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忽必烈最信任的頭號智囊，也是元帝國的總設計師。他是貫通三教的大學者，也是門庭桃李的教育家。他以其獨特的才華與遠見的謀略，輔佐忽必烈統一中國，實行漢化，由亂到治，由野蠻到文明，鞏固了元朝統一中國的大業。他對元大都的規劃設計，奠定了北京最初的城市雛形。他擅詩文詞曲，瀟散閑澹，是元朝詩文詞曲上獨具一格的大家。他足智多謀，豐功偉績，卻又能不染塵俗，超然物外。
他就是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的大元趙國公——劉秉忠。
劉秉忠，初名劉侃，法名子聰，字仲晦，號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大蒙古國至元代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謀略家、文學家。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首席謀士。
公元1216年，金貞佑四年。劉秉忠出生於邢州的一個官宦世家。他的家族淵源深厚，世代為遼朝官宦大族。他的曾祖父（姓名不詳）曾任金朝的邢州節度使，家居邢州，返鄉時其子劉澤留居邢州，此人就是劉秉忠的祖父。所以從劉澤算起，其家族成為邢州人。劉秉忠的父親劉潤，在大蒙古國太師國王木華黎攻取邢州後投靠其麾下為官。 這樣的家庭背景，猶如肥沃的土壤，為劉秉忠的成長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劉秉忠自幼聰穎，八歲入學便能每日背誦上百句文言經典，他對知識的領悟和吸收能力遠超常人。然而，劉秉忠成長的年代，正值蒙古鐵騎南下，金朝風雨飄搖之際。蒙古木華黎攻取邢州後，設立都元帥府。為了控製當地的漢人官員，蒙古人采取了將他們的嫡子納入元帥府作為質子的策略。劉秉忠的父親劉潤被任命為都統，年僅十三歲的劉秉忠，也因此進入元帥府做人質。四年後，十七歲的劉秉忠憑借家族的關係以及自身的才學，被任命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便於就近奉養其親。《元史·劉秉忠傳》記載：“秉忠生而風骨秀異，誌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
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主要負責處理文書工作，在常人眼中，或許是一份穩定且體麵的差事。然而，對於胸懷大誌的劉秉忠來說，這樣的工作顯得單調乏味，無法充分發揮他的才能。他常常感到鬱鬱寡歡，不甘心就這樣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一日，他將毛筆投擲在書案上，感歎道：“我家世代為朝廷所重用，難道我寧願淪為書記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隻應該隱姓埋名，以待時機，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鴻鵠之誌。”經過深思熟慮，劉秉忠辭去官職，選擇了隱居武安山中，踏上了追尋自我、尋找機遇的道路。
武安山山巒起伏，綠樹成蔭，溪流潺潺，宛如世外桃源。劉秉忠在這裏結廬而居，過上了寧靜而簡樸的隱居生活。他每日與青山綠水為伴，與詩書典籍為友，潛心研究學問，探索人生的真諦。在這段隱居的歲月裏，劉秉忠不僅深入鑽研了儒家經典，對《易經》《尚書》等著作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與感悟；還廣泛涉獵道家、佛家的思想學說，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他的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與升華，逐漸形成了獨特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多年後，劉秉忠遇到了邢州天寧寺的住持虛照禪師。虛照禪師是一位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高僧，他在佛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虛照禪師聽聞劉秉忠的才華和抱負後，對他十分賞識，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虛照禪師勸說劉秉忠出家為僧，跟隨他修行。於是，劉秉忠剃度出家，披上了僧袍，法號 “子聰”，留居南堂寺，開始了他的修行之路。
公元1242年，乃馬真後元年。劉秉忠迎來了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這一年，燕京大慶壽寺的住持海雲禪師，應蒙古宗王忽必烈的邀請，前往漠北和林的藩邸覲見。海雲禪師，作為佛教界的一位高僧，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精通佛法，對世間萬物有著深刻的見解，深受忽必烈的敬重。
海雲禪師在前往和林的途中，經過雲中南堂寺，在聽聞劉秉忠的大名後，便慕名前去拜訪。兩人見麵後，相談甚歡。劉秉忠對佛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對天文、地理、曆史等方麵的廣泛涉獵，讓海雲禪師深感驚訝。海雲禪師認為，劉秉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若能將他引薦給忽必烈，必定能為忽必烈的大業增添助力。於是，海雲禪師邀請劉秉忠一同前往和林，拜見忽必烈，劉秉忠欣然應允。
劉秉忠拜見忽必烈後，忽必烈對這位身著僧袍卻氣質不凡的年輕人充滿了好奇，而劉秉忠也深知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他毫無保留地展現出自己的學識和見解。兩人相談甚歡，劉秉忠憑借著對佛法、世俗經典及時事的獨到見解，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忽必烈對他大為讚賞，多次與他深入交談，詢問治國理政之道、天下局勢以及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劉秉忠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將自己多年來的所學所思娓娓道來。他對《易經》《皇極經世書》等經典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天文、地理、律曆、術數等方麵的精通，讓忽必烈眼前一亮，對他更是加刮目相看。海雲禪師返迴後，劉秉忠被忽必烈挽留在府邸。《元史·劉秉忠傳》記載：“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籓邸。”
從此，劉秉忠便留在了忽必烈身邊，擔任執掌筆墨的書記，並參與軍政機要的謀劃，開始了他作為忽必烈 “智囊” 的生涯，時人稱其為 “聰書記”。
1249 年，貴由汗元年。劉秉忠的父親去世，他不得不迴家奔喪。忽必烈深知劉秉忠的重要性，特意賜金百兩作為葬具，並派遣使者將他送至邢州。喪期過後，忽必烈立即派人把劉秉忠召迴和林。此時的忽必烈雖然還不是蒙古大汗，但他已經開始積極網羅人才，為日後爭奪汗位、治理天下做準備。
劉秉忠迴到和林後，感受到了忽必烈日益強烈的雄心壯誌。他知道自己施展抱負的機會終於來了。為了幫助忽必烈成就大業，劉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了一份多達數十萬字的上書。在這份上書中，他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政思想，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施政綱領和建議。
在政治方麵，劉秉忠針對當時蒙古統治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戶口逃亡、官員課稅不合理、刑法教令混亂等，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他主張整頓吏治，明確官員的職責和考核標準，選拔有才能、廉潔奉公的人擔任官職，淘汰那些貪汙腐敗、無能之輩。他還建議建立完善的法律製度，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公正，避免濫施刑罰，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經濟方麵，劉秉忠強調要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他建議忽必烈采取一係列措施來鼓勵農桑，如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興修水利，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等。同時，他還主張加強對商業的管理，規範市場秩序，促進經濟的繁榮。
在文化方麵，劉秉忠大力倡導儒學，建議忽必烈設立學校，培養人才。他認為，隻有通過教育，才能培養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他還主張恢複科舉製度，選拔優秀的人才進入官場，為國家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劉秉忠還建議忽必烈尊崇孔子，祭祀先聖先師，以弘揚儒家文化，提高社會的道德水平。
