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完寒假迴校,正是一九六 0 年的春天,那一年是我國曆史上有名的苦日子的頭一年。

    盡管已是春天,田野裏卻難以看見半點春天的景象。自去年以來的持續幹旱,不但使早稻連連無收,就連冬播作物也沒有逃脫幹旱的魔爪。冬旱使頭年播下去的小麥、碗豆、油菜大都沒有能出苗。春天到了,田裏地裏依然是幹巴巴黃禿禿的一片黃土,勉強長出來的一些嫩苗,也象是重病的老人,皺巴巴的沒一點生氣。山區本來就缺水,連續幹旱使好些地裏連種子也無法收迴來。

    天空藍得透明,藍藍的天幕下布穀鳥和燕子倒是不失農時地在邊飛邊叫,可是大地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喧鬧,幹旱帶來的饑餓使一切都沉寂下來,再也看不到去年前年大躍進的氣浪了。

    我們到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來寫在學校門口的大標語“一天等於二十年,”改寫成“天大旱,人大幹,人定勝天”的口號,可是再也沒有往日的紅旗、鑼鼓來為這些標語口號助威了。人們已經沒有氣力和心情來敲鑼打鼓喊口號了。

    那象征共產主義的公共食堂也都散了夥,由吃飯不要錢、按需分配一下子降到了每個社員每月標準為一十八斤穀,由大隊統一配給。後來就連這一十八斤穀也難以為繼了。去年的秋旱、冬旱又連上今年的春旱,走到地裏赤腳隨便一揚,就是一陣塵土,田野已經幹裂了縫。五八年的糧食大豐收的景象已經成為了童話裏的世界。隨著“苦日子、瓜菜代”的口號,土地越來越幹瘦,而人們的頭、臉、腿、腳卻和土地相反,變得越來越豐滿和粗大了。饑餓引起的水腫病迅速地由一個公社蔓延到另一個公社,營養不良引起的浮腫讓人的雙腿變得又粗又亮,用手一按,腿上就凹下一個深坑,人的腿成了橡皮腿。浮腫由下至上,最後讓人的腦袋腫亮得如同年三十晚上跳台的加官,大如芭鬥時人也就咽了氣。最先死去的是那些中年婦女,她們把自己的那一點度命的口糧留給了自己的兒女和丈夫,跟著去了的是老人和體弱的兒童,最後發展到一家一家甚至一個一個村莊地死光,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餓殍遍野。據後來的官方公布數字的人數大概在於2500~3000萬人左右。(當時人口總量為六億。)

    沒有糧食,生產隊不再歡迎我們去學農,學校也停止了勞動課,師生們這才算正式迴歸到教室裏來了。

    學校裏也是空前的饑荒。

    每餐三兩米的定量口糧對於一個十四五歲的初中學生來說,本來就夠緊的了,加上學校食堂自春節後就一直沒有看見過肉。僅有當菜的一點幹羅卜、醃菜也看不到一點油星。往日裏食堂一月兩頓的牙祭改成了吃“土肉”,即豆腐,後來就連這土肉也看不到了。僅靠那一頓三兩米的熱量維持著十幾歲娃娃們的體力消耗和身體發育所必須的營養。於是全校師生,無論男女,差不多都是一餐等不到一餐了。

    每天上午或是下午的最後一節課,總是還等不到下課鈴響,同學們就把各人桌上的紙筆、書本收進了抽屜,作好了下課的準備,隻等老師說聲下課,大家就一窩蜂地衝出了教室門,然後衝過操場,象賽馬似的狂奔到食堂發飯的大窗口,爭取排在頭幾名,這樣就可以在領飯時優先選大缽子飯。其實缽子飯每人一份,都是大米三兩,隻因為大缽子可以多放些水,蒸出來的飯份量就見得多一些,吃下去當時也就飽肚子一點,於是大缽子飯就成了同學們搶先排隊爭奪的對象。

    為了能讓三兩米蒸出更多的飯來,學校又引來了外地的經驗,蒸“雙甑飯”。就是把已經蒸好了的飯再加些水,然後又蒸一遍,這樣蒸了出來的飯可以比平常蒸的差不多能多出一倍的份量來。可是這樣的飯味道卻很不好,雖然當時飽肚卻不經久,折騰來折騰去依然還是個肚子餓。

