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唐寧可不僅僅是來看熱鬧的，他是想搜集一下這裏的素材，然後考慮拍攝一部紀錄片，雖然他知道這樣的片子肯定不賺錢，但可能是由於年齡和地位的增長，他現在看待問題的角度已經和剛剛穿越過來的時候不太一樣了。
吉米雖然非常不看好唐寧的這個創意，但還是盡力的在幫他尋找適合的紀錄片導演和編劇，可惜在好萊塢這個娛樂至上的地方，藝術片的導演都不好找呢，更別說這種紀錄片導演了。
但是出乎吉米和唐寧預料的是，唐寧的這個無心之舉，居然引起了一位世界級大導演的興趣，他就是查爾斯?斯賓賽?“查理”?卓別林爵士！
對於這位著名的英國喜劇演員、現代喜劇電影的奠基人，想必沒有一個人會不熟悉他。當唐寧聽聞這位卓別林爵士對自己的創意很感興趣並且想跟他談一談的時候，大喜過望之下立刻就飛到了美國。
雖然卓別林在好萊塢的早期和中期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此時他與好萊塢甚至是美國政府的關係都很僵，在既有1952年麥卡錫主義對他的迫害，也有著他自身性格上執拗的原因。
由於在《大獨裁者》、《城市之光》和《凡爾杜先生》等影片中的親蘇言論，卓別林在《凡爾杜先生》新聞發布會上被一個記者當麵提問：“卓別林先生，請問您是*員麽？”
按說在麥卡錫風波這種風頭浪尖的時候。說話做事都應該謹慎一點，但是卓別林卻毫無顧忌的說道：“不，我不是。但我應該被稱為*同情者。我認為在戰爭初期蘇聯為我們守住了前線，對此我心懷感激，我覺得我們都欠蘇聯一個人情！”
您說，在冷戰時期、蘇美關係這麽緊張的時候，你發布這種言論，那政府怎麽可能不收拾你？於是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在美國的許多城市都遭到了抵製，最後他連拍攝成本都沒收迴來。
於是卓別林遠走巴黎。並且在巴黎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向好萊塢宣戰”（好在他沒衝動的說向美國宣戰……）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他所遭遇的迫害。而美國政府的反應則更徹底，直接在1952年9月由司法部發表聲明，永久性拒絕卓別林入境，至此他與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國水火不容。
好在到了六十年代。由於冷戰的變化和越戰的來臨以及麥卡錫風波的徹底結束，美國政府改變了對卓別林的態度，此時他已經迴到美國開始籌拍他的新作品《三十歡樂世界》和《香港女伯爵》，1963年，他在紐約組織了自己的電影節。1972年，他在奧斯卡有史以來最熱烈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起立鼓掌聲中，接受了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奧斯卡特殊成就獎。1972年造訪美國期間，83歲高齡的卓別林說自己早已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
此時正是處於他和美國政府的緩和期，雖然經曆了這麽大的一次風波之後他已經不想再去拍攝挑釁政府的政治性題材電影。但是他對於這種題材還是由衷的喜歡，所以在聽聞有人打算拍攝一部借由柏林牆反映東德民眾向往自由的紀錄片的時候，立刻就產生了興趣。不讓我我諷刺美國，那我諷刺蘇聯這總沒問題了吧。
尤其是當他聽聞這個提出創意的人就是托尼唐寧的時候，興趣就更大了，因為他也與梅蘭芳是好朋友（這是真事），早在1930年梅蘭芳劇團到美國六大城市訪問演出的時候，就曾經在洛杉磯的一次歡迎宴會上與卓別林相識。隨後，卓別林還邀請梅蘭芳去好萊塢觀光。當時卓別林正在那裏拍攝影片《城市之光》。兩人合影留念，臨別時，梅蘭芳與卓別林約定，如來中國，一定到梅家作客。