在軍事方麵，劉秉忠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軍事指揮，但他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議。他認為，蒙古軍隊在征戰過程中，應該注重策略，避免過度殺戮，以減少抵抗，贏得民心。他建議忽必烈在征服各地後，要采取安撫政策，妥善安置當地的百姓，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忽必烈對劉秉忠的上書極為重視，他認真閱讀了每一個字，並對其中的許多建議表示讚同。這份上書，不僅為忽必烈提供了一個全麵的治國藍圖，也進一步加深了忽必烈對劉秉忠的信任和倚重。此後，忽必烈在許多重大決策上，都會征求劉秉忠的意見，而劉秉忠也總是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的建議，幫助忽必烈做出正確的決策。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秉忠在忽必烈身邊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不僅參與了忽必烈的日常政務，還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元1251年，元憲宗元年。忽必烈的兄長蒙哥即位為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奉命南下，在金蓮川（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駐帳，並在此廣招天下名士，建立了著名的 “金蓮川幕府”。劉秉忠作為忽必烈的重要謀士，自然也跟隨他來到了金蓮川，成為了 “金蓮川幕府” 的核心成員之一。
在金蓮川幕府中，劉秉忠積極為忽必烈招攬人才，推薦了許多優秀的漢族知識分子，如張文謙、張易、郭守敬、王恂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元朝的重要官員，為元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劉秉忠與這些漢族賢能之士一起，共同輔佐忽必烈，為他出謀劃策，傳播漢族文化，對忽必烈推行 “漢法”，成就帝王之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公元1253年，元憲宗三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大軍踏上了征伐雲南大理的征程。劉秉忠作為忽必烈的重要謀士，隨軍出征，為這場戰役出謀劃策。
大理位於西南邊陲，山川壯麗，地勢險要，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堅固的城防。麵對大理的頑強抵抗，忽必烈的軍隊在進攻過程中遭遇了諸多困難。當大軍圍困大理城時，大理段氏拒不投降，甚至斬殺了蒙軍的信使。這一挑釁行為激怒了忽必烈，他盛怒之下，下令大軍踏平大理城，屠盡城中百姓。
此時，劉秉忠挺身而出，冒死進諫忽必烈。他言辭懇切地說道：“殺使拒命者，其國王耳，非其民之罪，特免殺掠。” 劉秉忠深知，戰爭的目的並非殺戮，而是為了實現和平與統一。無辜的百姓不應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若大肆屠殺，不僅會失去民心，還會給日後的統治帶來隱患。忽必烈聽了劉秉忠的諫言，下令大將裂帛為旗，在旗幟上寫“止殺”二字，分頭號令各軍在攻入大理城後，不得妄殺。大理城破後，忽必烈的軍隊在城中秋毫無犯，百姓們的生活逐漸恢複正常。劉秉忠的這一善舉，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也為元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贏得了民心，為日後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
公元1256年，元憲宗六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桓州以東、灤水（今閃電河）以北的龍岡，開始興建開平城。劉秉忠肩負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座新城的規劃與建設之中。他運用自己豐富的知識和卓越的智慧，精心設計每一處建築，規劃每一條街道。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開平城拔地而起。這座城市規模宏大，布局嚴謹，建築風格融合了漢蒙特色，獨具魅力。城中宮殿巍峨壯觀，寺廟莊嚴肅穆，街道寬闊整潔，處處彰顯著皇家的威嚴與氣派。
公元1259年，元憲宗九年。蒙軍兵分六路，大舉進攻南宋。劉秉忠再次隨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武漢）。在進軍途中，劉秉忠時刻關注著戰爭的局勢，憂心忡忡。他深知戰爭的殘酷，更明白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的道理。於是，他再次勸諫忽必烈，不可嗜殺，要以仁義之師對待南宋百姓。
忽必烈對劉秉忠的建議向來重視，他深知劉秉忠的話蘊含著深刻的智慧和遠見。於是，忽必烈下令 “禁俄軍士毋肆殺掠，勿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之”。在劉秉忠等漢臣的影響下，忽必烈逐漸摒棄了蒙古以往的屠城舊製，開始以更加溫和、文明的方式對待被征服地區的百姓。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忽必烈的胸懷與遠見，也彰顯了劉秉忠的智慧與仁愛。在劉秉忠的勸諫下，元軍在攻打鄂州的過程中，盡量減少了對百姓的傷害，避免了不必要的殺戮和破壞。這一舉措，不僅贏得了當地百姓的好感，也為元朝在江南地區的統治贏得了一定的民心。
公元1260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登上大汗之位，成為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深知，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實現天下大治，必須進行一係列的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製度。而劉秉忠作為他最為倚重的謀士，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了為元朝製定政治製度的重任。
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開始著手建立中央機構。他首先設立了中書省，作為全國最高的行政機構，負責總理全國政務。中書省的長官為中書令，由皇太子兼任，但實際上多由右丞相和左丞相主持政務。劉秉忠推薦了一批有才能的漢族官員擔任中書省的重要職務，如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等。這些官員在劉秉忠的領導下，共同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和法規，為元朝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除了中書省，劉秉忠還推動設立了宣撫司，作為地方行政機構，負責管理地方事務，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公元1264年，元至元元年。劉秉忠根據《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擬定新年號 “至元”，同時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議。
燕京這座城市曆史悠久，曾是遼代的南京和金代的中都，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它處於華北平原的北端，北依燕山，西擁太行，東瀕渤海，南麵是廣袤的平原，不僅是中原地區通向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控製北方遊牧民族和南方農耕地區的戰略要地。忽必烈深知燕京的重要性，最終采納了劉秉忠的建議，決定遷都燕京，並命劉秉忠赴燕京規劃營建新都城。
接到任務後，劉秉忠為了確保都城的規劃和建設能夠達到最高標準，他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精心的準備。他親自率領團隊對燕京地區進行了詳細的勘察，考察了地形地貌、水文地質、氣候條件等自然因素，同時還研究了曆史上各朝代都城的規劃和建築風格，汲取了其中的精華。