    學校總務處每月向每個學生收取二十七斤的大米定量,城裏學生裝按季度由家長寄來糧票和錢上交學校,鄉下同學就是每個月底放假兩天迴家去挑來自己的當月口糧。山區農家的孩子上個中學很不容易,家長們再難。也要從自己的牙縫裏、鍋底裏摳一點糧食來,湊足自己孩子的上交口糧。可是隨著饑荒的越來越嚴重。終於,不少學生迴家挑來的隻有紅薯、南瓜、茴絲和幹菜之類的東西當口糧了。學校食堂拿著這些東西不好辦,於是總務處就作了個決定,學校食堂不再向學生收糧隻管蒸飯,學生們把自帶的口糧放在各自的飯缽裏送到食堂的大飯甑裏去,由食堂統一蒸熟後各吃各的。這樣一來,也省去了原來爭先排隊搶大缽飯的混亂。

    我們這些城裏娃娃的口糧也由食堂按月返迴到個人,每餐都由自己淘米送到食堂去。這樣實行了兩天後我就覺得厭煩,於是我就出了個主意,我們四人輪流值日,由一個人統一淘米蒸飯,同時還包括領飯和洗缽子,半個月輪一次,這個辦法四個人都讚成。四個人中它它最長,和尚老二,我是第三,呆子最小,按照“三人行路小的吃虧”的原則,呆子值了個頭班。於是四個人的口糧都交給了他統一保管使用。呆子倒幹得盡心盡力,四個人都感到很滿意,都說呆子在家裏時一直是靠媽媽作飯吃,現在居然幹得不錯,進步大大的有。

    不想在半個月之後我接手當班,在接收糧食時發現在呆子值班的日子裏把四個人一個月的口糧竟然吃掉了四分之三,下半個月裏隻剩有四分之一的糧食了,出現了嚴重的糧食危機。於是我作了個果斷的決定:免去每天的早餐後每人每天一幹一稀。而且又把個人身上的另星糧票都收集攏來,找鄉下同學換了些茴絲當幹糧。這樣一來,四個人都餓得叫苦連天,一反過去的稱讚,大罵呆子是十足的呆頭呆腦,傻瓜一個。

    就在我們發生糧食危機的時候,學校食堂裏出了一件事。

    每天晚飯後,同學們照例送去各人第二天的早餐米到食堂,食堂裏的大師傅就在頭天晚上把飯蒸熟後再去睡覺。那天早晨,大師傅打開飯甑時,發現少了四缽飯,仔細一找,又發現四隻空缽丟在食堂外後窗口下麵,飯缽下麵還壓了一張紙條,上麵寫了幾個字:“不是強盜不是賊,肚子餓了怪不得。”那幾個被偷了飯走的同學見到了字條後氣衝鬥牛,馬上把字條和空飯缽送到了教導處,要求學校追查偷飯的賊。

    一個時期以來,由於饑餓,農村不斷發生偷米偷油,甚至糧庫被盜,運糧汔車遭哄搶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有的生產隊還發生了分吃種穀、偷殺耕牛的事件。為了保衛大躍進的成果,保衛人民公社的財產不受侵犯,縣委早就布置了打擊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階級敵人、打擊歪風邪氣的號召,學生這一鬧,學校立即決定開展在全校整頓校風,打擊歪風邪氣的活動,追查這次偷飯的人。

    各班立即召開班會,我們四人一下子成了重點嫌疑對象。理由充足得很:一是我們正是餓得頭暈眼花的時候,偷吃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剛好又被盜了四缽飯。二是偷了飯居然還敢留下字條,以示明人不做暗事,這也隻有城裏娃娃才能做得出來。

    我們幾個倒是無所謂,既然留有字條,拿筆跡一對不就昭然若揭了嗎?可是那天下午,呆子走來問我:“中午你們班幹部開會討論些什麽?”

    我莫名其妙:“開什麽會?我怎麽不知道?”

    “沒有要你參加?”呆子驚奇了:“我親眼看見任福保在通知開幹部會呀,還通知了幾個寫了申請的候補團員參加,怎麽會沒有你這個學習委員份呢?”

