
“我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麽快，如今出了麻煩，事情升級了。”
原來她在文革開始前還是下放知青中的先進代表，是她所在的國營農場知青中的共青團幹部，湖南日報還專門登載過她的先進事跡。文化革命開始後，她們農場的領導一下子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來培養過她的場長首當其衝，她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走資派培養出來的修正主義黑苗子，受到了衝擊。
本來在文革初期，這種事情差不多每個單位都有，原來的領導和先進人物一夜之間忽然就成了造反派的革命對象；但後來隨著鬥運動的不斷深入，這些被革命的對象發生了變化，鬥爭的矛頭主要隻對準那些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後，認為有曆史問題的階級異已份子。而不幸的是她的父親曾在解放前集體參加過國民黨，而培養她的場長自身就是一個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於是場長成了農場的頭號階級敵人，她也當然地跟著場長升了級，進了專政班不說，還派了民兵專門看守，受到了特殊待遇，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重點對象。
知青之間總是互相同情和支持的，她被單獨關押後，妹妹小清和其它一些知識青年總是要設法騙過那些看守民兵去看望她。就在昨天，一位知表在偷看她時悄悄對她說，要她今晚設法從專政班裏逃出來，李向武晚上在去湖濱的大堤上接應她，安排她去另外的地方躲藏起來。剛好今天下午她母親又專門到農場來看望女兒，在她母親離開時，她就對看守她的民兵說，她要送她母親出門；看守民兵一時大意就答應了她的請求，讓她們母女倆出了門，剛好走出民兵的視線，母女倆就飛腳而逃；一口氣跑到湖濱鐵橋的過渡處，剛上渡船，就看見追趕她的民兵跑過來了，母女倆一迭連聲地大叫船家開船，等到民兵趕到河邊，船已離岸一百多米了，氣得那些追趕的民兵在河沿上哇哇大叫；渡口河麵並不寬，渡船來迴一趟也就不不定期二十多分鍾，她就抓住這二十多分鍾的時間一口氣跑進了城。
進城後自然不敢迴家，也不敢到平日裏熟識的同學和知青家中去，怕追趕她的民兵跟蹤而至；想了想，隻有和我是初識，除我妹妹小清外農場裏的其它人誰也不知道，到我這裏來可能會要安全一些，並且還可以通過我去找李向武，她已經從專政班裏逃出來了，要他不要再去大堤上接她了。
弄清了她眼下的處境後，我知道事不宜遲，立刻要她到至後麵母親房裏去，放下門簾，不讓外麵進來的人能夠一眼就看見。我這裏平時晚上來家閑聊神侃的朋友實在多多，今天晚上倒好，不知為何一個都沒有來。我將她安頓了一下後就匆匆地出門去找李向武。
李向武家在嶽陽樓河下，離我家大概有四五裏地，等我氣喘籲籲地找到他家，家中卻隻有他妹妹在，他妹妹告訴我，哥哥去幫別人搬家去了，不知今晚還迴不迴來。原來我的想法是找到李向武後讓他給安排，既然是他約她逃跑出來，想必一切都安置好了；現在搞清楚李向武其實隻是隨口說說，根本沒有打算去堤上接人，我知道，這個難題落到我身上來了。
麵對一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年青姑娘，我能拒之門外見難不救嗎？
迴來後我把去找李向武的情況委婉地告訴她，要她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明日裏再想辦法；眼見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鍾了，她也無法再說什麽了，隻得在母親房裏睡了下來。母親雖然同意她住下來，心裏卻是十分害怕，本來我家的成份就高，屬於關、管、殺之列，是造反派可以隨時抄家的對象，並且已經光顧過兩迴了；而今收留一個女逃犯在家，還不知會惹來什麽禍。等她睡下後，雖然是初春天氣，母親卻把蚊帳給放了下來，覺得還不放心，又找來一塊破門板擋在床頭，為的是萬一抄家的來了不讓他們一眼就看見家裏有外來人，卻沒有想到這樣做成了不打自招，反倒會更惹人懷疑，可憐的老人！
