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春天，傅斯年接到考古學家馬衡一封信，馬在信中建議傅設法收購流散在外的大量清內閣大庫檔案。
馬衡（1881年-1955年3月），浙江鄞縣人，字叔平。
早年入讀南洋公學，精於漢魏石經，注重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中國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九五二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一個重量級人物。
這件事傅斯年雖然早有耳聞，但看過了馬衡的信後，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當即去找國民黨要員戴季陶、朱家驊，結果終因資金難籌而無果。傅斯年隨後找胡適、陳寅恪商議，商量的結果是求助老校長蔡元培。於是就有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傅斯年關於此事給蔡元培的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午間與適之先生及陳寅恪兄餐，談及八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鄰翼時代由曆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鐸以萬八千元（按：實為一萬六千元)自羅振玉手中買迴，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儲之。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曆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曆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禦虜諸政，《明史》均闕。以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羅振玉稍整理了兩冊，刊於東方學會，即為日本、法國學者所深羨，其價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滿鐵公司將此件訂好買約，以馬叔平(按：馬衡字叔平)諸先生之大鬧而未出境。李盛鐸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設法，斯年遂與季(按：指戴季陶)、騮(按：指朱騮先，即朱家驊)兩公商之，雲買，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買去之議。昨日適之、寅恪兩先生談，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
“擬請先生設法，以大學院名義買下，送贈中央研究院，為一種donation（此恐為donation之誤，意為捐贈品），然後由中央研究院責成曆史語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則（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於國有榮。（二）明清曆史得而整理。（三）曆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必可吸引學者來合作，及增加社會上（外國亦然）對之之觀念，此實非浪費不急之事也。先生雖辭去大學院，然大學院結束事務，尚有杏佛先生負責，容可布置出此款項，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與杏佛先生切實商之。此舉關係至深且巨也。至費用，因李盛鐸索原價一萬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兩萬以內，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雲可減，容可辦到耳。”
傅斯年、胡適和陳寅恪在商量此事時，想得很周全。首先，憑他們對蔡元培的了解，蔡元培肯定會為此事全力以赴。考慮到中央研究院也無買下的資金實力，隻有大學院能有條件張羅到錢。而蔡元培此時雖然已不是大學院長，但影響力還在，加之還有楊杏佛從中全力斡旋。
楊杏佛（1893年4月5日—1933年6月18日），名銓，字宏甫，號杏佛，江西清江縣（今江西省樟樹市）人，祖籍江西玉山，近代經濟管理學家，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中國管理科學先驅。
一九三三年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兼總幹事，主持該同盟的日常工作。先後組織並親自參加了營救羅登賢、廖承誌、陳賡等共產黨員和許德琦、丁玲、潘梓年等教授作家的活動，公開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罪行。因得罪了當局，而被特務暗殺。
蔡元培此前對保護明清檔案史料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最大貢獻，是他創立了專門學術機構，使檔案史料能夠永久保存。
蔡元培中西兼容的學術背景，使他成為二十世紀初較早具有公共意識的學者。國外的學習考察經曆，使他對西方檔案館的公共性，對大學與檔案館的關係都有切身體會。對國外各國都有大規模的檔案館十分羨慕，認為隻有專門設立檔案收藏保存機構，史料與修成之史才“有並存共在之可能”。
此外，國內大量珍貴史料檔案的流失，引起蔡元培的憤慨。他譴責造成檔案流失之人“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價值”。強烈的公共意識促使蔡元培積極投身於專門學術機構的建設，並借以保存史料及明清檔案。
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元培就在英國唿籲將各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教育文化事業，特別提到要建立一個科學博物院，這所科學博物院包括“陳列、實驗、演講、研究、編印新圖書雜誌等事”。他對檔案保存機構的設想是緊密結合整理與研究，集保管、開放、利用為一體的西方檔案館性質的學術機構。類似的學術機構在民國時期先後出現過三個，分別是北大國學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這三個機構先後參與了明清檔案史料的整理，且都與蔡元培有密切的關係。
他先後擔任過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能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機構的奠基者和領導者，為明清檔案史料建立了永久的保存機構，也是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最後得以歸還公有的關鍵性人物。
前麵提到過了，蔡元培這時已經辭去大學院院長的職務，但是為留住這批珍貴檔案，即於九月十二日致函大學院總幹事楊杏佛，“欲大學院以二萬元購李盛鐸所藏之檔案。如能騰出此款，當然甚好。但幾日內有法籌出否？”
收到老院長的信後，楊杏佛馬上全力為之。
蔡元培、楊杏佛對於這部分內閣大庫檔案最終得以保存在史語所，並得到迅速整理、研究、刊發功不可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史語所派員至北平，由馬衡介紹，找李盛鐸洽談，後又由陳寅恪、李宗侗出麵辦理。
一九二九年三月，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說已向李盛鐸預付定金，並說由羅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極少數，其餘並未開包。最後，如傅斯年設計的路徑，大學院買下了這批檔案，交由中央部研究院，最後，傅斯年如願以償。
清亡以來，這批檔案數易其主，輾轉搬運，潮濕腐爛、鼠齧蟲蛀，損失相當嚴重。一般官僚政客，乘檢視之機，將珍貴案卷攫為己有，加上紙店主人挑選出售，羅、李收藏時各有留取。曆史語言研究所運進時，計稱得存於天津之檔案六萬餘斤，存於北平的部分大約與之相當，總計約十二萬斤，較原來應該是已經少了二萬餘斤。
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國寶，還是基本保留下來。