在選址上，劉秉忠沒有選擇沿用金中都的舊址，而是決定在其東北方向另建新城。他認為金中都曆經金朝末年的戰爭，城內宮殿多被拆毀或失火焚毀，而且城市供水來源 —— 蓮花河水係已經出現水量不足的情況，無法滿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經過仔細勘察，劉秉忠看中了金中都東北的一片開闊之地，這裏地勢平坦，水源豐富，周邊有高粱河、積水潭等水係，能夠為城市提供充足的用水。同時，這裏北靠燕山，南對平原，符合古代都城 “背山麵水” 的風水理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確定選址後，劉秉忠開始著手規劃大都城的布局。他以《周禮?考工記》中 “九經九緯”“前朝後市”“左祖右社” 的禮製為指導思想，同時結合了陰陽八卦、天地相合等理念，精心設計了大都城的規劃藍圖。在他的規劃中，大都城呈現出規整對稱的布局，宛如一幅嚴謹的棋盤。
劉秉忠首先確定了貫穿全城的中軸線。他以積水潭最東側的岸邊（今萬寧橋處）為基點，劃出一條縱貫南北的中軸線，這條中軸線長達 8 公裏，是整個城市的核心和靈魂。大內（相當於明清紫禁城）的中軸線與全城的中軸線重合，宮殿建築群沿著中軸線依次排列，氣勢恢宏。在中軸線的南端，是麗正門，這是大都城的正門，也是皇權的象征。從麗正門向北，依次經過千步廊、皇城欞星門、宮城南門崇天門、宮城北門厚載門，直至大天壽萬寧寺的中心閣（今北京鼓樓北），構成了一條莊嚴的中軸線。中軸線兩側的建築嚴格對稱，體現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封建等級製度的森嚴。
在中軸線的東側，劉秉忠規劃了太廟，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體現了對祖先的尊崇和對家族傳承的重視。太廟的建築風格莊重典雅，采用了傳統的中國建築形式，紅牆黃瓦，飛簷鬥拱，彰顯出皇家的威嚴。在中軸線的西側，是社稷壇，用於祭祀土地神和穀神，象征著國家的土地和糧食，是國家社稷的重要象征。社稷壇的布局簡潔大方，壇上鋪設著五色土，代表著天下五方，寓意著國家的統一和繁榮。
大都城的街道規劃也十分規整。劉秉忠按照 “九經九緯” 的原則，將街道設計成棋盤狀，縱橫交錯，井然有序。大街寬 24 步，小街寬 12 步，此外還有 384 條火巷和 29 條弄通。這些街道不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也有利於城市的管理和治安。街道兩旁種植著各種樹木，形成了綠色的林蔭道，為城市增添了生機與活力。
為了滿足城市的商業需求，劉秉忠在城市中規劃了多個商業區。這些商業區分布在皇城四周的城區和城門口居民集結地帶，形成了繁華的商業網絡。東城區是衙署、貴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較多，有東市、角市、文籍市、紙劄市、靴市等，商市性質明顯反映官員的需求。北城區因郭守敬開通通惠河，使海子（積水潭）成了南北大運河的終點碼頭，沿海子一帶形成繁榮的商業區。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熱鬧非凡，各種歌台酒館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匯集於此，如米市、麵市、帽市、緞子市、皮帽市、金銀珠寶市、鐵器市、鵝鴨市等一應俱全。
稍北的鍾樓大街也很熱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樓附近還有一處全城最大的 “窮漢市”，應是城市貧民出賣勞力的市場。西城區則有駱駝市、羊市、牛市、馬市、驢騾市，牲口買賣集中於此，居民層次低於東城區。南城區即金中都舊城區，有南城市、蒸餅市、窮漢市，以及新城前三門外關廂地帶的車市、果市、菜市、草市、窮漢市等。由於前三門外是水陸交通的總匯，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鄉結合部和新舊二城交接處的繁華地區。
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劉秉忠建造了高大的鍾樓和鼓樓，作為全城的報時機構。這在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中是一項創舉，此前還沒有在市中心單獨建造鍾樓、鼓樓，並上設銅壺滴漏和鼓角報時的先例。鍾樓和鼓樓不僅為城市居民提供了準確的時間信息，也成為了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它們的建築風格獨特，氣勢雄偉，與周圍的建築相互映襯，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城市畫卷。
除了城市的布局和建築規劃，劉秉忠還非常注重城市的生態環境建設。他將自然水體作為大都城的中心、中軸、城牆位置的參照，使城市與水緊密結合。積水潭這片水域被整體納入城市之中，並處於相對中心的位置，不僅具有漕運的功能，也是君王與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象征。據《元史?地理誌》記載，積水潭在元代水麵 “汪洋如海”，因此又稱 “海子”，並且 “恣民漁采無禁，擬周之靈沼雲”。這體現了劉秉忠 “與民同樂” 的城市建設思想，也反映了遊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的文化背景。
在皇城與宮苑建設方麵，元代利用水景觀開發宮苑。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前身）為景觀中心，東側建設大內，西側建設隆福宮，北側建設興聖宮，形成三宮圍繞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的建設參考了 “一池三山” 的景觀模式，象征著傳說中東海上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為城市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元大都的建成，標誌著劉秉忠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巨大成功。這座城市規模宏偉，布局嚴謹，建築精美，功能齊全，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也為後世北京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的中軸線設計、棋盤式街道布局、宮殿建築風格等，都對明清北京城的規劃和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大都的建築風格融合了蒙古族、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築特色，體現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它的宮殿建築氣勢恢宏，采用了漢族傳統的建築形式，如紅牆黃瓦、飛簷鬥拱等，同時又融入了蒙古族的文化元素，如宮殿內部的裝飾、陳設等，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在城市規劃理念上，元大都遵循了《周禮?考工記》的禮製思想，強調皇權至上和等級秩序，同時又注重城市的實用性和生態環境建設，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高度成熟。
在完成了都城的規劃與建設後，劉秉忠又將目光投向了元朝的禮儀製度、官僚體製以及俸祿體係等方麵的建設。他深知，這些製度的完善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在朝儀方麵，劉秉忠認為，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必須有一套莊重、規範的禮儀製度，以彰顯皇權的威嚴和國家的正統性。他參照中原曆代王朝的禮儀傳統，結合元朝的實際情況，製定了一套詳細的朝儀製度。這套朝儀規定了皇帝上朝、祭祀、慶典等各種場合的禮儀規範，包括官員的站位、行禮的方式、儀式的流程等。在朝儀的製定過程中，劉秉忠充分考慮了蒙古族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將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朝儀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莊重典雅，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獨特風格。
在官製方麵，劉秉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體係，明確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限。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等機構，分別負責行政、軍事和監察事務。中書省是最高行政機構，設中書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等官職，負責處理全國的政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大權，負責軍事決策和軍隊的指揮調度。禦史台則負責監察百官，彈劾違法亂紀的官員，維護朝廷的綱紀和秩序。此外，還設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負責不同領域的事務管理，各部門分工明確，相互協作，共同構成了一個高效的中央行政體係。
