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傅斯年雖出身名門，但因為其爺爺不善理財，到了他父親這一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外出教書，維持家庭生活。而屋漏更遭連夜雨，傅斯年九歲的時候，父親又病亡，他的母親艱難的撐起這個家，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把傅斯年兄弟兩個撫養成人並培養成才。
所謂家貧出孝子，傅斯年從小就特別孝順，他曾給自己起個名字為李永，從的母姓。而他的不少藏書中寫的名字便是“李永”。
1935年9月,兒子傅仁軌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親接到北平與自已一起生活。
婆媳關係本來就難相處。傅斯年的母親本來是不同意兒子離婚的，是因為這麽多年沒有孩子，才勉強接受的，但這件事畢竟在她心裏是有陰影的。人，總是會有些偏心，特別是對自己的子女。譬如，傅斯年離婚這件事，或許與他的妻子俞大綵不無關係，但主因必然在於傅斯年本人，但傅母卻把這筆帳記在了兒媳身上。加之，俞大綵受到的是新式教育，是所謂的“新人”，在傅母這個“舊人”眼裏，很多事是看不慣的。但傅母畢竟也是個識大體的人，能讓她抱上孫子，看到妻子給兒子帶來那麽多歡樂，即便是為了兒子和孫子，傅母也在努力維持著這婆媳關係。
傅母差不多受了一輩子苦，現在兒子出息了，家裏的生活好了，她特別喜歡吃肉。因為牙口不好，吃瘦肉困難，她便特別喜歡吃肥肉。
傅斯年雖然家裏的錢不多，但肉還是買得起的，婆婆喜歡吃肥肉，那就買唄。俞大綵雖然對老太太有些事看不慣，但為了傅斯年，還是特別想搞好婆媳關係的。
傅母人本來就肥胖，肥肉吃多了身體肯定會出現不適，一段時間裏，經常頭昏。傅斯年得知後，馬上帶母親去醫院看病。大夫一查發現老太太血壓很高，就問了一下飲食習慣。聽說老太太常吃肥肉，便背後對傅斯年和俞大綵說，為了老人的身體，肥肉是不能吃了。
俞大綵為照顧婆婆身體，從此就不敢買肥肉了。而傅母卻偏喜好這一口，一連幾天沒吃到肥肉，就問怎麽迴事。俞大綵耐心的說出了緣由，傅母卻不信這個邪，說吃肥肉怎麽能對身體不好呢？就算對身體不好，這肥肉也不能不吃。但她不信這個邪，俞大綵信呀，於是矛盾不可避免。
一開始，傅母和兒媳吵架，還不想讓在外邊做大事的兒子操心，不當著兒子的麵吵。但一連多日，吃不到肥肉，實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就當著傅斯年的麵和俞大綵大吵起來。傅斯年一見，趕忙給母親跪下。問明原因後，也和母親說了同樣的緣由。兒媳的話可以不信，兒子的話不能不信呀！但吃不到肥肉實在是難受，老太太來不講理的了，說她不管肥肉對身體好不好，但不吃肥肉反正是不行，除非讓她死。
對此，晚年的俞大綵曾迴憶說:“孟真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雲：‘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製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隻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麽？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舍辛，撫育我兄弟，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母親受涼、吃壞了東西，發燒、腹瀉，不是什麽大病，次日晨已燒退、不瀉。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寫信向丁文江、史語所代理所長李濟致歉，“如此情形，弟決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兩天陪伴母親，同時表明沒有閑著，也在趕活工作。
還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計劃返迴北平路過濟南時停一停。結果還是沒下車，原因有二：史語所有公務；老母親不在濟南。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空襲日頻，傅斯年由於負責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遷事宜，無暇顧及家庭，更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
南京淪陷,傅氏輾轉來到重慶後不久，兩個侄兒來見，傅斯年以為家人順利脫險，十分高興。當侄兒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
隨後，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於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輾轉20餘天由陸路逃至漢口,最後抵達長沙。
此時老太太年已70餘歲的高齡，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他曾對同事說: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麵對祖先？”
