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挖掘最起碼需要一個和平的條件，傅斯年和李濟等正準備在接下來的一九三零年大幹一場的時候，很可惜，殷墟發掘因中原大戰而被迫中斷了。而機緣巧合的是，因為這個中斷，中央史語所又開啟了一個重要的考古項目。
何為機緣巧合？這需要引出又一個對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
吳金鼎(1901—1948)字禹銘。山東省安丘縣萬戈莊人。幼年家貧，由外祖母供應上學，先後就讀於安丘德育中學、濰縣廣文中學（今濰坊二中）和齊魯大學。一九二六年考進清華學校研究院，讀人類學，後專業師從李濟先生學習考古學。一年後返迴母校齊魯大學繼續任教，並開始對濟南周邊的曆史遺跡進行考察。
其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兩年時間對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進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並基本確定城子崖為重要曆史遺址。
當時齊魯大學尚不具備獨立考古資質和發掘條件要求，吳金鼎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導師李濟。
李濟收到學生提供的消息，立即與傅斯年等人商量，並聯合成立“山東古跡研究會”，決定對城子崖遺址進行有秩序的發掘。傅斯年任委員長，李濟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經被聘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吳金鼎負責。古跡會成立之後立即開展田野工作，當時臨近冬天，因此選擇在各方麵條件比較便利的城子崖開始。
城子崖的第一次發掘，從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七日，參加的人員是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等六人。采用的是考古層位學的方法，發現城子崖台地的斷崖上清晰可見的“文化層”，這次發掘最有特點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此後，經過吳金鼎的整理，這些新發現文物展現出龍山文化的總體麵目。
城子崖的發現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推進非常重要，可以說是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個裏程碑。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山東古跡研究會在山東大學工學院召開了城子崖遺址新聞發布會，李濟發表講演，對城子崖遺址的第一期發掘進行階段性總結，對出土的黑陶遺存在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義給予充分肯定。
吳金鼎一九三三年赴英國留學，一九三七年以論著《中國陶器》，獲得倫敦大學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毫不誇張地說，吳金鼎是“第一位獲得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迴國後，他先後在“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帶領團隊在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從事考古調查，被譽為“中國西南地區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戰結束後，吳金鼎毅然受邀迴到母校齊魯大學，先後擔任文、理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多個職務，主持齊大國學研究所工作，為齊大複員濟南，重鑄輝煌出力巨多。
曾與吳金鼎在中研院史語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學家石璋如這樣評價自己的同事：“吳先生是龍山文化的發現者，田野考古調查約二十次，所得遺址八十四處，發掘遺址二十六處，是帶女性員工田野考古的開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鋒。從山東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漢、雲南南詔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時間上下數千年，地區縱橫數萬裏，涉獵經驗之豐，文化貢獻之多，直到現在為止，在田野工作上來說，有哪一個人能比得上他呢？稱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一九四八年吳金鼎因患胃癌在濟南病逝，年僅47歲。這為後話。
殷墟第四次發掘被拖了一年，肯定是壞事，但是，從另一方麵說，壞事又可以變成好事。因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殷墟第四次發掘，迎來了一位新成員，一個為殷墟以後的發掘，帶來根本性變化的人——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廣東新會人，是梁啟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國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華留美班。民國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此間曾參加過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對東亞考古學做過特別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幹問題》一文，除高瞻遠矚地深人分析有關資料外，還明確指出“……殊無理由原封不動地搬用西歐的型式學和年代學。假若將來的研究顯示出該地的一種特有的文化順序，也不會太出人意料之外吧”，這一科學預見，已為後來的考古發現所充分證實。
留學期間，梁思永為了解國內考古情況，曾一度迴國，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
在此期間，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濟一九二六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對萬餘片陶片進行了深入分析，寫出《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文。
雖然缺乏能夠複原的完整器形，還是就陶片的質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類敘述，對於它們在地層中的分布、變化作了詳細的統計，並用圖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陰村和仰韶村屬於同一時代的遺存外，梁思永還指出仰韶村的若幹器形（如三足鬲和鏤孔高圈足豆）不見於西陰村，後來的發現證實，上述陶器為較晚的龍山文化所有。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報告。
盡管所分析的僅限於一個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類、統計以及對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範的作用，對後來考古報告的編寫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以類型學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國近代考古學著作中應屬最早的代表。
民國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迴哈佛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國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幹問題》。（此文於1932年載於《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
