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需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
1月19日，傅斯年邁出了史語所的大院，搭機前往台北。前來送行的，除了白發蒼蒼的老工仆外，就隻有已經決定去往美國的胡適。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從代理校長杜聰明手中接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係教授黃得時請他題字留念，他揮毫寫道：“歸骨於田橫之島”。
田橫，原為齊國貴族，在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後，田橫與兄田儋、田榮也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後占據齊地為王。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後，田橫不肯稱臣於漢，率五百門客逃往海島，劉邦派人招撫，田橫被迫乘船赴洛，在途中距洛陽三十裏地的偃師首陽山自殺。海島五百部屬聞田橫死，亦全部自殺。
傅斯年在這裏自比田橫，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之勢。怎麽迴事，不就是去台大當個校長嗎！怎麽搞得這麽悲壯呢？
1948年下半年，由於政治軍事局勢的惡化，南京國民政府準備遷往台灣，於是台灣大學就成了未來的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該校創建於1928年，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產物。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迴歸我國，才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該校第一任校長是羅宗洛。但是在以後三年中，該校連續換了三任校長，都沒有建立良好的教學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朱家驊認為隻有傅斯年能夠當擔重任，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陳誠給傅斯年的電報。
也就說，傅斯年接手的就是一個爛攤子。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以，傅斯年後來對陶希聖說：“希聖！你以為我是來做校長，我死在這裏。”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長的時候，對於大學的建設和高等教育，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的。隻是，他當時隻是個代理，隻能為正牌校長胡適當清道夫和開路先鋒了。
現在，傅斯年可以大顯身手了。
傅斯年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上為台大的發展定下基調和方向：教育、學術和建設。這三個關鍵詞也成為台大的使命。台灣大學既要成為一個“學術機關”，也要擔負起台灣高等教育的責任，同時對於台灣建設的協助也不應該放棄。基於這種認識，傅斯年著手開展了一係列改革，目標是將台灣大學建設成“第一流的大學”。
很顯然，第一流的大學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師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所說：“學校的好不好，糟不糟，隻是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在心底，已經是把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當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戰略難度很大。戰火不斷，政局動蕩，眾多大陸學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遷徙。因此，傅斯年不僅未能邀請到一些著名學者赴台任教，連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學者也未能留住。如動物係主任朱洗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於1949年初迴到上海，未再返校；數學係薑立夫教授與土木係陶葆楷教授（曾任清華大學土木係主任）於1949年暑假離台赴穗，任教嶺南大學；政治係蕭公權教授（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則於該年底前往美國；植物係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於第二年暑假後前往美國……
傅斯年曾給他至為佩服的老友——陳寅恪發了聘書，並替他申請台灣入境證，但陳寅恪最終卻選擇長留嶺南。
不過，這難不倒傅斯年，因為他手中畢竟還有一張王牌，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個院所中，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唯一一個整體遷台的，或許這全賴於所長傅斯年強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陸續渡海遷台的部分學人，1949年2月底，台灣大學的教授終於有了一個較為係統的班子，史學係有張貴永、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幹，中文係有董作賓、伍俶、毛子水、孫雲遐，外文係有英千裏、沈亦珍、張肖鬆，物理係有周長寧、陳尚義，法律係有梅仲協、曾伯猷、林彬……可謂人才濟濟。
傅斯年還有一招：借。他跑到台灣師範學院，找院長劉真商量“借將”，於是延攬到嶽長奎、範傳坡等幾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剛伯、台靜農、勞幹、屈萬裏等人，也開始到師院兼課。
作為校長，傅斯年當然明白，納新也要去舊。對於不能勝任教學的教授，傅斯年就將其轉聘為圖書館編纂，聘期滿一年後不再續聘。據統計，兩年時間先後有70餘位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告別了台灣大學。
一流大學還需要有一流學生。一流學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試。在民國，拒絕請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沒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壓力相比。當時國民政府敗退台灣，黨軍政官員及工商學界攜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學就讀，流亡台灣的其他學生亦眾多，而台灣大學是官商子弟也是有誌青年求學的首要目標，這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麵的壓力。
雷厲風行的傅斯年深知，如果不在最初刹住歪風邪氣，後麵就難以收拾。於是，他先在辦公室門口貼上“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的條幅，再嚴格把關入學考試。印刷試題時，把印工和職員全部關在樓裏，斷絕交通，四周以警察看守，僅校長與教務長可以自由出入，考題僅在考試前數點鍾付印，考試未完，監守不撤，錄取標準決定之前，不拆密封。所以沒有人能知道任何一個人的分數及其錄取與否。
同時，傅斯年公開聲明，一定秉公辦事，絕不會徇私舞弊，並要求大家進行監督。他說：“假如我們以任何理由，答應一個考試不及格或未經考試的進來……這對於大學校長一職，實在有虧職守了……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辦法，應由政府或社會予以最嚴厲製裁。”傅斯年說到做到。