後來,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傅斯年把母親接到重慶，安置在歌樂山下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與弟弟傅斯嚴(孟博)一起生活,費用全部由傅斯年負擔。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體過於肥胖又患有高血壓症，整日奔波操勞，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進重慶中央醫院救治。
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迴到重慶郊外的家中體養。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卻病死在了醫院。
老太太病逝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醫院方麵的專家又拿不出一個確切的結論，為此雙方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院方提出解剖以驗證病症。傅斯年猶像再三，最後同意解剖，其結果確為膽結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見當時中國頭號醫院醫藥設備及醫療技術是怎樣的落後與糟糕。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憤交集與哀傷。
四個月後，傅斯年在致胡適信中自責，假如“在南京時送他老人家在中央醫院多住幾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母親就有可能早確診、早治療。這個自責一直沒有釋懷。隔一個月後，他又致信告訴羅家倫，“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
母親去世後，他顧不上自己的重病，喪事親力親為，看地、安葬，連續操勞奔波，血壓都不量了。等忙完喪事，到李莊一量血壓，打破一切紀錄。為防止敵機轟炸和日後破壞，傅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欲移不可，未開吊，未發訃，事後登報耳。”
他手頭拮據，又逢國難，隻好賣書葬母，喪事從簡。“棺材是賣幾箱子書換來的。朋友有勸我開吊者，我實在辦不到。”
傅母墓地選在歌樂山附近，中研院數學所辦公處旁的一個小山頂上，由俞大維派兵工署人員在岩石中鑽一洞穴，下葬時用吊車將棺木放入，用水泥製成七八寸厚預製板三塊,用吊車吊起蓋在墓穴上方，整體看上去如同一個戰爭的碉堡,極為堅固。
為此,傅斯年致信胡適說:“家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短短幾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寬慰之情。
所謂家貧出孝子，傅斯年從小就特別孝順，他曾給自己起個名字為李永，從的母姓。而他的不少藏書中寫的名字便是“李永”。
1935年9月,兒子傅仁軌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親接到北平與自已一起生活。
婆媳關係本來就難相處。傅斯年的母親本來是不同意兒子離婚的，是因為這麽多年沒有孩子，才勉強接受的，但這件事畢竟在她心裏是有陰影的。人，總是會有些偏心，特別是對自己的子女。譬如，傅斯年離婚這件事，或許與他的妻子俞大綵不無關係，但主因必然在於傅斯年本人，但傅母卻把這筆帳記在了兒媳身上。加之，俞大綵受到的是新式教育，是所謂的“新人”，在傅母這個“舊人”眼裏，很多事是看不慣的。但傅母畢竟也是個識大體的人，能讓她抱上孫子，看到妻子給兒子帶來那麽多歡樂，即便是為了兒子和孫子，傅母也在努力維持著這婆媳關係。
傅母差不多受了一輩子苦，現在兒子出息了，家裏的生活好了，她特別喜歡吃肉。因為牙口不好，吃瘦肉困難，她便特別喜歡吃肥肉。
傅斯年雖然家裏的錢不多，但肉還是買得起的，婆婆喜歡吃肥肉，那就買唄。俞大綵雖然對老太太有些事看不慣，但為了傅斯年，還是特別想搞好婆媳關係的。
傅母人本來就肥胖，肥肉吃多了身體肯定會出現不適，一段時間裏，經常頭昏。傅斯年得知後，馬上帶母親去醫院看病。大夫一查發現老太太血壓很高，就問了一下飲食習慣。聽說老太太常吃肥肉，便背後對傅斯年和俞大綵說，為了老人的身體，肥肉是不能吃了。
俞大綵為照顧婆婆身體，從此就不敢買肥肉了。而傅母卻偏喜好這一口，一連幾天沒吃到肥肉，就問怎麽迴事。俞大綵耐心的說出了緣由，傅母卻不信這個邪，說吃肥肉怎麽能對身體不好呢？就算對身體不好，這肥肉也不能不吃。但她不信這個邪，俞大綵信呀，於是矛盾不可避免。
一開始，傅母和兒媳吵架，還不想讓在外邊做大事的兒子操心，不當著兒子的麵吵。但一連多日，吃不到肥肉，實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就當著傅斯年的麵和俞大綵大吵起來。傅斯年一見，趕忙給母親跪下。問明原因後，也和母親說了同樣的緣由。兒媳的話可以不信，兒子的話不能不信呀！但吃不到肥肉實在是難受，老太太來不講理的了，說她不管肥肉對身體好不好，但不吃肥肉反正是不行，除非讓她死。