    我說:“那就去問下它它看,他也是班幹部。”於是我們一齊去找它它,它它聽說後,反問呆子:“你沒吃錯藥吧?怎麽開會不要我們參加?”又說:“他任福保有什麽權力不讓我們參加開會,我去找他扯皮!”說完就要走,我一把拉住了他:“先莫忙扯皮,我看這事情有點蹊蹺,不要我們參加,莫非這個會就是衝著我們來的?”“嗯,”呆子點了點頭:“怕是有點來者不善。”

    “居然真的懷疑是我們偷了飯吃?”它它憤憤不平:“搞冒了火老子真的去偷他一迴,操他娘的?”

    “莫發火,”我說:“身正不怕影子斜,看他們拿什麽憑據出來怪到我們頭上,就讓他們先發難,拿不出證據來我們再來個後發製人。”

    “對!”它它恨恨地摩拳擦掌:“老子要狠狠地殺他個迴馬槍!”

    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上午頭節課,校長走進了教室,宣布我們班今天召開班會,停課整風。會議由王老師主持。可我們誰也沒想到,這個會根本沒有提到要追查偷飯的事,會議一開始王老師就明白宣布,通過這次停課整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狠刹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歪風,樹立正氣,搞好班上的團結。王老師說完,任福保站起身來,他先檢查了自己身為班長,又是團支部書記,工作中存在有不少的缺點和錯誤,希望同學們多提批評意見。他在後來又說,班上存在的城鄉同學之間不團結的現象,這事情上他也有一定的責任,鄭重地歡迎城裏同學多提意見。

    任福保剛說完,李鐸就開了頭炮:“歡迎也好,不歡迎也好,我反正對你這個班長有意見。要我說,城鄉同學不團結的根子就在你這個班長身上,我問你,你為什麽要夥同周四印的表哥一起剃掉了我們的眉毛?”不料他一提到這件事,周四印就立刻站起身來質問:“你有什麽憑據說是有人夥同一起搗你們幾個人的鬼?”王和尚立即也站了起來,把他那天晚上聽到周四印的講話重複了一遍, 周四印倒是承認他說了那些話,但卻說他根本不是和尚講的那個意思,他完全是一片好心,怕我們上當出事。幾個人就在會場裏爭了起來。王老師當機立斷,馬上宣布就從城鄉同學鬧不團結的事情開始,檢查班上的小資產階級的人人主義歪風。

    任福保站起身來,拿出了一份事先寫好了的講稿,作了一個係統的批判發言,他一項一項地列舉了班上的個人主義表現:為了想出個人風頭,公然與公社黨委對抗,在在會上和蘇部長衝撞,破壞大會紀律,挖苦打擊進步同學,說向組織匯報就是拍馬屁,對進步同學群起而攻之。為了大出個人主義風頭,不惜剃掉了自己的眉毛,在學校裏裝神弄鬼。另外還有,偷挖社員的菜園,讓社員拿著證據找到學校裏來,損壞學校的名譽。更為嚴重的是,自稱是劉主席的侄孫,冒充革命家的後代,欺騙貧下中農……

    不用說,任福保說的每一條都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全都有是針對我們四人而言,尤其是最後一條,矛頭是直對我來的。

    我是怎麽也不會想到,我們自以為得計耍騙的毛隊長,其實要比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娃娃要老辣得多,他壓根就沒有相信過我們的胡謅,憑著他從土改以來培養出來的階級鬥爭覺悟,他把我們的玩笑話全部都向大隊作了匯報。最終上當的還是我們這些不諳事的學生娃。

    任福保發言剛結束,卻不料蘇梅站了起來,這個平日裏言語不多、舉止嫻靜的農家女孩,自從和我們在水庫工地上搞了一段宣傳後,性格變得活潑開朗得多了。她認為,任福保的發言中所說的種種表現,固然是事實,但那大多都是同學們之間平時的一些玩笑話,至多也不過是生活小節問題,不能用資產階級個人方義來上綱上線分析。她又列舉了我們幾個人在水庫工地上積極、熱情地搞宣傳,為水庫建設出死力、流大汗的種種表現,說明我們也有積極向上的一麵。蘇梅的發言和任福保的發言意思截然不同,立即在同學們之間引起了熱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倒不再落在我們四個人身上了,而是象我們這類事情,究竟應該算是歪風邪氣還是生活小節問題。

