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裏，一天晚上，在清華同學會聚餐，出席者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吳憲、蔣廷黻。席間蔣廷黻提議辦一刋物，討論中國麵臨的大問題，講一些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以盡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的責任。
起初胡適等人因有過辦刊經驗深知不易，沒有表示讚同。所謂辦刊難，對這些人來說，是難在資金上。
幾個月後，丁文江提出了一個“書生自掏腰包”的倡議，他說:“為了測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刋物的經費。辦刋物很容易!”很快他把話鋒一轉，“但能繼續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夠共同負責。否則，整個擔子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
在丁文江的倡議下，一共籌集了4205元的辦刋基金。胡適說，這個數字雖然少得可憐，但已足夠使得這個刋物完全獨立了。
刋物秉持著獨立精神，籌資時不要任何黨派津貼，也不要什麽老板問津，將“獨立”二字作為刋名，目的乃希望在思想和言論上永遠保持獨立精神，標榜著“獨立之精種，自由之思想”的刋物誕生了。
《獨立評論》於1932年5月22日在北京創刋，周刋，北平獨立評論社主辦。胡適任主編，編委會初期共11人：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竹垚生、吳濤嗚、周炳琳、顧湛然。後又有張奚若、陳之邁、陳岱孫、顧一樵、吳景超、周詒春等的加入，編委會擴充到20人。
社址設在北平地安門內北月牙胡同2號。
胡適在《獨立評論》創刋號的《引言》中指出：“我們叫這刋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創刋號隻印了2000冊，沒有花裏胡哨的封麵，沒有鋪天蓋地的宣傳，市場反響卻比預想的要好。第二期加印至3000冊，由於供不應求，當年月發行就上升到7000冊，第2年競飆升至13000冊，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刊物的影響麵由大學生、公務員、知識分子而直至政府的高層決策者。
《獨立評論》一年後覆蓋了全國40個城市，僅北平市的寄售代訂處就有30多個，許多零售點還不包括在內。半年後的《獨立評論》在經濟上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無須同人捐資支撐了。
1933年5月21日，胡適撰文《獨立評論一周年》中說:“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隻要人撇開成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隻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隻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胡適堅持的“獨立精種”有三:首先，是經濟上的獨立，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不拿別人一分錢，靠同人的捐款創刋打開局麵。其次，是聲明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沒有任何報酬，不光編委會成員撰文不取分文，外來稿同樣沒有稿酬，全都是免費供稿。最後，是大家在此刋物上，寧嗚而死，不默而生，隻為思想找一個出口。社會上在雜誌上陸續投稿的作者近300位之多，從來不愁稿荒。在這些作者中以大學教授為主，其次是大學生、專家學者、公務員、研究員。編委會中撰稿最多的是胡適，他在244期全部刋物中共發表了123篇文章。
為了《獨立評論》，胡適每周一終日為雜誌工作，夜間寫文一般要到次日零晨。夫人江冬秀常常責怪他，巴望著雜誌早點關門大吉，免得勞神熬夜，胡適於是語重心長地對夫人說:“一星期之中，隻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隻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裏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床就熟睡，你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著的嗎?”
