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語所遷至北平後，胡適已經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了，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正到處網羅名師和聘請名流學者到北大講授中國文史類課程。
中央史語所是專家名流的集合，加之胡適與所長傅斯年的特殊關係。
語所遷至北平後，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靜心齋為所址。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不僅僅是考慮到那裏是“環境閑適之所”，更主要的，是因為北平圖書館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這就便利了史語所對北平圖書館資料的利用。
而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院就在沙灘紅樓，距北海步行不過十幾二十分鍾路程。兩家又離得很近，來往也很方便。
這樣一來，傅斯年麾下的名流，自然成了胡適聘請兼課老師的首選之地。
能到北大這個最高學府講學授課，中央史語所的學者們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時不時的講幾課，到也沒什麽，傅斯年也樂得因此而落個人情。何況胡適一直算是所裏的顧問，傅斯年有求於胡適的地方也不是沒有，禮尚往來，何樂而不為。
但是兼課多了，所中研究工作肯定會受到不同影響，這樣一來，傅斯年便對不能不對對史語所研究人員外出兼課嚴加控製。
為了不搞一刀切，傅斯年開始提出的原則是：凡是史語所的專職研究人員都不準在外麵兼課。
但這個原則首先就碰上了障礙。陳寅恪、趙元任這兩個主任都在清華兼課，他們說，如果不讓他們兼課，他們寧可辭去史語所的職務。史語所怎麽能離了這二位，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傅斯年隻得退一步，明確，陳寅恪、趙元任可以在外兼課，別人都不許。
陳寅恪、趙元任就可以，別人怎麽就不行，這本來就很難說得通，這樣一來，實際是開了口子。另外，規定隻是限製專職研究人員，史語所還有其他的人員，那些個人如果有人請，就可以名正言順去兼課。
而史語所的人，大多畢業於京城的一些高校，很多人進入史語所前本來就是高校的老師。和同學和老師聯係廣泛，這樣一來，史語所的人外出兼課，非但沒得到控製，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
這樣的情況，傅斯年也很無可奈何，隻能不斷放寬了對史語所研究人員外出兼課的限製。
不過，傅斯年是個善於總結的人，他很快發現，除了在時間上有衝突外，教學與研究工作很多的時候不但不矛盾，反而對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並且，傅斯年很快發現，史語所的人員到學校授課，可以宣傳史語所的治學主張，可以通過講台，把史語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化為知識傳授。在傅斯年看來，這是他創建史語所的宗旨所在。
因為，做為在語言和曆史等領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語所，所代表的是當時最高的治學水平。
於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
1929年秋，傅斯年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此後他曾講授過《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秦漢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
據鄧廣銘迴憶說，他到北京大學讀書的頭一年，北大曆史係主任陳受頤決定聘請史語所的學者講商周史，第一堂課就把傅斯年請了來。但陳受頤沒有把講課的事說明白，傅斯年以為是隨便作一次演講。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禮堂裏座無虛席，傅斯年走進禮堂，才知道是被請來講課的，那堂課他講得雜亂無章。當時有人以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但後來再去聽他的課，才知道他是個通人，其學問之大，一般教授是趕不上的。同學們佩服他的學問，去聽課的人很多。
楊向奎先生也迴憶說，“本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教授陣營是整齊的，都是一時之選”，他在列舉曆史係教授時，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說他是“有才華的學者，才氣縱橫”，說他講課“大氣磅礴，上天下地，無所不及”，“是一位淵博而有開創性的學者。”
楊誌玖先生談到旁聽傅斯年講課的感受時說：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學史學係讀書時，曾旁聽過傅先生講先秦史專題課，我雖不能完全領會他講課的內容，但對他發表的獨到見解，對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匯中西的學識以及滔滔不絕的口才，卻深感新奇和欽佩。他時而背一段《左傳》，時而翻一篇英文文獻，中西互證，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藝術家，聽他的課也是一種藝術享受。
傅斯年堅持在北大史學係授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傳授他的學業，宣講他的治史主張和方法。
從史學係當時的課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開設“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方法導論”一類課程。他的《史學方法導論》，就是當時在史學係授課時的講義。他在講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個著名命題，並且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話放在嘴邊。
不僅如此，傅斯年還在史學係開設了“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課，並與勞幹合開了“漢魏史擇題研究”課，通過對具體曆史問題研究的講授，來宣傳貫徹他的治史主張和方法。
在“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一課的課程綱要中，傅斯年寫到：“此科所講，大致以近年考古學在中國古代史範圍中所貢獻者為限；並以新獲知識與經典遺文比核，以辦理下列各問題：（1）地理與曆史；（2）古代部落與種姓；（3）封建；（4）東夷；（5）考古學上之殷夏；（6）周與西土；（7）春秋戰國間社會之變更；（8）戰國之大統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國；（10）秦漢大統一之因素。”