    這樣一來,打破了王老師原來安排的班會計劃,苦於偷飯人的字跡和我們四人中的誰也對不上號,他就打算從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入手,從生活細節上深挖思想根源,順藤摸瓜,讓我們自己交待偷了飯後又偽造筆跡的事實,從而狠刹一下我們這些城裏學生傲悍不羈的霸氣,在班上樹立貧下中農子弟的絕對優勢。沒有料到會讓蘇梅的發言一攪,原來讓王老師布置好了的幾位同學對我們的批判發言也沒有人聽了。王老師隻好宣布暫時休會。

    我雖然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心裏卻感到很輕鬆,但又有幾分苦澀。我真沒想到班上會有那麽多的同學會不同意任福保的發言,為我們主持公道。這些同學中不少人都是我們平日裏不屑一顧的“鄉巴佬”。這樣一想,倒是真正的感到了一種慚愧,在內心深處確實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思想嚴重。

    李鐸卻不然,他在我們麵前對蘇梅大加讚賞,口口聲聲地說他為蘇梅感到驕傲。

    可誰又曾會想到,李鐸的驕傲會讓事情來了個急轉直下,給我們幾個帶來了天大的麻煩,這個麻煩後來對我們幾人的一生都有幾乎有所影響。

    蘇梅的發言引起了學校的嚴重關注,王老師把蘇梅叫去了個別談話,要她端正認識態度,向組織靠攏,幫助學校搞好整風,尤其要站穩自己的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不要滾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泥坑。一席嚴厲的訓斥搞得蘇梅淚流滿麵,她從王老師那裏出來後,徑直去找它它,兩人約好了在學校墳山後麵的小樹林裏會麵。

    可是他們根本不曾想到,為了搞清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怎樣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後代的,王老師已經布置了幾個外班的團員在調查蘇梅和我們幾個人的來往,就在它它和蘇梅在小樹木林裏幽會時,被調查的同學發現了。

    這樣一來事情迅速惡化升級,中學生是絕對不容許談戀愛的,尤其在這山區農村,這種事是頭等傷風敗俗的醜事。學校立即把這件事情向蘇部長作了匯報。當蘇部長得知他的妹妹居然和幾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相當嚴重的危險份子混跡在一起,而且和其中一個建立了戀愛關係,他不禁拍桌大罵,尤其當他搞清楚這幾個危險份子就是幾次和他作對的城裏學生時,更是怒不可遏。他當即指示向他匯報的王老師決不允許他妹妹再和我們有任何來往,一定要點狠狠打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歪風,他代表公社黨委支持王老師和學校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動。

    王老師雖然在蘇部長那裏取得了尚方寶劍,卻拿著這件事情很悚手。在中學談戀愛照例是要受到嚴厲處份的,可是處分了蘇梅卻直接關聯到蘇部長的聲譽,在鄉下,家醜外揚可是大忌,日後叫蘇部長如何開展工作呢?同時這對部長的妹妹日後的前途和名聲影響也太大了,以後又如何嫁人呢?若是單隻處分它它一人,那又太不服人心了,別人定會說有巴結某人之嫌,對於學校來講也顯得過於斯文掃地了。但此事又不能不了了之。

    正在這個時候,關於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文件下達了,王老師一下子在這個文件中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彭、黃(克誠)、章(文天)、周(小舟)四人反黨集團,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了繼續鼓幹勁、爭上遊,保證三麵紅旗永不倒,全黨全國人民立即開展了一場反右傾、反保守、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教育運動。於是在傳達學習中央文件的同時,王老師向蘇部長建議,既然中央出了四人反黨集團,那麽也可以在學生中間也抓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小集團來作為典型開路,加強學習,端正校風,狠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歪風,以民發正氣。蘇部長心領神會,馬上親臨學校的教職員工會,並在會上作了布置和安排。

    對我們的批判立即升級。在學校操場上舉行了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小集團的批判大會,全體師生員工悉數參加。王老師在會上作了係統性的批判發言,各班級代表又根據王老師的講話憤怒地揭發和批判了我們的錯誤言行。會議決定,要我們四人寫出深刻的檢查和反省,從思想深處挖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根源。不用說,班上同學中沒有誰再敢來說我們這些問題是生活小節的話了。

