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後，引發了學者們對甲骨文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對甲骨文的認識也不斷的深入。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羅振玉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其真實出土地，並且證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朝晚期都城，屬於商朝王室遺物。
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寶鈺（振鈺），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晚號貞鬆老人、鬆翁。祖籍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出生於江蘇淮安。中國近代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農學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其餘三人是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下《史記?殷本紀》。然而對於這個比自己還早千年的王朝，司馬遷除了記錄王位世次，並無過多描述。當上世紀初疑古派縱橫史學之時，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過，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問。
一九一七年，王國維從甲骨文中考釋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證明司馬遷《殷本紀》的商王世次並非虛構。
然而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還是知之甚少。而要更深入的去認識這個王朝，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料。
民國初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主張大膽疑古，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同樣的故事主題，文獻記載越來越詳細，其實都是後代史官虛構事實，為了增加王朝正統性而編造出來的。
傅斯年認為，要想解決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必須有新方法、新材料，尋找史前和中國曆史時期的連接，發掘殷墟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殷墟由於甲骨文出土與研究已確知為商代晚期的都城，這在時間上就有了準確的節點，可以為“其他古墟知識作度量”。
為此，傅斯年在“中央史語所”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派董作賓先期赴河南安陽考察。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殷商時代已經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陽小屯村的向導把董作賓帶到一片田壟邊，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驚人的土地。過去的三十年間，人們就是在這裏不斷地翻找出大片的“龍骨”，上刻著人們無法看懂的符號。隻不過，安陽人關注的是甲骨本身。這些甲骨抵得過最高產的莊稼。清末兩江總督端方為一塊甲骨開出的價格，曾一度高達二兩五錢銀子。這片甲骨“莊稼”的根係，就紮在泥土深處的那座商朝的故城裏。
隻是現在，除了黃土，什麽都沒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陽城中，士紳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紛紛勸遠道而來的董作賓放棄幻想。走下田壟勘測後，董作賓發現，有幾個坑顯然才剛剛被填埋好，而他在坑邊甚至撿到一片沒有字的甲骨。他認定，就在腳下的棉田深處，應該仍然埋藏著有字的甲骨。
“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董作賓的信很快從安陽寄往廣州，曆史語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匯來一千銀元，希望“紙上考古”轉為“田野考古”。
傅斯年的計劃極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擺脫傳統學者所遵循的“紙上的考古”，而進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標是沿著洛陽逐步西進，直到中亞各地。他以中華文明作為立足點，但是目光所及遠遠超過了中國的地理版圖。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北大國學門的陳垣等人試圖把北京建成漢學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東京，而傅斯年也熱切地期望能把“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從巴黎和柏林奪迴中國。
而眼下的殷墟發掘，正是這個龐大計劃的第一步，能成為中國現代考古的基準刻度。為此，他與中央研究院反複磋商，終於討來一千銀元，這是一筆不菲的數目。
殷墟第一次發掘意義非凡，但當時卻並非易事，種種障礙橫亙在董作賓麵前。
那時河南聚眾挖古物的事情層出不窮，省內外反響強烈，河南省政府專門發布條例，嚴厲禁止挖掘古物。
當時科學發掘的意義不為人知，考古發掘甲骨也被人當做“挖寶”，不但當地人眼紅，社會各界也疑竇叢生。此外，當時安陽匪患嚴重，沒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學發掘根本無法進行。
