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雖然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代理所長，但畢竟是正所長。協助傅斯年的鄭天挺，平日裏主持日常工作，職務則是副所長。這正所長姓傅，副所長姓鄭，還是有些麻煩的。
一次，有人有事找所長。工作人員把他帶到傅斯年這裏，對來人介紹說，這是我們的傅所長。來人以為傅斯年是副所長，就說自己是要找正所長的。傅斯年以為，人家要找鄭天挺鄭所長，就讓工作人員帶來人去找鄭天挺。
不一會，人又被工作人員帶了迴來。辦完事後，那個人嘟囔了一句：“怎麽這麽巧？正所長是傅所長，副所長是鄭所長。”
此後，為了減少麻煩，有人來辦事，接待人員總是先問：“你找傅所長還是鄭所長？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
這樣一來，又常把來辦事的人搞得發懵，隻好詳加解釋一番。
不過，傅斯年和鄭天挺，一個正所長一個副所長之間的合作，倒是十分默契也十分的愉快。兩個人，也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
毫無疑問，這時候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能夠取得那麽驕人的成績。和這兩個人的精誠合作密不可分。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慶甡，字毅生，入大學後改名天挺，筆名攫日。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鄭天挺生於北京。其父鄭叔忱，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曆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翰林院侍讀、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提調等職。母陸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鄭天挺8歲的時候入北京閩學堂讀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
宣統元年（1909年），鄭天挺入閩學堂高小部，宣統三年（1911年）入順天高等學堂一年級，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民國六年（1917年），鄭天挺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期間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民國九年（1920年）鄭天挺在北京大學畢業。不久被聘為廈門大學國文教授。民國十年（1921年）春，任廈門大學文史地科教師兼圖書部主任。同年夏，辭職返京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專研古文字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畢業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總務長，北京大學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長。
抗戰勝利後，鄭天挺仍任北大曆史係教授，還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負責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檔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鄭天挺多次參加傅作義召開的會議，唿籲和平。同年5月，文管會接收北大，鄭天挺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校長，兼史學係主任。
1952年院係調整，鄭天挺調任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先後擔任係主任，中國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長。在南開期間，鄭天挺創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點《明史》。
1979年，鄭天挺受教育部委托主辦“明清史進修班”，主編《明清史資料》。同時還匯編其文史論著43篇《探微集》，並擔任《中國曆史大辭典》主編工作。
1980年起，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主.席.團執行主.席，天津市政.協.會議副.主.席
曾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曆史組負責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等。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這是個人品高潔之士，王永興說鄭天挺“品德高尚高士君子”，何炳棣說鄭天挺是“當代完人”。
傅斯年等人在抗戰的艱苦條件下，在大後方重新恢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目標明確，就是要恢複和堅持因戰爭而中斷的教育和學術研究，為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延續文化和學統。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恢複和發展的實踐表明，傅斯年等人的目標是達成了的。
中央史語所在李莊，進行的則是艱苦卓絕的文化抗戰。
前麵，我們介紹了董作賓的甲骨學巨著《殷曆譜》，如何在李莊橫空出世。也介紹了到李莊後，芮逸夫與胡慶鈞到川南敘永進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
同樣，在板栗坳的農舍裏，曆史組勞幹沉浸在故紙堆中，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後獨立完成了居延漢簡的全部整理和考釋。
居延漢簡是居延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簡牘，時代約自西漢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紀初)至東漢中葉(公元2世紀初)。居延漢簡反映出的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真實記錄了居延地區的原始屯戍活動和興衰曆史，而且還保留了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檔案和文獻資料，涉及到整個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學、宗教和民族等多領域的實際情況，具有極高的科學、曆史與文物價值，對曆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勞幹還發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漢簡的研究論文。1943年至1944年兩年間，他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兩部巨著相繼在李莊石印出來。居延漢簡研究是國際漢學界矚目的重大科研課題。
李霖燦寫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標音文字字典》。
李光濤醉心於明清檔案的整理，治史重細節考證。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內閣大庫檔案及《明實錄》，隻是因缺少印刷條件未及刊印。後人有評價，明清檔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學的奠基石。
語言組一到李莊，就製定了“將中國語史、現代方言、西南土語等全部作科學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們的研究，對於重建中國現代語言學，對於在國際語言學界的話語權，對於語言學與人類學、人類社會文化史的溝通等方麵都具有開創性意義。
板栗坳沒有聽音室和聽音設備，但李方桂仍堅持“非漢語語言學”研究。他每月召集年輕的研究人員練習記音，告誡學生，“記音的技巧和準確性是語言研究的基礎”。
他帶著學生和助手，冒著生命危險到雲南、貴州進行了漢語方言、傣語、壯語、藏語等調查。
董同龢、馬學良、張琨等一批年輕語言學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
董同龢到李莊剛好三十來歲，在農舍裏的一張神龕上，他繼續漢語音韻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韻表稿》，修正了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諸多看法，後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漢語音韻學》出版，這部書被稱之為“天書”。
馬學良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語言專業，他的《撒尼倮倮語語法》一書在李莊完成﹙現倮倮改稱彝族﹚。這是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語音學傳入我國後，第一部用現代語音學理論，描寫實地語料的少數民族語言學著作，至今仍是學習彝語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資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組在吳金鼎的主持下，對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進行清理發掘，為漢代和五代十國時間的考古研究，為中國考古史續寫下了新的篇章。
