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熱愛教育，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培養選拔有才華的學生，視此為振興中華學術的根本保證。
上一章談到，傅斯年認定的高等教育的目標，或者現在人們常說的，大學的教育方針：應該是使受教育者能夠掌握一定的知識，所謂在小學和中學的基礎上完成基礎教育，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品性，教會學生掌握專門的技能，成為專業人才。傅斯年的這一思想，顯然是他長期思考的結晶，可謂一語中的，揭示了高等教育的真諦。
但這隻是大學功能的一部分，或者是主要的功能。從國外留學對國外大學的觀察和學習，傅斯年認為，大學不能隻是個教學機構，集中了那麽多高端人才和稀有資源，大學還應該是個研究機構。
就他個人來說，他的理想不隻是做一個好的大學教員，也不隻是做一般的教學行政工作，他要將自己學到的科學知識、方法付諸實踐，組織起一批優秀的學者進行“集眾”的研究，成就中華學術的大事業。
這是個有大目標，大智慧的人。
傅斯年把自己的想法說給了朱家驊後，得到了朱的讚同和大力支持。這或許是學者型領導者的得天獨厚——從善如流。
說幹就幹，從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也就是傅斯年剛來到中山大學半年多一點的時間，他便開始實施他的“集眾”研究的計劃，著手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並出任研究所籌備主任。
十月十六日，語言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傅斯年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議出版學術刊物事宜。會議決定由楊振聲、顧頡剛、餘永梁、羅常培、商承祚等人編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顧頡剛、楊振聲、杜定友等人編輯《圖書館周刊》，鍾敬文、董作賓等人編輯《歌謠周刊》（出版時改名為《民間文藝》）。
傅斯年創建史語所之目的，不僅是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更是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如果追溯起來，傅斯年的這一理想當緣於他對中國傳統學問的極度不滿。他在北大求學階段，就曾著文列舉中國學術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因此，年輕的傅斯年對“國故”、“國學”甚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專門機構來建設科學的新學術。
他說過；“向者吾校性質雖取法於外國大學，實與曆史上所謂“國學”者一貫，未足列於世界大學之林；……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
可以說，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的念頭，他在北大上學時就說過：“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係統的事物來，不特有益於中國學問界，或者有補於‘世界的’科學。中國是個很長的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華國故在“世界的”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言語學等等的材料上，占個重要的部分。……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決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
傅斯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留學。他自述留學動機和計劃是：“我將來要專那門科學，現在還不會定。但以心理學為心理的、社會的科學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動物學、生理學、數學。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
研究傅斯年的思想，能夠看出：他在英國求學的“主要目標是一方麵摒棄代表著中國思維方式的模棱兩可、過於籠統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同時運用一些實驗的、觀察的和數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類思想的深層”。
傅斯年這種無畏的、不功利的探求，不僅僅在於他對科學的信奉，更在於早早就抱定了這樣的宗旨，即“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是青年的第一事業”。
他後來曾經有過這樣的自我評價：“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歡喜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若為政府persecuted，也還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裏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隻好從此以著書為業，所可惜者，病中能著書幾何，大是問題耳。”
在尋找到“科學”的史學研究方法過程中，傅斯年在如何看待中國古史問題上，是經曆過一個過程的。
在北大求學期間，傅斯年曾著文認為：“周平王東遷以前，世所謂唐虞三代，此時期中，雖政治不無變化，而其詳不可得聞，既無編年之史（《竹書紀年》不足信），又多傳疑之說（夏殷無論，即如兩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東，厲王失國諸事，異說紛歧，所難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為“傳疑時代”。蓋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以周平王以降為中國信史的開端，這種觀點不可謂不激進，但也恰好凸顯五四時代的社會風尚。對於信史之前的神話傳說，傅斯年的判斷是：“就中國論，古來一切稱帝之神王皆是宗神（tribal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為宗神之混合，後來複以大一統思想之發達，成為普遍的混合。《堯典》所載堯廷中諸人，……其來源皆是宗神，即部落之崇拜。後來或置之於一堂，或列之於多係，其混合方式要不出於戰伐的，文化的，思想的。兩民族或兩部落攻戰之後，一敗一勝，征服人者之宗神固易為被征服者所采用，有時被征服者之宗神，亦可為征服人者所采用。文化高者之宗神固可為文化低者因文化接觸而采用，有時亦可相反，本非一係一族之部落，各有其宗神，後來奉大一統思想者，亦可強為安置，使成親屬。此等實例累百累千，世界各地之古史皆有之，不以中國為限矣。”
在歐洲七年間，傅斯年的學習和生活狀態給人以“雜亂、頹放”之印象，但這種散漫的治學方式卻令他最終成長為一個中國現代學術的設計師。在他的留學後期，傅斯年對於中國古史已有了新的認識。在他給顧頡剛的論古史書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的以下看法：“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兩之外，也更沒有什麽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他同時又對古史中的具體問題發表了看法：“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於民間。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擬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舜，我擬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顓頊為秦之傳說，嚳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隻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號。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於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
在《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發刊詞中，傅斯年第一次吐露了他對未來的心聲：“現在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設立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給予我們以研究工作，我們對於這個機關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