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原名作仁，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出生於河南南陽。甲骨學家、古史學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學、年代學、曆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他年輕時經過商，教過書，辦過報紙，直到二十八歲進入北京大學國學門讀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學術之路。加入史語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學做副教授。他對甲骨研究有著敏銳的直覺。由於年少時學過篆刻，他逐漸練出一門絕技，可以根據刀法判斷甲骨的真偽。
在安陽調查期間，董作賓就感覺到，將來的考古發掘要麵對種種障礙。當地人視地下甲骨為己有，前來發掘無異於“虎口奪食”；河南省專門發布條例，嚴禁發掘古物，這法令杜絕不了盜掘，但公開的考古發掘卻可能“撞到槍口上”；安陽匪患叢生，考古工作和人員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證。
從董作賓的做法看，他是“上盤、中盤、下盤”齊動手，運用各種社會關係，力促考古發掘順利進行。他先前往開封，請幼年私塾同學郭寶鈞相助。郭此時是省教育廳秘書，人脈很熟，經他引薦，董作賓拜訪了河南建設廳長張鈁、教育廳長查良釗，向他們說明殷墟發掘的緊迫性和重大意義，贏得了這兩位河南重量級人物的讚許。
隨後，董作賓前往上海、南京，為發掘采購所需儀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與傅斯年麵談，請他出麵，讓“中國民國大學院”、“國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等給河南省政府發公函，請求給予保護和協助。並請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給他予以幫助。
各種公函到達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會議上，董作賓早已“埋伏”好的張鈁、查良釗“一唱一和”，據理力爭，使“殷墟發掘之案”順利通過。
經董作賓爭取，省政府的張錫晉、教育廳的郭寶鈞又奉派隨同協助。董作賓又邀約表弟王湘等兩人，連同上海請來的測繪員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陽。
這次他們落腳在洹上村彰德高級中學，有教育廳大員郭寶鈞參與，學校熱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學校借用。
安頓就緒，董作賓、張錫晉、郭寶鈞前往安陽縣政府請求幫助。縣長極表支持，對董作賓的要求一一照辦將科學發掘之事公告全縣，特別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張貼布告，令盡人皆知；從縣人民自衛團派一名軍官率領十名士兵，隨同考古隊前往小屯，並駐紮村裏，保護發掘人員、看守發掘現場；從縣政府特派專門委員協助，並派兩名警察跟隨維護治安。
在縣裏安置妥帖，董作賓又來村裏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護衛下，到小屯村村長張學獻家開會，董作賓先介紹科學發掘的意義，然後，省、縣官員宣讀兩級政府公告。情緒有些騷動的會場，漸漸安靜下來。
董作賓接著布置，他說好工錢，請村長代招工人，並通知村民，無論挖掘到誰家地裏，對受損的莊稼都會給予賠償。最後，租了村長家幾間房子做臨時辦公場所，也作為自衛隊的住房。
村長辦事很上心，當天就招齊了所需的十五名工人。
傅斯年讓董作賓主持第一次殷墟發掘，可真是找對了人。經過商，教過書，辦過報紙，豐富的人生經曆，成就了會辦事的本事。
參與第一次發掘的六個人，包括董作賓在內，都沒有考古發掘經驗，甚至也都沒有受過專業培訓，董作賓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學問。
他最初設想挖正方形，四丈見方，這樣麵積大，深處光線充足，可以隨時攝影。但請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長方形，長七八尺，寬兩三尺。這樣的尺度，鐵鍁、抓鉤用起來方便；可以架轆轤，坑深時起土省力；挖出來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時方便省力。於是決定放棄最初設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洹水岸邊挖了一天，卻一無所獲。董作賓不無喪氣時，發現田間有農民在挖括蔞的根莖天花粉(一種中藥材)，他們拿著一種鏟子，長七八寸寬四五寸，鏟麵與“洛陽鏟”不同，把兒長一丈多。找到藥材苗，即順著苗莖慢慢向下挖，挖出一個小洞，將地下約一丈深處的根兒取上來。
董作賓大感興趣，上前觀看，見不同深度挖出來的土色不同，於是大悟，談好工錢，請農民第二天帶著長鏟來幫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
六七天後，在小屯村一戶人家院內有了大收獲。這個編號為二十四的坑裏，發現有字骨版十五塊，骨質堅實黝黑，字極清晰，再往下挖，出土獸骨獸牙等。董作賓十分興奮，繪製《二十四坑之土層及其出土器物圖》，最早注意到了甲骨與土層的關係及相關信息。
與以往的書齋生涯相比，考古發掘十分艱苦。因小屯一帶有匪患，他們不敢住村裏，每天往返步行十餘裏，午飯是幹饅頭、涼開水，有時會讓村民煮點兒稀飯，當時安陽風沙極大，往往一碗飯沒喝完，已落上一層土。盡管如此，他們卻越幹越起勁。
但是，這中間也有曲折，董作賓的專業背景和學術興趣，決定了他最看重的仍是甲骨。最令他失望的是，考古隊在十三天裏接連發掘了三十六個坑，卻隻在其中六七處發現了有字的甲骨，數量遠低於預期。他有些猶豫，眼看著傅斯年辛苦討來的一千銀元不斷消耗，他越來越不安，甚至建議停止發掘計劃，以免勞民傷財。
不過，傅斯年卻堅信，發現多少甲骨上的文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實情況和蘊含其中的知識。他並非考古學專業出身，他所依靠的，是敏銳的直覺、廣博的見識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對學術的使命感。
第一次殷墟發掘持續了十八天，挖了四十個坑，共發掘出有字龜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版二百二十九件、無字甲骨近兩千片，還有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獲還是頗豐。而最重要的是為以後的殷墟發掘，開了個好頭，也使“中央史語所”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這片遺址有了更多新的認識。