可見，這《獨立評論》對胡適有多重要。
而傅斯年如果退出《獨立評論》，這無疑是和胡適絕交。
前麵說了，在對日態度上，傅斯年主戰，胡適在一段時間裏在某種意義上主和。從表麵看，兩個人分歧很大，所謂戰和不能兩立。
其實這二個人之間，沒有根本上的利害衝突。因為，他們都愛這個國家，都是為這個國家好。
而在華北問題上，胡適主要是現實出發，考慮以小損失換取時間。他認為，此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歐美都希望中國與日本之間有一個暫時緩和的時段。這也是《保全華北的重要》的重點所在。
而傅斯年則有些偏於激情和理想，他是想寸步不讓、寸土必爭，自然不接受胡適的妥協態度。
胡適1933年6月13日日記說：“孟真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華北），大生氣，寫了一封信來，說他要脫離《獨立評論》。但他希望主張的不同不至於影響到私交。其實他當時不曾見我的原文，隻見了日本新聯社發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沒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氣的！（說‘中日親善不至於被馮玉祥破壞了的’！！——原注）”又說：“今天孟真說，他見了我的原文，他的氣平多了。”
看來，胡適是太樂觀了，對他和傅斯年的關係，也太有信心了。其實傅斯年所以沒堅持退出《獨立評論》，是丁文江苦口婆心在中間做了很多工作。
因為，從後來發生的一件事上，傅斯年顯然對胡適還很有氣。
在1932年10月2日，國聯李頓調查團的調查報告書正式公布後，胡適見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譯文後，又用英文原文對勘了一遍，於10月4日寫下《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一文，表示歡迎和接受。
而傅斯年則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後，發表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一文。傅文表麵上是對公眾發言，實際卻是針對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傅文開頭便說：“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稱讚它的說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論，不同情於它而不至於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者，也有甚至說他是件‘含糊之傑作’（amasterpieceofambiguity）者。我以為稱它為‘含糊之傑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胡適認可調查書，是因為報告書的內容在兩個方麵滿足了他在對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變“不能視為合法的自衛的辦法”，乃是“一種精密預備的計劃”；二是對建立“滿洲國”“最有力的兩個因子是日本軍隊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動”，即認為是這兩個因子促成了偽“滿洲國”的成立。
後來他解釋這兩點時，還是強調國聯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這個基本底線。而報告書的另一貢獻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
在胡適看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之所以體現了“世界正誼的最大勝利”，是因為表決者中不乏袒護日本的人，卻是全票通過。而這樣一來，如果日本違背了國聯的報告，就“是與世界正誼的作戰”。
他說，這是由於西洋國家經過長期的法治訓練，建立了“公斷人”的信仰。隻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矯正世界輿論的錯誤，報告書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沒有報告書就沒有了可依據的是非標準。報告書給了國聯一個最可信任的事實的基礎與解決的原則。
胡適注重和謀求的是道義以及道義上的支持，而在他看來，報告書已經從道義上向全世界證明了日軍侵略東北的非正義。有此道義基礎，才能考慮下一步收迴領土的問題。
而傅斯年則不滿意報告書中批評中國的內容，如“以為中國之不上軌道是世界的患害，而為此滿洲事件之一個主因”。因為這個說法正是日軍侵略東北和中國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滿報告書中限製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之行使，以及給予日本人在東北的治外法權。“國聯給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換得一個獨立名義之取消，並完全超過日本民政黨內閣所要求五條之上了。”
起初胡適等人因有過辦刊經驗深知不易，沒有表示讚同。所謂辦刊難，對這些人來說，是難在資金上。
幾個月後，丁文江提出了一個“書生自掏腰包”的倡議，他說:“為了測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刋物的經費。辦刋物很容易!”很快他把話鋒一轉，“但能繼續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夠共同負責。否則，整個擔子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
在丁文江的倡議下，一共籌集了4205元的辦刋基金。胡適說，這個數字雖然少得可憐，但已足夠使得這個刋物完全獨立了。
刋物秉持著獨立精神，籌資時不要任何黨派津貼，也不要什麽老板問津，將“獨立”二字作為刋名，目的乃希望在思想和言論上永遠保持獨立精神，標榜著“獨立之精種，自由之思想”的刋物誕生了。
《獨立評論》於1932年5月22日在北京創刋，周刋，北平獨立評論社主辦。胡適任主編，編委會初期共11人：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竹垚生、吳濤嗚、周炳琳、顧湛然。後又有張奚若、陳之邁、陳岱孫、顧一樵、吳景超、周詒春等的加入，編委會擴充到20人。
社址設在北平地安門內北月牙胡同2號。
胡適在《獨立評論》創刋號的《引言》中指出：“我們叫這刋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創刋號隻印了2000冊，沒有花裏胡哨的封麵，沒有鋪天蓋地的宣傳，市場反響卻比預想的要好。第二期加印至3000冊，由於供不應求，當年月發行就上升到7000冊，第2年競飆升至13000冊，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刊物的影響麵由大學生、公務員、知識分子而直至政府的高層決策者。
《獨立評論》一年後覆蓋了全國40個城市，僅北平市的寄售代訂處就有30多個，許多零售點還不包括在內。半年後的《獨立評論》在經濟上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無須同人捐資支撐了。
1933年5月21日，胡適撰文《獨立評論一周年》中說:“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隻要人撇開成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隻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隻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胡適堅持的“獨立精種”有三:首先，是經濟上的獨立，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不拿別人一分錢，靠同人的捐款創刋打開局麵。其次，是聲明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沒有任何報酬，不光編委會成員撰文不取分文，外來稿同樣沒有稿酬，全都是免費供稿。最後，是大家在此刋物上，寧嗚而死，不默而生，隻為思想找一個出口。社會上在雜誌上陸續投稿的作者近300位之多，從來不愁稿荒。在這些作者中以大學教授為主，其次是大學生、專家學者、公務員、研究員。編委會中撰稿最多的是胡適，他在244期全部刋物中共發表了123篇文章。
為了《獨立評論》，胡適每周一終日為雜誌工作，夜間寫文一般要到次日零晨。夫人江冬秀常常責怪他，巴望著雜誌早點關門大吉，免得勞神熬夜，胡適於是語重心長地對夫人說:“一星期之中，隻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隻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裏最舒服，做完之後，一上床就熟睡，你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著的嗎?”