上一章談到，傅斯年認定的高等教育的目標，或者現在人們常說的，大學的教育方針：應該是使受教育者能夠掌握一定的知識，所謂在小學和中學的基礎上完成基礎教育，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品性，教會學生掌握專門的技能，成為專業人才。傅斯年的這一思想，顯然是他長期思考的結晶，可謂一語中的，揭示了高等教育的真諦。
但這隻是大學功能的一部分，或者是主要的功能。從國外留學對國外大學的觀察和學習，傅斯年認為，大學不能隻是個教學機構，集中了那麽多高端人才和稀有資源，大學還應該是個研究機構。
就他個人來說，他的理想不隻是做一個好的大學教員，也不隻是做一般的教學行政工作，他要將自己學到的科學知識、方法付諸實踐，組織起一批優秀的學者進行“集眾”的研究，成就中華學術的大事業。
這是個有大目標，大智慧的人。
傅斯年把自己的想法說給了朱家驊後，得到了朱的讚同和大力支持。這或許是學者型領導者的得天獨厚——從善如流。
說幹就幹，從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也就是傅斯年剛來到中山大學半年多一點的時間，他便開始實施他的“集眾”研究的計劃，著手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並出任研究所籌備主任。
十月十六日，語言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傅斯年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議出版學術刊物事宜。會議決定由楊振聲、顧頡剛、餘永梁、羅常培、商承祚等人編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顧頡剛、楊振聲、杜定友等人編輯《圖書館周刊》，鍾敬文、董作賓等人編輯《歌謠周刊》（出版時改名為《民間文藝》）。
傅斯年創建史語所之目的，不僅是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更是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如果追溯起來，傅斯年的這一理想當緣於他對中國傳統學問的極度不滿。他在北大求學階段，就曾著文列舉中國學術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因此，年輕的傅斯年對“國故”、“國學”甚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專門機構來建設科學的新學術。
他說過；“向者吾校性質雖取法於外國大學，實與曆史上所謂“國學”者一貫，未足列於世界大學之林；……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
可以說，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的念頭，他在北大上學時就說過：“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係統的事物來，不特有益於中國學問界，或者有補於‘世界的’科學。中國是個很長的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華國故在“世界的”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言語學等等的材料上，占個重要的部分。……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決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
傅斯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留學。他自述留學動機和計劃是：“我將來要專那門科學，現在還不會定。但以心理學為心理的、社會的科學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動物學、生理學、數學。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
研究傅斯年的思想，能夠看出：他在英國求學的“主要目標是一方麵摒棄代表著中國思維方式的模棱兩可、過於籠統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同時運用一些實驗的、觀察的和數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類思想的深層”。
傅斯年這種無畏的、不功利的探求，不僅僅在於他對科學的信奉，更在於早早就抱定了這樣的宗旨，即“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是青年的第一事業”。
他後來曾經有過這樣的自我評價：“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歡喜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若為政府persecuted，也還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裏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隻好從此以著書為業，所可惜者，病中能著書幾何，大是問題耳。”
在尋找到“科學”的史學研究方法過程中，傅斯年在如何看待中國古史問題上，是經曆過一個過程的。
在北大求學期間，傅斯年曾著文認為：“周平王東遷以前，世所謂唐虞三代，此時期中，雖政治不無變化，而其詳不可得聞，既無編年之史（《竹書紀年》不足信），又多傳疑之說（夏殷無論，即如兩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東，厲王失國諸事，異說紛歧，所難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為“傳疑時代”。蓋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以周平王以降為中國信史的開端，這種觀點不可謂不激進，但也恰好凸顯五四時代的社會風尚。對於信史之前的神話傳說，傅斯年的判斷是：“就中國論，古來一切稱帝之神王皆是宗神（tribal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為宗神之混合，後來複以大一統思想之發達，成為普遍的混合。《堯典》所載堯廷中諸人，……其來源皆是宗神，即部落之崇拜。後來或置之於一堂，或列之於多係，其混合方式要不出於戰伐的，文化的，思想的。兩民族或兩部落攻戰之後，一敗一勝，征服人者之宗神固易為被征服者所采用，有時被征服者之宗神，亦可為征服人者所采用。文化高者之宗神固可為文化低者因文化接觸而采用，有時亦可相反，本非一係一族之部落，各有其宗神，後來奉大一統思想者，亦可強為安置，使成親屬。此等實例累百累千，世界各地之古史皆有之，不以中國為限矣。”
在歐洲七年間，傅斯年的學習和生活狀態給人以“雜亂、頹放”之印象，但這種散漫的治學方式卻令他最終成長為一個中國現代學術的設計師。在他的留學後期，傅斯年對於中國古史已有了新的認識。在他給顧頡剛的論古史書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的以下看法：“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兩之外，也更沒有什麽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他同時又對古史中的具體問題發表了看法：“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於民間。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擬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舜，我擬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顓頊為秦之傳說，嚳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隻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號。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於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
在《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發刊詞中，傅斯年第一次吐露了他對未來的心聲：“現在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設立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給予我們以研究工作，我們對於這個機關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