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1日，唐寧帶著李小龍的新片《精武門》赴港宣傳的時候，出乎他和所有人意料的是，他親眼見證了一幕讓人揪心至極的事件！
由於1959到1962年正處於國內大困難時期，而香港雖然這個時候還是處於英政府的殖民統治，但起碼生活條件要比國內好上不少，所以在臨近香港的地區這幾年逃港也就是逃荒來到香港的難民特別的多，到了1962年，達到了*。
鑒於饑荒蔓延的事實，時任粵省省委書記的陶鑄下令，解除崗哨，放開邊境，讓饑民自由赴港求生，至5月25日中央下令關閉邊卡，半個多月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多萬人赴港，入港者，風起雲湧，扶老攜幼，奔向求生之路。
華山由於位置正好在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成為逃港者進入市區的一個中歇站。在經過了長途的艱難跋涉之後，疲憊饑餓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的親人接他們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華山，還有一個目的：有眾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應，就是香港警察來了，幾百數千人抱成一團，一時也奈何不得他們。
的確，香港警方對於這些數量驚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驅趕成千上萬的逃難者，警力顯然不足。其次，對於這些手無寸鐵的逃難者，強製的行動有違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強製行動又難以奏效。何況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著親人、朋友在香港。稍稍處理不當，引起的法律官司會層出不窮。港英政府感到很難辦。
華山上的逃港者，該不該抓捕？什麽情況下抓捕？抓捕中會不會出現“執法過當”、抓捕了該不該遣返迴去？在香港政府內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認為。應該全部接納這些衣食無著的“背叛者”，因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避難”。能夠把“政治避難”者當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樣，“再送迴屠宰場嗎”？
據當時媒體的統計，以一人牽動10個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計算，華山的3萬人就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說，大約每10個本來在高樓大廈中安睡無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個人要為突然出現在華山山頭上的親人、同鄉、朋友的處境擔憂。
逃港者中不乏聰明人。他們通過記者，不斷把消息帶到了山下。
5月16日。《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難民在港親友的名字，唿喚這些親友趕快上山來救他們。消息很快在全城傳開了，整個香港的輿論更加沸騰。人人都在唿喊：“火速搶救華山上的親人”！
報紙、雜誌、電台，幾乎所有的香港媒體都出動了，一批批記者衝向華山搶新聞，他們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淚下的情景。
南粵的五六月已經進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曬、酷熱難當。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越境者麇集在華山的山頭上。因為害怕被抓，像小野獸一樣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叢中，一些孩子因為恐懼在瑟瑟發抖。
山路上，年輕點的扶著老父親老母親，頭發淩亂的婦人抱著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長途跋涉之後。又饑又渴，有人暈倒在地上掙紮，口裏吐著白沫……即將崩潰的越境者們一看到是背著相機的記者。認為救星來了，頓時，整條山道上的人齊刷刷地跪在地下叩頭求助。哭泣之聲震動草木……
按照當時記者的說法，此刻的華山，“淚飛傾盆，天地為之悲泣！”。“因為哭喚的人實在太多，山梁的地麵都打濕了！”
在香港市民的強大壓力下。香港當局認識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辦法，終於著手為民眾建設安置區。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構建板屋、安置住所，蓋起了一棟棟“徙置大廈”，也就相當於現在的廉租房。並且加工工業，大力發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決了逃難者的就業問題，同時也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但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安置數十萬饑民有困難。當時的台灣政府占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美國總統肯尼迪出麵關照此事，認為台灣有責任安置饑民，並號召世界各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應盡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灣民眾和香港同胞一樣，非常同情饑民，早就作好了救助準備，成立了“救濟受災同胞總會”，募集資金和糧食衣物。
台灣當局撥大米一千噸捐贈。根據自願原則，逃港饑民自由選擇去處。1962年7月，台灣政府多次派出輪船赴港接納大陸饑民，每人發給救濟金70港元，贈送服裝一套。移民台灣者數萬人，多數安置於地廣人稀的屏東縣，開辦農場。台北郊區的“興學農場”主溫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並解決他們的就業及子女的教育問題。
美國民間“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女士，攜巨款飛來香港與港府商討安置辦法，並趕赴華山與逃港饑民直接接觸，征求意見。逃港饑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灣，小部分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牙買加等國。他們經曆多年打拚，不少人發家致富。改革開放後，許多人迴內地投資辦廠。
適逢其會的唐寧，自然也不會坐視不管，他直接就找到了“救濟中國難民總會”的主席陳香梅女士，他本身就與陳香梅的老公“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非常熟悉，所以直接就來到了她的辦公室。
很明顯，這個時候陳香梅非常的忙，手上的文件和桌上的電話一直都忙個不停，不過看到唐寧來了，她還是熱情的起身招唿道：“托尼，你怎麽突然想起來我這兒了？”