可見，這《獨立評論》對胡適有多重要。
而傅斯年如果退出《獨立評論》，這無疑是和胡適絕交。
前麵說了，在對日態度上，傅斯年主戰，胡適在一段時間裏在某種意義上主和。從表麵看，兩個人分歧很大，所謂戰和不能兩立。
其實這二個人之間，沒有根本上的利害衝突。因為，他們都愛這個國家，都是為這個國家好。
而在華北問題上，胡適主要是現實出發，考慮以小損失換取時間。他認為，此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歐美都希望中國與日本之間有一個暫時緩和的時段。這也是《保全華北的重要》的重點所在。
而傅斯年則有些偏於激情和理想，他是想寸步不讓、寸土必爭，自然不接受胡適的妥協態度。
胡適1933年6月13日日記說：“孟真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華北），大生氣，寫了一封信來，說他要脫離《獨立評論》。但他希望主張的不同不至於影響到私交。其實他當時不曾見我的原文，隻見了日本新聯社發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沒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氣的！（說‘中日親善不至於被馮玉祥破壞了的’！！——原注）”又說：“今天孟真說，他見了我的原文，他的氣平多了。”
看來，胡適是太樂觀了，對他和傅斯年的關係，也太有信心了。其實傅斯年所以沒堅持退出《獨立評論》，是丁文江苦口婆心在中間做了很多工作。
因為，從後來發生的一件事上，傅斯年顯然對胡適還很有氣。
在1932年10月2日，國聯李頓調查團的調查報告書正式公布後，胡適見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譯文後，又用英文原文對勘了一遍，於10月4日寫下《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一文，表示歡迎和接受。
而傅斯年則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後，發表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一文。傅文表麵上是對公眾發言，實際卻是針對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傅文開頭便說：“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稱讚它的說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論，不同情於它而不至於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者，也有甚至說他是件‘含糊之傑作’（amasterpieceofambiguity）者。我以為稱它為‘含糊之傑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胡適認可調查書，是因為報告書的內容在兩個方麵滿足了他在對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變“不能視為合法的自衛的辦法”，乃是“一種精密預備的計劃”；二是對建立“滿洲國”“最有力的兩個因子是日本軍隊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動”，即認為是這兩個因子促成了偽“滿洲國”的成立。
後來他解釋這兩點時，還是強調國聯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這個基本底線。而報告書的另一貢獻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
在胡適看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之所以體現了“世界正誼的最大勝利”，是因為表決者中不乏袒護日本的人，卻是全票通過。而這樣一來，如果日本違背了國聯的報告，就“是與世界正誼的作戰”。
他說，這是由於西洋國家經過長期的法治訓練，建立了“公斷人”的信仰。隻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矯正世界輿論的錯誤，報告書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沒有報告書就沒有了可依據的是非標準。報告書給了國聯一個最可信任的事實的基礎與解決的原則。
胡適注重和謀求的是道義以及道義上的支持，而在他看來，報告書已經從道義上向全世界證明了日軍侵略東北的非正義。有此道義基礎，才能考慮下一步收迴領土的問題。
而傅斯年則不滿意報告書中批評中國的內容，如“以為中國之不上軌道是世界的患害，而為此滿洲事件之一個主因”。因為這個說法正是日軍侵略東北和中國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滿報告書中限製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之行使，以及給予日本人在東北的治外法權。“國聯給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換得一個獨立名義之取消，並完全超過日本民政黨內閣所要求五條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