在“漢魏史擇題研究”一課的課程綱要中，傅斯年和勞幹將授課內容分為八個大的方麵，即史料解題、秦、地理、政治與思想、製度、兵事、社會、四裔等，每個大的方麵又包括若幹小的方麵。
史料解題是傅斯年最為重視的，因此列為首要的方麵，其中又包括六個具體的方麵：“（1）史籍；（2）漢晉人著述；（3）金石；（4）後代人有關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從上述兩門課的課程綱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對擴大史料範圍，利用新史料、新知識來進行曆史研究的重視。這是傅斯年治史主張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圖要向史學係的後生學子們灌輸的主要觀念。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史語所和北大史學係逐步建立起了緊密的學術關係。在此過程中，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起了關鍵作用。這種緊密關係的建立，不僅僅體現在人事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北大史學係課程進行改造，使它在學術精神上與史語所達到了一致。北大史學係和史語所事實上成了傅斯年實現其“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史學理想不可或缺的兩個學術陣地。
史語所和北大史學係建立密切學術關係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學派”的治史主張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學係生根、發芽，從而使北大史學係的學風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發生迥然不同的變化，並且對此後數十年北大史學係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不但自己，傅斯年還動員史語所的其他人員到北大曆史係授課，他這樣做還有個更深遠的考慮。史語所遷平後，由於有了較好的發展條件，傅斯年必須為史語所的長遠發展打算，有意識的培養後備人員。
高等學校裏集中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從中可以選拔頂尖人才，充實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隊伍。這便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傅斯年的“拔尖主義”。
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後來都到北京大學作兼職教授。他們的確從北京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中選拔了不少的傑出人才。
在傅斯年“拔尖主義”政策下，最先進入史語所的是勞幹，他是史學係1928級的學生，1931年畢業生後於1932年進所工作。此後進所的是1930級的胡厚宣，他於1934年畢業後進所。1931級學生中，進所的有全漢升和高去尋兩位，他們都是在1935年畢業後進所。同年進所的還有1926級的餘遜，他1930年畢業後一直在史學係擔任助教。1932級學生中，進所的最多，有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三人，其中張、傅兩人1936年畢業後進所，王崇武則在1937年進所。1933級學生中，進所的有一人，即吳相湘，他於1937年畢業後進所。
後來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語所研究工作的骨幹力量。
中央史語所是專家名流的集合，加之胡適與所長傅斯年的特殊關係。
語所遷至北平後，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靜心齋為所址。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不僅僅是考慮到那裏是“環境閑適之所”，更主要的，是因為北平圖書館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這就便利了史語所對北平圖書館資料的利用。
而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院就在沙灘紅樓，距北海步行不過十幾二十分鍾路程。兩家又離得很近，來往也很方便。
這樣一來，傅斯年麾下的名流，自然成了胡適聘請兼課老師的首選之地。
能到北大這個最高學府講學授課，中央史語所的學者們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時不時的講幾課，到也沒什麽，傅斯年也樂得因此而落個人情。何況胡適一直算是所裏的顧問，傅斯年有求於胡適的地方也不是沒有，禮尚往來，何樂而不為。
但是兼課多了，所中研究工作肯定會受到不同影響，這樣一來，傅斯年便對不能不對對史語所研究人員外出兼課嚴加控製。
為了不搞一刀切，傅斯年開始提出的原則是：凡是史語所的專職研究人員都不準在外麵兼課。
但這個原則首先就碰上了障礙。陳寅恪、趙元任這兩個主任都在清華兼課，他們說，如果不讓他們兼課，他們寧可辭去史語所的職務。史語所怎麽能離了這二位，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傅斯年隻得退一步，明確，陳寅恪、趙元任可以在外兼課，別人都不許。
陳寅恪、趙元任就可以，別人怎麽就不行，這本來就很難說得通，這樣一來，實際是開了口子。另外，規定隻是限製專職研究人員，史語所還有其他的人員，那些個人如果有人請，就可以名正言順去兼課。
而史語所的人，大多畢業於京城的一些高校，很多人進入史語所前本來就是高校的老師。和同學和老師聯係廣泛，這樣一來，史語所的人外出兼課，非但沒得到控製，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
這樣的情況，傅斯年也很無可奈何，隻能不斷放寬了對史語所研究人員外出兼課的限製。
不過，傅斯年是個善於總結的人，他很快發現，除了在時間上有衝突外，教學與研究工作很多的時候不但不矛盾，反而對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並且，傅斯年很快發現，史語所的人員到學校授課，可以宣傳史語所的治學主張，可以通過講台，把史語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化為知識傳授。在傅斯年看來，這是他創建史語所的宗旨所在。
因為，做為在語言和曆史等領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語所，所代表的是當時最高的治學水平。
於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
1929年秋，傅斯年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此後他曾講授過《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秦漢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