那些為保護這批國寶，曾做出不懈努力的先賢們，是不應該被忘記的。
馬衡（1881年-1955年3月），浙江鄞縣人，字叔平。
早年入讀南洋公學，精於漢魏石經，注重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中國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九五二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一個重量級人物。
這件事傅斯年雖然早有耳聞，但看過了馬衡的信後，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當即去找國民黨要員戴季陶、朱家驊，結果終因資金難籌而無果。傅斯年隨後找胡適、陳寅恪商議，商量的結果是求助老校長蔡元培。於是就有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傅斯年關於此事給蔡元培的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午間與適之先生及陳寅恪兄餐，談及八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鄰翼時代由曆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鐸以萬八千元（按：實為一萬六千元)自羅振玉手中買迴，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儲之。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曆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曆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禦虜諸政，《明史》均闕。以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羅振玉稍整理了兩冊，刊於東方學會，即為日本、法國學者所深羨，其價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滿鐵公司將此件訂好買約，以馬叔平(按：馬衡字叔平)諸先生之大鬧而未出境。李盛鐸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設法，斯年遂與季(按：指戴季陶)、騮(按：指朱騮先，即朱家驊)兩公商之，雲買，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買去之議。昨日適之、寅恪兩先生談，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
“擬請先生設法，以大學院名義買下，送贈中央研究院，為一種donation（此恐為donation之誤，意為捐贈品），然後由中央研究院責成曆史語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則（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於國有榮。（二）明清曆史得而整理。（三）曆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必可吸引學者來合作，及增加社會上（外國亦然）對之之觀念，此實非浪費不急之事也。先生雖辭去大學院，然大學院結束事務，尚有杏佛先生負責，容可布置出此款項，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與杏佛先生切實商之。此舉關係至深且巨也。至費用，因李盛鐸索原價一萬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兩萬以內，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雲可減，容可辦到耳。”
傅斯年、胡適和陳寅恪在商量此事時，想得很周全。首先，憑他們對蔡元培的了解，蔡元培肯定會為此事全力以赴。考慮到中央研究院也無買下的資金實力，隻有大學院能有條件張羅到錢。而蔡元培此時雖然已不是大學院長，但影響力還在，加之還有楊杏佛從中全力斡旋。
楊杏佛（1893年4月5日—1933年6月18日），名銓，字宏甫，號杏佛，江西清江縣（今江西省樟樹市）人，祖籍江西玉山，近代經濟管理學家，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中國管理科學先驅。
一九三三年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執行委員兼總幹事，主持該同盟的日常工作。先後組織並親自參加了營救羅登賢、廖承誌、陳賡等共產黨員和許德琦、丁玲、潘梓年等教授作家的活動，公開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罪行。因得罪了當局，而被特務暗殺。
蔡元培此前對保護明清檔案史料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最大貢獻，是他創立了專門學術機構，使檔案史料能夠永久保存。
蔡元培中西兼容的學術背景，使他成為二十世紀初較早具有公共意識的學者。國外的學習考察經曆，使他對西方檔案館的公共性，對大學與檔案館的關係都有切身體會。對國外各國都有大規模的檔案館十分羨慕，認為隻有專門設立檔案收藏保存機構，史料與修成之史才“有並存共在之可能”。
此外，國內大量珍貴史料檔案的流失，引起蔡元培的憤慨。他譴責造成檔案流失之人“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價值”。強烈的公共意識促使蔡元培積極投身於專門學術機構的建設，並借以保存史料及明清檔案。
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元培就在英國唿籲將各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教育文化事業，特別提到要建立一個科學博物院，這所科學博物院包括“陳列、實驗、演講、研究、編印新圖書雜誌等事”。他對檔案保存機構的設想是緊密結合整理與研究，集保管、開放、利用為一體的西方檔案館性質的學術機構。類似的學術機構在民國時期先後出現過三個，分別是北大國學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這三個機構先後參與了明清檔案史料的整理，且都與蔡元培有密切的關係。
他先後擔任過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能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機構的奠基者和領導者，為明清檔案史料建立了永久的保存機構，也是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最後得以歸還公有的關鍵性人物。
前麵提到過了，蔡元培這時已經辭去大學院院長的職務，但是為留住這批珍貴檔案，即於九月十二日致函大學院總幹事楊杏佛，“欲大學院以二萬元購李盛鐸所藏之檔案。如能騰出此款，當然甚好。但幾日內有法籌出否？”
收到老院長的信後，楊杏佛馬上全力為之。
蔡元培、楊杏佛對於這部分內閣大庫檔案最終得以保存在史語所，並得到迅速整理、研究、刊發功不可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史語所派員至北平，由馬衡介紹，找李盛鐸洽談，後又由陳寅恪、李宗侗出麵辦理。
一九二九年三月，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說已向李盛鐸預付定金，並說由羅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極少數，其餘並未開包。最後，如傅斯年設計的路徑，大學院買下了這批檔案，交由中央部研究院，最後，傅斯年如願以償。
清亡以來，這批檔案數易其主，輾轉搬運，潮濕腐爛、鼠齧蟲蛀，損失相當嚴重。一般官僚政客，乘檢視之機，將珍貴案卷攫為己有，加上紙店主人挑選出售，羅、李收藏時各有留取。曆史語言研究所運進時，計稱得存於天津之檔案六萬餘斤，存於北平的部分大約與之相當，總計約十二萬斤，較原來應該是已經少了二萬餘斤。
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國寶，還是基本保留下來。
那些為保護這批國寶，曾做出不懈努力的先賢們，是不應該被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