李濟在李莊寫成《殷墟器物甲編:陶器》、《李濟考古學論文集》、《中國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梁思永、董作賓合著的中國第一本大型田野報告《城子崖》，在李莊石印出版。
……
一次，有人有事找所長。工作人員把他帶到傅斯年這裏，對來人介紹說，這是我們的傅所長。來人以為傅斯年是副所長，就說自己是要找正所長的。傅斯年以為，人家要找鄭天挺鄭所長，就讓工作人員帶來人去找鄭天挺。
不一會，人又被工作人員帶了迴來。辦完事後，那個人嘟囔了一句：“怎麽這麽巧？正所長是傅所長，副所長是鄭所長。”
此後，為了減少麻煩，有人來辦事，接待人員總是先問：“你找傅所長還是鄭所長？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
這樣一來，又常把來辦事的人搞得發懵，隻好詳加解釋一番。
不過，傅斯年和鄭天挺，一個正所長一個副所長之間的合作，倒是十分默契也十分的愉快。兩個人，也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
毫無疑問，這時候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能夠取得那麽驕人的成績。和這兩個人的精誠合作密不可分。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慶甡，字毅生，入大學後改名天挺，筆名攫日。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四日（8月9日），鄭天挺生於北京。其父鄭叔忱，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曆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翰林院侍讀、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提調等職。母陸嘉坤，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鄭天挺8歲的時候入北京閩學堂讀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
宣統元年（1909年），鄭天挺入閩學堂高小部，宣統三年（1911年）入順天高等學堂一年級，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
民國六年（1917年），鄭天挺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期間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民國九年（1920年）鄭天挺在北京大學畢業。不久被聘為廈門大學國文教授。民國十年（1921年）春，任廈門大學文史地科教師兼圖書部主任。同年夏，辭職返京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專研古文字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畢業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總務長，北京大學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長。
抗戰勝利後，鄭天挺仍任北大曆史係教授，還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負責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檔案整理工作。
1949年1月，鄭天挺多次參加傅作義召開的會議，唿籲和平。同年5月，文管會接收北大，鄭天挺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校長，兼史學係主任。
1952年院係調整，鄭天挺調任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先後擔任係主任，中國史研究室主任、副校長。在南開期間，鄭天挺創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點《明史》。
1979年，鄭天挺受教育部委托主辦“明清史進修班”，主編《明清史資料》。同時還匯編其文史論著43篇《探微集》，並擔任《中國曆史大辭典》主編工作。
1980年起，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主.席.團執行主.席，天津市政.協.會議副.主.席
曾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曆史組負責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等。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這是個人品高潔之士，王永興說鄭天挺“品德高尚高士君子”，何炳棣說鄭天挺是“當代完人”。
傅斯年等人在抗戰的艱苦條件下，在大後方重新恢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目標明確，就是要恢複和堅持因戰爭而中斷的教育和學術研究，為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延續文化和學統。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恢複和發展的實踐表明，傅斯年等人的目標是達成了的。
中央史語所在李莊，進行的則是艱苦卓絕的文化抗戰。
前麵，我們介紹了董作賓的甲骨學巨著《殷曆譜》，如何在李莊橫空出世。也介紹了到李莊後，芮逸夫與胡慶鈞到川南敘永進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
同樣，在板栗坳的農舍裏，曆史組勞幹沉浸在故紙堆中，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後獨立完成了居延漢簡的全部整理和考釋。
居延漢簡是居延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簡牘，時代約自西漢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紀初)至東漢中葉(公元2世紀初)。居延漢簡反映出的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真實記錄了居延地區的原始屯戍活動和興衰曆史，而且還保留了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檔案和文獻資料，涉及到整個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學、宗教和民族等多領域的實際情況，具有極高的科學、曆史與文物價值，對曆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勞幹還發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漢簡的研究論文。1943年至1944年兩年間，他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兩部巨著相繼在李莊石印出來。居延漢簡研究是國際漢學界矚目的重大科研課題。
李霖燦寫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標音文字字典》。
李光濤醉心於明清檔案的整理，治史重細節考證。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內閣大庫檔案及《明實錄》，隻是因缺少印刷條件未及刊印。後人有評價，明清檔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學的奠基石。
語言組一到李莊，就製定了“將中國語史、現代方言、西南土語等全部作科學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們的研究，對於重建中國現代語言學，對於在國際語言學界的話語權，對於語言學與人類學、人類社會文化史的溝通等方麵都具有開創性意義。
板栗坳沒有聽音室和聽音設備，但李方桂仍堅持“非漢語語言學”研究。他每月召集年輕的研究人員練習記音，告誡學生，“記音的技巧和準確性是語言研究的基礎”。
他帶著學生和助手，冒著生命危險到雲南、貴州進行了漢語方言、傣語、壯語、藏語等調查。
董同龢、馬學良、張琨等一批年輕語言學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
董同龢到李莊剛好三十來歲，在農舍裏的一張神龕上，他繼續漢語音韻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韻表稿》，修正了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諸多看法，後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漢語音韻學》出版，這部書被稱之為“天書”。
馬學良畢業於北大文科研究所語言專業，他的《撒尼倮倮語語法》一書在李莊完成﹙現倮倮改稱彝族﹚。這是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語音學傳入我國後，第一部用現代語音學理論，描寫實地語料的少數民族語言學著作，至今仍是學習彝語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資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組在吳金鼎的主持下，對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進行清理發掘，為漢代和五代十國時間的考古研究，為中國考古史續寫下了新的篇章。
李濟在李莊寫成《殷墟器物甲編:陶器》、《李濟考古學論文集》、《中國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梁思永、董作賓合著的中國第一本大型田野報告《城子崖》，在李莊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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