唐寧笑道：“這不是聽說您當上會長了麽，所以過來支持您的工作唄！”(未完待續)
由於1959到1962年正處於國內大困難時期，而香港雖然這個時候還是處於英政府的殖民統治，但起碼生活條件要比國內好上不少，所以在臨近香港的地區這幾年逃港也就是逃荒來到香港的難民特別的多，到了1962年，達到了*。
鑒於饑荒蔓延的事實，時任粵省省委書記的陶鑄下令，解除崗哨，放開邊境，讓饑民自由赴港求生，至5月25日中央下令關閉邊卡，半個多月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多萬人赴港，入港者，風起雲湧，扶老攜幼，奔向求生之路。
華山由於位置正好在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成為逃港者進入市區的一個中歇站。在經過了長途的艱難跋涉之後，疲憊饑餓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的親人接他們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華山，還有一個目的：有眾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應，就是香港警察來了，幾百數千人抱成一團，一時也奈何不得他們。
的確，香港警方對於這些數量驚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驅趕成千上萬的逃難者，警力顯然不足。其次，對於這些手無寸鐵的逃難者，強製的行動有違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強製行動又難以奏效。何況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著親人、朋友在香港。稍稍處理不當，引起的法律官司會層出不窮。港英政府感到很難辦。
華山上的逃港者，該不該抓捕？什麽情況下抓捕？抓捕中會不會出現“執法過當”、抓捕了該不該遣返迴去？在香港政府內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認為。應該全部接納這些衣食無著的“背叛者”，因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避難”。能夠把“政治避難”者當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樣，“再送迴屠宰場嗎”？
據當時媒體的統計，以一人牽動10個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計算，華山的3萬人就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說，大約每10個本來在高樓大廈中安睡無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個人要為突然出現在華山山頭上的親人、同鄉、朋友的處境擔憂。
逃港者中不乏聰明人。他們通過記者，不斷把消息帶到了山下。
5月16日。《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難民在港親友的名字，唿喚這些親友趕快上山來救他們。消息很快在全城傳開了，整個香港的輿論更加沸騰。人人都在唿喊：“火速搶救華山上的親人”！
報紙、雜誌、電台，幾乎所有的香港媒體都出動了，一批批記者衝向華山搶新聞，他們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淚下的情景。
南粵的五六月已經進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曬、酷熱難當。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越境者麇集在華山的山頭上。因為害怕被抓，像小野獸一樣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叢中，一些孩子因為恐懼在瑟瑟發抖。
山路上，年輕點的扶著老父親老母親，頭發淩亂的婦人抱著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長途跋涉之後。又饑又渴，有人暈倒在地上掙紮，口裏吐著白沫……即將崩潰的越境者們一看到是背著相機的記者。認為救星來了，頓時，整條山道上的人齊刷刷地跪在地下叩頭求助。哭泣之聲震動草木……
按照當時記者的說法，此刻的華山，“淚飛傾盆，天地為之悲泣！”。“因為哭喚的人實在太多，山梁的地麵都打濕了！”
在香港市民的強大壓力下。香港當局認識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辦法，終於著手為民眾建設安置區。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構建板屋、安置住所，蓋起了一棟棟“徙置大廈”，也就相當於現在的廉租房。並且加工工業，大力發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決了逃難者的就業問題，同時也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但香港畢竟是彈丸之地，安置數十萬饑民有困難。當時的台灣政府占據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美國總統肯尼迪出麵關照此事，認為台灣有責任安置饑民，並號召世界各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應盡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灣民眾和香港同胞一樣，非常同情饑民，早就作好了救助準備，成立了“救濟受災同胞總會”，募集資金和糧食衣物。
台灣當局撥大米一千噸捐贈。根據自願原則，逃港饑民自由選擇去處。1962年7月，台灣政府多次派出輪船赴港接納大陸饑民，每人發給救濟金70港元，贈送服裝一套。移民台灣者數萬人，多數安置於地廣人稀的屏東縣，開辦農場。台北郊區的“興學農場”主溫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並解決他們的就業及子女的教育問題。
美國民間“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女士，攜巨款飛來香港與港府商討安置辦法，並趕赴華山與逃港饑民直接接觸，征求意見。逃港饑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灣，小部分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牙買加等國。他們經曆多年打拚，不少人發家致富。改革開放後，許多人迴內地投資辦廠。
適逢其會的唐寧，自然也不會坐視不管，他直接就找到了“救濟中國難民總會”的主席陳香梅女士，他本身就與陳香梅的老公“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將軍非常熟悉，所以直接就來到了她的辦公室。
很明顯，這個時候陳香梅非常的忙，手上的文件和桌上的電話一直都忙個不停，不過看到唐寧來了，她還是熱情的起身招唿道：“托尼，你怎麽突然想起來我這兒了？”
唐寧笑道：“這不是聽說您當上會長了麽，所以過來支持您的工作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