六年之後，卓別林和寶蓮高黛新婚燕爾，到國外作蜜月旅行，船經上海，靠岸兩天，特意去“梅華詩屋”（他專門接待客人的地方）拜訪了梅蘭芳，正好那天上海的新光大戲院正在上演馬連良的《法門寺》，卓別林不僅看的非常入神，而且非常喜歡其中馬富祿飾演的醜角賈桂，覺得表演的細致入微、將人物形象刻畫的非常成功，如果時間允許，他也想換上賈桂的這身裝扮跟馬連良合張影，最後由於時間因時間緊迫，隻好穿著西服同未曾卸裝的馬連良合拍了一張拱手問候的照片。
對於這位老人，無論是從他的年紀還是他的地位，唐寧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所以主動上前說道：“卓別林爵士，您好，很榮幸今天能夠有機會和您見麵！”
卓別林跟他握手之後，熱情的招唿他坐下：“不用這麽客氣，雖然咱們並沒有見過麵，但是咱們都有共同的朋友，中國的梅！自從36年我去上海之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聽說他前年去你那裏演出了，怎麽樣，他的身體還好麽？”
唐寧連忙答道：“梅大師的身體很好，還能照常上台進行表演，這次他表演的《穆桂英掛帥》在東京非常受歡迎。”
卓別林點點頭：“梅的表演功力是毋庸置疑的，可惜他現在沒法來到美國進行演出，而我也不方便去中國，哎，這該死的政治!”
聽到這話，唐寧心裏一激靈，心道您老人家還沒吃夠這政治的虧啊，都這把年紀了，可別再瞎折騰了，於是趕緊岔開話題：“額，聽說爵士您對這部關於柏林牆的紀錄片有興趣？”
卓別林解釋道：“嗯，我看過你的草稿，覺得無論是潛水艇還是熱氣球，尤其是那個懶惰隨性的阿根廷小夥子的遭遇，都很適合改成喜劇電影，而且我想這種電影在美國總不會被禁吧。”
唐寧心道那是，在美國肯定不會被禁，但在蘇聯就妥妥的得被禁，但是嘴上還是得小心翼翼的說道：“我想肯定不會，不過是否適合改編成喜劇電影，這方麵您是大師，我聽您的。”(未完待續)
吉米雖然非常不看好唐寧的這個創意，但還是盡力的在幫他尋找適合的紀錄片導演和編劇，可惜在好萊塢這個娛樂至上的地方，藝術片的導演都不好找呢，更別說這種紀錄片導演了。
但是出乎吉米和唐寧預料的是，唐寧的這個無心之舉，居然引起了一位世界級大導演的興趣，他就是查爾斯?斯賓賽?“查理”?卓別林爵士！
對於這位著名的英國喜劇演員、現代喜劇電影的奠基人，想必沒有一個人會不熟悉他。當唐寧聽聞這位卓別林爵士對自己的創意很感興趣並且想跟他談一談的時候，大喜過望之下立刻就飛到了美國。
雖然卓別林在好萊塢的早期和中期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此時他與好萊塢甚至是美國政府的關係都很僵，在既有1952年麥卡錫主義對他的迫害，也有著他自身性格上執拗的原因。
由於在《大獨裁者》、《城市之光》和《凡爾杜先生》等影片中的親蘇言論，卓別林在《凡爾杜先生》新聞發布會上被一個記者當麵提問：“卓別林先生，請問您是*員麽？”
按說在麥卡錫風波這種風頭浪尖的時候。說話做事都應該謹慎一點，但是卓別林卻毫無顧忌的說道：“不，我不是。但我應該被稱為*同情者。我認為在戰爭初期蘇聯為我們守住了前線，對此我心懷感激，我覺得我們都欠蘇聯一個人情！”
您說，在冷戰時期、蘇美關係這麽緊張的時候，你發布這種言論，那政府怎麽可能不收拾你？於是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在美國的許多城市都遭到了抵製，最後他連拍攝成本都沒收迴來。