每年的十月十三日被史語所內部定為“考古節”。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羅振玉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其真實出土地，並且證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朝晚期都城，屬於商朝王室遺物。
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寶鈺（振鈺），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晚號貞鬆老人、鬆翁。祖籍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出生於江蘇淮安。中國近代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農學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其餘三人是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下《史記?殷本紀》。然而對於這個比自己還早千年的王朝，司馬遷除了記錄王位世次，並無過多描述。當上世紀初疑古派縱橫史學之時，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過，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問。
一九一七年，王國維從甲骨文中考釋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證明司馬遷《殷本紀》的商王世次並非虛構。
然而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還是知之甚少。而要更深入的去認識這個王朝，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料。
民國初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主張大膽疑古，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同樣的故事主題，文獻記載越來越詳細，其實都是後代史官虛構事實，為了增加王朝正統性而編造出來的。
傅斯年認為，要想解決古史辨派提出的問題，必須有新方法、新材料，尋找史前和中國曆史時期的連接，發掘殷墟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殷墟由於甲骨文出土與研究已確知為商代晚期的都城，這在時間上就有了準確的節點，可以為“其他古墟知識作度量”。
為此，傅斯年在“中央史語所”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派董作賓先期赴河南安陽考察。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殷商時代已經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陽小屯村的向導把董作賓帶到一片田壟邊，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驚人的土地。過去的三十年間，人們就是在這裏不斷地翻找出大片的“龍骨”，上刻著人們無法看懂的符號。隻不過，安陽人關注的是甲骨本身。這些甲骨抵得過最高產的莊稼。清末兩江總督端方為一塊甲骨開出的價格，曾一度高達二兩五錢銀子。這片甲骨“莊稼”的根係，就紮在泥土深處的那座商朝的故城裏。
隻是現在，除了黃土，什麽都沒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陽城中，士紳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紛紛勸遠道而來的董作賓放棄幻想。走下田壟勘測後，董作賓發現，有幾個坑顯然才剛剛被填埋好，而他在坑邊甚至撿到一片沒有字的甲骨。他認定，就在腳下的棉田深處，應該仍然埋藏著有字的甲骨。
“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董作賓的信很快從安陽寄往廣州，曆史語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匯來一千銀元，希望“紙上考古”轉為“田野考古”。
傅斯年的計劃極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擺脫傳統學者所遵循的“紙上的考古”，而進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標是沿著洛陽逐步西進，直到中亞各地。他以中華文明作為立足點，但是目光所及遠遠超過了中國的地理版圖。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北大國學門的陳垣等人試圖把北京建成漢學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東京，而傅斯年也熱切地期望能把“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從巴黎和柏林奪迴中國。
而眼下的殷墟發掘，正是這個龐大計劃的第一步，能成為中國現代考古的基準刻度。為此，他與中央研究院反複磋商，終於討來一千銀元，這是一筆不菲的數目。
殷墟第一次發掘意義非凡，但當時卻並非易事，種種障礙橫亙在董作賓麵前。
那時河南聚眾挖古物的事情層出不窮，省內外反響強烈，河南省政府專門發布條例，嚴厲禁止挖掘古物。
當時科學發掘的意義不為人知，考古發掘甲骨也被人當做“挖寶”，不但當地人眼紅，社會各界也疑竇叢生。此外，當時安陽匪患嚴重，沒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學發掘根本無法進行。
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原名作仁，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出生於河南南陽。甲骨學家、古史學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學、年代學、曆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他年輕時經過商，教過書，辦過報紙，直到二十八歲進入北京大學國學門讀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學術之路。加入史語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學做副教授。他對甲骨研究有著敏銳的直覺。由於年少時學過篆刻，他逐漸練出一門絕技，可以根據刀法判斷甲骨的真偽。