在地方上，元朝實行行省製度。劉秉忠將全國劃分為若幹個行省，行省之下設路、府、州、縣等各級行政機構。行省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務，擁有較大的權力。行省長官由中央任命，對中央負責，確保了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製。這種行省製度的設立，加強了中央集權，提高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對後世的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行政區劃製度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俸祿製度的製定也是劉秉忠的重要貢獻之一。在元朝之前，蒙古官員的收入主要依靠掠奪和賞賜，這種方式不僅導致官員之間貧富差距巨大，而且容易引發腐敗和社會不穩定。劉秉忠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建議忽必烈製定一套合理的俸祿製度，根據官員的職位高低、職責輕重等因素，確定相應的俸祿標準。通過發放俸祿，使得官員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減少了他們對掠奪和貪汙的依賴，從而有助於整頓吏治，提高官員的廉潔性和工作積極性。
劉秉忠所製定的這些製度，在元朝得到了長期的延續和實施。這些製度不僅為元朝的穩定統治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也對後世的政治製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行省製度一直沿用到明清時期，成為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框架。而中央機構的設置和分工，也為後世王朝的政治體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劉秉忠的製度建設，體現了他對政治治理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智慧，為元朝的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製度基礎。
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頒布了《建國號詔》，將國號正式定為 “大元” 。這一舉措意義深遠，劉秉忠取《易經》中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之意，賦予了 “大元” 豐富的內涵。“大元” 不僅彰顯了國家的偉大與統一，象征著元朝疆域遼闊、國力強盛，涵蓋了眾多民族和地區，是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還體現了對中原文化的尊崇與認同，表明元朝將繼承和發揚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這一命名，擺脫了以往以族名或地域命名國號的傳統模式，為元朝塑造了獨特的國家形象，增強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為元朝的長治久安奠定了文化基礎。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劉秉忠跟隨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中，這位為元朝的建立與發展耗盡心血的功臣，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 。忽必烈聽聞噩耗，悲痛萬分，他對群臣感慨道：“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縝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隻有朕知道。別人是不會了解的。”
忽必烈下令，由內府出資製造棺木，並派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送棺木，將劉秉忠厚葬於大都。次年，忽必烈追贈劉秉忠為太傅，封趙國公，諡號文貞。這一係列追贈，彰顯了忽必烈對劉秉忠的深厚情誼與高度認可。此後，元朝曆代皇帝對劉秉忠的尊崇有加。元成宗時，追贈太師，改諡文正；元仁宗時，追封常山王 。在等級森嚴的元朝，劉秉忠作為漢人，能夠位封三公，享受如此殊榮，足見他在元朝曆史中的獨特地位。
劉秉忠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謀略家，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他詩文詞曲兼擅。他的詩作風格瀟灑閑淡，如《元史》所評價：“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在他的詩歌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種超脫塵世的淡然與寧靜。例如 “東風吹斷馬蹄忙，落日平沙百草長。一片彩雲天際去，數聲啼鳥樹頭藏”，詩句描繪出一幅寧靜而悠遠的畫麵，東風輕拂，馬蹄聲漸遠，落日餘暉灑在廣袤的平沙上，百草生長，彩雲飄向天際，啼鳥藏於枝頭。整首詩意境開闊，用詞簡潔卻生動地營造出一種閑適、自在的氛圍，仿佛詩人置身於塵世之外，悠然欣賞著這大自然的美景，盡顯其瀟灑飄逸的氣質。
劉秉忠的詞曲創作同樣別具一格，蒼涼淒婉的風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以他的《【南呂】幹荷葉八首》為例，其中一首寫道 “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深秋的江麵上，荷葉幹枯，顏色蒼黃，老柄在風中搖蕩，清香漸失，顏色愈發枯黃。一場寒霜過後，殘荷在秋江上顯得格外寂寞。這首小令通過對殘荷的細膩描寫，營造出一種蒼涼、孤寂的氛圍，讓人感受到歲月的無情和生命的脆弱。劉秉忠將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和對世事的思考融入其中，借景抒情，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情感內涵和藝術感染力。
而且，劉秉忠的個人品德與處世態度也讓人肅然起敬。
劉秉忠一生品德高尚，雖位極人臣，卻始終保持著簡樸的生活作風和淡然的處世態度。他自幼好學，至老不衰，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後，依然齋居蔬食，每日粗茶淡飯，生活簡樸。這種生活方式並非出於無奈，而是他內心對物質享受的淡泊。在他看來，真正的富足並非來自於物質的堆砌，而是源於內心的充實與寧靜。
劉秉忠不追逐名利，在元朝建立後，他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被忽必烈委以重任。然而，他並未因此而驕傲自滿，或是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他始終保持著謙遜的態度，以平和的心態麵對一切。他平日裏喜歡與文人雅士交往，談詩論道，以吟詠自適，享受著精神上的愉悅。他的這種處世態度，贏得了眾人的尊敬和讚譽，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楷模。在那個動蕩不安、充滿誘惑的時代，劉秉忠能夠堅守自己的內心，不為名利所動，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華，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劉秉忠的曆史地位也引發了一些爭議。部分人對他身為漢人卻輔佐蒙古政權的行為表示質疑，甚至認為他是民族的叛徒。在他們看來，劉秉忠幫助蒙古人統治中原，損害了漢民族的利益，違背了民族大義。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民族矛盾的複雜性以及人們對民族認同的強烈情感。
但從更全麵、客觀的曆史角度來看，劉秉忠所處的時代，正是蒙古崛起、天下大勢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百姓渴望和平與穩定，社會需要秩序與發展。劉秉忠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積極推動忽必烈采用漢法，推行一係列有利於社會進步和民族融合的政策。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生產力，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元朝的繁榮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勸說忽必烈在戰爭中減少殺戮，保護無辜百姓的生命，這一舉措體現了他的仁愛之心和人道主義精神。
縱觀劉秉忠的一生，他以文治武功著稱，既是運籌帷幄的謀士，又是妙筆生花的文人；既是深諳兵法的戰略家，又是精通哲理的思想者。在朝堂之上，他運籌帷幄，決策千裏，為帝王師，奠定邦國基石；在江湖之遠，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以詩酒會友，抒發胸中豪情。