    盡管它它的行為深深地激怒了蘇部長,蘇部長卻頭腦清醒地沒有讓情緒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死死地抓住王老師給我們圈定的“個人主義小集團”的問題不放,不再提它它和蘇梅戀愛的事情了。蘇部長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分析事物的本質,按照他的階級分析,我們四個人當中,王偉出身工人,它它和呆子的家庭出身都是小業主,而數我的成份最糟,是在整個月田人民公社聞所未聞的“國民黨偽官吏。”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四人小集團中的當然頭目,矛頭和焦點多半向我集中過來。相形之下,它它的戀愛問題也就不那麽有人提起了。

    七

    自從我們四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小集團以後,我們不但再沒有往昔的那種城裏人的神聖光圈,連那些平日裏我們所鄙視的“鄉巴佬”們忽然一下子都反過來瞧不起我們了,城裏裏人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名詞,變得讓人嗤之以鼻了。差不多所有的同學見了我們如同見了瘟神般地避之不及,就連我們四人之間,為了不讓人說我們在搞攻守同盟,平日裏也很少來往了,到後來,見了麵話也不多說了。

    雖然班上沒有立即開會重選班幹部,可是每周一次的班幹部會讓班上的團員支部會堂而皇之地代替了。任福保和周四印都是團幹,班上的大小事情實際上全都是他倆說了算。我和它它連團員都不是,他們開會我們連旁聽的資格都沒有,我們的所謂“幹部”實際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宣布撤職也隻是早晚的事情了。

    然而還等不到學校宣布撤職,我卻自行宣布了自己的垮台。

    段考時,我這個曆來班上的第一名成績一下子竟落到二十好幾名的後麵去了。隨同我一樣成績下降的還有一個,那是周四印,他比我更慘,成了班上的倒數第一名。

    這件事情使我深深地震驚了。即使我在小學討飯讀書的時候,成績還未這樣直線下降過,這讓我產生了真正的絕望。那天宣布成績後,我一個人坐在教室裏對著牆壁發呆,呆子見我難過,等同學們都走後,又悄悄地拐了迴來,偷偷地勸我:“別太放在心上,勝敗乃兵家常事,下迴努力考好不就行了嗎?周四印不是比你考得更糟糕嗎?”

    可是我怎麽也不能原諒自己,我怎麽能和周四印比呢?他是勞動委員,而我是學習委員,學習委員成績如此下降,即便不撤我的職,我自己又還有何麵目繼續當下去呢?平時,我們之所以能以城裏人自居而感到神氣,不就是因為城裏同學一般要比鄉下同學功課要好一些嗎?老實說,把我作為小集團來批判我倒也不怕,把我作為小集團的頭目來對待我甚至還感到某種榮耀,可是現在成績垮了,這大有如鐵山水庫的大壩坍塌了那麽可怕,這唯一的精神支柱被子自己粉碎了。我喪氣地想:若是沒有這一段時期以來要我白天晚上沒完沒了的寫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反省檢查,無論如何,我也決不會失敗得這樣慘重,可是這難道成為開脫自己的理由嗎?我平日裏到處向人宣講的“逆境出人才”的說教到哪裏去了?我平日裏說的“疾風知勁草”的功夫到那裏去了?我原來隻是一個根本不堪一擊的飯桶草包!

    “怎麽辦?隻有下決心,拚死命,別無選擇!”我對自己說:“奪迴過去的光榮和自信!”

    我這才開始了真正的自我反省,認真地查找了自己生活學習上散漫、雜亂、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為自己製定了一套嚴格的學習計劃,並且自己給自己規定了獎罰:今後,無論考試或作業,得分如果在八十分以下,罰餓飯一頓,但如若考分在九十分以上,自獎自吃一份夾缽飯--六兩米。

    自從我們四人之間很少有來往後,我倒是可以安心致意地實行自己的計劃了。我厚著臉皮從老師、同學那裏霸蠻借來數理化的各種參考習題,又用口袋裏僅有的零花錢買來了不少白紙,裝訂成幾個大演算本,自己規定在完成老師布置的功課以外,限期要把這些習題全都做上一遍。早晨天剛亮就得起床,背誦那些政治題目答案和俄語單詞,沒有背完十道政治題目答案或是二十個俄語單詞就不許自己吃早飯。這樣我做到了每天要比其他同學多學習了三到四個小時。我這樣拚命地趕,堅持半個月後就覺得自己有些不行了。經常感到頭上陣陣地眩暈(這個毛病以後差不多伴隨了我的大半生),有時眼前無緣無故地直冒金星,甚至走路都有些東倒西歪。