對此，晚年的俞大綵曾迴憶說:“孟真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真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雲：‘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製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隻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麽？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舍辛，撫育我兄弟，我隻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母親受涼、吃壞了東西，發燒、腹瀉，不是什麽大病，次日晨已燒退、不瀉。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寫信向丁文江、史語所代理所長李濟致歉，“如此情形，弟決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兩天陪伴母親，同時表明沒有閑著，也在趕活工作。
還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計劃返迴北平路過濟南時停一停。結果還是沒下車，原因有二：史語所有公務；老母親不在濟南。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南京空襲日頻，傅斯年由於負責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遷事宜，無暇顧及家庭，更無力陪侍老太太避難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屬和兩個侄兒負責保護母親轉移至安徽和縣暫住。
南京淪陷,傅氏輾轉來到重慶後不久，兩個侄兒來見，傅斯年以為家人順利脫險，十分高興。當侄兒述說祖母沒有逃出來時,傅斯年大怒，當場打了侄兒兩個耳光。
隨後，千方百計令人把母親於戰禍連綿的安徽接了出來，輾轉20餘天由陸路逃至漢口,最後抵達長沙。
此時老太太年已70餘歲的高齡，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難事,總懷歉疚之情，他曾對同事說:老母“幸能平安至後方,否則將何以麵對祖先？”
後來,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傅斯年把母親接到重慶，安置在歌樂山下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與弟弟傅斯嚴(孟博)一起生活,費用全部由傅斯年負擔。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體過於肥胖又患有高血壓症，整日奔波操勞，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進重慶中央醫院救治。
幾個月後,傅斯年終於出院，迴到重慶郊外的家中體養。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卻病死在了醫院。
老太太病逝後，傅斯年因不知病情，醫院方麵的專家又拿不出一個確切的結論，為此雙方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院方提出解剖以驗證病症。傅斯年猶像再三，最後同意解剖，其結果確為膽結石所致。
由此病案，可見當時中國頭號醫院醫藥設備及醫療技術是怎樣的落後與糟糕。也知傅斯年的心情又是如何的悲憤交集與哀傷。
四個月後，傅斯年在致胡適信中自責，假如“在南京時送他老人家在中央醫院多住幾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這一場大病”，母親就有可能早確診、早治療。這個自責一直沒有釋懷。隔一個月後，他又致信告訴羅家倫，“至今念之，倍覺罪惡者也。”
母親去世後，他顧不上自己的重病，喪事親力親為，看地、安葬，連續操勞奔波，血壓都不量了。等忙完喪事，到李莊一量血壓，打破一切紀錄。為防止敵機轟炸和日後破壞，傅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欲移不可，未開吊，未發訃，事後登報耳。”
他手頭拮據，又逢國難，隻好賣書葬母，喪事從簡。“棺材是賣幾箱子書換來的。朋友有勸我開吊者，我實在辦不到。”
傅母墓地選在歌樂山附近，中研院數學所辦公處旁的一個小山頂上，由俞大維派兵工署人員在岩石中鑽一洞穴，下葬時用吊車將棺木放入，用水泥製成七八寸厚預製板三塊,用吊車吊起蓋在墓穴上方，整體看上去如同一個戰爭的碉堡,極為堅固。
為此,傅斯年致信胡適說:“家母葬於歌樂山風景絕佳處，作成一水泥之壙,甚堅。”短短幾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寬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