在安陽調查期間，董作賓就感覺到，將來的考古發掘要麵對種種障礙。當地人視地下甲骨為己有，前來發掘無異於“虎口奪食”；河南省專門發布條例，嚴禁發掘古物，這法令杜絕不了盜掘，但公開的考古發掘卻可能“撞到槍口上”；安陽匪患叢生，考古工作和人員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證。
從董作賓的做法看，他是“上盤、中盤、下盤”齊動手，運用各種社會關係，力促考古發掘順利進行。他先前往開封，請幼年私塾同學郭寶鈞相助。郭此時是省教育廳秘書，人脈很熟，經他引薦，董作賓拜訪了河南建設廳長張鈁、教育廳長查良釗，向他們說明殷墟發掘的緊迫性和重大意義，贏得了這兩位河南重量級人物的讚許。
隨後，董作賓前往上海、南京，為發掘采購所需儀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與傅斯年麵談，請他出麵，讓“中國民國大學院”、“國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等給河南省政府發公函，請求給予保護和協助。並請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給他予以幫助。
各種公函到達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會議上，董作賓早已“埋伏”好的張鈁、查良釗“一唱一和”，據理力爭，使“殷墟發掘之案”順利通過。
經董作賓爭取，省政府的張錫晉、教育廳的郭寶鈞又奉派隨同協助。董作賓又邀約表弟王湘等兩人，連同上海請來的測繪員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陽。
這次他們落腳在洹上村彰德高級中學，有教育廳大員郭寶鈞參與，學校熱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學校借用。
安頓就緒，董作賓、張錫晉、郭寶鈞前往安陽縣政府請求幫助。縣長極表支持，對董作賓的要求一一照辦將科學發掘之事公告全縣，特別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張貼布告，令盡人皆知；從縣人民自衛團派一名軍官率領十名士兵，隨同考古隊前往小屯，並駐紮村裏，保護發掘人員、看守發掘現場；從縣政府特派專門委員協助，並派兩名警察跟隨維護治安。
在縣裏安置妥帖，董作賓又來村裏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護衛下，到小屯村村長張學獻家開會，董作賓先介紹科學發掘的意義，然後，省、縣官員宣讀兩級政府公告。情緒有些騷動的會場，漸漸安靜下來。
董作賓接著布置，他說好工錢，請村長代招工人，並通知村民，無論挖掘到誰家地裏，對受損的莊稼都會給予賠償。最後，租了村長家幾間房子做臨時辦公場所，也作為自衛隊的住房。
村長辦事很上心，當天就招齊了所需的十五名工人。
傅斯年讓董作賓主持第一次殷墟發掘，可真是找對了人。經過商，教過書，辦過報紙，豐富的人生經曆，成就了會辦事的本事。
參與第一次發掘的六個人，包括董作賓在內，都沒有考古發掘經驗，甚至也都沒有受過專業培訓，董作賓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學問。
他最初設想挖正方形，四丈見方，這樣麵積大，深處光線充足，可以隨時攝影。但請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長方形，長七八尺，寬兩三尺。這樣的尺度，鐵鍁、抓鉤用起來方便；可以架轆轤，坑深時起土省力；挖出來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時方便省力。於是決定放棄最初設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洹水岸邊挖了一天，卻一無所獲。董作賓不無喪氣時，發現田間有農民在挖括蔞的根莖天花粉(一種中藥材)，他們拿著一種鏟子，長七八寸寬四五寸，鏟麵與“洛陽鏟”不同，把兒長一丈多。找到藥材苗，即順著苗莖慢慢向下挖，挖出一個小洞，將地下約一丈深處的根兒取上來。
董作賓大感興趣，上前觀看，見不同深度挖出來的土色不同，於是大悟，談好工錢，請農民第二天帶著長鏟來幫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
六七天後，在小屯村一戶人家院內有了大收獲。這個編號為二十四的坑裏，發現有字骨版十五塊，骨質堅實黝黑，字極清晰，再往下挖，出土獸骨獸牙等。董作賓十分興奮，繪製《二十四坑之土層及其出土器物圖》，最早注意到了甲骨與土層的關係及相關信息。
與以往的書齋生涯相比，考古發掘十分艱苦。因小屯一帶有匪患，他們不敢住村裏，每天往返步行十餘裏，午飯是幹饅頭、涼開水，有時會讓村民煮點兒稀飯，當時安陽風沙極大，往往一碗飯沒喝完，已落上一層土。盡管如此，他們卻越幹越起勁。
但是，這中間也有曲折，董作賓的專業背景和學術興趣，決定了他最看重的仍是甲骨。最令他失望的是，考古隊在十三天裏接連發掘了三十六個坑，卻隻在其中六七處發現了有字的甲骨，數量遠低於預期。他有些猶豫，眼看著傅斯年辛苦討來的一千銀元不斷消耗，他越來越不安，甚至建議停止發掘計劃，以免勞民傷財。
不過，傅斯年卻堅信，發現多少甲骨上的文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實情況和蘊含其中的知識。他並非考古學專業出身，他所依靠的，是敏銳的直覺、廣博的見識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對學術的使命感。
第一次殷墟發掘持續了十八天，挖了四十個坑，共發掘出有字龜甲五百五十五片、有字骨版二百二十九件、無字甲骨近兩千片，還有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獲還是頗豐。而最重要的是為以後的殷墟發掘，開了個好頭，也使“中央史語所”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這片遺址有了更多新的認識。
每年的十月十三日被史語所內部定為“考古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