他雖身披袈裟，卻心懷天下。他既有佛家的慈悲與超脫，又不乏對世俗社會的深刻洞察與治理智慧。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將佛理與治國理政完美融合，成為了那個時代獨特又閃耀的存在。
他就是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的大元趙國公——劉秉忠。
劉秉忠，初名劉侃，法名子聰，字仲晦，號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大蒙古國至元代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謀略家、文學家。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首席謀士。
公元1216年，金貞佑四年。劉秉忠出生於邢州的一個官宦世家。他的家族淵源深厚，世代為遼朝官宦大族。他的曾祖父（姓名不詳）曾任金朝的邢州節度使，家居邢州，返鄉時其子劉澤留居邢州，此人就是劉秉忠的祖父。所以從劉澤算起，其家族成為邢州人。劉秉忠的父親劉潤，在大蒙古國太師國王木華黎攻取邢州後投靠其麾下為官。 這樣的家庭背景，猶如肥沃的土壤，為劉秉忠的成長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劉秉忠自幼聰穎，八歲入學便能每日背誦上百句文言經典，他對知識的領悟和吸收能力遠超常人。然而，劉秉忠成長的年代，正值蒙古鐵騎南下，金朝風雨飄搖之際。蒙古木華黎攻取邢州後，設立都元帥府。為了控製當地的漢人官員，蒙古人采取了將他們的嫡子納入元帥府作為質子的策略。劉秉忠的父親劉潤被任命為都統，年僅十三歲的劉秉忠，也因此進入元帥府做人質。四年後，十七歲的劉秉忠憑借家族的關係以及自身的才學，被任命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便於就近奉養其親。《元史·劉秉忠傳》記載：“秉忠生而風骨秀異，誌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
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主要負責處理文書工作，在常人眼中，或許是一份穩定且體麵的差事。然而，對於胸懷大誌的劉秉忠來說，這樣的工作顯得單調乏味，無法充分發揮他的才能。他常常感到鬱鬱寡歡，不甘心就這樣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一日，他將毛筆投擲在書案上，感歎道：“我家世代為朝廷所重用，難道我寧願淪為書記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隻應該隱姓埋名，以待時機，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鴻鵠之誌。”經過深思熟慮，劉秉忠辭去官職，選擇了隱居武安山中，踏上了追尋自我、尋找機遇的道路。
武安山山巒起伏，綠樹成蔭，溪流潺潺，宛如世外桃源。劉秉忠在這裏結廬而居，過上了寧靜而簡樸的隱居生活。他每日與青山綠水為伴，與詩書典籍為友，潛心研究學問，探索人生的真諦。在這段隱居的歲月裏，劉秉忠不僅深入鑽研了儒家經典，對《易經》《尚書》等著作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與感悟；還廣泛涉獵道家、佛家的思想學說，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他的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與升華，逐漸形成了獨特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多年後，劉秉忠遇到了邢州天寧寺的住持虛照禪師。虛照禪師是一位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高僧，他在佛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虛照禪師聽聞劉秉忠的才華和抱負後，對他十分賞識，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虛照禪師勸說劉秉忠出家為僧，跟隨他修行。於是，劉秉忠剃度出家，披上了僧袍，法號 “子聰”，留居南堂寺，開始了他的修行之路。
公元1242年，乃馬真後元年。劉秉忠迎來了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這一年，燕京大慶壽寺的住持海雲禪師，應蒙古宗王忽必烈的邀請，前往漠北和林的藩邸覲見。海雲禪師，作為佛教界的一位高僧，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精通佛法，對世間萬物有著深刻的見解，深受忽必烈的敬重。
海雲禪師在前往和林的途中，經過雲中南堂寺，在聽聞劉秉忠的大名後，便慕名前去拜訪。兩人見麵後，相談甚歡。劉秉忠對佛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對天文、地理、曆史等方麵的廣泛涉獵，讓海雲禪師深感驚訝。海雲禪師認為，劉秉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若能將他引薦給忽必烈，必定能為忽必烈的大業增添助力。於是，海雲禪師邀請劉秉忠一同前往和林，拜見忽必烈，劉秉忠欣然應允。
劉秉忠拜見忽必烈後，忽必烈對這位身著僧袍卻氣質不凡的年輕人充滿了好奇，而劉秉忠也深知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他毫無保留地展現出自己的學識和見解。兩人相談甚歡，劉秉忠憑借著對佛法、世俗經典及時事的獨到見解，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忽必烈對他大為讚賞，多次與他深入交談，詢問治國理政之道、天下局勢以及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劉秉忠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將自己多年來的所學所思娓娓道來。他對《易經》《皇極經世書》等經典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天文、地理、律曆、術數等方麵的精通，讓忽必烈眼前一亮，對他更是加刮目相看。海雲禪師返迴後，劉秉忠被忽必烈挽留在府邸。《元史·劉秉忠傳》記載：“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籓邸。”
從此，劉秉忠便留在了忽必烈身邊，擔任執掌筆墨的書記，並參與軍政機要的謀劃，開始了他作為忽必烈 “智囊” 的生涯，時人稱其為 “聰書記”。
1249 年，貴由汗元年。劉秉忠的父親去世，他不得不迴家奔喪。忽必烈深知劉秉忠的重要性，特意賜金百兩作為葬具，並派遣使者將他送至邢州。喪期過後，忽必烈立即派人把劉秉忠召迴和林。此時的忽必烈雖然還不是蒙古大汗，但他已經開始積極網羅人才，為日後爭奪汗位、治理天下做準備。
劉秉忠迴到和林後，感受到了忽必烈日益強烈的雄心壯誌。他知道自己施展抱負的機會終於來了。為了幫助忽必烈成就大業，劉秉忠向忽必烈呈上了一份多達數十萬字的上書。在這份上書中，他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政思想，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施政綱領和建議。
在政治方麵，劉秉忠針對當時蒙古統治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戶口逃亡、官員課稅不合理、刑法教令混亂等，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他主張整頓吏治，明確官員的職責和考核標準，選拔有才能、廉潔奉公的人擔任官職，淘汰那些貪汙腐敗、無能之輩。他還建議建立完善的法律製度，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公正，避免濫施刑罰，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經濟方麵，劉秉忠強調要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他建議忽必烈采取一係列措施來鼓勵農桑，如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興修水利，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等。同時，他還主張加強對商業的管理，規範市場秩序，促進經濟的繁榮。
在文化方麵，劉秉忠大力倡導儒學，建議忽必烈設立學校，培養人才。他認為，隻有通過教育，才能培養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他還主張恢複科舉製度，選拔優秀的人才進入官場，為國家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劉秉忠還建議忽必烈尊崇孔子，祭祀先聖先師，以弘揚儒家文化，提高社會的道德水平。