於是卓別林遠走巴黎。並且在巴黎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向好萊塢宣戰”（好在他沒衝動的說向美國宣戰……）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他所遭遇的迫害。而美國政府的反應則更徹底，直接在1952年9月由司法部發表聲明，永久性拒絕卓別林入境，至此他與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國水火不容。
好在到了六十年代。由於冷戰的變化和越戰的來臨以及麥卡錫風波的徹底結束，美國政府改變了對卓別林的態度，此時他已經迴到美國開始籌拍他的新作品《三十歡樂世界》和《香港女伯爵》，1963年，他在紐約組織了自己的電影節。1972年，他在奧斯卡有史以來最熱烈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起立鼓掌聲中，接受了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奧斯卡特殊成就獎。1972年造訪美國期間，83歲高齡的卓別林說自己早已放棄了激進的政治主張。
此時正是處於他和美國政府的緩和期，雖然經曆了這麽大的一次風波之後他已經不想再去拍攝挑釁政府的政治性題材電影。但是他對於這種題材還是由衷的喜歡，所以在聽聞有人打算拍攝一部借由柏林牆反映東德民眾向往自由的紀錄片的時候，立刻就產生了興趣。不讓我我諷刺美國，那我諷刺蘇聯這總沒問題了吧。
尤其是當他聽聞這個提出創意的人就是托尼唐寧的時候，興趣就更大了，因為他也與梅蘭芳是好朋友（這是真事），早在1930年梅蘭芳劇團到美國六大城市訪問演出的時候，就曾經在洛杉磯的一次歡迎宴會上與卓別林相識。隨後，卓別林還邀請梅蘭芳去好萊塢觀光。當時卓別林正在那裏拍攝影片《城市之光》。兩人合影留念，臨別時，梅蘭芳與卓別林約定，如來中國，一定到梅家作客。
六年之後，卓別林和寶蓮高黛新婚燕爾，到國外作蜜月旅行，船經上海，靠岸兩天，特意去“梅華詩屋”（他專門接待客人的地方）拜訪了梅蘭芳，正好那天上海的新光大戲院正在上演馬連良的《法門寺》，卓別林不僅看的非常入神，而且非常喜歡其中馬富祿飾演的醜角賈桂，覺得表演的細致入微、將人物形象刻畫的非常成功，如果時間允許，他也想換上賈桂的這身裝扮跟馬連良合張影，最後由於時間因時間緊迫，隻好穿著西服同未曾卸裝的馬連良合拍了一張拱手問候的照片。
對於這位老人，無論是從他的年紀還是他的地位，唐寧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所以主動上前說道：“卓別林爵士，您好，很榮幸今天能夠有機會和您見麵！”
卓別林跟他握手之後，熱情的招唿他坐下：“不用這麽客氣，雖然咱們並沒有見過麵，但是咱們都有共同的朋友，中國的梅！自從36年我去上海之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聽說他前年去你那裏演出了，怎麽樣，他的身體還好麽？”
唐寧連忙答道：“梅大師的身體很好，還能照常上台進行表演，這次他表演的《穆桂英掛帥》在東京非常受歡迎。”
卓別林點點頭：“梅的表演功力是毋庸置疑的，可惜他現在沒法來到美國進行演出，而我也不方便去中國，哎，這該死的政治!”
聽到這話，唐寧心裏一激靈，心道您老人家還沒吃夠這政治的虧啊，都這把年紀了，可別再瞎折騰了，於是趕緊岔開話題：“額，聽說爵士您對這部關於柏林牆的紀錄片有興趣？”
卓別林解釋道：“嗯，我看過你的草稿，覺得無論是潛水艇還是熱氣球，尤其是那個懶惰隨性的阿根廷小夥子的遭遇，都很適合改成喜劇電影，而且我想這種電影在美國總不會被禁吧。”
唐寧心道那是，在美國肯定不會被禁，但在蘇聯就妥妥的得被禁，但是嘴上還是得小心翼翼的說道：“我想肯定不會，不過是否適合改編成喜劇電影，這方麵您是大師，我聽您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