有了過硬的教師和學生，台大自然煥然一新，當然，這僅僅是開始。
1月19日，傅斯年邁出了史語所的大院，搭機前往台北。前來送行的，除了白發蒼蒼的老工仆外，就隻有已經決定去往美國的胡適。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從代理校長杜聰明手中接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係教授黃得時請他題字留念，他揮毫寫道：“歸骨於田橫之島”。
田橫，原為齊國貴族，在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後，田橫與兄田儋、田榮也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後占據齊地為王。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後，田橫不肯稱臣於漢，率五百門客逃往海島，劉邦派人招撫，田橫被迫乘船赴洛，在途中距洛陽三十裏地的偃師首陽山自殺。海島五百部屬聞田橫死，亦全部自殺。
傅斯年在這裏自比田橫，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之勢。怎麽迴事，不就是去台大當個校長嗎！怎麽搞得這麽悲壯呢？
1948年下半年，由於政治軍事局勢的惡化，南京國民政府準備遷往台灣，於是台灣大學就成了未來的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該校創建於1928年，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產物。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迴歸我國，才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該校第一任校長是羅宗洛。但是在以後三年中，該校連續換了三任校長，都沒有建立良好的教學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朱家驊認為隻有傅斯年能夠當擔重任，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陳誠給傅斯年的電報。
也就說，傅斯年接手的就是一個爛攤子。可謂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以，傅斯年後來對陶希聖說：“希聖！你以為我是來做校長，我死在這裏。”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長的時候，對於大學的建設和高等教育，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的。隻是，他當時隻是個代理，隻能為正牌校長胡適當清道夫和開路先鋒了。
現在，傅斯年可以大顯身手了。
傅斯年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上為台大的發展定下基調和方向：教育、學術和建設。這三個關鍵詞也成為台大的使命。台灣大學既要成為一個“學術機關”，也要擔負起台灣高等教育的責任，同時對於台灣建設的協助也不應該放棄。基於這種認識，傅斯年著手開展了一係列改革，目標是將台灣大學建設成“第一流的大學”。
很顯然，第一流的大學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師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所說：“學校的好不好，糟不糟，隻是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在心底，已經是把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當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戰略難度很大。戰火不斷，政局動蕩，眾多大陸學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遷徙。因此，傅斯年不僅未能邀請到一些著名學者赴台任教，連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學者也未能留住。如動物係主任朱洗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於1949年初迴到上海，未再返校；數學係薑立夫教授與土木係陶葆楷教授（曾任清華大學土木係主任）於1949年暑假離台赴穗，任教嶺南大學；政治係蕭公權教授（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則於該年底前往美國；植物係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於第二年暑假後前往美國……
傅斯年曾給他至為佩服的老友——陳寅恪發了聘書，並替他申請台灣入境證，但陳寅恪最終卻選擇長留嶺南。
不過，這難不倒傅斯年，因為他手中畢竟還有一張王牌，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個院所中，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唯一一個整體遷台的，或許這全賴於所長傅斯年強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陸續渡海遷台的部分學人，1949年2月底，台灣大學的教授終於有了一個較為係統的班子，史學係有張貴永、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幹，中文係有董作賓、伍俶、毛子水、孫雲遐，外文係有英千裏、沈亦珍、張肖鬆，物理係有周長寧、陳尚義，法律係有梅仲協、曾伯猷、林彬……可謂人才濟濟。
傅斯年還有一招：借。他跑到台灣師範學院，找院長劉真商量“借將”，於是延攬到嶽長奎、範傳坡等幾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剛伯、台靜農、勞幹、屈萬裏等人，也開始到師院兼課。
作為校長，傅斯年當然明白，納新也要去舊。對於不能勝任教學的教授，傅斯年就將其轉聘為圖書館編纂，聘期滿一年後不再續聘。據統計，兩年時間先後有70餘位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告別了台灣大學。
一流大學還需要有一流學生。一流學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試。在民國，拒絕請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沒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壓力相比。當時國民政府敗退台灣，黨軍政官員及工商學界攜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學就讀，流亡台灣的其他學生亦眾多，而台灣大學是官商子弟也是有誌青年求學的首要目標，這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麵的壓力。
雷厲風行的傅斯年深知，如果不在最初刹住歪風邪氣，後麵就難以收拾。於是，他先在辦公室門口貼上“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的條幅，再嚴格把關入學考試。印刷試題時，把印工和職員全部關在樓裏，斷絕交通，四周以警察看守，僅校長與教務長可以自由出入，考題僅在考試前數點鍾付印，考試未完，監守不撤，錄取標準決定之前，不拆密封。所以沒有人能知道任何一個人的分數及其錄取與否。
同時，傅斯年公開聲明，一定秉公辦事，絕不會徇私舞弊，並要求大家進行監督。他說：“假如我們以任何理由，答應一個考試不及格或未經考試的進來……這對於大學校長一職，實在有虧職守了……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辦法，應由政府或社會予以最嚴厲製裁。”傅斯年說到做到。
有了過硬的教師和學生，台大自然煥然一新，當然，這僅僅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