第二天晨起，沒等到吃早飯她就要走，她不忍心看到老人家為她擔驚受怕。我問她打算去那裏，她卻一時自己也說不上來，我想了一下對她說：“我帶你去個安全地方先躲一陣，然後我再設法把你送出城去。”她默然了一陣，點了點頭；天上下起了毛毛細雨，我家僅有一把雨傘，我把傘給了她，然後在她前麵帶路向魚巷子走去。有好幾次她都從後麵趕上了我，我就馬上加快了腳步，我知道她趕上我是想把雨傘讓給我打，我又怎麽能自己打傘而讓一個姑娘家去淋濕頭發和衣裳呢？而兩人共一把傘我和她又還都有有些不好意思。李勞之家住在魚巷子下河的口子上，這裏已是巷口盡頭，來往的人不多，他又是和我一起拖板車的鐵朋友，也是一個關管殺的子弟，平日裏緘口慎言，但卻是一個明大義又敢擔鐵擔的血性漢子；我把她帶進他的家門，簡單地把情況向他一說，他馬上就從他那隻有五六個平方米的小屋裏退了出來，讓她進去後，再給她找了幾本書放在桌上，然後就和我一起出來，再又從外麵把門給反鎖上了，以表示沒人在家，防止造反派光臨。
我和勞之把身上僅有的錢湊了湊，還不到三十元，想想還不夠她逃出去後的生活用費，我又去找李榮生，他也是和我們一樣的出身成份高的子弟，我向他借錢，他紅著臉磨蹭了半天，隻拿出了不到五元的零錢，我知道他生性有些小氣，也沒有再為難他，就起身向外走，倒是他妹妹小梅趕出來，掏給我她身上全部不到一元錢的毛票後又給了我二十多斤糧票，也算是解決了點問題。
我迴到家裏，李向武在聽說張國瓊的事情後倒是自己找到我家裏來了，和他同時來的另外還有兩位，一位是和張國瓊一同下放在農場的男知青丁安青，也是因為出身不好挨整在農場裏呆不下去了，另外一位是下放在梅溪農村的知青龍天龍；雖說都是和我第一次見麵，卻都好似一見如故，講起話來也就一拍即合。幾個人一商量，決定讓張國瓊和丁安青一起逃到長沙去，丁安青在長沙湖南大學有同學，那裏是青年學生和紅衛兵的老家，落腳比較安全。然後幾個人又設法湊了些錢和糧票，商定今天晚上就護送張國瓊逃出嶽陽城。
到了晚上天黑盡了後，我和李向武、李勞之還有龍天龍四個人一起護送張國瓊和丁安青出城，我們從勞之家出來後不敢走大街，而是下了河口順著河沿朝北走，怕在街上碰到什麽同學和熟人，更怕碰見農場的民兵，也不敢去火車站和輪船碼頭，怕農場的民兵守候在那裏給逮個正著。我們從河沿下穿出了城，然後上了鐵路，順著鐵路往北走，一直走到離城十幾裏地的城陵磯，這裏有一個很小的火車站，從這裏上火車就要安全多了。可是就因為車站太小，大多數火車也就不在這裏停，直等到下半晚四點多鍾，總算停了一趟慢車，看著張國瓊和丁安青上了車，我們這才疲憊地拖著腳步往迴走。
迴到城裏，天已大亮，幾個人來到我家中，大家卻都不曾在有睡意，雖然沒有誰向我打聽張國瓊為什麽要逃跑的具體情況，我卻從大家的眼神中看出來了，他們都為自己成功地救助了一個人感到高興，更為救的是一位年青姑娘而覺得興奮不已。
趙玉成在聽我講述時，沒有插一句言，直到我全部說完後，半天，他才似笑非笑地開口：“看來你們這班人倒還是蠻講江湖義氣的，為一個不相識的人盡心盡力；不過你倒好，事後白撿了個漂亮老婆。但是，”他的口氣一下子嚴厲起來 ：“你應該明白，你們幫助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逃跑，就是在和無產階級專政作對，就是在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行為。”
“不對，”我馬上把他的話截住：“張國瓊根本不是什麽反革命，農場對她的專政是錯誤的，因為她和丁安青逃到長沙後沒幾天，江青同誌三月三十日的330指示就發表了，明確反對對知識青年的迫害和專政，張國瓊也就隻在長沙呆了幾天後就迴來了，農場民兵再也不敢對她怎樣了。”
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令人發指，但在對待知青問題上她卻往往是網開一麵而采取了一些保護政策的；不少的女知青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被公社、大隊和縣區的黨員幹部誘奸、強奸的事情不斷地上報到中央，她自己的婚姻和在中央的地位讓她深切了解到黨內權力的淫威是何等的強大，她個人有著這方麵切膚之痛，她對黨內當權者的痛恨，使她自覺不自覺地站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知青這一方的立場上來了，往往就是她的一句話就保護和改變了不少下放知青的命運。