梁思永在這篇文章中將亞洲東部地區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分為南西伯利亞群、華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們之間的異同及有待解決的間題，認為沒有必要照搬西歐的考古方式，如果東亞有新的文化順序，也不足為奇。他的預言後來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關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他將其分為中國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與朝鮮的外圍群，並指出它們的特征與有待解決的問題。梁思永在文中著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間題，一個是疊壓地層的問題，第二是分區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後來研究後岡遺址時用於揭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順序，後者應用於分區研究龍山文化。這篇文章是中國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對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論述。也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對大範圍內進行對比研究的第一篇論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歲的梁思永留美歸來，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
剛到“中央史語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語所”的“東北考古計劃”。因為一九二四年時法國學者德日進曾在赤峰林西發現過一處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的首選目的地便鎖定在了那裏。就在整裝待發之際，通遼一帶突然暴發鼠疫，阻斷了行程。恰巧此時，中東鐵路的俄籍雇員路卡什金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又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梁思永立馬決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發掘了二百塊陶片、一座墓葬及十餘件骨器，並從地麵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標本一千多件。隻是因為天氣驟然變冷，發掘工作在進行了三天之後被迫停工。於是，梁思永取道通遼，一路南下，將工作計劃重新拉迴到了林西。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進行了一趟極為艱難的跋涉，在後來的調查報告中，梁思永迴憶道：“這慘黯的境況不但使我們精神感受極大的打擊，並且增加了許多行旅的困難。一路上人食、馬草、飲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沒有一天不發生問題。此外再加上賊匪的出沒，氣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礙，白晝時間的縮短，我們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環境的支配，沒有絲毫的自由。”縱使如此，他卻沒有動過一絲放棄的念頭。
早在二十世紀初，位於赤峰東北郊英金河畔的紅山就引起了國外考古學家的關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和法國學者桑誌華先後到此進行過考古發掘，發現了八十多處史前文化遺址。在哈佛時，梁思永仔細閱讀過二人的調查研究論著，對該區域關注已久。
然而當梁思永終於到達林西，找到了被當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窩子地時，西北風也刮到了那裏。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氣溫將遺址地表的土層凍得非常堅硬，無法開掘，隻能轉而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麵的采集。
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遺址》這篇報告中詳細報導了發掘經過，闡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麵貌，他在對細石器的概念的分類標準方麵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典範，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數百處細石器文化遺址中幾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殷墟第二、第三次發掘，雖然李濟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及對學科發展的引領，但田野技術卻是他的弱項，梁思永恰恰在田野發掘技術上為殷墟考古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他是殷墟考古過程中第一個真正受過現代科學考古訓練的人。
怎麽說呢？如果說李濟開啟了殷墟的考古發掘的話，梁思永則是開啟了殷墟科學考古發掘。
何為機緣巧合？這需要引出又一個對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
吳金鼎(1901—1948)字禹銘。山東省安丘縣萬戈莊人。幼年家貧，由外祖母供應上學，先後就讀於安丘德育中學、濰縣廣文中學（今濰坊二中）和齊魯大學。一九二六年考進清華學校研究院，讀人類學，後專業師從李濟先生學習考古學。一年後返迴母校齊魯大學繼續任教，並開始對濟南周邊的曆史遺跡進行考察。
其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兩年時間對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進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並基本確定城子崖為重要曆史遺址。
當時齊魯大學尚不具備獨立考古資質和發掘條件要求，吳金鼎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導師李濟。
李濟收到學生提供的消息，立即與傅斯年等人商量，並聯合成立“山東古跡研究會”，決定對城子崖遺址進行有秩序的發掘。傅斯年任委員長，李濟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經被聘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吳金鼎負責。古跡會成立之後立即開展田野工作，當時臨近冬天，因此選擇在各方麵條件比較便利的城子崖開始。
城子崖的第一次發掘，從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七日到十二月七日，參加的人員是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等六人。采用的是考古層位學的方法，發現城子崖台地的斷崖上清晰可見的“文化層”，這次發掘最有特點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此後，經過吳金鼎的整理，這些新發現文物展現出龍山文化的總體麵目。
城子崖的發現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推進非常重要，可以說是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個裏程碑。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山東古跡研究會在山東大學工學院召開了城子崖遺址新聞發布會，李濟發表講演，對城子崖遺址的第一期發掘進行階段性總結，對出土的黑陶遺存在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義給予充分肯定。
吳金鼎一九三三年赴英國留學，一九三七年以論著《中國陶器》，獲得倫敦大學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毫不誇張地說，吳金鼎是“第一位獲得人類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迴國後，他先後在“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帶領團隊在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從事考古調查，被譽為“中國西南地區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戰結束後，吳金鼎毅然受邀迴到母校齊魯大學，先後擔任文、理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多個職務，主持齊大國學研究所工作，為齊大複員濟南，重鑄輝煌出力巨多。
曾與吳金鼎在中研院史語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學家石璋如這樣評價自己的同事：“吳先生是龍山文化的發現者，田野考古調查約二十次，所得遺址八十四處，發掘遺址二十六處，是帶女性員工田野考古的開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鋒。從山東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漢、雲南南詔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時間上下數千年，地區縱橫數萬裏，涉獵經驗之豐，文化貢獻之多，直到現在為止，在田野工作上來說，有哪一個人能比得上他呢？稱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一九四八年吳金鼎因患胃癌在濟南病逝，年僅47歲。這為後話。