在軍事方麵，劉秉忠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軍事指揮，但他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議。他認為，蒙古軍隊在征戰過程中，應該注重策略，避免過度殺戮，以減少抵抗，贏得民心。他建議忽必烈在征服各地後，要采取安撫政策，妥善安置當地的百姓，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忽必烈對劉秉忠的上書極為重視，他認真閱讀了每一個字，並對其中的許多建議表示讚同。這份上書，不僅為忽必烈提供了一個全麵的治國藍圖，也進一步加深了忽必烈對劉秉忠的信任和倚重。此後，忽必烈在許多重大決策上，都會征求劉秉忠的意見，而劉秉忠也總是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的建議，幫助忽必烈做出正確的決策。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秉忠在忽必烈身邊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不僅參與了忽必烈的日常政務，還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元1251年，元憲宗元年。忽必烈的兄長蒙哥即位為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奉命南下，在金蓮川（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駐帳，並在此廣招天下名士，建立了著名的 “金蓮川幕府”。劉秉忠作為忽必烈的重要謀士，自然也跟隨他來到了金蓮川，成為了 “金蓮川幕府” 的核心成員之一。
在金蓮川幕府中，劉秉忠積極為忽必烈招攬人才，推薦了許多優秀的漢族知識分子，如張文謙、張易、郭守敬、王恂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元朝的重要官員，為元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劉秉忠與這些漢族賢能之士一起，共同輔佐忽必烈，為他出謀劃策，傳播漢族文化，對忽必烈推行 “漢法”，成就帝王之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公元1253年，元憲宗三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率大軍踏上了征伐雲南大理的征程。劉秉忠作為忽必烈的重要謀士，隨軍出征，為這場戰役出謀劃策。
大理位於西南邊陲，山川壯麗，地勢險要，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堅固的城防。麵對大理的頑強抵抗，忽必烈的軍隊在進攻過程中遭遇了諸多困難。當大軍圍困大理城時，大理段氏拒不投降，甚至斬殺了蒙軍的信使。這一挑釁行為激怒了忽必烈，他盛怒之下，下令大軍踏平大理城，屠盡城中百姓。
此時，劉秉忠挺身而出，冒死進諫忽必烈。他言辭懇切地說道：“殺使拒命者，其國王耳，非其民之罪，特免殺掠。” 劉秉忠深知，戰爭的目的並非殺戮，而是為了實現和平與統一。無辜的百姓不應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若大肆屠殺，不僅會失去民心，還會給日後的統治帶來隱患。忽必烈聽了劉秉忠的諫言，下令大將裂帛為旗，在旗幟上寫“止殺”二字，分頭號令各軍在攻入大理城後，不得妄殺。大理城破後，忽必烈的軍隊在城中秋毫無犯，百姓們的生活逐漸恢複正常。劉秉忠的這一善舉，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也為元朝在西南地區的統治贏得了民心，為日後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
公元1256年，元憲宗六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桓州以東、灤水（今閃電河）以北的龍岡，開始興建開平城。劉秉忠肩負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座新城的規劃與建設之中。他運用自己豐富的知識和卓越的智慧，精心設計每一處建築，規劃每一條街道。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開平城拔地而起。這座城市規模宏大，布局嚴謹，建築風格融合了漢蒙特色，獨具魅力。城中宮殿巍峨壯觀，寺廟莊嚴肅穆，街道寬闊整潔，處處彰顯著皇家的威嚴與氣派。
公元1259年，元憲宗九年。蒙軍兵分六路，大舉進攻南宋。劉秉忠再次隨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武漢）。在進軍途中，劉秉忠時刻關注著戰爭的局勢，憂心忡忡。他深知戰爭的殘酷，更明白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的道理。於是，他再次勸諫忽必烈，不可嗜殺，要以仁義之師對待南宋百姓。
忽必烈對劉秉忠的建議向來重視，他深知劉秉忠的話蘊含著深刻的智慧和遠見。於是，忽必烈下令 “禁俄軍士毋肆殺掠，勿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之”。在劉秉忠等漢臣的影響下，忽必烈逐漸摒棄了蒙古以往的屠城舊製，開始以更加溫和、文明的方式對待被征服地區的百姓。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忽必烈的胸懷與遠見，也彰顯了劉秉忠的智慧與仁愛。在劉秉忠的勸諫下，元軍在攻打鄂州的過程中，盡量減少了對百姓的傷害，避免了不必要的殺戮和破壞。這一舉措，不僅贏得了當地百姓的好感，也為元朝在江南地區的統治贏得了一定的民心。
公元1260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登上大汗之位，成為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忽必烈深知，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實現天下大治，必須進行一係列的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製度。而劉秉忠作為他最為倚重的謀士，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了為元朝製定政治製度的重任。
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開始著手建立中央機構。他首先設立了中書省，作為全國最高的行政機構，負責總理全國政務。中書省的長官為中書令，由皇太子兼任，但實際上多由右丞相和左丞相主持政務。劉秉忠推薦了一批有才能的漢族官員擔任中書省的重要職務，如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等。這些官員在劉秉忠的領導下，共同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和法規，為元朝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除了中書省，劉秉忠還推動設立了宣撫司，作為地方行政機構，負責管理地方事務，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
公元1264年，元至元元年。劉秉忠根據《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擬定新年號 “至元”，同時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議。
燕京這座城市曆史悠久，曾是遼代的南京和金代的中都，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它處於華北平原的北端，北依燕山，西擁太行，東瀕渤海，南麵是廣袤的平原，不僅是中原地區通向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控製北方遊牧民族和南方農耕地區的戰略要地。忽必烈深知燕京的重要性，最終采納了劉秉忠的建議，決定遷都燕京，並命劉秉忠赴燕京規劃營建新都城。
接到任務後，劉秉忠為了確保都城的規劃和建設能夠達到最高標準，他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精心的準備。他親自率領團隊對燕京地區進行了詳細的勘察，考察了地形地貌、水文地質、氣候條件等自然因素，同時還研究了曆史上各朝代都城的規劃和建築風格，汲取了其中的精華。
在選址上，劉秉忠沒有選擇沿用金中都的舊址，而是決定在其東北方向另建新城。他認為金中都曆經金朝末年的戰爭，城內宮殿多被拆毀或失火焚毀，而且城市供水來源 —— 蓮花河水係已經出現水量不足的情況，無法滿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經過仔細勘察，劉秉忠看中了金中都東北的一片開闊之地，這裏地勢平坦，水源豐富，周邊有高粱河、積水潭等水係，能夠為城市提供充足的用水。同時，這裏北靠燕山，南對平原，符合古代都城 “背山麵水” 的風水理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確定選址後，劉秉忠開始著手規劃大都城的布局。他以《周禮?考工記》中 “九經九緯”“前朝後市”“左祖右社” 的禮製為指導思想，同時結合了陰陽八卦、天地相合等理念，精心設計了大都城的規劃藍圖。在他的規劃中，大都城呈現出規整對稱的布局，宛如一幅嚴謹的棋盤。