據鄧廣銘迴憶說，他到北京大學讀書的頭一年，北大曆史係主任陳受頤決定聘請史語所的學者講商周史，第一堂課就把傅斯年請了來。但陳受頤沒有把講課的事說明白，傅斯年以為是隨便作一次演講。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禮堂裏座無虛席，傅斯年走進禮堂，才知道是被請來講課的，那堂課他講得雜亂無章。當時有人以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但後來再去聽他的課，才知道他是個通人，其學問之大，一般教授是趕不上的。同學們佩服他的學問，去聽課的人很多。
楊向奎先生也迴憶說，“本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教授陣營是整齊的，都是一時之選”，他在列舉曆史係教授時，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說他是“有才華的學者，才氣縱橫”，說他講課“大氣磅礴，上天下地，無所不及”，“是一位淵博而有開創性的學者。”
楊誌玖先生談到旁聽傅斯年講課的感受時說：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學史學係讀書時，曾旁聽過傅先生講先秦史專題課，我雖不能完全領會他講課的內容，但對他發表的獨到見解，對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匯中西的學識以及滔滔不絕的口才，卻深感新奇和欽佩。他時而背一段《左傳》，時而翻一篇英文文獻，中西互證，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藝術家，聽他的課也是一種藝術享受。
傅斯年堅持在北大史學係授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傳授他的學業，宣講他的治史主張和方法。
從史學係當時的課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開設“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方法導論”一類課程。他的《史學方法導論》，就是當時在史學係授課時的講義。他在講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個著名命題，並且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話放在嘴邊。
不僅如此，傅斯年還在史學係開設了“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課，並與勞幹合開了“漢魏史擇題研究”課，通過對具體曆史問題研究的講授，來宣傳貫徹他的治史主張和方法。
在“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一課的課程綱要中，傅斯年寫到：“此科所講，大致以近年考古學在中國古代史範圍中所貢獻者為限；並以新獲知識與經典遺文比核，以辦理下列各問題：（1）地理與曆史；（2）古代部落與種姓；（3）封建；（4）東夷；（5）考古學上之殷夏；（6）周與西土；（7）春秋戰國間社會之變更；（8）戰國之大統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國；（10）秦漢大統一之因素。”
在“漢魏史擇題研究”一課的課程綱要中，傅斯年和勞幹將授課內容分為八個大的方麵，即史料解題、秦、地理、政治與思想、製度、兵事、社會、四裔等，每個大的方麵又包括若幹小的方麵。
史料解題是傅斯年最為重視的，因此列為首要的方麵，其中又包括六個具體的方麵：“（1）史籍；（2）漢晉人著述；（3）金石；（4）後代人有關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從上述兩門課的課程綱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對擴大史料範圍，利用新史料、新知識來進行曆史研究的重視。這是傅斯年治史主張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圖要向史學係的後生學子們灌輸的主要觀念。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史語所和北大史學係逐步建立起了緊密的學術關係。在此過程中，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起了關鍵作用。這種緊密關係的建立，不僅僅體現在人事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北大史學係課程進行改造，使它在學術精神上與史語所達到了一致。北大史學係和史語所事實上成了傅斯年實現其“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史學理想不可或缺的兩個學術陣地。
史語所和北大史學係建立密切學術關係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學派”的治史主張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學係生根、發芽，從而使北大史學係的學風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發生迥然不同的變化，並且對此後數十年北大史學係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不但自己，傅斯年還動員史語所的其他人員到北大曆史係授課，他這樣做還有個更深遠的考慮。史語所遷平後，由於有了較好的發展條件，傅斯年必須為史語所的長遠發展打算，有意識的培養後備人員。
高等學校裏集中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從中可以選拔頂尖人才，充實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隊伍。這便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傅斯年的“拔尖主義”。
傅斯年、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後來都到北京大學作兼職教授。他們的確從北京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中選拔了不少的傑出人才。
在傅斯年“拔尖主義”政策下，最先進入史語所的是勞幹，他是史學係1928級的學生，1931年畢業生後於1932年進所工作。此後進所的是1930級的胡厚宣，他於1934年畢業後進所。1931級學生中，進所的有全漢升和高去尋兩位，他們都是在1935年畢業後進所。同年進所的還有1926級的餘遜，他1930年畢業後一直在史學係擔任助教。1932級學生中，進所的最多，有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三人，其中張、傅兩人1936年畢業後進所，王崇武則在1937年進所。1933級學生中，進所的有一人，即吳相湘，他於1937年畢業後進所。
後來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語所研究工作的骨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