殷墟第四次發掘被拖了一年，肯定是壞事，但是，從另一方麵說，壞事又可以變成好事。因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殷墟第四次發掘，迎來了一位新成員，一個為殷墟以後的發掘，帶來根本性變化的人——梁思永。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廣東新會人，是梁啟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國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華留美班。民國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此間曾參加過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對東亞考古學做過特別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幹問題》一文，除高瞻遠矚地深人分析有關資料外，還明確指出“……殊無理由原封不動地搬用西歐的型式學和年代學。假若將來的研究顯示出該地的一種特有的文化順序，也不會太出人意料之外吧”，這一科學預見，已為後來的考古發現所充分證實。
留學期間，梁思永為了解國內考古情況，曾一度迴國，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
在此期間，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濟一九二六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對萬餘片陶片進行了深入分析，寫出《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文。
雖然缺乏能夠複原的完整器形，還是就陶片的質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類敘述，對於它們在地層中的分布、變化作了詳細的統計，並用圖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陰村和仰韶村屬於同一時代的遺存外，梁思永還指出仰韶村的若幹器形（如三足鬲和鏤孔高圈足豆）不見於西陰村，後來的發現證實，上述陶器為較晚的龍山文化所有。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報告。
盡管所分析的僅限於一個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類、統計以及對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範的作用，對後來考古報告的編寫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以類型學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國近代考古學著作中應屬最早的代表。
民國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迴哈佛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國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幹問題》。（此文於1932年載於《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
梁思永在這篇文章中將亞洲東部地區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分為南西伯利亞群、華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們之間的異同及有待解決的間題，認為沒有必要照搬西歐的考古方式，如果東亞有新的文化順序，也不足為奇。他的預言後來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關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他將其分為中國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與朝鮮的外圍群，並指出它們的特征與有待解決的問題。梁思永在文中著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間題，一個是疊壓地層的問題，第二是分區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後來研究後岡遺址時用於揭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順序，後者應用於分區研究龍山文化。這篇文章是中國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對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論述。也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對大範圍內進行對比研究的第一篇論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歲的梁思永留美歸來，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
剛到“中央史語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語所”的“東北考古計劃”。因為一九二四年時法國學者德日進曾在赤峰林西發現過一處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的首選目的地便鎖定在了那裏。就在整裝待發之際，通遼一帶突然暴發鼠疫，阻斷了行程。恰巧此時，中東鐵路的俄籍雇員路卡什金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又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梁思永立馬決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發掘了二百塊陶片、一座墓葬及十餘件骨器，並從地麵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標本一千多件。隻是因為天氣驟然變冷，發掘工作在進行了三天之後被迫停工。於是，梁思永取道通遼，一路南下，將工作計劃重新拉迴到了林西。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進行了一趟極為艱難的跋涉，在後來的調查報告中，梁思永迴憶道：“這慘黯的境況不但使我們精神感受極大的打擊，並且增加了許多行旅的困難。一路上人食、馬草、飲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沒有一天不發生問題。此外再加上賊匪的出沒，氣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礙，白晝時間的縮短，我們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環境的支配，沒有絲毫的自由。”縱使如此，他卻沒有動過一絲放棄的念頭。
早在二十世紀初，位於赤峰東北郊英金河畔的紅山就引起了國外考古學家的關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和法國學者桑誌華先後到此進行過考古發掘，發現了八十多處史前文化遺址。在哈佛時，梁思永仔細閱讀過二人的調查研究論著，對該區域關注已久。
然而當梁思永終於到達林西，找到了被當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窩子地時，西北風也刮到了那裏。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氣溫將遺址地表的土層凍得非常堅硬，無法開掘，隻能轉而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麵的采集。
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遺址》這篇報告中詳細報導了發掘經過，闡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麵貌，他在對細石器的概念的分類標準方麵為後來的研究樹立了典範，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數百處細石器文化遺址中幾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殷墟第二、第三次發掘，雖然李濟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及對學科發展的引領，但田野技術卻是他的弱項，梁思永恰恰在田野發掘技術上為殷墟考古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他是殷墟考古過程中第一個真正受過現代科學考古訓練的人。
怎麽說呢？如果說李濟開啟了殷墟的考古發掘的話，梁思永則是開啟了殷墟科學考古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