劉秉忠首先確定了貫穿全城的中軸線。他以積水潭最東側的岸邊（今萬寧橋處）為基點，劃出一條縱貫南北的中軸線，這條中軸線長達 8 公裏，是整個城市的核心和靈魂。大內（相當於明清紫禁城）的中軸線與全城的中軸線重合，宮殿建築群沿著中軸線依次排列，氣勢恢宏。在中軸線的南端，是麗正門，這是大都城的正門，也是皇權的象征。從麗正門向北，依次經過千步廊、皇城欞星門、宮城南門崇天門、宮城北門厚載門，直至大天壽萬寧寺的中心閣（今北京鼓樓北），構成了一條莊嚴的中軸線。中軸線兩側的建築嚴格對稱，體現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封建等級製度的森嚴。
在中軸線的東側，劉秉忠規劃了太廟，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體現了對祖先的尊崇和對家族傳承的重視。太廟的建築風格莊重典雅，采用了傳統的中國建築形式，紅牆黃瓦，飛簷鬥拱，彰顯出皇家的威嚴。在中軸線的西側，是社稷壇，用於祭祀土地神和穀神，象征著國家的土地和糧食，是國家社稷的重要象征。社稷壇的布局簡潔大方，壇上鋪設著五色土，代表著天下五方，寓意著國家的統一和繁榮。
大都城的街道規劃也十分規整。劉秉忠按照 “九經九緯” 的原則，將街道設計成棋盤狀，縱橫交錯，井然有序。大街寬 24 步，小街寬 12 步，此外還有 384 條火巷和 29 條弄通。這些街道不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也有利於城市的管理和治安。街道兩旁種植著各種樹木，形成了綠色的林蔭道，為城市增添了生機與活力。
為了滿足城市的商業需求，劉秉忠在城市中規劃了多個商業區。這些商業區分布在皇城四周的城區和城門口居民集結地帶，形成了繁華的商業網絡。東城區是衙署、貴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較多，有東市、角市、文籍市、紙劄市、靴市等，商市性質明顯反映官員的需求。北城區因郭守敬開通通惠河，使海子（積水潭）成了南北大運河的終點碼頭，沿海子一帶形成繁榮的商業區。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熱鬧非凡，各種歌台酒館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匯集於此，如米市、麵市、帽市、緞子市、皮帽市、金銀珠寶市、鐵器市、鵝鴨市等一應俱全。
稍北的鍾樓大街也很熱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樓附近還有一處全城最大的 “窮漢市”，應是城市貧民出賣勞力的市場。西城區則有駱駝市、羊市、牛市、馬市、驢騾市，牲口買賣集中於此，居民層次低於東城區。南城區即金中都舊城區，有南城市、蒸餅市、窮漢市，以及新城前三門外關廂地帶的車市、果市、菜市、草市、窮漢市等。由於前三門外是水陸交通的總匯，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鄉結合部和新舊二城交接處的繁華地區。
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劉秉忠建造了高大的鍾樓和鼓樓，作為全城的報時機構。這在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中是一項創舉，此前還沒有在市中心單獨建造鍾樓、鼓樓，並上設銅壺滴漏和鼓角報時的先例。鍾樓和鼓樓不僅為城市居民提供了準確的時間信息，也成為了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它們的建築風格獨特，氣勢雄偉，與周圍的建築相互映襯，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城市畫卷。
除了城市的布局和建築規劃，劉秉忠還非常注重城市的生態環境建設。他將自然水體作為大都城的中心、中軸、城牆位置的參照，使城市與水緊密結合。積水潭這片水域被整體納入城市之中，並處於相對中心的位置，不僅具有漕運的功能，也是君王與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象征。據《元史?地理誌》記載，積水潭在元代水麵 “汪洋如海”，因此又稱 “海子”，並且 “恣民漁采無禁，擬周之靈沼雲”。這體現了劉秉忠 “與民同樂” 的城市建設思想，也反映了遊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的文化背景。
在皇城與宮苑建設方麵，元代利用水景觀開發宮苑。以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前身）為景觀中心，東側建設大內，西側建設隆福宮，北側建設興聖宮，形成三宮圍繞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的建設參考了 “一池三山” 的景觀模式，象征著傳說中東海上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為城市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元大都的建成，標誌著劉秉忠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巨大成功。這座城市規模宏偉，布局嚴謹，建築精美，功能齊全，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也為後世北京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的中軸線設計、棋盤式街道布局、宮殿建築風格等，都對明清北京城的規劃和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大都的建築風格融合了蒙古族、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築特色，體現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它的宮殿建築氣勢恢宏，采用了漢族傳統的建築形式，如紅牆黃瓦、飛簷鬥拱等，同時又融入了蒙古族的文化元素，如宮殿內部的裝飾、陳設等，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在城市規劃理念上，元大都遵循了《周禮?考工記》的禮製思想，強調皇權至上和等級秩序，同時又注重城市的實用性和生態環境建設，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高度成熟。
在完成了都城的規劃與建設後，劉秉忠又將目光投向了元朝的禮儀製度、官僚體製以及俸祿體係等方麵的建設。他深知，這些製度的完善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在朝儀方麵，劉秉忠認為，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必須有一套莊重、規範的禮儀製度，以彰顯皇權的威嚴和國家的正統性。他參照中原曆代王朝的禮儀傳統，結合元朝的實際情況，製定了一套詳細的朝儀製度。這套朝儀規定了皇帝上朝、祭祀、慶典等各種場合的禮儀規範，包括官員的站位、行禮的方式、儀式的流程等。在朝儀的製定過程中，劉秉忠充分考慮了蒙古族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將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朝儀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莊重典雅，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獨特風格。
在官製方麵，劉秉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體係，明確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限。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等機構，分別負責行政、軍事和監察事務。中書省是最高行政機構，設中書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等官職，負責處理全國的政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大權，負責軍事決策和軍隊的指揮調度。禦史台則負責監察百官，彈劾違法亂紀的官員，維護朝廷的綱紀和秩序。此外，還設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負責不同領域的事務管理，各部門分工明確，相互協作，共同構成了一個高效的中央行政體係。