“拉大旗作虎皮，你倒是能言善辯，”趙玉成搞不明白江青的330指示究竟說了些什麽，隻好說：“好，你剛才交待的這件事就暫且不論；你精心組織策劃的埋葬現行反革命份子謝廣平的事情，難道還不算是在和無產階級專政公開為敵嗎？你必須老實交待；當然，”他口氣又緩和了一些：“你今天的交待還算比較徹底，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交待中能和今天一樣，竹筒裏倒豆子，把謝廣平的事情說清楚，爭取寬大處理。”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向武跑來對我說：“廣廣死了。”“你聽誰說的？”我連忙問。“從黃沙街茶場迴來幾個下放知青都和我說了，廣廣是真的死了。”向武說：“是上吊自殺死的，死了已經有兩天了。”
向武走後，我一個人站在窗前發呆，眼淚不知怎麽就流了下來；廣廣就是謝廣平，他哥哥謝黃冕和我相交至深，他是隨他哥哥一起到我家來和我認識的；他父親解放前是國民黨“掃蕩報”的編輯，作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報人，盡管是文人，解放後還是被當成了國民黨特務，判重刑於勞改農場，後在勞改農場死於非命；好久之前，就聽說他在茶場被當作知青中的重點對象遭整，原因是參加文化革命中的知識青年的造反組織“反迫害”，而且他又是“反迫害”組織中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骨幹，“反迫害”被中央文革小組給宣布為反動組織後，他就成了重點打擊對象；被關在農場專政班裏好幾個月，不許任何人和他見麵，更不許他迴家。
半個月前，他忽然來到了我這裏，“你被解放出來了？”我十分驚喜地問。
他不置可否地點點頭，對我說：“隻給了我兩天假，讓我迴家看了下媽媽，拿了些東西，現在我必須馬上就迴去；走之前來看看你，你還好嗎？”
“我好，你呢？聽人說，你們黃沙街茶場當地的農民都喜歡習武操打，心又特別狠，整起人來都是把人捆吊起來朝死地裏打，你在專政班裏沒有吃苦頭吧？”
他對著我淒然一笑，沒有作答，隻是四處張望了一下說：“你的二胡呢？好久沒有拉琴了，讓我在你這裏試一下，看看我的手還能不能拉琴。”
聽他這樣說，我就知道他的手一定被人捆吊過了，我把二胡拿來給他，他把內外弦都鬆開後重新定弦，邊試音邊對我說：“你幫我聽一下，看我的音定得準不準？也不知我的耳朵還行不行。”
我明白他的頭部肯定也被人重打過了；耳朵恐怕受了傷；我要他試著拉了一曲當時最流行的二胡曲“江河水”，這是他原來在文藝宣傳隊演出時最受人歡迎的獨奏曲，一曲未了，他把右手使勁地甩了甩，對我笑了一下說：“我還是拉‘賽馬’，氣氛熱烈些，也好看看我的手腕掌握弓法還行啵。”
可是剛拉開幾下，他又忽然嘎地一聲停住了：“不拉了，就算還能拉又怎麽樣，我該走了。”
我拉著他的手，在他的手腕上輕輕地摩搓了幾下：“廣廣，既然他們這一次已經準你迴來，那我們下一次見麵的時間就一定不會要等好久了，那時你的手也一定全好了，我再聽你的賽馬。”
“下一次？”他苦笑了一下：“還不知下迴什麽時候才能準我迴來，不過我相信我們會盡早見麵的，春節不是也快了嗎？”
他臨行前對我說的話聲猶在耳，可為什麽現在說死就死了呢？不行，我得要搞清楚，於是我去找他哥哥謝黃冕；一進他家門，冕冕連忙捂著自己的臉要我出來說話：“廣廣的事情你總該是知道了，你千萬不能在我家裏談這件事，不能讓我媽曉得，我媽現在也正被整得要死，讓她曉得了隻怕她就不想活了。”
從冕冕那裏我才清楚，廣廣迴去後就被軍管會實行了專案審查，要他交待反革命組織的問題；原來他在專政班裏交待問題時，讓那些貧下中農們又吊又打，被整得死去活來，實在受不住打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