    我知道,這是因為餓。

    幹旱連校園也不肯放過,學校菜地裏已經找不到一棵青菜,食堂裏早就弄出了鹽辣湯來代菜。所謂鹽辣湯,正如其字義,就是燒一大鍋開水,放上足夠的鹽和辣子,水麵上再加上少量的油花。湯倒是盡量隨自己去舀,去得早的同學還能舀得到一星半點飄在水麵上的油花。每頓三兩鹽水泡飯的日子對我這個十五歲的中學生來說的確是差了一大截,加之又沒有其它的營養補助。鄉下同學迴去一轉,好歹總要弄迴一些紅薯、葛粉(一些藤葛類的野生植物的根塊磨成的粉)來充饑,我們這些城裏學生就隻有瞪眼羨慕的份了。不時也有郵差送來包裹單,那是城裏家長們想方設法給自己兒女們寄來的一些吃食,可是我知道那包裹單裏決不會有我的名字。我清楚家裏的處境,為了不讓媽媽為我耽心難過,我還咬著牙省出來了十來斤糧票寄了迴去表示我在鄉下生活得還好。

    饑餓把我驅向了田野。

    我開始努力迴憶原來在支農時在地裏勞動時的情況。我想到了有一迴在生產隊裏幫忙收紅茴的事情。收紅茴是一項重體力活,深埋在土裏的紅薯必須要用釘鈀一蔸一蔸地下死力去挖,這倒有些象是豬八戒在高老莊的幹活,隻是我們的氣力遠遠不如老豬。那一迴公社下了任務,限生產隊必須在一個星期內把所有的紅薯地裏都要點播上冬小麥,經迎接全縣的農業大檢查。一個星期要收迴所有的紅薯,即使加上我們學生的支援,生產隊的人手也還是不夠,何況收完紅薯後還要重新翻地播種,無論如何在一個星期內是辦不到的事情。於是生產隊長就想了個辦法。他用牛拖著犁鏵直接在地裏翻耕,這樣既耕了地,同時也把地裏的紅薯給翻了出來,省時又省力。我們這些分配去挖茴的學生當然高興了,不要我們出死力去一蔸蔸地挖,隻跟在牛屁股後麵去撿茴它,事情輕鬆多了。女同學更是高興,身上背一個書包袋,裏麵裝的麥種,跟在撿茴它的男生後麵,將袋子裏的麥種象天女散花一般拋灑在翻耕後的地裏,連腰也不用彎一彎。事情倒是皆大歡喜,可是這樣一來,一塊地裏的紅薯卻有一大半在被犁鏵翻出的同時,又被翻了的土重新給埋了迴去,收迴來的紅薯隻有一少半了。我把這事告訴了生產隊長,隊長卻不耐煩地對我說:“公社催逼得緊,你叫我有什麽辦法?反正收多收少都是人民公社,不關你們學生伢的屁事,你們少講!”

    “那塊地裏肯定還有不少埋在土裏的紅茴!”想到這裏,我高興地對自己大聲說。於是我在頭天晚上破例吃了餐夾缽飯,第二天起了個絕早,天還未亮就動了身,那地方離學校有十來裏地,等我走到時天已經大亮,我在地裏左刨右挖,手指甲都挖出了血,卻沒有找到想象中那些大量地埋在土裏的紅茴,連一根茴蒂巴都沒有找到,看來這地已經讓人給刨過了多次了。刨來刨去沒刨出紅薯,倒是刨出了一些麥種,由於天旱,原先我們播下去的麥種一直也沒有發過芽,時間一久,麥種已經發黑。我起早跑了這麽多路,頭天晚上又為此多吃了一缽飯,不甘心就這樣空手迴去,於是就把那些發黑的麥粒和泥土一起裝了半書包迴校。

    迴來後我把這些麥種淘洗幹淨,和米拌在一起蒸熟了當飯。沒料到這些麥種在土裏太幹透了些,放在飯裏怎麽蒸也蒸不爛,真真成了關漢卿筆下的敲不碎、壓不爛、煮不熟、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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