在地方上，元朝實行行省製度。劉秉忠將全國劃分為若幹個行省，行省之下設路、府、州、縣等各級行政機構。行省作為中央的派出機構，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務，擁有較大的權力。行省長官由中央任命，對中央負責，確保了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製。這種行省製度的設立，加強了中央集權，提高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對後世的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行政區劃製度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俸祿製度的製定也是劉秉忠的重要貢獻之一。在元朝之前，蒙古官員的收入主要依靠掠奪和賞賜，這種方式不僅導致官員之間貧富差距巨大，而且容易引發腐敗和社會不穩定。劉秉忠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建議忽必烈製定一套合理的俸祿製度，根據官員的職位高低、職責輕重等因素，確定相應的俸祿標準。通過發放俸祿，使得官員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減少了他們對掠奪和貪汙的依賴，從而有助於整頓吏治，提高官員的廉潔性和工作積極性。
劉秉忠所製定的這些製度，在元朝得到了長期的延續和實施。這些製度不僅為元朝的穩定統治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也對後世的政治製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行省製度一直沿用到明清時期，成為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框架。而中央機構的設置和分工，也為後世王朝的政治體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劉秉忠的製度建設，體現了他對政治治理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智慧，為元朝的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製度基礎。
公元1271年，元至元八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頒布了《建國號詔》，將國號正式定為 “大元” 。這一舉措意義深遠，劉秉忠取《易經》中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之意，賦予了 “大元” 豐富的內涵。“大元” 不僅彰顯了國家的偉大與統一，象征著元朝疆域遼闊、國力強盛，涵蓋了眾多民族和地區，是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還體現了對中原文化的尊崇與認同，表明元朝將繼承和發揚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這一命名，擺脫了以往以族名或地域命名國號的傳統模式，為元朝塑造了獨特的國家形象，增強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為元朝的長治久安奠定了文化基礎。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劉秉忠跟隨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中，這位為元朝的建立與發展耗盡心血的功臣，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 。忽必烈聽聞噩耗，悲痛萬分，他對群臣感慨道：“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縝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隻有朕知道。別人是不會了解的。”
忽必烈下令，由內府出資製造棺木，並派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送棺木，將劉秉忠厚葬於大都。次年，忽必烈追贈劉秉忠為太傅，封趙國公，諡號文貞。這一係列追贈，彰顯了忽必烈對劉秉忠的深厚情誼與高度認可。此後，元朝曆代皇帝對劉秉忠的尊崇有加。元成宗時，追贈太師，改諡文正；元仁宗時，追封常山王 。在等級森嚴的元朝，劉秉忠作為漢人，能夠位封三公，享受如此殊榮，足見他在元朝曆史中的獨特地位。
劉秉忠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謀略家，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他詩文詞曲兼擅。他的詩作風格瀟灑閑淡，如《元史》所評價：“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在他的詩歌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種超脫塵世的淡然與寧靜。例如 “東風吹斷馬蹄忙，落日平沙百草長。一片彩雲天際去，數聲啼鳥樹頭藏”，詩句描繪出一幅寧靜而悠遠的畫麵，東風輕拂，馬蹄聲漸遠，落日餘暉灑在廣袤的平沙上，百草生長，彩雲飄向天際，啼鳥藏於枝頭。整首詩意境開闊，用詞簡潔卻生動地營造出一種閑適、自在的氛圍，仿佛詩人置身於塵世之外，悠然欣賞著這大自然的美景，盡顯其瀟灑飄逸的氣質。
劉秉忠的詞曲創作同樣別具一格，蒼涼淒婉的風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以他的《【南呂】幹荷葉八首》為例，其中一首寫道 “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深秋的江麵上，荷葉幹枯，顏色蒼黃，老柄在風中搖蕩，清香漸失，顏色愈發枯黃。一場寒霜過後，殘荷在秋江上顯得格外寂寞。這首小令通過對殘荷的細膩描寫，營造出一種蒼涼、孤寂的氛圍，讓人感受到歲月的無情和生命的脆弱。劉秉忠將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和對世事的思考融入其中，借景抒情，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情感內涵和藝術感染力。
而且，劉秉忠的個人品德與處世態度也讓人肅然起敬。
劉秉忠一生品德高尚，雖位極人臣，卻始終保持著簡樸的生活作風和淡然的處世態度。他自幼好學，至老不衰，即便在功成名就之後，依然齋居蔬食，每日粗茶淡飯，生活簡樸。這種生活方式並非出於無奈，而是他內心對物質享受的淡泊。在他看來，真正的富足並非來自於物質的堆砌，而是源於內心的充實與寧靜。
劉秉忠不追逐名利，在元朝建立後，他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被忽必烈委以重任。然而，他並未因此而驕傲自滿，或是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他始終保持著謙遜的態度，以平和的心態麵對一切。他平日裏喜歡與文人雅士交往，談詩論道，以吟詠自適，享受著精神上的愉悅。他的這種處世態度，贏得了眾人的尊敬和讚譽，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楷模。在那個動蕩不安、充滿誘惑的時代，劉秉忠能夠堅守自己的內心，不為名利所動，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華，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劉秉忠的曆史地位也引發了一些爭議。部分人對他身為漢人卻輔佐蒙古政權的行為表示質疑，甚至認為他是民族的叛徒。在他們看來，劉秉忠幫助蒙古人統治中原，損害了漢民族的利益，違背了民族大義。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民族矛盾的複雜性以及人們對民族認同的強烈情感。
但從更全麵、客觀的曆史角度來看，劉秉忠所處的時代，正是蒙古崛起、天下大勢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百姓渴望和平與穩定，社會需要秩序與發展。劉秉忠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才能，積極推動忽必烈采用漢法，推行一係列有利於社會進步和民族融合的政策。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生產力，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元朝的繁榮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勸說忽必烈在戰爭中減少殺戮，保護無辜百姓的生命，這一舉措體現了他的仁愛之心和人道主義精神。
縱觀劉秉忠的一生，他以文治武功著稱，既是運籌帷幄的謀士，又是妙筆生花的文人；既是深諳兵法的戰略家，又是精通哲理的思想者。在朝堂之上，他運籌帷幄，決策千裏，為帝王師，奠定邦國基石；在江湖之遠，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以詩酒會友，抒發胸中豪情。
他雖身披袈裟，卻心懷天下。他既有佛家的慈悲與超脫，又不乏對世俗社會的深刻洞察與治理智慧。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將佛理與治國理政完美融合，成為了那個時代獨特又閃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